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组织的公共关系

非营利组织的公共关系（通用8篇）

非营利组织的公共关系 篇1

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探讨 ——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

刘 俊

（湖北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２０５）

摘 要：中国红十字会等非营利组织不断爆发的丑闻，引发了人们对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思考。通过对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缺失的原因分析，试图从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良好的自律机制、建立行业互律机制、构建多元的监督体系等方面强化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承担。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中国红十字会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６５－２２７２．２０１３．10．０38

非营利组织的组织目标和公共责任高度契合，对非营利组织而言，承担公共责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２０１１年的“天价饭费事件”和“郭美美事件”将中国红十字会推上了风口浪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质疑。本应承担公共责任的非营利组织，却屡屡爆出丑闻，引发了人们对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深层次思考。

１ 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内涵

何谓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国内外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综合各位专家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表现为法律责任、财务责任、绩效责任、职业责任和道德责任等。范围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上的责任，即非营利组织对委托人（政府、捐赠者等）承担责任；二是对下的责任，即非营利组织对服务对象的责任；三是对外的责任，即非营利组织对外部专家和同行所承担的责任；四是对内的责任，即非营利组织对专职雇员和志愿者的责任。在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中，尤其强调职业责任和道德责任，即非营利组织以公益为首要目标，成员要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并且组织成员在行动过程中要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

２ 中国红十字会承担公共责任的现状

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是以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中国红十字会自１９０４年成立，经过１００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非营利组织。它有２１５．６万名志愿者，１１万个团体会员，９．８万个基层组织，２ ６５８万名会员，其中１ ７７５万名青少年会员。

作为中国最大的非营利组织，中国红十字会在承担社会公共责任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在备灾救灾、卫生救护、青少年教育、宣传筹资等领域更是发挥着先锋模范的作用。如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２０１３年“雅安地震”，中国红十字会率先奔赴现场展开救援工作，并通过各地的红十字会组织，筹集物资和资金，进行地震的救援工作和灾后重建工作。又如在艾滋病防治领域，中国红十字会通过网络媒体、现场宣传、活动日等各种方式，宣传防治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并卓有成效。总而言之，在公共责任领域，中国红十字会发挥的巨大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但在其承担公共责任的同时，也面临着困境和危机。

“天价饭费事件”、“郭美美事件”使得中国红十字会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２０１１年８月，《联合早报网》以“郭美美事件之后你还会给红十字会捐款吗？”为题，开展了一项读者投票，调查结果显示当中有高达７７．６７％的读者表示“不会再捐款，会选择其他渠道”，有１０．７５％选择“视情况而定”，仅１１．５８％的读者表示“依然信任红十字会”。据有关媒体报道，自从郭美美事件爆发以来，红十字会的捐款数额大幅下降，有些地方红十字会的捐款逼近零，红十字会公信力严重丧失。

３ 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缺失的原因分析 ３．１ 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

现有的法律法规远远不能满足非营利组织蓬勃发展的需要，非营利组织运作与管理不断遭遇法律空白，无法可依，发展严重受阻。如《基金会管理条例》中规定基金会应当及时如实地向捐赠人说明善款使用情况，但可控性和操作性不强。“郭美美事件”之后，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中国红十字会开通了捐赠信息发布平台（试运行）。但各项资金数据也只是一个归类和总数，并没有具体的明细。善款的使用情况，大部分捐赠人无从知晓。个人捐款不知去向，更不必说跟踪报告，就连捐款查询也是１０万元以上才能查询，１０万元以下却不能知晓。

３．２ 缺乏有效监管机制

（1）政府管制不足。我国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实行“双重管理”体制，即有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同时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管理，严重影响到非营利组织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发挥，而且由于两个管理部门的职责划分不清、相互推诿，使得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存在一些真空地带。

（2）社会监督不够。一方面，社会监督意识淡薄，公众主动对非营利组织监督的行为很少，主动去了解其财务和资金使用流向的更是少之又少。另一方面，舆论监督乏力，我国的新闻媒介往往是在政府监督部门或其他监督机构发现问题并处理后进行报道，通常是报喜不报忧，这极大限制了其监督职能的发挥。虽然近年来，网络舆论兴起，在“郭美美事件”中，网络舆论给了红十字会极大的压力，但要真正实现有效的舆论监督，还有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3）第三方评估机构尚未真正建立。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完全意义上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第三方评估机构，即独立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专业的民间评估机构，其随时对非营利组织的运作状况、财务状况、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及时、客观和公正的披露，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３．３ 内部自律机制缺乏

内部自律通常建立在道德伦理和责任认知的基础上，从内部强化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实现。内部自律系统往往比外部制度建设影响更加深远。目前国内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严重缺乏，非营利组织从业人员总体素质不高、思想觉悟较低、工作能力和办事效率低下。尤其是官办色彩浓厚的非营利组织，管理层大多由政府部门官员兼任，非营利组织成为领导退居二线、发挥余热的重要场所。这些一方面导致非营利组织专业能力低下、管理理念落后，另一方面组织内部人员基本素质、职业道德操守及公益精神不同程度缺乏，与组织的宗旨和使命严重背离。

３．４ 慈善行业垄断

慈善行业的垄断在提高组织专业化水平、降低慈善成本、提高项目的运作效率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优势，但由于缺乏竞争也造成了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淡薄、公益精神与使命感缺失等问题。官办色彩浓厚的非营利组织能筹集大量的善款，但善款没有及时用出去，或者偏离了公益领域；这类的非营利组织没有筹集资金的压力，因而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去保障资金的高效使用，保障捐赠者的知情权，维护组织的公信力。

４ 强化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途径 ４．１ 建立完善的法律框架

（１）利益相关者权利制度化。各利益相关者参与监督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法律法规应明确规定捐赠者、受益人、民众等利益相关者对非营利组织的权力和责任。捐赠者有权对非营利组织运作状况、资金使用状况进行监督，如果非营利组织违反捐赠者意愿，捐赠者有权通过一定途径督促非营利组织实现特定公益目旳。受益人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主要服务对象，若非营利组织违反合同约定使其利益遭受损失，法律规章中应有特定的条款规定帮助受益人进行维权。此外，社会大众、媒体的知情权与监督权也应得到具体的保障。

（２）建立信息披露制度。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或缺乏操作性，都会不同程度的造成捐赠人、受益人、社会公众的信息不对称，利益相关者对非营利组织监管权利难以保障。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应注意三点：一是信息披露途径多样化。拓宽信息披露的渠道，包括政府登记管理部门与业务主管部门披露、非营利组织自觉披露、第三方评估机构披露、网络和媒体等社会大众披露等。二是信息披露内容的明确和具体。即对哪些内容进行披露、披露内容指标的设置和操作化等。三是信息披露的现实性与可行性，即对可能进行披露的内容进行详细制度安排，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４．２ 建立良好的自律机制

（１）道德驱动的自律。道德驱动的自律是以价值观、人生理想、社会责任感和事业感为基石的自律。它主要依靠信仰、习惯、良心和社会舆论等来维护和保障实施。道德驱动的自律使非营利组织成员在完成组织使命的过程中具有正义、平等、民主、诚信的优秀品质，并强烈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尤其在面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冲突的窘境时，能够顾全大局，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２）信用文化的自律。非营利组织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依靠组织宗旨和使命凝聚志愿者。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的驱动和其他各种诱惑的影响和侵蚀，也存在着志愿失灵。非营利组织只有依靠先进的组织文化和信用文化，吸引和凝聚更多的志愿者，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４．３ 建立规范的行业互律机制

（１）同行互律。非营利组织的同行互律机制主要是通过行业协会、行业联合会或公益组织机构等，对组织成员实施监督和约束，保护组织成员。行业互律有以下三种形式：行业认可制、行业赞许制、行业规制。同行互律是依靠非营利组织自身的力量对组织行为进行互相监督，节约了监督成本。同行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与共同发展，形成网络式的互律机制，规范和约束非营利组织的行为，从而逐步形成同行领域的共同道德、共同意识和共同规范，以相互制约的形式促进非营利组织履行公共责任。

（２）建立有效的评估机制。有效的评估是非营利组织行业互律的基础。评估机制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先期可以考虑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参与下，组建相对独立并具有一定权威的评估机构，开发形成合乎中国国情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机制的引入实质上是改变政府对非营利组织业务直接管理为监督管理的模式，提高监管的效率，增强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随着评估机制的引入，逐步培育有条件和有能力承担政府部分管理职能的非营利组织，实施对其他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真正实现非营利组织的自我管理。

４．４ 构建多元的监督体系

（１）完善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理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关系，形成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应该从严格限制转变为逐步放松规制。主管部门管理的重心不再是严格的准入审查和日常事务的管理，而是宏观管理和监督，积极培养非营利组织的自治性；改革传统的年检制度，完善监督和评估标准；实行公益托管制度，加强政府在监管中的权威和刚性约束。

（２）强化社会监督。要进一步加强公民的责任意识，保障公民的社会政治地位，如开通领导信箱、电话投诉、网络曝光等。一方面拓宽公民监督渠道，让公民监督有更多的路径选择。另一方面政府要保障公民监督权，保证其合法的监督主体的地位。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媒体监督的重要性，而且通过媒体报道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更易引起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重视；公民的更多信息来源于媒体，这会对非营利组织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

参考文献 １ 闫宏伟．第三部门公共责任与监督机制研究［Ｊ］．改革与开放，２０１０（１２）２ 金世育．非营利组织服务动机的公共性：困境与对策［Ｊ］．求实，２０１１（２）３ 颜琳．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公共责任及其实现机制［Ｊ］．济宁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１）

４ 徐敏宁，李阳．提升公信力是我国非营利组织走出困境的有效路径［Ｊ］．唯实，２０１０（１０）

５ 陈旭清．中国ＮＧＯ社会责任及实现模式［Ｊ］．晋阳学刊，２０１０（１）

６ 孙录宝．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浅析［Ｊ］．社团管理研究，２０１０（４）（责任编辑 晓 天）

非营利组织的公共关系 篇2

关键词：政府,非营利组织,关系

我国非营利组织应当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介于政府和社会个体之间向社会或集体提供社会服务的、具有志愿性和自治性的正式组织。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非营利组织在政府全方位改革的推动下发展迅速。非营利组织在促进社会发展、满足人们公共需求等方面具有明显的职能优势, 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共同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主体。然而, 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还有待改善。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和我国政府的关系, 并对如何进一步加强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进行探讨。

一、当前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 我国非营利组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了自身所承担的工作, 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也应清醒的认识到, 由于当前体制和制度的不完善,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 也影响到政府或非营利组织的公共事务管理效力的提高。当前, 我国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关系中主要存在一下的问题。

1、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的认识有待提高和统一。

近年来从总体上而言, 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认识有了一定的提高, 但仍不到位。例如在对于非营利组织产生及发展规律, 如何处理非营利组织的关系, 做到有效的培育和监督管理等问题上, 认识还不够。有的部门认为非营利组织, 是党政机关的内部机构或代管机构, 只是作为政府的一个附属机构而存在, 用于安置闲散人员, 缺乏独立性。有的甚至认为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相对立的机构, 是社会的一种负担等等。这些都是认识上种种误区的体现, 极大地阻碍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建立互动关系。

2、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导致非营利组织的作用无法发挥。

随着民主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推进, 政府职能转变已成为客观发展的趋势。然而一直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职能转变不能到位、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已成为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巨大障碍。例如一些社团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 建立了明晰的社团章程, 有着各自的宗旨、任务和职责, 但由于政府并没有把该由社会承担的职能交给社会, 使得这些社团无法完全或独立地尽到这部分职责, 无法发挥组织的作用。

3、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非营利组织应该是独立的, 但在我国, 由于体制及观念上的影响, 导致非营利组织一直没能够以独立的形式存在。政府将非营利组织视为政府管理范围的一部分, 关于非营利组织活动范围、内部日常管理等方面都进行了直接的干预, 过多的采用行政手段, 甚至采用严格的预防和监控模式, 严重抑制了非营利组织的自然健康发展。

4、非营利组织自身能力不足。

相比于国外的非营利组织, 我国的大部分非营利组织起步较晚, 能力有着很多的不足。例如, 有的长期依赖于政府, 缺乏独立性, 往往依附于某个政府部门, 行政化倾向较为明显。有的缺乏主动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 有的缺乏对公民的号召力, 存在存在人事、财务等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等问题, 甚至有的非营利组织成为谋取私利的手段, 严重损害了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信力。

二、完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途径

1、政府自身的途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 政府主动从很多领域中撤退, 并将自身原来所承担的很多职责转交非营利组织来承担。政府应将自身精力集中于宏观管理和服务上。首先, 政府应逐步放开对非营利组织的管制。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 对非营利性组织放松管制是共同的趋势, 政府要合理规划、逐步放宽对非营利组织的管制, 并使兼任各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的党政领导干部逐步推出非营利组织, 允许由社会团体自行选举产生领导人, 促进非营利组织健康发展。其次, 政府要积极对非营利组织实施各项优惠的政策。如给以更多的财政拨款或更高的税收优惠政策, 给非营利组织充分的资金支援。再次, 要积极维护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权益。坚决杜绝各类侵害非营利组织合法权益的各种行为, 对给非营利组织造成伤害的个人或组织要严格按照法律进行制裁。

2、非营利组织的途径。

首先, 非营利组织要加强组织自身的制度建设, 取得政府和公众的信任。要建立完善的组织章程, 并允许包括政府、媒体以及公众等对组织的活动或财务进行民主监督。其次, 积极引进一大批热于奉献的高素质人才投入非营利组织中, 进一步提高非营利组织的战斗力。其次, 要积极保持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非营利组织应在与政府的交往过程中保持独立性。不能因为需要资金拨款而取悦政府部门, 非营利组织只有具有独立性, 才能真正的发挥自身作用, 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最后, 要进一步开拓市场, 创新思想, 使非营利组织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3、法律体系的完善途径。

目前, 我国已基本构建了有关非营利组织的法律法规制度,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依然存在着较大的不足。应进一步制定关于非营利组织的基本法, 为非营利组织确立与之相应的社会地位, 明确界定非营利组织的权利和义务, 促使非营利组织在公共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要依法积极保护非营利组织在社会管理、参政议政中的合法权益, 对破坏非营利组织日常活动的行为要给予法律的严惩。

三、小结

协调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是对促进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做好自身工作都有着巨大的意义。当前, 我国非营利组织是在政府引导和管理下参与政府管理的合作关系。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迅速, 但也存在着不少的不足。为了更好的做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工作, 政府应充分给予非营利组织自主权, 放松对其的管制, 同时非营利组织也应加强自身制度建设, 增加自身透明度, 以独立的身份参与到各项公共事务中来。同时, 应积极加强有关非营利组织的法制化建设, 确保非营利组织的安全、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木花:《公共治理模式下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论文, 2008年。

[2]齐海丽:《参与式合作——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新模式》, 《创新》, 2009, (12) 。

非营利组织的公共关系 篇3

关键词：政府;非营利组织;依赖式合作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106-02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决定着非营利组织作用的发挥程度，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尤其是伴随着我国社会发展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和价值越来越被政府和公众认同。如何更好地发挥非营利组织的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间的职能与功能界定问题。本文在充分分析非营利组织产生背景的前提下，探讨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以及发展模式，并对当前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发展路径问题提出建议。

一、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

鉴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模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营利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就如同西方非营利组织作为独立的第三部门而产生，弥补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而形成与政府的制衡、对抗、合作关系一般，非营利组织的产生背景与过程决定着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因此，论述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之前，需要先对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

（一）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对于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阶段，国内学者的观点较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王名，他将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分为两大阶段，一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到1992年的民间组织的兴起阶段，第二阶段是从1993年到2007年，为民间组织的规范管理和发展高潮阶段;学者黄浩明则从民间组织治理结构变革的角度将非营利组织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恢复发展阶段、建章立制阶段、多元发展阶段[1]。本文在结合诸多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如图1）：一是全面控制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二是恢复发展阶段，從1978年到1989年;三是建章立制阶段，从1989年到1998年;四是控制与培育并行阶段，从1998年至今。

1.全面控制阶段（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的政治统治功能占据主导地位，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为了更好地对NGO进行控制，我国政府对NGO进行了一系列的接管、整顿和改造。1950年政务院发布《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1951年内务部发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旨在为清理、解散当时的民间组织提供法律和政策方面的依据，如《办法》第4条明确规定：“凡是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反动团体，应禁止成立，其已登记而发现有反动者，应撤销其登记并解散之”。经过清理，定位为党和政府纽带的八大人民团体（工青妇等）得到迅速发展，但NGO基本消失。在控制发展阶段，全国性社团数量从1949年的44个增长到1965年100个。可以看出，在国家整合社会的框架下，民间组织得到了有“控制”地发展，但“文革”时期又陷入瘫痪。

2.恢复发展阶段（1978—1989）

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控制型社会结构，虽然在社会秩序整合、集中资源发展国力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统一的计划配置资源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1978年改革开放后，政府需要将自身承担的过多责任逐步划分出去，因此在政府的主导下，各类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民间组织体制。到1989年全国社团的数量已达到1 600个，是1965年的16倍。从1981—1987年短短6年间，就成立了26家全国性基金会，其中几乎所有基金会都有国家领导人的发起和参与，而担任实质职务的领导人都是政府要员、名人或领袖家族人物。

3.建章立制阶段（1989—1998）

1989年之后，中国民间组织走上了规范管理与制度构建之路。主要表现在：民政部成立社团管理司作为NGO的登记管理机关;1989年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办法》《外国商会管理登记条例》;1990年与1997年进行两次清理整顿;确立民政部门与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体制;《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中提到“依法制止滥用权利和自由的行为”，对新成立的非营利组织进行严格限制。建章立制阶段对于非营利组织的政策措施是在中国政治发展整体经历大的起伏与波动的过程中逐步提出的，是政府管制的结果，这对于NGO的发展，特别是对在中央自上而下支持下业已形成的结社热情，起到了极大的压制作用。

4.控制与培育并行阶段（1998年至今）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逐步走上市场经济道路，随着改革开放渐趋深入，特别是政府主导的社会转型的全面展开，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经历了不短的曲折之后，重新涌向一个新的高潮。这一阶段的特征表现为管控与选择性培育相结合，管控体现在继续加强双重管理体制、颁布《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建立社团党组织、理顺党组织隶属关系的要求;培育主要体现在提出政府与社团领导干部分开原则，进行政策扶持、税收优惠等等。

从以上四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非营利组织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历程：总体性社会下基于政治统治的需求，政府对民间组织全面控制，单位制与人民公社体制取缔了民间组织的生存空间，为应对短缺经济危机，政府进行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释放了民间力量生长的空间。然而随着民间力量发展壮大，政府逐步建立对社团管理的控制性举措，造成民间组织发展的回落。随着改革的推进，出于政府转型需要，民间组织从重点控制为主到选择性培育为主，其活力再次释放。从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政府决定了非营利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面对政治统治需要时，民间组织就被压制;面对社会转型需要时，政府则通过培育“可控”的民间组织来释放其活力，给予其发展空间，然而行政权力的控制力度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没有放松过。

（二）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现状及成因

从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历程来看，对于处于全能国家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非营利组织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与社会界限的不同划定，会使得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图景产生从“无”到“无穷大”的差异，因此，既有的单一模式无法完全解释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

通过对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历程的阐述及对非营利组织光谱图的绘制可以发现，政府主导是两者关系的根本。因此，在政府主导作用下，本文将中国政府与NGO的关系概括为“强政府、弱社会”，同时在“强政府、弱社会”下，根据政府控制力度与授权力度的强弱，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又可以细分成四种（如图3）：

第一，依附型关系。在“依附型”关系下的非营利组织多为官办非营利组织，它们能够获得在相关部门登记注册，以及获得购买服务合同的授权与委托，使其在法律上、行政上都获得了组织生存和运作所必需的合法性。然而政府授权或保护的根本目标实际上在于“控制”，通过各类资源对非营利组织予以全面介入和强力控制。这类组织的典型代表有社区居委会、工会等。

第二，合作型关系。“合作型”关系下的非营利组织地位是由国家法规赋予的，政府采取鼓励的态度对待组织的登记注册，在资金和行政上给予较多扶持。作为回报，该组织认可政府的权威和介入甚至控制，表现在由政府选派官员来担任组织理事会的成员，政府影响组织的重大决策和密切监督组织的管理和发展等等。这类组织的典型代表有经济行业协会、养老和教育领域的民办非企业以及致力于公益事业的基金会等。

第三，强控型关系。政府对“强控型”关系下的非营利组织授权不足，主要表现为该组织必须经过层层审批才能获得法律上的合法性以及政府的认可，甚至无法获得法律合法性，政府几乎在组织运作的项目和经费上没有任何支持。此外，政府对该组织的态度是“强控和限制”，甚至是取缔该类组织的存在。这类组织的典型代表为反社会稳定的邪教团体等。

第四，放任型关系。在“放任型”关系下，非营利组织多为因兴趣爱好所组成的文艺类民间草根非营利组织，政府对它们基本上没有过多干预。这些非营利组织本来也没有太强的注册登记意愿，比较松散[2]。

可以看出，在“强政府、弱社会”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力量此消彼长，两者之所以呈现这种关系，“社会转型”与“行政主导”是形成的前提。在社会转型时期，高度一体化社会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面对庞大的社会需求，政府角色要从全能型转向有限型，民间组织就成为解决体制失灵的有效策略，因而政府需要民间组织提供公共服务。随着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变化，政府必須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探寻新的“行政主导”模式，而不能依靠简单粗暴的压制方式打压民间组织的发展，为此，政府采用“社会的形式”进入社会，通过培育“可控的”非营利组织，实现一个在社会自治程度增加的情况下重建行政控制的过程。通过这种行政主导，政府既满足了社会服务的供给，同时又保住了自己的主导地位。

二、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发展路径

目前，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强政府、弱社会”的关系不论在理论或在实践中其弊端不断显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因此，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变革成为理论界与政府工作实践中的重要环节。

（一）关系发展路径选择：依赖式合作

纵观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理论的研究发现，“合作”成为共同的主题，中国学者也将构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伙伴关系作为关系模式的发展趋势，龙献忠等在《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一文中指出，政府与多个部门（NPO、企业等）基于共同的利益，采用平等对话的形式，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进而构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3];汪锦军则提出了“协同增效”模式，即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开展合作，共同努力，付出各自的资源，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实现原来无论NGO还是政府都无法单独完成的公共服务目标[4]。

笔者认为所谓“合作”是建立在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平等的基础上，如果地位不平等，那么在“合作”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方主导另一方，这样就不能称之为“合作”。但是中国是否可以实现“合作”关系，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在中国，非营利组织是自上而下产生的，具有“官民二重性”的特点，政府强势力量对非营利组织的渗透和干预，使非营利组织独立性和自主性受到削弱，两者关系是极度不对等的，同时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需要依赖政府的政策、资金、人员，因此两者形成了上下级的依赖关系。因此，如果从现实表现形态的角度来审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路径的话，笔者认为应是依赖式合作。依赖式合作的好处在于它在目前的转型时期会产生“双赢”的结局。非营利组织通过让渡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极大地降低组织的运作成本，如吸纳有关部门的行政人员作为组织的领导，以此来获得可观的经费投入、充足的办公设施，为组织成员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同时也使得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节省大量的行政管理成本。

（二）依赖式合作的具体形式

目前，依赖式合作已在部分省市得到实践，这种合作方式具体可通过以下形式实现：一是公办民营，主要指由政府设置专门机构提供社会服务转为由政府提供硬件等相应设施与经费，与NGO订立契约，交由NGO运营，政府仍是责任主体，向NGO转移的只是服务的提供，例如政府将一些学校交给社会管理，学校的固定资产等属于政府所有，学校通过招生收取学费维持学校的运营，双方之间的这种合作便是公办民营的合作关系;二是竞争式外包，即非营利组织围绕某个公共服务领域在服务能力与效率方面展开竞争，政府选择最有效的非营利组织，给予资金支持，让其在政府的要求下提供公共服务;三是伙伴式外包，政府在某一公共服务领域，与某一特定的非营利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向其提供资金支持，让其提供公共服务。目前已有54个地方政府制定了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相关文件政策，这正是政府迈向依赖式合作的重要一步，也表明我国各级政府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尝试。

当然，依附式合作也具有显而易见的缺憾，在这种关系模式中政府的主导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就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而言，它不仅符合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现状，并且赋予了非营利组织较大的活力，是当前实现政府、非营利组织之间最大利益的一种关系模式。当然，从发展的角度看，竞争式合作无论是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还是对于民主政治的建设都是利大于弊的。因此，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应沿着强控关系—依赖式合作—竞争式合作的发展路径循序渐进，这样既遵循中国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特点，同时也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名.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赵映振，郑程浩.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研究：问题和未来发展[J].社团管理研究，2011（7）.

[3]龙献忠，钟和平，甘筑夏.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J].湖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读书笔记 篇4

09公共事业管理（1）班 张伟康 3109009981

德鲁克的这本书经过悉心设计，本书由使命开始，告诉我们组织存在的目的，然后引入绩效表现，再由绩效的衡量引到任何评价结果，亦教我们怎样发掘所有内部和外部的资源，最后是如何让领袖发挥自己的潜力。

第一部分：领导的第一要务是思考并定定义组织机构的使命。确立具体的目标，使命陈述必须简洁明了。成功使命的三要素：首先，向外寻求机会和社会需求;其次，什么是我们信仰的，要具有奉献精神。

第二部分：领导工作充满风险。

1、组织在取得成功的时候必须乘势进取、不断成长，但同时也必须确保组织能够进行调整变革。迟早有一天组织的发展会缓慢下来，机构规模会达到稳定水平。因此，组织必须保持冲劲、弹性、活力和远见，否则就会僵化。

2、艰难的抉择非营利组织没有所谓的损益，他们往往会认为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公正、合乎道义并服务与美好理想的，非营利组织可能比企业更需要在运作方面进行合理的取舍，需要大胆面对重要抉择。一旦我们认识到变革并非威胁，而是机会，这会迫使你去组织资源寻求创新。我们如何才能建立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会员的能动性，允许其制定和执行适当的创新决策，同时在变革过程中保证组织维持必要程度的正常运行？首先，要构建需求机会的组织机制。其次，还有如何构建新体制的问题。接下来，我们需要创新的战略：要把创新服务导入市场的方式。

3、如何选拔领导者首先，我会看看这些人做过什么事情，有何专长。其次，我会评估组织的状况，并思索一下，什么是组织面临的重大而直接的挑战？

4、个人领导角色。我认为领导第一种重要的能力是倾听的意愿、能力和自律。第二种必要的能力沟通交流的意愿，能够让其他人能够理解你的意思，这需要极大的耐心。最后一种基本能力是个人服从工作需要的意愿要认识到与工作相比，个人的一切显得无足轻重。卓有成效的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能够保持人格和个性的完整独立，即使把一切都奉献给组织，在他们离开后，工作仍要继续下去。

5、平衡决策。领导者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在长期和短期、全局和局部之间取得平衡。管理非营利组织需要双桨划独木舟，如同要在专注宏伟蓝图和关照一位急需帮助的孤单年轻人这样的情形下取得平衡一样。有效地领导者会通过其在相关协会和其他组织的工作经验从大处着手来解决这一难题。另外，我认为更难处理的是，资源集中在单一目标和分散于充分的多元化发展之间的平衡。更为重要的平衡，也是最难处理的过度谨慎畏缩和鲁莽冒进之间的平衡。

6、领导注意事项。第一条，应该认为大家都不明白他们所说的事情；第二条，领导者不能嫉贤妒能，这是在组织领导者中常见的人性弱点；最后，不要挑选接班人。第三部分：设定新目标：弗朗西斯.赫塞尔宾访谈录。以幼女童军组织为例。首先他去调研研究了所服务社区的需求；其次，他必须进行推广和说服工作，必须要为这一新的使命创造客户来源：；第三是如何推动变革。题、推动成功的要点是管理者必须设法让执行者明白应该做些什么，通过培训让他们掌握推行行动的方法。推行新方案的总体战略是；必须非常谨慎地制定营销计划。不仅仅是传播营销信息，还要了解所有面向客户的网络渠道，并懂得如何运用这些网络渠道。仅仅是向客户发送书面材料是不够的，还要在各营销环节中配备相关人员。必须不断进行评估——及时获得执行情况的反馈信息。如果组织战略没有发挥作用，就要进行适当的调整，采取不同的方法把组织推进向前。

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文献综述 篇5

学号：1151061

姓名：牛祯祯

班级：公共事业管理四班

【前言】本文主要通过介绍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特殊性，国内外发展状况，国内外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模式以及我国非营利组织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解决问题的对策思考。

一． 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与政府财务管理的区别

1.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的主要区别有:（1）非营利组织有的实行有偿服务,并且可以做到以收抵支。（2）非营利组织具有一定的经营性,并实行经济核算,可以通过扩大服务规模和提高服务质量实现增收节支,争取改善自己的运营条件。

（3）具有一定的生产性,向社会提供精神产品和劳务,是一种特殊的生产。严格说来,我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财务管理”,我们有的只是所谓的政府会计(也就是预算会计)以及对于政府财务管理的设想和建议。

2.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作用

从财务的概念上来理解,财务的本质是指社会财富方面的事务(或业务)。货币出现以后,人们便开始用价值来衡量财富。由于价值运动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体现为资金运动,因此,财务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资金运动。

非营利组织的资金运动有着完全不同的特征。非营利组织的存在及其运转是社会存在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它的任务是按政府发展计划的要求,开展业务活动。过去,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经费主要靠国家财政供应,部分来自自身的其他业务活动,其资金运动主要表现为经费的筹集、领拨、使用、报销等事项。因此,非营利组织财务实质上是非营利组织在执行国家事业发展计划、开展业务活动过程中,有关经费的筹集、运用、管理和监督的活动。

而从我国非营利组织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其财务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如前面提到的,国家包办事业己成过去,非营利组织的筹资正向多渠道、多形式变化,因此,如今非营利组织的资金运动比过去要复杂的多,有些进行经营性活动的非营利组织其资金运动的负责程度已和营利性的组织没有很大差别;另一方面,许多从事经营性活动的非营利组织借鉴企业财务的一些管理概念和方法,运用经济手段,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另外,非营利组织的资金运作状况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组织的发展,因此,着眼于非营利组织的长期发展,就必须要对非营利组织的资金运作进行规划、运筹和控制,以使其达到最好的使用效果,从而更好的为非营利组织的目标服务,这也就是财务管理的任务与目标。

二．民间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理论综述

1．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关系起源于“专业化”存在，当存在“专业化”时，就可能出现一种关系，代理人由于相对优势而代表委托人的某种行为。现代意义的委托代理的概念最早由罗斯 提出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则 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了。”委托代理理论是近30 年来西方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侧重于研究企业中一些现实而复杂的问题：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并且随着 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委托代理理论的模型也不断丰富和完善：由静态模型的研究发展 为动态模型的研究、由委托的单任务模型发展至多任务模型研究、由单一代理人模型完 善至多个代理人模型分析等。同时，委托代理理论在非企业领域——民间非营利组织也 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我国的民间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中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由于组织内部存在着信息 的不对称，可能会导致委托人与代理人出现财务管理目标不一致的现象。对于出资人来 讲，其主要财务管理目标是实现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益性使命，有效的运用资金，使尽可能多的人能够从中受益；而对于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来讲，他们可能会为实现自己 的物质利益或者社会地位等而进行一些与出资人意愿相违背的社会活动。委托人出于一 种社会公益性的意识进行投资，它要求资金能够合理运用，组织体系、组织制度尽可能 健全，而代理人认为组织进行的是非营利性的活动，体现的是社会公益性的一面，对于 其他的制度建设往往感觉无所谓。民间非营利组织中，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是必然 的，这就要求有一套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来激励和约束代理人的行为，当然也就随之带 来了代理成本以防范代理人获取不正当代理收益。

2.利益相关者理论 世纪 60 年代以来，企业理论价值取向的研究领域中逐步分化出两大理论：股东 至上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前者是建立在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之上，是主流企业理论 的价值取向。而后者是在美国、英国等长期奉行外部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国家中逐步 发展起来的，与传统的股东至上企业理论主要区别在于，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 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与参与，比如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 等，企业不仅要为股东利益服务，同时也要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利益相关者理 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取得了长足发展，被认为是能够帮助我们真正认识和理解现 实企业的有力工具。

对于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而言，其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出资人、组织负责人、员 工、受益人、政府等，他们在组织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组织财务管理中承 担着重要的使命。民间非营利组织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存在着差别，有时甚至会出现 矛盾。民间非营利组织在实现组织财务管理目标时要兼顾到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当 然，需要指出的是每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可能同时达到最大化，我们要使各个利益相 关者各自利益最大可能的符合组织的整体目标，最终实现组织的社会使命。同时，各个利益相关者在获取自身利益时，要对组织进行必要的监督、监管，使组织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 国外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模式简介

美国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模式，美国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依附于基金会计。基金会计主要是指以基金为基础，按照基金种类分别核算和报告的一种会计模式。而基金是按照制度的约束和限制“，根据执行特定活动的用途或者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分别设置的。由此，美国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模式是项目管理模式。而英国、瑞典农业事业财务管理模式。英国、瑞典的非营利组织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国家财政供应的，如瑞典农业部的代理机构$ 另一种是市场化运作的，如英国农技推广咨询服务中心。英国、瑞典两国农业部门在经费管理上主要采取三种形式：预算管理模式、项目管理模式和代理管理模式。预算管理模式!英国、瑞典的预算管理程序和我国相似，主要包括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决算等。不同的是英国、瑞典在编制预算、执行预算方面比较严密。概括地说，该预算管理模式主要采用零基预算、滚动预算等方式来编制，涉及内容包括部门预算和项目预算等。预算编制完成后需要经国会审议批准后才能执行项目管理模式。英国和瑞典农业部对所有的经费都实行项目管理”即通过项目承担单位将资金落实到项目上并完成项目。在英国“农业部将项目分为竞争性项目和非竞争性项目”由各非营利组织提出项目申请或进行项目竞争!各单位对竞争性项目投标时" 所申请的项目经费一般包括项目直接费用#项目管理费用&一般为直接费用的和必要的项目收益一般为直接费用的。

四．我国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1.预算管理十分薄弱。非营利组织预算编制方法落后，表现为预算数据不能有效反映资金的需求。预算编制中，采用基数加增长的预算编制方法这种资金预算编制与分配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上一年支出的增加，造成资金分配的不公及资金浪费，达不到资金的使用效果

2.收支管理随意松散。非营利性组织收支管理表现为资金收入管理及资金支出分配管理两大方面.非自创收入的收入管理相对松散，表现为收费标准不统一，有一定的随意性，在标准制定的过程中，没有进行深入的市场调研，往往收费有些偏高，但也在一定范围内会出现收费过低的现象。

3.资产管理相对混乱。非营利性组织对资产管理也表现出相对混乱的局面，资产管理随意松散，最为突出的表现为对固定资产的管理不严格.4.财务透明度低。出资者与经营者分裂开来，难以形成有效的责任监督机制。

五．改进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对策思考

1.抓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建设&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是当务之急,财政部门作为会计工作的管理机关应该领导此项工作.2.加大理论研究的力度。加大理论研究的力度是改进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基础措施&通过理论研究搭建起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体系，找到管理好非营利组织资金的依据，设计出适用于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方法与途径，创建出评价非营利组织实现社会效益的指标体系等来指导具体的实践活动.3.强化财务管理教育与培训&解决非营利组织资金管理问题需要人才支持.4.改革用工制度&要改变非营利组织缺少高素质的人才，特别是财会人才的现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用工制度是关键。

参考文献：

[1]《论可持续发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国内统一刊号CN37—1065/D）2003专辑，赵蔚

[2]《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制度缺陷及建设》山东大学 赵蔚

[3]王建军 《中国民间组织的困境及其发展前景》 《中国民政》[J] [4]莱斯特▪萨拉蒙《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野》[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 [5]林震《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与我国的对策》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J]2002年第1期 [6]吴东民，董西明 《非营利组织管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12月 [7]吴绍含 民间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问题探究[J]辽宁经济，2010 [8]陈先江 “四统分一”财务管理模式的做法和思考[J].财务与会计，2007，（5）

非营利组织的公共关系 篇6

南都公益基金会（英文名：Narada Foundation，以下简称“南都基金会”)成立于2007年5月11日。南都基金会是一家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为民政部。南都基金会原始基金1亿元人民币，来源于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基金会的使命是支持民间公益，即：南都基金会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资助优秀公益项目，推动民间组织的社会创新，促进社会平等和谐。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里氏8.0级大地震，远在上海的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徐永光代表基金会在地震刚刚发生之后就说出了一番振聋发聩，激励人心的话语：“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中国优秀的民间组织，然而在灾后重建中，没有你的声音，没有你的贡献，你又怎么向历史交代！”南都公益基金会也正是以此为激励，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灾后重建中有所作为。

2008年５月13日，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上午，南都公益基金会联络部分民间组织，发起《抗震救灾，十万火急；灾后重建，众志成城——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的宗旨为：根据民间组织自身特点和优势，独立行动，联合公告，配合政府开展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５月15日，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会决定紧急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为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资金支持。据徐永光介绍，南都公益基金会想通过资助项目的目标导向，积极、稳妥、有效地支持民间组织参与灾后重建。

５月19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协同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北京NPO信息咨询中心等，组成“南都公益基金会５•12灾后重建项目办公室”，并在成都设立联络处，制定了“５•12灾后重建资助项目”《资助管理制度》、《申请指南》和《申请模版》。该项目明确资助对象为在中国大陆注册的非政治、非宗教、非营利的民间公益组织，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他具有法人资格的公益服务机构；对于与政府合作的项目，优先予以资助。紧接着，南都公益基金会３次派出人员到灾区进行NGO灾后重建需求调查，并于６月20日在成都召开NGO灾后重建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徐永光提出NGO灾后重建项目应注重３个要素：一是政府支持。应注意保持NGO灾后重建项目与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目标的一致性，优先选择政府需要的项目。二是受灾群众需求。受灾群众利益是NGO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要根据不同阶段需求的变化，为灾区群众提供政府难以提供的差异性服务和帮助。三是社会关注。因为社会关注是获取社会支持、进行资源动员的根本条件。

南都基金会收到资助申请和批准的项目中，涉及的领域包括：儿童救助、法律援助、家庭重建、教育、社区建设、生产自救、心理关爱、信息平台、研究培训咨询、环境保护、医疗、志愿服务、老人救助等。其中，灾区帐篷图书馆项目，是名为“多背一公斤”的公益组织实施的，该项目为灾区学生提供优秀的课外图书、阅读交流和其他文体活动，当地也来了不少志愿者，有些志愿者自己就是受灾群众，仍然抽空轮流为孩子们服务；农家女与四川广安

市妇联合作举办了防疫员培训班；百场赈灾公益电影放映，是南都公益基金会与四川当地的数字电影院线合作的项目，为地震灾区居民安置点放映100场公益电影，帮助他们安定情绪；千秋助读行动，是名为“天下溪”的公益组织申请的项目，通过提供少儿经典读物、连环画、玩具等来帮助儿童舒解紧张的情绪，获得心灵的滋养。该项目南都公益基金会只资助了５万元，但他们在全国筹集了价值五六百万元的儿童书籍，开办了50个流动图书馆。

此外，还有５•12孤老孤残本土化专业照护培训项目，由天津市鹤童老年公益基金会负责在灾区招聘农村适龄妇女和青年待业人员，并提供专业培训，使其初步掌握照护伤残老人的专业护理技能后持证上岗，实现了当地就业，既为党和政府分忧，又为家庭、社区及社会解难，还造福于广大灾区老人。“心＋芯”震后心理支持计划，由中国记协、北京成长家文化机构负责实施，通过心理支持与辅导，为赴地震灾区的新闻工作者和从事救援救助工作的NGO工作人员提供专业心理援助，减轻创伤性压力。灾后家庭生产自救计划，由四川省大邑县养兔协会实施，它在５个重灾村开展生产自救项目，帮助村民组建生产互助小组、制定灾后家庭自救发展计划、提高生产技能、促进社区互助，使其尽快恢复生活和生产秩序，实现受灾农户自救和受灾社区可持续发展。

案例思考：

1、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公共责任是如何在此次“抗震救灾”活动中体现出来的？

2、南都公益基金会是如何对其参与“抗震救灾”的工作实效进行控制的？

3、如果你是第三方评估机构，你准备如何对南都公益基金会此次工作进行评估？

4、如果你是南都公益基金会的领导，你准备如何对本基金会的此次工作进行自我评

估？

案例评析：

1、首先，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基金会的领导表明社会责任。其次，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上午，南都公益基金会联络部分民间组织，并发表申明。再次，紧急安排专项资金，为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资金支持。最后，制定了“５•12灾后重建资助项目”《资助管理制度》、《申请指南》和《申请模版》。此外，派出人员到灾区进行NGO灾后重建需求调查，2、第一，明确每一项参与“抗震救灾”工作的职责和目的。第二，通过召开座谈会及时进行交流和沟通，了解各方面的工作信息。第三，对援救对象进行适时调查。

3、一方面，设置围绕“抗震救灾”工作的相应评估指标。另一方面，结合指标对每项工作进行评估。

非营利组织的公共关系 篇7

一、政府治理农村公共服务问题的现实困境

1.政府力量仍不足以提供充裕优质的农村公共服务

国家统计局2007年度统计资料显示, 近年来国家财政收入积累充盈但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慢于财政支出增长速度;政府支出成本、行政管理成本呈现出不断加大、加速的态势。“新农村建设”经费投入中, 很大比例要依靠地方政府匹配投入和农民自身投入来解决, 显示了政府对公共物品尤其是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还不处于强势地位。而同期的统计数据显示, 农村基层组织 (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 呈现出逐年减少的未来发展趋势。因此, 需要协同社会力量尤其是非营利组织共同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现状。但《2007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 2007年农业及农村发展类社会团体36142个, 占社会团体总数的17%;农业及农村发展类民办非企业单位931个, 占全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0.5%。这说明, 农村非营利组织仍然弱小, 力量不强、财力不足、缺乏话语权。农村非营利组织如农业技术协会的经费基本上来自于村提留和乡统筹拨款, 而乡村财政随着农村税费改革更加襟见肘, 对农村非营利组织的财政支持自然就极为有限。

2.城乡二元政策使得农村公共服务难以根治

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是一种非均衡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城乡公共物品供给与城乡居民数量并不呈等比状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都在逐步完善, 但城乡差别依然明显。2007年底, 全国共有1064.3万户、2272.1万城市居民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1608.5万户、3566.3万人得到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平均低保标准70元/人/月。2007年底, 全国农村五保老人得到五保救济的人数为531.3万人, 499.2万户;农村五保供养平均支出水平为1179.6元/人/年;646万人次得到了农村临时救济。政府对广大农民、农村的社会救济仍没有达到投入城市社会救济的力度。截至2007年底, 全国城镇社区服务设施17.2万处, 而确定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 (市、区) 296个。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39754个, 床位212.8万张, 收养各类人员171.9万人。其中:城市老年福利机构5070个, 床位33万张, 收养老年人22.6万人;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34684个, 床位179.8万张, 收养老年人149.3万人。这个成绩是相当不错的, 也说明服务型政府建设正在逐步深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06年全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56.10%。2006年全国城镇前十位疾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90.41%, 农村则为92.32%。2006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为59005.6亿元, 农村则为21114.9亿元;城乡消费水平比为3.6:1。但考虑到农村农民的收入、消费和养老现实, 农村公共服务尤其是养老服务仍有巨大的拓展空间。从1978年以来的统计数据看, 每年农村遭受水灾面积在2850-24596千公顷之间、旱灾面积在5060-26784千公顷之间变化, 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比重在43.9-66.9%之间, 农村“靠天吃饭”的特性一如既往。长期以来城乡有别、向城市居民倾斜的公共物品供给政策, 使乡村公共服务缺乏政策和资金扶持, 加之农民自身普遍地丧失话语权, 缺乏表达内心需求的能力, 不知怎样表达、向谁表达、如何表达等。农村弱势群体更多的要依赖自身进行自救、自助活动才能摆脱困境。

3.区域社会发展差距加大了农村公共服务的不和谐发展

区域社会发展差距仍比较明显。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一带, 农村公共服务相应地比较完善。如被喻为“江南第一村”的华西村实现了“八有八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村。八有即:小有教 (学费村里免费) , 老有靠 (有退休养老金) , 房有包 (住房有村里集体承包建筑) , 病有报 (生病定额报销) , 购有商 (购物不出村) , 玩有场 (有各种娱乐场所) , 餐有供 (职工免费就餐) , 行有车 (家家自备轿车) 。八不即:吃粮不用挑 (送粮到户) , 吃水不用提 (有自来水) , 做饭不用柴 (有液化气) , 便桶不用倒 (有抽水马桶) , 洗澡不用烧 (热水管道到家) , 通讯不用跑 (家家有电话、人人有手机) , 冷热不用愁 (家家有空调) , 雨天不用伞 (长廊贯全村) 。而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便没有经济实力提供农村公共服务。即便是在江苏, 区域社会发展差距也特别显著, 各地财政对公益事业的资金投入呈阶梯形态。苏南、苏中、苏北农村社会发展也是层次分明、梯度递减。苏北灌溉总渠以北经济薄弱、贫困区域, 公益事业发展资金严重短缺。一视同仁的经济发展政策其实蕴含着不公平成分, 资金劫贫济富的天然法则使区域经济不发达地区公益事业“失血”严重, 农村非营利组织发展同样呈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而村民自治, 则因缺乏丰富的民间组织资源支撑而显得后继乏力、难以为继。农村非营利组织在农村社会健康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由此可见, 单靠政府部门、政府职能来解决农村公共服务问题, 需要付出极大的管理成本, 对于财力尚且薄弱的政府机构来说, 既低效也不现实。那么, 究竟路在何方?即把我国、我省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整合起来进行制度设计, 把政府有关职能和权力让渡给社会非营利的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等, 依托非营利组织加以综合治理、制度创新。

二、农村非营利组织在解决农村公共服务问题上的政策建议

1.把部分农村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农村非营利组织

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已经构成当代社会和谐发展的“三驾马车”, 起着三足鼎立作用。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行政隶属关系, 更不是对立关系, 而是一种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不仅仅是机构加加减减、撤并重组, 更关键的是职能转变。发展非营利组织, 可以转移、导出部分不必要的政府职能, 造就“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社会化政府”, 可以实现第三次社会财富再分配。况且农村地广人稀, 撤乡并村改革也使得农村基层组织不断减少。而非营利组织的产品和服务包括许多层面, 如扶持社会弱小群体、促进就业、促进贫穷落后地区的扶贫开发、捐资助学、赈灾救济、危机干预、农村教育、卫生健康福利事业等, 极大地提高了国民收入再分配起点、过程和结果的公平性, 提高了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农村非营利组织还可以提供就业岗位,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社会系统最大规模的就业容量, 不独取决于营利部门, 还取决于政府部门和非营利组织的就业容量。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必然自发地导致失业或不充分就业、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 只有一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主动扩大全社会就业容量, 才能维护社会公平。

2.完善以法律规制为核心的制度设计

民主政治与政治民主只有依托法律规制, 才能形成良好的初始制度路径, 才能从理想变为现实。推动民主政治, 促进村民自治, 确立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性地位。农村各类非营利组织能够动员政治支持, 获得民众的广泛信任, 并为村民自治组织提供良好的社会治理的模式, 通过培育村民自治组织和村民的责任能力、自治能力、决策能力和参与精神, 强化村民的民主理念, 降低决策中的风险成本;通过构建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机制, 通过协助政府确立法律和制度的权威, 有效地化解村民组织与社会政治系统之间矛盾冲突, 来直接、间接地推动村民自治实践的;能够提供良好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 满足社会基层大众的服务需要。目前我国农村非营利组织自身发展还相当薄弱, 但未来的民间力量就会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力量, 民主与法制将成为主要的管理方式和手段。

3.加大对农村非营利组织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许多研究表明, 我国非营利组织最大的约束瓶颈是缺乏经费。即便在发达国家, 政府资助也是多数非营利组织获取经费的主要来源。2007年中央财政共向各地转移支付民政事业费517.5亿元, 比上年增长28.1%, 占民政事业费比重42.6%。这折射出中央财政对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在不断加强。但对农村非营利组织而言, 不仅需要有“输血”机制, 还需要有“造血”机制。对于农村非营利组织而言, 扶持、鼓励多元化筹措经费, 切实加大对农村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通过政府投资重点扶持农村公益事业, 促进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鼓励农村非营利组织参与部分营利行业、社会福利行业, 例如福利彩票由民政部门管理, 但发行交给农村非营利组织。东部沿海农村经济富裕,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鼓励民间社会资本进入非营利医疗卫生、教育、科研机构。政府建立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保证农村非营利组织具有稳定的合法的经费来源。

4.加强农村非营利组织的服务能力建设

非营利组织不以利润为活动目标, 导致责任不明、管理混乱, 因而导致其服务低效, 这些均直接威胁其生存与发展。尤其是农村非营利组织, 普遍表现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程度较低。必须加强农村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建设尤其是融资能力、责任能力、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 提高农村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公众中的公信力, 扩大农村非营利组织在经济发展、社会服务、扶贫救济和赈灾慈善等的公共产品供给力度。加强能力建设, 必然涉及到对能力的测评问题。非营利组织的第三方评估 (认证) 在欧美国家早已形成制度, 可以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 着重从组织使命和结果维度评估组织绩效。

5.扩大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强势领域

针对农村农民农业的地方特色、本土特色, 发展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强势领域。一是农村社会保障和救济扶贫领域。如前所述, 我国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和救济覆盖面和水平均不如城市, 农民经济安全水平普遍较低, 而农村地方政府短期内不太可能承接更多的社会保障和救济职能。只有民间慈善组织、救济组织、扶贫基金会才能趁势承接这一块社会职能。非营利组织在农村的扶贫包括生存扶贫、技术扶贫、教育扶贫、幸福工程、人口扶贫、合作扶贫、文化扶贫、实物扶贫、环保扶贫等多个方面。二是农村休闲领域。随着休闲经济、休闲产业的发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农村休闲也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农民、农村的休闲教育、休闲产业需要有本土经验的有识之士加入。农村非营利组织可以不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三是农村信息咨询、决策参考。如渗透到民间, 收集信息, 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信息。

非营利组织从“大象”到“蚂蚁”都有, 而我国区域差异显著, “蚂蚁”型的非营利组织特别适合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耕耘。虽然农村非营利组织不可能彻底解决农村公共服务问题, 但却可以从多个方面缓解政府职能的不足, 提升农民的感受性, 也体现了我国社会民主政治变革的趋势。

[注]本文受东华大学2007年度文科预研究项目资助。

摘要：针对我国政府治理农村公共服务问题上的政府力量不足、城乡二元政策、区域社会发展差距等现实困境, 本文提出发展农村非营利组织来解决农村公共服务问题的五个政策建议。

对非营利组织会计原则的思考 篇8

非营利组织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认为非营利组织具备如下特征：“1.这些主体接受重要的资源提供者的捐赠，这些资源提供者并不期望按照其所提供资源的比例收回资源或获得货币收益。2.它们的运营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但不是为了营利。3.与企业不同，它们没有所有者权益。”我国财政部公布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第二条将符合“1.不以营利为目的；2.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因为出资而拥有非营利组织的所有权，收支节余不得向出资者分配；3.非营利组织一旦进行清算，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应按规定继续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三个条件的组织界定为非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基础

我国《企业会计制度》第十一条第八款规定：“企业的会计核算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凡是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或应当负担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都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凡是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在当期收付，也不应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征求意见稿》第七条八款的规定也与此相一致。

企业会计制度采用权责发生制的目的是通过一定会计期间收入与成本、费用的配比关系来计算企业一定会计期间的利润。非营利组织的大部分会计事项是收入(主要是捐赠收入)与支出(履行其对捐赠者的受托责任)，一个非营利组织具有盈余是自然的。笔者认为，针对非营利组织的特征，其会计制度应允许采用修订的现金制。非营利组织根据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针对性质不同的会计事项分别采用权责发生制或收付实现制会计核算基础，一般以现金制为会计核算基础。

非营利组织一般不遵循配比原则

配比原则是权责发生制会计的具体应用，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因果配比，将收入与对应的成本费用相配比；二是时间配比，将一定时期的收入和同时期的费用相配比；三是会计计量属性相互配比，如收入计量属性采用产出价值(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或未来现金流入量现值)，而与之配比成本费用若采用投入价值(原始成本或现行成本)就不符合配比原则。《征求意见稿》第七条第九款规定，“非营利组织在进行会计核算时，收入与其成本、费用应当相互配比，同一会计期间内的各项收入和与其相关的成本、费用，应当在该会计期间内确认。”第六十三条规定，“费用，是指非营利组织为开展章程范围内的业务活动所发生的经济利益的流出；成本，是指非营利组织为提供劳务和产品而发生的各种耗费。不包括为第三方或客户垫付的款项。”笔者对《征求意见稿》的此种规定困惑不解有二：一是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会计要素是“支出还是成本和费用”?国际和我国目前会计实务非营利组织的会计要素一般没有“成本”会计要素，一般是“支出或费用与利得”等会计要素。《征求意见稿》中将界定“成本和费用”会计要素，与企业会计制度无异，无法体现非营利组织会计的特点，使人困惑，笔者以为采用国际通用的支出(或广义费用)会计要素远比成本和费用会计要素好；二是收入与哪个会计要素配比，如何配比?如教会接受会员捐赠的一栋只能用于该教会教务的办公用房，只要教会不清算，该房屋无需折旧，此时，没有会计要素与收入配比。鉴于此，笔者以为，非营利组织一般不遵循配比会计原则，除非非营利组织改变其性质从事营利活动。

其它问题

非营利组织的确认条件相同，性质同质，应遵循统一会计制度。我国会计改革要建立的会计标准体系由政府会计、非营利组织会计和企业会计三大部分组成，没必要将非营利组织划分为民间非营利组织与公立非营利组织或其它，分别制订会计制度，以免产生新的混乱。

《征求意见稿》与《企业会计制度》(2001)相比，第一章总则少三条，分别是关于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的依据、主体和文字等问题。为确保将非营利组织的会计工作搞得更好，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征求意见稿》补充这三条是完全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