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基金会

非营利基金会（精选5篇）

非营利基金会 篇1

一、非营利基金会治理结构的意义和分类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从1981 年7 月28 日我国第一个公益基金会成立到2014年12 月31 日, 我国基金会数量已超过4200 家, 捐赠收入约380 亿元人民币, 公益支出约310 亿元。 伴随着非营利基金会在中国迅速发展, 其治理薄弱问题也随之而来, 从郭美美事件到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事件, 从玉树地震汇缴事件到李连杰壹基金危机, 类似的管理人员违规操作, 制造虚假信息, 公费旅游, 公款吃喝, 滥用救济金等现象层出不穷。这些问题的产生昭示着基金会治理结构某种程度上已经存在问题。

良好的治理结构是实现非营利基金会功能预期的核心制度装置, 既包括内部治理, 即法人机关权力的合理分配;也包括外部治理, 即利益相关者权力和利益的平衡。 以立法模式观之, 基金会的治理结构可归纳为三种样态: 第一个是以美国法和德国法为代表的 “理事会中心”一元结构模式: 理事会为唯一的法定机关, 其他法人机关为意定机关。 基金会不存在成员, 故无社员大会;该模式下监督机制来自理事会下设的财务和审计部门以及外部的税务机关和州检察官, 监事会仅为意定机关。 第二个是以我国法为代表的“理事会-监事会”二元结构模式:理事会和监事会均为法定机关。 相比较一元结构模式, 二元结构模式的目的在于兼顾基金会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 第三个是以日本法为代表的 “评议员-理事会-监事会”三元结构模式, 评议员理事会和监事会均为法定机关。 与德国的一元结构模式强调基金会外部监督不同, 三元结构模式着重强调基金会内部监督。

二、我国非营利基金会治理结构的主要问题

(一) 治理结构不严谨

理想情况下, 基金会的内部治理结构由三个团队构成, 一个是负责决策的理事会团队, 然后是负责执行理事会决议的执行团队, 还有就是监督整个理事会工作的监事会团队。 但是, 我国的非营利基金会, 有的没有设置董事会和监事会机构, 有的董事会结构不规范, 董事长与首席执行官是同一个人, 监事会也没有起到作用。 领导者缺乏组织的监督与制约, 再加上非营利基金会的外部捐赠者和受赠者的监督作用没能充分发挥, 所以受赠者受益少, 而领导成为了最大受益者。

(二) 外部监督薄弱

非营利基金会与商业公司治理结构相似, 商业公司的股东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 而是通过股东会议选出董事全权负责公司的运作。 虽然, 非营利基金会与商业公司都属于财团法人, 拥有独立的财产, 但是商业公司的运作在于股东通过把财产转让公司获得了股权。 而非营利基金会的捐赠者并未获得类似股东的权力, 这就使捐赠者只能对其进行外部监督而缺乏必要的手段。 《基金会管理条例 》 第39 条第1 款规定了捐赠人有权向基金会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 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对于捐赠人的查询, 基金会应当及时如实答复。 根据第2 款, 在基金会违反捐赠协议使用捐赠财产时, 捐赠人有权要求其遵守或者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捐赠行为, 解除捐赠协议。 但法规只规定了捐赠人事后可以追究基金会责任, 但这种事后监督不仅不及时, 而且也有赖于捐赠人对财产使用情况的知情权。 而且该信息仍由基金会内部人员发布, 如果其故意掩盖事实, 中饱私囊, 捐赠人作为外部监督力量, 没有识别信息真伪的能力, 也就没有控制资金走向的权力。 另一方面非营利基金会的受益者大多数是弱势群体, 让其进入基金会实行外部监督难以实现。 这就再次将捐赠者的财产完全交由基金会的理事支配。

(三) 薪酬制度过于严苛

非营利基金会不同于商业公司, 它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 所以对其内部员工也强调完全的“志愿性”。 而商业公司伴随着员工绩效的提高会有相应的物质奖励, 这也大大提升了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但基金会注重精神激励而缺乏物质激励, 所以组织绩效和效率也大大下降。 非营利基金会和商业公司不同, 不能以利润为衡量标准, 也没有一个严苛的绩效评估标准。 即使有些非营利基金会存在评估体系, 可能也是不合理的体系, 没有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与报酬挂钩, 员工们工作的积极性也不会提高, 也就导致机构的效率低下。

(四) 人事制度不合理

我国的非营利基金会, 尤其是一些与政府有关联或由政府创立的基金会, 行政色彩浓厚, 机构官僚化严重。 这些非营利基金会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监事、理事, 大多数不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章程选举出来的, 而是由政府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直接任命的。 他们虽然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和专业知识, 但大多数缺乏高尚的道德素养, 组织内部容易滋生腐败。 同时, 在组织内部其他人员的选任上也缺乏完善的考虑。 作为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营利组织, 其服务对象大多数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所以基金会的内部人员需要有善良的性格, 接纳和尊重身为弱势群体的服务对象, 这就要求非营利基金会的内部人员需要有一定的受赠者代表当选, 但我国的非营利基金会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三、我国非营利基金会治理结构改进对策探讨

(一) 加强利益相关方对非营利基金会内部的监督

有相关人士认为, 利益相关者对公益基金会的监督应侧重在外部监督上, 即通过基金会披露信息实现。但如果要求利益相关者对非营利基金会形成完全的外部监督有赖于多方面因素:一方面是捐赠者有责任心, 对其投资的资金去向是否感兴趣, 当今捐赠者由于业务繁忙, 无暇顾及非营利基金会的运作, 也就对其没有起到外部监督作用;另一方面, 假设捐赠者对其捐赠于非营利基金会的资金完全感兴趣, 并且尽力起到外部监督的作用, 但由于非营利基金会信息披露不及时或者内部人员有意篡改事实等现象, 捐赠者无法辨别事实, 对其外部监督的实现也就存在一定困难。

所以, 加强利益相关方对非营利基金会内部的监督尤为重要。 保证监事和理事人员中有利益相关方的代表, 或者在选举监事和理事的时候, 利益相关方有投票权或发言权。 并且在监事或理事有违法条例的行为, 利益相关方有权对罢免其职务提出意见。 另外, 应该批准有专业知识, 道德高尚的受益人参与组织的内部治理, 作为监事的组成人员, 从而对理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决策进行监督。

(二) 完善薪酬制度

非营利基金会与商业公司都属于财团法人, 商业公司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 所以其内部人员的薪酬也随着公司的利润有所改变。 但非营利基金会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 其内部的监事和理事也就没有了积极性, 做事没有效率, 甚至部分会出现公款吃喝, 中饱私囊等现象。 所以完善非营利基金会的薪酬制度非常重要。

非营利基金会的薪酬制度可以仿照商业公司进行规定, 一方面可以设置多种省级或国家级的荣誉称号和奖项, 对工作积极、任务完成较好的监事和理事给予奖励, 该方法在于精神鼓励工作人员积极认真的对待工作; 另一方面,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从低到高分别满足监事和理事的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社交需求、 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尽全力满足他们的预期目标, 这样可以大大增强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另外, 也可以引入绩效评定标准, 根据监事和理事完成的任务量和质量对他们的薪酬进行调整, 并且对违反规定的员工, 给予一定的处罚。

(三) 加强监事会监督职能

监事会是非营利基金会内部监督的一支重要力量, 所以加强监事会监督职能也变得尤为重要。 不仅监事会的选任需要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监事会也应具有足够的经验、能力和专业背景, 以独立有效地行驶对公司财务的监督和对管理者履行职务行为的监督。 法律必须赋予监事会独立地位, 它既不能与政府机关有关联, 也不能和理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同流合污, 而应该帮助捐款人、受益人获得相应的利益、履行相应的职责。 监事更要避免与理事串通而损害组织和受益人的利益。 非营利基金会的监事必须时刻保持清醒, 积极履行职责, 拥有良好的道德素养, 勇于揭发组织的不良行为。 所以, 为了选任对非营利基金会内部和外部都有利的监事, 立法部门还应尽快补充规定。

总体而言, 我国非营利基金会要想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上保持一路凯歌, 那就要具备合理、有效的治理结构, 建立一个严谨的管理机制, 加强组织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 保证非营利基金会运营完全透明。 由于非营利基金会不以营利为目的, 员工积极性不高, 所以应确立合理的薪酬标准。 同时, 我国的非营利基金会应尽量减少对政府的依赖, 脱离政府的控制, 避免出现行政化的弊端。 非营利基金会是从事公益事业的非营利性机构, 造福于弱势群体, 所以基金会良好的治理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政府企业都有重要的作用。

摘要：良好的治理结构是推进非营利基金会组织能力和公信力建设的关键。目前, 我国因非营利基金会治理结构不完善而导致的诚信危机、社会责任缺失、组织效率低下甚至中饱私囊的现象层出不穷, 使基金会难以有效的发挥作用, 因此完善非营利基金会治理结构尤为重要。对我国基金会治理结构的问题及改进措施也正是文章的研究重点。

关键词：非营利基金会,治理结构,对策

参考文献

[1]李晓倩.论我国基金会治理结构的改进——以监督机制的完善为中心[J].江汉论坛, 2014 (04) .

[2]辛悦.慈善组织信息披露与审计监督——由“郭美美”等系列危机事件引发的思考[J].审计监督, 2012 (03) .

非营利基金会 篇2

一、 非营利基金会的概念、 分类和基本

按照我国 《基金会管理条例》 (2014) 的规定, 非营利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 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 按照相关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 根据是否面向公众募捐, 非营利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 公募基金会按照募捐的地域范围, 又分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

国内学者综合了不同法系下对非营利基金会的定义的特点, 对非营利基金会给出了一个更为一般的定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制度创新形式, 非营利基金会是基于捐赠的公益财产以基金形态存续并得到相应的法律认可和保护的非营利组织的一种基本形式, 具有明确的公益宗旨和用益, 其本质是在捐赠基础上形成的公益财产及其社会关系。

公益性、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基金信托性是非营利基金会区别于企业、政府及其他各类社会组织的基本属性。 作为非营利基金会的本质属性, 公益性体现在非营利基金会源于捐赠, 具有明确的公益宗旨和公益用途。 非营利基金会的运作管理及相应的的制度规范中存在非营利的分配与收入约束机制、 非营利的组织运作和管理机制、 非营利的财产保全机制, 体现了其非营利性。 非政府性在于非营利基金会具有自主、 自治和独立性的决策机制, 民主、公开和社会性的治理结构, 及非垄断的市场竞争性的运作机制。 以公益财产为基础, 捐赠人与受托人、 受益人之间以及由公益捐赠形成的整个社会与非营利基金会之间存在着基金信托关系。

二、我国非营利基金会的治理结构

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基于不同的角度, 对非营利组织结构进行研究, 并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观点结论。

(一) 法人治理结构角度

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 (2004) 作为非营利基金会管理的基本规范, 明确指出了理事会、监事会和执行机构是非营利基金会的法人治理结构的主要构成。作为非营利基金会的最高决策机构, 理事会是非营利基金会受社会捐赠者委托以来实现公益资产和公共责任的代言人。 监事会代表着受益人的利益对受托的资产进行监督, 发现受托人违背受托目的处理资产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受到伤害时, 有权为受益人的利益实施制约行为。 监事依照章程规定的程序检查非营利基金会财务和会计资料, 监督理事会遵守法律和章程的情况。 执行机构主要包括基金会秘书长和直接指导的工作部门。

(二) 产权结构角度

产权即财产权, 是法律和经济学用来解释物的财产权利的一个范畴, 包括对财产的占有、管理、处分、收益等一组权力。 非营利基金会是公益产权的实现形式。 公益财产是基于公益捐赠所形成的社会公共财产, 公益产权是一种基于公益财产的产权关系, 表现为捐赠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由公益捐赠所形成的基金信托关系, 以委托权、受托权、受益权彼此分离并对立统一的形式存在。 委托权、受托权、 受益权相互独立是公益产权的本质特征, 由此使得非营利基金会的产权结构具有以下特征:产权主体分离。 非营利基金会的产权涉及三方当事人:捐赠人、受托人、受益人, 分别拥有非营利基金会的委托权、受托权、受益权, 但是他们并非营利基金会产权的完全所有者。 所有者缺位。 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所有权是所有权的实质。 在非营利基金会的产权结构中, 捐赠人放弃了对捐赠财物的剩余索取权; 受托人通过捐赠合约仅获得了对捐赠财物的管理、处分权力, 但是并未获得剩余索取权和完全的控制权;受益人大多情况下是不特定多数人, 无法充分行使剩余索取权。 使用权受限。非营利基金会作为受托人只享有一定范围内的剩余控制权。 无自由转让权。 受益主体虚拟化。 受益人多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边缘群体或脆弱群体等不确定人群。

因捐赠来源的不同, 非营利基金会具有不同的产权结构, 进而会形成不同的治理模式。 非营利基金会根据捐赠来源可分成三类, 即独立基金会、共同基金会和公众基金会, 由此形成三种产权结构:独立产权结构、共同产权结构和公众产权结构。 产权结构的不同使得各类非营利基金会在治理结构上会呈现不同的特点。 在治理结构上, 独立基金会倾向于捐赠人控制, 共同基金会倾向于理事会监管, 而公众基金会更多依靠社会监督。

(三) 利益相关者理论角度

利益相关者理论源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理论。 理论中指出公司治理除了包括内部股东会、 董事会与监事会的分权、制衡, 也包括债权人、公司职工以及社会公众对公司治理的监督。 也就是说公司的经营目的不仅仅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而是要求在公司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做出平衡, 并强调其承担的社会责任。

非营利基金会在治理结构上主要有以下七类利益相关者, 可概括为包括非营利基金会自身及其员工的内部利益相关者和与非营利基金会公益财产相关的外部利益相关者:捐赠人;受托人;受益权人:公益信托范围内所有可能的、不特多数的受益者;实际受益人:受益权人中实际获得受益的部分; 捐赠人所在地的政府和社会公众; 受益人所在地的政府和社会公众;组织内部员工。非营利基金会的治理结构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 即非营利基金会内部法人机关权力的合理分配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监督。

三、境外非营利基金会的治理结构

境外非营利基金会的治理结构依据立法模式的区别可以分为两类:“理事会中心”模式和 “评议员会—理事会—监事会”模式。

“ 理事会中心” 模式下, 理事会为唯一的法定机关, 非营利基金会内部不存在成员, 理事会下设的财务和审计部门及外部的税务机关和地方检察官构成非营利基金会的监督机制。 美国非营利基金会治理采用 “理事会中心”结构模式, 作为世界上非营利组织最发达、 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研究最为成熟的地区, 其非营利基金会治理结构很大程度上源于公司治理结构。 德国和我国台湾的非营利基金会治理也采用这种治理结构模式, 由于这两个地区采用大陆法系, 所以其非营利基金会的治理结构基于财团法人制度。 财团法人制度中, 理事会仅是代财团法人意思表示的执行机关。 很显然, 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非营利基金会的自治性相较于美国更弱。

“评议员会 — 理事会 — 监事会” 模式下, 评议员会、理事会、监事会均为法定机关, 相较于“理事会中心”结构模式, 它更强调非营利基金会内部监督。日本的非营利基金会治理采用了这种治理结构模式, 是其法人制度改革的成果。

四、非营利基金会治理结构的启示

我国非营利基金会治理结构的发展和研究相较于国外还不成熟, 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贫富两极分化等各种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 非营利基金会作为第三部门的一股强大力量备受国家、学者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以下是学者们提出的一些我国非营利基金会治理结构的改善对策, 包括:完善并贯彻落实激励公益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顺应非营利基金会立法的国际趋势, 明确非营利基金会的法人地位, 予其充分的剩余控制权, 建立完善有效的激励制度;建立均衡有效的决策机制;提高监事会的法律地位, 扩大监事会的职权; 以及引入共同治理机制, 通过外部利益相关者及内部管理者的利益博弈来消除 “内部人控制”, 提高非营利基金会的公信力和运作效率。 总体而言, 我国应当一方面顺应国际趋势, 不断改进非营利基金会治理结构, 从根本上治理非营利基金会运作过程中效率低下、公信力不强、贪污腐败等问题;另一方面, 基于我国的国情制定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营利基金会治理结构规范, 将非营利基金会做大做强, 为老百姓造福。 这些都是值得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名, 徐宇珊.基金会论纲[J].中国非营利评论, 2008 (01) .

[2]李莉, 陈杰峰.中国公益基金会的法人治理结构及其体制创新[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 (04) .

[3]杜世宇.我国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 2011.

非营利基金会 篇3

合理设计各项指标, 建立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是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得出正确评价结论的关键所在。现从指标选择原则入手, 逐步探讨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指标的设计思路和设计步骤, 从“整体”和“项目”两个层次设置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以下简称“青基会”) 作为本文研究对象, 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绩效评价系统应能充分反映非营利组织在运行过程中以“效益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为核心的管理要求, 体现财务绩效分析与评价的基本思路。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分层的具体情况如下:目标层为非营利组织的综合财务绩效;准则层进一步细分为非营利性、筹资能力、运营能力、发展潜力四项;指标层包含反映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的各项具体指标。据此归纳出影响青基会财务绩效四个维度的衡量指标, 作为青基会财务绩效评价体系的依据。如表1所示。

二、模糊综合评判法对青基会财务绩效评价应用

首先, 确定指标体系权重。模糊数学是由美国控制论专家查德1965年提出的, 在综合评价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模糊综合评判法一般包括以下6个步骤:

(1) 建立因素集U= (U1, U2, …, Un) 。因素是对象的一种属性或性能, 通过因素来评价对象, 也就是说建立指标体系。

(2) 通过层次分析法 (AHP) , 专家打分建立有限关系矩阵。

(3) 建立权系数矩阵W= (W1, W2, …, Wn) , 其中。对每一个因素赋予不同的权数。权重的大小受评价目的、评价主体的偏好、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

(4) 建立评价集V= (V1, V2, …, Vn) , 它由对事物不同等级的评语所组成。

(5) 通过对单因素评价, 建立B与V之间的模糊关系矩阵R。

其中, rij表示从第i个因素着眼, 对被评价对象做出第j种评语的可能性程度 (0

(6) 进行模糊综合评价, B=WR。综合考虑所有因素, 对事物做出最后评价, 其中的数字是这样确定的:将W中从左到右每个数字与R中第j列从上到下相对应位置的数字相比取较小者, 再从这n个较小者中取最大者。在模糊综合评判中, 评判过程是可以循环的, 前一过程综合评价结果, 可以作为后一过程综合评价的投入数据。

根据层次分析法, 通过专家打分给四个准则层分别建立优先关系矩阵, 建立模糊一致判断矩阵并进行层次单排序, 最终得到四个层次的权重, 如表2所示:

其次, 确定评价尺度和指标的隶属度。

(1) 在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确定评价尺度时, 根据实际需要可以设为三级、五级或者其它。本系统选用的评估尺度为五级, 具体表示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 并假定组织专家和有关人员对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2007年的财务绩效以百分制进行打分, 规定100分表示非常满意, 80分表示满意, 60分表示一般, 40分表示不满意, 20分表示非常不满意。

(2) 建立隶属度函数, 求得隶属度, 确定模糊变换子矩阵R, 确定各项财务指标对每一评价结果的隶属度。只有通过建立隶属度函数方程式, 才能进行模糊映射分析。由于人们认识事物的局限性, 只能建立近似的隶属度, 从而得到大致的隶属度函数。根据非营利组织2007年的财务报表及其他资料提供的数据, 计算得到该组织的各有关指标实际值α, 再根据统计资料了解同类非营利组织有关指标的平均水平α3、最高水平α1及最低水平α5, 高于平均水平的平均数为较高水平α2, 低于平均水平的平均数为较低水平α4, 如表3所示;然后根据具体的隶属度方程式计算模糊变换子矩阵。

当α2<α燮α1时, 模糊变换子矩阵中的每行各个元素值如下计算,

当α3<α≤α2时, 模糊变换子矩阵中的每行各个元素值如下计算,

当α4<α≤α3时, 模糊变换子矩阵中的每行各个元素值如下计算,

当α5<α≤α4时, 模糊变换子矩阵中的每行各个元素值如下计算,

具体模糊变换子矩阵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以上计算, 可以分别得出四个准则层的评价结果:

非营利性维度的评价结果

筹资能力维度的评价结果

运营能力维度的评价结果

发展能力维度的评价结果

在第一级模糊综合评估的基础上, 再通过二级模糊综合评估, 可求得青基会2007年财务绩效的得分情况。

根据此方法, 可得出青基会2007年财务绩效的得分情况。这种方法适用于同行业或同类型的不同非营利组织之间绩效情况的比较, 也可由相关部门制定出非营利组织的绩效标准 (如表5所示) 进行标杆评估, 还可用于同一非营利组织绩效的时间序列比较。根据各维度的评估情况, 对照参照标准, 就可以判断出非营利组织绩效高低的原因所在, 从而制定出改进措施。

本文仅从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的角度分析了非营利组织经济行为的一个方面, 试图通过建立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财务绩效综合评价体系, 为提高非营利组织的筹资能力、资金使用能力和发展能力, 提供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依据。同时, 本文研究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 并不仅仅是就财务论财务, 而是在确保组织的非营利性本质不变的前提下, 通过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的一系列分析和讨论, 以提高组织的社会使命完成能力为最终目标, 为不同利益主体提供合理评价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的有效理论工具。

非营利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和业务活动的差异性, 导致了在对其财务绩效进行评价时, 不适用于一个固化的指标体系。各个非营利组织都有自己独特的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 有的以流水作业的形式为主, 有的以项目活动的形式为主, 评价时应充分考虑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特点, 以开放性的思维构建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进行评价, 信息来源不应仅局限于财务信息之内, 而应当将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相结合。充分考虑组织使命完成情况与财务绩效的契合关系, 使得指标的建立既满足财务绩效的评价需求, 又能恰当地反映出组织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权衡问题上的考量。这也是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综合评价的一个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贺仲雄:《模糊数学及其应用》, 天津出版社1983年版。[1]贺仲雄:《模糊数学及其应用》, 天津出版社1983年版。

非营利基金会 篇4

非营利组织的概念起源于西方,最为普遍的界定是:限制其净利润分配给任何监督管理经营的成员、董事或经理的组织。Hansmxm(1980)在先前的研究中提到,“不分配盈余”是非营利组织的最重要的标志。在我国,公募基金会是一个社会组织或者个人捐资旨在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组织,其在教育、医疗、科学研发、社会进步等诸多方面给与政府支持。2004年2月11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第39次常务会议,会议上通过了《基金会管理条例》。该条例的颁布规范了基金会的组织活动,维护了基金会、捐赠人的合法权益,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会议提出对公募基金会的管理工作应格外重视公众募捐的政府监管力度和强制性的定期信息披露制度。

二、理论基础

本文是在收集83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披露信息的基础上,了解了现有的绩效评价方式,找出了公募基金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为探究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奠定基础。

(一)现有绩效评价方式

在我国,由于非营利组织兴起较晚,其现有的绩效评价体系尚不完善,目前我国对公募基金会的绩效评价方式主要局限在外聘专家、内部自我评价、国际组织专业评价这三大类。

1.聘任外部专家对公募基金会的组织绩效进行评价。利用外部专家进行评估的方式可以有效的避免内部员工自评出现的徇私舞弊或者贪污腐败等现象,虽然存在评估费用成本相对较高的弊端,但该类评估方式深受公众认可。

2.组织内部的自我评价。公募基金会组织自身进行自我绩效评价的优势在于评价人员对组织的基本情况十分了解,并且评价费用成本相对较低,但仅仅通过访谈对组织进行绩效评价往往受到主观因素影响,其评价结果很难有说服力,缺乏客观公允性,容易滋生组织内部高管的贪腐。

3.国际组织专业评价。此类绩效评价方式往往适用于评价规模较大的非营利组织,国际组织包括国际扶贫机构、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国际科技研发组织等,其对各国的非营利组织公募基金会进行绩效评价虽然是国际上较为认可和权威的方式,但存在文化背景差异、双方了解不深入、货币兑换不便等缺陷。

(二)当前绩效评价体系存在问题及缺陷

在全面了解我国公募基金会现有的绩效评价方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我国的非营利组织积极吸取国外的管理经验,但由于发展历史较短并受我国国情的限制,总体上看,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公募基金会的绩效评价体系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缺乏专业的法律法规。我国有关非营利组织公募基金会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缺乏一整套成体系的法律制度是造成其绩效评价体系不完善的根本原因,我国的非营利组织除了经过正规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事业单位内部登记许可之外,还有相当高比例的组织尚未进行正规的备案。

2.绩效评价活动流于形式。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水平参差不齐,外部聘任专家进行组织绩效评估的成本又相对较高,且诸多公募基金组织是政府部门的下属单位,其组织性质和内部管理模式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组织绩效评价活动往往流于形式,没有充分利用绩效评价的结果,浪费评价成本和组织进步的机会。

3.绩效评价方式单一。目前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公募基金会的绩效评价方式只停留在每年的定期年审,评价的方式也局限于财务经济方面的审核评估,缺少对组织的社会影响和公众信誉度等软实力的评估。我国对非营利组织公募基金会的评价方式尚未与科技接轨,大数据时代下的网络评价模式可以帮助组织广泛的征集公众的意见,其反馈和扩散能力远远优于现有传统的专家评价的效率。

三、基于德尔菲法规范公募基金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为保证咨询结果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拟遴选30位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或相关领域的专家作为问卷调查的对象。其中公募基金会负责人2人,公募基金会管理人员12人,理事会成员5人,公募基金会基层员工11人。采用Liker五分等级量表对非营利组织公募基金会绩效评价指标量表进行打分,并针对问卷调查的评分结果,采用“界值法”对两轮指标的专家咨询得分进行筛选,从而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

(一)专家基本情况与积极系数分析

1.专家基本情况分析。针对本次研究进行的两轮问卷调查所涉及的专家的基本情况从年龄层分布来看,两轮问卷咨询的专家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均达到65%以上;学历方面超过85%的专家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职称方面,具有副高以上职称人数占总人数的50%以上。由此本文所咨询的专家符合该研究的基本要求。

2.专家的积极系数情况分析。本文基于两轮“德尔菲”的专家调查。每轮共发放问卷30份,第一轮问卷回收26份,问卷回收率达到87%;第二轮问卷回收了23份,回收率77%。两轮回收的全部问卷均属于有效问卷。由于两轮调查的回收率均较高,反映出专家积极系数较高。

(二)第一轮德尔菲专家咨询结果

在第一轮的专家调查中,通过分发问卷使每位专家对每个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判断,回收问卷,进行数据统计后,计算出每个指标的算术均数、满分频数以及变异系数。根据前述的指标筛选原则以及上述的统计数据,对指标进行了筛选和修订:

在两个一级指标中,其算数均数、满分频数以及变异系数都符合要求,在调查问卷中没有专家填写剔除或者修订意见。统计结果表明专家对这一级指标的重要性意见一致性较高。

在11个二级指标中,原“政府支持”指标,不符合算数均数与满分频数的筛选原则。部分专家的意见是“此指标表述不准确”,对此,经过研究讨论将该指标修改为“政府扶持”。原“客户绩效”指标不符合三项判断标准的要求,结合专家意见,将其修改为“捐助人绩效”。对于该定义解释为“非营利组织公募基金会中捐助人贡献及对其组织的满意度”。

在82个三级指标中,原“理事会成员任期”、“组织知名度”指标三项均不符合三项判断标准的要求,结合专家意见,决定将其删掉。原“受助人对员工、组织的满意度”指标的三项评判标准均不符合要求,结合专家的意见,决定将其修改为“员工的工作质量”指标。该指标解释为“非营利组织公募基金会成员对受助人的服务质量的好坏程度”,并将原来二级指标“社会服务”中的“受助人对员工、组织的满意度”指标调整到“员工工作质量,隶属于二级指标“人力资源”下。

根据以上筛选和修改意见,评价指标体系调整为2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80个三级指标构成。

(三)第二轮德尔菲专家咨询结果

针对第一轮专家调查的意见,对初始量表进行了重新整理和指标修订后发放了第二轮问卷,进行专家咨询。根据第二轮专家咨询结果,•用前述界值法并结合专家意见对指标进行筛选和修改。筛选指标的界值表如下表所示:

在第二轮的专家评分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一级指标均满足界值要求,表明两轮专家咨询的结果基本一致。对于二级指标,原“人力资源”指标三个界值要求均不满足,部分专家意见为“该指标表述不准确”。在结合专家意见进行讨论之后,决定将其修改为“人力情况”,其指标的内容不变。三级指标中,只有个别指标不满足三个界值条件中的某一项,为避免剔除重要指标,以谨慎性科学性为原则,经过专家的讨论决定保留原指标,不做修改。

(四)指标体系的确定

通过两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本文提出的指标体系的可靠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专家积极系数方面:两轮的专家积极系数分别为87%和77%。(2)在专家权威程度方面,两轮的专家权威系数为0.712,,0725均高于0.7。(3)在专家协调程度方面,肯德尔和谐系数两轮的计算结果分别是0.82116和0.8486均高于0.8,且第二轮的和谐系数高于第一轮,由此说明专家意见的一致性得到了进一步增强,该和谐系数也通过了卡方检验。综上,得出了修订后的非营利组织公募基金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2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80个三级指标,具体如下(表3-1,表3-2):

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和“德尔菲”专家调查法讨论了非营利组织公募基金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通过大量整理文献初步设计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然后使用“德尔菲”专家调查法对指标进行筛选和修订,最终确定上述评价指标体系,从而为深入探究我国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水平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颜克高,陈晓春.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机制的理论构建[J].华东经济管理,2010,24(12):122-125.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基金会管理条例[S].2004.

[3]郑国安,赵路,吴波尔,等.国外非营利组织法律法规概要[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4]颜克高,陈晓春.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评价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1(3):148-150.

非营利基金会 篇5

一、理论基础

1. 委托代理理论。

受托责任在非营利组织委托代理关系中普遍存在,这一理论构成了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披露的基础。社会公众的捐赠是非营利组织取得善款的主要途径,非营利组织以公益人的身份在政府和市场失灵的某些领域提供公共服务和帮助。对某一个具体的非营利组织来说,资源提供者成为了这一关系中的委托人,董事会与管理者则成为了这一关系中的代理人。作为管理者的代理人必须承担相应的受托责任,公开说明经济资源的使用方式和在发生错误时如何加以纠正,以增进委托人对其的信任度。由此可见,委托代理机制是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披露的基石,受托责任应当与较高层次的会计信息披露水平联系在一起,这种信息共享有助于减少代理问题。

2. 信息不对称理论。

由于社会大分工的深入发展,导致社会公众所掌握的信息失去平衡,交易双方之间的交易信息占有量不同。由于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出现,公众才会开展与信息采集、交流等相关社会活动。为了尽可能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发生,从而保证交易各方都能掌握完整的交易信息,信息披露是十分必要的,信息披露制度降低了监督的交易费用。

二、壹基金会计信息披露案例分析

1. 壹基金会计信息披露现状。

2014年1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为了确保慈善组织会计信息的公开透明,各慈善组织要充分尊重捐赠者的意见,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披露善款的募集和使用情况,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①捐赠信息。根据壹基金2015年年报显示,2015年全年,壹基金与各省级联合救灾网络伙伴在17个省和尼泊尔开展救灾行动49次,受益281519人次。在国家减灾委公布的2015年全国十大自然灾害事件中,壹基金携手合作伙伴,对其中8次灾害开展了紧急救援行动。在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启动的20次国家Ⅲ级及以下救灾应急响应中,壹基金与合作伙伴回应了其中的13次。

②财务报告。壹基金官网信息披露部分,可下载其2012-2015年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年报,4.20芦山地震-壹家人赈灾一、二、三周年报告。壹基金年度财务报告披露了:筹款情况、收入支出情况、资产负债情况等相关数据,有完整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和业务活动表。2015年深圳壹基金披露的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为3.72亿元,其中货币资金3.69亿元;负债为132万元,主要为应交税金72.8万。在其业务活动表中,壹基金披露的2015年捐赠收入4600.4万元,投资收益为1413.2万元,业务活动成本4425.1万元。在业务活动表中,壹基金披露了资金的来源及使用情况。在2015年壹基金披露的现金流量表中,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950.55万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32亿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2.83亿元。

③审计报。壹基金官网披露了其2011-2015年度审计报告;2013-2015年雅安地震救援行动阶段性捐赠收入和支出的专项审计报告;鲁甸地震救援行动阶段性捐赠收入和支出的专项审计报告。

壹基金2011-2015年年报均由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审计,审计意见均认为,壹基金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编制,公允反映了基金会的财务状况及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整理

④信息披露质疑风波。2014年4月22日,实名认证为“中国知名的时政思想评论类网站”的四月网发布微博,质疑李连杰贪污雅安地震捐款三个亿。壹基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起因是雅安地震一周年之际,包括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在内的几家基金会相继主动向外界披露赈灾筹款和善款使用情况。结果显示,在过去一年时间内,壹基金仅使用了12.7%左右的善款,这一拨付善款比例甚至远低于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其他几家官办基金会。壹基金因其筹款金额大而实际使用金额比重低而引起网友质疑。

不久,壹基金秘书长通过网络发布长文,对整个事件进行梳理澄清,一些专家学者也客观分析了赈灾善款使用的长期性、阶段性和差异性,指出了壹基金善款使用情况的合理考量。然而,上述理性的发声对扭转壹基金所处的舆论境地作用甚微。

2. 案例分析。

非营利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和公益产权,资金来源广泛,依赖于捐赠人的志愿捐款和志愿者的志愿服务运营发展,负有公共受托责任。非营利组织需要通过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来反映公共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的主要目标是帮助捐赠人、政府、受益人、社会公众等信息使用者了解组织的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评价组织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及持续性,评价组织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作出合理的捐赠。

和企业相比,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告应更侧重于非财务信息的披露,捐赠人最关心的是非营利组织的效率和效果。壹基金在雅安地震一周年时,披露赈灾善款仅使用了12.7%左右,引起网友对壹基金透明操作和组织效率的质疑。在本次风波中,壹基金一方面主动向外界公布资金使用情况,向善款捐赠人兑现知情权,在遭受质疑之后,再次公布银行的资信证明,整个过程透明度都较高;另一方面,饱受诟病的“花钱慢”问题,却也是壹基金资金使用效率高、项目设计符合实际需求的结果。壹基金在此次事件中,积极披露资金使用情况,回应网友质疑,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没有完善官方发言人制度,创始人调侃回应方式的不恰当。

三、完善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披露的对策

基于对壹基金会计信息披露案例的分析,为了进一步发挥基金会的社会职能,我们提出以下完善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披露的对策。

1. 完善立法。

在会计准则层面,目前基金会适用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虽在框架上和概念上对基金会的会计核算有了一定的指导,但缺乏更加有针对性的会计准则对基金会的日常活动进行更具体、更专业的规范和约束。可以在业务类别、筹资渠道和规模等多个维度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细化,针对每个被细化的组织类别“量体裁衣”一套适用的会计规范,使包括基金会在内的非营利组织有属于自己的行为准则。并要求基金会定期、及时地在网站上公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慈善财产使用情况。

2. 加强内部管理。

在完善非营利组织内部监管方面,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完善内部治理结构。非营利组织内部的权利、执行、监察机构之间要形成权责分明、相互制衡的统一机制,使其内部各机构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也要对各个利益相关者负责,主动接受外来监督。第二,加强内部审计制度。审计部门必须相对独立,防范非营利组织管理者为了谋求私利而出面干预审计部门的工作。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建立和完善长期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营造内控环境,使得组织内部的管理者以及普通员工都牢固树立内部控制意识。

3. 加强外部管理。

可成立由政府有关部门、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传统媒体和互联网、专家组、基金会自律组织等多方共同参与的社会监督委员会,善款的使用和物资的分配过程须让公众最大程度的参与进来。要求基金会聘请权威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财务报表和专项审计,同时捐款人还可通过实名制的方式电话查询自己所捐款物的流向。

四、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