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廉租房制度

浅议我国廉租房制度（精选8篇）

浅议我国廉租房制度 篇1

对我国廉租房制度的认识

摘要当今世界，住房难题几乎困扰着所有国家的平民百姓，我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房地产业从复苏到快速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城市住宅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城市居民住房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但部分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住房还比较困难。因此，解决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就成了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自1998年提出廉租房制度构想，至今已经进行了十余年，各地在试点基础上逐步推进廉租房制度建设，并在一些城市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全国来看，廉租房制度的推行仍然十分缓慢。关键词：住房问题；廉租房制度；低收入家庭

0 前言

住房是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价格和住宅价格迅速上涨，使得部分居民的住房支付能力不足，城市低收入家庭买房难的问题显得日益突出。作为现代城市的社会问题之一，住房问题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产物，具有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双重含义。从社会方面来说，房地产的暴利使大量社会财富在短时间内流向少数人的手里，引起财富杠杆发生严重倾斜，最终造成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的动荡因素，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从经济方面来说，房地产吸引了大量资金，造成我国在工业、制造业等方面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投入降低，使我们经济的科研含金量降低，并使产业的制造成本提高，给我国的经济持续发展留下隐患。特别对每个个体来说，飞速上涨的房价，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消费负荷，甚至出现了“房奴”这样的字眼，未来消费已经严重透支于住房，这对其他领域的消费会造成较大影响，形成不平衡的消费结构，因此住房问题对我国是一个集社会、经济为一体的重大问题，而这个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重中之重是如何解决最低收入家庭住问题。廉租房保障制度综述

廉租房作为我国住房保障体系中面向最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住房，是住房保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我国住房相关的社会保障的重要体现，其基本内容体现了我国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的根本宗旨——是为解决达到城镇居民最低收入标准并且住房困难家庭(即“双困”家庭)的住房问题而提出的救济政策，是为提高该人群的居住水平和生活质量所实施的一项住房保障措施，是社会保障制度在住房领域的拓展，也是住房制度对社会保障的体现。

1.1 我国廉租房保障制度建立前提

建立廉租住房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城镇化发展的现实选择。首先，由于工作强度、人的能力、技能存在巨大的差别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必然产生高、中、低收入阶层，在住房市场化的过程中，大量低收入家庭没有自行解决住房问题的能力；其次，由于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据有关部门统计，最近年来，我国进城务工人员的数量超过2亿人，由此带来的住房问题也是我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最后，过去计划经济下的传统住房分配体制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按级别、职称分配的弊端，导致了住房分配的不公平，因此建立一种相对公平、公正的住房保障制度，是当前社会和每个社会成员的迫切愿

望。

1.2 我国廉租房制度的概念

我国的廉租住房制度是指政府在住房领域实施社会保障职能，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同时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租金相对低廉的普通住房的住房保障制度。由此概念可以看出，政府介入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是由虽低收入住房保障的特点所决定的。

廉租住房制度具有社会保障性、政府主导性、非盈利性三大特点。

一是社会保障性。廉租房保障不是普遍性的社会福利，也不属于中等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共同享受的福利，廉租住房保障的对象只能是无力通过市场获得住房的最低收入家庭。因为我国实行住房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在以市场机制调节的住房分配体系中，廉租住房保障在本质上只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对最低收入家庭提供帮助和救济，所以廉租房是一种在住房方面的社会保障，有其保障的底线标准。

二是政府主导性。政府对廉租房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政府在其中担当主导角色，既是廉租房产权的拥有者和廉租房的运营者，又是土地的提供者和主要建设者，同时又是国家宏观调控者。政府实施廉租住房制度，目的是改善没有能力通过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追求的是社会效益最大化，如：提高城镇居民整体居住水平，提升城市形象等，因此只有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政策与保障措施，才能发挥廉租房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稳定器”和“安全网”的作用，也只有政府才能应承担起构建城镇廉租住房制度的重任，充分行使其社会职能，提供政策支持，建立合理的资金来源和房屋来源，同时进行有效的运营。

三是非营利性。目前，我国住宅供应体系包括商品住宅、普通商品住宅、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五种形态，商品住宅、普通商品住宅属完全市场化产品，房地产开发企业以获取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利润水平由市场来决定，政府不直接干预，具有营利性；限价房以市场化为主导、略带保障色彩，其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受政府和市场双重干预，营利性中等；经济适用房基本上属于保障性质，国家在土地使用权的取得、税费等方面给予一定优惠，在房价中除了可计入1％-3％的管理费外，还可计入3％的利润，其营利性较弱；廉租房则完全属于住房保障产品，国家无偿划拨土地，税费大幅度减免，完全没有营利性。因此政府建立廉租房制度的关键就在于“保障”和“底线救济”而非营利。

1.3 廉租房制度的保障对象

《2009--2011年廉租住房保障规划》明确指出，廉租住房保障对象是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具体条件由市、县政府确定。具备的基本条件为：一是收入困难，必须是本地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以领取民政部门的困难补助为衡量标准；二是住房困难，各城市对住房困难的认定各有标准，以各城市为准，平均确定标准为人均10平米以下；三是申请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为当地非农业常住人口。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测算，目前全国人均建筑面积10平方米以下的低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近1000万户，占城镇家庭总户数的5．5％。这1000万户家庭是今后廉租住房保障的主要对象。

有学者提出，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还应包括城镇中大量所谓流动但常驻城镇的农业户口中的低收入住房困难户。2008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

1.4 廉租房制度的标准

面积标准：各地廉租住房面积标准差异较大，确定保障面积标准时，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按照廉租住房为城镇平均住房水平60％的标准进行测算，制定本地的保障住房建设标准。2

廉租住房保障建造面积标准控制在人均建筑面积13平方米左右，套型建筑面积50平方米以内，以保证居住的基本功能。

租金补贴标准：由于各地保障能力、职工收入水平和市场房屋租赁价格水平差异较大，确定的补贴标准也不应相同。租赁补贴额应根据当地平均市场租金、家庭住房支付能力合理确定，合理的标准尺度应该是补贴的金额能租赁到基本满足需要的住房。另外，根据保障能力的提高和市场租金水平的变化，各地应每年对补贴标准进行一次核定，进行适当的调整，以此适应市场租金水平的不断变化。

租金核减标准：凡属于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的家庭，租住直管公房或单位产权房，可享受租金核减政策。租金减免部分应由政府负担，从专项资金中直接补贴给房管局(所)或有关产权单位。

1.5 廉租房制度保障方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9部门下发的《廉租住房保障办法》规定，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保障方式有三种：发放租赁住房补贴，实物配租、租金核减。

发放租赁住房补贴，是指政府向符合“双困”条件的申请对象发放补贴，由其到市场上租赁住房，资金来源以财政预算安排为主、发展多种渠道筹措资金的原则，主要包括：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土地出让净收益中安排的廉租住房保障资金，比例不得低于10％；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后的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余额；政府的廉租住房租金收入；社会捐赠的资金。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专项用于租赁住房补贴的发放、廉租住房的建设、维修和物业管理等，不得挪作他用。

实物配租，是指政府向符合“双困”条件的申请对象直接提供住房，并按照廉租住房租金标准收取租金，实物配租的廉租房来源主要有5种，包括政府出资建设的廉租住房、政府出资收购的住房、腾空的公有住房、社会捐赠的住房、其他渠道筹集的住房，并且规定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来源应当以收购现有旧住房为主，限制集中兴建廉租住房。

租金核减，是指产权单位按照当地市、县人民政府的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对现已承租公有住房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给予租金减免。

1.6 廉租房制度资金的来源

稳定的资金来源是建立城市廉租住房的制度的根本保证，它直接关系到廉租住房制度的覆盖面的大小。2007年的《廉租住房保障办法》提出了五条资金来源渠道：一是财政预算安排的廉租住房保障资金；二是土地出让净收益中安排的廉租住房保障资金，比例不得低于l0％；三是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后的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余额；四是政府的廉租住房租金收入；五是社会捐赠及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同时，对于中西部财政困难地区，特别按照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中央财政廉租房保障专项补助资金的有关规定给予一定支持。

2008年中国廉租住房建设共投入286亿元，是2007年投入资金的3．7倍。但要将廉租住房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今后五年每年的资金需求要接近500亿元，才能解决廉租住房保障资金不足问题。廉租房的发展历程

2.1 廉租房的启动阶段（1998年）

国务院于1998 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规定对于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房，此时廉租房建设的资金主要来源是政府拨款。这标志着廉租房制度正式成为我国住房供应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廉租房制度开始在我国起步。

2.2 廉租房探索推广阶段(1999年—2007年)1999年4月发布了《城镇廉租房管理办法》，其中对廉租房的房源、廉租房租金标准、廉租房建设和廉租房的申请程序问题予以明确的规定，开始探索规范化的廉租房制度。2003年12月31日，国建建设部等五部局联合下发了《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房管理办法》，该办法在城镇廉租房建设的资金来源方面要求实行以财政预算安排为主、多渠道筹集资金的原则。2006年5月17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六点意见(“国六条”)，将城镇廉租房制度建设置于一个更为显著的位置。

2.3 廉租房改进完善阶段(2007年至今)

2008年1月1日起财政部颁发并实施的《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管理法》，确保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正规渠道来源。这使国家加强和加快廉租住房的建设从原来大多数的纸上谈兵，发展到了实际操作，使住有所居的基本国策从根本上得以落实。2008年12月17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2009年4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加快推进医药卫生、教育、文化、社会保障、住房等民生领域改革，改善居民支出预期和消费意愿。中央财政近日下拨2010年中央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资金167亿元，支持财政困难的地区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在中央的大力推动下，我国的廉租房建设将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从廉租房制度的演进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央政府对廉租房制度的重视程度逐步增强，政策不断明朗化和具体化、可操作性逐步增强，廉租房制度在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廉租房制度实施的意义

廉租房制度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住房保障制度，能够在真正意义上解决住房弱势群体的居住问题，该制度的实施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3.1 提高住房弱势群体的居住水平

1998年我国政府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其中针对最低收入家庭专项提供可供租赁的廉租房。廉租房制度的实施为住房弱势群体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居住保障，满足了人们“安居”的要求，体现了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关怀，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对稳定社会治安，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社会秩序。

3.2 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

弱势群体的存在是一种必然现象，尤其是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产业结构的转型与优化，必然导致某些行业的从业者从某些领域中退出，形成结构性失业人群。而这部分人的住房问题，只依靠市场是难以解决的。我们知道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有自身的缺陷。因此廉租房制度的引入对解决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的住房困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政府采取的廉租房制度，通过行政、法律、资金及政策等多种手段，对一部分财产进行再分配，为住房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居住条件，从而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保证市场机制的良性运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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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我国廉租房制度 篇2

一、目前我国廉租住房准入与退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廉租房制度在我国推行的时间还比较短, 很多细节并不完善, 相关的管理经验也比较欠缺, 结果导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廉租房被不具备条件的人享用, 而真正需要政府帮助的人却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发生, 主要是因为制度的准入与退出机制不完善。

规等目标的实现情况, 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是否要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承担一定的责任, 即建立相应的惩戒机制。

(三) 完善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1. 规范投资决策程序。

投资决策过程包括:立项申请、编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筹建人员、相关合同与章程的起草、谈判与签约、向有关部门申报等程序。

项目立项前, 必须详细了解被投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环境, 合资、合作伙伴的资信状况;经济效益估算;资金筹措方式与债务偿还能力等;科学评估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

《项目建议书》所附的资料必须尽可能完整充分, 对项目建设的进度、规模、风险、效益的预测和阐述要详尽科学。《可行性研究报告》必须由公司的投资管理、计划、财务、审计、法律等相关部门积极参与制定, 要对项目的必要性、风险性、投资估算、资金筹措、市场预测、生产技术条件、预期收益等进行详细的分析阐述。对于重大的境外投资项目, 其《可行性研究报告》要委托政府部门、咨询公司及有关专家等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和评估, 并形成的书面论证分析报告, 由参与论证的人员签署意见。公司董事会对投资行为要进行集体决策, 讨论意见、表决意见和决策意见要形成会议记录, 并由参与人本人签名确认。必须进行申报的投资项目, 要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申报核准。

2. 落实重大投资失误责任追究制度。

长期以来,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管理水平低下、内控制度不健全, 加之政府部门对项目审批上的多头管理、越权审批, 只行使审批

(一) 对低收入家庭的界定缺乏科学性, 准入审核程序流于形式

我国对低收入家庭的认定主要是通过工资收入形式进行, 即家庭人口年工资收入低于当地平均家庭人口年收入水平的70%或80%就为低收入家庭, 但是在当今社会, 我国居民的收入来源除薪资外, 还有临时性收入、投资收入、获得赠与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 国务院对廉租房配置的基本程序的相关规定, 在实际操作中不仅工作量大, 耗费时间长, 取证困难, 而且无法实现动态跟踪, 使得基层准入审核程序往往流于形式, 并对退出机制造成障碍。

(二) 对居民申报不实的惩处力度不够, 不能遏制承租户的骗租行为

与发达国家相比, 当前我国对虚报或瞒报家庭收入、住房情况的家庭和个人的惩罚力度还远远不够, 全国各地对廉租房“骗

权力, 而不承担审批责任, 结果导致很多境外投资项目不经科学论证, 盲目、随意、甚至有些项目只是出于企业负责人的个人利益, 给企业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但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是, 如此严重的决策失误却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能从根本上防止企业负责人“一言堂”的现象;规范投资决策程序就要明确决策责任人, 如果出现重大决策失误, 必须追究相关责任人, 只有这样, 决策者才能谨言慎行、科学决策。

3. 加强对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行为的监管。

国有企业监管机构要建立对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行为的内部监控系统, 对公司董事会及经理层在投资活动的管理、风险防范、投资制度的制定及执行等情况进行监督, 还要监控公司投资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以下简称子公司) 的投资是否在母公司控制范围内正常、有序地进行。

实施对投资行为主要环节的监管, 对投资决策、合同的签订、项目进度、资金筹措、项目的管理情况、收益情况进行监督, 对企业的并购活动, 境外投资活动等进行重点监控。

参考文献:

[1]张先治.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租”行为的惩罚措施主要有“收回廉租房资格”、“罚款”、“一定期限内丧失申请廉租房资格”等。这些规定使得蓄意虚报骗取廉租房保障的人不必担心此种行为会使他们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只要在被发现时放弃既得利益即可, 因此, 很多人就会因骗租所要付出代价低而采取各种手段弄虚作假。

(三) 廉租房退出保障体系不完善, 无法切实解决居民退出廉租房保障后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

全国大多数省市都出台相关规定, 要求收入水平达到一定标准的家庭腾出房源。但是我国的廉租房供给总体来说是偏少的, 无法满足低收入家庭的需求, 对于收入水平略高于廉租房标准的家庭, 退出廉租房后没有一定的福利政策保障, 他们依然是买不起房的住房困难户, 结果出现“退房后无房可住”的现象, 为了避免自己出现这种情况, 很多住户在收入水平高于廉租房标准后都逃避退出。

(四) 退出条件的设计界限较为模糊

享受廉租房保障的家庭, 收入一旦超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原则上不得续租。但很多省市在具体实施细则中又有规定, 如果确有困难可以续租, 只是租住时间不能太长。这种模糊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退出困难。

二、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廉租住房准入与退出机制的设计 (一) 香港的公屋准入与退出机制设计

在香港, 公屋申请人必须在香港住满七年并且没有私人住宅, 接受全面经济状况审查, 房委会每年都会检查轮候者的收入和资产, 确保真正有需要的人才可以申请公屋。例如, 在一个三口之家中, 申请者每月最高家庭收入不得超过1.21万港元, 并且家庭总资产不得超过30.5万港元, 总资产不仅包括存款, 还包括股票、债券、固定资产等。申请人还必须提交由雇主开具的《薪金证明书》, 并签署收入证明。

香港房屋条例规定, 申请人在申请公屋时若是蓄意欺瞒, 即为违法, 一经定罪, 可判刑事诉讼条例所规定的第5级罚款及监禁6个月。公屋申请人必须要通过一系列审查和三年以内的轮候期, 才可以拿到钥匙, 并且在公屋居住期满十年后, 租户应该每两年申报家庭收入及资产, 不申报或家庭收入及资产净值超过指定的公屋住户限额的租户须缴纳双倍租金。

(二) 美国公共住房准入与退出机制设计

美国的公共住房制度采取的是租金补贴的方式, 租金补贴申请人家庭收入要低于当地所有家庭平均所得的一半。租金补贴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受补贴者只能将补贴用于被指定的租赁住房;另一类是只要租金与房屋质量符合一定的标准, 受补贴者就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区及承租房屋类型, 租金补贴按照其家庭收入的30%发放, 由地方公共住房机构直接付给屋主, 剩余部分租金则由租户直接付给屋主。租金补贴申请人必须经过公共住房机构的严格审查, 包括家庭收入、家庭资产、有无犯罪记录等。已接受租金补贴的家庭必须遵守一系列规定和要求, 才能继续获得补贴。此外, 美国还采取税收减免和抵押贷款等优惠措施, 鼓励中低收入家庭购房。

三、完善我国廉租住房准入与退出机制的建议

廉租住房的准入与退出机制是廉租房制度高效可持续运转的核心, 因此, 要切实解决我国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 促进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 必须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廉租房准入与退出机制, 本文则根据我国目前此机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一) 建立完善的个人收入财产审核复核制度, 加大社会监督力度, 保证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建立廉租住房申请人收入审核机制, 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等方式对申请家庭的收入、人口和住房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对已获得廉租住房租赁资格的家庭坚持每半年或一年对其家庭收入、人口状况等情况进行复核, 在复核中若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的, 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二) 明确界定廉租房的保障对象, 健全个人信息信用系统

严格界定廉租房的保障对象, 是廉租房制度的重点和难点, 廉租房是国家对低收入家庭提供的社会保障, 具有社会救助的性质,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廉租房政策明显滞后, 政府应逐渐扩大廉租房政策的覆盖面, 将农民工和城市打工者也包括在内, 做到应保尽保, 促进社会公平。针对居民隐性收入难以统计的问题, 我国应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个人信用制度, 提高个人信用透明度, 注重信息的及时更新, 加强对个人信用信息的监督, 以此来规范租赁信用活动。当然, 个人信用制度不仅包括居民的实际收入情况, 还应建立信用等级评定制度, 对蓄意虚报者降低其信用评级, 对诚实申报者提高其信用评级。

(三) 加大对廉租房欺瞒虚报者的惩处力度

加强对廉租住房承租户骗租、转租、欠租等欺瞒行为的处罚, 如对蓄意欺瞒的家庭处以高额的罚款, 甚至使其承担刑事责任, 提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 在事后处罚的同时实现事前震慑, 以期减少存在侥幸心理的人, 并可以通过报纸、网络等形式进行曝光, 增加虚报者的舆论压力。

(四) 引入市场机制, 实施动态跟踪管理

为了充分利用稀缺的廉租房房源和保障资金, 必须对已获得廉租房保障的家庭实施动态管理, 如利用信息系统管理平台进行定期核查、动态抽检等, 及时掌握廉租房家庭的收入变化情况, 对不再需要保障的家庭要催促其退出廉租房保障系统, 将房源转让给生活较为困难的市民使用。总之, 必须打破廉租房租住的“终身制”现象, 实行动态跟踪管理, 健全廉租住房租赁管理体系, 使真正有困难的家庭居有定所, 更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平。

(五) 制定相关政策, 确保廉租房住户退出后有房可住

很多收入水平略高于廉租房保障标准的家庭在退出保障后往往面临着无房可住, 实际生活水平甚至低于某些享受廉租房保障的家庭, 对于这些低收入家庭, 政府可以从政策、资金上支持其主动退让廉租住房保障, 可通过提供低息购房贷款或减免购房税费等政策, 鼓励其自行购房;也可通过奖励租房补贴, 鼓励其另外租房。

四、小结

总之, 廉租住房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是否准确高效, 直接关系到整个廉租住房保障制度的成败, 由于廉租房保障制度在我国住房保障体系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科学有效的廉租住房准入与退出机制甚至关系到我国整个住房保障体系的成败。因此,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目前廉租房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并尽快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 保证廉租房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更大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平, 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

摘要：廉租房制度是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项制度, 其科学有效的运作关系到整个保障性住房制度是否有效运转, 而廉租房准入与退出机制是廉租房保障制度的核心机制。文章从当前我国廉租房准入与退出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入手, 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做法, 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应措施, 以保证廉租房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 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平, 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廉租房,准入机制,退出机制

参考文献

浅议我国廉租房制度 篇3

关键词：廉租房;制度;对策

一、廉租房制度的涵义

“廉租房”，又名公共住宅（public housing） ，顾名思义就是廉价出租的房屋。它不以赢利性为目的，是由国家自筹资金建设的具有齐全设备，适当规格，拥有一定保障性的租住用房。廉租房制度是住房体系的保障制度，国家以租金略减、住房租赁、实物廉租住房等方式向无力购买住房的困难家庭和需要其他保障的特殊家庭而提供的一种最低住房保障制度1。

二、我国廉租房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廉租房制度是重要的住房保障制度之一，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制约在廉租房的开发和运作中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不能很好的发挥的廉租房制度的功能。主要表现在：

（一）资金来源单一。我国廉租房资金来源渠道包括几个部分：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财政预算;直管公房出售或出租收入;社会捐赠等。实际过程中，公房和社会捐赠少之又少，公积金也作用不明显，主要靠财政预算的方式则无疑显得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廉租房建设属于公益性建设，对于政府来讲是基本没有经济收益的，政府只投资无收益的买单方式无疑给政府带来了很大的财政压力。总体来说我国每年都面临着廉租房建设资金的缺位，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水平落后的地方政府来说，廉租房建设更是面临资金困难，致使廉租房建设无法正常开工，廉租房发展相当缓慢。

（二）保障范围过窄。我国廉租房制度的主要对象是城镇最低收入者以及特殊保障群体。而实际中在较高的房价水平下，中低收入者的很大一部分也都面临着住房困难。最低收入者有制度保障，高收入群体有金钱支撑，而中低收入者往往最容易被忽视，他们的权利往往最得不到保障。人数众多的刚毕业工作的大学生群体、城市中的农民工群体，他们虽然是常住在城市中的，但是在现有城市户籍制度下是排除在廉租房保障范围之内的，也无法享受到这项福利。

（三）相关法律滞后。现有廉租房制度主要依据2004 年3 月1 日开始实施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和2007 年颁布的《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以及2010的住建部通知。这些办法、通知相对层次较低，执行力也不高。由于相关法律的缺失，在没有法律的权威保障的背景下，廉租房制度运行中各个环节部分缺乏相关法律的监督，这方面的法律也应当是完善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供需矛盾突出。我国城镇中达到廉租房申请条件的人数众多，还包括潜在的需求对象。而从廉租房的供给来看，政府是单一的供给主体;从房源上看，原有的公房数量有限，而新建廉租房却受时间、资金、规划的影响，迟迟赶不上需求，供需矛盾突出。同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新的城镇居民人数的上升，供需矛盾将不断加剧。

三、发达国家廉租房制度借鉴

国外发达国家廉租房制度相对中国起步较早，发展较为成熟，借鉴并吸收国外优秀的经验，有利于完善我国廉租房制度。在此主要介绍三种典型的廉租房制度模式，分别是美国、法国与日本。

（一）美国廉租房制度。美国是世界上廉租房制度较为完备的国家之一，至今已形成了一套包括廉租房资格审查、清退、补贴、资金管理、融资等方面的制度体系，运转灵活高效。美国《住房法》规定，“政府必须为低收入者提供较低租金住房，其租金一般不到私有住房租金的一半”。家庭收入为居住地的中等收入80%以下者均可申请租金补贴，通过资格审查的低收入申请者每月只需拿出其全部收入的30%支付各项费用，即可享受廉租房，其余由政府补贴。美国的住房补贴采取直接补贴的方式，补贴比例随着补贴对象家庭收入状况呈现出差异性，以最大限度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资金方面，美国财政支持约占25%，采用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鼓励私人机构提供贷款的方式，充分发挥金融工具的作用确保资金充足。

（二）法国廉租房制度。法国采取中央补贴和地方管理双层次住房保障模式。法国“廉租房”在建造过程主要有中央政府提供补贴，但建成后由各地方政府下属的“廉租房管理办公室”管理。地方办公室一方面严格控制房源，大部分“廉租房”只租不卖;另一方面对社会公开“廉租房”出租情况，接受大众的监督。法国购置房屋的贷款难求，利率高、财产税也高，很多人不买房，拿着政府补助住进“廉租房”后，就不再搬出，据统计全国约有1/4 的人住在廉租房里，廉租房分布在全国各地，没有专门的区划。法国完全由政府定价，租金固定。针对低收入群体，政府采取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相结合的补贴方式，一方面，政府会出资建造部分房屋供社会最低收入者居住;另一方面，也会直接提供住房补贴以满足低收入者居住需求。

（三）日本廉租房制度。日本采取公营住房保障模式。日本政府遵循“保低放高”的原则，采取政策性调节措施，它要照顾的对象首先不是低收入者，而是单身母亲、残障人士和老年人的需要。对于人口众多房子更加紧张的日本来说，优先保障这些生活肯定艰难的人很有必要。为使老百姓都能住上与自己经济条件相适应的住房，各级政府建造并管理向低收入家庭出租住宅，由东京都政府管理的叫都营住宅，由县政府管理的叫县营住宅，由区政府管理的叫区营住宅，由市政府管理的就叫市营住宅。日本有超过220 万公共“廉租房”，占全部住宅的

4.7%。一个很显著的供应特点是，在像东京、大阪、名古屋这样的一二线城市中，集中了全日本50%以上的廉租房。

（四）制度借鉴。可以看出，上述发达国家在廉租房制度方面确实有着独到的方面，廉租房制度发展也更为成熟。我国在廉租房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借鉴其中的优点，具体来说美国最大的优点在于廉租房制度制定实施过程中法律的保证，美国通过《住房法》、《国民住宅法》等对廉租房有清楚的法律规定，我国应该加快廉租房法律法规的制定。同时美国资金筹措的方式也值得学习，我国在确保财政支持的前提下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运用各种金融工具拓宽资金渠道，保证资金的充足。法国的优点在于高效透明的管理机制，建立专门的廉租房管理部门以提高廉租房的管理效率在我国也是相当必要的。扩大廉租房的供给数量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供给数量，保障廉租房的房屋质量，优先照顾特殊群体是我们应该向日本借鉴的地方。

四、完善我国廉租房制度的建议

我国廉租房制度由于发展时间短，机制尚不完善，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我们应该通过有效的方法解决廉租房制度所面临的问题，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廉租房制度，使我国的廉租房制度更加科学有效。

（一）强化政府主导职能，体现政府主体地位。政府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住房保障问题，不能只看到高房价带来的经济利益，还要看到高房价带来的社会问题。不仅要把住房建设作为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要把它作为民生政策的重要方面。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和政策决策者，应该统筹兼顾、着眼大局，不能以经济建设作为单一的施政标准，也应该考虑到人民生活的苦乐。政府作为廉租房制度制定和实施的主体，应该科学完善廉租房制度的结构，在将廉租房建设作为考核标准的同时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定实际的发展规划，不断扩大廉租房的供给数量，按时完成廉租房的建设任务，促进廉租房制度的建设。

（二）确保财政资金支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资金是廉租房制度实施的动力，资金不足严重制约着廉租房制度的实施。财政方面，国家规定各地要拿出土地出让净收益的5%用于廉租房建设的筹措资金是资金的基础，也是资金的主要来源。而实际中却远远达不到这一要求，因此这部分财政资金必须得到保障。在确保基础资金的基础下，更应该做大廉租房制度资金这块蛋糕。不仅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而且要充分发挥市场金融工具的的功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房地产企业捐赠、发行廉租房建设债券、福利彩票收益按比例抽取等方式可以纳入进一步实践的范围，拓宽资金来源渠道，解决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

（三）合理控制准入机制，建立健全退出机制。对于廉租房制度的准入机制，在准入资格上要细化明确;范围上根据条件逐步扩大廉租房制度的覆盖范围;审查上要做到严格细致，采取公示接受举报的方式实现公平透明，避免审查中的不良现象，使真正的困难群体优先享受保障;同时有必要建立统一的信用账户，实现管理的网络化。在退出方面，改变只进不出的状况，对于已经不符合条件的廉租户经审查后将其退出廉租房制度的保障范围，实现廉租户的流动，将新的需要保障的对象纳入廉租房制度保障的体系，使有限的廉租房资源得到最优利用。

（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发挥法律权威作用。相比发达国家的廉租房制度法律化运作，我国廉租房制度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相关法律法规的缺位。没有法律的保障下，廉租房制度的各个环节包括资金筹措、管理、运用，廉租房的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廉租房的建设与管理等工作都存在执行力不足，缺乏法律监督。因此呼吁适合我国针对廉租房的法律法规应该尽快出台，发挥法律的权威作用，为廉租房制度的实施提供法律保障。

（五）设置专门管理机构，优化房屋配套设施。相比较发达国家完善健全的管理机制，我国在廉租房制度实施过程中缺乏专门的管理部门与单位，因此建议政府设置专门的廉租房管理机构，提高管理的效率。同时相关管理部门应该真正彻底让利于民，使廉租房租金以及物业管理费居高不下，廉租房不“廉”的现象得到扭转。另一方面，在廉租房规划建设时就及时解决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不配套、不到位的问题，以保证廉租房的“福利连贯性”，使廉租房真正“廉租”与“宜居”起来。

参考文献：

[1] 杨继瑞.《和谐社会廉租房制度重构的思考与对策》 高校理论战线 [J]2007，5

浅议我国廉租房制度 篇4

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下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立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该制度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体现了对婚姻家庭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老妇幼）群体和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的保护，维护了平等、健康和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但作为一个制度，该条文又过于简单，不便操作，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为此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下称解释

（一）），但由于旧婚姻家庭观念、司法理念、风俗习惯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该制度仍需作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就以此作如下探讨。

一、确立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是我国婚姻家庭制度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

我国民事立法在理论上一直沿袭了前苏联的民事立法理念，排斥人身契约论，甚至不愿意把财产赔偿作为人身损害的有力救济手段，特别是在婚姻家庭关系上，长期受夫妻同体主义的影响，双方人格被吸收（主要是妻的人格为夫所吸收），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损害（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愈演愈烈，而受害者又得不到相应的法律救济，进而演化成严重的社会犯罪，这种现象已屡见不鲜。社会发展以及个性张扬都需要夫妻各自以独立的人格进入，结婚只不过是夫妻双方人身上的结合，而发生在夫妻之间的人身和财产等法律关系与一方或双方与他人发生的法律关系并无二异，因此夫妻别体，各自以其独立人格与外界或其配偶以及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关系就成了客观需要，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表现在婚姻家庭制度上，就是夫妻双方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同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一样受法律保护，夫妻间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等立法原则被确立。如有不遵守该规则致对方损害而导致离婚的，则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如瑞士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因离婚致无过失之配偶，其财产权或期待权受损害者，有过失之配偶应予以相当之赔偿”。法国民法典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如离婚的过错全在夫或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损害赔偿，以补他方因解除而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这些国家的立法都体现了人身契约关系在婚姻关系上的烙印，也代表了夫妻别体的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潮流。当然，夫妻别体还有更深的内涵，如双方在对待夫妻内部关系时应比对待外部关系上有更多更大的人文关怀，反映在法律上就是应当承受更大的义务（相互扶助、赡养老人、抚 育子女等）。如日本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因离婚而导致无责配偶一方的生活有重大损害时，法官可允其向他方要求一定的抚慰金”。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也有如是规定，但赔偿基础与立法本意却大有区别，有必要在这方面加强研究。

确立离婚过错赔偿制度的立法基础是我国婚姻法总则的要求，该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这有利于维护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家庭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忠实、相互尊重，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二、离婚过错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

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从该条文的字面在上理解，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好象是离婚，而上述的四种侵权行为就成了前提条件。但解释

（一）第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此解释来理解，离婚过错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又好象是婚姻法规定的四种侵权行为。由此，我们便产生一个疑问：离婚过错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究竟是离婚，还是侵权行为呢？笔者认为，应当从我国婚姻法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实质来理解，只有存在婚姻法确定的四种侵权的法定行为时，才可能发生离婚过错损害赔偿，而其他行为均不能产生这种法律效果。而离婚这一结果要件，只不过是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前提，仅仅只是程序意义上的要求。故笔者认为我国离婚过错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法定的四种侵权行为，本质是侵权损害赔偿。但有人提出：如法院判决不准离婚或在离婚时侵权行为又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若仍以侵权行为为基础，受害者的请求岂不要落空？笔者认为，解释

（一）第二十九条是对这一问题的修补，可以认为这是对受害者请求权的一种特殊保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侵权行为发生后，请求权处于一种待定状态，以离婚为前提，开始计算请求权时效。此也与解释

（一）第三十条相统一。也就是说，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产生于侵权行为的发生，受到婚姻关系的限制，因为离婚而解除限制，请求权的时效始于离婚。

三、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属民事损害赔偿的一种，因此，也适用一般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但也有其特殊构成。依照传统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和婚姻法第四十六的规定，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要有损害（侵权）行为。

此损害行为应作狭义理解，即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形。这是列举式立法的技术缺陷，虽然解释

（一）第一条、第二条对其作了适当的扩充解释，但并不能涵盖实际生活中的全部，如吸毒、卖淫嫖娼、第三者插足等原因而引起的离婚，其行为的严重程度以及社会危害性并不低于该法规定的四种情况，而受害方据此提出的赔偿请求竟得不到法律的支持，这就使得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过错范围过于狭窄，不利于保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有必要拓展其侵权行为的种类，拟或不以侵权行为为基础，单论婚姻过错，以离婚为基础建立适应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一般损害赔偿制度，凡是因为过错实施了给家庭成员在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后果的行为，受害者均应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或者适当放宽法官认定这种离婚过错侵权行为的自由裁量权，让法官自由心证，判定加害人的侵权行为是否给对相对方造成损害，这样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序良俗。

（二）侵权行为产生了一定后果，即损害事实。

《解释》

（一）第二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由此可见，离婚过错赔偿既应包括过错方给无过错方造成的财产损失，还应包括过错方给无过错方造成的人身伤害、精神伤害损失。财产损失可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有的国家称其为可期待利益损失，瑞士民法典），如人身受伤害后的医疗费用的支出，为直接损失；受害人因身体受到伤害而失去的工资和其他劳动收入，为间接损失。一般情况下，侵权人不仅要对其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间接损失也要承担赔偿责任。人身、精神等方面的非财产损失，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有过错一方对另一方造成的损害程度（包括身体上、精神上的以及婚姻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等）决定赔 偿的数额，亦可由法官自由裁量。

（三）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要有因果关系。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四种侵权行为与其造成的损害后果之间一定要有因果关系，如果没有因果关系，则赔偿不能成立。如一方在外与他人非法同居，另一方尾随跟踪，致家中电器失火，造成巨大损失，离婚时要求另一方要求赔偿，则不能支持。因同居行为与家中电器失火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但如其同居行为给另一方造成极大的精神损害，则可依此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婚姻法对因果关系的要求甚严，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可见，要求离婚损害赔偿的离婚原因必须是其所列的四种侵权行为，而在实际生活中，导致离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侵权行为侵害的不仅是婚姻关系，还包括给相对方造成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故笔者认为，对因果关系的审查不必仅局限于侵权行为，因侵权行为可能不是导致离婚的主要原因，也可能不是给相对方造成物质和精神损害的主要原因，但侵权行为无疑会侵犯这两个彼此独立的客体，受害者应当据此而享有两个独立的请求权。

（四）侵权行为人要有过错。

在离婚过错损害赔偿中，适用的是过错责任。无过错则无责任，无过错责任不适用离婚过错损害赔偿。这种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从婚姻法规定的四种侵权行为来看，其过错表现形式均应为故意。且此种过错必须是一方的完全过错，相对一方无过错。并不适用一般损害赔偿的混合过错，各自对其过错承担责任或减轻加害人责任的责任承担方式。而只有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完全无过错的一方当事人才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如一方与他人同居，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双方在离婚时均不能依此请求损害赔偿。

另外，在实际操作中，对过错的把握应严格限定在四种侵权行为之内，无过错的受害方的离婚过错损害赔偿没有得到法院支持，并不意味着相对方没有任何过错。

（五）侵权行为导致了离婚。

对离婚过错损害赔偿责任而言，必须要有离婚这一结果要件，否则便谈不上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如即使具备婚姻法规定的四种侵权行为，但没有被判离婚，也就不存在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同时，离婚这一要件还要求离婚的客体是合法有效的婚姻，如果是无效婚姻，如婚前隐瞒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而导致离婚的，不能适用该条；同样地对可撤销的婚姻也不适用该制度。也就是说，合法婚姻的离婚过错损害赔偿诉权因婚姻关系的存续而受到限制，因离婚其诉权限制被解除。这也导致了过错方在实施侵权行为之后，因为婚姻关系的约束，能够或者暂时能够不必为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而无过错方必须因为婚姻关系存续而忍受过错方的侵权行为，除非离婚，无过错才可要求法律救济，否则就只能任侵权行为的发生，甚至加剧。

四、离婚过错损害赔偿诉讼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离婚过错损害赔偿诉讼必须依附于离婚诉讼而存在。

从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来看，发生离婚过错赔偿诉讼的前提是离婚，因此可以说，没有离婚便没有赔偿之诉，离婚过错赔偿诉讼依附于离婚诉讼而存在。依解释

（一）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规定，可以作以下理解：

1、没有离婚即没有赔偿；

2、无过错方作为离婚诉讼的原告当事人的，必须在离婚诉讼中同时提出赔偿之诉；

3、过错方作为离婚诉讼的原告当事人的，无过错方如同意离婚，可同时提出赔偿之诉，如其不同意离婚，可在法院判决离婚后一年内提出。可见，离婚过错损害赔偿之诉并非一个独立之诉。

（二）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主体。

解释

（一）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承担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也就是说，对因第三者插足，导致夫妻一方重婚，或者有配偶与其同居以及有其他婚外性行为的，夫妻离婚时，无过错方是不能向其主张 损害赔偿的。

但是，针对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当事人的主体在司法解释上加以强制规定，意义是深远的，表明我国在婚姻家庭立法赔偿理论上的研究不足。第三者没有法律上的概念，究竟侵害了婚姻当事人的什么权利，如何介入诉讼等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统一的观念，因此现在要求立法上予以规范，显然是力不从心。笔者认为，此种行为肯定是侵害了离婚诉讼中无过错方的权利，但究竟是什么权利，笔者现在也不敢断言，起码可以说第三者扰乱了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且受害者不仅仅包括离婚诉讼中的无过错方，受害更深的可能还有其子女和家人。因此，必须在立法要求第三者对其不道德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婚姻一方当事人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或转移第三者，为更好地分割夫妻财产，第三者不能逍遥法外。

五、对完善我国婚姻家庭过错损害赔偿制度的探讨。

（一）以人身契约论为基础，重新定位夫妻的法律人格以及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定位于离婚。

夫妻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人身关系，是男女两性在人身上的结合，只要遵守自愿和不违背国家法律的原则，这种自愿的结合协议（契约）就应当被国家法律所支持和保护。而这种契约必须遵从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的相关强制性义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夫妻之间相互忠实、互相扶助，禁止重婚、家庭暴力、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对违反此种义务的，可被认为有过错，无过错方有权请求离婚（解除契约），且可请求损害赔偿。由此把夫妻双方的人格定位于契约双方的法律独立人格，过错方实施的过错行为不仅是侵害了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而更直接的是违反了双方的契约义务。这样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把握对过错的衡量尺度，法官依婚姻法要求的夫妻契约的内容，对一方实施的行为自主判断是否有过错，如过错成立且被判离婚，相对一方可被判获得赔偿。

基于此，还可解决第三者责任问题。按人身契约论，第三者若明知婚姻一方当事人有配偶，仍与其保持不正当关系，可被判侵权，无过错方可要求其赔偿；若第三者不知道，系受婚姻一方当事人欺骗所致，则第三者亦是受害者，不仅无责任，甚至可按此理论要求其承担 “缔约过失”赔偿责任。

（二）以物质赔偿为主要救济手段，拓展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范围。

司法实践中，我国婚姻法规定的赔偿范围极为狭窄，过错方没有为其行为付出必要的代价，无过错方并未从法院判决中得到相应的赔偿。如一方用自己的全部收入或者全部的家庭财产供一方学习深造，甚至出国，另一方在获得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后与之离婚，由于离婚而导致的一方预期的利益损失就不能通过我国现有的婚姻法获得救济。外国则不一样，如瑞士民法典中的损害就包括了由于离婚所引起的所有财产权或期待权的损害。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可期待的利益损失纳入赔偿范围，增大过错方的赔偿范围，使过错方在实施背弃契约行为时，能与其不实施该行为所得到的利益相比较，进而规范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

（三）以惩罚、教育和挽救相结合为目的，建立婚内家庭损害赔偿制度夫妻关系是一种以感情为纽带的很复杂、很微妙的人身关系。如一方当事人因为感情冲动或一时糊涂，实施了某种过错行为，事后又后悔不已，而另一方当事人思想上不能接受，但又不想据此而离婚，想给对方一个改正的机会。因此，笔者设想了建立一种婚内过错赔偿制度，并以此来惩罚、教育过错方，挽救婚姻家庭关系。从契约关系来看，过错方因其过错行为承担了赔偿责任，无过错方从过错方的损害行为中得到了赔偿，同时基于互谅互让，双方的婚姻（契约）关系得以维系，既惩罚了过错行为，又教育了过错方，还维护了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保证了婚姻家庭的稳定。

有人认为，婚内赔偿没有实际意义，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制，司法实践难于执行。笔者以为不然，婚姻法规定的有约定财产制、分别财产制和共同财产制，以分别财产制为主流，只有在约定不明确时，才适用共同财产制。且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为夫妻一方的财产，该法条也应当适用于夫妻之间，同时对该条还应作扩大解释，应当包括婚姻过错赔偿金。具体操作笔者作如下构想：

1、对实行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直接从过错方的财中判决其赔付无过错方的损失即可。

2、对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有二种情况：一是有个人财产的，可以从其个人财产中支付；二是个人财产不足支付需用共同财产清偿的，可以从其共同财产中支付，且此部分不能计入双方的共同债务，只能作为过错方的一方债务从其共同财产中支付，亦可增加无过错方在共同财产中的份额。

3、对实行共同财产制的。可比照前面第二种情况处理。

无过错方因此取得的赔偿金，作为其个人财产。除约定财产制和个人财产足以支付的可立即向法院申请执行，实行共同财产制的甚至不需要立即执行，作为一种共同财产的增加（权利凭证固定，增加其在共同财产中所占份额）即可。

该制度的确立还可保证过错行为如果在不离婚的情况下，长期得不到法律支持的难题，避免了过错行为的诉讼时效问题，无过错方据此要求损害赔偿的也适用于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保证了各法律部门的司法统一。

浅议我国廉租房制度 篇5

【摘要】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正面临重大改革,如何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税收征管的法制完善再度成为热点话题。对此,本人认为应从建立诚信纳税的法制理念、完善税收征管相关立法、建立高效个人收入监控机制以及向严管重罚的执法模式过渡四个方面予以法制完善。

【关键词】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征管法制完善

一、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征管概述

1、高收入阶层之含义分析

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为征税对象所征收的一种税。从税源上看,其中达到一定高度的收入标准的纳税群体即为高收入阶层,而此外则为一般工薪阶层。目前高收入的含义大致有两种,一是年薪属于高收入的水平,二是收入多元化所形成的高收入,即既有业内收入,又有业外收入,既有固定收入,又有流动性收入。

2、高收入阶层税收征管之意义

其一,用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阶层进行重点调节,是我国当前社会收入分配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中的高低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这容易引起社会心态的不平衡,影响稳定的局面。因此,运用税收政策来调节社会收入的再分配,保持合适的收入级差,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二,个人财富积累比重严重倾斜,需要运用个人所得税进行重点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悬殊,必然导致财富积累的差异;而对个人财富积累比重的严重失衡,则应将个人所得税征收的重心放在高收入阶层,使社会财富分配和积累控制在合理和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其三,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在收入分配领域形成一部分高收入阶层是客观和正常的现象,但法制的不完善易导致一部分人利用各种法制漏洞获取高额收入成为高收入者。因此,加大对高收入阶层重点的调节和监控,也是促进市场经济本身健康有效发展的需要。

二、我国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现状

在我国以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均衡社会财富构成为主要目的的个人所得税,一直呈高速增长的态势迅猛发展。但近年来,人们却逐渐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越

是有钱的人缴纳个人所得税反而越少。

据统计,2000年我国征收的500亿个人所得税中,80%来源于工薪阶层,占人口的8.7%,个人储蓄占储蓄总额60%以上的高收入者,其实际承受的纳税负担比其他人群还低。而国际经验普遍证明,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征收对象是高收入者和富有家庭。比如,在美国5%的高收入纳税人缴纳了大约50%的联邦所得税。通过比较深刻暴露出了我国目前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征管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第一,收入多元化、隐性化,申报难以足实,违法现象多有发生。从实际情况分析,因高收入阶层收入高、渠道多、形式多等,很难掌握其实际收入水平,收入模糊也为偷逃漏税等各种违法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第二,支付环节多渠道,代扣代缴难以全面落实,国家税收流失比例大。由于目前各单位、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或受各种因素干扰而代扣代缴执行不力,这种带有源泉控制的环节放松,必然导致大量的偷逃漏税和调节乏力。

第三,从业场所流动性强,税务稽核难以跟踪到位,征收管理收效甚微。高收入阶层中有相当一部分职业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与此相应的收入来源及支付渠道也缺乏固定性,从而加大了税务部门的稽查核实难度。

三、我国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现状的成因

1、高收入阶层主动纳税意识比较淡薄,没有纳税义务的责任感

近年来,高收入者对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意识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这种意识只是浅显的,主动的申报意识仍比较薄弱。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受个人利益的驱使,千方百计偷逃税款,以达到高收入的目的,毫无纳税义务责任感。

2、对高收入者税收征管的立法不完善,纳税法制环境欠缺

对于个人所得税而言,高收入者也并非特殊纳税人,对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及其征收办法出现的对高收入者的“征管制度失效”现象,必须提高包括个人所得税法在内的我国整个税法体系的立法层次,从根本上改革完善,而不应只是针对高收入者发布各种规定、变通性办法来修修补补。这些规定、办法不仅立法层次低、主观随意性大、透明度差,而且其中有些规定已明显超越了授权立法的范围,或从实质上改变了基本立法的内容。面对这样一种范围和层次混乱不清的法律环境,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显然已经丧失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调节差距”的法律基础。

3、现代科学征管水平较低,税收调控收入分配功能弱化

我国现代科学税收征管水平还处于较低的层次,从申报、审核到检查扣缴制度都缺乏先进的现代化的资料储备、检查、查询和处理手段,信息传递慢而缺乏准确性,无法约束纳税人。例如,国家虽然已对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实行了实名制,但银行与税务机关的联网工作尚未展开,税收信息化水平低,社会协税护税功能不强,税务代理制度还不完善,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中介组织的作用来帮助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办理税务事项。

4、税务执法惩处不力,偷逃漏税屡禁不止

依法纳税是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义务,对偷逃漏税行为必须依法惩处、有效打击,激励公民依法纳税。但目前税务部门的稽查力量较弱,不能有计划、有重点地对高收入者进行专项稽查,而对查出的偷逃税行为往往以补代罚、以罚代刑,法律威慑力不强。加之对偷逃税处罚标准低,使偷逃者的收益有可能大于其受惩罚的损失,难以起到惩戒作用。

四、我国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的完善措施

1、增强公民纳税意识,建立诚信纳税的法制理念

首先,纳税意识直接反映公民对课税的接受程度,是决定税款征收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要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 ,使公民认识到纳税是国家运转、社会进步以及个人发展的共同需要;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的威慑力和强制措施实行代扣代缴,使公民认识到偷逃税款的严重法律后果,以使公民逐步形成自觉纳税意识。

此外还应指出,政府在宣传纳税人必须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不能忽视纳税人的权利,相反更应告知纳税人所拥有的权利,如知情权和监督权。而在税收管理上,税务机关处于管理者、检查者、执法者的地位,以国家形象自居,拥有支配、处置权利,而纳税人则处于被管理、被处罚、被监督的地位,这不利于人们自觉纳税意识的形成。对此,不仅在纳税人的具体扣缴方式上,而且在税款征收以后政府如何使用、是否将其用于公共目的,纳税人都应有知情和监督的权利。在纳税权利和义务逐渐对称的过程中,人们的纳税意识就会相应增强。政府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应提高政府预算的法制化和透明化,提高公共产品的质量,让纳税人真正体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政策。

2、完善税收征管的相关立法,改善纳税法制环境

首先,加快《个人所得税法》修订的步伐。《个人所得税法》是1980年颁布的,尽管经过了1993年的修正,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有些条款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加以完善。具体而言,要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细分收入性质,按不同收入性质分定税率;深化税制改革,考虑企业税制和个人税制的统一和衔接,从法律上避免企业和个人在税负上的不公平。

其次,尽快出台加强针对高收入阶层税收征管的相关单行立法。通过这一单行立法不仅可以改变原有规定、办法的立法层次低、内容模糊、透明度差等弱点,同时也可以区别于一般工薪阶层,建立更具体适用于高收入阶层的税收法制体系。如在其内容中进一步区别规定针对高收入者的累进税率,并增设相应的严惩偷逃漏税的有关法规等。也由此对提高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奠定了法制基础。

3、提高现代科学征管水平,建立高效的个人收入监管机制

首先,建立和完善个人所得的纳税申报制度。完善个人收入申报制度是强化个人所得税尤其是针对高收入阶层管理的关键。因此,建议在我国加快建立全面有效的个人“双向”收入申报制度的步伐:结合《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明确规定所有支付个人收入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依法定期向税务机关申报支付的个人收入情况;结合新《税收征管法》的实施,尽快出台扣缴义务人登记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全年各类总收入超过一定标准的个人,年终后1个月内必须向税务机关申报;特别是对高收入、高职务、高知名度的人的收入要实行重点监控,建立和完善个人财产申报和登记制度,提高和强化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力度,如果发现偷漏个人所得税,则要追究纳税人个人和代扣代缴人的法律责任。

其次,对高收入阶层实行结算,加强审核评税。针对现行税制按月、分次征收存在的问题,建议在对高收入个人建档管理的基础上,对高收入个人实行结算,开展个人所得税的审核评税。对高收入人群实行结算,将收入规模与纳税水平进行对比分析,有利于发现问题,保证税款及时、足额入库,有效防止偷漏税款行为发生。

最后,健全税收稽核系统,实行网络化管理。要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必须以全面构建税收管理信息平台系统为切入点,充分发挥网络化、信息化的效能,不断提高税收管理、监控水平。建立以“双向申报”纳税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技术支持的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双重档案体系为依托、集中征管、重点稽核的征管模式:税务机关以扣缴义务人申报的资料档案、纳税人档案和纳税申报表三者为依据进行电子化核查,监督支付人的扣缴情况,纠正并处罚不真实的纳税申报,引导纳税人如实申报纳税。

4、加大执法力度,以刑法作后盾,强化税法威慑力

首先,随着个人所得税收入的高速增长,逐步从小税种向大税源、大税种的转换,迫切需要建立专业的稽查队伍,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制度化检查,使隐蔽收入或逃避纳税产生恐惧心态,逐步增强税收征管检查的威慑效应。

此外,处罚制度是税收征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处罚能促进纳税人迅速缴纳税款,防止偷漏逃税。我国的处罚过轻,还存在执法不严的情况,致使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存有侥幸心理,偷逃漏税行为屡禁不止。参照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严管重罚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严管就是政策设计要严密、法律制度要健全、征收管理要严格;重罚就是对违反税收法律制度的行为予以严厉处罚,使之产生强烈的震慑效应,以减少税收流失,从而达到个人所得税设计的目的。于此,《刑法》即成为其强有力的后盾,对不履行代扣代缴义务职责的单位和个人,既要予以经济上的重罚,还要视偷逃漏税的程度追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借鉴美国经验强化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J] 张敏.税收与企业 ,2002(5).《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博弈分析》[J] 潘晓琳.商业研究,2004(7).《个人所得税征管任重道远》[J].王廷河、勇雪莹河南税务,2002(2).《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几点思考》[J] 胡克刚.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相关思考》[J] 向国栋.商场现代化,2004(10).浅议我国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管

制度的法制完善

姓名：魏文芳

班级：国本10.1

公租房宿舍管理制度 篇6

1． 住宿人员必须服从行政部的统一安排住宿，所带个人用品必须少而精，所有个人物品要按规定整齐放置，不得将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有异味、不洁的等影响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的物品带入宿舍，2． 住宿人员要遵纪守法，不得在宿舍干违法乱纪的事，不得涉黄赌毒。3． 住宿人员要讲公德，守纪律。在宿舍内不得大声喧哗，影响他人休息。禁止在宿舍内吸烟，酗酒。个人用品收纳整齐，鞋子摆放整齐。床上整理整齐，床下不得堆积杂物鞋袜。不得在宿舍的墙上乱钉乱粘，不得乱拉挂绳挂杆，统一用晾衣架晾衣。

4． 讲究卫生，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不得随地吐痰乱扔杂物，垃圾入袋及时带出。勤洗衣服、鞋袜。不得将破衣烂衫、脏衣服、脏鞋臭袜堆放在宿舍内。个人的洗漱用具用品、餐具食品定置放置，妥善保管。

5． 遵守安全管理制度，保证住宿安全。宿舍内禁私拉乱接电线，严禁使用大功率电器、劣质三无电器，人离开宿舍时要关掉燃气，长时间离开时要关掉水电气。保证自身财物安全，尽量少带贵重物品，各人财物自行妥善保管，放在能上锁的柜中。各人离开宿舍时都要随手关门。

6． 文明住宿，各人要注意形象，衣着得体。不得容留社会闲杂人员或异性在宿舍中，7． 各住宿人员要服从舍长安排，按时序每天打扫宿舍，擦拭门窗，各人要勤擦个人的桌椅床柜，共同保持宿舍清洁。

8． 住宿人员要爱护公物，住宿人员要凭借条领用公司配备的电器、床铺、柜子、桌椅等物品，并妥善保管使用。离开公司前一律交还，损坏或遗失者一律照价赔偿。

我国廉租住房法律制度的完善 篇7

一、我国廉租住房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为促进廉租住房制度建设, 逐步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 1998年我国提出廉租房制度的构想, 至今已经进行了十几年, 各地在试点基础上逐步推进廉租房制度建设, 并在一些城市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 法律位阶低、未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

廉租住房制度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 应有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保障其良好运行, 综观美国公共住房建设的历史, 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都离不开相关的法律法规相配套, 以保证政策的顺利开展。美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律保障体系, 不仅在宪法中明确了住房保障的法例, 又设立专门法律细化了住房保障的条款, 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完善的住房法律保障网络。而我国廉租住房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 还未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作为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 廉租住房制度方面的立法层次偏低。在法律位阶上, 仍处于规章或指导性意见的层次, 2007年12月1日开始实行的《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只是部门规章, 较低位阶的法律与廉租住房制度作为民生大计的重要地位与权威性不符, 不利于廉租住房制度更好地发挥保障功能。现行的政府规章还停留在简单的概括性的层面上, 法律的缺位大大影响着我国廉租住房的发展, 也成为我国廉租住房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遇到的难题之一。

(二) 覆盖面窄。

在我国, 廉租房的对象设定为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而在具体操作中, 各地普遍采用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住房困难标准来作为廉租住房的准入条件。如南宁市2010年度廉租住房家庭低收入标准为: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10, 080元 (含) ;家庭住房困难标准:家庭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低于13平方米 (含) 。据建设部测算, 目前全国仍有人均建筑面积10平方米以下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近1, 000万户, 占城镇家庭总户数的5.5%。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在短期内确定廉租对象的范围,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的范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出现了一些新的群体, 如农民工、低收入外来打工者、城市框架拉大过程中出现的失地农民、城市失业或无业人员等, 他们对于住房有切实的需要, 却并未被纳入廉租住房体系内。

(三) 资金缺口大。

2007 年财政部颁布的《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了我国廉租住房资金的八种主要来源, 如中央财政安排的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补助资金、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的廉租住房保障补助资金、市县财政预算安排用于廉租住房保障的资金、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余额等等。从近几年实际执行情况来看, 各地都是以财政拨款为主, 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用于廉租住房保障的资金未完全落实到位, 社会捐赠等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难以满足廉租住房建设的需求。此外, 从整体上看, 资金的供应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求。以甘肃省为例, 2009 年度甘肃省计划有 220 万平米的新建廉租住房任务, 约需要 33 亿元的建设资金。除了中央拨付的8.8 亿元补助资金外, 省级财政计划补助 200 元, 资金缺口高达 24.2 亿元。 资金缺口严重影响了廉租住房建设的推进速度。

(四) 规划布局过于集中。

廉租住房规划布局是廉租住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规划建设的布局模式对城市整体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从目前我国城市廉租住房规划建设的布局来看, 多数城市在廉租住房规划建设上采取集中建设的布局模式, 对于缓解当前大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压力起到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端。首先, 一些地方将廉租住房集中布局在远离城市中心的郊区, 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备不够完善, 治安状况也堪忧, 致使许多符合保障条件的城市低收入家庭不愿意到那些地区居住。其次, 大量低收入个体聚集在一起, 客观上可能形成了所谓的城市“贫民窟”。这种群体庞大的收入低、文化程度低的居民聚集在一起, 容易引发一些潜在的社会问题, 这对社会治安管理上带来一定的困难。

二、完善我国廉租住房的法律思考

(一) 提高立法层次、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

我国目前关于廉租住房制度的法律文件总体来讲, 法律效力等级较低, 缺乏效力等级较高的法律法规。我国虽然下发了《城市廉租房住房管理办法》和《城市最低收入家庭住房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 作为各地方政府进行廉租住房建设的依据。这类文件由于立法层次不高, 使得廉租住房的制度建设缺乏权威性的法律依据, 面对一些实践中发生的纠纷, 不能依靠国家强制力为后盾, 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 实现廉租住房制度的有效运行, 提高立法层次是十分必要的。就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来看, 一方面, 可以先由国务院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加以规范, 制定《廉租住房保障条例》, 在其中规定全国统一的标准,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廉租住房的保障对象、保障标准、保障水平、资金来源、管理机构建立等相关细则, 并对骗取保障优惠和非法侵占廉租住房的行为进行惩罚;对受惠对象建立一套完善的诚信管理体系和严格的法律惩戒制度, 保证廉租住房真正用于自住;制定严格的廉租住房进入、退出管理办法, 让真正有住房困难的低收入家庭得到应有的保障和补贴。另一方面, 也应允许各地方政府结合本地经济发展的情况, 制定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廉租住房保障法规。此外, 要通过总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并分析借鉴发达国家公共住房的成熟做法, 在此基础上制定我国的《住房法》, 将公民的住宅权和廉租住房保障制度纳入其中, 逐步完善廉租住房法律体系, 保证了国家住房保障体制的规范运行。

(二) 扩大保障范围。

从目前各地的廉租住房建设实践来看, 基本都将保障对象限定在低保户、优抚家庭中的住房困难户中, 城市外来打工者、农民工、郊区土地被征后的农民不在保障对象之列, 此范围过于狭窄, 不利于体现实质上的社会公正, 不利于城市化的发展。 根据《廉租住房保障办法》规定, 申请廉租住房的家庭应当向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此可见, 户口问题成为了进城农民工以及其他外来务工人员获得廉租住房的主要障碍。因此, 在今后的立法中, 应从城市的实际社会经济状况出发, 扩大保障范围, 不再将是否具有城市户口作为确定保障对象的标准, 将农民工以及其他低收入城市外来务工者纳入廉租住房保障体系中, 使更多有住房需要的社会成员享受这一待遇, 真正体现廉租住房制。

(三) 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渠道。

当前我国的廉租住房面临着供不应求的资金压力, 我们应积极探索在保证财政投入的基础上, 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渠道, 如施行优惠的政策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建设廉租住房, 如地价优惠、贷款优惠, 将有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除了吸引民间资本, 还可在政府投资建设的廉租住房区域中规划一定面积的商业区, 或划定相关区域用于商业经营如停车场、沿街店面等以获取稳定的租金收入, 为廉租住房建设增加资金投入、降低投资总额。此外, 根据目前各地试点的实践来看, 实行“租售并举”的模式也是缓解资金压力的一种有效手段, 尤其是对于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所谓“租售并举”, 就是指将廉租住房出售给符合保障条件的对象, 但也附加一些条件例如购买者对该房拥有有限产权、一定期限内不准上市交易等。“租售并举”对于解决资金紧张地区廉租住房建设的资金缺口问题能够起到十分有益的效果, 还能解决廉租住房建设中存在的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等问题, 既能缓解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 又能形成一条建房资金链以实现资金的循环利用, 还能加大廉租住房项目建设力度, 加快扩大实物保障覆盖面。通过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渠道, 既不增加财政负担, 还汇聚了各方面的努力, 共同解决住房保障这一个社会性的民生问题 。

(四) 合理的建设布局。

我国的《廉租住房保障条例》规定, 在新修建廉租住房时应当采取“配套建设与相对集中建设相结合的方式, 主要在经济适用住房、普通商品住房项目中配套建设”。这就说明条例要求在廉租住房建设的布局规划中, 应充分考虑到保障对象的生存环境质量。在今后廉租住房建设的规划布局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对于已经在使用的城市偏远位置的廉租住房社区, 政府应加大周边新修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的建设, 并在政策上给予入住者一定的优惠举措, 增强其改善自身生活水平的能力。二是今后在制订廉租住房规划时,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政府应当尽量采取廉租住房与经济适用住房、普通商品住房混合配套建设的模式;三是今后的立法中可以明确规定廉租住房配建设置具体的比例标准, 并允许各地区在制定地方办法时可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 对前述的比例标准做出合理、适当的变通。总之, 合理规划廉租住房建设, 可以避免一定的不利社会效应, 降低了治理成本, 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安定, 从而为城市经济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环境。

(五) 设立专业管理机构。

廉租住房制度的有效运行, 离不开专门的管理机构。在住房保障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一般在政府机构组成中都有公共住房的专门管理机构, 既可以使政府责任具体化、管理更加专业化, 还能更高效率地解决住房保障体制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我国的廉租住房制度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一些城市已经设立了住房保障专门管理机构, 例如住房保障局、住房保障与房屋管理局, 但还有相当部分的城市未建立专门的住房保障管理机构。因此, 今后应加快设立住房保障专门管理机构的步伐, 使其充分履行廉租住房建设、分配、审核等管理事务, 使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摘要：廉租住房制度是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由于我国廉租住房制度的起步时间晚, 在实践中还存在着立法不完善、保障资金不到位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 需要从完善立法、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等方面入手完善我国的廉租住房制度。

关键词：廉租住房,保障对象,保障资金,监督管理

参考文献

[1].王新.现阶段廉租住房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中州学刊, 2010

[2].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我省保障性住房和安居工程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EB/OL].甘肃人大网, http://www.gsrdw.gov.cn/GBshowart.asp?art_id=673&cat_id=20, 2010-4-5.

[3].李晓.论完善廉租住房制度的法律途径[J].法制与社会, 2008

浅议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篇8

关键词：法律援助社会保障完善

中图分类号:DF3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7)12-255-01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

法律援助是我国保障经济困难公民实现权利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公民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多，与此同时，一部分公民因经济困难无法得到法律帮助的问题也日益显现。加强法律援助工作，解决困难群众诉讼难问题，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保护，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是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的意义

《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正式实施。《法律援助条例》确立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框架，明确了经济困难的公民有权获得免费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律师是法律援助的主要提供者，应当履行法律援助义务。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规定了法律援助范围、标准、实施程序以及法律援助各方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为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二、法律援助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1．关于法律援助经费问题。经费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瓶颈，是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法律援助经费严重不足，制约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部分经济困难地方的法律援助经费与司法行政业务经费捆绑在一起，没有单独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使法律援助经费无法得到保障。

有的学者已经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如立法鼓励社会力量对法律援助提供捐助、探索建立法律保险制度，在发生法律纠纷时由保险公司承担法律援助费用、在公益彩票的发行中尝试发行法律援助彩票、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让受援者因胜诉而使经济状况好转后，按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返还部分法律援助费用等。

2．关于受援者经济困难的标准。《法律援助条例》第13条第1款规定，“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而贫困地区经费来源少，对法律援助的需求相对又较大，在制定经济困难标准时会确定更严格的标准，以减少援助对象，减轻经费负担，以致越贫困越需要法律援助的地方越难获得法律援助。

三、西方法律援助制度的比较借鉴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其法律援助主要有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两种形式。在英国，法律援助作为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在美国，为穷人提供民事法律援助始于1876年成立的纽约法律援助协会。自此，法律援助在美国都市中开始流行。美国的法律援助事业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到今天已形成其独具特色的格局。由联邦资金资助并由一个全国性机构统一协调美国各地的法律援助工作的结构虽被打破，但由“法律服务集团”统一协调的法律援助项目仍是援助工作的主力军；同时，由各州以及私人商务律师协会出资、协调管理的法律援助工作也得到长足发展。

四、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几点建议

1．适当扩大法律援助实施主体。我国可以借鉴国外做法，建立法律援助社会人力资源体系，将一切有志于从事法律援助的社会法律专业人才都纳入到法律援助事业中来。充分利用退休法律工作者和法学院校师生等法学资源，引导和帮助他们建立非营利性的法律援助工作机构，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退休法律工作者虽然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但却拥有着丰富的法律工作经验，组织其中自身条件较好又愿意从事法律援助事务的人员开展一定范围内的法律援助事务，不仅可以使其老有所为，而且有助于满足更多人获得法律援助的需要。而对于各法学院校，可以设立类似“法律诊所”机构，由法学院的师生为本社区的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这种做法，既为学术界和学生提供了实践与认识社会的窗口，又为法律援助开发了丰富的潜在资源。

2．尽快制定《法律援助法》。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法律援助实施的质量。目前，我国虽已于2003年9月1日起施行了《法律援助条例》，但该条例中规定的内容相对简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一步深入和人权保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制定一部系统规范的《法律援助法》是建立我国现代化法律援助制度的必经之路。

［塔里木大学校长基金硕士资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TDSKSS06004 ］

参考文献：

1．张冬梅 .人权的法律保障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河北法学, 2007(10 )

2．陈秀丽 .论和谐社会的法律援助制度建设. 理论前沿, 2007(12)

（作者单位：塔里木大学经管院 新疆阿拉尔 843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