行政法领域中法律责任竞合的理解论文

行政法领域中法律责任竞合的理解论文（通用2篇）

行政法领域中法律责任竞合的理解论文 篇1

行政法领域中法律责任竞合的理解论文

案例

A公司主要生产各类民用风机产品，其生产的单元式空气调节机用双进风离心通风机，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暖通、制冷空调用轴流通风机，屋顶通风机等产品于12月3日取得了编号为“XK06—015—00465”的制冷设备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12月2日。A公司从未取得任何防爆通风机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且生产的各类离心通风机时没有取得能效标识。后经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查处，发现A公司于202月上旬生产8台离心通风机是应B公司要求生产，产品上均用白色标签标注的产品名称为防爆变频离心风机箱的前向多翼离心通风机，其产品金属铭牌标注内容为：“HTFC—I系列低噪声风机箱，生产日期均为年1月，制造单位为A公司”；上述8台离心通风机均未标注能效标识。A公司与B公司签订的上述产品合同金额为16370元，因产品被查处时A公司尚未发出，故未产生任何利润。区质量技术监督局予以立案调查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以下简称《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如下行政处罚：一、责令改正；二、没收8台未取得许可生产的防爆离心通风机产品；三、处以罚款人民币30000元整。

一、违法行为的判定

前述案例中对于是否存在多个违法行为存有相当大的争议，无论是作为执法部门的质监局，还是作为被处罚单位A公司，抑或是司法审查部门人民法院，观点都是不尽相同。之所以需要对违法行为的数量进行最终认定，因为最直接的影响便是相对人的法律责任的承担，较为间接的影响是执法部门对于“一行为触犯数法律”还是“多行为触犯数法律”的判定。我们知道，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担负着《产品质量法》、《计量法》、《标准化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等多部法律法规的执行职责，对企业实施监督检查时，有些企业往往存在着多个违法行为，根据标的物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二种情形：一是企业存在多个违法行为，且标的物不尽相同；如某企业同时存有产品质量以次充好的违法行为、计量器具逾期未检定的违法行为，未经许可擅自安装起重机械的违法行为等。二是企业存在多个违法行为，而标的物相同；如某企业同一批产品同时存有产品质量严重不合格，又属无生产许可证产品，还冒用了QS质量标志等违法行为。那么回归到本案例中，A公司生产的同一批次产品，标的物是同一批次的8台离心通风机，违法行为包括无防爆通风机的工业产品许可证、列入国家能源效率标识的产品目录而无能效标识，显然本案中A公司存有多个违法行为，不属于行政处罚法领域中“一事不再罚”中只有一个违法行为的情形。

二、法律责任的承担

当存在多个违法行为情形时，就要考虑法律责任承担的问题。对于数个违法行为触犯数部法律规范的情形，实践中各地乃至各行政部门的做法纷繁不一，有的采用“数行为并罚”的.处理方式，有的分开单独立案处理，互不相干，还有的则适用“吸收原则（重吸轻）”，也有的一直在适用“并科处罚”的模式。我们认为，为了更好地规范行政执法中处罚适用，有效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做到及不放纵违法行为，也不致使行政处罚过于严苛，建议对数个违法行为触犯数种规范行为，以限制加重原则为主，以吸收并科原则为辅的处理模式，不同行政处罚种类不能相互吸收。

那么具体到前述案例，我们该如何适用处罚的方式呢？首先违反的数部法律规范的规定。根据《工业产品许可证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七十三条规定，我们不难发现二部规范中除了罚款种类有共同外，其他的处罚种类并不一致。该市给予A公司的行政处罚种类包含三类：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生产产品以及罚款。也就是说A公司的二个违法行为触犯了二部法律规范，总体上采取了并科原则，但对其中的罚款采用了吸收原则。同时本案中考虑到A公司尚未销售出涉案产品、在案件的查处过程中积极配合调查以及迅速有效开展了离心类通风机产品能效标识的办理等情节，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从轻处罚。

三、违法行为间关系与法律责任竞合

对于同一标的物的数个违法行为间存在的吸收或牵连关系，将直接影响到法律责任是否存在竞合。借鉴刑法理论中的“吸收犯”、“牵连犯”，我们认为行政法领域中所谓吸收和牵连关系，是指数个违法行为之间彼此存有密切的联系，如前一违法行为是后一违法行为的所经阶段，后一违法行为是前一违法行为发展的自然结果。那么相应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应当是“择一从重处罚”，即重罚吸收轻罚，不实行并罚。例如某企业无生产许可证生产危化品包装物，不销售，只做本企业包装品使用，显然有两个违法行为，即无生产许可证生产产品和经营性使用无证产品；但两个违法行为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后一违法行为是目的，前一违法行为是方法，后一违法行为是前一违法行为发展的自然结果，应当择一重罚。

回到本文讨论的案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呢？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理解是二个违法行为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是相互独立的，所以应当直接采用并处罚则。我们认为，该案中二个违法行为存在一定的联系：首先该企业无无防爆通风机的工业产品许可证，即生产防爆通风机产品的资质都没有；其次该批次产品列入国家能源效率标识的产品目录而无能效标识，生产出来的产品无能效标识，实际上包含于前一违法行为之中，该违法行为是前一违法行为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应当择一重罚。但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只是法理上的一种理解思路而已，争议较大，故质监部门并未采纳笔者的该种思路。

行政法领域中法律责任竞合的理解论文 篇2

关键词：行政违法责任,刑事犯罪责任,竞合

一、引言

行政违法责任与刑事犯罪责任的竞合, 在实务中时有发生, 如以下案例所示:

2011年柳某在未获取药品经营许可的情况下, 在网上销售从日本进口的眼药水, 该进口眼药水未获得药品进口许可。8日31日, 某市食药监局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 在执法过程中发现柳某的前述行为已涉嫌犯罪, 遂于当日移送公安部门。于此同时, 市药监局经过调查认定柳某违反《药品管理法》第14条第一款、第48条第一款之规定, 根据于《行政处罚法》第27条第一款第 (三) 项、《药品管理法》第73条的规定, 于12月对柳某作出行政处罚:1.没收按假药论处的药品;2.没收违法所得16万元;3.罚款66万元。2012年6月柳某被某区法院认定犯非法经营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 罚金2万元, 没收违法所得8000元。

该案例中即存在行政处罚与刑罚责任竞合的问题, 对柳某的行政处罚是否得与刑罚并存, 在司法部门也有不同的意见, 此外还涉及到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以下简称《移送规定》) 的认识。本文的目的就是要从理论上厘清违法和犯罪的责任竞合问题, 那么首先要从目前流行的一些认识角度入手, 剖析为什么以往的理论进路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二、对目前解决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问题若干切入点的分析

(一) 以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质”、“量”差异为判断标准

“质的区别”, 即认为行政处罚是法定犯, 刑事犯罪是自然犯, 前者为违反法规义务或行政秩序之行为, 不具有伦理的非难性;后者则属反道德及反伦理之行为, 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 (1) 而“量的区别”认为, 行政处罚与刑罚之间并无本质区别, 而仅有程度上的差异。除“质的区别说”、“量的区别说”以外, 德国法制上还有“质量混合说”, 即认为刑法和违反秩序罚法有各自“核心领域” (Kern-bereich) , 在刑法及违反秩序的特征, 而违反秩序处罚法则以纯粹的技术性行政不服从为其特征, 惟在“边界地带”上有量的不同。 (2) 虽然, 目前主流观点以“量的区别说”为代表, 但无论是“质的区别说”、“量的区别说”还是“质量混合说”都是理论上的一种归纳, 未必与实践操作一一对应。如德国, 虽然“质量混合说”为主流观点, 但其《违反秩序罚法》第21条规定:“……一行为同时为犯罪行为与违反秩序行为者, 仅适用刑法。……”即采用“竞合主义”。而在日本, 通常认为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别是流动的、相对的, 例如日本道路交通法上的酒醉驾驶罪最开始只是被视为行政犯, 但随着交通道德的倡导与提高, 逐渐转化为伦理上应当加以谴责的行为。而且如同法定犯的自然犯化, 自然犯也可能法定犯化。 (3)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日本历来都坚持行政处罚与刑罚可以并处, 即采用“并罚主义”。 (4)

在我国学界中, 有的学者持“质量混合说”, 同时认为行政处罚与刑罚应可并罚。 (5) 而有的学者虽持“量的区别说”, 但也认为行政处罚与刑罚可以并罚。 (6) 从上述论述可见, “质”、“量”差别的理论分析虽然是解决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责任竞合的重要切入点, 但还是要和特定立法制度和实践操作结合, 它不能单独解决责任竞合这一问题, 这从域外实践和相关的理论认识矛盾上都得到了一定的反映。

(二) 《移送规定》中责任竞合问题的实质是程序和执行的问题

有的观点认为, 《移送规定》第3条所确立的“行政执法中发现涉嫌犯罪, 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以及第11条“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 已经依法给予当事人罚款的, 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 依法折抵相应罚金”, 这些是在并罚的前提下对行政执法机关所提出的程序要求, 以及执行处罚过程中折抵问题。虽然《行政处罚法》和《移送规定》都没有十分明确的表示“并罚主义”, 但根据《移送规定》第11条的内容, 显然行政机关可以在移送前作出行政处罚, 否则就不存在抵消的问题了。 (7) 这种观点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相对人涉嫌犯罪, 应当先行移送, 在行政处罚前已经发现, 而后再进行移送的, 构成程序违法;二是行政处罚后发现涉嫌犯罪, 且向公安机关移送的, 行政处罚在刑罚中折抵。

单纯对《移送规定》上下文进行字面理解, 似乎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从实质上分析这两方面都是不成立的。就前一方面来说, 既然在“并罚主义”的前提下, 为什么行政处罚之后再行移送就是不正确的?另外在有的行政违法中, 恰恰要求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如《刑法修正案 (七) 》中明确, 对逃避缴纳税款的, “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 补缴应纳税款, 缴纳滞纳金, 已受行政处罚的,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 对于初次逃税的, 在行政处罚程序完成之前, 是无法确定是否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8) 就后一方面来说则更站不住脚, 如甲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处行政拘留15日, 后发现同一行为实际上构成犯罪, 在法院判决时自然须折抵之前已经执行完毕的行政拘留, 但并不意味着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可以同时存在, 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 尚不构刑事处罚的, 才给予治安处罚。也就是说, 治安处罚和刑罚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虽然在刑罚中对之前已经执行完毕的行政拘留予以折抵, 但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本身应当被撤销, 因为行政机关定性错误。所以说《移送规定》第11条中的“折抵”并不代表可以并罚, 且不说这里的“折抵”还遗漏了“没收违法所得”。那么在治安管理领域中不可并罚, 为什么治安管理以外的其他行政领域就可以存在并罚, 显然也没有充分的理论依据。

三、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的本质

行政处罚与刑罚并处与否的前提是要明确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笔者以为行政处罚与刑罚责任竞合的首要条件应当是“法益的同一性或相似性”, 即行政处罚与刑罚所维护的法益是同一的或是相似的。之所以运用法益概念来表述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 其原因主要在于行政处罚与刑罚所针对的行为构成要件有时是不相一致的。比如除特定的治安管理行为以外, 一般不考量违法人的主观要素, 行政处罚也一般不区分既遂和未遂, 而是按照“重要阶段行为理论”或者“一个整体不法行为理论”来处理。 (9) 尤其在构成要件事实的方面, 刑法与行政法并不一一对应。如引言中所述案例, 柳某虽仅有一自然行为, 但在行政法上分别违反了《药品管理法》第14条关于药品经营许可和第48条关于未取得进口许可的药品以假药论处的规定, 行政机关以想象竞合“从一重论处”, 适用了《药品管理法》第73条以销售假药的规定对之进行处罚。而在刑罚上被告人的行为在销售假药罪与非法经营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 因被告人所销售的假药上不足以危害人体健康, 故不构成销售假药罪, 而构成非法经营罪。虽然柳某在行政法上以销售假药论处, 而在刑罚上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但两者所针对同一特定自然行为时所保护的法益是相同的, 即行政处罚与刑罚在该案中都以保护消费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为对象, 此时可以说在针对柳某无证销售假药行为所处的行政处罚与刑罚责任存在竞合, 也就是两种处罚在特定案件中所保护的客体是一致的。当然, 也有法益不一致的情况。如音乐人高晓松酒驾, 被法院判处危险驾驶罪, 处拘役并处罚金, 同时交通管理部门发现驾驶证超期, 对其处以罚款1000元的处罚。 (10) 危险驾驶罪所针对的法益是公众的交通安全, 而对驾驶证超期所作的行政处罚维护的是交通行政管理秩序, 并且两者所评价的行为也是不同的。

归纳而言, 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的本质应当包含两个方面:首先, 两者评价的行为应当是同一的, 即同一行为同时触犯了刑法和行政法, 如引言案例行政机关仅认定柳某无证经营药品, 司法机关以销售假药罪定罪, 那么行政处罚与刑罚所评价的就不是同一行为, 也就谈不上竞合的问题;其次, 行政处罚与刑罚所针对的法益应当是同一的或相似的, 针对完全不同的法益, 也不构成两者的竞合。

四、行政处罚与刑法竞合如何处理的问题

(一) 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如何处理的一些原则和前提考量

1.从立法体制上的考量

在我国, 违法行为达到一定程度的行为都有上升到犯罪的可能, 因此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的承接关系比较明确, 因此“量的差别”在我国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上体现的比较明显。以偷逃税款为例, 偷税行为和逃税罪之间显然也并无多少质上的差别。 (11) 因此, 立法机关对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的情况也并不持“并罚主义”的态度。以醉驾为例, 在《刑法修正案 (八) 》颁布之前,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 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 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而醉驾入刑之后,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改为:“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显然当醉酒驾驶机动车这一违法行为上升至刑事犯罪后, 立法机关一方面保留并加重了行政能力罚, 另一方面不仅取消了行政拘留, 还取消了行政罚款。

2.比例原则上的考量

行政处罚是行政违法责任承担方式的一种, 行政违法责任承担还可以其他不利行政行为体现, 如限期责令改正, 又如《行政许可法》上欺诈许可的相对人一年内不得再申请该许可等, 这些也是行政违法的责任承担方式, 但行政处罚与之相比两者差异就在于, 行政处罚具有“裁罚性”的特征。 (12) 它和刑罚一样是对既往行为的一种评价机制。当一行为同时触犯行政法和刑法, 对之并处行政处罚和刑罚, 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就成为了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比例原则的妥当性、均衡性、必要性三项要求中, (13) 均衡性和必要性都对“并罚主义”提出了责难。因为无论是刑罚还是行政处罚, 在其作出之时对其他相对人而言虽具有“阻吓”的作用, 而对行为人本身是对过去行为的“偿罪”或“赎纠”, 在一种行为已可达到相应效果的情况下, 为何需要并处另一处罚, 显然不无商榷的余地。

3.维护刑法最终性上的考量

从处罚程度而言, 刑罚应当是最后一道防线, 其应当具有最终性。而目前不少人认为刑罚针对违法行为尤其是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处罚过轻, 因此辅之以行政处罚, 有利于达到威慑的效果。引言中的案例也体现了这一点, 柳某的徒刑并未实际执行, 罚金远低于行政罚款, 似乎并罚相比单处刑罚而言, 更可达到威慑目的。但是正是这种比较, 使得刑法在整个法律威慑体系中的地位在无形中降低。

(二) 处理竞合问题的方式———有限并科

对于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的情况, 从域外法制来看主要的操作方式是有条件的并科, 即对相同性质的处罚采取吸收主义, 自由刑吸收行政拘留、罚金吸收罚款, 由司法机关依照刑法进行处罚, 行政机关不应再进行处理;对性质不同的处罚, 则可以并处, 如行政机关对同时触犯刑法的行为相对人可以做出拘留、罚款以外的行政处罚, 如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等。 (14) 那么法院未判决财产刑的, 行政机关是否能对相对人作出罚款处罚?笔者以为, 如果违法行为人所犯罪可宣告财产刑, 法院即使未予判处, 行政机关也不得对行为人作出罚款的处罚, 因为此行为既然刑法和行政法都可处财产罚, 法院未判处则说明行政法上也无作出处罚的必要, 这是刑法最终性所决定的;如果违法行为人所犯罪行无受财产刑的可能, 在该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对相对人处以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