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通用8篇）
公共领域 篇1
问题：
§20从私人的新闻写作到大众传媒的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性功能的宣传（广告）
1.什么是公共领域？什么是私人领域？它们的关系是什么？
哈贝马斯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公共领域的学者，但在1962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公共领域第一次被概念化。公共领域理论也成为了炙手可热的理论。在哈氏看来，“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它的完整概念应该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并具有特定的历史语境意义。它是指在欧洲中世纪“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具有批判力量的私人所构成的针对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批判的领域。哈氏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做了微观的描述。他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的前提是“市民社会”的形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
私人领域：私人领域不是与公共领域相对的领域，公共领域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公共领域受社会势力的影响，享有左右私人领域的权力。
私人领域中有个概念叫私人公众，他们因为私人利益而参与到批判公共权力中。而私人公众通过大众传媒参与批判就可视为是在公共领域进行的。
2.报刊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是什么？
第一阶段：报刊属于私人通信系统，小型手抄行业，出版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做生意，原则是利润最大化，活动局限于新闻交流和新闻监督。只售经济因素的影响。没有编辑，只有发行人。
第二阶段：个人新闻写作。报刊业有了商业基础，但报刊业本身没有商业化。出现：说教工具，学术、道德、政治批判与说教。主办人：文人、学者。经济上是以“破产”为代价的，没考虑经济因素，因此，在英国被称为是“有钱贵族的癖好”。发展：商业性的报纸出现发展起来。经历作者、编辑、发行人、印刷商集一身专门后，文人主办报刊的相互竞争使编辑职位产生。报纸的功能是传声筒和扩音器。不是简单的载体。编辑有选择性的编辑信息，传播信念。首要关注公众的批判能力，经济利益时第二位的。
第三个阶段：商业报刊业出现，广告产生，广告版面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报刊回归私人商业性质。但不同于小作坊的手抄业，发展成发达资本主义企业。股份公司。
3.为什么说编辑成了“零”雇员？
“零”雇员实际上是指编辑的评论自主权受到限制，甚至是被剥夺了。
报刊商业化，成长为资本主义企业后，受外部利益集团的影响，编辑部越来越受广告部的影响，甚至是被操控，虽然报刊业19世纪后半期还是私人公众的机制，但已经逐渐变成了特权私人的机制。从这个角度出发看，编辑受制于报刊的出版商。而政党报刊的编辑，受政治组织的控制，议会或者政党派别。等于听命于监督委员会。这两种情况都是没有自主权的受控制的“零”雇员。
4.广告充斥公共领域的原因？
报刊经历文人学者主办用于传播信念的时期，由于相互竞争走向商业化。发行人开始考虑回报的问题。广告则是最有市场的商品。广告主成为报刊的衣食父母。这是经济因素影响的结果。
广告充斥公共领域的另一个原因是特权私人的私人利益侵入公共领域。特权私人借由经济控制达到舆论控制的目的。
受卖方限制，寻求科学化的销售，产量不能无限制的随意改变。直接的价格竞争让位给广告----赢得客户市场的间接竞争。
5.舆论管理的方法有哪些？
制造新闻或者利用有关事件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改变舆论。
公关部门给“发布中心”提供成套的信息和指南“文献”。将新闻报道与广告融合在一起，赋予宣传对象公共利益物品的权威性，让私人公众自由“取得共识”。
§21 公共性原则的功能转换
1.公共性原则的功能转换指什么？
公共性原则的功能原指公众权利之外的公众私人参与的新闻活动以争取批判权利，20世纪20年代以后，政治性功能发生转换，拥有公共权力的政府、政党和各种组织开始参与新闻活动。
2.公众与政党、议会的关系是如何变化的？
自由追时代：超越绅士集团而与当地选民结合成松散的“议会党团”，适应了在不同公众群体之间的不依靠权利维持的沟通活动。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党派自身把自己看做是“舆论结构”。议会的基础是广大群众的政治舆论，有人宣称，“政党精神”和纯粹的利益是相悖的，可以对它作出客观的判断。但但也有人放弃政党代表舆论的观点：“社会阶级的利益与政党学说之间相互结合，比政党自身所承认的还要紧密”。世纪末时，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资产阶级政党和公众利益之间非中立的关系。甚至要求建立自由主义阵营的阶级政党，以客观的判断。
公众与政党、议会的关系由对立走向协商，公众的舆论是在私人利益基础上产生的，针对公共权力。政党、议会制造出普遍利益，公众舆论自觉地与政党、议会宣传的意识达成一致。政党、议会将公众舆论框定了。
3.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体现在哪些方面？
松散的选民组织让位给真正的政党---有超地区的组织、官僚机制、整合的意识形态、对选民进行政治动员。
职业的政治家机制颠覆了地方委员会的功能。实行中央统一领导。政党运用“宣传”的方式“整合”市民，“宣传”带有启蒙、教育、控制、广告的面孔。
4.为什么说垄断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重新封建化”？
19世纪的最后20多年以来(以1873年经济大萧条为标志),国家干预主义渐趋强化,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后,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公共权限向私人组织转移即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步进行,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哈氏据此认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摆脱了“公”与“私”的区别,消解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这种情形与封建社会晚期有类似之处,因此,哈氏称之为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特征在于，国家和社会的大型组织“苦心经营，大肆宣扬着自身的立场”。个人权威的神圣的光环和灵光又出现了。公共关系关心的不是公众舆论，而是对声望的舆论。公共领域是宫廷，可瞻仰其声望，但不能提出批判。
5.在重新封建化的公共领域下，如何保护批判的公共性？ 今天的公共性是待“制造”的，虽有着“迎合”造成的广告效果，但也能对政治施加压力。因为“迎合”力可能转化为公民的投票抉择。要保护批判的公共性，就要真正的兑现公民的表决权。
§22 人为的公共领域与非公众舆论：民众的选举活动
1.为什么说议会选举只是一种公共领域的虚构？
政治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批判公共权力的固定领域已经彻底瓦解了，政党的宣传任务定期的被制造成某种类似公共性的东西。公共领域受制度保障，竞选变得毫无意义。议会期待的则是具有批判意识到的私人公众在公共讨论中承担起积极的角色，发现合理的形式并引起普遍关注的正当而公正的政治行为的约束标准。
2.如何理解“政治消费者/新冷漠者”？
政党核心选民由两部分组成：
一个是“积极”的公民，他们是政党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成员，或者是无组织但熟悉情况关涉很深的选民，通常是有影响的舆论领袖。他们往往是富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更关心政治、更熟悉情况、更活跃、处于核心阶层。他们的舆论往往通过“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的讨论成为“公共舆论”。
一个群体是在政党之间摇摆不定的选民，他们人数众多、不太关心政治、不太了解情况、对政治比较冷漠。他们常常对选举置若罔闻，毫不关心。他们通常受选举组织者通过展示或操纵所制造出来的公共性左右。政党都积极争取“没有明确意向”的后备军，通过迎合他们中特别流行的非政治的消费态度。依赖大众媒介像大众传播竞选广告，政治广告的消费者可能因为赏金或受到广告施加的消费压力而产生政治合唱。这些消费者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但无关直接的政治私利，所以成为了类似同龄人之间交流消费是好。
3.为什么说直接讨论这种“通常方式”已失去意义？
报刊和广播大众媒介在人为的公共领域里只是为了发布广告，政党向少数核心选民提出呼吁。具有批判意识的私人公众失去了批判的载体和工具。
政党聚会也失去了舆论形成工具的功能。只有当“无定向意识”的后备军参与会议时，才会比广告的用处大些。
4.怎么理解“一切为了人民，但一切都没有经过人民”？利益集团是如何操纵公共性的？
政党对选民动机了解越清楚，“政府”就越受人民的“操控”---充分了解选民的动机，利用其动机，就有必要承担起满足选民实际需要的义务，以这种方式来为“公共性”提供动因，定期制造出“公众舆论”。政府方面为达到这种目的刻意迎合大众的行为可以视为“一切为了人民”。
但是根据广告心理学的目的而准备的提议，不论客观上多么恰当，但都不是经过大众的主体意识和意志传递出来的，因此“一切都没有经过人民”，是政府通过广告制造出来的。
利益集团操控公共性主要是充分了解和利用大众的动机需求，尽可能的满足，为公共性的形成提供动因。1957年德国议会选举采取的措施具有典型性：
一公众的担忧或需求：对选举人年龄的担忧。
举措：对领袖像重新设计，在“班子”中间展示领袖风范。
二大众对恐惧感和安全的渴望。
举措：把竞争对手与布尔什维克威胁联系起来；
宣传政党是军事安全和社会安定的唯一保障。
三民众担心物价上涨，可能导致影响不理选票的后果。
举措：政府与实业界达成拖延协议，物价上涨在大选之后。
四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宣传福利社会和国家。
§23 自由主义法治国家向社会福利国家转变过程中的政治公共领域
1.怎么理解自由主义法治国家向社会福利国家的转型，并未彻底中断自由主义传统，而表现出连续性？
社会福利国家在延续自由主义国家法律传统当找那个必须对社会关系加以改造，因为它想维持一种能够包括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法律秩序。
2.自由主义基本权利和社会主义基本权利指什么？是什么关系？ 自由主义基本权利：拒绝国家干预或者侵犯基本上应当属于按照一般法律交换原则行事的私人领域。
社会主义基本权利：确保私人领域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免遭公共权力的直接干预；从机构上对财产和家庭加以保护。
从社会功能上讲，二者是共处在一起的。
3.为什么说政治基本权利的保障已不够，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还需要一种结构保障？这种结构保障指什么？
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不能再被看做是作为私人的个人的传统的意见表达的一个部分，因为私人都要依靠国家机构的保障，才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公共领域；
集会和结社自由性质也改变了。政党和公共组织控制着有影响和政治意义的集会和结社的形成。
结构保障是指通过使组织承担起义务，完成建设使命和内在秩序的建设，有效的保障公众参与政治公共领域。相对应的是对公共特权的保障。
4.怎么理解“私人自律只有作为一种派生的自律才有可能存在”？
社会福利国家立足根据规定标准通过民主程序把一切与国家相关的组织利益统一起来。
5.怎么理解社会福利国家还是税收国家，还没有变成国家社会？税收国家怎样才会变为国家社会？
和自由主义国家啊一样，社会福利国家限制从宪法所保护的私有财产中收取税收。
当一切具有政治影响的社会力量都处于民主力量的控制之下，税收国家就彻底的转变成国家社会。
6.怎么理解国家和社会相互渗透？什么是国家社会化？什么是社会国家化？它对公共领域产生了什么影响？
政治机构承担了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某些功能，社会力量也具有了政治功能。在政治公共领域中，社会组织事理和国家达成政治妥协。
阻碍了削弱公共性原则的现实趋势：公共性的要求被国家机构推广到了所有与国家有关的组织当中。有组织的私人公众取代了单个私人公众。无组织的私人公众通过政党和组织内部的公共性渠道，依靠各种组织与国家交往所发挥公共性，真正参与到公共交往的过程中去。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政治妥协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才能合法化。
7.社会福利国家中的政治公共领域表现为哪两大趋势？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没落形式，它允许组织凌驾于被剥夺了权力的公众头上，发挥展示或操纵的公共性。
社会福利国家和自由主义法治国家之间保持连续性，就会遵守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要求，因此，被各种组织剥夺了权利的公众应该通过这些组织推动公共交往的批判过程。
8.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两个前提是什么？
官僚决策的最小化：实质就是减少公共权力对私人公众，尤其是无组织的单个私人形成的公众的干涉。
根据能够认识到的普遍利益使利益结构冲突相对化。
公共领域 篇2
(一) 公共领域的确定及其对版权的影响
1. 公共领域的确定
版权契约理论认为, 版权是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所签订的一种社会契约, 社会通过国家赋予作者 (或相关利益者) 版权, 以获得精神与物质利益;与之相应, 社会公众则能通过有偿使用作品获得其中利益, 也可能通过无偿使用公共领域中的作品而获取利益。一般认为, 版权作品经过了法律所规定的50年或70年的保护期进入公共领域, 从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 包括转换、改编、复制、个人欣赏与科学研究等商业性与非商业性使用。由此可知, 公共领域与版权相对应, “著作权保护的真正领域是被私人所占有的专有领域, 不被保护的则是公共领域”。
无论传统版权契约还是现代版权契约, 都没有将国家赋予作者的版权置于绝对地位, 即每个其他社会成员、每次使用作品都应付钱;相反, 国家在授权的同时, 也将作品中的一部分置于公共领域, 让公众有限地自由获取、使用。也就是说, 在版权领域, 也有部分内容处于社会公众可以自由获取与使用的地位, 从而满足了社会公众合理使用的需求。这样, 我们可以将公共领域依照社会公众可以获取的自由度区分为绝对公共领域与相对公共领域。前者是任何人于任何地域都可以自由使用的作品, 而不问是否为营业性与非营业性使用;后者是指社会公众的使用受到一定限制的作品。特别是互联网上的作品, 有些只能在网上使用, 而不能转移到网下使用。因此我们可以从公共利益角度定义公共领域含义:公共领域是社会公众能免费获取与使用他人作品的自由领域, 处于其中的作品则是人类或部分人类群体的知识共有物。
2. 公共领域对版权的影响
首先, 公共领域与版权范围存在敏感关系。公共领域扩大导致版权人利益受损, 反之, 公共领域缩小则导致社会公众利益受损。对两者作何种区别, 往往产生不同的效果。通常做法, 从私权角度界定公共领域, 私权保护剩余部分便是公共领域。但私权标准却不够明确具体, 加上界定者的偏见与国家权力的压制, 公共领域常常被侵犯。如果从公共领域出发界定私权, 则更有利于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区分方法并不重要, 关键是谁的利益优先。也就是说, 如果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 该如何处理?在法无明文规定时, 应根据何种理念解释法律从而产生不同法律后果。如果从著作权人利益出发, 则会得出:凡是法律未予禁止使用、传播的作品或未予以明确排除的作品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如果从使用人或社会公众利益出发, 则会得出:凡是法律未从正面明确规定、不符合法律列举形式的作品, 使用者或社会公众可以自由使用而没有尊重其利益的义务。譬如, 对室外艺术作品合理使用后形成的成果再行使用是否构成侵权, 出发点不同, 判决也就不同。2003年岁末,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厦门卷烟厂对设置在石狮市公共场的雕塑作品以素描、刻版画等方式创作出类似铜板画的作品, 并将该作品注册为商标、使用在其生产的卷烟产品上不构成侵权, 属合理使用行为。而2005年,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将矗立于室外公共场所上的、以原告摄影作品为画面的公益性广告翻拍、略加改动, 并使用在自家企业产品的包装上构成侵权, 不属于合理使用, 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同样是对室外艺术作品的使用, 结果却大相径庭, 充分体现了法官主观上的利益偏重。
其次, 公共领域的内容可以被任何成员挖掘、利用, 以致产生新的作品。这样, 版权人在强调自己版权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自己成果是来自公共领域, 也应该为此支付代价。版权人常常叹惜:自己辛辛苦苦的智力成果常常或最终会被他人免费使用, 却不知自己也是从公共领域中免费获取资源。譬如有形产权, 产权人是通过购买各种原料并添加自己劳动而形成新的产品, 但版权人往往忽视公共领域的无偿取得。“取走劳动者通过努力而获得的劳动产品是对劳动者的损害, 以及任何人有义务阻止这种损害的发生。
(二) 版权对公共领域的作用
1. 版权扩张了公共领域的范围
(1) 独创性作品的创作扩展了公共领域的绝对范围
世界各国一般都将独创性作为判断作品的条件之一。如澳大利亚著作权法第31条、美国著作权法102条、英国著作权法第2条, 以及伯尔尼公约都明确规定作品必须具有独创性。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也规定了作品应当具备独创性特征。从积极意义上说, 独创性指作者独立创作、能体现其个性的特色。因独创性获得而形成的作品受各国法律保护。在公共领域之中, 人们可以自由使用处于其中的各种形式作品。独创性作品的出现, 并不影响到人们对原有作品的利用程度。人们依然依照原有方式自由使用公共领域中的作品而不受影响。相反, 独创性作品的出现, 却增加了人类可使用作品的数量, 为人们的自由使用提供机会。
另一方面, 独创性作品的出现也保证了人们使用最新产品, 满足人类随着技术、经济进步所带来的新的需求。从人类的心理需求来看, 人们往往习惯于信赖新产品, 享受其上的便利、快捷效果。例如, 计算机的出现, 已经在日常办公、贸易往来等领域开辟了无纸化的电子商务时代, windows视察操作系统的出现取代了键盘命令式dos系统, 电影电视、网络作品的出现使更多的人习惯于影视作品、网络冲浪从而导致文字作品的颓废。如果某一天这些独创性的产物突然消失, 那么我们的生活还能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吗?
版权契约理论为我们揭示了绝对公共领域扩大的源泉:赋予作品以著作权保护, 带来的是保护期满人类共同财富的增长。在知识爆炸的第四次知识革命中, 我们常常庆幸自己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闲暇之际, 我们可以朗诵莎士比亚、李白、杜甫, 可以翻看托尔斯泰、曹雪芹, 我们不因公共领域作品的匮乏而愁闷;在网络时代的今天, 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自由欣赏作品, 可以上传、下载, 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分享作品的快乐。我们可以观看影视作品、可以聆听音乐作品, 可以自由制作多媒体 (如果我们愿意并力所能及的话) , 我们不会因为作品的单一乏味而无所适从。如果存在可能并现实允许, 你可以自由利用他人作品中的思想:利用马克思主义, 人类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 朝着理想自由的王国迈进一步;利用黑格尔、孔子, 我们知道用冷静辩证的思维看待世界, 探索人类的源头, 思考我们的未来;利用爱因斯坦、利用能量守恒、电磁理论, 我们可以制作出为人类服务的诸多工具。我们可以省去许多艰苦的体力劳动, 取而代之的是“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
(2) 版权扩张拓展了公众自由利用作品的领域
媒介是作品得以传播的载体。在远古时代, 文字是在甲骨、竹简上刻写, 作品的传播限于条件只能在狭窄范围内进行, 创作者当然不会担心作品的盗版与无偿使用, 也不能产生版权的物质基础, 合理使用并不需要。
造纸印刷术的发明, 大大加快了作品的传播速度, 也使知识、作品的获得较为便捷, 为社会公众的合理使用提供条件。通过书籍, 公众可以轻松地学习研究, 可以摘编引用他人的作品。但这种合理使用, 受制于知识的获取途径, 受到现实的物质条件制约。电子技术的发展增加了作品的形式, 电视作品、音乐作品的出现使社会公众易于欣赏、学习, 摄相机、录音机、复印机的出现使社会公众能自由录音录像, 从而为合理使用提供一种现实性基础。互联网的出现, 这种局面大大增强。通过网络, 我们可以自由搜索, 自由上传下载, 尽情地滋润自己心田。尽管诸多御用学者大声疾呼:上传下载他人合法作品是违法的, 是侵权行为。但这种情况却在互联网上悄悄展开, 特别是通过私人间的E-mail、QQ等信息渠道迅捷传播。P2P技术的出现更是给终端用户带来使用网络作品的福音。“P2p的出现, 终端用户的获益是无庸置疑的。它可以实现不特定用户计算机之间的直接联系和信息交流, 而无需首先登陆由他人经营和管理的网络服务器。大量用户可以通过p2p交换享有版权的mp3歌曲、电影和电子书籍。”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 使复制成本几乎为零, 从而使社会公众合理使用数字作品变得简单易行。难怪数字作品商常常慨叹损失惨重。
互联网为社会公众合理使用手段的增强奠定基础, 却也扩大了网上作品的范围。传播媒介的扩大导致作品发表机会增多, 互联网为公众发表作品提供平台。这样, 通过互联网的自由发表平台, 社会公众能够获得更多的合理使用他人作品的机会。
2. 版权限制了公共领域的范围
(1) 版权客体扩张, 公共领域缩小
版权扩张的过程也是公共领域被不断圈存的过程。1710年《安娜女王法》保护文字作品的复制权, 但1886年签订的《伯尔尼公约》随着多次的修改, 先后增加了电影作品与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客体, 增加了表演权、追续权、朗诵权等权能。乌拉圭回合谈判签订的《TRIPS协议》则将计算机软件和有独创性的数据库列为保护对象, 并将出租权列为一种明确保护的权利。而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的《WCT》与《WPPT》则增加了公共传输权、技术保护权、权利标示权。著作权权能与客体扩张正一步步蚕食着公共领域。
在公共领域中, 传统知识也正在不断被掘取。传统知识是某一民族或地区人民群体创造的、没有出版却世代流传下来的, 包括民间文学艺术、特殊技术知识、医药卫生知识、饮食养生知识等在内的各种文化知识的总称。就该地区或民族来看, 传统知识处于公共领域范围。加上国际保护意识的差异, 国内保护意识的淡薄, 传统知识的侵犯在所难免。例如, 1998年美国好莱坞利用我国民间文学题材制作的动画片“花木兰”, 在全球上映获得高达5亿美元的票房收人, 不但没有支付中国任何故事改编的费用, 反而指控中国对该片的“盗版”。
(2) 版权期限延长, 公共领域缩小
在自由使用绝对公共领域中的作品时, 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所能自由使用的作品多为前半世纪作品, 这是先辈们为我们留下的社会财富, 但对于同时代的作品却应花钱去买。也就是说, 先由社会公众履行尊重保护版权的义务, 若干年后, 再让创作者放弃版权, 让长寿之人或其后人自由获取使用精神财富。这样, 公众以巨大的保护代价换来的却是最终无任何意义的残羹剩汁。
对于一些濒临保护期的作品, 权利人却将作品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注册为商标, 变相延长保护期限或妄图永久性地圈存公共领域中的东西。例如:彼得小跑免案就是这种案例的典型。毕翠克丝·波特是英国著名童话作家, 于1943年去世。根据中国《著作权法》, 其创作的童话故事和插图应当自1994年1月1日起进入公有领域。但在1993年6月, 即波特女士的作品在中国即将进入公有领域时, 沃恩公司将该系列故事中的多幅插图在中国申请了商标注册。在使用这些进入公共领域中的资源时, 稍有不慎便会落入权利人设置的陷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出版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波特女士的作品时就因疏忽落入这种陷阱而付出代价。
(三) 版权与公共领域的共赢
1. 利益平衡原则
我国著作权法第一条、TRIPS协议第七条, 以及其他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都将版权人利益及社会公众利益置于同等地位, 因此在版权扩张时我们更应关注利益平衡。
首先, 正确审视版权内容、对象扩张的原因。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著作权保护的标的不断产生, 譬如数据库、计算机软件等新产品层出不穷, 也带来了传播与使用方式的根本性改变, 产生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影视作品与软件租赁权等新的权能。此时, 我们不能一味地迁就版权人利益, 加大版权保护力度, 也应适当维护社会公众的有偿利用利益。我们在打击盗版的同时, 应当限制产品过高定价以防止版权人的暴利获取。可是实践中往往注重前者, 忽视后者。这样, 在新产品问世时, 版权人与保护机关不惜一切手段打击非法利用行为, 却对暴利情况没有作任何限制, 因此导致了逾打击逾盗版的循环现象。譬如, 电影《英雄》问世时, 版权人采用专人检查、限制携带、限制放映人数等各种保护措施, 但盗版影碟依然迅速流传。版权人在叹惜票房收入损失巨大时, 却并不反思自己的暴利行径。三十年前电影门票极其低廉, 而今的门票几十倍翻番, 但带来的收入却不抵从前, 制片人只是一味地斥责版权被侵犯, 却不思考技术进步与观众承受能力等因素的影响。
其次, 对于个人使用的限制不应无限加强。个人对版权作品的使用可以看作对产品的消费, 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传统版权时代, 复制技术较为艰难, 因此对个人的两种消费法律都不作规制;但是在网络信息时代, 复制技术的迅捷, 使得我们不得不对个人的生产消费作规制。例如, 法律对个人的大量营利性复制行为视为盗版行为, 给予坚决打击。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打击个人盗版同时, 也对个人的生活性消费不分青红皂白, 一棍子打死。根据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16条与17条规定, 个人合理使用只能限定在为学习研究该软件思想、原理时才能自由安装并免费应运, 除此之外, 要想安装个人电脑, 必须购买正版软件, 即使你有两台电脑也得购买两次, 每次使用都得付费。这样“权利用尽原则”被无端践踏, 合理使用原则被扔进垃圾, 购买人不能继续享有处分他们所购买的复制品的自由, 不能自己安装两次, 不能借给他人, 结果或导致电脑的全国性瘫痪, 或导致全民入罪。
因此在处理因技术原因所引起的上传、下载、技术措施、数据库等版权问题时, 我们应从利益衡量原则出发, 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 不偏不倚, 公正对待。以便使版权人享受技术所带来的版权扩张利益时, 也使社会公众享受到技术更新所带来的人类文明迅速传播的利益。
2. 公示公信原则
物权是绝对权, 拥有物权必须公示, 以表明权利人的权利状态。而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准物权, 也应该以特有的方式公示于众。这里, 商标权、专利权都能较好地做到, 以登记为唯一的授权方式。可著作权就不同了。《伯尔尼公约》及多数国家的版权法对版权保护采用自动保护主义原则, 作品受到保护无须履行任何手续, 这就产生问题:作为绝对权, 作品以何种方式表明权利?社会公众以何种方式知晓作品是否得到保护?特别是在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时代, 作品众多, 如何区分作品的私权性及公共性?也就是说, 作品是否应当通过某种方式进行公示?公示的义务由谁承担?在现今这种体制下, 一般认为, 凡作品都应受到保护为前提, 然后由社会公众去筛选其中的作品。换句话说, 先假设作品都为私权领域, 再由公众去挑选。很明显, 这其中的成本费用无形之中强加在社会公众头上。在浩如烟海的网络领域, 良莠不齐, 花草丛生, 如果从此假设出发, 即是将所涉及的公共领域都私权化了。因此笔者建议, 在版权领域该当引入公示原则。
由于公示, 他人能很清楚地知道物权归属, 避免因归属不明造成对商业交易的破坏, 从而取得了公信力。他人有理由相信物的私权之外的领域为公共性领域, 可以凭借自己劳动施加于其上从而获得对物的事实控制与管领。在著作权领域, 法律以私有领域为前提, 即凡是存在的作品都是能够获得保护的、享有私权的物, 换句话说, 法律是以“作品存在” (不管是发表的还是未发表的) 为公示方法, 也即强制性地赋予作品存在的公信力。这是法律没有清晰地区分“存在公示”的真正效力问题。物权具有永久性, 只要物存在, 物权不会失效。与此不同, 著作权非永久性, 其效力的存在具有一定期限的限制。这样, 凡是存在的作品, 必然有受保护与非保护之分, 法律对此却没有细加区分。这就使他人对“存在”这种公示方式产生怀疑, 从而影响其公信力, 也使存在的作品权利处于不确定之中。
摘要：版权与公共领域代表两个不同的领域。一方面, 两者具有共生性, 前者的扩张或缩小也会导致后者的扩张或缩小, 反之, 后者也对前者产生影响;另一方面, 两者具有相对性, 前者的扩张或缩小导致后者的缩小或扩张。在处理二者关系时, 我们应该做到利益兼顾, 彼此共赢。
关键词：版权,公共领域,作用,共赢
参考文献
[1]冯晓青.知识产权中的公共领域理论[J].知识产权, 2007, 3:9.
公共领域的迷思 篇3
最直接的联想，是叩问一个好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否应当把快速呈现和加总个人意见作为终极目标，多数人的意志是否应当是统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真理并不总是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大部分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必须权衡得失，并且总有一些人被迫为政治决策付出代价，亚里士多德相信多数人的暴政是需要警惕和抵抗的社会堕落危机，相比贵族精英而言，缺乏必要知识和道德的平民大众所作出的集体决定有很大可能是错误的、充满偏见或者缺乏远见的，而现代民主理论则要求多数人的意志必须经过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充分讨论，做到慎思明辨和以理服人。换言之，理想的公共领域讨论应当遵循科学的规则，要求“以理服人”意味着思想或观念是否能得到公众的承认，并不取决于提出者本身的地位，和他的种族、宗教、阶级以及道德等也没有任何关系，公共讨论的目的是揭示真相，寻求共识，这个真相必须接受理性和实践经验的检验，个人主张或偏好在公共领域中不具有绝对性，以此类推，如果仅仅是足够多的人喜欢某个主张，并不能因此证明这个主张的合法性。
与之形成张力的是另一种流行的观念，即“消费者主权”论，这种观念假定公共领域中的思想价值观交锋并非诸神之战，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各种不同偏好的人群而被生产出来的商品在相互竞争而已，人们如同选购商品般在公共领域中选择自己喜欢的思想观念，也可以随时抛弃自己已经厌烦的观点，最终是作为消费者的社会大众决定了思想的存废，被选择并且留存下来的思想成了这个时代的真理。消费者主权理论很容易遭到来自知识分子的攻击，乌合之众或者群氓在政治实践上的表现一贯口碑不佳，盲目、轻信而易受煽动的群体很难作出理智的决定，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便我们在公共领域建立起分享和慎思明辨的文化，真理也并不总是能简单地呈现，因为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可能像科学那样放进实验室去反复检验，同一个社会问题可以适用多种不同思想观念去解释，试举一例说明。
齐姆林（Franklin E. Zimring）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撰文讨论纽约城治安改善的原因，繁荣的纽约市曾经因为长期的高犯罪率而遭人诟病，专家们将原因归结为种族混居、贫富悬殊、毒品横行、街头暴力泛滥等，并为此开出各种社会治理方案包括：打击毒品交易、减少贫困以及增加监狱等，结果均告失败。大多数犯罪学家和社会学家都绝望而坚定的相信，以纽约为代表的美国大城市犯罪率是很难得到改善的，直到二十年前奇迹发生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全国范围内的城市犯罪率出现普遍的下降趋势，其中尤以纽约表现出色，下降幅度超过百分之八十，显著领先于其他城市。齐姆林认为纽约的犯罪率下降证明“许多关于犯罪的主流假设都是完全错误的，比如降低犯罪需要首先消除贫困、失业和毒品使用，还要把许多人关进监狱、将少数民族迁出市中心等”。这些看起来很有道理的专家意见统统被证明是一种高级迷信，齐姆林比较了一九九○到二○一○年纽约市犯罪率（包括凶杀、强奸、人身侵犯、偷窃、入室盗窃和抢劫六项严重罪行）和毒品吸食率、监禁率、贫困率以及失业率等指标之间的变化关系，结果发现犯罪率的变化和这些曾经被认为导致犯罪的因素之间并无关联。齐姆林认为大多数犯罪都主要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具有特定民族、基因或者社会文化特征的社区也未必就是犯罪的多发地带，纽约市政府控制犯罪率的成功在于警力的增加以及对罪案高发地区的重点巡逻。
看起来很可信对吗？但是且慢，笔者有幸读过列维特（Steven D. Levitt）那本超级畅销书《魔鬼经济学》，书中第四章“犯罪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同样围绕着纽约犯罪率的下降展开分析，但是结论就和齐姆林大相径庭了，列维特相信是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二日美国最高法院颁布的“罗伊威德法令”—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堕胎合法化—带来了二十年后的美国治安奇迹。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各主要大城市的犯罪率普遍下降，此时正逢罗伊威德法令颁布后出生的婴儿跨入成年期，列维特认为堕胎避免了位居社会底层的年轻女性被迫成为单亲妈妈，却又无法提供良好的养育条件，换言之那些原本将流落街头，打家劫舍贩毒混黑帮的犯罪分子被提前终结在了子宫里。列维特在书中比较了各州的堕胎率与犯罪率，数据的关联性和匹配度非常完美。
假设我们需要就一个控制城市犯罪率的公共政策和预算进行表决，形势严峻，预算有限，于是公共领域中展开充分的讨论，齐姆林和列维特各自提出了经过慎思明辨的看法，但是无法说服对方，作为拥有投票权的普通民众，要么凭着自己的常识和感情偏好来投票，要么在公共领域中选择支持某个看起来还不错的观点，比如齐姆林或者列维特。支持齐姆林的话，政府就应当从财政开支中拨一大笔钱出来重点加强警力配置，并且加大街头巡逻力度；支持列维特的话，政府就应当为游走在社会底层，不小心怀孕的年轻妈妈们提供免费、安全的堕胎手段，以免养育出未来的犯罪分子；或者谁都不支持，继续争论真相并且忍受着高犯罪率什么都不做，可是无论哪一项看起来都是成败难料的艰难选择。复杂的社会问题都必将涉及专业领域，缺乏专业知识的投票民众除非将自己提升为一个够格的专家，否则怎样选择都可以被批评为不负责任的消费者，全民专家的前提无疑是荒谬的，消费者主权论是现代民主制度的社会底色，为了制衡暴民化和社会价值的腐蚀堕落，引导人心向上，公共领域的讨论被迫站在了精英的立场上，摆出教导大众的姿态，结果神圣的假言加剧了公共领域的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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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公共领域中没有真相，而是这个真相不等同于科学意义上的真理，公共领域中的真相由投票决定，由集体共识决定，由多方势力交易妥协决定，总而言之，真相的边界由公众意识的边界决定，公众不承认的观点就无法获得真理的地位，相反，只要是公众认可的观点，即使以学术标准衡量是可疑的，甚至是错误的，仍然可以通行无阻，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伴随而来的专家之间的争论不休，使得尽管公共领域提倡慎思明辨、以理服人的准则，但在抵御消费者偏好的影响方面根本就是一败涂地。列维特那篇“堕胎有理”的论文在美国发表后，保守主义者攻击他把堕胎当成遏止犯罪的工具，考虑到美国文化里悠久深厚的基督教情结，这样的结果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自由主义者则攻击他歧视黑人女性和穷人，列维特在公众媒体上被描绘成是“一个空想家、一个人种改良主义者、一个种族主义者，是一个‘邪恶的家伙’”。
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事实上是由消费者主权支配的，但这根本不值得高兴，因为它仅仅保障了最低限度的自由选择权，而社会治理更追求好的结果，忽视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事，原因在于我们长期以来信仰一个神话，即知识分子有能力克服公共领域的失灵。长久以来，知识分子都被寄予厚望，莫斯卡（Gaetano Mosca）的早期著作《论政府与议会政府》中写道：“如果要有一个社会阶级愿意哪怕暂时将其私有利益放在一边，并以一种必要的超然态度考虑一下共同的利益，那么这必然是一个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具有高贵品质的、众望所归的、前程无量的阶级……唯有这个阶级才会心甘情愿地牺牲眼前利益以避免未来的灾难。”中国自古就有圣贤之君当广开言路的正统观念，代民立言、为民请命的“士”阶层构成了公共领域的主角，他们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概念有着深刻的联系，后者根据巴特摩尔（Tom Bottomore）的定义，是“直接从事创造新思想，将其付诸实践以及理论批评等工作的人，其中包括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宗教思想家、社会理论家及政治评论家”。他们被认为是应当为社会大众指出正确方向的，但事实证明，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政治实践面临着巨大的、几乎难以克服的挑战。
其一，作为公共领域的媒体资源有限，并且毫无疑问的受到政府管制，能够厕身其间并且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使得大众有机会收听其公开发言，如此还能否保持客观的立场？起码是值得怀疑的。草根对于媒体上“砖家”、“叫兽”、“公知”的嘲讽态度，难道可以简单地统统归结为保守反智的民粹主义立场？恐怕不然。公共讨论的最终目的是引起大众的关注、说服和行动，引导民意，推动立法或者特定政策的出台，其结果是强制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公共言论的传播具备强大的政治潜力，对于公共言论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后果，发言者既无法预测也无法负责，因此他们必然面对各种权力的操控，沦为各方力量博弈的传声筒也并不出奇。大众期望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以及崇尚自由思考的高贵品质，问题在于公共领域的空间是有限的，不听话的知识分子更容易被淘汰掉。
其二，为了让自己的观念取得优势，知识分子常常有意无意地采取讨好“大众-消费者”的立场和话语策略，这点和争取选票的政治家没什么差别。尽管都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但活跃在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在本质上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科学的进步起始于对常识体系的质疑，来源于主流思想边缘外的奇思妙想，普通人的看法并不会影响到科学猜想的正确与否，恰恰相反，科学家需要争取的是同行的支持，所以他们不需要为大众的主张和偏好负责，达尔文也好，伽利略也好，他们的伟大学说并不需要通过大众的认可来获得证明。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在形式上更接近民众代言人的角色，无论他们是针砭时弊还是甘为御用喉舌，其言论的力量来自于大众的认可，越是符合社会主流观念的，越容易受到欢迎，而过于超前或者小众的观点是危险的，边缘化的结果是失去跟随者，也就失去了公共言论的力量。
其三，知识分子天然地排斥将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入到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去。大众对于真相的渴望和对被愚弄的义愤，有利于激发强大的社会行动力，因此那些黑白分明、结构简单的真相更有机会经由知识分子之手，通过媒体揭黑的方式冲破权力的遮蔽，暴露在阳光之下，比如大陆的三聚氰胺事件、毒胶囊事件，台湾的塑化剂事件等，这类事件通常有着明确的弱势受害方和强势加害方，有着清晰的道德、法律观念用来判断是非，很容易成为公共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也因此成就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文化英雄的社会形象。但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或是非暧昧不清，或利益牵扯复杂，所谓遮蔽真相的权力是缺席的，也就是说我们很难找到应当为整个事件负责的最终作恶者，没有人是完全的好人或坏人，谁都对自己的行为有充分的理由。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既难以向大众清楚地解释原委，又容易说出错误看法，结果即使是品质高贵、态度超然的知识分子在大众看来也必然显得无知，或者带有明显倾向性，总之是不受欢迎的。
个体的人即意味着偏见和无知，群体的人同样存在偏见和无知。公共领域的存在固然有助于信息的分享和慎思明辨，但仍然无法避免民意的滥用，即使知识分子奋勇参与其中，一旦面临复杂的社会问题，仍有可能掀起一场打着真理旗号的政治口水战。消费者主权是民主社会的底色，但需要更多的安排以避免社会向更糟的方向发展。
一起走过的日子
胡伟立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本书是我国著名作曲家、电影配乐大师胡伟立先生的自传，主要回顾他自1986年赴港投身香港影视业，至1997年退休移民加拿大，再到2011年重新出山为徐克《龙门飞甲》配乐的传奇经历，生动讲述了他如何适应香港快节奏高强度的商业环境，为百余部知名影视作品作曲的苦与乐，以及与徐克、杜琪峰、刘德华、周星驰、王晶、尔冬升等著名影人交往的故事。此书不但是胡先生的自传，充满影迷、乐迷深感兴趣的影坛逸闻轶事，也可谓是香港影视业八九十年代黄金时期的历史见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公共领域 篇4
(2012-12-18 12:44:49)转载▼ 标签： 分类： 调研报告
文化 科技 融合
文化发展是科技创新的思想源泉，科技创新是推动文化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变迁的有力杠杆。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力，培育新的文化业态”这一文化发展趋势，尤其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央出台多份文件推动文化科技创新的融合步伐。2012年9月，为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深入实施《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发挥与增强文化和科技的相互促进作用，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文化部又制定了《文化部“十二五”文化科技发展规划》，描绘了“十二五”时期文化科技发展的蓝图，为文化科技发展提供了一个具有宏观性、方向性、指导性的决策依据，以避免盲目性，促进文化科技朝着健康、稳定、高效和可持续方向发展。而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部分再次强调指出：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需要“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近年来，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上海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紧跟技术发展趋势，积极推动高新技术在本领域的应用，极大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使用效率、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吸引力、公共文化服务传播的速度，有效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文化科技的融合为上海建成功能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从国际发展趋势及战略需求来看，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科技创新融合仍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创新工作机制，开发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
基于以上因素，本调研报告采用文献综述法、调查研究法、优化与创新法进行研究，就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与科技融合提出分析和建议，探讨较为全面系统而富有创新特色的机制和对策，也为上海乃至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科技创新融合探索可行性方向。
一、上海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科技融合工作成果
上海市作为时代革新的先行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近些年来，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强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快构建有利于科技与文化融合的体制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文化科技工作坚持文化创新的先进性和独创性的原则。上海在近代的崛起与发展，为文化科技融合创造了有力的条件。在数字化、全球化时代，上海努力站在世界前沿，努力创造和发掘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文化产品。
其次，文化科技工作以项目化推进方式突破体制、机制和观念限制。项目化推进，科学化引领，人性化设计，是近年来上海文化创新工作的实施路径。通过项目化的方法，突破制约文化科技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桎梏是推进文化科技融合的动力源泉。
再次，培植发现能融通多学科多门类的复合型人才。在学科精细化发展的今天，专才已成为社会的主流，但这对文化科技融合发展起到的却是反作用，文化创新迫切需要能够融通人文与科技、懂得市场与文化、兼备通识与专长的复合型人才。在这些原则和思想的指引下，上海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十一五”以来，市文广局积极策划和组织各级机构申报文化部文化创新奖、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国家文化创新工程等国家项目，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2004年文化部设立创新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奖励项目不超过15项，迄今为止上海已有7个项目荣获此殊荣，在全国各省市中处于领先地位。其中，2004年，《“城市教室”上海图书馆市民讲座》获文化部首届文化创新奖。2006年，《“数字文化家园”——上海东方社区信息苑》、《超级多媒体梦幻剧“ERA——时空之旅”》、《上海市中心图书馆“一卡通”信息系统建设暨向社区基层服务点延伸项目》、《多媒体演艺虚拟空间》4个项目入选第二届文化部创新奖，获奖数占总数的20％，名列全国各省市之首。2010年，《e卡通——上图电子资源远程服务》、《上音历史唱片可干预智能化修复与数据库管理系统》又获国家文化创新奖。
文化部为致力于建立文化创新体系，服务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大力推动了国家文化创新工程。“数字文化家园：上海东方社区信息苑”和“国家动漫游戏产业产权交易中心优化建设项目” 因其具有较强的创新性、科学性和示范性，在2009年扶持项目名单中榜上有名。
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是由文化部科技主管部门组织评审选定并安排实施的科技创新活动。《在“特殊”学校开展校外科技文化教育的运行模式》、《张江动漫谷公共技术支撑平台》、《基于VRGIS一体化技术的网络三维游戏驱动引擎及海洋益智游戏开发》、《基于哼唱的音乐检索系统》等项目成功获得立项资格，成为文化科技创新研究工作方向和水平的代表。
二、上海文化科技融合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典型案例
上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加快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重要性，把文化科技创新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着力点，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涌现出了一些经典案例。1． 无所不在的图书馆：从“一卡通”到“e卡通”
上海图书馆是国内较早采用新技术用于创新服务方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一家公共图书馆。从“一卡通”、“e卡通”到以手机图书馆为建设基础的城市公共文化移动服务平台，上海图书馆努力打造无所不在的“我的图书馆”。2007年获得第二届文化创新奖的“一卡通”——上海市中心图书馆服务项目，是一个覆盖全市、连通全市、服务全市市民的数字化时代虚拟图书馆服务体系。项目缘起于2000年9月，当时，以上海图书馆为总馆，其他区县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以及专业图书馆等为分馆，在不改变各参与图书馆的行政隶属、人事和财政关系的情况，以网络为基础，以知识导航为动力，以资源共享为目标，以提高服务水平为目的，组建了一种新颖的图书馆联合体——上海市中心图书馆，在该联合体内实行统一的借阅制度，实现异地借书和还书“一卡通”服务。自2000年12月项目启动，到2012年11月，“一卡通”实时运行图书馆已达262家，有效提升了市、区县和街镇三级公共图书馆的整体管理服务品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和评价。
在“一卡通”稳步推进的过程中，2007年9月，上海图书馆又推出了e卡通——上图电子资源远程服务（简称“e卡通”）。e卡通——上图电子资源远程服务，以突破围墙，跨越时空，惠及读者为目标，让读者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使用上图电子资源，让上图电子资源服务到读者桌面，实现服务理念的创新。此项目因此获得了第三届文化部文化创新奖。
2． 数字文化家园：数字化提升文化传播力 作为上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支撑之一，“数字文化家园”——上海东方社区信息苑，是直接建在社区、面向普通市民群众、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新型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平台。目前，已建成投入使用300家社区信息苑，网点设置通达上海全市17个区县，221个街镇，平均每个信息苑点不少于 150平方米使用面积、拥有50台以上的电脑，可以覆盖2～3万社区居民、满足大约5000～7000户家庭基本信息需要，提供公共上网、进行互联网培训咨询服务、实现数字影院个性化放送服务。最终实现“步行十分钟”到达的生态圈文化服务半径，“一键直达”文化信息网络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
“数字文化家园”突破传统手段，坚持技术领先，促进服务创新。通过自主研发东方社区信息苑中央管理平台，提高运营管理与内容服务水平，强化了异构内容整合发布、网络访问多层监管、用户行为分级管控等功能，确保东方社区信息苑的内容多样化、管理精细化、服务标准化。运用远程控制的手段，向普通市民，特别是未成年人，提供健康文明的绿色公益上网服务。运用异构数据整合发布等集成方式，提供宽带城域专网内容服务。
为了更好地提供专业化服务，东方社区信息苑虚拟城域网络宽带专网集成平台应运而生，其中包括提供政务服务、文化服务、便民服务、未成年人服务及培训服务等5大板块、27个频道、256个专栏。整合出版机构定期更新的新版电子图书20000册、整合影视集团正版电影电视剧5000余部、整合了数万个教育课件，被誉为“青少年的网络第二课堂”和“社区百姓的IT生活新天地”。在资源整合的同时，运用文化信息化的互动功能，开拓论坛聊天性、辅导培训性、文化娱乐性等三大类互动服务。近年来，以3个“百万”活动（百万家庭网上行、百万妇女网上行、百万青少年网上行）为载体，东方社区信息苑开展各种公益活动22,734场，参与达744,549人次；举办公益培训16,190场，共计228,316人次参与其中；年服务已达到1,400多万人次，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与喜爱。
3.ERA——时空之旅：中国元素、国际制作
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上海杂技团上海马戏城三方联合投资共同打造的超级多媒体梦幻剧“ERA——时空之旅”，自2005年9月27日首演以来，天天演出，已成为上海的城市文化新名片和旅游新景观。从内容创作上看，时空之旅将传统杂技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创造出梦幻剧这一创新表演形式。邀请世界知名娱乐秀编创团队创意策划，体现“中国元素、国际制作”的创作理念，深入挖掘和利用中国元素，综合杂技、舞蹈、音乐、武术等艺术形式，结合高科技多媒体技术，引进国际先进的舞美、音响、灯光、升降设备，实现了舞台的全数字化控制，配合世界首创的大型创意道具，创造出立体、多元的全新艺术效果，突破传统杂技单
一、平面的表现方式，赋予了传统杂技崭新的表现力和生命力，体现了科技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科技化。
作为一个文化产品，它还积极将各类新技术方式用于营销推广。时空之旅开通了电脑联网售票，在上海开设了40多个售票网点；设立了24小时售票热线，提供免费送票上门服务。制作时空之旅专题网站，为了一个演出专门开通一个网站这在国内也是非常少见的，时空之旅网站有中、英、日语网页，既宣传推广，又进行网络售票，开通外卡网上支付功能，国外观众可通过网站直接订票。还开通了联华OK卡支付功能，以及与卓尚文化生活网合作推出ERA一票通文化服务卡，实现多元化的支付平台。时空之旅还经常在网站上推出一些促销送礼活动，带动消费，目前网络售票额已占演出总收入的25%左右。
当今时代，文化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应该继续深入文化科技体系建设、推动文化科技综合进步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途径。攻克文化领域共性技术、文化产品生产服务技术、文化传播信息技术等重点突破领域，辅以完善的保障措施，让科技进步和创新成为改造和提升传统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关键力量。
三、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机制创新建议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科技与文化融合，必须重视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信息资源多体系、多系统并存的特征与发展趋势。积极利用各类信息服务手段和最新传播方式，广泛整合各级各类文化资源生产和服务，在扎实推进数字化服务平台、网络化服务环境的同时，积极发展以贴近群众、贴近民生为目标的文化创新事业，让更多公众在更充分的时间和空间里享受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展望未来，公共文化服务要实现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就是要从根本上转变新的观念，制定新的战略，尝试新的模式，构建新的机制，寻求新的途径，推动新的文化变革和技术革新。
1.推进公共数字文化“三大惠民工程”
《上海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12-2015）》中提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发展目标是：建成数字化网络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成全市580万户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建设，完成市区两级图书馆和全市主要博物馆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建设，完成全市250家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数字化改造。其中文化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属于三大惠民工程。文化共享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工程和重要平台，相继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时期，文化共享工程将进一步加大整合力度，建设“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基础库群”，资源总量达到530TB；在城市社区、文化馆新建基层服务点，加强已建基层点的管理，发展完善覆盖城乡的服务网络，到“十二五”末达到基层服务点100万个，入户覆盖全国50%以上的家庭；利用“云计算”和“三网融合”技术，提升整个网络的服务能力与管理能力；大力推进进村入户，广泛开展惠民服务，实施以“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培养计划”为重点的网络培训；与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相结合，加快建设以公共图书馆、学校电子阅览室、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载体的未成年人公益性上网场所，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精神文化需求。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于2011年5月正式启动。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核心内容是建设覆盖全国的数字图书馆虚拟网、互联互通的数字图书馆系统平台和海量分布式数字资源库群，形成完整的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借助全媒体提供数字文化服务，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新业态的形成。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4980万转移支付资金，用于选定的15个省级馆和51个市级馆的硬件平台搭建。目前，已下发了《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通知》，制定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软硬件推广标准、资源配置标准。确定了首批实施的15个省级馆和52个市级馆，2012年将完成全部省级馆和131个市级馆的硬件平台搭建工作，中央补助地方专项资金将达1.23亿元，主要用于设备购置。
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实施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未成年人提供公益性上网场所，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活动；将进一步完善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室）的软硬件设施，增强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室）的数字文化服务能力，把更多适应人民群众需求的数字资源传送到社区、城镇和农村，活跃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推进全社会的信息化。到“十二五”末，努力实现公共电子阅览室在全国乡镇、街道、社区的全覆盖
利用现代高科技的力量，促进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建设和完善，推动全社会公共文化资源的共享，一方面，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国民文化的消费能力和欣赏水准，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架设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2.完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促进文化科技融合的组织机制
改革、创新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体制机制，包括建立相应的组织机制，理顺管理体制，从制度上切实推进科技文化融合进程。
（1）完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科技融合的协同推进机制。在上海市文化科技融合联席会议制度下，建立由政府相关文化、科技部门中核心领导组成的领导小组，按照“梯度结构、分级管理”的模式，逐步构建委办局层面的联动工作机制，加强各方资源的集成与互动。
建立由政府有关部门发起，任何具有一定资质的民间团体、个人都可申请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按照“民主自治”的原则，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等形式，加强彼此联系与沟通，共同探讨文化、科技治理的新模式。
（2）创新财政对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重大文化科技融合项目的投入机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创新财政对重大文化科技融合项目的投入机制，如通过财政政策和金融市场工具的倾斜杠杆作用，实现文化金融和科技金融的高度融合，积极实施项目资助和资源配置等。
3.建立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促进文化科技融合的社会机制
（1）建设新型文化科技研究机构。加大软科学研究投入，并依托有基础的单位成立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科技融合研究中心，促进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2）鼓励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和科技领域相互渗透。鼓励文化事业单位提高对科技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建立科技创新、应用相关部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科技服务能力。
在科技领域让“文化因素影响技术创新”之理念深入人心，努力营造创新文化，建立起一种和谐一致的 “创新氛围”。
4.探索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促进文化科技融合的操作机制
为进一步加快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推动不同部门、学科之间的交叉、碰撞、沟通和融合，在市文化、科技相关主管部门的推动和支持下，成立跨行业的非营利性的文化科技联盟，成为广大文化科技工作者和文化科技的民间社团定期举行的、多层次的、跨行业的文化科技交流活动，构建引发创新思维的服务平台。
5.加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
(1)教育机构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主。可从实际需求出发，从提高学生综合素养入手，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育一批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知识的、能满足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科技融合服务需求的创意人才。
（2）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以营造文化科技融合成才环境为主。创新环境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能级提升非常重要，其关键在于是否能激发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创新环境由硬环境和软环境两大类组成。就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来说，硬环境主要是指包括薪酬在内的物质，而软环境则主要是指人文环境，员工在其中是否能快乐工作。只有硬环境与软环境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才能促进这些机构中的员工成才。（科技处）
上海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文化科技融合
文化发展是科技创新的思想源泉，科技创新是推动文化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变迁的有力杠杆。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力，培育新的文化业态”这一文化发展趋势，尤其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央出台多份文件推动文化科技创新的融合步伐。2012年9月，为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深入实施《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发挥与增强文化和科技的相互促进作用，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文化部又制定了《文化部“十二五”文化科技发展规划》，描绘了“十二五”时期文化科技发展的蓝图，为文化科技发展提供了一个具有宏观性、方向性、指导性的决策依据，以避免盲目性，促进文化科技朝着健康、稳定、高效和可持续方向发展。而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部分再次强调指出：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需要“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近年来，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上海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紧跟技术发展趋势，积极推动高新技术在本领域的应用，极大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使用效率、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吸引力、公共文化服务传播的速度，有效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文化科技的融合为上海建成功能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从国际发展趋势及上海战略需求来看，上海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科技创新融合仍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创新工作机制，开发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
基于以上因素，本调研报告采用文献综述法、调查研究法、优化与创新法进行研究，就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与科技融合提出分析和建议，探讨较为全面系统而富有创新特色的机制和对策，也为上海乃至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科技创新融合探索方向。
一、上海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科技融合工作成果 上海市作为时代革新的先行者，积极相应党的号召，近些年来，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强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快构建有利于科技与文化融合的体制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首先，文化科技工作坚持文化创新的先进性和独创性的原则。上海在近代的崛起与发展，为文化科技融合创造了有力的条件。在数字化、全球化时代，上海努力站在世界前沿，努力创造和发掘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文化产品。
其次，文化科技工作以项目化推进方式突破体制、机制和观念限制。项目化推进，科学化引领，人性化设计，是近年来上海文化创新工作的实施路径。通过项目化的方法，突破制约文化科技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桎梏是推进文化科技融合的动力源泉。
再次，培植发现能融通多学科多门类的复合型人才。在学科精细化发展的今天，专才已成为社会的主流，但这对文化科技融合发展起到的却是反作用，文化创新迫切需要能够融通人文与科技、懂得市场与文化、兼备通识与专长的复合型人才。
在这些原则和思想的指引下，上海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十一五”以来，市文广局积极策划和组织各级机构申报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国家文化创新工程等国家项目，取得了优异的成绩。2004年文化部设立创新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奖励项目不超过15项，迄今为止上海已有多个项目荣获此殊荣。2004年，《“城市教室”上海图书馆市民讲座》获文化部首届文化创新奖。2006年，《“数字文化家园”——上海东方社区信息苑》、《超级多媒体梦幻剧“ERA——时空之旅”》、《上海市中心图书馆“一卡通”信息系统建设暨向社区基层服务点延伸项目》3个项目入选第二届文化部创新奖，获奖数占总数的20％，名列全国各省市之首。2010年，《e卡通——上图电子资源远程服务》、《上音历史唱片可干预智能化修复与数据库管理系统》又获国家文化创新奖。
文化部为致力于建立文化创新体系，服务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大力推动了国家文化创新工程。“数字文化家园：上海东方社区信息苑”和“国家动漫游戏产业产权交易中心优化建设项目” 因其具有较强的创新性、科学性和示范性，在2009年扶持项目名单中榜上有名。
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是由文化部科技主管部门组织评审选定并安排实施的科技创新活动。《在“特殊”学校开展校外科技文化教育的运行模式》（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张江动漫谷公共技术支撑平台》（上海张江动漫科技有限公司）、《基于VRGIS一体化技术的网络三维游戏驱动引擎及海洋益智游戏开发》（上海兰基斯软件有限公司）、《基于哼唱的音乐检索系统》（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等项目成功获得立项资格，成为文化科技创新研究工作方向和水平的代表。
二、上海文化科技融合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典型案例
上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加快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重要性，把文化科技创新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着力点，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涌现出了一些经典案例。
1.打造无所不在的“我的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是国内较早采用新技术用于创新服务方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一家公共图书馆。从“一卡通”、“e卡通”到以手机图书馆为建设基础的城市公共文化移动服务平台，上海图书馆努力打造无所不在的“我的图书馆”。
2007年获得第二届文化创新奖的“一卡通”——上海市中心图书馆服务项目，是一个覆盖全市、连通全市、服务全市市民的数字化时代虚拟图书馆服务体系。项目缘起于2000年9月，当时，以上海图书馆为总馆，其他区县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以及专业图书馆等为分馆，在不改变各参与图书馆的行政隶属、人事和财政关系的情况，以网络为基础，以知识导航为动力，以资源共享为目标，以提高服务水平为目的，组建了一种新颖的图书馆联合体——上海市中心图书馆，在该联合体内实行统一的借阅制度，实现异地借书和还书“一卡通”服务。自2000年12月项目启动，到2012年11月，“一卡通”实时运行图书馆已达262家，有效提升了市、区县和街镇三级公共图书馆的整体管理服务品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和评价。
在“一卡通”稳步推进的过程中，2007年9月，上海图书馆又推出了e卡通——上图电子资源远程服务（简称“e卡通”）。e卡通——上图电子资源远程服务”以突破围墙，跨越时空，惠及读者为目标，让读者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使用上图电子资源，让上图电子资源服务到读者桌面，实现服务理念的创新；e卡通服务的读者无需申请，无需注册，无需开通，一卡在手，e路畅通，实现服务形式的创新；e卡通服务以遵守知识产权为重，运用技术手段做到不同功能类型持证读者和不同授权电子资源的无缝关联和灵活关联，并实现从读者认证到资源使用进行全程管理，保证知识产权得到尊重，达到双方合作，三方共赢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服务管理的创新和服务机制的创新；e卡通服务采用先进的LDAP技术和SSL VPN技术，并将读者IC卡系统、LDAP目录服务系统、SSL VPN系统三者有机结合，建成资源、技术、服务、管理四位一体、以服务主导的先进、安全、稳定、可扩展、便捷的服务系统，实现技术的整合创新；e卡通服务为保障家无电脑读者的使用，在上海市中心图书馆区县分馆设立e卡通区县分馆专用点，让家无电脑读者到就近的区县分馆使用，实现服务的推广创新。e卡通是深化公共文化服务的新举措，推进公共文化网络服务的新平台。此项目因此获得了第三届文化部文化创新奖。近年来，移动计算已成为信息技术领域的趋势主题，将在今后十年的信息技术应用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以智能手机、电子书阅读器以及苹果公司的iPad平板电脑等为代表的移动信息终端无一不是极大地影响着我们这个信息社会的生态环境，影响着各行各业的发展。为了顺应移动互联网和移动计算时代的发展趋势，整合国内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如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纷纷推出针对移动设备的数字化信息服务，借助3G移动通信网和互联网的结合，在手机图书馆运作的成功经验基础上，2011年，以上海图书馆为主的上海主要文化机构联手开始建设面向大众的具有个性化、内容关联和交互作业的城市公共文化移动服务平台。“城市公共文化移动服务集成平台建设与研究”入选当年度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项目名单。
2.数字文化家园
作为上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支撑之一，“数字文化家园”——上海东方社区信息苑，是直接建在社区、面向普通市民群众、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新型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平台。平均每个信息苑点不少于 150平方米使用面积、拥有50台以上的电脑，可以覆盖2～3万社区居民、大约5000～7000户家庭基本信息需要，提供公共上网、进行互联网培训咨询服务、实现数字影院个性化放送服务。目前，已建成投入使用280家社区信息苑，网点设臵通达上海全市19个区县，有效覆盖社区居民达560万，约占上海户籍人口的50%。计划未来五年内将达到600个信息苑点，使每一个城市居民都能够享受到最基本的网络信息服务，实现“步行十分钟”到达的生态圈文化服务半径，“一键直达”文化信息网络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
“数字文化家园”突破观念与边界限制，坚持融合创新的思路。在载体运用上，顺应融合发展、集成创新的理念，突破工作边界和行业边界，以数字化提升文化传播能力，实现提升文化的科技含量、传播效率和内容产品的集合能力的统一。在文化引领上，探索“草根”与“精英”，“社区”与“社会”的文化融合，通过信息苑联网互动的平台和界面，打通社区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的通道，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升和有效落地的统一。在功能服务上，探索资源集成与分众推送的融合，打破产品、领域、条块的分割，“小文化”与“大文化”的边界，努力做到一个平台、系统内外、社区内外的资源集成，服务共享。
“数字文化家园”突破传统手段，坚持技术领先，促进服务创新。通过自主研发东方社区信息苑中央管理平台，提高运营管理与内容服务水平，强化了异构内容整合发布、网络访问多层监管、用户行为分级管控等功能，确保东方社区信息苑的内容多样化、信息安全化、管理精细化、服务标准化。运用远程控制、信息安全等手段，向普通市民，特别是未成年人，提供健康文明的绿色公益上网服务。运用远程控制、信息安全等手段，向普通市民，特别是未成年人，提供健康文明的绿色公益上网服务。运用异构数据整合发布等集成方式，提供宽带城域专网内容服务。为此，专门构建了宽带专网集成平台——东方社区信息苑虚拟城域网络，提供政务服务、文化服务、便民服务、未成年人服务及培训服务等5大板块、27个频道、256个专栏。其中整合出版机构定期更新的新版电子图书就有20000册、整合影视集团正版电影电视剧500余部、与永乐院线合作的百姓影院近年新片200多部，与远程教育集团整合的数万个教育课件，与教委体委系统整合的青少年多媒体天地、电子竞技等丰富资源，被誉为“青少年的网络第二课堂”和“社区百姓的IT生活新天地”。运用文化信息化的互动功能，开拓论坛聊天性的、辅导培训性的、文化娱乐性的三大类互动服务。几年来，以3个“百万”活动（百万家庭网上行、百万妇女网上行、百万青少年网上行）为载体，东方社区信息苑开展各种公益活动22,734场，744,549人次、公益培训16,190场，228,316人次，年服务人次达到了1,400多万，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与喜爱。
3.ERA——时空之旅
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上海杂技团上海马戏城三方联合投资共同打造的超级多媒体梦幻剧“ERA——时空之旅”，自2005年9月27日首演以来，天天演出，已成为上海的城市文化新名片和旅游新景观。
从内容创作上看，时空之旅将传统杂技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创造出梦幻剧这一创新表演形式。邀请世界知名娱乐秀编创团队创意策划，体现“中国元素、国际制作”的创作理念，深入挖掘和利用中国元素，综合杂技、舞蹈、音乐、武术等艺术形式，结合高科技多媒体技术，引进国际先进的舞美、音响、灯光、升降设备，实现了舞台的全数字化控制，配合世界首创的大型创意道具，创造出立体、多元的全新艺术效果，突破传统杂技单
一、平面的表现方式，赋予了传统杂技崭新的表现力和生命力，体现了科技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科技化。
作为一个文化产品，它还积极将各类新技术方式用于营销推广。时空之旅开通了电脑联网售票，在上海开设了40多个售票网点；设立了24小时售票热线，提供免费送票上门服务。制作时空之旅专题网站，为了一个演出专门开通一个网站这在国内也是非常少见的，时空之旅网站有中、英、日语网页，既宣传推广，又进行网络售票，开通外卡网上支付功能，国外观众可通过网站直接订票。还开通了联华OK卡支付功能，以及与卓尚文化生活网合作推出ERA一票通文化服务卡，实现多元化的支付平台。时空之旅还经常在网站上推出一些促销送礼活动，带动消费，目前网络售票额已占演出总收入的25%左右。
如今，在促进文化科技融合的关键时期，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眼前的成绩，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也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例如纽约将城市定位为文化的空间，城市的首要功能是文化的传承和教化。其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可以概括为“自保公助”模式，又称“最低保障与兼顾效率型”公共服务模式，市场分散、民间主导，政府主要是通过政策法规对各类文化团体、组织或机构进行管理，并给予优惠，以使其在市场中生存和发展。在英国伦敦市政府资助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和创造性的文化活动，其公共文化的资助金额已超过中央政府。同时政府也非常重视各文化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以及文化机构与非文化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
新加坡则建成了高度融合的全天候电子公共服务平台，优化了政府管理模式和服务效能。目前，每个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通过其唯一网上身份认证“新加坡通行证”（SingPass），可以处理超过1600项政府公共服务，包括到新加坡国立图书馆的掌上图书馆借阅书籍。
当今时代，文化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应该继续深入文化科技体系建设、推动文化科技综合进步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途径。攻克文化领域共性技术、文化产品生产服务技术、文化传播信息技术等重点突破领域，辅以完善的保障措施，让科技进步和创新成为改造和提升传统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关键力量。
三、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机制创新建议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科技与文化融合，必须重视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信息资源多体系、多系统并存的特征与发展趋势。积极利用各类信息服务手段和最新传播方式，广泛整合各级各类文化资源生产和服务，在扎实推进数字化服务平台、网络化服务环境的同时，积极发展已贴近群众、贴近民生为目标的文化创新事业，让更多公众在更充分的时间和空间里享受丰富的文化产品。展望未来，公共文化服务要实现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就是要从根本上转变新的观念，制定新的战略，尝试新的模式，构建新的机制，寻求新的途径，推动新的文化变革和技术革新。
1.推进公共数字文化三大惠民工程（1）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
开展网络传播、新媒体集成管理、云服务等数字技术的集成应用研究，建设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数字化网络化服务平台，推动形成服务网络，实现对公众文化产品的普惠和精准投放，推动上海公共文化服务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2）数字媒体与文化艺术融合应用
开展大型数字媒体舞台系统的研发，支持以信息技术手段演绎传统文化、经典文学艺术作品，在公共文化场馆、剧院和建筑物等不同场所开展各类新型多媒体秀，打造一批数字媒体技术支撑的舞台文化艺术精品和多媒体建筑物立体投影秀等科技含量高的文化科技工程。重点推进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西岸传媒港等项目。
（3）支撑现代设计产业链的公共服务
开展参数化数字设计方法的研发，整合设计产业链工作流程，建设现代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带动众多设计单位应用参数化设计方法完成设计项目，提升上海数字化设计水平，推动上海时尚设计、建筑设计、广告设计、展会设计等设计产业快速发展。重点推进中广国际广告文化创意产业园、环同济研发设计服务特色产业基地、环东华时尚产业基地等项目。
2.完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促进文化科技融合的组织机制（1）完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科技融合的协同推进机制 在上海市文化科技融合联席会议制度下，建立由政府相关文化、科技部门中核心领导组成的领导小组，按照“梯度结构、分级管理”的模式，逐步构建委办局层面的联动工作机制，加强各方资源的集成与互动。
建立由政府有关部门发起，任何具有一定资质的民间团体、个人都可申请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按照“民主自治”的原则，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等形式，加强彼此联系与沟通，共同探讨文化、科技治理的新模式。
（2）创新财政对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重大文化科技融合项目的投入机制
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创新财政对重大文化科技融合项目的投入机制，如通过财政政策和金融市场工具的倾斜杠杆作用，实现文化金融和科技金融的高度融合，积极实施项目资助和资源配臵等。
3.建立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促进文化科技融合的社会机制（1）建设新型文化科技研究机构
加大软科学研究投入，并依托有基础的单位成立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科技融合研究中心。
促进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2）鼓励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和科技领域相互渗透
鼓励文化事业单位提高对科技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建立科技创新、应用相关部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科技服务能力。
在科技领域让“文化因素影响技术创新”之理念深入人心，努力营造创新文化，建立起一种和谐一致的 “创新氛围”。
4.探索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促进文化科技融合的操作机制 为进一步加快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推动不同部门、学科之间的交叉、碰撞、沟通和融合，在市文化、科技相关主管部门的推动和支持下，成立跨行业的非营利性的文化科技联盟，成为广大文化科技工作者和文化科技的民间社团定期举行的、多层次的、跨行业的文化科技交流活动，构建引发创新思维的服务平台。
5.加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1)教育机构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主 可从实际需求出发，从提高学生综合素养入手，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育一批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知识的、能满足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科技融合服务需求的创意人才。
公共领域 篇5
其一,提高媒介融合时代受众参与度。新的媒介使受众参与性的增强成为不争的事实。网络、手机媒体不断开发利用快捷直达的点面传播渠道:博客、微搏、QQ、MSN,具有强度受众粘合力的社区社交传播渠道:交友网站、朋友网站、社区网站,以及综合性的站。技术革新带来便捷的终端服务、较低的门槛准入和低廉的服务费用。使越来愈多的受众利用网络、手机等媒体,及时、便捷地参与到各种信息传播活动当中来,参与性得到极大增强。
其二,在提高受众参与度的同时,提升着受众的话语权。从受众的角度来看,媒介融合通过一个平等、开放、互动的传播平台提升了广大受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其更深层的含义则在于,它还改变了受众长期以来话语权缺失的状态。当今的受众早已从法兰克福学派描述的“易受操纵的乌合之众”,发展成为文化研究学派提出的“能动的受众”。并且,约翰・费斯克指出:“文化不等同于文化产品,文化是活生生的意义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接受消费者及其接受消费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意义的生产”媒介融合增强了受众在消费过程中的能动性,并进一步拓展了受众参与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途径。与此同时,显然这也为受众建构自身话语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
在此基础上,尽管意识形态的.限制依然存在,但对于受众而言,媒介融合带来的变革还是赋予了他们新的手段及路径来协商和反抗这些权力。媒介融合提供的新型传播形式对传统媒介时代的信息闭塞和少数社会精英掌握话语霸权产生着巨大冲击。
2.2优化文化产业形态
从传媒产业的角度看,媒介融合不单纯是由技术带来的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互动与整合,它还上升到了产业层面的融合。进而言之,它不仅改变了媒介的信息传播、社会监督、文化娱乐等传统功能,而且,其生产形态上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整个产业链的重组与发展。不同行业不同产业间的融合打破了昔日的生产结构,而生产链上的各种元素通过在内容、网络等终端上的交错融合也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并进入到市场参与竞争。这不仅为我国的市场经济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也促使着我们的市场不断走向变革。
这些正如麦克卢汉所言的那样,每当社会开发出使自身延伸的技术时,社会中的其他一切功能都要改变以适应那种技术的形式,一点新技术深入社会,它就立刻渗透到社会的一切制度中。
2.3社会制度及结构变革
虽然构建公共领域的愿景不能立即实现,但是,媒介融合却让我们处在相互联系更为紧密的现实世界中,并且其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曾以社会互动为基础,作了如下阐述:“面对面的互动、中介式互动和中介式准互动三类互动方式交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对其产生影响”由此出发,媒介融合与当今社会正在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模式,而在这一过程中,媒介融合既带来了技术、行业和管理等方面的融合,同时,它也会给社会的其他领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变革,而这些变革我们依然可以把它们视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制度上的变革也将是媒介融合对整个社会、文化和传播所产生的最大影响。长久以来,技术进步与制度变革都是中国媒介融合进程中的两个互为作用力,缺一不可。媒介融合过程中的制度变革能为技术进步大开方便之门,同时,在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也迫切呼唤制度变革。顺应媒介融合潮流,破除旧有制度壁垒的制度变革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慢慢产生。从目前国内情况来看,媒介融合中的两大主要产业电信产业和传媒产业都属于高度管制的产业,当融合到一定程度时,对于产业利益的更高追求必然会要求推出各个方面都更符合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而这势必会带来我国制度层面的变迁。
3目前我国公众领域建构的不足
公共领域 篇6
近年来，济宁市任城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认真履行职能职责，针对辖区学校网点多、学生数量大、联系家庭广、带动作用强的实际情况，主动对接协调，强化监督指导，不断深化全区教育系统公共机构节能工作。2014年，区教体局被列入市级第二批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较好地发挥了典型示范、带动引领作用。
一、健全工作推进机制。为适应行政区划调整新形势，及时调整了区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定期研究工作，强化督导落实，有力推动了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持续健康发展。针对原任城区、市中区整建制合并后，全区中小学校达到了112个，在校学生93776人，在公共机构节能工作中地位重要、作用明显。对此，我们本着重点抓、抓重点的原则，积极争取区教体局大力支持，培育典型，示范引领，共同抓好中小学校节能工作。区教体局专门成立了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领导小组，由局长担任组长，各科室、学校负责人为成员，并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综合协调、督导落实等工作。进一步明确了区教体局发展规划科节能工作职责内容，切实加强对各类学校的指导监督。区教体局还利用局长办公会、领导小组会等形式，及时传达节能工作要求，安 排部署阶段性工作。在全区教体系统健全完善了区里业务指导、区教体局牵头负责、各学校分头推进的工作机制，为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注重结合教学特点。紧紧抓住新课改这一机遇，注重把握节能工作与教育教学工作规律特点，推动两者相有机结合、共同提高。针对不同类型的课程，区教体局提出了不同的标准要求，使其更具操作性、针对性。对基础型课程，要求教师在各学科中均应注意渗透环境教育，有渗透环境教育的计划、教案及有关资料的积累。对探究型课程，要求教师开设有关保护环境的主题研究项目，组织一定规模的环境类兴趣小组。对拓展型课程，要求教师承担有关环境教育的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组织学生开展综合性社会环境考察等实践活动。同时，要求各类课程的教师定期开展相关教研活动。通过努力，真正把环境教育融入到了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起到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效果。
三、突出抓好重点环节。结合教育教学特点，与教体局一起研究部署，切实把节能措施落实到具体环节、关键部位上来。一是加大学校宿舍食堂技改力度。统筹考虑公共机构节能与校园规划建设，着力夯实学校基本建设、维修改造中建筑节能基础工作。对学校食堂设备及原材料、学生公寓用具、教学办公用品等大宗物品，实现集中采购，优先考虑节能产品。二是推广使用节能灯具、节水龙头等节能设备。科学考虑区教体局办公楼改造工程设计、技术和标准等因素，积极提出能合理化建议，一律安装节能灯具、节水龙头，每年节水、节电率达50%以上。在推行学校 光亮工程中，大力推广普及高效照明产品，所有新建学校率先使用高效照明产品。三是加强用水管理。及时对学校各类用水设施进行检查维修，不断加强供水管网的管理、改造工作，有效制止水管龙头“跑、冒、漏、滴”等现象。教育引导广大师生牢固树立节约意识，做到及时关闭水龙头，坚决杜绝长流水现象。鼓励学校在校园绿化中，选择既能改善环境又耗水少的耐旱植物，提倡科学的校园绿地浇灌方式，严禁大水漫灌等方法。四是加强用电管理。倡导树立良好的用电习惯，使学生养成人走熄灯的良好生活习惯。办公室、教室照明，在自然光充足的情况下，白天不开灯；如需开启空调，其设定温度控制在制冷26℃以上，提倡每天少开一小时；尽量减少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饮水机等办公设备的待机时间，长时间不使用时及时关闭电源；公共区域的电灯根据需要开启并随手关闭。指导学校健全管理制度，严禁使用高能耗电器，采取有效措施杜绝教室、实验室、办公室等公共区域的长明灯现象。五是精简会议及材料。加快教体系统信息化建设步伐，实行网上办公，进一步精简会议、文件，努力实现无纸化办公。大力提倡双面用纸和采用再生纸，尽量减少纸张浪费，重视各种办公用品、耗材的节约使用。总结探索教科书循环使用经验，严格执行教科书的循环使用政策。
运用网络媒体促进公共领域建设 篇7
从19世纪开始, 公共领域建设逐渐出现了衰退和丧失。这个时期有两个特点, 第一, 传媒种类越来越多, 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沟通优势越来越显著, 沟通渠道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拓展。大众媒体的影响范围迅速扩大, 参与者范围也相应扩展。第二, 媒体缺乏有效的互动机制和受众参与机制。传统媒体虽然统计发行量、调查收视率和满意度, 但这些远不能为公众提供一个发表独立观点、展开充分辩论的公共空间。这使得在广播、电视媒介条件下, 公众长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难以形成独立的理性批判意识。公众不但没有掌握话语权, 由于长期浸泡在大众传媒的环境中, 批判精神必然受损, 这直接制约了公共领域的建设。以报刊为例, 19世纪中后期, 大众报刊大多迎合教育水平较低消闲需要, 掀起黄色新闻的狂潮, 大大减少了政治与公共事务的报道。报刊业逐渐失去公共舆论的批判性功能, 沦为大众传媒观点复制的工具。
由于公共理性批判功能的丧失, 大众媒体所拓展的公共领域重新集中到过去商品交换的私人领域, 伴随着传播效率迅速提高, 媒体受个人或集体利益的影响程度逐渐加深。媒体不仅侵犯了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原则, 同时还操纵了公共领域:一方面, 为达到其经济利益, 利用特权, 公开要求把某些私人利益变成公共利益, 把自身的的特殊利益变成普遍利益;另一方面, 为追求收视率和发行量, 讨好消费者, 把文化批判的公众转变成文化消费的公众。并且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这个时期的公共领域建设是从成熟期变为衰落期。
1998年5月, 网络媒体诞生后, 点燃了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的回归的希望。网络媒体在传媒和受众之间建立了互动机制, 为受众提供了表达自由、开放的观点和进行充分讨论的论坛, 大众重新获得了话语权。
网络媒体有了第四媒体的正式身份, 网络媒体异军突起, 以显著的传播效应形成公共舆论, 直接作用于政治生活。网络媒体使信息流通达到空前的自由程度。
首先, 网络媒体大大拓展了参与公众的范围。其一, 互联网的实时互动功能极大地将世界各地的网民链接起来, 改变了他们之间的互不认识、很少交往、分散无组织的交往形态, 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有公共领域的组织界限和特征。其二, 网络技术赋予了其受众在现实社会中所不能拥有的话语权和自由度。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多, 多元意见的表达成为可能, 这就为具有普遍性和公共意义的讨论的展开打下基础。其三, 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 易于掌握, 迅速普及, 这使得公众话语权由精英扩展到平民阶层, 弱势群体有了崛起的机会, 打破了非主流意见聚集的现状。
其次, 互联网的匿名性免除了参与主体的束缚, 使他们可以站在平等的平台上, 公开、自由发表个人的真实意见。特别是博客兴起以后, 私人的固定空间得以开辟, 个体开始注重构建自己的虚拟身份形象, 舆论的非理性缺点也正逐渐得到克服, 舆论主体的“非实体”开始具有“实体”特征, 实现了理性的回归。
第三, 网络的互动性为舆论主体提供了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这样, 不但各式各样的意见有了碰撞的机会, 而且各种意见在网上讨论的过程中得到整合, 这大大推进了舆论形成。这时, 被掠夺的公众地位和公众舆论的权利, 重新回到了公众手中。
和传统媒体相比, 网络媒体是一种可以主动参与的媒体, 它要求使用者主动搜索信息, 并且给了网民公开发表个人意见和观点的空间和互动机制, 公众重新掌握了话语权。在最近几年的全国“两会”期间, 公民积极参与了“网上议政”, 许多意见和建议都是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全国人大和政协, 而政府往往也就一些重大法规和政策通过互联网广泛征求意见, 实施“网上听证会”。
就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历史来看, 网民主要通过电子邮件、各种聊天工具、贴吧、BBS (电子公告牌系统) 以及博客等形式进入网络公共空间。互联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程度和公众参与程度正是伴随这些形式的相继出现而不断加深的。其中, 从BBS到博客的发展充分体现了网络媒体构建公共领域的优势。
BBS是新闻、观点和民声的集散地, 由于网民的地域分布、行业分布乃至阶层分布都很广, BBS中能够听到各种声音。以往只有权势阶层和知识精英拥有话语权, 而BBS这类互联网功能凭借网络的多功能、参与性和匿名性, 使普通公众包括弱势群体、边缘群体也拥有了某种话语权, 它靠网民的上贴、跟贴、转贴, 创造了网络公共舆论, 在公共性、自由性和参与度上与传统媒体相比实现了显著突破。有些争论也许难以达成共识, 但辩论中各方提供的详尽资料和多元化观点无疑培养了公民的民主素养和参政意识。
然而, BBS也有不可回避的缺陷。首先, 匿名性为自由言论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是主体的不确定性造成责任的不确定性, 这种条件下的信息和言论易于丧失公信力。其次, 公众自发形成的网上舆论中难免有分歧和对立, 甚至出现激化, 在激烈争辩中网上舆论有时混杂着非常明显的非理智成份, 偏激的语言、谩骂等手段和造谣诬蔑也屡见不鲜。最后, 由于BBS搜索功能的缺失, 使它具有线性特征, 有关同一主题的不同帖子, 常常散落在不同的位置。因此, 大量的话题转换加剧了话题的衰变速度, 对单个主题的讨论支离破碎, 整合困难。
博客的登陆为以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内在的制约机制。博客强调个人在网络上的独立性, 参与者拥有自由独立的空间和管理权限, 不但实现了信息自由流通, 而且提高了信息质量。博客往往一方面可以为网民展示了事实真相的另一个侧面, 另一方面为传统媒体提供了互动平台, 为组织沟通和社会交流带来了全新的变革。
作为一种网络的新应用形式, 博客兼具BBS共享性、互动性和个人网站的公共性, 实现了从“点到面”传播走向“面到面”传播, 网络上不存在发布信息的唯一的“点”, 无数的“点”组成整个的“面”。而个体在其中之所以能成为博客, 是因为他有可能成为发布信息的“点”之一, 并且具有了理性和公共性的特征。可以说, 传播网络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公共领域公共性复兴的过程。
如果说BBS的广泛使用证明了公共领域建立的可能性, 但尚存在问题的话, 博客的兴盛则证明网络媒体的动态发展正在弥补这些缺陷。通过从BBS到博客的演进可以看到在人类的探索中, 在技术和制度不断完善下, 网络媒体是呈良性发展的:它正在不断接近于公共领域的要求, 空前扩大公共领域的范围, 而参与者也以动态渐进的方式加深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的程度, 借助于网络媒体, 参与者拥有的自由平等的发言权利、机制和方式都大大改进。
经济学话语淡出公共领域 篇8
1970年代未～1980年代，“文史哲话语”是当时公共讨论的主力。对文革的批判，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否定，对未来世界的憧憬，集中运用了文学、哲学和政治学的话语，当时的学界名流多是美学家、哲学家、文艺理论家、文学家等，极少有经济学家在内。而从1980年代末到整个1990年代，经济学话语在否定计划经济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在捍卫个人利益和权利的斗争中壮大。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下，在整个社会追求财富的大氛围中逐渐发展，并彻底取代了文革时期和改革初期的“文史哲话语”。学界名流中，经济学家的人数迅速上升，而哲学家、美学家、政治学家则从社会焦点中渐渐消失。2001年中国入世，更是将经济学话语推向媒体舆论的顶峰。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概念框架、运思技艺，几乎成为人们讨论公共问题的出发点和终极依据。某种程度上，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情绪、一场运动，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它深入乃至统治着我们的人心，影响乃至重塑着我们的民情。经济学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远远不止是一门单纯的社会科学。
30年经济变革，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逐成定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其最初的内涵、作用已大大不同了。中国人日常需求的满足，已主要倚赖于企业的连续性经营供应。经济学话语与中国宏观改革的关系随之而淡化。另一方面，经济系统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中国巨型社会变迁所面临的新问题，都对经济学主流话语的解释力构成了严重挑战。尽管金钱观念深入人心，但资本力量的无情冲击也让人颇多痛感。人们发现，物质屡足未必是生活幸福的保证。而市场逻辑自然导向的社会分化，更让人对经由普遍竞争导向普遍富裕的梦想产生幻灭。且不论，在转轨语境下四处可见的特权／身份与产权／契约的怪异结合(秋风将其归结为60年来官方经济学与商人经济学的合流)。正是因为这些缘故，经济学话语遭到颇多诟病，逐渐淡出公共领域。为此，我们组织了此次笔谈，邀请体制内外几名活跃的经济学研究者对此做出反思。
在笔谈中，莫之许分析，主流经济学淡出公共领域，正是其话语在中国体制内外同时失势的结果。经济学话语不再是自明的普遍性知识。改革之初，经济学家曾带有“先知”与“布道者”的神秘光环，随着经济学卡理斯玛的日常化，随着经济行政日益的官僚化，经济学“导师”角色的隐退就只是时间的问题。如皖河所说，中国自此进入“后经济学时代”。经济学一旦被官僚科层体系内化，经济学家曾所占有的神圣地位就将无疾而终。而经济学一旦成为引车贩浆者流的行话俚语，也将意味它“不再时髦”(张晓晶语)。更不必说，人们已经学会运用经济学的武器尽挪榆与嘲弄之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