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问题作文

读书问题作文（精选8篇）

读书问题作文 篇1

儿子经常抱怨：“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

“你还没用，怎么知道没用?”我说。

“那你说说你高中学到的东西用了多少?”儿子反问我。

说实在的我高中以及大学学到的知识工作生活中确实没用到多少，特别是高中学的数理化大都忘了。这也是个难回答的问题，说有用吧，我们所学大多无用武之地;说没用吧，这些知识又是基础，它影响着你的学习能力、影响你的思维方式、甚至影响到你的人生观价值观。

读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读书是指为升学考试而读的教科书。中学阶段是基础阶段，所学知识是为更高层次的学习打基础，就像建房子没有砖瓦怎能建成高楼大厦?中学阶段的学习也是为进入高等学校学习作的准备。当你还不清楚你将来朝哪方面发展时，你先将该学的学好，该记的记好总不会错的。

“书到用时方恨少”，人脑就像电脑，知识储备越多，该用到的时候就可以触类旁通，唯我所用。所谓见多识广，就是指知识储备丰富。平时不积累等到要用的时候才想到去学已经迟了。“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趁着年轻记忆力好多记点东西，管它有没有用，先储存着再说。

广义的读书是指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包括电子书等。这种读书不带功利性，是一种享受的过程，是读书的一种境界，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可以增长见识。有人质疑：现在有了百度搜索还要记那么多东西干吗?上网搜索虽然很方便，但你也要心中有底，总不能漫无目的，无的放矢吧!

有个学者说过他写论文时所需的资料众多，虽然他不能记住他想用到的资料原文，但他知道可以从哪本书中找到。这可要平时涉猎广泛，博闻强记，否则在浩于烟海的书籍中如同大海捞针，从何找起。

最近我写文章时也会经常引用别人的文章，名人诗句等。虽然有的句子也记不完整，但我还是有点印象，知道在哪里看过，查找起来就方便多了。

有句话说得好：“一个人内心的宽度，是他读过的书一本一本摊开来的;一个人内心的高度，是他读过的书一本一本码起来的。”读书不一定能使人成功，但成功的人想走得更远必定要读书。

读书问题作文 篇2

(一)读书的涵义

关于“读书”的解释:查《说文解字》、《辞海》、《辞源》,“读”有二义:1.念诵;2.阅看。“书”有一义:装订成册的著作。合起来“读书”则为念诵或看阅书籍。关于“读书”《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则释为:出声或不出声地念书,并理解其意义。现代一般理解为:“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冯友兰语)上列解释,可以说是传统的一般的解释,其中包含着合理的内核。

进一步而言,若要全面深刻地理解、解释“读书”的涵义,则要应用现代解释学的基本理论。这要抓住三个重要层面:“书”要理解为一切书籍和文章,包括网络语言、手机文学;“读”要理解为粗读、略读、细读、精读、攻读、诵读等多种方式;“读书”要理解并落实为科学地合理地解读一切文本,即解读其义既不能“不及”,也不能“过度”。应该说,这是当代对“读书”的全新解释。

(二)读书的目的

读书,为了什么?对此很多专家学者曾做过简明扼要的概括。例如:鲁迅说,读书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二是嗜好的读书。廖沫沙以为有两种读法:有目的、无目的。钱歌川认为有欣赏的和研究的两种。孙观汉曾评析了两种读书目的:做官和做人。孙观汉还谈及读书的最后的目的——追求真正的快乐。景克宁则指出,读书是为了获取科学真理,为了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开拓者。凡此概括,无不明显地不同程度地打着时代烙印,带着专业色彩,透着价值气息,浸着人生真谛。

说实在的,谁也无法一下说清说准读书的目的。因为它是个极富时代特征和文化色彩的话题,是个各行各业、各级各类的人都需讲的话题,是个所有的读书人常说常新的话题。但是,我们可以概括几层,往清楚里说说读书的目的。根据社会发展要求,根据彰显时代精神,根据以人为本思想,读书人追求的目的应该是:第一,追求真理,获取真理,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第二,追求道德、知识和能力,在从事的事业中,立德、立功、立业;第三,追求“书香”,让人生与书香亲密结缘,使人生充满读书乐,散发书香气。

关于读书与做官有必要多说几句。众所周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官本位”思想在古代的集中体现,“读书做官”是古代教育思想训导的读书人的最大追求。那些受“官本位”思想熏陶的读书人认定,如宋真宗皇帝的《劝学文》所教,“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1]218。因而,他们把读书当作做官与富贵的敲门砖,孜孜以求,皓首穷经。对中外官吏史我们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来考察,往高端粗略地看,在古代中国,“几个书生万户侯”?又有几个书生是帝王家?放眼世界看,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近百年的历史上有几个总统是“科班”读书人?史实是,只有威尔逊总统,其余杜鲁门、罗斯福、卡特、雷根、林肯等都不是“科班”读书人![2]435若从读书与做官与富贵的关系看,其间还是有一定的联系,“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且富贵者,在中外官吏史上难以计数,这是无法回避的不争史实。但是,做官不应定为读书的唯一目的,甚至是目的,若为目的,那是极端功利主义的,极端有害的!在历史上,反为“读书做官论”所害的骇人听闻的例子还少吗?

(三)读书的意义

读书有什么意义?或者说有什么价值?总的来说,读书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这是人们的共识。我们先来鉴赏读书人的下列比喻吧:书籍是阳光、雨露、空气;书籍是恩师、良友、恋人;书籍是营养品、面包、阶梯;书籍是千里眼、顺风耳、望远镜;书籍是宝库、结晶、摇篮……这一系列赏心悦目耐人寻味的比喻,会形象地引领人们去体认读书的意义。简括之,关于读书的意义可概括为下列三层:书是科学知识的宝库,人类文明的结晶,因此,读书会使民族强盛,国家繁荣,文明传承,人类进步;书是攀登科学高峰的阶梯,打开知识宝库的万能钥匙,因此,读书会使有志者实现梦想,成就事业,成为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人;书是良师、益友、恋人,因此,读书养成好习惯,与书结缘,与书结交,与书为伴,会修身养性,陶冶人格,会使生活富有情趣,充满快乐,隐含福气,会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变为“面目可亲”、“语言有味”,并散发“书香”气,洋溢“气质美”。[3]96,102,217,219

在这里,对几种说法必须进一步鉴别。“开卷有益”说。把书分为“香花”与“毒草”的二元分类,现在看来是简单的,机械的。但姑且以此划分而论,只要善于吸收并消化其中的真善美,才会有益。“人生识字糊涂始”说。从书的功用的好与坏两面看,这种说法具有警示性质。但只要读书时尽力缩小虚构与现实、知识与实践、书本与功用等之间的距离,就会“人生读书聪明始”。“书能利人,也能祸人”说。这也体现着两点论。“利人”不用多说,“祸人”,似有二义:祸害他人,祸害自己。这类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屡见不鲜,如秦桧、袁世凯、汪精卫、陈水扁、尼古森之流。“祸人”是不会禁绝的。但相信“祸人”与“利人”相比较,“利人”永远是主流;不然,社会历史无法发展。

综前而言,“读书的目的”与“读书的意义”实际上是一回事,所论也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着眼点、侧重点不同而已。如此分论,有利于从俗从众,有利于条分缕析地比较与深化。

(四)读书的条件

读书的条件,并非无关紧要,它关系到读书的成效,甚至关系到国家兴衰。读书的条件,究竟要哪些?简言之,要具备主客观条件:客观的环境条件和主观的内在条件。

以社会环境而论。大而言之,若身处亡国、乱世,如上世纪我国的军阀混战时期,则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人们哪有读书的心境和条件?社会呈现“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若身处治世、盛世,如20世纪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则国富民强,百业兴旺,人们就有读书的好心情和完备条件,社会上呈现全民读书的热潮。小而言之,在某些特殊的历史年代,如秦始皇焚书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由于当时施行文化专制主义,禁书、焚书,致使文化遭殃,读书无用,文祸丛生,身处如此残酷的年代,人们怎能安坐,专心读书?自然,面对逆境或困境,为拯救民族、国家的崇高的理想,为学术的独立自由发展而发愤读书的群体和个人,也可以举出许多,如延安鲁艺、西南联大等,如老舍、季羡林、胡风等。

以家庭条件而论。红学专家俞平伯先生的家境,无人与之相比,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他生长于书香门第,曾祖俞樾(曲园)先生是清末大学者,父陛云(阶青)先生是探花,外家杭州许氏是名门,母亦工词曲”[2]502。因此,俞平伯先生童年亲受曲园老人启蒙,16岁就离开杭州去上北京大学,后又游学欧美。可见俞平伯先生的读书、发展、成功,得到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若仅从功成名就的读书人来看,具备如此优越条件者,毕竟是极少数。那些家境贫寒者,只要志气不灭,发愤图强,仍能读出出息,成为有所作为的人,甚至成为人们敬仰、学习的榜样。古今中外穷孩子攀上高塔的杰出成功者,如明代著名画家王冕、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著名华裔修辞学家郑子瑜等,不计其数。

以主观条件而论。主观条件指主观的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前者如天分、体质、遗传等,后者如感知、情感、意志、态度等。这里先谈读书人比较关心的两个因素:天分和毅力。人的天分,我们承认有差异,即智商有高低,但它只是决定读书成效的重要因素,绝不是决定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只要承认差异,决心改变差异,勤奋好学,同样会取得成就,甚至超过高智商者取得的成就。由“反映迟钝的孩子”成为名震京城的我国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左思,由“笨学生”成为名扬世界的大发明家爱迪生,由“不会有出息”的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等,都是最典型的例证。再说毅力。毅力就是持之以恒、滴水石穿的精神。我国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说:“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座右铭为:“读书要有毅力,科研要有毅力,否则你将一事无成。”两位大家的名言和成就,对毅力的重要性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读书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是决定读书成效的不可否认的甚至不可轻视的条件。若两者相比较,内因——主观条件,是决定因素;外因——客观条件是重要条件。这样看待,是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关系的原理的。

(五)读书的态度

人们不禁要问,读书还要讲究态度?是的,要明确并解决态度问题,不然,读书会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态度,是对人和事物的看法和采取的相应行动。对读书的看法和采取的相应行动,就是人们的读书态度。这里,采用对比的方法,主要论析四对态度:

1. 喜爱与乏味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有位日本朋友问他:你是一个伟人,你平常最喜欢的是什么?孙中山坦诚地说:我平生有两大喜爱:一是书,二是女人。[4]1038如果人们对书如此喜爱,把读书看成生命享受,就会产生非常浓厚的兴趣,变成“书迷”、“书痴”,甚至跟书相恋相伴,甚至于把自己“嫁给”书。有了这样的“痴情”和“挚爱”,就能确立正确的“读书苦乐观”,即使“寒窗夜读”伴终生,即使“泛游书海苦作舟”,即使采用古人苦读的追月法、刺骨法以及丫头监读法,即使因书遭受横祸,也是“其乐无穷”。不然,即使“红袖添香夜读书”,也无乐趣可言也。固然,兴趣对读书的乐趣和效果,具有重要作用,但不能把兴趣强调过头。原因有二:其一,兴趣这种“意向”的倾向性可以在实践的潜移默化中逐渐培养。对原先并不感兴趣的,接触多了,就会被其魅力熏染,兴趣就会发生从无到有、从淡到浓的迁移,并在其领域获得成功。现代文学家郁达夫弃医从文、著名诗人艾青弃画学文的经历,[5]73就是最好的说明。其二,兴趣会随着学习目的的变化而变化。在社会生活中,因工作任务、专业方向等的改变,常引起人们的读书范围和内容的改变,这时候,当兴趣与目的发生矛盾时,许多使命感、责任感比较强的人,就会主动积极地适应改变,自觉培养新的读书兴趣,并在其领域有所作为。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无须赘举。

读书乏味与读书有味形成鲜明对立。读书乏味有多种表现,其中最主要的是:一看书就头疼,书似乎成了冤家对头;看书时昏昏欲睡,萎靡不振;放下书就来精神,如释重负。究其原因,主要是对读书的意义认识不清,读书的目的性不强,也不想有所作为。显然,这种读书状况,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距十万八千里,应当尽力改变。

2. 勤奋与懒惰

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就读书而言,如果把这句话中的“不畏劳苦”改换成“不畏勤奋”,同样是句精彩的至理名言。因为“勤奋”与“劳苦”,水乳交融,无法分离。“勤奋”的价值还有一点值得强调,这就是“勤能补拙”。古语说得好:“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马克思的女儿曾经问他:“你最喜爱的工作是什么?”马克思回答说:“做一个蛀书虫。”马克思的确是一个极端勤奋的“蛀书虫”。他为写划时代的理论巨著《资本论》,曾读过1500多种书,并一一做了读书摘要,仅在1861—1863年这两年间,他在大英博物馆摘记的材料,就写了23个笔记本。[5]225这是一个具有一箭多雕功能的论辩例证。勤奋读书,就要坚信“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勤于抄录,勤写提要、心得、笔记,勤做卡片,做到四勤:眼、口、心、手齐勤。还要把勤奋与效果紧密联系起来。这样,“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就会“积久而成学”。历史学名著《日知录》就是顾炎武集他大半生札记的结晶。

懒惰与勤奋形成鲜明对立。懒惰是读书的大敌。书籍对于懒惰的人是一堆废纸。懒惰往往跟目无大志、自暴自弃连在一起。惰性,如同幽灵,时刻会侵扰意志不坚定者。只要坚定信念,下定决心,懒惰就会销声匿迹,不会兴风作浪。

3. 认真与随意

一代伟人毛泽东曾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以读书而言,认真,如同原子核一样,蕴藏着感知、情感、意志、想象、联想等的巨大能量,因此,有了认真精神,读书就能开出智能的花朵,结出学问的果实,累积起科学的高峰。举例来说,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耗时10年;司马迁撰写《史记》,费时18年;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花了27年;马克思撰写《资本论》,耗时40年;歌德创作《浮士德》呕心沥血60载[5]141……这些令人惊叹的数字“高峰”不就是用“认真”蓄积的潜能逐日逐月逐年地积累的吗?这些令人钦佩的座座科学高峰不就是用“认真”焕发的潜能逐日逐月逐年地铸就的吗?

随意或随便与认真,基本上形成对立。随意派读书,其特点是断断续续,翻翻拣拣,东鳞西爪地取,丢丢撒撒地抛。这种读书态度也不是一无所获,也有可取之处。老年人如果为了消闲,为了享受自由乐趣,可以如此潇洒地读书。青壮年应有所追求,有所作为,不宜经常采取这样的随随便便的态度。如此读书,费时少功,甚至无功。

总之,读书,不应走马观花,而应下马观花;不应囫囵吞书,而应细嚼慢咽;不应只读皮毛,而应深入骨髓;不应浅尝辄止,而应消化吸收。

4. 批判与信从

学者陈四益认为,前人读书有两种读法:站着读与跪着读。所谓站着读,就是跟圣贤书和准圣贤书,平等对话,不唯书是从;所谓跪着读,就是将圣贤书和准圣贤书,奉为圭臬,唯书是从。前人很多是跪着读。[4]867—869显而易见,我们应当赞成站着读,反对跪着读。站着读,首先,要挺起独立的脊梁;其次,要以批评或批判的眼光审读。即使对那些具有原创性、典范性、持久影响力的各类经典,也要历史地辩证地去研读。不然,误读是难免的。学者刘梦溪曾举过一个十分恰当而重要的误读儒学的例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外的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儒家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中心;还有的把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完全等同起来,以为在中国儒家就是传统。对传统儒学的误读,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违反辩证法,因强调儒学、复兴儒学不当引起了偏执;二是违背历史观点,把思想文化与社会制度混为一谈。[4]881—883跪着读就会丧失独立精神,不做书主,甘做书奴,如培根所说,把自己的大脑变成草地,任别人的思想如马蹄一般践踏。如果这样的话,正如孟子所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里借用鲁迅所讲的印度的寓言故事,姑且换个角度,以此说明丧失独立意识的可悲可叹: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去出卖。货卖完了回家,孩子骑着驴,老翁跟着走。路人看见,责备小孩,说他不懂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俩便换了个位,旁人见了,又说老人狠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桥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俩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书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不骑。这时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一个办法了,我们俩人抬着驴子走吧![1]164

参考文献

[1]邓九平《谈读书》(上),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

[2]邓九平《谈读书》(中),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

[3]邓九平《谈读书》(上),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

[4]邓九平《谈读书》(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

关于读书问题的对谈 篇3

“你还象过去一样每天要看两小时的书么？”

“不行了，视力衰退，过去两小时可以看完的书，现在四小时、五小时也看不完了。”

“你比我大七岁，也已经过了离、退的年纪了，还看这些干什么？”

“年纪老了，可以不吃不喝了么？”

“那不一样，不吃饭肚子会饿，不读书……”

“说实话，在知识方面，我现在正饿得发慌。”

他有点茫然，好象不懂我的意思。这位朋友虽然是个军官，但他参军的时候已经高中毕业，也可以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但他一直自诩实干家，就是没有读书的爱好和习惯。他顺手拿起那本大概有五百多页的《浪潮》，掂了掂，问我：

“这是讲什么的？”

“讲的是对未来世界的展望，现在有一门新科学，叫‘未来学’。”

“未来学？未来……”

我懂得了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意思是你已年过八十，还有什么未来？于是我笑着说：

“我不是还能站起来和你握手，坐下来和你谈话么？今天不死，就还有明天，明天不就是未来么？”

“不跟你扯这些了，我问你，你是哪一年解放的？回到家里，不是说所有的书，都被抄光了么？”

“书，的确是荡然无存了，用卡车拉走了，经过交涉，七七年冬退回了一部分，其中有一部残缺不全的《资治通鉴》，我历史知识差，就利用这一段空闲的时间读历史，也觉得很有兴趣，而且得益不少，对我个人来说，读中国历史，感慨最深的是中国封建主义的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特别是宋明以来的道学和礼教的影响之深，为害之烈。我还想到，远古以来，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一般市民，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颇不相同，他们都有一套相当高明的处世权术，也懂得做官之道。士大夫得意时则讲孔孟，失意时则讲老庄，或者逃禅学道，他们懂得怎样对上，怎样对下，怎样对同俦，怎样保护自己的官职。官僚主义是四化的大敌，是改革的大敌，但要彻底地清除它，看来也很不容易，老百姓是痛恨官僚主义的，但对它们硬是没有办法。”

“我同意你的讲法，别说大官大府了，连人民公社、生产队的负责人，官僚主义也很厉害，我们那里这几年‘包公戏’大流行，可能表示了一种人民的朴素愿望。……可是，你说的是读历史，怎么会和未来学连系起来呢？”

“这说来就话长，八○年以后，我得到了可以买内部发行书籍的权利，于是开始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这一类书很多，也有公开发行的，几乎整整看迷了一年，其中最花工夫的是丘吉尔的回忆录，这是一部‘大部头书’，这书没有丘吉尔特有的文采，但它的好处是言必有据，绝大部分材料来自政府和军方的档案，我从这里知道了雅尔塔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一些细节，知道了英美苏三国对战后世界的蓝图，知道了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态度。这一来，兴趣就转到中国的党史问题上去了，于是挤时间读党史和有关的回忆录，正面的读，反面的也读，读了这些，我才恍然大悟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上海地下党三次大破坏的实情，在这之前我还不知道李竹声、盛忠亮这两个大叛徒都是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重要分子，才开始懂得了看事物——包括读历史也必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具体实际，才懂得了照搬外国模式、不问具体情况、一切搞本本主义、一刀切的害处。”

“老兄，你讲了多少次‘懂得了’，‘才懂得了’，早已过去的事，‘懂得了’又有什么用处？”

“你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什么想法？……”

“这，你怀疑我对三中全会以后一切决议的态度？”他似乎有点发怒了。

“我的意见是：‘觉今是而昨非’，不知道过去走错了路，犯错误的原因，尽管口头上讲拥护，今后在实践中还是会犯错误的。你在十年浩劫中受了委屈，吃了苦，不妥协，顶住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想问你，当你第一次接触到农业政策改革的实施，听到安徽、四川实行了三中全会的农业政策……例如‘承包’、‘个体户’、‘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的时候，你怎样想，怎样看的，你一点都没有怀疑，一点都没有抵触？”

“那是有，这是老实话，还有人对我说，这会走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的话哩。我是八二年秋收之后，亲自回到过去打游击的老区去看了一下，和当年的老房东谈了几天之后才明白的。那时那个村子的人均收入还刚到一百一、二十元，可是他们高兴极了，一个劲地问我现在的政策会不会变。这时我才懂得了土改之后，合作化之后，再说‘越穷越革命’这句话是错误了。”

“哈，你也说‘我才懂得了’了！”

“这是‘闻道有先后’的问题，和你谈的读书问题关系不大。”他反驳了。

“‘闻道’的‘道’是哪里来的？也用一句古话吧，古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前一句，我你都做到了，但是不读书，感性知识不上升到理论，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懂一点历史唯物论，错误是会重复的，碰到新事物，又会犯错误的。”

“好，这一点我承认，回去之后，再把三中全会以来的红头文件再读一遍两遍……”

“这才对了，你也懂得了读文件的必要了吧，但是文件要读，理论书也要读，我劝你再学习一遍《实践论》和《矛盾论》，能下决心读一点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当然更好。不过毛主席的那两本书的好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且容易懂。这两本书，我们读过不只一次了，但你不妨试试看，经过了十年浩劫之后再读，会有更深的体会。要认识我们这些所谓老家伙，就是书读得太少了，想得太少了，知识底子薄，于是就跟不上时代，我开头说的‘饿得发慌’，就是这个意思。你我都该老老实实地承认，解放以来，我们对知识这个问题注意得太不够了，智力投资太少了。”

“饿得发慌这句话，对我说是对的，对你这样的文化人，就不对了吧。”

“你对我的估价不对。我们这些二十年代的留学生所占有的知识，正如我国五十年代进口的机器一样，早已经老掉牙了，现在是八十年代，人家叫我们‘发展中国家’，这在语言学上是一种‘委婉语词’，或者‘模糊语言’，说得老实一点，就是‘落后国家’，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不久前，一位老同志颇有感慨地说：‘要是我们在解放初期，即五十年代肯下决心，象日本明治维新时下一个“教育敕语”，挑选几十万个二、三十岁的青年干部，让他们上学校读书，学政治、学文化、学科学，精心培养，几十年之后，十万人中能出一、两千个郝建秀、李鹏式的干部，那么开创四化新局面，实现翻两番，就容易得多了，不幸的是逝者如斯，无可奈何了。’”

“这一点我同意，那，事到如今，该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是大力提倡读书。我们面临着‘第三次浪潮’，或者说科学技术上已经经过了三次‘产业革命’，现在，第四次‘产业革命’已经迫在眉睫了，再不注意这个问题是不行了。”

“十八世纪英国有过一次产业革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第三次、第四次……？”

“对，十八世纪中期，说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吧，英国发明了蒸汽机，有了火车、汽船、皮带传动的机器，这是第一次产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评价这一革命时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科学发展没有停止，再过一百多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人类又发明了发电机、变压器、电动机，可以把水力或火力发出的“能”输送到千万里之外，这就是人家所说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又发生了‘第三次产业革命’。原子能的使用开始于一九四五年，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开始于一九四六年，这之外，当然还有外层空间的探索(宇航工业)、遗传工程、合成材料、激光科学等等。第一次与第二次和第三次比，可以说是如小巫之见大巫，发展的速度也大不相同。第一次到第二次之间隔了一百二十年，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只相隔了八十年，而现在呢，单讲电子计算机吧，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制成于一九四六年，这部机器有一座洋楼那么大，一共用了一万八千个电子管，运算速度是每秒钟五千次，可是，时间只过了不到四十年，现在已经从电子管(第一代)到晶体管(第二代)，再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第三代)，又从集成电路到大规模集成电路(第四代)，这种第四代的电子计算机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可以在一块几乎方毫米的芯片上，集成几十万个元件，因此，它体积小，耗能低，运算快，可靠性高。三十八年(一九四六——一九八四)，换了四代，每一代都是一次飞跃，是不是就此停步了呢，它还在飞，还在跃，日本人放言，要在一九九0年造出第五代电子计算机，赶在美国前面，美国人当然不肯示弱。现在，微型计算机、处理机不仅已经进入了生产，而且侵入了学校、家庭、乃至文艺领域。‘计算机’这个名词是中国人给他取的(香港叫它电脑)，今后可能要改一下了，因为它的功能已经远超过‘计算’的范畴，它开始进入了‘人工智能’，它会‘感觉’，谁也不能说它不会超过‘感觉’而到达某种程度的‘思维’。反正，第一、二、三次‘产业革命’之后，科学的进步、变革，不会再用世纪计，不会再用年代计，而真的‘日新月异’了。科学是最活跃的生产力，生产力是要影响生产关系的，这些事，作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不关心、不理会是不行的。十二大以后，我们党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电脑’也已经不再是奇怪的东西了……”

“原来如此，所以你又想啃这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的世界观是和我们不同的，他对‘第三次浪潮’可能带来的前景的看法，我们也不一定能同意。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即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之前的十几年之内，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必然会带来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活乃至上层建筑的变化。这对我国的四化规划，是一个必须密切注视的信息。”

“注意到了又怎么办？我们还这样落后……”

“还是一句老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我认为是有办法可以赶上去的。我最讨厌十年浩劫后颇为流行的民族自卑感。锁国是不行的，当鸵鸟是不行的，‘我行我素’，依旧搞‘十年、二十年一贯制’更是不行的，不要忘记‘扬长避短’这句话中的那个‘长’字。中国是有许多长处的，除了地大物博(能源、资源、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稀土元素)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智慧，真正懂事的还是普通老百姓，他们说这几年生活好起来了，主要是一靠政策，二靠科学。”

“这是对的，可是在科学这个问题上，我们起步太晚了吧。”

“现在还不迟，只要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执行十二大决定了的路线、方针、政策，真正‘靠’科学，——这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智力投资分不开，不妒贤嫉能，不搞平均主义，十六年后翻两番是有把握的。我们不是在外国封锁的情况下，制造了原子弹、氢弹，发射和收回了人造卫星，从海下发射了导弹么？这些都是在被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做到的。中国人不仅不笨，而且很聪明，美国在电子计算机方面号称世界第一，但美国‘电子计算机大王’王安就是美籍中国人，美国不断吹嘘他们的宇航事业，他们宇航工业的高级研究员中有好几个华裔，高能物理方面更不必说了，丁肇中、杨振宁、袁家骗……可以数出一大批，连‘世界桥牌女皇’杨小燕，不也是中国人么？不久前报上大登的修瑞娟这样的中年知识分子决不是少数，问题还是在于坚持和认真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政策，选贤任能，信任科学，信任知识分子。从古以来对人类社会提供了多多少少发明创造的中国人，是一定能赶上科学、技术方面的新浪潮的。”

“今天报上看到，上海、广东，还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在应用和推广微形电子计算机了，我也相信，中国人是能对世界作出贡献的。”

“不止电脑这一门，在遗传工程(主要在植物学、医学方面)、宇航工程……中国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决不能算落后，只要安定团结，好好埋头苦干若干年，不管它第几次浪潮，中国是不会落后，也许还会冒尖的。”

“这一点我也相信，可是，象我们这样上了年纪，离开了工作岗位的人，又能做些什么呢？”

“做些社会工作不好吗？对青年人做些爱国主义教育，讲讲我们年轻时代受到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讲讲我们前辈推翻三座大山的艰辛，对了，假如你同意，讲讲学科学的重要性、紧迫性，不也很有意义么？”

读书问题作文 篇4

《QBQ问题背后的问题》读书心得

《QBQ问题背后的问题》书中写的是：如何提高组织内部成员的个人责任意识。个人责任就是个人力量的实践，是每一位默默领导者日常生活的自我实践。人的意识是企业运行好坏的关键要素。人在认识上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仅靠机械的架构设置或强制措施的制约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但绝不可能达到我们预想的效果。

对书中所述的故事，以及作者藉对这些故事所讲的观点还是有点同感的。工作中每天都会因问题烦恼，焦虑，每天都会听到有的人对问题推诿和逃避问题的千万的理由，每天也会有因问题而产生问题。其实都需要大家静下来反省自己，认识自己，认识问题，是不是自己的能力不够，方法有问题。还是问题本身真的那么繁琐、有难度，还是我们自己本身有问题？心态的问题。我认为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去做，没有责任感，没尽到自己的职责。都是在混。到点下班，问题越级越多，都是别人的错，自己又做了什么？

我们现在最需要用智慧去了解自己，用勇气去改变别人，平静接受无法改变的人。

QBQ的终极目标是“行动”。也就是 “执行力”。有行动，但不一定有效果，推诿、抱怨、拖延这三个行动将会让问题变得更糟糕。这三个动作是我们面临问题时最容易遇到的负面思想。这时候，要做的是思考这个让我们有负面思想的问题背后，到底有什么魔力在影响我们，让我们竟然不愿意直面问题，不愿意担当，不愿意负责。不论是QBQ式的修炼，还是各种战略理念、管理方法、生产方式，最终是要“做”出来才算的。所以，一切赢在执行力。

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全体员工行为习惯的总和，存在于每个人可见的行为上，而不是存在于看不见的思维里。

所以，有方向，则追寻，有方法，则使用，有规律，则遵守，一切的结果都在“做”上。

让我感触的最深的是作者举的公路上的广告牌上的一句话：个人责任感何在？是呀！那我现在的责任又是什么呢？在家里，做个好老公，做个好孩子；在厂里，做个上进的，让领导省心的员工。笨鸟先飞，是我现在所要做的。少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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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刻不容缓的。

QBQ的前两个原则，即说话（沟通）原则没有做好，在一个团队里，就不能称之为团队(team)，而是一群乌合之众(group)。个人担当自然无法实现，团队目标也难以达成。

让我们的提问变得清晰，可以接受，理智化，而不是质问，责问，反问，谩骂。这样的问题才会有解决问题的答案。答案在提问中引导出来。

让我们的回答变得直观，让人理解，有担当，而不是推诿，抱怨。这样的答案才能解决问题。

让下面三个问题：

[别人为甚么不认真点?]

[这种事为甚么落到我头上?]

[为甚么他们要为难我?]

变成这三个问题：

[我今天该如何把份内的工作做好?]

[我能做些甚么来改善现状?]

[我能运用哪种方式,作为别人的后盾?]

这就是QBQ提问题的技巧。一切的沟通从提问题开始，回答问题的方法QBQ也已定好原则。但我们经常偏离，因为怕承担责任？因此抱怨。

小媳妇心态，或可以称为怨妇心态？

营销卖不出产品抱怨产品不好卖，制造做不好产品认为生管未配合好等等，如此如此，我们都有在问题面前成为怨妇的负面导向。遇到问题，第一想法是把自己的抱怨拿出来，而不是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法。这是把QBQ的第二原则抛弃，把我置之事外。把事推与我无关。

或许说的这些问题确实是正确的，但是在个人层面上呢，我从QBQ的原则里，从QBQ的祷文里，从问对问题和答对问题的方式中，这些抱怨、推脱都是偏离解决问题的方向的。由此，谨遵QBQ第二原则，找清楚“我”在哪里。回答时候答出我在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做了什么，这些与要解决的问题是否有关，是否有效。

接下来说的是书里面的一篇题目“别问什么时候”。关于拖延，既是浪费时

间，浪费生产力。什么时候才能修好机器？什么时候才有物料送到？什么时候才能下班？

这又回到了QBQ的终极目标，以及所提到的一句话：我能做什么？

能做什么不是等做什么。要问的最好是：我能帮忙修机器？我能帮忙保养机器？我能预防机器再次失效？

我们每天浪费在等待和拖延上的时间有不少，由此造成设备综合利用效率降低，这是一种无形的损耗，来自我们不够强的个人责任感。

等下班的心理也是回到一句话：个人责任感何在？

古语有云：在其位，谋其政。同样，在其岗，自要承其责。思维是如此，说话是如此，最后当然是要说到做到。

从说到做到，再次引入QBQ提出的个人担当的理念之一：言行合一。

说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问为什么做不到，则有另一套可说，有千个理由。关于言行一致，QBQ的提问方式是：“我该如何将我认同的原则付诸行动？”而不是问：“他们什么时候才会说到做到？”让一切从我做起。

行动起来才是对QBQ工具的认同，才算是学习及格。至于如何到达优秀的水平，或要像QBQ一书中提出的几个人物一样，做好个人担当。或要提出更多的QBQ式的问题，在问对的问题中寻找答案。或要在组织中彻底形成个人担当，在家庭里，工作团队里，有一个良好的一致的愿景，齐心协力，解决问题，刷新业绩，享受由自己的改变而形成的良好环境，以及由个人责任感带来的成功。

综上所述，QBQ的实践原则是：

1、个人责任不是通过改变他人，而是通过改变自己力求解决问题。

2、个人责任不是抱怨团队，而是要认识个人的力量。

3、个人责任就是要适应变化，不断完善自我。

4、个人责任就是利用现有的资源与工具实现目标。

5、个人责任就是要作出具有积极作用的选择。

6、个人责任就是要不断自问“我还能做些什么”

《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 篇5

《社会成本问题》是科斯1960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经典文章，和《企业的性质》（1937年）一起成为科斯的经典论文。在这篇文章中科斯提出了两个被世人称为“科斯定理”的重要结论：一，在零交易费用的假设前提下，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资源配置最终结果与法律的判决无关；二，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则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

《社会成本问题》以一个有待分析的问题入手，指出传统经济学家因袭庀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对处理外部性问题（或者说科斯在文章中所说的“有妨害后果行为”问题）采取简单地限制制造外部性问题者或那些责任者的方法并不合适，科斯认为它们所导致后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们所满意的。科斯在文章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话中指出“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应该用什么样的经济方法来研究问题。”科斯相信“经济学家未能对解决有害效果问题得出正确结论，并不简单是因为方法上的欠缺，而是根源于目前福利经济学的方法中存在的基本缺陷。”（21页第三段）他指出“我们需要的是研究方向上的改变。”（同上）

正如我在开头中指出的那样，《社会成本问题》中涉及科斯定理的两个重要结论成为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诚然，这两个结论的提出对现代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科斯世界（即零交易费用的世界）里，权利的清楚界定能够使得资源配置自动达到最优，而法律的判决

或指说第三方，或者说政府机构的介入并未能对资源配置的最终结果产生影响，这为西方经济学所力图证明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经济制度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而更接近于现实世界的，交易成本为正的，同时也是科斯真正强调的符合实际情况的世界里，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影响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这也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交易成本的存在，甚至相当高的交易成本往往会使许多契约安排，有关措施无法实施而束之高阁。但是，就想科斯自己所指出的那样，他写作本文的主旨在与针对庀古以税收或奖励的方法解决侵害效应的欠缺提出自己认为的合意的解决方法。因此，我认为这种研究问题的经济方法，研究取向上的改变才是文章的精髓所在。仔细分析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解决方法是考虑制度安排或社会安排的总的效果，即使净得最大化，正如科斯指出的那样“显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23页最后一段）这就不限于仅仅对产生侵害效应的责任者的惩罚了，或者说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侵害者是否有权利继续其侵害行为以及受侵害者是否有权利避免受到侵害，问题的关键在于“衡量消除侵害效果的收益与允许这些效果继续下去的收益。”（同上）

我想这种分析方法上的创新颠覆了传统福利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这种新的分析范式如果用简单的术语来概括，我想应该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成本—收益”比较的分析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企业经济学所经常使用的分析范式），只不过在此之前人们忽视了它的应用。

人们习惯于用规范研究的视角分析问题，从社会伦理的角度看待问题必然得出哪些行为是应该的，哪些行为是该被禁止的，因而在面对侵害效应的问题时，人们思维定势地认为应该采取税收的方式来约束侵害行为的实施方，而不考虑这一行为的净效益，正如科斯指出的那样“我们在处理妨害后果的行为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简单地是限制那些有责任者。必须决定的是，防止妨害的收益是否大于作为停止产生该妨害行为的结果而在其他方面遭受的损失。”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读书笔记 篇6

关于《汉语语法问题分析》的读书笔记读书笔记 2009-2010学第二学期

院（系）名 称：文法学院

专 业 名 称：对外汉语

学 生 姓 名: 张芳芳

指 导 教 师：赵志强

关于《汉语语法问题分析》的读书笔记

张芳芳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文法学院 对外汉语专业 2008级02班）

指导教师：赵志强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是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创作的一部语法理论著作。这本书篇幅不大，不到七万字，但内容丰富，视野开阔。全书以语法分析为纲，结合我国语法学创建八十年来的历史和现状，对语法研究中几乎所有的问题，特别是涉及语法体系的问题，作了一个总的检讨。吕先生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多年来想写一篇文章谈谈汉语的语法分析问题。主要是为了说明汉语语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何以成为问题，说明问题的来龙去脉，借以活泼思想，减少执着。同时也可以安抚一下要求有一个说一不二的语法体系的同志们的不耐烦情绪，让他们了解，体系问题的未能甚至不可能定于一，不能完全归咎于语法学者的固执或无能。这是本文的主要用意。当然，如果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说明，能把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那也是‘固所愿也’。”

全书按“一 引言”、“二 单位”、“三 分类”、“四 结构”四部分展开论述。主要是摆问题，促使读者进一步观察和思考，但也常常摆出几种看法加以比较，指示解决问题的途径。著作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语法单位及其划分”、“词类及其划分”、“句子结构、成分和句子分析”等方面。这些问题有大有小，大的如“结构关系”、“主语和宾语”等，小的如“量词”、’“是字句”等。可以看出，作者是以一个个问题串联全文的，但是这些问题不是凌乱地堆积起来，而是被作者组织在一个语法体系之中。可以说，作者既注重摆问题，同时也照顾到了语法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对于不同的问题，作者的原则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所以有的问题是长篇大论，如“语素”、“补语”等，而有的问题则是一笔带过，如“词根”、“定语”等。在讨论中，作者主要是摆问题，分析各种处理方法的利弊得失，同时也提出自己的观点或意见。

下面我就从“单位”、“分类”、“结构”这三个方面作简单的摘要。单位

对语言进行语法分析，就是分析各种语言片段的结构。要分析一个语言片段的结构，必须先把它分解成多少个较小的片段，这些小片段又可以分解成更小的片段。结构就是由较小的片段组合成较大的片段的方式。所以，要做语法结构的分析，首先得确定一些大、中、小的单位，例如“句子”、“短语”、“词”。

1.1 语素

最小的语法单位是语素，语素可以定义为“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语素有三方面的问题：大小问题，异同问题，以及与汉字对应的问题。

1.1.1汉语的语素，单音节的多，也有双音节的，如疙瘩，逍遥，还有三个音节以上的，如巧克力，奥林匹克，都是译音。这是语素大小问题。

1.1.2 一个语素可以有几个意思，只要这几个意思连得上，仍然是一个语素，例如“工”有工作、技术、精巧等意思，都联得上，只是一个语素。如果几个意思联不上，就得算几个语素。例如“公”，有共同公平的意思，又有公侯、公婆、公的、母的等意思，这两组意思联不上，得算两个语素。这是异同问题。

1.1.3汉语的语素和汉字，多数是一对一的关系，但是也有别种情况。语音、语义、字形这三样的异同互相搭配，共有八种可能。这是与汉字对应的问题。

1.2 词和短语

1.2.1 词是语言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有音有义单位。“独立运用”是指能够单说（单独成句）或单用（单独做句法成分或单独起语法作用）。

1.2.2 短语是由词逐层组成的语言单位。在词的定义中，用能否“独立运用”来区分语素和词，用是不是“最小的”来区分词和短语。分类

给词分类有“向下看”和“向上看”两个角度。向上看--看这个单位是怎样由下级单位组成的，例如把词分成简单词、复合词，又把复合词分成并列式，主从式等。向上看—看这个单位在上级单位里担任什么角色，例如一些词经常在句子里做谓语，算一个类，称为动词。

2.1 名词

名词这个类里面最困难的问题还是怎样区别哪些动词已经转变成名词（兼属两类），哪些动词只是可以“名用”，还没有转变成名词。

2.2 量词

量词和数词也许是词类中问题最少的两类。只是量词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有那么一些词，前边可以直接数词而后便不要求有名词，如年，季，天，夜，块（毛），卷，章，节，页等。这些词可以算是特殊的名词，直接和数词组合，中间排斥量词；也可以算是特殊的量词，语义上可以自足，不需要另有名词。比较起来，似乎后一种处理较好，因为这种“自主量词”有时候也可以像一般量词那样用，如“一年时间，三天工夫，两块钱”。

2.3 动词和形容词

动词和形容词的语法特征大同小异，可以合称为为谓词。这里首先涉及的是二者的分合问题。它们有很多共同点，并且是重要特点：都可以直接做谓语，都可以用不否定等。因此，如果把它们分为两类，在讲句子格式的时候就常常要说“动词或形容词”，很累赘。但是如果把形容词合并于动词的话，又有一个问题出现，那就是：一般所说形容词，其中有的只能修饰名词，不能做谓语，如果形容词并入动词，这一部分是带不过去的。

2.4 动词和介词

我国语法界一直有一种流传颇广的意见，认为现代汉语没有介词，所谓介词实际都是动词，这话”有一定道理。汉语里的介词几乎全都是由动词变来的，可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它们一般已经失去做谓语的能力，就不便还算做动词了。介词内部也不均齐。“把”和“被”跟其余的不同，只有句法功能，没有实在意义，绝对不能当动词用。“给”字兼有这两类的性质，有时候有“给予”的意思，有时候意思空泛，接近把、被。动词分为及物和不及物，是很有用的分类，可也是个界限不清的分类。按定义，能带宾语的是及物动词，不能的是不及物动词。一个动词有几个义项，有的能带宾语，有的不能，这个动词就兼属及物和不及物两类。问题在于“宾语”的范围，是不是动词后边的名词都是“宾语”？如果把“宾语”限于代表受事者的名词，那么及物不及物的分别还有点用处，虽然“受事”的范围还需要进一步规定。

2.5 代词

代词有代替、指示作用。这里的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代词都有称代的作用，有的只有指别的作用。指别和称代是不同的句法功能，把代词分成代词和指别词两类也许更合理些。

2.6 连词

连词也有范围问题，一方面要跟有关联作用的副词（又、越、就、才）等划界，另一方面要跟有关联作用的短语（一方面、总而言之等）划界。

2.7 副词

这个类的大问题是形容词修饰动词的时候要不要划入副词，这个问题本来就不简单，又由于书面上分别“的”和“地”，问题就更加复杂起来。现在通行的说法是形容词可以修饰动词，只有

在语义明显分别的场合才算是同形的副词，“的”和“地”的区别跟词类无关，“的”是定语的标志，“地”是状语的标志。结构

3.1 句子成分和结构关系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句子里边一个成分和另一个成分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需要用一个名目或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另一方面又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看它包括哪些具体内容。比如动词谓语句里出现一个或几个名词，它们跟动词的语义联系是多种多样的，这种语义联系决定它们在句子里的活动方式，仅仅把这个标为宾语，把那个标为补语是不够的，要考察这样的名词同时可以出现几个，各自和动词发生什么样的语义关系，什么关系的名词和什么关系的名词可以同时出现，各自在什么位置上出现等。

3.2 主语和宾语

主语和宾语的问题在于位置先后和施受关系的矛盾。在多数句子里，代表施事的名词出现在动词之前（主语），代表受事的名词出现在动词之后（宾语）。但多数不等于全部，在两项标准不一致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意见。

3.3 状语

状语一般指动词前边的修饰性词语，除修饰性的状语外，还有关联作用的状语，如首先、最后、同样、反之、此外，例如等。

3.4 单句和复句

句子根据内部结构可以分为单句和复句。这里区分单句和复句涉及三个因素：一.只有一个主谓结构还是有几个主谓结构？二.中间有没有关联词语？三.中间有没有停顿？这是拿主语是一个还是几个这个标准来说，要是拿有没有关联词语这个标准说，同样有露面不露面的问题。并且这两个标准会闹矛盾。总之，像汉语这样不爱搞形式主义的语言，要严格区分单句和复句，确实困难。

以上就是我关于《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些简单的读书摘要，不过我认为本书中也是存在一些不足的。比如在融合传统语法和结构主义以及转换生成等语法的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吕先生未能很圆满地协调好各种理论和方法之间的关系，因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表现出了一种游移不定的倾向等。

不过应当说明的是，这本书的主旨在于摆问题、提思路，并不是要建立一套严密的语法体系，因此，有些问题并非吕先生的疏漏，而是由著作的性质造成的。

参考文献：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2005。

指导教师评语：

成绩：

签名：

读书问题作文 篇7

关键词：民主,经济增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自从Seymour Martin Lipset关于民主的社会经济先决条件的研究结论问世以来,很多社会学家对于民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和实证上的研究。Lipset在Political Man中的理论认为,一个特定国家的民主状况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关的。他假设,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它就越容易保证民主。在一个对于欧国和拉美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工业化、财富、城市化和教育的合力对于保证民主有积极的作用。他总结到,在政治与经济诸方面的联系中,最广为认同的就是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了。

在Lipset的理论指引下,很多学者沿着类似的思路进行了研究。Bilson认为,在一个寻租社会里,政府会利用政治手段强制的将收入再分配到政治权利集团手中,于是就束缚了社会成员自由的取得社会地位和收入。而经济的发展可以活跃社会中各经济要素,从而抑制这个过程。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与政治自由是正相关的。

相似的,Pennar等人认为经济发展到民主的过程是这样的,即经济发展使少数人先富起来,这种不平等使大部分穷人渴望平等,而只有通过民主才能达到这一点。先增加收入,再购买产品,再进行投资,然后接受更高的教育。而更高水平教育的民众会对政治和公民权利提出更高要求,于是民主产生。

最近,Burkhart和Lewis-Beck最近的研究,加上Londregan和Poole Feng进一步的实证分析,都认为经济发展促进民主的发展。Burkhart和Lewis-Beck的观点认为,我们不但可以说经济增长促进了民主的发展,甚至可以说经济发展将导致民主的发展。

相反,Mancur Olson在一个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中谈到,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因素最终导致经济发展。民主的制度比立志发展经济的专政政府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为从现实来看,一些经济落后国家得益于一个强势的执政者优越的经济政策而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往往不能持久。而那些长期保持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往往是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Olson将民主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归功于其对于产权的保护。因为保障民主和保证公民个人权力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是完全相同的。

在对待政权形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时,Sirowy Inkeles认为民主的进步和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的施展为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Feng指出,政治经济自由促进了财产权利的保护和市场竞争,这又促进了经济增长。

Leblang认为民主间接的帮助经济增长是因为保证了更高水平的财产权利。私有产权为个人提供了生产和交换的动机。实证也证实了,保护产权的国家比不保护产权的国家经济发展快,民主社会比其他类型的国家更重视产权的保护。

因此,前人的研究没有提供一个权威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使两者的因果关系始终不明确。但是,民主和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的指标,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民主更加进步,经济更加发展,所以确定民主与发展的因果关系在发展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基本框架和主要结论

(一)找到民主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依据

根据对于民主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背景的分析,对于两者的因果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有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动员①,而社会动员又会促进政治动员,最后政权制度变得民主。从逻辑上来讲这是由于,经济增长使人们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新观点,或者工业化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这都促进了社会的向民主化的转型。与之相反,有一些学者认为,随着一个国家越来越民主,经济发展也会越来越快。只有在民主社会里,老百姓才有自信认为他们积累的财富会被尊重,才会志立于创造和积累财富。还有一些学者并没有找到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发展并不直接导致更高水平的民主,因为民主的实现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一个民主的政府自身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二)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由于民主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不言而喻。一方面,经济自发的按照自身规律和自由竞争的原则来运行;另一方面,民主会促进经济中各因素,包括厂商和消费者们,在长期的经济自由的前提下来运行。于是,找到理论依据来支持民主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为了研究经济增长和民主水平的因果关系,原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其原理十分简单,假设如果X导致Y那么X的变化一定优先于Y,除此之外,如果在模型中引入X的置后能比单独使用Y的置后更好的对Y进行预测,那么,X是Y的格兰杰原因。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在样本中,34%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民主水平的格兰杰原因;31%的国家民主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9%的国家两者相互影响;25%的国家中两者没有表现出有相关关系。

(三)实证分析主要说明

相对于早期对于经济增长和民主之间关系的研究,原文成果的进步意义在于:我们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案例中经济增长先于民主,这证实了Arat的发现,经济发展不一定导致民主水平的提高,在某一特定时段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中民主水平与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但不是因果关系。有趣的是,虽然和这个研究中使用了不同的方法论,Gonick和Rosh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

但是,原文研究发现与Burkhart和Lewis Beck的不同。使用一个面板数据集,Burkhart和Lewis Beck也进行了格兰杰检验和混合时间序列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是民主产生的格兰杰原因,但是民主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原文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因果关系不能推广到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这两个研究中矛盾的结果可能是源于其实验设计、数据集或者变量的量化上的区别。

(四)文章主要结论

总之,基于对于32个发展中国家民主与发展关系的分析,原文不能对于经济增长和民主水平的因果关系给出明确的结论。即将32个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与经济增长率用明确可测量的指标来表示后,通过对其进行格兰杰检验来疏理出其因果关系的方向。原文实证研究的结论是,经济增长引起民主和民主引起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是相同的。

三、创新与不足

(一)创新之处

为了回答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问题,原文采用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这种方法相对于前人的研究中使用过的方法有许多优点。

首先,前人的研究基于横截面数据和多国数据。但是根据Jung和Marshall,一个横截面研究方法假定各个不同的国家是相同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纵向的模型设计对于我们观察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动态过程是有必要的。

其次,前人的大多数研究暗中假定要么民主早于经济发展要么经济发展早于民主,但是两个方向在理论上都是可能的。但是用格兰杰的方法没有这种假定。

再次,前的研究表明,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有延时的关系。民主可能在一个国家经济达到一定的繁荣程度之后的若干年发生,或者经济繁荣可能在一国达到民主之后的若干年发生。但是,基本没有系统的研究这个关系。在这项研究中采用格兰杰方法将两个变量设定为内生的,可以考虑到一定时期内两个变量之间各种即期和延期的影响。因此,我们主要的贡献在于,基于之前研究的论据之上,关于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建立了较为合理的模型。

(二)不足之处

原文将民主细化为政治参与度、包含度、竞争性和民事自由等几个方面,再利用从1950年到1982年共三十二年中三十二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来分析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笔者认为这样处理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文中没有详述民主四个方面是如何加权成为一个总的代表民主的变量的,那么可能作者对于这几方面在民主中所占的比例的判断不能非常客观。

二是,因为民主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是一个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这三十二年的时间中,一段时间里是民主促进经济增长,在下一段时间就是经济增长促进民主,这就好像“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三十二年的时间里,鸡生蛋,蛋生鸡,鸡又生蛋……最后我们根据最后鸡和蛋的数量来判断到底是鸡先生蛋,还是蛋先生鸡,这不太符合逻辑。

三是,将民主包含四个方面,其中每个方面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时间和效果可能不同,可能将一些民主和增长的相互作用相抵消了。也就是说,政治参与度促进经济增长时,竞争性也能会抑制经济增长,那么这两种作用的结果就抵消了。而这三方面的因素可能都是影响原文最后无法获得一个明确的结论的原因。

四、方法启示和理论启示

首先,以后试图分析民主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因果关系的研究不能只简单的将民主用可以测量的数据来表示。因为我们只想直接找到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所以为了追求几个复杂的和细微的区别而将民主分解的做法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目标。但是,未来这个领域的工作会给我们提供更为复杂的对于民主的量化要求。

其次,我们关于民主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复杂的研究发现基于将民主与经济发展简单的量化,这也表明了影响两者因果关系判断中其他可能因素的存在。这些其他可能因素包括对于发展时间的测量,地理物理学因素,比如,地区,经济发展策略,比如鼓励出口和进口补贴,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冷战联合,国内的制度原因比如被统一的制度环境所孤立,政府稳定和世界系统中的地位。

这些可能的影响会单一的或联合的对于民主发展关系发生影响的观点是不太正确的。比如各国采用不同的发展策略达到不同的成果。在南韩和台湾鼓励出口的政策带来了它们显著的经济增长。那么,如果我们说,采用不同的发展计划可能影响他们各自经济增长前景和民主的话也是符合逻辑的。同样,一个国家坚定的参与美国冷战同盟并对于美国有着重要地缘政治价值的国家,相对于那些没有加入冷战联盟的国家,其面对的市场准入挑战是不同的。美国的盟友向美国出口产品时,常常享受特别的市场准入代遇。但是美国对其盟友的影响会对这些国家的民主产生不利影响,这也是令人信服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懂得把握不同国家经济与民主的独特属性来具体分析其增长与民主的关系。我们之所以想找到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是想在了解民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机制之后,通过对民主和经济的变量进行一定的调节来让“鸡生出更多的蛋,蛋生出更多的鸡”,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的进步。但是,对于民主制度的设计和促进经济增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对方,又是与具体的国家和该国政治经济的属性分不开的。可以理解为不同种类的鸡生蛋的速度,和蛋孵化出小鸡的速度不同。所以想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相反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因此,原文的结论“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可能正是这个问题研究的终点。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的关于民主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机制等知识更有利于我们制定经济政策,通过调节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促进经济增长与民主的进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

参考文献

【1】Microeconomic Theory,Mas-Colell,Whinston, and Gree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A Causal Analysis Uk Heo,Alexander C.Tan Comparative Politics,Vol.33,No.4(Jul.,2001),pp. 463-473

劳于读书，逸于作文 篇8

关键词：生活；语言；技巧

古人说：“读书就像是熔化铜，将铜放进熔炉，用皮风箱扇风，不到铜熔化就不停止，非常地费工夫；写作就像是浇铸铜器，铜已经熔化了，就按照模型浇铸，一冶炼就成功了，只要能够识别模具，铸造过程全不费力。”这便是所说的读书多用工夫，才能轻松写作的道理，即所谓“劳于读书，逸于作文”。鲁迅先生的话更让两者之间亲密无间。他说，从前教他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写作方法，一天到晚只是读，写，读，写；写得不好，又读，又写。先生却绝不说这文章究竟哪儿不好，怎么样去修改。一条暗胡同，一任学生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听天由命。就在这反反复复的“读，做，读，做”之中，学生“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处所多起来了”。

其实，作文远非古人“浇铸铜器”那么简单，也并非先生所说的“读、做”那样模糊。虽说文无定法，但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我认为，作文不外乎四个问题，即：生活、思想、语言、技巧。“生活”与“思想”解决“写什么”的问题，“语言”解决“用什么”来写的问题，而“技巧”则是解决“怎样写”的问题。这四个问题不管是“由难而易”，还是“相生相随”，都可以通过一条途径——读书来解决。

一、“生活是写作的源泉”，读书便是读“生活”

作文源于生活，有了真实的生活经历才会书写出真实感人的情思。现在的孩子生活的确太单调，两点一线的“家”“校”生活，孩子们穿梭于各种课内外课程与单调乏味的作业堆之中，毫不逊色于一些普通成年人所承受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即使生活丰富多彩，他们也不善于捕捉到生活中的细节进而转换为文字呈现。有“源泉”却无法开发利用，的确让人烦恼，这就需要用“思想”来解决。会作文的人一定善于用眼睛观察生活，用大脑发现生活。而一个没有“思想”的人实在无法实现“观察与发现”，更谈不上“对生活的体验与感悟”。一般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会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而日益成熟。对小学生来讲，还没来得及“日益成熟”，从中年级甚至低年级开始就要面对作文，实在是勉为其难。这种“提前支取”的结果只能是学生“极不喜欢作文”，甚至害怕作文。

解决“阅历”和“思想”问题有一条捷径，那便是读书，大量的读书。读书就是跟作者一起去经历生活。曾有人问过一位较有声望的老作家：“先生，您的文章为什么能写得这样好？”回答是：“我翻阅了不计其数的书籍，能背诵几百篇的佳作。”显然，书读得越多，“阅历”就越丰富；“读书能加速人的成熟”，不仅是读文字，读故事，更是一种“读脑”。读别人的脑子，进而丰富自己的脑子。而人一旦对生活有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作文也就有了“源头活水”。

二、“语言”是写作的物质材料，读书便是蓄语言

学习语言非下苦功不可，需要一丝不苟和日积月累。这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读过的“竹篮打水”的故事——一位私塾老师为了让他的学生明白坚持阅读的好处，便让学生提着竹篮去河边打水，装入自家的水缸。最后水缸里的水未增加一滴，却让篮子变得光鲜亮丽起来……阅读之人正如这打水的篮子，尽管初时不见长进，看似白看，但随着阅读的不断深入，也就“腹有诗书气自华”了。

我在告诉学生关于读书的好处时讲得也很通俗：如果一个人连别人写好的语言都不会读或者读不明白，又如何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呢？一个老是不读书、不写作的人认为自己总有一天会写出文辞精美的文章来，那真是天方夜谭。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语言”之于作文甚至比“思想”更重要。如何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是作文和作文教学中最重要的任务。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没有捷径，只能多读、多写，二者缺一不可。小学生作为阅读与写作的初学者，“吸收”比“释放”更为重要，按韩兴娥老师的做法，“先让学生海量读背，期望他们在此基础上能写出通畅的文章”。学生在低年级时大量阅读、识字、背诵，基本不作文，到了三年级必须作文了才开始进行。这也顺应了“劳于读书，逸于作文”的古训。因此，在作文之前，请先让学生爱上阅读，大量阅读。一个有良好阅读习惯的人，会在触摸、品味别人语言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感悟力。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鲁迅的辛辣，朱自清的朴实，会让人在咀嚼的同时逐渐内化，由模仿而创造。

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坚持！“一个奇迹的发生可能就在某一个简单的重复瞬间”。就连“竹篮打水”也不会是“一场空”，何况是读书。

三、“技巧”解决“怎样写”的问题，读书可以悟“技巧”

写作技巧就是作文时运用的方法，是作者为表情达意而采取的有效艺术手段。与“阅历”“思想”和“语言”相比较，“技巧”显得简单、轻松多了。古今中外的优秀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程度都较高，其写作技巧往往是娴熟而又富于创造性。任何写作技巧——叙述、描写、烘托、渲染、联想、照应、点面结合、动静结合、首尾呼应、衬托对比……都可以通过阅读来模仿、创新。鲁迅先生也说过：“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的方法。”一句话，只要出现过的写作技巧你都可以从相应的作品中获得。

作文源于生活，基于阅读。“胸藏万卷凭吞吐，笔有千钧任歙张。”有了大量的读书积累，“腹有诗书”的孩子们才能“下笔如有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