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的历史演变

高句丽的历史演变（共8篇）

高句丽的历史演变 篇1

商会的历史演变

一、古代商会的演变

据史料记载，在西方近代商会产生之前，我国各地已有为数众多的商业行会和手工业行会。商会起源于行会(GUILD)，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早期的商人、手工业者为了互相帮助，维护同行业的利益而建立同业性组织。

应该说，我国的行会组织起源很早，上可追朔至唐朝以前。从6世纪末叶起，隋、唐、宋朝的市肆中已经有了“行”，行业组织为首者有“行头”、“行首”、“行老”之称。当时的“行”已具有商业行业和“工商业者组织”的含义。

元明时期已经流传“一百二十行”、“三百六十行”的熟语，到清代康熙、乾隆、同治、光绪年间，已出现许多手工业行会组织，如湖北黄陂制袜业公会、广东佛山制鞋业的福履堂和儒履堂等。同时，商业行会(多称为公所)也应运而生。如上海的钱庄、面粉、杂粮、呢绒等行业，分别组织了公所。1918年，北京农商部公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将同业性组织定名为“工商同业公会”。

在明清时期，商业活动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正是由于在那一时期经商人员的不断增加，“行”的称谓已被“会馆”或“公所”所取代。为了保护同业、同行或同乡的利益，他们或以同乡联合成立会馆，或以同业联合成立公所。总之，按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域划分帮口，甚至一业之中还有以乡谊划分领域，各立门户，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各有自己的行规帮约，其共同特点就是垄断市场，排除自由竞争。这种封建行帮保守排外、反对创新、控制市场。

这个时期的商会表现形式为：

西周———肆

据史载，中国的行会最早出现于春秋时代的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前后。从西周开始，我国手工业已经比较发达，分工也逐渐细化。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加上城市的出现和繁荣，产生了行会的萌芽，《论语》中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里的“肆”，指的就是中国最早的行会组织。

先秦时代———行

这个时期的行会被称为“肆”，汉代称为“行列”、“市列”，隋唐代后则称为“行”。据《中国史稿》记载：大都市经营同一行业的店铺增多，就产生了同行业的封建性组织———行。行由行首或行头主持本行的事务，在行内负责贯彻有关官员和市场的规定，向政府交纳税收，办理与官府的交涉关系事项等。封建政府则利用“行”这一特别的组织和“行”头加强对各行的控制。

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行会，一方面是为了限制竞争，另一方面是为了应付官府的差遣，便于行会会员共同承担应尽的义务和分摊各会员应付的份额。从官府来看，行会便于其统治和管理手工业、商业者，可以简便地有效率地通过行会征徭役、派官差和推行各种经济政策。

明代———商帮

在明代以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是“人自为战”，尚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有“商”而无“帮”。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在商业中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兴起，传统“抑商”政念的转变，商人队伍的壮大，商业竞争的激烈，以致在商业战线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喧闹局面。最明显的是，在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不少商人群体———商帮，他们是驰骋于商界的一支支劲旅，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品贸易。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最后阶段的开始。

它的活动在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商业史中，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在明清300余年中，都是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商人群体。一个商帮，是一方经济势力的代表。他们的活动，除与整个社会有一定联系以外，更主要的是影响一个地区的方方面面。

明清朝代———行会

行会在宋代有了一个较大发展。进入明清朝代，行会则因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领域，开始分别以行帮、帮会、会馆和会所等不同名目和组织形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这个时期各类行会的作用大致如下：

(一)通过制订行规行纪，用对会员强制的办法，限制行业内部的竞争，同时抵制来自外部的竞争。

(二)举办周济同业人员的贫穷、疾病、养老、送老等福利事业。

(三)承接并应酬官府的要求，保证本业人员所能承担的最低限度的征役，努力抵制官府的过分剥削和欺压。

二、近代商会的演变

从史料中能找的文献来看，西方国家最早的商会萌芽形成是同欧洲中世纪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扩大，特别同贸易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是以特有的西欧行会制度形式出现的，商会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

近代意义的商会，萌芽于欧洲封建社会的商人行会，即商人基尔特。产生于16世纪的法国，1599年法国的马赛商人自发组成商会，法国是世界上最早成立商会的国家，是近代商会的发源地；继法国之后，产生商会的是德国，1665年成立的汉堡商会是德国第一个商会；加拿大于1750年出现了全国性商会；英国的第一个商会于1768年在泽西岛成立，随后1813年在伯明翰也成立了商会；美国于1768年在纽约成立第一个商会；日本于1878年在东京、大阪、神户分别成立了“商工会议所”。

“商会”的舶来。据记载，英国早在1834年8月就在中国的广州设了英国商会，1836年，在此基础上，组织了包括在广州的全部外商的洋商总商会。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外国资本和商品的汹涌输入，引起了中国经济和市场的急剧变化。1847年，各国商人在上海联合组成了上海洋商总会。1861年，香港的68家外商行号在英国驻华公使的直接支持下，组成了香港洋商总会，即现在的香港总商会。1887年天津的各国外商也成立了天津洋商总会。在1904 年之前，外商在广州、上海、香港、天津成立了6个商会。

中国自己的商会(完整意义上的商会)，应该说出现得相对很晚，最早的商会始于清末。戊戌变法时，张寮赛、任之善、徐润等首先在上海设商学会，但因变法失败而解散。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袁树勋在上海联合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事长严任，邀请各行业商董，于1902年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所，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商会。

从法律意义上而言，中国商会制度建立的过程，也是近代意义上商人身份确立的过程，是商人组织有序化的过程。与当时西方的民间商会相比较，它更具官方色彩，更依赖于国家法律的制度催化。这种制度的催化作用的成效十分显著，它相当迅速地改造、吸纳了各种形式的传统商人组织，成为具有主体性的利益集团。中国早期的商人组织的结构、形式与功能都比较单一，几为纯商人间的封闭型组织。

明代中业后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逐渐兴起，传统“抑商”政策的削弱，商人地位的提高，人们从商意识的转变，其必然的结果之一就是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商人团体——商帮。这些商帮作为中国行业组织的雏形，一直维持到清朝。在清朝康乾盛世后，各地出现了许多手工业行业组织。同时，商业行会、或称“公所”等应运而生。

晚清以来，由于情势变迁，使得商人的地位大为改观，商人组织的性质亦相应有所变化。传统的商人组织，如行会和善堂等形式的早期商人组织根据实际状况比较自然地开始转化为近代意义上的商会。1874年清朝同治末年，辽宁成立了“公议所”，据考这是我国最早的商会组织。1899年，出现了第一个有关商会的民间拟定章程《拟中国建立商业会章程》。

但真正的商会的广泛出现，则是在20世纪初，1900年光绪26年，盛宣怀任商务大臣时主张成立商会，他认为：“中国商业之不振，大率由于商学不讲，商律不谙，商会不举”，他提出：要“广商学以植其材，联商会以通其气，定专律以维商事，兴农工以浚商源，效法西欧，振起商战”，其中“尤以创设商会为入手要端。”

光绪28年正月十五日，即1902年2月22日，上海通商银行的总董严信厚组织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正式成立，这是近代商会的雏形。1903年，清政府设立了商部，作为统辖农工商实业的最高管理机构。1903年天津成立了商务公所，杭州成立了类似商会的组织。光绪29年11月24日即1904年1月11日，商部专门就劝办商会一事上奏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奏折大意为，西方国家重视商学，商人把经营贸易“视同性命之事，用能任重致远凌驾五洲”。日本的物产资源虽然远不及中国，但由于商业蒸蒸日上，“亦颇足以与欧美抗衡。”“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然后该奏折对商会的功能进行了难得的阐述：“商会者，所以同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各国之能孜孜讲求者，其商务之兴如操左券。”使人刮目相看的是，奏折在分析了海禁大开（注：如同我国入世后的形势），“各国群趋争利，而华商势涣力微”（注：和我国企业的状况何其相似乃尔）的形势后，说“今日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1904年，根据商部的意见，清廷谕令颁布 了《察定商会简明章程 》、《商会章程附则六条》。此项法律文件成为商会成立的 法律依据。1905年1月13日，天津商会正式成立。到1906年，我国各地已建立商会、商务总会110个。到1908年，全国已有58个总商会（其中9个建于海外）和223个分会。1912年商会总数猛增至794个，1915年更激增到1262个。

1914年北洋政府工商部公布了“商会法”60条，规定各省城、各商阜及其他商务繁盛之区域得设立商会。同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华全国商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商会总机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这一年全国各地建立的商会、总商会已达1099个。1915年，参议院代行立法院职权，于第二期常会议定《商会法》，并于 12月予以公布。次年2月，又颁布了《修正商会法施行细则》。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重新修订了《商会法》和《商会法实施细则》。

1929年，工商部拟定《商会法》草案,同年8月15日公布施行。商会制度从创立时起，就是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的社团组织，与其他形式的社团比较而言，它是当时清政府最为重视也倡导最力的新型商办民间社团。到1930年全国各地的商会、商会联合会已有2046家。应该承认，这一时期是我国商会这种行业组织的形式发展的高峰。它与中国面对诸列强的从领土到经济的欺辱是分不开的，更是与广大中国民营资本试图团结起来共同抗击列强的侵略的民族愿望所分不开。必须指出，中国在此前后的行业组织均以“商会”为基本名称。也就是说，在中国，商会的历史远比行业协会这种行会名称绵长悠久。

这个时期的商会表现形式为： 鸦片战争后———同业公会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中国开始创办的近代工业，为中国第一回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随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作坊和以军火工业为代表的近代企业的涌现，社会也需求与之相适应的行业组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性质的同业公会相继在清末民(国)初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20世纪初在中国各地普遍开始成为“商会”。1902年，上海出现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即后来的“上海商务总会”，辛亥革命后，经改组称为“上海总商会”。

民国时期———同业公会、商会

同业公会在中华民国时期发展得很好。中国各地区每个行业几乎都组织有同业公会，如1943年3月成立的“中国全国工业协会”，1946年成立的北平市商会，1947年依照国民政府《工商会法》，北平市商会划分出机器制造业、面粉制造业、印刷业、剥革业等17个工业公会，建立了“北平市工业公会”。1948年上海市各工业同业公会也另行成立了“上海市工业会”，至上海解放，在工业会中有86个同业公会，在商业会下有215个同业公会。解放初期的同业公会在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以及促进公私合营、抗美援朝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商会演变

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共中央及领导人就着手对旧商会进行改造，并商议成立新商会等重大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会见原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时就表示，准备成立工商联组织。同年8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提出“工商业以合并成立工商业联合会”的制度构想。随后，许多市、县在新中国诞生后纷纷接收、改组旧商会和旧工业会，成立工商联。1952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并由中央统战部发出的《关于改组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明确了工商联及同业公会改组的方针和原则，确立了工商联的组成、性质、组织机构和任务，这是新中国诞生后，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工商联的方针政策方面所发布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同年8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47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并于8月6日公布施行。1953年10月，全国成立了1955个各级工商联，同时，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也正式宣告成立。到1954年底，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005个，占全国行政区划总数的86．6％。1955年底，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032个，占全国行政区划总数的88％。1956年10月，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116个，其中县工商联1928个，占全国2110个县份的91．4％。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工商联组织的发展曾一度受到影响。1957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同意发布《关于继续发挥工商业联合会的作用的意见》。文件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工商联仍然需要存在，并且需要进一步发挥它的积极而有效的作用。”此后，工商联按照《意见》精神调整、巩固和发展，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县和县以上工商联仍有2070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工商联名存实亡，其组织瘫痪达10年之久。

解放后———工商联合会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政务院的指引下，各地相继成立了工商联合会，并着手整顿旧的同业公会，将同业公会作为团体会员参加工商联，但是工商联的各项工作都是通过这些同业公会贯彻执行的。1953年，同业公会改为工商联领导下的专业组织。这时的这种专业组织与原来的行会或同业公会相比就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改变后的这种专业组织不再或基本不再具有代表本行业企业利益和要求的义务，而是逐渐形成代表工商联与这个行业进行联系的渠道；二是这种变化使参加工商联的同业公会只是以个人身份直接加入工商联，而不再作为团体会员开展活动。1956年公私合营后，到1958年前后，作为私营工商企业的民间联合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会演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商联组织逐步得到了恢复。1988年11月30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第1条首次规定，“中国工商业联合会是中国工商业界组织的人民团体，民间的对内对外商会”，赋予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以中国民间商会的法律地位。1991年上半年，有921个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已经恢复建立了工商联组织。到1997年底，全国县及县以上工商联组织已发展到2925个，并建立了14076个乡镇分会或乡镇商会，形成了以行政区为基本单位、深入到基层的庞大组织网络。

1979年以后，随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承担的工作范围继续扩展，不断增设新的机构，增加工作人员，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他城市增设了分会和支会。1986年5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经过长期的筹备和吸收一大批企业会员、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的基础上，召开了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章程》，选举了新的委员会。1988年6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组建了中国国际商会，各地方分会、支会也相继组建了“中国国际商会”。从1988年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开始建立行业分会，以促进有关行业的进出口贸易，增进国内外同行业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1994年5月，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第28届国际大会通过决议，正式接纳中国人会。1994年11月，国际商会第168次理事会正式通过决议，同意中国加入国际商会并组建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1995年1月1日，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包括中国国际商会在内的171家工商组织、经贸团体及企业作为创始会员，中国国际商会作为主席单位，该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国际商会，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目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已同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界建立了广泛的经贸联系，与160多个对口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同一些国家的商会建立了联合商会；同时，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还在1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驻外代表处。在国内，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49个地方分会、600多个支会和县级国际商会，还在机械、电子、轻工、纺织、农业、汽车、石化、商业、冶金、航空、航天、化工、建材、通用产业、供销合作、建设、粮食、外企等部门建立了18个行业分会，全国会员企业近7万家。

1978年之后，随着我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启动，在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企业与企业之间特别是同行业之间的协调作用开始受到国家和企业的重视。以1978年成立的上海包装技术协会、食品工业协会为标志，一种新的由同一行业的工商业企业组织起来的行业协会，逐渐步入了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舞台。1983年成立的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是一家全国性的行业协会。1986年以后，由于政府权力的进一步下放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需要，大部分具有行政和行业管理职能的公司、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或被撤销，或被改组，或被合并，由被撤销、改组或合并的行政性公司与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转化而来的行业协会相继成立，截至1987年，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就达到71家。(23)在随后的几年里，原有的国务院属下的纺织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等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也相继进行了改组，一部分作为行业主管局合并到后来新设立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现在的商务部），一部分组建为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一部分即为新的全国性行业协会。1993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发挥其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当前要着重发展会计师、审计师和律师事务所，公证和仲裁机构，计量和质量检验认证机构，信息咨询机构，资产和资信评估机构等。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作用。中介组织要依法通过资格认定，依据市场规则，建立自律性运行机制，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行业协会的市场调控作用被中央决策层所重视，行业协会的改革与建设也已提上了日程。1997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达了《关于选择若干城市进行行业协会试点的方案》，正式启动了我国行业协会的改革，行业协会由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至1999年4月，工商领域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已达420余家。

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形成了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为载体的中国民间商会、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中国国际商会、以全国性行业协会为主体的行业商会这一三足分立、多元多层的商会制度格局。

高句丽的历史演变 篇2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城市广场”如是描述:“广场 (Agora) , 古希腊城市作为市民活动与聚会的露天场所。”它说明了广场的最早出现应该是在古希腊。它最初源于古代人的庆典与祭祀活动, 是人们进行供奉、祭祀、宗教等活动的“广”而“空”的场地。古希腊从民主制国家的政治基础出发, 富于智慧地将其国家政体形式体现在他们的城市公共空间里, 广场由此诞生。在希腊城邦里, 它成为城市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要素, 成为民主和法律裁决的象征。

到罗马时期, 君权的地位开始在西方政治生活里突显出来, 君权主义也开始在广场的设计和建造上体现。在有效继承古希腊城市广场的传统影响的情况下, 从君权主义立场出发, 这一时期的城市广场多以体现政治力量和高度的组织性为设计目标, 它们大多被某一特定的大体量的建筑物支配着, 因此获得建筑前广场的特征——这一空间的转变, 可以从古罗马帝国人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关系的转变中得到解释:君主专制主义要求人必须屈从于中央集权的统治;同时, 古希腊城市广场传统中的公共自由特征减弱, 广场多用建筑群或围廊为界面围合封闭, 强调建筑群所围成的实用空间, 突出广场的形象, 将古希腊广场自由、不规则、多少有些零乱的空间塑造为城市中最整齐、典雅、规模巨大的开敞空间。

中世纪的欧洲, 统一而强大的宗教政权大行其道, 教堂常常以庞大的体积和超出一切的高度占据城市的中心位置, 控制着城市的整体布局。作为进行各种宗教仪式和活动的地方, 该时期的广场多围绕教堂来布置建设。由于贸易活动的兴起, 中世纪的广场还具有市政和商业两大功能, 它们一般被叫做集市广场。在中世纪城市里, 集市广场、市政厅和教堂相依为伴地构成城市及城市生活中心的景观非常常见。

16世纪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反教会、反封建、反专制的人文主义将欧洲意识形态由以神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 人们的创造进取精神焕发了出来。这一点在城市广场的建设和设计上也得到了体现, 广场的形式趋向多元化, 方的、圆的、椭圆的, 而其风格更注重空间的整体性。中世纪那种以一个集市广场控制整个城市空间的结构被彻底打破了, 诞生了多个广场共存或构成广场组群的格局。特别在文艺复兴后期, 城市广场还有些中世纪的影子, 周围建筑布置比较自由, 空间具有较强的围合性, 雕像多设在广场的一侧。设计追求人为的视觉秩序和庄严宏伟的效果, 对形式的追求近乎于完美。该时期的城市广场设计过程亦由中世纪的“渐进式”改变为“自上而下”的有计划的“决定论式”, 注重构图的完整性, 透视原理、比例法则和美学原理等古典美学法则被广泛地运用, 追求完美的广场平面形状和舒适的空间尺度和比例, 设计手法娴熟巧妙, 空间艺术完美成功, 科学性、理论性的程度明显得到了加强。

17—18世纪, 在法国兴起的古典理性主义风靡全欧, 自然科学获得了初期的重大发展成就, 在美学上, 唯理论甚嚣尘上。以法国为例, 当时巴黎的城市规划建设表现出了对秩序的绝对追求, 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的空间艺术成就被推向颠峰, 新的严密的逻辑与理性和更为纯粹的几何结构与数学关系被运用到城市空间中, 城市版图追求对称和协调, 强调主从关系, 突出轴线。广场是这个时期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尤其是纪念性广场有了很大的发展, 作为城市地标, 它标榜君主和国家的理性精神, 其绿化、喷泉、雕像、建筑小品等进入统一规划的视野里, 注重于和周围建筑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广场形象以封闭的、规则的几何形为主, 以宏大的尺度、一色的房屋界面和明晰的轴线突显规范化的特征, 突显秩序、组织和理性的永恒至上。

18世纪下半叶, 工业革命爆发, 机器大工业代替了手工业工场, 促进了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和大城市的兴起。同时带来了负面影响, 如建筑高度密集、城市建设趋向无序、汽车抢占广场空间、绿地减少、居住条件恶化等, 城市广场的发展在此时经历了一段漫长的低潮期。这一低潮在19世纪20年代的《雅典宪章》出台时为最甚, 所谓的“现代主义运动”深刻地影响到城市规划建设, 使得广场丧失了最初作为市民社会场所的起源意义, 变成了无人性的空间, 其对人的关怀和对城市生活的积极意义也未能体现。

“贺卡”的历史演变 篇3

贺卡起初叫“名帖”，以介绍自己为主，西汉称之为“谒”，今天贵宾相见还说“拜谒”。东汉后叫“名刺”，“名刺”一词日本仍在使用，就是我们常说的名片。

唐宋以后，贺卡的名称及功能有所变化，称为“门状”或“飞帖”。到了明清，又叫“红单”“贺年帖”等，其功能也越来越世俗化。原因其实很简单：古代教育不够普及，识文断字的人少，贺卡最初都是在达官贵人之间传递，起点颇高；进入商业社会，贺卡就多了一份热情，少了一份酸腐。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过年时，用赤金箔做贺卡，御书“普天同庆”，赐予大臣。这一形式由帝王发明，迅速在民间普及。不过，民间不敢使用金箔，改用梅化笺纸，竖写，有上端为受贺者官讳，左下端为贺者姓名。

名帖贺卡一类原是本人亲自呈送，以示郑重。但到了宋朝，商业气息浓厚，人们也日渐繁忙，不能亲送，便派仆人呈送，逐渐形成风俗。

明清时期，呈送贺卡名帖等更有一套礼仪，按规定仆人不能亲自用于呈送贺卡，故发明了拜匣，即拜见时仆人所持匣盒，呈长方形，大小正好容纳贺卡名帖。见到主人后，仆人不能直接用手持卡或帖，必须打开拜匣，让主人取出。

茶文化的历史演变 篇4

据藏族史料记载，西藏高原盛行饮茶之风，是从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之间的茶马贸易开始的。藏族在唐代已经获得许多中华内地的名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的商业贸易兴盛起来，而茶马贸易成为吐蕃与唐朝的主要贸易。唐高宗时“缣马交易”、唐玄宗赤岭的“互市换马”开始了唐朝与吐蕃茶马市场之端，用良马和唐朝换茶。对此，唐朝专门成立了“茶马司”，负责与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公元743年，唐蕃会盟，立碑于“赤岭”（今青海湖东面的日月山），建立了“茶马互市”。为了交换茶叶，吐蕃曾派专人经营藏、汉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商茶”。

西藏高原本是不产茶的地区，史料记载，早在囊日松赞时期，吐蕃民间就开始嗜茶。把茶叶当作开胃、养身之药由来已久。藏文史书《藏汉史集》关于茶叶在藏族地区出现的故事有如下记载：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场重病，静养之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吐蕃王派人查看，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上。他发现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树枝，于是摘下树叶放入口中品尝其味，顿觉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饮料。于是派出众大臣及百姓去寻找这种奇妙的树，历尽艰辛终于在汉地找到了，原来这就是茶叶树。从此，茶叶被引进藏区，并逐渐成为藏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

史籍有关于吐蕃王室储存汉地各种名茶的记载。在藏文的《汉藏史集》中，有两章（《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茶叶的种类》）专门介绍茶是如何从汉地传入吐蕃的情况。书中写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族的和尚，此后赤松德赞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札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知识篇为《甘露之海》。这说明随着茶叶传入西藏，茶文化也随之在西藏广为传播。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之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族的饮食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竟相争求。于是，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也应运而生。

在西藏，藏族喝的茶可分为酥油茶、甜茶、清茶，其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而藏族最喜欢喝的是从吐蕃时期就己开始流传的酥油茶。酥油茶的制作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工艺色彩。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以产于四川、云南的青砖茶作原料，先把砖茶熬煮成浓浓的茶汁（荚沽），滤出茶叶，倒入茶罐，放在一旁待用。做茶时

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演变 篇5

阶段一：新中国成立前期

第一时间段：抗日战阵结束后，成立“联合政府”；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旧政协）。五项决议：„„

第二时间段：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转战略进攻，1948年4月底，中共„„口号„„“五一”„„。

1948年8月，„„河北省平山集合1949年3月毛„„已经成熟

1949年6月15日至20日„„„9月17日„„改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三时间段：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21日至30日，第一届„„参加会议代表„„（多写一点）

第一届人民政协会会议闭幕第二天„„

阶段二：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时间段：1949年9月到1954年9月„„（该部分概括写）„„ 1949年9月„„政协委员会„„第一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共召开4次分别是„„

第二时间段：1954年10月到1966年5月。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1954年12月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制定了《章程》

1959年4月

1964年12月

第三个时间段：1966年6月到1976年10月

„„被迫停止„„文革时期（简写）

阶段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1977年12月，第四届„„

1978年12月，在京召开„„

1982年第五届„„1983年6月，第六届„„

1988年3月，第七次

1989年12月30日„„《意见》

1993年3月第八届

1993年3月27日李瑞环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

1994年1月，修改章程《„„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把参政议政列入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协工作的经验总结,是本次会议的重要成果”,认为:“参政议政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是一致的。

1995年1月13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提出《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

1998年3月3日第九届„„

2003年3月5日至1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程是： 听取报告，选举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和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的人选；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的人选等。

2005年2月8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

2006年2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对参政议政职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强调它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形式”、“切实做好工作的有效方式”,“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2009年9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各级党委要按照党的十七大做出的战略部署,切实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积极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

中国政法委的历史与演变 篇6

作者：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周永坤

【编者的话】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引发中国各界关于政法系统改革的关注。本文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周永坤先生对中国政法委体系历史沿革的研究，原发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如今读来更有现实意义。经作者本人授权，FT中文网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公检法三家的“党内领导机构”，它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应当将它放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重新检视，下面的检视围绕历史作用、党的领导的原则、法治原则、法治国家建设四个方面进行。

政法委的沿革

1.政法委的历史渊源：法律智库机构

党委政法委员会制度的文化传统源于设立于1946年的“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1946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在“边区宪法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这是一个“智库”性质的机构。194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建立“中央法律委员会”，“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自然撤销。这个“中央法律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未来的新政权起草法律，属于秘书班子一类的机构。1949年新政权成立，这个“立法参谋”性质的中央法律委员会随之撤销。代之而起的是设在集权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内的政府的政法委员会，它不同于党委的政法委员会。1954年宪法生效后，政权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它由集权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变成了宪政分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政务院变成了国务院，法院、检察院不再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分支，而是独立的司法部门。这一宪政分权的制度与此前的公检法集权的政法委员会制度格格不入，因此政府的政法委员会制度一度消失。

2.秘书性质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

现行的党委政法委员会制度直接发端于1956年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195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了第一次法律委员会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该次会议规定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的任务是中共中央交办的工作，主要是关于法律工作方针政策和各部门的分工等问题，并不主管有关部门的具体案件。当时公检法各部门都设立党组，各有关机构的党组直接向中央负责，向中央请示报告工作，并不向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报告工作。可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只是一个秘书性质的机构，而且只设在中央一级，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与法治国家并不存在矛盾。《共同纲领》体制下集权的政府政法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的转变，表明了一种法治的倾向，起码在地方上，法院、检察院是独立的司法机关。

3.“政法小组”的突进与文革中的毁灭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决定成立政法小组，通知说，“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布置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这个通知其实是逐字逐句照抄了时任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的相关批语。从此，中国开始形成了至今难以改变的党政不分的、人治的一元化体制。特别严重的是，从1958年开始，县以上各级党委都成立了政法小组，政法小组不仅“协调”公检法的关系，而且逐渐形成了重大案件要由党委审批的习惯。这个体制不仅在立法上，特别是在司法上强化了人治体制，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党委第一把手专权的制度，党的领导成为书记的领导，而不是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这使1954宪法确立的宪政体系悬置，也使八大确立的党“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的方针失去了制度依托。从此一步步造就了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条件。

这个政法小组的作用在于迎合当时党的领导人的人治偏好，毁坏了正在起步的中国法治建设。例如，1958年，中央政法小组在《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这个报告直接导致全国立法工作陷于停顿。特别严重的是，它在大跃进的时代氛围中引发了“公安大跃进”，这导致全局性的社会大灾难。[7]中央政法小组还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中央政法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报告，结果形成了完全违背宪法（1954）体制的“公检法三家合一，公安为头”的极端人治体制。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在对“报告”的批复中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合署办公，并由公安部统一领导，法院检察院都成了公安的下属单位。警察领导法院，这在任何正常体制下都是难以想象的。这两个措施无疑与八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存在因果关系。1966年开始的文革期间，党委被踢开，政法机关被砸，中央政法小组自身也难免其祸。中央政法小组在名存实亡了数年后，自1972年3月中央政法小组组长谢富治病故后，它就连形式都不存在了。这是党政不分、极端人治的制度本身发展的逻辑结果。

4.文革后智库性质政法机构的重建

文革结束后，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197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政法小组，协助中央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四个部门的一些政策方针问题。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中央文件规定新成立的政法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工作中带有方针、政策性的重要问题”，它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的关系由“领导”变成“协助”，可见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摆脱文革前政法小组一元化的老路，这个新的政法小组是上述政治机构的“智库”或助手，这是对1956年体制的回归，而不是对1958年那个导致党政不分的体制的回归。这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放弃文革及其以前的极端人治的阶级斗争体制的意向，体现了一种朦胧的法治追求。

一年后，这个思想更加坚决地体现在“64号文件”中。中共中央于1979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64号文件），文件结束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消除了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制度障碍。64号文件指出：“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为此，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

198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决定设立中央政法委员会。《通知》规定的中央政法委员会的五项职能中，主要是法律中的政治方向的把握，并不干预具体的司法工作。其作用在于领导新时期繁重的立法工作。不过在此同时，各地也建立了政法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的领导班子、机构普遍建立。虽然中共中央并没有明确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党委的职能部门、领导政法工作，但是它实际上“已经在发挥党委职能部门的作用，已经在宏观上统一组织领导政法各部门的工作。”这一向文革前的党政不分体制的“自然”回归引起了全党的重视。

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召开，十三大将实现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与突破口，报告指出，“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作为贯彻十三大报告的重要一步，1988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政法小组的职能较政法委员会大大削弱，它一般不开政法工作会议，不发文件，体现了依法办事、党政分开的精神。这是中国走向法治的重要一步。不过，大多数省级以下党委政法委员会并没有来得及撤销。

5.90年代起维稳需求与政法委的违规扩权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9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不过当时中央还是坚持了党政分开的原则。中央要求，“政法委员会恢复以后，仍然要贯彻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在谈及恢复政法委员会时特别强调“宏观指导”，坚持党政分开，反对干预个案。他说，“对一件件案子总会有不同看法，处理上也未必件件都绝对准确。党委如果直接过问一些案件的具体处理，法院就不好下决心了。”他还说，“不论哪一级政法委都要管得虚一点，着重抓宏观指导和协调，当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其办事机构主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不要过于具体地干预部门的业务，以保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充分发挥政法各部门的职能作用。”从中央文件所列举的政法委员会五项任务来看，也是“宏观指导”性质的。

随后，政法委员会又两次扩权。1994年，政法委员会的职权扩大到7项。1995年又扩大至十项。与此同时，各级政法委员会的编制也不断扩展，权力不断强化。与此相应，实践中政法委员会、尤其是基层政法委员会干预司法的情况日趋严重。由于政法委员会的活动缺乏法律和程序依据，它的活动主要由书记说了算，因此，它的第一把手由谁担任就特别值得注意。在实践中，政法委员会书记通常由两种人担任。一是公安局长。在这一体制下，实际上使法院、检察院成为公安的下属机构，是向1961年规定的公检法“三家合一”制度的回归，司法公正受到严重威胁。二是政府的副职，这使法院、检察院成为政府的下属机构。由于缺乏法律与程序规制，政法委员会制度的实际效果也很糟糕的，只是由于担心“否定党的领导”的指责，大家讳言而已。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冤案后面，都有政法委的影子。在全国引起恶劣影响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是其典型。[17]随着政法委员会的不断扩权，特别是当它掌握了“综合治理”的权力的时候，它事实上成为政府以上的政府，法院以上的法院。这个体制加上党的集体领导难以实现的体制性缺陷，各地在维稳的旗号下埋下了社会稳定的隐患。

政法委是在弱化党的领导

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党对国家领导的一个方面，它是更为广泛的党政关系的一部分。在党政关系上，中国历来在两种思路中徘徊：一是一元化，二是党政分开。虽然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党政分开的要求，但在战争环境下这一目标难以实现。建国以后，党政不分的体制事实上延续下来，并得到发展。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求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这是形成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体制的开端，不过这一体制受到1956年八大精神的扼制。1958年起逐渐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党做决定，政府执行”政权行为模式，党的各口和职能部门既管各口的干部也管业务，党组织可以用行政化手段直接部署政府工作。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党委“大权独揽，小权包办，事事点头，样样都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文革中，这一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正是党政不分体制合乎逻辑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共产党一再提出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在政法领域它始终没有退出。而这一切是在加强党的领导的旗号下进行的。因此，要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必须研究什么是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早在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现象……都必须纠正……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当时的中央领导反复强调，党的领导不是“党委高于一切”，也不是“以党治国”的***，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早在建国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建国以后，这个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党内的有识之士提出来，但是始终未能解决。在建国之初，彭真同志就说：“党、政府、群众组织要分开。过去实行„一揽子‟、„一元化‟，现在不行了”1951年董必武同志强调：“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这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应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为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1953年，周恩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内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负责人，主张政府工作必须坚持党政分开。他在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时就强调：党组工作不要在形式上管得那么多，行政上的事还是经行政机构去办。

针对党委包揽司法工作的具体事务，司法机关不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错误倾向，1961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说：“检察院、法院要独立办事，党委不要干涉具体事务，党委什么都干涉不好。以后下面公检法向上面写报告要直接报，不要经党委批准，经过党委批准是错误的。要有对立面，唱对台戏，三机关互相制约也是对立面，也是唱对台戏。什么事情一个渠道是不行的，老百姓都能反映情况嘛。这几年犯的„左‟的错误是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下犯的，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但是这些党的领导人的努力并没有能改变强劲的党政一元化趋向，最后形成了党政不分的所谓“一元化”体制，谁要是坚持党政分开，谁就有“反对党的领导”的罪名。改革开放以后，法律工作中的党政不分体制受到普遍的质疑。邓小平同志率先将党的领导与党政分开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他多次提出改善党的领导，要实现党政分开，党法分开。他说，“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前述中共中央64号文件（1979年9月9日）就是确立党领导政法的新体制——党政分开体制——的努力的重要一步，它从法治的高度将“党政分开”作为党领导政法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文件指出，“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

1986年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指出：“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十多天后（7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全党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发布，通知规定，“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保证司法机关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特别是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决支持司法机关坚持原则，秉公执法。”

明确提出要解决“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的是党的十三大报告。十三大报告（1987年）指出，不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的问题，“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十三大报告特别规定：“今后，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请注意，这里其实明确指出了撤销政法委员会是今后工作的方向。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党委政法委员会体制都不是加强、而是弱化了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第一，政法委员会违背了党领导的基本原则：政治领导。政治领导是党的领导的原则，但是政法委员会的存在违背了这个原则，这个体制使党成为实际的“行动者”，无法行使“领导职责”。

第二，政法委员会体制有违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党的领导是党的集体领导，这个集体就是党委，是党代会。政法委员会在党委、党代会外形成一个权力中心，这必然会集体领导，尤其是当政法委的权力极度扩充以后。如果政法工作要有一个“政法委员会”，经济工作就要有一个“经济委员会”，文化工作就要有一个“文化委员会”……以此类推，各行各业都要有一个主管的“××委员会”，党委、党代会岂不架空？正是这个原因，设在党内的种种“委员会”先后消失，政法委员会是仅存的一个党委外的“权力中心”。

第三，政法委员会使党的领导“不能”。所谓党的领导（在政法问题上）是党领导人民形成意志——法律，而后领导人民落实实施法律，依法办事。完成这一领导过程离不开一定的制度依托，这就是宪法、组织法规定的、党领导人民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是公检法三家分工制约的制度。政法委员会制度、特别是地方的政法委员会制度恰恰是建立在否定这一制度安排之上的，它使党的领导因失去制度依托而成为“不能”，是一种“自毁长城”的制度。

政法委与法治国家的实践相悖 党的领导并不必然具有正当性，应当遵守一定的原则，在法治国家，这就是法治原则。这一原则的正当性有两方面的规范依据：一是党章依据，二是宪法依据。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部分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党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完善领导体制，改进领导方式，增强执政能力。”宪法中的规定则见之于宪法序言和宪法第五条。

但是政法委员会制度明显违反这一原则，它与法治原则的冲突表现在： 第一，政法委员会的设置与公检法三家分工负责的宪法框架相冲突。仅仅从形式上看，这一点也是不证自明的。有一个台前的公检法，又有一个幕后的政法委员会，而这两个制度的行为规范与工作目标其实不一致，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

第二，实践中政法委员会扩权现象严重，使宪法规定的权力分配体制受到极大侵蚀。政法委员会的扩权冲动源于单一维稳思维下的政绩冲动，近年来一直处于高位的信访与群体性事件刺激并强化了政法委的扩权。

这个扩权表现在三个方面：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近年来，各地政法委员会制定种种规范，这些规范常常与现行法律相冲突，造成法律的紊乱。例如，2003年，北京市委政法委出台了《关于处理轻伤害案件的会议纪要》，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伤害案件，如果嫌疑人有认罪、悔罪表现，积极赔偿损失，被害人要求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可以对其作出撤案、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分的处理。2003年，中共河北省委政法委员会作出《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内中有多项违背国家法律。在实践中，许多不为当事人与律师知晓的政法委员会以各种名目制定的规则，事实上成为直接适用的法律，它的效率甚至在法律之上，它可以直接作为改变合法判决的依据。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法委员会掌握了信访权与综合治理权，在“综合治理”的口号下，有的政法委员会不仅控制了公安、法院、检察院，甚至包括了国安、武装警察系统，能随时调动中国外交、教育、司法、政府、军队、卫生等资源，成为政权以外的一个权力中心。例如，河南义马市的信访体制“改革”，撤销信访局，成立群工局（部），后又挂回信访局牌子，两部门合署办公。这个群工部（信访局）权力有：直接交办督办权、重大决策评估权、社会建设指导权、考核奖惩建议权等等。在地方上，通过涉诉信访的管辖权，政法委员会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超级法院”。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地方政法委员会干脆设立宪法规定的体制以外的“法院”，而这个“法院”听命于政法委员会，且很少受法律程序约束。这一切，使政法委员会成为不仅集公检法于一身，而且集立法、行政与司法权于一身的超级机构。

第三，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导向与公检法不一致。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是协调，协调案件大致的程序是：“公检法向政法委提交有分歧的案件，主要是证据不足或认识上（可逮与不逮）有分歧的案件；政法委通过调查案件，召开协调会，提出初步意见，并形成会议纪要下发各部门……这种结果往往不是基于对事实的认定的一致，而是由于政治权威的运作……”

这种工作方式与公检法三家分工制约的宪法模式明显不一致：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是集权的方式，而宪法规定的体制运作方式是公安侦查、检察院起诉、法院裁判。就导向来看，政法委员会制度也与宪法规定的制度不一致的。政法委员会“整个案件协调的过程是以政治化为导向，按照政治制度逻辑运作而不是司法制度逻辑运作的模式进行的”，而所谓“政治导向”在极大多数情况下是“政府导向”，甚至是“政绩导向”，而宪法体制下的公检法三家运行的导向是权利导向的，规则导向的，这两者的冲突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目前我国暴力强拆、暴力截访、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制度原因。

第四，干预司法成为政法委员会工作的常态。我国的宪法、组织法、诉讼程序法规定了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的种种规则，但是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却是合三家为一家，虽然也说政法委员会尊重公检法独立行使职权，但是在政法委员会掌握财权、人事权的情况下，通过政法委制度的统合，政法委员会书记成为法院和检察院事实上的政治上级。在此制度环境下，虽然在理论上政法委员会的结论对公检法机关只是“建议”，并没有强制约束力，但事实上很少有人敢于否定政法委的结论。这就使政法委员会干预司法成为常态。第五，政法委员会使许多审判沦为作秀。法官不是真正的裁判者是中国司法长久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尽管在不同的时代其严重性程度不同，但它始终存在。文革前长期实行的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是“审判秀”的典型，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中共中央64号文件）从形式上结束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使审判成为“真实”的，而非“作秀”，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随着政法委员会权力的崛起，政法委员会的协调事实上成为实质性的“审判”，在重大案件上，通过政法委员会的“协调”使审判再次成为作秀。一个还在侦查阶段、或者在起诉阶段的案子，或者在审判中产生分歧的案子，进入政法委员会“协调”程序后，政法委员会就成为实质性的审判者，而法院只是贯彻政法委员会的指令而已，这使法官沦为尴尬的“作秀者”。“审判秀”对法官良心，法官责任，对司法权威、对法治的影响是根子上的，这也是这几年发展起来的“法官与律师辩论”、律师被逐出法庭的制度根由。

存废将是法治国家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

1999年，法治入宪，这意味着法治国家成为中国的目标，法治成为举国遵守的最高原则，制度设计当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并接受它的检视。由于政法委员会制度存在明显的不合逻辑现象，与宪法确立的法治原则明显冲突，在实践中存在严重的干预司法的倾向，因此，取消政法委员会制度的主张其实无论在法学界还是在法律实务界均为主流。

早在法治入宪的第二年（2000年），著名刑事诉讼法教授崔敏就从司法权配置的角度对政法委员会的设置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与司法独立的要求相抵触。2008年，崔教授进一步指出：“没有必要在各级司法机关之上再设个„婆婆‟去发号施令。”2001有学者将撤销地方政法委作为提高司法权威的必要条件之一，2003年有学者通过对政法委员会个案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政法委员会在人事上实际采取行政首长负责制，因此，第一把手往往会越过政法委员会制度设计的界限，从而导致干预司法的产生。”事隔八年，这位学者再次指出：“越来越多的地方由公安首长担任地方党委常委或政法委书记，这有可能使得案件的公正性难以保证。法院和检察院更有可能只是配合公安机关而很难发挥制约功能。” 2010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陈光中教授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表示，应当取消地方政法委对案件的拍板权。因为这种权力不仅违反了基本的诉讼原则及直接言词原则，属于“判而不审”，而且一旦发生错案，也难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著名社会学家于建嵘则明确表示：“中国应该废除政法委制度。中国最需要重树司法的权威……赵作海案已经表明，政法委制度已经严重干扰了司法，必须尽快废黜。”

唢呐演奏技法的历史演变 篇7

一、循环换气和不控哨的演奏方法

许多地区的艺人主要采用循环换气和不控哨的演奏方法。其实, 这是我国唢呐艺人早期普遍使用的演奏方法。

据《新格罗夫乐器词典》、《伊斯兰世界的音乐和乐器》等国外资料, 可知这种吹法在其他国家也很普遍, 并且历史悠久。伊朗驻中国大使馆为笔者提供了一份关于唢呐的资料, 仅短短百余字, 也没有忘记把“循环换气”提上一句。南亚印度的唢呐, 通常是两支一起演奏, 高音唢呐吹旋律, 不用循环换气;低音唢呐则用循环换气法吹奏一个持续低音。

由于各地的乐曲风格不同, 所以循环换气的具体用法也不尽相同。如东北地区演奏汉曲时的“大味”吹法, 即“大扔大撂”, 由于乐句和乐段都较长且较慢, 所以循环换气持续的时间长, 而且不控哨, 经常将一个很长的乐段连音吹奏到底。云南白族的唢呐, 讲究“换气不歇音”, 可以一口气从一个村子吹到另一个村子。有的地区 , 如陕西等地, 由于乐曲的段落和乐句都不太长, 所以循环持续的时间较短, 乐句开始时有音头, 中间有时也用舌头隔一下, 形成单吐音。就总的情况而言, 不管循环的时间长短, 都是以连音为主, 很少用吐音。也就是说 , 在采用循环换气的地区或时期, 舌技巧是不发达的。

二、采用“自然换气”, 并大量使用各种舌技巧

与上述情况不同的是, 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安徽、江苏等省的大部分地区, 已不再以循环换气的吹法为主, 而只在吹一些古老曲牌时才用它。新的方法是采用“自然换气”, 并大量使用各种舌技巧。与这种变化同时发生的, 是曲目和乐队编制的变化。这些变化, 使这些地区的唢呐音乐的风格近乎脱胎换骨, 原演奏方法所形成的古朴风格已较少见 , 而曲调优美、技巧华丽、抒情与摹拟兼长的唢呐曲大量涌现。这种巨大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

许多艺人对这种现象的答复是:曲子不一样了, 就要用不同的技巧。看来, 根本问题在曲目上。而百余年来, 在上述地区, 唢呐音乐曲目方面的最大变化就是以梆子戏和其他地方戏为基调的乐曲大量出现。唢呐演奏技巧的这种巨变, 即与吹戏有着密切的联系。

要吹戏, 就要有与之相应的演奏方法。显然, 用循环换气的方法来演奏拂子戏及许多地方戏曲 (以下只简称为“吹戏”) 是不合适的, 因为这些戏曲唱段原由人唱, 句与句之间都有过门, 甚至一句之内唱词的分节处也有过门, 吹到此处非断开不可, 这就使老的吹法无法适应而势必发生改变。断开句之后, 再起吹就要用舌头点出一个音头, 断句越多, 用舌的频率就越高。唱腔中的断音, 可直接导致单吐音的产生。仅这两点, 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老的吹法。另外, 中国音乐带 " 腔 " 的特点在戏曲中体现的尤为充分, 要把唱腔中的“腔”吹出来并且吹好, 就要有一套在片刻间从容并准确地改变音高的办法。要做到这一点, 气、唇、指要密切配合, 这又促进了这三种技巧的发展。戏曲中人物的情感变化 , 都要通过唱腔表现出来, 因此唢呐也要有相应的表现方法, 于是产生了摹仿哭、笑的各种技巧。……总之 , 现代唢呐演奏的主要技法的产生, 大都与吹戏有关。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 唢呐还借鉴了一些其他乐器的演奏技巧。例如双吐、三吐等技术, 可能就不是吹戏的结果, 而可能是从笛子之类的乐器上移植而来。但唢呐艺人自己也创造了大量的技巧, 例如箫音、三弦音, 以及一些高难度的口内技巧, 都是唢呐所独有的。这些技巧经过长期的使用磨练, 才达到今日之炉火纯青的地步。

三、新技法的出现

新技法的出现, 使我国的唢呐音乐发生了重大变化。约在20世纪20年代初, 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演奏汉曲的方法, 即不再“大扔大撂”, 而是采用控哨和各种舌技巧 , 指法多采用“老本调”和“六眼调”, 前者开第四孔作do, 筒音变成了fa, 比原来高纯五度;砝者开第一孔作do, 比原来高大二度。用这种吹法演奏的汉曲, 风格俏拔、细膩、委婉, 人称“小味”, 与“大味”风格具有明显的差异, 为古老的汉曲增加了新的品种。那么, 这种新的吹法是怎样出现的呢?这个问题在目前的材料中并没有明确的解释。笔者推测, 这是辽宁鼓乐艺人在接受了从内地传去的新方法之后, 对汉曲所作的一种改革。吹戏、咔戏在东北地区流行较晚。这是由于东北地区土生土长的戏曲并不多, 人们对戏曲的感情不如梆子戏流行地区, 所以吹戏的做法没有在这里率先出现, 新的吹法也因此没有在这里率先出现。随着“下关东”的大潮, 内地的许多艺人也来到了东北, 其中以山东和河北为最多, 而这两个地区恰恰是吹戏最流行的地区。就是在这种艺术载体的流动之中, 在关里已形成的新的吹法传到了关外, 促成了“小味”汉曲的出现。很自然, 在这个过程中, 吹戏的做法也传到了关外, 在那里流行开来, 但这是在“小味”汉曲出现之后。

新技法的应用, 极大地丰富了唢呐的表现力, 对于提高唢呐音乐的艺术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新技法的出现, 是对唢呐演奏技法的丰富和发展, 而不是对老技法的取代。由于老技法与某些曲目有着共生关系, 所以在演奏这些曲目时, 只有用老技法才能吹出其特有的风格。

摘要：在演变过程中, 唢呐的演奏技法曾发生过很大的变化, 其中变化最明显, 对唢呐演奏技术的发展推动最大的, 要首推气与舌两个方面。

“贞操观”的历史演变 篇8

近期，“贞操”再次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从“贞操女神”的网络征婚，到某人大代表的“贞操陪嫁论”，再到几家知名电视台就此展开的专题节目。隐藏在“贞操”背后的是人们对性的关注，尤其是对女性婚前性行为的关注。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近代以来，伴随西风东渐，“贞操”便成为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观念交锋的一个前沿阵地。这个阵地分外显眼的原因有二：一是该话题最广泛的可参与性，无论老少贫富，人人都可以就此发表看法；二是话题本身的半透明性，当代中国虽然不再是谈性色变，但性仍然是不便言说的领域，而当命题被置换成“贞操”，人们便可以公开谈论了。毋庸置疑，当代中国的“贞操观”发生了不小变化，人们对于贞操的态度已经比先前宽容了许多，人们通常将此归结为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那么，西方有没有“贞操观”呢？贞操的寓言15世纪尼德兰画家汉斯•梅姆林（Hans Memling, 1430~1495）有一幅画作《贞操的寓言》。在这幅画中，汉斯•梅姆林描绘了“贞女”的形象。画面主体部分描绘了两头披着铠甲的雄狮守护着山峰上“圣洁”的贞女，山峰四周被深渊环绕，贞女孤零零矗立在山巅，画面以远处繁华的城市作为背景。从梅姆林存世的作品来看，宗教画占了多数，如有《圣母的欢乐》等，但这幅画传递出的信息却让人颇为费解。雄狮斜睨的眼神和脊背上金光闪闪的铠甲，让我们想到中世纪欧洲的“贞操带”，这种令人发指的“贞操带”却是当时风靡欧洲的贵族妇女的饰品，在一些“贞操带”上饰有黄金、象牙、白银等贵重材料制作的精美图案。“贞操带”在欧洲流行了数百年，一直到维多利亚时代，仍然有人使用贞操带，并被一些医生用作戒除手淫的医疗器械。如今，我们还能从欧洲的许多博物馆里，看到作为历史陈迹摆放的各种贞操带。 “贞操带”表明西方人的性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从极端保守走向开放。禁欲作为中世纪的标志，使这一时期被视为西方最黑暗的时代。而远在古希腊时期，人们的性行为却大体上是比较自由的，甚至对待同性恋都十分宽容。为什么到了中世纪，人们开始视性如洪水猛兽呢？当代法国哲学家福柯为了寻求答案，开始撰写长篇巨著《性史》，但随着福柯的溘然去世，原定六卷本的《性史》写作戛然而止。根据福柯的遗嘱，最先完成但未经他本人亲自审定的第四卷《肉体的忏悔》不能发表，这一卷探讨的正是中世纪禁欲观念的形成过程，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有属于该卷的一篇佚文《为贞洁而战斗》。此文主要根据隐修制度的创立者卡西安（360~435）倡导的“贞洁之战”而撰写。让我们从这第四卷仅存的片断中，看看中世纪教会禁欲制度的内容。 早期基督教对于婚姻和性爱并不持禁忌态度，虽不鼓励，但允许教士结婚。以耶稣为例，耶稣与门徒曾一起兴致勃勃地参加迦拿的婚宴，并当场点水成酒，耶稣对待通奸的男女也表示了体谅。但到公元4~5世纪，基督徒开始将极端的禁欲生活作为高度宗教德行的标志来提倡，通过旷野隐修，借助禁食、禁欲等对肉体极度苛刻的要求来完成其修行，卡西安便是隐修生活的倡导者，他对于教会中禁欲制度的确立起到过重要作用。公元415年，卡西安在马赛创办女隐修院和圣维克隐修院，并撰写了《隐修生活规则》，将禁欲隐修进一步制度化。之后，经过教会的逐步推广，直到11世纪，教皇圣格列高利七世颁布了禁止教士结婚的禁令，禁欲从基督徒的理想和信念，一变而成为教会的行为准则和宗教规范。卡西安曾号召僧侣们向私通精神展开“贞洁之战”，因为私通是所有罪恶中最可耻的，所以需要通过对身体施以苦行来克服，而这种苦行比克服贪食更加艰难。卡西安倡导的六个阶段的精神战斗和贞洁的进步，其实是倡导修行者从肉体到灵魂的极度苦修，即便在睡梦里，也不能有一丝懈怠，要时刻驱赶危险的欲念。 福柯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倡导贞洁，而是通过解构卡西安的“贞洁之战”来反对基督教的禁欲制度。福柯指出，在贞洁苦行中，修行者其实远离了性道德，取而代之的是对自我的无限苛求，是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面禁闭。但即便这样，单凭自我的力量也无法完成修行，必须通过忏悔等方式借助他者的力量才能完成修行。因而，在“贞洁之战”中，苦修者无法成为最终的胜利者。福柯正是籍此解构了教会的禁欲制度。如果将这篇佚文放入《性史》中做整体观照，我们不难发现，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性观念变迁的历史，从一种自然开放的状态进入人为控制、乃至禁锢的状态，这表明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将人的一部分天性禁锢起来。文艺复兴之后，近代西方社会中禁欲与纵欲的斗争从未间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维多利亚时代。 当代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1926~2005）在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社会风俗有出色的描绘： 在那个时代，妇女们的衣服把肉体遮得比任何时代都严实，……在那个时代，任何小说、戏剧、诗歌等方面的著名文学作品，在色情描写上从来都不超过接吻的程度。……在那个时代，人体的某些器官是从来不提及的，否则会被认为有失体统；……在那个时代，在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都出现了长足的进步和解放，而唯独在最基本的个人情欲方面却受到苛刻的控制。 小说的女主人公莎拉•伍德拉夫小姐便生活在这个时代，在一个只要住上六星期就“足以把任何一个正常人逼进疯人院”的人家做家庭教师。这家的女主人读的是剔除了“雅歌”的洁本《圣经》。在这种禁闭的环境里，不少中产阶级妇女的性欲被压制，以至于患上精神官能症。小说里的萨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有严重的忧郁症，甚至有点神经错乱，当她将感情的闸门打开后，便背上了不光彩的恶名，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福尔斯利用维多利亚时代压抑沉闷的社会氛围，塑造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神秘女人和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感情。萨拉作为那个时代的叛逆者，是福尔斯刻意塑造的一个反抗的女性形象，而那个时代女性真实的生活从托马斯•哈代笔下的苔丝可见一斑。 苔丝的悲剧源于贞操的丧失，这不是苔丝的错，她被诱奸，然而无论苔丝自己，还是她的未婚夫，以及她周围的人，都不能原谅她的失贞，将此归结为她的过错，最终将她推向绞刑架。最让人难忘的是苔丝在临刑前，不忘弥补自己的“过错”，让妹妹代替自己嫁给克莱。如果说苔丝是贞操制度的牺牲品，那么，小说试图告诉读者现实的残酷、道德的无情以及不公平的两性待遇。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一个人应该克制自己，秉持努力、勤奋、忠顺的信念，以获取良好的习惯和高尚的理想，性行为是审视一个人品格的重要依据。因为那一时期的人相信：只要一个人在性方面是純洁的，他一定是勤勉的、简朴的、有节制的和举止适度的；反之，如果一个人在性方面不纯洁，那他就会酗酒、投机、鲁莽行事。当然，在贞操方面，社会舆论对于男性的要求远远低于女性。苔丝与克莱婚前都有失贞行为，但苔丝轻易地原谅了丈夫，而克莱对于苔丝的失贞却始终无法原谅。《苔丝》小说的副标题是“一个纯洁的女人”，暗示苔丝内心的纯洁，但无论苔丝如何努力也无法通过赎罪式的苦行来弥补失贞，苔丝的悲剧揭示了宗教、伦理关于贞操规定的荒谬性。“另一类维多利亚人”如果说苔丝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命运的真实写照，那么，还存在“另一类维多利亚人”，即精神病学家、心理医生、犯罪学家、性教育者、教士等。这些“维多利亚人”通过鼓励人们言说性、坦白性，制造出福柯笔下的“性话语的爆炸”，形成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性机制，即一种借性压抑来言说性、繁殖性话语的机制。正如福柯所言“现代社会的特点不是把性隐藏起来，而是在强调性是‘秘密’的同时，热衷于一直谈论性”。福柯引用了一则阿拉伯寓言来说明这一点，这篇名为《泄密的首饰》的寓言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一个苏丹从神魔那里得到一个银戒指，把它戴在手上，只要转动上面的宝石，就能使所接触女人身上的性开口言说。显然，“会说话的性”被用来喻指西方社会的性机制。福柯认为，尽管现代社会的其他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性观念上，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愿意将自己视为“另一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愿意奉行那个时代的生活规范，自愿接受“性压抑说”，而拒绝其他的解释。这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潜在的战略意图，即把性压抑作为一种反抗现存权力的良好借口。 其实，正是在性压抑最严厉的维多利亚时代，出现了性解放思想的萌芽。英国的亨利•哈夫洛克•霭理士可谓性解放的先驱者，霭理士写下了七卷本的《性心理研究》，提出将性与道德部分脱离。因为宗教、道德、法律、习俗的力量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对两性行为加以控制和诱导，而决不能完全抑制它。霭理士认为，把形形色色的性行为看成“不道德的”或是一种“罪恶”，不但徒劳无功，反而使人对道德的制裁力量失去信仰。所以，他主张以更宽容的态度来对待性。霭理士的性伦理观包括婚姻自由、女子经济独立、女子性责任自负、不生育的性结合与社会无关、性道德的最后对象是子女等。在当时，这些主张可谓惊世骇俗，尤其是“性应该由私人自由裁决，和公众并不发生关系”的观点。这意味着只要没有生育关系，性行为便和其他生理行为一样，只要不与社会发生关系，公众也就无权干涉；但若已有子女，情况便不同了，子女是未来的社会公民，社会便有权利要求当事人承担起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霭理士的主张后来得到林赛、罗素等人的赞同。 美国法官林赛在研究青少年犯罪时，提出了具有道德色彩的建议： 开始拥抱接吻的人，有一半是无法加以制止的，相反，他们愈陷愈深。这样，不如促成他们走向性的解放——这当然与纵欲淫乱有别，……毋庸赘言，性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危险问题，是成人非常注意、常加训诫又无可奈何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自觉自愿地遵从习惯的约束，即让年青人自身认可并接受有关教育，从而真正具有实实在在的自制力。 林赛已经意识到法律在解决性问题上的局限性，他的主张基于将性视为人的一种天性，需要对此有科学的认知态度。与其阻塞这一自然力量，不如疏导之，对青少年进行适当的性教育。 伯特兰•罗素经历了三次离异，1929年他撰写的《婚姻与道德》一书专门论述婚姻、性爱和性道德问题。书中，罗素倡导试婚和离婚的简化，主张对婚外性行为和同性恋持宽容态度，由此遭到宗教社团的反对，并失去了纽约市立学院为他提供的教职，曾一度生活窘迫。但富有戏剧性的是该书获得了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其“哲学作品对人类道德文化作出了贡献”。为罗素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西方学界主流对于性解放的肯定态度，因为罗素综合了生物学、遗传学、人类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基础上，提出在不涉及子女的情况下，将性从婚姻中释放出来。但罗素并非放弃性道德，他认为“无论人们最后接受的是什么性道德，它总得解脱迷信，总得有能令大众承认的、可以证明的、赞成它的理由。性是不能废弃道德的，正如商业、运动、科学上的研究或者任何别的人类活动不能废弃道德一样。不过，假如那道德基于古代的禁忌，这种禁忌是完全和我们不同的社会里那些未曾受过教育的人民提出来的，那么，对于这种道德我们尽可以解脱。” 罗素认为，因“贞洁”而长期克制肉体，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都是不利的，会造成青年人的胆怯和拘束，尤其是对女性。他认为妇女智力的低下与性压抑不无关系，这抑制了她们的好奇心，并束缚了能力的发展。对于“找不到一个理想丈夫的妇女”，罗素认为，“终身度着处女生活所造成的不幸和浪费，的确是很不合理性的”。这让我们想起某电视台近期播出的论争节目“贞操是最好的陪嫁”，正反方嘉宾火爆的交锋场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争论虽然没有最终答案，但嘉宾发言和场外观众接受采访的声音还是有所侧重，反方显然占了上风，而主张守贞的正方却有些招架不住。这显示出当代中国在性观念上发生的变化：一方面，人们对于性、贞操不再持苛刻态度，能够宽容地对待女性的婚前性行为；但另一方面，正方所举的“艳照门”等事件却让人们对于“不守贞”很难持赞同态度。因为尽管“艳照门”发生在较大陆意识更开放的香港，当事人又都是娱乐界明星，但事件背后承受负面影响更多的还是女性。网上的调查数据也以压倒多数的比例，显示出人们对这一命题的双重态度，即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一方面，许多人认为守贞已经过时，但涉及自身时，不少人仍选择希望自己的儿媳妇是处女。这让人记起了鲁迅一百年前写下的文章《我之节烈观》。“倒下的贞节牌坊”《我之节烈观》发表在1919年的《新青年》上，鲁迅针对有人提出为挽救世风日下要“表彰节烈”一事发表自己的看法：“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鲁迅毫不留情地揭穿讨论“节烈”的前提仅仅局限于妇女。 在之前的电视辩论节目中，我们不难看到同样的情形，人们仍然习惯性地将贞洁指向妇女，不消说，这引起了女性主义者的愤怒，就是持传统观念的妇女也无法接受“贞操陪嫁论”。“贞操”能否算作一种美德？鲁迅讨论过“节烈”与道德的关系：“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显然，鲁迅认为“节烈”与道德无关，自然也就不能算作美德。按此推理，“贞操”与道德也是无关的，不能说一个失贞的女人就是不道德的。 一百年前的争论今天仍然被再次讨论，并遭受质疑，可见传统观念在国民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位置。“贞”在《说文解字》中是“占卜”的意思，《周礼》有“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后被假借为“正”、“定”，有端方正直之意。宋代之前，尽管有《女戒》、《列女传》等提倡女德忠贞，但丈夫死后妇女通常有再嫁的自由。到了宋代，随着程朱理学的发展，贞洁观发展到顶峰，朱熹宣扬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便是最生动的体现。这种风气延续到明清两代，受旌表的妇女人数大大增多，统治者认为通过表彰节妇、烈女，可以形成对妇女行为严格约束的社会风气，徽州的贞洁牌坊群便是最好的明证。 从当下热播的电视剧也不难发现人们对“女贞”题材的热衷，从琼瑶的《烟锁重楼》，到《徽州女人》、《包青天•贞洁牌坊》等，贞洁牌坊作为高大坚固的标志性符号一次次出现在屏幕上，象征着传统道德观念对女性的束缚。这种宣传“女贞”的影视剧在中国从来不缺乏市场，因为它总能在社会各个层面引起情感共鸣。老年人从观看中体味家族权力的重要，年轻人观看后则窃喜自己幸运地出生在好年代，婚姻幸福者从中觅到治家的良方，婚姻不幸者从中领悟到婚姻不幸的历史渊源。女贞剧热播常常能引发人们对传统道德观的怀念或批判，毋庸置疑，怀念还是占了上风，一幕幕苦情戏将古代妇女的善良、坚韧、恪守刻画得淋漓尽致。影视剧借古讽今的含义不言而喻。 最后，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围绕着“贞操”展开的论争反映了当代中国性道德上混乱无序的现状。传统观念已经坍塌，新的观念尚未建立。贞操不再被当作美德来推崇，但中国长期的历史积淀和传统习俗的影响使得贞操无法与道德完全剥离，西方的“性解放”又不适合中国国情，这是“贞操之战”打响的根本原因。那么，今天我们还需要贞操吗？答案是肯定的，近年来西方兴起的“守贞”运动表明西方人对“性解放”的反省。其实，贞操更应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生态度来提倡，这是一种理智的、有节制、负责任的生活方式，是将对自我的控制体现在对身体的束缚上。我们今天需要的正是这样自律的精神和开放、宽容的心态。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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