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利性教育（精选12篇）
营利性教育 篇1
摘要：<正>“教育部提出,民办学校中的党组织在强化思想引领、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建议增加民办学校党组织活动的内容。”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连宁在报告《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时表示,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在修改决定草案第一条增加规定:“民办学校中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开展党的活动,加强党的建设。”
“教育部提出,民办学校中的党组织在强化思想引领、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建议增加民办学校党组织活动的内容。”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连宁在报告《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时表示,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在修改决定草案第一条增加规定:“民办学校中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开展党的活动,加强党的建设。”
报告显示,对民办学校用地、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清偿债务剩余财产的使用、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过渡期限等备受关注的敏感问题,也将在修改决定草案中给予明确。
“实行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是教育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涉及面广,影响大,为平稳推进这一改革,需要制定相关配套规定,开展宣传与培训,并做好现有民办学校的过渡安排。”李连宁在报告中表示,经与中央有关部门协商,建议将修改决定的施行日期确定为2017年9月1日。
营利性教育 篇2
1、拨出专款是事业单位拨付给所属单位完成某特定任务，需要单独报账的专项资金。（正确）
2、财政局收到财政周转金使用单位交来的资金占用费收入应计入的会计科目是（财政周转金收入—占用费收入）
3、财政支付额度年初恢复时，不记录恢复的财政直接支付额度，只确认恢复的财政授权支付额度。（√）
4、财政周转金是财政部门向有关单位或部门提供的无偿使用的财政性资金。（×）
5、财政总预算会计以收付实现制确认基础为主，个别事项采用权责发生制。（√）
6、财政总预算会计中，“暂付款”科目核算的是与所属预算单位之间往来产生的债权。（√）
7、财政总预算会计中的“借入款”是政府按法定程序及核定的预算举借的债务。（√）
8、非营利组织一般具有物质产品生产和国家事务管理职能。（×）
9、非营利组织在运营目的方面具有非营利性和公益性的特点。（√）
10、各级财政只能用各项财政结余购买国家指定由地方各级政府购买的有价证券。（√）
11、固定基金是指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所占用的基金。正确
12、国库存款是财政存放在国库的财政性存款。（√）
13、行政单位变卖废旧报刊取得的现金属于（C其他收入）。
14、行政单位的拨入经费中用于日常业务活动的经费属于经常性经费。（√）
15、行政单位的固定资产的确认标准是（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
16、行政单位的固定资产同样需要计提折旧。错误
17、行政单位的结余包括经常性结余和专项结余。（正确）
18、行政单位对未实现的财政直接支付额度进行年终注销时，应做会计分录（财政应返还额度 贷：拨入经费）。
19、行政单位购入的材料的入账价值应包括购进时发生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20、行政单位会计的核算基础为（收付实现制）。
21、行政单位会计中，拨出经费是行政单位按规定预算拨付所属单位的预算资金。正确
22、行政单位会计中，有价证券是指行政单位用拨入经费购买的国债。（×）
23、行政单位将收到的预算外资金，按比例部分上缴财政专户的上缴方式属于：比例上缴
24、行政单位经批准用拨入经费安排基本建设形成的支出应在“结转自筹基建”科目核算。（×）
25、行政单位年终材料清查，对盘盈的材料应借记“库存材料”，贷记（B经费支出）。
26、行政单位所有的行政性收费都属于预算外资金。（×）
27、行政单位在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下，预算经费分为财政直接支付额度和财政授权支付额度。（正确）
28、行政单位在接到批准财政直接支付额度的通知时不确认收入。（√）
29、行政单位在业务活动中发生的各项支出应计入（经费支出）。
30、行政单位购买数量不大，随买随用的办公用品应按库存材料入账。（×）
31、会计目标也称为会计报告目标，是会计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是对会计所提供经济信息的基本要求。（正确）
32、借入财政周转金核算的是地方财政部门向上级财政部门借入有偿使用的财政周转金。（√）
33、捐赠承诺无法可靠估计，民间非营利组织在承诺时不确认为捐赠收入。（正确）
34、民间非营利组织出售、毁损或者以其他方式处置文物文化资产时，应按其账面余额转入（D固定资产清理）。
35、民间非营利组织费用的内容包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其他费用、业务活动成本
36、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基础为；权责发生制
37、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要素包括：资产、净资产、收入、费用、负债
38、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在收入的来源与性质方面，与行政单位会计有较多的相似之处。错误
39、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中，非限定性净资产是指没有任何限制条件的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的使用不受限制
40、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中，非限定性净资产是指没有任何限制条件的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的使用不受限制正确
41、民间非营利组织收到受托代理资产时，应同时确认受托代理负债。（√）
42、民间非营利组织文物文化资产发生盘盈，应按照其公允价值入账，计入收入科目（B其他收入）。
43、民间非营利组织业务活动成本可以分为提供服务成本和商品销售成本。（√）
44、民间非营利组织应将收到的政府提供的补助款计入（D政府补助收入）。
45、民间非营利组织应收会员的会费应贷记“会费收入”，借记（B应收账款）。
46、民间非营利组织应收会员的会费应贷记“会费收入”，借记：应收账款
47、某民间非营利组织为法律咨询机构，其收取的咨询服务费应计入收入科目（D提供服务收入）。
48、某市财政局按规定从预算结余中补充预算周转金，应做会计分录，贷记“预算周转金”，借记（预算结余）。
49、某市财政局拨付市教育局行政运行经费，应计入的支出科目是（一般预算支出）。
50、某市财政局财政周转金业务发生的业务管理费，应计入的支出科目是（财政周转金支出）。
51、某市财政局从省财政厅借入款项弥补预算的不足，应做会计分录，借记“国库存款”，贷记（与上级往来）
52、某市财政局借给市教育局的临时用款应计入（暂付款）。
53、某市财政局开出基建拨款凭证，拨付给基建财务管理部门基本建设项目款应借记（C基建拨款）
54、某市财政局收到国库报送的一般预算收入日报表,应将收入计入（一般预算收入）。
55、某市财政局收到属于上一的一般预算收入，应做分录：借记“国库存款”，贷记（在途款）。
56、某市财政局为支持地方教育事业发展拨付的教育附加费应计入的支出科目是：基金预算支出
57、某市财政局应将收到的所属区财政上解的一般预算款收入计入（上解收入）。
58、某市财政局应将收到性质不明的款项计入
59、某事业单位经过计算，本月经营业务提供应税劳务应交纳营业税50000元，会计分录为（交税金—应交营业税 50000）。
60、年终，某事业单位从结余分配中提取职工福利基金，做会计分录为：借记“结余分配”，贷记（专用基金）。
61、期末，民间非营利组织各费用类科目的余额应转入“非限定性净资产”科目借方。（√）
62、如果限定性捐赠收入的限制在当期得以解除，应当将其转为非限定性捐赠收入。（正确）
63、市财政局经批准拨付水利局下的农田水利经费计入：预拨经费
64、事业单位的财政补助收入来源于国家财政预算资金，是国家按预算安排给予事业单位的补助。（正确）
65、事业单位非独立核算经营部门支付办公费用发生的支出应计入（经营支出）。
66、事业单位根据预算管理关系，向所属单位转拨本月财政经费，应计入的支出科目是（拨出经费）。
67、事业单位购入的自用材料，应以含税价入账。（√）
68、事业单位购入经营业务用固定资产发生的支出应记入（B经营支出）。
69、事业单位接受捐赠一批图书，做会计分录为：借记“固定资产”，贷记“固定基金”。（√）
70、事业单位生产的产品完工入库，结转产品成本时，应做会计分录（借：产成品贷：成本费用）
71、事业单位事业类业务借款的利息，计入“事业支出”科目。（正确）
72、事业单位事业类业务借款的利息计入“事业支出”科目。正确
73、事业单位收到的主管部门拨来的专款属于（D拨入专款）。
74、事业单位所拥有的非限定用途的净资产指的是（事业基金）。
75、事业单位用专项经费购建固定资产发生的支出应记入（C专款支出）
76、事业单位以固定资产对外投资时，“对外投资”科目应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入账。（X）
77、事业单位用自有经费，对所属独立核算单位发生的补助，应计入的支出科目是（对附属单位补助）
78、事业单位租用场地举办大型会议，发生的会议费应计入的支出科目是（事业支出）。
79、事业结余是事业单位在一定期间除经营收支、专项收支以外各项收支相抵后的余额。（√）
80、上级补助收入是事业单位收到财政部门拨入的非财政补助资金。（错）
81、同企业会计一样，民间非营利组织实行的是完全的权责发生制。（√）
82、投资收益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因对外投资取得的投资净损益。（正确）
83、为反映行政单位年终未实现支付用款额度情况，行政单位需要设置的会计科目是（B财政应返还额度）。
84、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开始执行的时间是（2005年1月1日）。
85、我国财政总预算会计中，用以核算上下级财政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账户是：与上（下）级往来
86、我国行政单位会计中，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后财政授权经费额度的核算科目是（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87、我国行政单位会计中，收取的需要全额上缴财政专户的预算外资金，核算科目是（C应缴财政专户款）。
88、我国将非营利组织划分为两大类，即公立非营利组织（事业单位）和民间非营利组织。正确
89、我国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集中收付所有财政资金的制度是（国库单一账户制度）
90、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以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作为提供会计信息的目标。正确
91、狭义的政府所指的国家机构是（B国家行政机关）。
92、下列各项中应确认为行政单位固定资产的是（A大批购买的办公桌椅）。
93、下列属于财政总预算会计专用基金收入的是（粮食风险基金收入）。
94、一般预算是指通过财政安排或按规定收取，由财政管理，并具有指定用途、安排用于特定支出的政府性基金。（×）
95、一般预算收入是通过一定的形式和程序，有计划组织的由国家支配，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
96、已确认收入的销售商品退回，一般情况下直接冲减退回当月的商品销售收入。（√）
97、由国家财政通过预算安排，构成行政单位主要收入来源的是（拨入经费）。
98、有上缴上级支出的事业单位是实行独立核算的事业单位。（√）
99、预算单位根据财政授权，自行开具支付令，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将资金支付到收款人账户的财政支出的拨付方式为财政直接支付。（×）
100、在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下，行政单位收到代理银行转来的财政授权支付额度到账通知书时，需做会计分录（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贷：拨入经费——基本经费）。
101、在受托代理业务中，民间非营利组织通常是从委托方收到受托资产，并按照组织决定的用途将资产转赠给相37关组织或者个人。（×）
102、暂付款是行政单位在业务活动中与其他单位、所属单位或本单位职工发生的临时性待结算款项。（正确）103、政府非营利组织具有基金主体和组织主体的双重性。正确
104、政府会计主要用于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政府和政府单位财务收支活动及其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正确）105、政府向民间非营利组织提供款项，同时从民间非营利组织取得商品或劳务，此时民间非营利组织应将其确认为政府补助收入。（错误）
107、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具有基金主体和组织主体的双重性。（√）
108、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一般只以历史成本作为计价基础。（√）
109、政府预算是一个国家或政府在一定期间财政支出活动的一种计划。正确
110、用基金支出是用专用基金收入安排的支出。正确
111.事业单位使用主管部门拨来的项目专款，支付项目费用应计入的支出科目是（专款支出）。
112.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中，非限定性净资产是指没有任何限制条件的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的使用不受限制。（正确）、113.民间非营利组织是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错误）
摆脱功利性 实施语文有效教育 篇3
关键词：高中语文；功利性；审美；积累；思索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13-250-01
尽管大家都知道语文很重要，但学生不重视，学校也不重视，教师只能干着急。为什么会这样呢？从某种角度来说都是教育功利化惹的祸。
一、教育功利化使语文不受重视
今天的语文教育尽管进行了很多探索和改革，但语文教育的尴尬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社会上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原因何在呢？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语文教育一直没能突破教育功利化的藩篱。教育功利化，就是让教育实现最大利益化，教育的收获就是能获得多少直接的利益。在教育功利化藩篱之下，语文自然最不受重视。因为语文是一门积累性较强的课程，要求学生对语文知识进行长时间的积累，而其效益往往不是短时间可以突显出来的，“投入大、见效慢”。语文在高考中根本拉不开差距，“效益”不明显，与学生的“前途”关系不密切，语文成绩好也不一定考得上大学，所以无论是学生、家长、各级学校，还是有关教育部门，都不把語文当回事，什么素质教育，什么汉语言基础训练，什么唐诗宋词，统统得为应试教育、为升学让路。总之，这种功利化的教育严重制约了语文教育的有效实施。
二、教育功利化忽视了语文教育的真正目的
语文教育的目的简单地说就两个：一是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即实现语文的工具性价值；二是提高学生的审美和思索能力，即实现语文的人文性价值。我们今天的中学语文教育是否围绕着这两个目的展开呢？很明显是没有的。今天的中学语文教育似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考试拿个好的分数。在这种功利化目的驱使之下，语文教育不重视“听”和“说”，因为“听”和“说”的能力不是考试的范围。语文教育虽然很重视“读”，但仅仅是书面阅读理解，或者说精读，因为那是考试的重点，至于其他泛读能力、略读能力、朗读技巧等都没有进入语文教育的视野，因为这些都不会考试。语文教育看起来很重视“写”，但其实并不是培养学生真正的写作能力，而是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或者说是应对高考作文的能力。在作文的语言表述上，学生们往往是使用一种迎合教师爱好甚至近乎谄媚的方式表达，而自己的真实心声则不敢表露，为的就是赢得一个好的分数，所以学生作文大都是华丽辞藻的堆砌，假话套话连篇，而很难看到有纯真的个性和真知灼见。至于提高学生的审美和思索能力，在新课改背景之下，老师们确实一直在认真做，尽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主体地位，课堂上学生们经常讨论得很热闹，但其实热闹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并没有真正达到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和独立思索能力的目的，因为所有的能力都是为了应付考试，所有的讨论都要迎合标准答案，所以我们的教师只好把教参上的“审美”和“思索”很认真地灌输给学生，学生都是“被审美、被思索”，真正的能力并没有提高。
三、语文教育有效实施的教学策略
语文教育有效实施的前提是使学生感受到语文学习的乐趣和价值，其乐趣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其价值应该是终生受益的而不是短暂的功利性的，这就需要运用科学合理的教学策略，我觉得以下三方面的教学策略是行之有效的。
第一，应鼓励学生“多读”。“读”是提高语文能力行之有效的办法，读得越多，视野越开阔，写作能力越强；读得越熟，理解越深刻，语言运用能力也就越强。语文教学应该强调朗读，朗读能培养多种语文能力，最基本的是能培养字词的识辨能力，还能培养调控语音、语调、语速、语感的说话能力。只要熟读了，其文意内涵的理解也就不言自明了，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朗朗读书声中，“读”者还能实现自我愉悦、自我享受，感受到语文学习的幸福和快乐；听者则一方面锻炼听辨能力，另一方面也能与别人一起分享艺术的美感，实现个人情操的陶冶。 第二，应鼓励学生“写真话”。今天的作文教学已经偏离了写作的主旨，学生写出来的作文大都是八股腔的程式化文章，大话、假话、套话连篇累牍，编故事、表决心、唱赞歌的现象非常常见，这样作文的结果是泯灭了学生的天性，最终导致学生的厌倦。真正有效的作文教学应该返璞归真，要鼓励学生真正有感而发，说真话、抒真情；要鼓励学生认真观察生活、体悟生活，特别要注意捕捉身边小事的不寻常之处。教师要引导学生发现生活的真、善、美，揭露假、恶、丑，但千万不要刻意地把政治、道德等观念人为地加入作文中去，也不要把教师的好恶强加给学生。只有这样，学生才真正愿意写，其写作能力才能真正提高。
营利性教育 篇4
正方 不应歧视营利性民办教育, 应给予更多鼓励
列席的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认为, 应当在法律中明确“从事学历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享受比高新技术企业更大的税收优惠”。
反方 教育是公益的, 不能让“贵族”挤占公平机会
刘政奎委员:“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如果也可以营利性办学, 就会出现更多的‘贵族学校’, 怎么体现公益性原则?又怎么实现均衡发展?所以对营利性民办教育必须有所限制, 不能全面放开。”庞丽娟委员:“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这是教育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
营利性教育 篇5
学校的法人治理结构（下）
引 言近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改满周年之后，全国各省市陆续出台有关非营利性与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地方制度。有关民办教育的讨论再次热络起来，也因此有很多争论凸显。对此，谨提出个人的一些看法，形成《我看非营利性与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系列简述，以供各方参考。
此为该系列第6篇，前续已发布：
1、《非营利性还是营利性？初心是关键》
2、《多年制现有学校的转营之路》
3、《民办学校重选办学属性，如何获得补偿与奖励？》
4、《我看非营利性与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选什么很重要，办学行为更重要！》
5、《我看非营利性与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 ——谁有“转设”权？》
6、《我看非营利性与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 ——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法人治理结构（上）》
3、董事会如果单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设执行董事，而不一定设董事会。但正如前文所言，营利性民办学校也要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因此其董事机构的设置必须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等规定。
也即是说，营利性民办学校必须设立董事会、人数不得少于5人、必须包含举办者或其代表、校长、教职工代表、党组织负责人等席位，可邀请社会人士作为独立董事（这也是国家鼓励的），并且其中至少三分之一以上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同时，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和《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等规定，董事长有着特定的资质要求，包括具有中国国籍（具有政治权利）、信用状况良好等。有观点认为，以上对董事会的要求主要适用于学历教育学校，对那些规模较小的幼儿园和培训机构标准过高。对此个人认为，只能在相关法律法规修改放宽后再作执行，目前仅有这些规定、也就只能如此执行。需要注意的是，《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公司法》有关董事会职权的规定存在差异，《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的董事会职权有部分在《公司法》中属于股东所有。对此，个人以为，《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公司法》互为一般法和特别法：相对于《民办教育促进法》，营利性民办学校属于民办学校中的一类，因此《公司法》成为特别法；而相对于《公司法》，营利性民办学校属于诸多公司制企业的一类，因此《民办教育促进法》成为特别法。所以，股东和董事会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同时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公司法》的规定，即两部法律叠加后的共集。也即意味着，某些特定事项，需要同时由董事会和股东审议通过、缺一不可。这是尝试对现有规定的调和，还有待国家予以进一步地明确。同时，董事会的职权在于对学校的事务进行安排和决策，并不是直接进行管理。对学校直接履行内部管理职能的，是下面这位：校长。
4、校长校长（在《公司法》中称“经理”），是所有“学校”都必须、必然聘任的，也是一所学校办得好不好的关键之一。按规定，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并且是列为学校的“重大事项”、需2/3以上董事同意方可。校长的职权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均有体现，并且《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十五条、《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81号）等一再强调，要落实和保障校长“依法”“独立”行使管理权。
5、法定代表人按《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公司法》的规定，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或者校长（即经理）担任。具体由谁、如何产生，学校的章程应当予以明确规定。另外，对于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民法总则》有明确的规定，即“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可谓岗位关键、责任重大。
6、监事（会）在各企业、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中，监事制度都已普遍建立。但在民办学校中，包括早已设立的非营利性学校，鲜有设监事的。而按照《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81号）的要求，以后所有的民办学校都应当设监事，对营利性民办学校而言《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更是有着更为细化的规定。
因此，营利性民办学校必须建立监事制度。至于是仅设监事还是设监事会，则是学校自己决定。同时，需要注意监事会给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和教职工代表的席位需要预先留出，并且教职工代表所占比例不得少于1/3。另外，监事的人员与董事会的人员不能重复。
监事的职责，《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有着明确的规定，归纳而言就是监督学校的内部管理。
7、群众组织民办学校的群众组织，包括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共青团、少先队、妇联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群众组织，都受党组织的领导（少先队受共青团的领导）。同时，近年来，民主参与、民主决策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被日益重视，营利性民办学校也应积极考虑和探索。其中，关于教职工，应当按照总人数规模，建立教职工大会或者是教职工代表大会。如上文所述，董事会和监事会中都需要由教职工代表（二者不能重复），这个教职工代表的产生最严格地说就应当由教职工（代表）大会推选产生，或者至少是工会推选确定（此方式在很多学校施行，但并不推荐），不能由其他各方指定。
8、学术组织学术组织包括面对教师的学术研究（教研）和教学水平评估、面对学生的学业水平考核等各类机构，在这方面无论是非营利性的还是营利性的民办学校，都应当逐步健全完善。这也是目前公办学校正在探索的，民办学校以其体制机制的灵活，可以多作探索创新。综上，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法人治理结构涉及范围广、内容多，与以往长期存在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存在一些差异。以上所述也只是通常讨论所涉及的机构，还有民主党派、第三方专业机构、社会监督等都未作探讨，学校可以逐步探索和健全完善。
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需要学校先行组建符合规定的组织结构、方可取得办学许可，然后才能完成法人登记。因此，想要设立营利性民办学校，举办者和学校都需尽快健全完善治理结构。
对民法营利性的否定 篇6
关键词：民法典；民法原则；伦理性；营利性
一、民法营利性的理论依据
主张民法具有营利性的观点援引以下原则作为理论依据。
（一）民法平等原则营利性体现
在商品经济关系中，商品交换的基础前提就是交换双方地位平等，这是正常商品交换的保障。因此，反映商品交换关系的商法和民法，必然将主体地位平等作为其基本原则，这是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法律平等所意指的不外是“凡为法律视为相同的人，都应当以法律所确定的方式来对待”。在商事交易中，商事交易主体间无论是资产规模如何，作为商事主体这一个资格而言，是同一的。这是商事交易主体相互竞争的平等起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平等原则也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也为商法中商事交易营利性提供了保障。
（二）民法私法自治原则营利性体现
民法中，《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了私法自治原则，其建立基础就是自由，而自由是商法诞生之初就所具有的特性，商法所調整的范围内，没有身份限制，人人基于利益进行交易，自行选择交易对象、方式、时间、地点。为确保利益最大化，必须禁止对商事主体，意志自由进行不当限制。私法自治在商法中有很多体现：不仅买卖、租赁、借贷、陆上运输等适用私法自治，在公司、海商、票据、保险等中也同样适用这一原则。这些商事交易的基本出发点为营利性。因此，虽然私法自治原则最早出现在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中，更是体现了商法的营利性特点。
（三）民法诚实信用原则营利性体现
作为民商法上帝王条款的诚实信用原则。法律决不允许将获取个人利益建立在损害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基础之上。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一切市场与者成为诚实商人、诚实劳动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基础之上，追求自己的利益。此外，诚实守信对于商事交易人来说，也是完全有能力去履行的。诚实信用是一切商事交易的基础规则，若失诚信，所有的交易冲满欺诈，则什么样的交易都无营利性可言，整个市场交易陷入瘫痪，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不仅约束民事主体的行为，也约束商事主体的行为方式。这是民法中伦理性原则对维护商事营利性的一种体现。
二、对民法营利性的否定
（一）从原则上进行否定
这些原则贯穿于民法和商法的始终，这也是二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重要联结点。这些原则在商法调整范围内可以充分的促进商事交易的迅速、稳定发展。在民法中可以充分的保障民事主体能够自由的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是却不能因此而认定民法的这些原则和商法有契合之处，就认定民法具有营利性。“对自然人而言，赋予每个自然人以权利能力具有很强的伦理性因素；在现代法治中，民法所保护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其伦理性”。这被称为强制意义上的平等。现代民法出于保护弱者的目的，主张按照一定标准对人群加以分类，然后对同一类别的人实行平等对待，同时也是差别对待。但无论是近代民法的强式平等还是现代民法所谓的弱式平等，其追求的均是人之实质平等，目的是实现公平。民法的基本原则都与公平有着密切关系。民法最基本的价值是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它的价值在于保障民事活动的正常进行，而不只是为了交易的顺利进行。因此，民法的原则上虽然有一些营利性的体现，但仍是伦理性为其基本特征，而不是营利性。
（二）从价值取向上进行的否定
价值取向是各部门法的本质差异。民法是普通人日常生活关系交流的反映，不可能脱离自然人的根本需要而存在。而无论经济形态发生如何变化，自然人最关切的仍然是公平和平等。人们对公平和平等有一种天生的诉求，从中国古代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到西方近代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人文主义越来越强烈。民事生活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只有将每一个人作为民法价值、原则、制度设计的前提，才能够维护好最普通大众的基本利益，传统民法以自然人为单位，只有将最基本的自然人为限，禁止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才是这个社会的公平之所在。
而营利性是商法追求的基本目标，商事调整财产关系是为了获取更大的财产，不仅仅只是基本的财产，在获取财产的同时满足个性贪婪的需要，在商事基本原则所追求的价值中，处处体现着效益优先的精神。为追求效益优先，甚至会在某些事项上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如果商事的这种价值追求普遍的出现在民法中，少数阶层会掌握大量的社会财富，势必会造成很多普通民众，或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失去基本的保障。人人为了追求利益不择手段，处处都以效益优先，社会的基本秩序则无法得以保障。因此，在追求的价值上民法不应过多的渗透如营利性思维。
（三）从民法基本制度上进行否定
民法的各项制度，如物权制度、债权制度度等法律制度依然贯彻的是民法的公平与平等的理念。
《物权法》最显著地伦理性就是平等保护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市场参与者地位都是平等的，享有相同权利，依照相同规则，承担相同责任。不论是国家、集体还是私人，都是平等的物权主体，受到平等的物权保护。这也是《物权法》的伦理本质的体现。此外，《物权法》中所有权受到侵害，除了法定免责之外的情形，其他的侵害无论过错都要予以赔偿，这体现了物权的公平保护原则。总之，《物权法》的终极价值追求就是通过定纷止争，平等保护物权，以此来限制过度膨胀的欲望，调整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其利益趋于和谐一致。而不是从效益最大化最为物权保护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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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的本质就是保障合同双方可以基于自己内心的意思达成合意，而不受外界的因素影响。但是合同双方的自由必须在不得牺牲他人、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框架内，而不是随心所欲。首先，合同条款不能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法律并不会一味保护双方自由的意志。此外，合同法还会特别保护某些利益，例如，危害第三方的利益的合同无效，这个规定是基本的伦理规则。其次，合同的履行也需要诚信规范。诚信规范是法律化的道德，为合同双方的履行提供重要的指导，有利于促进合同的约束功能的发挥，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知识产权制度为每个人自由进行发明创造和创作，将其知识以权利的形式保护起来，体现了对知识创造者的尊重。是激励人们对知识的持续创造和传播的动力，不单纯是迎合市场经济的需要。以专利法为例，在专利法规范中，最为明显的包含道德词汇的应当是“公序良俗条款”，该规定使对发明专利性能够进行道德审查，该条款是传统民法公序良俗原则在专利法领域的延伸。这对商事的营利性是一种限制，虽然《专利法》是一种技术规范，但仍然是要从伦理道德上去判定它的价值，而不只是单纯的从投入产出去衡量某一项专利的价值。
人格权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是对人自身的尊重与关怀。各国的保护范围大致都包括生命、身体、健康等等。民事主体专属享有的人格权是指“以人格利益为客体，为维护其独立人格所必备的固有权利。”人格独立是人享有人格权的基本前提。此外，人格自由也应得到尊重，若无自由，任何权利也将无从谈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格权的基础就是人格自由。人只有有尊严的生活在这个社会，才算是有完整人格权。虽然在商业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人格权的商业化运用也逐渐的广泛。但无论其商业化利用如何发展，人格权独立、自由、平等、尊严都是其出发点和终极价值追求。若失去了这四项保障，人只会沦为商业化的客体，财产权的客体，而无法独立、自由、平等、有尊严的生活在社会中。
保护家庭双方弱者权益，维护家庭和谐稳定是婚姻法的宗旨。由于以两性和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婚姻家庭关系的实质是一种伦理关系，具有深刻的伦理性，这种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在婚姻家庭法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将亲属法堪称道德化的法律并不为过，夫妻共同财产制的伦理基础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共有。夫妻关系稳定与否与包括房产在内的夫妻共同财产的稳定息息相关。若将市场化运行规则引入婚姻关系中，抛弃夫妻财产的伦理属性，夫妻关系必然会充斥着各种利益计算，日趋功利化的婚姻也必然会出现。因此，无论市场经济如何变化，婚姻家庭关系中都不能出现营利性色彩，而应提升家庭关系的情感伦理价值。
三、结语
民法上虽然有很多规则甚至是原则，与商法有共通之处。甚至在某些规定上允许民事主体从事一些营利性活动。但这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的一些順应时代的变化。民法归根结底调整的仍然是简单的商品经济，即使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中，简单的商品经济仍然不能舍弃。虽然有人会说，民法是风车水磨时代的产物，但传统的民法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例如在古代的传统社会中，人们的民事财产观念倾向于实物的财产，只有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攥在手里，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拥有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而现代社会，民事财产观念发生变化，人们关注权利财产高于实物财产，民事权利的普遍形式通过书证表现出来，例如证券、股票的流通。但是现代的民事主体在用新的手段在处理财产时，并不意味着他就真正的理解和掌握了市场经济规则和秩序。例如很多人炒股，但其实他们并不清楚股市的很多复杂的规范和技术，相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商主体的运作，民事主体的一些营利性行为仍然是简单的，因此，并不能因为民事主体基于现代的财产观念所进行的一些获得收益的行为，而就此认定民法具有营利性。
此外，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民法做追求的是公平优先的价值理念，而商法所追求的是效益至上的价值理念。但并不能因此就隔绝了二者的联系，民法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可以引入一些效益的价值导向，在一些财产权利上，允许有一定的营利性。特别是在债法和合同法方面引入商业化导向，有利于更好的实现和保护权利主体的利益。而商法在追求效益至上的价值中，也不能不顾及公平的制度，因为市场主体追求利益的强大动力，会使市场竞争机制扭曲，市场经济的参与者的利益无法保障，从而不利于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所以，无论是民法中的伦理性还是商法中的营利性，都不是一个完全绝对的状态，只有二者相互补充，相互包容，才能真正的维护社会主体的利益，促进社会的发展。
教育目的的功利性之批判 篇7
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中，本文仅针对教育目的中表现出的功利性作一点浅显的分析，以期能引起对此问题的关注。我们对教育目的的功利性的批判，并不是对教育目的追求现实价值的完全否定，而是指出教育目的，必然要以非功利性的、更为长远的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幸福为终极追求。
一、当前各种教育目的的功利性体现
（一）科学主义的教育目的
当代中国最热门的专业是经济、法律等增加社会财富和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的知识，最引发人的学习欲望的是英语之类的工具型学科。“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是科学。”这句话反映的就是当代的现实吗?科学主义的教育目的是以社会性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以科学为中心的。它是伴随着科学的发展及科学功能的日益显现而产生的。[1]这种观点并不认同持久投入与长周期回报。在一个科学知识称霸的世界中，各种意义的追寻都会成为无意义。“科学”只承认那些符合客观实际的事实材料是知识和真理，探寻这样的知识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2]这就是科学主义的教育目的所反映出的功利性。它使人成为现实的附庸，让人只会生活在现在，从而失去了追求未来的勇气。
有学者提出，教育目的要由工具性的教育目的向人文性、生命性的教育目的转化。不仅让学生完成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敏锐的思维，善于在批判和分析中学到新的知识。由培养单一型的人才向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转变。[3]其实，即使如此，这也还是以现实需要出发的教育目的。但是，我们并不反对以培养具有知识的人为目的的教育，这是教育通往更为深远目的的必由之路。正如有学者指出，功用教育不是唯利是图的教育，更不是仅仅为了生存、为了谋利而不择手段的教育。教育的本质不仅在于为了人的生存，也在于为了人类的向善和利他，这也是人类千百年来博弈的结果。[4]教育首先应该是为人的生存而存在的。只有具备了相应的生存技能才有可能进一步“诗意的”和“超功利的”地“栖息于大地之上”。然而，我们在满足生存的教育中已经行走多时，似乎已经开始遗忘人有进一步走向完善自我和诗意生活的目的。为此，教育目的可以是功利的，但是更应该是追求超功利的和诗意的。
（二）社会本位的教育目的
社会本位的教育目的是以使受教育者社会化为主要目标的，人的发展必须服从社会需要，个人的价值是在社会价值之下实现的。而我国的教育目的中，社会本位的因素是相当强的。正如有学者认为，当今在我国的教育目的中“人本位”内涵已经相当稀少，而且我国至今仍不像西方发达国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样，把教育的社会价值目标同教育的发展价值目标一并作为“教育目的”题中应有之义。[5]
为此，有学者认为，教育目的应定位于培养“人”。即使是当代我国把教育目的培养的对象定位为“公民”，也是不甚适合的。因为“公民”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特定概念，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但大体都没有超出政治、法律和道德的范畴。[6]以培养“公民”为教育目的的教育明显过多地带上了国家意志。即国家要求培养怎样的“人”，作为个体的人就会被培养成适合国家需要的“公民”。无论是从角色、道德标准还是从政治倾向上，仅仅满足了现实需求。即使在这样的教育目的中作出了对“公民”的远景设想和未来期望，那也是次于国家需要的第二位的目的，因而其功利性的意味就越发地突出了。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对广州一所普通中学600余名初中生的调查显示，对“你为什么学习”的回答，依次为：实现个人价值(59%)，找份好工作(40.7%)，为父母而学习(34.2%)，提高素质(28.8%)，报效祖国(26.9%)，赚更多钱(24.3%)，成名成家(17.8%)，没有目的(5.9%)(转引自中国青年报：《我们为什么学习比一下才知道》2001年9月6日)。如果我们曾有悲于陕西放羊娃的愿望，就会感伤大城市儿童的理想。“放羊──娶妻──生子──放羊”与“学习──立业──结婚──学习”这两种循环相差多少?
过去常以国内生产总值(G D P)来衡量中国社会的发展。G D P的增长率体现了教育目的达成的情况，即教育为国家财富积累输送了多少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在社会中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于是，人在社会发展中成为社会的工具。作为工具人，人的存在目的显然物质性大于精神性。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目的可量化，对个人发展的衡量呢?现代教育是基于工厂制度之上，着重与生产劳动结合，从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人的教育。这是我国现代教育的主流认识。然而，当前我们对人的全面发展，更倾向于理解为可以从事多个行业，能以多种形式推动社会的发展，这充其量只能算是掌握多种技能。对“全面发展”的曲解，根源在于当代意识中“人”的指向是人类整体而非个体人。
二、减弱教育目的功利性的可能性
（一）人类发展的现状
爱因斯坦说过：“关于这个世界最不可理解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的。”人类的伟大在于用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改变了赖以生存的世界。同时，也是这一伟大的力量，使人类在前行中为自己制造着一些束缚。今天，牵绊我们双脚的荆棘，更多地来自我们自己。
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我们的生存条件得到显著提高，这不得不说是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的“奇迹”。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普及了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各种科学知识，也为社会培养了优秀的建设型人才。这正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教育成果。然而，就此把教育的目的仅仅视为培养创造现实财富的人才，那将是教育最大的悲哀。在经济与社会进步的同时，我们的社会也暴露出了许多弊端。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环境恶化、贫困、排斥、隔阂、压迫、战争等现象还未减少。就教育方面而言，正是由于我们的教育还不完善，培养出的人也还不完善，使当前的教育成为导致这些现象的因素之一。那么，我们的教育目的，难道还不应有所发展，而还要停留于过去时代的标准吗?
正如有学者指出，一种正确的教育目的，虽然是作为一种观念的、思维的形式反映人的未来理想，但是这种理想发展却是以一种趋势、一种可能存在于现实的人身上。为此，正确的目的是具有客观根据的。但是还应看到，人的发展如同其他事物的发展那样，具有多种可能，呈现多样的趋势。[7]已有的教育目的曾为人类取得的成果作出了指导性的贡献，但并不能因此而不思变。我们要让教育目的更为适应人类前进的步伐，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更为自由地追求完善与幸福的时代。
（二）个人发展的需要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委员会的报告中这样指出，教育是为一个新世界培养新人，而这种新人就是完人。[8]人是生活在具体历史下的人，作为历史的剧作家又是历史的剧中人。每一个人都有发展的潜力和可能性。当我们已经有丰富的物质生活时，追求精神与理想世界的需要显得更为重要。当代许多社会问题也正反映了人的精神世界空虚才是人类最大的贫困。无休止的选秀活动充斥在各种媒体;名人的私生活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一夜暴富的人用钱作出丧失良知的行为等等。即使这些社会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也不能不说与教育对人的引导失误有关。如果在教育中，我们更多地关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使受教育者都有意识去寻求幸福的真谛，当代的教育目的就应该更倾向于非功利性的价值取向。
意义的世界又是一个带有超验和理想的世界，从超越现实生活的限定去追寻生活的意义，这种追寻总是对经验的超出，所要实现的是更加符合人性的可能生活。超验和理想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的一种否定，它虽不具有现实性和确定性，却引导人们在不断突破现实中走向新的真实。[2]只有在探寻中，人的发展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教育目的的设置不能一叶障目，只顾眼前利益。分离了人发展的整体性，或者偏向了人的理性或者是非理性，忽视了人的全面性需要。[10]
（三）社会发展的需要
陆有铨先生指出，教育目的的核心就是关注人的“德、智、体”的发展。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教育目的的变化体现在对“德、智、体”这些方面的具体内涵的不同理解中。[11]在当今世界，特别是在迅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作为社会系统组成因素的教育，也在发展中发生着变化。纵观我国各时期的教育目的，可以看到教育对培养人的“德、智、体”的具体内涵的变化。其间优劣，却始终体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见，教育目的的非功利性追求不仅是人的完善所要求的，同时还能作用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有学者指出，从某一种教育目的在理论意义上的生成而言，它既是一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与该时代所需要的教育目的的合理性和适切性，同时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12]以我国的教育目的设置为例，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就明确提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学者认为这就预示着需要对“知识教育”阶段的问题(所谓“应试教育”)进行纠偏并使教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素质教育”阶段(1995年至今)。[13]我国正处于新世纪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在新的文化解读中，小康社会是一个物质、精神、政治与环境俱为和谐的社会。一个如此宏伟的目标，更需要有完善的人与之共进。教育目的也应指向培养完善的人，不仅要建设社会，更要懂得享受生活。
三、结论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提到，教育在人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不是把人作为经济工具，而是作为发展的目的加以对待的。正如费德里科·马约尔强调的，发展过程“首先应为发挥今天还有明天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的一切潜力创造条件，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又是发展的终极目标”。[14]
营利性教育 篇8
一、资本逐利性与教育公益性的矛盾
1. 我国民办高校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首先, 民办高校是公立教育资源短缺情况下作为公立高校的替代品而出现。其次, 公立高校管理低效, 专业及课程设置陈旧、与现实脱节等, 给具有灵活办学机制的民办高校预留了存在的空间。第三, 民办高校兴起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是经济转型, 可以说, “没有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也就没有高等教育的非政府供给”[1]。因此,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是典型的市场化的产物, 其组织机构的特征具备企业的性质;同时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同公办高等教育机构一样是提供高等教育的场所。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的特点是投资办学。资本具有逐利的天性, 有着独立建制民办高校以及独立学院的资金投入基本上带有寻利目的。
2. 我国民办高校“公益性”的法律定位。
由于高校提供的“教育”具有其特有的社会性, 因此教育被要求具备公益性。在我国现行的教育法律中, 公益性或者说非营利性是民办学校最基本的法律定位。关于我国高等学校的设立, 其“非营利性”规定可见于多个法律。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 “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是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伊始, 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办学, 但规定了其“不得以营利为目的”。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设立高等学校, 应当符合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规划, 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政策规定表明, 教育事业是社会公益事业, 应当具有显著的公益性, 高等教育也一样。
关于民办教育的首部立法, 是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第六条规定:“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机构, 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该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废止,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替代。2002年颁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条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 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民办高等教育作为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被要求同样具有公益性, 公益性也是民办高等教育的属性。
3. 二者的矛盾。
不管是营利性的企业还是非营利组织, 任何一个机制, 决定其性质的是所有权, 而非管理权或管理方式。“公立或者私立, 都是指它的产权属性。这样的属性毫无疑问是所有权决定。”因此, 作为许多投资办学的民办院校, 其所有权属于投资人。如果政府承认私有财产合法, 就要保护所有者对财产自由作处分和利用财产获得收益[2]。也就是说, 投资人拥有其所办学校的产权, 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与让渡权。从这点讲, 私立民办院校的“营利性”是符合宪法的。但正如上文所言, 我国众多的教育的法律, 规定了教育机构的公益性。
《民办教育促进法》一方面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 另一方面又规定出资人可以获取“合理的回报”, 这本身就具有其矛盾性。“民办院校规定的回报比率与纯商业性的营利组织相比不高, 而且还是受管制的合理盈利。因此, 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也带有一定的非营利组织色彩[3]”。这是一个贴近实际的描述。
二、民办高校的公益性:经济学角度
1. 民办高校提供的产品是公共物品。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公共物品一般具有三大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消费的非竞争性, 受益的非排他性[4]。
(1) 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私人产品的重要特征是它可以被分割为许多能够买卖的单位。相比于私人产品而言, 公共产品则是作为一个整体提供的, 不能被分割为若干单位分别提供给不同的消费者, 公共产品有使社会公共消费、共同受益的特点。教育支出的直接受益者是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 从这个角度考虑, 教育的受益是可分割的。
(2) 消费的非竞争性。
对于一般的私人产品, 当增加一个消费者时, 其边际成本不等于零, 这是消费的竞争性。公共产品, 在一定条件下, 增加一个消费者不会减少任何一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量, 生产的可变成本并没有发生变化。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对公共产品的享用不会妨碍或减少其他人或群体对这种产品的同时享用, 即新增加的消费人数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为零。
(3) 受益的非排他性。
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在享用公共产品的同时, 无法将另一些人或群体排除在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之外, 这是技术上的不可能, 或囿于实现排他的成本过高。由于绝大多数类型的教育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排他的, 并且教育还具有“拥挤的公共产品”的特性, 因此西方经济学家大多将其看成是准公共产品。教育除了其可分割的私人利益之外还具有重要的社会利益。这些利益从受教育者本人和其家庭外溢给社会其他成员。
如果把支付教育服务的全部责任都直接留给私人, 那么由于私人不会考虑给社会带来的这种外部效益, 而只有在自己的预期利益等于或超过其私人成本时才愿意付费, 所以会出现经费不足的情况。高等教育具有消费的竞争性, 以及明显的排他性特征, 如限于高等教育规模的制约, 招生人数是有限的。高等教育具有拥挤公共产品的特性, 在纯公共产品与纯私人产品之间, 义务教育更偏向于“纯公共产品”, 相比之下, 高等教育更具有“私人产品”的色彩。
2. 民办教育的“公益性”。
我国政府主办的公立高校提供的教育曾经是完全免费, 实行改革后教育成本的支付很大一部分是由财政支出来承担, 因此现在公立高校提供的教育可以说是部分免费的, 在某种意义来说, 它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共福利”。因此, 公立高校教育的公益性无人质疑。我国的民办高校, 不同于公立高校, 也区别于日本、美国等国家的私立高校, 我国的民办高校很少享有政府的资助。民办高校是典型的“以学养学”型, 学生承担教育的所有成本。纵然如此, 民办教育依然具有“公益性”, 它的公益性是教育活动所特有的。
教育收益的主体有私人收益者、社会收益者或校本收益者[5], 社会收益体现了教育的“公益性”。教育的私人收益, 人力资本理论有清晰的分析, 通过分析“教育—劳动生产率—工资”的关系, 即通过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知识、劳动生产率, 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来证实教育的经济价值与私益性。
其公益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公共物品”外部性使社会受益。受教育者是教育活动的直接受益者, 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回报。教育在给受教育者带来收益的同时, 也可以通过受教育者使其他成员和整个社会同时受益, 这种影响被称为教育影响的外部性。教育通过对个体的作用可以形成对社会的影响。 (2) 教育活动的社会性带来社会收益。教育不仅要为作为个体的受教育者服务, 还要为社会共同的经济和非经济目的服务。教育对公共利益的贡献首先表现在教育能促进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社会制度的形成。 (3) 促进经济增长是教育的另一重要社会贡献。教育、培训、健康、迁移等活动可以提高人力资本, 而人力资本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舒尔茨, 1960年) 。 (4) 教育可以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教育在培养人的同时, 也在从事着保护和继承传统文化, 发现知识和规律, 促进科技进步等等, 这些也都是教育公益性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民办高校的营利性:现实存在
民办学校非营利性质的法律规定, 在我国一直受到来自民办学校办学实践的挑战。
1.“非营利”与“非营利组织”。
从汉语词典上看, “营利”可解释为“谋取利润”, 通常地“谋利”与“牟利”是其近义词, 似乎后者含有贬义成分, 而“营利”是一中性词。相对应的“非营利”, 常见地以“非营利组织”词组出现, “非营利”之义应是“不得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关于高校是非营利组织的界定, 是我国相关教育法规的“共识”。
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 不以政府财政预算为主要资金来源, 通过志愿行为向社会提供公益性或互益性的服务, 且能够独立运用的正式社会组织[6]。非营利组织具有5个显著特征: (1) 非营利性; (2) 公益性; (3) 非财政性; (4) 志愿性; (5) 财产所有权社会性。财政部2005年1月1日实施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第二条也对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特征做出了如下界定:“一是该组织不以营利为宗旨和目的;二是资源提供者向该组织投入资源不取得经济回报;三是资源提供者不享有该组织的所有权。”
2. 民办院校的资产属性决定营利性要求。
我们可以把通常所说的民办院校就出资人及出资性质分为三种类型:捐资办学类民办院校、投资办学类民办院校及公立院校的独立学院型。 (1) 捐资办学类民办院校。由一些知名企业、海外华侨人士捐资建立, 学校由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 学校的产权归属社会。我国现有的捐资办学的私立院校尚不多, 但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捐资办学的意愿和行为将会逐渐增多。 (2) 投资办学类民办院校。它是指单个或多个个人、企业或团体作为举办者, 以自有资金、资产创办或举办民办高校, 在办学过程中可以吸纳其他股东加盟, 并以股东的投入、学费或社会集资、银行贷款、私人投资等维持办学。其突出特点是没有初始投入或是只有少量投入, 主要依靠学费, 走低成本扩张的发展道路。 (3) 独立学院型。即为民办的二级学院, 是由公办高校与社会力量 (合作者, 包括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或个人和其他有合作能力的机构) 合作举办的高等教育机构, 一般由合作者出资, 公立院校以无形资产入股, 提供教师与管理等。它虽然依附于国有的普通高校, 但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独立学院实行自筹资金、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运行机制。特别是在资金的运作、日常财政、人事管理和教学管理上享有自治权。
依上述分析来看, 显然后两类都属于“投资办学”类。我国现有民办高校只有捐资办学的高校才是“非营利组织”, 而对于更多的投资办学类型的高校显然不能归为此类。我国绝大部分民办学校属于投资办学, 存在着绝大多数民办学校举办者都或明或暗地把举办民办教育作为一种营利性的产业来经营的现实。如, “浙江台州椒江股份制办学模式、浙江温州股份合作制办学模式、广东私立华联学院教育股份制办学模式等。从实际的运作情况来看, 这些学校都突破了非营利性学校的举办者不能拥有学校财产的所有权和收益权的本质规定, 具有了明显的营利性特征”[7]。
民办教育公益性的法律规定与营利性的办学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民办学校的“非营利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四、建议与对策
1.“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是出资者的自愿选择。
目前, 民办教育“捐资办学”与“投资办学”不加区分, 民办学校硬性的“非营利性”导致了我国民办学校领域持续多年的争论。不论其出资人的意愿与形式, 对民办高校不加区分地要求“非营利性”, 脱离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 将挫伤出资人“投资办学”的积极性, 已经成为民办学校发展的制度障碍。从产权所有权角度分析, 对于公立学校而言, 公益性是其公众的产权性质决定的, 公益性是其内在法律性质。但对于民办学校而言, 公益性则并非其必然的法律性质, 应该是民办学校举办者自愿选择的结果。通过法律形式认可“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存在, 是一种实事求事的态度, 也是对现有的名不副实的“非营利性”的投资办学的规范。
2.“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民办高校加以区别认定。
从我国办学实践来看, 尽管我国民办学校办学形式多种多样, 但从学校的产权关系来看, 均可归为“捐资办学”和“投资办学”这两种基本的办学形式。就学校的营利性质而言, 上述两类办学从理论上分别归属于“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政府要从法律上给予“营利性”民办学校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明确的区分与认定。制定区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法规, 并给予区别的政策支持。如, 对于捐资办学的民办高校和不要求合理回报的民办高校, 实行和公办学校一样的税收全免政策, 做到税不进校;对要求合理回报的民办高校, 免征营业税, 只征收举办者合理回报所得的所得税等。
两种办学形式或两类组织在法律上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特征, 遵循不同的内部管理体制及其法律治理方式, 应适用不同的法律调整机制。
3. 两类民办高校在管理、治理上应各有偏重。
营利性民办高校需要加强外部制度的规范与内部管理的提升, 提高民办高校的教育效益。 (1) 要限制营利性民办高校的营利范围。民办高校虽允许有其“营利性”但仍要坚持必要的公益性, 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是高等教育的根本目标。民办高校的过度盈利应该被制止, 可以在制度规范、信息公开化以及接受监督的前提下适度盈利。 (2) 加强内部管理, 提高教育效益。如构建出衡量高等教育机构运营效率的指标体系等, 以完善高等教育机构的内部管理、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运营效率[9]。而非营利性高校在管理上更大程度地体现学术权力, 实现“教授治校”, 避免家族化管理, 建立起相关利益者治理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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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功利性价值取向下的教育误区 篇9
一、教育功利性价值取向之现象表征
功利性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已渗透在教育的方方面面, 本文选取一些最为典型的教育功利性现象作讨论。
1.“分数崇拜”与“升学率至上”
长期以来, 我国教育的一个重要取向和评价标准就是分数。正如俗语所言:“考考考, 老师的法宝, 分分分, 学生的命根。”分数在整个教育中的统摄地位可见一斑, 成了衡量学生成长和教育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 而教育旨在培养人、促进学生人格完善的原初价值和意义被遮蔽。另外, 与分数紧密相连的升学率成了衡量学校教育质量的首要标准。教育活动都为升学率做准备, 至于道德教育、美育、体育等都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 而且教育资源的投放和分配也以升学率为主要参照标准。因此, 分数、升学率这种外在的、功利的“教育目的”成了教育的主宰。
2.“证书教育”与“学历至上”
教育功利性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证书教育”。以大学教育为例, 大学四年, 大量的精力不是放在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实践上, 而是放在了诸如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及纷繁复杂的各式各类的证书考取上, 专业课考试和毕业论文的撰写只是“临时突击”、“剪刀加糨糊”。当然, 这和社会用人机制的功利性是分不开的。我国的用人机制还是一种“学历至上”的取向, 学历似乎成了衡量一个人能力的唯一标准, 却忽视学生的能力和创造力。这种功利性的用人标准也反作用于教育, 导致教育的功利化。
3.“作为装饰的道德教育”
正是在上述“分数至上”、“证书教育”的影响下, 教育固着于功利性目的, 而对于促进学生人格成长和道德发展的道德教育却一再地漠视和边缘化,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很多中小学在课表上设有道德教育课, 但是往往被语文、数学等所谓“主课”所占领, 要么被当成班会课。只有当教育主管部门视察素质教育的“成果”时, 才会开设“公开课”“装点”“素质教育”。所以, 很多一线教育教学中的道德教育流于形式、形同虚设。
二、功利性价值取向下的教育之弊
功利性的价值偏向对教育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这不仅体现为教育本然价值的异化, 而且体现为教育中的人, 尤其是受教育者人格成长的扭曲。另外, 鉴于教育与社会的密切联系, 教育的功利性亦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固化了社会的功利之风, 污染了教育的外部大环境, 形成了教育与社会功利之风流转成势的恶性循环。
1. 教育本然价值的异化
教育的原初价值和意义是不断开发和挖潜受教育者潜能, 促进其人格的不断成长和完善。换句话说, 教育的本质诉求旨在“‘成’人”。但是, 当下在功利性价值诉求的影响下, 教育更多地成了很多外在功利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教育仅仅成了获得证书、分数、学历的手段, 对于教育中的“人”的精神成长和德性追求的引领被漠视。因此, 有人说教育成了“无人”的教育, 抑或如夸美纽斯所言:“教育成了学生才智的屠宰场。”教育的本然价值被其工具价值所遮蔽和掩盖, 教育的本质发生了异化。教育不再是教育, 教育者也不再是教育者。
2. 学生人格发展的扭曲
学生是谁, 受教育者是谁?对于这个问题的澄明和回答是教育的理论前提和逻辑基点。毋庸置疑, 学生首先是人, 是具有独立人格、尊严、生命价值意义的主体, 有着自由选择的权利。鉴于此, 教育的论证和展开都是立足于如何促进这个主体价值的实现和展开的。但是, 当下在功利性目的误导下, 学生被当做“物化”的存在、“知识的容器”、“家长希望的承载者、寄托者”, 分数、升学、学历仿佛成了学生生活的全部。学生的童年、奔跑、欢笑被这些功利的目的所淹没。在各种各样的考试和辅导班下, 孩子没有了童年, 童年依然消逝。可想而知, 如此成长环境下的孩子, 其人格的发展遭到了挤压、割裂、扭曲。这是孩子之痛, 还是家长之痛、教育之痛, 抑或社会之痛?
3. 社会功利观念的固化
教育功利性的另一个危害就是进一步固化了社会的功利化取向。成长于功利化的学校教育和家庭环境中, 孩子耳濡目染, 在判断问题和行为时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功利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且, 儿童期的人格形成对个体的一生影响巨大。因此, 当这些受教育者完成学业、长大成人、走向社会, 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时, 其从小渗透在性格中的功利性特质必然影响到社会价值观念的树立和道德氛围的营造。因此, 社会的功利观念在越来越多人的践行下越加固化, 甚至成为大部分人行为的价值导向, 从而使得功利性取向和追求形成了社会无法祛除“痼疾”和文化基因, 对于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和向往被功利性所挤压和遮蔽。
三、纠正教育功利性价值取向之对策探寻
纠正教育的功利性价值取向, 不仅要从思想、理念上入手, 还要从实践、制度和外在文化氛围着眼, 为此,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纠正教育功利性偏向的解决对策。
1. 价值重塑
思想是实践的先导。要肃清和纠正当前教育中的功利性价值取向, 首先要在思想、理念上进行价值重塑: (1) 重塑理性的教育观, 即还原和重构教育旨在“‘成’人”的根本价值诉求, 践行教育挖掘个体潜能, 促进其人格的完满和品质的卓越的根本目的。正如杜威所说, 教育无其他的目的, 教育本身就是其目的。 (2) 重塑合理的学生观, 即摒弃功利性目的下仅仅把学生当做工具、手段的褊狭的学生观, 重塑学生作为独立“主体”、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 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 (3) 重塑科学的质量观, 即改变当前仅仅把分数当做衡量学生发展、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的现状, 根据学生的多元潜能、多样个性, 制定多元化的评价标准和质量考核体系, 真正实现教育的公平和公正。
2. 实践纠偏
改变教育的功利性取向仅仅依靠价值重塑、理念变革是不够的, 还需落实到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去纠偏, 本文认为应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落实: (1) 增强和凸显教育内容的人文性。在当下功利化的教育诉求下, 教育内容亦被功利化, 其人性的、人文的内容被边缘化和弱化。因此, 变革教育功利性首先必须增强和彰显其人文性, 关切对受教育者的人文关怀和精神引领, 关注受教育者的人格发展和完善。 (2) 关注教育方法的多元性。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特的, 因此, 教师要全面了解不同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兴趣爱好, 因材施教, 让每一个学生都实现立足自身的进步, 而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升学而盲目灌输、“一刀切”, 导致学生的同质化发展。 (3) 彰显师生关系的伦理性。教育是一项在教师和学生两大主体之间展开的伦理性实践。师生关系不是功利性价值诉求下知识授受、分数提升的关系, 而是主体间平等、对话的伦理关系。
3. 制度变革
制度是理念落实和实践规范化的重要保证。因此, 要纠正教育功利性的价值偏颇离不开教育制度的变革和保障: (1) 建立科学的招生评价制度。高考作为我国的主要评价制度, 在促进我国教育发展发展的同时, 亦因其自身的不足成为教育发展的瓶颈。因此, 探寻多元化、公平性的招生评价制度是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 (2) 构建民主的教育管理制度。我国教育管理体制多体现为自上而下、单一维度的管理模式, 强调对管理对象的“管控”, 这不仅导致教师成为“无反思的执行者”, 而且抑制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参与性。因此, 构建民主化、多方参与决策的多元化的教育管理制度和模式是当前我国教育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3) 形成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以学历和文凭为主要依据的人才选拔制度是导致教育呈现出其功利性取向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 摆脱教育的功利性偏向, 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亦要变革, 要建立公平、公正、标准多元的人才选拔和招聘制度, 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
4. 文化引领
社会文化是教育理论建构和实践展开的大背景、大氛围, 社会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对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因此, 在对教育本身进行变革的同时, 亦应关注作为环境和背景的社会文化的营造和引领。重塑人文、理性、关爱的社会文化氛围, 积极抵制功利化、世俗化、金钱化的庸俗文化取向对教育的影响, 这对于抵制和摒弃当前教育的功利化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此外, 还应关注社会文化、舆论媒体对教育的积极监督、文化“过滤”和及时纠偏的作用。舆论媒体和社会文化对教育的及时监督和反馈, 使得教育中的问题被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避免教育价值取向、教育发展路径的偏颇和误区。
综上所述, 功利性作为一种较为强势的价值取向已然对我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而且在很多方面导致了教育的不良发展, 伤害了教育中的人。因此, 对其进行反思和纠偏, 不仅是重塑教育本然价值的需要, 而且是我国教育突破现实困境, 实现质的飞跃的重要突破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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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利性教育 篇10
一、非营利组织及其作用
(一)非营利组织的特性
非营利性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通常指为达成一定的个人或社会愿景,受法律和道德约束,不以营利为目的组织[1]。萨拉蒙教授认为,无论组织的名称、形态和活动领域,只要满足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五个特征,即可被认定为是非营利组织[2]。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6.2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5.5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0.4万个,基金会2 614个[3]。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发展路径与国外有所不同,国外的非营利组织主要是在市民社会发育渐趋完善之后,依靠民间的力量建立起来的;而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发展则是依靠两种路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前者与国外一般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大体相同,如一些民间商会、基金会等,而后者则是由政府牵头组织起来的,如红十字会。如果单从组织的目的上看,事业单位其实也可算成一种自上而下的非营利组织,但由于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一些学者将其当做“第四域”[4]来研究,因此本文所指的非营利组织,不包括具有事业单位性质的公办园。
(二)非营利组织的作用
非营利组织是弥补政府和市场失灵的产物。就政府而言,虽然民选政府在成立之初就天然地以捍卫社会整体的公共性为己任,并拥有胜过社会任何一个部门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但政府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缺陷:其一,政府的公共性发挥是有限的,由于一般意义上的民选政府代表大多数选民的利益,这就意味着一些少数群体的利益无法得到满足,而这些少数群体,例如流动儿童、特殊儿童等,而在维护这些弱势群体利益中,源自社会本身的非营利组织天生具有优势;其二,政府也是由无数自然人组成,不能保证每一位成员都能够以一种理性化的态度去维护公共性,他们也可能受到市场化的影响而为自己进行利益寻租,不断扩大的政府规模不仅是低效的,而且容易滋生腐败。对于市场而言,越是针对弱势群体的公共物品公益性越强,而市场因为天然的寻利性,对于公益性强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并且在Hansmann[5]看来,当消费者与厂商之间出现明显信息不对称情况时,往往会出现合约失灵。与一般消费服务不同的是,家长是教育服务的间接享受者,这就增加了他们获知信息的难度,对于弱势群体家庭来说,更是如此。正是由于以上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给了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空间。如今,非营利组织因其独有的优越性,在世界范围内都占据着重要位置,但从雇员数量来看,在全世界有可靠数据来源的41个国家中,社会组织目前雇佣了大约5 400万全职人员,平均占这些国家经济活跃人口的4.4%,远远超过公用事业行业[6]。
二、学前教育领域内非营利组织的现状
(一)西方学前教育领域非营利组织发展———以美国为例
1. 非营利组织发展现状
早在托克维尔时代,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已经开始显露端倪,如今,他们已成为美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遍布各个领域。他们不仅提供社会服务,也开展文化、艺术、娱乐活动、教育和研究、与卫生相关的服务以及许多关注其他广泛的社区需求的活动,不同于传统对非营利组织的理解,他们已经超越了最初关注弱势群体的范畴,而面向更为广泛的人群,回应各方面的需求[2]。研究者发现,非营利日托中心常常扮演一种“资源中介”的角色———将家长或家长和其他服务提供者相联系,成为社区居民情感和资源交流的纽带[7]。他们也更有可能建在低收入街区并成为这些社区的重要资源[8]。在美国,服务于儿童的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并不局限于兴办教育机构,在预防虐童、儿童保健、教育咨询、政策推动等方面都提供了立体、全面的服务。
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中也发挥着积极的推动和监督作用。美国国内税法是鉴别非营利组织重要的法律依据,根据美国税法501(c)(3)相关规定,公共慈善机构和私人基金会可以因为他们公益性目标而享有税收减免优惠,其中也包括非营利的日托中心,依照税法的相关说明,它是指“服务面向一般公众的,为离家儿童提供照顾,进而使个体(父母)受有偿雇佣”的机构[9]。不仅501(c)(3)规定中的机构能够得到免税,向这些组织捐赠的机构或个人也可以获得减税。而这些获得税收优惠的非营利组织也会受到相应有效监督和限制,如需公开财务状况、限制营利活动和政治活动等。这项规定既保证了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同时又激发了社会参与公益事业的热情,并使政府在非营利组织运作中扮演了一种有限却有效的角色[10]。
2. 西方学前教育领域中的NPO———以“洛杉矶郡普及幼儿园”组织(LAUP)为例
LAUP的成立可以追溯到1998年加利福尼亚州第十号提案,该提案目的在于利用提高烟草税所增加的财政收入促进6岁以下儿童成长。提案通过以后,“加州First 5”项目成立,并随即创立了包括“洛杉矶First 5”在内的58个地方机构。在许许多多教育专家、家长、政府官员、企业和社区领袖的参与下,经过了诸多研究论证,历时10年的“普及幼儿园蓝图”被创立出来,进而“洛杉矶First 5”于2004年成立了“洛杉矶郡普及幼儿园”(LAUP)这一独立的非营利组织,并成为组织的重要资金来源。自2005年开始,LAUP已经支持了全郡325所幼儿园的运作,并主要通过丰富课程内容、改进教学环境来促进儿童在学前教育以及日后学业的成就,受惠儿童已超过60 000名[11]。
LAUP目标在于为全洛杉矶郡的儿童提供高质量学前教育的入学机会并将学前教育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和“可购性”(Affordability)作为组织的核心承诺。它不仅为旗下的教育机构提供资金支持,还尤为注重服务质量的提升,通过“五星质量评价和改善系统”来评估,最低3星、最高5星,该系统标准包括师幼比、学习环境、员工质量和管理、员工稳定性和工作条件、课程等,含纳学前教育机构运作的各个方面。这个标准不仅为改进组织旗下教育机构质量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家长的选择提供了科学的参考。LAUP的专家每年为参与项目的机构提供各个方面的协助,包括现场培训、企业规划、质量改进支持等。如今,有半数以上的参与机构已经获得了至少4星的好评[12]。
在西方,以LAUP为代表的多样化的非营利组织也用自己的方式来扮演学前教育中的重要角色,成为了政府教育治理中的重要伙伴,这也为我国的学前教育中多方参与的治理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
(二)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的非营利组织
随着市场化深入带来的公私进一步分离以及服务型政府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的发展进步不能单靠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而应该使社会有一种“自为”的成长,支持市民社会以社区为基础发展多种多样的社会组织,使社区人民的需求由消极的等待转变为积极的自我成长。在现实条件下,由于社会中公私关系还需要依靠市场力量产生的平等化和法制力量产生的规范化来加以完善,因而在很多社会服务领域,市场力量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依然会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然而,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公民之间的联系不应仅仅是一种利益的联系,而应结成一种在相互之间责任感和归属感上建立的价值同一体。幼儿阶段的教育作为一个人最初认知形成的重要平台,应该让他们感受到这一时代发展的脉搏。
在学前教育普惠性政策推行的背景下,人们日渐认识到普惠性的学前教育对于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意义,各级政府也推出各项政策来增加辖区内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鼓励民间力量投入学前教育便是很重要的一环。2010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特别提出了要通过多种渠道加大学前教育投入,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办园和捐资助园”。2012年6月,教育部还专门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肯定了民间力量在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上这两个文件,为学前教育领域中民营机构,特别是其中非营利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不得不承认,学前教育领域中的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仍然面临不少问题,这其中既包含我国非营利组织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有着学前教育本身特有的问题。从总体上看,我国非营利组织面临着一些制度障碍,例如大型基金会的行政化;在面对非营利组织营收项目问题上,税收优惠依然缺乏灵活性;对民办非企事业单位的非营利组织法律地位没有得到明确,导致税负过重等等。从学前教育领域看,一方面,在正规教育领域,许多地方政府出台若干政策来支持普惠性民办园的发展,但对于“普惠性民办园”的性质没有清晰认识,相关政策只对民办园的保教费作出规定而没有对更为本质的营利与否作出限定,这就容易导致一方面部分营利性民办园的搭便车行为和一部分公益性幼儿园不能有效地吸纳资金;另一方面,我国目前非正规学前教育发展不充分,绝大多数被营利机构占据,这使得幼儿在园外的保教问题成为了家长的不小负担。众所周知,学前教育不仅仅是正规幼儿园教育,而是一种以社区为基础的涵盖面广泛的服务,它不仅需要发展幼儿的各项技能,也应该教会他们如何合作、如何生活,在面对非正规学前教育问题上,非营利机构可以做的更多。
三、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学前教育领域的合作展望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共同参与治理是服务型政府改革的需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就必然要求政府加强公共性,即政府要加强责任感以及对于民众需求的回应。在这一点上,政府应扮演好从“划桨”到“掌舵”角色的转变,认识到政府能力的有限性,以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为行动基础,通过加强同私营部门、公益部门的合作,达到公共服务的更好递送。由于营利机构天然的逐利性,越是公益性质强而利润微薄的事业越容易被市场抛弃,所以,政府在公共服务、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寻求同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是一种更佳的选择。政府的支持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项全球调查表明,公共部门直接或间接的资金支持占据了非营利组织收入的很大部分(近40%),是慈善捐赠的两倍多[6]。除了资金支持外,相关的税收、准入、监管方面的法制建设也应配套,为合格的非营利组织诚征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在学前教育领域,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可以依据服务的不同种类和性质进行有针对性的合作。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分为基本和非基本两类,而基本公共服务针对支付能力较弱的家庭,应以政府为主,非营利组织为辅,在公办园辐射不到的地方,可以仿照台湾地区“友善园”的方案,采用政府购买的方式,依据“受益广泛、群众急需、服务专业”的原则,采用招标的方式,优先接纳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参与公建民营幼儿园运营,规定相应幼儿园招生对象、保教费等,政府进行监督或聘请第三方机构督查。从美国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在扩大普惠性民办园涵盖范围的同时,还需要关注相应幼儿园的保教质量,除设定一定的基本标准之外,还可以聘请专业人员对幼儿园在保教、日常管理和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的指导。以上只是两者在正规学前教育服务的合作,对于非正规学前教育领域,两者的合作前景更加广阔。学前公共服务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仅局限于保障儿童接受正规教育的权力,在育儿观念的更新、儿童疾病防治、虐童预防等方面,整个社会还可以有更大作为,这项系统工程的完善,还依赖于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对非营利组织更多的信任和合作。
摘要：非营利组织是当今公共服务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有着巨大的前景,学前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国外的非营利组织对学前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中成为了政府治理学前教育的得力伙伴。在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学前教育既面临挑战也有广阔前景。
关键词：学前教育,非营利组织,公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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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监管制度研究 篇11
（一）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的积极作用
大量研究证明，如果政府能够正确运用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这一调控手段优化配置公共资源，则能修正市场失灵，刺激具有正外部性行业增加供给。具体来说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的积极作用包括促使经济发展、加强国家或地区经济竞争力、实施产业发展政策、增加就业、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维持财政收入增长、维护地区形象等。
（二）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的消极影响
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是一把“双刃剑”，在利用其积极效果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可能存在的消极影响。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资源配置是一个典型的“委托——代理”问题，因而不可避免存在“代理成本”，该成本集中体现为因设租寻租而导致政府失灵。在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资源配置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作为代理人的政府官员是理性经济人，不仅存在个人利益需求，也存在履职上的有限理性，因此，政府官员的行为必然存在偏离公共利益目标的风险。如果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的过程和使用缺乏科学合理的权力配置，势必使权力因缺乏监督和约束而产生设租现象，甚至出现挪用、挤占、转移、私分财政资金的行为。因财政补贴资源的稀缺性和无偿性，当作为代理人的政府官员设租，作为受益者的营利性组织必然寻租。当营利性组织作为寻租者，与财政补贴资源配置权行使者——设租者结合起来的时候，财政补贴就难以避免被部分利益集团所垄断，被用于寻租活动而浪费、被用于行贿而转移，最终导致公共财政社会成本增加、财政资金运用的效率损失，社会福利减少，使营利性组织补贴不仅难以克服市场失灵，反而不可避免地陷入“政府失灵”的尴尬境地等。
二、加强监管是抑制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消极影响的关键
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是权力和利益集中的领域，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利益在不同组织和群体之间的重新分配。在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决策中，作为资源配置的代理人——政府官员，一方面因“经济人”特征有其自身利益，追求自身效应最大化，可能与公共利益有一定程度的偏离。另一方面政府官员也是“有限理性”的，不能保证所有的决策与行为都是帕累托最优。所以，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是需要加强监管的领域。
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的监管，主要是加强对资源配置中权力的监督和约束，责任的量化和评价。按照分权思想，各权力部门之间应建立一种相互平衡与相互制约的关系，以限制某部分权力过分膨胀，造成对国家和民众的侵害。所以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中如不能对资源配置的权力进行约束和制衡，对社会公共资金使用效率进行严格量化和考核，财政补贴就演化为某些营利性组织“免费的午餐”，出现甚至加剧财政补贴的消极后果。
三、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监管重点
（一）完善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制度安排
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制度包括补贴主体和补贴形式的确立、补贴目的和补贴对象的确定、补贴标准和金额的计量、补贴流程所必经的程序和资料提供、补贴资金的使用方式和考核指标、补贴审计和信息披露等。政府应将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的各个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并以政府法令的形式予以公布，使不同地区不同政府部门对营利性组织安排财政补贴时，都有标准的程序、方法和要求，从而将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从我国目前对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的监管现状来看，尚缺乏系统完善具有可操作性的统一监管制度安排。所以，应尽快完善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制度安排，使每一次补贴都能通过充分的研究调查，确定科学合理的补贴目的和依据，严格限定补贴对象，准确计算补贴金额，合理设计补贴流程，持续考核补贴资金使用绩效，同步公开相关信息，并在整个补贴过程中实施严格的权力制衡，对各个环节进行合理分工，使补贴项目的确立、补贴项目的审批、补贴项目资金的拨付、补贴资金使用的监督和考评等由不同的部门和人员完成，最终促使我国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规范化、科学化、高效率、更廉洁。
（二）强化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审计制度
审计财政补贴的重要性已逐步成为公众共识。在实践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求所有享受政府拨款与财政补贴的机构，不仅需同时提供按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和按审计署公布的绩效标准编制的“非财务”的绩效报告，而且实行严格而公开的审计制度。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为审计而花费的人力与财力逐年增长，审计范围越来越大，被审计的机构越来越多，审计在规范财政补贴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公众认可。
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审计应突出財政补贴决策合规竞争性审计。对申报者的补贴决策直接决定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模式，决定了补贴目标的可实现程度，也决定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因此，决策者必须按照事先制定的规则对申报补贴的营利性组织进行全面考察和仔细筛选，确定最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提高的营利性组织实施补贴，以扩大补贴的受益面，充分有效利用纳税人的资源。同时，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审计还应强化资金使用过程管理和监控审计。
（三）普及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的绩效评价
对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的绩效评价目前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我国的各类绩效评价标准中，尚没有专门针对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绩效考评的指标体系。从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本质上可以认定为一个经济问题这一前提出发，对其进行绩效评价时可以借鉴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通过比较财政补贴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确定财政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益。政府财政补贴的成本包括三方面：机会成本、干预市场的社会成本和代理成本。
对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收益的定位，我国宜采用“多元化”标准，如提供就业岗位，以税收形式贡献财政收入，对公共福利如捐款、改善公共活动设施的关注和投入，对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等都应纳入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的绩效范围。因此补贴资金是否促进企业组织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是否为职工提高了工资及福利待遇，应是财政补贴资金政策效应评价的重点。政府将公共资源配置给营利性组织而非直接生产供给公共产品，其行为属性类似于投资，即通过当期有限的投入获得未来期间更多更持久的财政收入。因此对企业组织接受财政补贴后当期和以后期间财政收入的贡献增量进行考量是必不可少的。
（四）贯彻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信息披露制度
财政补贴从营利性组织角度定性是营利性组织从政府无偿获得的货币资产和非货币资产，从政府的角度虽然不是国家作为财产所有者代表对营利性组织的投资行为，但实质是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的一种“投资”行为，希望通过财政补贴实现政府的某些目标，所以从帕累托最优出发，政府应将公共资金补贴给最能实现政府目标的营利性组织。因此，财政补贴应该在补贴项目、申报条件和程序、申报时间、资金使用要求和预期达到目标等方面充分公开，以吸引能充分实现财政补贴目的的组织参与财政补贴的竞争过程，唯有如此才能降低政府与营利性组织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克服补贴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总之，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是把“双刃剑”，加强对它的监管，不仅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而且能有效抑制它的消极影响。
营利性教育 篇12
(一) 现阶段功利性中考体育行为问题现状分析
1.“应试之举”现象凸显。 应试教育的环境下, 中考体育自然逃脱不了被应试的命运。 将体育课程纳入升学考试不管是对学生、 对学校还是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中考体育最初的目的是通过加试这一手段督促学生自觉锻炼, 增强体质。 但现实却是部分中学片面地为了成绩, 为眼前利益而进行专项训练, 这种训练的后果就是即达不到中考体育加试的本意, 又违背了体育全面学习的目的。
2.内容枯燥, 学生兴趣淡化。 中考体育加试变成了体育“应试”教育。 这就是中考体育现状, 在这种教育现状下, 学生的体育课程学习仅仅围绕几个加试项目开展, 并且这种教学方式也仅仅是机械性的、填鸭式的教育, 学生学习失去了乐趣, 体育课程失去了对学生的吸引力, 也失去了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兴趣和终身体育学习的意愿。
3.中考体育加试功利性行为冲击体育课程教学计划。 现阶段中考体育加试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忽视了体育自身的内在价值, 一味地追求体育加试高分而为之进行专门性训练和备考, 中考训练的内容也仅仅围绕加试的几个项目开展, 学校正常的体育教学课程并不能有效地开展, 从这一点来说, 是对学校体育课程教学计划的极大冲击。
(二) 自然主义体育教育理念简述
卢梭认为是在自然主义教育理念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种有关体育教育的思想。 提倡人性解放, 主张教育要遵循学生自身发展的规律开展, 强调人自身的自然本性和固有价值。 这种体育思想最为直接的特点就是体育运动项目的选择应以锻炼者的需要和兴趣为导向, 培养其自由、自主的学习习惯与环境相适应的能力。 卢梭自然主义体育思想,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身心协调发展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卢梭对教育的目的界定为:培养出新一代的“自然人”, 是身心结合、协调发展的人。 第二, 基于“回归自然环境”理论基础上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 卢梭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源于其教育理念, 与教育理念一样, 体育教育同属自然主义体系。第三, 重视身体器官训练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在卢梭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之前, 游戏、运动占领着人们思想的主要空间, 认为如此就能对身体进行锻炼, 而从未明确具体的身体感官的训练。
二、自然主义体育教育理念与功利性中考体育行为冲突表现
(一) 身心协调发展观念的冲突
卢梭自然主义体育思想首要内容便是关于身心协调发展的叙述, 提出顺应自然, 体育运动项目的选择应做到身心协调统一。但随着中学体育加试成绩纳入中考加分项目后, 体育运动的价值也在发生变化, 强身健体理念已转变为功利性的中考加试专项训练, 单纯从体育运动自身的价值来说, 身心协调发展的观念已慢慢偏移。
(二) 终身体育路径发展的冲突
中考体育加试实施以来的中学体育课程教学现状后, 不难发现, 在一些省份部分中学的体育课程项目设置上, 都是围绕中考加试项目进行教学训练;对于其他一些体育运动项目来说, 早已排除在体育教学项目考虑之中。 这种功利性教学的直接后果就是: 学生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终身体育的运动项目。
三、自然主义体育教育理念与功利性中考体育行为冲突成因分析
(一) 应试教育体制的利益驱使
现行应试教育环境下的人才选拔机制, 使得中考体育加试并未摆脱应试教育的包围圈, 功利性的、片面性的体育教学行为层出不穷。 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中考体育加试虽然只有30分计入中考总分, 但对于仅一分之差就落选重点高中或热门中等专业学校来说, 中考体育加试30 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二) 相关利益群体的牵制
在现行教育背景环境的影响下, 相关利益群体的出现阻碍了自然主义体育在中学体育课程教学中的实施, 利益群体包括: 各级教育部门、各学校体育组织、班主任、体育教师及学生家长, 由于他们的存在使得中考体育出现功利性训练成为可能。
四、自然主义体育教育理念与功利性中考体育和谐发展路径
(一) 重新审视自然主义体育教育理念的现实性
卢梭自然主义体育教育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及现实意义, 在现阶段越演越烈的功利性中考体育行为的冲击下, 重提卢梭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教育理念有着现实的厚重感和紧迫感, 对于种种现实的急迫性使得中考体育加试顺应自然主义教育理念的可能大大增加。
(二) 完善加试考核内容、改变一考定终身现状
现今中考体育加试存在诸多方面问题。也是令人头疼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可考虑如下方案:一是中考体育加试设必考项目、选考项目及抽考项目。二是进行初中三年体育综合素质测评; 加试项目和内容应与平时教学相结合, 顺应教学自然, 不去刻意改变原有教学内容安排, 应更加注重学生全方位身心发展的测量。
(三) 正确认识中考体育加试, 注重学生课余锻炼
中考体育加试时学生正处青春期, 而青春期则是人体生长发育的敏感期, 是良好体形塑造的关键期, 这个自然时期如果被错误地干预, 那么影响的可能是学生全面的发展。 应该考虑如下方面: 加大中考体育加试内容的宣传和教育力度, 督促学生参与体育运动;初中期间, 学校或家长应对一些超重肥胖学生进行单独测试并提供体育锻炼、营养配餐的建议, 重点关注。
摘要：本文中笔者以卢梭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为背景, 分析中考体育功利性行为特征, 提出中考体育发展路径:中考体育应重新审视自然主义体育教育理念的现实性, 完善加试考核内容、改变一考定终身现状, 正确认识中考体育加试、注重学生课余锻炼, 还原“自然”环境下的考风等发展路径。
关键词：卢梭自然主义,自然主义体育,中考体育加试
参考文献
[1]毛振明.学校体育发展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