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领域

2024-08-28

公共文化领域（共7篇）

公共文化领域篇1

随着科学技术及经济的发展, 版权保护也从传统领域扩张到互联网上, 从而形成了网络版权。网络版权的形成意味着版权扩张到了新的领域, 甚至挤占了公共领域的空间, 对此我们常常惊呼:公共领域在缩小!殊不知, 版权扩张的同时, 公共领域也在不断扩张, 而且还对前者产生一定影响力。在彼此作用过程中, 二者相互融合, 相互促进, 以期产生一种彼此共赢关系。

(一) 公共领域的确定及其对版权的影响

1. 公共领域的确定

版权契约理论认为, 版权是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所签订的一种社会契约, 社会通过国家赋予作者 (或相关利益者) 版权, 以获得精神与物质利益;与之相应, 社会公众则能通过有偿使用作品获得其中利益, 也可能通过无偿使用公共领域中的作品而获取利益。一般认为, 版权作品经过了法律所规定的50年或70年的保护期进入公共领域, 从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 包括转换、改编、复制、个人欣赏与科学研究等商业性与非商业性使用。由此可知, 公共领域与版权相对应, “著作权保护的真正领域是被私人所占有的专有领域, 不被保护的则是公共领域”。

无论传统版权契约还是现代版权契约, 都没有将国家赋予作者的版权置于绝对地位, 即每个其他社会成员、每次使用作品都应付钱;相反, 国家在授权的同时, 也将作品中的一部分置于公共领域, 让公众有限地自由获取、使用。也就是说, 在版权领域, 也有部分内容处于社会公众可以自由获取与使用的地位, 从而满足了社会公众合理使用的需求。这样, 我们可以将公共领域依照社会公众可以获取的自由度区分为绝对公共领域与相对公共领域。前者是任何人于任何地域都可以自由使用的作品, 而不问是否为营业性与非营业性使用;后者是指社会公众的使用受到一定限制的作品。特别是互联网上的作品, 有些只能在网上使用, 而不能转移到网下使用。因此我们可以从公共利益角度定义公共领域含义:公共领域是社会公众能免费获取与使用他人作品的自由领域, 处于其中的作品则是人类或部分人类群体的知识共有物。

2. 公共领域对版权的影响

首先, 公共领域与版权范围存在敏感关系。公共领域扩大导致版权人利益受损, 反之, 公共领域缩小则导致社会公众利益受损。对两者作何种区别, 往往产生不同的效果。通常做法, 从私权角度界定公共领域, 私权保护剩余部分便是公共领域。但私权标准却不够明确具体, 加上界定者的偏见与国家权力的压制, 公共领域常常被侵犯。如果从公共领域出发界定私权, 则更有利于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区分方法并不重要, 关键是谁的利益优先。也就是说, 如果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 该如何处理?在法无明文规定时, 应根据何种理念解释法律从而产生不同法律后果。如果从著作权人利益出发, 则会得出:凡是法律未予禁止使用、传播的作品或未予以明确排除的作品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如果从使用人或社会公众利益出发, 则会得出:凡是法律未从正面明确规定、不符合法律列举形式的作品, 使用者或社会公众可以自由使用而没有尊重其利益的义务。譬如, 对室外艺术作品合理使用后形成的成果再行使用是否构成侵权, 出发点不同, 判决也就不同。2003年岁末,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厦门卷烟厂对设置在石狮市公共场的雕塑作品以素描、刻版画等方式创作出类似铜板画的作品, 并将该作品注册为商标、使用在其生产的卷烟产品上不构成侵权, 属合理使用行为。而2005年,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将矗立于室外公共场所上的、以原告摄影作品为画面的公益性广告翻拍、略加改动, 并使用在自家企业产品的包装上构成侵权, 不属于合理使用, 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同样是对室外艺术作品的使用, 结果却大相径庭, 充分体现了法官主观上的利益偏重。

其次, 公共领域的内容可以被任何成员挖掘、利用, 以致产生新的作品。这样, 版权人在强调自己版权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自己成果是来自公共领域, 也应该为此支付代价。版权人常常叹惜:自己辛辛苦苦的智力成果常常或最终会被他人免费使用, 却不知自己也是从公共领域中免费获取资源。譬如有形产权, 产权人是通过购买各种原料并添加自己劳动而形成新的产品, 但版权人往往忽视公共领域的无偿取得。“取走劳动者通过努力而获得的劳动产品是对劳动者的损害, 以及任何人有义务阻止这种损害的发生。

(二) 版权对公共领域的作用

1. 版权扩张了公共领域的范围

(1) 独创性作品的创作扩展了公共领域的绝对范围

世界各国一般都将独创性作为判断作品的条件之一。如澳大利亚著作权法第31条、美国著作权法102条、英国著作权法第2条, 以及伯尔尼公约都明确规定作品必须具有独创性。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也规定了作品应当具备独创性特征。从积极意义上说, 独创性指作者独立创作、能体现其个性的特色。因独创性获得而形成的作品受各国法律保护。在公共领域之中, 人们可以自由使用处于其中的各种形式作品。独创性作品的出现, 并不影响到人们对原有作品的利用程度。人们依然依照原有方式自由使用公共领域中的作品而不受影响。相反, 独创性作品的出现, 却增加了人类可使用作品的数量, 为人们的自由使用提供机会。

另一方面, 独创性作品的出现也保证了人们使用最新产品, 满足人类随着技术、经济进步所带来的新的需求。从人类的心理需求来看, 人们往往习惯于信赖新产品, 享受其上的便利、快捷效果。例如, 计算机的出现, 已经在日常办公、贸易往来等领域开辟了无纸化的电子商务时代, windows视察操作系统的出现取代了键盘命令式dos系统, 电影电视、网络作品的出现使更多的人习惯于影视作品、网络冲浪从而导致文字作品的颓废。如果某一天这些独创性的产物突然消失, 那么我们的生活还能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吗?

版权契约理论为我们揭示了绝对公共领域扩大的源泉:赋予作品以著作权保护, 带来的是保护期满人类共同财富的增长。在知识爆炸的第四次知识革命中, 我们常常庆幸自己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闲暇之际, 我们可以朗诵莎士比亚、李白、杜甫, 可以翻看托尔斯泰、曹雪芹, 我们不因公共领域作品的匮乏而愁闷;在网络时代的今天, 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自由欣赏作品, 可以上传、下载, 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分享作品的快乐。我们可以观看影视作品、可以聆听音乐作品, 可以自由制作多媒体 (如果我们愿意并力所能及的话) , 我们不会因为作品的单一乏味而无所适从。如果存在可能并现实允许, 你可以自由利用他人作品中的思想:利用马克思主义, 人类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 朝着理想自由的王国迈进一步;利用黑格尔、孔子, 我们知道用冷静辩证的思维看待世界, 探索人类的源头, 思考我们的未来;利用爱因斯坦、利用能量守恒、电磁理论, 我们可以制作出为人类服务的诸多工具。我们可以省去许多艰苦的体力劳动, 取而代之的是“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

(2) 版权扩张拓展了公众自由利用作品的领域

媒介是作品得以传播的载体。在远古时代, 文字是在甲骨、竹简上刻写, 作品的传播限于条件只能在狭窄范围内进行, 创作者当然不会担心作品的盗版与无偿使用, 也不能产生版权的物质基础, 合理使用并不需要。

造纸印刷术的发明, 大大加快了作品的传播速度, 也使知识、作品的获得较为便捷, 为社会公众的合理使用提供条件。通过书籍, 公众可以轻松地学习研究, 可以摘编引用他人的作品。但这种合理使用, 受制于知识的获取途径, 受到现实的物质条件制约。电子技术的发展增加了作品的形式, 电视作品、音乐作品的出现使社会公众易于欣赏、学习, 摄相机、录音机、复印机的出现使社会公众能自由录音录像, 从而为合理使用提供一种现实性基础。互联网的出现, 这种局面大大增强。通过网络, 我们可以自由搜索, 自由上传下载, 尽情地滋润自己心田。尽管诸多御用学者大声疾呼:上传下载他人合法作品是违法的, 是侵权行为。但这种情况却在互联网上悄悄展开, 特别是通过私人间的E-mail、QQ等信息渠道迅捷传播。P2P技术的出现更是给终端用户带来使用网络作品的福音。“P2p的出现, 终端用户的获益是无庸置疑的。它可以实现不特定用户计算机之间的直接联系和信息交流, 而无需首先登陆由他人经营和管理的网络服务器。大量用户可以通过p2p交换享有版权的mp3歌曲、电影和电子书籍。”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 使复制成本几乎为零, 从而使社会公众合理使用数字作品变得简单易行。难怪数字作品商常常慨叹损失惨重。

互联网为社会公众合理使用手段的增强奠定基础, 却也扩大了网上作品的范围。传播媒介的扩大导致作品发表机会增多, 互联网为公众发表作品提供平台。这样, 通过互联网的自由发表平台, 社会公众能够获得更多的合理使用他人作品的机会。

2. 版权限制了公共领域的范围

(1) 版权客体扩张, 公共领域缩小

版权扩张的过程也是公共领域被不断圈存的过程。1710年《安娜女王法》保护文字作品的复制权, 但1886年签订的《伯尔尼公约》随着多次的修改, 先后增加了电影作品与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客体, 增加了表演权、追续权、朗诵权等权能。乌拉圭回合谈判签订的《TRIPS协议》则将计算机软件和有独创性的数据库列为保护对象, 并将出租权列为一种明确保护的权利。而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的《WCT》与《WPPT》则增加了公共传输权、技术保护权、权利标示权。著作权权能与客体扩张正一步步蚕食着公共领域。

在公共领域中, 传统知识也正在不断被掘取。传统知识是某一民族或地区人民群体创造的、没有出版却世代流传下来的, 包括民间文学艺术、特殊技术知识、医药卫生知识、饮食养生知识等在内的各种文化知识的总称。就该地区或民族来看, 传统知识处于公共领域范围。加上国际保护意识的差异, 国内保护意识的淡薄, 传统知识的侵犯在所难免。例如, 1998年美国好莱坞利用我国民间文学题材制作的动画片“花木兰”, 在全球上映获得高达5亿美元的票房收人, 不但没有支付中国任何故事改编的费用, 反而指控中国对该片的“盗版”。

(2) 版权期限延长, 公共领域缩小

在自由使用绝对公共领域中的作品时, 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所能自由使用的作品多为前半世纪作品, 这是先辈们为我们留下的社会财富, 但对于同时代的作品却应花钱去买。也就是说, 先由社会公众履行尊重保护版权的义务, 若干年后, 再让创作者放弃版权, 让长寿之人或其后人自由获取使用精神财富。这样, 公众以巨大的保护代价换来的却是最终无任何意义的残羹剩汁。

对于一些濒临保护期的作品, 权利人却将作品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注册为商标, 变相延长保护期限或妄图永久性地圈存公共领域中的东西。例如:彼得小跑免案就是这种案例的典型。毕翠克丝·波特是英国著名童话作家, 于1943年去世。根据中国《著作权法》, 其创作的童话故事和插图应当自1994年1月1日起进入公有领域。但在1993年6月, 即波特女士的作品在中国即将进入公有领域时, 沃恩公司将该系列故事中的多幅插图在中国申请了商标注册。在使用这些进入公共领域中的资源时, 稍有不慎便会落入权利人设置的陷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出版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波特女士的作品时就因疏忽落入这种陷阱而付出代价。

(三) 版权与公共领域的共赢

1. 利益平衡原则

我国著作权法第一条、TRIPS协议第七条, 以及其他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都将版权人利益及社会公众利益置于同等地位, 因此在版权扩张时我们更应关注利益平衡。

首先, 正确审视版权内容、对象扩张的原因。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著作权保护的标的不断产生, 譬如数据库、计算机软件等新产品层出不穷, 也带来了传播与使用方式的根本性改变, 产生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影视作品与软件租赁权等新的权能。此时, 我们不能一味地迁就版权人利益, 加大版权保护力度, 也应适当维护社会公众的有偿利用利益。我们在打击盗版的同时, 应当限制产品过高定价以防止版权人的暴利获取。可是实践中往往注重前者, 忽视后者。这样, 在新产品问世时, 版权人与保护机关不惜一切手段打击非法利用行为, 却对暴利情况没有作任何限制, 因此导致了逾打击逾盗版的循环现象。譬如, 电影《英雄》问世时, 版权人采用专人检查、限制携带、限制放映人数等各种保护措施, 但盗版影碟依然迅速流传。版权人在叹惜票房收入损失巨大时, 却并不反思自己的暴利行径。三十年前电影门票极其低廉, 而今的门票几十倍翻番, 但带来的收入却不抵从前, 制片人只是一味地斥责版权被侵犯, 却不思考技术进步与观众承受能力等因素的影响。

其次, 对于个人使用的限制不应无限加强。个人对版权作品的使用可以看作对产品的消费, 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传统版权时代, 复制技术较为艰难, 因此对个人的两种消费法律都不作规制;但是在网络信息时代, 复制技术的迅捷, 使得我们不得不对个人的生产消费作规制。例如, 法律对个人的大量营利性复制行为视为盗版行为, 给予坚决打击。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打击个人盗版同时, 也对个人的生活性消费不分青红皂白, 一棍子打死。根据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16条与17条规定, 个人合理使用只能限定在为学习研究该软件思想、原理时才能自由安装并免费应运, 除此之外, 要想安装个人电脑, 必须购买正版软件, 即使你有两台电脑也得购买两次, 每次使用都得付费。这样“权利用尽原则”被无端践踏, 合理使用原则被扔进垃圾, 购买人不能继续享有处分他们所购买的复制品的自由, 不能自己安装两次, 不能借给他人, 结果或导致电脑的全国性瘫痪, 或导致全民入罪。

因此在处理因技术原因所引起的上传、下载、技术措施、数据库等版权问题时, 我们应从利益衡量原则出发, 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 不偏不倚, 公正对待。以便使版权人享受技术所带来的版权扩张利益时, 也使社会公众享受到技术更新所带来的人类文明迅速传播的利益。

2. 公示公信原则

物权是绝对权, 拥有物权必须公示, 以表明权利人的权利状态。而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准物权, 也应该以特有的方式公示于众。这里, 商标权、专利权都能较好地做到, 以登记为唯一的授权方式。可著作权就不同了。《伯尔尼公约》及多数国家的版权法对版权保护采用自动保护主义原则, 作品受到保护无须履行任何手续, 这就产生问题:作为绝对权, 作品以何种方式表明权利?社会公众以何种方式知晓作品是否得到保护?特别是在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时代, 作品众多, 如何区分作品的私权性及公共性?也就是说, 作品是否应当通过某种方式进行公示?公示的义务由谁承担?在现今这种体制下, 一般认为, 凡作品都应受到保护为前提, 然后由社会公众去筛选其中的作品。换句话说, 先假设作品都为私权领域, 再由公众去挑选。很明显, 这其中的成本费用无形之中强加在社会公众头上。在浩如烟海的网络领域, 良莠不齐, 花草丛生, 如果从此假设出发, 即是将所涉及的公共领域都私权化了。因此笔者建议, 在版权领域该当引入公示原则。

由于公示, 他人能很清楚地知道物权归属, 避免因归属不明造成对商业交易的破坏, 从而取得了公信力。他人有理由相信物的私权之外的领域为公共性领域, 可以凭借自己劳动施加于其上从而获得对物的事实控制与管领。在著作权领域, 法律以私有领域为前提, 即凡是存在的作品都是能够获得保护的、享有私权的物, 换句话说, 法律是以“作品存在” (不管是发表的还是未发表的) 为公示方法, 也即强制性地赋予作品存在的公信力。这是法律没有清晰地区分“存在公示”的真正效力问题。物权具有永久性, 只要物存在, 物权不会失效。与此不同, 著作权非永久性, 其效力的存在具有一定期限的限制。这样, 凡是存在的作品, 必然有受保护与非保护之分, 法律对此却没有细加区分。这就使他人对“存在”这种公示方式产生怀疑, 从而影响其公信力, 也使存在的作品权利处于不确定之中。

摘要：版权与公共领域代表两个不同的领域。一方面, 两者具有共生性, 前者的扩张或缩小也会导致后者的扩张或缩小, 反之, 后者也对前者产生影响;另一方面, 两者具有相对性, 前者的扩张或缩小导致后者的缩小或扩张。在处理二者关系时, 我们应该做到利益兼顾, 彼此共赢。

关键词：版权,公共领域,作用,共赢

参考文献

[1]冯晓青.知识产权中的公共领域理论[J].知识产权, 2007, 3:9.

[2]邵忠银, 夏菊子.论P2P中的利益衡量[J].中国信息界, 2007, 19:47.

公共文化领域篇2

公共领域道德缺失问题研究

摘要：长期以来，公共领域道德缺失的问题被无数人探讨、研究，但是，公共领域道德缺失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研究和了解公共领域道德缺失问题是为了更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建立道德文明的和谐社会。本文列举了公共领域道德缺失的表现，从分析不文明出游案例来寻找公共领域道德缺失的原因，并探讨了改善公共领域道德缺失现状的措施。

关键词：公共领域道德缺失道德文明和谐社会

中国是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明，中华民族的气息蕴含着五千年的文明底蕴和传统美德。公共道德应该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根深蒂固，应该是永远不会缺失的品性。但是近几年来，各种公共道德缺失的事件相继报道，道德滑坡、道德沦丧、公德缺失等词语铺天盖地，近乎成了我国社会当前道德水平的代言词。如此情况面前，我们应该进行一番沉思反省，我们到底缺失了什么，我们引以为傲的民族文化现在在哪里，什么致使了我国公共领域道德的普遍缺失，而我们又该怎样挽回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一、公共领域含义及基本特征

所谓公共领域[1]，指的是与私人领域相对应，公民自由参与公共事务的场所，它明确显示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具有的权益，更是民主表达的公共空间和公共利益的来源。作为现代社会中社会与国家之间相互衔接的一个良好中介，公共领域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德国哲学家尤而根·哈贝马斯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论文《公共领域结构转型》对公共领域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他对公共领域的定义是：“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利机关本身，以便就基本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利机关展开讨论。”

当前我国公共领域所呈现出的各种特征，是在特有的社会背景及时代特征中相应作用下产生的[2]。其特征可以概括为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这相互联系相互约束的三个方面共同表现了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公共领域的特征。

二、公共领域各方面道德缺失的表现

公共领域是一个很广泛的领域，所以公共领域方面道德缺失也表现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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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一)社会公共生活方面

在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中，存在很多的道德缺失现象。比如公共场所大声喧哗、说脏话现象，不顾他人当众抽烟现象，不注重保护环境乱扔杂物现象，破坏公共秩序插队现象，就餐时大肆铺张浪费现象等等，这些都是公共道德缺失的表现。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群体现象，出现在我国社会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体现了我国社会群体的整体道德缺失现状，而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经济高速的发展，让整个社会都陷入了一种盲目、狂热的不健康状态。

(二)社会经济方面

在市场经济方面，这样的道德缺失现象同样严重。近年媒体曝光的虚假广告、伪劣产品案件数不胜数：大头娃娃，三鹿奶粉，双汇肉、地沟油等等食品安全问题，都体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日益膨胀的物欲引发了道德流失。

不仅在食品安全方面，社会上还存在着其他的虚假产品，假文凭、考试作弊、偷税、虚假广告等，还有多年来让人们一直深恶痛绝但又屡禁不止的盗版，不仅有盗版的商品甚至出现了盗版的广告明星，这些都是我国社会道德滑坡的体现。

社会经济中诚信的缺失也愈来愈严重。人们愈来愈追求物质的富有却丢失了我们最根本的品德。诚信缺失的病毒在持续地侵蚀着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诚信缺失，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

(三)虚拟网络方面

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网络媒体已经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公共交流平台。但是，网络的发展在带给社会巨大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的诸多问题[3]。

随着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获得与传递高速化、灵活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安全的网络游戏、虚假信息、网络诈骗等问题。不健康的网络游戏对青少年带来很消极的影响。他们正处在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阶段，还没有形成自己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缺乏一定的判断辨别能力。在繁重的学习生活压力之下，面对眼花缭乱的各类血腥、暴力、色情题材网络游戏，非常容易迷失其中，不可自拔，甚至毁害一生。在浮躁的现代社会，哗众取宠的虚假信息也给社会公共秩序带来危害，给人们造成一定的影响。网络诈骗不仅给社会造成不安定因素更危害他人的财产生命安全。这都是由于公共领域道德缺失造成的。

三、从不文明出游中分析公共领域道德缺失的根源所在

不久前，国家旅游局网站发布了一条警示消息，据韩国济州道警察厅通报，近来中国游客不文明现象和违反韩国法规的行为频繁发生，如横穿马路、在禁烟区吸烟、乱扔烟头等，严重扰乱了当地的社会秩序。

6月16日发生在三亚东海的“暴力合影”更是让人们震惊引人深思，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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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的海豚在三亚大东海搁浅，如此情形游客并不是忙着为海豚实施救护，而是纷纷与海豚合影，甚至为“便于拍照”而将海豚抬出水面，最终致使海豚因呛水抢救无效死亡。

我国已进入“大众旅游”时代，而这些不文明的出游行为不但损害了环境和中国游客的形象，也为旅游市场蒙上了一层阴影。时下，对旅游中各种不文明行为，讨伐之声不绝于耳，而想要遏制和消除此种不文明行为，就需要分析其产生根源，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不文明旅游的难题。

知名旅游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说：“旅游作为一种将消费者的需要、认同、情感和文化勾连起来的经济活动，是消费者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的外在呈现。将搁浅海豚抬出水面合影，无非是追求新奇、刺激的心理体验，却在无形之中将海豚至于死亡的边缘。这里面固然有动物保护知识匮乏的因素，但更为关键的，还在于旅游消费文化的偏差。”

这种知识的匮乏，旅游消费文化的偏差体现出我国社会生活和消费文化中道德的缺失。这些不单是游客个人的因素，其根源在于社会体制、文化、教育、社会传统的因素。整体社会道德水平降低，公众对于公共领域道德的忽视，都是导致如此事件发生的原因。

民众公共意识的缺乏和道德准则的偏失，是根植在我们所处的国情和社会背景之下的，受多方面的影响[4]。我们需要从多方面考虑：公民教育中、公共秩序维护范畴甚至反思公共空间的狭小和公民参与程度的不足，所有的探究方向都只能得到根本的结论：从根本上抓起，从本质上提高国民素质，从根本上改善公共生活秩序，根除国人社会道德理念的缺失和失范，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

四、改善公共领域道德缺失现状的措施建议

从各种公共领域道德缺失的社会现象分析可知，公共意识缺乏、法律意识淡薄、道德观念不深以及自身利益至上几方面导致了公共领域中的道德缺失现象。因此应针对这几方面加以改善。道德不同于法律，他并不具备很强的约束性，因此，在教育引导的基础上，还应设立法律给以约束，双管齐下，加以鼓励奖惩机制，由此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逐步提高公众的社会道德认知，改善公共道德缺失现状。

(一)教育引导：建立良好的德育体系

教育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社会道德的传播也应该以教育为中介，通过父母，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教育，实现道德理想和道德习惯的传播发展。从小进行培养熏陶，辨是非分善恶，反复强化反复矫正，逐渐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树立良好的道德榜样，用崇拜的力量引领人们追随道德榜样的脚步，从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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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人提高道德水平，人人以正身为荣，让社会的道德水平不断提升。

另一方面，要选择性的吸收借鉴优秀的道德文明，继承优秀的传统道德同时大胆的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从而达到最好的道德教育效果，使得全民道德水平得到提高[5]。

(二)社会保障：建立社会赏罚机制

在我国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相分离导致了道德评价与道德赏罚的不公平。社会赏罚机制缺失也是使得道德逐渐下滑的原因之一。有效的社会赏罚机制能扬善抑恶，使人因德而得、因不德而失。这是一种有力的价值导向，能够有效的处理公共领域道德缺失问题。

(三)约束机制：加强公共领域道德缺失的法律约束

当人们对社会公德教育不理解，对遵守社会公德不自觉时，强制性的法律途径来约束公民的日常社会行为是一种必要的手段。法律规范是最起码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要求，它依靠国家强制力实施。通过立法，从具体细节执行上来要求公民遵守社会公德，可以有效的约束禁止非道德行为的滋生和蔓延。例如《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条文中可以写入对诸如破坏公共设施、乱扔垃圾、随地大小便、不孝敬老人以及乱贴小广告等等不文明现象的处罚措施，诸如罚金、行政拘留等等。如此来约束公共领域的道德缺失行为，改善社会道德水平。

(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和环境，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际关系和谐的基本前提。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就是要对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每个人和每个机构的信用状况进行记录，并提供给信用记录的使用者，使有不良信用记录者受到惩戒，使有良好信用记录者得到激励。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能有效改善公共道德缺失现状、提高全民道德水平。

推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以健全信用法规、制度和标准化体系为基础，以实现政务信用信息共享和完善征信系统为目标，以推进行业信用建设、地方信用建设和征信市场发展为重点，逐步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构建“激励守信、惩戒失信”的激励约束机制，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和环境，使诚实守信者得到保护、作假失信者受到惩戒，使公共领域道德缺失问题全面改善，逐步提高全民道德水平。

参考文献：

[1]邹晓莉.公共领域与生活方式[D].南京师范大学,2007 [2]张翀.公共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0 [3]刘佳炜,王雅博,吕荣慧.关于网络道德缺失的调查[J].青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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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的迷思篇3

最直接的联想，是叩问一个好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否应当把快速呈现和加总个人意见作为终极目标，多数人的意志是否应当是统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真理并不总是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大部分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必须权衡得失，并且总有一些人被迫为政治决策付出代价，亚里士多德相信多数人的暴政是需要警惕和抵抗的社会堕落危机，相比贵族精英而言，缺乏必要知识和道德的平民大众所作出的集体决定有很大可能是错误的、充满偏见或者缺乏远见的，而现代民主理论则要求多数人的意志必须经过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充分讨论，做到慎思明辨和以理服人。换言之，理想的公共领域讨论应当遵循科学的规则，要求“以理服人”意味着思想或观念是否能得到公众的承认，并不取决于提出者本身的地位，和他的种族、宗教、阶级以及道德等也没有任何关系，公共讨论的目的是揭示真相，寻求共识，这个真相必须接受理性和实践经验的检验，个人主张或偏好在公共领域中不具有绝对性，以此类推，如果仅仅是足够多的人喜欢某个主张，并不能因此证明这个主张的合法性。

与之形成张力的是另一种流行的观念，即“消费者主权”论，这种观念假定公共领域中的思想价值观交锋并非诸神之战，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各种不同偏好的人群而被生产出来的商品在相互竞争而已，人们如同选购商品般在公共领域中选择自己喜欢的思想观念，也可以随时抛弃自己已经厌烦的观点，最终是作为消费者的社会大众决定了思想的存废，被选择并且留存下来的思想成了这个时代的真理。消费者主权理论很容易遭到来自知识分子的攻击，乌合之众或者群氓在政治实践上的表现一贯口碑不佳，盲目、轻信而易受煽动的群体很难作出理智的决定，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便我们在公共领域建立起分享和慎思明辨的文化，真理也并不总是能简单地呈现，因为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可能像科学那样放进实验室去反复检验，同一个社会问题可以适用多种不同思想观念去解释，试举一例说明。

齐姆林（Franklin E. Zimring）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撰文讨论纽约城治安改善的原因，繁荣的纽约市曾经因为长期的高犯罪率而遭人诟病，专家们将原因归结为种族混居、贫富悬殊、毒品横行、街头暴力泛滥等，并为此开出各种社会治理方案包括：打击毒品交易、减少贫困以及增加监狱等，结果均告失败。大多数犯罪学家和社会学家都绝望而坚定的相信，以纽约为代表的美国大城市犯罪率是很难得到改善的，直到二十年前奇迹发生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全国范围内的城市犯罪率出现普遍的下降趋势，其中尤以纽约表现出色，下降幅度超过百分之八十，显著领先于其他城市。齐姆林认为纽约的犯罪率下降证明“许多关于犯罪的主流假设都是完全错误的，比如降低犯罪需要首先消除贫困、失业和毒品使用，还要把许多人关进监狱、将少数民族迁出市中心等”。这些看起来很有道理的专家意见统统被证明是一种高级迷信，齐姆林比较了一九九○到二○一○年纽约市犯罪率（包括凶杀、强奸、人身侵犯、偷窃、入室盗窃和抢劫六项严重罪行）和毒品吸食率、监禁率、贫困率以及失业率等指标之间的变化关系，结果发现犯罪率的变化和这些曾经被认为导致犯罪的因素之间并无关联。齐姆林认为大多数犯罪都主要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具有特定民族、基因或者社会文化特征的社区也未必就是犯罪的多发地带，纽约市政府控制犯罪率的成功在于警力的增加以及对罪案高发地区的重点巡逻。

看起来很可信对吗？但是且慢，笔者有幸读过列维特（Steven D. Levitt）那本超级畅销书《魔鬼经济学》，书中第四章“犯罪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同样围绕着纽约犯罪率的下降展开分析，但是结论就和齐姆林大相径庭了，列维特相信是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二日美国最高法院颁布的“罗伊威德法令”—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堕胎合法化—带来了二十年后的美国治安奇迹。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各主要大城市的犯罪率普遍下降，此时正逢罗伊威德法令颁布后出生的婴儿跨入成年期，列维特认为堕胎避免了位居社会底层的年轻女性被迫成为单亲妈妈，却又无法提供良好的养育条件，换言之那些原本将流落街头，打家劫舍贩毒混黑帮的犯罪分子被提前终结在了子宫里。列维特在书中比较了各州的堕胎率与犯罪率，数据的关联性和匹配度非常完美。

假设我们需要就一个控制城市犯罪率的公共政策和预算进行表决，形势严峻，预算有限，于是公共领域中展开充分的讨论，齐姆林和列维特各自提出了经过慎思明辨的看法，但是无法说服对方，作为拥有投票权的普通民众，要么凭着自己的常识和感情偏好来投票，要么在公共领域中选择支持某个看起来还不错的观点，比如齐姆林或者列维特。支持齐姆林的话，政府就应当从财政开支中拨一大笔钱出来重点加强警力配置，并且加大街头巡逻力度；支持列维特的话，政府就应当为游走在社会底层，不小心怀孕的年轻妈妈们提供免费、安全的堕胎手段，以免养育出未来的犯罪分子；或者谁都不支持，继续争论真相并且忍受着高犯罪率什么都不做，可是无论哪一项看起来都是成败难料的艰难选择。复杂的社会问题都必将涉及专业领域，缺乏专业知识的投票民众除非将自己提升为一个够格的专家，否则怎样选择都可以被批评为不负责任的消费者，全民专家的前提无疑是荒谬的，消费者主权论是现代民主制度的社会底色，为了制衡暴民化和社会价值的腐蚀堕落，引导人心向上，公共领域的讨论被迫站在了精英的立场上，摆出教导大众的姿态，结果神圣的假言加剧了公共领域的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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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公共领域中没有真相，而是这个真相不等同于科学意义上的真理，公共领域中的真相由投票决定，由集体共识决定，由多方势力交易妥协决定，总而言之，真相的边界由公众意识的边界决定，公众不承认的观点就无法获得真理的地位，相反，只要是公众认可的观点，即使以学术标准衡量是可疑的，甚至是错误的，仍然可以通行无阻，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伴随而来的专家之间的争论不休，使得尽管公共领域提倡慎思明辨、以理服人的准则，但在抵御消费者偏好的影响方面根本就是一败涂地。列维特那篇“堕胎有理”的论文在美国发表后，保守主义者攻击他把堕胎当成遏止犯罪的工具，考虑到美国文化里悠久深厚的基督教情结，这样的结果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自由主义者则攻击他歧视黑人女性和穷人，列维特在公众媒体上被描绘成是“一个空想家、一个人种改良主义者、一个种族主义者，是一个‘邪恶的家伙’”。

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事实上是由消费者主权支配的，但这根本不值得高兴，因为它仅仅保障了最低限度的自由选择权，而社会治理更追求好的结果，忽视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事，原因在于我们长期以来信仰一个神话，即知识分子有能力克服公共领域的失灵。长久以来，知识分子都被寄予厚望，莫斯卡（Gaetano Mosca）的早期著作《论政府与议会政府》中写道：“如果要有一个社会阶级愿意哪怕暂时将其私有利益放在一边，并以一种必要的超然态度考虑一下共同的利益，那么这必然是一个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具有高贵品质的、众望所归的、前程无量的阶级……唯有这个阶级才会心甘情愿地牺牲眼前利益以避免未来的灾难。”中国自古就有圣贤之君当广开言路的正统观念，代民立言、为民请命的“士”阶层构成了公共领域的主角，他们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概念有着深刻的联系，后者根据巴特摩尔（Tom Bottomore）的定义，是“直接从事创造新思想，将其付诸实践以及理论批评等工作的人，其中包括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宗教思想家、社会理论家及政治评论家”。他们被认为是应当为社会大众指出正确方向的，但事实证明，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政治实践面临着巨大的、几乎难以克服的挑战。

其一，作为公共领域的媒体资源有限，并且毫无疑问的受到政府管制，能够厕身其间并且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使得大众有机会收听其公开发言，如此还能否保持客观的立场？起码是值得怀疑的。草根对于媒体上“砖家”、“叫兽”、“公知”的嘲讽态度，难道可以简单地统统归结为保守反智的民粹主义立场？恐怕不然。公共讨论的最终目的是引起大众的关注、说服和行动，引导民意，推动立法或者特定政策的出台，其结果是强制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公共言论的传播具备强大的政治潜力，对于公共言论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后果，发言者既无法预测也无法负责，因此他们必然面对各种权力的操控，沦为各方力量博弈的传声筒也并不出奇。大众期望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以及崇尚自由思考的高贵品质，问题在于公共领域的空间是有限的，不听话的知识分子更容易被淘汰掉。

其二，为了让自己的观念取得优势，知识分子常常有意无意地采取讨好“大众-消费者”的立场和话语策略，这点和争取选票的政治家没什么差别。尽管都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但活跃在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在本质上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科学的进步起始于对常识体系的质疑，来源于主流思想边缘外的奇思妙想，普通人的看法并不会影响到科学猜想的正确与否，恰恰相反，科学家需要争取的是同行的支持，所以他们不需要为大众的主张和偏好负责，达尔文也好，伽利略也好，他们的伟大学说并不需要通过大众的认可来获得证明。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在形式上更接近民众代言人的角色，无论他们是针砭时弊还是甘为御用喉舌，其言论的力量来自于大众的认可，越是符合社会主流观念的，越容易受到欢迎，而过于超前或者小众的观点是危险的，边缘化的结果是失去跟随者，也就失去了公共言论的力量。

其三，知识分子天然地排斥将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入到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去。大众对于真相的渴望和对被愚弄的义愤，有利于激发强大的社会行动力，因此那些黑白分明、结构简单的真相更有机会经由知识分子之手，通过媒体揭黑的方式冲破权力的遮蔽，暴露在阳光之下，比如大陆的三聚氰胺事件、毒胶囊事件，台湾的塑化剂事件等，这类事件通常有着明确的弱势受害方和强势加害方，有着清晰的道德、法律观念用来判断是非，很容易成为公共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也因此成就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文化英雄的社会形象。但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或是非暧昧不清，或利益牵扯复杂，所谓遮蔽真相的权力是缺席的，也就是说我们很难找到应当为整个事件负责的最终作恶者，没有人是完全的好人或坏人，谁都对自己的行为有充分的理由。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既难以向大众清楚地解释原委，又容易说出错误看法，结果即使是品质高贵、态度超然的知识分子在大众看来也必然显得无知，或者带有明显倾向性，总之是不受欢迎的。

个体的人即意味着偏见和无知，群体的人同样存在偏见和无知。公共领域的存在固然有助于信息的分享和慎思明辨，但仍然无法避免民意的滥用，即使知识分子奋勇参与其中，一旦面临复杂的社会问题，仍有可能掀起一场打着真理旗号的政治口水战。消费者主权是民主社会的底色，但需要更多的安排以避免社会向更糟的方向发展。

一起走过的日子

胡伟立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本书是我国著名作曲家、电影配乐大师胡伟立先生的自传，主要回顾他自1986年赴港投身香港影视业，至1997年退休移民加拿大，再到2011年重新出山为徐克《龙门飞甲》配乐的传奇经历，生动讲述了他如何适应香港快节奏高强度的商业环境，为百余部知名影视作品作曲的苦与乐，以及与徐克、杜琪峰、刘德华、周星驰、王晶、尔冬升等著名影人交往的故事。此书不但是胡先生的自传，充满影迷、乐迷深感兴趣的影坛逸闻轶事，也可谓是香港影视业八九十年代黄金时期的历史见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论微博公共领域中公共精神的缺失篇4

公共领域是一个公民建构其价值准则的文化批判领域, 它得以形成的条件之一, 是“由私人组成的公众, 具独立人格, 能就普遍利益问题自由、公开、平等、充分地辩论和交流, 进行理性批判达成共识, 形成公众舆论”[2], 换言之, 即构筑公共领域时公共精神不可或缺。公共精神指“孕育于公共社会之中的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的以公民和社会为依归的价值取向”[3]。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 民主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越高, 意味着公共精神越积极活跃, 它包含着“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命题”[4]。

微博, 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形式, 正日益成为人们发表观点、畅所欲言的场所。知名博客人洪波认为:“相比博客的高门槛和发布前的审查制度, 微博更简单、门槛更低、发布方式更多样”。另有学者认为, “‘微博’传播促进了知晓权与接近权的发展, 开辟言论自由的新局面”[5];微博作为“自媒体” (We Media) 中的一员, “将自媒体的去中心化、个人化、社会互动等特点进一步扩大, 在提供更多的个人表达自由、更充分的知情权、更多的社会及政治生活参与等方面, 具备优势条件”[6]。正如在, 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和2009年6月的伊朗大选民众抗议中, 微博发挥了强大的力量, 迅速成为人们获取和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同时“普通大众通过电子化、数字化的技术手段, 实现了与全球知识系统的对接, 这种传播活动某种程度上冲开了制度性传播的藩篱, 打破了传统媒介的垄断, 使多元性、小规模性、双向互动性、平等性的自主性传播行为得以实现, 这对于新的社会舆论环境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7]。由此众多学者对微博促进公共领域的发育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处于当下中国社会语境的人们也对微博推动社会议题探讨的期待与日俱增。

但是在普遍的乐观情绪遮掩下的事实未必如此。在备受称赞的微博构筑的“公共领域”中, “平等”、“民主”、“自由”等标签比比皆是。然而这些标签经过深入挖掘后被发现只是假象;隐匿的真相是不民主、不平等、不自由的“伪公共精神”。作为构筑公共领域的重要一环, 公共精神的缺失使本已岌岌可危的公共领域愈发雪上加霜, 微博构建公共领域的路途并不顺畅。

一、被捆绑的自由:独立精神的缺失

(一) 政治传播新工具, 微博成为新型公关手段

微博上, 人人拥有平等发言的权利,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治的生产、运作和参与的方式, 吸引众多政治势力开通微博, 在言论主导空间里占据一席之地, 由此推销自己的主张, 受到“粉丝”们的簇拥。

在2008年美国大选中, 奥巴马成功地将Twitter作为自己竞选、获取民意支持的媒介, 由此成功地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也被称为第一位凭借网络获取总统席位的“网络总统”, 由此, 奥巴马进一步将Twitter运用到推动医疗改革等施政举措中, 在Twitter上征求公众意见。随着微博向中国的扩展, 2010年2月21日, 国家主席胡锦涛开通了微博, 由此刺激了众多网友对微博的关注。从2010年2月24日起, 广东省21个地级市及公安厅的官方微博相继开通并在网上建立起微博群。各地公安纷纷效仿, 一时间警方微博各地开花。今年“两会”开始前,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开通微博, 开展“网络问政”, 由此成为“网络红人”。

以公安微博的开通为例, 从信息沟通的意义上讲, 公安微博作为新型的警民沟通的工具, 具有积极意义。它构建了一个实时的、通畅的信息网络, 吸引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公安机关利用新媒体来上传下达, 与网民互动, 听民生, 解民意, 及时发布正规信息, 有效地遏制不实信息的传播[8]。然而从深层次审视, 微博在此却充当了一种新型的公关手段的角色。基于中国背景下的“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 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 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 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9], 公安通过公开的互动, 积极开展微博公关, 树立起自身亲民形象, 降低了批判言论出现频率;由于自身职业的特殊性, 公安权力部门在网上充当意见领袖, 由此群众可能会放松对公安机关的监督, 反而对公安机关所做的决策拍手叫好, 沦为“沉默的螺旋”;公安机关也可通过微博对群众、媒体和意见领袖等的言论进行监控和跟踪, 导致在一个能各抒己见的“虚拟”公开场所, 意见不再畅达, 个人因为害怕被监控而噤声, 看似自由的“观点的自由市场”遭到捆绑而沦为一潭死水。

(二) 商业资本对微博的争夺战

哪里有赢利, 哪里就有经济力量的竞相争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媒体。每一种新兴媒体的诞生, 都将引发各企业的轮番聚集, “任何新兴媒体推向社会, 其驱动力都是技术的经济学, 即期望新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带来新的市场赢利空间”[10]。网络经济作为知识经济的一种形态, 正以极快的速度影响着社会经济和人们的生活。

传播效率越高, 越容易受某些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影响。微博作为高效传播的载体, 吸引了不少经济力量的“驻扎”。不少互联网企业热衷于依靠“微博”的发展来赢利, 正如新浪、腾讯、饭否、嘀咕等网站竞相开通了微博服务, 通过与手机等移动通信工具的绑定等手段来敛财。随着微博的兴起和走红, 它的及时、互动、低成本的特点所带来的商业价值被精明的商家所注意, 由此微博也成为当下前卫的品牌宣传与产品营销的平台, 既有商界名人潘石屹之类以个人名义开通微博, 进行名人代言式宣传, 也有企业安排专门人员负责管理, 将传统的广告形式原封不动地搬上微博:有奖活动、促销信息、新产品通知……积极推广企业品牌, 进行微博“湿营销”, 微博成了企业的宣传板[11]。以戴尔为例, 作为较早进驻Tw itte r进行品牌营销的企业, 它从2007年3月开始使用Tw itte r企业平台进行营销以来, 业已获得了超过650万美元的销售收入。另外一些知名企业, 如全球最大的电子消费品零售商百思买、福特汽车、可口可乐、星巴克和肯德基等, 也纷纷在Twitter上开辟营销试验田, 并且有所斩获[12]。在中国, 继中国电信开通官方微博之后,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官方微博也悄然上线。

随着商业资本对微博的入侵, 公众的视野逐步被形形色色的商品信息, 或是各类八卦琐事、“碎碎念”般的家长里短所占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新浪微博的TOP10博主所从事的行业局限在娱乐、体育和商业这三方面。影星姚晨的微博现拥有641万多位粉丝, 高居新浪微博粉丝排行榜榜首, 房产大亨潘石屹在新浪和腾讯上都开通了微博, 言论有很高的关注和回复率。这种利益驱使将造成文化批判主义向文化消费主义转变。正如哈贝马斯所说, “即时报偿新闻 (如腐败、事故、灾难、漫画、体育、娱乐、社会新闻和人情味故事) 不断排挤延期报偿新闻 (如公共事务、社会问题、经济事件、教育和健康) ;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因而文化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公众, 即被操纵的公众, 这样, 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13]。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 任何事物都泛娱乐化, 包括资讯。人们对社会事务并不敏感, 相反却对娱乐、体育和商业上的花边新闻趋之若鹜。众多网友争论的不是有关社会事务的问题, 而是与娱乐八卦相链接的各类感官娱乐信息。在关于“富士康十连跳”的评论中, “30位院士, 150名全球行为科学家, 500名心理医生, 800位高僧, 1500位道士, 4000位神父, 经过1820天的研究, 终于得出了破解富士康连环跳楼魔咒的必胜之术:盖平房 (by cn Beta) ”这条言论被频繁转引;甚至关于地震这种举国哀痛的灾难, 也有网友发微博进行调侃。各大微博网站设置每月或每周话题排行榜, 引导网友参与讨论。以2011年2月23日新浪微博为例, 热门话题榜居于榜前的有:新西兰地震、欧冠、传释小龙何洁相恋、NBA等等, 探讨话题多局限在娱乐方面。与公共空间擦边的话题仅有:百思买退出中国。即使在涉及到地震这样的重大社会灾害时, 对明星、绯闻的关注, 无厘头的恶搞也屡见不鲜。

由此可知, 微博在形式上具备成为理想公共领域的外在条件, 但实质却是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众的思想并非独立而理性, 而是受到来自政府和经济力量的双重干扰, 由此舆论被操纵, 公共事务得不到理性的探讨, 或者过多追求感官娱乐, 忽视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正如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说, “经济利益占主导的意识形态导致了私人领域的膨胀, 最终取代吞噬了公共领域”[14]。概言之, 独立精神的缺失对公共领域的建立和维护起到了阻碍作用。

二、被置换的民主:草根批判精神的缺失

按照微博创办初衷, 草根阶层本该是其主要用户和主体力量, 但如今草根微博已被异化, 成为精英微博的陪衬, 被精英微博的气势所湮没。草根沦为精英阶层的附庸而忘却了自身的批判精神。

(一) 精英占据话语权的上游地位

任何社会领域都有精英和草根的区别:IT界有IT精英、娱乐圈有一哥一姐、商界有龙头老大, 在微博界, 也有精英与草根之别。精英微博一般的表现是, 有很高的关注度和众多“粉丝”, 且文章或评论的转载率高。

微博的关注、转发和评论功能, 决定了网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性地接触信息, 还可以及时反馈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微博”的传播方式与特征决定了任何人都有权利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与传递者, 由此容易得出一个看似正确, 其实不然的结论:微博上, 人人拥有话语权。

这是因为人们对话语权的误解所致。在封建时期, 地位卑下的奴仆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不能说话, 而在新中国成立,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 人们有了言论自由, 可以自由地对社会事务进行评论, 发表观点, 由此人们认为自己有了话语权。然而, 话语权并不是指单纯的“能自由表达观点”, 而是观点能否被听见、能被多少人听见、是否能引起这些人的共鸣, 以及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它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权利, 它不仅反映了某种社会关系、社会阶层结构, 而且通过话语的传播, 有可能对这些关系与结构产生作用, 从而在确立, 甚至加强社会团体的权力地位和影响力方面带来一系列的变化”[15]。

所以, 在微博所塑造的言论空间中, 虽然每位博主都被赋予了言论的权利, 但是居于言论上游的精英微博是真正具有话语权的主体。新浪微博受关注度居前的微博主要集中在娱乐、体育、企业界, 这些各行各业精英们的声音能通过“粉丝”的转发和关注而得到无限的扩大。在这个众声喧哗的“广场”, 名不见经传的草根微博虽力图让全世界听到自己的声音, 却也因为“粉丝”量少, 人微言轻, 言论还未被发现和重视, 即刻就被卷入信息爆炸的洪流中。草根微博客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为人所关注, 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看似“人人面前都有麦克风”的言论自由的时代, 其实等同于大部分人被剥夺了话语权的“精英时代”。

(二) “博领”操控舆论, “博领”效应引发“伪公共舆论”

“博领”指的是微博里的领袖人物, 也就是比较引人关注的微博用户。在传播学理论中, 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 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 称为“意见领袖”。意见领袖作为媒介信息和影响的中继和过滤环节, 对大众传播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此看来, 博领相当于是微博里的意见领袖了。博领在微博上发表的信息, 很多时候可以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 即所谓的“博领”效应。有着众多“粉丝”的微博主们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网络上大量“博领”的存在, 使被誉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的微博不能爆发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

“粉丝”们之所以选择对某人的微博进行关注、成为粉丝, 或转发某人的信息, 是源于现实生活中对某人的崇拜和关注。在虚拟世界中建立的名人和“粉丝”之间的关系更密切。这是因为由于微博的易接近性, 致使高高在上的各行业精英们不必以写博客的要求来发微博, 而是随时随地的有感而发, 所以名人的微博一般都是由他们自己所撰写, 这也就缩减了其与“粉丝”之间的现实距离。源于对舆论领袖的崇拜, 现实中的群体从众效应、沉默螺旋机制等也出现在微博上, 由此进一步诱发群体非理性。群体非理性即是操纵舆论的源头。2009年伊朗的“Twitter革命” (又名“绿色革命”) 所展示的群体非理性, 让人们意识到了微博同样也有操控舆论的可能。而奥巴马政治团体加入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与公众直接交流, 有意识地引导公众, 短时间内就可号召数以百万计的网民支持某项政策决议, 而不再需要对相关社会议题展开足够时间的充分讨论。看似高效率的公众意见决议, 其本质是冒进的群体非理性因素在作祟———打着顺应公共舆论大旗的“伪公共舆论”。

(三) “碎片化”硬伤, 理性思考遭遇威胁

微博信息传播“碎片化”和“即时性”的特征, 同时与手机的5A优势“Anyone、Anytime、Anywhere、Anything、Anyw ay”相结合, 使碎片化的文本叙述大量存在。[16]传播内容的碎片化主要是指发布内容的缺乏系统性。微博的“碎片化”是由140字的限制发文数字所决定的, 这种只言片语的语言形式, 伴随着狭小的篇幅限制, 给微博主在一天之内多次更新创造了可能。其发布的内容大多是脑子里面偶尔闪过的念头、自己的生活状态、日程安排等碎片化信息, 无法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导致短时间内信息的大量涌入。微博网站中的信息流动量之大、具有新闻价值的语言之少, 这两者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需要讨论的公众议题被搁置或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之中。

微博的碎片化写作带来的不仅是缺少思想的火花, 正如赫伯特·席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里所提及的, 具有娱乐化表征的信息往往会“分散受众注意力、为受众提供消遣、减少受众的理性思考”;“碎片化”带来的海量的信息产生了相同的后果, 由此“语言的碎片化必然会带来思维的碎片化、认知的碎片化”[17]。受众注意力不仅消耗在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上, 随之而来的思维和认知的碎片化带来的理性思考的减少, 更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公共领域尚未构建, 即遇被扼杀的威胁。

三、被哄抬的平等:知晓权与接近权的缺失

微博具有发布信息、转发信息、添加关注、评论以及搜索等功能, 用户可以搜集信息或进行评论, 也可随时发布信息、表情、图片、视频和音乐———微博的这些传播方式和特性, 决定了任何人都有权利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传递者, 因此“微博促进了知晓权和接近权的发展”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然而被人忽视的“技术与文化门槛”成为阻碍大多数人使用微博的原因, 一条有关“知识”和“使用”的鸿沟正横亘在微博用户和未使用者之间。

用户使用微博时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 他必须会用电脑上网, 会用手机、MP3等终端设备, 同时微博对用户的文化水平也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微博虽然为广大用户所推崇, 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接触到微博。中国目前有5亿网民, 但在这些网民中能用微博客传播信息的并不多。据中国首届微博开发者大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新浪微博从2009年8月14日开始内测, 截至2010年10月底, 微博用户达5000万人。与中国十多亿人口总数相比, 5000万只能代表小部分群体。且在微博用户中, 传统媒体的记者和编辑、精英阶层的名人们, 以及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占据了微博用户的绝大分量。然而还有很多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们、文化水平不高或者不会上网的社会群体, 他们使用微博传递和接收信息还很少。这些群体和微博用户群体间存在着一条深深的“知识沟”和“使用沟”。“使用沟可被定义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者之间所存在的媒介使用差异”[18], 即是指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深入, 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的人们在媒介信息使用, 尤其是新媒体信息使用时比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困难, 由此引发积极性不高, 进一步导致社会活动的低参与性。因为“知识沟”和“使用沟”的存在, 这部分群体更多的还是从传统媒体上接收新闻信息。因此, “知晓权”和“接近权”的缺失, 使被誉为“电子乌托邦”式的舆论表达场域的微博, 在现实意义上阻碍了绝大部分的社会人群的参与, 而这部分人正好是社会利益密切相关者。

公共文化领域篇5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共领域宣传载体的管理，及时准确宣传好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按照 XX 市直机关工委下发的《关于开展公共领域宣传载体自查清查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处对公共领域宣传载体进行全面清查，现将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开展自查工作的基本情况（一）组织领导和工作部署。我处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并集体研究公共领域宣传载体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情况，对该项工作做了部署，制定《公共领域宣传载体内容发布制度》到定期开展公共领域宣传载体自查工作，再到制定宣传载体发布审批制度，建立宣传载体管理台账等，进一步加强阵地建设，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规范意识形态阵地管理落实审签制的通知》，通过加强公共领域宣传载体管理，充分发挥标语横幅和公示宣传栏等的宣传作用，确保党对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确保意识形态的正确取向，确保意识形态传递正能量。

（二）检查情况及存在问题。按照文件通知要求，由分管领导组织办公室人员对宣传载体展开自查，主要对通知栏块，宣传展板 10 块，LED 屏 1 块等公共宣传载体和宣传内容进行认真检查，内容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文明城市”创建等宣传。检查中发现两块翻卷变形的海报已于 9 月份进行更新，目前公共宣传载体无存在翻卷变形、破损残缺、字迹模糊、污渍浸染的宣传品，内容无问题，无破损残缺等现象。

当前公共领域研究问题综述篇6

关键词公共领域中国公共领域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5-0005-02

近年来，随着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深入，公共领域也逐渐为我国学术界所关注。通过中国学术论文期刊总库检索篇名包含检索词“公共领域”的文献，发现研究文章达540篇，硕士论文有68篇，博士论文为16篇。由于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特别是2002年“十六大以来”，“和谐社会的提出，社会建设的吁求，社会政策的改革和社会重建逐渐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议程。”中国学者在扬弃西方公共领域理论的同时，开展了构建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工作。可以预见，中国公共领域建设问题必将成为学术界研究新的热点。

一、公共领域内涵的研究

汉娜·阿伦特在《人类条件》中最早提到“政治公共领域”一词。在阿伦特看来，公共领域作为人的卓异性的表现场所和展示人自身的空间存在并显示自身为“共同世界”的永恒存在，是与私人领域相对的。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了系统化的公共领域理论，他详细介绍了公共领域的发展历程、涵义、要素、运行机制，并且提出在理性批判交往的公共领域的基础上构建全球公民社会。当代一些著名学者，如加拿大的查尔斯·泰勒、美国的托马斯·亚诺斯基等人关于公共性的理解使公共领域的概念日益丰富和完善，如泰勒认为：“公共领域是政治外的公共活动空间，政治权力在此必须倾听”，“在公共领域中，整个社会透过公共媒体交换意见，从而对问题产生质疑或形成共识。”我国学者黄宗智和许纪霖将“公共领域”看成是不同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充满张力的区域，将“公共领域”视为一种“第三域”。

可见，关于公共领域的概念界定，国内外学术界仍然存在着广泛的争议。从以上概念争论来看，对公共领域概念界定大致有两种路向：一种观点认为公共领域是一种处于公共权力之外与之对立的，主要由公共舆论和公众意见所构成的领域，对公共权力的批判性是其最明显的特征；另外一种观点倾向于温和、理性，认为公共领域是指处于个人官方两者之间但又不隶属任何其一的社会领域，它是一个由官方和平民共同承担、公开的、公众主动参与的中间舞台。

二、关于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

对于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学界也存在不同的观点。陈勤奋认为构成公共领域的要素分别为“公众”“ 公共舆论”以及“公众媒介与公共场所”。许英等认为所有类型的公共领域都应同时具备“（同质或异质的）参与者”“（沟通或非沟通的）媒介”以及“（辩论或非辩论的）共识”三大要素。黄晶认为公共领域的构成要件为：公众是公共领域的主体、媒介是公共领域的平台、自由交往是公共领域的核心。罗贵榕认为，公共领域由三大要素构成，即“参与者、公共空间以及自由交往”。杨仁忠在其著作《公共领域论》中指出，“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要素包括公共空间、民间组织、公共传媒以及社会运动”。

三、对中国公共领域历史与现状的研究

（一）关于中国历史是否存在公共领域的争论

最初是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经验的框架来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种纯粹的学术尝试。兰金的《浙江的精英活动和中国的政治演变，1865-1911》，罗威廉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会共同体，1796-1895》都力图运用公共领域理论范式从中国社会内部着眼，解读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西方史学界的研究也带热了我国在这方面的讨论。大量的关于公共领域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文章问世，主要有王笛的《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许继霖的《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等。

综观上述主要文献，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存在说。美国学者萧伯齐、中国学者王笛、李长莉通过他们对晚清中国社会的调查与实证研究认为，中国自明清以来已经形成包含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力量的公共领域。其二，不存在说。美国学者孔复礼、中国学者马敏等人认为中国近代并未形成足以与国家对抗的自治空间，公共生活领域的行为被当成对国家的一种非正式辅助。其三，第三领域说。美国学者黄宗智认为，第三领域是指“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作用的空间”，认为中国清末出现的是这种第三领域，可以采用“第三领域”这一概念标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特殊社会关系与存在。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领域存在的形态

对中国公共领域存在与否的争论，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现在还不存在全国范围内的公共领域。如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伟教授认为，中国并未产生公共领域。他认为，中国现在虽已出现公域与私域分化的趋向，但更多仍是形式上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公共领域已经存在，如厦门大学社会学系胡容等就持此看法。由于当今传媒的发达，民众能在同一时间内对同一事件作出反应，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公共领域的发展。

第三种观点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在形成一种全国范围内的公共领域，尽管还不是很成熟，功能还不完善。这种公共领域已经开始引起众多学者的注意，如敬海新、罗贵榕、杨海平。该观点认为，虽然新中国建国后由于社会与国家的高度融合，公共领域作为一个独立的批判空间逐渐消失，但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与社会关系再次发生根本性的变迁，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于是公共领域重新发育和发展。

（三）中国公共领域建设的必要性

张峰认为，我国构建公共领域的必要表现为：一是公共领域为现实政治提供合法性基础。二是公共领域有助于培养社会主义民主理念。三是建构公共领域可以有效减少社会排斥和分裂。四是公共领域有助于公众外交。杨仁忠教授认为，公共领域发挥着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的社会信息的沟通与传递、社会减压阀与缓冲器、促进国家与个人良性互动、促使社会整合与群体认同等功能。敬海新博士认为：首先，大力培植公共领域是由其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特点决定的。其次，有利于提供合法性资源，促进国家、社会、个人的良性互动，为政治体系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再次，培植公共领域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最后，有利于正确界定国家与社会的边界，防止国家的越位和缺位，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等。

（四）中国构建公共领域的途径

关于中国公共领域的构建途径，学者主要给出了两种思路：一是自上而下的路径，强调国家在构建过程中的作用，由国家、政府出面来统筹规划，这是一种权威主义模式。另一种就是自下而上的路径。在这种路径下，政府行为受到强有力的监督，公民借助于公共领域的平台参与国家、社会生活事务，这是一种平民主义模式。“从实际操作上讲，我们在建构公共领域时不可能只按照一种思路进行，而应该综合各个模式的优点，从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从具体措施角度提出：一是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加大培育社会中产阶级的力度；二是整合媒体并加强其作用，同时还要积极开发利用网络等新媒体，以促进人民对各种议题的呼应；三是以重大社会事件为切入点，加强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促进公共领域建设。

上述研究为我们深入理解公共领域理论以及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但研究也存在不足。由于学科背景和问题的复杂性，学者们对公共领域、中国公共领域的理解存在差异；研究者主要以公共领域在西方场域中的内涵及应用为基础，不能以实证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公共领域的早期形态与传统以及当今中国公共领域的现状，导致对中国公共领域的内在生发渊源的忽视，而将公共领域理解为西方现代性在中国移植的产物，这不利于解释中国公共领域的规定性。中国学者西方对思想史、西方学者的理论研究比较用力，而对中国古代、近代公共领域思想研究较为薄弱。现有研究对公共领域建设必要性、应然的东西强调过多，对实然的状况语言不详，具体的操作方案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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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领域篇7

21世纪以来，伴随着媒介融合的发展，出版媒介在公共领域中的传播形态亦发生深刻的变革，特别是在信息消费的大数据时代，科技与文化融合已成为出版文化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趋势。

出版媒介是指出版物在出版过程中的载体形态，不同国家因其文化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出版形制演变历史，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发展历史。如果说，社会文化与出版媒介有着密切联系的话，那么出版媒介的每一次嬗变则对公共领域进行着一次新的重构、消解与颠覆。“公共领域”最初是由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但直到德国学者哈贝马斯（Hvabermas）的进一步发展，“公共领域”才逐步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并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重要关键词之一。哈贝马斯（1974）认为，公共领域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它是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领域，是市民社会集聚在一起公开讨论、平等交往、关注世俗的公共空间。

一、公共话语空间中的出版媒介

市民社会是由相互交织、彼此联系、互相竞争的大众构成的，出版媒介的产生为之提供了信息与文化交流的平台，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公民依靠这一平台与他人进行交流。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新兴的出版媒介——对立于“大众社会”理论——创造了一个更为广阔开放的公共空间，无数当前日后的受众都可以在这一媒介平台表达和接受各种观念，扩大了出版媒介的公共领域。

在我们看来，出版媒介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促进、推动公共领域的发展。这是一个自由交流的生活空间，人们在这里集聚讨论交流。他们希望能享有国家控制以外的公共话语空间，并希望政府允许他们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问题的合法性讨论。作为社会文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媒介几乎从一开始诞生就在努力构建交流的公共生活领域。特别是我国印刷技术的发明使出版媒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时间可以追溯至公元18世纪初，印刷技术在英国小酒馆和咖啡店的公共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报道和文学杂志常常是咖啡店的讨论话题，讨论结果往往会作为读者来信在下一期刊登出来。而在我国诞生于开元年间的《开元杂报》，作为一种由驻在首都的官员向地方传发的封建官报，所记载的大都是开元年间的朝廷政事，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报纸，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如果没有出版媒介和公众聚会场所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难以想象如何才能造就一个理性的讨论空间平台，产生公民参与的公共生活领域。

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文化和每一种文明都有其文化传播偏向。如果依据文化传播在公共领域中的本质属性，我们可以勾勒出文化在公共领域中传播的发展过程。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甚至在《帝国与传播》中断言，他说：“集中关注某一种传播媒介就可以揭示其偏向。在文明的发展中，媒介不是倚重空间和政治组织，就是倚重时间和宗教组织。一种新媒介的引进往往会遏制前一种媒介的偏向，并创造适合帝国发展的条件。”

如此推演的话，在西方文明进程中，羊皮纸的主导地位形成了基督教会组织偏向，接着纸张的引进形成了政治组织偏向。在印刷术的发展推动下，通俗语的地位得到加强并超越了官方政治的、文学的和教会的语言。于是，羊皮纸在教会的主导地位被印刷术所取代。在美国，报纸起初占主导地位，报业强调的是大规模传播垄断业的发展，那是空间上的垄断；接着是广播和之后的电视及卫星通信，越来越对文化中空间主导的媒介起到遏制作用。于是，作为文化建构主导因素的时间重新被强调。在电视之类的声频、视频技术里，尤其是在电视节目通过卫星传送后，时间和空间再次联手。因此，在不同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播偏向凸显了文化传播的总体风貌。

印刷技术有助于造就匿名、理性的公民，但政治行动应该受到来自市民社会的监督，接受公众的批评视野，符合客观的伦理标准。这样的观念事实表明，在公共领域中存在着非个人化而是大众化、主流化，而这恰恰是由于印刷技术的匿名特性所带来的结果。在报刊等出版媒介上，作为具有个人身份的个体向大众读者展示的是一种理性讨论的价值取向，并且表达着一种渴求期待。这主要是通过阅读出版媒介和在出版媒介上的发表行为来实现自身的话语权。

一般而言，要让公共领域成为民主力量，成为公众讨论的理性话题，需要一个先决条件，即交流必须是通过传播媒介这一公共领域实现的知识行为，它对立于暴动、狂欢和音乐等平民形式。这样，印刷技术就给了人数相对较少的知识分子及政治精英发挥作用的特权，他们互相之间讨论着公共利益，与大众的接触只局限于文字。特别是在早期，中国传统知识的载体主要是书籍，在印刷术尚未发明之前，一般的平民百姓是无力自费出书的。书籍制作所需成本高，工艺难度大，直至晚清，随着印刷术的进一步推广使用，才逐渐形成广泛的读者群体，从而导致市民社会公共生活空间的扩大。

公共话语空间是政治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媒介在构建许多话语空间的同时，还以更加巧妙的方式去塑造市民社会，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因为日常新闻和大量的信息是人们讨论共同关心的事务时所运用的最重要信息资源，媒介生产者运用其手段为受众提供大量的文化物质，而受众则利用出版介质、文本建立一个意义世界并维系共同的文化框架。

二、出版媒介与公共领域的表征

出版媒介并不只是提供从文本到被动的受众之间单向的流通渠道，它是一种双向的、间性的“二度流动”。个体会将自己的主观思想、生活见解等各种信息加载到他们所在的社会网络与环境之中。图书、报纸和其他出版媒介，也许不能左右、主导民众思想，但却能极大地影响人们谈论的主流话题和生活旨趣。因此，只要当人们聚在一起讨论重要的公共事务或社会热点话题时，事实上他们的交流已经受到潜意识形态的影响。

然而，作为出版媒介中的重要载体——文学等艺术形式，常常受到人们对其公共领域重要性的忽略。如哈贝马斯认为，在公共领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艺术世界产生了重要作用。然而，文学、音乐、体育、戏剧和其他以娱乐为主的文化形式的重要性却被轻视了。毫无疑问，无论现在还是过去，这些文化形式都很重要，如今关于市民社会和公共生活的讨论却不涉及它们，这纯属偏见。事实上，据有关资料考察，尽管在今天，如美国最大的新闻报纸每天发行超过100万份，但最流行的电视剧和情景喜剧却仍拥有1500万到3000万的观众。这些出版媒介的受众跟其他媒介受众一样活跃，他们运用虚构文本讨论性别、阶级、种族、民族、性、民族身份和其他许多重要的公共事务。因此，我们可以有充分的证据认为，文学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情感表达和载体形式，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以文学为中心的出版媒介仍然在公民的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从而能够决定许多公共事务的发展趋向。

出版媒介所建构的“可能世界”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在一般的公共领域中，一些演说家和政治家试图运用过去所学到的戏剧、艺术史和文学等文化资本，热衷于文学话语，以增强自己的公众影响力。这种心理模式在新闻记者中诚然如此，这些新闻记者大多数都是心怀文学梦想，崇拜那些自认为文学经典的“优秀作品”。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报刊、书籍等作为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重要载体形式，与欧洲的公共领域有所区别，不论是在发生形态上还是在讨论主题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1890年以后，随着新式的传媒、学堂和社团产生，一个“知识人社会”应运而生，具有现代身份、地位多元的知识分子成为主要角色，如编辑、出版人和自由撰稿人等等。他们不再像士绅阶层那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国家科举制度所认同的正式身份。诚然，在传统社会中的文人基本是附庸于皇权，其身份是依附型的，往往没有自己的自主发言权。于是，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取缔，传统文人的身份角色发生了历史性的位移，许多文人积极投身于新闻出版事业，报人出身的王韬、翰林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即是成功之例。

三、“广播”媒介与“狭播”媒介的公共领域

关于“广播”媒介与“狭播”媒介的存在形态，在我们看来，前者主要包括报刊、书籍和电子传媒在内的公共传媒，它们是一个想象性的、无形的舆论共同体。而后者是指区域性的集会，那是一个有形的公共空间，比如广场、街道、酒吧、沙龙、社团、学校等。

从报刊、书籍和电子传媒来说，作为出版媒介的文本产生，都是为有期待视野的读者创作的。这些文本构建之初首先约定标准读者对象的存在，倡导经验读者占据主体地位的这样一种交流模式。如在好莱坞，导演创作之前先是确定、分析他们心目中的观众对象，然后对其节目的文本提示加以编辑、修剪。由于创作者都采取这样一种策略进行，都先确定文本的目标受众对象，从而实现受众在公共领域中交流的目的。

虽然，创作者的目标受众相当广泛，但在出版媒介领域中还存在着一般利益的受众和特殊利益的受众，即“广播”与“狭播”。“狭播”媒介一般是为读者满足其特殊身份需要的媒体产品。多样的身份形态决定了特殊性媒介的多样性，比如，各种专业性的杂志、报纸和专业网站等等。这样，狭播媒介就把这一特殊性身份的读者凝聚成为一个组织团体，成为他们的联系纽带、平台和桥梁，引领着公共领域的舆论导向。因此，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对于新闻出版媒介显得尤为迫切重要，关系到一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

如果说狭播媒介体现了社会中组织团体的隐性意识，那么以一般利益为追求的“广播”媒介给市民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呢？英国学者利贝斯和卡茨（1993）指出，好莱坞大片和电视节目吸引观众的手法不仅是强大的发行网络或逃跑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们还采取普遍性的主题及多价性的情节，使各种类型的受众都能够从心理上接受。另外，那些风靡全球的片子还以文化“必读”物的形态显现，在大众趋向的心理作用下，原本不感兴趣的观众也加入这一潮流，甚至趋之若鹜。结果这些片子、作品成为市民参与公共领域的情感基础，俨然成为公共话题的讨论基础。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版媒介在传承文化传统、价值和态度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对传播新的传统、价值和态度亦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正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前主席尼古拉·约翰逊所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告诉民意调查者说，电视是它们获取信息的首要源头。无论他们喜欢与否，对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而言，电视扮演的角色是老师、牧师、公共官员、医生、精神治疗师、家族法律顾问和朋友，陪伴他们生活的每一天。

如今，虽然大数据时代来临，但作为舆论载体的出版媒介，不论是“广播”与“狭播”媒介，仍然继续作为公共领域舆论导向的核心阵地，主导着时代发展的意识形态。在书刊、报纸和网络等各种出版媒介上，个人亦可参与重要公共事务的描述、讨论和评价。特别是在当前颇为流行的网上在线互动交流中，政府官员和各组织机构的代言人发表各种声明，对他人所做的公开表述进行质疑，并回答网友们的疑问。在上述情形里，出版媒介成为“私人”个体和政府代表讨论共同关心事件的平台，并将这些讨论传送到千千万万的读者民众中间。

四、出版媒介变革下的公共领域

1964年，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在其所著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提出“媒介即讯息”“流行和不流行的传播”等观点，立即给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带来强烈的冲击和震撼，直至今天仍余波未息，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今天，互联网已经逐渐取代传统印刷传媒成为公共领域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但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激流中，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将成为传统出版媒介一个新的业态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而言，由上至下的线型传播模式仍然是传统媒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现行的媒介管理体制之下，媒体成为政府或官方的传声筒，成为上情下达的主要载体形式。当下，能体察民情，反映民众呼声，愿为民众代言的媒体仍然是我国媒体变革的努力方向。

网络的力量是无远弗届的，并不是任何行政力量可以干预的，如果说李普曼曾把新闻机构比作探照灯，“它像一道躁动不安的探照灯光束，把一个事件从暗处摆到了明处再去照另一个。人们不可能仅凭这样的光束去照亮整个世界……”那么，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使用，公民的公共生活空间也越来越扩大了，文化中的公平、正义亦因此得到实现的可能。

当前，21世纪的媒体产业处于巨大变革之中。企业重组和新数字技术的出现犹如一股巨浪正在改变和塑造着整个媒体产业的发展。我们看到的是空前大规模的媒体集团出现和大量媒体内容资源的迅猛增长。传播媒介和传播渠道的成倍增加，增加了潜在的讯息量，大数据使得技术社会或文化里的人们渴望得到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使他们得到超过自己所需的东西。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处于一个媒体如此饱和、新兴的全媒体时代。

数字出版在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传播的基础上日渐成熟，正日益被人类社会所普遍接受并应用，它以其特有的社会文化特点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数字出版运用科技与文化融合的创意形式为人类设计了一种新的文化传播载体，成为大数据时代人们参与公共领域的一种新兴载体与表达平台。数字出版冲破了传统纸质印刷出版在宗教信仰、民族种别、贫富差距和时空隔阂等多方面的传播局限，增进了人类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促进了文化资源在全球的流动与重组，丰富了人们的精神公共领域，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思维方式。

五、结语

人类社会总是在二律背反的矛盾犹豫中向前发展。数字出版作为一种网络传播的具体表现形式，在给我们带来享受人类文化多样性、丰富性的兴奋和惊喜之余，也给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传统出版固守的价值观念带来新的挑战与颠覆。互联网的高度发达催生了数字出版的广泛普及运用，使千百年继承下来的中华文化传统也许会在泛自由主义的网络技术冲击下失去评判价值和标准。在虚拟的传播时空里，人类道德实践活动超越了物理空间的局限，人类社会原本稳定的道德社会关系也许会被撼动，呈现不确定与无序化特征。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如何坚守出版的价值取向和责任担当，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时代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都成为当代“出版人”面临的一个新挑战、新课题和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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