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

2024-10-25

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精选8篇)

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 篇1

关于两性平等与社会和谐的理性思考

--两性平等:和谐社会之基

内容摘要:妇女的发展状况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两性平等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体现,是家庭、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基础和前提。妇女权益和发展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有可能转化为社会问题。在提升我党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力过程中,理应把提升落实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益,促进中国妇女发展和进步的能力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来抓。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男女两性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地位平等、关系协调,共同发展的空间广阔,有利于充分发挥妇女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因此,我们要推动性别平等,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妇女发展、维护妇女权益、实现男女平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仅需要妇女自身的不懈奋斗,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我们要重视和关心妇联的工作,切实维护广大妇女的合法权益,抵制和消除一切歧视妇女的现象,营造男女平等、文明健康的社会氛围,共同创造妇女事业更加美好的明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基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实践,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进一步完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包括亿万妇女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妇女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紧紧依靠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 其成果,也必将造福于广大妇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男女两性的平等和谐。男女平等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人人享有同等的机遇和权利,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注重男女公平、平等、和谐发展的社会。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对于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社会和谐要求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促进社会和谐。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进两性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共享成果,是建设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一、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与社会和谐

妇女的发展状况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两性平等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体现,是家庭、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基础和前提。男女平等、两性和谐发展,不是作为小康社会中的一部分被包括在小康社会建设的过程中,而是作为全面小康的前提。没有妇女的参与,就不可能激发全社会的活力;没有妇女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全面发展;没有两性的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

(一)、两性平等是社会和谐的真谛

和谐社会的建构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融洽关系,而男女两性之间的平等关系,又是这种和谐关系的基石。

1、男女平等、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主体的人,是由男女两性共同组成的,两性关系是社会中影响最为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一,它渗透于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宗教的人群的发展过程中,影响着工农、城乡、地区之间的发展进程,制约着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两性关系越平等、越协调,就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越有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2、男女平等、和谐发展是衡量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

1995年开始,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增加了“性别赋权指数”。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签署《千年宣言》,把促进性别平等、赋予妇女权利列为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专门就“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实施妇女发展纲要”等提出具体目标要求。这是从国家层面上把宪法和妇女法规定的男女平等基本原则付诸政府的政策实践,把实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为男女两性平等协调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和机制保障。所有这些充分表明,男女平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我国衡量城市和地区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也必然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指标。

3、男女平等、和谐发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 性别平等是实现社会和谐至关重要的条件,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决定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看社会是否公平,要看男女社会成员是否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看社会是否和谐,要看男女两性是否和谐发展,共生共荣。只有男女社会成员在整个社会和家庭生活中都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履行完全平等的义务,这个社会才是公平正义的社会。

4、男女平等、和谐发展是家庭、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前提 妇女是一支伟大的人力资源,她们能否成为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伟大实践的参与者和成果的享有者,对于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至关重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没有家庭的和谐,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和谐。妇女在家庭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正如印度妇女教育家卡鲁纳卡兰所说:“教育一个男人,受教育的只是一个人;教育一个女人,受教育的是几代人。”由于性别特征及其在社会繁衍和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妇女在建设稳定幸福的家庭、培育健康向上的下一代、营造良好的家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只有男女社会成员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互敬互爱、和睦相处,这个社会才是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

(二)、两大问题影响男女平等和谐发展

近几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妇女工作,把促进妇女发展纳入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作为构建和谐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积极支持妇联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建立健全了市县乡村维权四级网络,特别是反家暴网络,大力发展妇女儿童事业,取得显著成绩。各级妇联坚持服务大局,围绕中心,履行职能,在提高妇女素质、促进妇女发展、维护妇女权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妇联工作活力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但是,由于历史文化中残存的男女不平等的陈规陋习尚未完全消除等原因,在促进性别平等、两性和谐发展方面仍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和制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当前,影响性别平等、两性和谐发展的不和谐因素有两个突出问题:

1.女性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有可能扩大为社会矛盾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女性还处于弱势地位,男女两性仍然在诸如婚姻和生育、就业和参政、教育和健康、资源占有和劳动分配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平等、不和谐现象。在生育孩子性别的选择上,偏好男孩,歧视女婴。在就业安臵上,很多用人单位显性或隐性地对女大学生的排斥,使得女大学生的就业比男大学生要困难的多。在参政议政上,目前妇女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和正职的少,妇女领导梯队呈现出金字塔结构。所有这些,都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是女性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侵害的反映。

2.是忽视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筹,有可能导致男女平等被虚化

一方面,党和政府对推进男女平等问题非常重视;另一方面,有的地方和部门制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中,性别与发展这一最一般、最普遍的问题却被忽略了,女性的地位、现状和发展问题被无差别地纳入各种经济、社会和区域指标中,纳入“人均”与“家庭”指标中而隐形化,甚至消失了。这种矛盾现象,或说区域、部门发展谋划与国策的分离,客观上导致了男女平等、妇女发展这一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在操作实施层面被虚化,从而使妇女发展的诸多问题难以得到系统的、实质性的和可持续地解决。

(三)、促进两性平等协调发展的对策

妇女问题从来都是社会问题,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一项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各级政府和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

1.要积极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让性别意识进入决策层面 坚持做到“五个纳入”:把规划目标纳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政府工作的重要议程,纳入政府各部门的职能系列,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切实保证妇女发展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同步实施。要进一步完善促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贯彻落实的政策体系,构建实施国策的法制保障体系。要使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决策的基本准则,纠正与国策相悖的内容。

2.要全面提升妇女素质,为男女两性和谐发展奠定能力基础

(1).各级党委、政府应在再就业培训、受教育等方面尽快推出向妇女倾斜的政策,并采取有力的监督措施,变“软策”为“硬策”,以增强其竞争能力;

(2).各级妇联组织要围绕不同层次、不同群体妇女成长、成才的愿望和要求,深入开展“百万妇女培训行”活动,不断提高广大妇女科学文化水平和参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综合能力,使其成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和有知识、有能力、有活力、有魅力的四自、四有新女性。

3.要大力培育先进的性别文化,营造妇女发展的良好氛围

先进的性别文化,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要旗臶鲜明地倡导男女平等的先进性别文化,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性别平等意识;要多宣传妇女在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宣传优秀妇女典型;要多宣传党和政府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实施妇女发展规划的措施和成绩;要关注妇女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参政、就业、教育以及婚姻家庭生活等方面遇到的问题;要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批评、抵制落后的观念和腐朽的文化,揭露、打击侵犯妇女权益的犯罪行为。

二、妇女发展与社会和谐

(一)、妇女发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由于认识上有误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我们国家和政府对推进男女平等问题非常重视;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和部门又把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割裂开来。如在有关部门制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中,性别与发展这一最一般、最普遍的问题被忽略了,女性的地位、现状和发展问题被无差别地纳入各种经济、社会和区域指标中,纳入“人均”与“家庭”指标中而隐形化,甚至消失了。这种矛盾现象,或说区域、部门发展谋划与国策的分离,客观上导致了男女平等、妇女发展这一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在操作实施层面被虚化,从而使妇女发展的诸多问题难以得到系统的、实质性的和可持续地解决。

从上述分析来看,妇女权益和发展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有可能转化为社会问题。在提升我党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力过程中,理应把提升落实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益,促进中国妇女发展和进步的能力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来抓。

(二)、以政策推动妇女发展是预防社会失调的重要途径 从中国妇女发展的历程来看,政策的投入始终是促进妇女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性保证。正是党和政府对妇女发展的积极介入及政策投入,才有力地促进了妇女的发展。在今天,要提升党和政府预防社会失调的能力,妇女的发展与进步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因此,有针对性地完善公共政策体系,是实现妇女发展与提升建设和谐社会能力相协调的重要途径。相关政策的完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进一步完善推动型政策

推动型政策的功能集中表现在将性别意识作为公共政策的一个基本理念纳入决策主流,使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因性别意识的缺失而产生实际的性别歧视,消除由于性别意识缺失而造成的公共政策对女性发展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进而解决女性就业、女性参政、女性教育及农村妇女发展资源不能得到保证等问题。

2.推进协调型政策体系的建立

协调型政策的主要功能是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下,通过资源调整、利益分配调整等政策3.强化控制型政策体系

妇女发展相对落后的重要表现形式,是社会上还存在许多损害妇女权利的行为和歧视妇女的偏向,所以控制型政策就必须对这些行为和偏向加以控制、克服和纠正。政策控制与法律控制相比,它的反映会更及时、迅速和效果明显,因此,在推进妇女发展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强化控制型政策,以解决社会上不同领域存在的对妇女的损害和歧视。

三、两性平等与和谐文化建设

从人类社会进入到父系社会直至十九世纪末女性解放运动的第一次兴起的四千多年,“男尊女卑”、“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思想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女性作为陪衬、作为附属品卑微的过了几千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她们没有参政的权利,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而男女两性在生产生活各个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又反过来加深和巩固了这种不平等的观念,致使不仅仅男性指望生育男孩来“传宗接代”,很多女性也寄希望于生育男孩来“扬眉吐气”。新中国成立以来,“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写进了我们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在这一世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业权、参政权等社会权利得到了明显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女性整个社会角色得到了彻底的改变,由于传统性别观念的没有改变,使得性别歧视在很多方面还相当严重:

(一)体现在生产生活中的两性不平等

在我国广大农村,土地就是命根子,是一切生产生活的来源。能否平等的占有土地决定了妇女在农村社会生活的地位,也直接的影响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育观。虽然我国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继承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中,都对保障妇女土地合法权利作了具体规定,明确了农村妇女的土地权利在法律和政策上与男子是完全平等的。但起点的公平不代表过程的公平。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妇女在土地初次分配中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然而在婚姻关系变化、土地(征用)所有权和占有关系变化中,妇女土地权利流失首当其冲。特别是一些地方制定的土政策、老办法,使妇女对承包土地的实际占有、利用、收益权利,大大小于她们名义上拥有的权利。这种事实上对土地占有、利用、收益权的丧失,迫使妇女不得不依附于男性生存,造成了男女实质上的不平等,进而极大的影响了占我国人口70%的农村人口的生育观。

(二)体现在就业环境中的两性不平等

在劳动就业方面体现出的两性不平等也是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就业性别歧视充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而且无论是在刚刚走出校门的女大学生,还是下岗失业寻求再就业的下岗女工,都饱受就业性别歧视之苦。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下岗女职工竟高达67%。虽然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2000年12月8日颁布的《关于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在招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不适合从事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等为由拒绝录用或者提高录用标准”,但抑制了用人单位的“直接歧视”却抑制不了用人单位的“隐性歧视”。在国家的大政策下,多数雇主并不明确表示拒绝雇用女性,但却会在招聘过程中设臵一些与岗位、职务无关却又明显不利于女性竞争的录用标准,从而名正言顺的把女性拒之门外。因为性别的差异而不能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以及工资、配臵、升迁、培训机会等就业安全保障待遇,使众多女性本身就产生了对自身下一代甚至隔代子女的非正常性别取向。

(三)体现在生育政策中的两性不平等

在我国很多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还有这样的规定:第一孩是男孩的,一般不再允许生育,而第一孩是女孩的,则允许继续生育第二孩。因此,农村独女户是中国二孩以及以上孩次生育的主体家庭。而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失衡,主要是高孩次失衡的结果。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一孩次的性别比是107.1,二孩次151.9,三孩次及以上高达159.4。结果显示,我国一孩的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但随着孩次的生高,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升高,二孩开始偏高,三孩和四孩急剧升高现象十分严重。尽管这一计生政策规定的初衷是为了照顾农村只有一个女孩家庭的实际困难,但是在事实上造成了“一个女孩只等于半个儿”的社会效应,使女性在出生伊始就被定义为弱势群体,给老百姓心中造成了潜在的心理暗示:要千方百计生儿子。

由于传统性别观念形成的长期性、顽固性以及后期发展的延续性、多样性,使得我国社会中的两性不平等现象也随之长期、普遍的存在。而我国现今社会中出现的大量的“失学女童”、“下岗女工”、“农村失地妇女”等两性不平等的现象又延续并加剧了两性不平等观念的发展,并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观念。这种观念和现象相互影响、相互加深而造成的恶性循环最终成为影响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源,为和谐社会的构建留下重大隐患。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男女两性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地位平等、关系协调,共同发展的空间广阔,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妇女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要推动性别平等,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做到:

(一)完善维护女性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

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涉及保障女性生存、发展和权益的法规、规章有百余件,加强女性权益保障法规的可操作性和刚性,应当成为当前和今后完备女性法规的重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抓紧围绕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大力完备涉及女性权益的法规建设和管理制度建设,使法律体系的发展与性别平等、两性和谐发展的客观实际相适应。(二).着力治理经济领域的性别不平等

一是建立健全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监督相关法律的实施情况,消除劳动力市场中制度性的性别歧视现象。二是公共部门率先实施性别平等的人力资源政策,正确引导企业充分认识女性人力资源的价值,明确企业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三是尽快完善包括社会统筹的生育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使非正规部门的妇女群体能享受到各种服务和社会保障。四是制定和实施社会平等的社会政策,修订不平等的退休政策,消除妇女在就业和职业生涯方面的制度不平等。

(三)、切实提高女性参政的程度

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制定更为积极的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妇女参政比例目标,改变以男性为主导的政治文化和领导干部选拔机制;制定积极的促进妇女参政的政策,矫正目前存在的政治和决策领域男女参与机会不平等的局面。要清理大众传媒中对女干部的负面描写和性别歧视,消除那些强化角色定型的宣传报道,为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营造良好的氛围。

(四)、建设平等、和谐、文明的先进性别文化 要提高大众传媒的管理者、制作者和传播者的性别意识,增强其推动先进性别文化构建的社会责任感。应制定和实施具有性别平等意识的法律和政策,规范大众传媒的内容和传播方式,防止产生不利于平等和谐的性别关系的社会影响。通过现代的、易于为大众接受的方式对社会公众进行性别平等的宣传和倡导,使性别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

四、坚定信心,开拓创新,把妇女发展事业推向前进 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妇女运动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发展,亿万妇女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一支伟大力量;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以主人翁姿态投身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妇女的自身解放与发展才能拥有无比广阔的前景。

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 篇2

1 目前女大学生就业现状

1.1 女大学生就业率低于男大学生,就业质量差

根据课题组对浙江省近两年高校大学生就业情况调查显示,女大学生的就业率只达到男大学生的84.2%(个别专业除外)。女大学生初次就业率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在调查的女大学生中,签约率比男大学生低于约8.4%,在未签约的毕业生中,72%是女大学生。近几年来,关于女大学生就业困难和就业不公平的文章经常见到。“男女平等”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和我们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但许多用人单位由于性别歧视的影响,为男大学生提供的岗位远远多于女大学生,近年来的一些企业或用人单位在招聘中非常清楚地写到“本单位只愿意招聘男生”或“在相同条件下男生优先安排”,致使男女大学生在就业机会中出现明显的不合理和就业竞争的不公平性。在相同的条件下,男大学生的就业率明显高于女大学生,其就业质量和就业满意度也高于女生。通过调查得知,某些企业和用人单位招聘员工时仅从自身局部利益思考,把招聘女大学生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片面夸大,个别单位即使招聘女大学生,但拟付工资也明显低于男生,安排在关键或重要工作岗位及提拔到担任领导或管理队伍的女大学生人数极少,在同一单位同一岗位,男大学生的工资水平高于女大学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课题组的调查数据得知,截止2012年3月30日,2012届女大学生不仅签约率明显低于男生,而且一些女大学生不得不通过接受较低薪资和与专业相关度较低的工作来实现就业,其就业质量与签约薪资明显低于男生,女大学生就业层次相对较低。

1.2 女大学生就业性别歧视仍然严重,就业保障低

调查结果显示,在近年一些大学生毕业分配招聘会上,一些用人单位宁选条件较差的男大学生,也不愿挑选条件优秀的女大学生,在我们调查的女大学生中,有80.6%的女大学生认为,性别歧视是她们就业中的最大障碍,同时有64%的女生承认她们在就业过程中遭遇过性别歧视。另有38.4%的女大学生在求职中经历过多次被拒的情况。针对目前的就业市场现状,一些企业和用人单位利用女大学生年轻没有社会经验及法律知识欠缺等弱点,与女大学生签订有损女性的不公正劳动合同。这些劳动合同只是单方面地保障本企业本单位的权益,而对大学生的责任、义务及解聘条件做出明确严格的规定,某些单位在劳动合约中限制女性的基本权利,如生育权、婚姻权等。有些单位虽未做硬性规定,但一旦生育离岗,升职、加薪都将受到极大影响,使得大部分女职员被迫将生育计划一拖再拖。类似这方面的规定严重地侵害了女大学生的权益,使已经就业的女大学生缺乏相应的保障,女大学生就业更加艰难。另有许多用人单位都对女大学生有更高的要求。如对女大学生户籍、年龄、身高、学历等进行限制,甚至额外附加条件,而将女大学生拒之求职门外。

2 以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女大学生就业难产生原因

2.1 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及国家法律机制不够健全

由于受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过去我国女性的地位相对卑微,“男尊女卑”、“重男轻女”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女性人才的开发和使用在我国长期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习惯于强调女性的家庭角色而忽视其社会角色。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甚至部分女大学生自己也深受传统封建思想影响,而影响其独立价值观和自强、自立性格的形成。由于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至今社会上仍有一部分人认为女性就应该是男性的附属品,女大学生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以及成就都不如男生。女大学生结婚和生育的客观原因使得单位雇佣成本要比男生高,致使某些企业和用人单位提供给女大学生的就业空间相对狭小,甚至出现一些用人单位根本不招收女大学生的现象。与此同时,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机制不够健全,虽然在各种制定的法律中都有不得实施性别歧视的相关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却没有规定举证责任归属,出现制度模糊。由于制度落空,执行机制不完善,相关监管部门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力度不够,使得现在出现的各类性别歧视现象得不到有效制约,各种法律和制度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没有对女性劳动者的就业权提供保障。一些用人单位利用法律空子进行隐性招聘,逃避法律的责任。同时,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健全,从自身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企业更愿意招收男生。

2.2 女大学生定位不准,缺乏竞争意识

目前一些女大学生有着不正确的择业观和价值取向,并陷入了就业误区。女大学生是知识女性群体中最年轻和最富有活力的一部分,她们积极向上,勇于进取,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她们在学校里大多成绩优秀和不甘落后等特点。但是由于受惰性思想的影响,女大学生们对创业却较为害怕,不敢尝试。有些女生不愿承担风险和付出辛劳,同时有些女生又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水平,对自己向往的职业缺乏客观的认识,把就业的目标都集中到那些体面的“白领”阶层工作上。另有部分女大学生,传统的求稳心态使得她们不敢向无十分把握的职业投递简历,她们往往是按照顺应社会大众的取向来选择职业,对那些具有开拓性、前导性的职业不敢轻易尝试,缺乏充分的自信和勇气,畏缩不前持观望态度。还有一部分女大学生处于矛盾心理,她们不愿进入平凡的职业生活,又对风险性较强的职业害怕失败,缺乏竞争意识,她们的矛盾心理使其优柔寡断,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而错过许多理想的就业机会。

2.3 女大学生就业心理和自身素质的影响

目前我们国家正发生着急剧的变革和处于社会转型期,出现新旧观念的激烈碰撞,使正处于人生重要时期的女大学生产生心理冲突,并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近年来的各种调查研究数据说明,目前女大学生在心理上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她们各方面的状况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在近几年女大学毕业生中常见的心理缺陷主要有自卑、怯场、依赖等,严重妨碍着女大学生的正常就业,有些女大学生背着各种思想包袱去同企业单位见面,过重的思想包袱常常使她们不能正常展示自己的优势。在就业方向上,很多女大学生过分强调单位的舒适性、稳定性,不愿意到生产第一线,对学校、家庭及其他社会关系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不愿通过自身的主动参与和积极竞争去赢得用人单位的青睐,从而错失了许多在事业上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有些女大学生缺乏就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业时期望值过高,自负心理严重,存在幻想,嫉妒心理和攀比心理强烈,不满足一般的工作。另还有些女大学生找工作时心理上易激动,不够冷静,缺乏耐心,情感脆弱,害怕竞争,缺乏勇气、意志力及良好的综合素质。另外,高校对女大学生的教育和指导不够完善,在就业指导上往往缺乏针对性,特别是对就业技巧、心理状态和综合素质等方面的培养及引导不够深入细致,确实有效,致使没能帮助女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就业观。

3 社会性别视角下女大学生平等就业问题的对策

3.1 重视提高社会性别意识,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

我们要重视提高全社会性别意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也是提高女大学生就业率的社会文化基础。我们要通过各种渠道大张旗鼓地开展社会性别意识的宣传教育活动,从而形成一种全社会重视和认真看待社会性别问题的风气和文化。同时,我们要将社会性别平等意识融入到各级教育体系,以有利于人们消除性别不平等的意识,使我国的女性真正享有和同男性平等的权利,真正意义上提高性别意识也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因此,大众传媒、社会舆论要改变过去只注重对女性的外貌形象、气质、男人的好助手等角色宣传,改变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定位,重视女性社会价值,为社会营造社会性别平等的氛围,才能为女大学生的就业、发展提供一个比较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我们要教育所有人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思想和理念,特别是女大学生要自强自爱,充满自信,这将有利于为女大学生就业思想的开放和就业道路的拓宽。

3.2 政府要完善法律法规及社会保障体系

女大学生是否能够顺利就业,避免在就业过程中遭受性别不公平情况的发生,特别的需要国家和政府出台一些政策及法律方面的保障措施。政策要想顺利的贯彻实施必须要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作后盾支撑,所以,目前我们要做的首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社会实际及切实需要的就业法规,从根本上保障女大学生有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有了一个符合我国实际又完善的法律和社会保障制度是真正解决当前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有力保障,同时也是对招聘企业和用人单位的有效监督。进一步完善、细化现有反就业歧视法律、法规,使之更具操作性,修改现行法律中不利于女性就业的规定,明确规定就业歧视的判断标准和就业歧视行为,完善反就业歧视的法律救济程序或建立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机构,建立健全生育保障法律制度,将生育成本社会化。我们要加大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督力度,减少对女大学生就业市场性别歧视现象的发生。地方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有关就业政策,以增加女大学生就业的机会或是与男大学生享有同等权利。另外,我们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女职工的保险责任由单位承担改为社会承担,以减轻企业成本,从而增强企业和用人单位录用接收女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3 引导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高校对女大学生就业要有针对性地指导,要帮助女大学生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对自己选择工作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适中的就业期望值,切忌不要盲目攀比、好高骛远的不切实际,同时也要有自主择业的现代意识。针对目前用人单位出现“性别歧视”现象,女大学生在就业时要能够正确看待并做好心理承受准备,就业过程中女大学生要学会发挥优势,克服自身的劣势,选择自己有优势的职业,同时,也应该接受“先就业,后择业”及“自主创业”的现代观念。传媒应该加强对女性正面形象的宣传,积极鼓励女性在社会中寻找适合自己发挥才能的位置,正确引导女大学生落实就业岗位。与此同时,女大学生应清楚知道眼下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要学会审时度势,正确把握自己,实事求是、客观准确的定位和评价自己,认真规划好自己的职业生涯,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同时,国家和地方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措施,积极引导和鼓励她们到基层建功立业,支持女大学生自主创业。

3.4 提高女大学生的自身素质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女大学生应当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以自己的出类拔萃和优秀表现来改变社会传统的意见和错误看法,要注重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和综合素养,要努力学习专业前沿信息,拓宽自己各方面知识才能,努力把自己培养成高素质的综合性人才。同时,女大学生要增加社会实践的能力,以拓宽知识面和动手能力,女大学生要客观分析自己的就业形势,积极寻找任何就业机会和在合适的时机下自我创业。女大学生应保持良好的择业心态,发挥自身优势,把握机遇,积极主动地去就业或创业。要勇敢地面对现实,注重自己的抗受挫能力和抗压能力提高。另外,学校应加大就业指导工作的力度,在指导就业工作时要有明确的针对性和具体办法与措施,以使女大学生在择业和就业过程中,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同男性进行公平竞争。

2011年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课题(课题编号:L2011B020)

参考文献

[1]徐莉.大学生就业与性别歧视——以武汉市女大学生为例[J].学习与实践,2010(6):112-118.

[2]谭花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32-34.

[3]傅静.从性别歧视的角度简析女大学生就业问题[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86-90.

[4]王树岩.高校应对毕业生就业难的观念与举措[J].现代教育管理,2009(3):109-112.

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 篇3

问何谓社会沟通?

青社会沟通的基本含义,是讲不同社会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社会群体、社会组织)之间通过信息交流,从而对彼此的观点和行为产生作用和影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交流观点和看法,以寻求共识,消除隔阂和误解。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每天都在发送和接受各种信息,并做出自己的反应,也就是说都在从事社会沟通。

英国学者帕金森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帕金森定律:“因为未能沟通而造成的真空,将很快充满谣言、误解、废话与毒药。”就是说,现实中许多的不愉快、不顺畅,不成功,很可能与缺乏沟通或沟通不成功有关系。

有效和顺畅的沟通,是营造良好人际关系,使人获得精神上的满足的重要手段。对一个群体或社会组织来讲,只有通过沟通,才能有效地在成员之间、各个系统之间传递信息,协调内部的关系,调动其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统一其成员的行动,并增强群体和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

问当下信息化时代的社会沟通有什么特征吗?

李信息化时代的社会沟通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为政府与社会沟通提供了新平台,也就是说,沟通方式正由传统行政沟通方式向互动式沟通方式转变。

互动式沟通则是指地方政府与公众基于共同的需要,在一定的规范和条件之下,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所进行的交互性的信息传递和共享的过程。

治理意义上的互动式沟通与传统的行政沟通相比,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政府与公众是作为平等的主体,并且双方是交互性的:在沟通行为上,强调一方对另一方的行为积极回应;在沟通范围上,主要是指各层级地方政府与目标公众之间的沟通,较少涉及政府内部流程中的沟通;互动式社会沟通在沟通时效性、信息传递渠道、沟通载体多元化、信息传递质量和效率等方面具有相对传统沟通方式明显的优势。

现在,整个社会从思想底层或认识深处,还缺乏对政治沟通的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

问当前我国社会沟通有哪些问题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青当前我国社会沟通,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是缺乏应有的沟通平台,沟通渠道不顺畅。当前社会正处于社会矛盾多发期,要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尤其是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必须健全顺畅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或机制,为各利益主体提供充分的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性平台。

二是政府部门与社会大众沟通中,群众对政府不信任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抵触。因为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群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程度有所下降,在某些情境下,只要是政府倡导的、政府发布的信息、政府做出的规划或事项,部分群众总是怀疑,不相信。当前比较普遍存在的干群矛盾,许多都是源自于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解决的办法,当然不是指责群众,压服群众相信政府,而是加强政府的公信力建设,建设诚信政府。

三是社会成员的沟通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相互提防、互不信任的问题。当前,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问题确实多发,谣言、谎言无处不在,社会诚信问题成了社会大众相当关注的现象,这给社会沟通带来巨大的阴影和破坏。社会成员因为缺乏应有的沟通,或沟通的信息出现失真,从而造成相互之间的隔阂和误解。解决的办法,当然主要是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建设一个诚信社会。

问怎样的社会沟通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或者说,社会沟通不畅通这一问题在当下的症结是什么?

荆从理论上讲,社会沟通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其中包括经济沟通、文化沟通、政治沟通等。

对目前的中国社会而言,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各种社会问题对政治的诉求日趋紧迫和激烈,所以,社会沟通问题已然聚结在政治沟通上。可以肯定的是,畅达互动的政治沟通,有利于避免社会矛盾激化甚至消除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好的政治沟通的实现有赖于三个条件:第一,政治运行机制在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对政治沟通提出了要求;第二,政治运行机制可以实现政治沟通;第三,政治决策层乃至整个社会在认识上高度重视政治沟通。

以我个人的观点,这三种情况我们尚有相当的距离,尤其是第三点。现在,整个社会从思想底层或认识深处,还缺乏对政治沟通的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在很多人看来,政治沟通或者政治传播是为西方特有的政治竞选服务的,认为中国政治运行有自己独特的政治信息流动体制,因而,从整体上不需要借鉴国外的政治沟通和政治传播。这种认识首先从思想上拒绝了政治沟通,必然在实践中会阻碍中国社会政治沟通的改变和改善。

弥合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形成社会舆论合力,在这种努力中,官方话语首先要放下身段

问阶层之间、群体之间因社会差距产生的社会隔阂,是加强社会沟通的迫切性的现实依据。社会沟通在这方面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丁沟通需要平和、平等的心态。平和来自从容的生活和开放包容的心态,以及对于生活的深刻理解,对于人类本性的深刻感悟。

平等是个人信仰和文化的积淀,它产生于对社会地位、权力财富等的正确认识。费孝通说,在实现小康之后,心和心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特别重要。尽管人们的地位、财富、知识、能力不一样,但平等对话是最基本的。这需要理性平和、谦卑和蔼的心态。

在一个急速转型的社会,理性平和谦卑的社会心态是最难能可贵的。从家庭开始,到机构和市场,甚至到政府治理,莫不如此。反过来,社会转型过程中本身不可避免地蕴含着急躁和非理性地社会情绪,加上转型过程中的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以及各种社会不公平现象,都会潜移默化地改变甚至恶化着人们的心态,逐步导致社会内在规范的失序,包括道德失范,一旦出现突发事件,这类社会内在规范的失序就会显现出来。

因此,通过有效的社会沟通培育一种平和、平等的社会心态,又以这种健康的社会心态促进有效的社会沟通的实现,就是良性的社会循环。

问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常常存在“自说自话”的情况,被形容为“两个舆论场”。如何打通“两个舆论场”,弥合分歧?

荆社会沟通不畅,一个直接的表现是“官方”与“民间”在话语上“各说各话”。官方话语体系,是国家权力结构的公共政策传达、权威信息发布,它具备鲜明的政治目的性和严谨的规范性。而民间话语体系,是长期积聚的各种民间思潮的舆论表达。弥合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形成社会舆论合力,才能培育和保持整个社会对政治稳定的“忠诚度”。在这种努力中,官方话语首先要放下身段。

第一,要认识到党和国家与老百姓的立场是内在一致的。毫无疑问,我们官方话语是站在党和国家立场上的理论表达。不能忘记“党和国家立场”就是人民大众或老百姓的立场。

第二,作为政治沟通话语的主体,官方话语体系的口气应是“仆人”的口气。不认识到这一点,官方话语体系就难免存在生硬地教化、教训老百姓之嫌。

第三,转变政治话语用词。再抽象的政治道理也是说给老百姓听的,因而要尽可能用老百姓的话说给老百姓听。要尽量淡化空洞抽象甚至是宗教式的口号。近几年,中央开展“走转改”,在官方政治话语这个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比如,现在一些官方媒体的微博就越来越接地气,越来越受到老百姓的注意和喜欢,其在政治沟通中的正面功能越来越彰显。

(摘编自《北京日报》2013年7月3日)

论述社会平等的800字作文 篇4

“偷井盖”是个老词,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偷井盖的人最多,偷来也最好卖,一个井盖几百块。据的新闻报道,太原市每月丢失井盖300多个,损失10余万元;天津市每年丢失各种井盖3000多个,损失近300万元。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么多井盖偷窃事件都和河南人或“河南籍犯罪团伙”有关。通过搜索引擎搜索近十年的新闻档案,也几乎看不到“河南人偷井盖”的报道。“河南人”和“偷井盖”出现在同一短语里似乎缘于一种偏见的、以讹传讹的错置。

当一扇窗子被第一块石头砸碎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石头扔向这扇破窗。这就是詹姆斯•威尔逊和乔治•克林提出的“破窗效应”。重要的不是谁扔了第一块石头,而是破窗的过程。正如重要的不是谁在90年代提出了“河南人偷井盖”的说法——现在已无从查起,重要的是这种说法在民间不断发酵、传播,让河南人成为偷盗和诈骗等低成本犯罪的代名词。

媒体还曾报道深圳某处警方挂出“捣毁河南籍诈骗团伙”的横幅,某些地方政府也打出“打击河南籍勒索团伙”的标语,还有媒体以“河南”为关键词给犯罪新闻取标题来吸引眼球,以此迎合社会偏见和读者趣味。

暑假到河南旅游过,在洛阳见到当地导游后,导游便跟我们说:“我们河南人在全国名声不太好啊,希望大家通过接下来几天的旅程可以对河南的印象有改观。”不可否认,河南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人多、乱、环境差,即使是在省会郑州,也是三轮车摩托车遍地行驶,整个城市乌烟瘴气的景象。但是河南人给人的印象,却不像相传的那么差,朴实是河南人给人的整体感觉,他们脸上总是乐呵呵的,而且都是很大方的。在河南的饭店吃饭,每样菜的分量都是很大的,绝对让人吃个饱,让外地旅客感受到河南人的热情满满。

大众善于接受表面的、简单的逻辑,拒绝承认复杂的矛盾体,以为所有事情都互为因果。时间一长,会让无辜的人不得幸免,甚至让河南(推而广之还有新疆、东北、福建、安徽、苏北等等)人产生自轻自贱心理,羞于说出自己家乡的名字。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华夏土地上,我们应拒绝地域歧视!

作者|李增毅

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 篇5

张英哲

平等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在当今国际社会中成为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竞争中的一种软实力,而中华文明被西方社会中的政治话语者和中国的盲从者而不是文明研究者描述为专制等级的不平等文明。可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中西方历史所展示的中西文明的理论及社会实践,却会发现,自成熟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西方文明,两千余年来,一直未能在西方国家根除等级观念,一千年前统治者他们的后代到今天还是这个国家的君主,具有贵族血统的人直到今天在身份上仍然与普通人有所不同;而一个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个平民可以把皇帝推翻自己做皇帝的国家,如果没有深入人心的平等观念,何来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显然,在社会实践上,在中华文明更具有实际意义,而能在社会实践上追求平等的中华文明其在思想根源上,必定拥有深厚的平等价值观。

实际上,成熟于与古希腊罗马同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华文明,早早就建立了一个社会成员可以上下流通没有等级的社会。而当今把中华文明看成专制的等级文明,而把平等当做诞生于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显然是违背历史的,这种认识和历史事实的差异,证明:不是中西文明史错了,就是人们对中西文明认识错了,我认为是后者,而这种认识上的错误,其原因在于西方强势的话语权与中国由于在清末的失败而在思想上制造的根深蒂固的崇洋心理。

要阐述中西文明中的平等,必须要对平等做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必须具备“普世”而不能带有不同文明色彩的,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中,平等的定义是不同的。当今平等是西方所推崇的“普世价值”,那就是说,西方文明中对平等的定义是超越不同国家,超越不同文明的,因此,用西方文明中对“平等”的定义,来证明中华文明具有平等思想与平等的社会实践就更具有说服力。

即便在西方,不同的理论者对“平等”解释也是有差异的。当代美国学者J.B.罗尔斯把社会平等表述为“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但显然,他并不否认不同的职务和地位在社会中所拥有权利上的不同,而是强调每个人都有获得任何职务和地位的“资格”。相对于理论学者的定义,作为法国当时宪法的基石,产生于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更具有权威性,宣言指出:“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本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可按他们各自的能力相应地获得一切荣誉、地位和工作,除他们的品德、才能造成的差别外,不应有任何其他差别。”

从《人权与公民权宣言》里所提到的平等,显然可以看到有这样几层含义,第一、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处于同等的地位,享有相同的权利。第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处于相同的地位并不是否认差别,差别应当存在且必须存在,因为一个权利完全平等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庸人社会。

第三、产生差别的原因是人在品德和才能上的不同,而不是其他方面,包括种族、出身、或者财富等除品德和才能之外的一切不同。

显然,这个定义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但并不完善),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不论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或者印度文明,如果能建立一种这样的平等社会,这样的平等社会无疑是最具有进步意义的,它给与每个人都拥有在这个社会中得到自己满意的地位的机会,而得到自己满意地位依靠的是自己的品德和才能。

中西方文明中平等思想的根源,产生于大致相同的时期,即公元前四五世纪。在中国,对平等思想阐述最深刻的是《礼记.礼运》,文中对大同世界的描述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

大同。”,“天下为公”是最具有理想色彩平等,而“选贤与能”则是用于治理“公天下”的社会选拔机制,这与《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中的平等思想如出一辙。

在中国社会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中的“礼”,通常被认为是指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等级观念和社会秩序。如果以此来否认儒家的平等思想,这是南辕北辙的。如前所述,任何一个平等的社会,是提供机会上的平等,而不是否认差别。在“天下为公”的基础上“选贤与能”,品德与才能不同的人必然在社会分工中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而不同的社会地位必然要用一种秩序来规范,这才是“礼”的核心,“礼”强调的是秩序,而不是“等级”。“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此天下之通义也”,核心涵义也是“礼”。实际上,儒家思想并不排斥“少”可成为“长”(自然规律,无人可排斥),“贱”成为“贵”,“不肖”成为“贤”。这就是机会上的平等。

而相对应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文明,对平等阐述以普罗泰戈拉对平等阐述最深刻。他将平等理解为所有人在教育、财产、种族等方面的平等,甚至突破现实政治和法律界限,认为平等也应当包括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平等,但他的思想显然没有成为古希腊文明的主流思想。而对西方文明影响巨大的柏拉图在其《理想国》描绘出:国家应当由哲学家来统治。理想国中的公民划分为卫国者、士兵和普通人民三个阶级。卫国者是少部分管理国家的精英。他们可以被继承,但是其他阶级的优秀儿童也可以被培养成卫国者,而卫国者中的后代也有可能被降到普通人民的阶级。这显然是也体现了在国家治理上的“选贤与能”的思想。

因此,可以看出,对于“平等”的思想,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都强调不同人在的权利地位上的平等,都强调了“选贤与能”的国家治理机制。但是中华文明中的“天下为公”思想则相较于西方的平等观更深刻,因为“天下为公”中的平等涵盖更广泛。再者,普罗泰戈拉的“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平等”思想并未成为西方文明思想的核心,占西方文明主流思想中的平等是不包括奴隶应该得到平等待遇的。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文明的三大特征之一就是“奴隶性”。因此西方的“平等”带有先天的不足,它的是在按照种族血统对人划分之后的不平等基础上,同一种族血统的人才具有平等性。古希腊以及之后作为古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古罗马,一直是奴隶制,即便到了中世纪的欧洲,也是由封建主与农奴构成的主要基于不同血统不同出身的等级社会。这种等级社会使得奴隶或者农奴从来就没有机会成为这个国家的管理者。

在古希腊,最具平等色彩的雅典,也是少数人的平等,占人口90%以上的奴隶是不具有平等地位的。古希腊思想家普罗泰戈拉的“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平等”也仅仅存在于他的思想中,成为希腊文明的一闪而灭的火花。在古罗马,著名的法学家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他说:“事实上有一种真正的法律与自然相适应,它适用于所有的人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与古希腊相同,西塞罗著作中的“所有人”同样并不包括奴隶。除了普罗泰戈拉,其他西方思想家的平等观实际上都是基于公民而非包括奴隶所有人的平等,因此,西方的平等是一种等级之上的平等,是首先按照种族血统出身将人分为不同等级后而在等级内的平等。而这一依照种族血统出身建立的平等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

在西方中世纪,社会由封建主和农奴构成,封建主是世袭的,而农奴却不论品德与才能如何都不能成为国家的治理者。当资产阶级由于经济地位上升而通过革命打到封建主成为国家的统治者,他们所提出了现代的平等理论,也同样并没有对“所有人”实现平等,等级观念依然扎根西方文明。他们只是消除了贵族和平民因血统出身产生的不平等,而并未消除种族上的不平等。当西方一边宣扬平等思想的时候,一边是对黑人的奴役和对印第安人的屠杀。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西方最具有平等意识的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仍在为黑人在法律上与白人平等而奋斗,他并因此而献出生命。

我们梳理一下西方的平等,可以看出西方的平等是一种“台阶式平等”,种族血缘出身,是一个个台阶,在相同的台阶上,是平等的,但是,不同的台阶,却是具有极大的不平等。即便今天,种族这个台阶,在西方文明中仍未消除。奥巴马,这个在上个世纪美国法律上还不具有平等地位的黑人总统所说的“如果超过十亿的中国居民也像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因为那是这个星球所无法承受的。”表明种族观念是深深扎根于西方文明的。

在中华文明成熟的春秋战国时期之前,西周实行的是和欧洲中世纪类似的封建制,王分封土地给王族功臣,为诸侯国,但是,进入春秋战国,这一依照血统出身分享权利的等级观念分封制就逐渐被废除,到秦统一,全国就以郡县制而取代分封制,统治国家和郡县的是那些具有品德和才能的人。商鞅变法中“奖励军功”实际上就是废除贵族特权采用“选贤与能”的人才选拨机制。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清贫之士依靠自己的才能成为诸侯的大夫屡见不鲜。早在汉朝,中国就全国竞争性考试来选拔官吏,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参加考试而成为国家管理者中的一员。汉武帝还建立察举制,郡可推举孝廉这样有优秀品德的人成为国家的管理者。而产生于隋朝的科举制度,一直实行到清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从汉朝开始的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比西方早了两千多年。这种制度废除血统出身制造的不平等,社会上的人才不论出身都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管理者。整个中国古代时期,只有皇帝一人是世袭的,而皇族除了世袭享受一些经济和政治上的权利外,并不必然成为这个国家的管理者。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前就给予每个人在机会上的平等,建立了每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品德和才能取得优越地位的政治制度。这是自秦汉时期开始,中国在长达十几个世纪中一直领先西方的根本原因之一。

即便在其他方面,中华文明也显示了他的平等性,在宗教上,来自印度的佛教,来自中东的伊斯兰教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一直是和平相处的,在中国从未发生过因宗教引发的战争,任何宗教进入中华文明后就被中华文明吸收而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古代西方,宗教战争却屡见不鲜,即便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基督文明并没有以平等的心态看待伊斯兰文明以及其他文明。在种族上,少数民族掌握了中国的政权并接受中华文明后,其就成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而并因种族受到歧视,南北朝时期众多的少数民族政权,蒙古族的元政权,满族的清政权,其政权历史皆成为中国与汉族政权历史一样的“正史”。这些异族进入中国后接受中华文明就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不因他们的种族而被中华文明排斥为文明上的异国人,而被当做文明中的中国人平等对待。中华文明对人的“归类”是按照文明本身来归类的,不论什么种族,接受中华文明就是中国人,所以,古代蛮夷都可以在接受中华文明后同化为中国人。

如果对比中西文明成熟的时机,可以发现中华文明的平等的观念,与西方文明中的等级观念,是深受文明成熟时候社会制度影响,至少,这种社会制度的影响,在中西文明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中华文明成熟的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古代分封制瓦解时期。随着分封制瓦解,郡县制建立,国家治理中除了皇帝本人,整个官僚集团的产生就不依赖于血统出身,而依赖于考察德才的选拔机制。伴随分封制瓦解的是奴隶制瓦解,农民成为这个国家依法纳税的生产者,而不再依附贵族,因此,依照封建制度的本身涵义,实际上,在中国秦朝时期就已经废除了封建制度。中华文明成熟时期就是一个废除血统出身而依照品德才能选拔国家治理者的平等社会建立的时期,因此中华文明天生具有平等思想,并以此指导社会实施平等实践。

古希腊文明成熟时期,它还处于奴隶制时期,之后的古罗马更是西方奴隶制的巅峰时期,再往后的中世纪,才是与中国西周时期类似的封建分封制时期,从古希腊这一西方文

明成熟之后两千余年西方一直是一个基于血统出身的等级社会,这必然会使得西方文明难以产生平等的社会实践。因此中西文明在平等上的社会实践上是大相径庭。

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 篇6

一、社会变革与贫富分化的交互关系

社会变革分为两种:一是政权更替,社会性质不发生变化:二是社会革命,社会性质随之变化。但,不论哪一种方式,都不曾也不可能有效地消灭贫富分化。所谓&“有效&”,是指在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前提下。

贫富分化包括权力和资源的不平等两种。资源,在口语习惯中,&“钱&”是同义词。权利和资源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因此才有&“有钱就有权,有权就有钱&”的俗语。

政权更替的主要形式包括两种:一是被统治阶级取代统治阶级,如农民运动,这是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必然结果: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斗与交割,如弑君夺位,这是人性的贪婪使然。社会革命,则是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需要新的生产关系加以适应,其变革的结果一定是统治阶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能代表新兴的社会力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社会变革与贫富分化两者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贫富分化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诱因,而社会变革总会带来社会资源整体或局部的再分配,一定程度上抑制贫富分化的加剧,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抑制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技术得到优化,生产力得到提高,是永恒的必然的趋势。但贫富分化并没有伴随着社会经济大蛋糕的膨胀而缓解,只是变得越发严重。其一,在每一个社会阶段,既得利益者没理由也没可能战胜贪婪的欲望,甘愿与穷人分享资源,使自己与他人再无差距而达到平等。其二,地球资源有限,人口众多欲求众多,即便将来生产力水平得到空前的提高,为了人类不确定的欲求而进行所有产品过剩的生产并最终大量浪费,也不符合资源的合理利用。其三,精神层面上,既然人是有感情诉求的,那么人的感情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稀缺资源,因为感情具有不可替代性。综上所述,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并不能阻止贫富分化的加剧,更不可能消灭不平等。

二、不平等的起因

人类进入原始社会晚期,民众由若干血缘相近的.宗族、氏族结合而成部落,共同生存。在部落中,有首领、有社会分配,这便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开端。只要涉及分配,就几乎不可能平等,分配的过程中总要融入捕猎的功劳大小、部落的成长需要等诸多考量,人们或许可以协商,但最终决定权很可能落在首领手中。而人类在进入群居生活以前,虽然个体生存能力有限,但各凭实力,是一种生存机会的平等。因此,有了权力者和社会分配的群居生活,是不平等起源的社会背景。

有人认为,私有制的产生,才是不平等的起源。笔者不这样认为。其一,学界所探讨的不平等,只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不平等,视角还有些狭隘。现代生物学己经告诉我们,人类与地球上任何一个物种,都由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那么我们所理解的平等,其终极意义上也不应该仅局限于人类,而应当包括地球上的所有生灵。然而,从客观现象上看,地球上的不同物种之间,始终依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存在和发展过来。可见,不平等是大自然的地理差异性、物竞天择的规律和偶然因素所导致的,根本上说,还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即是不平等起源的根本原因。其二,即便是人类社会中的不平等,以不同人占有不同份额的资源为不平等的标准,也是不正确的。只有先有了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的不平等,然后才可能在有剩余产品的条件下,出现私有财产占有的不均等。也就是说,因为剩余产品的出现而产生的私有制,只是不平等的一个表现,成为了贫富分化的起点。

三、现代法治下的平等与正义

自然法中最基本最朴素的内涵,就是平等。然而,据此论证,不平等却是不可逆的,是人类文明发生发展的必然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探讨的都是绝对意义上的平等与不平等。现代法治的追求早己不再是绝对的平等,只是相对的平等、机会的平等。也就是说,每个人生存在社会中,都有依照个人喜好,在不严重妨害他人生活的前提下,借助社会公共资源,依靠个人努力,实现人生目标和人生价值的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自然法,是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宇宙发生、发展、变化所遵循的基本准则及其各种表现。它是贯穿西方文明发展始终的一条主线,也是人类文明不断前行的元动力和思想源泉。以自然法为基础(或者说,以自然法为框架),人类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创设并不断更新着人定法。而不论如何更新,正义,永远都是法律不可能放弃的价值追求,也是法律最基本的价值追求。

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平等 篇7

从与现代社会的经济及文化结构相适应的基本价值出发, 虽然一定程度的结果平等仍是需要的, 但平等的真正要义在于社会成员之基本权利的平等及在此基础上的机会的平等。这样来看, 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在中国实现的划时代的社会进步, 就不仅仅表现为空前的经济发展和繁荣, 而且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平等程度的前所未有的提高。

一、旧体制下的社会, 恰恰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存在严重不平等的社会

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首先表现在城乡隔绝上。通过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政策壁垒隔绝城乡, 强制地把社会成员分成两类人:城市居民和农民。由这种身份不平等带来全面的机会不平等, 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种不平等是改革开放以后一步步打破的。

但是一些问题又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直到现在, 我们中国社会还存在着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词语“农民工”, 这就充分说明了城市和农村还在很大程度上格格不如, 作为城市基础建设者的进城务工人员到现在都没有被城市接受, “农民工”就成了他们独特的代名词。在收入方面, 以城乡之间差距为例, 城市居民每年平均收入是1千美元, 而农村仅略超过300美元;在财产分布上, 由于城乡、不同人群之间收入的不平等, 导致财产积累上的不平等;在劳动力市场上, 农民工被歧视,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工资被拖欠, 工作条件恶劣, 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在教育方面, 边远落后地区的文盲和辍学率远高于发达地区, 北京、上海、天津的文盲率不到3%, 而西藏的文盲率则高达50%;在医疗保健方面, 大量的医疗资源在城市, 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医疗建设严重不足, 农民有病没钱治、没地方治;在社会保障方面, 绝大部分人群没有得到养老、医疗、救济等社会保障的保护;在政府财政方面, 歧视和差异表现在资金大部分投入到城市, 农村被忽视。

二、过去的严重社会不平等, 还表现在以所谓“出身”“成分”制造出巨大的社会鸿沟

至少有数千万的人仅仅因为所谓“出身不好”“成分不好”, 就处在受打击、受迫害、受歧视的状态。改革开放填平了这种社会鸿沟, 多少人才能重新抬起头来, 得到基本的人格尊严。以为旧体制下的社会比今天平等的人还全然忘记了数千万有所谓“成分”、“出身”问题的人们。这些人在旧体制下仅仅因为“成份”不好, “出身”不好, 就注定要一代接一代地在一切方面遭受歧视、排斥, 直至种种非人的凌辱和迫害。有人以上大学为例, 说今天有穷人的孩子因没钱而上不了大学, 这就不如旧体制。殊不知在旧体制下, 一个出身问题就把多少青年永久地隔绝在大学的门外, 他们不光是不能上大学, 而且不能参军, 不能被招工, 甚至还找不到对象, 结不了婚。

但是现实的“唯出身论”也是谁也不能回避的, 在全国大多数中小城市, 人情远远大过才能, 关系的重要性已经快要替代公平公正的选拔机制而成为人员录用的重要标准, 这难道不可悲吗?

三、过去的严重社会不平等, 还表现在旧体制下普遍实行按等级特权分配的制度

只有达到相当的级别才能够获得特殊的供应, 才能够进入特殊的场所。市场化改革打破了过去按等级分配的体制, 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四、就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和机会而言, 旧体制从制度上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更可悲可怜的是, 对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一切不幸的人们根本发不出任何声音, 不能表达丝毫不满, 而那些幸运的人们则在“政治正确”的要求下将这种不平等视为当然, 以至心安理得—这大概也是一些人至今觉得旧体制没有什么不平等的一个原因吧。

完全是由于改革, 如此严重的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才被一步步打破。改革的根本是在基本权利方面一步步促进了人的解放。中国改革与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逻辑就在于此。从农民进城做工到民众自主创业, 在人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上, 一道道束缚解除了, 一个个禁区打开了, 社会在日益多元的同时更加趋向于自主、开放与流动。不应当看不到, 这个过程, 正是不断增进社会平等的过程, 这些步骤, 正是最具实质性的社会主义的步骤。

没有任何理由讳言, 目前中国面临着许多突出的社会问题。一段时间中显著增加的上访和群体事件就反映了这一点。这些问题, 特别是民众基本权利遭到任意侵害的问题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按照上述方向和逻辑来展开的改革还远没有完成, 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更加深入地推进经济的市场化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 以形成充分保障民众基本权利的完善的制度条件。任何脱离甚至背离这个方向的怀疑、动摇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现在特别应当强调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社会平等的巨大促进作用, 而且是在肯定人的自由, 肯定人的基本权利方面促进了社会平等。说改革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实在是大谬不然。

其实, 从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 相对于过去旧体制下在各个同一群体中的那种平均主义大锅饭来说, 按个人贡献拉开收入差距是一种进步。当然, 对于过大的收入差距也要进行调节。但现在的收入乃至财产差距的扩大, 主要不是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造成的, 而是由于很多非市场的因素、甚至反市场的因素还在起作用。市场经济要求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 市场经济最反对特权。但现在的问题是市场机制在很多方面、主要是在要素市场上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还是旧体制下行政权力控制的方式、通过特权来支配社会资源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起作用, 凭垄断、行政权力、特权来寻租、来牟利, 这是造成不合理的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应该动摇或者否定市场经济, 恰恰相反, 应该不断深化市场体制改革, 进一步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推动我们的社会不断前进, 朝着公平正义的社会平等目标努力前行。

参考文献

[1]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J]社会学研究, 2003, (04) .

[2]吴波.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析[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6.

[3]甄志宏.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融合--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分析[D]吉林大学, 2004

不平等收入分配的社会福利分析 篇8

摘要:本文主要说明社会福利的概念和定义社会福利的函数,特别的当涉及到不平等的社会福利分析中对社会的不同的态度,以及对该不平等分配的讨论,最终对其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关键词:社会福利;不平等;分配

针对不平等的福利的分析,在社会中主要以社会福利的角度来分配收入,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社会有不同的社会偏好,这可能会导致不同等级的社会状态代替不同的社会福利,例如,当一些人更喜欢多收入,即使它是不均匀分布的,而另外一些人可能会放弃一些总收入更加合理的分配。为了得到一个一致的共识,设计一些共同的可取的标准,是当前亟需要做的,即对该社会偏好产生相对普遍的公式。

一般情况下,选择一些如效益、税务改革、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行业政策等来确定不同的分配方式,一般学者认为可也运用收入的不同分析来解释福利的含义是什么,因而这些有助于用户确定什么条件下才能达到一定的共识。

一、不平等与社会福利

关于不平等的社会测度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社会福利分析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在总收入下区分不同个体间的收入分配,另外不平等的衡量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在不同的个人之间总收入的相对分配,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描述性分析方法和对规范性方法进行分析的区别。

另外,社会福利考虑总收入可在社会的量或者相对收入平均值及其程度上的不平等,而另一方面,不平等的测量,则没有相对的平均收入值,通过表1可以发现,社会福利的不平等及其差异性。

通过表1可以发现社会环境1和社会环境2下的平均收入分别为300和2700,但在两种情况下基尼指数是相等的,为0.267。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社会环境2是在更高水平的不平等下与较高的平均收入相结合,社会福利应该不仅仅考虑“蛋糕的大小”,而且需要考虑“蛋糕如何被切成片”。

二、社会福利函数与不平等厌恶

社会福利函数一般可以认为是针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将整个社会看作一个集合,判断连贯的福利及其分布,无论社会政策如何制定,都需要考虑社会发展及其政策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社会福利函数作为一种工具,应当在思想上与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保持一致。

社会福利函数一般表示为:W=W(y1,y2……yn),其中,yi是第i个个体的收入,其中,社会福利函数的基本特点是,个人福利多少仅取决于个人收入;其是对称的,及社会福利不是两个人的收入影响的;假定一个人个体的收入水平较高,其他方面都平等,那么社会福利必然会增加,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不平等的厌恶相对于社会福利将会更加敏感,相对于一个贫穷的人进行转变,不应该在富人中找差距。如图1所示。

三、针对社会福利的计算

这里先提出假设,在同等不平等的分配条件下,总收入越高,那么社会福利越高。如表2所示,可以计算出,两种社会总收入条件下,基尼系数是相同的,那么针对社会福利的计算可以从表2中看出,其结果现实,社会福利不仅仅要考虑不平等的分配,还要考虑总收入的多少。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社会福利的计算,提出社会福利的不平等分配是影响社会福利的一种因素,另外与各地区的个体总收入有关系,各级政府在当前发展社会福利的前提下,不仅仅要消除其中的不平等分配,而且要提高社会服务,通过服务的提高,来改善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高和荣.社会福利分析视角的转型:从政治、经济和社会[J].南京大学学报,2009.

[2]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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