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大学之道

大学与大学之道（共8篇）

大学与大学之道 篇1

1.艺术修养:

艺术修养是指一个人的艺术知识和技能的状况和水平，比如一个艺术家、一名艺术工作者等，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他们的艺术修养。一个非艺术工作者的也会有相当的艺术修养，但大多只是一种业余爱好，处于业余水平。艺术意识修养则不同，这是深入到人的自我意识深层，而成为自我意识之重要组成部分的艺术意识；一个人可能没有太高的艺术修养，但完全可能具有很高的艺术意识修养：面对艺术界的一些状况，他完全可以鲜明地指出什么是违背艺术本质的，什么才是合乎审美规律的。

2.文化和大学文化的含义: 文化是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需要的才能和习惯。

“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如“学习文化”“文化水平”。

广义的“文化”又有两层意思：1.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法律、科学等等。2.考古术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

文化的定义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或者是“文化是人类的全部生活方式。套用文化的一般定义，大学文化可泛指大学内部的一切活动及生活方式，大学文化对学校所有成员尤其是对学生具有现实影响和潜在影响的所有文化要素包括：价值理念、理想信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感、传统风气、生活方式、心理氛围、人际关系、行为规范、学校制度、物质环境等，他们涵盖于主要有价值观、理想信念、思维模式、道德情感等构成的精神文化，主要有大学的组织架构及其运行规则构成的制度文化，以及主要由大学的物理空间、物质设施构成的环境文化之中，三者形成以精神文化为核心，制度文化居中，环境文化处外的，彼此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强化，共同对学校教育发生影响的文化同心圆。通常而言，有怎样的精神文化就有怎样的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其中精神文化是动力，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在精神文化的驱动下，围绕精神文化的主轴旋转，从而形成一个和谐的文化环境。

3.如何理解大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湖南大学应如何作为？

(1)．大学文化传承创新职能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大学作为社会文化的轴心，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大学文化传承创新职能与社会文化发展 大学不仅用先进的文化培养各种优秀人才，而且在此过程中将其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底蕴、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源源不断地传递到社会，对社会文化起着积极的导向和辐射作用，是引领社会文化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基础力量。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认同感，进而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

(3)．大学文化传承创新职能与高水平大学建设

大学文化是高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目标追求、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准则，渗透在教学、科研和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广大师生员工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

当前我国高校面临着诸多挑战。要逐步解决这些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要善于学习国外知名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经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通过大学文化建设，破解我们思想观念、思维习惯、行为方式上的定式，调动全校广大师生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大学发展之路。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民族兴衰，国家存亡！因此，做好文化传承与发展工作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湖南大学：

文化精神：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爱国精神

实事求是、学贵力行的治学风格

自由开放、兼容并蓄的办学姿态 文化使命：（1）弘扬传统文化、发展特色文化：利用书院、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学校窗口、校情校史教育等树立湖大独特文化品牌，以湖大的文化精神为根基，发扬个性文化，彰显湖大特色。

（2）提高文化自觉，服务社会文化：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要顺应时代的发展体现时代特征，又应保持高度警觉，用创新的视野看待社会文化，彰显主流文化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从而引领社会文化健康发展。

作为湖大，应：（1）发挥千年学府的优势，挖掘资源，使学生“浸润”于千年学府的文化氛围中：作为千年学府的一员，我们每个人应尽力发掘和利用优秀的传统教育资源，充分接受传统文化的洗礼和荡涤。去除社会文化中的不合因素在我们身上留下的诟病，用传统文化精神锻造自己的精神空间，展现千年学府的骄人风采。

（2）创造条件，促进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联合培养，合作教育

（3）继承与创新 ：继承书院学以致用的传统，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在服务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中寻找研究课题，弘扬当代先进文化。

（4）做创新的湖大人：在文化强国的背景下，面对如此严峻的科研

风气，应有高度的文化自觉，继承书院学以致用的优良传统，寻找湖大的文化定位与面向国家、社会进行科研结合点，做好科技创新研究工作，为社会创造出先进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5）加强岳麓书院文化与湖南大精神的研究立项工作，丰富学校文

化精神宝库。

（6）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文化成果的全社会分享

4.新儒家的人格修养理论与工夫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5.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影响及应付？

高等教育信息化是推动我国高等学校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选择。高等教育信息化从整体上影响高等教育,它带来高等院校教学内容、教学形式不断更新,同时教师的角色也要发生相应的转型。

(1)高等教育教学模式的革新: 新的信息手段的出现和信息环境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教学的模式。与传统教学相比,高等教育信息化提供的学习方式有以下优越性: 1)多媒体技术集多种信息表达形式于一体,使众多抽象和难以理解的内容变得生动有趣,可以充分调动学习者的各种感受和思考能力,多媒体信息比单一媒体信息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2)通过灵活多样的信息组织、表现和访问手段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教学方式,有助于对信息的主动探索而不是被动接收,从而变被动接受学习为主动自主化学习,有利于教学的个性化。

3)多媒体写作及课件制作能有效地支持多媒体信息的生成和组织,对教材进行动态修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教学内容的表现形式可做到图文并茂、形象生动,也可以较好地因材施教,教学的实际效果也比较好。

4)多媒体技术是数据库、网络技术组合,能够提高教学系统综合利用多媒体信息的水平,可以实现远距离双向交互教学和国际化的教学环境,使现代教育技术由校园走向社会。(2)教学内容的转变: 高等教育信息化引起了高等学校教学内容的变化。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要求,许多高等院校的部分电子、通讯、计算机等相关专业,依据自身的发展基础和对当前科技前沿知识的实际来调整其教学计划、专业和课程设置,进行课程内容的汰旧更新。(3)教学形式的转变: 高等教育信息化引起了高等学校教学形式的深刻变革,多种媒体的介入使“书灌”变成了“电灌”,由于教学形式的重大变革,这样会使高等学校不再盲目的进行大规模、高消耗的扩容建设,从而促使高等教育投资的重心由物质资源转向信息资源。知识信息资源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信息资源在当今的网络时代相对于物质资源而言,它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信息可以无损使用。就是说信息可以经无数次使用而自身不会减少,而物品一经使用,就会在不同程度上消耗;二是信息可以无损分享。就是说信息可以根据使用的需要任意分割,而物质资源则因使用而逐渐减少(不可再生资源则是绝对地减少),信息资源则不同,它因无损使用和无损分享而被广泛使用的同时原值不变,只会随着信息的生产而增加;三是信息资源获取上具有公平性。由于教学形式的改变所引发的高等教育投资核心转向信息资源的建设上,将突破我们以往教学上的局限性,使知名教授的教学信息资源,不受校园空间、地域的限制,受教育的学生也可以在交互式的教学形式下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与教授们进行真切的交流,进而使高等教育模式从封闭式的校园教育向着开放式的现代远程教育转变,这就为高论文联盟整理校扩大办学规模,国家加速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创造了空前机遇;使高等教育能面向社会的不同群体,以信息化远程网络为载体,实施开放教育,使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

(4)高校教师角色转型

教师观念转变与更新

知识观的转变与更新:

知识观是人们对知识的看法与态度,是教育活动存在的基础,它制约着教师的角色选择与定位随着信息化社会中信息更替进化的加快,教师的知识观应有所改变。在信息化社会中,大学生掌握的现代信息技术及网络应用技术不比老师少,他们完全可以自主、自由的获取知识,而教师存在的价值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学生的引导者、合作者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获取知识和利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信息时代,知识具有了大众化的特性,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确定性和垄断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为知识广泛而迅速的增长与传播提供了载体、工具和渠道,发现并运用新知识的速度已经大大快于新知识被充分予以整理和吸收的速度。知识在本质上是活动的、流动的、融合的。怎样取得知识,包括怎样选择和理解知识,无疑比拥有具体知识更为重要。

因此,教师应把主要任务从单纯传递知识转向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学习态度、方法以及灵活的知识迁移的能力方面。

教育观的转变与更新:

教育观念的更新包括学生观、目的观的变化,这一切都决定了教师角色观念的变化,进而影响着教师对教育信息的认知,而认知的程度又直接影响到教师对信息技能掌握的热情、投入程度和研究水平,并最终影响到教师教育信息能力的提高。

学生观:当今的信息化社会已发展成为一个终身学习的体系,社会的变化和知识的更新,迫使现在的成年人包括教师也要不断更新知识,重新社会化,这就使得教师与学生具有了相同之处;实现角色的转变。

目的观:实现从“平面”到“立体”的转变。在信息时代,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非常强,得到知识的途径已非常多样,学生的发展呈现自由化特征。单纯的知识、技能的传授已不可能适应时代教育的要求,也不符合促进学生发展的需求。

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

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教师的角色已经发生变化,教师是新技术运用的关键要素。学生运用计算机获取信息的能力远远超过教师的水平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因此,对广大教师加强现代化教学技术,特别是多媒体、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教育已刻不容缓。尤其是老教师,不善于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仪器设施,使教育教学的顺利开展受到一定的影响,需要从各个层面提升教师的素养。因此,教师需要提升信息素养,增强信息意识,积极选取有利于教学的知识与信息,会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展开教学。

6.对两个教育问题的理解（1、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2、关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现在社会从南到北，由东向西，既需要高精尖人才，也需要一般性人才。但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比较高，具有高情商和高智商的人才特别需要。德才兼备,即要有高尚的品质和社会应变能力,能不怕苦,不怕累,自学能力强和有积极的心态,有自信和上进心的复合型人才!

许多许多人在为自己的前途焦虑。职业教育研究专家指出，我国人口基数这么大，不可能人人都去读大学，去从事管理、科研、技术工作，大多数人应该学习职业技能。社会上各行各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在学历教育之外，为高校大门之外的莘莘学子开辟了一条重要的成才之路。

事实已经证明，许多只具有高中毕业的人在通过系统化的职业培训后，即可在特定的行业中寻到合适的岗位。许多诸如某IT教育培训的各类职业教育正在蓬勃发展，为许多高考落榜者提供了新的职业发展机会。

在这个需要不断学习的时代，职业技术教育在高等教育之外，为许多年轻人开辟了另外一条成才之路，高技术和高素质的蓝领工人也能干出自己的成绩和拿到自己满意的薪水，这已被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所证明。榜上无名，脚下有路，只要能善于学习，每个人都可能走向成功。

近几年来随着大学的不断扩招，大学生的数量与日俱增，而其知识含量却是越来越比不上前辈们。也就有了泛滥的大学生堆里，人才却寥寥无几。

因为社会对文凭的看中，大多数的学生也只注重学位，却忽视了真正的社会需要的各种素质的综合。经调查发现：百分之八十五的大学生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简单的只是拿到学位证与毕业证等证书。这些同学对自己的 前途是迷茫的，没有认知的，更何谈学习与接受新的知识。而真正想要去接触社会，掌握一些有用的知识时却不会被学校认可。

而社会也恰恰需要的就是那些自主的，有目标性的，有见解的能够掌握真正有用的知识的学生。他们才是真正的人才。

当今社会需要的人才不可一概而论，人才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否是人才不仅取决于“人”个体的本身，还取决于该人所处的人力资源环境。不同的领域对人才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总体上看，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要求“德才兼备，一专多能”，在有领导艺术和领导才能的人眼里：天下没有无用的人才，只有用不好的人才。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各级领导能够让他的下属扬长避短，为其下属提供发挥长处的环境，让每个人都充分发挥自己所长，能为社会生产和人类进步效力的就是人才，能够用好人才的领导，其本身就是人才，空有一身本事，没有用武之地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人才。有的人读了二十多年书，各种文凭一大堆，可是步入社会工作时高不成低不就，任何时候都觉得自己生不逢时，或者就是照搬书本的书呆子；许多高智商的犯罪分子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为一已之私，牺牲他人为自己谋利；或是位高权重者不能为百姓造福，诸如此类，均不可进入“人才”行列，以免玷污“人才”一词.专业教育是指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它是为学生从事某一领域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做准备的高等教育。就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该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人和国家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

1.通识教育既是大学的一种理念, 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其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又称全人), 即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 而不仅仅是某一狭窄专业领域的专精型人才。在通识教育模式下, 学生需要综合、全面地了解人类知识的总体状况(包括主要知识领域的基本观点、思维方式和历史发展趋势), 在拥有基本知识和教育经验的基础上, 理性地选择或形成自己的专业方向。学生通过融会贯通的学习方式, 形成较宽厚、扎实的专业基础以及合理的知识和能力结构, 同时认识和了解当代社会的重要课题, 发展全面的人格素质与广阔的知识视野。

2.通识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学有专长, 术有专攻, 而且在智力、身心和品格各方面能协调而全面地发展;不仅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独立思考以及善于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且能够主动、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换言

之, 通识教育首先关注的是一个人的培养, 其次才将学生作为一个职业的人来培养。此外,通识教育中的“通”不是通才的“通”, 即什么都知道;而是贯通的“通”, 即不同学科的知识能够相互通融, 遇到问题时能够从比较开阔的、跨学科的视角进行思考, 收集资料, 与人交流合作, 达到不同文化和不同专业之间的沟通.3.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 是所有大学生都应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加强通识教育已成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共同趋势, 因为随着现代科技向着高度分化、高度综合的方向发展, 出现很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 社会需要后劲足、反应快、适应能力强的人才, 需要高等教育从根本上改变学生单一的知识结构, 加强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 就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 目前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1)通识教育是专业教育的补充与纠正, 即学生在自己所学专业之外再学一些本专业外的知识和技能。在这里,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是并列的概念。(2)通识教育是专业教育的延伸与深化, 即专业教育通识化, 将过分狭窄的专业教育拓宽。在这里, 专业教育是通识教育的上位概念。(3)通识教育是专业教育的灵魂与统帅, 专业教育是通识教育的下位概念。

有学者认为, 通识教育应该结合上述三种观点。作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 通识教育不仅要求学生学习本专业之外的知识和技能, 而且应对过分狭窄的专业教育进行改造, 统领学生在本科教育所有方面(包括学术基础、社会适应性、伦理道德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因此,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非对立的关系, 而是相互包含、水乳交融的关系。后者包容在前者之中, 是前者的组成部分, 而不应游离之外, 或与之并列, 甚至与之对立。首先, 通识教育模式下培养的人才也需要有过硬的专业本领。在现代社会, 人必须有谋生之技, 方能择业糊口———这实际上是价值合理性教育与工具合理性教育的统一。通识教育应该既有宽度也有深度, 学生既广泛涉猎多门学科又致力于某一学科领域的深入研究。其次, 在当前职业变换非常频繁的情况下, 通识教育模式下培养的宽口径的专业人才更能灵活地适应工作转换。再次, 在通识教育模式下, 即使是学习专门技术, 也关涉到学习者其他相关禀赋的发展以及学习者对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感悟。

大学与大学之道 篇2

一、对中国古人“大学之道”的解析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这是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四书”之一的《大学》中的一段话, 它论述了“大学”的根本宗旨, 后人也将它归结为“大学”的“三纲领”。在其中, “止于至善”这个词流传最广, 也是今天许多大学的校训内容, 因为它代表了一种人生精神和境界, 不单是一种学术的追求。事实上也如此, 直到今天, 中国人一般都认为学问和人生是统一的, 为学与为人是一体的。无论做学与做人, 似乎都应当追求“止于至善”, 似乎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仅从这句话, 也可以体现出中国老祖宗的智慧。这说明, 大学的根本目标就是追求至善, 学问的境界与做人的境界是一致的。而“至善”的本质是获得天下大治, 这显然是一种学以致用的理想, 并非一种纯粹的知识追求。从这个角度看, 中国的大学追求是一种实用取向, 而非理智取向, 换言之, 这与以探求真理为志向的西方大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三纲领”中, 关于“亲民”常有两种不同解释, 一是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解读为“新民”。而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则认为就应该是“亲民”。[1]从表面上看, “亲民”的境界似乎比“新民”低, 其实不然。想一想, 能够亲近百姓的话不就是仁的表现吗?“新民”则有教化的意思。因为“新民”的含义中就把自己当成启蒙者了, 民众当然是需要开化的。显然, 这是站在一种精英的立场上而言的。当然, 在“亲民”中也有一种精英的意味, 但似乎没那么强烈, 因为在“新民”中有一种强迫改变的意思, 这其中隐含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意识。所以, “亲民”似乎比“新民”更胜一筹。

从“亲民”到“新民”, 体现了不同的治理思想, “亲民”体现了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 这意味着, 统治者需要主动了解百姓的需求和疾苦, 这样才能采取顺民之策, 从而得到天下大治。“新民”则体现了以统治者意志为本的思想, 也体现了统治者的道德优越感, 甚至表达了一种理智优越感和精神优越感甚至是一种出身优越感。不难发现, 在“新民”中更具有一种客观主义的意味, 认为真理是客观存在的, 统治者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觉者, 从而具有一种教化百姓的责任。而在“亲民”中则弥散着一种民本主义味道, 强调真理存在于人心, 统治者应该了解人民的需要。可见, “新民”和“亲民”虽然是有不同意味, 但都表现出一种实用主义态度, 都是为了实现治理或天下和顺。“亲民”更代表了统治者自我修养的提高问题, 而新民代表了统治者具有一种责任感。

关于“在明明德”的理解也存在分歧, 一般第一个“明”理解为“宣示”或“晓谕”的意思, 但这个“明”是“自明”还是“他明”?换言之, 是依靠别人的教导还是依靠自己的感悟?如果依靠“自明”, 则必须承认个体具有良知良能;否则就只能依靠外界教导, 显然陆王心学是主张良知良能, 而朱熹则偏重外在的教导;第二个“明”与德是联系在一起的, “明德”可以指光明正大的德行也可以指个体的“良知良能”。第一种理解可以以孔子的克己复礼作注, 即先贤所规定的各种礼仪规范。第二种解释则是使自身被蒙蔽的良知复明。这样, 大学之道就可以理解为:大学的根本目的在于让人们明白自身的德性, 从而新民或亲民, 最终追求至善。关于“大学”, 一般理解为“大人之学”, 与“小学”的“小人之学”相对。[2]这里的“大人”与“小人”显然不是从道德角度而言的, 而是指年龄意思, 所以“大学”就是真正学问的意思。“道”, 可以理解为原理, 也可以理解成根本目的。

从上一段表述中可以看出, 中国古代圣贤对大学目标的追求不是为了获得一种理论知识, 而是为了践行自己的道德理想。他们虽然承认有真正学问存在, 但认为学问的根本在于践行, 目的是为了达到至善。也可以说, 学问本质就是一种道德完善过程或完成德行的过程。

关于“明德”内容经过后世儒生不断阐释, 最终形成了三纲五常体系, 成为维护统治阶级长治久安的统治工具, 似乎这就是至善所追求的目标。如此, 大学之道的开放追求最终获得了一个封闭性结果, 最后变成了一个落后的保守的统治哲学。

二、对西方舶来的大学精神阐发

大学精神则是一个从西方传输过来的概念, 国内学界对大学精神一直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统一的解释, 对它的理解也因人而异。如在民国时期蔡元培的理解是“大学者, 高深学问者也”。梅贻琦的理解是“大学非大楼之谓也, 大师之谓也”。这些阐释都是关于大学理念或大学精神的阐释。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时提出“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虽然是对王国维的追求理想的概括, 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大学精神的概括。这可以看出个人的追求与大学精神旨趣可以是统一的, 或者说大学精神可以成为著名学者的人格品质。

在今天我们讲大学精神时经常与大学理念、大学传统等同。大学理念就是关于大学使命的论述, 核心含义就是在解释大学应该干什么和不应该干什么。大学传统则是关于大学精神的传承, 成为基本的大学理念。就大学传统而言, 中世纪大学留下的传统是大学自治, 或者大学自治是大学精神得以延续的根据。显然, 认为中世纪大学就已经确立了学术自由精神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中世纪大学奉神学为灌顶石, 换言之, 一切阐释不可能超越神学解释范围。而且大学在各种制度设计中无不需要得到教会的批准, 包括学位证书的授予, 任教资格的获得, 以及大学章程的批准等。只有到洪堡大学兴起后, 学术自由风气才开始真正昌盛起来, 因为大学已经获得国家的保护, 国家不仅不干预大学并且为大学提供物质支持, 从而使大学可以追求无用之学即纯科学。没有功利主义驱动的大学当然是自由的。但国家对大学不可能始终都持非常超脱的态度, 因此国立大学的学术自由也是有限的。

近代以来, 大学在与外界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了“3A”原则, 即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学术中立。学术自由是为了探求真理的使命, 大学自治是为了摆脱外部控制, 尤其是外行控制, 学术中立是为了避免利益纠葛。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 当然学术自由是根本, 大学自治和学术中立是实现学术自由的必要条件。之后又增加学术责任变成“4A”。[3]学术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挑战学术中立原则。但无一例外, 均把学术自由视为大学内在精神, 这意味着, 作为学者必须能够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 不受外界影响左右, 这种判断基于自己对学术的忠诚。

如果说中世纪大学精神是为了获得上帝的启迪、论证上帝的完美, 近代西方大学则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 现代西方大学则开始追求知识和实践的统一, 创业型大学的崛起似乎也说明了这一趋向。这意味着大学精神在历史上是有演变的。大学精神是与时俱进的, 它应该是国家需要、社会需要、大众需要的反映。

三、大学之道与大学精神的差异

如上所述, 在中国, “大学之道”中的“大学”不是一个专门的学术机构称谓, 而是一种学问称呼, 即“大人之学”, 从本质上讲它也可以称为做人之学。虽然存在着个体修养路线的不同, 但根本上都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实现社会大治, 其核心是如何使个体融于社会, 所走的是一条“内圣外王”路线。[4]

而在西方, 大学首先是指一种学术共同体, 是由学者行会组织演变而来, 进而演变成一种自由探求真理的机构并形成了一种自治精神, 所以, 说到底, 大学精神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 是一种为了追求真理而要求思想自由的精神, 从而使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平等的真理探索权, 这种权利就赋予个体摆脱世俗限制而探求真理的能力, 它必然要求大学走向自治, 这样才能摆脱世俗干预, 因此它尊奉的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原理。

对于“大学之道”中国历史上已经有多种解释方式, 这些解释虽然在具体解释上存在差异, 但在根本解释上却是一致的, 即都是为了传播真理 (尽管中西方对真理的理解不同, 比如中国的真理一般指人生智慧, 而西方一般指绝对理性) , 提升个人觉悟, 培养一种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中国古人学问的根本在于加强自我修养。所以就有了“三纲领”“八条目”的称谓。“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内求的路向奠定了中国学术的基本品格, 这样学术的根本志向在于认识善, 这个善是来自于个人的体悟。虽然需要通过格物致知的途径, 但这只是个基本功, 不是最终目的。非常有意思的是, 古人把《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作为终身学习内容, 而且作为科举取士的依据。

大学精神则来源于西方, 它是一种追求绝对知识的理念, 即认为大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纯粹的知识或绝对的知识。这种追求的路向总体而言不是向内而是向外。为什么是向外的?因为他们坚信任何人都不可能认识绝对的善, 而只有共同努力才可能达到更高的善。这从柏拉图的“共相说”中已经表露出这种思想。柏拉图对“知识”和“意见”的区别对西方学术发展具有经典的指导意义, 他认为不经过理性思考的话个体感受是不可靠的, 换言之, 即不相信个体能够根据自己的感觉来获得真正知识, 这与中国古人相信“人性本善”或“良知良能”具有本质差异。这也意味着, 在西方, 求知的路线必须走向集体共同努力而不能依靠自己或个别权威, 而在中国认为只要个体努力, 获得真知是完全可能的, “人人皆可为尧舜”就是这种思想的表达。这样, 在西方摆脱个体直觉的路线后只能走向理性主义, 而中国的学术路线则走向直觉主义和神秘主义。在西方, 他们认为每个人的感受不同, 这些感受不能代表真知, 真知隐藏在这些感受背后, 而个体无法直接获得这种真知, 要获得这种真知就需要通过辩论, 要参加辩论, 就必须学习基本的修辞和文法, 于是文法、修辞、辩证法就构成了最早的“三艺”。为了避免辩论陷于空洞的诡辩, 就必须学习一些基本知识, 这样柏拉图就在“三艺”基础上增加了“天文、数学、几何、音乐”四艺, 这样就构成了影响西方社会甚久的文科“七艺”, 也称为“自由七艺”。[5]但就柏拉图看来, 最高的知识是辩证法, 而且这种知识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之后才能获得, 这说明这种知识获得需要实践的体会, 是个体对实践知识的总结。

西方中世纪大学, 最初是学者行会, 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追求普遍学问的场所, 这种普遍学问就是高深学问或绝对真理。但西方的大学学问主体是追求一种专业知识, 如医学、法学和神学, 而神学则是最高的知识, 因为它是关于绝对或神的知识。绝对的知识实际上就是论证一种绝对的精神存在, 即它是无所不在的, 无所不能的, 也是无所不知的, 其本质就是全知全能。他们把这个追求作为学问的终极, 在某种意义上与中国的止于至善是同一意思, 只不过, 中国的止于至善是一种个人修为境界, 而西方的追求则是证明它的客观存在, 即外在于个体的存在, 从而是一种真理。这种探求无疑就是一种形而上学追求。显然, 这种学问探求首先必须符合逻辑要求, 即它必须保持内在的一致性, 是一种系统知识, 否则就无法自圆其说。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哲学研究, 大概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能够概括这个学问的特征。

实事求是地说, 西方大学这种形而上学追求一方面使学术走进了象牙塔, 另一方面则促进了学术的系统化, 这为之后的科学分化奠定很好的学术基础。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西方学问总体上是一种向外追求, 而中国学问则是一种向内追求?其决定性因素是什么?究竟各有什么利弊?

四、中西大学精神差异的根源

中西大学精神差异, 表面上看是源于其认识论的不同, 但更深刻的原因则是本体论的不同。西方学问之所以向外追求, 第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个体认识是有限的, 是无法达到绝对真理的, 而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认识目标是探求绝对的存在, 那么, 这样的知识就必须是客观的, 符合逻辑的, 否则就是不可理解的。探求绝对的存在是与其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 这就形成了一种宇宙观或本体论。在宗教观念中, 一切都是神创造的, 那么宗教哲学就需要证明神的存在, 从而证明传统的宗教信条是合理的正确的。他们对个体认识能力的判断, 显然是基于经验基础上的, 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自己是全能的或能够彻底解释世界存在的奥秘, 只有依靠共同认识才能确认真理。他们始终感到自然是诡秘的、神奇的、变化无穷的, 但都受神的意志主宰, 所以, 人生价值和学问的目的就是了解神的旨意。后来这个神变成了自然神, 但那已经是启蒙运动之后的事情了。不过相信神的存在是西方文化的一大特色。

中国学问为什么是一种内向的品格呢?就在于人们一贯对世界采取神秘的不可知的态度, 从而非常相信神启。而接受这种神启的能力就依靠个体的良知良能。这种良知良能当然也是一种神的恩赐, 是不能对外人显示的, 这就是中国直觉主义方法论的源泉。而且中国人相信, 这种良知良能与个体的道德修为直接联系在一起, 如果不注重个体修为就无法获得这种能力。这样, 在中国为人与为学就统一了起来。进而, 中国人一般不认为存在一种公共知识, 认为知识都是个体的、神秘的, 一旦向外宣布就是亵渎神圣。既然对于神启是不能言说的, 那么个人只能保守这个秘密, 要保守这个秘密就考验个人的私德, 而且他必须按照神的指示行动, 这就出现了修身、养性的一套规则。格物致知, 这个看似浅显的事情中蕴含了不同的哲学。格就是衡量, 观察、看, 每个人所看的不同, 这个不同在今天看来是个体观察能力的不同或天赋的不同所致, 而古人则采取神秘主义方式解释, 即神给予的启示不同。如此, 所获得的知就是一种内在体验, 就是一种内在的感受, 这个感受中要表现出充分的敬意, 因为这是对待神的恩赐物。所以在学问的“八条目”中提出要“诚意”“正心”。这里的一个潜在假设是如果个体是诚意、正心的, 那么上帝就会给予更多的启示, 也即个人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当个体有了这些知识后, 就要把它表现在行动中, 也即表现在个体的品行中, 从而感化其他人特别是自己身边的人, 成为人们的楷模, 这个功夫就达到了齐家的水平。进一步则可以把这种品行转化为一种规范约束, 成为教化人民的工具, 这就达到了新民的目的。最终使天下人都追随善行, 达到一种至善境地, 从而实现社会治理。这意味着, 治理是人为的, 不像西方所认为的是一种预设的。这也造成了西方追求法制, 而中国追求德治或人治的分野。

五、中西大学精神的启示

大学之道与大学精神是两种不同的大学使命回答方式, 两种回答方式迥异, 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学术发展前途。“大学之道”的回答是中国式的, 它认为学术的本质在于追求内在洞明, 不需要外在实证, 这就导致了中国的内省式学术传统的发展, 也形成一种内敛式的中国文化传统, 因此, 在中国实践大学使命的策略是增加个人修养;而西方的大学使命则重在发现真理, 而真理应该是普遍有效的, 因此它是一种共同知识, 必须获得公认。要获得公认, 就需要经过论辩, 就必须遵循逻辑, 逻辑就是建立一个辩论规则, 不然就变成了诡辩。因此, 它呼唤一个共同体精神, 呼唤为知识而献身, 认为知识具有至上的价值, 这正是西方大学精神的实质。

按照“大学之道”的启示, 中国古代学术比较偏重于个体心证, 而不需要经过他人的承认。但作为个体如何进行心证呢?从根本上说主要采用的是墨子的“三表法”, 即一是“有本”, 即征于古者圣王之事迹, 二是“有原”, 即察于百姓耳目之实, 三是“有用”, 即在实行之后对百姓有利。[6]这个方法可以说是一个实用逻辑, 而不是西方的形式逻辑。但在后世流传中一般只重视第一条即“有本”, 因为唯有这一条是最可靠的, 而对于第二、第三则是忽视的, 因为它们存在着潜在的风险。自然而然, 这样的学术风向就容易走向崇古主义。之所以如此, 仍然是个人主义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在起作用, 因为古者圣王之事经过反复流传成为了共识是没有争议的, 因而是没有风险的。而百姓耳目之实则容易引起争议, 对百姓的利益评判则争议更大。为了避免这些争议引起个人风险, 那么最好是引用没有争议的事实, 如古者圣王之事, 次之就是权威评述, 这样的结局就是走向古典主义、保守主义、权威主义和个体主义。这一学术风向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中国的政治与学术之间始终纠缠不清的关系和学术受意识形态左右的状况, 也反映中国学术很少有一种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 当然也缺乏一种学术共同体意识。

西方对学问的态度则持比较客观的立场, 它首先注重的是当事人的直接感受和体验, 这样就排斥了对他人的和过去的经验过分崇拜;其次注重感受背后的理性, 目的是寻求共同的认识体验, 这种追求有助于形成理论知识;再次是注重逻辑表达, 因而注重辩论, 这有助于形成开放的学术结构;最后是注重自由讨论的氛围, 从而非常注重制度建设, 这样就容易形成一个稳定的学者社区, 有助于培养一种学术共同体精神。这为日后大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大学最初就是一个行会组织, 是一种学者行会, 最终演变成一种有组织无政府的机构, 这种机构是以契约的形式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 这种独立性形成了一种大学传统, 是大学精神的根源, 从而形成了日后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风气。

中西大学学术风格比较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是, 大学精神建设既要重视个人的自我修养, 同时也要注重制度建设, 在重视自我修养时不能过分偏重个人心证, 还要更加注重客观逻辑;而大学精神建设的重点应该是加强制度建设, 建立一种鼓励学术讨论的制度, 从而使学术在尊重个体创造性的同时更加注重客观、注重逻辑, 从而形成一种共同体精神。而且只有这种不断的持久的努力, 才能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真正尊重知识的文化氛围, 才能从根本上繁荣科学文化。不然的话, 大学精神很容易被正统化、统一化和僵化。

六、结语

中西大学精神不同, 最终导致了学术的风格不同, 最终产生了不同结果, 西方的学术注重形式逻辑, 注重事实求证, 从而导致了西方对知识体系构建非常重视, 这样就使学术向学科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前者使他们注重理论研究, 后者使他们注重实用操作。这两点导致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而中国学术则走向比较重视个体阐释的路线, 这就容易形成一种神秘主义学术传统, 并导致个体修养与学术成就等同的趋向。这种学术趋向容易压抑自然科学发展并催生御用学术。在科举制度推动下, 权威主义、保守主义学风日益强化, 最终形成了人们思想的桎梏, 最后不得不在西方科学技术胁迫下的输入, 这种学术风格面临被颠覆的命运。

注释

1[1][2][4]黄玉顺.论大学精神与大学之道[EB/OL].http://www.confuchina.com/08%20xiandaihua/daxue%20jingshen.htm, 2013-09-29.

2[3]陈学飞.现代大学制度的“四项基本原则”[J].探索与争鸣, 2013, (7) :87.

3[5]王天一, 夏之莲, 朱美玉.外国教育史 (上)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47.

大学之道与教育理想 篇3

对这位A，我起始愕然，继而又觉得，在官本位的气候下，无权的“英俊沉下僚”，A的这一选择，又属必然。如今，由这一官本位所辐射出的种种负面效应，如学术作假，学术泡沫，考生作弊，读书无用，高校一概不缺，惟独缺乏它自己的理念。高校现在奉行的商业和经济逻辑，有些做法诚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是没有考虑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

近代大学的理念，始见于十八世纪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洪堡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充分发展个人的一切能力和个性，使之成为像古希腊人和法国人那样意识到自己尊严的、有教养的、独立自由的公民。……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也基本体现了这些原则：‘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教育是帮助被教育人的，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1〕这就是说，大学的社会责任意识不能随着外部各种力量的介入而趋于淡化。它是知识的权威机构以教育培训和资格认定的形式来控制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流动；以知识占有的不平等来构筑合理化的社会不平等；它是蓄养高品位文化的世袭领地，从而培养一批批具有高贵精神气质的成员；它是理想主义精神的堡垒，最崇尚精深的学术品格，拒斥现实的功利主义，厌弃弄虚作假，以犀利而又苛刻的视角，对卑污、贪婪和腐朽提出无情的批判，以趋向人们心中的社会价值权威的角色。正因了这种高品位文化和价值观权威的自信，才赋予了它自身以凝重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深切的关怀。

这种对社会深切关怀的大学理念，蔡元培先生表现得最为执著。1917年1月，蔡先生走马上任，执掌当时惟一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同年12月17日，在校庆20周年纪念会上，蔡校长发表讲话，先从在德国游学时观赏莱比锡大学500周年纪念以及柏林大学百年校庆的感受说起。感受之一，校龄只有莱比锡大学五分之一的柏林大学竟能后来居上。因此，校龄只有柏林大学五分之一的北京大学，“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2〕

纪念的话说过，即进入正题。其时蔡元培正关注“大学改制”，此后一个月发表的《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开篇便是“窃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最善”。纪念会的讲话，也是以德国大学为标本，赞扬北大之由注重“实用”逐渐转为强调“学理”：

本校当二十年前创设时，仅有仕学、师范两馆，专为应用起见。其后屡屡改革，始有八科之制，即经学、政法、文学、格致、造科、农科、工科、商科是也。民国元年，始并经科于文科，与德国新大学不设神学科相类。本年改组，又于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之发达相类。所望内容以渐充实，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耳。

蔡元培的教育理想，与他游学德国的经历大有关联。正如罗家伦所说，“他对于大学的观念，深深无疑义的是受了十九世纪初期建立柏林大学的冯波德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位大学者的影响”。〔3〕柏林大学的榜样，在蔡元培的视野里，一是强调研究自由，一是主张注重学理。前者发展出人所共知的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两大“主义”，后者则演变成为以文、理二科为中心的办学思想。遥想当年，陈独秀这些大家名流那样佩服蔡元培的地方就在于：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元培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见。这“兼容并包”化作燕园的文化造血机制，使北大获得了绝非“一元论和独断论”，而是学术上民主和自由真正的可能性。二十年代时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决非偶然主事”，究其原则为二：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如今沧桑巨变，但何谓代代相传的“北大学风”?这便是。

至于思想自由，它当然具有较大的涵容性，尽管理解的千差万别，但独立的胆识、感受力、判断力和鉴别力则是其根本。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学校与教师，也适用于教师与学生。譬如，作为今天的现代教育家，我们竟没有一套比孔夫子更能开启心智的教学授课方式。一部《论语》，实在值得只知道整天拿试题折磨、窒息学生思维的现代教师们好好加以研摩。如今，建立在标准化课本、标准化考试、标准化答案基础之上的反个性的现代教育模式倒应该从孔夫子的教育模式中反思一下自己了：一次，颜渊、季路(子路)恭恭敬敬侍于夫子身旁，夫子却对他们这种样子不以为然，说：“盍各言尔志?”〔4〕再一次，情形要散漫些——夫子和学生们随随便便地在一处坐着，其中，有个叫曾点的学生甚至无拘无束地自个儿在一旁摆弄乐器玩儿。这时，夫子拿出“个人志向”的问题要他尽管照自己的意愿回答。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位弟子都踊跃而率性地答了，末了轮到曾点，“点，尔何如?”老师发问了，曾点居然不慌不忙，“鼓瑟希，铿尔”，这才丢开瑟来回答老师的提问。而被扣上“师道尊严”帽子的夫子却那样宽厚，那样平等温和，“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这就是他当时对微显踌躇和自觉不恭的曾点发出的鼓励。“师道尊严”在哪里?我们今天能见着这种尊重学生个性和思想自由的态度吗?也正因了孔子的这种态度，曾点才能无所顾忌地道出如下和“夫子之道”标准南辕北辙的人生追求：“莫春，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5〕

与其说孔夫子是师道尊严，在这儿，毋宁说是学道尊严。这当然不是夫子在装扮自己，而是他教养人才的一贯立场。对此，我们可以从孔子在不同场合的一系列言论中看得出来：

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思而不学则罔，学而不思则殆。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在孔夫子看来，只知不能识的人，只学而不思的人，举一而不能反三的人，以世之好恶为己之好恶的人，纵使修得满腹学问大约也如朽木一般“不可雕也”。人的成才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知识的获得，而在于独立的见解，超拔的鉴识和判断，卓越的洞悉和创见。

蔡元培在执掌北大时期，是这一思想自由学风最鼎盛的时期。正像鲁迅所指出的，正是这一学风，培养了北大师生的独立精神，培养了他们对既成的文化、知识、权力进行不断质疑与批判的精神。

鲁迅说：“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6〕

蔡元培离任校长之后的北大又是如何呢?1924年，梁漱溟先生辞去北大教职。有人问他原因，他大致作了如下回答：觉得当时教育不对，对学生毫不关心；先生应与青年为友——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7〕梁先生的看法，让我们想起上述《论语》中描摹的情景：“莫春……浴乎沂，风乎舞兮，咏而归。”今日之高等院校，“品性感应品性”，“人感人”之教育状况如何呢?不知孔老夫子或梁漱溟先生来到今日之高校是何感想?

我们对教育的理解已变得非常狭隘。

我们素有视读书为改变身份地位、加官晋爵之当然途径的传统。事实上，也几乎是惟一的途径。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并无“求知”的渴求，而只有“求仕”、“求名利”的祈望。因此，知识从未成为目的，只有手段的意义。并且即使作为手段，其主旨也非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发展到今天，甚至用作假的自欺欺人的手段来作为获取知识(技术职称)的手段，作为一己的利禄之途。我们关于“幸福”的理解，大体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当然还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因此，读书和“求功名”几乎是同义的，并千百年来为国人所普遍接受和肯定。而今天，又是拜金主义比较盛行的时候，同时在人们的眼里，“拜金”又与权力联系在一起，这样，加官晋爵这种传统意识形态就更会深入人心并随时可能激活的。所以，当前教育确实难脱传统的阴影。

再者，目前高校已掀起一股易名之风。易名者，系讲究品牌效应也，正确一点说，是拔高品位也。从来未听说将大学易名为学院的，而是学院易名为大学，学校易名为学院，甚至几个中专相联合易名为学院。“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百家’之学府也”；“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蔡元培语)。按照这些标准来衡量今天的新大学新学院，合格者几何?但为着撑起这个名牌，就不惜一切方法去制造学问和学术，制作专业和教授，于是泡沫学术、泡沫专业应运而生，于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教授”就横空出世。其结果这些“教授”又唤起一些不学无术之徒采用百般手段，通过买版面和购书号的方式，进而大量泡制学术垃圾——论文和著作，于是堂而皇之的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几乎达至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大家所抱怨的是教育质量的下降，学生眼光太窄，以获得某种谋生技能而满足，“才”气不足，整体素质粗劣；学术上追求泡沫，不求真务实，不追求真理，神圣被消解，崇高被颠覆，学术被纳入现行的商业秩序，丧失了自身的精神价值向度。所有这些，其原因不言自明。在今天，高等教育的平面化和平庸化趋势仿佛不可遏制，即使有谁努力去抵制它，似乎也很难成功地捍卫蔡元培式或洪堡式的理念对于大学教育的既有影响。这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内在困境。

这种浊气与泡沫、假冒与伪劣，已遍及各个角落。所以谢泳在《过去的教授》一文中，直言道：“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不大相同。……就学术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这里谢老夫子的话虽有些偏激，然对当下的思考却是严肃的，并不是空穴来风。

但是，无论如何，高等学校总不应该成为假冒的学术产品市场和交易所之类。“大学就它所从事某些高等学问研究，以及它以人性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而非以现实的特殊功利为目的而言，可以说它是象牙塔。”〔8〕这“象牙塔”里的成员，当然不是远离尘世的世外高人，但也应是具有一定社会身份和真才实学的人士。换言之，高校的教师质量是保持学校声望和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最优秀的教师才能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还能够取得最大限度的外界支持。因此，一所大学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看它是否有一流的师资队伍。世界级教育家、第一流的大学校长除洪堡、蔡元培外，还有哈佛大学前任校长科南特，九十年代中期的哈佛校长博克，前任加州大学校长麦克、黑姆，斯坦福大学第五任校长史德龄和被誉为“硅谷之父”的副校长兼教务长特曼，都不约而同地以全力实施他们心中的教师和学术顶尖的战略目标。

斯坦福大学创建之初，创始人斯坦福先生马上着手抓教师队伍建设。据第一任校长乔丹回忆说：“斯坦福先生要我物色最优秀的教师。但他坚决不要那种徒有虚名或游手好闲的人担任教授。”〔9〕按照这一要求聚集到斯坦福大学的第一批教师人数虽少，但都是拔尖级的。斯坦福大学经历了首任校长奠基，第三任校长韦伯的起飞之后，到第五任校长史德龄和副校长特曼任职时已开始了更大发展阶段。全面提出“学术尖顶”构想的，即是“硅谷之父”特曼。为了吸引冒尖人才，特曼解释说：“一个运动队里与其个个都能跳6英尺高，不如有一个能跳7英尺高。”同样的道理，他主张：如果有9万美元在手，与其平均分发给5位教授，每人得1.8万美元，就不如把3万美元支付给其中一名佼佼者，而让其他人各得1．5万美元。只要是尖端人才，特曼会不惜工本。在树立尖顶系科上，特曼考虑的突破口有三个：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结果，化学这个项目稍逊，但也聘到了著名化学教授卡尔、杰拉西和威廉·约翰逊，并因他们的到来而吸引了大批新秀。物理学成绩斐然，最突出的是布洛克因发现核磁共振现象而获得1952年诺贝尔物理奖。电子工程由特曼自身挂帅，从而使“硅谷”成为该大学“教育”与“实业”结合的典范，并使该大学成为工业研究和开发的核心。

路易斯、特曼还同桑代克一道并称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提出的“智力商数”(IQ)概念为西方多数国家所广泛接受。

从斯坦福大学的经验看出，大学之“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广大。这一无形养成的学风，使北大的后来人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念。……北大这个‘大’的特点，谁能善于利用它谁就能从中受益。……不能说其他大学不具备这种‘大’的特点，似乎北大给人的印象最新”(任继愈语)。这段话是任继愈先生就国内的北京大学与其他大学作出比较而言的，自然不会提到国外的大学，但在学术气度的广大上，当年的北大与斯坦福大学是一致的。当然，比较起来，斯坦福大学的气度多见诸于工科，北大的气度多见诸于文科。正如蔡元培在诠释他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论时所说：“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常樊然并峙于其中。以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10〕按这样一个原则行事，故北大人不相信教条，不盲从权威，不随风摇摆。历以宁教授说到他的一个学生在接受某一项研究任务时曾经说：“我们接受课题，但不接受指定的观点，也就是不接受指定的结论。” 作为一名北大人，难道还有比看到“探索”与“北大”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时更能使自己感到欣慰的么?〔11〕正因为这样，数十年来在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在历史思辨中的敏锐的洞察力，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便是精神合成的魅力。北大首任教务长马寅初，五十年代又正式出任校长，五十年代的大学校长与当时的蔡校长，其所处环境及责任、权力等均有很大差别。即如此，人们仍然感觉到马校长不时露出棱角。发表《新人口论》，主张控制人口增长，单枪匹马与权威挑战，与上述“北大精神”若合符节。

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贝娄在给《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一书作序时说，在公众舆论控制的社会中，大学应当成为一个精神的岛屿。有了这个精神岛屿，大学才不会沦为一个精神荒芜的世俗之地，抑或才不成为一个人心浮躁、追名逐利的市肆里巷。这个精神岛屿是否有点像精英机构?这样说可能要遭到非议，因为精英就难免有些超凡脱俗，甚至刻意把自己用围墙封闭起来。如果是围墙的话，它可以把世俗利益的威胁和弄虚作假等时尚的诱惑阻隔在外面，把真才实学的知识风尚保护在里面，又有什么不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断言，没有知识上真刀真枪的精英，就会削弱社会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没有文化上的精英，再富庶的社会也往往会流于鄙俗，成为人欲横流、私心膨胀、邪念盛行、理想黯淡、良莠不分的名利场。

注释：

〔1〕引自张汝伦《人文主义的大学理念与现代社会》1997年第3期《天涯》，p.9。

〔2〕蔡元培《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

〔3〕罗家伦《国立北京大学的精神》。

〔4〕《公冶长》。

〔5〕《先进》。

〔6〕鲁迅《华盖集·我观北大》。

〔7〕参见《梁漱溟问答录》。

〔8〕《天涯》)1997年第3期《人文主义的大学理念与现代社会》一文。

〔9〕参加周少南编著《斯坦福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0〕蔡元培《北大学刊》发刊词，参见《随笔》1998年第1期陈以真《校格》，第95页。

大学与大学之道 篇4

每次上课内心都很平静，和上其他课程时不一样。不管白天忙忙碌碌的做了多少事情，想了多少问题（多是四级考试，上什么课，有什么作业，还有吃什么饭之类的事情），坐在教室里，这些问题统统抛到脑后。在教室里做的只有认真的听老师讲课，被老师的微笑吸引着，老师的微笑确实能让人感到平静。在朗读《大学》的时候感觉就像回到古时候的私塾一样，当然除了摇头晃脑之外，我想这也是老师有意为之，让我们能够深入的体会。上这门课能让人心静，这是专业课程做不到的。

就像《大学》里“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虽然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并没有“知止”，但是心里平静，不受其他事情干扰，思维也变得清晰，考虑事情也更深入，有所得，有所悟，更多的还是对自身的思考。

《大学》开篇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明明德”是指自觉，自我启蒙，把自己的内在光辉发掘出来。老师在第一堂课上讲了“修养”，“修”是减少，“养”是增加，减少的是私心杂念、物欲、勾心斗角，增的是修养、品质、道德。就像在课堂上，心静之后，私心杂念都没有了，这时候心中所想的就是自己的根本，思考的是自己的本质。只有知道自己的本质如何，有何缺点，才能尽快的找到方法提高。虽然“吾日三省吾身”思的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但是我们还要反思自己品质上的缺陷，做到“善养浩然之气”，去掉那些蒙蔽心灵的赘物和虚假的承诺,而把美好的德行开启光大出来。

接着讲了“明明德”的八个层次，即“八条目”。由大至小，条目之间反映的是条件关系：平天下必先治国，治国必先齐家，齐家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正心必先诚意，诚意必先致知，致知必先格物。由小至大，条目之间反映的是因果关系：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既是为达到“明明德”而设计的条目工夫，也是儒学为我们所展示的人 生进修阶梯，我们能在许多先贤身上都能找到他们攀登阶梯的影子。前面四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内修”；后面三纲“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治”。而其中间的“修身”一 环，则是连结“年修”和“外治”两方面的枢纽，它与前面的 “内修”项目连在一起，是“独善其身”；它与后面的“外治”项 目连在一起，是“兼善天下”。老师在这里讲了四句话，风情的理解，超越的精神，当下的精神，中庸的道路，是对格物致知的深入阐释。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老师在讲课过程中还提到了慎独的精神。所谓“慎独”，是指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即使没有人监督，也能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遵守道德准则，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慎独，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的试金石。一个人在公共场合不做坏事比较容易，而在独处时也能一样不做违反道德准则的事，则需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慎独，其实就是“慎心”，要诚其意，在各种物欲的诱惑面前，靠“心”把持住自己——不管是酒色财气，总归“吾心有主”，不为所动。慎独，其实就是“慎始”，做任何事从开头就要十分谨慎，如果开始时就不谨慎，还怎么能保证有好的结局呢？慎独，其实就是“慎终”，“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意思是说，当事情结束时，要像开头一样慎重对待。慎独还需用礼来约束自己，就不会离经叛道，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慎独还需克服源自动物性的“利己”性。在《大学》看来，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私下里，都应是堂堂正正的君子。

记得老师在第一堂课上给出的一幅大树的图，枝繁叶茂，吸收着阳光雨露，迸发着勃勃的生命力。因为它是有根的，所以它是生长的，进步的。有句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也体现了这个观点。反观现在中国的情况，虽然我们有传统的儒家文化，但是我们并没有学习传承下来，当然这和现在的教育制度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在的孩子，很早的就被送去练舞蹈，学钢琴，四五岁就学英语，但是很少有家长选择教授孩子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譬如《三字经》、《弟子规》，虽然会其中的一句两句，但是我个人觉得孩子有必要学习这些，这这对于孩子的修养有着重要的作用。小学，初中，高中，似乎都是在为了考上一个好大学奋斗着，都有着“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但是不知道要达到平天下的水平，也是需要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走过来的，身不修，以何平天下？

大学与大学之道 篇5

摘要：人文精神反映了人的内在价值和社会的普遍正义，是大学教育的灵魂。重建大学的人文精神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培养具有人文精神的各类专业人才的办学目标，为人文精神的形成提供自由宽松的思想环境，建立有效的人文教育机制。同时，要注意吸收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

关键词：大学教

育，人文精神，传统文化，教育改革。

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精神体现在《大学》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中，即以修身为教育之本，以止于至善为教育目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为己”之学强调个人品德的完善、独立人格的养成和内在精神快乐的追求，以成就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为教育的根本目标，相当于现在的“德育”。但德育在现在的大学事实上已经蜕化成为政治教育，而政治教育不是德育，也代替不了德育，可以说德育早就边缘化了。现在有的学校提倡修身，开设修身课，有这种意识当然很好，不过提出的思想基础、出发点、实施方式和效果值得怀疑，因为德育需要建立在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长期积累的优秀成果上的，是人的普遍价值的民族性体现，不能离开文化的具体形式去凭空创造，也不能当作一门具体学科从外部移植，当然更不能搞复古主义那一套。然而，近百多年是革命和改革的时代，所革所改的对象主要就是文化传统，传统文化早就变得支离破碎、惨不忍睹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悠久，一所学校是百年老校，价值就在于有传统，只讲改革创新而不讲继承保守，把传统丢掉了，历史再长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可自豪的。改革应当针对僵化的制度和腐朽的观念，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那些东西，而不应当针对已倍受摧残的传统文化了。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挖掘、整理、吸收和消化，将其中积极的有生命活力的因素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去；在高等教育领域，就是把传统优秀的教育思想和方法融入大学的教育实践。这不仅仅是为了继承传统，而且更是现今的大学教育缺乏和急需的。例如，人们常关注的人文素质和心理素质就是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与有机组成部分。有的人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以竞争为主，需要加强的是专业技能和实用技术，而传统教育仅仅是过时的传统道德教育，应当丢到历史垃圾堆去。这种看法是极为片面的，传统教育尽管以德行养成为最高目的，但并不只是道德教育，更不只是道德教条的教育，而是包括技能、情趣、艺术、体质在内的全面性教育，相比而言，我们现在的教育才真正是片面的。如孔子四科有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六艺有礼乐书数射御，内容非常丰富，几乎囊括了当时的文化全体；又如传统的诗教，讲究“诗言志”、“兴观群怨”、“温柔敦厚”，涉及到高尚完美的心理、人格、气质的养成；就是似乎枯燥的礼教也有可借鉴的丰富资源，因为习礼过程在古代教育家看来还有舒张身体和坚固筋骨的功能，也就是具有做体操与培养文雅动作行为的作用，这些岂是道德教育所能概括了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则更鲜明地对照出传统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且不论追求实用技能与技术的趋向在大的方面造成由于忽视科学基础的教育和研究对国家长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隐患，就是在具体的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方面带来的弊病也是非常明显的。就业的压力、激烈的竞争、广泛的交往更需要健全的人格和稳定的心理素质做基础，不然很难适应现代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过去的学生在大学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一生中生活和工作很少有大的变化，而在现在复杂多变的竞争社会，如果缺乏健康的人格和全面的心理素质，就会带来大量的个人和社会问题，这就对大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责任。因此传统以德行统领的个人全面素质教育模式就显示出它的现实意义。

也有些人虽然承认个人精神素质和德行的重要性，但又觉得德行教育与专业教育没有必然联系，认为两者要分开进行，从而在专业教育中排斥人文道德教育。这其实也是片面的做法。具体怎么样在专业教育中贯彻人文素质教育当然要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能因人文教育影响和降低专业教育，但在指导思想上决不能把它们当作两回事。古代的工匠和艺人在收徒授艺的过程中基本上就是以德行为首的，就小处说是职业道德，就大处说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近年来大量披露的学术腐败、官员腐败、医疗腐败问题以及食品卫生问题，在一个健康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而我们早就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了。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无疑与社会整体上缺乏人文道德意识有关，而现代教育漠视人文素质教育的状况难辞其咎，应负主要责任。进一步说，以担负道统自命的古代知识分子还是政统的引导、制约和监督力量，他们不仅担负传播文化、培养人才的责任，而且还参加实际的政治管理和改良社会活动，并以学术研究活动探索与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中坚。我们现在强调建设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也应当继承这一“士”的优秀传统。这就是说大学培养的学生不仅应当是各类专业人才，而且也应当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著

名学者梅贻琦说大学不是有“大楼”之谓，乃是有“大师”之谓，我们也可以说大学不单是有“大师”之谓，乃是能培养“大人”之谓。“大人”是什么人呢？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朱熹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①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焉。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也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②可见，“大人”之“大”在于他能实现人所固有的普遍内在价值，大学教育的根本在此，否则配不上“大”的称号。人的内在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无论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因此，顾炎武区分开“亡国”与“亡天下”，只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为“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③人性泯灭、道德意识丧失、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的沦落就是亡天下，这是无分于时代、地域和民族的，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是所有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要想追求和建立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就必定要以人的普遍内在价值为依据，不能简单地从各个文化、宗教、民族的伦理规范中寻找共同的戒律，因为所有戒律都具有历史性和境遇性，而人性是永恒的，只有在境遇中具体体现人性的戒律才是有生命的；人的内在本性要通过内向反省来认取，中国传统教育中的“仁义忠恕”之道可以为普世伦理的建立奠定人性论基础，这已经涉及到具体的伦理学问题，在此不必深论。近来，“以人为本”的提出、人权入宪的事实表明国家对人的普遍价值的承认和保护，可以说是历史的巨大进步，突破并超越了陈旧的思想体系。高等教育应当跟上时代的步伐，改变以政治教育代替人文道德素质教育的状况，特别是在本科层面上建立独立而有效的人文教育体系，同时在进行专业教育的过程中贯彻人文道德教育。如新闻专业要追求新闻的真实性，而不能炒作新闻、混淆视听；法学专业要追求正义的实现，而不能不辨是非、一味钻法律空子。总之，每个学科都有其“道”，也就是都有其学科精神和职业道德。

学科精神和职业道德以人性为基础体现了人的普遍价值，是人文精神的重要部分，但人文精神是个更广泛和全面的概念，它以人性的自觉与实践为核心贯穿在人生与社会的各个层面。一方面，在个人的社会生活中，具有人文道德素质的人不会为了一己的私利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农民不会种出连自己也不会去吃的蔬菜粮食；商人不会偷税漏税、不讲信用；医生不会收取红包回扣、见死不救；官员不会贪污受贿、玩忽职守。另一方面，在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人文道德素质的人又是正义的守护者、权力的制约者和现实的批判者。如果没有正义，一个社会就无法维持，而正义的呼声与实现是人性的力量和文化的功能，文化则通过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渗透和制约起作用。权力必须得到约束和监督，没有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社会的崩溃。在宪政尚未有效建立的时代，对政权的平衡主要依赖宗教和文化的力量。中国古代文化以儒家倡导的“道义”为灵魂，以“名教”为形式对政权进行规导、制约、监督和调节，起到象西方的宗教一样的政治作用。君权在表面上似乎没有限制，生杀予夺任由君主之喜怒，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君主只能“替天行道”，即遵守“道义”，否则就是“无道”之君，从而丧失权力的合法性。“道义”及其具体的“是非”准则是人的普遍固有价值的体现，是知识分子立身行事的法宝，不是任何强权所能垄断和取缔的。秦始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试图用权力代替道义，用专制主宰是非，结果二世而亡，给后世统治者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曾激起无数知识分子的渴望和幻想，但他们不知道“哲学王”成为现实之日，就是他们的噩梦来临之时。政权一旦垄断了哲学，哲学就会堕落为暴政的工具；哲学若是拥有了权力，权力就会无限膨胀，失去控制。“哲学王”在实践中不仅会使政权成为独裁与暴政，而且会使“正义”异化为吞噬人的生命和灵魂的巨兽。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时代、法西斯文化专制的时代之所以是人类文明史的黑暗时代，就是因为宗教和文化失去了独立性，被权力所玷污造成的恶果。在我国，孔子幸亏仅是“素王”，否则也难免象王莽一样声败名裂；他能取得不可替代的伟大的历史地位，成为知识分子效法的楷模，就在于他表达了人类的普遍价值和社会正义，是文化的集大成者和独立精神的体现。文化的独立性是知识分子获得独立性的根据，而当伟大的政治领袖兼任伟大的思想导师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只能沦落为附在某种皮上的毛。丧失独立性的知识分子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仅仅是专业人员和一般文人，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还是现实的批判者，独立性是实现批判功能的必备前提。现实社会总是有缺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屑于为讨好权力歌功颂德、用理论粉饰现实，他总是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格思考现实、揭露问题，对社会不合理现象、腐化现象进行无情的批判，并找出解决办法、指明方向。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依赖于文化的独立性，文化的独立性在于体现人的普遍本性的人文精神的独立性。人文精神是文化的灵魂，是知识分子的灵魂，同样也是大学教育的灵魂，能不能培养出具有人文精神的各类人才应当是衡量大学教育成败的决定性标准。

一所大学，不是想有“大师”就能有的，但如果要锐意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就一定能培养成的。现代社会尽管对权力的制约和对正义的维护主要靠健全的民主制度，然而制度的建立与运行离不开人的精神素质。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与近代启蒙主义的兴起和宗教势力被迫退出政权是同步的，文化的独立性及其人文主义精神是西方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的反省和批判又是西方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我国目前急需解决的种种问题，如民主政治的建立、法治国家的实现、文化事业的繁荣和社会风气的扭转，在在需要大量具有人文精神素质的各类专业人才，加强大学人文精神素质的教育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识。可叹的是，现在的大学教育却难孚众望。众多的大专院校正沉溺在建大楼、扩地盘、上层次、抓效益等急功近利的浮躁气氛中，把本已淡漠的大学之魂冷落一旁，屈从于世俗功利主义的浊浪下，丧失了自身的尊严。怵目惊心的教育腐败、层出不穷的学术违规和学生学习中的弄虚作假、论文抄袭现象，难道不是大学灵魂沦丧的征兆？缺乏人文精神的大学想要跨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无异于缘木求鱼、痴心妄想。因此，重建大学的人文精神是大学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

首先，确定“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以培养和造就具有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为首要目标。大学的管理者在思想上要认清大学的性质、作用和地位，认识到大学是传播和创造文化的重要领地，而所有文化都以体现人的普遍价值、社会正义和美好理想的人文精神为灵魂，就是说都是“以人为本”的；“以人为本”应当成为大学办学的最高宗旨。尤其在我国，由于缺乏深厚的宗教传统和普遍的宗教组织，大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仅仅是一级文化教育机构，而且还是道义的担负者、理想的发源地和心灵的守护神，具有其他组织机构所没有的纯洁、崇高、超脱和神圣的独特地位，对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建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现在应当对大学教育的办学思路和目标做深刻反省，不能刚从政治运动的折腾中摆脱出来，就又淹没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不能只顾追求规模、档次、排名却忽视了大学教育的根本性质和目的。事实上，大学的声誉、质量和贡献最终要建立在具有人文精神的各类专业人才的培养上，建立在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培养上。

其次，提供大学人文精神形成的必备条件。人文精神是文化长期发展的产物，但人文精神并不只是理论知识层面的东西，而是活在人的精神、品格和实践中的东西，如道德素质不是道德知识的理论认识，而是通过具体个人的道德实践表现出来的人格品质。所以，人文素质教育关键是有人文精神之个人的形成，而不是人文知识的传授与学习，即不能等同于人文学科的教育。人文精神的形成首先表现为思想大师的出现，这是个自然的过程，不可能由计划催生出来，但大学可以为大师的出现提供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自由宽松的思想环境。蔡元培主持北大时，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方针，在短期内迅速聚集并造就了众多的思想大师和学术大师，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至今为人们所称道。旧北大、旧清华的办学思路、模式和机制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为今天的大学改革所参照，而自由宽松的治学环境尤当首先效法。因为人文精神具体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形式和类型，具有民族性、历史性和多元性，在如今世界文化多元互动的环境下，思想自由无疑是创造新思想、诞生新大师的先决条件。在没有思想大师的时代，人们靠基本的良知和文化熏陶维系人文精神；在思想大师出现的时代，人们的人文精神就会得到充实、提高与发扬，从而使社会风气得以净化，精神文明不断提高。同样，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也需要自由宽松的思想环境，而且还要有与人文精神形成相应的教育机制提供保障。

第三，改革课程体系，建立有效的人文教育机制。人文素质教育虽然不等于人文课程教育，但人文课程教育是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因为人文精神主要是依靠人文知识负载和传达的。以前除了文科院系外，担负全校人文教育使命的主要是“两课”教学，现在大多理工类院校纷纷设置人文学院，积极寻求加强人文教育的有效模式。可是，其中有些院校的目的仅是为了建立独立的人文学科以求成为综合性大学，而不是为了全校的人文素质教育。然而，“两课”教学的局限性早已暴露无遗，探索和建立全校范围的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文教育机制已经刻不容缓。在目前情况下，可先做以下几点工作：

一、对“两课”的教学内容进行全面改革，突出其中蕴涵的人文精神因素；

二、选定一些人文基础课程为全校通选课或必修课；

三、各专业设立反映本学科学术精神和职业道德的课程；

四、形成经常性的名师交流和讲座制度；

五、鼓励教师或学生成立独立的学术和文体社团组织；

六、建立高水平的学生心理、生活、学习和就业辅导咨询机构，等等。在实践的基础上，积累经验，比较吸收，积极探索新思路、新方法，逐步健全完善而有效的人文精神素质教育机制。

最后，要特别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遗产必将在人文精神教育的重建中起极为重要的作用，新时代人文精神的形成是否以传统优秀文化为主要资源决定着新的民族时代精神建设事业的成败。上个世纪前半期出现的众多思想大师、学术大师和科学大师多数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惊人的学术成就并成为令人景仰的大师就在于他们是具有人文精神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聚集了传统文化与时代文化结合的精华。而上世纪的后半期至今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师，整个社会不仅政界、商界而且学界的不良风气有增无减、精神失守；深究其因，也许过去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是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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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熹：《大学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②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68页。

③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第471页。

TheiritofUniversity

Atract:Humanismreflectsnatureofhumanbeingandjusticeofsociety.Itistheiritofuniversity.Torecotructhumanisminuniversitymustrequestuniversityhavingtheideaofhumanismandthegoalofeducatingstudenttobecamearealintellect,havingfreesurroundingsforforminghumanism,havingtheeffectiveteachingmechanismofhumanity,andmusttakeadvantageof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

寒假实践报告：大学之道 篇6

进入大学，很多人都不习惯，不习惯，课程的安排如此之松散，不习惯，每天晚上十二点之后才睡觉，每天早上没课就睡到自然醒，不习惯没有固定的课桌教室和同学，不习惯看见一些小情侣在校园做着甜蜜的动作，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活动。。

关于这些，我想说，课程安排的之所以没有高中的那么紧，第一是我们要改变自己的读书方式，不是高中那种填鸭式，而是自己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你可以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你可以在课程外去选择自己的爱好去学习，往自己的兴趣方向发展。这个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空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关于作息习惯，你可以选择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只要你不影响别人，你可以选择6.00起床，10.00睡觉，可以每天泡图书馆，你可以选择随波逐流，你可以选择坚守心中的阵地。不同的人对于自我的定位不一样，不同的人对于事务的评价标准不一样，你没有资格去指摘别人，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做好自己。

第二，关于爱情，我从来不认为爱情只是停留在放烟花，溜旱冰，送玫瑰，这样的泡沫剧情节中，爱情都是双方的一种欣赏，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所应该努力的方向，不要看见自己的同伴什么的迫不及待的找个女朋友，这个是愚蠢的做法，也最终不会幸福长久。那些小学同学，初中同学，就生儿育女的，别看他们高兴的一时甜蜜，过几年经济负担的增大，以及个人心智的成熟发展后，那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的一时欢快做出悔恨的时候了，大学是可能遇见真爱的，但是仅仅只是可能，机会以及世间万物是可以被制造的，但是爱情却不能。遇见了真爱，也不应该沉迷于俩人世界中，多参加活动和集体生活，[莲山课 件 ]当两个人选择同居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考虑，无论如何，不要发生关系，很多同学都后悔了事后，如果没有最后走到一起，也许这是一辈子的悔恨，前提是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的话。

第三，关于友情，大学时代，也逐渐有些功利化，大学毕业的这些同学，将来都可能是我们事业的得力助手，一定有可能请他们帮忙的时候，但是在扩充人脉的同时一定要真心对人，懂的付出，不要计较奖学金，也不要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毕竟要相处四年，四年后，大家各分东西，真正离你最近的还是宿舍那几个老舍友啊，以及那些哥们，正心诚意，古人修身的基础，只有自己做好，以德服人，才能使自己拥有号召力，德才兼备，德在才先，人脉的扩充不是你拥有多少个人的电话号码，认识多少人，而是你在困难的时候，有多少值得信任的朋友，这才叫核心人脉，而在这之前，你需要做的就是在别人困难的时候，伸出你的手。。善良，一个人首先要具备的品性。只有自己的“道”是正确的，那么即使使用“术”也是无可厚非。把每个人都装在心里，不要怕别人不知道，只要有心，便足矣。做事先做人。

第四，在参加活动方面，你可以选择多个社团，首先是泛，就好像黑白电视的两根天线，[ 课件 ]只有四处摆动才能找到自己的方向，在任何一项活动中，你可以选择的角色有，组织者，参与者。策划者，等等。。然后选择自己的爱好，真正的能力可以在这里演练出来。如果你已经确定好自己的方向，那么努力吧少年！这里是免费实践的舞台，即使你做错了，也有宽容的学姐学长，老师来指点和帮助你，至少在大学，这个世界还可以很单纯。。

没有看过书的大学是不完整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先贤的人生总结，你可以花很多时间去实践，但是你一定要舍得花时间看点书，特别是哲学类，反正就是能令人深思的书籍，当然你也可以发扬你的特长，玩电脑，追漫画，没有任何一项特长的人，不叫平凡叫平庸，大学后，我们的三观将面临一场摧毁和重建，这是最后的一次成型，毕业后的那些挫折，只是小修小补而已。

大学与大学之道 篇7

内圣外王:中国品牌修养的必由之路

《庄子·天下篇》有云:“圣有所生, 王有所成, 皆原于一 (道) 。”此即“内圣外王之道”。“内圣”讲究修身养德, “外王”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 由内而外, 逐步升华。在《大学》中, 朱熹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概括为“三纲领”, 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概括为“八条目”, 两者互为对应, 构成一个以修身为核心的整体, 比较全面地阐释了一种修己治人的道德修养体系, 蕴涵了儒家一贯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

品牌尤其讲究由内而外, 以内养外, 一“品”一“牌”, 恰好暗合儒家“内圣外王”的哲学之道:没有内部“品”的支撑, 对外展现的“牌”只能是夸夸其谈, 空壳一个。“品”指的是品牌的内在修养功夫, 处于核心位置;“牌”指的是关注外在的品牌传播、营销手段等。正所谓“孤阴不生, 独阳不长”, 只有当“品”和“牌”和谐融为一体, 阴阳结合, 沿着“内圣外王”的路径开出, 才会真正形成富有生命力的品牌。

品牌的“内圣外王”实质上就是企业通过品牌的内外兼修, 走向国际化的过程, 是每个想基业常青, 成为百年跨国公司的中国企业的必由之路。但是, 综观我国企业进行的品牌建设, 有的仅将品牌当成一件奢侈的外衣或是门面的摆设 (1) , 有的迷信营销的妙策奇功, 忽略品牌核心能量的创造与培养 (2) , 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然而, 面对现代科技与全球经济在全球化3.0时代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变化, 凝炼自身核心竞争力, 走向“微笑曲线”的高端, 是中国企业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必然选择。

“三纲”:品牌修养的三重境界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大学》开宗明义的“三纲”, 讲了儒学道德修为功夫的“三境界”:第一境界是“明明德”, 要求学者应以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为己任;第二境界是“亲民”, 要求人们用光明正大的品德感化别人;第三境界是“止于至善”, 要求人们将弘扬和感化的功夫修至最完善的境界。

从品牌修养的角度来考虑: (1) “明明德”是品牌塑造之初, 企业经营者应当自觉地将阐明完美与光明的德性作为企业之己任, 有让品牌弘扬德性, 筛掉过多人欲笼罩下迷失自我的意识。但此阶段仅是一种意识的存在, 有可能会沦落到只关注外在知名度与眼球效应的地步, 走向“明明德”的异化———表面的作秀, 或将品牌当成驱动业绩的工具 (3) , 此为品牌修养的第一境界———良品。

(2) “亲民”中的“亲”字作“亲近”解时, 指品牌要亲近顾客, 用内在的“德性”引发顾客的共鸣, “以民为贵”。“亲”作为“新”解时, 一解为“使人民受到感化, 成为新人”, 让品牌作为消费者在人格上借以实现自我的媒介 (4) , 实现内心自我的理想人格。另一层含义是品牌弃旧图新, 进行自主创新。此为品牌修养的第二重境界———“亲”品, 注重互动体验 (5) , 成就自我, 抽象成具有人格特征的符号, 成为顾客精神上特定的指向与心灵的伙伴。

(3) “止于至善”:“至善”是品牌建设的最高境界———极品, 即“神话和崇拜”, 它是前两个境界持续努力后完美的升华。此阶段, 品牌已完全抽象出一个“神”的自在符号, 宣告符合自身定位的品牌核心价值提炼的完成, 消费者和顾客对品牌的热情、推崇、忠诚和痴迷已经达到了不可阻挡的信仰地步 (6) 。

“八目”:企业塑造品牌的内外兼修之道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学》中“修身治人”的八目:由“格物”到“修身”是自我修养, 达成“品”的完善的内圣阶段;从“齐家”到“平天下”是环境逐步向外扩大的外王阶段, 是通过日臻完善的自修, 由“微笑曲线”的“生产制造低端”走向“品牌研发高端”, 从国内市场逐步挺进全球市场的过程。此八目层层递进, 通过提高品牌自身修养, 进而将内在能量转化为外在强势的行动力。

首先,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是品牌的内修功夫。“格物”是对品牌规律的深入研究;“致知”是企业通过前期对品牌规律的逐层接触, 获得对品牌认知的把握;“诚意”是企业明确要以“止于至善”的最高境界作为自身的努力方向, 不自欺欺人;“正心”指企业摒弃以前对品牌“术”的片面认识, 端正塑造品牌的心态;“修身”指企业按照“止于至善”的最高境界进行品牌修养, 为品牌注入更多“诚”与“善”的内涵, 融入更多的品牌科学观:

(1) “知其所止”, 即明确品牌定位, 知道该停在哪儿, 才能谈得上“止于至善”。这不仅仅是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一个容身之所, 还要在消费者的心智、精神上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每个企业的品牌要实现持久的生命力, 必须通过“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的研修而达到“盛德至善, 民之不能忘也”!也就是说, 要想成为世人交口称赞的具有完善人格、深知人心的品牌, 关键在于寻求最能扬长避短的位置和角色———“知其所止”, 找到符合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比如芙蓉王以“传递价值、成就你我”为品牌理念, 引领清醇长韵风格, 定位清晰高端, 使之在品牌的实践上能不断丰富其品质、品性与品位。

(2) “日日新”:《大学》引用汤之《盘铭》曰:“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即假如能一日自新, 就要始终如一, 永远保持, 做到每天新, 天天新。革新, 是保持品牌活力的内在保障。大卫·奥格威认为变革是我们的生命源泉, 停滞是为我们鸣响的丧钟。品牌建设非一劳永逸, 要想让品牌长久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就要使品牌能够不断发展、不断创新。大卫·艾克和凯文·凯勒在一项研究公司形象对品牌延伸的影响的试验中也发现:关注环境等慈善公益形象的作用无论从力度或广度来说, 均远小于创新的作用。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 占据主导地位要求企业内部的自主创新、自主研发、自主设计、创新性传播, 这都有赖于创新。因此, 当企业的品牌在市场上定好位, 开启自我修养的创新大门之后, 就要“无所不用其极”, 时时处处为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而不懈努力。

(3) 慎独:“至善”不自欺, 更不欺人。“小人闲居为不善……人之视己, 如见其肺肝然……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慎独是品牌至高的内修功夫, 企业在进行品牌建设时, 要善于约束自己, 心存畏惧感, 在内心筑起自律的城墙, 千万别心存侥幸, 游走于暂时的法律漏洞, 挑战任何伦理底线, 更别企图通过编织表面的欺骗与谎言去挽救———因为内心深藏的恶念, 总会在外表上暴露痕迹, 而法律也终会索回它的尊严。前阵子的“三鹿奶粉”事件, 再次验证了品牌自律慎独的重要性。

(4) “使无讼”:“子曰:‘听讼, 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 此谓知本”。从字面上理解大意指审案的目的是为了杜绝案子的再发生, 要搞好自身修养, 从而使民众内心畏服, 进入“知”的最高境界。企业进行品牌建设, 及早“知本”修身, 就会省却吃官司的麻烦。比如我国品牌在知识产权方面既要做好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与保护, 又不要去侵犯他国品牌的知识产权。

另外, 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在的事功, 是企业根据自身的品牌战略从经营好自身企业到一个小区域的市场再到全国市场, 最后发展到全球市场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品牌竞争的白炽化局面迫使中国企业注定要经历这番蜕变, 唯有做好前一个阶段“本”的工作, 从国内到国外步步为营, 才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叱咤风云, 经受各种考验。

结语

中国的很多企业, 至今还苦苦挣扎在“世界工厂”的族群堆, 茫然徘徊于OEM的边缘道, 没有真正拿得出手的“品”, 却还振臂高呼通过外在短期传播、营销“道术”所带来的“销量节节攀升”、满足于国外“经济鸦片”表面给予的短期利益, 这恰似半条腿走路, 怎能有自己的“品牌”?《大学》三纲八目所开出的“内圣外王”之路, 给中国品牌指出了一条注重核心建设的道路, 但“内圣外王”的统一毕竟是一种理想境界, 中国品牌能够达到“至善”的境界, 我们自觉任重而道远, 却也拭目以待。

摘要：当前我国企业的品牌建设, 多注重外在的“牌”, 而忽略了内在的“品”。作为儒家经典之首的《大学》给人以无限的启发:“三纲八目”为品牌提出一条“内圣外王”的建设之道, 修炼品牌的“三品”境界, 做到内外兼修, “品”、“牌”同举, 最终成就恒久的品牌价值, 基业常青。

关键词：大学,品牌修养,内圣外王,三纲,八目

注释

1 段淳林、刘晓英:《中小企业创建中的五大误区》, 《企业研究》, 2005 (12) 。

2 年小山:《告别科特勒》,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11) 。

3 (5) (6) 卢泰宏:《品牌建设将经历四重境界》。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70124/20083278885.shtml.

何为大学之道 篇8

关键词：德雷克·博克;《回归大学之道》;本科教育目标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7-0120-02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学校数量不断增加，学校规模不断扩大，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毕业生人数增长迅速，2004年，我国普通本科毕业生数只有239万，2013年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638万，增长了近两倍。高等教育扩招虽然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却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大学生就业率持续低迷;相比于学历较高的本科生，企业更倾向于要有一技之长的专科生等。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大学本科教育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为什么我们培养的本科生不被社会认可？我们的大学本科教育又存在哪些问题？美国作为教育强国，他们的本科教育是怎么样的，他们培养出的本科生具备哪些素质，又能为我国本科教育提供哪些借鉴。带着这些疑问，笔者读了德雷克·博克的《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

一、《回归大学之道》一书的内容简介

德里克·博克（Derek·Bok，1930年—）是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以领导哈佛大学的通识课程修订和学术机构改革著称于世。德雷克1951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学士学位。1958年开始任哈佛大学法学教授。1968-1971年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1971—1991年任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2005年前任教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教育学院。2006年，在劳伦斯·萨默斯卸任后，担任了一年哈佛大学代理校长。在哈佛校长的20年任期内，博克重构了哈佛大学的高层管理体系;领导了哈佛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改革;倡导招生中的机会均等;增加女性本科生人数;创建了哈佛“艺术办公室”以及“丹福斯教学与学习中心”。2006-2007年担任校长期间，致力于本科教育评估的反思和革新。他先后撰写了《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美国高等教育》《大学评价：高等教育商业化》《回归大学之道》等著作。

1.回顾历史

作者首先带我们回顾了美国教育的发展史，分为三个时期。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学院与宗教相联系，类似于精修学校，学生在课堂内外的行为都受到严格约束。课程都是统一必修的，以训练智力和塑造品格为目标，教育的主旨不在于传输某种实用的知识，而在于培养学生的心智。这一时期大学教育的唯一亮点是课程目标的多元化。但是由于浪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执行行为规范上，到19世纪末，传统课程已尽显疲态，1850年至1870年之间，美国的本科生入学率呈下跌趋势。第二个时期是南北战争结束后，高等教育开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改革。古典課程让位于新兴的实用课程，宗教失去了对大学的控制，各种社交俱乐部和兄弟会在大学校园里发展起来。在课程设置方面，必修课代替了选修课，出现了极端自由选修模式和传统课程设置模式的两种对立，最终确定了“深度加广度”的课程模式——学生选择一门专业修习某一学科的若干门课程，选修若干知识领域的两三门课程。这种模式与我们今天的课程设置类似。第三个时期是二战之后，大学再一次经历了巨大的变革。这一时期，美国教育大众化快速发展，社会的发展以及学生需求的变化使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开设职业课程。新知识数量的不断增长，专业领域的不断分化，大学开始开设一些跨学科课程。科技的进步改变着教师的授课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学校也推出了更加个性化的教学方式。

在回顾了美国大学发展历史之后，德雷克针对现在学术界对大学的批判一一作了解释和反驳，包括：对本科教育缺乏清晰地认识;没有阻止知识不断分化的趋势;牺牲博雅教育迎合职业主义;重科研而轻教学。得出结论，从历史的角度看，本科教育质量下降的说法缺乏依据，至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否推动本科教育获得相应的提高，我们很难做出一个准确的评价。

基于之一疑问，作者提出了从大学教授的行为和大学教育目标两方面考察大学教育质量是否获得了提升。

2.教师的态度

德雷克认为大学教授的行为决定了大学生的学习内容及方向，外界对大学教授重科研轻教学的批判言过其实，但是大学教授缺乏足够的压力，很难在常规教学任务之外对教学活动倾注更多的心血。学生所接受的教学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自身的判断力和价值观。作者认为大学存在六大问题，第一，教师和学生对大学角色认识不同。一方面对教育功能认识的不同对课程设置产生了一定影响，学生钟情于那些能带来眼前利益的科目，教授则主要从自己的专业兴趣出发，并未思考过学生需要什么。另一方面师生之间对价值观教育认识不同，大多数学生认为，培养个人价值观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教授们则不愿意传授主观性太强的知识。这样学生便失去了一些应有的教育收获，而这些本应是他们个人发展的重要部分。第二，教授之间缺乏合作。其结果便是导致跨学科课程开设困难，本科课程体系往往是“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第三，忽视教育目的。对教育目的的忽视导致教师们在课程修订和课程评价方面难以做出合理的决策。即使他们在理论上认同课程目标，但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却无人考虑。忽视教育目标的另一个普遍现象便是教师们一方面同意某个课程要求，一方面却又不愿意亲自讲授其中的重要课程。第四，过于强调通识教育。对通识教育的过度重视并未改善通识课程的质量，却忽视了专业课和自由选修课。第五，忽视教学方法。教师回避对教学方法的讨论，阻碍了本科教育重要环节教学评估的开展，也阻碍了教学方法的改革。第六，忽视课外活动。常识告诉我们，课外活动更能帮助学生在某些重要方面成长，但是，进行本科教学评估的教师们虽然认同这一观点，但却不愿意作深入探讨或把他列入评价体系。

3.本科教育目标

在评价前明确大学的目标是什么能更好地评价大学在进步还是在退步。作者经过对不同时期不同教育学所提出的大学目标进行严密分析，得出大学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多方面的，并界定了几个重要的大学教育目标。第一，表达能力。包括书面表达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作者认为表达能力是学生在大学期间和毕业之后都会广泛运用的能力。第二，批判性思维能力。包括，清晰地认识和界定问题，分辨出同一问题的不同论点和利益关系，搜集相关材料等。第三，道德推理能力。第四，公民意识。第五，适应多元文化的素养。第六，全球化素养。第七，广泛的兴趣。第八，为就业做准备。

4.展望未来

在书的最后，作者基于之前的分析，对美国大学未来的发展做了展望，分析了改革的可行性和新时期的改革方案。也提出了美国高等教育未来面临的挑战：如何使更多美国的年轻人拿到本科学位;怎样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如何应对高等教育中的巨大变化;高等教育商业化等。

二、对《回归大学之道》一书的评析

初识德雷克，哈佛大学校长的职位为他披上了一层光环，随着读书的深入，笔者被作者的教育智慧和洞察力所打动，领略了世界名校校长的卓然之处，他将真诚的反思，理性的论证和雄辩的语言交融全篇，带我们探索了美国大学的发展历史，反思美国大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找未来发展之道。读完本书，有很多印象深刻之处，尤其是作者开篇对美国大学发展历史的回顾，作者说：“要想认真地探讨当今美国大学的问题，就必须对其发展历史有所了解，任何人在批评或改革本科教育之前，都应该对其历史烂熟于胸。”正如中国那句古话，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如果我们不了解大学校园里曾经发生了什么，就无法深谙大学之道，也无法判断世人对大学教育的批判是否合理。

《回归大学之道》一书是德雷克·博克对自己多年教学与研究的沥血之作。最大特色主要体现在：第一，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目标作了清晰界定以及详细说明，作者反对制定单一的、统筹全局的大学目标，或者把大学目标局限于智力发展领域，他认为大学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多方面的，并详细叙述了八个特别重要的方面。第二，提出了一些教学实践中被忽略的問题，并分析了原因，提供了解决之道。在《回归大学之道》一书中，德里克·博克明确重塑了美国高校本科教育的目标，在读本书时，仿佛看到博克在自己岗位兢兢业业的工作，详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关心国家的本科教育。

三、启示

读完本书，在了解美国大学教育概况之后，笔者不禁想到了我们的大学教育。拥有世界一流教学水平的美国大学尚且存在如此多的问题，正处于发展期的我国教育也不例外。我们虽有自信与优势，但也得承认差距，以史为鉴，我们现在走的路可能正是美国大学走过的路，我们所倡导的改革或许他们早已实践过，我们应该学习作者分析问题的方法，了解历史，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以求解决之道。我们了解了美国大学的本科教育以及德雷克的本科教育思想，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哪些又能应用到我们的本科教育中，为我们的教育改革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