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诗经》中的女性形象及其社会意义

浅析《诗经》中的女性形象及其社会意义（通用5篇）

浅析《诗经》中的女性形象及其社会意义 篇1

论文题目：浅析《诗经》中的女性形象及其社会意义

学 号：姓 名：年 级：专 业：学 院：完成日期：

顾梦迪 级 艺术设计系 文学院

年12月25日 1012514 2010

2013

摘要：《诗经》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她们或哀婉悲戚，或大胆热情，或懦弱痴情，各种女性角色被描绘的淋漓尽致，栩栩如生。同时，《诗经》作为反映周人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也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的女性生活状况和社会历史地位。本文以对《诗经》中不同的典型女性形象分析为切入点，探究《诗经》中女性形象所昭示的社会意义。关键词：诗经；女性形象；社会意义

据统计资料显示，在《诗经》 305 篇诗歌中，涉及女性的有141篇，占诗经篇目的三 分之一左右，为后世诗歌所罕见。《诗经》对女性人物形象的描绘多是一人一事的片段式，没有外貌的工笔描写，却大都具有非常清晰的性格轮廓，并且以各自不同的风貌、品质、情操，鲜活地呈现于读者的面前，存留于历史人物画廊中。

一、恋爱中的大胆、真率形象

“关关雌鸿，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述。”《诗经》中不少描写男女之间恋情的诗篇，开篇第一首《周南·关雌》，便是一篇恋爱诗。在《诗经》的那个时代尚有较为宽松的环境，女性的恋爱多是以自由恋爱为主，女子敢于大胆的追求幸福的爱情。那个时代的择偶标准是德貌并重，比如《静女》篇，《蒹葭》篇，都是写的是内外兼具美好的女子。像那些只有美貌却没有德行的女子并不是他们所歌颂的对象。从《诗经》中描写男女间的恋爱生活来看，绝大部分诗篇里是女性处于较主动的位置，她们较之于男性更热烈而大胆。《王风·大车》则表现了女子在面对爱情时的大胆执着：她在始终得不到情人回应的情况下，一心想和情人私奔；她在与情人离别之时，在情人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缺乏勇气的情况下，虽对情人也有埋怨，但从未放弃和情人私奔的打算。

《诗经》中这种处处可见的“大胆率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地域文化。《诗经》产生于我国的北方，其地多高原和平原，黄土覆盖，气候恶劣，居住环境并不理想。在黄河流域的这块土地上，人们多是为了生存而与恶劣的环境进行艰苦的斗争，所以往往形成的是激烈的、直接的，甚至是泼辣的民族性格。

二、生活中的勤劳、朴实形象

《诗经》所选择的人物大多是现实生活中的劳动妇女和贵族妇女，而且这些女性大都是真实的存在。《诗经》中关于女性采集的诗篇很多，如《周南·关雌》“参差蒋菜，左右流之。”“参差蒋菜，左右采之”；《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磋我怀人，置彼周行。”《卫风·氓》中的女主人公即可能是一位纺织者，因此“氓”借“抱布”“贸丝”以“谋我”。《诗经》中的女性多是因为其能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能够生育而被赞美，比如《周南·蟲斯》就是借蟲斯来赞美生育的能力。

任何一种社会形象和社会角色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现实和具体的社会环境所赋予和规定的，女性作为一群具有特定意义的社会形象，其社会角色当然也是由社会现实和其所生活的具体社会环境所确定和赋予的。但具体到《诗经》这样一部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来说，其形象的塑造和社会角色的规定却是由《诗经》作者、编纂者及注释者共同完成的。《诗经》记载的是西周初叶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商周时期，由于劳动力的不发达，生存环境的艰苦，女子常常要担当起劳动和组织劳动的重任，所以健硕有力的女子，就成为人们心仪的对象。而且为了对抗恶劣的环境，先民的种族繁衍的愿望也是相当的强烈。这种高大健壮的女子符合这种审美，体现了先民对自然生殖力的崇拜。

三、逆境中的哀婉悲戚而又坚强的形象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国风中的弃妇诗共有三篇：《卫风·氓》《北风·谷风》《召南·江有汜》。这三首由血写成的诗，字字是泪。它们分别代表决绝醒悟型、谴责控诉型、痴情如故型三类不同的弃妇形象。古代婚嫁，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氓》中，氓既无“良媒”，又不是奉父母之命。相恋中的女主人公，又哭又笑，为情所困。登上倒塌的墙，因见

不到氓来而“泣涕连连”，因见到氓来而“载笑载言”。占卜后“体无咎言”，于是氓用车来接心爱的人，二人恩爱把家还。本以为两人会如卦象所言，白头偕老，却不料“士贰其行”、“二三其德”。古代女子受三从四德的约束，“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给女子的婚姻定了性。但《氓》中的女主人公，却能够从痛苦中觉醒起来，要与丈夫断绝关系。《北风·谷风》描写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弃妇型形象。面对自己的辛劳，丈夫的忘恩负义，她只能控诉、只能谴责，她没有《氓》中女主人公决绝的勇气，她更多的是自怨自艾。另外，在《诗经》的《小雅·谷风之什》中也有一篇《谷风》。它同样是一首弃妇诗。其人物形象与《北风·谷风》中的人物形象大体一致：弃妇谴责忘恩负义的丈夫抛弃自己，责备他是个可与共患难，不能同安乐的人。《诗经》中弃妇诗在所有婚恋诗中几乎占了七分之一，这说明女子弃妇形象已《诗经》时代的典型代表。这些被遗弃的女性中有平民之妻、贵族之妇，有的甚至还贵为王后。统观《诗经》中的弃妇诗，女子的婚姻悲剧并非因为她们有什么过失，相反，却表现出对专一爱情的渴望，并为家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牺牲。

孔子曾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中“怨”是说用诗讽喻多种不良政治，批评社会的丑恶现象。弃妇诗就是“怨”的一种。它不仅仅是弃妇的怨愤，而且是一种社会的怨愤。《毛诗序》认为“《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仪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背弃，或乃困而自悔，故叙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泆也。”同样，《毛诗序》认为，《诗经》中大量描写男女情感的诗，实际上都是在“刺时”“刺政”。《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或刺的作品。因而，一部《诗经》，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

四、德貌兼备之美

把《诗经》中的女性人物放在历史环境下，从人们思想观念变迁的高度和社会审美价值的标准来分析、考量周代社会人们的爱情观、婚姻观，这些诗歌不仅真实自然的表现了周代社会男女交往、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等等爱情各个方面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且在诗歌的字里行间里、在男女轰轰烈烈的爱情生活中无不渗透、显现出周代社会对女性形象的欣赏、取舍、评价标准以及对女性形象普遍的心理取向。在礼制初成的周代，对女性形象的要求除了外在的审美需要之外，还包括对女性品德、品格的要求。

《诗经》中的女性可分为三类：一是有德行的女性，二是德行与美貌相结合的女性，三是美艳无双但缺乏德行的女性。《诗经 》所载有德行之女性，《大雅 》中 《思齐》、《绵》、《大明》等诗中所提到的大任、大姜和大姒堪称代表。在《大雅•思齐》写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周武王曾“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来肯定其母亲大姒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和社会地位。古公亶父妻大姜助其考察探定岐下之地，古公王季妻大任之贤德能干，文王妻大姒一身而兼备大姜和大任的美德，不妒不忌，是妻之范、母之仪的典型代表，这样的女性显而易见是《诗经》所尊敬和赞赏的，在这类女性身上集中体现的是“德”的一面。《周南·关雎》 中的女子则同时具有内在美和外在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淑女”是对既善又美的女子的称谓，《诗经》中类似称呼如“静女”、“姝者”、“美人”等都是此意。《关雎》中的女性不仅美丽动人，而且善良娴淑，“君子”对她的爱慕也就根源于这种善美合一的审美体认。

对《诗经》中女性形象的研究，范围广泛，内容众多。在《诗经》中，女性的外在美是显而易见的：窈窕淑女、硕人其颀、有女如云等等，淋漓尽致地为我们展现了各种美女。但是女性的内在美却是需要我们去挖掘品味的，《诗经》将人的美德美貌集其精华而赋予她们，至今流传甚广，它们的成功充分说明诗经中女性形象的永久传承性，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金启华，朱一清，程自信。《诗经鉴赏辞典》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年2月； 廖群。《诗经与中国文化》香港东方书社，1997年；

曹楚基。《中国古代文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

苏芸。《<诗经>中女性形象的生命律动》新疆教育学院学报(汉文版)，2000(01)； 卢静。《诗骚女性形象之比较[》青海师专学报，2002(01)； 周振甫《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

贾香娟。《<诗经>中“弃妇”形象论》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01)；

朱荣梅，杨亚丽.。《<诗经>女性审美传统的文化意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 张琳。《<诗经>中女性形象探微》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08)。

浅析《诗经》中的女性形象及其社会意义 篇2

一、冯梦龙与“三言”中的女性婚变小说

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一些女性开始走出家庭, 出现在茶坊、酒肆、手工作坊间中, 如《黄贞女义结李秀卿》中女性女扮男装, 将家业发展壮大。女性社会生存空间的拓展, 决定了她们在婚恋问题上有了一定的自主意识, 她们一些人婚前自主择婿, 婚后面对婚姻中的问题, 勇敢地反抗, 甚至走向一种极端, 被冠以“妒妇”之名。当然, 冯梦龙作为一个封建文人, 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和进步的时代的气息熏陶着他, 从而形成了的矛盾的婚恋观与妇女观, 也就决定了他面对女性婚变的双重态度。

“三言”中有揭露封建官僚罪恶的作品, 有写诉讼案件的篇章, 有写朋友之间的情谊和文人雅士之间的一些风流韵事的, 还有些写神仙灵怪的故事, 而更多的是写男女之间的爱情婚姻的作品。这三部小说中涉及女性婚变的共有十二篇, 分别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陈御史巧勘金钗钿》、《葛令公生遣弄珠儿》、《木棉庵郑虎臣报怨》、《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简帖僧巧骗皇甫妻》;《警世通言》《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范鳅儿双镜重圆》、《三现身包龙图断案》、《计押番金鰻产祸》、《蒋淑珍刎颈鸳鸯会》和《蔡瑞虹遇贵人忍辱报大仇》。

冯梦龙的这类女性婚变小说是在对以往各种婚变类小说的继承与创新基础上完成的, 尽管仍然是以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作为作基本素材, 但其爱情主题却有了新拓展。他推崇男女在相知基础上以情为根本的结合模式。同时, 作品中开始以商贾百姓为主人公, 并对市民阶层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等进步观念进行整合, 表现出合乎人道的新型恋爱婚姻观。

二、“三言”中的女性婚变情形

明代以来, 随着女子的社会地位从“依附”到“独立”的转变, 女性在文学中的形象也从“备受歧视”到“同情”与“赞美”。在冯梦龙的“三言”中有很多反映女子婚变的篇章。所谓的“婚变”在前文中已经提到, 具体而言, 在“三言”中婚变的情形又有以下几种。

1、由女性占主导因素而形成的婚变

(1) 女性从自身出发, 理智地改变错误的婚姻。封建婚姻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安排下的无爱婚姻, 女性始终处于爱情的饥渴状态。女子未嫁之时恪守闺训, 出嫁, 只有经过“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婚姻才被认可。女性对婚姻没有发言权。婚后的女性要时刻谨记为人妇的责任与义务, 成为为男性操持家务和传宗接代的工具。晚明时期的女性面对不平等的婚姻, 开始进行抗争, 在《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 梁尚宾的妻子田氏本是父亲为感谢梁家之恩, 而将其许配过去的, 但田氏却不甚满意, 正如她所说:“……见丈夫……开口只叫他‘村郎’”, 可见其对婚姻的反叛。

(2) 婚姻中丈夫外出不归, 女性受内在情欲的鼓动或因他人引诱而背叛婚姻。晚明时期, 经商的人越来越多, 而当时交通极不发达, 男子外出经商少说一年半载。女性在音讯全无、归期无定的苦苦守护中, 情感空虚, 若再被他人钻了空子, 最后的结果无疑不是屈服诱惑, 背叛婚姻。以《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为例, 小说以写商人蒋兴哥和妻子王三巧原本十分恩爱, 蒋兴哥经商近一年未归, 王三巧本也能够独守, 但当商人陈大郎窥见其美貌后, 在金钱与性诱惑前, 三巧的沦陷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女性在长期的情爱缺失与性爱缺失中, 或空守有名无实的婚姻, 或是在原始情欲激发下背叛丈夫, 如蒋淑真生性淫荡, 在诱奸谋害两条人命后, 嫁给张二官为继室。开始二人也曾“日则并肩而坐, 夜则叠股而眠”, 婚后张二官外出经商, 蒋淑真便与朱秉中偷情。而庄妻田氏在庄子导演的婚变戏中, 王孙的俊俏使得田氏萌动了“怜爱之心”, 田氏在丈夫“新丧”之时便迫不及待的去追求肉欲之欢。更有一些女性因情感的压抑, 性的压制过度而走向淫荡, 追求一种畸形的婚外情。

2、由男性占主导因素形成的婚变

在男权社会体系下, 无论其是否健在, 对婚姻是有绝对的控制权和处置权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 这本身就“是一种单向的、片面的、专制的、不公平的行为”。一些男性在骨子里视女性为私有物品, 随意支配。他们玩弄哄骗女性。一旦走入婚姻, 他们开始为所欲为。蔡瑞红的种种遭遇皆是拜男性甜言蜜语所赐。在这些事实的背后, 隐藏的是男性对婚姻、对女性的不负责。因为离婚是社会赋予他们的特权, 他们可以以“出妻”, “和离”及“义绝”等多种理由与方式随时休弃妻子, 解除婚姻。在他们看来, 婚姻中他们可以蓄妓纳娼, 女子却要做到不妒不忌, 并恪守妇道, 即便是在男子死后, 也要守护婚姻, 不容改嫁。

在“三言”婚变小说中, 很多男性为社会威望、官职等需要将妻子或是转赠他人, 或是遗弃, 休妻再娶。如在《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中男性对女性的不信任, 仅仅因为一封简帖, 就葬送了两人的婚姻。而当面对婚姻生活中的经济问题时, 更有一些男性将妻子作为商品转卖他人。如在《木棉庵郑虎臣报冤》, 妇人胡氏与丈夫王小四是原配夫妻, 在经济窘迫时, 丈夫王小四卖掉妻子, 妻子胡氏对自己的命运和婚姻是没有决定权。

3、封建家长的异议引起的女性婚变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与封建家长制和封建宗法制结合在一起的。在封建家长体制下, “男不亲求, 女不亲许”。婚后, 父母对于儿女的婚姻同样有着绝对的否定权。除了孟子的“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之外, 封建家长对于子女的婚姻仍拥有较大的控制权。如在《计押番金鰻产祸》中计安原本指望靠女儿晋升, 当得知女儿与长工周三偷情时, 道:“我指望这个贱人去个官员府邸, 却做出这般事来, 譬如不养的, 把这丫头打杀了罢。”为了家族的声誉, 父母能够将女儿嫁给长工, 且不论婚姻幸福。同样地, 父母屡次干涉庆奴的婚姻, 与女婿“官司一场, 夺了休”, 造成了庆奴悲苦的一生。

三、女性婚变及婚变中的女性呈现出的社会意义

“三言”中的婚变小说, 无论是女子的主动行为, 还是男性对女性的左右, 或是外在因素的共同作用, 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 而近代社会刚刚起步的晚明时期, 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1、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 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婚姻和社会地位

“三言”中, 女性在婚姻中表现出来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意识, 她们不再认为婚姻一定要父母包办, 媒人说和, 而是主动地追求自己理想的婚配对象, 对于未婚女性也能够勇敢地选择自己理想中的配偶, 如《醒世恒言》中的《周胜仙多情大闹茶坊》, 周胜仙初见范二郎即有情与他, 遂使计, 俩人私定终身。由此可以看到女性在婚姻的选择上有了进一步的觉醒, 她们巧妙地运用封建礼教, 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智慧的力量。

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 平氏本是陈商的妻子, 在她得知丈夫身边的珍珠衫来历不明后, 便与丈夫争吵了两三日, 大胆维护自己的权利, 与丈夫平起平坐, 可以说她是一个对丈夫有外遇表示不满的新型女性。在陈商不幸客死他乡, 平氏为安置丈夫的灵柩, 使自己的后半生有一个安定的去处而再嫁蒋兴哥。女性面对婚变, 不再寄希望于男性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而是努力的依靠自身去解决问题, 并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

2、对禁欲主义的突破, 贞节观念的淡薄

明代中后期, 享乐主义深入人心, 《三言》中的女性对情欲的大胆追求, 享受肉体的欢娱和感官的刺激, 在破坏传统贞洁观, 而追求个人感官享受, 其原因在于她们自身被禁锢在狭隘的生活圈中, 而仅局限于“靠着行房之事而消遣一生”。因此她们对婚姻的背叛, 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原始性爱意识的冲动。王三巧出轨后, 作者并未对其越礼行为给予严厉的批判, 相反着重地写出她有外遇的客观因素, 掬一把同情泪之后, 又安排了她与丈夫破镜重圆。

贞节是封建伦理对女性的特殊要求, 它包括婚前守护贞操和婚后为夫守节。明代是奖励贞节最有力的时代, 但是冯梦龙小说却体现了不同以往的贞节观, 在他那里女性的贞节观开始淡薄, 不固守从一而终的婚姻法则。如蒋兴哥原谅了妻子的背叛, 并以情相待, 从另一方面也肯定了爱情与贞操的不统一,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尊重妇女的人文精神。这种对贞操与爱情的新意识, 是以前的文学中没有自觉表现过的, 同时也能窥测出在当时压制在女性身上的束缚消解的痕迹。尽管如此, 但中国几千年来构建的伦理结构不是朝夕就会改变的, 作者讴歌建立爱情基础上的婚姻, 又极力地赞颂一些誓死守节、从一而终的贞操观。即“他对节烈的肯定是无条件的, 对失节的容忍是有选择的。”

这些婚变类小说反映出女子的辛酸往事, 女性为追求人生幸福进行的种种抗争, 最终又回归到封建伦理结构上。推究其背后的根源则在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改变, 就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但封建宗法制和家庭伦理结构是无法适应并促进这一转变的, 因此对于这种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必然的, 却不一定是及时的, 却也折射出新兴市民阶层的新价值体系, 表现在婚姻上即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这种趋于现代性新型婚姻观。在这种观念中, 女性经济地位的缺失, 是其发展的重大阻碍。以觉醒了的封建女性为代表的市民阶层要在社会中实施并扩大新兴的观念, 其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摘要：明代中后期, 在东南沿海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形成了新兴的市民阶层,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及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相互融合、相互冲突。冯梦龙感于时代的变化, 以婚姻家庭作为折射社会生活状况的缩影, 集中地反映这一社会现实。本文试图从“三言”中的女性婚变入手, 解析这一特殊社会现象, 挖掘其背后的真实原因, 并尽可能地揭示女性婚变在男权社会体系多样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三言”,女性,婚变,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冯梦龙.情史·梁夫人按记[M].北京: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5.

[2]刘格娟.从“三言”、“二拍”看女性在婚姻中自主意识的觉醒[J].西安交通大学, 2007 (3) .

《诗经》、《楚辞》的女性形象 篇3

《诗经》、《楚辞》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两部作品都涉及到女性这一主题，它们分别从不同的审美层面刻画了许多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

《诗经》现存305篇(既有标题又有文辞的)，其中涉及女性的占1/3以上，它开创了文学作品以描写女性为主题的先河，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周代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谓是我国古典诗词中女性文化的瑰宝。

《楚辞》作为继《诗经》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部诗歌作品集，其中的女性形象描写，受楚地特定文化气息的滋养，其艺术特征鲜明优美，带给了我们更具冲击力的美感。

《诗经》和《楚辞》二者对女性形象的刻画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所以本文就据此作为分析、研究的切入点，深入探究二者在外形描写，性格塑造和气质表达等方面的具体差异，以便我们更加准确、更加透彻的理解这两部文学作品。

一、外形上：《诗经》注重实用性审美，《楚辞》注重纯审美

《诗经》所处的时代，十分注重女子社会劳动的实用性，所以在描述女性形象时，并没有对女性性别特点做过多的描述，而是采用白描手法，轮廓化地勾勒女性的外貌、神态、动作和语言，粗线条地表现出女性的健硕之美，偏重于实用性审美。如《郑风·子衿》中“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动作心理描述，《周南·关雎》中的“窈窕淑女”，《郑风·狡童》因爱人不与自己同言同食而产生的“使我不能餐”、“使我不能息”的内心责怨，《卫风·氓》中“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的简略叙事，《郑风·有女同车》中“颜如舜华”、“洵美肯都”的孟姜姑娘，都是遗貌取神的艺术手法，使《诗经》通篇显现出典雅而灵动，深厚而淳朴的风格。

伴随时间的推移，母系氏族结束，男权逐步建立，女性由社会的统治者逐渐转变为男性的征服对象，变为“第二性”，《楚辞》正是生于这个时期。因此《楚辞》中所描写的女性对象已经不再以劳动妇女为主，而多是取自历史或自然神话中的神巫之女或宫殿楼阁中的贵族妇女。《楚辞》中的女性，已不再是社会劳动的参与者，而是男性文化的审美对象，因此在男性诗人的笔下便会更多的凸显她们在体态、容颜、服饰等方面所展示出的女性性别之美，不论是湘夫人还是山鬼，都披兰纫蕙，如“被薜荔兮带女萝”(《山鬼》)、“华采衣兮若英”(《云中君》)等，都注重刻画女性自身之美、独特之美。所以，和朴实自然的《诗经》相比，《楚辞》中的女性描写偏重于纯审美，更具有真实美感及理想化的浪漫色彩。

二、性格上：《诗经》注重阳刚性，《楚辞》注重阴柔性

《诗经·国风》中有大量描写古代女性追求爱情与幸福的诗篇，透漏着积极真诚美好的愿望。那些处于爱情之中的女性，有着泼辣、大胆、积极、热情、活泼、天真的性格，她们以一种开放的心态，积极主动地追求自己的所爱，勇敢大方地表达自己的情怀和心迹，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阳刚性的性格特征。如《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女歌者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她和小伙子们欢聚时，热切盼望能获得真正的爱情。她坦率地表白心迹，谁若真心爱她，她就嫁给谁。这种大胆开放的程度即使现在的女性也难以做到。

除了爱情诗，《诗经》中还有大量的弃妇诗和怨妇诗，她们倾诉自身的不幸遭遇，表现出对封建礼教的抗争，从中我们看到的是勇敢与坚强，虽处于困境但仍积极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还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她们的积极向上，永不绝望，对生活充满无限希望与激情，这同样也是阳刚性格的体现。如《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一个意志坚强的女子反抗强娶她的恶棍，她表示：“宁肯吃官司，也不嫁这恶棍无赖!”她以斩钉截铁的语言，痛斥了称霸一方的奴隶主贵族，表现了这个女子反抗强暴、维护人格与爱情的斗争精神，同时也体现了她积极大胆，刚烈的性格。

与《诗经》相比，《楚辞》中的女性性格则多以忧郁、多愁善感、悲观，阴柔为主要特征。《少司命》刻画了一位抚驭彗星、辣剑拥艾、荷衣蕙带、出没云际的美丽善良、温柔慈爱的爱神形象。她愁思苦念，迎风高唱失意的哀歌，思念着自己的爱人。《湘君》中湘夫人在湘水边等湘君的到来，但是湘君久久不至，在没有迎接到爱人的情况下，湘夫人抒发了自己缠绵悱恻的思念和哀怨之情。诗篇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沉郁哀伤之情。《山鬼》：“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她们虽然和《诗经》中女性一样，同样对爱情深沉、执着，但表现出来的.却是温柔婉雅，哀伤，忧愁郁结的阴柔性性格，她们总是不敢去表达，没有直白大胆的行动，没有率直爽快的言语，而是让思念与爱恋深埋心底，用含蓄婉约的诗歌道出情怀。

三、气质上：《诗经》注重世俗性，《楚辞》注重浪漫性

所谓世俗性，就是人物取自现实生活中真实可感的形象，具有世俗气息和生活气息，而浪漫气质则是与虚无缥缈、朦胧等感觉联系在一起，人物是虚拟的，臆想的。这些不同主要表现如下。

人物选择上。《诗经》女性取自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静女》中在黄昏时分等候恋人的姑娘，《鹊巢》中将要出嫁的贵族姑娘，《卷耳》中采卷耳菜的女子以及《硕人》中高贵、貌美的庄姜等都是来自世俗的。而《楚辞》女性则是源于想象中的神女或者被神化的歌女和舞女。少司命是主子嗣之神;山鬼是位女神，她象征着爱情、婚姻和生命;湘夫人是帝尧的女儿，是湘水的女神。《大招》是屈原在楚怀王尸体归回楚国时，为其招魂所作。诗中写饮食、女色、游戏等，以呼唤楚怀王亡魂归来，涉及之物并非实写，同样那些美丽迷人的女子也是虚幻之作。由此可见，《诗经》中的女性是世俗的民间女子，而《楚辞》中的女性则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女。 场景选择上。《诗经》多将主人公置于现实具体的场景中，如放牧、采桑、春社相会或出嫁途中。《郑风·溱洧》中男女青年在春社节中相会，一位大胆活泼的姑娘跃然纸上。《周南·芣苢》描写了一群在田野里采车前草的农家姑娘，在深远清新的意境中再现了一幅真切动人的劳动画图。《楚辞》则将主人公放入虚构的环境中，如同进入了玄幻飘渺的仙境中。无论是宴会上翩翩起舞的舞女，还是湘水边等候爱人的神女，她们出现的背景都是作者根据需要虚拟的，而并非真实存在的。

以上分别从外形、性格、气质方面比较了《诗经》和《楚辞》中女性形象的差异，这是由二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所致。但追溯根源，我认为是由以下深层的现实原因所引起。

时代背景。《诗经》记载的是西周初叶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商周时期，劳动力不发达、生存环境艰苦，女子常常要担当起劳动和组织劳动的重任，所以健硕有力的女子更受人喜爱。另外为了对抗恶劣的环境，加上对自然生殖力的崇尚，先民的种族繁衍愿望十分强烈，这种高大健壮的女子正符合这种审美。《楚辞》成于战国时期，这个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原始生殖力崇拜的强烈色彩已经逐渐褪去，加之男子也作为社会的重要力量占据主导，生殖力崇拜的强烈色彩已经蜕化，审美眼光由实用性向纯审美转化。

地域文化。《诗经》产生于北纬33°到42°间的黄河流域，其地貌类型多为高原和平原，土地贫瘠，气候恶劣，生活环境并不理想。在这块土地上，人们为了生存而与恶劣的环境进行持续的抗争，进而形成了激烈、粗犷、执着、坚韧、刚毅、豪迈的性格特征。而《楚辞》产生于南方楚地，位于北纬25°到33°的长江流域，多由平原、丘陵组成，气候温和，土壤肥沃，雨量充沛，这是相对于北方来说非常理想的居住环境。优厚的自然条件一方面带来了丰衣足食的安逸，另一方面形成了民族文弱的性格基因，加之南方阴湿的气候，使得他们多愁善感，易惆怅。另外，《楚辞》的发源地楚地重淫祀，巫风盛行。这种祭祀活动十分神秘和虚幻，体现了丰富的浪漫主义色彩。

作者身份。《诗经》的作者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多数劳动人民的汇集，这样反映在作品中自然是更加贴近生活、更加朴素真实，情感表达也不像《楚辞》那样虚无缥缈。《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身为楚国的贵族，屈原具有较高的文化品味和道德修养，可以说是专业的文人，又加之屈原自身政治上的不得志，此中的困惑与苦闷无处表达，只能通过文章抒发内心的情感，这就更加丰富了《楚辞》的审美特性和浪漫气质。

结语

浅析《古诗》中的女性形象 篇4

摘 要：东汉中后期，社会矛盾激化，士人们开始摆脱经学束缚，用女性视角描述社会现实，抒发个人情感。他们在《古诗十九首》中塑造了众多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大致可分为三类：相思不已，忠贞不渝的思妇形象;感时伤别，痛惜年华虚度的怨妇形象;容貌姣好，内心凄苦的商女形象。

关键词：思妇;怨妇;商女;

东汉中后期，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宦官专权、外戚乱政，下层文士求仕艰难、游宦无门。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士人们开始远离政治和皇权，文学创作也开始摆脱经学的束缚，不再以圣人之言行为准则，不再只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而是转向了对社会现实的描述和个人情感的抒发[1]。

《古诗十九首》就是失意文人苦闷的心声。士人在严密高压的政治体制中的处境与被传统礼教、婚姻束缚的女子的处境极为相似。他们在长期的游学中，不堪漂泊之久，不胜远隔之苦，便愤而为诗，用女性视角、以女性口吻[2]向君王殷殷寄情(一心报区区，惧君不识察)。于是，思妇的相思怨叹不仅折射了女性自身的悲情，也融合了男性身为人臣的“香草美人”之喻。

《古诗十九首》着力刻画了思妇这一女性形象，塑造了一批各具特色、同中有异的思妇形象，挖掘出了同一类型人物内心深处微妙的差异。根据每首诗的思想内容及形象塑造模式，《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相思不已，忠贞不渝的`思妇形象

这些女子孤独而执著地牵挂着漂泊在外的丈夫，独自品味着相思别离的苦酒。如“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写得情真意切，动人心魄，深闺寂寞，可见一斑。《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凛凛岁云暮》等诗即属此类。

《孟冬寒气至》：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

《孟冬寒气至》描写寒冬长夜里怅望星空的思妇。十五月圆，二十月缺，在月的圆缺变换中，思妇的深切思念不言自明。对于丈夫三年前的书札，她爱如至宝，深信丈夫还深爱着自己。诗中直接引用书札上的话“长相思”与“久离别”，给人一种错觉――像是写丈夫的刻骨相思，而不是写思妇思夫心切。其实正好相反，这种度人怀己的手法欲盖弥彰，更显示出思妇对爱情的坚定不移，而其离情就显得更沉重、悲哀。

《客从远方来》：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客从远方来》以客人送来的“一端绮”起兴发端。此物从万里之外而来，丝丝缕缕似都诉说着丈夫的无尽惦念，睹物思人，思妇喜上眉梢。“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一语双关：着棉，联想到绵长的相思，缘边，暗示着难解的姻缘。可是丝绵再长，终有穷尽之时，缘结不解，亦有松散之日。反观全诗，“正笔反用”，一切都是思妇痴心不渝的幻想罢了，根本不曾有远客之“来”，也不曾有彩“绮”之赠。思妇的意外喜悦，实则不言苦处而苦处自显的忧伤，道尽凄楚。

《凛凛岁云暮》：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亮无晨风翼，焉能风飞。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希。徒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

《凛凛岁云暮》中的思妇，也因丈夫久别不归而相思成疾。“凛凛”、“夕鸣”、“悲”三个词连续使用，首句便袭来一阵寒意，冷彻心底。思妇愁肠百结，恍惚中由现实入梦，与丈夫相见。可是好梦不长，丈夫须臾即去。梦境的无情惊醒思妇，似醒非醒的她，倚门遥望，徘徊无所见，只觉凉风刺骨，泪水无声沾湿双扉。全诗用亦真亦幻的浪漫笔触，在虚实的交叉对比中，娓娓道出思妇的相思与愁情，忠贞与孤寂。

二、感时伤别，痛惜年华虚度的怨妇形象

这些女子从本质上讲也是思妇，只是她们在相思之余又流露出了一定的怨情，她们痛惜因为等待而虚度的青春年华。如“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3]，是哀怨的呼唤，也是人生价值的呼唤。《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行行重行行》等诗即属此类。

《冉冉孤生竹》：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冉冉孤生竹》塑造了一个新婚后丈夫远行，疑虑哀伤的怨妇形象。女子先自比为荒野里孤生的野竹，由孤竹、泰山想到爱情坚固，再由兔丝、女萝想到两情缱绻，但是丈夫久不归来，女子不禁顾影自怜，在等待中苍老的感伤随时光的流逝蔓延开来。她再次自喻为光彩熠熠的蕙兰花，盼君早采撷，怨叹年华易逝，自己将在秋雨飒风中像秋草一样枯萎、凋谢。

《庭中有奇树》：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庭中有奇树》描绘了一幅图景：春光明媚，奇树生花，女子折下一枝，想把它赠给日夜思念的丈夫，但终因“路远莫致”，徒留良辰美景虚设的伤感。花之繁盛，反衬出女子的孤独;花虽盛也有逝去之时，反映出女子的青春流逝。树叶由一片片到铺满树冠，花朵由星星点点到绚烂一片，暗示着女子日积月累的痛苦，蕴含着女子对宝贵时光不断逝去的痛惜。

《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行行重行行》刻画了一个多愁善感、怨恨伤别的女性形象。透过这段爱情，可以看到隐藏其后的**时代的影子，是社会造成了这场悲剧。悲莫悲兮生别离，何况这一别便是相隔万里、天涯海角。胡马南来后依然眷恋着北风，南方的鸟北飞后仍然筑巢在向南的树枝上，动物尚且如此，可人呢?游子在外受“浮云”所惑，竟不思返回，女子年衰岁暮，唯有感伤和幽怨长驻心头。

三、容貌姣好，内心凄苦的商女形象

商女即卖艺出身的歌女，她们或“当户理清曲”或“空床难独守”，纵是千娇百媚、万种风情也无人怜爱，只能悲戚度日、憔悴终老。这反映出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同情，折射出畸形社会对人情的摧残。《东城高且长》《西北有高楼》《青青河畔草》等诗即属此类。

《东城高且长》：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驰情整巾带，沉吟聊踯躅。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东城高且长》中满怀苦闷的诗人见东城一带的萧索景色，触目惊心，只好借声色之娱去排遣。正所谓“人到愁来无处会，不关情处总伤心”，他选择了追求燕赵“佳人”。她们的容貌如玉般洁白秀美，穿着的罗裳薄衣随风飘逸。生逢乱世，且处于被玩弄的地位，醉生梦死的调笑生活令她们内心深处的苦痛与日逐增。她们理出悲凄的曲子来宣泄情感，那琴间的急风骤雨，分外凄婉动人。

《西北有高楼》：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西北有高楼》也是一首听曲感心的诗，高楼上传来的“清商”之音唤起了诗人同病相怜的悲恸。商女身处西北幽闭的高阁，奏响清冽凄怆的悲弦，在这呜恹声中，她抚琴坠泪、哀叹不已。诗人由商女联想到天下所有失意之人，发出了“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的感慨，从对“一人一己”的怜惜升华到对“天下人”的悲悯，把人生现实的无奈摹写得催人泪下，成功地塑造了借铮铮琴声倾诉痛苦，深情呼唤知音的商女形象。

《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夫。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青青河畔草》中的女子仪态优美，容光照人，皎皎有如明月。她精心打扮，红妆艳服，伸出纤手，扶窗远望。花草树木欣欣向荣，远行的丈夫却杳无音信。从前她是青楼女子，满以为红颜为悦己者容，可以和丈夫幸福终老，谁知造化弄人，她的生活由绚丽归于彻底的黯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盼望中失望，在失望中绝望，于是，女子少了矜持、顾忌与克制，发出了心中的呐喊：“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真挚直率的情感、明白晓畅的语言，美貌多情又内心凄苦的商女形象跃然纸上，以“乐景”衬“哀情”，更加深了诗歌的感染力和穿透力。

总之，《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形象多是温柔贤淑的痴情妇人，她们是真善美的象征，蕴涵了作者深邃的文化心理和曲折的政治诉求，传达出那个时代文人的精神苦闷和人生感受，可谓“深衷浅貌，短语长情”[4]，构成了一道感人至今的凄美风景。

参考文献：

[1]杨新生.浅析古诗十九首产生的时代背景[J].古典文学漫步，，(11)：156-158.

[2]唐玲.从古诗十九首浅析拟女性写作[J].昆明大学学报，，18(1)：80-82.

[3]宋瑞斌.古诗十九首思妇诗主题探析[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8(1)：70-71.

浅析《诗经》中的女性形象及其社会意义 篇5

一、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虽然都有其不同的故事, 但命运——通过婚姻谋生, 却是非常地相似, 无论是没钱的小家碧玉, 或是破落的大家闺秀, 还是卑微的贫家养女, 对她们来说, 生存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其余一切都是虚幻的。我将她笔下的女性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千方百计想成为太太, 另一类则是成了太太之后。下面举例说明分析:

第一类的代表人物是《倾城之恋》的白流苏。这个破落世家的离婚女性, 被尖酸的兄嫂排斥, 使之竟无法在娘家立足。万般无奈之下, 她只得与一个富家子弟斗智斗勇, 谁料这个花花公子并不想与流苏结婚, 而只想与她进行高等调情, 于是白流苏不得不委屈做他的情妇, 应该说, 白流苏是勇敢的, 在她的那个时代, 与她有着相同命运的女性不计其数, 她们默默地承受时代和社会带给她们的灾难, 而只有流苏, 勇敢地站了出来, 与命运、与社会、与家庭抗争, 虽然她抢的是自己妹妹的相亲对象, 虽然被家里人说是“自己窝儿里的人在里头捣乱”, 被她们不耻, 然而, 从某种意义上说, 她毕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花凋》中的郑川嫦, 是个让人非常同情的角色, 从小就很少得到父母的关爱, 凡是一切好事都不会与她沾边,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 她感到孤独和彷徨。直到有一天, 一个男人走进她的生活中, 她是川嫦唯一接近的男人, 因是惟一的, 喜欢与不喜欢都是同一理由, 没有机会接近第二个男人, 当然毫无自由恋爱而言。川嫦非常希望通过婚姻走出那个无爱的家庭, 尽管她对这个男人的印象并不太好, 以为他“不够高, 不够黑”, 但是她仍试着接受他。尽管这样, 一场病打破她的一切美梦, 因为家里的不够重视——父亲宁愿拿钱养姨太太也不愿为女儿治病, 母亲怕自己拿钱出来会揭开自己有私房钱的底, 结果可想而知, 火花很快熄灭殆尽, 花凋了, 在小说中, 我们深深地感到作家心中对人生刻骨的悲哀与失望, 甚至还有作家少有的愤怒。

第二类的代表人物非《金锁记》的曹七巧莫属。她的出身本是开麻油店的小贩, 虽然日子过得并不是很富裕。然而贪财的哥哥将她嫁给他姜家的二少爷, 按照常理, 七巧的出身是绝对不可能与姜家这样的名门望族相配的, 但是姜家的二少爷是患了骨痨的——“脊梁骨直溜下去, 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这也就注定了七巧在姜家是被人看不起的, 即使是那些地位卑微的小丫头们。十年后当她的丈夫和婆婆死后, 终于轮到她做主了, 仇恨和怒恨积累在她心中, 让她一刻也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她甚至不惜用一切手段去拆散她的那一对儿女的幸福生活。在曹七巧的一生中, 金钱像一架枷锁, 锁住了她的脖子, 扭曲了她的性格, 塑造了她变态的心理, 她疯狂地破坏她生命中的一切!

《传奇》中, 每一个故事形成的背景总让读者感到心里发凉, 如同站在无垠的荒野, 听得喧闹声, 回顾却无人, 只有一丝悲情从心底悠悠而出。作家在她的小说中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 但这些女性都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人生的无望与人性的无爱。

二、从美学角度分析小说形象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笔下的主人公, 或有着残缺不全的感情生活, 或有受侮辱或受摧残的遭遇, 或有被扭曲与变态的人性, 或是成为一名退化双翼的弱者, 但是她们大多不自省, 所以造就了一系列的悲剧。张爱玲小说中的主人公悲剧类型可分为三类。

1. 无意识的错误与未加思虑的愚蠢所导致的悲剧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 本来因为家境贫寒, 为了继续学习, 她只得投靠风流成性, 通过做人家姨太太起家的姑母。葛薇龙也知道姑母家的环境不好, 但她想, “只要我行得正, 立得正, 不怕他不以礼相待, 外头人说闲话, 尽他们说去, 我念我的书, 将来遇到真正喜欢我的人, 自然会明白的, 决不会相信那些无聊的流言”。如意算盘打得多好呀, 但是事情并没按照自己预先设计的进行, 姑母的引诱, 乔琪乔的玩弄, 乌烟瘴气的环境使葛薇龙不自觉地陷入到了一张无形的网, 欲拔不能。最终, 在姑母的怂恿下, 葛薇龙与毫无上进心的花花公子乔琪乔结婚了, 文章最后说, 花立时谢了, 又是寒冷与黑暗……, 葛薇龙的悲剧性结局与她在进姑母家前所想的“出淤泥不染”的美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也是绝妙的讽刺。

2. 有意识的错误导致的悲剧

比如《心结》中的小寒, 恋态的恋父情结, 无端对生母的嫉妒和仇恨, 虽然她明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可理喻, 还告诉父亲, “我是一生一世也不打算离开你的, 有一天, 我老了, 人家都说, 她为什么不结婚, 她根本没有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 谁都这样想——也许连你也会这样想, 我不得不防到这一天, 所以我要你记得这一切。”她继续着她的疯狂的举动, 后来的结局是她父亲与一个跟她长得很像的女同学同居了, 她失去了父亲, 她母亲失去丈夫,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一切都是她逼的结果, 都是她有意识的错误导致的悲剧。

再如《色·戒》的王佳芝, 为了惩办卖国贼易先生, 一群爱国学生不惜用美人计引他上钩, 他们用的美人就是戏剧院的当家花旦本文主人公主王佳芝。为了引诱易先生, 王佳芝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童贞, 换取易先生的信任, 爱国学生最后决定在首饰店内动手。然而, 就在快要成功的那一刻, 主人公反悔了, 她发现自己有点爱上这个汉奸了, 虽然她并不确定易先生是否也爱她。总之, 在紧要关头, 她帮助易先生躲过了灾难, 让她的同伴们的所有努力付出一炬。然而, 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还在后头, 侥幸逃脱的易先生并不领王佳芝的情, 而是将她和她的同伙们一网打尽。要是在那紧要关头, 不是主人公的迟疑和反悔, 所有的悲剧都不会发生。

3. 人性欲望的扩张所导致的悲剧

《半生缘》中的曼璐就是这一类型人物的典型代表。文章的一开始就交代了她为了养活家庭, 承担弟妹的学习, 不惜去做暗娼。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性欲望的不断扩张, 一切都走味了, 正如一位年轻的学者所说, 我们无法不怀疑她这一行为的背后, 有多少是自己贪图享乐, 经不起诱惑的成分, 甚至为家庭为亲人付出的牺牲也可以成为她自甘堕落的借口, 一种摆脱心理焦虑的伪饰。所以, 最终, 曼璐为了留往祝鸿才, 为了继续过她富太太的生活, 不惜借用她清纯善良的妹妹曼祯的肚子为祝鸿才延续香火, 不惜以牺牲妹妹一生幸福的代价来满足自己的虚荣生活。

三、悲剧意识的创作根源

读张爱玲的作品, 总感觉一股冷气从脚底慢慢升上来, 一股苍凉之感油然而生, 1943——1945年的张爱玲还只是个二十几岁的姑娘, 但是是她的写作风格和她塑造的小说形象远不应该是那个年龄应该具备的, 那么,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张爱玲写出了如此苍凉的作品来呢?

张爱玲出自身在在一个没落的封建贵族家庭, 她的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堂”的重要成员之一, 曾官至都察院左都副使, 并且她还是李鸿章的重外孙女。然而这样显赫的家庭并没有给张爱玲带来多大的幸福, 张爱玲的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吸鸦片, 逛窑子, 讨姨太太, 而她的母亲虽是三寸金莲, 却是个新派女性, “五四”时代风潮对她有着很大的影响, 父母因关系不和离婚, 在母亲远走南洋后, 父亲便把对母亲的根发泄到她身上, 她的童年是孤独的, 母亲的远离, 父亲的怨恨, 后母的刻薄, 使年幼的张爱玲过早体会到了人世的种种辛酸, 家庭和家族让张爱玲渐渐养成冷眼看世界的胜格。

再来看看张爱玲小说中人物生活的环境吧, 《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 《金锁记》中的姜公馆, 《茉莉香片》中的传庆家, 《花凋》中的郑家等等——它们相交重叠, 叠成一个——其实都是张爱玲生活中实际存在的, 她对这样的家庭有着切身的感受和复杂的感情。张爱玲曾多次提到过自己的小说, 都是有原型的, 像《花凋》, 《茉莉香片》等等, 它们其实都是张爱玲生存环境的某些片断。由此可以看家族和家庭对张爱玲小说的创作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苍凉是张爱玲最喜欢用的一个词, 用这个词来形容张爱玲的爱情一点儿也不过分。张爱玲一生中有过两次婚姻, 一次是与胡兰成的结合, 胡兰成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迎得了才女的芳心, 他们有过一段幸福的生活。然而幸福总是短暂的。抗日战争胜利后, 汉奸胡兰成被迫远走他乡, 但是张爱玲还是深爱着胡兰成, 所以她千里寻夫, 然而, 历尽千辛万苦的寻夫结果却是:耐不往寂莫的胡兰成早已与几个女子有染。张爱玲在自己及作品被封杀时, 仍把30万稿费寄给胡兰成。另一次则是远渡美国后, 与赖雅的结合, 当时, 张爱玲36岁, 赖雅65岁, 赖雅并没有陪张爱玲走完人生路以后, 11年后, 赖雅撒手而去, 留下了孤独的张爱玲。一个被人弃, 长年忍受孤独的人是很难从乐观的角度去看待事情想问题的。如果说一个作家的作品中没有自己的影子, 谁也不会信, 张爱玲的爱情悲剧也被她带到了她的作品中, 因此在张爱玲的作品里爱情都显得特别的苍凉无力。

摘要：张爱玲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奇女, 六十年前的上海沸沸扬扬地流传着她的关于痴男怨女的故事, 然而她创作故事里的人物命运大多以悲剧收场。本文将就其作品具体分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并从美学角度对其悲剧性结局以及其创作根源作一些肤浅的探讨。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形象,悲剧意识,创作根源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全集[M].长春:吉林长春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