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中贫困人口的现状、原因与脱贫措施研究

城市社区中贫困人口的现状、原因与脱贫措施研究（共8篇）

城市社区中贫困人口的现状、原因与脱贫措施研究 篇1

目 录

一、城市贫困人口现状 „„„„„„„„„„„„„„„„„ 1

二、城市人口贫困的原因 „„„„„„„„„„„„„„„„ 2

（一）失业问题 „„„„„„„„„„„„„„„„„„„„ 2

（二）收入水平的高低不一 „„„„„„„„„„„„„„„„ 3

三、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案 „„„„„„„„„„„„„„„„„ 4

（一）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社会福利制度 „„„„„ 4

（二）积极的就业脱贫的根本措施是“就业保障”„„„„„„„ 5

1、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实现就业 „„„„„„„„„„„„„ 5

2、做好做好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 „„„„„„„„„„ 5

3、组织和帮助贫困人口从事社区居民服务 „„„„„„„ 6

4、帮助贫困人口自谋职业和创业 „„„„„„„„„„„„ 6

5、政府直接创造就业岗位 „„„„„„„„„„„„„„„ 6 参考文献 „„„„„„„„„„„„„„„„„„„„„„„„ 8

城市社区中贫困人口的现状、原因与脱

贫措施研究

【内容摘要】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贫困问题显得越来越严重，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使社会群体、利益格局和分配机制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人民群众生活在总体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同时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城市贫困人口。本文讲述关于这一群体对其所处的困境进行分析，找出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

【关键词】 贫困 贫困人口 措施研究

贫困是指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绝对贫困。贫困的定义是：贫困是指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而限制了人的选择，即人文贫困。贫困可以是国民普遍幸福条件下部分人生活改善相对滞后——相对贫困。人们常常以货币单位对贫困进行区分,城市贫困人口一般指人均收入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人口。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

一、城市贫困人口现状

中国的城市贫困人口究竟有多大？迄今为止，由于没有国家权威部门制定城市贫困标准，也没有开展专项的贫困状况调查，因此只能依据专家学者的估算。国际上每人每日支出不足一美元为贫困人口的标准，据民政部公布的统计数字，截至2007年３月31日，全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42.7万人（1038万户），平均保障标准为173.9元／人月，人均补差92元／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偏低。在《中国全面小康发展报告(2006)》，目前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约2600万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下约有2200多万人，两者合计有4800多万人，1 占总人口的比重大约为3.7％。如果根据国际上每人每日支出不足一美元即为贫困人口的标准，按照世界银行最近的估计，目前中国超过1亿人还处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相当于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他们收入低，入不敷出；营养水平较低；穿戴和日用品简陋；住房条件差，有的甚至无力支付电费，晚上不敢开灯。困难职工反映最怕的是过“三关”，即生病关，子女辍学关和年节关。这些贫困人口是中国今后要建设小康社会，达到总体小康水平的最关键的人群。

二、造成城市人口贫困的原因

造成贫困人口的原因是他们获取收入能力受到剥夺以及机会的丧失；低收入是导致贫困人口获取收入能力丧失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全部因素，疾病、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系统的软弱无力、社会歧视等都是造成人们收入能力丧失的不可忽视的因素。由此可见，导致城市贫困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它是由一系列的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因此贫困的原因不能局限于单一因素的作用，而应力求使分析全面、综合。

（一）失业问题

城市贫困的产生是多样化的，失业是其中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早已结束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全民就业时代，竞争上岗成了就业的新时代，然而有上岗必定有下岗。在最近十几年来，失业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就业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成为各级政府不得挖空心思来着重解决的一个难题。因为这个问题处理得不好，必然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反过来制约我国社会的向前发展。据人保部统计，2008年中国城镇失业登记率为4.2%，2009年为4.3%，由于就业问题的矛盾日益突出，许多失业或下岗人员都不是及时就 2 业。一方面，失业或下岗导致他们的家庭收入都不是明显下降，另一方面，失业或下岗人员的大量存在很容易滋生城市贫困的人群。

（二）收入水平的高低不一

随着高速的经济发展，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国家人口众多，以及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种种问题，大多数城镇居民的生活仍然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从收入分布的情况来看，收入很高和收入很低的人群在城市人口中都是少数，大多数人的收入介入二者之间，属于中等水平。社会上中等收入的群体所占比重越大，社会的稳定程度越高。这是我国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随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局面初步形成。特别是近些年来，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提高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报酬，使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开，加之一些垄断行业不合理分配造成的高收入和一些人或多或少的“灰色收入”，出现了一定数量的高收入人群。

与此同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城市中一些弱势群体的生活却没有改善或改善很少，从而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一些城市由于主导产业为煤炭、森工、有色金属等弱势产业，加之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国有经济成分比重过大，又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形成了低收入人口相对集中的贫困区。这部分人不仅是收入很低，而且生活的安全感比过去大为降低，导致不同程度的心理失衡，其中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技能单一的人对前途缺乏信心。进入九十年代后，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97年20%的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20%最低收入户的3.1倍，1998年扩大到3.3倍；1997年城镇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10%最低收入户的4.2倍，1998年扩大到4.4倍。贫富差距的另一个侧面是地区差别，3 东部和西部的经济地区差距越来越大，容易导致地区歧视的产生，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人们“相对贫困”感的增强，对社会心理造成很大冲击，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极重要的不安定因素。同时，由于中国城镇人口与单位制的结合相当紧密，个人完全依附在单位之中，因而使单位（企业）经营状况对退休人员的收入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九十年代以来，为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开始推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的养老保险方案，近年来，政府更是将“社会化管理”作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点来抓，但是由于一些企业确实处于很糟糕的经营状况，无力支付，同时近年来下岗人数激增，所以养老保险的问题迄今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应当指出，在城市贫困人口中，大多属于相对贫困状态，真正处于赤贫状态的人为数较少。

三、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案

（一）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社会福利制度

第一，应加大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构成的三条保障线的扶持力度，继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2002国家财政将社会保障性支出提高到860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28％；为解决城市低收入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国务院对这部分人口的补助，在2001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46亿元。此外，企业养老金补贴支出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补贴支出达512亿元。

第二，应逐步调整现有社会福利政策，在住房补贴、退休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倾斜，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第三，要建立和健全覆盖全社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各种经济类型的劳动者覆盖在安全网内，这不仅能增强劳动者的安全感，也有利于劳动者的合理流动。2009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4 为1141.8万户，2347.7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290.6，万户，4759.3万人，2009年，社会直接捐助方面，社会捐赠款数40.7亿元，捐赠衣被总数15535.8万件。社会间接捐助方面，其他部门转入的社会捐赠款数为2.8亿元，其他部门转入的捐赠衣被总数为2140万件，其他部门转入的其他捐赠物资价值1982.5万元。

第四，要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尽快出台有关社会保险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企业和职工的权利和义务，使社会保障制度有法可依。尽快制定《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和《社会福利法》等法律，使解决城市贫民问题最终走上法治的轨道。

（二）解决贫困的根本措施是“就业保障”

1、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实现就业

政府应把职业培训作为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措施，加大对职业培训的资金投入，免费对贫困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通过充分利用现有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对市场需求信息进行搜集、分析和传递，指导培训机构有的放矢开展对贫困劳动者的职业培训，从根本上提高职业培训的实际效果。尤其要加强对贫困劳动者中有创业意识者的“创业培训”，他们的创业可为其他贫困人口创造再就业机会。要帮助贫困劳动者进一步树立创业意识和竞争意识，掌握创业所必备的工商、税务、金融、劳动和企业经营等方面的相关知识，了解国家对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开办企业的优惠政策，增强经营管理能力和市场决策能力。

2、做好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

将职业介绍信息网络连接到街道和居委会，为贫困人口提供更为便捷、免费的职业介绍服务。建立一支责任心和业务能力强的职业指导员队伍，加强对贫困劳动力的职业指导，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和评价 5 自己，提高适应市场就业的能力，尽快实现就业。大力推行“就业服务承诺制”，对经过职业指导、技能培训合格、身体适合、不挑不拣的贫困人员，保证其迅速上岗。

3、组织和帮助贫困人口从事社区居民服务。

社区服务业比较适合贫困人口这一特殊群体的再就业。它具有就业空间大、投资少、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较低、女性占有优势和居民愿意本地人提供服务的特点。目前，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就业准入问题。要继续推广劳动保障部门已经进行的“非正规劳动组织”的方式，让更多的贫困人口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实现就业，减少就业准人的成本”；二是解决居民的信任问题。要以劳动就业服务企业，或者通过社区组织贫困劳动力从事社区服务业的方式，提高居民对从业人员的信任程度。

4、帮助贫困人口自谋职业和创业

政府要简化工商注册手续，并帮助贫困人口中的创业者进行工商注册。要通过建立社区再就业中心、自立市场、再就业基地、社区生产自救劳动组织、街道家政服务部等形式，帮助贫困劳动力解决创业场地和组织问题。建立小企业融资支持体系，提供小额贷款。实践证明，在城镇实施小额信贷，有利于贫困户脱贫。要利用政府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中支持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进行政策性融资。要建立信用担保体系，建立健全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公司和协会，形成相对完善的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发挥其信用担保功能。

5、政府直接创造就业岗位

在整体缺少就业岗位，以及其它政策措施对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作用有限的情况下，由政府出面直接创造就业机会不失为一项有效的 6 措施。由政府直接创造就业机会安置贫困人口的办法，其成本大大小于给予贫困人口一年的最低生活保障，而且操作性很强。

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下岗职工的人数不断增加，贫困问题成为中国以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力的解决，相当一部分的城市居民由于长期处于相对贫困的境地，不平衡心理产生，再加上整个社会对于贫困的歧视性看法，久而久之就会对社会产生仇视心理，从根本上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而稳定是一切得以发展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只要每个人都将贫困作为整个社会应付的责任，而不是由于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群自身的原因，那么贫困问题的解决就会进入到一个良好的阶段，事实上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贫困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城市社区中贫困人口的现状、原因与脱贫措施研究 篇2

民贫困程度偏高，反贫困任务非常艰巨。为此本文对湖南省的贫困现状进行诊断分析。

一、城镇贫困问题仍很严重

1.城镇贫困人口规模大

城镇贫困人口主要包括：下岗职工、失业人员、无业人员、困难企业职工、因健康状况差或残疾不能工作的人员、无亲友抚养或赡养又无储蓄的人员、多子女家庭、重灾重病户家庭等。城镇低收入的主体已由传统的“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无法定抚养人）转为特困职工、失业人员及其家属。从湖南省民政厅2003年和2002年发放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构成情况看，贫困人口主要是下岗、失业和其他无业者。2002年，这三类人口占全省社会保障总人口的85.26%，2003年占86.34%。

2.城镇贫困人口分布广泛

(1)城镇贫困人口的地域分布。从地域分布情况看，总的说来，自然资源短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低收入人口的比重比较高。据调查统计，按湖南东、中、西三个地带划分，2003年东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发生率为8.4%,比2000年的5.7%上升2.7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为11.3%，比2000年的7.2%上升4.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为12.4%，比2000年的7.4%上升5个百分点。从东部地区来看，该区沿京广一线和湘潭等6个市城镇非农业人口，占全省城镇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为52.2%，贫困人口占全省的44%；中部的5个市城镇人口占全省城镇人口的比重为39%，贫困人口占全省的39%；西部地区的两市一州城镇人口占全省城镇人口的比重为13.3%，贫困人口占全省的17%。湖南省中西部地区地域广阔，经济欠发达，城镇人口占全省城镇人口的比重为47.8%，贫困人口占全省的56%。按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划分，大中城市市区人口占全省非农业人口的44.5%，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的37.1%，贫困发生率为8.3%，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6个百分点；小城镇非农业人口占全省非农业人口的55.5%，贫困人口占全省的62.9%，贫困发生率为11.2%，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3个百分点，比大中城市市区高2.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中西部地区和小城镇是贫困人口多发生地。

(2)行业分布情况。城镇低收入群体就业人员主要分布在一些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行业，如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建筑业等，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为37.9%、19.0%、13.1%和4.9%，比平均水平分别高出7.5、6.2、4.5和1.9个百分点。相对而言，在电力、煤气、水生产供应、金融保险、卫生体育、教育文化艺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且比较稳定的行业中，就业的比重明显偏低。

3.城镇贫困人口生活质量低

据2005年全省城镇10%的最低收入户全年收入及消费资料显示：贫困家庭收入水平低，生活艰难。

(1)入不敷出。2005年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70.38元（平均每人每天收入8.14元），不足以支付其人均3142.82元的生活消费支出。其中收入最低的5%的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仅2515.61元，其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723.22元，入、出缺口更大。

(2)平均每人每天购买4.12元食品。10%的低收入户全年平均每人购买食品支出为1502.21元，人平每天约4.12元；其中5%的最低收入户购买食品支出仅1337.83元，每人每天仅3.67元，而10%的高收入户每人每天13.1元。

高低收入户食品支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烟酒副食和在外饮食上。10%的低收入户平均每人每天购买1.45元肉禽蛋水产品，低于全省2.11元的平均水平。但低收入户的糖烟酒饮料的支出人均95.27元，仅及全省平均水平的34%、10%最高收入户人均589.93元的16.1%。

(3)每人不到四件廉价服装。10%的低收入户平均每人衣着消费支出为198.48元，其中购买服装每人3.74件、支出141.65元，不到最高收入户的1/10。

(4)家庭用品花钱不多。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家庭用品和服务支出为127.56元，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28.3%、高收入户的9.6%。

(5)医药费用每天0.734元。10%的低收入户人均支出医药费267.93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55.5%，仅为最高收入户的17%。

(6)交通通信费用少。2005年10%的低收入户人均支出交通费73.29元、通信费173.18元，分别为全省平均水平的24.7%和34.3%。低收入家庭交通、通信开支少，没有汽车，百户拥有摩托车仅6.37辆，百户分别拥有固定电话71.77部和移动电话62.95部。

(7)除了电视收视费没有其他文娱开支，学杂费占了可支配收入的14.9%。10%的低收入户人均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为70.07元，比全省556.5元的平均水平低87.4%。低收入家庭文娛消费主要是看电视，订报刊的很少，仅有不到4.3%的家庭有电脑，1.5%的家庭接入了互联网。

人均教育支出为443.31元（包括给在外就学子女的144.03元），尽管比全省平均水平低43.5%，但却占了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4.9%。

(8)房租、水电、燃料支出占11.7%。10%的低收入户人均用于房租、水电、燃料支出368.65元，占消费总支出的11.7%。低收入家庭几乎没有购房户，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9.2平方米，低于全省28.35平方米的平均水平。有30.22%的家庭住的是租赁房。

(9)没有购买珠宝首饰、手表等贵重物品。10%的低收入户人均其他杂项商品和服务支出62.16元，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23.8%。低收入户没有购买珠宝首饰、手表等贵重物品的。

二、城镇贫困人口的特征和类型

1.城镇贫困人口的基本特征

城镇贫困具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从对城镇贫困户的情况分析，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户均人口规模较大。2005年末平均每户3.35人，比全省平均水平多0.42人。

(2)劳动力就业程度低、负担系数高。平均每个就业人员负担人口3.15人，比全省平均水平多1.1人。多数家庭有下岗失业人员或老弱病残人员。

(3)文化程度低。70%的低收入人口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水平，而城镇总人口中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比例为49%。据2004年对3688个下岗失业人员的调查，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者占43.24%，初中文化程度者占38.06%，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98%，三者相加达89.28%。从技术等级分，初级工及没有技术等级的人员占52.6%，中级技工占38.9%，高级技工及技师占8.5%。也就是说，下岗职工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技术只有初级水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明显处于弱势，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陷入失业困境的概率比较大。

2.贫困人群的六种类型

从贫困家庭未就业的人群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改革和调整导致失业的群体。

(2)资源枯竭型城市里大量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城市居民。

(3)退休较早、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

(4)流入城市、成为城市新贫困阶层的农村人口。调查户中有3.1%为进城农民。这部分城市新进入者，尽管他们能吃苦耐劳，但由于文化程度低，缺乏技术，往往难以找到固定的职业，或者只能从事一些城镇居民不愿干的重体力劳动或脏活等低收入劳动，他们中有1/3的人其收入低于贫困标准。

(5)因灾害、事故、疾病等导致无法正常工作的病残人员。

(6)因犯罪、懒堕等自身原因没有就业的人员。

三、城镇贫困的致贫原因分析

综合上述情况，我们对城镇贫困的进一步作因果分析（如图），导致城镇居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

1.贫困的主要原因是贫困者家庭劳动就业水平低、负担系数高

深层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快，产业发展不平衡和劳动力人口多，劳动力和社会产品出现结构性剩余，必然导致一部分人下岗失业或者就业不充分。如2002年～2005年，全省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4%、4.5%、4.4%、4.3%，在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城镇经济结构特别是企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双重压力下，全省现有城镇承受着很大的就业压力。除4.3%的登记失业人员以外，还有一部分处于半失业状态。每年还有20%左右的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就业岗位（2005年降到17%）。

图城镇贫困因果关系图

2.贫困家庭就业水平低是由于劳动者接受教育不够，其中有的是因为家庭贫困，有的是因其他原因放弃了学业

教育资源不足且分配不合理，贫困家庭往往因交不起学杂费而辍学。如长沙市城市居民家庭子女从上幼儿园到大学毕业的19年间，要支付教育费用56080元（不包括集资费、择校费、伙食费），其中幼儿园每年3600元，3年共需10800元；小学每年1480元，6年共需8880元；初中每年3200元，3年共需9600元；高中每年3600元，3年共需10800元；大學本科每年4000元，4年共需16000元。如果加上各个阶段的择校费、集资费，寄宿伙食费，预计要支出教育费用10至15万元。低收入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面临的是孩子越来越读不起书，有的小学或初中毕业就辍学了；有的勉强读完高中考上大学，却因交不起高昂的学费，不得不与高等教育绝缘。据对衡阳市的调查，该市市区2005年初中考入高中的学生为8523人，占应届初中毕业生的67.7%，加上考入职中、中专、技校的学生，其升学率达到了86%以上；而在县市一级，2005年应届初中毕业生考入高中的只有42615人，占应届初中毕业生总数的43.2%，加上考入职中、中专、技校的学生，其升学率在64%左右，比市区低22个百分点。

3.贫困家庭买不起必需的生活消费品

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导致贫困家庭在用较高价格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同时，还得拿出一部分购买必需品的钱去购买本应由政府及社会提供的公共必需品。如基础教育及劳动力职业培训、养老、公共医疗、社会保险、儿童教育等，政府既不能充分提供，又在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等制度上没包括上述内容，这是制度性缺位与失效产生的城市贫困。2005年全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城镇居民490万人，仅占城镇居民总人数的21.95%，有近80%的城镇居民得不到政府的基本医疗补助。养老保险覆盖面太窄。目前除了一些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员工享受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外，绝大多数的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农民工、城镇低收入和贫困人群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待遇。经营效益差的企业无力为职工参保缴费；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因社保意识淡薄而不愿参保；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养老保险费征收权限由地税部门负责，劳动保障部门扩面力不从心。

4.部分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往往以牺牲职工利益为代价，使部分职工下岗失业或给予低补偿

许多企业在转制过程中仅视职工工龄长短给予补偿，低的不到1万元，多的也只有2万～3万元，并且一次结清，从此就不再管了。这点钱仅能维持一个家庭一到两年较低标准的基本生活，面对日益上涨的医药费、房租、子女教育费以及吃、穿、用品开支的不断增加，下岗失业人员生活压力相当大，根本无钱继续交纳基本养老费和医疗保险费，更不可能购买商业保险。年纪轻一点还可以找点事做，而那些女性年龄40岁左右，男性50岁左右的下岗人员，没有其他的工作技能，难以找到工作，子女要读书，妻儿老小要抚养，生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在他们老了之后，将面临生活费无着落、医疗费无力开支的局面。

对非公有制企业职工而言，他们大多没有参加养老、医疗保险，这些职工因退休、失业、生病等，必然导致其生活水平下降。据对427家非国有企业进行的一次养老保险的专项调查表明：在427家非国有企业中，仅有210家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占被调查企业的49.2%，其中全部职工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的企业只占15.7%，50.8%的企业没有参保。从参保的人员比例低来看，被调查的非国有企业共有职工50199人，已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职工为20045人，仅占职工总数的39.9%，其中个体私营企业职工参保的只占私营企业职工总数的30.4%。从医疗保险来看，非公企业特别是一些工业、建筑企业大多数没有给员工购买医疗保险，职工有小病拖一天算一天，如患大病，企业也基本不承担医疗费用。

近几年来，湖南对城镇居民实行了低保制度，但补助标准偏低，补助对象不能覆盖全部低收入户。目前，湖南省对低收入户及贫困户的补助标准由各地自行确定，除了长沙、株洲、岳阳、常德等经济较发达地区标准稍高外，其他地区的都偏低，往往是省财政安排的能及时到位，地方财政承担的因财政困难难以到位。由于补助标准偏低，给予低收入户及贫困户的补助金不仅不能解决贫困对象最基本的吃饭问题，更无法解决他们在就医、子女入学、住房等方面的困难。比如，邵阳市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状况较差，可用的财力很少，因此社会救助的标准偏低。目前全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为140元，实际每人每月补助标准只有70元左右，在省内属较低水平。从救济后仍有6.01%的贫困发生率和1.8231的缺口指数来看，低保远未实现应保尽保的目标。

5.收入分配政策和行政管理偏差导致收入差距不合理

首先从收入分配政策来说，初次分配过分强调所谓“效率优先”，忽视劳动者的作用，部分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尤其是在集体、私营企业从业的普通员工收入增长缓慢。二次分配并未遵循公平和福利的准则，如2006年以前实行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对象，主要是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者。其次从行政管理来说，未能有效遏制腐败，行业垄断和资源占有的不合理，导致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官民差距的急速扩大。如1990年以来，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基尼系数达到0.3842。全省城镇居民按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排队的最高10%家庭与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比，由1990年的3.21倍、2000年的4.82倍、2003年的6.28倍、2004年的6.47倍，扩大到2005年的9.07倍。2006年1月～5月，全省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405.12元,尽管较上年同期增长14.2%，但与10%的最高收入户13857.69元相比，最高收入户是最低收入户的9.86倍。20%的高收入人口占有47.55%的收入。这种高低差距，既有行业的差距，也有地区之间的差距。从行业差距来看，电力、电讯、银行、保险以及石油、燃气等垄断行业的收入是其他行业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从地区差距看，长株潭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比收入低的县市城镇居民收入高出一倍多，且有继续扩大之势。

城市社区中贫困人口的现状、原因与脱贫措施研究 篇3

计划生育工作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社区入住人员复杂，流动人口失业无业人员越来越多，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城市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社区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推进社区建设，是我国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对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扩大基层民主，密切党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城市改革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探讨如何做好城市社区人口计生工作是当前人口计生面临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一、我区社区人口计生工作的基本情况

我区现有城市人口14万，分布在23个社区，随着我区社区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各级党委、政府对计生进社区工作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重视程度得到加强，已将其摆上了工作日程，积极抓工作推进。一是社区计生队伍得到加强。各社区普遍配备了1—3名计生专职工作人员。办事处为各社区配备公益性岗位计生工作人员，既接受社区的管理，又接受街道计生办的管理、调度；在居民小组、居民小区落实计生中心户长，1

各社区普遍配备了必要的办公场所，设立了计生办公室，还配备了计划生育专用微机、档案橱，建立了计生宣传栏等。三是社区建立了全员人口信息库，已婚育龄妇女档案卡。形成了“单位人”单位管、“社会人”社区管的计生管理服务模式；

二、困难和问题

1、依法管理与群众法制观念淡薄的矛盾比较突出。随着依法行政的大力推进，各种前臵条件的取消，相应的工作措施却没有跟上，人口计生工作手段与目标的矛盾日益突出，使计划生育依法管理工作难度不断增加，面临的形势越趋严峻。“一法三规一条例”的出台，给群众普遍造成“现在计生政策放宽了”的错觉，非法生育现象明显反弹，由此也造成计生工作“有法反倒没办法”的被动局面，实行知情选择对非法性别鉴定打击不力，依法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难；视线外的干部超生现象有所抬头，严重冲击计划生育工作正常秩序等。

2、全社会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局面尚未真正形成。目前城市计生工作仍处于计生部门单独作战的态势，不少计划生育的相关部门没有把这项工作摆上位臵，纳入日程，认真履行职责义务。造成计生部门单枪匹马、孤军作战的工作现状。在社区一级，社区干部对做好计生工作责任意识淡薄，参与意识不强，做正面工作少，讲人情多，个别甚至出歪点子，社区计生基础仍然薄弱，居民自治步履艰难。

3、计生骨干队伍力量亟待充实和加强。近年来，计生队伍

2存在着只出不进的状况，由于退休、转岗等原因，使街道从事计生工作的专干不断减少，造成队伍老化，人手不足，超负荷运转的工作局面。社区计生中心户长存在年龄偏大、文化偏低、工作责任心不强、业务能力水平不高等问题。

4、企业抓计生工作的力度减弱，法人计划生育责任制落实不够，一些企业的领导只忙于抓经济，视计划生育工作为额外负担，社区对企事业单位缺乏有效的约束管理机制。因此，目前无论是几百户的还是上千户的社区，主要是靠社区几名专职人员承担计生管理责任的。面对社区复杂而艰巨的计生任务，人员不足、工作组织网络不健全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5、社区内下岗职工、失业无业人员的计生“四术”费及普查费无解决渠道。目前，已婚育龄群众计生四项手术费及生殖健康查体费的解决办法是：农村和流动人口的由财政承担；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由所在单位承担；下岗、失业无业等社会人的无渠道落实，仍由个人承担。加之，社会人中有相当部分已婚育龄妇女不同意、不接受节育措施落实，社区组织环情孕情普查、落实避孕节育措施难以到位，意外妊娠、违法生育现象难以避免。

6、社区计生管理服务存在现实困难。目前社区普遍存在“一多、一快、两不”现象，即出租房屋多、人口变动快，邻里之间不了解、入户调查不配合。这些复杂情况的存在，导致出现了“七难”现象，即入住人口底子难托清，育龄妇女婚育情况

3难掌控，计生信息难掌握，管理服务难见人，漏管现象难杜绝，违法生育难发现、难追究。主要原因有四条：一是计生进社区刚刚起步，各地底子尚未彻底托清；二是大部分以保护人身安全和保密个人隐私为名，入户拒不开门，见不到人，个别的见到人后不说实话，而工作人员无有效措施；三是对社区内空挂户、破产企业下岗职工等，社区无人员、无经费去查找，这部分人的情况基本清；四是房屋交易、出租“自由”，不到社区登记，房屋住户变动信息不能及时掌握等等。

三、建议与思考

当前城市社区人口计生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可以解决的。根据了解的情况，提出如下工作建议和对策。

1、建立领导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各级人口计生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组织优势，尤其是发挥好人口计生、公安、民政、劳动、建设、房管、工商、金融等部门的行业优势，主动参与、积极配合街道和社区抓好人口计生管理和服务工作，并建立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平台，落实信息通报、信息资源共享等制度。公安部门大力推进户口进社区，并落实好落户审验计生证件制度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审验，为计生进社区铺好路、护好驾；建设部门主动与民政、人口计生部门协调，在审批新建住宅小区时，就明确其所辖社区，切实解决社区建设滞后于小区建设的现状；在房屋销售时搞好户主信息登记，建好家庭

4档案，为计生管理服务打好基础，切实解决入户摸底难的问题。同时，在对开发企业、物业服务公司资质年检时，落实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度。工商部门配合街道和社区搞好已婚育龄妇女的清理清查工作，做好《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审验；金融部门将履行计划生育职责纳入企业诚信考评内容，对不落实法定代表人计划生育责任制的限制贷款；房管部门建立房屋交易、出租社区把关备案制度，严防已婚育龄妇女漏管。法律部门协助计生部门做好依法行政工作，配合计生部门拒不接受处罚的违反计划生育人员依法强制执行。

2、建立财政投入体系。经费不足、来源渠道不明确，是制约社区计生人员配备、开展免费普查、落实节育措施的主要瓶颈，必须将社区计划生育经费全部纳入市、区、街道三级财政预算，并严格按照“费随事转”的要求，及时落实到位，专款专用，定期调账检查，确保社区计生工作人员、协管员工资待遇的落实，确保计划生育各项奖励、救助等政策的落实，确保“四术”免费服务项目的落实，确保计划生育日常宣传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的正常运转。国家《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城市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接受避孕、节育技术服务的，其费用解决途径为：参加生育保险、医疗保险和其它相关社会保险的，由社会保险基金统筹支付；未参加上述保险的公民，由所在单位或地方财政负担。具体办

5法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据此，下岗职工、失业无业人员的“四术”费及普查费应由市、区两级财政负担。

3、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估体系。市、区两级都将社区计生工作列入人口目标责任制的考核内容，增强各级做好社区计生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暂住人口考核体系，强化对户籍地的源头管理和合同化管理，强化对现居住地的责任考核，加大考核分值，增强街道和社区对非户籍育龄妇女管理服务的责任，切实解决对辖区非户籍已婚育龄妇女“不管、不问、与己无关”的现实问题，真正形成流动人口、暂住人口“一盘棋”管理的工作格局。

城乡贫困人口现状调查报告 篇4

按照市委办公室《关于开展“扶助贫困群体，建设幸福延安”调研活动的通知》精神，我县及时安排部署，由县委农工部牵头，扶贫、民政、街道办等部门参与进行了深入调研，现就我县贫困人口情况汇报如下：

一、贫困现状

xx位于延安市南部，属省级贫困县，总面积4182平方公里，辖8镇2乡 1个街道办事处3个社区服务中心、240个行政村，总人口1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1.2万人。2010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5497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5498元。

1、农村贫困现状

按照省定1600元的贫困标准，我县农村贫困人口约2.4万人，其中位于洛河峡谷及支流等重点区域19687人、贫困村数128个、辖320个自然村；按照市定1800元的贫困标准，我县农村贫困人口

2.6万人，其中位于洛河峡谷及支流等重点区域21090人，贫困村数128个、辖320个自然村；非重点贫困村中的贫困人口约4910人。

我县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在高塬沟壑、洛河峡谷及支流葫芦河等流域，这些地区生存条件较差，主导产业尚未形成，扶贫难度很大。我县农村贫困人口经济收入主要以种植业为主，占全部经济收入的90%以上，从事种植业的贫困人口约85%以上；养殖业占全部经济收入的2%、从事养殖业的贫困人口为5%；工资性收入占全部-1-

经济收入的7%，其中从事服务业的占3%，外出务工人员占7%。农村贫困人口中60岁以上占24%、45岁以上占48.3%、18岁以上占88.4%、16岁以上的89.3%.农村贫困人口中60岁以下高中及其以上学历占

5.7%、初中学历占38%、小学学历占37.3%、文盲19%。

农村贫困人口中享受养老保险8081人、低保7140人、救助10640人。2000年以来，移民搬迁35处、931户、4291人，脱贫2.152万人。

2、城市贫困现状

按照生活保障线标准，我县城镇“三无”人员166人；有一定劳动能力和不固定收入，但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贫困居民2665户6653口人，下岗职工370人，失业人员436人，零就业家庭46户，分别占贫困人口5.6%、6.6%、1.7%，因灾、因病生活困难的家庭292户，城镇贫困户中经营性收入26.5%，工资性收入73.5%。无住房户居民633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共有2005户，5240口人。

3、贫困主要原因

目前，我县城乡贫困因素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原因：一是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条件差，主导产业尚未形成。我县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高塬沟壑、洛河峡谷及支流葫芦河等流域区域。这些地区资源缺乏、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恶劣，没有形成主导产业，有近30%的农户用水、吃粮、花钱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暖而复寒、饱而复饥的情况也较为严峻，刚刚脱贫不久的群体抗灾能力弱，稍有变故就可能重新返贫。二是贫困人口

多，整体素质差。贫困人口由于知识贫乏，文化水平低，现代科技意识、商品意识不强，自给自足思想严重，再加上大多体弱多病，劳动能力弱，外出务工受限，发展产业项目受限，创收门路非常有限。三是财政投入强度偏低，扶贫成效巩固较难。国家扶贫项目覆盖面偏小，资金投入较少，如今年连片开发的三个贫困村，每村100万元的资金量，50%用于贫困户的产业扶持，3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20%用于村容村貌整治。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容村貌整治的资金只有50万元，只能用于贫困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一年的扶贫结束了，扶贫成效并不明显，一旦没有了国家的支持，现有的成果将很快恢复原状，更难以巩固提高。

城镇贫困人口贫困原因：一是部分企业倒闭，下岗职工增加，并且这一群体大多年龄偏大，职业技能不符合社会需要，再就业难度大，无收入来源。二是城区失地农民，从业难，生活无来源。三是部分家庭因灾因病致使家庭负债，生活困难。

二、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

近年来，县委政府十分重视贫困人口工作，积极争取国家对城乡贫困人口扶贫优惠政策，大力实施扶贫开发，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大病救助等工作，使扶贫、居民生活保障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农村扶贫开发工作。2001-2010年，全县累计投入扶贫资金3793.08万元，共启动实施扶贫重点村72个，农村安全饮水9处，集雨窖灌3394眼；组织实施贫困人口搬迁931户4291人、危房改造78户355人；投放扶贫贴息贷款6390万元，建立互助资金协会11个，投入社会扶贫资金3146.84万元；组织培训转移输出贫困户

剩余劳动力1036人，农民实用技术培训4万多人次，这些有效地改善了贫困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全县贫困人口由2000年的2.63万人下降到 0.478万人（按1196元贫困标准）。二是城市居民生活保障工作，城镇居民截至目前共有2005户，5240口人纳入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占城镇人口的3.1%。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723.8万元，实现了困难居民保障全覆盖，做到了应保尽保。并积极开展了各项救助工作，临时救助126人，发放救助金41.8万元，大病救助121人，发放救助金72.2万元。积极组织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开展各种职业技术、家政培训，组织引导无业居民再就业。

三、意见和建议

1、加大财政投入，着力改善农村基础条件。自然条件差是我县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工作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地区生存环境仍然是重中之重。政府在工作决策、安排资金项目时，首先要优先照顾到人的生存环境问题，要千方百计帮助贫困地区搞好基础设施规划，加快农业基本建设特别是农田水利、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水、电、路综合治理，不断优化农业生产条件，这是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基础。加快发展老区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逐步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整体水平，这是实现农民增收的保证。同时，加大小额信贷、互助资金支持力度，重点解决贫困人口发展生产资金短缺问题。

2、实施移民扶贫,改善恶劣生存环境的人口居住条件。对那些自然资源匮乏、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极差、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人口实施移民搬迁。按照市上统筹城乡发展要求，移民搬迁必须向县城、重点镇、社区集中，而我县重点镇、社区主要集中在塬面乡镇，而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川道乡镇，计划在洛河峡谷地带规划一些社区，把移民搬迁的重点向川道社区辐射。

3、加大对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和教育扶助的力度。加大对农业科技培训的投入，开展农民实用技术培训，使大多数贫困人口掌握一至二项实用技术和操作技能，为贫困农民发展生产和外出务工创造条件。对贫困农户子女就读全日制普通高校的，每学年给予一次性补助或提供助学贷款，以此进一步缓解低收入农户的子女教育费用压力，促使贫困家庭子女改变命运，真正解决低收入家庭的脱贫问题。

城市社区中贫困人口的现状、原因与脱贫措施研究 篇5

摘要：随着计划生育取得一定成果，我国人口总体增长局面得到缓和，但随之带来的是人口的老龄化。由于我国经济水平、特别是人均水平较低，造成了“未富先老”的现象。人口的老龄化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对目前人口状况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并整理部分文献，对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现状和应该采取和改进的一系列措施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未富先老 社会经济措施

人口问题一直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它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的切身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解决好人口问题对一个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全国人民整体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同时，随着计划生育国策几十年的推行以及医疗卫生保健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凸显。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有着自己的发展原因和发展特点，所以也应该有相应的适应中国国情的解决措施和办法。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特点

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迅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尤其是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相对上升的比例过程，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或者7％，即可看做是进入了老年型社会。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测算，2002年全世界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0％，表明全球已经步人了老年型社会。由此看来，人口老龄化将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不可回避的重大社会现象之一[1]。

低生育率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战后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过程中都要面临人口高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两难抉择。中国做出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抉择是艰难的，也是科学的，对此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后果是有一定认识和准备的。存在决定意识。老龄政策的制定应建立在对中国老龄化过程、前景的科学认识之上，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决定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不足、地区经济文化差异大的国情决定了人口老龄化过程和形成特点集中表现为：老年人数多、老龄化速度快、未富先老和老龄化地区差别大。在中国跨入老龄化国家行列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对其特点进行更准确的再认识。

1.1 老年人人口绝对数量大[2]

中国是世界老年人人口最多的国家。老年人多是由中国“人口众多”这一突出国情决定目前我国老年人口有1.3亿。占世界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一，并且继续以年均3.2%的速度递增。预计到2010年，我国的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到204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的1/4。

1.2 高龄化趋势明显，但目前人规模大主要表现为低龄老人比例大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大大延长．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经表现出明显的高龄化趋势。中国80岁以上特高年龄段人口在迅速增加，1990年80岁以上老年人是768万。到1998年底达到1068万[3]。2000年达l100万人，今后每年将以5.4％的速度增长[4]。

分年龄段来考察，2000年，中国人口总量略高于发达地区，但老年人占发达地区比例随年龄升高而下降。例如，60岁以上老人相当于整个发达地区老年人数的60％，65岁以上老人相当于发达地区的55％，80岁以上高龄老人相当于发达地区的32％，百岁老人大大低于发达地区。类似情况在中国与日本、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比较中同样存在。例如，我国2000年百岁老人为17877人，只有日本百岁老人的一半。日本2003年正式公布百岁老人已超过两万，而日本人口只是中国的1/10。由此可见，中国老年人死亡率高、存活率低，健康水平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见表1）[5]。

1.3 老年人人口质量相对不足

中国老年人规模大，但老年人比例低。与整个发达地区相比，无论老年人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不算大。即使到2050年，也只是在总人口数超出发达地区较多的情况下，老年人数略高于这些地区。而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可见，中国人口的健康长寿不如发达地区。

1.4 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即“未富先老”

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在5000美元至1万美元，目前平均达到2万美元左右，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经济承受力强．而且及时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因此，即使在进入老龄社会后出现一些问题，也不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中国则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主要是控制人口出生数量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推行，使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因而形成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结果。1.5 人口老龄化的地区性差异明显

由于我国区域存在着人口、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明显差异。各个地区人口老龄化的推进速度也不尽相同。按照省份划分，东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较早地进人了老年型社会，上海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步人了老龄化社会，随后北京、江苏、天津等地区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也超过了10％，目前这些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中度人口老龄化的阶段。相对比而言，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比较缓慢，一些地区刚刚步入老年型社会，而像西藏还处于成年型的人口增长模式。不过，鉴于目前大规模、持续的人口是由欠发达的西部农村地区流入东部地区的城市，有学者估计，未来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要快于东部地区。例如，按照曾毅的估算，2050年，广西、四川的老年人口比重将名列全国前列，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3.4％和42.9％[6]。

1.6 “空巢”老人迅速增加，农村养老问题严重

由于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家庭对老人提供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传统不断削弱，空巢老人(即独居老人和仅与配偶居住在一起的老年人)的比例将进一步增加。目前全国约有2340多万65岁以上的空巢老人，据一些大城市调查，目前空巢家庭已占30%，京、沪，津大城市己达30％以上。而在农村，随着进城务工人员日益增加，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独立或只与配偶生活的老年人的比例还会上升，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将日益弱化。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医疗、养老保障匮乏，使得农村养老问题日趋明显。老龄化人口背景下的社会、经济政策

人口老龄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建立相应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以保证老龄化人口稳定，保障社会的和谐。

2.1 社会政策

2.1.1 发扬尊老敬老美德，为建设和谐社会打下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美德的民族，尊老、敬老、养老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尽孝是一颗闪耀人伦之光的璀璨明珠，孝是人世间最高尚最美好的情感。在中国进人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继续倡导和弘扬尊老、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和孝文化，是老龄化社会的文化基础，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文化和思想基础。

2.1.2 建立和健全适应人口老龄化快速变化的城乡社会保障政策体系

按照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多层次与广覆盖、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相衔接、城乡统筹等基本原则，重点推进城乡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全进程，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低水平、广覆盖，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的目标是多层次、分类型。此外，也要逐步完善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以及生活服务照料保障体系。

2.1.3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

在未富先老的条件下，养老问题必须道德与法律双管齐下。加强伦理道德教育，倡导敬老助老社会风气同切实落实老年法律法规、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是相辅相成的。要加强老年法律制度建设和老年法律的宣传工作，提高老年人法律意识。老年人要学法、懂法、用法、运用法律武器主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部门要严格执法，对虐待、遗弃、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严重违法行为给予法律制裁，使老年人权益真正得到维护。

2.2 经济政策

2.2.1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建设人口和谐的社会打下物质基础

和谐社会首先必须是一个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得到极大提高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才能够为和谐社会的建立打下物质基础。才能为老龄人口老有所为，老有所养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

2.2.2 大力发展老年产业[7]

追求晚年生活幸福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营造一个适合老年人生活的物质和精神环境。老年产业，又叫银色产业，指为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需求而为他们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产业。老年产业发展的宗旨在于六个“老有”，即“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具体的措施应该围绕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方面，比如推动老年人娱乐行业、老年人健康产业以及老年人教育行业等等。

2.2.3 提供适应老年人的工作岗位

对于刚刚进入老年人行列的一批人口来说，他们仍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并且自身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如果能对社会各行各业进行改革优化，提供给老年人一些工作，不仅能够增加老年人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养老问题，同时还能够利用老年人丰富的工作阅历和工作经验，为社会创造财富，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

参考文献：

[1] 陆杰华.快速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挑战与对策[J].甘肃社会科学，2007,(6):12.[2] 王海波.人口老龄化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影响及对策[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7,23(6):69～70.[3] 左学金.21世纪中国人口展望[J]．人口研究，2000，(1)：31～32．

[4] 李中流，过琥岗.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9)：195．

城市社区中贫困人口的现状、原因与脱贫措施研究 篇6

流动人口社区卫生管理与服务实践研究 作者：钟素亚 张明君 袁相波 胡本祥 俞旭明 王佳妮

来源：《中国全科医学·学术版A》2013年第07期

城市社区中贫困人口的现状、原因与脱贫措施研究 篇7

【摘要】河南省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人口大省、交通大省，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速度较快。与此同时，河南省的贫困问题在中国也比较突出。为进一步评估河南省贫困县脱贫攻坚的成效，由独立、公开、公正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按适当的原则、科学的程序、规范的内容展开评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了第三方评估机构如何对各个县县直各单位、有脱贫攻坚任务的乡（镇）、贫困村、驻村工作队及非贫困村的脱贫攻坚工作展开成效的第三方评估。

【关键词】河南省；贫困县；脱贫攻坚；第三方评估

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经济和社会发展，消除贫困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条件。河南省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人口大省、交通大省，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速度较快。与此同时，河南省的贫困问题在中国也比较突出。

多年来，河南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齐头并进，有力地推动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一是专项扶贫发挥了重要平台作用。各地以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易地搬迁扶贫为平台，大力实施专项扶贫，取得了明显成效。二是行业扶贫做出了重要贡献。三是社会扶贫成为一支重要力量。

为进一步评估河南省贫困县脱贫攻坚的成效，由独立、公开、公正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按适当的原则、科学的程序、规范的内容展开评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了如何对各个县县直各单位、有脱贫攻坚任务的乡（镇）、贫困村、驻村工作队及非贫困村的脱贫攻坚工作展开成效的第三方评估。

一、第三方评估原则

（一）坚持立足实际、突出重点，针对主要目标任务设置第三方评估指标，注重第三方评估工作成效。

（二）坚持客观公正、群众认可，规范第三方评估方式和程序，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三）坚持结果导向、建立“凡提必扶”机制，实行正向激励，在脱贫攻坚一线提拔选拔干部，优秀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以及服务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干部优先提拔重用。

二、第三方评估组织

第三方评估机构由省级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统一选定，县委组织部、县脱贫攻坚督导组、县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县目标局牵头会同相关部门配合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脱贫攻坚评估工作。

三、第三方评估内容

（一）对乡（镇）、贫困村、驻村工作队的第三方评估

第三方评估主要内容按照省委、省政府出台的5个办法和5个方案的核心内容设定，突出减贫成效、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产业发展等紧紧围绕脱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年终各个县目标评估突出脱贫攻坚工作，乡（镇）经济社会发展占20%权重，脱贫攻坚工作占80%的权重。

1.减贫成效。评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量减少、贫困村脱贫、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长效机制建立的情况，分别评估完成数量和质量。

2.主体责任。评估乡镇、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驻村第一书记和帮扶责任人脱贫攻坚主体责任的落实；脱贫攻坚指挥体系、挂图作战体系、保障体系的建立；扶贫机构设立和人员配备情况；帮扶政策和规划方案的制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贫困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脱贫攻坚政策宣传等。

3.精准识别。评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识别标准的准确性、识别程序的规范性和群众认可度；贫困人口退出标准的准确性、退出程序的规范性和群众认可度；贫困户“一户一档”档案资料情况。

4.精准帮扶。评估贫困村道路、水利、危改、农电网改造、教育扶贫、健康扶贫、文化惠民服务、信息化建设、人居环境整治九大工程；金融扶贫、“互联网+”扶贫、社会扶贫等帮扶情况；贫困人口满意情况及群众认可度。

5.扶贫资金。评估乡（镇）、驻村单位资金投入、资金管理及资金使用情况等。

6.项目进度评估扶贫项目规划、项目库建设、实施方案、档案资料以及扶贫项目的实施进度。

7.产业发展。评估各乡镇产业发展规划、政策措施制定和扶贫产业基地。

8.加分因素。①乡（镇）、贫困村在省、市督导组督导获得表彰的；②在当地召开市、县级以上现场会、经验交流会的，所在（镇）、村、驻村工作队分别加分；③典型经验全市、全省、全国学习推广的。

9.对驻村工作队的评估，重点评估驻村工作队捐建项目资金数量，引进企业情况，帮扶贫困户情况，贫困户满意率等。

（二）对县直单位的第三方评估

年终对县直单位的目标第三方评估中，脱贫攻坚工作占40%的权重。

1、县直各单位驻村工作队工作情况。依据各个县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三方评估结果认定。根据综合排序确定分值。

2、对在全省贫困县扶贫开发第三方评估体系中有第三方评估任务的县直单位，评估其目标完成情况。在年终第三方评估中，本单位第三方?u估分数满分的，本项第三方评估分数按满分计算；失分严重，造成各个县第三方评估结果重大损失的，一票否决，并予以责任追究。

3、在产业发展、转移就业、社会保障救助等工作中有创新、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另行加分。

4、第三方评估县直单位捐建帮扶单位的项目、资金数量。

四、第三方评估程序

（一）自查总结。各乡（镇）、县直单位对照各个县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审定的年度减贫计划，就工作进展情况和取得成效形成半年工作总结报告和全年工作总结报告，连同相关基础数据和资料，于评估前报送各个县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二）专项督查。专项督查的第三方评估结果由县脱贫攻坚督导组根据督查情况确定。

（三）季度观摩。观摩前一周，各乡（镇）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将参与观摩的贫困村名单提前报各个县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三方评估结果由第三方评估机构根据观摩情况确定。

（四）半年第三方评估。由各个县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脱贫攻坚督导组县委组织部、县扶贫办、县目标局牵头，会同相关各个县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协助第三方评估机构组织实施。于当年7月底和次年2月底前完成。

（五）数据汇总。县扶贫办会同有关部门对日常督查结果、季度观摩结果、半年第三方评估结果、年度第三方评估结果等进行汇总整理。分别于当年7月底、次年2月底前完成。

（六）综合评定。县扶贫办会同有关部门协助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汇总整理的数据和自查、督查、观摩、第三方评估情况报告进行综合分析，形成最终第三方评估报告。第三方评估报告应当反映基本情况、指标分析、存在问题等，作出综合评价，提出处理建议，经各个县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后报县委、县政府审定。分别于当年7月底、次年2月底前完成。

（七）沟通反馈。各个县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向各乡（镇）、县直各单位专题反馈第三方评估结果，第三方评估结果由各个县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予以通报并提出整改建议。

第七条结果运用

（一）激励措施

1.对通过验收实现整体脱贫、位居全市综合排序前20%的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党委书记、乡镇长分别给予重用；乡镇分管脱贫攻坚工作的副职、扶贫专干，考察合格后就地提拔。各个县前十名的乡（镇），在科级干部使用方面，在各个县职数范围内给予优先安排。

2.各个县在所在市脱贫攻坚成效第三方评估中获A类，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人员表现优秀、第三方评估合格后给予提拔或重用。

3.在省市县第三方评估位居各个县前20%的县直单位负责人，给予记功奖励；单位派驻的第一书记、优秀驻村工作队员优先提拔或重用。扶贫工作优秀单位属于垂直部门的，对其单位负责人给予记功奖励，县委县政府向其上级机关推荐重用；优秀垂直单位派驻的第一书记、驻村队员，县委县政府建议推荐重用。

4.鼓励县直单位加大驻村帮扶力度、承担驻村任务，帮扶贫困村个数较上年增加的县直单位，在年度第三方评估中给予加分。

5.鼓励县直单位中追求进步、积极进取的年轻干部到贫困村任第一书记，接受锻炼。只要干得好，干出成绩，第三方评估合格，就会提拔重用。

（二）问责措施

1.对省市县第三方评估排名倒数第一的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予以通报批评，连续2次的给予降级使用，调整职务。完不成本单位年度脱贫攻坚任务的乡（镇）党政正职，根据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或免职处理；完不成本单位年度脱贫攻坚第三方评估指标任务和驻村帮扶任务的县直局委一把手，根据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或免职处理；在日常督导或年度第三方评估中，完不成脱贫攻坚任务的贫困村驻村帮扶单位一把手、驻村第一书记、支书，根据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或免职处理。

2.省、市、县日常督导及第三方评估中发现下列问题之一的，对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进行约谈，提出限期整改要求；情节严重、影响县第三方评估结果的，对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主抓副职、贫困村党支部书记、帮扶单位一把手、贫困村第一书记予以责任追究；对影响各个县第三方评估结果的县直单位一把手予以责任追究。

（1）未完成年度减贫计划任务的；（2）违反扶贫资金管理使用规定的；（3）违反贫困县?s束规定，发生禁止作为事项的；（4）违反贫困退出规定，弄虚作假、搞“数字脱贫”的；（5）贫困人口识别和退出准确率、帮扶工作满意率较低的；（6）纪检监察机关、审计和社会监督发现脱贫攻坚工作违纪违规问题的。

参考文献：

城市社区中贫困人口的现状、原因与脱贫措施研究 篇8

一、民族人口研究的进展取决于人口基本数据的提供状况

1953年和1964年的第一、二次人口普查手

工汇总资料，仅有各民族人口数量和地区分布资料，而1982年的全国和民族自治地主的100机器汇总资料和1抽样资料（仅限于100万人口以上可用）则提供了各民族人口数量、分布、婚姻、家庭、生育、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职业等重要基础数据，对民族人口的分析研究开始提供了空前的有利条件，从而第一次基本上弄清了民族人口的种种特点和存在的诸多问题。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机器汇总的民族人口资料，除了1982年的内容外，还具有更有价值的重要特点：第一，增加了民族人口迁移、死亡等项目；第二，按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对婚姻、生育、死亡、文化程度（分在校、毕业、肄业等）、文盲、职业、行业、年龄、性别等进行设计和交叉汇总，这在全世界各国中是唯一的，为分析各民族人口状况、特点和问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对推进中华民族人口学科发展起了空前的关键性作用。因此，有位美国人口学家反映，东南亚有的国家也准备效仿。在多种抽样调查中的民族人口资料相当丰富，如1987年和1995年的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88年全国２‰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8个少数民族妇女婚育情况抽样调查数汇总等，对分析研究各民族人口、婚姻、生育等的现状和历史变迁，提供了可信依据。典型调查和社区调查资料，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民族人口研究内容，《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张天路，1992）反映了20多个民族的100多个社区的人口、社会、经济、自然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路、黄荣清，1995）涵盖了对9个民族（或地区）的人口调查资料分析研究外，还对全国55个少数民族人口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对策研究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二、国内、外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民族人口研究的展开

在奠基性和开拓性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国家教委、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政部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积极扶持，除了资助民族人口专著出版外，还分别设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在“七五”期间，国家教委和国家社科基金分别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等课题，国家计生委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家庭、婚姻、生育、节育情况系列调查研究”课题；在“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了“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和“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研究”课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教委的Ｐ04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统计局的Ｐ33项目“中国1990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分析研究”课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计生委的Ｐ07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了“拉萨市流动人口调查研究”课题，国家民委设立了“散居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等。这些调查研究和分析研究的开展与完成，不仅扭转了少数民族人口资料缺乏的局面，而且可以说是世界各国中仅有的少数民族人口资料最丰富的国家，更可喜的是有的人口研究机构正在建立少数民族人口数据库。

中国人口学会成立以来对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早在80年代初期就在兰州、贵阳和昆明召开了三次“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90年代人口学会又设立了“中华民族人口专业委员会”，以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工作。

近20年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研讨会就召开了10多次大中型会议，还于1992年和1994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和云南昆明分别召开了两次国际会议，即“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学术研讨会”与“1990年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分析研讨会”。

1987年在贵阳召开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筹划会”是第一次召开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研究人员和实际部门的联合调查尝试，与会人员来自１５个省、市、自治区，以协调和组织该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会议确定了承担民族社区的调查单位和专家、学者，要求按照统一设计（经过试点调查修改）的调查问卷、说明书与汇总表进行调查，调查研究成果包括调查报告和咨询报告。为了互通信息和交流情况，由综合研究协调办公室及时寄发简报。

1989年夏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社区人口调查与研究成果评审会，在1993年出版了由张天路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该书汇集了藏、彝、回、布依、朝鲜、满、瑶、京、黎、佤、拉祜、纳西（摩棱人）、基诺、畲、水、东乡、裕固、柯尔

克孜、土、撒拉、锡伯21个民族的100多个社区的调查报告。

1993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民族人口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计生委、统计局、高校、统战、民委、政协等系统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彭佩云、蒋正华等多位领导出席指导。会议共提交论文55篇文，对1990年人口普查的民族人口资料进行深入开发的同时，还进行了适当的补充调查，为各民族人口死亡率与平均寿命、各民族人口生活质量指数，特别是对各民族人口指标直接进行横向比较，首次开发出了少数民族赶上和超过汉族的多项人口指标，树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的新形象。会后出版了《中华民族人口演进》（张天路，1993）。

为了促进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工作的开展，经过张天路、马正亮的努力，在甘肃计生委提供出版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杂志（季刊）在1987年正式创刊，在马正亮副主编的主持下直到1999年已发行了48期。由于它是世界唯一的少数民族人口刊物，因此它的影响远远不仅限于国内。

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80年代出版了10本专著，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10多份咨询报告。在专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民族人口学》（张天路1989）。这标志着民族人口学科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中正式建立起来，填补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空白。90年代出版了31本专著，发表了500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40多篇咨询和调查报告。

三、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涉及的主要范围和主要问题

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范围之广、问题之多和难度之大，不亚于（或者可以说还稍多于）全国（或地区）的人口内容，涉及的主要范围包括：民族人口学科的建立与完善问题；基础理论建设与应用研究问题；方法论与研究方法问题；人口数量变动因素中的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指更改民族成份）、民族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属性等定量与构成问题；婚姻和家庭户中的构成、初婚年龄等问题以外的民族通婚的比例变化问题，以及婚姻形式（或婚姻制度）对民族人口再生产与其后代的素质问题；民族因素对婚姻、生产、死亡、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等的下面或副面影响问题；民族人口政策问题；民族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的相互关系问题；民族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关系问题；民族人口指标达到或超过汉族水平等。

民族人口研究的主要困难有：第一，只有每１０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才有可能提供民族、分年龄、分性别的重要数据；第二，分民族人口研究面临着对５６个民族人口资料的分别计算、列表、制图、分析等复杂和困难问题；第三，对民族人口进行抽样调查或社区调查的经费难以解决等。

在近20年中出版的民族人口专著多达40多本，如《民族人口学》（张天路1998）、《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黄荣清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演进》（张天路1993）、《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路，黄荣清1995）、《中国穆斯林人口》（张天路等1991）、《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张天路1993）、《中国藏族人口》（孙兢新1994）、《中国蒙古族人口》（王镇等1997）、《贵州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严天华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府研究》（邓宏碧1997），《PopulationDevelopmentinTibetandRelatedIues（ZhangTianlu1997）》等。这些专著所论述的范围非常广泛，主要包括：民族人口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各个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历史变化、新中国时期的发展和未来50年的发展趋势；各个民族的人口素质、人口构成的变化与问题；各个民族的婚姻、生育、死亡、平均寿命和生活质量；民族人口政策的演变与效果；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内在联系和定量指标的设计以及发展模式的探索，人口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内容。

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

民族人口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民族学与人口学的交叉学科或者边缘学科。直到1977年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了《民族人口学》（Ｂ.U.科哥洛夫著），虽然缺乏定量数据，但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前苏联的民族政策方面阐述，原则性地提出了民族因素对民族人口过程的作用。由张天路编著的《民族人口学》于1989年出版第一版（约20万字）后，于1989年出版了经过修订的第二版（32.3万字），该书指出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为：应该把民族人口作为根本的立足点，既包括世界各国的各个民族，也包括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它主要研究人口的民族构成、各民族的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特点、人口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和民族演变所引起的人口过程，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并分析各种社会、自然因素尤其是民族因素（包括政治、社会、宗教等所形成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对各民族人口数量、素质、婚姻、生病、死亡等的正负方面的作用。

民族人口学的研究方法

坚持以人口学的研究方法为主，并融入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有关研究方法。除经常运用数学方法、比较法、分析与综合方法外，特别强调运用人口学的问卷调查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民族学叫实地调查）相互结合的新型调查法，它既可以得到“是什么？”，也可以寻找到“为什么？”，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怎么办？”

民族人口政策的演变

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总路线和民族政策的指引下，从各个时期的民族人口状况、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人士的意愿等实际情况出发，新中国的民族人口政策经历了人口兴旺（50～70年代初）、酝酿和准备计划生育阶段（1971～1981年）。但是，由于少数民族人口经过相当时期的高速增长，民族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等的矛盾和压力愈来愈大，有的地区相当严重，少数民族群众耳闻目染汉族家庭因开展计划生育而出现的生活条件、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都有所提高之后，便追求计划生育，甚至自发地行动起来，特别是1981年5月乌兰夫同志指出：“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还是要搞，问题是如何搞法，……”。在以上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为了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更快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赶上和达到汉族水平，便于1982年12月，经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六五》计划明确提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并根据各个地区的经济、自然条件和人口状况，制定计划生育工作规划”。

198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中说：“对于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可以考虑，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和政府，有关的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往往都是经过试行之后，逐步地予以完善。而其效果还是很不平衡，以致于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已进入人口现代型行列，人口工作的重点已由控制人口数量型转为提高人口素质型；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则还处于高出生、高增长阶段，还面临着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构成等严峻问题、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还处于由传统再生产类型向现代类型转变阶段。

少数民族人口总增长率超常规的因素分析

1953～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由3532.0万人增长到39998.4万人，平均每年递增1.11；1982年增长到6723.9万人，1964～1982年平均每年递增2.94；到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达到9132.4人，1982～1990年平均每年递增３.５１；据1995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少数民族人口为11123.8万人。根据黄荣清教授计算，近来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动，除了自然变动、国际迁移变动因素外，还有更为重要的社会变动（包括更改民族成份和民族通婚子女选报为少数民族成份者）因素，必须加以量化，这是国内有关部门和国外人口专家所关心的问题。据计算，1982～1990年在少数民族新增人口数量中的社会变动占了56.64，而自然增长部分仅为43.36，汉族则因此减少了14.15的人口。

少数民族妇女婚姻构成从少数民族的婚姻特点出发，除了分析研究婚姻构成、平均初婚年龄等内容外，还要分析研究婚姻形式、民族通婚等对少数民族人口的作用。

1．各民族妇女婚姻构成的变化。1982～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婚姻构成，有的上升、有的下降，而且到1990年各民族间的高低也比较悬殊。1982～1990年未婚比率上升的有维吾尔、苗、布依、侗、瑶、白、土家等族，其中维吾尔族由13.4上升为16.3和苗族由21.0上升为24.0；其他民族都有所下降，其中以朝鲜族由25.6下降为18.5、蒙古族由30.9降为27.1、回族由25.5降为21.4较为突出。到1990年未婚比率相对较低的为维吾尔族（16.3）、哈尼族（18.1）和朝鲜族（18.5），而相对较高的则为哈萨克族（34.7）、藏族（28.1）和蒙古族（27.1）。1982～1990年离婚比率升高的有回、朝鲜、满、侗等，以中以朝鲜族由0.6上升为1.0的升幅较大；而降幅最大的为哈尼族由2.3降为0.7。到1990年离婚比率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5.2）、藏族（3.2）和傣族（1.4）。

2．各民族妇女平均初年龄。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相对较高的有藏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分别为23.8岁、23.6岁和22.7岁，为什么前两个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如此之高？我们至今还不甚明白。相对较低者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傣族和彝族，分别为19.4岁、20.0岁、20.9岁和20.9岁。

3．各民族妇女的早婚问题。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中，有１３岁或１５岁的男女青年便举行成人仪式为“戴天头”、“穿裙子”、建“察房”、盖“公房”等，从此算作成人，可以正式参加恋爱或婚姻社交活动，《古兰经》规定：女子９岁、男子１２岁为“出幼”（即离开了幼年，进成年期，即可以结婚。）据１９８５年调查资料反映，新疆墨玉县维吾尔族已婚妇女中在10～14岁和15～19岁年龄组的已婚比率分别为24.67和77.18；云南傣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0.98和15.88；云南布朗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2.23和17.56；云南佤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的已婚比例分别为0.92和23.29。1982～1990年，除个别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有所上升外，大多数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都有所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有瑶族、苗族和回族，分别下降了8.3、4.5和4.3个百分点，维吾尔族下降了6.9个百分点。直到1990年早婚比率相比较高的为维吾尔、哈尼族、傣族、彝族和藏族，而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妇女的早婚比率只有2.6。

4．民族通婚。根据1990年中国各民族的民族通婚状况，民族复合家庭户和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户比例最高的都为满族、蒙古族和土家族，相对较低的都为维吾尔族、藏族和哈萨克族。民族通婚的积极作用占据着主流地位，有利于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和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

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率的变化

少数民族正式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比汉族晚了10多年，即于1982年才正式展开，而且一对夫妻比汉族可以多生１～２个孩子。

1.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在不断地下降，1989年经1981年下降了31.08。当然，各个少数民族下降幅度很不平衡。80年代朝鲜族妇女总和生育率，不仅一直比汉族为低，而且一直在生育更替水平以下轨道运行，这与全民族的高文化素质、现代生育观念的树立有着直接的关系。80年代的满族实行一对夫妇生育２孩的政策，但由于文化素质较高和生育观念的积极转变，总和生育率也降到了生育更替水平线以下。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虽然1988年才正式开展计划生育，但总和生育率超前开展下降，到1989年已接近生育更替水平，与文化素质的提高，生育观念的先期转变有关。回族妇女总和生育率，是信仰伊斯兰民族中最低者。1981～1989总和生育率下降幅度相对最大的民族有黎族、侗族和壮族，分别下降了53.86、35.79和34.89。1989年的总和生育率相对最高的为哈萨克族（5.07）和维吾尔族（5.45），其次为藏族（3.97）和布依族（3.79）。在百万人口以下民族中还有柯尔克族（6.14）、塔吉克族（6.13）、德昂族（5.03）、景颇族（4.23）、怒族（4.22）和撒拉族（4.15）等。总之，除个别民族外，进一步降低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2．早育问题。各民族15～19岁妇女生育率高低相当悬殊，相当高的有拉祜族（103.1‰）、哈尼族（77.8‰）、维吾尔族（75.4‰）傣族（74.9‰）和柯尔克孜族（69.4‰），这与早婚比率较高有直接的联系，有的民族又相当的低，如裕固族（5.8‰），俄罗斯族（6.7７‰），锡伯族（7.7‰）和朝鲜族（8.3‰）。

3.孩生育问题。1989年除了几个民族妇女多孩生育构成较低以外，大多数民族都较高，甚至更高达40以上者，３孩及以上构成在40以上有柯尔克孜、塔吉克等１１个民族。1989年百万人口以上民族15～19岁妇女的多孩生育也比较严重，即各民族普遍都生育3孩，当然占该年龄组生育孩次的比例高低不等，如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1.6）、哈萨克族（1.6）、傣族（3.4）和藏族（1.0）生育４孩的有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瑶、哈尼、哈萨克和黎10个民族；甚至还有生育５孩及以上者，有藏、维吾尔、彝和黎４个民族，可以想像这些妇女生育第１胎时很有可能还处在少年时期，这对产妇和婴儿的健康都很不利。如果不及时降低对这些民族妇女、婴幼儿健康的危害以及人口高速增长势头等，给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和困难将是可以预料的。

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