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危机

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危机（精选6篇）

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危机 篇1

摘要：政府职能转变使我国公益性非营利组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但不断发生的公信力危机事件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其治理和绩效评价问题。治理缺失的情况下, 绩效评价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危机的局面, 提高其治理水平是解决公信力危机, 提高绩效评价的前提。

关键词：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危机,绩效评价,治理结构

一、引言

公益性非营利组织 (NPO) 是以服务公众利益作为机构的使命和目标的从事公益事业的一切志愿团体、社会组织或民间协会。NPO的基本特征包括: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 革的深化, 公益性NPO的地位日渐突出, 发展速度迅猛。近年来,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责任缺失, 组织效率低下甚至中饱私囊等诚信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公益性NPO屡屡发生违法、违规和贪污现象, 极大地降低了其信誉和社会的诚信。数据显示, 2011年全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总额约845亿元, 捐赠总量较2010年相比下降18.1%, 其中红十字会接收社会捐赠约28.67亿元, 同比上年减少了59.39%。事实证明, 与营利性公司治理结构比较, NPO治理更强调治理机制的建设。信息公开和提高透明度并不能解决公益性NPO的根本问题, 完善的治理制度是NPO经营运作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在规范的治理结构基础上的信息公开和监督评价才能改善转型时期我国公益性NPO的困境。

二、公益性非营利组织治理的必然性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Lester Salamon教授提出, 志愿部门作为人类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有着固有的缺陷的, 会产生“志愿失灵”。 一个国家NPO的治理水平是衡量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标志, 也是评价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水平是否合理的一项重要标准。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 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 治理法规非常健全的情况下, 公益性NPO的公信力危机也时常出现。从1992年美国“联合劝募”前主席阿拉莫尼的腐败案, 到2011年的“全球基金腐败案”, 导致法国、德国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停止捐助, 该基金决定停止对中国除治疗病人以外的所有项目高达上亿美元的拨款。NPO的公益行为演化现象引起了人们对治理问题的特别关注。公益性NPO的治理和效率问题再次成为学者研究的焦点。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 政府转型下放权力, 催生了大量公益性NPO, 鱼龙混杂, 但其相同之处在于治理问题异常突出。张维迎认为, 公司治理概念同样适用于非公司企业, 作为公司治理研究应不限于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 即营利性企业, 应包括一切以营利为目标的企业。我国相关法律没有关于NPO治理结构的规定, 致使治理机制缺位。决策权被组织的“内部人”操纵, 理事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等问题普遍存在, 导致财务状况混乱, 违背公益宗旨的逐利行为屡屡发生。NPO治理的缺失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严重障碍之一。正如Henry B.Hansmann提出, 由于信息不对称, 仅依靠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合约难以防止生产者坑害消费者的机会主义行为, 出现“合约失灵”现象。国内的公益性NPO不仅有管理机构, 而且是“双重管理”。即便如此, 还是不断被发生的各类“公益丑闻”所困扰。因此, 从治理开始规范公益性NPO的运行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非营利组织不同于一般的企业法人, 不能简单地照搬企业法人治理的现成模式。在非营利部门, 治理一般是董事会成员和执行长发挥关键作用的行动领域, 它与目标、基本的组织活动、决策、参与者以及环境有关。我国NPO内部缺乏利益制衡关系, 外部监督主体权利虚置。对NPO 的监督, 应重点着眼于其外部监督, 包括公权力监督、行业监督、社会监督等, 探讨加强外部监督的方法, 并且通过内外部监督的合作机制加强NPO的责任监督, 实现公益宗旨。我国NPO监管体制虽然在规范组织有序运行, 促进NPO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也存在不少的缺陷。

多数有官方色彩的公益性NPO建立了理事会制度, 但考虑到筹资问题, 公益性NPO的理事会成员多是兼任, 或者由离退休政府官员担任。理事会成员没有将全部精力和时间投入组织活动的日常管理的同时, NPO尚未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制度, 对管理者的监督形同虚设。即使在“官办”的公益性NPO中, 理事会、监事会与管理者之间形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没有真正形成理事会与管理者之间明确的权责关系及制衡机制, 最终使组织的决策权和执行权都掌握在管理者手中。尽管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的项目中有众多利益相关者, 但公益项目执行者的行为控制着项目的方向。公益项目执行者将一切设计好后让理事会批准, 理事们缺乏业务知识, 很难真正履行决策和监督职能, 最终导致无人对公益项目的结果负责。还有更多自发的草根型公益性NPO, 没有合法身份, 组织的负责人既做裁判, 又做运动员, 更没有建立治理结构, 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 导致公益性NPO公信力危机的风险时有发生。

三、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价体系存在的缺失

近年来, 随着公益性NPO治理缺失, 导致违背公益使命的逐利现象严重, 使传统上以财务评价为核心的绩效评价体系受到挑战。建立将公益性NPO的治理情况、管理水平和财务指标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综合性的评价体系成为人们的共识。学者分别构建了由非营利性评价、使命与战略的评价、项目评价和组织能力评价四个子模块组成的非营利组织评价模型, 侧重考核组织的使命和基础能力情况;由基本状况、组织治理、公共责任、资金使用、信息披露、筹资活动等6个一级指标构成的评估模型;基于财务、过程、政治、服务和其他绩效的评估框架。NPO的绩效评估已逐步从重视经济效益定量指标转向对包括治理水平、发展能力及社会效果等在内的多元指标评估模式转变。

2007年, 国家民政部在“关于推进民间组织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中针对一些民间组织在发展中还存在着组织机构不健全、内部治理不完善、组织行为不规范、社会公信力低等问题, 制定了公益性社团、基金会及联合性社团等五项专门针对民间组织评估的指标体系, 对推进我国NPO的治理提出了明确的能力建设和问责要求。

然而, 对于当前我国公益性NPO的乱象, 综合性的绩效评估无法消除或降低由于缺乏治理结构而产生的危机, 反而会由于综合评估的结果掩盖了治理结构的薄弱, 可能出现组织的业绩越好, 后期的危机风险越大的情形。接连曝光的诸多“公益丑闻”中, 不乏发生在一些知名公益性NPO中, 充分证实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治理是NPO的生存条件和发展基础, 绩效则反映NPO运行的效益。但问题是, 在这个评价体系中, 无论NPO是否建立了公司治理结构, 只要其他指标更加突出, 就能够掩盖治理指标低下的情况, 最后考核的结果同样达标, 这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伏笔。

四、加强公益性NPO的治理措施

加强公益性NPO的治理问题已经成为首要问题, 重新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绩效评价体系则成为必然。因此, 无论从公益性NPO治理与绩效评价的目标、功能, 还是逻辑关系上分析, 公益性NPO的治理机制的建立考察应与绩效评价区分开来。

1.规范的治理结构是公益性NPO从事公益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也是社会组织治理的要求和措施。治理已成为NPO能否有效运作的首要课题。有效的治理能够提供一种机制, 以防止任何一方滥用权力, 确保组织为组织的最高利益和目标实现而行动。因此, 对不具备规范的治理结构的公益性NPO, 不能允许其开展公益活动。

2.应把建立治理结构作为公益性NPO的准入门槛, 对于那些没有建立公司治理机制的不合格NPO不允许其开展公益活动, 使之无法借公益之名非法敛财。只有这些达标的公益性NPO才具备开展业务活动的基本条件, 理事会和监事会才能够履行职责, 并接受外界的监督, 才有资格接受社会捐助, 开展公益活动。

3.对于治理达标的NPO开展管理能力、社会责任、项目效果及服务水平等方面的绩效评价, 反映开展公益活动的效果, 并向社会公开, 引导政府和公众的投资方向, 实现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五、结语

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公益性NPO发展迅速。为保障公益性NPO的宗旨, 防止逐利和腐败行为, 首先, 应通过制度规定要求公益性NPO建立规范的治理制度。主管部门负责审查NPO的治理结构及机制建设, 将是否建立规范的治理机制作为判断公益性NPO合格并能够开展业务活动的基本条件和门槛;其次, 明确只有治理达标的公益性NPO才能开展绩效评价, 并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制度。依据不同的行业和组织类型允许在具体的评价指标上进行调整;明确评价主体和评价的主要参与者, 制定评价的公开、透明要求和评价方法;第三, 建立一个以衡量组织管理水平、财务情况、服务质量、发展能力及其社会效益指标为主的绩效评价体系, 避免用财务指标衡量组织业绩的能力的做法。通过绩效评价淘汰社会效益差的NPO, 鼓励管理水平高、服务质量高的公益性NPO, 使之获得更多的社会捐助, 提升组织的发展能力, 为促进社会和谐做出更大贡献。

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危机 篇2

近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换, 我国非营利组织总体上呈现出一种蓬勃发展的态势, 2012年全国共有49.2万个非营利组织, 比2011年增加了3万个, 非营利组织不仅在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等领域提供公共服务, 而且承担着广泛的社会责任, 非营利组织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体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 非营利组织也并非社会大众心中的“一片净土”, 红十字会的“郭美美”事件, 以及儿慈会的“小数点”事件的曝光以及“公益腐败”问题的连续发生, 动摇了社会大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 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降低, 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不完全统计, 2012年中国慈善公益的社会捐赠总量约为700亿元。与2011年度的捐赠总量845亿元相比, 下降17%左右, 非营利组织陷入了信任危机之中, 呈现出公信力下降的趋势。导致非营利组织公信力下降的重要原因是财务不透明, 在财务不透明的运作环境中, 一些非营利组织运营不规范、财务操作混乱, 直至做出严重的败德行为, 降低了非营利组织的公众信任度, 从而影响非营利组织的长远健康发展。

公信力是非营利组织的生命线, 而提升财务透明度又成为了非营利组织构建公信力的奠基石。提高财务透明度, 有助于为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服务创造出一种良好的社会公众认可和信赖心理。为非营利组织吸引社会各方捐赠或资助, 争取更多项目和资金, 从而很好地开展活动, 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何用自身的“透明”撑起公众的“信任”, 成为了社会各界以及非营利组织自身关注的焦点。在探讨如何加强自身财务“透明”之前, 我们先要充分了解、剖析非营利组织财务不透明的原因。

二、非营利组织财务不透明的原因分析

财务信息透明不仅可以提升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信力, 也更利于非营利组织可持续发展。但是在我国仍然有部分非营利组织财务存在“灰色”地带, 社会大众无从了解非营利组织的资金去向和用途, 在不透明的“黑匣子”里, 滋生腐败, 损害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形象, 降低社会公信力。只有找出导致非营利组织财务不透明的原因, 才能对症下药, 从而更好地解决非营利组织财务不透明的问题。分析得出以下三方面原因:

1. 非营利组织对财务信息披露重视程度不够。

财务信息披露更多的是体现一个组织的自律性, 由于我国非营利组织起步较晚, 由于自身对财务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和财务信息披露对建立提升公信力的认识不足, 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披露的进步和发展。另外, 非营利组织的非盈利性、公益性的特征决定了其会计实务简单、财务组织体系单一, 导致组织淡薄、甚至忽视财务透明度标准的设计, 也有的非营利组织虽然重视各项财务透明度标准的制定, 但却忽略了对财务透明度执行效果的检查监督, 最终使得财务透明度标准流于形式。

2. 财务披露方式单一。

财务透明度要求保证公众对财务信息的可获得性。透明度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地向公众披露财务信息的问题, 更是一个涉及技术层面的问题。目前, 我国非营利组织财务的披露形式过于单一, 在传统的以纸张为载体的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环境下, 根据持续性披露原则公布的财务信息仍然难以获取。非营利组织的财务信息基本处于封闭状态, 大量的财务数据、财务报告和分析以内部文件形式出现而没有公开发布, 降低了财务透明度。

3. 财务人员专业力量薄弱。

根据非营利组织调查资料显示, 全国44.8%的非营利组织中全职工作人员少于3个, 大部分情况是机构负责人加项目官员, 能有一个兼职的财务人员已是很好的状况。由于不以盈利为目的, 目前非营利组织没有钱聘用高端人才, 甚至没有专门的财务人员, 部分会计人员素质较差, 有些民间非营利组织因工作人员较少, 会计人员往往身兼数职, 很难专心会计工作, 不但业务不精, 法律意识不强;还缺乏必要的职业道德, 导致财务管理水平低。

三、增强非营利组织财务透明度的几点建议

1. 牢记使命, 重视财务信息披露。

非营利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 以使命为先, 担负着人类启迪心智、净化灵魂、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任。一旦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和道德缺失不仅会影响非营利组织功能的正常发挥, 相反还会加剧人们道德的沦丧。因此, 非营利组织高管以及整个组织成员都应该牢记组织使命, 意识到财务信息披露对组织自身以及社会的重要意义, 通过向社会公众披露财务信息, 提升财务透明度, 以便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提高社会公众公信力。

2. 加强技术投入, 建立技术支撑的财务信息披露。

当今社会高度发达的计算机技术为非营利组织财务透明度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非营利组织在保持传统的书面报告为载体的披露方式下, 应建立以计算机技术为支撑的财务信息公开披露制度, 从源头开始, 使原始票据及时上传, 使收入支出的每一个环节均可做到公开透明、有据可查。通过财务专业技术可以弥补非营利组织财务专业人才的不足, 避免出现人为错误, 避免类似于“小数点”事件的再次发生, 使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真正做到:“公开有质量, 透明无水分”, 并接受来自社会大众的广泛监督, 从而提升财务透明度。

3. 加快培养高素质财务管理人才。

加快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工作的步伐, 提高财务透明性, 就要大力培养专门的财务管理人才, 优化人才结构, 提高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从战略目标和长远眼光出发, 通过多种形式, 广开纳贤渠道, 坚持高起点和高标准地引进和选拔一批熟悉财务管理知识, 掌握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和市场经济规律的高素质财会人员。另外通过建立非营利组织财务知识培训系统, 针对非营利组织财务人员、管理层、项目执行人员分别开展系列化培训, 快速培养出一批能够适应非营利组织的专业财务人员队伍。

摘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下, 非营利组织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益性服务、关注社会分歧、体贴个体需要、提高社会福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非营利组织中存在着财务不透明的现象, 导致社会公信力下降, 已经成为制约非营利组织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此, 提高非营利组织的财务透明度对于提升社会公信力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阐述了非营利组织财务透明度与公信力的关系, 并对导致财务不透明的原因进行分析, 最终给出了增强非营利组织财务透明度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财务透明度,公信力

参考文献

[1] .张彪, 向晶晶.构建非营利组织财务透明度提升机制的基本思路[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8 (7)

[2] .向晶晶.非营利组织财务透明度提升机制研究[D].湖南大学, 2008 (11)

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危机 篇3

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这场金融危机同样使非营利组织遭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因为越来越多的捐赠者、支持者乃至于政府都开始担心自己的资产安全性, 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紧缩、筹资更加困难, 其遭遇各种财务风险并由此引发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大为增加。非营利组织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维护社会文化结构的顶梁柱, 对于非营利机构的领导者而言, 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去关注组织的理财优势和缺陷, 做到未雨绸缪。为保证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 需要在财务决策过程中正确预测和衡量可能的财务风险, 并进行适当的控制和防范, 将损失降至最低程度, 以维持非营利机构的正常运转并得到可持续发展。

一、金融危机下非营利组织财务风险的主要表现

根据非营利组织资金流动的大致方向, 可以认为非营利组织的财务风险主要包括筹资风险、投资风险和财务支出风险三类。

(一) 非营利组织的筹资风险

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个人捐赠、企业捐赠、基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等, 还包括通过提供一定劳务产生的自创收入。非营利组织的筹资风险主要体现为资金短缺, 致使目标无法顺利实现或者组织难以存续。非营利组织的筹资风险包括民间捐赠筹资风险、财政拨款筹资风险和自创收入筹资风险等等。受金融危机影响, 社会各界资金供需矛盾加剧, 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大幅减少, 同时非营利组织的财产也受经济下滑影响而缩水。有些非营利组织正在利用剩余的储备资金运营, 有些非营利组织甚至在赤字运营, 如果没有进一步消减支出或者增加新的资金来源, 这些非营利组织也会面临关闭或者破产的风险。

(二) 非营利组织的投资风险

非营利组织为实现社会公益目标, 主要从事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活动。但是为了弥补营运过程中所发生的成本, 非营利组织往往会从事一些投资活动, 如股票投资、实业投资等。而这些投资活动所产生的收益是不确定的, 即存在着投资风险。与企业相类似, 非营利组织的投资风险也可以分为实体资产投资风险和金融资产投资风险。非营利组织的本金大部分是社会公益人士捐赠或者通过财政拨付而来, 不需偿还也不可循环再生, 因此, 非营利组织的本金更显珍贵。受金融危机影响, 各种投资的收益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甚至有大量损失本金的风险。

(三) 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支出风险

如果非营利组织的日常性财务支出和行政支出发生膨胀并挤占公益支出, 导致组织社会公信力下降, 这时就产生了非营利机构的财务支出风险, 直接发生与其职能和目标相悖的资金损失。金融危机下, 资金供求紧张, 非营利组织资金规模变小, 在此资金规模下不应再维持原有的日常性财务支出规模。否则, 公益资金支出结构发生异化, 就会使公益资金变成了专为非营利组织本身存续而使用的资金。这样, 资金的公益性开始丧失, 同时会损害非营利机构的公信力。受经济下滑影响较重的某些非营利组织, 机构将不得不面临在裁员的同时, 增加工作量和工作时间, 消减办公开支, 或者选择同其它非营利组织合并甚至解散、破产。

二、金融危机下非营利组织财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一) 加强非营利组织财务风险管理的途径

对财务风险进行识别。正确辨别财务风险的性质和特征, 弄清引发财务风险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范围, 其目的是减少财务风险的不确定性。

对财务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其后果的大小进行正确估计。在具体估计时, 可以将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人员的主观判断与以历史资料、数据为基础的客观估计结合使用, 弄清财务风险导致的后果有多大, 哪一类型的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最大。

对财务风险进行正确的评价建立在前两个步骤的基础之上。在非营利组织中, 管理者通过对本组织财务风险的识别估计和评价, 并依此为基础合理运用多种管理方法技术和手段, 对财务活动可能涉及的风险进行有效控制, 以达到防范风险确保公益资金安全以及组织目标的实现。

(二) 非营利组织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的具体对策

对组织机构的现金、投资、收入等风险集中度高的金融资产的管理和运作进行多次评估。运用多种测度指标评估一下当前的流动性水平, 例如月度支出的现金覆盖率, 月度支出的营运资本 (等于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 覆盖率, 这有助于了解组织机构现金管理的能力和运用现金缓冲风险的能力。

可靠的收入来源在金融危机下预计可能出现问题, 这时可以考虑寻找新的收入来源。但是, 新的收入来源途径的打开往往伴随着较高的进入成本, 它们的存在会给组织机构带来更大的财务风险。多元化是一种风险分散的策略, 是一种减少财务风险的方法。在经济下滑阶段, 潜在的外部环境持续恶化和市场整体风险急剧加大, 而市场风险本身不能通过多元化加以消除, 因此非营利机构应当避免因为过度的多元化和过多的承担市场风险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对于曾经的收入来源依然要保持重视。例如, 对于资金捐赠和支持者依然要保持联系, 通过打电话和发邮件的方式让捐赠者知道公益机构需要他们。有些人认为在经济困难时期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应当少向捐赠和支持者开口, 可能有些道理, 但是所有人都应该知道在这个时候与捐助者保持沟通和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即使在经济下滑时可能收效甚微, 但当经济复苏时这种方法可能会有效地找回资金来源。

非营利组织的投资行为应以确保本金安全为前提, 主动放弃那些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 因为双高项目的可实现性很低, 即风险极大。这个时候, 非营利组织的投资对象应以低风险或无风险的项目为主, 如购买短期国债、投资政府公共项目等, 既有稳定的收益又不至于损失本金。

如果预计组织机构出现大的损失, 可以制定机构缩减计划。非营利机构可以采用裁员或缩减薪水的方法, 以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对于临时性收入的减少, 也要采取措施来弥补缺口。在危机时刻, 应广开思路解决非营利机构所需要的资金问题, 适当时候可以召开研讨会为组织机构出谋划策。

控制非营利组织财务风险的方法有很多, 不必拘泥于固定的模式。金融危机下能够全面正确掌控营运成本和把握自身财务状况对于组织正常履行相应职能很关键, 越早越及时地发现组织中可能存在的收入、支出、流动性等财务问题越能在经济下滑时主动应对各种财务风险, 使非营利机构在金融形势较为严峻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正常运转。

参考文献

[1]Dennis Derryck, Rikki Abzug.Lessons from Crisis.The Nonprofit Quarterly, 2002 (9) .

[2]G.J.Wedig.Risk, Leverage, Donations, Dividends-in-Kind.A Theory of Nonprofit Financial Behavior.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4.

[3]唐阳玲.非营利组织财务风险管理刍议.财务与金融, 2008 (3) .

[4]康伟.我国非营利组织财务风险识别与控制.会计之友, 2008 (29) .

[5]熊筱燕, 康玉珠, 赵自强.非营利组织财务风险预警模型研究——以高等学校为背景研究.工业技术经济, 2007 (2) .

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危机 篇4

一、公共危机的概念及特点

(一) 公共危机的概念。

公共危机是指那些突发的、关系公共利益的, 对组织、国家的存在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急需管理者快速应对的重大事件。它具有巨大社会危害性、潜伏性、不确定性和难预测性等显著特点。

(二) 公共危机的分类及特点

1、公共危机的分类。

从危机成因来分, 分为自然灾害, 如地震、台风、水灾、雪灾和人为因素引起的突发事件, 如战争、恐怖活动、放射性物质的大量泄漏等;从危机影响范围来分, 分为国际危机、国内危机、地区危机等;从危机涉及领域来分, 分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文化危机等。

2、公共危机的特点

(1) 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它是对特定社会系统的维系、有序发展产生重大威胁或危害, 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大事件”, 是对整个社会利益产生损害和威胁的“大事件”, 它涉及范围广, 如果未进行及时、适当的控制, 很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2) 发生成因难辨析。自然原因、社会原因、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等都可以造成公共危机, 并且某一公共危机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原因的合力, 这给人们辨别主因进而及时处理造成难度。

(3) 潜伏性和不确定性并存。通常, 公共危机在爆发之前, 形成危机的源头已经存在, 只是没被发现或受重视;同时, 公共危机的爆发具有不确定性, 一定时间内量的积累可能会产生质的变化, 爆发时间不确定, 危机常常突然发生。

(4) 现有技术不可预测。因现有技术水平有限, 有些危机不能提早预见, 因而不能早做准备。汶川8级地震, 由于未能提早预测出来, 截至6月18日12时, 已造成69, 176人遇难, 374, 008人受伤, 17, 415人失踪。

基于公共危机的特点, 在危机处理中, 政府因其地位、职责所在, 必然扮演主角。它在处理危机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如大量的财、物资源的供给, 严密的管理体系, 强制性的管理机制等。但政府也有其局限性, 如层级过多、信息传递不及时、技术不够专业及应对危机不灵活等。而且政府也不可能单独处理所有的危机事务, 这个复杂的工程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配合和协作, 这样才能使公共危机的处理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高效性。因此, 在很多国家中非营利组织基于自身的特点, 已经成为危机管理的参与主体, 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二、非营利组织的概念及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优势

(一) 非营利组织的概念。

非营利组织是指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以服务大众为宗旨, 具有志愿性和自治性的正式组织。它又被叫做“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志愿者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等。

我国非营利组织大致分为五类:第一类是社会性团体, 如学会、协会、促进会、联谊会等;第二类是经济性团体, 如行业协会、商会、工会等;第三类是基金会, 如资助型基金会等;第四类是实体性公共服务机构, 如学校、养老院、研究所等;第五类是组织, 包括中国特有的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

(二) 非营利组织的优势

1、具有及时性。

公共危机发生后, 第一时间的处置最为有效, 有利于控制事态扩大, 减轻损失。在实际中, 政府专业应急人员到达事发现场, 一般都需要一段时间, 而在这段时间内, 由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发起的自救互救,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5月12日汶川发生8级地震后, 中国红十字总会立即从成都备灾救灾中心紧急调拨了帐篷、棉被等物资, 同时要求各级红十字会立即行动起来, 积极投入到救灾工作中去。

2、具有群众号召力。

非营利组织是一种社会公益性组织, 它的成员来自基层社区。在危机发生时, 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使得它能够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凝聚社会资本, 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 调动民众的力量投入到危机应对工作中。同时, 其志愿性也可以吸引大批的志愿者, 这些志愿者可以很好地完成群众疏导和后勤保障工作, 弥补政府在人力资源汲取方面的缺陷。地震发生后, 中国红十字会联合多家媒体、网站紧急倡议募捐救援震区。5月14日,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号召广大青年志愿者投身到抗震救灾的工作中去, 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响应号召, 奔赴抗震第一线。

3、具有专业优势。

非营利组织在专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大多数非营利组织都有明确的目标, 并根据自己的目标来吸纳具有相关经验的组织成员。非营利组织术业有专攻, 使它们在应对公共危机时可以提供更科学、有效的公共服务。而政府既要处理日常的公共事务, 又要应对各种公共危机, 这使其无法具备完整的专业知识。地震发生后, 心理救助组织召集各地心理专家组成专门小组, 为受灾人员尤其是未成年者解决因地震引发的各种心理疾病。

三、非营利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时不能充分参与的主要原因

(一) 制度性障碍。

我国对非营利组织的登记管理实行双重管理原则。非营利组织的登记成立, 不仅要得到中央和地方民政部门的许可, 还必须挂靠在一个与自身业务相关的业务主管单位上。这样就加强了政府在登记管理方面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和限制。这种双重管理原则为很多的非营利组织设置了相当高的门槛, 使得大批活跃在民间的非营利组织被拒之于合法登记的门槛之外, 难以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发挥其应有的效能。

(二) 缺乏活动资金。

各国的非营利组织都面临着资金不足的问题, 对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来说这个问题更为突出。非营利组织的资金不足, 一方面使其难以划拨出专项资金投入到政府的危机管理工作中, 即使其有参与政府危机管理的意愿, 客观物质条件上也不具备;另一方面资金不足使其难以吸引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相关人才加盟, 其活动长期以来都是由志愿者来承担。专业技术人员的缺乏使其难以在危机管理中发挥其专业特长, 难以与国际相关专业组织做到良好沟通交流。

四、提高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公共危机能力的措施

(一) 加快管理体制改革。

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大力发展, 应加快相关体制改革。要在严格资格审查的同时降低现在过高的进入门槛;实行政社分离, 使非营利组织在人、财、物上与行政机关脱钩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和非营利组织的现状, 政府要制定统一的发展规划引导其发展;政府要实现从参与者到指导者的转变, 从以前的直接管理转到以宏观指导为主。

(二) 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

资金是任何组织的生命线, 非营利组织要发展壮大离不开充足的资金。非营利组织是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组织, 但它的发展不可能仅靠民间的捐赠。在其发展过程中, 特别是其发展初期, 更多的是依靠政府财政的支持。要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大力发展, 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责无旁贷。当然, 政府提供支持的方式灵活多样, 既可以采取直接的方式, 如拨出部分税收用于资助非营利组织;也可以采用间接的方式, 如对于向非营利组织捐款的个人和公司提供减免税等;还可以用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扶助非营利组织。

(三) 完善相关法制建设。

完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明确非政府组织的责任主体地位。我国在2006年1月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此议案中涉及的主体是国务院及其各个部门, 各级地方政府, 也包括政府所属的企事业单位等, 而对非政府组织等其他主体并没有涉及到, 这就使得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外在合法性受到影响。因此, 要不断完善该预案, 把责任主体具体落实到非政府组织身上, 明确其法律地位, 使得其在应对突发事件时, 明确自身的职责, 为其参与危机处理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律支持。

(四) 加强与政府部门的协作。

危机管理中, 政府部门起中央指挥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应全力协助政府部门的工作, 服从政府部门的命令和安排。积极建立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危机解决综合协调机制, 如建立起由计算机网络系统支持的信息传递通道;建立联系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的协同组织机构, 这一类协同组织机构可由政府部门设置, 工作人员柔性流动任职, 平时不在位, 危急时刻则立即组合在位发挥其作用, 具体负责统一调度指挥分散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

(五) 建设自身危机管理制度。

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危机 篇5

一、全媒体时代背景下非营利组织的公众信任危机

(一) 非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NPO, 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 通常也被称为“第三部门”, 与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形成“互补共生”的关系。

在我国, 非营利组织主要是指在中国合法注册的, 除政府部门和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之外的社会团体、社会组织或民间协会。具有非营利性、自治性、民间性、志愿性、社会公益性等特征。它与政府组织的某些机能有替代作用, 特别是集中在提供社会公益性的公共服务, 保障公民基本生活权益方面, 包括环境保护 (例如中华环保基金等) 、扶贫发展 (例如中国扶贫基金等) 、弱势群体帮扶 (如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 、慈善救济 (如壹基金等) 。

非营利组织是一个基于市场经济、政府与企业部门严格分工、独立的企业等背景下出现的概念, 是政府组织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也是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解救产物, 政府部门不能顾忌到的社会缝隙, 需要非营利组织这股社会力量来填满。

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既有官办性质, 例如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华儿慈会等;也有民办性质, 例如壹基金、李嘉诚基金会等。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 以明星粉丝团体成立的民办非营利组织, 其作用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我国首个由歌迷捐设和命名的专项基金———玉米爱心基金会, 于2006年在中国红基会设立, 每年接受社会审计, 随时接受媒体监督和玉米 (李宇春的粉丝名称) 的质询检查。此类型的非营利组织把明星与粉丝用慈善黏合起来, 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热情投入到慈善帮扶事业中去, 充分发挥明星效应的“正能量”。

(二) 公众信任危机

非营利组织的核心价值在于承担社会公益使命, 因此非营利组织常常也被称作公益组织, 组织的资金来源于政府资助、社会各界的捐赠, 因而社会对非营利组织往往怀有更高的道德期望, 外部利益相关者 (政府、捐赠方、第三方机构、志愿者、社会被服务对象) 对其认可和信任是非营利组织的立身之本、动力基础。

但是近年来, 非营利组织的负面新闻甚嚣尘上, 严重挫伤了人们的公益慈善爱心, 大大降低了公众对组织的信赖和支持。2012年, 网友爆料成都市红十字会在汶川地震后设立的募捐箱善款, 积压箱内多年未取导致爱心人士捐赠的纸币长出白毛。此事经过网络平台的迅速传播再一次将中国红十字会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

要求非营利组织公开信息, 建立查询平台, 实时更新组织活动流程和重要财务数据的呼声越发高涨, 公众对组织的信任似乎到了摇摇欲坠、不堪打击的地步。

(三) “全媒体时代”

得益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信息数据传播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生活的世界也迎来了“全媒体时代”, 它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大融合。媒介信息传播采用图片、文字、音频、影像等多种表现手段, 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杂志、网站等不同媒介形态, 通过广电网络、电信网络以及互联网络进行传播。

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 每天数以万计的海量信息扑面而来, 呈现出大容量、多样化、时效性、交互性的特点, 人们拥有以及使用信息平台的机率普遍提高, 信息真正地实现了双向传播, 发言权不再集中在官方手中, “草根之声”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加之民主参与意识和信念的普及, 人们通过媒体平台表达民主意愿, 对政府组织和社会民间团体实行问责监督权利, 参与社会治理正在逐渐成为常态化。

这一趋势不仅对国家政府治理提出了新要求, 同样也对非营利组织的传统管理模式, 尤其是组织的社会信任管理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非营利组织应当如何应对公众信任危机事件, 在“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的时代, 如何与时俱进, 借助当下的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平台树立组织良好的社会形象, 重新赢取或者加固社会各界的信任将是本文接下来的研究重点。

二、信任危机的成因———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

本文对非营利组织的公众信任危机的成因分析是以詹姆斯?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的。科尔曼认为最简单的信任关系包括委托人和受托人两个行动者。信任过程就是两个理性主体之间的博弈与互动。在这对博弈关系里, 委托人主动理性的选择是否信任受托人并对其进行约束, 约束方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来源于无形的道德观念约束;第二种是利用社会规范和法律法规的约束, 对受托人进行惩罚;第三种是对遵守承诺的受托人给予正面激励的约束。

在社会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中, 外部利益相关者 (包括政府部门、社会公众、企业、捐赠者、受益人等) 是委托人, 非营利组织则是受托人, 受托凝聚整合社会各方的支持和捐赠资源致力于公益事业、公益服务, 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外部利益相关者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约束也主要依赖于道德观念、健全的监管制度法律法规约束和激励作用。然而这三种约束方式常常不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导致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频发。

从内部因素来看, 由于道德观念的软约束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依托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遵守。我国非营利组织大多“年轻化”, 内在的管理机制并没有成长成熟, 缺乏专业管理人才, 财务管理制度不明朗, 缺少信息公开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从外部约束来看, 刚性的社会规范和法律制度在三种约束方式中的作用是最为突出的, 但是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问责监管机制不健全, 社会监督需求与实际监督力量不对等, 公众社会缺少对非营利组织监督的能力, 这些刚性约束条件的缺失大大增加了受托人违约行为的机率, 从而导致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度下降。尤其是, 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推动公众获取信息以及表达参与诉求的平台得以顺利搭建, 对于非营利组织信息公开透明、资金流向明晰等方面的呼声越来越高, 因此健全的信息公开制度, 有效的问责制度, 有效的监管制度都应结合强大的多样化的媒体平台落到实处。

三、信任危机的应对———基于危机事件的生命周期理论分析

公众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 是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社会基础。接下来, 笔者将结合相关案例, 对非营利组织在危机中应当如何有效利用多样化的传播平台赢得公众信任进行简要分析。

(一) 危机潜伏期/酝酿期———与公众的互动至关重要

信任危机的爆发总是从量变发展到质变的过程, 在危机事件还未破土而出之前就将其扼杀, 防患于未然是解决危机花费成本相对较少作用最大的举措。非营利组织应当树立危机意识, 真正地尊重正视公众的信任度, 积极构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互动的渠道, 自觉合理地公开合法信息, 建立组织信息查询平台让公众能够随时随地全面地检阅组织活动, 实现全程监督。

中国慈善信息平台的建立就是推动全国慈善行业信息化、透明化、专业化与效率最大化的一项进步举措。对公益组织而言, 平台提供信息发布、透明评估传播的服务, 对社会捐助力量而言, 为公众提供了解、发现、参与公益活动的有效途径。

公益组织不再“高冷”, 实时与公众互动, 通过沟通平台收集公民意愿, 全面感知预测公众的倾向性, 是提高公民满意度的重要手段。全媒体时代背景下的信息化办公不仅是面向社会的窗口, 更是为组织决策和公益服务提供信息收集的新方式、新渠道。互动实现公众参与非营利组织的监管, 可以提高非营利组织决策的科学性、合法性、合法性, 使组织活动更好地满足社会各界的期望。

(二) 危机爆发期和蔓延期———信息公开不容忽视

在信任危机暴发和扩散期间, 突如其来的舆论质疑必然给非营利组织带来强烈的时间压力和决策压力, 在危机事件爆发期对组织的快速应急处理具有非常高的要求, 如果不及时地采取正确措施, 事件的负面影响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危机中的信息管道管理是不容忽视的环节。当信任危机爆发之后, 公众的普遍负面情绪是经过宣传鼓动作用或者是谣言的传播扩散而产生的, 而这些负面情绪是危机激化扩散的助燃剂。隐瞒事实真相或者拖延信息发布只会让事情恶化。2012年的中华儿慈会“点错小数点风波”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

2012年12月, 网友举报中华儿慈会2011年度财务报表中有一笔高达48亿元的异常现金流动, 网友要求儿慈会说明这笔巨额现金的来源、用途、流向。中华儿慈会当晚就在其官网发布道歉声明, 称是财务人员点错小数点, 将4.75亿错成了47.5亿。这一解释却招致网友更多质疑。针对日益高涨的质疑声, 中华儿慈会表示将于13日在网上公布银行对账单进一步澄清此事。但是在13日下午, 该组织的官方微博表示, 将不再公布银行对账单, 而是请审计、法律和新闻媒体等专业机构审查之后再给社会公众更全面的答复。针对中华儿慈会这一朝令夕改的行为, 网友呛声不断。一时间网络上关于“点错小数点”的讽刺事件广泛传播, 引发更为广泛的声讨。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 作为信息持有弱势方的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更为迫切, 全媒体时代下的民意比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多变, 难以掌控。个性互动和传播迅猛的特征使得极其容易出现舆论偏离的现象, 煽动社会情绪。因此, 非营利组织应当主动沟通、充分沟通、迅速沟通, 摆脱“藏着掖着”的传统观念和做法, 将有关信息第一时间告知公众, 及时肃清信息管道中的负面舆论, 还原事实真相, 防止不良报道的扩散蔓延。

建立和完善信息透明和共享, 公开透明的监督问责机制, 不仅可以评估组织内部工作绩效, 激励非营利组织重新整合人、财、物资源, 提高组织公益服务质量, 降低运营成本, 真正改善组织的整体状况;并且还可以获得外部利益相关者信任与支持, 提高组织的公信力、影响力、号召力, 产生积极的经济社会综合效益, 才能够真正解决公众信任危机。

(三) 信任危机善后期———公众监督重建信任

2014年3月的西安幼儿园喂药事件中有一个受到公众质疑的角色那就是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官方通报的出事的两所幼儿园都是挂靠在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名下的, 在此次事件的采访中, 大多数儿童家长也纷纷表示是对基金会的信赖才放心地让孩子就读与幼儿园的。事件被曝光之后, 在微博平台上吸引到了无数网友的关注, 一时之间对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的质疑声纷至沓来。虽然基金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涉事幼儿园与基金会仅仅只是挂靠关系, 没有业务指导, 更没有金钱利益往来。即便如此, 宋庆龄基金会的名誉、形象以及公信力还是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创。

组织经历一场信任风波, 无论是否得以妥善解决, 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 如组织的名誉、社会信任度、组织内部的稳定程度等等, 有时信任危机一旦产生, 对组织的不良影响甚至是持久且难以修复的。例如当年的郭美美事件导致全国各级红十字会系统接收到的社会捐赠大幅减少, 即便是时隔多年, 仍然让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难以重建信任。

危机后的公信力重塑, 不但需要组织内部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完善人事制度和相关法律制度, 同时也需要在组织外部建立科学的第三方评估体系, 完善社会公众监督机制。

微博问政、电视问政等新型问政方式的产生与推广对政府公共部门公信力的提高和形象的塑造有不容小觑的作用, 同样的, 这种方式也能复制到非营利组织的监管上。依托大众媒体搭建的大众问责平台, 无疑是将非营利组织暴露在阳光底下, 可以有效地防范组织内部腐败管理风险, 提升组织公共危机防范能力和管理能力, 重塑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信力。

四、结语

公众信任危机和多样化的互动问责平台对非营利组织的倒逼效应正在显现, 从积极层面来看, 将改革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全过程, 改善组织结构, 促进资源有效利用, 带动组织原有工作模式的优化, 进一步推动组织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从应对挑战层面来看, 随着非营利组织组织活动的透明化, 公众更容易对组织运作链条上的各项决策进行监督, 无论是官办性质还是民办性质, 只有拿出最诚恳的态度, 才能经得起来自社会各界的检验审视, 才能赢得公众的支持与信任, 才能使组织有效、有序地运转发展。

摘要：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与地位日益凸显, 但是近几年来关于非营利组织的负面新闻甚嚣尘上, 严重挫伤了人们的公益慈善爱心, 大大降低了公众对非营利组织和中国慈善事业的信任和热情。尤其是在全媒体时代, 公众通过媒体平台对非营利组织实行问责监督权利的意识加强, 互动问责平台的倒逼效应正在显现。本文通过分析非营利组织的公众信任危机成因,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和危机事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 结合当下的全媒体时代背景, 提出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全媒体

参考文献

[1]詹姆斯·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M].张胜军、刘小林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2]高红玲.《网络舆情与社会稳定》[M].新华出版社, 2011年9月版.

[3]艾学蛟.《危机:突发事件经典案例解析与实用指南》[M].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1年7月版.

[4]唐钧.《应急管理与危机公关:突发事件处置、媒体舆情应对和信任危机管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版.

[5]王巍, 牛美丽编译.《公民参与》[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10月版.

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危机 篇6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 (NGO) ,中国红十字会,公信力

自2011年“郭美美事件”被曝光后, 红十字会便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余波未平, 随即被爆出红会在汶川地震中所征集的8000多万善款不知所踪, 接着红会自己承认擅自挪用捐款且并未告知捐款人。去年底前又被相继传出违规出租仓库、利用献血获利等事件, 致使公众对于红十字会的质疑再起波澜。统计数据表明, “自‘郭美美事件’后, 2012年6-8月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总额为8.4亿元, 比3-5月的62.6亿元下降86.6%。”[1]据此可见, 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在这一系列的社会事件中严重受损, 公众对红十字会的质疑不断扩散, 导致对整个社会慈善救济组织出现信任危机。面对此情此景, 从社会信任重建、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 就极有必要对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一、非政府组织:性质与功能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 市场与社会的活力被逐步释放出来, 一个开放的、可自由流动的社会格局也初具规模。人们开始寻求自身的发声领域, 但是单个人的声音总是微弱的, 多元化的利益表达需要统一的“代言人”, 于是非政府组织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非政府组织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NGO) 一般被认为是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 哈贝马斯将其存在的领域界定为公共领域, 在其中, 人们可以“对涉及普遍利益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 使公共权力的运用和行使不再是几个人或少数人的专利”[2]而非政府组织便是公共领域中最为活跃的主体, 它能够实现分散个体的组织化, 有利于众意的凝聚和共识的表达, 对于弥补市场和政府失灵具有重要的作用。早期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便认为, 人类自原初状态之时就有这种抱团、结社的传统。当个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之时, 人们便会把自身的权利让渡出去结成某种团体, 借助团体的力量来弥补个人生活的局限性。而现今, 随着社会分工和分化程度的加剧, 这种组织化、团体化的社会参与方式更具有时代意义。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经过30多年的发展实践后, 在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众多领域都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功能体现于:

(一) 充当政府与公民交往互动的桥梁

传统层级制的社会结构中, 政府权力的运行总是自上而下的, 具有强势的主导作用。公民自下而上的权利诉诸渠道则相当匮乏, 导致政治冷漠的现象时有发生。现代公共治理理论认为, 政府不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 公民同样有权利参与其中, 社会与政府一样对公共决策具有平等的发言权。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多样化的政治参与, 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 政府单向度的决策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非政府组织由于处于公私领域的中间地带, 上可达庙堂, 下可听民意, 充当着政府与公民互动交往的桥梁与纽带。它不似政府靠政治权力驱动, 也不似市场靠利益机制驱动。在这一领域中, 人们可以依据自己的选择行动, 而不受政府的强制或市场化的指引。以其特有的志愿性和公益性更易获得社会成员的信任, 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实现了公民多重声音的叠加, 对政府的决策行为施加影响。同时政府也可借由非政府组织将自己的方针决策传递到社会基层, 以实现与社会公民在政策上的对话。因此, 在西方国家, 非政府组织常被认为是实现多元化利益表达的有效渠道, 也是衡量政治决策是否照顾民意的晴雨表。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合法化、有序化的途径, 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 充当政府失败和市场失灵的弥补机制

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曾盛极一时, 认为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资源配置, 政府只需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但是市场机制对于资源的配置必须要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随着市场外部性、垄断、分配不公、信息不对称等弊端的逐渐暴露, 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逐渐显现出了低效, 特别是对于公共物品的提供乏力, 造成了许多社会资源的浪费, 产生了所谓的“市场失灵”。于是政府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但是政府的实际运作也并非完美, 也会有“政府失败”的存在。正如麦迪逊所言, 组成政府的人并非“天使”。把政府当作唯一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便缺乏了相应的竞争和约束机制, 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和质量难以得到保障。同时, 政府也是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 在对于公共资源的配置和公共决策的制定, 总是会掺杂着一些个人的偏好。常常只能反映大多数人或“中间选民”的意愿, 对于一些存在于社会基层、弱势群体中的问题关注不够。非政府组织独立于政府组织之外, 相较于政府更具有灵活性、专业性的优势, 其关注的视角能延伸到一些微观的领域, 更能关注到一些具体地域、具体群众的特殊需求。且不同于市场以营利为目的, 能够以较低的技术和人力成本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在某些社会服务领域对于弥补政府失败与市场失灵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信力低迷的困境:中国红十字会个案

(一) 红十字会的发展溯源

1863年10月26日瑞士银行家、慈善家亨利·杜南创立了红十字会, 其创立之初是一个战地救护组织, 目的是为了救助索尔弗里诺战争中的伤员。自建立之时, 红十字运动便确定了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的基本原则。其存在是作为政府的人道助手, 是独立于政府之外志愿活动。1904年6月29日, 中国加盟红十字而成为国际红十字会会员国。红十字运动一经进入中国便迅猛发展, 在各地开展救援互助活动, 同时融合了中国的土壤, 日渐披上了中国化、行政化的色彩。1996年, 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被纳入到国家公务员序列统一组织。红十字会总会机关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一起, 被列为“中央编办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机关”。既是机关单位, 自然就享有财政供养。有相关数据显示, 中国红十字会每年接受财政拨款近3亿元。如此额度的拨款, 不得不使我们对红十字会工作的独立性产生了质疑。再加上近期屡被爆出的非法营利、挪用善款等丑闻, 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几近坍塌。

(二) 红十字会的信任困局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官方非政府组织;一类则是民间性的草根组织。不管是何种, 其成立的目的和宗旨都是围绕公益性和志愿性展开。红十字会属于前者, 有学者形象地将此类组织称为“官办NGO”。其成立需要受政府部门的审批, 同时接受政府部门的拨款, 成员都有事业编制, 运行管理机制也是完全参照政府部门。如此依靠政府组织进行发展, 难免让人对其独立性浮想联翩。非政府组织向来被认为是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第三股力量, 但是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却与政府关系匪浅, 这与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起步较晚, 社会资本吸附能力差不无关系。政府施予援手的结果就是造成了我国的非政府组织行政色彩浓厚, 甚至有时可以称为政府的附属执行机关, 缺乏独立的思考与行动能力。此种大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红十字会也自然难逃其疴疾。在公民意识日渐强烈的今天, 此种非官方非民间的的社会组织, 难免引人诟病。公信力的下滑也是意料中之事。

公众的信任是非政府组织得以存续和发展的根本, NGO发展资金的重要来源就是公众的无偿捐赠, 但是红会目前却面临着严重的慈善不足的问题, 在遭遇一系列负面事件曝光的影响之后, 红会募得善款的能力急剧下降, 给其慈善救助活动的展开带来了巨大影响。无形中又加强了其对于政府体制内拨款的依赖性。可见, 红会的公信力下滑, 也不光是政府对于非政府组织管理体制上的原因, 红会自身也是难逃其咎。作为一个慈善救助组织, 考量的唯一标准应是公益性。其所作所为, 若是忽略了此点, 转而追求个人或组织利益的最大化, 变得与市场并无二致。公众凭什么会去再相信你不是打着公益慈善的幌子, 心里盘算的却不是自己的小算盘。

(三) 红十字会的信任困局影响

公信力作为一种社会资本, 对于红会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影响。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不光在资金上需要群众的支持, 其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是群众的志愿性参与。这需要较高的社会配合度, 只有公众真正从心理上认同产生信赖感后, 才能全身投入与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罗伯特·D.帕特南在对意大利公开精神发达地区所做的研究中就曾发现, “在一个共同体中, 信任水平越高, 合作的可能性越大。”[3]而当前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都是有政府编制的公职人员, 很难见得有群众自发自愿地参与到红会的救助活动中去。即便是有, 也是在政府的号召之下参与其中, 可见公众对于红十字会的信任程度之低。这对于红会想要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自治的社会服务组织是极为不利的。非政府组织社会活动的开展需要极强的社会凝聚力与号召力, 但是红十字会自“诈捐门”、“挪用门”等一系列事件的打击之后, 声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导致原有社会公众的存量信任流失严重。红会的长期发展亟待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信任机制, 但是现有的诸如对于政府依赖性强、信息不对称、责任意识缺乏等沉疴顽疾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治愈的。因此, 红十字会未来增量信任的建立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三、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的解决之道:双向度的重建与重构

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真正得以发展的历史只有短短的三十几年, 与西方的几百年历史相去甚远, 出现诸多问题也是发展中的必然。从数量上看,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 从建国初期的44个, 截至到2013年已经增长到了50.67万个。但是仅仅以数量来说明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发展速度迅猛并不科学。“整体上看, 我国的NGO数量仍然偏少。国际上每万人拥有NGO的数量, 法国为110个, 日本为97个, 我国只有2.1个。”[4]由此可见, 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构建还未完善, 还不能够完全担当起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社会服务的职能。极易出现过分行政化或过分走市场化路线两种极端。红十字会此次陷入信任危机, 一方面正是由于其对于政府组织机关的依赖性, 导致志愿失灵;另一方面更是由于自身的道德约束不够强烈导致的行为失范引发了公众对其抵触情绪。红会在建立之初便本着人道、中立和志愿服务的精神, 承接的是来自政府组织的社会救助职能, 公众对其赋予的信任是其得以维持和发展的根本。如今公信力坍塌, 对于如何重建起公信力的问题, 也自是应该从政府与公众这两个源头上入手。

(一) 政府部门与红十字会的信任重建

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多是从草根组织发展而来, 我国却多是由政府推动, 且实行的都是“双重负责”的管控型管理体制, 即非政府组织要同时接受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 大大限制了非政府组织自身的发展, 同时也给其依赖性的滋生提供了空间。红十字会便是其中一典型。它不仅在财政资源上存在着对于政府部门的依附, 同时在行政上也存在着很大的依附性, 其一套的管理程序和方法完全都是复制政府部门, 没有独立的人事权, 最高管理者都是由政府官员兼任。政府事无巨细式的“保姆式”服务, 让人们不禁对红十字会的运营能力产生怀疑。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红十字会并非真正地软弱无力、一无是处, 也曾发挥过为政府部门分忧的积极作用。如在汶川地震中, 中国红十字总会曾“紧急派遣6支医疗队和2支心理救援队赶赴灾区。据不完全统计, 紧急救援队累计治疗伤病人员2万余人次, 巡诊3千余人次, 进行各类手术180余台。此外, 各省级红十字会共派出107批紧急救援队, 37批心理救援队, 为灾区近23万群众提供了紧急的医疗救援服务”[5]红十字会的这些举动确实为政府的抗震救灾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实践证明, 如果政府能够给予红十字会以足够的信任, 放手让其发挥自身专业性的优势, 红会在某些社会救助领域是可以表现出色, 甚至为政府排忧解难的。我们的政府并不是全能的政府, 政府也会有存在“政府失灵”的时候, 有些事政府管不好也管不了, 社会治理应该要实现多元化。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管理, 政府应该学会放权, 降低准入门槛, 做好支持者和监督者的角色, 学会“掌舵而不是划桨”[6]。但是近来发生的一系列负面事件, 令红会深陷舆论的漩涡中, 公信力持续走低, 也影响到了政府部门对其运行发展能力的信任。可见, 通过日常的实践活动建立起声名和美誉是提高红会公信力的一个途径。总是生活在政府的“襁褓”之中, 只会让红十字会愈加难以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 难以真正成为协助政府治理的有效力量。红会唯有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自身的资源空间, 提高自身吸附社会资源的能力, 积累更多的社会信任资本, 减少对于政府组织的依赖性, 才能令政府放心大胆地将更多的社会事务交予其处理。

(二) 社会公众与红十字会的信任重构

社会治理需要公民的参与, 而公民参与最常见和有效的形式便是公民监督。红十字会作为公益性的社会组织, 自然需要接受公民的监督与道德和价值上的拷问。红会质疑声一波接一波的更直接原因便是由运行制度不够透明化, 信息不对称所致。《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中曾显示, 全国仅有四成的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较高, 即便是公开的信息也多是组织自身的信息较多, 对涉及财务信息方面的内容仅为1.52%。凤凰网也曾专门为红十字会做过一次调查, 当公众被问到:“你认为红十字会陷入信任危机的深层原因是什么?”46%的网民选择了“红十字会内部长期的不透明不公开, 组织神秘”这一选项。由此反映出公民监督途径的匮乏。公众的捐款是慈善救济组织得以运行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在公众慷慨解囊之后却无法洞知捐款的去向, 难免会引发人猜疑, 而且近期曝光的事件也确实证实了人们的猜想。知名运动员李娜在捐钱给养老院时, 就曾公开声称不愿通过红十字会, 可见红会公信力的急转直下。

信息的不对称、不透明, 使得公众无法真正对红会实现有效的监督。公众真正的诉求立足点不是要看到红会每年例行公布的数据, 数据仅代表结果, 我们更期望了解的是其运作的过程和程序是否规范化。此时的红十字会更亟待建立起一套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以挽救这场信任危机。在这方面, 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 “日本红十字会像日本的其他股份公司一样, 将自己的收支报告、监督法规等信息, 在自己的网站中公布出来, 公众可以到网站自由的查询。但是在我们国家, 几乎公众所有的捐款都集中到了中国红十字会,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捐款怎么使用的, 因此爆发信任危机不仅仅是因为‘郭美美事件’, 她只是一个令人们开始思考中国红十字会的导火索。”[7]

(三) 红十字会、政府与社会公众间的信任体系再造

红十字会继“郭美美事件”后, 曾在新浪微博上发布过一则试图挽回局面的微博, 遭遇到了网友的高达99.9%的恶评率, “呸”字被引用次数过万, 被冠予了史上“最呸的微博”称号。可见红会在公众心中的地位岌岌可危, 面临着严重的公信力危机, 亟待去重构一套健全有效的信任体系。而信任体系的再造属于一种多方交互回应性的行为, 不止是红十字会自身需要做出努力和改进, 政府与社会公众也需要为重建工作给出适当的支持与回应。唯有从红会、政府、公众多角度进行信任危机源头的反思, 才能再造出一套完善合理的信任储备机制, 以挽救流失的存量信任, 同时为未来红十字会增量信任的发展预留空间。

1. 公共责任的重塑

红十字会公共责任意识的缺失可以说是是其信任危机产生的深层内部原因。作为一个社会公益组织, 除了发挥慈善救济的职能外, 还需要为社会道德风尚水平的发展起到标杆领航的作用, 承担起应有的公共责任。即“要为自己的行为向其利益相关者 (如政府、捐赠者、社会公众、服务对象等) 做出交代、承担责任、接受监督。”[8]但是, 在经历过一系列“信用丑闻”被曝光的事件处理后, 我们发现红会在公关危机处理中的责任意识是稀缺的。比如在发生“郭美美事件”时, 红十字会的第一反应是撇清自己与郭的关系, 但是事后又被爆出与郭所在的商红会、中红博爱公司之间存在瓜葛。如此推诿责任型的危机处理方式, 反而更是加剧了公众对于红会工作的反感, 造成了信任危机的升级。由这些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 我们发现了红十字会在危机应对能力和技术上的欠缺。但是深挖其根本, 都是责任意识缺失所致。

非政府组织长期生活于政府组织的庇护之下, 习惯于去做政府组织的“应声虫”, 红十字会具有这类组织的通病。它们不仅在筹资渠道上依附政府, 在行政上也常常依照政府指示开展活动, 自身的组织运作能力难以真正地培养起来, 导致了红会一旦遭遇危机事件就疲于应付, 能力不足, 缺少应有的担当。政府只有放松对于红十字会的管理约束, 红十字会才能真正地成长起来。因此, 当务之急, 红会是要去厘清自己“官办慈善”的双重身份, 将自己真正从政府部门的庇护中释放出来。但笔者认为, 这种释放并不是要完全远离政府的支持, 从有关数据看来, “英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家政府向红十字会拨款的比例占红十字会总收入的70%以上。”[9]而我国政府每年向红十字总会拨款仅占其总收入的10%。与西方国家相比, 我国政府对于红十字会的资金支持力度尚有提升的空间, 但是直接的拨款只会愈加增强红十字会的惰性, 令其更加难当重任。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政府可以通过向非政府组织签订契约、购买服务等方式, 在给予红十字会以资金扶持的同时, 通过契约关系赋予其责任和使命感, 帮助红会重塑责任意识, 以培养其独当一面的能力。

2.“散布性支持”的累积

一个全民信任的社会体系, 不是仅靠政府帮助非政府组织重塑公共责任感便可完成, 更需要公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声音和利益偏好。多种声音的聚合可以让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判定一个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及意义。非政府组织的存在更多地是需要公民的心理上的认同, 即类似于某种“散布性支持”, 而这种支持, 并不是通过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简单地给予一些政策倾斜或好处就可以完成的, 更多地来自于公民心理上持续的认同所构成的一种“支持蓄积”[10]。这种不求任何回报的无条件支持, 是社会信任体系的构建的重要基石。

特别在今天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 我们每天经历着各种信息的“轰炸”, “散布性支持”的构建就显得更为重要。现今民主化的社会里, 公众被允许有自身的言论场。微博, 微信等各种网络平台的开放给公民接受与传播舆论信息提供了便捷直接的渠道。但网络平台同时存在着隐匿性。对于其消息的真假与否公众很难予以判定验证。且消息转发传播的速度极快, 公众情绪很容易受到煽动, 进而引发一些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最糟糕的情况便是导致一些群体性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生。由此, 公民信任体系得以重构再造的关键要素便是要求公众可以对真假信息保持冷静客观的辨识力, 这对于“散布性支持”的累积是极为重要的, 盲从或偏信都将导致公众对于红会工作的偏激抵触心理。诚然, 红十字会确实存在行为失范, 但也有某些网络媒体的宣传为了新闻价值夺人眼球, 其报道难免也带着一些言过其实的意味。唯有公众可以以正确积极的心态投身于社会事务的参与中, 对于纷繁复杂的信息接收可以有自己的判别力, 坚定自己内心的认同感和价值判断, 不断地蓄积“散布性支持”, 才能不断地重构完善红十字会信任体系。

四、结论

公信力是非政府组织得以存续和发展的根本, 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危机已波及到了整个社会慈善救济领域。从政府和公众两个向度进行社会信任体系的再造与重构, 对于挽救红十字会日渐式微的存量信任和对于未来增量信任的建立都具有重要意义。唯有建立这样一个完备的信任储蓄体系, 才是我国非政府组织得以永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之所在。当前, NGO在中国的发展尚显孱弱。它需要我们的耐心与包容, 不断地找出其不足, 才能不断地完善它。中国的红十字会作为“官办NGO”在运行中存在着诸多的不完美, 但在我国的土壤中, 弱小的公民社会尚需要政府的扶持, 公众需学会接纳其选择性依附的存在。但就我们政府而言, 更需要学会逐步转变观念, 合理对NGO赋权, 帮助其重塑公共责任感与使命感, 培育其独当一面的能力, 以期有朝一日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 大社会”。

本文只是在以中国的红十字会为例尝试分析国内目前的一些“官办NGO”公信力低迷的问题, 对于一些创新型的草根NGO如何提高其公信力的问题并未涉及。且仅仅是从政府和公众两个向度进行分析, 对于市场及社会的更深层次原因并未进行充分发掘。

参考文献

[1]慈善组织受捐额剧降近九成[EB/OL].http://news.cntv.cn/20110826/105483.shtml.

[2][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北京:学林出版社, 1999.2.

[3][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转起来[M].王列, 赖海荣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4]蔡放波.政府与NGO的合作问题刍议——由汶川大地震中的非政府组织引发的思考[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2009, 11 (3) :18.

[5]林静.汶川地震中非政府组织发展初论[J].南方论刊, 2011 (2) :50.

[6][美]戴维.奥斯本, 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7]赵婷婷, 温志强.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_困境与对策[J].改革与开放, 2014 (2) :49.

[8]徐顽强.非营利组织管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3:6-7.

[9]杨红星, 郑红艳.红十字会官方色彩的理性解读[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2012 (6)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