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土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黄土研究的新进展（共6篇）

中国黄土研究的新进展 篇1

近年来, 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出现了创新式研究方法, 研究出现了放宽研究视野、跨越近现代分期的趋势。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进行, 探讨经济发展史, 分析研究其改革的经验教训成为当下的热点。

一、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分期

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和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期间, 学术界重新把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49—1956年从新中国成立到三大改造基本完成, 1957—1978年从三大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之前, 1979年以后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国正式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有制经济结构呈现市场经济加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加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加计划经济, 经济发展速度呈现快———慢——快。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三个阶段。

二、1949~1956的经济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对旧中国的经济遗产进行批判与继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体制, 使我国经济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世界为之瞩目。当时的中国实施的体制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并存、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以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56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此, 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另外, 当时中国除了独立自主发展以外, 以平等互利、等价交换为前提, 接到了苏联的“无私援助”。低利贷款解决了中国发展的资金问题, 引进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探索, 自1978年以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之后打开了研究的禁区, 朱佳木、薛汉伟、王文章等人认为,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 它的内在矛盾推动着新民主主义加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 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环节的赶超战略的实施对这一加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三、1957~1978的经济

自1957年10月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 苏联撤回了所有在中国帮助的苏联专家, 从而造成了中苏关系的恶化。之后中国开始完全自主发展, 由于对历史和国情的错误分析, 中国自“一五”以后, 进行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运动脱离了中国实际政策使中国经济发展付出了较大代价。由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的大跃进运动以及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 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 经济发展单一缓慢。此外, 自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期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 中国经济发展基本停滞。此段时间的停滞造成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倒退。

关于“大跃进”运动的分析, 各家观点不一, 也存在许多争论。张涛认为大跃进运动有合理内核:将群众运动与经济发展相联系, 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强调中国经济发展要摆脱对苏联的依附, 最大限度地调动本国内部资源。大跃进式的发展模式重视人力资本, 强调利用本国资源有其理论价值。而胡绳提出:当农业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 国家工业化正在发展的时候, 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 这种思想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

四、1979年以后的经济

自文化大革命之后, 中国开始反思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起点与路径的选择非常重要。朱佳木认为, 经济需要搞活, 而搞活不能没有秩序。就像一只小鸟, 我们不能把它捏在手里, 否则它就死了, 这好比计划经济, 政府不能管的太紧, 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拉起红灯。而应该把它放在一个大笼子里, 让它可以在制度的范围内尽情的飞。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搞活经济。

市场是最灵活测试器, 它可以实现自我调节。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开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逐步变为市场经济加计划经济。经济开始步入市场化趋势。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例,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 使农民在经济上成为平等的主体, 促进了农村民主化进程。关于农村改革, 武力认为, 自1992年以后, 市场经济使农业规模经营承担风险能力、市场谈判实力可以发挥作用;集体经济有了经营自主权和外部市场等。所以在20世界末期, 出现了南街村和华西村这样高速发展的集体经济农村。

随着对新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深入研究,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呼吁要努力在世界经济理论研究之中占有一席之地。经济学者涉足中国经济史研究当中, 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提高经济学的知识, 弥补专业研究薄弱环节。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已取得也将继续取得更好的进展。

摘要：自跨入新世纪以来,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继续贴近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开展研究工作。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突破, 各项专著、文章不断问世。本文站在近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前辈的观点基础上, 对中国现代经济史发展进行分析与研究。

关键词：中国经济史,现代,新进展

参考文献

[1]王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五十年[N].工人日报, 1999-05.

[2]高德步.五十年来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思考[J].教学与研究, 1999 (09) .

中国黄土研究的新进展 篇2

（2011年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 人民日报 》（2011年11月17日 23 版）

目录

前言

一、扶贫开发的政策和实施

二、扶贫开发的成就

三、专项扶贫

四、行业扶贫

五、社会扶贫

六、国际合作

结束语

前言

贫困是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促进发展，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差、底子薄，不平衡现象突出。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多，解决贫困问题的难度很大。中国的减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

中国政府始终将减缓贫困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坚持以人为本，努力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开始有 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展农村扶贫开发，先后制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等减贫规划，使扶贫减贫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推动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减贫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事业，中国的扶贫开发是全球减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２００１年，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介绍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有关情况。这里，就近十年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取得的进展再作一介绍。

一、扶贫开发的政策和实施

十年来，中国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这一进程中，国家把扶贫开发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农村贫困地区发 展的政策措施，把扶贫投入作为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优先领域，把贫困地区作为公共财政支持的重点区域，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切实提高扶贫政策的执 行力。

农村政策。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多，贫困现象突出。实行有利于减贫的农村政策，对于消除农村贫困问题十分重要。十 年来，国家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与“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全面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使贫困地区和农村贫困人 口普遍受益。国家相继取消牧业税、生猪屠宰税和农林特产税，特别是取消了在中国存在２６００多年的农业税，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让中国广大农民彻底告别 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全面实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农村饮水、电力、道路、沼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危房改造。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使农民真正拥有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发展林下经济和森林旅游，增加 农民收入。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和扶贫开发的投入力度，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从２００３年的２１４４．２亿元人民币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８５７９．７ 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２１．９％，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步伐明显加快。国家的一些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率先在贫困地区实行。其中，免征农业税试点、农村义务教育 “两免一补”政策（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书本费、免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对国家新安排的公益性基本建设项目减少或取消县及县以下配套，率先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行。一些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倾斜。中央财政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的制度安排上，对中西部地区给予较大支持。２０１０年，民政部门资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４６１５．４万人次，资助资金１４亿元人民币，人均资助 ３０．３元人民币。

区域政策。２０世纪末，中国政府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的西部地区，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 后，贫困人口比较集中。十多年来，西部大开发安排的水利、退耕还林、资源开发等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在贫困地区布局；公路建设加快向贫困地区延伸，把贫 困地区的县城与国道、省道干线连接起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尽量使用贫困地区的劳动力，增加贫困人口的现金收入。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区域发展政策，促进西藏 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藏区以及新疆、广西、重庆、宁夏、甘肃、内蒙古、云南等地经济社会发展，并把农村扶贫开发作为政策重点加以推进。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是稳定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最基础手段。２００７年，国家决定在全国农村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将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规定标准的所有农村居民纳入保障范围，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县级以上地方政 府按照能够维持当地农村居民全年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吃饭、穿衣、用水、用电等费用确定。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全国农村低保覆盖２５２８．７万户、５２１４万 人；２０１０年全年共发放农村低保资金４４５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央补助资金２６９亿元人民币；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为１１７元人民币／人、月，月人均补助 水平为７４元人民币。国家对农村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农民实行五保供养，即在吃、穿、住、医、葬等方面给予生活照顾和物质帮 助。十年间，五保供养逐步实现了由集体福利事业转型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所需资金由农民分摊转由国家财政负担。到２０１０年底，全国农村得到五保供养的人 数为５３４万户、５５６．３万人，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全国各级财政共发放农村五保供养资金９６．４亿元人民币。２００９年，国家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试点工作，到２０１１年７月已覆盖全国６０％的农村地区，共有４９３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纳入试点，覆盖率达到８３％。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 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待遇支付方式，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 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５０％的补助。２０１０年，中央财政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补贴１１１亿元人民币，地方财政补助资金１１６亿元人民币。２００４年，国家出台了规范的最低工资制度，对保障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提高扶贫政策执行力。政策实 施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执行。中国政府把建立工作责任制、加强干部队伍和机构建设作为保障扶贫政策执行力的关键，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扶贫政策的落实。按照“省 负总责、县抓落实、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要求，实行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到省、任务到省、资金到省、权力到省。把扶贫开发作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政府的 中心任务，由县负责把扶贫开发的政策措施落实到贫困村和贫困户。实行扶贫工作党政“一把手”负责制，把扶贫开发的效果作为考核这些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政绩 的重要依据。加强贫困地区干部队伍建设，将贫困地区县级领导干部和县以上扶贫部门干部的培训纳入各级党政干部培训规划，采取挂职锻炼、干部交流等方式充实 和加强贫困地区干部队伍。加强扶贫开发统计监测，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加强贫困地区基层组织建设，改进基层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维护贫困地区社会稳定。充实和加强各级扶贫开发的工作机构，稳定人员，改善条件，提高素质，增强扶贫开发的组织领导和协调管理能力。国务院有关部门把 扶贫开发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结合各自职能，认真贯彻落实扶贫政策。

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有以下特征：

——坚持开发式扶贫 和社会保障相结合。引导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经济结构，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提高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注重综合开发、全面发 展，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重可持续发展，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建设，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建立健全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五保供养水平，不断完善自然灾害应急救助体系，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为贫困人口提 供基本生存保障。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推进扶贫开发政策与农村低保制度衔接试点，努力使各项政策覆盖所有贫困人口。

——坚持专项扶 贫和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相结合。以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为工作对象，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主要资源，以实现贫困人口基本生存和发展为目标，编制专项扶贫开发 规划，分年实施。充分发挥各行业部门职责，将贫困地区作为本部门本行业发展重点，积极促进贫困地区水利、交通、电力、国土资源、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通过多种方式支持贫困地区开发建设。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军队和武警部队 支援，社会各界参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扶贫方式，推动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农民收入。

——坚持外部支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通过专 项扶贫资金、财政转移支付、部门项目建设、社会各界捐助、引进利用外资等途径，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不断探索参与式整村推进、小额信贷、贫困村 互助资金等多种扶贫模式。尊重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在农村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地位，广泛调动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广大干部群众自强不息，不等不 靠，苦干实干，积极参与决策、投工投劳，依靠自身力量改变贫困落后面貌。

二、扶贫开发的成就

十年来，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社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生态恶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农村居民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价指数的变化，将全国农村扶贫标准从２０００年的８６５元人民币逐步提高到 ２０１０年的１２７４元人民币。以此标准衡量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２０００年底的９４２２万人减少到２０１０年底的２６８８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 口的比重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０．２％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２．８％。

贫困地区经济全面发展。贫困地区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特色优势产业快速 发展，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从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０年，５９２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２６５８元人民币增加到１１１７０元人民 币，年均增长１７％；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从１２３元人民币增加到５５９元人民币，年均增长１８．３％。农民人均纯收入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２７６元人民 币，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３２７３元人民币，年均增长１１％（未扣除物价因素）。上述数据的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贫困地区生产生活 条件明显改善。国家不断加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全面改善这些地方的生产生活条件。从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０年，５９２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新增 基本农田５２４５．６万亩，新建及改扩建公路里程９５．２万公里，新增教育卫生用房３５０６．１万平方米，解决了５６７５．７万人、４９９９．３万头大牲 畜的饮水困难。到２０１０年底，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饮用自来水、深水井农户达到６０．９％，自然村通公路比例为８８．１％、通电比例为９８％、通 电话比例为９２．９％，农户人均住房面积２４．９平方米，农户使用旱厕和水冲式厕所比重达８８．４％。贫困地区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

贫困地区社会事业不断进步。农村义务教育得到加强，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到２０１０年底，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７至１５岁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到９７．７％，接近全国平均水平；青壮年文盲率为７％，比２００２年下降５．４个百分点，青壮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８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现全覆 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加强，到２０１０年底，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参加新农合的农户比例达到９３．３％，有病能及时就医的比重达到 ９１．４％，乡乡建有卫生院，绝大多数行政村设有卫生室。贫困地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继续得到加强。

贫困地区生 态恶化趋势初步得到遏制。从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０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施退耕还林还草１４９２３．５万亩，新增经济林２２６４３．４万亩。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饮用水水源受污染的农户比例从２００２年的１５．５％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５．１％，获取燃料困难的农户比例从４５％下降到３１．４％。

三、专项扶贫

中国政府把收入在扶贫标准以下的人口作为扶贫对象，把贫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在这些 地区确定了５９２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给予重点扶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编制专项规划，安排专项资金，集中资源改善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优势产 业，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增强人口素质。东部以及中西部其他地区的贫困县、乡、村，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扶持。

十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 不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加大对扶贫的财政投入，财政投入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２７．５亿元人民币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３４９．３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 １１．９％，十年累计投入２０４３．８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央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投入，从１００．０２亿元人民币增加到２２２．７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 ９．３％，十年累计投入１４４０．４亿元人民币。财政扶贫资金分配体现了重点倾斜原则，十年累计投向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各省自行确定的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１４５７．２亿元人民币，占总投入的７１．３％，县均投入１．３６亿元人民币；十年共在２２个省（区、市）安排中央财政扶贫资金１３５６．２亿元人 民币，其中西部１２个省（区、市）８７７亿元人民币。

实行整村推进扶贫开发。为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２００１年国家在全国确 定了１４．８万个贫困村，逐村制定包括基本农田、人畜饮水、道路、贫困农户收入、社会事业等内容的扶贫规划，整合各类支农惠农资金和扶贫专项资金，统筹安 排，分组织实施，力争实现贫困群众增收、基础设施提升、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的目标。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已在１２．６万个贫困村实 施整村推进，其中，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的革命老区、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和边境一线地区贫困村的整村推进已基本完成。

加强劳动力培 训。人力资源开发是提高发展能力的有效手段。２００４年以来，中央政府累计安排财政扶贫资金３０亿元人民币，实施以劳动力转移为主要内容的“雨露计划”，对贫困家庭劳动力开展务工技能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到２０１０年，培训贫困家庭劳动力超过４００万人次，其中８０％以上实现转移就业。抽样调查显示，接受 培训的劳动力比没有接受培训的劳动力月工资可提高３００至４００元人民币。劳动力培训在帮助贫困地区劳动力实现就业和增加收入的同时，也使他们学到新技 术，接触新观念，开阔了视野，增强了信心。从２０１０年开始，国家以促进就业为导向，开展了对贫困家庭的初高中毕业生参加职业教育给予直接补助的工作试 点。

通过教育开展扶贫。十年来，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使大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掌握了就业技能，在城镇稳定就业，帮助 家庭摆脱或缓解了贫困现象。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０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学生４２８９万人，其中大部分毕业生来自农村家庭和城市经济困难家庭。不断健全 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减轻困难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建设移民学校，推动生态移民。

推进产业化扶 贫。结合整村推进、连片开发试点和科技扶贫，扶持贫困农户，建设产业化基地，扶持设施农业，发展农村合作经济，推动贫困地区产业开发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 化。十年来，为贫困地区重点培育了马铃薯、经济林果、草地畜牧业、棉花等主导产业。其中，马铃薯产业已经成为贫困地区保障粮食安全、抗旱避灾、脱贫致富的 特色优势产业。产业扶贫有效带动贫困农户实现了脱贫致富。

实施以工代赈。以工代赈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实施的一项农村扶贫政策，重 点用于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相关的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县乡村公路、农田水利、人畜饮水、基本农田、草场建设、小流域治理等。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０年，中央政府累计投入以工代赈资金５５０多亿元人民币，有效改善了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在 坚持群众自愿的前提下，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自然资源贫乏地区的贫困人口实行易地扶贫搬迁，是改善他们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的重要途径。截至２０１０年，中国政府对７７０余万贫困人口实行了扶贫搬迁，有效改善了这些群众的居住、交通、用电等生活条件。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一些贫困地区把扶贫搬迁 与县城、中心镇、工业园区建设和退耕还林还草、生态移民、撤乡并镇、防灾避灾等项目相结合，在促进贫困农民转移就业的同时，改善了这些群众获得公共服务的 条件。

开展金融扶贫。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贫困人口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国家在全国１．３６万个贫困村开展了贫困村 互助资金试点，每个试点村安排财政扶贫资金１５万元人民币，按照“民有、民用、民管、民享、周转使用、滚动发展”的方式支持村民发展生产，建立起财政扶贫 资金使用长效机制。开展扶贫贷款财政贴息改革，引导和撬动金融机构扩大贴息贷款投放规模，从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０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扶贫贷款财政贴息资 金５４．１５亿元人民币、发放扶贫贷款近２０００亿元人民币。特别是２００８年国家对扶贫贷款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扩大扶贫贷款 机构经营权限、下放贴息资金管理权限等，进一步调动了地方和金融机构开展扶贫开发的积极性，有效改善了贫困群众贷款难问题。

开展特殊地 区扶贫试点。为了解决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突出问题，中国政府在一些特殊类型的困难地区开展了符合当地特点的扶贫开发工作。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兰县、巴马 县、凤山县，集中力量开展了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的大会战。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开展了扶贫开发与综合防治大骨节病相结合的试点。在贵州省晴隆县开展 了石漠化地区的扶贫开发与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的试点。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阿合奇县开展了边境扶贫的试点。对云南省的布朗族及瑶族山瑶支系开展全面扶贫。在汶川、玉树地震灾区，把贫困地区的防灾减灾与灾后恢复重建有机结合，全面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通过这些试点，为因地制宜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探索了道路，积累 了经验。

四、行业扶贫

贫困问题是历史、经济、地理、自然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中国政府从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坚持综合治理原则，发挥政府各相关部门优势，积极开展行业扶贫工作。

推广农业技术。围绕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采用科技承包、技物结合、典型示范等方式，推广各类先进实用技术，提高种养业生产效率。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 重点对象，大规模培养种植养殖能手、致富带头人、农牧民技术员、手工艺制作人才和农业产业化急需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合作组织带头人和农村经纪人。

改善贫困地区交通条件。积极推进乡（镇）和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建设，满足贫困群众的基本出行需求。加强农村公路危桥改造和安保工程建设，改善农村公 路网络状况，提高农村公路安全水平和整体服务能力。推进乡镇客运站建设，加强口岸公路、红色旅游公路建设，支持重要水运通道和便民内河水运设施建设。

加强贫困地区水利建设。着力解决贫困地区农村人畜饮水困难问题，积极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因地制宜开展小水窖、小水 池、小塘坝、小泵站、小水渠等“五小水利”工程建设。在有条件的地区，实施跨区域水资源调配工程，解决贫困地区干旱缺水问题。加强防洪工程建设，加快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和水毁灾毁水利工程修复。加强水源保护及水污染防治。

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组织实施一二期农村电网改造工 程、中西部地区农网完善工程、户户通电工程、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工程、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和新农村电气化建设工程，提高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和供电能力。因地制宜发展太阳能和风力发电，解决不通电行政村、自然村用电问题。推进水电新农村电气化县建设。加强可再生能源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继续推进沼气、节能 灶、小水电代燃料等农村生态能源建设。

开展农村危房改造。２００８年起，以解决农村困难群众基本住房安全问题为目标，组织开展了农村危 房改造试点。三年来，国家累计安排补助资金１１７亿元人民币，支持２０３．４万贫困农户开展危房改造。２０１０年，已覆盖全国陆地边境县、西部地区县、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国务院确定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县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

开展科技扶贫。组织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作为依托单 位，派遣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和中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科技开发团，并向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派驻科技副县长，帮助研究和制定科技扶贫规划，筛选科技开发项目、引进 先进实用技术、组织技术培训，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提高贫困地区产业开发的技术水平。在贫困地区推进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鼓励科技人员 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开展创业和服务，引导科技、信息、资本、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向贫困地区集聚，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发展贫困地区社会事业。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力度，减轻贫困地区教育负担。实施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和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加强宿舍、食堂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办学条件。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促进城乡 和地区之间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加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建设。组织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 培养项目，重点为乡镇卫生院及以下的医疗卫生机构培养卫生人才。加大培养合格乡村医生和接生员的力度，鼓励医疗卫生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到乡镇卫生院工作。进 一步加大政府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的资助力度。建立健全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全面实行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加快推进西部地区计划生育 “少生快富”工程。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着力建设乡镇综合文化站，组织开展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送书下乡工程，开展广播电视“村村通”工 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家书屋”工程。

加强贫困地区生态建设。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完善补助政策，延长补助期限。实施退牧还草工程，采取封山育草、禁牧等措施，保护天然草原植被。在西藏等地开展草原生态奖励补助试点。组织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在项目区大力发展生态特色产业，实现生 态建设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实施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通过封山育林育草、人工植树种草、发展草食畜牧业、坡改梯、小型水利水保工程，实现石漠化综 合治理与产业发展、扶贫开发结合。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通过退耕还草、生态移民、鼠害防治、人工增雨等措施，加强长江、黄河和澜沧江发源地的生 态保护。加快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天然林保护、湿地保护与恢复、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力度，维护生物多样性。

国家把对少数 民族、妇女、残疾人的扶贫开发纳入规划，统一组织，同步实施，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加大支持力度。组织实施兴边富民专项行动，支持边境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 展，帮助边境群众增收致富，扶持范围覆盖全国所有陆地边境县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边境团场，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０年共投入兴边富民资金２２．１亿元人民币。对全国人口在１０万人以下的２２个人口较少民族实行专项扶持，编制并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对人口较少民族及其聚居 区投入各项扶持资金３７．５１亿元人民币，集中力量帮助这些民族加快发展步伐。组织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把缓解妇女贫困程 度、减少贫困妇女数量放在优先位置，加大对贫困妇女扶持力度，帮助、支持贫困妇女实施扶贫项目，鼓励、支持以妇女为主的扶贫经济实体的发展。２００９年以 来，还组织实施了小额担保贴息贷款项目，截至２０１１年７月底，累计发放贷款４０９．９３亿元人民币，其中农村妇女获得贷款２５９．２３亿元人民币，使贫 困妇女成为扶贫资源的获得者和扶贫成果的直接受益者。组织实施《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计划（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因地制宜选择符合残疾人特点的扶贫项 目和方式，着力解决贫困残疾人温饱问题，缩小残疾人生活水平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

五、社会扶贫

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政府始终注重发扬这一优良传统，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扶贫开发，共同推进减贫事业发展。

为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的扶持力度，国家大力开展定点扶贫工作。国家确定的定点帮扶单位主要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 位、人民团体、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各民主党派中央及全国工商联、国家重点科研院校等，定点帮扶对象为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多年来，定点帮扶单位采取干部挂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化扶贫、劳务培训和输出、文化教育扶贫、科技扶贫、引资扶贫、生态建设扶贫、医疗卫生扶贫、救灾送温暖等多样化措施开展定点帮扶。目前，参与此项工作的单位达到２７２个，受到帮扶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达到４８１个，占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总数的８１．２５％。从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０年，定点帮扶单位派出挂职干部３５５９人次，直接投入资金（含物资折款）９０．９亿元人民币，帮助引进资金３３９．１亿元人民币，培训各类人员１６８．４万人次。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央及全国工商联，积极发挥各自人力资源、资金动员、信息知识等方面的 优势，与贫困地区建立结对帮扶机制，有效开展扶贫工作。

东部发达省市与西部贫困地区结对开展扶贫协作，是国家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作出的 一项制度性安排。自１９９６年开始，中国政府作出部署，安排东部１５个经济较发达省、市与西部１１个省（区、市）开展东西扶贫协作工作。东西扶贫协作形式 多样，形成了政府援助、企业合作、社会帮扶、人才支持为主的基本工作框架。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１０年，东部到西部挂职的干部２５９２人次，西部到东部挂职 的干部３６１０人次；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提供政府援助资金４４．４亿元人民币、协作企业５６８４个，实际投资２４９７．６亿元人民币、社会捐助１４．２亿 元人民币，培训专业技术人才２２．６万人次、组织劳务输出４６７．２万人次。

军队和武警部队是中国社会扶贫的一支重要力量。十年来，军队和武警部队根据国家和驻地扶贫开发总体规划，发挥优势，主动作为，积极参与实施定点扶贫和整村推进扶贫，支援农田水利、乡村道路、小流域治理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捐资助学、科技服务和医疗帮扶等活动。

各类人民团体、社会组织、民营企业和广大公众积极参与扶贫开发，针对特殊困难地区和群众脱贫致富的要求，通过定点帮扶、结对帮扶、实施专项扶贫工程、参 与具体扶贫活动等多种形式，支持产业发展，援建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卫生，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开展生态环境建设。各类组织有效动员有专业技术且致力于扶贫等 公益事业的有识之士，积极开展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志愿者活动。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捐助资金、招聘劳力、建立产业和培训基地等多种方式参与 扶贫开发。

六、国际合作

中国政府致力于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贫困问题，并注意借鉴国际社会先进的减贫理念和成果，积极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在扶贫开发领域的经验和做法，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中国就开始利用外资进行扶贫。先后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和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以及国外民间 组织在扶贫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减贫项目合作。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１０年，扶贫领域共利用各类外资１４亿美元，加上国内配套资金，直接投资总额近２００亿元人民币，共实施１１０个外资扶贫项目，覆盖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２０个省（区、市）３００多个县，使近２０００万贫困人口受益。

外资扶贫作为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国际上一些先进的减贫理念和方法，例如参与式扶贫、小额信贷、项目评估和管理、贫困监测评价等，逐步应用于中国扶贫实践中，在创新扶贫开发机制、提高扶贫工作水平、开发扶贫队伍人力资源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事业，致力于构建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平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享减贫经验，共同发展进步。２００４年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在上 海共同召开全球扶贫大会，并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联合成立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从２００７年开始，中国政府和联合国驻华系统在每年１０月１７日“国 际消除贫困日”期间联合组织举办“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探讨国际减贫的形势和问题。中国政府还组织举办了“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推动了中国 与东盟地区的减贫合作，加快减贫进程，促进区域的发展、稳定与繁荣。２０１０年，中国政府与有关国家和国际机构共同举办了“中非减贫与发展会议”，强调通 过“在变革中求发展”的方式削减贫穷，推动千年发展目标在非洲的进程。近年来，中国政府共完成了４０多项国内外扶贫理论与政策研究，培训了９１个发展中国 家的７２０名中高级官员，举办了上百次减贫方面的高层对话会、研讨会、名人论坛和双边互访减贫交流，与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坦桑尼 亚、莫桑比克等发展中国家签订减贫合作协议或共建减贫合作中心，在扶贫领域的交流逐步深化。

结束语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１３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开展扶贫开发，其难度世所罕见。中国为解决贫困问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重大进展。

中国政府清醒地意识到，虽然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但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缩小城乡、区域、贫富的差距始终是国家发展面 临的重大挑战。当前，制约中国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诸如扶贫对象规模大、相对贫困问题凸显、返贫现象时有发生、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发展相 对滞后。扶贫开发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政府将坚持科学发展观，把扶贫开发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把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作为新的政策目标，大力推进扶贫开发事业的深入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将继续履行与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义务，积极参与国际减贫事业，共享先进减贫理念和经验，深化扶贫开发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创造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富裕的美好世界而不懈努力。

中国职教的新进展和新思路 篇3

职业教育新进展

《教育与职业》（以下简称《教》）：近年来，我国的职业教育实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职业教育事业规模持续扩大。对此，您能否介绍一下？

黄尧（以下简称黄）：中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2005年和2006年，中等职业教育连续两年每年扩大招生100万人。2006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748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46%，在校生规模达到1810万人，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均创历史最高；高等职业教育也有很大发展，2006年招生293万人，在校生达到796万人，招生和在校生规模已占到普通高等教育的一半；参加各种形式培训的城乡劳动者达到1亿5千万人次，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已经形成。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教育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了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教》：关于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黄：为了加快职业教育发展，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职业教育，2006年我国政府安排中央财政专项资金8亿元，资助了80万中等职业学校家庭贫困学生。地方政府也安排配套资金，企业、社会各界和职业院校也积极筹措资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职业教育。今年5月，我国政府加大了对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力度，国家财政每年将安排500亿元，资助200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使他们能够上得起大学、接受职业教育。按照政策规定，中等职业学校在校一、二年级所有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人每年都能得到国家财政1500元的资助，连续资助两年，共3000元。国家还作出规定，中等职业学校在校三年级学生通过工学结合、顶岗实习获得一定报酬，用于支付学习和生活费用。各项资助政策到位后，全国将有1600万名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受到资助，能够解决学习和生活的基本需求。高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普通高等学校的资助政策。职业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充分发挥了公共财政的导向作用，为改变社会上鄙薄职业教育的观念，吸引更多优秀的青少年学生报考职业院校，扩大职业教育规模，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教》：在职业教育培养模式改革方面已取得了哪些新突破？

黄：为改变传统的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近年来各地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积极探索试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半工半读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2006年教育部确定在全国107所中等职业学校开展工学结合、半工半读试点工作，先后在天津和青岛召开会议，总结和推广他们的经验和做法，最近又制定了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并规范了学生顶岗实习工作。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年学基础知识、一年学职业技能、一年頂岗实习”三段式的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我们认为，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和半工半读，是贯彻落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根本性制度，符合职业教育发展规律，反映了职业教育的特色，也是德国、澳大利亚等国际上许多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对于提高学生思想素质、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帮助他们解决经济困难，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和顺利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思路

《教》：对此，政府会采取何种措施以保障职业教育健康持续发展？

黄：在规模上，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十一五”期间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是，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满足人民群众终身学习需要，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等职业教育年招生人数达到800万人，与普通高中教育规模大体相当。高等职业教育要以提高质量为重点，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招生规模保持在普通高等教育的一半以上。各类职业技术培训得到较大发展，年培训城乡劳动者达到上亿人次。实现这个目标，具有重大意义。据初步了解，今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有可能达到800万人。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把中等职业学校的年招生规模稳定在830—850万人左右，与普通高中规模大体相当。

继续大力推进“职业院校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计划”的实施，进一步拓展工程覆盖的专业领域，提高工程培养人才的质量，逐步缓解我国技能型人才紧缺的状况。加强“三教统筹”，促进“农科教结合”，推广陕西省实施“一网两工程”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县级职教中心、农村成人学校和农村中小学的作用，健全农村职成教网络，加强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实用人才培训，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大力发展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和社区教育，为在职人员、转岗下岗人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以及社区居民提供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满足他们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完善终身教育体系，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通过“四大工程”的实施，使职业教育发展更好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教》：在推动职业教育质量方面，政府将会采取哪些新举措？

黄：今后一个时期，会把提高质量作为职业教育工作的重点。一手抓发展，一手抓质量，实现职业教育数量、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明年上半年，将召开全国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工作会议，部署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工作。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进一步加强以敬业和诚信为重点的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学生掌握必要的文化知识，着眼于提高学生的就业和创业能力。二是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合理调整专业设置，加强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改进教学方法，实行定单培养，推进弹性学习制度，促进学生在取得学历证书的同时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加强职业院校学生的职业指导和就业服务工作。三是大力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进一步做好“工学结合、半工半读”试点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半工半读制度。高等职业学校也要安排学生实习半年，加强学生的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四是大力提高职业院校教师素质。做好面向社会广泛吸引专业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特别是有专业技能的离退休工程技术人员到职业院校兼职任教工作，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五是加强中等职业学校信息化建设，提高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水平。

《教》：在职业教育管理方面会有哪些变化？

黄：积极推进职业教育办学思想的转变，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转变，从政府直接管理向宏观引导转变，从传统升学导向向就业导向转变。同时要加快职业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和制度建设。一是抓紧做好《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工作。《职业教育法》实施十多年来，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也积累和创造了许多新鲜的经验和做法，职业教育自身的改革和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因此，要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的法制建设。抓紧《终身学习法》的起草工作，为构建终身学习、全民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实现“人人有知识、个个有技能”的目标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加强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改革及制度建设。对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实行统筹规划和统一管理，规范招生秩序和招生行为。三是建立健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形成以国家助学金为主，以奖学金、学生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学校减免学费等为辅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四是建设好中等职业教育的三个信息管理系统，即招生管理系统、学籍管理系统和资助管理系统，为职业教育的科学管理和决策提供有力支持。五是大力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依托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以专业为纽带，组建由相关行业企业和职业院校参加的职业教育集团，加强校企合作，推动城乡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六是进一步加强对民办中等职业学校的指导和管理，规范其办学行为，推动民办中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教》：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的目标任务是什么？

大脑功能一侧化研究的新进展 篇4

大脑功能一侧化研究的新进展

80年代初,大脑两半球功能活动一侧化现象的`基本发现引起了人们对心理活动机制的许多推测.近期的研究对这一问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分离后的左右脑可能不存在“双重意识”;左右脑半球有可能都介入了视觉空间信息的加工;正常人左右脑半球的机能优势活动存在复杂的时间―空间动态一侧化关系.

作 者：蔡厚德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刊 名：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3) 分类号：B845 Q189 关键词：大脑功能一侧化   双重意识   视觉-空间信息加工   时间-空间动态一侧化关系  

简述婚姻冲突研究的新进展 篇5

关键词：冲突模式；冲突背景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1-864X（2014）08-0193-01

一、婚姻冲突的含义

婚姻冲突，是指夫妻间公开的或隐藏的对立和意见分歧（贾茹 & 吴任钢， 2012）。婚姻冲突可关乎任何事情，其源头可以从口头和肢体上的辱骂到个人人格和行为举止。婚姻冲突，如妻子报告丈夫好猜疑又乱花钱，通常并没有被夫妻报告为一个问题，和婚外性行为，酗酒和毒品问题一样可以预测离婚。

二、婚姻冲突的表现形式

夫妻认为前三大冲突领域是： 家务琐事、不良习惯和交流解决问题方面的冲突（杨阿丽 & 方晓义， 2009）。受“研究自我报告不能替代研究个体具体行为”观点的部分影响，心理学家们创造了观察研究法，并期望其在婚姻治疗中识别并修正异常行为。该法一直关注实验中问题-解决策略的探讨。

1.消极行为。较之于无婚姻痛苦夫妻，有婚姻痛苦夫妻有较多的消极情绪和很少的积极情绪。配偶出现消极行为时，他们更可能以消极行为回应。这种消极互动贯穿于婚姻冲突的各种情形，与消极行为多少无关，是婚姻冲突最可信且明显的特征。较之于其他夫妻，消极行为在引发身体侵犯的夫妻中更加频繁的出现。

2.非言语行为。非言语行为能比言语行为更好地反映婚姻满意度，且有别于言语行为，即使努力伪装婚姻状况，非言语行为也不会改变。

三、冲突行为的典型模式

1.积极或消极应对。婚姻冲突时，有婚姻痛苦夫妻的发生冲突行为的顺序较容易预测，通常是会升级的连锁消极行为占主导，且很难停止。对陷入消极互动的夫妻而言，最难的一项挑战是找到一种可采纳的能停止恶性循环的方法。他们那些旨在修复关系的行为常得到消极反馈，使恶性循环持续。也让他们的互动明晰且可预测。相反，无冲突的夫妻在试图修复关系上得到更多积极回应，因此能够避开早期的消极互动，他们的互动显得随机和不可预测。

2.要求-回避模式。即夫妻一方因要求、责备、批评另一方而给对方以压力，而另一方采取防御和回避。数项研究（张锦涛， 方晓义， & 戴丽琼， 2009）表明妻子比丈夫更加会表现出消极的情绪和行为，丈夫倾向于沉默或者意图回避谈论的话题，而撤离或者回避的行为又导致婚姻满意度的下降。另有研究表明，回避一方会因配偶欲求的改变而改变（杨阿丽&方晓义， 2010）。此外冲突模式在时间上是相对稳定的。

四、非传统冲突背景下的婚姻冲突

在婚姻研究中，对支持、陪伴等非冲突的互动已有长期的探索，它们最近才脱离研究的次要地位，这多少也指出了冲突发生背景的重要性。

1.给予支持和感情表达带来的冲突。

近来实验室观测法用于评估夫妻互动中的支持性行为。配偶的支持性行为与婚姻满意度有关，且配偶支持行为的数量可以预测之后的婚姻压力、独立的冲突行为，而且支持行为缺乏就增加了冲突处理的风险，其将导致日后婚姻的恶化。也有证据表明配偶婚外获得的支持会影响配偶婚内的行为表现。

夫妻间存在高水平情感表达时，其消极行为与婚姻满意度的相关低；积极行为会缓和了回避行为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当夫妻间存在高水平的情感表达时，要求-回避模式与婚姻满意度无关；但是当情感表达处于平均水平或者低水平时，要求-回避模式与婚姻满意度相关。

2.配偶性格带来的冲突。

夫妻性格的重要性在离婚行为于两代人间的传递中得到了深刻地阐述。尽管存在着其父母离婚的个体也会离婚的倾向，下一代采取敌对、专横、批评行为方式的，比之不采取这些方式的，其离婚率更高。

近来对意图解决早期经历如何影响成年时人际交往的依恋问题的研究，证明了个体性格对理解婚姻相当有用。比如，在亲密关系中越是有安全感的夫妻，在问题-解决互动中越会做出让步并重视自己和配偶双方的利益；有焦虑和不确定倾向的夫妻比有逃避亲密倾向的夫妻更有强迫配偶倾向，并关注关系的平等；关系亲密的夫妻在与配偶无意的短暂分离后呈现出婚姻冲突较高水平的唤醒；宽容的夫妻较少采取逃避或报复行为（Fincham， 2003）。

3.更广阔背景下的婚姻冲突。

婚姻所处的环境和影响婚姻的各种内外因的共同作用，对更加深入研究婚姻冲突很重要。如果没有外界的压力源，问题-解决技巧和冲突可能都不会影响到婚姻。人们越来越需要识别压力源和生活事件对不同的夫妻，不同的婚姻阶段有无影响，并弄清这些事件如何影响冲突、个体和婚姻如何在不经意间制造出压力事件。

五、结论

一些研究者正在呼吁关注可能导致婚姻结果的其他机制。冲突随时间对婚姻是利是弊的争论，引发了对婚姻纵向研究的浪潮。虽然如何理解婚姻冲突的核心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目前正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努力研究冲突，意在推进理解冲突的本身，探索更有效的预防和治疗干预措施。

参考文献

[1]Fincham， F.D. （2003）. Marital Conflict Correlates， Structure， and Context.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1）， 23-27.

[2]贾茹，& 吴任钢.（2012）. 不同类型婚姻冲突解决方式对婚姻的影响. 中国性科学（05）， 49-53.

[3]杨阿丽，& 方晓义.（2009）. 婚姻冲突、应对策略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心理学探新（01）， 87-92.

[4]杨阿丽，& 方晓义.（2010）. 夫妻生活事件、归因方式及其与婚姻冲突的关系. 心理科学（01）， 216-218+215.

语文教材研究新进展 篇6

1.温立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小学语文教材论争及思考[J]. 中国教育科学.2015（3）

2.王欣.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选文价值的比较研究[D]. 青海师范大学.2015

3.彭艳.上海二期课改初中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2015

4.曲慧敏.上海高中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5

5.刘燕飞.北师大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文系统和助读系统研究[D]. 山东师范大学.2015

6.廖韵乔.初中语文教科书阅读策略性知识内容分析 ——以人教版新课标语文教科书为例[D]. 四川师范大学.2015

7.张学鹏.语文教科书编排体系案例研究——以香港《新亚洲中学中国语文》为例[J].课程教学研究.2015（12）

8.谢淑芳.初中语文教材文言文选编研究[D].杭州师范大学.2015

9.薛菲.现行中学语文教材中先秦四大思想流派选文研究——以人教版为例[D].湖南师范大学.2015

10.张正.初中语文教材古文选篇及注释的比较研究[D].合肥师范学院.2015

11.张驰.沪教版初中语文教科书诗词曲注释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5

12.余亚平.人教版髙中语文教材古诗词注释研究[D].闽南师范大学.2015

13.孟莹.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外国作品选编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5

14.冯佳婧.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外国作品选编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5

15.陈文洁.中澳高中母语教材比较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5

16.周雪桦.中新初中语文教材的比较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5

17.杨振华.中美初中语文教材选文价值取向的对比研究[D].聊城大学.2015

胡根林先生在《语文教材可以这样来研究》一文中写道：“一本薄薄的语文教科书，其实是非常沉重的，它是整个国家民族精神的象征，它是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它用母语丰富滋养着人的心灵，培育着每一个有个性的生命。”①这是基于充分了解尊重语文教材的宏观价值而作出的高屋建瓴式评价。温立三先生亦认为：“语文教材可谓承上启下，它上承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文化意志，还有课程专家的思想，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的内容，下启课堂教学、考试评价和师资培养。在‘上与‘下之间，语文教材充当了桥梁作用。”②从实际运用层面解读其意义。

人们已经注意到：从世纪之交至今十几年来，由于新一轮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改革的启动，全社会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空前关注，对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讨论，几乎是井喷似的爆发。③本文就2015年语文教材的研究状况作一扫描和评析。

一、关于语文教材总体价值取向的研究

编著者在编写语文教科书的过程中，肯定会渗透国家的传统文化、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及道德规范等，通过选文中的人物与事件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价值观。④因此王欣通过新课程改革前后两套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选文外在价值取向和内在取向两个方面的对比研究，分析两套高中语文教科书选文价值取向的异同及变化趋势，进而思考并分析产生此种变化的内在原因。

语文教材的外在价值取向，王欣从选文和作者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统计分析法研究结论表明：文学类文本中诗歌与散文的比例占总数的前两名；实用类文本中记叙文与议论文的比例分别占总数比例的前两名，从侧面体现了语文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的学科。其中古文占相当大的比例，体现语文学科对传承经典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两套语文教科书中选文作者的职业绝大多数是作家，可见编者在进行文章的筛选时充分理解了著名作家作品的经典性与学术性。当然，他也注意到了教科书中选文的男女作者性别比例明显不平衡的客观现象。

语文教材的内在价值取向，王欣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民族、世界、自然、其他八个维度进行分析。其统计数据表明两套语文教科书在八个维度价值取向个人方面与国家方面价值取向细类目的内容所占比例均居于前两名，体现了“使学生通过优秀文化的浸染，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的课程基本理念。

同样关注了课程改革之后教材价值取向的还有彭艳。她依托上海二期课改初中语文教科书的单元主题，将语文教科书的价值取向文化分析项目表分为为知识、道德、政治、自然、文化五大一级类目进行数据统计，将统计数据用柱状图直观展现⑤：

由此可见“对人文的关怀、对生命的关注、追求现世的美好、联系与反思社会生活成为上海二期课改初中语文教科书的主要主题”，而其中的道德价值取向和文化取向是主导取向。

曲慧敏研究上海市高中语文教材的价值取向时，同样将语文教科书的选文主题分为知识、道德、政治、自然、文化五大主题类目，并于主题类目下设亚类⑥。有别于彭艳将一级类目与二级类目分别研究的方法，曲慧敏对主类目和亚类目同时进行研究。在“道德”、“政治”和“知识”类目研究上，两人得出的结论相似：上海市二期课改初、高中语文教材均能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道德主题取向突出；政治意识形态弱化；且都重视知识主题传递。而就“文化”、“自然”主题的研究结果，两篇著述里均提出了批评意见：自然主题略少；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具体体现为多元文化意识薄弱、海派文化缺失及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忽略。教材编写应促使高中学生“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与思维”的价值取向上，以上三位研究者的看法比较一致。

二、关于语文教材编排体系的研究

语文教材编排体系是指构成语文教科书的各个部分之间的排列方式和联系。目前，我国的中学语文教材主要采用单元编排模式。刘燕飞对单元编排模式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这种模式不仅是对以往语文教材编制模式的继承，更有属于自己的创新点，它建立了由知识系统、生活主题系统和技能训练系统为统率，选文系统、助读系统为辅助的‘综合型教材体系框架，打破了先前的语文教材单一的选文系统的框架，更新了新观念。”⑦

廖韵乔用图表的方式对人教版初中语文教科书“以单元编写”⑧的编排体系做了直观具体的说明：

他肯定这种编排体系顺应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体现出综合性、层次性、简约性等特点，内容丰富多彩，既训练了学生的阅读、写作、交际能力，又给予学生审美体验。

张学鹏则对此持不同意见：以单元组织课程内容，用单元来编排教科书已成为绝大部分教科书的编写方式，然而“单元组织的依据应该是什么”却成为语文教科书编制的老、大、难问题⑨。他援引何文胜的观点认为：“这种不追求能力训练点的分解及其序列的编排，难以与学生认知水平、认知规律相一致，难以平衡知识结构和学习者兴趣，还有主题组元的随意性，单元间没有合理的逻辑序列等问题，实际上不利于构建一套科学的语文教科书编排体系。”他认为只围绕着如何组织和编选单元或内容的概念不够，“编排体系”可以定义为一个更加广义的概念，它既包括针对内容或者单元组织的“编选体系”，还包括教科书作为学习工具之如何使用的方法论的“指导体系”，两个体系共同辅助于课程学习，共同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科学的方法完成对内容的组织和呈现，以达到益教益学的目的。

三、关于语文教材古代文学选文的研究

我国语文教科书长期以来以“文选型”为主，选文作为教材的核心内容，对语文教育影响深远。胡根林先生评论说：“选文之重，重于泰山。”⑩古代文学选文因其在传承经典、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向来是专家学者研究讨论的重点对象，批评及争议的声音在所难免。

对于古代文学选文的编排方式，周志红发现，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文言文选文主要有按单元集中编排和分散编排两种方式。具体来看，七年级是按单元分散编排，八九年级直到高中阶段都是按单元集中编排，虽然编排方式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但是这些篇目在各学年之间的分布状态没有固定的趋势，文言文选录篇目多少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到了高中更是无规律可循，随意性较大。”王玉洁批评文白混编的单元形式模糊了古文和现代文的界线，“如此一来，古文学习就被零碎化了，学生得不到系统的古文学习，更无从谈国学教育。”谢淑芳比较了人教版和苏教版相同选文的位置，也认为两版教材在文言文的编排上“随意性很大，呈现无规律状态。”

石惠则认为按单元集中编排和分散编排两种方式各有利弊，“采用混编的方式可以减少学生的背诵任务，有利于学生的记忆；集中编排可以产生一定的互文的效果，可以让学生将几篇文言文知识联系起来，营造学生接受文言文的时间背景与氛围。”石惠对人教版教材采用的由（低年级）文白混合编排过渡到（高年级）文言集中编排的梯度编排方式持认可态度。

针对中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的选篇，研究者们也发出了批评的声音。周志红从主题、时间跨度、涉及面、体裁、作家作品等角度进行研究分析，肯定了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呈现出的文言文选文的多元化特质，但亦指出就体裁方面而言，仍然是以散文为主，在古代文学作品多个体裁中选录较不均衡。就作家而言，113 篇文言文中只涉及到了30多个作家。因此“这种多元性还是很有限的。”谢淑芳也认为人教版在对选文体裁编制时，应注意教材选文体裁的多样化，避免因一种体裁集中而导致其它体裁选文的减少。

在作家作品方面，谢淑芳注意到人教版和苏教版两版教材对元明清时期出现的文学作品的选编均较少。刘艳霞也发现（台湾）翰林版高中国文教材不仅关注先秦两汉文学、唐诗宋词，难得的是它把目光触及到人教版教材涉及较少的元明清文学，尤其是这时期的散文和元曲。石惠建议教材的编选应该遵循“由近及远”的原则，多选择一些明清的小说节选或元杂剧，在经文白混合的篇目过度后，再学习文言文。同样支持元明清文学的还有刘艳霞：人教版和翰林版高中语文教材中小说和戏剧选文较少。这类优秀的经典作品，“正确的态度不是抛弃不选，而是要找到科学的方法适当地选取，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传达教材的精髓。”

薛菲则更关注先秦四大思想流派的选文：“（儒道法墨）作为我国历史上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的四大思想流派，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语文教材选文系统中，对于先秦四大思想流派作品的撷取有失偏颇。具体体现为“‘尊儒排墨尚有遗留，道家《老子》 地位缺失。”她援引杨向奎和英国学者李约瑟的意见：“墨子所创立的墨家学派是和儒学并称的显学”；“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同时指出，不仅先秦四大思想流派在语文教材中的分布和数量有所失衡，在编选内容上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妥善选文，不偏不废是语文教材肩负的一大重任。”王玉洁的观点和薛菲基本一致：在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国学内容选文上，应该具有开放的多元价值追求，道家、法家、纵横家、佛家以及墨家学派等，都有很多优秀卓越的作品，其中的一些经典作品在教材的选文内容中均是可以涉猎的。石惠却认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都具有一定的哲学思想，思想性较强，这对初中生来讲还是一个挑战。

在教材中古代文学作品的编写上，刘艳霞认为选文应体现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并且希望完整呈现不同体裁文学发展大观。熊杰却认为不必过分追求文学发展轨迹。

四、关于古代文学作品注释的研究

语文教材古文价值的体现，不仅仅依靠经典篇目的选择，也需要依靠古文的注释。因此张正认为，在古文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注释如何选择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张正将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语文版等初中语文教材的古文注释进行比较与评价，发现四套教材均对“通”“同”二字处理不当，同时对古文注释出现了注释含糊不清、注释错误、注释混乱、未注释等问题。张正建议，对于古文的注释，各套教材需要建立起自身的注释体系以帮助使用者理解文本，注释的过程中“还需强调传统文化的传承”，这样可以“体现注释的人文性、工具性与教育性。”他认为教材中古文的注释可以遵从两注、两不注的准则：影响到使用者理解的必须注；特殊含义、特殊用法、特殊句式必须注；基础词义中古今通用的字词不注；前文有过注解的不注；并要求注释译文需简洁且有美感、难句先译字、后译句。

张驰在使用沪教版初中语文教科书教学的过程中，发现诗词曲的注释对学生理解这些作品有着非常明显的导向作用。因而他试图通过对沪教版初中语文全八册教科书中的诗词曲注释的研究来“窥探出其可能存在的弊病，从而采取有效的纠改措施。”他发现注释中存在诗歌创作历史背景及版本信息的疏漏；词句表层含义和学生认知基础的忽视；注释形式编排缺乏规范和统一；注释语言简明不当等问题，并依据现行《上海市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试行稿）提出了“准确”、“恰当”、“规范”三条注释的原则。同时张驰还关注了注释与语文教学两者之间的关系，结合具体案例对注释如何应用与“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提出了颇富有指导价值的建议。

同样从教师和学生的使用角度对古诗词注释进行研究的还有余亚平。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高中教师对古诗词注释的满意度比较高，而学生的满意度相对较低。余亚平认为这与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古诗词注释在作者、创作背景、题目、正文四个方面均存在问题有关，导致问题的原因关键在于编写者忽略了对高中学生心理特点的分析。因此余亚平提出“加强审美性注释”的意见，他指出阅读文学作品与阅读一般的政论、说理文章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它不仅涉及语意的理解，还包括艺术赏析。艺术赏析包括多个方面，如篇章结构，诗法，用韵、用律的技巧，意境，等等。然而目前现行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科书古诗词注释中忽视艺术赏析方面的注释。这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五、关于语文教材外国文学选文的研究

语文教材中外国文学选文带着浓郁、鲜活的异域特色，可以了解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观念、历史等等，体现新课标“理解和尊重多样文化”的要求。孟莹对人教版、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所选之外国作品的研究发现，外国文学选文的数量有所增加，作者均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体裁、题材、风格丰富多样，富有文化内涵。但是从培养学生基本素养的角度看，人教版教材在外国作品的选编上系统性、整体性不强，割裂了世界文学发展史，且对古代西方文学重视程度不够；科普类作品过多，挤占了经典作品入选的比例，混淆了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功能，文学性不强；对西方人文精神突出不够。孟莹希望能增加外国经典作品的比例，加大外国作品选文的多元化程度，并建议入选的外国作品独立编排。

冯佳婧对人教版、苏教版、语文版三个版本高中语文教材的外国文学选文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充分肯定现行语文教材优势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具体表现为：意识形态方面体现近代以及近代之前文学精神的作品居多，而体现现当代文学精神的作品居少；价值观念方面，体现文明、自然、科学态度的作品居多，体现友谊、亲情、爱情等贴近人生的作品居少；艺术特色方面，现代派选文近无，局限于现实主义作品。因此她希望高中语文教材中能够增加体现现当代文学精神和贴近人生的外国作品，合理选入现代派外国作品。

六、中台、中港、中外母语教材的比较研究

基于全球化视野和对多元文化的需要，对港澳台国文教材及外国母语教材与中国中学语文教材的比较研究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学者们主要从教材编排、价值取向、选文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究。

陈文洁将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高中英语母语教材进行比较，两版教材虽然同为“文选型、专题化”的编排体例，但差异较大：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的必修课本由“模块-专题-板块”组成。每个模块下有四个专题，每个专题有二至三个板块，每个板块由相关选文及其他相关学习材料组成。新南威尔士州的高中英语教材由由主题出发，包括“导言、文本、探究问题、习题”四方面，并主要围绕着“语言、文学、语法”三条相关的“链”来编写。

陈文洁分析了两个版本编写方式的利弊：苏教版的编排方式更有利于学生对选文人文精神的领悟；南新版的编排方式更利于学生对文体的深入理解和对文学常识的系统化记忆。苏教版的专题性编排更加紧凑、系统性更强；南新版的编写更加具有灵活性和个性，更像我国高中的校本教材。

周雪桦将中国沪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与新加坡名创版《中学高级华文》教材进行比较，认为同为合编（综合）型教材，沪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各个系统之间、各个单元之间相互内在关联较差，整体性和综合性也相对薄弱。名创版语文教材的编排线索是语文与能力训练的联系，每个单元的编排按照语言交际能力、人文素养和通用能力的分项分级目标顺序逐层递进，学习重点依照目标的层级螺旋式上升，符合学生的学习心理发展顺序。

杨振华将马浩岚编译的《美国语文—美国著名中学课文精选》与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选文的价值取向从“道德”和“政治”两个类目上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中美两版教材同样关注生命价值，仁爱亲孝，注重个人特质的培养，追求性格和自我的完善；同样追求自由平等，批判不平等社会和制度。但在“道德”类目中，美国教材体现了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和多元文化价值，人教版则更多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对生态文明的关注；在“政治”类目中，爱国主义教育的选文中多美少；人教版更倾向批判、揭露以及弘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美国版更宣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更关注战争题材和个体自由。

对中台、中港、中外母语教材的选文，学者们也给予相当的关注。洪晓雪、刘淑华、刘艳霞、李碧霖将视野聚焦于中台两地语文教材中古代作品选文的比较研究，分别从课程标准、编写体例、文化精神、文化内容等方面对国内中学语文教材提出了具有反思意味的建议。潘鹤、周雪桦、石大阳就中美、中新、中港母语教材中选文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课程理念、选文编排、价值取向等多方面反思中学语文教材的成就和不足。

七、其他相关研究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之外，目前所见的语文教材的相关研究还有：

对教材中地域文化因素的研究。如夏红星认为，地域文化作为与民族共同文化相对的一种文化类型，对学生主体的文化建构有着重要的作用。

对语文教材中女性形象的研究。如江芳认为教材中优秀女性形象少，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认定缺乏积极引导；王艳丽比较分析了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与台湾翰林版国文教材女性作品，认为教材中女性形象情感具有教育价值。

对语文教材写作相关的研究。如黄滟、裴艺霏、吕文重点研究教材的写作系统；王伟研究练习系统中的随文写作；左园专注于运用写作模块指导教学的策略研究。其中吕文提出“目前初中语文写作教学存在着教师不能准确理解教材中的写作训练序列、学生没有序列意识、读写结合不到位、教科书写作训练部分不够详尽”四大问题比较具有代表性。“现阶段写作系统的编写并不能很好地指导写作教学”是研究者们的共识。

还有对语文教材习作系统的研究。如王超群认为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作业系统关注人文性，忽略工具性；姚渝认为人教和苏教两版初中语文教科书作业系统都存在着能力化倾向。

总体而言，学者们的研究触及语文教材的方方面面；研究多采用了文献研究法、统计分析法、文本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方法；对教材细节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对编写理论问题的关注逐步深入，研究视野越来越开阔。语文教材的教材研究仅2015年的研究成果已达百余篇，与往年相比呈现出增长趋势，语文教材教材研究已经成为国内不少高校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常见选题。

参考文献

①⑩胡根林：《语文教材可以这样来研究》，《中学语文》，2015年第28期。

②③温立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小学语文教材论争及思考》，中国教育科学，2015年第3期。

④王欣：《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选文价值的比较研究》，青海师范大学，2015年版。

⑤彭艳：《上海二期课改初中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版。

⑥曲慧敏：《上海高中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版。

⑦刘燕飞：《北师大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文系统和助读系统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5年版。

⑧廖韵乔：《初中语文教科书阅读策略性知识内容分析——以人教版新课标语文教科书为例》，四川师范大学，2015年版。

⑨张学鹏：《语文教科书编排体系案例研究——以香港《新亚洲中学中国语文》为例，《课程教学研究》，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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