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古村落

吉安古村落（通用3篇）

吉安古村落 篇1

吉水县湴塘村,是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故乡。杨万里(1124—1206),字廷秀,号诚斋,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进士,为官清正廉洁。奸相韩胄当国,他家居十五年不出,以忧愤国事而卒。

他一生作诗二万多首,独创“诚斋体”,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曾有重大影响;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中兴四大诗人”。

湴塘自古以来,就是“有田可耕、有桑可采、流水潺潺、莲荷茂盛”的鱼米之乡,更是文风鼎盛、人才辈出的文化名村,除杨万里外,还哺育出南宋时期的“江西三瑞”之一杨伾,民族英雄杨邦,被宋宁宗成为“当今廉吏”的杨万里之子杨长儒等.美丽的风光、严密的宗法制度和重教尊儒的文化传统是湴塘代有人杰的原因所在。

湴塘至今古风尤存，一座南溪桥，为宋时进出湴塘的必经之地，村西莲花形山，有杨万里墓葬．村里珍存了一套木刻版杨万里诗文全集。数十幢青砖黑瓦的古建筑，是湴塘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传统的写照。

塘边村距安福县城30公里，背靠青山秀水，环境幽美。村内的古民居群，展现了明清建筑风格，池塘星罗棋布，古村绿意盎然，一派江南水乡风光。“八栋屋”是老大刘致美所建，占地面积1280平方米。砖木结构，硬山顶，巷道由青石板铺就，房屋正面有两个大门，室内装饰兽禽花卉、戏剧人物故事，或雕刻或彩绘，内容丰富，工艺精美。

“大夫第”是弟弟刘继美所建，占地面积约500平方米，正房门楣横镌“大夫第”三个楷体大字，其上嵌戏剧人物故事石雕，屋内有三个藻井，柱础、雀替、隔扇、窗棂皆以鎏金木雕装饰。

大江村在泰和县城南马市镇，原名蜀江村，“村居蜀水岔道注入赣江的汇合处”，而由此得名。清朝中期更名为大江下村。

大江村欧阳氏自南宋初年从万安县常溪迁来，至今800多年，这里一直文风鼎盛，从明永乐甲申年至清乾隆辛巳年360多年间，有21人名列进士榜，创造了“父子进士、朝天八龙、鸣阳三凤、兄弟尚书、三世宪台”的人文盛况。其中明代永乐年间欧阳哲兄弟三人都为进士，谓“鸣阳三凤”；正德年间欧阳嵩兄弟八人高中进士，是谓“朝天八龙”。穿行于村庄数十幢青砖黑瓦的古朴建筑中，观赏木刻石雕、鎏金字画，蓝天上白云悠悠，樟树间鸟雀跳跃，恍惚中似有琅琅读书声缭

绕雕梁。

大江村世代种植甘蔗和茶树。甘蔗和茶叶，一甜一苦，人生况味，尽在其中。世世代代的大江村欧阳氏，是否由此参透了做人的真谛？甘蔗和茶叶，是否为这古村落人才辈出的天机所在？

渼陂古村，位于吉安市青原区文陂乡，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这里汇发达的古代商业文明以及红色文化于一体。规模宏大的明清建筑，鳞次栉比；数不清的石刻、木刻、彩绘、楹联、牌匾、雕屏，无不隐含了庐陵人非凡的智慧和生活趣味，折射出精深博大的庐陵文化的熠熠风采，更记录着块红土地的沧桑岁月。

渼陂古村山抱水环，天然形胜。村庄占地一平方公里，有600户，2800余人。村民全为梁姓，由南宋初年梁氏先祖在此开基。全村现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367栋，其中祠堂7座，书院5座，牌坊3座。村庄布局错落有致，八卦巷道，卵石路面，村内28口水塘环绕，取二十八星宿之意。所有古建筑的门楣、藻井、窗棂、门柱、影壁、山墙，或为书画，或为雕刻，内容不同风格各异，反映出不同的时代风貌和不同主人的理想情趣。其中总祠永慕堂，占地一千多平方米，翘角飞檐，镂花斗拱，红石檐柱，石柱四面皆镂刻着嵌有“永慕”二字的20余副长联，可以看作楹联、书法、石刻、建筑艺术于一体的民间艺术博物馆。

20世纪20—30年代，这赣式民居里曾召开了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会议——“二七”会议，现旧址仍存。这里留下了毛泽东、朱德、曾山等革命家的足迹。红四军旧址、江西省苏维埃总工会旧址和毛泽东等人的旧居，给古老建筑注入了全新的内涵。共和国名将梁兴初、梁必业、梁仁芥将军，革命烈士梁一清，都是渼陂古村人。

唐贤坊村

“赞侯推高第，午峰护名门”，“面对吴峰一门竞爽，积德唐代八叶名家”，道出了唐贤坊村的水土风貌和文化渊源。唐贤坊村位于吉安县吴仙山和禾水之间。始建于宋代，现有96户，400多人。建造者非常追慕唐代，认为“以世之贤，莫盛于唐”，于是“坊题唐贤”。

唐贤坊村至今保存完好的清代古建筑前呼后应，首尾相连，全村仅三座门进入。村内巷路相通，横平竖直，所有建筑大到一门一窗，因居室主人的身份、趣味、理

想以及建筑功能而选取。或祥龙丹凤，或蝙蝠蝴蝶，或飞禽走兽，或名花珍卉，或人物故事。有的门壁，凿书“程子四箴”之类，以便日日默诵。

历代唐贤坊人，走的是耕、商、读相结合的道路。清代唐贤坊人纷纷走出故土，到湖广、云贵川等地经商贸易，敛财后回乡大造屋舍，唐贤坊村一时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贵村。又捐资建学，培植文风，唐贤坊一度以文明而彰显。仅清道光九年后，全村因本身或因子孙贵而晋赠祖辈或各种官衔者计四十六人之多。中国古村——唐贤坊村风韵（图文）

温振春

前不久，我踏访了在当地小有名气、外界尚鲜为人知的古老村庄———江西吉安县横江镇唐贤坊村。

该村位于吉安县西南10公里处。据史载，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横江镇滩头村（现为江边村）的萧懋爵按“以世之贤，莫盛于唐”的构思，于江边村东立“唐贤坊”，并建村称“唐贤坊村”，命次子萧登分居该村。萧姓在唐贤坊村已繁衍生息了二十八世770多年。

走到村前，一座居中屹立的砖木结构的祠堂雄伟气派。祠堂正门之上横挂着“萧氏宗祠”4个绿底金字匾额。另有一“大夫第”横匾，则显示萧家乃名门望族。步入祠堂正厅，中堂横匾上刻着“敦伦堂”3个苍劲而庄重的红底黑字。敦者治理也，伦者五伦也。据萧氏族谱记载，“萧氏宗祠”始建于宋，毁于元，明代复建，清雍正年间又毁于火，乾隆三十年（1765年）重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扩建。

五排30多栋，占地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砖木结构的古民居，就分布在祠堂两侧及后面，构成了这个古村落。村中铺有20多条纵横交错的鹅卵石巷道。走进巷道，仿佛穿越在历史的时空隧道，分明是踏进了古民居建筑展览馆。从外表看，古民居的款式基本相同，每栋房子两侧向上突出12个垛子，4个墙角均从地面竖砌一块1．2米左右的红皮石条，上面再横砌一块，用以保护墙角。外墙所有的门窗框子均为红皮石条架构。五排古民居中，前排的面积较小，稍低；第二至第五排的房屋高大宽阔。每栋房子之间既有巷道相通，又有边门相隔，只要将边门一关，就是一个壁垒森严的深宅大院。

这些古民居室内的结构颇有特点。所有的木质门窗都雕有龙凤、麒麟、花朵等精致的图案，不少烫金的图案至今仍金光闪烁，光彩夺目；大厅板墙上方绘刻了花鸟虫鱼、山水风光和人物典故等栩栩如生的图案，以衬托唐宋名诗的意境；为人处世的名言警句随处可见，使人置身一种高尚典雅的文化氛围之中；厅堂内镶嵌图案的八仙桌、太师椅和神龛，经过数百年时光的镀烙，显得老成持重，似乎它们就是见证古村历史的发言人。

唐贤坊村历来倡导尊贤重教，建村之后，先后在村东和村西建了两个书院。村西的书院是栋1厅4房两层的砖木楼房，二楼建有阳台，楼前空出小院，书院雕梁画栋，一派富丽堂皇。置身其中，仍可感受到当年书声朗朗的书香氛围。一村两书院，加上良好的学风，使该村人才辈出，远近闻名。据其《家谱》记载：仅清道光九年（1830年）至清朝末年，萧家祖辈中获中宪大夫、奉政大夫、儒林郎、文林郎、登仕郎等官衔的达46人；因夫贵妻荣或子贵母荣而被授予恭人、宜人、安人、儒人等誉称的妇女达36人。

在唐贤坊村西约200米处的江边村，建村略早于唐贤坊，是一个具有802年历史的古村。该村一大片古色古香的古民居和两座萧氏宗祠亦保存完好，与唐贤坊村形成了一个古民居群。

如今，建设中的赣粤高速公路紧挨村西而过，村后禾河上正飞架一座漂亮的高速公路大桥，给古村平添几分现代文明气息。当地政府正在加紧对唐贤坊村的保护与开发，并热忱欢迎海内外游客前往考察研究、旅游观光。（照片均为旷喜保摄）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2年02月20日

卢家洲村

公元882年,江西第一个状元卢肇在吉州刺史任上过世。600余年后明宣德四年,他的后代袁州(今宜春)卢塘村人卢仲文,为纪念他,举家迁居吉州。卢仲文选择了今吉安市北,泸水与禾水汇合初处,在一棵几百年树龄的罗汉松旁,建造房屋。这就是后来的卢家洲村。

今天卢氏在这里已经生活了16代。那棵罗汉松被视为“卢家洲三宝”之一,也

有千岁高龄。高近30米,四人方可合抱,盘根错节,状如伞盖,生机勃勃。

卢家洲人珍爱罗汉松,罗汉松见证着卢家洲的历史。

燕坊村

燕坊，原名鄢家坊，距吉安市15公里，位于吉水县赣江西岸。村庄现有160余户人家，600多人，村庄现有160余户人家，600多人，鄢、饶、王、刘、肖、郭、江、邓八姓杂居，而以鄢姓居多。

燕坊村坐北朝南，有宗祠、学舍、民宅等明清建筑160余处，整体结构分别为倒凹字型、日字型和口字型。村里有糕饼店4家，书院两座，茶坊3座，糟坊、药店、肉案、杂货店一应俱全。

村人极为重视门楣，红石门楣分别雕饰人物故事、花卉兽禽，还依主人的情趣镂刻了不同的书法对联和横披，横披如“字水潆洄”、“三槐第”、“青阳绚彩”、“秀毓山川”、“水绕山环”、“水木清华”等，宛如一座古代门楣展览馆。

一座民居或一座宗祠的门楣是一家或一族人的脸面。燕坊门楣的奢华装饰，讲述着一个村庄不凡的历史。据载，古代燕坊人依赣水之便，常乘舟下长江至四川湖广一带经商，明末清初极盛时，有闻名于长江两岸的鄢姓力诚经商号、饶姓宝兴裕商号、王姓王世太商号。燕坊人在外相互团结，甘苦与共，返乡则大兴土木，竭尽奢华；捐官捐爵，以彰显门庭。村里许多“大夫第”之类牌匾，便由此而来。

钓源村

吉安市西行20公里，至兴桥镇北行，古樟成林，茂密葱茏，绿叶掩映下，青砖黑瓦若隐若现。村里长幼妇孺，怡然自乐，仿佛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为钓源村。北宋年间，与欧阳修同宗的欧阳氏后裔在此肇基，距今近千年。村人尊欧阳修为宗，村内建有文忠公祠堂，“文行忠信”牌匾至今高悬。村庄建筑东西南北向，布局呈八卦图形，宛如迷宫。青石板铺成的巷子前窄后宽，150余幢至今犹存的古建筑的屋角皆为弧形，大门斜立，人戏称“歪门邪道”。依村七口水塘，取“七星伴月”之意。古建筑内外亦有木雕、石雕、木刻、石刻、彩绘和镏金字画。如镏金图《访贤才于渭滨》和《求富亦求寿考》，人物笑容可掬，服饰鲜活，车銮华盖、滩石树木、山水云霓，都完整生动。陈列于各家的朱红色鎏金雕花架子大床，分别雕饰了

麒麟送子、喜鹊登梅、八仙过海、竹节梅花图。钓源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意趣，尽在其中。

钓源村的先祖崇尚遁世，建筑和装饰也无不透露出一种隐逸遁世的道家色彩。而村庄的历史却有过繁华和喧嚣。清咸丰年间，石刻、木刻、彩绘、楹联、牌匾、雕屏，有1300多户，人口近万，店铺60余家，此外还有戏园、赌场、跑马场等，号称“小南京”。方圆数百里的官宦富商，经常来这里博彩听戏，品茶饮酒。这当时远近闻名的乡间都市，昔日繁华至今依稀可辨。文宗遗迹、八卦村形、商贾世家冶游的场所，这些给钓源村抹上了一层迷人的色彩。

吉安古村落 篇2

1 陂古村空间形态、艺术特色

陂古村地处江西省庐吉泰交汇点, 有“庐陵文化第一村”的美称, 村内建筑保存基本完好。我们对古村落的保护研究从本源入手, 探寻其生长的记忆, 使村落的发展脉络连续而清晰。

1.1 村落空间形态

美国学者凯文.林奇在对城市空间形态的认知意象分析中认为, 城市空间环境是可识别和可意象的[1], 并概括出城市意象的五要素即:路径 (Path) 、边界 (Edge) 、区域 (District) 、节点 (Node) 、标志 (Landmark) 等。这五种元素构成了人对空间认知的基本框架, 整个村落的布局是该理论在空间设计中的运用。

1.1.1 边界———传统外立面。

从陂村来看, 实际上是以传统建筑的立面来提示空间特色。陂村建筑虽历经千年岁月的沧桑, 但仍保留众多精美绝伦的门楣石刻, 青砖马头墙线雕琢细致, 外墙窗框和门框清一色的用当地一种叫红石的材料勾边, “古色”与“红色”相得益彰, 与巷道围合形成一种具有丰富、深刻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的空间环境, 体现古村落的特色, 加深人们对其认知。

1.1.2 区域———村落。身临古村落, 便有回到旧时领略故人风采的意境。不仅是看一眼, 而且是深入其中之后, 获得一种心理和生理感受。

1.1.3 节点———宗祠、书院、教堂。

自宋代开始, 陂村先人便重视宗祠的建造。自古奉行尊师重教, 修建有养源、明新、敬德、振翰等书院、学舍, 教育后人;被称作小洋屋的教堂则是民国初年的建筑, 曾是重要的革命活动地, 其外观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思想以及古代建筑向现代建筑形式的过渡, 正立面和山墙面分别是中式和欧式风格。

1.1.4 标志———牌坊。

标志物是一个区域的标志, 村口100见方的小广场的牌坊上书“陂”二字, 一切都从这个牌坊开始。陂村的牌坊分三类, 牌楼式门一一古槐第牌坊、牌坊式照壁———“多留余地”坊外, 和另外两处真正意义上的牌坊———贞节坊。

1.2 村落布局的风水说

传统民居的成立要素之中, “风水”是关键性的要素。陂古村地处吉泰盆地, 土地肥沃, 历史上就以农业为主, 其地形芗峰东立, 象岭西护, 瑶山南耸, 富水北流, 山抱水环, 即通常所讲的“负阴抱阳, 背山面水”。古村面积约一平方公里, 布局错落有致, 八卦巷道, 排水设施完备。村里有28口水塘, 口口相通, 错落有致地排出八卦图形, 象征天上的28星宿护卫整个村落。据称“门前有水, 财源茂盛”。富水河畔的陂头古街由于水运的便利, 热闹非凡, 有的店铺屋后另建专供货船装卸的货物仓储间, 谓之“漕房”, 便于货船停靠。许多宅前无水的民居则挖土开池, 以象征“吉利”。

2 陂古村保护的不利因素

陂古村有上千年悠久的历史、完整的古建筑群、丰富的文化特色, 在保护和发扬乡土建筑的今天, 充分开发利用卢陵文化的宝贵价值, 有利于我们弘扬传统文化精华。但是, 从那些封存的记忆中挖掘适合当代、利于自然和人类的文化、建造经验和作法有一定难度, 对古村落保护利用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因素, 我们不能盲目乐观。

2.1 居民改造原有住房与保护传统民居的矛盾

生活方式与观念的改变使得人们已不再固守大家族聚居之风, 原有的单元重复式合院民居的功能布局采光通风不够理想, 基础设施配套也相应缺乏。因此, 居民普遍有改造原有住房的迫切需求。但是, 由于古村落是以其整体风貌来体现历史文化价值, 从历史保护的角度出发, 居民私人翻建房屋的行为不被允许, 会被视为破坏历史文物风貌整体性。

2.2 古村落的开发利用与资金缺乏的矛盾

由于政府资金缺乏, 使得修缮搁置。但民居年久失修, 已不能满足居民追求现代化生活的需要, 从而导致大部分居民迁出原住房, 原民居或留老人看守, 或闲置。这种情况造成原有社会关系破坏和社会结构改变, 造成古村落缺乏生活活力的现状, 成为空有其表的构筑群。

2.3 建筑材料、工艺的变革与原有建筑风格保留的矛盾

时代变迁带来了建筑材料的巨大变化。传统民居中常用的青石板、灰砖、红石在现代比较少见, 而且施工程序相对复杂, 掌握传统建房技术的木匠已难觅得, 建房所用的传统镂空雕花门窗等传统工艺、技术多已失传。因此, 建筑的结构、面貌都与传统民居风格大相径庭, 对传统风貌的延续造成很大影响。

3 陂古村的保护利用

3.1 保护传统民居文化

传统村落的利用, 应将其历史文化价值的利用放在首位。传统民居文化是种非物质的文化形态, 陂村正是由于其具有特色的文化积淀产生了传统民居的美, 构成了独特的风格。

3.2 建立建筑师责任制

在当地政府财政资金并不富余的情况下, 成片的保护、改造有一定难度, 对自然环境有破坏性, 相对机械。可以考虑建立一种建筑师责任制, 让村民了解传统民居的历史文化价值, 对村民追求时尚与现代、缺乏对传统历史风貌整体维护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加以正确引导, 从计划、设计到施工指导村民自己改造, 保证政策到理论、理论到实践的连续性。

3.3 开发旅游产业

传统民居科学保护应该与开发利用并进, 通过适度旅游开发传播庐陵文化, 传承古村落历史风貌。

3.3.1 发展旅游的重要基础是历史风貌的完整性。

新建的民居按传统做法采用传统材料建造。红石是陂村传统民居采用的一种特殊的建筑材料, 几乎所有保存下来的民居门窗和井口都尽量以红石为框;古老的民居建筑要求尽可能保存;对损坏严重的古屋进行维护时, 尽量选用旧料。对村落巷道进行修复时, 就地取材, 采用鹅卵石和青石板铺设, 既保持原有历史风貌, 又达到了节约、环保的目的。

3.3.2 发展旅游和保护历史文化风貌要和村民的物质生活进步相结合。

过度的商业旅游开发行为会造成对古村落人文环境的冲击, 进而导致村落旅游经济受到损害。陂古村目前的旅游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 未出现商业泛滥的情况, 但需防患于未然, 否则我们又将失去一个珍贵的传统村落。

4 结束语

时代的脚步在加快, 保护这些具有深刻的艺术、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迫在眉睫。保护传统村落, 不仅是为了保存珍贵遗存用作展览、开发旅游, 通过旅游开发更进一步促进珍贵遗存的保护, 更重要的是保护传统村落的历史传统和人文精神, 留住村落的优势和文脉, 留住其原有的文化积淀, 在继承和发展的形势下, 让传统村落续写自己的历史。

摘要：村落作为聚落初始原型中的重要形式, 研究它对城市发展有深远意义。本文从路径、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等方面阐述江西省吉安市陂古村的空间形态及艺术特色, 分析保护陂古村的不利因素, 并针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提出了相应对策与措施。

关键词：传统村落,空间形态,艺术特色,保护

参考文献

[1]大卫·格里芬, 王成兵译.后现代精神[M]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1]大卫·格里芬, 王成兵译.后现代精神[M]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2]肖国云.浅谈风凰县古城传统民居的保护[J].城市规划汇刊, 2001 (3) .[2]肖国云.浅谈风凰县古城传统民居的保护[J].城市规划汇刊, 2001 (3) .

[3]汪自力, 等.中国传统民居建筑[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社, 1994.[3]汪自力, 等.中国传统民居建筑[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社, 1994.

[4]邱丽, 渠滔, 张海.广东五邑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特征分析[J];河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1 (5) .[4]邱丽, 渠滔, 张海.广东五邑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特征分析[J];河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1 (5) .

浅析徽州古民居村落历史文化源流 篇3

关键词：徽州；古民居村落；历史文化；规划选址；地理环境；人文环境

中图分类号：K8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6-0037-03

徽州，古称新安，今为安徽省黄山市，坐落于安徽省的东南部，历史悠久。古时的徽州，辖区包括一府六县，分别是现在的歙县、祁门、绩溪、黟县、休宁、婺源。古徽州被称为“东南邹鲁，礼仪之邦”，不仅有徽商闻名天下，还有“文献之邦”的美称。徽州古民居具有中国传统画一般的自然美、质朴美，在中国古代传统建筑中独树一帜，徽州古民居村落以其独特的规划设计理念和与自然环境的完美结合，吸引着众多学术界专家学者的探寻[1]。本文试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方面，对徽州古民居村落历史文化源流作简要分析。

一、徽州古民居村落的地理环境

在建筑形式的发展过程中，地区的自然、社会条件对地区建筑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徽州古村落的民居建筑形式具有的特色与当地独特的生态自然环境是息息相关的。植根于当地自然环境中的徽州古村落的建筑选址都非常仔细，一般选择有山有水之地，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2]。

（一）地形地貌

“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徽之四境：东有大郭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即山为城，因溪为陛。百城襟带，三面距江。地势斗绝，山川雄深。自睦至歇皆为鸟道，萦纤两旁，峭壁仅通单车。……水之东入浙江者，三百六十滩，水之西入都阳者，亦三百六十滩。……船经危石以止，路向乱山彼行。……以此守固，孰能逾之。”(清·顾炎武)

徽州地处大山深处，主要由丘陵、盆地和山地构成，而山地和丘陵占去了绝大部分，因此徽州的交通不便，地形崎岖，同时又具有典型的南方美丽的田园风光。这种四面环山而又风景秀丽的特点，一方面为古村落中人们生存发展和生产生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也符合众多为躲避战乱或厌恶仕途归隐田园的人们的追求。

徽州当地的土地稀少，在当地流行着一句“八山一水一分田”，很好的表达出了徽州的地理自然环境的恶劣，处于山地的徽州村落为了便于交通，一般都坐落于在山坞、山腰、垭口旁边，尤其是一些交通枢纽之地，往往是村落与外界物资交换的中心地带，在这些地方一般都会形成较大的村落。

（二）气候特点

各地区的自然气候环境一直对当地建筑的空间布局、人们生活形式以及建材的选择等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小的方面有建筑物的门窗尺寸大小、房顶的陡峭程度以及采用的风格等；大的方面包括民居之间的距离，这些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当地气候因素的影响，建筑布局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3]。

徽州地区受到北亚热带湿润的季风气候影响，气候温和湿润，没有严寒和酷暑。黄山屏蔽了从西北吹来的寒流，使得徽州地区冬季的气温要比黄山北边的地区高。但因为海拔较高，夏季的日照时间短，所以夏季这里的气温也相对较低。潮湿也是徽州气候的一个明显特征，这里年降雨量在1500- 1700mm之间，年降水时间常超过120天，年平均湿度在80%以上。因此旧式的徽州民居一般会有楼上厅，这些民居楼上的空间比较宽敞，作人们聚会之用。之所以选择这种形式，是考虑到当地气候潮湿，长期住在底层接触潮气，往往容易患上各种风湿疾病等，且有瘴疫之患。

（三）水体资源

水是自然生态环境中一种比较特别的因素，其深刻地影响这些村落的空间结构。因为它与村民的生产生活等息息相关，更为居民提供了赏心悦目的环境，在河边等地的土壤比较肥沃，湿度比较大，利于生物生存，还能起到对气候进行调节的作用，并源源不断供应纯净的氧气，而且茂盛的植物也能让人们心情愉悦；同时水系自身也是重要的风景线之一，村中有水，便显得整个村落生气勃勃，水边的建筑与清澈的水交相辉映，更衬托出村庄的淡雅与宁静。

徽州境内丰富的水资源和密布的河流，是徽州村落空间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皖南大地上分布着众多水系，在其中新安江最大，其次还有乐安江、水阳江等多条河流，稍小些的有丰乐水、率水、练江等。这些丰富的水资源很大的影响着当地农业发展，也为人们的生存提供了必要条件。由于资源丰富，交通便利，这些位置的村落经济发展一般较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当年的村落如今很多都已成为了当地区域性的中心，从名称上我们仍能看出当年的痕迹，如屯溪、绩溪、深渡等，临近湖泊的村落则有阳湖、川湖等。

（四）天然材料

在建筑的范畴中，可应用的材料和相应的结构技术，对建筑形式的构成有很大影响。从我国传统民居建筑构造特点来看，选材与自然环境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有机相连的，并与生态环境整体意识相符合。徽州各地古民居建筑材料的运用，大多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巧用木、竹、青石等直接取自于自然的价廉材料，再运用精细处理充分发挥其特点，依然保持着材料原有的特色并与环境统一协调，这完全是环境整体意识的艺术体现。在色彩与质感的对比中，传达出拙朴清新、高雅别致等内涵，这正是使其极易融入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原因。

徽州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中以矿物资源尤其丰硕，像青石、大理石、麻石、花岗岩、石灰石和陶土等都十分丰富。其中比较有名的为黟县的黑色大理石、石灰石，它们被普遍地应用在民居的门楼、柱础以及亭塔、路桥、牌坊等方面。此外，还有丰富的林业资源，很多性能较好的木材可以作为建材之用，像杉木等，它的抗压性与耐腐性都较好，还有很多优良的树种像松、漆、梓、桐树、苦株、石楠等，它们则在民居木结构、装饰和雕刻等方面的应用比较普遍[4]。

二、徽州古民居村落的人文环境

各个地方都会有各自的区域文化，即有其所独有的文化特征和气质。作为极具个性特征的文化现象，徽州古民居村落深深植根于当地独特的文化土壤，拥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反映了植根于汉族“礼制”文化为基础，依靠明清时朱子理学为历史背景而形成的独特文化特色。

（一）人文环境的形成

徽州地区在早期主要是古越人生活的地方，当地民居村落样式的最终产生总共经历了两次比较大的文化变迁，第一次大变迁是在西晋、唐代、两宋时期陆续有大规模的为避免战乱的中原士族迁入，他们的到来引入了较为先进的中原文化。徽州先前的民居样式，是这些外来人口带来的文化与原先当地的文化相互融合而形成的。第二次大变迁是在明朝中期以后，徽商的崛起。徽商是在封建社会的后期逐渐发展壮大的商人集团，他们经济实力强大，被誉为“十大商邦”之一。徽州古村落建筑大部分是由这些富有的徽商们建造的，他们强大的财力和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生活方式，对徽州地区的民居村落建造样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文化的两次变迁外，徽州古民居村落的形成与发展还涉及到宗族制度、朱子理学、风水活动等社会因素，这些内在因素长期地伴随着传统村落的发展，是构成村落结构的内在核心部分。

（二）宗族制度

宗族制度在封建社会中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它是除官僚制度外最为有效的一种社会管理制度，古代徽州地区的宗族制度在人们心目中甚至享有比官府还高的地位。

徽州古村落的纽带是村民间的血缘关系，在徽州古民居村落形成的初期，一般为一村一族，族有族长，族长下会有支、房长，在每房之下会有数量不等、大小不一的小家庭，这就构成了以族长为核心，以祠堂为象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且结构严密完整的宗族组织。在宗族制度的影响下，古民居村落的空间形态呈现出的规划布局往往是以祠堂、社庙等建筑为核心；在宅居上就具体表现为宅的轴线比较明确、结构秩序对称方正，对“位序”也有着严格的要求：住宅的中心为厅堂，厅堂到天井均位于正中，在两边对称布置厢房，表现的井然有序。

（三）朱子理学

山水清丽的徽州是宋朝大儒朱熹的故乡，唐宋时期徽州地区就已注重以文取士，历经数个王朝更替和多次战乱年代，始终没有抛弃此种传统，至明清时，多年不懈的儒家教育传统已经深入人心，“文公道学”之地的称呼由此传开，远近闻名。几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能体会到当年人们对教育的尊重和向往。

徽州人崇学重商，明清时期徽州文风盛行，徽商们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纷纷捐资，创办书院、学堂等，对用功读书的人予以嘉奖。在这种崇文成风的氛围中，徽州名人代出，人才汇聚。据史料记载，仅休宁一县历史上就出现了19位文武状元，堪称我国名副其实的第一状元县。

（四）徽商经济

在明清两朝时期，徽州地区人口比较稠密，人多地少的徽州人因为繁重的赋税生存艰难，为了生存，很多当地人离开家乡出外谋生。万历《款志·货殖》说：“吾邑之人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在明代早期，商品经济得以长足的发展壮大，物品交流的范围不断增大，这样提供给商人一些有利的商机，徽州人抓住了有利的时机，纷纷外出经商，成为后来红极一时的徽商。

徽商的发展壮大不仅仅促进了徽州地区文化的繁荣，并且为其自身后来更大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徽州的巨富商官众多，虽然他们拥有大量的金钱财富，然而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一些农本商末、儒贵商贱的封建思想给这些富有的徽州商人很大的心理负担。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致富后的徽州富商大贾纷纷在自己的家乡兴土木、修道路、立书院、建祠堂等，同时他们也为自己在家乡修建富丽的住宅。在歙县的县志中有这样的记录“商人致富后即回乡建造祠堂，修建园林，重楼宏伟”。在明朝晚期出现了“入歙、休之境而遥望高墙白屋”的壮丽美景。徽商身上体现着他们先进的商业观念和传统思想，在村落的建构方面更多的表达出文人与士大夫的理念。徽州古民居村落建筑的组合多是多进式院落，林立的高墙、深锁的庭院民居符合含蓄、独立、封闭的建筑格局要求[5]。

徽州古民居村落的规划选址、建筑风格等，深受徽州当地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徽州人在村落的选址和建造时注重地势、布局与自然环境融天时和风水，连房屋的朝向、树木的选择都不放过。这样刻意的结果，使得徽州的每一个村落，都有着近乎天成的框架结构，大多数村落依山临水，既考虑生产、生活上的便利，又突出精神上的需求，建筑、道路、广场、水口、池塘、溪流，同生活于其中的人之间达成一致与和谐，成为在“天人合一”理论指导下人与自然界完美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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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胡敏娴.徽州古村落人居环境空间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07.

〔2〕〔3〕喻琴.徽州传统民居群落文化生态环境要素的分析及发展思考[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2.

〔4〕徐璐璐.徽州传统聚落对安徽地区新农村住宅设计的启示[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2006.

〔5〕陆林，徐致云，葛敬炳.徽州古村落人居环境的选择和营造[J].黄山学院学报，2005，7(5)：5-8.

（责任编辑 姜黎梅）

徽州古村落的纽带是村民间的血缘关系，在徽州古民居村落形成的初期，一般为一村一族，族有族长，族长下会有支、房长，在每房之下会有数量不等、大小不一的小家庭，这就构成了以族长为核心，以祠堂为象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且结构严密完整的宗族组织。在宗族制度的影响下，古民居村落的空间形态呈现出的规划布局往往是以祠堂、社庙等建筑为核心；在宅居上就具体表现为宅的轴线比较明确、结构秩序对称方正，对“位序”也有着严格的要求：住宅的中心为厅堂，厅堂到天井均位于正中，在两边对称布置厢房，表现的井然有序。

（三）朱子理学

山水清丽的徽州是宋朝大儒朱熹的故乡，唐宋时期徽州地区就已注重以文取士，历经数个王朝更替和多次战乱年代，始终没有抛弃此种传统，至明清时，多年不懈的儒家教育传统已经深入人心，“文公道学”之地的称呼由此传开，远近闻名。几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能体会到当年人们对教育的尊重和向往。

徽州人崇学重商，明清时期徽州文风盛行，徽商们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纷纷捐资，创办书院、学堂等，对用功读书的人予以嘉奖。在这种崇文成风的氛围中，徽州名人代出，人才汇聚。据史料记载，仅休宁一县历史上就出现了19位文武状元，堪称我国名副其实的第一状元县。

（四）徽商经济

在明清两朝时期，徽州地区人口比较稠密，人多地少的徽州人因为繁重的赋税生存艰难，为了生存，很多当地人离开家乡出外谋生。万历《款志·货殖》说：“吾邑之人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在明代早期，商品经济得以长足的发展壮大，物品交流的范围不断增大，这样提供给商人一些有利的商机，徽州人抓住了有利的时机，纷纷外出经商，成为后来红极一时的徽商。

徽商的发展壮大不仅仅促进了徽州地区文化的繁荣，并且为其自身后来更大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徽州的巨富商官众多，虽然他们拥有大量的金钱财富，然而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一些农本商末、儒贵商贱的封建思想给这些富有的徽州商人很大的心理负担。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致富后的徽州富商大贾纷纷在自己的家乡兴土木、修道路、立书院、建祠堂等，同时他们也为自己在家乡修建富丽的住宅。在歙县的县志中有这样的记录“商人致富后即回乡建造祠堂，修建园林，重楼宏伟”。在明朝晚期出现了“入歙、休之境而遥望高墙白屋”的壮丽美景。徽商身上体现着他们先进的商业观念和传统思想，在村落的建构方面更多的表达出文人与士大夫的理念。徽州古民居村落建筑的组合多是多进式院落，林立的高墙、深锁的庭院民居符合含蓄、独立、封闭的建筑格局要求[5]。

徽州古民居村落的规划选址、建筑风格等，深受徽州当地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徽州人在村落的选址和建造时注重地势、布局与自然环境融天时和风水，连房屋的朝向、树木的选择都不放过。这样刻意的结果，使得徽州的每一个村落，都有着近乎天成的框架结构，大多数村落依山临水，既考虑生产、生活上的便利，又突出精神上的需求，建筑、道路、广场、水口、池塘、溪流，同生活于其中的人之间达成一致与和谐，成为在“天人合一”理论指导下人与自然界完美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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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胡敏娴.徽州古村落人居环境空间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07.

〔2〕〔3〕喻琴.徽州传统民居群落文化生态环境要素的分析及发展思考[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2.

〔4〕徐璐璐.徽州传统聚落对安徽地区新农村住宅设计的启示[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2006.

〔5〕陆林，徐致云，葛敬炳.徽州古村落人居环境的选择和营造[J].黄山学院学报，2005，7(5)：5-8.

（责任编辑 姜黎梅）

徽州古村落的纽带是村民间的血缘关系，在徽州古民居村落形成的初期，一般为一村一族，族有族长，族长下会有支、房长，在每房之下会有数量不等、大小不一的小家庭，这就构成了以族长为核心，以祠堂为象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且结构严密完整的宗族组织。在宗族制度的影响下，古民居村落的空间形态呈现出的规划布局往往是以祠堂、社庙等建筑为核心；在宅居上就具体表现为宅的轴线比较明确、结构秩序对称方正，对“位序”也有着严格的要求：住宅的中心为厅堂，厅堂到天井均位于正中，在两边对称布置厢房，表现的井然有序。

（三）朱子理学

山水清丽的徽州是宋朝大儒朱熹的故乡，唐宋时期徽州地区就已注重以文取士，历经数个王朝更替和多次战乱年代，始终没有抛弃此种传统，至明清时，多年不懈的儒家教育传统已经深入人心，“文公道学”之地的称呼由此传开，远近闻名。几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能体会到当年人们对教育的尊重和向往。

徽州人崇学重商，明清时期徽州文风盛行，徽商们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纷纷捐资，创办书院、学堂等，对用功读书的人予以嘉奖。在这种崇文成风的氛围中，徽州名人代出，人才汇聚。据史料记载，仅休宁一县历史上就出现了19位文武状元，堪称我国名副其实的第一状元县。

（四）徽商经济

在明清两朝时期，徽州地区人口比较稠密，人多地少的徽州人因为繁重的赋税生存艰难，为了生存，很多当地人离开家乡出外谋生。万历《款志·货殖》说：“吾邑之人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在明代早期，商品经济得以长足的发展壮大，物品交流的范围不断增大，这样提供给商人一些有利的商机，徽州人抓住了有利的时机，纷纷外出经商，成为后来红极一时的徽商。

徽商的发展壮大不仅仅促进了徽州地区文化的繁荣，并且为其自身后来更大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徽州的巨富商官众多，虽然他们拥有大量的金钱财富，然而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一些农本商末、儒贵商贱的封建思想给这些富有的徽州商人很大的心理负担。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致富后的徽州富商大贾纷纷在自己的家乡兴土木、修道路、立书院、建祠堂等，同时他们也为自己在家乡修建富丽的住宅。在歙县的县志中有这样的记录“商人致富后即回乡建造祠堂，修建园林，重楼宏伟”。在明朝晚期出现了“入歙、休之境而遥望高墙白屋”的壮丽美景。徽商身上体现着他们先进的商业观念和传统思想，在村落的建构方面更多的表达出文人与士大夫的理念。徽州古民居村落建筑的组合多是多进式院落，林立的高墙、深锁的庭院民居符合含蓄、独立、封闭的建筑格局要求[5]。

徽州古民居村落的规划选址、建筑风格等，深受徽州当地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徽州人在村落的选址和建造时注重地势、布局与自然环境融天时和风水，连房屋的朝向、树木的选择都不放过。这样刻意的结果，使得徽州的每一个村落，都有着近乎天成的框架结构，大多数村落依山临水，既考虑生产、生活上的便利，又突出精神上的需求，建筑、道路、广场、水口、池塘、溪流，同生活于其中的人之间达成一致与和谐，成为在“天人合一”理论指导下人与自然界完美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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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胡敏娴.徽州古村落人居环境空间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07.

〔2〕〔3〕喻琴.徽州传统民居群落文化生态环境要素的分析及发展思考[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2.

〔4〕徐璐璐.徽州传统聚落对安徽地区新农村住宅设计的启示[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2006.

〔5〕陆林，徐致云，葛敬炳.徽州古村落人居环境的选择和营造[J].黄山学院学报，2005，7(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