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和北京大学

蔡元培和北京大学（共14篇）

蔡元培和北京大学 篇1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学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惧？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求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仕事，但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几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勗，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已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蔡元培和北京大学 篇2

一、大学教育目的提出之依据

1. 哲学基础

蔡元培认为, 人性包括知、情、意三个方面, 而人性, 是个性与群性的统一。“夫人类为社会性之生物, 在人与其本性, 既含有适应社会能力, 因不得有离绝社会关系之各人, 而要亦不要有消尽各个价值之社会。”因此, 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学生个性与群性的统一发展。蔡元培受康德“心物二元论”观点的影响, 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这不可分割的两方面。前者为人们能体验、感觉到的现实世界, 后者为超越人们感觉体验的最高精神境界或信仰世界。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的超然态度, “无厌弃而亦无执著”;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 “非常渴慕而渐进于领悟”, 这样就可以使人性进入一种理想的自由境界, 不断地超越自我, 达到理性彼岸。

2. 思想渊源

蔡元培把教育目的表述为培养学生“完全人格”或“养成健全之人格”, 追求的是人与客观世界的和谐融通。这些观点与其思想渊源密不可分:一是人文主义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 人文主义以思想自由、崇尚人的价值等为主要内容。卢梭明确提出, 自然教育以培养“自然人”为目的。受卢梭影响, 裴斯泰勒齐认为教育目的就是通过教育, 使人完美地成为有道德、有智慧、有劳动能力与健康身体的人。这个思想传统成为蔡元培制定教育目的重要依据;二是启蒙主义思想。蔡元培培养“完人”的教育目的与法国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相契合;三是以黑格尔、费希特、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纯粹的科学、真理等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熠熠生辉, 这成了蔡元培追求“完人”教育目的的最高目标。

3. 实践基础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任校长之前, 因其承袭于京师大学堂, 是一所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封建学府, 当时的学生都是为了升官发财。有的教师不学无术, 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总是重复第一次讲义;有的教师因循守旧……为此, 蔡元培对学生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 二曰砥砺德行, 三曰敬爱师长。为了打破北京大学封建守旧习气, 蔡元培整顿师资, 聘请“积学热心”教员等。北京大学的改革被浓墨重彩地载入了中国教育史, 为现代大学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借鉴。

二、大学教育目的内涵之阐释

1. 促进大学生“完全人格”发展

蔡元培以培养“完全人格”为教育目的, 其基本内涵可归纳为三点:其一, “完全人格”是德、智、体、美诸方面和谐发展。其二, “完全人格”包括知、情、意三个方面。其三, “完全人格”是个性与群性的统一。总之, 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美、世界观和谐发展, 身心协调发展, 个体与群体全面发展。他主张通过自由的学术研究、普通教育、自我教育培养新时代的“完人”。

2. 培养大学生成为研究者

蔡元培明确地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 必有一宗旨, 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 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 学成任事, 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 大学者, 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蔡元培也明确提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 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显然, 蔡元培把将学生培养成研究者作为教育目的之一。这要求大学的教师不能“填鸭式”地灌知识, 而是自身对学问有浓厚的兴趣, 并引导学生对学问产生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应机械地记忆知识, 而应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发地进行自由的学术研究。

三、蔡元培的大学目的观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随着科技发展, 知识经济的到来, 特别是在“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思路和“科研先导”的口号影响下, 教师把大部分精力用于科研和发表文章上。金融危机的来袭, 再加上人才市场的供过于求, 大部分大学生为求美好前程成为了获取各种资格证的“考奴”。因此, 我们应重视蔡元培的教育目的观, 可以说, 它对我国大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有着相当大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1. 注重研究性教学

在现代社会里, 大学被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蔡元培认为, 大学之大, 就体现在“囊括大典, 网罗众家”上。为了促进研究型教学,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学科调整, 还建立了旁听制度——课堂向社会开放。蔡元培通过对大学定义而确立的教育目的给我们的启示是:大学应成为传授高深学问的场所, 而教学无疑已成为培养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需的高素质人才的主要途径, 脱离了教学的大学, 是难以成为大学的。因此,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 社会如何发展, 教学始终应是高校的中心工作。

2. 重视研究性学习观

大学自产生之日起, 就以培养人才作为其基本职能。为培养学生对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 一方面要“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 认真教授, 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另一方面, 对课程进行改革, 开设选修课, 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兴趣。此外, 蔡元培还借鉴德国大学经验, 率先设立了文科、理科、法科研究所,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各大学纷纷效法。目前大学生的求学观念出现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 就业形势的严峻使其无心致力于纯粹学问的追求和真理的研究, 因而偏离了大学教育的宗旨。因此, 如何培养学生成为研究型人才成了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

3. 以人为本, 学术至上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蔡元培指出:“培育人才系国家根本之计, 迥非寻常事业可比。”一方面, 他改革管理体制, 实行教授治校, 反对大学校长独揽大权, 提倡民主办校;另一方面, 蔡元培主张北京大学的课堂教学和学术活动向全社会开放, 为鼓励研究学问的兴趣, 大力提倡各种社团的组建, 以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在人才成为核心竞争力的今天, 以人为本, 无疑是大学改革和创新的核心。

重温蔡元培先生内容丰富、思想深邃的教育思想, 可发现它蕴涵现代教育理念的精魂主张“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 养成硕学闳才, 应国家需要为宗旨。”这些真知灼见对于高校的定位及改革发展, 乃至对提高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摘要：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他在北京大学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非凡的功绩, 其教育思想成为了人类宝贵的遗产。本文浅析了蔡元培的大学教育目的观, 其注重促进大学生“完全人格”教育和强调把学生培养成研究者的教育目的, 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既有历史意义, 又有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蔡元培,大学教育,教育目的观,启示

参考文献

[1]高平叔.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8 (2) .

蔡元培和北京大学 篇3

由此，蔡元培最辉煌的时期到来，并且因为他对大学教育体系的创立，被浓墨重彩地载入中国教育史。

北大曾经的腐败

这个范源濂，在1912年，当蔡元培就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时，曾聘他出任教育部次长。因为范源濂并不属于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因此蔡的邀请在国民党内引起一些反对之声，但蔡元培坚持己见，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

不想，四年以后，两人的位置刚好倒了过来，这回是任教育部长的范源濂来邀请蔡元培了。

以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开始计，当时北京大学建校仅仅18年。京师大学堂，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产物，成立初衷是痛感国家实力孱弱，力图引进新学来振兴国势。但是，1916年时的北大，虽然已经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浓厚。在教员中，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的官僚，这些教师即使不学无术，也受到学生巴结，以便日后自己当官仕途方便。陶希圣先生对那时的北大曾有这样的回忆：

“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文科那边有一个学生坐自用人力车(洋车)来上课……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两院是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

北大的这种腐败名声，蔡元培早有所闻，朋友们也劝他不要去，担心他“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然而蔡内心里已经下定决心。在1919年，他曾这样说道：“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实际上，“教育救国”的理念，是蔡元培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坚信不移的信念。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大上任。据当时正在北大上学的顾颉刚的回忆，到任那天，校工们在门口恭恭敬敬排队向他行礼，蔡元培“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实际上，蔡元培从来也没有把北大校长一职看作是一官职，他不做官，也要求学生们不做官。他对学生们说，“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造就北大一代辉煌

蔡元培1月4日到北大上任，1月11日就呈请教育部聘任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当时的北大，被重新分为文、理、法三科，下面再分系；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

蔡元培与陈独秀，个性完全不同。陈独秀锋芒逼人，而蔡元培却外圆内方，连疾言厉色都很少见。但是蔡元培看中陈独秀的，是他的新锐和毅力。蔡是在翻阅了十余本《新青年》后决意聘他的，一旦下定决心，就一趟趟“亲顾茅庐”。他去陈的住处拜访陈时，因陈习惯晚睡晚起，他就耐心地坐在门口的一只小板凳上，等待着年龄小他一轮的陈独秀醒来。

然而起初陈独秀并不领情。因为他正在专心办杂志，而杂志是在上海办。但蔡的诚意和胸怀最终说服了陈独秀，使他决定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有了后来以北京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在蔡元培引进了陈独秀后，陈又引进了胡适进北大当教师。而胡适当时不过是个连博士学位还没拿到的毛头小伙——后来，胡适在他的纪念文章里曾提到，如果没有蔡元培，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

陈独秀与胡适，是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著名八字方针下的两段佳话。蔡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实行教授治校，也是蔡元培在国外留学期间感悟到的。在蔡任北大校长期间建立起教授会、评议会，各科学长由教授会公举等举措，都是对德国大学管理方法的仿效。据时任北大教授的沈尹默的回忆，当时的评议会，由全体教授推举，约五人中选一人。凡校中章程规律(如开放女禁，给予女生同等入学权利)，都要经评议会同意。

“五四运动”

与蔡元培的进退

讲到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就必然讲到“五四运动”。在蔡元培的支持

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孕育了丰厚的文化背景，而“五四运动”本身，也直接与蔡元培相关。

1919年5月3日，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得知中国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亲自赶赴蔡元培家将密电内情告知。当晚，蔡即召集学生代表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向他们通报消息。学生们得知消息群情激愤，原定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游行，遂提前至5月4日举行。

在游行队伍从红楼出发之前，蔡元培曾在出口处挡了一下。他表示大家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要求。但在激愤之下，学生们不肯。

当天晚上，在火烧赵家楼后，有32名学生被警察逮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学生。

5月4日当晚，北大学生群集在三院大礼堂商讨对策。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话一出，全场欢声雷动。蔡又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

蔡元培的营救方式，是去当时执政的段琪瑞所敬重的一位前辈家中说情。那位老先生表示这事情难度太大。于是，蔡元培从晚上9点一直坐到12点也不肯走，直到人家表示愿意一试。

在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下，被捕学生于5月7日被保释出狱。而蔡元培却在5月8日向政府提出辞呈。第二天，就悄然去了天津，后来回了浙江老家。

蔡元培的一生中，曾辞过几十次职。他自认是一学者，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官，他也绝不会以辞职要挟谁，他只是感到深深的“自伤”。

但这一次的辞职，产生的社会震荡远超出蔡元培所想。从北大到北京学界，“挽(留)蔡”竟成了难以平息的学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为表示与蔡元培同进退，北京市各中专以上的校长，也全部提出辞呈。在这种压力之下，蔡元培终于于7月答应回校复职。

蔡元培后来曾说：自己“居北京大学校长之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1923年之后的蔡元培，人或在海外，或在国内办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等，已不再管理北大校务，但是，北大却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伟大的教育家。

蔡元培的“大学观” 篇4

大学负有培养人才、传播知识、专研学术、教化社会等多种职能。作为“中国现代最大的教育家” (冯友兰语)，蔡元培先生不仅有过一段执掌北京大学的办学经历，而且提出一套可称之为“大学观”的办学理念，直到今天仍熠熠生辉，值得我们借鉴。

概括地讲，蔡元培的“大学观”由什么是大学和如何办大学两大命题构成。什么是大学? 从古到今，虽非言人人殊，但亦不是异口同声。在蔡元培看来，大学应具备以下基本特征和功能：

其一，大学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要义。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之机关”，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更不是养成资格、贩卖毕业文凭的地方。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摒弃“做官发财思想”，抱定做学问这一宗旨，孜孜以求。就教师而言，“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不当敷衍塞责，应付了事，更不当“委身学校而萦情部院”;就学生而言，当在教师指导之下自动地研究学问，不当“硬记教员的讲义”，迁就目前，更“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其二，大学以引领社会、服务社会为职志。蔡元培认为，教育之于社会，有二大基本功能：一在引领，所谓“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二在服务，“就是学校里养成一种人才，将来进社会做事”，或者“就是学生或教育一方面讲学问，一方面效力社会。”作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大学在社会道德建设上要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进德修养，担起培育社会公德的责任，不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在文化建设上要摒弃把大学看作“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是不能进去的”的观念和做法，实行开门办学，开展平民教育，担起改良国民文化素质的责任，“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在经济建设上要为各行各业提供知识服务，“大学的目的，要把个个学生都养成有一种服务社会的.能力。……在商业的都会，大学就指导工厂、商业;在农业的州府，大学就指导农人。”

其三，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从教育理论和实践上，蔡元培无疑是一位素质教育论者。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也就是说，蔡元培把教育目的定位于培养人的能力和人格两个基点上，只有兼具能力和人格的人才是“完全之人”，前者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技能教育，后者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教育，“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因此，在出任教育总长之始，蔡元培便明确提出以“养成共和国健全人格”为宗旨，实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所谓“五育并举”的办学方针。

其四，大学是精神家园。蔡元培认为，大学应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这些精神主要包括自由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所谓自由精神，是指学术思想自由，不论什么学派，只要学有专长，自成一说，即任其存在发展，“同流并进”。所谓平等精神，是指学术平等、男女平等、师生员工平等。所谓民主精神，一指管理民主，认为大学不是衙门，大学校长不是官，要进行民主治校;二指教育民主，认为教育应该对作为民主国家主体的民众开放，人人享有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所谓科学精神，是指教学研究要以“求真理”为基本要旨，要有批判意识和独立意识，不可盲从迷信。“研究也，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其五，大学教育以创新为灵魂。蔡元培一生以自我革新和革新教育为职志，从前清翰林一变而为民主志士，是其自我革新之写照;将暮气沉沉的北大一变而为“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鲁迅语)，是其革新教育之显绩。在执掌北大期间，他对北大的办学方针、管理体制、学制与课程建设均进行了创新性改革，正是这些改革开创了北大的新气象。他认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式，都要寻着创新的思路加以改进，“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他”;“世界学术进步，教授方法，日新月异，本校虽未能于短时期间大事更张，要亦决无故步自封之理。”针对学生“死守讲义”的学习态度，他一再勉励学生不要盲从，要养成“创造的能力”，“在学校内，既要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又要有坚实耐烦的精神。有第一种精神，所以有发明，有创造。有第二种精神，利害不为动，牵制有不受，专心一志，为发明创造的预备”。他寄语留学生，不但要学专业知识，更主要的是要学“科学的方法”，这样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有所发明创造。他给北大毕业生的赠言仍在一个“新”字：“各勉日新志，共证岁寒心。”

关于如何办大学，蔡元培也有一套独特的理念，这就是以革新思想为先导，以改革管理体制为保证，积极推进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学制改革、课程建设。

所谓革新思想，是指学校要摒弃狭隘的门户观念，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教师要摒弃情萦仕宦意念，树立“终其身于讲学事业”的思想，学生要摒弃陈旧的“科举”意念，树立“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的求学思想。蔡元培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在他入主北大之初，北大在国人的心目中尚是一个“官僚养成所”，大部分学生和家长都认为进北大就是要得一个“进士出身”，而教师队伍也鱼龙混杂，因此他提出“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观念”，同时引进有真才实学的教师。这些思想在办学与求学两个方面为北大注入活力，带来新气象。

在学校管理体制建设上，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以教授治理校务，用民主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经过一系列改革，北大逐步革除原来“形同衙门”的管理体制，建立起以教授为主体，以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总务处为基本机构，立法、行政、教务、事务分立的教授治校体制。这一体制将北大导入稳定有序规范高效的运行环境中，以致在蔡元培长期离校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计划以进行者”。

在学科建设上，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按“学”与“术”分类规划组建学科。“学”为学理，“文、理，学也”;“术”为应用。“法、商、医、工，术，术也。”在他看来，学重于术，“学为基本，术为支干”，大学的发展重点应当是“治学”，高等专门学校的发展重点是“治术”。这一改革思路扭转了当时重术轻学、重工轻理重应用轻理论的偏向，将北京大学导入文理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轨道。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本着“兼容并包”的原则大量引进新派人物，不拘一格网罗众家。一时间北大名师云集，新旧各派“并坐而论，同席笑谑”，学术为之大盛。

在学制改革与课程建设上，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本着“尚自然”、“展个性”的自由教育观，实行选科制;本着中西并蓄、择善而从的原则，建设学贯中西的课程体系。

蔡元培名言 篇5

2、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3、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4、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

5、中国人是富于美感的民族。

6、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

7、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8、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学校教育注重学生健全的人格，故处处要使学生自动。

9、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

10、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遵义相助，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现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

11、对于学生的希望：一、自己尊重自己。二、化孤独为共同。三、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四、有计划的运动。

12、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

13、殊不知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或曰，非困苦其身体，则精神不能自由。然所谓困苦者，乃锻炼之谓，非使之柔弱以自苦也。

14、美者，循超逸之快感，为普遍之断定，无鹄的而有则，无概念而必然者也。

15、体育可以帮助人们经受对体力和脑

16、人的健全，不但靠饮食，尤靠运动。

17、把美育特别提出来，与体智德并为

18、同情心就是看到别人感受的事情，和自己的一样，彼此休戚相关、互相谅解。所以现行考试制度，最与此点背驰。为争名次之高下、分数之多寡，使同情心日减，嫉妒心大增。

19、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

20、我们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

21、所谓习惯者，非必写字、读书，然后谓之教育也。扫地亦有教育，揩台亦有教育，入厨下烧饭亦有教育。总之，一举一动，一哭一笑，无不有教育。

22、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

23、各级教育，应于训练上一律励行劳动化，使青年心理上确立尊重职业之基础，且使获得较正确之人生观。

蔡元培论鲁迅 篇6

鲁迅先生去世，是现代文学界大损失，不但我国人这样说，就是日本与苏俄的文学家也这样说，可说是异口同声了。鲁迅先生的事迹，除自传外，各报发表的也不少，无取乎?述。我现在记他的几件轶事。

三十年以前，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觉得学德语的困难，与留学东京的从弟国亲通信时，谈到这一点。国亲后来书，说与周豫才丰明昆弟谈及，都说“最要紧的是有一部好字典”，这是我领教于先生的第一次。后来国机又寄给我或外小说集一部，这是先生与丰明合译的.，大都是北欧的短篇小说，译笔古奥，比林琴南群所译的，还要古奥;止要看书名“域外”写作“或外”，就可知先生那时候对于小学的热心了。

先生进教育部以后，我们始常常见面。在南京时，先生于办公之暇，常与许群季?影抄一种从图书馆借来的善本书，后来先生所完成的有校订本魏中散大夫嵇康集等书，想就是那时间工他的一班了。

先生于文学外尤注意美术，但不喜欢音乐。我记得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教育部废去洪患的国歌，而恢复卿云歌时，曾将两份歌谱，付北平的中学生练习后，在教育部礼堂唱奏，除本部职员外并邀教育界的代表同往细听，选择一份，先生与我均在座。先生对我说：“我完全不懂音乐”。我不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否把“懂”字看得太切实，以为非学过音乐不可?还是对于教育部这种办法，不以为然，而表示反抗?我后来没有机会问他。我知道他对于图画很有兴会。他在北平时已经搜集汉碑图案的拓本。从前记录汉碑的书，注重文字;对于碑上雕刻的花纹，毫不注意。先生特别搜辑，已获得数百种。我们见面时，总商量到付印的问题。因印费太昂，终无成议。这种稿本，恐在先生家中，深望周夫人能检出来，设法印行，于中国艺术史上，很有关系。先生晚年提倡版书，印有凯绥珂勒惠支和E蒙克版书选集等，又与郑君振铎合选北平南纸铺雅驯的信笺印行函，这都与搜辑汉碑图案的动机相等的。

和蔡元培出差 篇7

有一回，陈西滢和蔡元培先生，还有另外一个人一起在一家旅馆住宿。三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蔡元培先生不太聊天，所以，当陈西滢和另一个人聊天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做自己的事，看书或写东西。但有一天晚上，另一个人出去了，房间里只剩下陈西滢和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便不再看书和写东西，而是恭恭敬敬地陪着他坐着，有时陈西滢提起个话头，蔡元培先生就很认真地回答。陈西滢内心很着急，因为他知道蔡元培先生很忙，他希望蔡元培先生能去做自己的事，但蔡元培先生却依旧微笑着陪着他坐着，直到另一个人回来，蔡元培先生才去忙自己的事。

还有一次，陈西滢与蔡元培先生一起坐火车去北平，车快到目的地的时候，蔡元培先生说他是中央委員，中央委员这个级别，坐车是不花钱的，因为一分钱没花，他心里觉得有些不安，所以要求由他来支付饭车的开销。陈西滢见他说得那样诚恳，也就只好同意了。但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蔡元培先生不但把饭费付了，就连睡车上茶房的小费也付了。车快要到站的时候，蔡元培先生又说，他带了一个当差的，而且有人来接站，行李有人招呼，要陈西滢把行李放到一起运走。陈西滢不禁感慨道：“这一次与蔡先生同行，一个年轻三十多岁的我非但没有招呼蔡先生，而且反而受他招呼，这表示自己的不中用，但也可以看出蔡先生待人接物和蔼体贴的风度。”

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涵养品行与内心境界。细节中的蔡元培先生，更让我们感动。

《蔡元培先生》阅读答案 篇8

如果你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湖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的是蔡元培先生。他是中国文化所孕育出的著名学者，但是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彻了解，这种信仰与中国“学以致用”的思想，形成强烈的对照。蔡先生对学问的看法，基本上是与中山先生的看法一致的，不过孙先生的见解自自然科学，蔡先生的见解则导于希腊哲学。

蔡先生认为美的欣赏比宗教信仰更重要。他的思想中融合着中国学者对自然的传统爱好和希腊人对美的敏感，结果产生对西洋雕塑和中国雕刻的爱好;他喜爱中国的山水画，也喜爱西洋油画;对中西建筑和中西音乐，都一样喜欢。他对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国人的传统见解：认为宗教不过是道德的一部分。他希望以爱美的习惯提高青年的道德观念。这也就是古语所谓“移风易俗莫大于乐”的传统信念。高尚的道德基于七情调和，要做到七情调和，则必须透过艺术和音乐或与音乐有密切关系的诗歌。

蔡先生崇信自然科学。他不但相信科学可以产生发明、机器，以及其他实益，他并且相信科学可以培养有系统的思想和研究的心理习惯，有了系统的思想和研究，才有定理定则的发现，定理定则则是一切真知灼见的基础。

蔡先生年青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先生早年写过许多才华横溢、见解精辟的文章，与当时四平八稳、言之无物的科举八股，形成强烈的对照。有一位浙江省老举人曾经告诉我，蔡元培写过一篇怪文，一开头就引用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交卷时间到时，他就把这篇文章呈交给考官。蔡先生就在这场乡试里中了举人。后他又考取进士，当时他不过三十岁左右。以后就成为翰林。

蔡先生晚年表现了中国文人的一切优点，同时虚怀若谷，乐于接受西洋观念。他那从眼镜上面望出的两只眼睛，机警而沉着;他的语调虽然平板，但是从容、清晰、流利而恳挚。他从不疾言厉色对人，但是在气愤时，他的话也会变得非常快捷、严厉、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样的简单明了，也像绒布下面冒出的匕首那样的尖锐。

他的身材矮小，但是行动沉稳。他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看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地读，而且有过目不忘之称。他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生活朴素而谦抑。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意见、批评或建议都欣然接纳。

当时的总统黎元洪选派了这位杰出的学者出任北大校长。北大在蔡校长主持之下，开始一连串重大的改革。自古以，中国的知识领域一直是由文学独霸的，现在，北京大学却使科学与文学分庭抗礼了。历史、哲学和四书五经也要根据现代的科学方法研究。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时代的重演。蔡先生就是中国的老哲人苏格拉底，同时，如果不是全国到处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遇苏格拉底同样的命运。在南方建有坚强根据地的国民政府党员中，同情蔡先生的人尤其多。但是中国的和外国的保守人士却一致指摘北京大学鼓吹“三无主义”——无宗教、无政府、无家庭——与苏格拉底被古希腊人指摘戕害青年心灵的情形如出一辙。争辩不足以消除这些毫无根据的猜疑，只有历史才能证明它们的虚妄。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苏格拉底的清白无罪吗?

(节选自蒋梦麟《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15、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恰当的两项是( )(5分)

A.文章开始，作者就把蔡元培比拟成投入水中的石子，形象而又准确地评价了他在推翻一潭死水的满清王朝中比肩孙中山的历史功绩。

B.蔡元培既是中国文化孕育出的著名学者，又对古希腊文化有透彻了解，他的 “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和“学以致用”的思想，形成强烈的对照。

C.蔡元培对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一样喜欢，因为他的思想中融合着中国学者对自然的传统爱好和希腊人对美的敏感。

D.蔡元培认为没有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就不能培养有系统的思想和研究的心理习惯，也就没有了定理定则这样一切真知灼见的基础。

E.蔡元培在参加乡试时，写了一篇开头就引用礼记里“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怪文，见解精辟，因而考中了举人。

16、文章从哪几个方面介绍和评价了蔡元培先生?请概括并简要分析。(4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本文对蔡元培先生的介绍给你怎么样的启示?请谈谈你的看法。(6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题答案：

15、(5分) A D ( A项，“把蔡元培比拟成投入水中的石子”错误，蔡元培是投石子的人。“评价了他在推翻一潭死水的满清王朝中比肩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完全错误。D项，对原文的反面陈述完全违背了文意。)

16、(4分) ①是著名学者。它对中西方文化艺术、自然科学、社会政治均有卓越建树。②有完美人格。他既有中国文人的一切优点，又虚怀若谷，乐于接受西洋观念。心境平静，思想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③是大教育家。改革北大，使北大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

蔡元培故居导游词 篇9

一生致力于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他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其74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

蔡元培故居位于绍兴市区萧山街笔飞弄13号，是一个颇具绍兴特色的明清台门建筑;也是我国蔡元培故居目前唯一专门介绍蔡元培一生事迹的名人纪念馆。蔡元培祖上自明末由诸暨迁至山阴。清道光间，蔡元培祖父嘉谟公在笔飞弄自置房屋，初有大厅三楹，后又在屋后加盖五楼五底，自祖父以下三代合祝元培父培宝煜居东首一楼一底加一骑楼，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诞生于此。座楼东次间为其书房兼卧室，在他28岁前及在绍兴中西学堂(现绍一中)任职时和历次返乡时均居于此。故居主要建筑有门厅、大厅、座楼，共三进，占地1856平方米，建筑面积1004平方米，砖木结构，花格门窗，乌瓦粉墙，青石板地。门厅三间，坐西朝东，门楣匾额“蔡元培故居”系艺术大师刘海粟所书。厅内安放着蔡元培半身塑像，目光和蔼睿智，一派长者风范。大厅上方悬挂毛泽东褒誉先生“学界泰斗”匾额和周恩来撰、沈定庵书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对联高度概括了蔡元培一生的光辉历程。

现故居大厅前厢房、大厅及两边间、座楼前西厢房及座楼西边间均辟为“蔡元培生平史迹陈列室”，介绍蔡元培先生一生业绩。蔡元培故居已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蔡元培故居坐落在绍兴城区笔飞弄13号，为蔡氏祖父以下几代聚居地。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出身科举，历任民国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

蔡元培道歉 篇10

胡玉縉之所以要写抗议信，是因为对邀请信中的措辞感到不满。邀请信是这样写的：

奉总长谕：

派胡玉缙接收（教育部）典礼院事务，此谕。

原来，书生味很浓的胡玉缙是揪住了“谕”和“派”两个字，认为“谕”和“派”都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文，乃必须服从的意思，而他胡玉缙既没有答应也还没有到教育部上班呢，根本不存在什么上下级关系，蔡元培怎能“谕”之于他，所以胡玉缙觉得这是无法容忍的事情，遂写信表达抗议。

蔡元培得知此事后并没有认为胡玉缙是小题大做，而是为此深感不安，他当即给胡玉缙复信表达歉意，称“责任由我来负责”。

部属行文措辞失当，这原本与自己无关，然而蔡元培却主动承担责任，诚心向人道歉，此事看似微不足道，却折射出了蔡元培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高尚风格。正是由于他崇尚“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精神，开一代风气之先，才造就了民国时期群星灿烂、文化鼎盛的大好局面，不愧为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与20世纪中国哲学 篇11

蔡元培与20世纪中国哲学

蔡元培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哲学家.他比较早地接触与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并注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国内进行介绍;同时,运用西方哲学方法,从事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在论理学、美学、伦理学各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对20世纪中国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 者：丁祖豪 Ding Zuhao 作者单位：聊城师范学院哲学研究所,山东,聊城,252059刊 名：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AO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4)分类号：B26关键词：蔡元培 论理学 美学 伦理学

蔡元培和北京大学 篇12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是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1916年末任北大校长后，以自由、民主的原则改革北大，为中国高等教育开辟了一片天地。被毛泽东评价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在我们的教师资格考试和教师招聘考试中也是常客，今天就带大家领略一下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一、“五育并举”的教育方计

蔡元培在1913年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中，从“养成健全之人格”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五育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

军国民教育:主要目的是强健体魄。

实利主义教育:密切教育与国民经济生活的关系，是国家富强的重要手段。

公民道德教育: 公民道德教育为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教育教育的根本，是“五育”的中坚。

世界观教育:这是蔡元培所独创的并作为教育的最高境界。

美感教育:美育可以辅助公民道德教育和世界观教育，是世界观教育的主要途径。并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

二、改革北京大学的教育实践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对官僚习气严重、校政腐败、制度混乱的北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主要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1.抱定宗旨、改变校风。

他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但北大教师不热心学问，学生把大学当作升官发财的阶梯，这是北大腐败的总因。所以，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就是明确大学宗旨，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

第一,改变学生的观念。蔡元培对学生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长。并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

第二，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推崇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

第三，发展研究，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的兴趣。第四，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

2.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认为大学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它不是研究某一家某一派的学问，更不是研究被某些人指定的学问。蔡元培声明，在学术上遵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是他办理北京大学的基本指导思想。

3.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1913年蔡元培在主持制定《大学令》中，即已经确定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管理体制的改革目的是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

4.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

第一，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第二，沟通文理，废科设系;第三,改年级制为选科制。

三、教育独立思想

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经济萧条，北洋政府无暇顾及教育，国家预算中的教育经费极低还经常被挪用。于是“五四”前后，由于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经常引发师生罢课、罢教。为了维持教育的正常进行，教育界发起了向北洋政府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斗争，进而形成了内容广泛的教育独立思潮。1922年3月，蔡元培在《新教育》上发表《教育独立议》，阐明教育独立基本观点，成为教育独立思潮的重要篇章。后形成教育独立思潮。蔡元培是教育独立的积极倡导者与支持者。主要内容有：

1.教育经费独立。要求政府划出教育经费，不能移用。2.教育学术和内容独立。能自由编辑、出版、采用教科书。

3.教育行政独立。专管教育的机构不能附属于政府部门之下，要由懂得教育的人担任，不因政局的变动而变化。

4.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不必依存某种信仰或观念。结合常见的考题，我们将这部分内容进行相应的巩固。1.中国近代最早提出“五育并举”思想的教育家是()。A.蔡元培 B.梁漱溟 C.晏阳初 D.陶行知

1.【答案】A。解析：1912年初，蔡元培发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

2.下列不包括在蔡元培教育独立思想的是()。A.经费独立 B.行政独立 C.人格独立 D.内容独立

蔡元培的眼光 篇13

赵延年的版画，是有绍兴的古风的。他从鲁迅那里得到灵感，不安与沉静中是滚滚的情思。我在多年前，和友人一起搞过一次《赵延年版画展》，对他略有了解。他似乎不喜欢花鸟草虫那类作品，专注于人物画，在描摹灵上有一套本领。中国的版画有哲学与诗的意蕴者不多，他的作品总让我想起尼采的诗和独语，加之鲁迅《野草》的意象，说起来意味深长。

他笔下的绍兴先贤，都有点异样的味道。这幅蔡元培的画像，和一般人的感觉不同，有着很深广沉郁的调子在，平和的、散淡的影子被巨大的忧思代替了。蔡元培在现代史的地位早有定评，关于他，思想史的话题很多，许多历史事件都与他有关。看胡适、周作人、鲁迅、钱玄同和他的通信。一是感到其威信之高，在那时很是少有；二是感到其身上暖意的辐射。生命里宽厚、美丽的因子聚在一起。很是动人；三是能感到他不俗的见识，至少说对新文明有种不错的方向感。但这些只是表面看到的东西，其实内心的压力和紧张，那时的人未必都能看到。我记得胡适在20年代给他的信中，谈到大学的行政之事说，先生一个人和别人周旋，真是不易。而胡适在那时已有退出漩涡的打算了。蔡元培自己的天分只能说是中上。和同代一些思想者比可能缺少力度。但他的宽厚、博大，谁能及之?在五四前后，新文化的出现，和他的大学理念不无关系。他知道文化的进化，不是单一的元素可以承担，有一个多样的生态才是重要的。我们以往的思想者，考虑问题只是从己身的角度出发，不太注意“他人的自我”，不太从分歧与悖论乃至碰撞里考虑文化的走向。蔡元培对各色人等的注意与培植，有着大爱之意。他知道，不同中的同，与异中的不异，才有意思，才能各自东西，高低互见。消灭异己、彼此残杀，那才是文化的悲剧。印象里关于蔡先生的肖像都很祥和、沉静。我到他在绍兴的故居看旧时的图片，留下的也是这个感觉。前些年读过陈军先生的历史小说《蔡元培》，感到一种伟岸的力量。他从多维的视野看那一代人的起起落落、出出进进。一个历史的多镜头画面出现了。蔡先生的生命背后是个“大”字，我们用书斋中语就未必能说准。他的身影的背后不仅有西学的闪光，还有东方古老文明自救的定力。而在他那代开始的精神起飞，把僵硬的文化之躯，重新催醒了。

赵延年眼里的蔡氏，是丰厚的精神之水，无边的黑暗里的坚毅与坦荡之怀，连接着一个民族的期冀。他在刻画这位前辈时，内心的悲凉我们也能感到一二。他不去画蔡氏的大，而去写他的深。不谈他的笑意，而注重他的悲苦。我在赵延年的笔触里读出另一个蔡元培。这是只有经历了大磨难的人才有的感觉。我被蔡氏的眼光吸引了。那里闪烁的忱思，令人联想起柏拉图关于洞穴的感言。是的，新的文明诞生于黑夜里。黑暗里的渴望，才有了精神的开启。蔡先生的目光照亮了精神洞穴，我们至今还能感到他的热力。

人世楷模蔡元培 篇14

1916年，继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倒过来电请蔡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蔡欣然就任。而那时的北大，暮气沉沉，腐败出名。学生多为京官，雇有“听差”，被称呼为“老爷”，他们还常常涉足于风月场中，留连忘返。蔡上任后第一天到校，校役、听差列队校门深深行礼，这位新校长竟也脱下礼帽，鞠躬还礼，使人们惊诧不已。到校之初，蔡就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号召师生共起“砥砺德行”“力挽颓俗”，他神色凝重地说：“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故必有卓绝之士力挽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蔡当即整顿校风，成立了“进德会”，禁止嫖、赌、娶妾之风。“进德会”由深孚众望的蔡校长发起组织，所以很有号召力与影响力，于腐朽风气的匡正、道德水准的提高成效显著，参加者多有遵守戒律严以律己者，如李石曾一生不吃肉，不喝酒，被称为“素食主义者”。又如马寅初，抗战期间屡屡揭露财政部长孔祥熙等“上上等人”大发国难财，孔氏又怕又恨，指派中央银行会计处长金国宝以官位拉拢，许诺让他在财政部次长、禁烟总监中任选一职，意在封住他的嘴巴。马寅初莞尔一笑拒绝了：“人各有志，我早先在北大时，就已参加了蔡元培校长创建的‘进德会’，声明不要做官，孔部长的好意，恕难领受了。”蔡元培自己也身体力行承诺的戒律，直到终老，绝对遵守“不嫖，不赌，不纳妾”三条，成了公认的模范会员。

蔡元培在执掌北京大学期间，参照德国大学的理念，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开“学术”与“自由”之风。但要在学校中真正培养和发扬一种好的学术道德风气是很不容易的：既要对新的、进步的东西大力扶植；又要对旧的、落后的东西善于引导，这只有引进健康的竞争机制，让各种学术思想自由竞争，互相消长，才能办到。蔡元培就是这样，以他恢宏阔大的胸怀，与人为善的气度，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思想，即认为：“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后来他又进一步阐明这个思想，认为学术研究，“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他批评学术界存在着株守一家之言而排斥其他学问的积习，而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似相反而实相成。”他还举例说，“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科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蔡元培的这个思想，体现在北大教育方针上，便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为北大广泛聘请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任教：他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连《新青年》杂志也迁来北大，“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也由北大人继续举着：由陈独秀的推荐，蔡又聘任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胡适为文科教授；一位才23岁的自学成才的青年梁漱溟也被蔡聘为印度哲学教授；由鲁迅的推荐，聘周作人为欧洲文学史教授：章士钊被聘主讲逻辑学的教授；在章的推荐下，李大钊又被聘为北大图书馆长；连曾列名“筹安会”劝进袁氏称帝的刘师培，思想守旧、行为怪诞的辜鸿铭等等，也被聘用进来……蔡元培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囊括天下的英才，网罗中外的智士，人人皆乐为其用。如果说古春秋时有个“百家争鸣”氛围，那么近代中国在蔡元培提出的办学方针影响下也出现了个“百家争鸣”局面。于是北大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名师阵容。既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也有主张恢复帝制的辜鸿铭、刘师培；而提倡“情人制”、“外婚制”的“性博士”张竞生，也没被封建卫道士的唾沫淹死。陈独秀称赞：“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古人有所谓“风行草偃”的话，就是讲道德风气一旦形成，就有把杂草都吹倒的力量。在旧中国，在蔡元培那时，如沉沉黑夜，死水一潭，而只有在北大，蔡元培才点燃了冲破黑夜的明灯，奏响了新文化的号角。他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引发出1919年5月4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群众示威游行，并随之产生了摧枯拉朽的新文化运动。北大的教育改革孕育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甚至对整个20世纪的伟大变革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完全可以说，在蔡元培大力倡导下所形成的新的学术道德风气，是不朽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在北大听了蔡元培演讲后，感慨万千：“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至于蔡元培的私德，也令人崇敬不止。他被看作是道德上的完人，受到了所有人的敬重。他晚年在国民党执政时代，位高望重，担任的各种兼职达23项，结果八行书到处飞，要为求上门来的人介绍工作，还要天天应付题字、约稿、写序等。1935年，他终于感到难以应付，决定辞去所有兼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他在报上登了一个“三不启事”：一不兼职、二不写稿、三不介绍职业。他一生鞠躬尽瘁，廉洁自律，一直没有一所自有的住房。l936年时，蒋梦麟、胡适等发起集资为他建造一所住宅，以作对他70岁生日的献礼，可惜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事也就搁置起来。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长眠于香港。弟子蒋梦麟送上旗帜，“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国共两党一致给予高度评价。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推他为“万流景仰，高年硕学”；毛泽东唁电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