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需求

2024-08-22

公共文化需求(精选12篇)

公共文化需求 篇1

今天, 民生已经不只是物质层面上的东西, 它还应当包含文化的层面。在城市建设、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进行之时, 在经济大发展的大背景下, 文化民生 (文化层面的人民生计, 也可以说人民生计中的文化层面) 日趋重要。我们应当加大投入力度, 从日常生活、生活方式等疏通文化民生的脉络, 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设施、场所, 让人们随时随地浸润在健康的文化氛围之中, 让他们感受到文化生活的便捷和美好。由此, 各种公共文化设施迫切需要得以建设和完善, 以满足广大民众的文化需求。而在此建设过程中, 伴随出现的各种问题亟待我们去解决。 (栏目主持:牛依河)

N以科好, 据说你很喜欢打篮球?

X是的, 其实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 我一直对篮球情有独钟。小学的时候因为在农村就读, 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非常落后, 记得那时村里只有一个泥巴篮球场, 两个木板篮筐, 全校的师生和村里喜欢篮球运动的青年只能轮流在那里运动。后来到了城里念书, 篮球场的数量逐渐多了起来, 而且还是水泥场地和玻璃钢篮球架, 觉得篮球运动的设施比农村有了明显的改善。

N是的, 我也是一个喜好运动的人, 从小就喜欢踢球, 现在工作之余经常跟朋友组队去踢踢球。南宁有几个足球场馆不错, 但场费越来越贵了。我比较怀念大学以前的踢球生活, 记得我在大化县高级中学读书的时候, 当时大化县城还有一个公共足球场, 旁边有环场跑道和看台, 免费开放, 一块大场地常常被人们分成几块小场地, 每天都有很多人去踢球, 每年都搞联赛。但我跟你遇到的情况可能有点不同, 前几年路过县城, 想故地重游, 到那个足球场去看看, 而令我惊讶的是, 那么大一块足球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所谓的广场, 广场周边是高楼、商铺、KTV娱乐城。说实话, 当时心很凉。

X我觉得我们的经历跟一个地方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有关, “两化”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 因为土地资源为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提供了生存根基和发展要素。由此可知, 在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 土地开发利用就需要进行价值评估了, 这样显然就不会空出几块大空地来留给人们免费去踢足球和玩耍, 因为从城市发展的角度上看, 似乎在有限的空地上建起专业足球场、商品房、工业园区或者休闲广场的经济效益和使用价值要比一块没被商业化的土地更高。生活在一座城市或者一个城镇, 当土地资源的使用受到限制后, 我们的生活需求空间也就自然跟着被“定格”了。

N我不知道, 这应该令我们感到高兴还是更值得我们去担忧。

你说的没错, 土地资源为城镇化和工业化提供了生存的根基和发展的要素。

据调查表明, 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超过50%, 首次超过农业人口。中国正以每天消失100个村子的速度和代价, 快步进入城镇化。而城镇化的深入将是继工业化、市场化之后, 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经济发展”的这盘棋上, 一切都为“经济发展”的重点服务、让路。但作为发展的平衡, 在经济发展加足马力、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 我想, 应该需要为群众建设一个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为他们的文化生活提供保障, 以满足他们越来越高的文化生活需求。但在城镇化的过程中, 人们往往容易忽略掉这一点。很搞笑的一个例子, 有一次, 一个老家那边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想看电影, 让我帮她定几张南宁市任何一个影院的几张电影票, 我问她县里面影院没有票了?她说, 不是没有票了, 是电影院早没了, 原来的电影院现在变成了百货超市。

X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加快发展是大势所趋, 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手段。而经济发展也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的、平衡的、科学的发展, 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加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回归到我们的实际生活, 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 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精神生活需求往往也就更加强烈, 两者呈正比例关系。你提到的电影院其实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紧密相连, 电影院变成了百货超市, 这样的结果跟政府的服务职能, 特别是文化服务职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区内, 我走过柳州、桂林、来宾、南宁、钦州等地方, 其实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 特别是在城镇化发展相对集中的城乡一级, 都普遍存在电影院消失、文化馆关门、博物馆空壳、图书馆冷清、文化设施紧缺等尴尬的处境, 这跟群众的自我精神生活诉求有关, 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缺失, 因为目前我国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文化机构主要有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文化中心以及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点等, 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主要内容有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看电影看戏、公共文化鉴赏、文化素质培训、群众性文体活动等, 这些跟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

N城镇化建设其实遇到的问题很多, 需要一个长远的规划, 文化更是如此。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而包容、有内涵有底蕴的城市, 除了经济上的发展, 还需要一种文化的长期沉淀、积累。但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这些公共文化设施一点点地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 这到底是谁之过?

X公共文化投入的不足自然有其本因, 孰是孰非, 暂且不下定论。但有个不争的事实或者共识,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

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是城市文化中物质文化范畴的组成部分, 而城市文化又是城市之间竞争的重要元素之一, 综观区内外的城市可以看出, 一个文化软实力较强的城市其综合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也会随之增长,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也得到进一步的满足。

这里谈到了城市文化, 不得不提起有个名叫Lewis Mumford的美国教授, 他写过一本名为The Culture of Cities的著作, 评论界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 是城市发展理论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这是一本关于城市和城市社会学的理论著作, 跟我们提到的公共文化有直接关系。但作者是从一名专业规划师的角度来探讨城市发展问题, 站在城市人文的立场上关注城市的社会问题, 指出城市的基本问题是城市发展是否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包含物质和精神两方面) , 城市的规划设计是否促进人 (包含本土和外来居民) 的步行交通和直接交流等实际生活需求。

事实上, 我们大都去过不少城市, 我主要涉足的区外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深圳、哈尔滨、长春、西安、香港、澳门, 区内的城市大多数都到过, 结合我以前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和现在党委政策研究部门的工作经历来看, 每一个城市的文化积淀、人口结构和现代化程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在起步阶段就应该结合当地的文化资源和发展脉络做好长远规划, 明确好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 围绕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城市文化的三个主要方面着手, 并根据城市格局和人口结构来实施建设, 最终保证城市公共文化找到得以附身的载体和受益的主体。

N是的, 我觉得, 每一座城镇都有每一座城镇的“性格”, 在进行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时, 应该考虑到这些方面。暂且不去说公共文化设施的缺乏, 即使建设有公共文化设施, 装修再豪华、设备再先进, 有的甚至成为城镇所谓的“标志性”建筑, 但没有出于合理的建设需求而建, 没有考虑到大众需求而建, 人气低下, 利用率低下, 那么, 拥有再多的这些所谓的文化设施都只是个无用的摆设, 唯独剩下它们空而大的躯壳远在人们的视野之外。比如, 政府出于土地便于规划、设施容易建设的考虑, 把一些新建的公共文化设施选建在远离人群的新城区和开发不久的地段, 交通不便, 使得人们享受不到日常的文化服务, 这有悖于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性”属性, 这无形中会让人们对这些东西抱有一种“无用”的心理, 而对它们产生一种拒绝和排斥。这样, 既对不起花费巨资建立起来的文化设施, 更对不起缺少文化服务的城乡百姓。

X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还得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具体内涵谈起, 它的主导者无疑是政府, 直接目的是满足社会的公共文化需求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 体系结构是由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产品、公共文化服务以及运行管理系统和制度组成, 它的功能作用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 也是推进建设服务型政府职能的重要举措, 又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加快文化事业发展、促进我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必然要求。

可事实上, 由于主导者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的性不够明确, 或者是受到地方客观要素、城市发展格局、城市管理制度等因素的制约, 部分城市和城乡都出现了不少“被遗忘的公共厕所”“被冷落的休闲公园”“被漠视的运动场所”“被尘封的展馆剧院”等现象, 表面上看这些公共文化设施似乎真的“无用”, 它们只是完成了一个地方公共文化产品建设的任务指标角色, 而没有实现其应有的实现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功能作用。

说简单点, 如果公共厕所被收费、被关门, 休闲公园超出了人们的生活半径, 公共运动设施建在人流稀少的区域, 各类展馆和影剧院保持高高在上的“富人姿态”, 这些都违背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特征, 即便群众有精神文化需求, 也只可远观而不可共享, 甚至产生一种“他者之物非己所用”的心理误区。这一结果跟当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定位、规划、实施、管理等有关, 至于做得是否到位, 我觉得考核标准应该是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和公共文化产品 (包含设施和服务) 的使用效率。

N一些地方政府对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加大了人力、物力、财力投入, 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对公共文化设施的管理和维护, 却遇到了问题。

我们不能把建设只当成表面工程。在城市发展建设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 仍有一些地方和部门, 误认为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就是建设施, 在他们这些人心目中, 只要设施建设起来了, 相关活动自然便都有了, 工作任务也就圆满完成了, 就一切都OK了, 就算他们完成所谓的“政绩”目标了。至于建成后的文化设施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职能作用和社会效应, 他们往往不会再去持续关注和跟踪追问, 作为管理单位自然也无需再向社会作出使用说明和业绩交代。这些设施往往施建而少用, 阵地活动时有时无, 除开头一阵或重大节假日外, 整个场地设施一年到头用不上几次;有的建而他用, 一些管理单位和个人俨然以公共设施所有者自居, 他们出于利益的驱使, 以各种理由和借口, 任意把公共文化设施出借或出租给他人从事经营牟利活动;还有的建而不用, 只把公共文化设施当摆设, 名义上是文化设施, 而实际上并没有行文化之实, 徒有其名, 形同虚设。所以对公共文化设施的有效管理和维护迫在眉睫。

X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公共文化政策法规和制度的设计与制定等, 这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成要素在实施过程中都具有阶段性特征, 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完成了既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指标任务, 也就实现了绩效考评的目标要求,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如何去守护、如何去发展才是关键。公共文化设施的后期管理应该是长期性的、常态化的、公开化的, 因为公共文化设施是不以营利为目的, 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文化资源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 这种管理应该也应该符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初衷, 即基于实现公民的基本公共文化权利而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一定社会约束力和感召力的规章制度体系, 呼吁相关政府部门做好职能分工, 充分整合各自的权力资源, 不搞“各家自扫门前雪”的断层服务行为, 更不搞公共文化场所的“圈地运动”, 这些都有悖于我们的社会公德和服务宗旨。一方面要维护公共文化设施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另一方面要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作用和文化价值, 让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从中得以满足。

这样说吧, 公共文化产品的产生好比一个孩子的出生, 孩子出生后, 我们还得继续为他提供衣食住行, 提供社会保障, 提供教育机会, 提供成长环境, 提供服务平台, 只有将每个环节都串联在一起, 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和效益的最大化。说简单些, 如果把孩子生出来, 然后却弃之荒野了, 后果可想而知。

N你“养孩子”的说法挺有意思, 也就是说不可急功近利。巩固完善公共文化设施, 尤其是基层公共文化设施, 需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打“持久战”,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事情。

最近看一个资料, 西方的一些大城市, 他们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这一块的确是在用时间来积累和沉淀的, 比如巴黎, 现在是世界上人文气息最为浓厚的城市之一, 它的图书馆、博物馆、剧院等公共文化设施最开始都是王室私人所有, 法国大革命之后, 随着教育的普及, 逐渐向公众开放服务, 二战爆发前, 在如今的城市中心地带已经有相当规模。二战后, 巴黎文化设施的建设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而现在, 这座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多达364个, 其中博物馆134所, 剧院141个, 市属公共图书馆64座。市民出门15分钟即可步入图书馆, 参与各种文化活动被看做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人家为什么能做到这样一个程度?就是因为它能把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作为一种城市发展策略融入城市整体的发展思考当中, 它以一种渐进的过程, 经过日积月累, 取得了可观的效果。建设要有长期和短期两种时间跨度的考虑。它的成长经历了开发、翻新、再开发、再翻新和扩张等过程, 这是一种长期的建设;而对于阶段性的新区集中建设项目, 则采用短期的建设方式, 嵌入新的公共文化设施。并且, 它在交通的便捷性上有着强有力的支撑, 文化设施周边公共交通、地铁等交通方式多样, 可达性极强, 与城市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些客观规律对我们的公共设施集中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养孩子”不容易, 养一个有文化有素质有内涵的孩子更不容易, 它需要全方位的整体考虑。

X我再讲一个故事, 大学的时候有个广西的老乡因作家梦而中途弃学北漂, 孤身在北京一边摆地摊卖书挣生活费一边坚持文学创作。有一天, 我接到他的一个电话, 说他在北京被假书贩骗走了身上所有的钱财。我问他下一步怎么打算, 他说只想找个地方猛踢一场足球, 然后找个人迹罕至鸟语花香的地方大哭一场, 以此泄愤。我问他住的地方方便实现这两个心愿吗?他沉默了片刻, 说自己住在北京六环以外郊区的农村平房, 附近没有看到他想找的地方, 偶尔看到个足球场也是按时收费的, 享用不起。我后来给他出了个主意, 叫他去北大未名湖, 因为他一没钱, 二没北京户口, 好歹未名湖是免费公开观赏的。后来他几经周折才到达北大未名湖, 心愿有没有实现只有他自己知道。

从这个真实的故事背后我想说的是, 即使是北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 其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也是存在一定的盲区, 或许六环以内各个区域的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分布点相对比较广泛和均匀, 这个圆圈内的市民的公共文化权利自然能够更容易地得到实现。而六环以外的郊区农村, 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力度和延伸的方向也就相对较少和缓慢, 这需要一个过程,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广西区内一线二线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近些年也已经在逐日改善, 人们的生产生活半径与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分布点也进一步地科学合理, 尤其在城镇和乡村一级, 随着返乡人口的增多和外来人口的涌入, 居民的数量也在逐年上升, 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自然也愈加强烈, 地方政府要聚集人气来刺激经济发展, 就必须要创造更好的生产生活环境。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基本保障外, 精神文化生活的供给也必不可少, 甚至成为一个公民去留的决定因素。因此, 政府方面在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财力支持外, 又实施了“千村万户文化惠民工程”等系列公共文化服务举措, 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的量和质都有所提升, 这就涉及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问题, 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不管是有钱人还是贫困人, 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乡村, 每一个公民都有均等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受益权, 每一个地区也都享有公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机遇, 只有从横向的空间概念和纵向的时间概念同步推进, 如同血脉一样遍布一个充满生命和活力的机体,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成果才能绑定一个地方的根基, 才能融入人们的生活。

N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发展及有效使用, 必将会有效地改变整个城市的面貌, 提升人们的文化生活水平, 同时也会带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的驱动力增强, 文化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正逐步凸显。人们不再局限于对物质的需求, 更多转向于对精神食粮需求的演变。在空闲之时, 人们更倾向于进行文化活动、旅游、文艺表演、健身运动、看电影等。而这些项目不仅可以拉动内需、拉动地方经济建设, 还可以满足国民对此方面的需求, 而好的文化活动、文艺表演、旅游项目、健身运动、电影不仅局限于对经济建设方面的贡献, 同时也是对国民整体素质提升的一种重要方式。

另外, 据我所知, 广西区内基本上每个市县都办有自己的“文化节”, 这些“文化节”名目繁多, 比如中国名猪 (陆川) 文化节、广西大化奇石文化节、中国都安密洛陀文化节、河池市铜鼓山歌艺术节、百色 (田东) 芒果文化节、贺州市首届客家文化节、桂林山水文化节、天下来宾·红水河文化艺术节、来宾盘古壮文化节、宾阳炮龙节、广西隆安“那”文化节、中国 (横县) 国际茉莉花文化节、北流陶瓷文化节、武鸣“三月三”文化节、巴马国际长寿养生文化节、东兰板栗文化节、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恭城桃花节暨恭城油茶文化节……这些文化节, 对公共文化设施的使用率极高, 比如图书馆、文化馆、文化广场等, 同时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和客商, 对当地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 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 对文化旅游、特色文化产品和市场的开发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当然, 文化节会与其他节会不同, 不能“闹腾”了一阵子完事, 也不仅仅体现为对周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更重要的, 是对整个社会、一座城市的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一座城市沉淀下来的文化张力和经济张力。

X不可否认,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刺激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 而这个地方的公共文化设施和固有的文化资源也为这一可能性提供了载体和资本。

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或者是在一般的城镇和乡村, 我们实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们的基本文化权益, 满足人们的文化生活需求, 进而改善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 实现以人为本的理想目标。而在这个过程中, 除了完成公共文化设施原本应有的功能作用外, 还附带着正能量推动当地的第三产业发展, 激活了当地的文化市场、旅游市场和服务市场, 进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这一结果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也顺应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证明人们正在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 公共文化的发展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向发展, 相互促进。

举办文化节已成为一个地方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的重要手段, 但文化节是否成功, 是否达到预期目的, 是否产生社会影响, 这些都跟公共文化设施投入有着紧密的关系。而事实证明, 一个公共文化设施越完善越发达的地区, 其举办的文化节活动也就能产生更加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因为它为地域文化的保护挖掘与市场包装提供了基础条件和发展渠道。现在有个问题是, 人们往往觉得自己已经足够聪明, 连“文化”这么抽象、这么客观的东西也可以随手创造, 轻而易举地标杆成为自己的文化符号, 然后明码标价地抛向市场, 这样的方式却往往适得其反, 人们不但没有享受到文化发展带来的福祉, 而且还会被这“自以为是”的游戏所误导, 对自身的精神世界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即使他们设计加工出了“文化”这个漂亮的外衣, 但忽视了公共文化设施这个必要的“模特”, 导致文化建设投入的功能丧失和市场疲软。

在区内我比较熟悉的一个文化节是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曾获得中国节庆大奖的“中国侗族多耶节”, 目前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十届, 秘诀就在于当地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加大, 不断创新。这个县城本身就是一个国家4A级景区“大侗寨”, 除了建有一般的公共文化设施外, 他们还注重侗族传统文化元素的外移, 把城镇化建设、民族文化发展、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三者绑定在一起同步实施, 5平方公里不足的县城内就建有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长度最长的三江风雨桥、单体木构建筑物规模最大的侗乡鸟巢、世界第一高度的三江鼓楼、中国侗族地区最大的中国侗族博物馆以及民俗风情月亮街和多耶广场等, 这些独具民族特色的公共文化设施平时除了为人们提供文化生活便利外, 更为“中国侗族多耶节”的举办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保障。今年第十届“中国侗族多耶节”活动期间, 共接待游客25.5万人次, 同比增长13.3%, 旅游社会总收入达8500万元, 同比增长15.2%, 这样一组数据足以折服那些藐视公共文化设施投入的地方。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 就是在11月12日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体制, 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下一步如何做好公共文化建设, 如何走好文化市场路线, 都值得我们期待和思考。

公共文化需求 篇2

一、调查基本情况

调查目标:利用调查数据和资料了解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现状,分析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措施,为农民工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给予有利的条件。

调查时间:2013年10月--2014年3月

调查对象:长沙市农民工

调查方式:实地走访,访谈分析

二、调查的主要过程

1.实地走访过程

本次调查受访者共100人,相关因素为年龄段、性别、务工时间、受访者受教育程度。

(1)受访的农民工年龄段均为 16 至 60 岁。

(2)从性别上划分,男性50名,女性 50名,性别比例均衡。

(3)从务工年限划分,最短的 1年 3 个月,最长的16年7个月。

(4)从受教育程度划分:小学文化程度有24人,初中文化程度有46人,高中(中专)文化程度30人。

2访谈分析,对农民工进行挨家挨户采访,了解农民工的生活情况,农民工大都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很多农民工下班后的生活方式都是睡觉,打牌,看电视,生活圈很窄,能够提供的放松身心和增加知识的生活方式太少。

三、体会及思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农民工休息时间整体缺乏文化生活的重要原因是收入低下和超负荷劳动。根据访谈进行的记录,一些农民工表示,繁忙的工作使得身心疲惫,休息时间大多用睡觉补充体力;一些农民工表示,赚的钱要供给家庭里的花销,娱乐场所无非都是些KTV、电影院以及剧院,去这些场所消费偏高,大都不愿去;另一些农民工表示,没有兴趣和心思去关心工作之外的其他事情,来城里挣到钱就是最大的收获。在农民工身上,偏大的生存压力,不太高的受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以及在身份上有“亦工亦农、非工非农”的双重性,这些种种因素使得农民工无法享用城市中现有的公共文化设施和活动场所。

2.城市社会文化歧视制约了农民工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

根据访谈的记录,一部分农民工表示,自己是城市人不仅在心里不被自己认同,更不被城市居民认同,即使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一部分农民工表示,农民工没资格去参加社区、公共广场的群众性文娱活动,去参加也会受到城市人的鄙视。大部分农民工表示,语言和文化障碍使得部分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间很难沟通,因此打交道就更少了,并且城市人也心存戒心。还有部分农民工表示,部分城市居民歧视农民工这一特殊工作群体。由于农民工思想上的封闭性,农民骨子里的血缘性,城市居民不太接纳这一群体,使得农民工很难融入当地社区文化,这就制约了农民工享受文化活动和文化设施的服务的发展。

3.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不足。

从调查数据来看,少部分表示,自己不太喜欢或者不太感兴趣公司或城市举办的一些文化活动;一部分农民工表示,公共文化场所设施诸如图书馆体育场之

类的场所太少;另外一部分农民工表示,只有文化广场是常去的,很少能享受到工作所在地提供的文化场所。一方面,农民工能够获得的公共文化服务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政府、企业、社区等提供的场地设施和文化服务诸如公共图书馆、城市阅报栏以及必要的职业培训等都很缺乏。此外由于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特殊性和身份特殊性,他们不能通过一些途径去表达内心的需求,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自然不能融入他们的生活,这就需要政府来做一些实事,提供一些一些公共文化服务,让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能够切实的享受到这一服务。

4.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缺乏了解。

根据访谈的记录,一些农民工表示自己和公共文化服务无关,这些都是是城里人应有的享受;一些农民工表示,自己不了解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所设立的地区,加上政府对于这方面的宣传少之又少;还有一些人表示自己从没有想过政府能为自己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城市对农民工薄弱的服务和弱化的服务体系,导致农民工对公共文化服务知之甚少。

5.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非常匮乏。

根据采访记录,少部分农民工表示,自己的休闲时间的生活有上网、打球、看书等,相对充实;大部分农民工表示,自己的业余生活就是睡觉、聊天和看电视;甚至有农民工表示,赌博、嫖娼这样的事情也在自己身上发生过。由此可见,由于文化水平低,离家远,设施少,他们的文化活动范围和活动内容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根本无法享受文化上基本的服务。

四、讨论与建议(解决问题的对策)

1.创新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参与机制

现在公共文化服务的问题很多,服务机构单一,资源分散,组织能力薄弱,侧面反映出农民工对于文化生活的需求,新机制新体系需要政府来引导,各个企业一起参与,来推动这一方面的服务。

以下是几点建议:第一,鼓励相关企业增加农民工的文化服务。用工企业应该增加如电视室、棋牌室、乒乓球室、阅览室、篮球场等场所,以便于农民工下班后的休闲活动;第二,建设以社区为中心,方便农民工进行文化交流和文化知识提升的平台。社区应该组织农民工参加社区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开办各种讲座,设立心理援助机构,举办文化补习班、职业技术培训班等,此举不仅丰富了农民工在休息时间的精神生活,而且缩小了城市人和农民工在思想上行为举止的差距。第三、充分发挥各种社会机构的力量。在社团、学校、公益组织和农民工之间,政府管理部门可以组织各种社会机构对农民工开展文化服务活动,如文化教育、知识讲座、技能培训、文化演出活动等,加强对农民工的文化服务,政府进行引导的工作在这中间显得尤为重要。

2.健全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机制

为了根本上消除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精神文化孤寂和空虚,保证他们的闲暇生活能充满文化气息,政府部门扮演着不可或缺的组织者的角色。第一,出台具体政策措施和服务规范是政府部门当下应立即作出的举措,为农民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具体要求、内容、方向、途径必须切实可行。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场所诸如群艺馆、文化馆、图书馆、文化广场、健身广场等向农民工全部开放,促进农民工参加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便于农民工和城市居民都能均等地利用文化基础设施。第二,当地政府应该颁布具体适合当地发展的政策法规,利用服务体系服务职能机构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基本文化权益问题,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

3.建立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机制

当前,以自上而下的单向供给模式运行的公共文化服务,农民工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和表达权,政府不知道农民工内心真正的需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农民工文化需求目标之间的错位和内容不对称使得服务变得空洞和缺乏意义,无法从实质上满足农民工的需求。建立有效的文化特有的表达需求的体制,拓宽民主参与途径,通过接触农民工代表、调查研究、召开听证会等多种方法,研究分析他们所需求的文化生活和生活上消费特点,尤其是新一辈的农民工文化需求的重要特点,让政府的相关决策在农民工的需求能够及时而充分的发挥其应有的特点。同时,征求大众化的意见,征集好的活动组织方式方法,让民主化在公共文化服务决策中得到有力发挥,网络这一科技渠道更不可忽略,针对以上意见作出切实有用的文化服务产品,为农民工老百姓提供健康实用的文化娱乐通道。

2.建立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机制

第一,多渠道吸纳社会资金进行投入,鼓励社会力量以冠名、捐款捐物、建立基金等,吸引社会上用工企业和有意向的企业参与农民工公共文化设施和场所的建设,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做贡献的同时又能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第二、为农民工提供信息查询、网上阅读、影视播放、知识讲座等文化服务,方式为政府补贴或免费。为了丰富工作场所较偏僻的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并针对农民工流动性较强的特点,拨出部分经费开展面向农民工的流动公共文化服务,包括小型文化活动、流动图书馆、流动演出车、流动电影放映等。第二,政府公共财政的主导作用必须要凸显出来,通过将农民工文化服务建设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扩大农民工聚居区公共文化建设资金投入,按照公益性、便利性的原则,建立市、镇、工业区(社区)三级农民工文化设施覆盖平台,包括面向农民工的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大型宣传橱窗、文化广场、健身设施等设立农民工公共文化专项财政经费。政府公共财政要承担发展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部分资金。因此,在当前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短缺的现状下,建立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机制是时下之需。

五、总结

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特征研究 篇3

关键词:新疆;农村公共产品;社会服务;需求位序

中图分类号:F32;D422.7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1-4942(2010)07-0110-04

农村公共产品是与城市公共产品相对应的经济范畴,是指在农村地域范畴内私人不愿提供的,而农村发展、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又需要的有一定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或服务,涵盖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建设以及辖区内农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科教文卫公共事业等诸多领域,种类繁杂,涉及面广。为了便于研究,本文主要选取包括水电路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公共卫生等在内的基本民生类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类公共服务、科技市场信息类服务、公共文化与公共环境类服务、金融、补贴等政府其他涉农服务五大类公共产品和相关服务为研究对象。

1数据来源

本次典型性调查以标准化访问调查法(即调-查员进行人户访问并填答调查问卷)为主,共发放问卷160份,实际回收160份,其中有效问卷149份,有效率达93.12%,符合统计分析的要求。问卷发放以北疆地区的昌吉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部分县市以及伊犁自治州部分直属县市为主,样本比例达72.5%。

在所有149位受访者中,男性89人,女性60人,均以汉族为主,年龄主要在30~50岁之间。其中,半数以上的农户只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比重不到20%,与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户比例相当。62.57%的受访者家庭年人均总收入不到3 000元,主要源自大田作物、经济作物种植以及畜牧养殖,外出打工创收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不到30%。

本次调研不仅涉及受访者对村域水、电、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农业技术培训、政府涉农补贴、农业贷款等基本生产服务的需求满意度调查,还包括对农村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服务的需求满意度调查,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相关统计结果,作者从“家庭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排序”以及“改善居住地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选择排序”这两个角度,通过需求强度分析法,对新疆北疆地区广大农牧民的公共服务需求特征进行分析。

2调查区农民对不同层面公共服务的需求强度位序分析

需求强度的计算方法是:(1)分别计算受访者对“家庭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排序”以及“改善居住地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选择排序”这两项调查各备选项的有效选择频次;(2)按照每项调查各备选项的频次位序赋予各位次降序分值;(3)以每项调查各备选项的频次位序乘以其相应分值,并从大到小排列;(4)每项调查各单项需求强度=单项需求总分值/各备选项需求总分值。

通过计算受访农民对不同层次公共服务的需求强度,并进行排序,可直观得到调查区域农民的公共需求强度位序,结果见表1~3。

依照受访者对各项公共服务需求强度的大小,本文依次对新疆北疆农村居民公共教育服务、基本医疗与养老保障服务、水电路公共基础设施以及政府涉农服务等四个方面公共服务的需求程度及需求位序进行分析。

2.1公共教育服务需求的特征及位序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子女教育保障问题因关系到农民切身的生存、发展而被普遍关注,以37.84的需求强度排在首位。

就农村基础教育需求而言,139位受访者(缺省10位)中一半以上的人抱怨学校的教学设备破旧、教师水平不高、上学不方便,还有61%的农户表示子女或家人接受高中教育的费用是目前家庭最沉重的开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目前北疆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所存在的问题。由于北疆贫困农村比例较高,而国家基础教育专项投入又较为有限,地区配套两基教育经费跟不上,致使很多农村校区的硬件教学设施配备与国家标准存在较大差距,乡镇之间、民汉学校之间在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强弱方面也对比悬殊,中小学教师队伍结构性失衡矛盾突出。同时,尽管新疆地区从2003年起就已启动“两免一补”政策,但买不起教辅资料与学习用具的学生比例依然很高,许多学校还是由任课教师从工资中帮学生垫付。此外,受地区文化观念、家庭经济状况、家长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农村高中教育发展缓慢。据《2007~2008年新疆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新疆贫困地区农村有近三成的青少年未完成初中学业,全疆范围内有80%左右的初中毕业生没有继续升学就读而选择在家务农或流入社会,但由于未掌握任何就业技能,因此也只能进入服务业、建筑业等领域从事低层次的工种。

2.2基本医疗、养老保障需求的特征及位序分析

切实解决看病难问题以29.43的需求强度位于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二位,同时,改善农村卫生院的医疗条件,加大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障的实施力度也分别成为最需要和次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内容。

就求医看病问题而言,“有病看不起,大病无钱治”、“医生水平有限,小病花了很多钱还治不好”所导致的小病拖大,大病拖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已经成为困扰新疆地区农民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在145位受访者(缺省4人)中,有近91%的人认为“当前农民看病遇到的主要问题在于医疗费用太高”,同时有一半以上的人觉得村卫生室或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技术太差,看病不方便(26.8%)和服务态度不好(22.1%)。目前新疆地区大部分乡镇卫生院医疗设备短缺,车辆装备不足,有的目前还在使用听诊器、温度计、血压计“老三样”为病人进行诊治,极大地影响到诊断的准确性,引起了广大农牧民的强烈不满。因此,“提高村卫生所与乡卫生院的公共服务意识和医疗服务水平”,“有效控制药价,规范治疗收费标准”,“加大对其医疗卫生设备和技术人员培训的投入力度”是农民最为期盼的。

受访者最为关注的另一项社会保障问题是自己或家人的养老问题,加大当地养老保障的实施力度也被列为最需要改善或加强的第二位公共服务。然而,目前养老保险在新疆还未开展。假如采取政府出部分钱,自己出部分钱的办法建立养老保险基金,近90%农民表示愿意参加。这说明,由于收入水平低、收入来源单一,大多数受访

者对于自身及家庭成员养老问题的解决还是本着对政府抱着较高期望的态度,特别是近年来新疆农村劳动力外流的势头日益增长,传统的家庭养老更是难以为继,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和具体保障措施缺位必然使得农民要面临生存、养老这一非常现实的问题。

2.3农田灌溉设施、电力设施与交通道路等基础设施条件的需求位序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有近一半的受访者将农田灌溉设施改造作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首选;21%的农民表示乡村道路需要修缮,刻不容缓。调研中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所耕种的土地是以大水漫灌为主,实施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的农户比例只有14.7%和7%。由于各地区节水灌溉工程相关技术服务不配套,再加上灌溉用水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灌溉水价格仅为供水成本的1/3~1/2,导致用水量较大;而灌溉管理部门财政入不敷出,于是鼓励农民多用水),致使广大农民购买节水设备、大面积推广喷灌、滴灌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因此不得不面对“一面是干旱缺水、农用水紧张,另一面又存在严重的水资源浪费”的窘境。

在农业用电与生活用电方面,认为供电情况比较满意的受访者所占比重不到一半,不满意的方面依次存在于电价过高(27.5%)、电压不稳(11.4%)、经常停电(10.7%)以及电工经常用停电来威胁村民(8.1%)等四个方面。

2.4补贴贷款、生产技术培训等政府涉农服务需求位序分析

调查显示,受访者对于生产实用技术培训、农业补贴、贴息贷款以及市场销售信息等政府涉农服务的需求强度分别排在第三、第四和第六位,有近一半的农户认为这是“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的关键”。

在生产技术培训需求方面,根据调查结果,除了依靠自身的经验和借助媒介的帮助,新疆的广大农牧民还是希望相关政府部门以技术人员来田间指导(75%)、农技人员到村里办班、讲课(55.7%)等方式有组织、阶段性的对其进行种植、养殖、病虫害防治等实用技术、信息的传授与指导。但是,仍有近1/3的农户(48人)表示所在村或乡集体从没有提供过相关服务。

此外,就农业补贴政策的需求程度而言,有近62.3%的受访者完全不了解国家有关良种使用、购买农机具等农业补贴政策,在这其中又有69%的农户因不了解兑付程序而最终没有拿到补贴金。同时,在实施补贴政策的村庄里,能按时、按量发放的只有一半。

最后,从农业生产资金的来源看,70%左右被调查户的生产资金来自于信用社贷款,但是,就农业信贷的难易度来看,同样有近70%的农户表示非常不容易,或者根本贷不到(7%),真正能从金融机构得到贷款的大约只有不到1/4。

可以看出,新疆各级政府所提供的涉农服务在实施落实中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引导,强化监管,从而充分发挥其辐射作用,促进农牧民综合素质与技能水平的提高。

3结论与建议

3.1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子女教育问题,求医看病问题,养老保障问题等因关系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强度较高;加大农村“水、电、路、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与保障呼声也较高。相对而言,广大受访者对于乡村生态环境建设、生活垃圾处理、村容村貌整治、文体娱乐等问题的关注度普遍较低,需求强度也较小,几乎没有人将其作为首选。

公共文化需求 篇4

一、农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特点分析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 我们在河北邢台、石家庄两地的农村进行了问卷调查, 发放问卷700份, 回收有效问卷686份, 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我们发现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具有以下特点。

(一) 农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热情很高。

调查显示, 农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很高, 当问到“是否愿意参与政府组织的文化活动”时, 43%的受访者选择“非常愿意”, 37%的受访者选择“如果有时间, 愿意参加”, 11%的受访者选择“不愿意”。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 农民虽然对参与公共文化活动有着很高的热情, 但是实际的参与率却很低。当问到“是否参加过有组织的文化活动”时, 仅有48%的受访者选择“参加过”, 这其中98%的村民都参加的是“村民自发组织的娱乐健身活动”。村民反映政府组织的文化活动经常与他们的生产劳动时间冲突, 而且许多活动都在乡镇举行, 离自己居住的村落较远, 所以参加比较少, 而村民自发组织的娱乐文化活动具有较强的便利性和可及性, 所以参加也较多。

(二) 公共文化发展滞后于私性文化。

调查显示, 农民闲暇时间选择“看电视”的比例最高, 达94%, 选择“打麻将”的占51%, 选择“上网”的占48%, 选择“读书看报”的占21%, 而选择“群众性文体活动”的仅占18%。可见, 农村公共文化与私性文化发展处于失衡状态。随着电视、网络等现代文化信息产品进入农村家庭, 农村家庭拥有的“私性文化资源”日渐丰富, 农民的私性文化活动较为活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群众性的公共文化活动日益萎缩, 地方性的传统节日、庙会等活动正在衰落。

(三) 公共文化设施使用率较低。

调查发现, 当问到“最希望政府提供哪些公共文化服务”时, 75%的受访者选择“增加公共文化设施”, 68%的受访者选择“文化活动的内容、形式应贴近农村生活”, 当问到“最希望增加的文化设施”时, 选择体育健身场所的最多, 占47%, 选择文化活动室的占32%, 选择电影放映的占12%, 选择公共报栏的占2%, 可见, 农民更喜欢开放性较强、可进入性较强的公共活动场所。调查中我们还发现, 许多农村虽然都已经建有文化活动室, 但很多村民根本不知道, 或从来就没有去过, 村民反映, 文化活动室、健身室设在村委会的大院或大楼里, 村民进入存在心理障碍, 降低了这些文化设施的使用率。

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 需求导向意识薄弱, 对农民需求的回应匮乏。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行政化倾向严重, 供给过程中需求导向意识薄弱, 采取“自上而下”的决策、行政手段强制执行的供给机制, 缺少与农民的有效沟通和交流, 对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情况了解不全面, 农民在整个过程中处于一种被动、受制的状态。在这种行政化的运行机制中, 文化活动设计方案和实施过程都产生自行政机构内部, 对行政系统外的农民需求的回应显得匮乏无力, 无法真正反映农民的需求与期望。

(二) 供给模式单一, 无法适应需求的多样化。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 农民的文化活动空间更加广泛, 文化视野更加开阔, 文化需求也呈多样化发展趋势, 而且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农村的年轻人注重个人能力的发展, 倾向于“知识性”的文化活动, 而老年人、妇女、儿童由于知识文化水平较低, 更倾向于“娱乐性”的文化活动。当前, 农村大量青年农民工外出务工, 老人、儿童成为主要的留守群体, 而政府提供的文化服务大多是读书读报、宣讲等传统方式, 提供的文化用品、器材也是所有乡镇、行政村整齐划一、单调雷同, 无法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性需求。政府虽然增加了公共文化产品的投入, 却提供了大量农民并不迫切需要的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 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闲置浪费, 形成了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表面“相对过剩”, 导致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结构的失衡。

三、需求导向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思考

(一) 强化需求导向意识, 健全农民文化需求表达机制。

政府要把满足农民文化需求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突破口, 建立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主体对农民需求敏感反应机制, 使得农民的需求表达成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中的关键环节。要逐步建立健全农民文化需求表达机制, 引导农民积极主动表达需求意愿。一是要解决思想意识问题, 强化农民文化权利意识和公共利益意识, 向农民宣传告知自己应有的文化权利, 并在参与实践中提高农民的素质和能力。二是要将需求表达与民主政治建设相结合, 农民可以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恳谈会来表达自己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意愿。三是将需求表达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 政府通过互联网公布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信息, 农民可以通过互联网反映意见和建议, 表达文化需求, 这是农民参与文化政策制定的主要渠道, 也是最便捷、行政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

(二) 引入社会力量, 构建需求导向的多元合作体系。

目前农民的文化需求呈现多样化的显著特征, 政府单一供给无法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因此, 要引入社会力量, 构建需求导向的多元合作体系, 提高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有效性。一是要发挥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主导作用, 尤其在公益性突出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应坚持政府直接投资。二是要鼓励支持农民自办文化, 积极发展农村民间文化团体, 尤其要注意发挥有文艺表演经验的人的带头作用。三是要完善政府文化采购机制, 调动社会力量兴办文化事业, 鼓励社会资本在政策范围内, 以各种形式兴办文化实体, 从而更有效地满足农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三) 构建农民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评估机制。

我国的传统评估主要是以上级对下级的评估为主, 缺乏公众的有效参与。这种评估体制无法准确衡量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效果, 无法反映农民对公共文化的满意程度。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否真正地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不能只考察公共文化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 最关键的还应考察广大农民对它的满意程度。因此, 科学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机制必须把农民的满意度作为重要的评价维度, 建立一套针对农民个体的评价指标, 让农民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过程中, 从而使评估能够最直接地反映农民的满意度, 保证评估的透明、公正。

参考文献

[1] .李少惠, 王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社会化的模式构建[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0, 2

公共文化需求 篇5

关键词 中职公共课;骨干教师;培训现状;培训需求

中图分类号 g71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12-0060-05

一、调查的背景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对职业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适应经济新常态和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成才需要”提出了具体要求。公共基础课在培养学生文化素质、科学素养、综合职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发挥着基础核心作用,作为职业教育基础阶段的中职教育,其公共课更是要求开齐、开足、开好①。中职公共课教师的职后培训和专业发展是职教师资队伍建设长期性的基础工作,是公共课教学质量提升的基本保障。为及时回应新时期职教发展趋势,完善中职教师培训体系,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师培训和专业引领,我们对华北、华东和西南三个地区的三个省份(以下简称a、b、c省)部分中职公共课骨干教师进行调研,以反映公共课教师培训的现状和需求。

二、工具与方法

(一)调查工具

调查主要采用调查问卷并辅之以访谈的方式进行。调查问卷在前期公共课教师访谈、参阅相关文献②的基础上,结合中职公共课教师培训实际,主要围绕公共课教师的基本情况、过去参与培训的情况和效果、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以及未来的培训需求四个方面设计。问卷初稿在征求部分公共课骨干教师、中职公共课教研员、中职学校公共课主管部门意见后修改,并进行试测后形成正式问卷。

(二)方法与对象

对a、b、c三省100余所中职学校公共课骨干教师发放问卷,共发出问卷260份,回收245份,回收率94.2%;有效问卷238份,有效率97.1%。除发放问卷外,还对三省培训部门负责人、部分中职公共课教研员和学校公共课主管进行访谈,访谈内容除问卷涉及维度外,还对中职公共课教师队伍整体情况、综合素质以及公共课课程教学改革等进行深入交流,以便为分析培训现状和需求提供更多有效信息。在整理问卷和访谈信息后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三省分别有84、80、74位教师参与调研,其中男教师占41.2%、女教师占58.8%;30~50岁的教师占75.2%;教龄10年以上的占71.4%;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96.2%;高级职称的占47.9%以上(含中学高级)。见表1。经卡方检验,三省参与调查教师在学历上没有显著差别;在性别、年龄、教龄和职称分布上有显著差异。说明性别、年龄、教龄和职称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三、结果与分析

(一)培训现状

1.教师主要参加省市教育部门和学校组织的综合培训

调查显示,三省公共课骨干教师参加的培训主要是省级培训、市级培训和校本培训,参加国家级和县级培训相对较少;培训的组织方主要是省市教育部门和学校,网络研修、出版社或社会机构、企业或合作单位组织的培训较少;培训内容主要集中在综合培训、课程培训、教学方法和教育技术培训以及部分专题培训,实践操作和工作现场体验较少,见表3。就具体差异而言,相对a、b两省,c省更重视教师的校本培训,70.1%的教师都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培训;参加省市级培训的教师年龄集中在30~50岁、教龄集中在5~15年;而30岁以下、教龄5年以下的教师主要参加教学实践操作培训。可见,中职公共课教师培训主要是教育系统主导的骨干培训和学校组织的全员培训,国培和出国研修等高端培训较少;体现职教特点的、与企业行业合作的培训体系还未真正建立;依托信息技术实现培训方式的变革才刚刚起步。

2.教师基于提升专业水平参与培训并切实提升了综合素质

教师参与培训主要是基于提升自身专业水平和教学技能,及时解决教育教学中的问题,也有1/3左右的教师是为了完成上级规定的继续教育任务和学分;大部分教师参加培训都有实际收获,具体表现在:开阔视野,提升综合素质;了解教育前沿动向和课改理念;提高教育教学技能;拓展和更新专业知识;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等,见表4。具体情况是,a、c两省教师参加培训主要基于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培训更多拓展和更新了专业知识,提高了教育教学的技能技巧;女教师也更多感受到培训提升了教育教学技能;年龄30~40岁、教龄11~15年的教师为了晋升专业技术职称参加培训的相对较多。可见,公共课骨干教师参加培训源于专业发展的内在动机和任务规定的外在要求,培训的收获集中在综合素质提升、理念和知识更新,以及实践技术技能的掌握和问题解决,还需进一步激发教师自我发展的内动力,并回应职业教育发展对教师能力素质的新要求、新挑战。

3.培训在内容、形式和机会提供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

教师们已参加的培训主要存在重理论轻实践、培训形式单一,以及缺少持续的跟进和指导等问题,影响教师参加培训的主要因素是机会少,同时也受经费和时间的限制,见表5。卡方检验显示,教师们对目前培训存在问题的认识比较一致;在影响参加培训的因素上,a省教师更多认为受制于经费限制,高学历教师工学矛盾相对突出。可见,培训内容重理论轻实践、培训形式单一的问题仍然制约培训效果,且需进一步加大培训的后续管理和指导跟进,协调多种层次、多个部门的培训;主管部门和学校应更多地为教师提供培训机会和经费支持,协助高学历教师、骨干教师解决工学矛盾。

(二)培训需求

1.教师对培训的期望主要集中在理念更新和实践能力提升上 面对中职教育教学改革要求和自身专业发展期望,教师们对未来培训的预期集中在理念更新、视野拓展、专项能力提升和实际问题的解决上,见表6。经卡方检验,教师的培训预期在省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a省教师对培训拓展学科专业知识、掌握教育教学方法和技术,提升课程和教材开发能力、教育科研能力、实际教学能力的需求最为强烈,每项需求比例都在50%~70%之间,其次是c省教师的需求也相对集中。

2.教师对培训内容的需求集中在案例分享和教育教学新理念

教师培训因其培训对象成人学习的特点,其意义重在开阔视野、更新理念、转变行为,教师对培训内容的需求集中在实践案例分享、教育教学理念、教学设计与实施等方面;就具体所承担的公共课教学,教师急需教学设计、教学方法、资源利用和信息技术使用等内容的培训,见表7。经卡方检验,不同省份、性别、教龄的教师对教学设计与实施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b、c两省教师较a省教师对具体教育教学设计与实施的需求更强烈;女教师和教龄5年以下年轻教师也相对集中在教学设计与实施上。

3.教师希望培训方式更多是经验丰富一线教师的案例分析

就培训形式,骨干教师希望在岗兼职培训(59.2%)和脱产培训并重(56.3%),同时结合部分的校本培训(19.3%)和自我行动反思与学习(14.7%)。而校外的集中培训,教师们希望更多经验丰富的一线专家、教育专家和学科专家作为培训者,案例分析、观摩考察、经验交流、情景教学等培训方式更容易被教师们接受,见表8。内部差异情况是:30~40岁教师和教龄为11~15年的教师在自我反思及研修上占有更大比例(23.8%、30.4%);学科专家、企业技术专家、教材编写者作为培训者,三省教师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a省教师期望学科专家、教材编写者作为培训者的比例较高(54.8%、33.3%),c省教师希望学科专家、企业技术专家成为培训者占有较大比重(58.1%、35.1%);女教师更偏重于学科专家作为培训者;30~40岁教师更倾向于教育专家作为培训者,教龄15年以下的教师更希望教研、科研人员作为培训者。就具体的培训方式,女教师更多倾向于实践体验和情景教学;教龄较长、职称较高教师更侧重案例分析。

4.教师希望培训评价侧重促进专业发展和提供更多机会

已有培训重培训前的设计和培训过程,培训后的评价和跟进指导不足。就培训评价的理念,教师们倾向于促进专业发展,具体方式包括建立教师专业发展档案、评估实际工作成效、撰写心得体会等。为调动教师参加培训的积极性,持续提供培训机会、提供成果发表或交流平台是有效的激励方式,见表9。教龄5~10年、初中级职称的教师更相对看重将培训作为职称评聘的参考(59.4%、30.3%)。

四、思考与建议

(一)明晰职教师资培训的特殊性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价值取向

职业教育职业性、技术性、实践性、开放性的特点和高素质劳动者及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决定其公共课虽以学科体系为主,但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导向更为突出。公共课实施中渗透和体现职业与技术特点、职业精神与道德伦理,突出基础知识、基本能力与未来技术学习和职业发展的相关性和衔接性,特别是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的实施,对公共课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从而决定职教师资培训除了专业理论知识和教育教学基本技能外,还应突出应用意识、实践技能和适应市场需要以及应对技术与职业发展等专业教学能力。《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对教师在职业背景知识、运用讲练结合及工学结合等方式有效实施教学、基于职业岗位工作过程设计教学过程和教学情境、参与职业实践活动等方面提出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要求,是职教师资培训的基本参照。另一方面,随着中职教师队伍建设进入“后学历”时期,教师培训也正从零散向系统、从经验向专业、从规定要求向标准建立的方向发展,培训的取向也逐步由学历达标向基于专业发展转变,并逐步体现出科学性、专业性和制度性的特征[1]。职教师资培训应进一步突出职业性、实践性、整合性和多样性,在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背景下,在明确特殊性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价值取向的基础上,遵循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规律,构建内容完备、特色鲜明、管理规范、相互衔接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体系,优化覆盖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全过程的各项制度,促进新时期职教师资队伍素质的整体提升。

(二)回应教师特定需求,完善职教师资培训的内容选择和过程设计

调查显示,中职教师职业教育理念和应对职教改革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急需更新和提升。已有研究中黑龙江省省级骨干教师培训的统计:有60%以上的教师对行动导向教学、建构主义理论、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等职业教育新理念不了解或知之甚少;大多数教师数字化资源的开发运用水平不高,整体处于中等偏下程度[2]。访谈了解到青年教师技术应用能力和实践教学指导能力,尤其是课程开发能力较弱,很难根据企业需要将新知识、新技术融入教学中。中职教师培训需要在全面准确把握职教改革动向和教师需求基础上,围绕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行业新知识、新技能、新工艺、新方法,职业教育教学及实践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精心选择培训内容,设计培训课程和相应模块让教师根据实际灵活选择。

教师在培训中不但要学习职业教育教学理论与方法、先进教育技术和课程开发思路,同时也要了解相关行业企业先进技术、生产工艺与流程、管理制度与文化、岗位规范和用人要求等。特别是在培训中加强对教师职业教育价值的引导,在公共课教学系统培训的基础上,将中职教师到企业实践作为培训的重要形式和内容,提升中职教师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基本素养。针对培训后评价和管理薄弱的现状,应进一步完善专题培训的顶层设计,对培训方案、实施过程、效果回馈等进行全面的设计,特别是在培训过程中加强针对观念和行为转变的跟进指导、完善过程管理和培训评价,重视培训后的追踪指导和实际效益反馈工作。同时加强培训与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关性研究,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三)丰富职教师资培训形式

目前我国中职教师培训模式基于培训平台初步形成四种类型:基于企业的培训模式、校本培训模式、基于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培训模式、基于学习型组织的培训模式[3]。但这些模式主要是针对专业课教师培训而言,公共课教师培训还是以“学校教育”模式为主。

中职公共课教师培训急需构建实践技能导向的多种培训模式,即围绕教学过程导向的教学实践和以工作流程导向的实际业务两条主线,通过现场观摩、技能训练、专题讲解、交流研讨等形式创新学科教学领域新理论、关键技能,创造机会让教师了解企业行业基本情况和用人要求。强化教师在培训学习中的参与、体验、互动、探究,使培训教学成为教师交流协作、主动完成培训目标的平台;在培训中广泛使用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方式,让教师在学习中体验、在教学中尝试、在探索中提升;倡导教师之间的合作学习和同伴的经验分享,依托教师自身不断创生新的培训课程和资源。在培训者构成上,综合考虑理论传授型、优质教学经验型、职业操作技能型等不同群体的参与,以有针对性地提升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力和综合素养。在资源统筹方面,整体考虑多种培训的内容、主题、层次、实现方式等因素,建设职教师资培训网络并加强各培训机构之间的协作,形成相互配合、互动有序的培训体系,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

(四)调动教师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并制定专业能力评价标准

公共文化需求 篇6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用户 个性化服务需求 个性化服务项目

中图分类号: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1)04-0079-04

An Empirical Study on Personalized Service Demand of Public Library Users

——Taking Bao'an Library of Shenzhen as an Example

Mai MinhuaChen YanjunFang Ling (Bao'an Library of Shenzhen ,Shenzhen, Guangdong, 518101)

Abstract:Based on the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users' information accomplishment, the utilization and demands for library's personalized service, and their inten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zed service in public library, that is, focusing on overall planning, improving the resources and technical support, optimizing the function of "my library", paying great attention to pertinence of promotion, strengthening training of information accomplishment for librarian and ensur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users; personalized service demands; personalized service items

CLC number: G258.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4-0079-04

网络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人们获取信息提供了更方便的途径,同时,也大大改变了人们使用信息的习惯与行为。2009年OCLC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图书馆现在的作用不像原来那样显著了。自从网络出现后,信息用户越来越少利用图书馆。84%的用户使用搜索引擎开始信息检索,只有1%的人从图书馆网页上开始信息的检索。[1 ]对于图书馆而言,这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一次转变传统服务方式、提升服务品质的机遇。

公共图书馆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其用户来自社会各阶层,从事不同的职业,对于信息服务的需求也千差万别。而个性化服务正是利用网络和信息技术,为用户提供能满足其个体需要的一种集成性信息服务。在公共图书馆开展个性化服务,目前国内对这方面所做的研究不多。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分析深圳市宝安区图书馆用户的信息使用习惯、个人偏好、信息需求等问题,了解哪些才是用户真正需要的个性化服务,以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

1 调查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使用SPSS17.0作为数据分析工具。为确保样本数量足以反映本馆真实情况,发放问卷的数量按照本馆及九个直属分馆目前有效读者证总数约42000张的1%来计算,共发放问卷420份,回收有效问卷413份。同时,为使调查数据更具代表性,本次问卷发放采取非概率抽样中的立意抽样方式,把我馆用户分为三类群体:总馆普通阅览室用户、总馆电子阅览室用户、直属分馆用户,每类群体各占采集样本总数的约三分之一。样本中女性占44.5%,男性占55.5%。

把用户划分为三类群体,主要是基于用户对本馆的使用习惯来考虑,根据调查开始前笔者的设想:总馆普通阅览室用户具有广泛性、多样性等特点,对个性化服务需求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总馆电子阅览室用户具有一定的信息素养,善于使用网络和各种信息检索工具,应该是个性化服务需求较多的群体;直属分馆用户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获取知识与信息的能力相对较弱,同时因为其常去的场所是我馆的分馆,掌握的信息资源比总馆要少,其个性化服务需求未知。

对于个性化服务工具、服务功能和具体项目的需求情况的调查,采用了五点量表,1表示不需要,2表示无所谓,3表示一般,4表示需要,5表示很需要。

根据人口统计学特征,本次调查还具有以下特点:①从年龄层次来看,参加本次调查的用户以18~35岁的年轻人为主,占总人数的78.9%;其次是35~50岁年龄段,占17%;18岁以下占2.4%;50岁以上占1.7%;②从学历情况来看,参加本次调查的用户“高中及以下”的最多,占48.7%,大专占30.7%,本科占18.9%,“硕士及以上”占1.7%。“高中及以下”的用户几乎占了一半,主要是因为“直属分馆用户”这一群体的学历普遍较低,参加调查的188位直属分馆用户中有149人属于高中及以下学历,占此类用户总数的79.3%,而总馆两类用户“高中及以下”学历只占总人数的23.1%,显示出总馆与分馆用户群体之间受教育程度的明显差异;③从身份类别来看,本次调查对象中企业员工最多,占46.5%;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占22.5%;公务员占1.2%,学生占2.9%,个体经营者占2.9%,离退休人员占1.5%,自由职业者占12.6%,其他占9.9%。

2 调查结果分析

2.1 用户的信息素养

(1)网络使用能力有待提高。调查显示,超过一半以上参与调查用户认为自己的网络使用能力不熟练或者一般。用户对自己的网络使用能力评价依次为:不熟练的占11.4%、一般的占46%,熟练的占31.7%,非常熟练的占10.9%。其中,直属分馆用户的网络使用能力低于总馆,15.4%认为自己不熟练,59.6%认为能力一般,两者相加占直属分馆用户总数的75%,这与其文化程度有一定的关系。

(2)查找资料首选网上搜索引擎。对于用户查找资料的习惯,调查发现,除极少数用户在查找资料时感觉无从下手外,84.5%的参加调查用户在检索时习惯首选使用百度、Google等搜索引擎,只有13.6%的用户会首选利用图书馆(见图1)。这个结果与其他类似的调查比较接近,显示了网上免费搜索引擎已成为大部分用户获取信息的首选工具。在三类人群中,总馆电子阅览室用户习惯使用搜索引擎的比例最高,达到了88.5%,这类用户经常使用图书馆的电脑与网络,但首选通过图书馆来获取信息的比例却明显低于普通阅览室和分馆用户,这种现象很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3)四分之一用户没有使用过我馆的数字资源。调查发现,虽然近年来,我馆每年都会举办不同形式的数字资源使用推广活动,但调查对象中仍有25.7%的用户从未使用过本馆的数字资源。而分馆用户在这方面的比例更高,达到31.9%。在所有数字资源当中,最多用户使用过的是电子图书,共有227人使用过,占所有用户的55.0%;其次是电子期刊113人使用过,占27.4%;再次是宝安市民学习网,80人占19.4%,使用最少的是银符题库,参加调查的用户中仅4人使用过,占1.0%。

2.2 个性化服务使用情况

目前,我馆可提供的个性化服务项目主要有:我的图书馆、短信定制、语音电话续借、网上图书荐购、数据库一站式检索等。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中共有279人曾经使用过至少一项上述服务,占总人数的67.6%。其中,总馆普通阅览室用户使用过个性化服务的最多,共有85人,占该类用户的82.5%;总馆电子阅览室用户共有92人使用过占75.4%,直属分馆用户最少,共有102人使用过,占54.2%。

从表1可以看出,在这些个性化服务项目中,用户使用最多的是“我的图书馆”,有55.9%的用户曾经使用过,其他项目使用的用户都较少。直属分馆用户与总馆的普通阅览室和电子阅览室两类用户比较起来,使用“我的图书馆”和“一站式检索”的用户要少一些,但使用“语音电话续借”和“网上图书荐购”的用户比总馆多,显示出分馆用户受馆舍与馆藏量的限制更大,需要通过荐购和电话续借等方式,来获取更多的馆藏和延长借阅期限。

2.3 用户的个性化服务需求

(1)对个性化服务工具的态度。调查显示,用户对图书馆通过E-mail、QQ、MSN、手机、电子书阅读器等工具进行信息传播和数字阅读等活动的需求程度比较高,对这些服务方式选择“不需要”或“无所谓”两项相加的比例均低于15%,半数以上的调查对象“需要”或“很需要”这样的个性化服务。在类似的研究中,平均需求程度达到3.5及以上即表示调查对象对需求存在共识。[2 ]而本次调查对于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工具的整体平均需求程度为3.88,显示出参与调查的用户对这些个性化服务工具的整体需求存在共识。其中,平均需求程度最高的是以QQ、MSN等为代表的即时通讯工具,69.98%的参与调查用户觉得“需要”或“很需要”,只有7.5%的用户“不需要”或“无所谓”。对于以电子书阅读器等为代表的数字阅读设备,66.83%的用户认为“需要”或“很需要”;可提供荐书和代查代检的短信服务则有67.07%的用户“需要”或“很需要”;需求程度最低的以手机为媒介的信息推送服务,也有57.87%的用户表示“需要”或“很需要”。

(2)对个性化服务功能和具体项目的需求程度。通过对个性化服务的具体项目和功能的平均需求程度进行统计(见表2)发现,参与调查的用户很希望图书馆多开展个性化服务,对于调查中列出的项目,其平均需求程度没有低于3.5的,尤其是对于图书到期提醒、“我的图书馆”、数字资源统一登陆和个性化新书通报等四项,平均需求程度都超过4,参与调查的三类用户对这些项目的需求没有太大差别。

2.4 用户对个人信息使用的意愿

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在使用这些新技术的过程中,如何保障用户个人隐私不被泄漏,受到越来越多用户的关注。而图书馆在提供个性化服务的过程中,用户愿意提供的个人信息越充分,其享受到的个性化服务才会越多。因此,本次调查针对用户对于图书馆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意愿进行了了解。

结果显示,用户最关注的问题是“我的个人信息不被盗用与外泄”,345人选择了这一项,占所有参与调查用户的83.5%,其次是“我想知道个人信息的利用状况”,共有196人选择,占47.5%,24.7%的用户希望“能决定图书馆对其个人信息的使用范围”,而只有18.4%的用户希望“能浏览和修改其个人资料”。由此可见,用户对于个人信息私密度的保障以及相关机构对信息的使用状况,其关注程度远高于用户对个人信息的管理和运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用户为了保障个人信息不被外泄或出于对信息使用方的不完全信任,可能会在提供信息的时候刻意不提供完整的个人信息,甚至提供一些虚假的个人信息。而这将大大影响到个性化服务的深入持续开展。

3 开展个性化服务策略

3.1 对个性化服务工作要有整体性规划

随着以人为本理念在图书馆工作中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图书馆把个性化服务作为读者服务的重点来开展。但从目前情况看,大部分图书馆所提供的个性化服务还缺乏整体性规划。[3 ]由于个性化服务往往对现代技术的依赖程度较高,而图书馆的技术支持部门又往往不直接参与具体的读者服务工作,这就容易造成某些个性化服务的推出不一定真正切合用户实际需求;而直接开展读者服务的部门,由于缺乏对新技术的了解,或者与技术部门之间沟通不足,也会错失提供一些本应是用户最需要的个性化服务的机会。

为了使个性化服务发挥应有的作用,图书馆应该高度重视该项工作,成立跨部门小组进行统筹规划,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职责,从资源建设与整合、服务开展、应用推广、信息反馈等各环节着手,形成完善的个性化服务体系。

3.2 为个性化服务提供资源与技术保障

个性化服务的顺利开展,离不开资源和技术保障。目前,大部分公共图书馆的馆藏以纸质文献为主,而个性化服务的开展,除了纸质文献外,更多的是依托数字化信息资源。因此,公共图书馆应该优化馆藏资源结构,逐渐增加数字资源占馆藏资源的比例。同时,重视网络与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工作中的应用,以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整合馆藏资源,通过一站式检索、数据库单点登陆等方式,简化用户使用资源的步骤,通过即时通讯、电子邮件、微博等方式,增加与用户之间的互动交流,并积极争取引进电子书阅读器、手机阅读平台等设备与技术,在技术手段的支持下不断创新个性化服务形式。

3.3 优化“我的图书馆”服务功能

“我的图书馆”是目前在图书馆中使用最多的个性化服务系统,它能根据读者的不同需求定制成完全个性化的私人信息空间。而我馆目前使用的“我的图书馆”,主要包括网站链接的定制、数据库资源链接的定制等一些简单的个性化服务方式,这些功能对于用户来说比较单一,仅能支持简单的检索,不能提供更深层次的个性化知识服务。因此,应该参考国内外“我的图书馆”系统应用的经验,不断优化其服务功能,如增加用户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为用户组织数字资源、增加用户个人参考文献管理功能等等。

3.4 在不同用户群体中开展个性化服务应用推广

公共图书馆用户来自五湖四海,人员流动性大,信息素养也有高低,给用户教育与引导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不管怎样,坚持不断地在广大用户中开展数字资源与个性化服务应用推广,应该成为图书馆今后长抓不懈的工作。从上述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不同的用户群体,由于阅读习惯和身份的差异以及就近使用的图书馆规模不同,都会对其个性化需求带来影响。笔者认为:

经常到区域中心图书馆阅览室的用户,在资源使用与获得服务等方面较具优势,特别是习惯于使用电子阅览室的用户,其信息素养普遍较分馆用户要高,因此这一群体对个性化服务更注重的是服务内容的实用性与使用的便捷性。而分馆一般都设在工业区和居民社区,分馆用户以外来务工人员和社区居民为主,社区居民中经常使用分馆的又以老年人和学生为主。这一群体获取知识与信息的能力相对较弱,而且分馆通常规模不大,用户所能拥有的资源远远少于总馆。因此,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获得个性化服务以及怎样合理使用这些服务项目。

对于总馆用户,除了加大宣传推广力度,还可针对他们的群体特点重点推荐一些个性化项目,如短信定制、一站式检索、网上参考咨询等,并通过QQ、MSN、微博等方式,吸引更多总馆用户使用个性化服务。而在分馆,则应重视数字资源与个性化服务应用的指导,采用定期举办讲座、知识竞赛等形式,教更多的用户使用图书馆的网上资源,通过网络、电话、短信等方式使用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

3.5 加强馆员信息素养的培训

个性化服务水平除了受馆藏质量、技术手段等因素影响外,馆员服务意识、专业技能等也是重要因素。因此,要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来提高个性化服务水平。一线服务人员面向广大用户,其服务水平直接影响到个性化服务的顺利开展,因此要通过系统的业务知识培训与长期的服务理念灌输,引导其做到专业技能熟练、服务以人为本。作为参考馆员,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积累,以具备相应的知识体系和信息加工处理能力,为个性化服务的有效开展提供重要保障。对于技术维护人员,除了全面掌握管理系统、网络与软硬件基本知识外,还应及时了解国内外图书馆界的最新技术进展,通过学习和交流,发掘更多适合本馆应用的个性化服务项目。

3.6 合理运用用户个人信息,全力保障信息安全

调查显示,图书馆用户由于担心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极有可能在提供信息时刻意不提供完整个人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而为了开展个性化服务,用户的个人信息是不可缺少的。因此,首先要从制度上保障用户个人信息使用的安全,通过与用户签订信息使用与保护协议,定期公布用户信息使用情况,制定用户信息获取、使用、存档与销毁的指引并严格执行,以此获得更多用户的理解与信任。此外,还要通过技术手段保障用户信息的安全,如通过安全认证技术保证用户登录和使用服务时的信息安全,通过建立防火墙、使用入侵检测设备等方式,确保网络信息安全。制定严格的系统内部操作守则,设置访问权限,工作人员按权限操作,严禁越权行为。并组织全体员工学习保障用户个人隐私的相关规定,把责任明确到个人。

参考文献:

[1]OCLC.Perceptions of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EB/OL].[2009-08-25].http://www.oclc.org/reports/pdfs/P

ercept_all.pdf.

[2]杨涛等.图书馆用户的个性化服务工具需求实证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10,(2):86-89.

[3]单世侠,于超.国内图书馆倚网个性化信息服务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5,(1):34-35.

公共文化需求 篇7

近年来, 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 大量农民工涌入到城市的打工浪潮中。虽然各级政府也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了诸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 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但这些主要是外在的物质层面, 而对他们的精神层面的帮助却寥寥无几。据调查, 我市绝大多数农民工的的业余文化生活非常单调, 过着“工作、吃饭、睡觉”的三点一线生活, 偶尔的娱乐就是打麻将、玩扑克, 还有的就是进网吧打游戏或者结伴喝酒。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无论对农民工本人还是对社会都会造成很多不良影响:精神空虚、赌博酗酒, 甚至由于道德、法律意识淡薄而导致偷到、抢劫……致使产生严重的社会危害。所以, 如何丰富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已成为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1 公共图书馆有义务为农民工提供所需服务

作为传播先进文化的公共图书馆, 满足农民工读书学习需求, 提高其科学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是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200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正式发布了《图书馆服务宣言》, 公开向社会承诺:“对社会普遍开放”“平等服务”“以人为本”, 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公众早就应该知晓的信息, 那就是向所有的人免费开放, 为大众服务是图书馆的神圣责任, 利用图书馆是每个人的文化权利。当代的公共图书馆理当顺应时代要求, 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 把开放性落到实处。而在城市人口中占绝大部分的是城市流动人口,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农民工。把农民工纳入图书馆服务的读者群体, 为农民工提供文化服务, 便是对《图书馆服务宣言》服务理念的最好诠释。

2 公共图书馆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2.1 丰富的馆藏资源优势。

公共图书馆拥有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 包括图书、报刊、杂志以及音像、电子文献等, 学科种类齐全, 结构合理, 适合从事不同行业的农民工朋友来此获取知识, 汲取信息。

2.2 专业的人才优势。

图书馆拥有一批专业人士, 他们不仅具备图书馆的基本业务技能和专业素质, 还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能够为农民工朋友们提供及时、有效、全面的咨询、指导以及培训服务。

3 公共图书馆可以开展具体活动, 切实提高对农民工的服务和帮助

3.1 主动宣传服务:

现在很多农民工视图书馆为高高在上的知识殿堂, 即使走到图书馆前, 也会望而却步, 所以公共图书馆要向农民工宣传自己的社会服务承诺:“对社会普遍开放”“平等服务”“以人为本”。要让农民工朋友知道自己可以享受馆内的一切资源, 同时我们图书馆员还要尽可能为农民工朋友们提供热忱便捷服务, 让他们感受到图书馆对自己的温馨服务, 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为了便捷农民工借阅, 我们可以设置农民工专业服务咨询台、在阅览室和借阅室提供农民工专柜:把他们所需要的报刊、杂志、书籍归类、整理, 集中摆放在明显的位置, 同时图书馆员要具有热情的服务态度, 让农民工朋友们感受到图书馆欢迎着自己的到来。同时由于农民工朋友们的住所一般都远离市区, 所以在图书借阅时间、数量上, 笔者认为可以特殊对待, 如把借阅时间半个月推迟为一个月, 借阅图书总数价格只要没超过押金价格就行, 或者直接拿押金借书等等。

3.2 为农民工朋友们提供上门服务:

农民工一般每天都进行着繁重的劳动, 很少有集中的空闲时间去图书馆。所以, 我们图书馆服务人员可以建立工地图书流通站, 提供专业书籍及阅读指导咨询服务, 然后定期轮流到各个图书点配送他们所需图书, 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还可以播放共享工程的优秀影片, 并将“公益讲座等活动带进工地。

3.3 定期为农民工提供公益讲座以及技能培训服务, 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且能够掌握一技之长。

很多中学生刚刚迈出校门, 就懵懵懂懂的离开家乡, 随进城大军飘进了城里, 结果要技术没技术, 要目标没目标, 成了城市里的盲流。我们公共图书馆有义务承担起这份社会责任, 为他们提供指导及服务, 如定期召开人生规划和就业指导公益讲座, 利用馆内丰富资源的为他们提供专业技术培训, 法律培训、计算机知识培训, 有条件的还可以设立一个专门心理咨询室。

3.4 在为农民工朋友提供服务的同时, 还不能忘记他们的子女。

农民工们朋友们大都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 所以子女放学放假了, 很多都没有父母的陪伴。我们公共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少儿图书室, 尽可能的延长服务时间, 还可以用电子阅览室的绿色上网通道为孩子们课外查阅资料保驾护航。同时, 我们有必要专门设立一个学生课外自修辅导室, 配备专职辅导教师, 来满足孩子们的需求。让图书馆成为农民工子女们的第二课堂, 以解决他们在工作中的后顾之忧。

4 结语

公共图书馆只有尽其所能发挥馆内资源优势, 帮助农民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 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感到被呵护、被关爱, 才能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才能使他们不再有孤独和漂泊感。图书馆应该以人为本, 突出人文关怀, 切实为农民工服好务, 让他们和我们同享一片蓝天, 让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城市一样, 越来越美好。

摘要:文章分析了农民工朋友的生活现状和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根据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宗旨和对社会的承诺以及其独特的优势, 提出了公共图书馆为农民工朋友的服务策略。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农民工,优势,服务

参考文献

[1]熊军.经济发达地区公共图书馆为外来务工服务问题的研究[J].公共图书馆, 2010 (2) :25-28.

公共文化需求 篇8

一、当前社会公共需求变化的主要特点

(一) 公共需求领域不断扩展。

公共需求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经过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 我国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并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 000美元向1万美元提升的阶段, 从国际经验看, 这一阶段也是公共服务需求激增、各种矛盾凸显的关键阶段。在这个发展与转型的特定时期, 需求类型逐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 人们对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环境、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已呈现持续、全面增长特征。因此, 能不能满足人们日益迫切的公共需求, 是社会面临的新问题, 更是政府面临的新挑战。

(二) 公共需求结构发生变化。

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引致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 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带来了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在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满足之后, 社会成员在教育、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旅游、安全等方面的支出远远大于基本的生存支出 (如基本食品支出等) , 开始由注重生活的量向注重生活的质方面转变, 开始关注和追求生活环境、文化教育和个性发展等方面的新需求, 公共安全、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已经成为需求结构的主体。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掌握社会公共需求变化的规律, 积极回应公众不断变化的公共需求, 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创新, 切实履行好政府职责。

(三) 公共需求意愿日益强烈。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 我国需求主体不但日益扩大而且呈现出多元化。一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把社会保障看成是生存的基本权利, 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对公共医疗、义务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公共需求日益强烈, 广大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已发展成为公共需求的主体之一。而中高收入群体则更多的是偏向公共安全等方面的需求;二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广大进城务工人员渴望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其基本公共需求日益强烈, 必然导致公共需求的直线上升;三是由于历史原因, 农村的公共需求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在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农村居民基本被排除在享受公共服务的主体之外,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公共需求在各个领域都将被逐步激活, 广大农村居民开始成为公共需求的重要主体之一。

二、当前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虽取得一定进展, 但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公共需求相比, 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水平还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 公共服务供给仍然面临严峻挑战, 并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

(一) 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严重不足。

总体上看, 改革开放之初吃饭、穿衣等私人产品的严重短缺逐步成为历史, 全社会公共产品的需求全面快速增长, 这突出地反映在城乡居民的发展性消费支出比例明显超过生存性消费支出比例, 特别是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公共安全、资源环境等这些公共产品的短缺成为社会的突出矛盾。近年来, 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投入总量上虽有明显增加, 但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以及占GDP的比重相对来说还是偏低的。比如, 我国教育支出的绝对数在明显加大, 但是相对比例却一直偏低。公共需求的全面增长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以及公共服务的不到位, 已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因此,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扩大公共服务供給, 满足基本公共需求, 成为当前政府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

(二) 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尽合理。

公共服务供给不但总量不足, 在资源配置方面也存在不平衡等问题。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等领域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 社会发展成果还不能惠及全体人群, 公共产品供给有欠公平。

由于城乡水平地区水平差异较大, 公共资源过分集中于城市和中心城镇, 城市居民享受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以及住房补贴、物价补贴等各种社会保障, 绝大多数农村居民较难享受。以教育为例, 义务教育人口的60%在农村, 却只有不到25%的资源用在农村, 一些不利于教育公平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公共卫生资源方面, 资源过度集中在城市大医院, 农村和社区卫生发展缓慢。

(三) 公共服务方式较为单一。

公共领域的改革滞后严重制约了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长期以来, 由于行政改革尚欠完善, 公共领域的许多资源由部门所有、地区分割管理, 制约了资源的共享程度和使用效率。在运行机制上, 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现象较为严重, 特别是在一些竞争性公共部门, 缺乏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公共服务信息不透明, 造成公共服务效率低下, 影响了公共服务供给数量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

(四) 公共服务质量不高。

从公共教育看, 基础教育普及以后, 人民群众已不满足于“有书读”, 更要“读好书”, 名校等稀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从公共医疗看, 医疗保障体系覆盖面虽有扩大,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患病负担, 但总体保障水平并不高, 特别是遇到大病、重病更是无法承担昂贵的医疗费用。从公共安全看, 公共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已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最关注的大事。科教文卫等公共产品的总体水平明显滞后于社会公共需求, 公众满意度不高。

三、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对策建议

公共服务供給能否满足基本公共需求不仅是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约因素之一。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毕竟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只有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朝着正确的改革方向, 持之以恒, 扎实推进,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就会取得新突破、新进展。

(一)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强化公共服务职能。

当前, 我国经济社会已进入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 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与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 成为改革发展新阶段的突出矛盾。适应公共需求深刻变化和全面增长的客观要求, 不断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基本需求已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长期以来, 经济建设型政府使得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短缺, 既不能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 又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重要的是要加快推动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 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职能转变, 积极回应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因此, 我们要从解决公共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突出矛盾出发, 及时确立以公共服务为目标的政府转型, 不断强化公共服务职能, 合理界定公共服务边界, 明确公共服务范围, 把与民生关系密切、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作为核心公共服务, 把公共资源更多地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倾斜, 把管理力量更多地放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上, 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导作用, 为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二)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 增加公共服务投入。

公共财政是政府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的基础。要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重要的是要适应社会公共需求变化, 加快建立以“公共财政”为主要内容的新型财政体制。为此, 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加快建立以公共支出为重点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 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的范围和结构, 不断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将财政支出的重点转向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和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 特别是要向社会低收入群体提供应有的社会保障, 让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同时, 要逐年增加公共服务方面财政投入的比例, 拓宽社会融资渠道, 积极调动社会资本在服务供给方面的作用。此外, 要加强对公共财政支出的监督和制约, 提高财政运行的社会参与度, 逐步实现财政预算和管理的透明化、制度化, 保证公共服务投入真正落到实处。

(三) 改进公共服务方式, 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国外的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 单纯凭政府的力量, 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多元化的公共需要。只有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改革公共产品供给方式, 打破行政垄断, 实行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与社会化, 才能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

一是引入市场机制。面对公共服务供求之间的矛盾, 要扩大市场参与度, 允许私人部门介入提供或生产公共产品, 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二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在西方国家, 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与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并驾齐驱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并成为西方社会公共服务改革的组织保证。国际经验表明, 采取“社会化”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 建立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多中心治理结构, 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 不仅有利于拓展公共服务资源, 而且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是改革政府公共管理方式的一个重要载体, 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 大力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 发挥其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功能, 以有效地延伸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扩展公共管理的力量。

三是大力推行政务公开。政务公开是政府服务创新的基础性工作。政务不透明是传统管制型政府行政的重要特点, 容易造成极高的交易成本和为政府官员提供“寻租”的机会。因此, 要加快建设透明政府, 完善政务信息发布制度, 切实保障公众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知情权、表达权、选择权、监督权。

四是加快电子政务建设。电子政务建设将进一步简化政府事务运作的环节和程序, 促进政府业务流程重组与优化, 既提高办事效率, 又降低行政成本。只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政府管理方式, 才能充分发挥政务信息对经济社会活动和人民群众生活的服务作用。随着电子政务的广泛应用, 政府公共服务将进一步贴近服务对象, 使公众更加及时地获得政府公共服务。

(四) 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激发公共服务活力。

事业单位是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主体部分, 决定着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质量、效率。我国事业单位分布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诸多领域, 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 牵一发而动全身。近年来, 事业单位改革虽取得一定进展, 但事业单位管理和运行中仍旧存在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事业单位改革要明确事业单位的功能定位, 强化公益属性, 充分发挥其服务功能。事业单位改革要以创新体制机制为核心, 统筹设计改革方案, 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 加快推进分类改革, 落实事业单位法人自主权, 建立健全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特别是在事业单位的基本制度、功能定位、机构分类转型、产权制度改革以及运行机制、监管体制、法律框架、政府角色和治理结构等方面要进行系统的配套改革, 建立机制灵活、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管理规范的公益性服务体系, 强化社会事业领域的公共服务职能, 激发事业单位的生机与活力。同时, 要制定奖勤罚懒的政策, 强化政府监管, 规范和约束公益服务机构和人员的行为, 保证其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五) 建立绩效评估体系, 确保公共服务质量。

绩效考评作为一项重要的激励约束制度, 有助于落实政府的公共责任, 使政府更加重视行政活动的产出和结果, 更加重视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为此, 要加快建立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将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指标纳入干部绩效考核体系, 作为评价和考核干部的基本尺度, 充分发挥绩效评估考核的导向作用与激励约束作用。要建立多重绩效评估机制, 扩大公民和服务对象的参与, 大力开展公民评议活动, 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 建立专门的社会评估组织对各级政府绩效进行科学的诊断和评估。要建立公共服务责任机制, 强化行政问责, 追究公共服务方面的失职责任。要加强绩效考评的宣传和引导, 形成科学考评政府绩效的良好社会氛围。只有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取向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 医疗卫生、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矛盾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 公共服务质量才有保证。

摘要:面对公共需求的深刻变化, 加快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已成为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为此, 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积极回应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

关键词:公共需求,公共服务,建设

参考文献

[1]迟福林.第二次改革[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

[2]王东京, 田清旺, 赵锦辉.中国经济改革30年政府转型卷[M].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8.

公共文化需求 篇9

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一个政府基本的职能, 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治理理念, 它是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要达到公共产品最优供给, 就必须要充分考虑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状况, 离开了对公共产品需求的考察, 就无法达到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的状态。因此需建立一个显示公民公共产品偏好的机制, 即公共选择机制。

农村公共产品是满足农村公共需要、在消费过程中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的产品。而中国农村生产组织的分散化、农业部门的特殊性、农产品市场的风险性以及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 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对于农民的重要性。在我国建国以后的很长时间里, 公共服务供给属于一种强制性供给体制, 供给的意愿和方向主要根据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政治需求, 而不是根据农村社区的真正需求来决定。这种脱离需求的供给一方面使得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 农民较少需求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剩又浪费了大量的公共资源, 加重了农民负担。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关系曾一度恶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理念的进一步深入, 公共服务的供给正在转向民主供给, 而民主供给的内涵就是给与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者——农民充分的选择的权利, 即让农民了解本社区内公共产品相关方面的信息文件, 让农民选择自己真正需要的农村公共产品, 并且有表达自己利益偏好的渠道和途径, 建立能够反映广大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表达机制, 达到政府与农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改善农民和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 走向善治。

构建农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 是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公共选择的前提, 主要在于在农村构建一个良好的公民社会, 树立农民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 最终促使农民进行公民参与, 饯行现代公民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 而这些利益表达的途径和方式可结合当前农村普遍实施的村民自治来进行, 完善农村的基层民主政治。

二、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农民公共选择的路径基础

公共选择是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的基础和路径。尽管西方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定义有分歧, 但主流经济学家基本上都继承了亚当·斯密的衣钵, 即理性的经济人假设, 认为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上一样, 每个人都是自利的, 追求个人利益和效用最大化。公共选择理论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运用个人主义的方法论, 认为不存在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 如果说有公共利益的话, 那也是个人为了追求利益而形成的大多数人的个人利益而形成的妥协, 而集体行动则是个体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

虽然公共选择理论一直以来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 比如一些学者认为人并不总是理性的经济效益的追逐者, 有一些人做事的目的是出于名声、道德等因素, 存在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但随着布坎南对其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 其把经济学的方法运用到政治学研究中的做法和主要观点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和认可, 国内目前对公共产品的研究和分析基本借用其分析视角和框架。

我们运用传统经典的公共选择的理论来分析当前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的建构。正因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因此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根据自己的实际偏好进行表达。只有农民对自己真实需求的公共产品进行表达, 才能满足农民的真正需求, 这既是村民自治追求的结果, 也是村民自治得以真正实施的表现。

公共选择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基于契约社会的经济人假设, 认为个人和集体是一种契约关系, 在契约社会中每个人都自由平等, 可以独立合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就意味着首先要在农村建立一个良好的公民社会, 激发农民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感, 继而才能促使他们进行公民参与, 而这些在当前中国的农村都还需要去构建和完善。

1.激发农民的公民意识

历史上的中国从来都是一个行政权力至上的国家。古代中国一直是一个一元化权力的社会, 社会资源几乎全部被政府所垄断, 农民作为分散的个体在强大的中央集权面前非常弱小, 根本没有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1]农民的利益需求, 一般都是通过乡村士绅作为其代理人, 乡村士绅是帝国时代国家和农民的中介人, 他们通过一些渠道和国家正式权力发生关系, 成为农民利益表达的代理人, 因此一般都承担了为本土组织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 以维系自己在乡村的权威。

建国以后, 强国家、弱社会的情况依然存在。尤其在人民公社时期, 国家政权更是前所未有的深入到了乡村每个角落, 农民对国家高度依赖, 政府是唯一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 它决定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容和方式。农民在猛烈密集的集体主义荣誉观的教育下, 对个体利益羞于启齿, 往往要无条件服从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 因此也缺乏表达意识。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农民有了一定的土地使用权, 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利益逐渐从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利益中剥离出来。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撤消和村民自治在农村的普遍建立, 国家正式权力逐渐从农村回撤并不断弱化, 农民的个体意识逐渐强化, 个体利益慢慢被接受和认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农民职业身份的分层, 农民利益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分化。

随着农村入学率的提高、农民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以及电视、报纸、电话、网络等现代通讯方式和媒介在农村也日益普及化, 在外打工者则因为其与外界的多方面接触而大开视野。农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身份均有所改善, 对自己的利益有较为清晰的认知, 对农村的公共产品有自己的利益偏好, 开始运用村委会、媒体等一些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进行公共选择。但是农民在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力和表达自己的利益偏好时仍有较深的权威服从心理, 这也是当前村民自治实施效果有限的因素之一。因此, 要进行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的构建, 首先就要激发农民的公民意识。

2.强化农民的公民责任

“在公民社会中具有公民资格的公民所形成的公民意识和建立的公民责任是公民参与的基础。”[2]理性的经济人只有在具备各项政治权利时, 才能成为公民社会里的公民。而目前, 在中国农村, 农民的政治权利比如参政权、选择权仍需完善。

要在农村形成一个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 农民能够以独立、自由、平等的公民身份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公共选择时, 除了具备一定的公民意识, 还要承担公民责任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参与。

吕宗麟认为, “民主国家的公民资格不仅是国籍或国民的性质, 公民的资格已成为一种职责, 它带来某些权利与责任”。[3]公民责任“本质上指公民基于选择的自由以及由此而承担的有利或不利的后果。”[4]在当前中国, 强国家、弱社会的局面正在进行调整, 国家权力开始向社会倾斜, “国家正在把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 即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性团体, 后者正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原先由国家承担的责任”。[5]

公民责任首先意味着公民对政府权力体系的认可及监督, 不仅指公民所要承担的权利和责任, 还有相应的义务。对其具体的含义, 吴威威认为, “实质上表现为公民基于权利作为或不作为的自由以及由此而承担的有利或不利的后果。”而对这种后果的承担, “实际上暗含着一种国家或社会对公民的强制, 这种强制的正当性来源于国家或社会制度的正义性以及公民对国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6]结合中国农村目前的情况, 指农民在通过各种方式, 比如村委会作为其代理人表达自己利益偏好既是公民的权利, 也是公民的义务, 既是对村民自治这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形式的认可, 也要在其框架下进行合理的利益表达, 并对自己的相应作为负责, 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偏好在既有制度的前提下寻求理性化的利益表达方式, 并积极探索更有效的表达方式来显示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偏好。

三、基于村民自治基础上的利益表达和公民参与:公共选择的路径

利益表达是公民参与的一种基本形式。阿尔蒙德的政治体系的观点成为现在中西政治学者普遍借鉴引用的经典理论, 他认为可从三个层次即体系、过程和政策来分析任何一个政治系统, 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是政治系统过程的起点, 利益表达就是提出政治要求和愿望的过程。[7]充分的利益表达可以达到政治上的利益平衡, 而这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通过利益表达, 使公民有途径和自由显示自己的利益偏好, 促使社会公正。但并不是所有的利益表达都能进入政府决策的选择中, 阿尔蒙德认为, 利益表达和能使他们成为权威性决策是根本不同的, 但正是由于利益分化背景下充分的利益表达, 才能使决策者在众多分散的利益表达中取得利益综合。农民对公共产品的真实需求和偏好通过何种方式和渠道表露出来, 是需求表达机制的核心, 公共产品本来就是民意集中的政治过程。合理的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可以将农民对公共产品的真实需求和意愿输入到政治系统, 成为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依据, 促使供给决策的“理性化”和“公益化”。而目前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基本上仍是单向决策, 缺乏农民表达真实意愿的基础和可行有效的制度化渠道, 因此在近年强调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完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情况下, 公共产品需求的表达权才是公民参与的核心。

西方公共选择学派的经典理论通常都是在民主制的前提下, 设计各种各样的“投票模型”, 通过公共选择的方式将分散的、个体的公共产品需求转化为集体需求, 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重点。“以手投票”的林达尔均衡模型和“以脚投票”的蒂博特模型是众多理论中最为代表性的, 但是这两种模型是在西方政治社会制度的前提下设计出来的, 不太适应中国农村的情况, 尤其是蒂博特模型更是与中国的现实不尽一致。

村民自治来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体制解体, 国家正式权力从农村回撤, 导致农村公共产品匮乏的状况, 实施的本意就是要农民自己决定如何提供自己所需的适合本社区公共产品。因此, 村民自治是目前结合中国情况可行性较强的公共选择的路径。

1.村民自治:村委会成为真正的农民利益表达代理人

一直以来农村村委会过度行政化。实行村民自治后, 村委会本应是农民自己选举代表自己利益的代理人来代替自己并在自己的监督下来管理农村社区公共事务,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委会的职责做了明确界定:“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但由于中国“党领导干部”的政治体制, 尽管在当初制定《村民自治法》时把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定位为指导关系, 而不是领导关系, 但实际上党支部一直在农村社区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委会还是要在村支部的领导之下工作。在现行国家财政体制下, 各级政府出于理性经济人的自利性, 对本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责任实施层层向下压、财政收入层层上收的政治操作惯性, 处在国家行政体制链条最低端的乡镇政府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承担者, 由于无力承担, 普遍把功能性权力留给村委会, 因此把本应政府供给的那部分农村公共产品责任推给了村委会。行政权的事实下沉造成村委会行政化倾向明显, 因此, 其根本不能代表农民的实际利益, 脱离了村民自治制度设计的初衷。

农业税取消后, 国家对农村的各项惠农政策越来越多, 村干部和农民没有了矛盾冲突的焦点, 关系缓和, 但由于村干部的工资改为由行政发放, “吃政府饭”, 成为政府的隶属“雇佣军”, 因此行政化趋势进一步显现。

目前一些学者对村民自治的实施效果感到失望, 认为村民自治的动力来源枯竭, 丧失实施下去的基础。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村民自治实施效果有限主要是因为技术操作问题, 而不是目标设计的失误。

要实行真正的基层民主政治, 就要集合本社区农民的真实意愿并给予合理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 而村民自治目前仍是一个最佳的制度安排。农业税取消后, 由农民自创的“一事一议”农村民主协商制度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一个较好的有效民主供给模式, “一事一议”正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但是由于目前农村“空心化”严重, 大量青壮年长期不在农村, 他们根本不能也不愿专程回来参加村民大会的讨论, 降低了“一事一议”的参与性和民主效率。因此, 把村委会转变为农民利益的真正代理人才是根本, 改变农民利益代理人失位的情况, 应是目前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中最为关注和应改革的焦点。

2.建立各种农民组织:农民集体行动的策略选择

在中国农村, 农民长期处于分散的、原子化的状态, 自身的政治资源非常有限, 相应的政治能量也非常低, 是一种非常缺乏力度的利益表达。另外, 个人也无法承担长期的、经常的利益表达的财力和精力, 阿尔蒙德认为:“坚持持续不断的利益表达, 其耗费量是很大的, 勉强能维持生计的集团和个人可能无力承担。”[7]因此, 个体的农民缺乏利益表达的动力机制。

以组织为形式的利益表达普遍效能较高。即便在公民社会里, 作为团体的声音远比单个公民的大, 整体的力量远比个体大, 因此政治效能也比个体高。在中国, 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等不同群体都各有自己的组织, 但农民除了村民自治这种组织形式的村委会外, 几乎无其他的组织, 而村委会的利益表达能力有限, 这在上文已分析。因此, 如果要提高农民利益表达能力, 完善利益表达机制, 就要建立各种农民组织, 比如政治性的、经济性的、农村社会性的组织。西方发达国家尽管农民较少, 但基本上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农民组织, 比如欧洲有跨国性的“欧盟农民利益集团”, 美国有美国农场局联盟、全国农村联盟、美国农业运动, 爱尔兰有爱尔兰农民协会, 在日本有全国农民总同盟、全国农业会议等。借助集体的力量选择利益最大化的方案, 这将是未来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农民集体行动的策略选择。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在商品经济高速发达、农民阶层日益分化的情况下, 农民在与外界的接触中, 知识和见识得到迅速的提升, 公私的界限和意识在大多数农民心里已非常清晰。随着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的增强, 他们对自己的利益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 对自己所需的农村公共产品以及何种方式供给及筹资方式等有自己的判断和想法, 因此, 成立一些专门的农民组织有利于农民的利益表达, 缓解农村的一些矛盾冲突, 分解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压力, 有利于农民基层政治的稳定。

参考文献

(1) 赵聚军.当代农民利益表达形式的转型[J].二十一世纪, 2007, (08) .

(2) 胡洪曙.农村社区的村民自治与公共选择——兼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J].财政研究, 2007, (02) .

(3) 吕宗麟.公民与文化——现代与后现代的省思[M].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 1998.

(4) 蒋传光.公民社会与社会转型中法治秩序的构建——以公民责任意识为视角[J].求是学刊, 2009, (01) .

(5) 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6) 吴威威.公民责任:逻辑前提与政治确证[J].唐都学刊, 2011, (01) .

公共文化需求 篇10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满意度,需求优先序,系统聚类分析

农村公共产品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基础。为了解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需求状况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一些丞待解决的问题。课题组于2011年1-2月对安徽、河南、湖北等9省进行了村干部和农户调研,结合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赴陕西、内蒙古、山西调研得到的30个村级样本数据,我们共获得47个村级样本数据和187个农户数据。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总量不足与结构失衡并存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闸门。制度变革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极大改进。然而,随着农作制度的非集体化变革,农村集体经济大多难以维系,部分基层组织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原有的依附于集体经济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也逐渐弱化,基层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大大降低。从各地调查看,当前我国乡镇财力困难问题尤为突出,基层政权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弱化,加之农民自我供给能力有限,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滞后,与农民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剧。

(一)总体呈改善趋势,但供给总量仍然不足

1. 农村饮水用电。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农民饮水、用电状况不断改善,但仍有部分地区存在饮水和用电困难。样本村中,有23.4%的村还没有通自来水,村民饮水主要依靠井水和河水。在已通自来水的村中,许多村水厂制水设施简陋,水处理工艺落后,输配水管网老化,饮用水质较差。部分村电网陈旧,电压不稳。从样本户看,有16.7%的样本户认为村里供水、供电条件不好,42.8%的样本户认为条件一般,二者占到了总数的近六成。认为村里供水、供电设施需要重修的农户占到19.4%。

2. 农村道路交通。

随着国家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农村道路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样本村中,有80.9%的村已经通了柏油路或水泥路。投资基本采取上级政府、村集体和村民集资相结合的方式,部分村得到了社会的捐助。尽管目前许多地区通乡、通村道路已经大为改观,但道路的等级较低,没有铺装路面的道路还占相当大的比例。不少样本村村内道路通行条件较差,村与村之间的道路通畅程度低,影响了农民的日常出行。从调查看,有50%的农民认为本村的道路通行不便,认为需要新建或翻修道路的农民占到67.2%。

3. 农田水利设施。

调查发现,不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农田水利特别是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都普遍较为滞后。大部分村的涵闸、泵站等水利设施基本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由于管护缺失,工程年久失修,又遭遇自然灾害,不少设施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导致“旱不能浇,涝不能排”。从样本户看,57.8%的农户认为田地灌溉不便,66.7%的农户认为村里的农田水利设施需要重修。

4. 农村医疗卫生。

在调查的村中,有43个村已经建立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覆盖率达到91.5%,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是,仍有不少村的医疗卫生条件还很落后,部分村的医疗卫生水平甚至出现下降。样本农户中,有32.8%的农户认为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不如五年前,最主要的三个原因是费用太高(33.9%)、本村医疗点撤销(23.7%)、医生水平下降(22%)。

5. 农村养老。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以及农村家庭小型化、农村社会空壳化,农村养老问题日趋严重。为解决日益突出的农村居民养老问题,2009年我国开始进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此后试点的范围不断扩大。从调查看,样本村的普及率还比较低,许多农户甚至没有听说过“新农保”。样本农户中有77.2%还没有加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关于没有加入的原因,有81.3%的农户是因为没有听说过,没有富余的钱交纳保险费而未加入的农户占10.1%。

6. 农村教育。

随着“两免一补”的实施,农村孩子上不起学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目前农村教育的突出问题,已经由“上不起学”变为“上不好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对全国17省2749个村庄的调查,教学质量已经成为农村居民在教育方面担心的首要问题,有76.9%的村认为农村教育最应该尽快解决的问题是保证教学质量,有23.7%的村认为应该通过加强教师培训来解决这一问题。从我们的调查看,认为农村教育质量比以前下降的农户占21.7%。由于部分教学点撤并,导致部分学生上学困难。有41.1%的农户认为孩子上学不方便。

7. 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业社会化服务主要包括农业生产资料统一供应、农产品的统一销售以及农业种养技术服务等。从调查看,只有少数村村民享有统一的生产资料供应和农产品销售服务。在调查村中,村民享有统一采购良种服务、农资服务的村分别只占14.9%,享有统一销售服务的村只占到8.5%,享有统一病虫害防治服务的村占21.3%。认为自己的种养技术不能满足生产需要的农户占35.6%,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培训的农户占到75%。

(二)政府投资占主导,供求失衡现象突出

实行分税制改革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后,由于财权上提事权下放,县乡基层政府预算外财政收入来源被切断,大多数地方预算内财政只够“吃饭”,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弱化。然而,由于公共产品的特殊属性以及政府以外其他主体发育滞后,目前大多数地区政府仍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供给主体。虽然部分地区特别是村集体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民自我供给公共产品的现象有所增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业化龙头企业等也逐步进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领域,但大部分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投资仍主要依赖于政府。从调查看,无论是生产性公共产品还是生活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投资都占了绝大部分。以乡村道路投资为例,在村级样本中,村道路投资平均金额为797867元,其中上级政府投资占到61.1%;村集体投资平均为214867元;村民集资占9.7%。修建自来水的资金来源中,25%的村完全是由政府投资,还有16.7%的村则是由政府部分投资。

在政府主导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投资,同时科学决策机制又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极易出现供给与需求错配的情况。从我们的调查看,农民最需要政府投资的公共产品需求次序大致为医疗卫生、社会救济、基础设施、教育、科技、文体广播。借鉴杨斌、龙新民(2007)的研究,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优先序依次为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文体广播、社会救济和科技。不难发现,政府供给与农民需求之间存在失衡。大体上说,农民首先需要政府提供满足其生存需要的公共产品,然后才是满足其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政府则容易受政绩动机的驱动而投资于一些投资周期短、见效快的公共产品,而对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需要大量投入而效果不太明显的隐形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这些公共产品恰恰是关系到农民生存权问题的最基本的公共产品,也是农民最急需的公共产品。

(三)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

与农村公共产品的建设相比,公共产品的管护更是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薄弱环节。调查显示,将近2/3的农户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管护应该由村集体负责,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村集体并没有担负起相应职责,农村公共产品的管护状况很差。在47个村级样本中,只有31.91%的村庄道路有专人维护。另外在“一事一议”的讨论内容中,只有37.84%的村讨论过项目完成后的管护问题。可见,农村公共产品管护薄弱,存在着“重建轻管”的问题。

(四)农村“一事一议”的覆盖率较高,但面临诸多困难

农村税费改革后,为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开。从调查看,随着国家“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力度的不断加大,“一事一议”制度的覆盖率逐步提高,特别是在东部集体经济较为发达的村,“一事一议”在促进村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调查的47个村级样本中,实施“一事一议”制度占到78.7%。“一事一议”的程序通常是由村干部提议,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举手表决,超过60%或70%同意则通过。讨论的主要内容涉及道路、灌溉、生活用水用电、植树造林等项目的筹资筹劳问题。

但是,由于“一事一议”制度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在实施的过程面临着诸多的困难:

1.召集会议难,导致“有事不议”。

在样本村,有的村庄的人口达到了几千人,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难度很大,在当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情况下,议事的难度进一步加大。部分村干部为了尽量避免麻烦,最终选择维持现状而不发起议事项目,造成议事项目过少。

2.筹资困难。

由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涉及出钱的事情通常会有困难,同时又没有明确的约束力,因此造成一些项目资金难以到位,最终导致项目无法开工或半路停工。在实施“一事一议”制度的村中,18.9%的村认为“一事一议”的主要困难在于筹资难。如果议事通过后有村民不交纳筹集款,会对农民进行一定惩罚的村仅有4个。

3.农户异质化,导致“有事难议”。

当前,农村社区中农户已经具有高度的异质性,他们在收入水平、收入结构和经济活动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持续扩大,进而使农户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意愿和筹资成本的分担能力的差异也在拉大,最终导致会议达成决议困难。有13.5%的村认为“一事一议”的主要困难在于统一意见形成决议难。

4.议成项目实施难。

通过调查发现,样本村议成项目最终的落实率不到一半,许多项目在商议成功后没有最终落实或完全落实。由于“一事一议”采取的是多数票通过原则,部分在议事过程中没有投赞成票的村民在费用实际筹资过程中常常不肯交钱,出现“谁同意谁出钱”的情况,导致实施项目的资金不足;少数即便投了赞成票并签字的农民,在真正出钱时却反悔或以各种理由推迟交纳,并引起其他农民的效仿,出现所谓的“羊群效应”,造成议事项目因筹资不足而放弃或中止。

二、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满意度及需求优先序

(一)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整体满意度不高

当被问及对村里目前水、电、路等公共设施状况的满意度时,受访者中回答完全满意的有61个,占33.33%,回答基本满意的有76个,占41.53%,二者合计占74.86%;回答不满意的只占到25.14%。这表明,农民对目前村庄内的水、电、路等公共实施的状况大多比较满意。当被问及对村里目前医疗、教育、卫生等状况的满意度时,受访者中回答完全满意的占15.3%,回答基本满意的占到43.72%,二者合计占59.02%。

仅从上述调查看,农民对当前所在村的公共产品状况的满意程度较高。但是,更深入的调查分析发现,这一结果可能存在偏差。当问及是否需要增加对村里的公共设施和服务建设的投入时,187个受访者中有155个回答需要,占到样本总数的82.89%;回答不需要的农户占到17.11%。这表明,大部分农民对增加公共产品的投入存在需求,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大部分农民对当前的公共产品现状并不满意或不完全满意。实际上,不论是对水、电、路等公共设施还是对医疗、教育、卫生,持完全满意态度的农户所占比都只在两成左右。同时,尽管回答基本满意的农民所占比在两个问题的答案中都很高,但这很可能是由于问题设置的模糊性和农民策略性回答所致。综合而言,由农民需求反推出的结果,即农民对当前公共产品供给现状的满意程度并不高,更具有可信性。

(二)农户对生产性公共产品的满意度高于生活性公共产品

为了解农户对不同类型公共产品的满意度,我们使用李克量表(Liker Scale)对10种主要公共产品进行了农户满意度调查。我们将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满意程度划分为“很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5个量级,并对每一个量级赋一个数值,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5个量级分别赋值为0、0.25、0.5、0.75、1分。经赋值汇总后,将各种农村公共产品按农户满意度得分进行排序。

由高到低的顺序为:生产性技术指导、农村养老保险、生活垃圾处理、农田水利设施、田间道路、乡村道路建设、广播电视网络、生活用水用电、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及新农合医疗保险。总体来看,农户对生产性公共产品的满意度高于对生活性公共产品的满意度。

(三)农户最需要的公共产品是农村医疗卫生、养老和道路、水利建设

为了解农户对各种公共产品重要性的认识,在调查中我们询问农户哪5种公共产品对他自己和村里人来说最重要。

显示在第一位上出现频数最多的是“农田、山林、水利建设”、“田间道路和乡村道路建设”;在第二位上出现频数最多的是“医疗保障及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在第三位上出现频数最多的是“生产技术指导和培训”;在第四位上出现频数最多的是“养老、社会救济”;在第五位上出现频数最多的也是“养老、社会救济”。为了反映农户对上述公共产品重要性的有效排序,我们进一步采取聚类分析中系统聚类(hierarchical cluster)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按照对农户的重要性,可以将农村公共产品大体分为四类。考虑到聚类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我们利用数据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无权重依次转移方式处理,得到的排序结果如下:

第一类为医疗保障及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以及养老、社会救济,属于第一层次。结合无权重依次转移处理结果,医疗保障及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要比养老、社会救济更为重要。

第二类为农田、山林、水利建设和田间、乡村道路建设,属于第二层次。结合无权重依次转移处理结果,田间、乡村道路建设要比农田、山林、水利建设更为重要。

第三类为饮用水改善,生产技术指导和培训和义务教育,属于第三层次。结合无权重依次转移处理结果,生产技术指导和培训要比饮用水改造、义务教育更重要。

第四类为农用电改造,生活垃圾处理,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市场信息服务,计划生育,大规模病虫害防治,文体设施及服务,属于第四层次。结合无权重依次转移处理结果,这几种公共产品按照重要性大小排序如下:文体设施及服务,大规模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服务,农用电改造,广播电视网络建设,生活垃圾处理,计划生育。

三、小结及建议

综上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存在供给总量不足、供需结构不匹配、供给主体单一、重供给轻管理等问题。对农户最重要的生活性公共产品是医疗卫生条件及养老、社会救济、饮用水改善、义务教育等;对农户最重要的生产性公共产品是田间道路、乡村道路、农田、山林、水利设施建设、生产性技术指导等。

针对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应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加大对基层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并逐步建立相应的资金使用监督机制,以规范和监督支农资金的使用,确保农村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持续发展。二是为有效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结构不平衡问题,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应首先向重点项目倾斜,主要包括农村医疗卫生、农村养老、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建设等。三是要充分发挥各种供给主体的优势。对于一些投资收益率较高,可能实现私人供给的公共产品,政府可以在明确产权的基础上鼓励私人供给。四是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管护机制,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要注意管护和建设并重。

参考文献

[1]孔祥智,李圣军,马九杰.农户对公共产品需求的优先序及供给主体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06(4).

[2]龙新民.《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6月.

公共文化需求 篇11

【关键词】英语定位 就业能力 职业需求 教学方法

近年来高职公共英语教学实际上承担着教学任务和“职业技能”培养双重任务,然而众多学院仍旧把重点放在训练考试上,根本就无法满足学生的职业需要以及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究其原因是根本没有对高职英语教学改革始终要突出以职业技术能力为核心的教育思想深入了解。本文通过剖析国家政策,并深入学生与企业间调查,总结出了满足职业需求的高职公共英语的教学方法与途径。

一、公共英语的地位与作用

2000年《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提出特别注意加强听说技能的培养。2008年修订中,提出高职高专英语教学进一步贯彻“加强实用、加强表达、加强听说”的 “三加强”的要。而2010年《高等职业教育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明确提出侧重职场环境下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将公共英语学生能力培养方向的定位方向于职场之中。

因而高职公共英语是遵循“应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在专业中凸显基础性地位和工具性作用。尤其是2012年6月14日发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提出高等职业教育重点培养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的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的技术技能人才。因此告知公共英语是将基础英语和职场英语内容进行有效深度融合在专业支撑中突出的是其高等性,职业性与服务性。

二、调查报告与座谈分析

1.根据职院校非英语专业英语学习动机与职业需求相关性对旅游、西餐、中餐烹饪、物流管理、市场营销、计算机网络技术、会计电算化、国际经融、国际商务等非英语专业进行问卷调查,共发出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763份,有效率95.4%,应用spss21.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的统计描述采用百分率进行描述。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工具性动机的指数超出其他,所以唯有确定职业需求动机,学生受利益刺激,对英语的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对英语的热情也就提高了。

2.在举办一系列与在校生毕业生用人单位的座谈后,很多学生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没有一个准确定位,而英语运用能力却越来越受到用人单位的重视。因而外在动机在英语学习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对于高职院校的英语教师来说,我们应该在研究并了解岗位需求和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基础之上,发现两者之间的密切相关性,最终达到实现教学与岗位的对接、满足就业市场和职业岗位需求的目的。

三、公共英语的教学方法与途径

1.明确学习动机,满足职业需求。

(1)以职业需求为动机开发和构建英语教学内容体系。首先分析英语职业,按照行动的逻辑选择教学内容,将工作体系的要求转化为教学内容。而后根据各专业工作岗位或岗位群确定职业标准职业素养标准,要求各专业院系、行业企业合作,制定行业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把职业需求及所需职业素养把要求融合于英语各教学单元,从而保证了课程的职业导向性。

(2)深层次校企合作是加强英语职业素养训练的主要途径。职业能力的培养和职业技术的获取,决定了工学结合是英语职业能力培养的根本途径。以工学结合为根本的“学中做”与“做中学”体现的是英语学习性生产和生产性学习的基本规则。在这种机制下,英语职业能力与工作实践的深度融合使学业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地融为一体。

(3)企业文化英语需求成分逐步融入校园文化,促进学生职业素养的不断提升。将企业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中,高职生英语职业素养也在潜移默化中逐步提升。为学生积极搭建职业素养内容丰富的校园英语文化活动平台。校园英语文化的长期熏陶会让学生的职业意识和职业素养不断增强。

(4)行业企业参与英语课程开发是教材建设的基本保障。行业企业参与英语课程开发,让企业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前端,保证了英语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的职业导向性。在校内实训、顶岗实习等实践环节共同制定英语职业素养教育的内容。开发出反映行业企业的英语实际需求职业标准,加强了英语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与职业标准衔接的可能性。

2.实现教学改革,加强课程建设。

(1)大班教学与小组协作齐头并进。在高职公共英语课堂皆是大班学生,为了优化大班教学效果,让各种基础的学生都参与进来,教师让学生分组活动,组织任务多样的满足职业需求的活动情境教学,让学生身临其中。如展览会,用英文介绍各种展品,与客户交易等。同时开展第二课堂,召开大型的烹饪小吃街,招聘会,旅游景点介绍等等。

(2)重构模块与辅助教材并列前行。为了满足职业需求,教师拆解模块,选取与本专业学生相挂钩的部分是十分有必要的,并以此展开任务教学以及职业和文化素养的拓展。教师还需根据学生专业技能需要,在企业人员协助下编撰辅助教材,以满足各专业不同的英语职业需求以及职业本位能力的培养。同时加大听说部分,以适应涉外交流需要,增加社会竞争力。

(3)教学考核与职业能力并驾齐驱。学生在职场中最主要的体现就是现场交流能力,因而设置职业英语技能的口语考核,并加大形成性评价所占比例,才能让学生从而为岗位需求而努力学习。引入教育部职业核心能力办公室的职业核心能力测评体系,每学期末在学生中开展测评工作,进一步促进学生职业核心能力的提升。

四、结语

随着社会发展,高职公共英语教学的培养目标上应定位于高技能型外语人才,更注重培养学生就业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英语课程设置上,既要保证高等教育的特性,又要将职业技能培养融入英语学习中。这样公共英语教学才能让学生明确学习动机,提高英语职业适应能力。

参考文献:

[1]王祥林,杨凤翔.基于职业素质培养的高职普通文化课改革思考[J].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09(2).

[2]李刚.高职基础英语与专业英语教学的衔接[J].职教论坛,2009(11).

[3]赵芝英.试论以就业为导向的模块化的高职英语教学体系[J].2008(4).

[4]刘黛琳,张剑宇.高职高专公共英语教学现状调查与改革思路[J].中国外语,2009(6).

[5]贡立.以就业为导向,培养高职学生基本职业能力[J].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2009(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职院校非英语专业英语学习动机与职业需求的相关性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公共文化需求 篇12

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 公共服务部门的职能在发生转变;同时, 网络化数字化也给当前公共图书馆的馆藏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 馆藏内容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第二, 馆藏的目的由“学术利用”和“实际利用”转向面对普罗大众的“公共服务利用”;第三, 馆藏的方式变得数字化和多样化;第四, 馆藏资源由封闭化转向共享化和联盟化。

馆藏目的的转变主要在于公共图书馆的职能由“藏”转向“用”。在过去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群体主要是高校研究人员, 政府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而现在公共图书馆更多是履行地方的公共服务职能。这就让公共图书馆的馆藏资源的服务对象面向了更多没有特定阅读方向和阅读母的的普通民众。馆藏的建设更多融入了“以人为本”, “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思想。这就造成馆藏的目标逐渐由学术型转向为休闲型, 而如何在这个过渡过程中找到两者之间的均衡时馆藏建设的重中之重。

馆藏内容的变化主要是指公共图书馆馆藏由过去的“求大”“求全”转变为服务广泛大众的实用性馆藏和特色馆藏。在过去公共图书馆的馆藏的内容主要追求馆藏的丰富性, 公共图书馆往往包罗万象, 其馆藏资源设计哲学, 政治, 历史, 经济, 科学, 文化等各个方面, 同时还要收集各类期刊, 杂志, 报纸, 馆藏的内容建设立足于充实性, 广泛性和全面性。简单的说就是追求量的积累。而随着公共图书馆向公共服务部门方向的转变, 它的馆藏内容更多求质求精。由于一般大众对图书的需求和阅读方向的作用, 公共图书馆逐渐淘汰重复性馆藏和无保存价值的馆藏, 利用数字化的统计, 图书馆管理机构可以有效统计出各类图书的阅读率和借阅率, 从而淘汰那些利用价值不高的图书。而新的馆藏建设, 更多的引入一些畅销类书籍和工具性书籍, 以满足公共服务的需求。

馆藏方式的变化主要是馆藏建设由过去的实体馆藏与网络时代的数字化馆藏相结合。在过去, 公共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主要指的在藏的书籍, 文献, 档案和光盘, 磁带能电子出版物。而随着数字化和网络化进程的推荐, 公共图书馆势必要加大自身数字化建设, 加大自身信息化资源的建设。网络使得图书馆为工种提供服务更为便捷, 同时数字化共享的自身方式为馆藏建设节省了更多的储藏成本, 也能适当避免实体馆藏的重复性储藏造成的资源浪费。

馆藏资源由封闭化向共享化的转变也是公共图书馆未来馆藏方向之一。在过去, 公共图书馆更像是一个个独立的精神王国。馆藏资源的流动性和共享性严重不足。各图书馆各自为政, 馆藏资源存在严重交叉重复, 而又缺乏互补性。对于公众的阅读需求更多是自发的, 局部的, 没有整体性的方式进行。随着公共服务部门对公共图书馆的统筹协调, 各图书馆势必加强馆藏资源的互补性和特色性, 避免同质性造成的资源浪费。

公共图书馆这种需求导向的转变对于图书馆的馆藏建设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一方面, 随着我国精神文明的建设和民众“公民意识”的增强, 大众更渴望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信息, 而公共图书馆也需要逐渐转变满足公共这种需求。另一方面, 随着公众受教育成都的提高, 其它获取信息渠道的增加 (例如谷歌在线阅读, 维基百科等基于引擎搜索的信息传播方式) , 人们对于阅读的自主性和选择性增加。公众对于公共图书馆的需求逐渐多样化。为了满足这种大时代背景的转变, 公共图书馆的馆藏建设势必要转化思维。

首先, 要加强对馆藏建设的整体规划。需求导向的馆藏建设是一个城市公共服务整体规划的一部分, 图书馆是一个整体体系, 而不是仅仅立足于自身。在公共图书馆的馆藏建设中, 要协调好各同级图书馆之前的资源共享和各自特色, 避免资源的过渡重复和浪费。公共图书馆有计划和系统地根据需求建立馆藏, 并且分析馆藏合理性, 总结馆藏特点, 分析读者使用馆藏情况, 以保证能够利用馆内及馆外图书资源和文献资源满足公众信息需求的过程。馆藏规划的内容包括:分析读者需求、制定馆藏发展方向、预算文献资源经费、订购、储藏、典藏、评价及馆藏淘汰与补充等活动。

其次, 要拓宽馆藏资源的来源。多样化、数字化都给馆藏建设带来新的思路。传统的典藏工作是馆藏部门将所购图书经过验收、编目与进入流通部门的工作。而网络时代, 读者更倾向于从网络上获取信息, “足不出户已知天下事”, 馆藏工作必然要与网络相结合:建设传统馆藏与开创数字馆藏相结合, 努力让文献服务与开展情报服务相结合, 满足读者潜在需求与满足现实需求相结合。

最后, 公共图书馆的馆藏工作作为公共服务的一部分, 势必要考虑经费的利用效率。随着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馆藏资源与经费使用的效益之比也是馆藏工作要重视的, 盲目采购重“量”轻“质”的时代过去了, 用最少的财政经费最大程度上满足读者和公众的需求是未来馆藏工作的重点。随着时代发展, 某些期刊在公共图书馆的阅读率越来越低, 它们更适合有着专业研究的高校图书馆, 而如果听着订购这些期刊可以节省很大一部分经费又不影响公众的阅读需求;再比如, 随着数字出版物的出版, 某些传统的纸质出版物逐渐被数字化在线阅读和图书数据库替代, 而数字化图书的成本往往远低于纸质出版物, 这也是合理利用经费的一种方式。

在城市的历史进程中, 公共图书馆曾经起到了极为重要, 开启民智的作用, 时代的变化和网络的发展让图书馆对于精神资源的垄断性正在逐渐降低。如何调整思路, 基于公共需求导向, 做好公共图书馆的馆藏建设对于未来公共图书馆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摘要:随着公共服务部门职能的转变, 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更多向公众的阅读需求的要求靠拢, 传统的公共图书馆馆藏思路需要转变。本文从公共图书馆馆藏建设的现状和方式两方面出发, 探讨了基于需求导向的公共图书馆馆藏建设。

关键词:馆藏建设,需求导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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