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学研究论文（共12篇）
行政法学研究论文 篇1
现代国家已经由自由法治国发展到社会法治国家, 国家政府的功能日趋复杂。为了更积极地保护公民的权利, 更合理地配置有限的资源, 行政规划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行政规划是对于未来的预测和目标的确定, 规划法采用“目的—手段”而不是“要件—效果”的规范构造, 其在实体法控制上相较于其他的行政行为非常弱。因此, 程序成为对行政规划权力进行规制的重要手段。一般而言, 行政规划程序应当包含行政规划确定、实施、救济的程序。
一、行政规划程序的立法原则
(一) 正当程序原则
民主原则、公正原则和效率原则是各国行政法和行政程序法的共同原则, 其中民主原则和公正原则更上一位的原则是正当程序原则。虽然英美法系最重视程序法, 但就正当程序原则来说, 两大法系的法律模式都有很强的渗透。在世界法学界, 用程序作为控制权力的手段是一种重要的法律技术。随着科技的发展, 世界各国的沟通与文化碰撞, 德国行政程序法受到英美法系正当程序的影响体现了自然公正原则。德国程序法这一潜在的理念又扩展到日本和台湾地区, 所以正当程序原则成为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二) 效率原则
英美法系国家同大陆法系国家一样, 也重视效率, 只是他们更注重在合法程序下的效率。美国行政程序法中有正式程序与非正式程序之分, 通过正式程序得到的裁决也能取得一事不再审、间接地禁止翻供的效力。因为过于追求效率而忽视程序公正可能导致的损害会使效率变得没有意义, 甚至适得其反。
(三) 信赖保护原则
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关于行政程序中最值得一提的具体原则是信赖保护原则和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是德国行政法院在受益性行政行为的撤销判决中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则, 其实质是政府对人民的诚信。现在不仅仅适用在一般的受益性行政行为上, 只要存在值得保护中的信赖, 行政机关就不得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 或者只能在给予合理补偿的前提下才能撤销。
二、行政规划程序中的听证制度
行政规划虽然一般不直接对行政相对方产生影响, 但是间接的影响极大, 范围也比一般的行政处分更大。所以行政规划的制定应采取听证的方式, 征求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使民众的意见在行政规划制定中得到应有的考虑。
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 这在各国程序法中都有体现。对于凡事已经影响或可能影响公民重大权益的行政行为, 都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要求举行听证。只有对于紧急情况下采取的行政行为, 涉及国家安全及利益的行为, 外交行为及阶段性行政行为不适用行政程序。听证的精髓是行政相对方能积极地参与到行政程序中, 尤其是在可能有不利于相对方的行政行为产生前能听取其意见。
程序的平等就是参与的平等, 听证的采取有助于保障相对人平等、有效参与行政决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仅仅是, 保护模式的行政程序法以听证程序为主导, 一般程序和简易程序为辅助;效率模式的行政程序法正好相反。从相对人的保护效果来看, 保护模式比效率模式更加民主, 对相对人合法权益保护的程度也更高。在美国, 听证程序实际上是程序原则在行政法领域内的最高体现。
当然, 仅仅泛泛地规定行政规划制定要召开听证会是不够的。从实践来看会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 日本制定行政规划召开听证会过程中就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附加居民参与程序的规划为数不多;居民的范围大多受到限制;有义务召开听证会者少, 参与方式仅限在提出意见书等范围内;参与时间大多设定在行政机关制定规划案后, 故难以修改;如何将居民通过参与有关活动提出的意见反映到规划中去, 对此缺少法律的规定等等。由于这些原因, 听证程序的规定往往流于形式。此外, 有法学家说过“民主是没有效率的”, 我们深以为然, 过多、过频的听证成本太高, 也不能避免多数人的专政问题。所以, 不管是立法上还是实践中, 采取听证形式还是有限的。确定合理的听证事件范围是立法者应着重解决的问题。
三、行政规划程序的公开
行政公开的法律出台对行政程序合法提供了有力支持。美国在联邦行政程序法颁布之后陆续于1966年颁布《情报自由法》、1974年颁布《隐私法》、1976年颁布《阳光下的政府法》。这几个法律的颁布强化了民主政治, 对腐败的防止有极大作用。在国家安全允许范围内, 人民越能详细而便捷地知晓政府信息, 参与国家事务, 越能更好地监督行政机关, 从而保护自己的权利。日本1982年4月山形县金山町首次实施情报公开制度, 之后便迅速在全境发展起来, 最终于1999年5月7日经国会审议通过《信息公开法》, 在国家的层面上正式建立起了行政信息的公开制度。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39条规定:“以书面作出或以书面确认的行政处分, 应以书面说明理由。官署应于理由中说明其决定所考虑的事实或法律上的主要理由。有关属于裁量决定的理由中, 也需要说明其使用裁量权的着眼点。”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中也有类似于德国的规定。
总之, 没有行政规划程序的公开、透明, 就难以保证依法行政, 因为行政机关很容易形成一个官官相保的利益集团。有了行政的公开, 才能督促行政机关在阳光下正大光明的行使权力。
四、行政规划制定中的调查
政府的一切决策都严格按照科学管理原则和程序处理。美国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几十年不变, 仍应付自如, 关键是靠科学管理而不是长官意志。在国内, 却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今天埋水管, 把地挖开;明天铺电线, 再挖一遍;后天装煤气, 又来挖一次。这说明, 我们市政建设缺乏统一的、合理的、长远的规划。近年来, 推动美国管理水平提高的最大动力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现代规划的调查无外乎两个方面:实际情况的认真勘察和科学的计算与预测。
五、行政规划中的司法审查
在美国行政程序法中, 判例法所占据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尽管已经有了《联邦行政程序法》, 但是法院判例的约束力依然存在。这些判例可以解释成文法中的模糊语言, 也可以对成文法中的疏漏补缺拾遗。不管《联邦行政程序法》还是各州行政程序法对行政机关是否规定了程序规则, 法院都可以衡量行政机关行为所采取的程序是否符合宪法“正当程序”条款的要求。[5]美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国家, 司法审查是保护公民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般的行政行为都可以被诉至法院。由于行政规划尚无统一的法律规范, 而其本身种类繁多, 单行的法律、法规对其规定难免有遗漏或纰漏。由公正的法院对行政规划程序合法性审查, 又通过为没有法律可依据的规划程序作出判例来创设法律是独特、合理的。就目前情况看, 在判例法国家有关行政规划的问题上, 相对人得到的保护更可靠。
德国《行政程序法》第74条与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 (草案) 》第125条等对行政规划的救济规定的比较合理, 一般情况下都确认了“利益将受影响的人”的诉权。立法中之所以可以这样规定, 与他们的行政规划裁决的“集中事权”效力分不开。集中事权就是由单一机关统筹, 以单一程序收件审查, 其他机关会同审查, 最后由统筹办理的机关核发确定规划的裁决书。简单地说, 集中事权效力就是以程序集中的方式处理达到决定集中的效果, 相当于我国规划制定行为与许可行为的合而为一。[6]总体来讲, 保护模式的行政程序比效率模式的行政程序更民主、更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行政规划程序中, 牺牲民主的效率可能导致不能全面考察规划的影响广度、深度及可能的后果。而错误的规划的制定、实施, 不但不能实现其初衷, 反而对公共利益、公民利益是一种侵害。靠牺牲公平来追求效率是不正义的。
参考文献
[1]宋雅芳等.行政规划的法制化理念与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
[2]湛中乐.现代行政过程论——法治理念、原则与制度[M].北京:北大出版社, 2005.
[3]王青斌.行政规划法治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4]马怀德.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探索[J].比较法研究, 1999, (1) .
[5][日]室井力.吴微译.日本现代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6]秦朔.离开洛杉矶的日子:美国为什么如此强大?[EB/OL].[2013-2-24].
行政法学研究论文 篇2
关键词：行政收费 效力 乱收费 委托 滥用职权 救济 宣告无效
内容简介：行政收费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本文从行政法学角度重新定义了“行政收费”，归纳其含义和特征，考察了行政收费的分类。行政收费作为行政行为，不例外的具有先定力、公定力、确定力、执行力、拘束力和存续力。本文逐一讨论了行政收费中各种效力，对行政行为的追溯力提出新的看法。本文还简要考察了其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从作者作为原告参加的一次行政诉讼角度，本文探讨了违法的“行政收费”(违法行政)――乱收费的一些问题：重构行政主体理论，认定行政机关与公务人员、受委托组织以及公务人员在违法行政中均由承担责任的义务;列举违法行政的基本形态，并认为“乱收费”是滥用职权;“乱收费”的最好救济办法不是撤销乱收费这一具体行政行为，而是将非法的委托作为滥用职权宣告(自始)无效，使相对人得到普遍救济。
作者：刘建昆13361372517
论行政法学的研究方向 篇3
关键词：行政法学；现状；研究方向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5-0091-02
一、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现状
我国行政法学起步比较晚，可分为三个研究阶段：第一个阶段：80年代初期至80年代后期是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恢复和酝酿阶段，文革结束就开始行政立法理论的研究；第二个阶段：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是我国行政法学的初步发展时期，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行政法学理论的研究也逐渐趋向成熟；第三个阶段：9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是行政法学全面深入发展并形成了基本理论体系。硕果累累首先是行政法学研究研究领域大大的拓展，例如：行政行为的研究扩大到行政立法、行政许可、行政监督、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领域；其次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度也大大加深了。在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基本原则与功能、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司法审查范围、具体或抽象的行政行为的区分等专题上都有了重要的突破。但目前在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取得的进步背后，仍存在不少问题，
（一）研究方法单一、回应现实需求的能力不强。
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不多，低层次的研究重复出现，国内许多学者把关注点放在对新法律的解释、注解上；有明显的“立法主义”倾向。对于各地政府在行政执法制度改革中的一些创新举措，学界关注度还不够。在研究方法上，很有必要加强跨学科、跨专业领域的研究方法进行对行政法学的研究。现就有学者从社会学、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行政法学。
（二）制度和体系设计过程当中仍存在不足指出。
行政法分为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监督法。回顾我国行政立法的发展过程，与国外相反，先制定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至今还没行政组织法。我国目前一直存在着中央和地方沟通少，缺乏统一性，没有一部立法明确的规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在管理上只能依靠政策，亟需制定一部行政组织法。
（三）缺少行政法学研究的氛围。
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起步晚，学科队伍的整体素质较弱，有人统计2013年期间在CLSCI期刊上发表的行政法学论文才占整个期刊论文发表总量的5.38%。而且发表论文的学者在各大高校的分布律极不平均。目前，行政法学的研究人员偏年轻化，他们思维活跃，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理论基础功底不足，学术氛围不浓。
二、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方向展望
我国行政法学发展到今天，以科学的眼光审视新形势下面临的新挑战，章剑生指出：括因民意难于通畅地到达政府而导致行政的合法性危机、因多元利益主体的组织化对行政决策回应性与公共性的挑战，以及在中国进入风险社会以后个人福利的保障等问题。根据行政法学的一般发展规律，可对我国新行政法学的研究进行展望。
（一）进一步发展“平衡论”，形成一种“协商行政”模式。
新时期下，罗豪才等人提出了要统筹协调行政法“管理”与“控权”的关系，也就是强调“平衡论”。“管理”就是坚持我国行政主体的地位，“控权”就是进一步提高行政机构的服务功能。沈岿归纳了在平衡论的视野下现代行政法所应具备的品格时指出：“行政权收或放以及收放的程度，须视具体情境而定，而不可执其一端。”
进入现代，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关系不是消极对抗的，而是朝着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有学者提出“协商行政”这种模式，有的学者主张，政府执法方式应实现由“行政主体 行政相对人”向“行政主体 行政相对人”和“行政主体 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关人”方式的转换。协商行政这行政当中处处可见，在行政立法、重大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救济、行政合同等等过程当中，都能感受到协商行政的优越性与实际操作性强的特点。这在我国2015年新施行的《行政诉讼法》当中就有所体现，比如说，行政案件增加了对自由裁量案件的调节。
同时，协商行政也具有潜在的缺陷，比如说，协商主体能力的不平等性，协商对于行政公平性和公共性也有减损之虑。公共性是行政法的本质特性，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平等的对待行政相对人。但是在协商行政过程中，公共利益有可能在个人利益面前妥协，或者为了最求个案的正义，根据比例原则，不惜牺牲公共利益。这也有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
目前公共行政正在向民主化、服务化、程序化、效率化、民营化等方向的转型，使得平等磋商、协会、会谈等手段以合意的方式解决行政当中的管理问题。国内多数学者提出的“参与行政”模式有一个弊端，那就是难以实现有效参与，“参与行政”容易成为政府部门欺骗民意、忽悠人民群众的一种手段，而有效的参与必须保证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相较于“协商行政”模式而言，后者似乎更能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参与权，更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更有利于促进服务性政府的建设。所以，“协商行政”这一模式或许回事以后行政法学研究的方向。
（二）进一步加强对我国行政法制度的结构性重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洪雷在对我国学者进入新世纪以来行政法学发展趋势理论探讨的梳理当中，曾提出：要对中国的行政法制度进行结构性的重塑，同时认为行政法解释论与立法论齐头并进、行政法总论与部门行政法共同关注，以及外国经验借鉴与中国问题意识并重，将成为未来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着力点。我国在行政法制度上“行政程序法”这部约束政府权力一直缺位。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近年来，不断发生政府部门由于重大决策“失误”，给人民群众带来重大损失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了征服的公信力。据2014年社科院统计，至2014年间，一共有871件群体性事件发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行政决策的程序不公开、公众参与度不够等。
行政程序的研究一直是行政法学研究的重点，以后的研究还将会更细致，更贴近生活。就2014年的行政程序方面的研究来看，有基本编著如下：清华大学教授余凌云主编的《行政调查的理论与实践》和甘肃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尚裕良等人合著的《人口行政行为与行政程序监督》，这些著作都涉及对行政决定程序和听证理论本土化实践的研究。当然，如此之累的论文方面也有不少。这也看出改变了以往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
（三）进一步加快对公共行政法方向的转换。
姜明安在探讨了我国行政法的变迁和变革过程当中提出“新行政法”。他认为：“新行政法”之“新”体现在三个方面：新的调整范围——从仅调整公域到既调整公域、也调整私域，从仅规范国家公权力到既规范国家公权力、也规范社会公权力；新的调整方式——从管制到自治，从命令-服从到协商-参与，从刚性管理到柔性指导；新的法源形式——从静态到动态，从硬法到软法，从单一法源到多元法源。总而言之，新行政法所体现的一个方面就是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理念。
可见，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方向将会以公共行政为主要目标，而不仅仅在局限于国家行政。行政法调整的对象是公共行政，它以双向的（行政主体与行政利益关系人）关系视角为研究手段，以积极行政而非消极行政的作用方式来制约、激励机制来整合行政法机制。这才是以后行政法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参考文献：
[1]柴讓措，我国行政法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J]. 法制与社会.2014.11（下）
[2]张春莉， 西方国家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关系的演变及其定位[J]. 政治与法律， 2010（12）， 124.
[3]肖金明， 公法之途[M]， 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 298.
行政法学研究论文 篇4
一、行政主体和行政权
在我国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中的行政主体的概念是,“依法享有国家行政职权,以自己名义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并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1]在总结行政主体的概念和特征时,学者们往往片面强调行政主体的权力性和命令性,而较少提到其义务性和责任性。笔者认为这样的定义不是对其一种理性定位,更有悖于现代民主行政的理论。现代国家大多肯定个人的主体性,简单地说,就是人作为一个主体所具有的自我意识、个人特殊性、独立人格和意志自由。个人在政治上应当被肯定为一个独立的主体。从根本上来讲,行政主体不可能是独立的权利主体,行政主体是政治活动中自然人的组合体,是自然人选择的一种管理组织形式。传统的行政主体理论只是表面上分析了行政主体,割裂了行政主体与个人的联系。现代行政主体的概念中应能看出两者的联系,从而便于社会主体积极认同行政主体。
行政主体是行使行政权的主体。那么,何谓行政权?就其性质而言,行政权是一种政治权力,是伴随着人类阶级社会的产生而普遍存在的。关保英教授对行政权的概念是,行政权是法律对其范围加以规定的国家管理职能,它以国家统治权为基础,以行政机关为主体,具有强烈的组织性能的一种权力。[2]行政权虽是一种公权力,但从权力渊源剖析,其源流在于私权,代表的是一种集合意志和私权的让渡。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更是为了保障每一公民的私权,产生了公共的、强制性的公共意志,即行政权。这样产生的行政主体依托行政权所控制的资源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离开了人们的社会存在、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及人们所创造的公共资源,就不可能有行政主体,不可能有国家。总之,私权是公权的基础和母体,私权组成公权的目的在于维护私权。自行政权出现开始就是为维护私权而存在,从这意义上讲,行政主体应是义务主体,而非权利主体。它的产生和存在都是为了私权,如果说行政权是鱼,那么私权即个人权利就是水。
现在是民主行政的时代,行政权已经渗透到社会事务各个方面,人们需要国家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完善的福利制度、司法制度、金融制度都与个人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又都离不开国家行政权,行政权与公民的利益关系密切。因此,行政权合法化、行政活动科学化、行政主体义务的完善等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今行政法学研究的主流。
行政权对于行政相对人来说,是一种义务,即服从行政权的义务。同理,相对人的权利对于行政主体来讲是义务,即保障的义务。行政相对人是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另一主体,指参与行政法律关系,对行政主体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3]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同处一行政法律关系之中,享受各自的权利,履行其义务。正如卢梭所言:“个人放弃一部分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根植于社会的契约,每个人都有参加决定社会一切事物的权利。”[4]因此,行政活动应当处于一种义务状态。
二、行政权运行中的行政主体的义务性
在我国,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长时间以来行政权的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即其方向是从行政主体到社会个体的方向,是一种“命令———服从”,“权力———义务”的单向模式,缺乏社会个体和行政主体的互动。
但是,无论是从法理学的角度看,或者是从存在的时间来看,还是从所掌握的信息量来看,社会个体都优先于行政主体。理想的运作应该是以自下而上为主、以自上而下为辅的模式,具体来讲,在行政决策上自下而上,执行上自上而下。相对人是行政决策的最终接受者,因此行政主体在决策时,负有从社会个体中收集信息的义务。行政权运用得当,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运用不当,则会成为侵犯人民权利的专制工具。
权力具有膨胀的属性,行政权也无例外。行政权力的行使应当是有限的,它受法律的限制,受相对人权利的限制,还要受其他权力的限制,不受控制的行政权很容易被少数人用来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以满足个人的私利。当然,法律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之一。但笔者认为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独立于权力体系的一种软力量,能更有效地规制和监督行政权力。行政权力的义务性在于其作为一种公权力捍卫社会的正义和平等。当私权利转化为公权力时,私权随即处于一种不利地位,公权就有可能以其优势来设计和选择对权力使用者有利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实现正义的方式就是给行政主体加以义务主体的框架,使行政服务于公众并接受公众的监督。
一国行政主体的义务趋向,也就是相对人的权利趋向。作为义务主体的行政主体不应该干涉权利的实现,权利不必经过行政机关而获得和实现。如果说介入,也是在法律范围内的介入,无法律明文规定的行政权力介入私权,行政主体不得干涉私权利的实现。行政权与相对人权利之间的界限应服从以下原则:凡法律未授权的领域,行政机关不享有行政权;凡法律未禁止的领域,为相对人行使权利的领域。
行政主体最重要的义务之一是公开信息的义务,即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从今年5月12日的四川汶川地震发生以来,政府即刻向社会公布最新的数据和情况及受理捐款的数目,以便群众了解和监督政府。在赈灾中我们看到了我国政府的高度的责任性和服务性。此外,从中我们也看出了中国社会中市民社会的崛起:自愿献血、踊跃捐款、组团深入灾区等。这一
近20年来国内关于前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研究综述
连小刚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苏州
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在前苏联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前苏联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是国内学者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出现了较多学术成果,在国内有重大影响的几部前苏联通史类专著中都有对农业集体化的深刻阐述,相关论文还有30多篇,本文拟就20年来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做一综述,以利于下一步的研究。
一、“农业集体化”与“全盘集体化”概念及内涵的辨析
“农业集体化”和“全盘集体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涵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辨析。
叶书宗指出:“在前苏联,把以个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户联合成以农业劳动组合为基本形式的大农庄的过程,叫做集体化,联合起来的农庄叫做集体农庄;全盘集体化指农民不是一批一批地,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集体农庄。”(1)
朱昭华认为“农业集体化”包括前苏联农业集体化全过程,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土地改革中,苏俄就搞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而1929—1937年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只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运动方式。(2)
闻一认为:“全盘集体化运动”是一场以消灭富农为主线的,用行政命令变革生产关系的,全面的“集体农庄化”运动。农村和农民大规模卷入集体农庄的现象被称做“全盘集体化”(1929年夏天起,1932年结束),实质是要按“工业化”的方法和途径来改造和重建农业。(3)
吴恩远阐述了两个概念的关系,指出“农业集体化”包括前苏联农业集体化全过程,它最早可追溯到十月革命初期,也就是在1918年建立的第一批集体农庄。“农业全盘集体化”是前苏联整个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4)
王春良通过回顾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指出斯大林领导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违背了他们的理论,其理论和实践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导致前苏联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与长期滞后。(5)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联共(布)十五大关于农村工作的基本精神是加快农业集体化步伐。“集体化”不是集体农庄化,而是坚持列宁的合作化计划,加快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发展农村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事业,经过流通领域和生产过程的联合,再逐步过渡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联合。(6)
二、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缘起及农业集体化理论
关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原因及农业集体化的理论,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述。
闻一认为粮食产量的不足和商品粮的严重短缺使斯大林所倡导的“工业化”面临危机,但联共(布)十五大基本上没有涉及农业的“集体化”问题,而1928年4月粮食采购危机消除后,斯大林显然有了农业集体化的思想。(7)
王家福通过考察前苏联经济、社会及党内状况,指出经济社会自愿力量将更加有效规制行政权,并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健康发展。
问题是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基础性因素,社会不够稳定是启动性因素,党内斗争是突然性因素,并认为尽管斯大林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在客观上顺应了当时世界形势的严重挑战,以后在实际上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8)
章前明以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为切入点,指出斯大林的错误主要在于混同了生产资料国有化和社会化之间的区别、把社会主义的实现简单地归结为只是改变原有生产关系、认为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是保证“按劳分配”和集体农庄生产高速增长的唯一办法等方面。(9)他还通过剖析1928年初前苏联粮食收购危机的直接原因,指出把粮食收购危机作为前苏联必须立即开展大规模农业集体化的证明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他认为斯大林关于农业集体化的问题的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对粮食收购危机的错误理解和分析基础上的。(10)
叶书宗分析了斯大林实施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出发点,即为了使粮食收购工作有比较稳固的基础,必须展开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并指出从1928年开始,斯大林提出了一些新的关于农业集体化的理论:否定商品经济,否定市场流转作为联结工农联盟的纽带,而把重工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联结工农联盟的纽带,把重工业作为改造农民的杠杆;把从振兴农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变为从建设重工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把尽可能多地生产商品粮作为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同时认为这一理论从宏观上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微观上来说却有很大的片面性。+.-
邢广程提出斯大林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的原因是克服粮食危机,指出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斯大林认为只要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就可以解决农业问题和粮食问题,农业机械化是前苏联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必要条件。+/-
三、农业集体化中的富农
消灭富农是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戴隆斌认为在前苏联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进行的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富农被认为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而被消灭,这场消灭富农运动的扩大化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是与斯大林的整个社会主义观念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联系在一起的。+0-
李丙清、马秀红通过对前苏联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进程中消灭富农的原因、方式和实施结果的考察,指出前苏联消灭富农经济存在时间上过早、方式上过激等弊端,并由此得出启示:必须按照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来推动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的各种矛盾;必须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对待和改造富农经济。+1-而唐士润认为:实现土地法令过程中已经消灭了富农,新经济政策时期没有形成新的富农阶级。+2-梁其林通过分析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和富农政策的演变,指出集体农庄制度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3-
谭继军和冯佩成分别从“特殊移民”的角度探讨了前苏联
摘要：研究行政主体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行政权的渊源出发,认为行政主体应首先是义务主体。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渗透,我们的行政权应该受到来自法律和社会的双重监督,以服务行政为本位。“私权本位”是当今世界一大潮流,为了维护私权,突出行政主体义务本位的实体性是非常有必要的。
关键词：行政主体,行政权,义务主体,市民社会
参考文献
[1]王连昌.行政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关保英.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3]方世荣.论行政相对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行政法学研究论文 篇5
摘要：近年来法制建设的思想已贯穿于中国上下，各国反腐化工作也在陆续开展。英美两国在行政制度上的优势越来越突出，作为西方国家的典型代表，在权利制衡和法制建设上下足了功夫，其在行政监督上都颇具风格。对此，本文对于两国的行政监督做出了一些比较研究，总结出值得借鉴之处，进一步促进我国行政监督制度的优化。
关键词：行政监督;英国;美国;比较研究
一、美国与英国从最初改革到现在的行政监督制度
(一) 美、英行政监督制度的理论基础
1. 英国行政监督制度的理论基础。英国的的行政监督机构主要为议会，这一理论基础的由来还得追溯到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主权在民，更进一步说即是主权在民。洛克认为世间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平等且自由的，尽管每个人都需要到自然法则的制约，但做到执法也遵守自然原则却是一大难题。所以人们需要一种绝对的权威来解决一切不平和现象。社会契约便由此而来，将自然状态中每个人所拥有的执行权力交付给一个拥有绝对权威性的机构去统筹管理，议会便诞生了。
2.美国行政监督制度的理论基础。相比于英国，美国的国会监督体系也是由一位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分权与制衡思想而来，他结合亚里士多德以及洛克的思想，融为一体，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建立了更为完善、科学的分权制衡理论。分权制衡包括立法、行政以及司法。三权分立原则下相互制衡和监督。
(二) 美、英行政监督制度的分析比较
1.议会监督。英国主要要践行的议会内阁制度，议会是其最高权力机构，政府由议会选举诞生，对议会负责，议会对政府实行监督义务。议会对于政府的监督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质询，是议会常用的监督方式，包括口头以及书面的质询;二是弹劾，即对于内阁成员和各个大臣以及医院的弹劾;三是不信任程序，即议会如若发现内阁成员有失职，违法行为，都可以对内阁上呈不信任方案。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没有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而是通过三权分立原则，相互制衡，彼此监督。其与英国同样设有弹劾的监督方式，除此之外美国国会还通过宪法赋予财权，是国会最为关键的权力，也是国会对于政府的监督和制约最重要的方式。赋予任命批准权，即经总统任命的政府官员只有通过参议院的审批方可就职。赋予调查权，虽然不是美国宪法正式赋予的权利，但经国会立法权引申，依旧具有调查权，议员可以搜集真实资料，帮助议员立法。
2.行政内部监督。同英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美国内部的监督除了设立监察长制度之外，还设立了部分专门的监督政府的反腐化机构，如美国廉政署。它是由美国政府道德制度下产生的，是其道德管理的不断健全和廉政机构的强化的标志。不过尽管如此，相较于英国的诺兰委员会，在道德管理的`作用中还是稍显逊色。它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制定与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并且接受，审查还有掌握政府高官的财产申报权力，组织职业道德培训还有对重大利益冲突的惩处。总而言之，联邦政府就道德规范而言相对有效的履行了其法定职责，不过最为突出的还是其教训培训方面。
3.司法监督
美国在司法审查方面的建树是由英国的普通法院延伸而来。相较于英国的司法审查，经过汉密尔顿以及相关人士的普及，早在19世纪之后得到升华和改良，目前已成为按照成文法规定而施行的审查，即普通法院对案件审理来审核运作的法律以及行政机构的执行能力能否符合宪法的规定。其主要的监督目的在对公共权力的制约，致力于维护公民的权益。跟英国相比较可得知，美国在司法审查方面简化了司法审查的过程，经司法审查的行使范围进一步扩大，大大提高了司法审查对于监督工作的作用。
(三) 客观评价美英行政监督(积极作用、消极作用)
1.积极作用。英国在国家制度上将行政部分中的监督和社会监督融合在一起，使其形成更加完善的行政监督制度，英国宪法将更高的权限赋予给监督机构，最大限度的保障了行政监督的效率。而美国虽然没有确立的行政监督机构，但设立的三权分立制度，使每一个机构都能相互制约，彼此监督，保证行政的效率。
2.消极作用。两国都拥有自国极具特色的行政监督体系，但过于集中的制度，极易造成相互推脱责任，权责不明的局面。
二、我国目前现行的行政监督制度
随着我国法治社会的不断健全，已逐渐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政监督制度。该制度的主要构成部分是我国政府的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
(一)外部监督
外部监督的构成部分是行政机构以外的权利为主，主要对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保障行政的合法，科学以及效益性。它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一为政党监督，其实施监督的主体是共产党;二为立法监督，其实施的主体是人民代表大会;三为司法监督，其实施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以及人民法院;四是社会舆论监督，其实施的主体是社会各界人士，包括群众组织、企业、公民等等。
(二)内部监督
在我国行政内部也有相应的行政监督机构，它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一般监督，指根据各个行政机关的从属关系，实施的自顶而下与由下向上而形成的直线与纵向垂直监督机制;二是职能监督，即政府的各个职能机构根据其工作性质，在自身职能管辖范围区对各个机构的监督;三为专职监督，即由政府专门建立的监督机构。四是特种监督，即在专职监督之外的适用于各种的专业性监督机制，例如审计监督等，只针对于某一特定的领域。
三、美、英两国行政监督制度对我国的影响
(一)充分认识我国行政监督制度所具有的制度优越性
1.监督主体十分多元化。我国行政监督的主体由多种机构构成，除了自身内部的监督以外，还包括政党监督，立法监督，司法监督以及社会舆论监督。多种监督主体相辅相成，互相补充，共同为我国监督工作打造一片蓝天。
2.监督范围广泛。随着行政建设的不断优化，我国监督制度也渐趋完善，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各方面都受到普遍监督，包括经济，政治，文化都涉及到。
3.监督统一。我国的监督任务十分明确，共产党作为我国核心领导，统筹各个监督任务，将各种监督力量集中统一，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对政府实施有机监督。
(二)加强和完善我国人大监督建设的几点思考
1.加强对人大监督工作的认识。随着民主法制的不断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早已根深蒂固，其监督作用在法制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强大的效用，这便需要各级领导以及全体人民对人大监督的地位，以及各方面都有清醒的认识。
2.规范监督制度。监督职能是人大常委的关键职能，实施监督任务时，要牢牢抓住“围绕中心、突出重点、增强实效”的指导原则，将社会与人民关注的热点及困难放在首位，关注社会发展状况，不断健全监督机制，寻找更加符合大众所需要的工作制度，进一步加强监督工作的效率，切实解决问题。
3. 突出重点，提高效益。围绕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全方面掌控地方性政治问题，将改革发展，稳固局面，解决人民利益问题放在首要位置。
(三)建立专门的国家廉政机构
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廉政机构的建设作为其中十分关键的环节，应该投入更多的心血。廉政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廉政法律的开展，并对腐化行为进行教育，改造以及惩罚等措施。我国应进一步健全廉政机构，为人们带来更公正的治安。
四、结语
英美两国在行政监督体系中所创造的的种种价值都给予了我国的监督制度重大的借鉴意义。其相对完善的监督机制不仅促进了政府上下权力基于法律的有机运作，还为我国提供的不可忽视的实践经验，我国应当结合具体国情合理学习两国制度精髓，使我国监督体制更加完善。(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 ].张雁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行政效能监察体制研究 篇6
关键词：行政效能；监察体制；研究
一、行政效能监察概念
行政效能监察将效能监察和廉政监察有机的整合在一起，行政监察机关根据法定的权限和职责，将实现行政活动高效化作为目标，将公务员和行政机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等作为监察对象，结合行政行为予以监察，进而对行政机关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发挥行政效能监察的作用。
二、行政效能监察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效能监察体制不科学
目前，虽然我国加强了对行政效能监察体制的建设，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行政效能监察体制还存在不科学之处，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在体制中，问责部分不是十分科学和全面，在某种意义上，问责是行政效能监察中的手段和惩处措施，可以展现行政效能监察的作用和权威性，如果行政效能监察体制不科学，将导致行政效能监察功用无法发挥。
（二）行政效能监察欠缺整体性
在行政效能监察过程中，通过采取多样的方法 ，对行政权力运行进行规范，进而达到提升政府职能部门工作效率的目的。但是，行政效能监察欠缺整体性，在行政效能监察项目中，对单项项目指标进行详细的划分，虽然项目的设置相对全面，但政府职能部门的总体效能水平不能有效的反映。
（三）反馈力度不足
即使行政效能监察体系中对监察结果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行政效能监察过程中，对行政部门和干部的提拔和评优等结果反馈力度不足，因而对于工作人员的奖惩等办法不明晰，对行政效能监察的结果量化程度不足，而且相关法定职责履行不正确，甚至存在不到位的现象，未能统一衡量标准，从而导致行政效能监察效果不显著。
三、对行政效能监察进行完善的有效对策
（一）加大对行政效能监察结果的反馈
在完善行政效能监察过程中，为了充分利用监察结果，应当加大对行政效能监察结果的反馈力度，从而为行政效能监察体制的健全打下坚实基础。第一，加强对行政效能监察的惩罚力度。我国政府应该将过错责任作为基本原则和前提，制定《行政过错问责办法》，根据行政权力运行时所考核的项目，开展责任追究和责任认定[1]。例如，对于存在的办事效率偏低、政务未能公开和服务不良好的行为，需要对其进行责任认定。同时，针对不依法办事和组织领导力不足的行为，一定要对其责任予以追究。第二，采用具有可行性的奖励方法。在行政效能监察期间，对于表现优异的政府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必须采取科学的奖励方法对行为进行分类，然后予以有针对性的奖励。在开展行政效能监察时，对相关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应当从提拔的角度出发，对提拔方式进行优化设计，通过制定符合规范的分值标准，只有达到分值标准的领导干部才能予以优先提拔和任用，未能达到标准的将不允许提拔。另外，针对政府部门中的一些普通干部，在行政效能监察时，则需要以工资晋升为出发点，对工资晋升标准予以优化设计，也可以采用分值标准法，对于达到规定分值的普通领导干部予以工资晋升，从而完善行政效果监察工作。
（二）健全行政效能监察指标体系
为了整体提升行政效能监察工作质量，必须健全行政效能监察指标体系，从而为行政效能监察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利依据。要想确保行政效能监察工作能够有序开展，应当从科学化的行政效能监察指标体系角度出发，通过对行政效能监察指标体系予以完善，从而实现对行政效能监察的重新定位。在构建体系过程中，要遵循“入出平衡”和“远近结合”等思想，将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有机的整合在一起，然后发挥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的作用，并平衡公共资源投入和产出的关系[2]。另外，对政府部门领导的受众服务、行政管理和廉洁自律等维度进行监察，考察领导的业绩，对其业务执行和职能加以定位，使得行政效能监察指标体系更加完善。
（三）建立健全的行政效能监察制度和法规
在开展行政效能监察工作时，应当在法制型政府理念的指引下，通过建立健全的行政效能监察制度和法规，从而发挥行政效能监察的作用。政府部门在开展各项活动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依法行事，进而促进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如果政府在行使权力期间，未能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并不符合人民群众的意志，将对行政效能监察工作的开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各地区应当颁发《行政监察法实施细则》，在条款中对监察程序语言规范，使得行政效能监察更加程序化[3]。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只有通过对行政效能监察体制加以完善，并针对行政效能监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予以解决，从而在完善行政效能监察体制的基础上，才能促进行政效能监察工作的有效开展。
参考文献：
[1] 陈倩云.浅谈如何改善医院行政工作的效能[J].活力，2015 （11）：47-47.
[2] 郭广伟.提升企业办公室行政督办效能的思考[J].华夏地理，2015 （6）：273-274.
行政法学研究论文 篇7
( 一) 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各国关注公众参与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经济竞争也愈发的激烈, 每一个国家都期望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得有一席之地, 因此各国为了保证自己的优势开始采取公众参与的方式, 虽然公众的参与并不等于行政的万无一失, 但这有利于让公众参与到行政的过程中, 提高工群众对于行政策的接纳程度。
( 二) 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促使各国扩大公共参与路径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各种媒体的完善大众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得到有关于行政的信息, 本国与他国的行政方式、结果等方面的信息都会完整的呈现在群众的眼前, 如果政府故意封锁消息, 就可能引起群众的不满, 此外封锁信息的成本也在不断地提高, 因此公众参与无论从稳定群众情绪还是, 消息成本来说都是更好的选择。
( 三) 民主理论的盛行伴随着公众参与
从古希腊开始民主理论就一直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民主一直是很多发展的国家所追求的, 公众参与从侧面就体现了“民主”的理念, 因此对于公众事务的管理来说公众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二、公众参与将会对行政带来优势和弊端
( 一) 公众参与的优势
1. 公众参与为大众表达诉求提供了平台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 利害关系主体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一件事情的利益和事实进行陈述, 来保卫自己的权利, 个体与集体的相互交流和调和中实现信息的完整性、行政行为的合理性。
2. 公众参与有利于对行政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在传统的行政过程中往往是不透明的, 往往会出现贪污腐败等现象, 但是当公众参与后, 很多行政行为被展现在“阳光下”, 这自然就是监督了行政的行为。
3. 公众参与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如果公众和行政组织没有及时的沟通, 各自为战, 那么推出的政策就难以服众, 所以公众参与有助于政策共识的达成, 也更有利于公众接受相关政策, 理解行政行为, 提高行政效率。
( 二) 公众参与带来的问题
1. 公众参与不利于充分提高行政的时效性。国家的行政行为包括公众意志和行政目的, 当进行公众参与的时候如果出现了公众意志与行政目的相互对立的时候, 行政工作也就止步不前, 削弱了行政工作的时效性。
2. 公众参与可能会侵害社会弱势成员的权力。公众内部也具有经济基础和思想意识的划分, 并且在人民决策的时候, 通常会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因此在公众参与中如果无法保证公众参与人员的结构平衡, 就往往会侵害很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3. 公众参与导致行政成本的增高。公众参与不应该只是走个过场, 而是真正的发挥公众在行政工作的作用, 就一定会增加相应的人力物力, 因此行政成本也会不可避免的增加。
三、应对公众参与的途径
( 一) 公众参与需要行政法作为法律保障
对于行政法来说不光要保证公众参与的合法权利, 共应该分辨出公众参与当中的意见是否合理, 是否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在不断丰富行政方式和政策的同时, 也应该对恶意损害公众合法权利的人进行制裁。
( 二) 公众参与应该防止公权的异化和分化
在公众参与中行政法应该对现有的行政模式进行优化和调整, 对于公众参与的积极性进行奖励, 保卫法律的激励性质和制约性质, 适当的就削减公权力的异化几率, 避免行政成本的无端增加。
( 三) 公众参与保证行政法的有效性
公众参与与行政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公众参与需要行政法作为保障, 公众参与又会保证行政法的有效性。因为这样也有利于公民积极的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各个环节, 这样会有利于行政法体现了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
四、结语
本文首先阐述了公众参与将成为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的主流趋势, 因为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各国关注公众参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促使各国扩大公共参与路径、民主理论的盛行伴随着公众参与; 其次分别阐述了公众参与将会对行政带来优势和弊端对于公众参与的优势, 包括了: 公众参与为大众表达诉求提供了平台、公众参与有利于对行政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公众参与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以及公众参与带来的问题都有: 公众参与不利于充分提高行政的有效性、公众参与可能会侵害社会弱势成员的权力、公众参与导致行政成本的增高; 最后笔者提出了应对公众参与的途径。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 公众对于政治权利的诉求也更加的明显, 因此为了保证行政法和行政行为的有效性, 公众参与就成为了必经之路。公众参与的流行也将会对现有的行政法提出了挑战, 因此这篇文章将会详细的对本课题进行讨论。
关键词：公众参与,行政行为,行政法
参考文献
[1]冯天舒.公众参与趋势对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挑战[J].赤峰学院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4 (1) :132-134.
[2]王思颖.浅析公众参与趋势对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挑战[J].法制博览旬刊, 2014 (04) .
[3]李卫华.公众参与对行政法的挑战和影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行政法学研究论文 篇8
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确保政府勤政、廉政和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及效率的至关重要的措施。我国的行政监督体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导致行政权运行失控、失衡，甚至发生了权力的私有化、关系化、商品化、资本化，以及行政人员寻租腐败、假公济私。这些都标示着监督体制的无能低效，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目前，我国行政监督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1）过多的监督主体，使监督工作流于形式，难以真正落实。
我国在构架行政监督体制时的出发点是要形成全方位的立体监督体制，从而使行政权不能“绝对化”。但同时造成了重复监督现象的产生，即过多的监督主体对同一监督对象或同一监督对象的同一行为实行监督，导致监督主体之间相互推诿、扯皮，致使监督工作流于形式，难以真正落实。
(2）监督形式与内容的单一化，使监督机构陷于被动状态。
行政监督按时序可分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对于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三类监督都是有必要的。但如果考虑到一旦发生违法或不当行为给国家、集体和公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则应该把监督的逻辑重点放在事前和事中监督上。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监督工作的重点放在事后监督上，忽略了行政行为发生前的预防和行政行为过程中的控制。
(3）权力机关的监督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
在我国，作为人民代表的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应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一切国家机关实施监督。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一年一次会议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十分有限，缺乏经常性监督，监督的力度也不够，难以真正体现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所应有的监督权。
2. 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中的我国监督行政机制的特征
(1）异质性。
所谓“异质性”，是指我国监督行政机制在同一时间里存在着不同的规则、行为观点，而且有可能极不协调，表现出强烈的反差。在我国监督行政的实践中突出表现为：
(1) 监督行政主体的利益追求失范与价值偏好离散。
现实中监督行政机关的设置及规范与现实要求联系不紧密，缺乏整体目标等不完善之处，使得少数监督行政机关为了自身利益各自为政，脱离了为人民服务的组织价值，而追求自身利益的实现。这种现象称之为组织利益追求失范。有的监督官员在行使监督权力时，为了个人利益得到实现而偏离了公平、公开和公正的价值取向。这种拥有权力不作为或寻租而失去公正、公平的现象，称为个人价值偏好离散。
(2) 监督行政权力制约的悖论。
政府内部的监督行政机关具有双重身份：从权力而言，它是一级政府权力机关，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从机构设置而言，它是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必然受制于，甚至从属于政府机关，受政府机关管理和控制。其双重身份的矛盾态势可能导致为了维护权势者和自身的利益，监督行政机关及其成员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消极监督的行为。
(2）重叠性。
监督行政的异质性使得公共行政受到各种冲突的行政与非行政因素的影响，进而造成了监督行政的重叠性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监督行政体系整合不力，各自为政，欠缺协调。
目前我国监督行政体系中虽然监督主体多，方式和渠道多，但在监督实践中，由于政府机关内外各种监督之间的关系未理顺，各监督主体又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监督权限、方式、程序、范围不够明确等具体问题，彼此又缺乏联系与沟通，工作中往往各自为战，尚未形成一个严密有序、分工合理、协调互动、运行高效的有机整体，缺乏监督合力。
(2) 监督行政方式的单一。
监督行政是一项经常性工作，应当贯穿于监督行政主体监督行为的全过程。但长期以来，我国监督行政方式与重点较单一。监督主体一直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查错纠偏”上，偏重于追惩性的事后监督，忽略了行政行为发生前的预防和行政行为过程中的控制。
(3）形式主义。
过渡社会中监督行政的异质性和重叠性特征必然会导致其整个监督行政系统的“形式主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监督行政主体地位“应然”与“实然”的差距。
我国宪法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具有最高的监督行政权力。但目前人大监督是法律地位高而实际地位低，理论上应有的权力与现实中拥有的权力存在差距，监督工作依然是人大工作的薄弱环节。在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体系中，行使监督权的专门机构如行政监察部门，设置在政府系统内部，且在领导体制上，行政监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
(2) 监督行政法规付之阙如。
从总体上讲，我国监督行政立法还不完善，许多应该制定的法律仍然付之阙如，尤其是缺乏专门监督法规，如《监督法》《监督行政程序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等，致使具体的监督活动缺乏可操作性。
3. 基于行政生态理论视角下的监督行政机制完善对策
为有效解决上述监督行政机制存在的问题，提高监督行政效能，可以借鉴行政生态理论中所蕴涵的系统论、权变论和生态论的研究方法，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和完善监督行政机制。
(1）完善社会主义监督法制，为监督行政机制规范运行奠定制度基础。
我国监督行政机制的运行无法回避法规不完善，监督缺乏可操作性的事实。现在工作的重心应该是加快监督行政立法进程，制定一系列专门监督法律、法规，如《监督法》《行政监督程序法》《新闻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等，尤其是制定一部符合国情的《监督法》是重中之重。
(2）构建监督整合机制，为监督行政机制协调运行汇聚监督合力。
过渡社会的监督行政工作是一项浩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建立监督行政体系内部协调机制，使各监督主体互相配合，协调一致，形成监督合力，充分发挥监督行政机制的整体功能。现阶段应着重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整合监督主体，建立多方互动的综合协调机构。第二，推进监督活动信息化，建立统一的监督行政情报信息网络，以强化统一和协调作用。
(3）重塑伦理道德，实现价值聚合，为监督行政机制和谐运行赢得道义支持。
监督行政主体的伦理道德水平直接决定了监督行政的实际效果，制约着监督行政机制的有效运作。以伦理道德制约行政权力，旨在通过学习和教育的方法使得监督官员、人大代表将人民群众的要求内化为自身的道德信念，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监督观和责任观。实践证明，伦理道德的重塑与价值聚合作为一种柔性的监督制度设计和道义基础，以其监督效果的预防性、长效性和经济性等特点，将有效地辅助治理过渡社会中监督行政主体道德失范与价值离散现象。
参考文献
[1]高秦伟.中国监督行政体制的思考与重构[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2002 (3) .
[2]宋世明.体制转轨期加强公共监督行政的路径选择[J].理论探讨, 2001 (5) .
[3]唐兴霖.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述评[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0 (3) .
[4]李红, 朱静.行政文化创新与行政生态优化[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2) .
[5]缪家福.论行政生态价值观与政府职能转变[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4 (5) .
[6]程艳新.行政生态视野下我国行政改革的可行性分析[J].行政论坛, 2004 (6) .
行政法学研究论文 篇9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作为行政法规授权单位,依法行使本地区道路运输行业的市场监督、管理工作,在行政监管工作中,有对违法行政相对人进行依法查处的权力,这就涉及到行政强制的适用问题。《行政强制法》出台后,对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查处违法行为的执法方式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下面本人结合《行政强制法》,就行政强制的概念、种类、设定依据及道路运输行政强制问题做一分析。
1 行政强制的基本概念
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
1.1 行政强制措施的认定要素
认定行政强制措施,应当同时具备以下要素:
(1)应当是针对公民人身自由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财物实施的措施;
(2)应当是采取的暂时性限制或者控制行为;
(3)是由行政机关(包括法律、行政法规授权的组织)实施的强制行为;
(4)应当有具体的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
1.2 行政强制执行的认定要素
认定行政强制执行,应当同时具备以下要素:
(1)应当是强制履行行政决定的行为,即先有行政决定,再有执行行为;
(2)是应当由当事人自己履行的执行行为,当事人不履行的,可以是强制当事人自己履行,也可以由行政机关代履行;
(3)实施主体是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4)应当有具体的行政强制执行事项的设定。
2 行政强制的设定依据
(1)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在各自的权限内设定,规章无权限定。
(2)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和行政机关的直接强制执行权只能由法律设定。但有四个例外:一是突发事件的强制执行可以由行政法规规定;二是《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对加处罚款和滞纳金的行政强制执行规定了普遍授权;三是《行政强制法》第五十条规定了对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行政机关可以代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四是《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二条对需要立即清除道路、河道、航道或者公共场所的遗洒物、障碍物或者污染物的,行政机关可以立即代履行。符合上述四类情形的,可以适用上述相关条款的普遍授权,即可以不需要直接上位法的法律依据。
3 行政强制的种类
3.1 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
《行政强制法》第九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包括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和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等五类。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八十二条规定:“客运经营者违反本规定后拒不接受处罚的,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以暂扣其《道路运输证》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的相关证件,签发待理证,待接受处罚后交还。”《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六十一条规定:“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违反本规定后拒不接受处罚的,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以暂扣其《道路运输证》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的相关证件,签发待理证,待接受处罚后交还。”这两个部令中均有关于暂扣道路运输证件的规定。《行政强制法》第九条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种类中规定了“扣押财物”这一行政强制措施,而道路运输管理中暂扣的道路运输证件是否属于“扣押财物”中的“财物”,即暂扣证件是否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下面我们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下分析。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二条规定关于行政强制措施的定义,作为行政强制措施需具备其一要素为:应当是针对公民人身自由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财物实施的暂时性控制。
(1)关于对道路运输证件是否属于“扣押财物”中财物的理解
道路运输行政执法中暂扣的道路运输证件体现为:一是对道路运输从业人员颁发的从业资格证;二是对道路运输经营者的道路运输营运车辆颁发的道路运输证、客运标志。道路运输证件是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法准予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和道路运输经营者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资质、证明,是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和道路运输经营者依法申请而取得的,这是一种资质权,通过证件形式体现,证件反映该资质权的所有者,这不同于通过购买、转让等方式获得的设备、设施等具体实在的有形物体。本人认为,道路运输证件属于财物,它既是真是存在的物质,背后也代表了所有者从事道路运输活动的资格,具有价值性,应属于违法相对人的财物。
(2)关于对财物暂时性“控制”的理解
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是“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而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财物实施的暂时性控制。本人认为此处“控制”既可包括对财物的直接控制,如查封、扣押,也可包括对财物的间接控制,如暂扣行政相对人所拥有的设备设施的资质证明,使该设备设施失去暂时使用性,即通过间接控制公民财物,便于约束、限制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控制危害的进一步扩大等行政目的的实现;道路运输行业的暂扣道路运输证件措施,是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通过暂扣行为,控制违法从业人员或非法车辆继续参与营运,是为了制止违法行为、保存违法证据、避免危害发生等而采取的行政强制行为,而且是依附于行政处罚等行政决定的,是为行政决定服务的。因此,应当认定为是行政强制措施。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中暂扣道路运输证件的规定,在实际中能有效约束、制止违法行为,保证执法行为通畅,行政处罚决定得到及时、有效执行。但根据《行政强制法》关于规章无权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该条文应予删除,但这无形中给原本执法难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带来巨大的挑战。保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以下简称《国条》)第六十三条暂扣车辆规定,也仅是对无道路运输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车辆予以暂扣,执法方式单一,执法难度加大。
3.2 行政强制执行的种类
《行政强制法》第十二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划拨存款、汇款,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代履行和其他强制执行方式等六类。
《国条》及其部令规章均未涉及该六类行政强制执行,我省《辽宁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省条例》)第五十条第三款规定了关于拍卖暂扣车辆、设备、工具的行政强制执行:“违法当事人应当在车辆、设备、工具被暂扣之日起7日内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逾期不接受处理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依法作出处罚决定,并将处罚决定书送达违法当事人。违法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拍卖暂扣的车辆、设备、工具。拍卖价款扣除拍卖费用、暂扣期间保管费用、抵扣罚款、滞纳金后,余款退还违法当事人。”因行政强制执行只能由法律设定,所以《省条例》关于拍卖这一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强制法》规定相违背,现已删除。在实践中,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依据《国条》第六十三条已采取暂扣车辆措施的,运管机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可以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当事人逾期未履行法定义务,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向当事人出具《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经催告仍不履行的,可以将暂扣的财物依法拍卖抵缴罚款。
4 关于行政处罚中罚款与行政强制中加处罚款的关系问题
道路运输法规、规章中的罚款条款是行政决定本身,是一种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行政机关对到期不缴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当事人逾期不履行金钱给予义务的,行政机关可以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由于加处罚款属于间接强制,虽然能起到督促当事人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作用,但如果当事人不理会、不畏惧加处罚款带来的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压力,这种间接强制有可能就对当事人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仍得不到履行,行政管理目的有可能落空,就有可能损害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采取直接强制的手段方式可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这里的加处罚款都是属于为了使违法当事人履行行政决定而设定的行政强制执行,是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普遍授权性条款,因此,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违法当事人逾期不缴纳罚款的,可以直接依据上述规定,向其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处罚决定。
5 做好道路运输行政执法工作
(1)加强培训、提高执法人员业务素质。
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涉及到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切身利益,道路运输行政执法具有快速、流动、分散的特点,执法人员必须具备较丰富的法律知识,特别必须熟悉道路运输的法律法规,才能做到准确、合理、有效地执法。因此,为从根本上强化行政执法,提高执法水平,必须把加强培训、提高执法人员业务素质作为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的根本措施。
(2)规范行政执法程序。
行政执法程序是法律规范预先设定的,它是对行政主体行使职权过程设置的一种制约。在道路运输执法中一般程序处罚案件涉及立案、违法行为调查、送达违法行为通知书、重大案件集体讨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送达回证等多个程序,执法人员如果缺少其中某个步骤,就可能涉及程序违法。因此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对于改善行政执法活动,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3)做好文书使用和档案管理工作。
行政处罚案卷可以反映行政处罚案件办理的全部过程,正确填写、使用处罚文书,做好案卷归档工作,既有助于对执法人员的行政处罚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又有助于在行政争议中对所实施行政行为进行举证,为行政处罚争议的解决提供证据支持。
参考文献
[1]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解读[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9.
[2]袁曙宏.行政强制法教程[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9.
[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等.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M].法律出版社,2001.8.
行政法学研究论文 篇10
一、公众参与
(一) 公众参与是必然发展趋势
公众参与主要是指个人或者组织在行政主体之外对行政过程产生的一系列行为影响的总和, 公众参与最早在英国的普通法的“自然公正原则”中出现, 但是直到上世纪的中后期才被公共行政领域所应用。公共行政的运作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行政主导逐渐向公众参与主导过渡, 公众参与成为了现代公共行政的必然发展趋势,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各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演愈烈, 为了保证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和经济可以健康、稳定的发展, 社会公众参与和行政决策可以解决国际竞争中的难题, 因此, 公众参与在现代公共行政中很重要。二是由于信息技术的普及, 社会公众接触越来越多样的信息源, 本国政府的决策质量好坏以及异于其他国家的决策方法, 在公众中呈现出来。面对这种情况, 政府想要封锁信息根本不能实现, 或者如果政府将信息封锁之后可能暗示政府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从而引起社会公众人员的不满。因此政府开始正视信息技术在不断高速发展的客观事实, 为了更好的避免社会公众被信息风暴左右判断, 公众参与成了政府了解社会公众想法的必要途径, 从而缓解了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紧张关系。
(二) 公众参与的分析
公众参与是现代公共行政的必然发展趋势, 因此有优点的同时也存在问题, 是一把双刃剑。
1. 公众参与的优点
公众参与过程中, 利害关系人可以主张利益直接向行政主体陈述事实并通过行政主体的回应来对自己的辩驳思路做及时的调整工作, 在听取意见与信息提供的交叉运作过程可以为行政主体提供更多更全面的信息, 从而为政府做出公正的行政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公众参与可以将利害关系人吸纳到政府的行政程序中, 能更好的使利害关系人受到行政主体的尊重, 坚定利害关系人的意志。公众参与将程序控制与实际控制相结合, 对社会公众展现了政府的行政行为的全过程, 从而加强了公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 减少了行政权的异化机会。此外, 由于行政主体不能完全掌握信息, 对客观事实或者行政形式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实行公众参与可以由社会公众提供信息帮助行政主体对事实的鉴别, 同时使公众与行政主体之间达成共识, 增强了行政主体的合法行为, 提高了行政效率。
公众参与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有效沟通的必要途径, 社会公众的参与过程中, 可以缓解公众与行政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从而加强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和谐。公众参与可促使公众在参与行政主体处理共同事物时, 增强自身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 使社会公众逐渐成为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 同时推动了行政权由国家向社会回归。
2. 公众参与带来的问题
公众参与在行政行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公众参与可能导致行政行为无法实现自身的有效性。行政行为的有效性包涵公民意志与行政目的, 两者既可能相互统一又可能相互冲突, 当两者相互统一时可以使行政行为的有效性很好的实现, 但当两者相互冲突时可能出现行政主体对公民意志的忽视或者过于满足公民意志而导致行政目的落空, 致使行政行为的有效性原有的价值大幅度降低。当社会公众与行政主体之间存在着知识结构和拥有的信息量差异较大时, 可能损伤社会公众的利益。同时在公众参与过程中, 个人利益在强大的组织支配过程中可能受到歧视, 公众参与是人民公决的最高形式, 人民公决遵循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因此则可能使少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在公众参与时, 并不拥有完全的行政行为决定权, 因此只能向行政主体提供一些信息和建议, 在行政行为违法时, 由行政主体承担法律责任并不是由参与者的公众承担责任, 但由于由公众进行参与, 因此给了行政主体辩解的机会, 违背了追究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的常理, 使行政责任变得虚拟化。另外公众参与可能给行政主体增加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出, 从而增加了行政成本。
二、公众参与对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挑战
公众参与包括具体的参与行政过程和行使具体公共行政职能的社会中介组织两种形态, 因此公众参与对当今的行政主体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加剧了公众权利的社会化。另外, 公民参与对行政行为的内涵与特点也提出了挑战, 因为公民参与使行政民主化的范围不断扩大, 丰富了行政行为的蕴含的意志内容。同时, 在公民参与过程中, 行政主体所行使的职权趋向多样化形式, 使行政管理方式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大, 从行政行为效力的角度讲, 不同的法律效力的诉讼程序不同, 因此公众参与对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提出了挑战。我国在公法与私法上没有明确的划分, 但伴随着公众参与在行政领域的不断扩展, 行政主体运用私法手段谋取利益得以实现, 导致了私法与公法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对行政法的归属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三、结语
公众参与为公众与社会主体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了重要的途径, 准确的把握了公共行政的发展方向和基本理论的研究, 提供智力支持来更好的实现行政法的转型, 让公众与行政主体之间共同创造和谐的社会。
参考文献
[1]方洁.参与行政的意义—对行政程序内核的法理分析[J].行政法学研究, 2009, 1 (10) :15-16.
[2]胡平.试论构建服务型政府中的社会公众参与制度[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09 (5) :53-54.
现代行政文秘写作技巧研究 篇11
关键词：行政文秘；写作；技巧；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社会管理也要求越来越高，中国行政体系也在跟着快节奏变化，对行政文秘的要求越来越高。行政文秘写作是行政文秘工作的重要内容，主要针对的是行政公文的写作。行政公文，是公务文书的简称，是人类在治理社会、管理国家的公务实践中使用的具有法定权威和规范格式的应用文。它是特殊规范化的文体，具有其他文体所没有的权威性，有法定的制作权限和确定的读者，有特定的行文格式并有行文规则和办理办法。我国公文一律按照2012年4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2012年7月1日起施行）要求撰写。而从事行政公文写作的工作人员必须掌握一定的技巧才能做好行政文秘工作。这些技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思路清晰，主旨明确
行政写作最忌讳思维混乱、条理不清、主旨不明确，一会儿写东一会儿写西。行政公文不论是会议上汇报材料还是正规的发文公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文章思路清晰、层次分明、主旨明确。常列出文章条理用词，如一、二、三、四，……作为文章分节有条理性、有针对性陈述的象征，对同一段话内有多个层次含义的内容最好也整理成条理性，不要杂糅在一起，那样表达不清楚意思，没有层次感，常用词语如“一是，二是，三是，四是……”，或者“一方面”，“另一方面”，等等。
2 言简意赅，详略得当
行政写作不同于其他写作，行政写作不需要华丽的词藻，而是需要用简洁的语言表达清楚事情。文中常用的词语，重点内容可以较为详细的描写。不重要的内容，起到烘托作用的内容可以简略。
（1）开头用语。开头用语常常是直截了当，点明了此文的根据、目的，常用词语“根据”、“为了”等。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3〕16号），……。又如，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精神，……。
（2）过渡用语。过度用词是在陈述某些内容时，要转入另外一个内容的用语，这些词语常的有，“鉴于”、“为此”、“总之”、“综上所述”等。
（3）经办用语。如：经、已经、现经、办理、责成、试行、执行、贯彻执行、研究执行、切实执行等。
（4）称谓用语。有第一人称：我局、本所；第二人称：你单位、贵单位；第三人称：该同志，等等。
3 适当配图表，内容更直观
在行政公文中，有时候用文字描述不能表达清楚，如某个爆炸事故的发生地点、周边环境，那么用一张电子地图插入文档中，能起到很好的作用，领导一看便知。因此现代行政文秘人员一定要掌握一些绘图软件的基本操作，如photoshop 、coreldraw。前面提到的地图，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或者google地图，电脑印屏后，在photoshop中进行处理，用显眼的图形（如红色的圈圈、红色的标注状）把事故地点给标出来。同理，有些时候，需要配上示意图才把事情说清楚，如某工厂突发爆炸后，相关部门污染监测的点位图，用文字表述不够直观，这时候配上一个示意图，那就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
在表达变化趋势时，文字描述不如用图来表示更加直观快捷，如月气温变化图、客流量月变化图、居民人均年收入变化图等等。
表格常常也是行政文秘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内容，甚至有些行政公文，文字表述的内容很少，主要以表格为主。比如某某工程进度表，某某公司月销售量等等，领导要的也是一张表格，不需要太多的文字表述。因此行政文秘在公文处理中，学会恰当的使用表格是十分重要。如果涉及数字统计的报表，最好用Excel电子表，并用其自带的公式进行相关自动计算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一个合格的现代文秘人员应当熟知Excel的各种操作。
4 排版符合规范，减少改稿次数
行政文秘人员应当好好学习，领会并掌握2012年7月1日起施行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的规定，如标题字号及字体、正文字号及字体、行数、落款等等。行政文秘人员在撰写发正式文稿时一定要严格按照该条例进行排版，以避免文稿交给领导审核签发因排版问题而来回修改耽误时间。
5 多用书面语，少用口头语
行政系统类文稿行文用词经常多为书面语，很少见到有口头语。这样尽管文章读起来文绉绉，但是显得比较严谨、庄重。比如常见的有：严格执行……制度，继续加强……工作，强化……执法力度，严格……管理，确保……安全，深化……改革，大力发展……产业，加大……力度，着力解决……问题，切实加强……，等等都是党政公文中常用到的书面语。
6 用词讲究对称
行政文稿不同于其他文体，行政类文稿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其独特的行文方式，即用词讲究对称，往往在每一段的标题为对称或者段内开头句为对称。以党的十八大报告为例来说明。如，在第二章谈到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连续用了8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7 平时注意积累相关知识
行政文秘是行政系统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常见的行政文书有汇报材料、方案、请示、总结、简报、决议等，不仅形式要求合乎行政的“口味”，内容更是要有针对性。因此行政文秘人员必须注意保存各类文件（包括纸板、电子版），并且每个文件要简单浏览一下，在脑海里有个大概的印象，在写相关文稿时可以快速调取出来参考，比如某个方案已经通过会审，表明它做得已经很完善，可以作为参考的依据。比如某个表格设计的很好，得到领导的肯定，那么碰到类似问题也可以仿照。
在日常工作中，行政文秘的写作技巧还有很多，以上所举这些写作技巧只是提供给广大文秘工作者作为参考。在实际的文秘工作中，广大文秘工作者还需结合自己的工作情况，举一反三，探索出更多更有效的文秘写作技巧。
参考文献：
[1]林强.浅谈如何做好行政文秘工作[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2（34）：253.
[2] 李莺.探析培养高效行政文秘职业能力的对策措施[J].现代经济信息，2011（19）：4950.
[3] 王少双.试论企业管理与行政文秘工作的综合作用[J].科技创新导报，2012（12）：250.
行政诉讼调解研究 篇12
一、行政诉讼调解的理论基础及其设立的必要性、现实可行性
(一) 行政诉讼调解的理论基础
1、中国法律文化传统和实际是行政诉讼调解的社会学基础。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 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和为贵”是诉讼调解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存续的法文化基础, “无讼”思想、贱讼心理导致传统诉讼法律文化对调解制度的偏好。中国传统诉讼法文化中的调解机制极为发达, 这种息讼调解的解决途径既切合传统中国的实际, 也易于为中国人的心里所接受, 因为“这些非法律化的社会手段在维持社会价值以消弥冲突的同时, 就为乡村社区提供了符合这种价值的行为准则”。行政诉讼调解是中国法文化传统在诉讼上的自然体现。
2、社会成本理论是行政诉讼调解的经济学基础。从经济学角度讲, 法院诉讼活动, 包括行政诉讼是有成本的, 法院和当事人在诉讼中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正因为此, 诉讼制度的设计就应当使成本最小化。一旦进入诉讼程序, 对当事人来讲, 往往是一种讼累, 疲于应付, 可能出现诉讼零收益或负收益;对法院来讲, 旷日持久, 当事人的诉讼拖累, 会造成法院各种资源的无端耗费, 严重影响司法的效率。如果通过调解, 充分利用因调解而节省的资源, 配置到急需司法资源的部门中去, 就会实现配置效率。人是一个理性最大化者, 也就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在交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 如果能达成对双方都有益的交易, 那么双方当事人就应当进行交易。行政诉讼适用调解, 符合了诉讼经济这一原则。
3、平衡论是行政诉讼调解的行政法学基础。根据平衡论的观点, 行政权与公民权结成相互依存、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无意义地孤立存在, 双方主体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这也是宪法、法律所明示的一项重要原则。主体在法律地位的平等, 为行政诉讼上的调解提供了一个博弈的平台, 使得双方意思得到充分的表达, 各自的证据和理由得到有效的展示, 可以为法院的裁判提供客观的基础, 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平等诉讼的目的, 发挥了行政诉讼的功能。现代行政法理念下, 政府与公民不再主要以针锋相对的矛盾对立面的姿态出现, 行政法更愿意寻求一种强调合作和协商精神的良性互动关系, 追求一种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新型模式。这种新型关系和模式需要双方权利 (力) 结构的总体动态平衡, 而这种平衡状态的实现正是主要靠公民这一方的积极参与。行政诉讼调解正是对这种平衡状态的回应。
(二) 行政诉讼调解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
1、诉讼是处理特定社会纠纷的一种机制, 其目的是由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进行裁判, 定纷止争。行政诉讼法作为一种制度, 其主要的价值取向是为实现主体之间的公正提供法律依据, 在行政诉讼中排斥调解制度会影响到司法的效率, 而在行政诉讼中接受调解制度也并不必然导致司法的不公正。在“公正与效率”司法理念的背景下, 有条件的接受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是必要的。
2、虽然现行《行政诉讼法》明文禁止行政诉讼中进行调解, 但实际上案件通过协调方式解决的现象屡见不鲜。《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 行政诉讼中的撤诉率, 一直居高不下。高撤诉率从侧面反映了行政诉讼中大量以调解结案的客观现实。
3、许多国家的行政诉讼领域都允许一定程度的调解。如法国行政法明文规定, 可以有限度地进行调解;德国行政法院法第87条规定:“审判长或其指定之法官, 为使争诉尽可能一次言词辩论终结, 于言词辩论前有权为必要之命令。其有权试行参与人为争讼之善意解决之和解”。根据美国《司法》杂志的统计, 联邦法院归档的诉讼中有90%的案件并没有通过审判, 而是通过调解、和解等方式获得解决。日本、瑞士及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律虽然未明确规定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可以进行调解, 但从有关法律条文中仍可以推知, 允许法官为一定程度的调解, 日本行政诉讼司法实务上承认当事人间的和解制度。
二、行政诉讼调解制约因素分析
(一) 行政诉讼调解的特殊性
“民事诉讼法是诉讼法中的诉讼法, 只要不损害行政诉讼的特殊性质, 就应当予以适用。”虽然行政诉讼可以参照民事诉讼中的相关规定, 作为调解也有基本的共同之处, 但行政诉讼调解有其特殊性, 决定了行政诉讼调解不能照搬民事诉讼调解模式。行政诉讼调解的特殊性是其自身的制约因素。具体而言, 行政诉讼调解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原告可用来处分或放弃的只能是诉讼权利, 通过放弃诉讼权利, 实现保护实体权利的目的。行政诉讼中原告在诉讼中与被告地位平等, 但在实体行政法律关系中, 却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处于被管理的地位。如果让原告放弃实体权利, 那么与行政诉讼法的宗旨, 即保护公民、爱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完全背道而驰, 也有违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原则的初衷。所以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只能是原告通过放弃诉讼权利, 来实现保护实体权利的目的。
2、被告处分或放弃的权力限定在法定权限范围内, 通过变更、撤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达到依法行政的目的。“无授权则无行政”, 被告处分或放弃的权利限定在法定权限范围内。调解范围只能局限于被告的法定职权范围之内, 严格禁止超越被告法定职权的调解。原告通过调解能得到实际利益, 被告在法定权限范围内, 变更、撤销具体行政行为, 仍然符合依法行政要求。
3、如果被诉的具体行为完全合理合法, 原则上没有调解的余地。行政诉讼是一种“矫正诉讼”, 即对违法行为予以矫正。调解是建立在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或者在瑕疵上有变更、撤销可能的前提下。对于被诉行为适用法律正确, 径行作出维持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二) 行政诉讼调解在实践中的制约因素
1、观念制约。理论上, 认为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核心观点是公权不可处分, 即认为行政权属国家公权, 具体行政行为如何作出, 法律、法规都已预先设定, 行政机关或是被授权的组织不能自由处分。同时, 在官本位意识和特权思想作怪下, 一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自视甚高。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 自然产生心理抵触。
2、制度制约。我国司法独立性不强, 是在普遍意义上对行政诉讼调解的制度制约因素。除此之外, 一些具体的制度也对行政诉讼调解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包括行政首长不出庭、不应诉和一些地方制定的行政机关政绩考核以及法院内部的差、错案考核制度。在行政首长负责制下, 行政首长不出庭、不应诉, 对行政诉讼案件中的具体情况不甚了解, 缺乏对任职机关行为合法与否的直观把握, 而所委托的代理人, 一般无权决定是否进行调解, 使得法院调解成为费时费力的工作, 调解的诉讼经济价值无法体现。行政机关政绩考核和法院内部差、错案考核, 对行政机关和行政审判机构产生外在压力, 迫于这种压力, 所进行的调解也极容易走样变形, 失去调解的本义。因此,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立, 不能忽视其他配套制度的确立及其合理化, 其他制度对行政调解的制约应当纳入行政诉讼调解的视阈范围。
三、行政诉讼调解的具体运用
行政诉讼调解的特殊性以及在实践中受到的观念和制度的制约, 决定了行政诉讼调解在诉讼运用上具有自身独特的规则, 这些规则包括所确立的原则、适用的范围、裁决的形式等几个方面。
(一) 行政诉讼调解运用的原则
1、合法原则, 即不违反法律、不违背公共利益、不侵害他人利益。
行政诉讼调解是促使原告与被告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作出让步, 但是并非一遇到行政诉讼就套用调解, 法院不能强使行政主体超越或放弃法定职权而与原告进行调解, 这样会损害国家权威, 而应该在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 通过调解达到化解矛盾纠纷,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2、自愿原则。
自愿是任何调解的核心, 由于行政诉讼中原被告双方所享有的权力 (利) 不对等, 因此行政诉讼调解尤其应该确保这一原则的贯彻。自愿原则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法官不得“以压促调”, 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 只有在当事人完全自愿的前提下, 才能进行调解;二是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自己的强势地位, 以强权为后盾或者威胁, 使双方的合意成为一种强制自愿。
3、有限原则。
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的范围应当是有限的。从行政机关权力的特有属性来看, 行政诉讼中并非任何争议的行政行为都可以适用调解, 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任意处分行政权能, 不同的行政行为和不同类型的行政案件使行政诉讼的调解受到限制, 另外, 如果不对行政诉讼调解的范围作出限制, 可能会导致调解权的滥用, 这样很容易损害到国家和集体利益。
(二) 行政诉讼调解适用的范围
行政诉讼调解适用的范围问题, 就是对何种类型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进行调解的问题。
按照行政行为是否有自由度, 可以将行政行为分为羁束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如果调解在行政诉讼中可以成立, 则首先存在于行政机关拥有裁量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中, 这一点几无争议。羁束行政行为一般不具有可调和性,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 羁束行政行为不适用调解。
按照行政行为违法的程度, 行政行为可分为无效和可撤销的行政行为。可撤销的行为主要是指违法程度不大或是稍有瑕疵的行为。例如, 某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仅违反法定程序的, 由于对公共利益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如果双方当事人愿意在法院的调解下解决纠纷, 法院可以对其进行调解。对于重大违法的无效行政行为, 由于其自始不生效力, 即使当事人双方出于自愿, 人民法院也不能对其进行调解, 否则将纵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降低行政及司法机关的威信。
从行政管理角度对行政行为的分类来看, 适用调解的案件主要包括: (1) 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裁决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 包括不服基层人民政府作出的民间纠纷处理决定的;不服行政机关权属争议归属确认决定的;不服行政机关对侵权或损害赔偿所作裁决不服行政机关对某种民事行为责任效力的认定等案件。不服行政裁决诉讼案件存在三方关系人, 即原民事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和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 (2) 对因行政合同引起争议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行政合同虽然与民事合同不同, 但作为“以行政主体为一方当事人的发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律关系的合意”, 适用调解是顺理成章。 (3) 对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指导行为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指导即行政主体在其职权管辖范围之内, 对于特定的人, 运用非强制性手段, 获得相对人的的同意或协助, 指导行政相对人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以实现一定行政目的的行为。其非强制性、建议性的特点, 使得调解适用成为可能。
赔偿案件适用调解, 因《行政诉讼法》已作出明确规定, 本文不再赘述。
行政诉讼调解的范围十分广泛, 并不限于上述几种情形。但从中可以归纳出行政诉讼适用范围基本局限在行政主体具有一定处分权的事项上。尤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新类型的案件不断出现, 在法律尚未规定, 以政策调整为主的领域, 适用调解不啻为解决纠纷的较好途径。
3、行政诉讼调解的裁决形式。
目前一般主张, 行政诉讼调解应当制作调解笔录, 可参照民事调解的做法, 当事人就诉讼事项达成协议应当制作调解协议, 法院在确认调解协议内容的基础上应当制作调解书, 内容包括:诉讼当事人、案件性质、审判组织形式、诉辩请求理由、案件事实、调解概括经过、协议内容、诉讼费用负担、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日期、签章;送达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但是, 正是由于行政诉讼调解的制约因素, 尤其是行政诉讼调解本身的特殊性以及行政执法的观念这种软环境的约束, 采用制作调解书的裁决形式, 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以原告申请撤诉, 法院作出准予撤诉的裁定, 依然是一种契合现实的做法。当然, 当事人的达成的调解内容, 在法院的卷宗中应当有所反映, 并在立法上付与一定的效力。
四、结论
“法律是法官在证明其判决正当性时所运用的判例、规则、原则和政策的集合, 实际上就是法官在判决制作过程中所考虑的各种实践性资料”。行政诉讼调解是法的实践性的反映。实践的内容包罗万象, 极其丰富。因而, 对行政诉讼调解在理论上的探讨和在制度上的设计, 都有捉襟见肘之感, 无法全部囊括其中细节。这种现象不仅对行政诉讼调解来说存在, 对民事诉讼调解、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和其他各种调解都存在。《民事诉讼法》有关调解的规定仅7个条文, 而对具体如何调解可以说是语焉不详。将来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估计也不会规定得很详细。但是, 行政诉讼调解要求尽可能厘清其中问题, 否则产生不良结果, 对本来就根基不实的行政诉讼带来负面冲击。因此, 理论上的探讨还有待继续深化, 实践中的经验还有待不断总结。
参考文献
[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6页。
[2]、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27页。
[3]、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第4页。
[4]、缪文升:《现代性视角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法哲学思考》, 载于《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6年第1期。
[5]、[美]J.弗尔博格、李志:《美国ADR及其对中国调解制度的启示》, 载于《山东法学》, 1994年第4期。
[6]、[日]南博方:《行政诉讼中和解的法理》, 杨建顺译, 《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第1期
[7]、陈桃生:《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考量》, 载《兰州学刊》, 2006年第5期。
[8]、王刚、罗静:《关于建构我国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理论探讨》, 载于《学术沙龙》, 2005年第7期。
[9]、莫于川:《公民合法权益保护优先是行政诉讼立法的重要原则》, 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5年第5期。
[10]、余凌云:《行政契约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27页。
[11]、胡建淼《行政法学》,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第4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