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智慧教育

文化智慧教育（共12篇）

文化智慧教育 篇1

最近, 我校对学校评选出的首批10位“智慧教育特色教师”进行了表彰。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身处教育教学一线, 在点点滴滴的细节中透露着教育的智慧。比如, 在实践“学生自主管理型班级文化建设”的黄雪迎老师班里, 家庭作业都是由学生自定的, 班级所有的大小事务都设有专门的岗位, 有专人负责, 且须竞争上岗, 做得不好要下岗, 学生个人岗位越多越光荣;班级成员在学习、工作、生活上突出的表现, 能够计入“奖励储蓄卡”, 达到一定水平能够获得相应的奖励……

“智慧教育特色教师”只是福田小学教师群体发展的一个缩影。而这一切都源自于学校所倡导的“用心做智慧教育”的理念以及在此理念指引下，学校开展的文化土壤“改良”实践———培育“智慧教育”特色文化。

转变育人理念，构建“智慧”管理

在基本育人理念上，我们始终认为，“分数不等于质量”“知识不等于智慧”，真正的教育应借助于知识并最终“酿造”出人生的智慧。在教育实践中我们主动探索转变旧有的质量观，从以下几个维度来重构学校质量体系：第一是做人，第二是健康，第三是文化知识的学习。

我们的共同愿景是：从福田小学走出去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具有“礼让、有序”的核心品质。在我们福田小学的育人理念当中，有一个核心的思想就是“好习惯成就好人生”。而为了贯彻这个理念，我们创建了自己校本特色的教育载体———“福娃一日常规”。这是我们从“文明进校、物品摆放、环境卫生、两操集会、课间休息、文明就餐、午休阅读、有序放学”八各方面构建起来的一个具有福田特色的行为习惯养成体系。比如，“物品摆放”，我们要求学生早上到校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空书包，把书包挂在椅子靠背上，然后对书、本子、其他杂物按照种类、用途、大小进行分类，最后再整齐有序地放进抽屉，书脊统一朝外以便于拿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引导学生给自己营造一个整齐有序个人学习空间，更重要的是通过物品摆放这个习惯的训练培养学生有序思维、有序做事的品质。为了确保养成教育成效，我们又建立了一个名为“福娃争星”的养成教育评价监控体系。这样，从做人教育的目标，到做人教育的载体，再到做人教育效果的评价监控，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我们的做人教育就落到了实处，做出了实效。

此外，在操作层面我们还创造性地实施了中层领导联系制、科任老师护导制、班级管理小岗位制、示范班级免检制、升旗手展示制等制度，着力构建智慧型管理方式。因为要让老师成为“智慧型教师”，我们的管理首先要能体现教育智慧。例如，值周班轮岗制，值周班每个学生都参与值周工作，从实践中接受体验式教育，本身既是检查实施的主体，也是行为的示范者，同时也是检查过程的受教育者，“检查”则具有了示范、督促、体验等等复合的功能。而且，值周班还担负整个升旗仪式的策划、组织与实施。这样的变化，使得升旗仪式由原来一切都由固定人员来完成，也就是做个形式、走个过场的活动变成了各个班级个性化展示的舞台。其教育的功效被最大化!

建立反思机制，探索“智慧”之路

倡导“用心做智慧教育”，很大的阻力来自老师们的惯性思维方式和简单化的教育行为习惯———学校的要求被以命令的方式简单地传达给学生，对班级中出现的问题也很少进行理性的，追根溯源的分析梳理，而采用简单的批评说教的方式。这在倡导做智慧教育的初期，表现得尤为严重。为推动教师思维方式和教育行为习惯的转变，我们建立了教育反思机制。在校园网开设“智慧教育”栏目，专门用于老师上传自己的班级管理和学生教育的案例、反思。同时，针对“问导教学”，开设了专题论坛“周思录”：一个阶段确定一个主题，引导老师每周作专题性的反思，在论坛上进行交流。并规定每学期每个老师都必须发帖，而且学校要组织人员对质量进行评价，并将结果列入年度考核和奖励性绩效工资的考评。的确，要改变固有的习惯是很难的，老师也一样，有时也必须借助一些外力。

搭建交流平台，培养“智慧”之师

实践经验的交流、思想与思想的碰撞，是教育智慧的重要源泉。为此，我们积极搭建“智慧教育”的交流平台———“智慧教育大讲坛”“问导教学分享会”。具体做法是：每周一教师会后30分钟时间，留给教师交流“智慧教育”的做法、心得体会、教育案例……人员的确定有几种途径：年级联系领导或相关科室推荐、教师自主报名，有时也会随机抽签。做得好，说得好的，我们还把他们推广出去，有兄弟学校来参观交流时，让他们代表学校做“智慧教育”的经验介绍。这既是对他们的一种肯定和鼓励，同时也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他们去总结提炼、反思提升，并且促使他们主动学习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仅过去的两年就有70余人次30多位老师(占全校一半)为近70所兄弟学校参观团作经验介绍。“问导教学分享会”则安排在每周四下午放学后进行，主题与“问导教学周思录”一致。

在这样的场合接受历练，对老师成长的帮助是非常大的。目前，我们有一批老师脱颖而出，快速地成长起来了!而且我们采用的一个策略是分阶段分批次、有重点地推出不同的老师。

创设展示舞台，营造“智慧”氛围

过去，管理者往往有一个不自觉的倾向，眼睛只盯牢哪些老师没做好———做得不够当然要提醒，但更重要的是让做得好的老师有展示自己的机会和舞台。这不仅能鼓励先进，同样也能起到鞭策后进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样做有利于营造做“智慧教育”的良好氛围。

“智慧大讲坛”是一种形式，我们还组织了“智慧教育特色教师展”。结合奖励性绩效工资实施，发动全体教师申报个人和班级管理的特色化成果。申报过程中老师要提供书面报告，意义在于，让教师对自己个性化智慧教育的做法，进行系统的整理反思。学校组织考评组对教师提供的材料进行初评，获得通过的再进入下一轮现场的考核。最后评出了第一批10位特色老师，学校对他们进行物质、精神奖励的同时，还将他们的事迹材料做成展板公开展出。

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引导老教师将自己的专业成长和特色的形成融入学校倡导的“智慧教育”，从而推动“智慧教育”向纵深发展!

我们还将结合校园长廊文化建设，创造更多的智慧教育展示平台。

改造硬件环境，创建“智慧”阵地

我校的基础硬件设施，在前期的建设中已基本到位，校园环境更是一流。但如何让硬件环境更好地服务于“智慧教育”呢?

一方面，从“智慧教育”的需要出发，进行一些必要的环境改造;另一方面，一些常规的建设项目，也要充分挖掘其教育的功能，拓展“智慧教育”的阵地。

如，为创建更为生动的体验教育基地，我们将学生公寓前的花园改造成了“百果园”。在不破坏整体设计的前提下，改种上了杨梅、柿子、橘子、桃子等水果。并采用班级认领的方式，把百果园建设成一个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亲近自然、责任感培养等主题教育的阵地。

再如，暑期学校对教室的墙面进行重新粉刷。这是一项常规的建设，但我们没有简单对待。开学前，在教师层面组织专门研讨，使老师们明白，墙面保护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问题，而是一个教育的机会，是学生成长的契机。开学后，又进行定期的检查评比。结果，不仅全校教室的墙面保护都做得非常好，而且教师生动的个性化教育智慧被充分激发。

文化智慧教育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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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

教师

智慧

文化

“以人育人，共同发展”的教育理念，是在2003年经过学校教代会讨论后确立的，并被写入历次的学校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当中，成为今天北京四中办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以人育人、共同发展”具体可以概括和表现为“以行为影响行为，以品德培养品德，以能力提高能力，以理想树立理想，以情操陶冶情操，以境界提升境界，以人格塑造人格”。“以人育人、共同发展”的教育理念体现了教育的客观规律和教师工作的职业特征，也体现了四中对教育的理解。“以人育人”不仅是指教师育学生，还包括学生育教师、前人育后人，即用四中校友和他们留下的精神文化来育在校的学生。有了学生、教师与家长的相互支持与促进，“共同发展”则是“以人育人”的必然结果。因此，这里所说的发展，不仅包括学生的发展，还包括教师的发展，学校的发展，家长的发展，并在我们获得发展的同时，努力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教育需要教师的智慧。但是教师的智慧从何而来？书本知识固然重要，但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同行们都会认为，仅仅照搬书本的知识和别人的经验，没有亲身的实践和对实践的深刻思考，就不可能产生智慧。

今天的活动是一次尝试，我们试图对教师智慧以及智慧如何产生的问题作一个初步探讨，我们用三部分内容来模拟和展现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过程。

首先，学生喜欢什么样的老师？我们认为，教师的智慧首先来自于教师的魅力，教师失去了魅力，教师的智慧就无从谈起。古人说，亲其师，信其道，如果教师的智慧可以用教育的效果来衡量的话，那么教育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对学生的感染力。从认识过程来看，学生了解教师应当是一个由表及里，由肤浅到深刻的过程。教师的感染力首先来自于他的外在表象，如仪表、举止、谈吐，进而是教师的文化修养、教学方法、师生关系、教师的情感以及对工作和生活的态度等等。大家也许要问，四中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上不少人可能不太了解四中教师的工作。前不久，我阅读了化学组刘银老师写的全班学生的家访记录，从中我们不仅了解了学生，也了解了这位年轻母亲的假期生活；在初中我曾看到过许多本这样的家访记录，透过记录你会看到四中教师为了解学生而奔波的足迹；年级组长田军老师——就是刚才的那位主持人，也是一位年轻的父亲——几年来坚持每周利用下班后进行家访。面对一个散居在几十平方公里的拥挤都市中的学生群体，教师家访所付出的辛勤是可想而知的。在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四中教师为什么还要坚持进行家访？我想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更加全面地了解学生，缩短师生之间的情感距离，这是教育取得实效的基础。还有语文教师黄春，他谢绝了大量的校外授课和家教邀请，全身心地指导学生文学社团和编辑社刊的工作；还有语文教师寒露，他牺牲了大量业余时间编写话剧剧本，我想他一定是全国不多的能编写专业剧本的中学教师之一；还有化学实验员时新华，她也很可能是唯一参与教材编写工作的中学实验员，这基于她多年来对化学实验的潜心研究和不断创新；还有李京燕等一批科技教师，他们几乎每个双休日都带领学生从事科研实践活动，用自己对科学执著追求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学生；还有多年如一日学生每天都能看到的手领小学生横过马路的武丕显老师，他当之无愧地被学生推选为感动四中人物，等等。教师的人格是最大的教育力量。尽管这些看似是表象的东西，但却是四中教师人格自然而真实的流露，这些是“以人育人”最鲜活的教材。

从更深的层次讲，教师的魅力来自于教师的智慧。但是，没有对教育的正确理解，教育者的智慧就无从谈起。所以在第二部分，我们用几个故事来说明四中教师对教育的理解，确切的讲，是对教育价值的追求。这是教师智慧的核心。我们常说，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实现学生的自我教育。实现这种境界的教育，需要教师抓住契机，创设情境，有的放矢，正确引导，这就是教育者的智慧。在准备这部分内容时，我想起了许多体现教师智慧的故事：数学组的程国红老师敏锐地抓住学生暴露出的深层次的思想问题，创设自我教育的生动情景，引导学生通过交流和讨论，自己去认识和解决学习价值的问题，使全体学生的思想境界得到提升；英语组的阎婕老师巧妙地引导学生通过有效的沟通，自己去解决相处过程中的问题，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使学生学会共事，学会合作，学会相互欣赏，学会相互支持。我所知道的这样的故事在四中还很多，这些故事的普遍性说明了在四中已经逐步形成了理念上的认同和行为上的一致。尽管今天在学校仍然还有不少说教形式的教育（说教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但是越来越多的教师已经能够运用平等、尊重、启发和耐心守望的方式来引发和实现学生的自我教育，这些无不透射着四中教师智慧的闪光，无不体现着四中教师对教育规律的高超把握和运用，无不给人以深刻的思考。我时常为教师们这些堪称艺术的教育作品感到惊叹，但遗憾的是，这些不可能全部在今天以这样的形式向大家呈现。

谈到行为的一致性，我们就不能不触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这就是学校文化。一所学校的文化，是一所学校的师生在价值观认同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群体行为。在四中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流传着许多发人深省的教育故事。这是四中文化的宝贵财富。这些故事被一代代四中人传诵和模仿，以至于形成了一种经验，一种原则，一种传统，一种理念，一种精神，这就是四中的学校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所讲的故事以及故事中所体现的经验、原则和理念，也是我们留给后人的财富。正是从四中文化这片沃土上，产生了四中教师的智慧。从刚才所讲的几个故事中，大家也许体会出四中教师的价值追求，这就是培养学生善良的人性、科学的理性、健全的人格、严谨的态度和崇高的精神。我们认为这才是教育的真谛。前不久，我从电视中看到一个事件，一所医院的急诊医生将一位冠心病患者误诊为喉咙发炎而延误治疗致病人死亡，我为这位医生的草率和冷漠感到震惊。这使我想起了四中2003届的毕业生惠尚懿，也就是当年接待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团长韦尔布鲁根的那个女孩。她毕业后升入协和医科大学，据说在医院实习时，她对每一位病人都极为负责，无微不至，每份病例记录都达到4000字以上。我想她这种职业精神一定不是凭空生成的，你也许可以从四中教师如何去绕制线圈的故事中找到这种精神的痕迹，从四中教师为家访而在拥挤的街道上奔波的情景中找到这种精神的痕迹，从四中大力倡导的以“敬业、爱岗、爱生”为核心的“北京四中职业精神”中找到这种痕迹。四中提出“以人育人”的教育理念，实际上是将教育描述成一个十分简单的过程。其实教育本来就应当是简单而质朴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你希望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你就首先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受教育者身上所体现的获得性品质一定会来自教育者。就在几天前，退休多年但仍默默无闻为四中工作的陈颖老师对我说，非洲紫罗兰是非常名贵的花种，世界上共有35种，我们已成功繁殖了20多种。繁殖的技术很简单，成本也很低，建议让学生去教会一些残疾人，并提供一些材料，使他们能获得生存的能力。听到这番话，我心里异常感动。这就是四中教师的内心世界，正是这样的教师的行为和信念才形成了四中的文化与精神。当真正体会和理解了这些之后，也许你就不会对丁艺莎、李赛、王倞、惠尚懿他们所表现出的大气、善良以及严谨负责的精神感到惊奇了。本学期开学后，我听说假期中一群高三学生到青海农村支教。我设法找到了一些照片。我看到了他们带去的学习资料，看到了他们讲课和辅导的情景，还看到了一个班的农村孩子低头站立和挤在窗口眺望的场景，我猜想那是在他们分别的时候拍下的。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没有老师或家长带领、他们没有任何个人目的，但我想他们一定得到了他们最想要的宝贵财富——这就是用付出换来的一生难忘的感动。

今天的活动还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怎样的管理才能使教师的智慧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智慧的教师也同样需要管理，管理智慧的教师需要智慧的管理，而智慧的管理需要管理的智慧。这其实是一个看似复杂但却是十分简单的逻辑。通过今天的活动，大家一定会认为四中的环境是宽松的。的确，四中的环境是宽松的，我们努力为每一位教师的成长和成功搭建平台，努力使他们从工作中享受到快乐与幸福，努力使每一个教职工成为学习型的四中人，发展型的四中人，具有主人翁精神的四中人和幸福的四中人。而幸福的四中人就表现为享受工作，取得成功，赢得尊敬，获得发展，衣食无忧。在要求每个教师都能达到较高职业操守的前提下，四中没有规定教师必须给学生留多少作业，没有规定每月必须安排多少次练习或测验，没有规定教师必须坐班，也没有要求同学科同年级的教师必须采用同样的教法使用同样的素材或例题。四中鼓励教师在教学上积极探索，百花齐放，形成风格，各具特色，这些都体现了四中环境宽松的一面。但是，我们却采用强迫的方式要求教师必须深入思考教育，理解教育，强迫每个教师必须撰写《我的教学观》征文，要求教师必须承担课题研究，必须完成学术论文，等等。四中也不能容忍价值观不同的教师，所谓“同道不同术”，“道”就是一个教师对教育价值的理解与追求，“术”就是具体的教育手段和方法。我们提倡“敬业、爱岗、爱生”的北京四中职业精神，就不能容忍不敬业、不爱岗、不爱生的行为；我们提倡尊重学生，就不能容忍损伤学生人格的行为；我们提倡全面关心学生的成长，就不能容忍只顾考试分数而不顾其他的行为；我们要培养学生做一个真诚的人，就不能容忍教师有任何欺骗的行为，等等。在这方面，四中又显得很不宽松，很不人性，很不讲情理，似乎很不“以人为本”。

多年来的教育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教师的智慧深深植根于学生文化的土壤之中。因此，精心培育学校的文化，就成为学校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学校文化的培育，在于倡导，在于挖掘，在于提炼，在于传承。如果用操作性的语言来描述，学校文化就是一所学校用自己的语言来诠释教育的价值。自己的语言就是学校的教育实践，学校的教育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和书写历史，但我们今天所作的事情能不能成为学校的文化，关键是看我们今天的故事有没有精神的内涵，有没有传承的价值。我常想，30年后或50年后，我们的后辈子孙也许不会记得今年有哪些学生考进了哪些学校，但他们会记得今天发生在学校中的那些闪耀着教师智慧之光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学校文化的载体，就是一所学校独有的教育语言，它诠释的是一所学校的教育者对教育价值的理解与追求。这才是学校特色或差异的本质。大家从刚才的画面中看到学生在奥运纪念石前讲述故事的场景，这块奥运纪念石以及它背后的故事，就是四中人勇于承担国家责任的崇高精神的象征，它会形成强大的精神的场，使每一个从它旁边经过并了解它的人都受到感染和激励。

……

最后，我想用第二部分主持人安迎老师的主持词作为发言的结束：每个四中的教师都有许多让学生在考试中获得高分的技巧，但这不是四中教育的唯一追求。我们首先培养的是人，因为他们的道德、他们的善良、他们的人格……，都会深深影响着未来的社会和世界。

智慧的文化符号 篇3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源远流长。在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创办人池田大作的创意下。中日两国专家历经三年，寻访了中国境内70余处与三国有关的历史遗迹和博物馆，从11个省市34家文博单位的藏品中遴选了与三国相关的117件传世文物，在日本、上海先后举办“大三国志展”。

三国时代，古人发挥政治谋略和军事智慧，出现了南北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也实现了科技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历史转折。后人对三国人物推崇程度很高，明代罗贯中以这段历史为蓝本，编撰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成为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其丰富多彩的历史内涵也流传到亚洲及世界各地，影响着各国和各地区。在日本三国故事留传广泛，三国人物影响深远。

打开各种书籍资料，不见有“大三国志”这类专有名词，因此判定“大”是对“三国志”起修饰限定作用的。笔者认为“大”在表示一个模糊的范围，什么范围呢?是三国文化。“三国文化”有人认为是历史上三国时期的文化(即历史的三国)，又有人认为是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即文学的三国)。此次展览就以“历史与传说”并行的展览模式，融合了正史与演义、历史与文学、三国与明清、古代文物与近代艺术、中国与日本的双重性，称得上是“文物展览的一次革命”。展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陈寿的《三国志》为主，展示了古战场、历史遗迹等出土的刀枪剑戟等武器、金印、铠甲，以及陪葬品等，再现了1800年前的三国历史实像，使人们能实际体会当时的战斗、生活、文化活动等。第二部分以《三国演义》为主，展示了中国明清的绘画、雕刻、工艺品及日本美术名作品等，并介绍了与三国志有关的地方的风貌照片、录像等。

三国时期曹魏禁止厚葬，当时墓葬的随葬品多是日常生活用品，秦汉以来流行的神仙思想在摇钱树、铜镜和绘画等作品上仍可以见到。东汉末年的战乱使佛教与道教得到发展。文献记载中国的铜佛像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在孙吴墓葬中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佛教纹样。

1983年四川省广汉市万福象村出土的“绿釉陶作铜摇钱树”，树座为红陶绿釉，上塑“天禄”、“辟邪”二神兽，树身为青铜质，由树干、树叶和朱雀组成，树干分六节，上挂大小叶片64片，小叶片分别插在大叶片两侧，大叶片分两种造型，桑叶状、松柏状，和小叶片上分别铸“五铢”和西王母座像、仙人骑驴、狩猎、朱雀，该树采用失蜡范铸，造型精美、工艺精湛。1963年四川省宋家林东汉墓出土的“彩绘陶说唱俑”，头顶作锥髻，双目微闭，歪嘴吐舌，两臂上耸，左臂戴环饰。左手托小鼓，右手执槌欲击，上身赤裸，双乳垂至腰际，鼓腹，臀部后翘，宽肥的长裤落至臀，似有下滑之势。

三国故事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主题，所宣扬的忠义、仁德等观念，在塑造民族心灵过程中已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社会生活和民间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建筑、雕塑、戏剧、曲艺、绘画、说书、皮影、剪纸等民间艺术，三国故事始终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喜爱。

粉彩“三顾茅庐”瓷板，正面白釉底，上绘“三顾茅庐”画面，瓷板边缘有一周凸棱，凸棱外有一周半圆形孔，但未穿透。粉彩开光“赵云大战长坂坡”瓶，侈口，长直颈，广肩，鼓腹下收，平底，圆足，颈部开光，开光处绘“婴戏图”，腹部开光，开光处绘“赵云大战长坂坡”图画。粉彩三国人物瓶，颈腹部饰粉彩花卉纹，颈及腹部两面均有开光，开光内绘粉彩三国人物故事图，其中一幅为曹操大宴铜雀台的故事。粉彩是景德镇窑在五彩基础上及“珐琅彩”影响下创制成功的一种彩瓷。它的独特之处是在彩绘时搀加一种白色的彩料“玻璃白”。“玻璃白”具有乳浊效果，画出的图案可发挥渲染技法的特性，呈现一种粉润的感觉，因此被称为“粉彩”或“软彩”。其制法是用经过“玻璃白”粉化的各种彩料，在烧成的白釉瓷器的釉面上绘画，经第二次炉火烧烤而成。

“二乔”彩绘泥塑，天津“泥人张”第二代传人张玉亭(1863－1954)彩塑仕女人物作品，取材于东吴乔国老的两个女儿——大乔和小乔，后分别嫁给孙权和周瑜。彩绘泥塑是以粘土为主要材料进行造型，干燥后施以彩绘的传统民间雕塑工艺品。此作品属于彩绘泥塑中的细货，题材多为戏曲人物，大多为观赏艺术品，细货中的手捏戏曲人物，采用最典型的情节、人物、动态来表现整个戏曲的主题思想，在艺术上注重人物面部、形象、性格、神情的刻画，在彩绘上，讲究脸谱刻画。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年间青花“空城计”盘，盘内以青花为饰，以三国故事《空城计》为题材，描绘诸葛亮街亭失守后退军，司马懿率军兵临城下，诸葛亮坐在城门上弹琴退兵的场面，然该故事出于杜撰。青花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目前发现最早的青花瓷标本是唐代的，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

文化智慧教育 篇4

一、确立校本教研的基本理念

实践爱与智慧的教育是全体附中人追求的教育使命, 因此, 我们把“人格健全有智慧, 全面发展有特长”作为育人目标。汲取“智为立身之本, 仁为处世之道, 勇为创新之基”的中国文化传统, 我们确立“智、仁、勇”为校训。确立“团结求实, 开拓奋进”为校风、“春风化雨, 厚德载物”为教风、“自尊自律, 自主自立”为学风。实践爱与智慧的教育是苏大附中学校文化的内核。

第一, 校本教研价值导向———为了教育, 在教育中, 基于教育。“为了教育”是指以改进学校教育实践、解决教育面临的问题为指向, 选择教育工作中遇到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吸收借鉴教育理论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进行切实的研究, 以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在教育中”是指学校教育自身的问题, 要依靠附中人自己的力量解决, 而不是仅仅依赖校外的教育专家。“基于教育”是指从学校教育实际出发, 展开各类研究。

第二, 校本教研的根本方法———行动研究法。所谓行动研究法就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的研究, 就是创造性地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其特点是在自然条件下进行实践, 并对实践进行不断的反思, 通过计划、实施、观察、反思四个步骤进行。

第三, 校本教研的三个特点———人本性, 反思性, 多维互动性。与传统教学研究相比, 校本教研应该实现三个转变, 即由以教材教法为中心的文本教研转向以师生共同发展为中心的人本教研;由以灌输为主的指导性教研转向以互动探究为主的反思性教研;由以单一封闭的个人研究模式转向多维互动的群体研究模式。

第四, 校本教研的三条途径———自我反思, 同伴互助, 专家引领。以有效教育为目的, 主张强化自己的、真实的、实际的问题追踪和设计, 不断进行过程反思, 在教育实践中不断成熟。这种反思与集体备课, 课堂实践, 同伴探究, 读书学习, 专家指导相结合, 成为校本教研的平台。

二、架构条块互融的校本教研格局

以课题核心为依托, 组建课题研究共同体。根据个人特长和兴趣爱好以及教育中发现的问题或研究的需要, 学校把有关教学管理人员和教师分成四个系统, 即“人文德育研究系统”、“智慧课堂管理系统”、“教育评价系统”、“创新研究系统”。四个系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校管理诸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不断探索与实践学校教育教学的策略、办法。

以教师成长期为基准, 举办教师发展学校。教师发展学校是教师发展、培训与评价的实体。它分成三个班, 第一是高级研修班, 以特级教师、名教师、市学科带头人、教研组长为主体, 其主要任务是带徒弟, 主持课题研究, 开发校本课程, 参与教育管理, 进行教教育评价。其发展目标是国家级和省级名师名家。第二是骨干教师研修班, 以教坛新秀、教学能手、中高级教师为主体, 其主要任务是参与课题研究, 撰写论文, 担负毕业班工作, 负责班级管理。其发展目标是市区级的名师名家。第三是青年教师研读班, 以未满6年教龄的青年教师为主体, 其主要任务是研习课堂教学, 写教学案例、教学随笔, 练教学基本功。其发展目标是一年熟悉教材, 三年站稳讲台, 六年成为骨干教师。

以学校管理条块为依据, 搭建四级教研网络。一级, 由校长室领导下的教科室、教务处、德育处实施组织;二级, 全校十一个中心学科组, 具体开展学科研究活动, 进行定向思考研讨;三级, 以备课组为单位, 形成了27个研究小组。四级, 教师个体的自主研究。四级教研组织编织成了学校教育研究网络。

三、制订易于操作的校本教研标准

校长在校本教研中的工作标准。根据学校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形成教科研课题, 并逐级落实;全面制定学校校本教研制度与计划, 发动全体教师参与校本教研, 督促和评价校本教研;带头学习教研理论并参与教育研究, 举办专题讲座, 指导部门开展校本教研;支持优秀教师参加高层次进修, 做好骨干教师的培养工作, 组织全体教师分期分批参加上级组织的业务培训;制定并实施校本培训方案, 引导教师自主学习研修;充分挖掘校内教育资源, 整合校内教研力量, 形成教育、科研、培训为一体的校本教研机制。

部门主任在校本教研中的工作标准。负责相关的校本教研流程管理工作, 加强对教师教研的指导和管理, 组织校、市、省、国家级课题的论证、申报工作, 选编学校的教科研论文集;及时安排、检查、总结本部门负责的教研工作的落实、进展情况;定期举办教科研沙龙、理论学习、交流研讨、信息交流会;发动相关教师从本校、本职工作出发, 学习教育理论, 提高理论修养, 加强对实践成果的经验总结;依据学科特点和教育实际, 确定学科组的教研中心和教改课题。

教研组长在校本教研中的工作标准。组织教师学习本学科课程标准, 明确本学科的教育目的与任务, 讨论并确定分年级教学要求, 制定学期教研组计划;组织指导全组教师制定学期工作计划、教学计划、教科研计划和第二课堂活动计划, 并严格执行;组织教师进行教育常规建设, 实现备课、上课、作业布置和批改、课外辅导, 学业成绩考核评定及课外活动等基本教学环节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组织开展教育研究活动, 根据教育实际, 围绕学校教科研课题确定教研组、备课组和个人每学期的研究课题, 有计划地开展研究与交流汇报;组织教学研讨课、公开展示课, 及时交流、总结、推广教学经验, 撰写经验体会与论文。

备课组长在校本教研中的工作标准。在教研组长领导下, 负责年级备课和教育研究工作, 努力提高本年级学科的教育质量;组织本组教师认真研读课程标准、考试说明、学科教材, 贯彻执行教研组计划;组织制定年级学科教学进度计划、教研专题、进修计划、报教研组并组织实施;组织编写并不断完善教学案一体化教学设计, 每周至少集体备课一次;组织本组教师相互听课评课、观摩学习;做好学科的教学、复习、命题、考试、评卷、成绩统计和质量分析工作。

一线教师在校本教研中的工作标准。制定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 确定本学期个人的教研重点, 规划本人在课题研究、论文发表、课堂教学、指导学生、校本课程开发等方面的工作目标。学期结束时认真总结目标的达成情况, 并填写好《教师发展档案》;坚持做好教学七认真, 经常听取专家、同事、学生、家长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听课进行对比分析, 不断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并写好教学反思;在教育实践的同时, 坚持做到“六个一”:主持或参与一个教学研究课题, 开发 (或实施) 一门选修课, 每月写一篇课堂教学叙事案例, 每学期上好一堂教学公开课、发表一篇区级以上教研论文、读一本教育教学理论著作;凡参加外出培训、学术会议、研讨会, 回校后要做一次专题汇报, 交流一篇汇报文章。

要求一线教师做到的工作要求, 校长和部门主任须率先垂范, 首先做到并做好。

四、校本教研的五大创新载体

专题讲坛, 营造“说”和“做”的自主教研氛围。学校组织一线教师轮流担任主讲人, 为大家介绍“一本好书”、“名人名言”, “教学一得”。一方面可以促进教师自我反思, 另一方面可以为同伴提供学习的机会。

一课多研, 鼓励教师在实践中互助与反思。针对同一活动内容, 由同一教师或不同教师进行多次的实践研究活动。在研究活动中比较不同的教学策略、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研讨教学中的困惑、存在的问题及目标的价值取向等等。在研讨活动中, 每一位教师都要积极参与, 发表自己的意见, 活动结束后, 每一位老师都要写下自己本次活动的体会与反思。

同课异教, 激励教师在挑战中博采众长。同一教学内容由多位教师来设计、演示, 通过对比、分析、研讨, 剖析成功和不足, 相互切磋, 在活动中反思, 在交流中学习, 生成新的教学设计, 产生新的认识, 从而实现自我提高。让不同教师有机会“同台”展示, 不同的风格、个性以及教学现场对生成的调控、激励, 教师不再是课堂的旁观者, 而是课堂真实的对话者, 既有自我对话的过程, 也有与同伴的对话过程, 形成教师之间相互学习, 相互帮助, 相互切磋、交流的学校文化环境。

网络教研, 形成教师间的无障碍教学研讨。采用“一人主备、多人研讨、反复研磨、最终定稿”的方式, 教师根据学科备课组长安排的内容, 精心备课, 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初稿发布到教研平台相应学科的“集体备课室”中。其他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在线研读, 参与网上研讨活动, 发帖回复修改意见。教研组内进行多轮研课, 反复修改教案, 最终将定稿上传至“集体备课室”中。这样的网络集体备课, 真正实现了交流对象的角色平等, 交流机会的充分均衡。同时, 教师经过多次这样的“学习、反思、研究、合作、创造”过程, 将日常教学工作和教学研究、专业成长融为一体, 形成在研究状态下工作的职业生活方式。这种校本教研形式, 有效激发每一位教师的创造潜能, 将教师的生命感、价值感从沉睡的自我意识和心灵中“唤醒”。

教育论坛, 收获思维碰撞, 提升教育品质。论坛, 无疑是一种极富“开放姿态和友好界面”的方式———无论是有形的茶馆式沙龙, 还是虚拟的网络式沙龙。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 智慧与思想发生美丽的碰撞, 实践与探索实现亲切的交融。这是交流的平台, 是学术沙龙, 是展示的舞台。我们要求一场有意义的教育论坛活动, 首先是话题要有鲜明的导向性;其次, 组织要有一定的层次性;第三, 交流要有充分的互动性;第四, 成果要有必要的激励性。

校本教研是一种“草根”教研, 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是解决学校教育实际问题的有效方式, 是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有效途径。苏大附中的校本教研已经成为学生成长、教师进步、学校发展的助推器。

品经典文化悟智慧人生 篇5

关键词：名著导读教学策略教学原则

经典名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阅读经典文化可获得精神的愉悦和人格的提升。“名著导读”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然而在实际教学中，不少教师对“名著导读”的重视度不够，由于高考涉及内容较少而不予理睬，这样不利于学生个性化发展和创新性精神的培养。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培养探索型和创新型人才，必须重视语文课程中“名著导读”栏目的教学。一.阅读经典名著之重要性

高中语文中的“名著导读”教学要求学生阅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名著，这一教学栏目的设置对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和创新型精神都有重要意义。

首先，阅读经典名著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作品感悟力和审美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和人文素养。文学经典作品中不仅包含着巨大的社会文化信息，而且是优秀语言的宝库，在阅读文学经典的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进一步掌握阅读技巧和阅读方法，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而且可以体会名著中用词用句之美妙，学习作者的写作方法和表达方式，从而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并且在此过程中遇到新鲜的语辞和句式可以自己查阅，扩充自身词汇量。可见，无论是阅读、写作能力的培养，还是语言的积累运用，阅读经典名著都对其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阅读经典名著可以开拓视野，丰富情感，提高读者的精神境界，培养读者的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经典名著是千百年来人类智慧的结晶，其中或记录着人类社会的风俗文化，或反映当时的世态人情，或是作者坎坷的心路历程。在阅读过程中，学生可以充分感悟作品中包容的社会万象，在文字中体会大千世界的炎凉和人生的辛酸苦辣，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做一个具有远大志向和广博胸襟的人，在漫漫人生路上无畏前行。

最后，阅读经典名著有利于学生拓展性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培养。课堂上老师过多的讲解可能会使学生感到倦怠，而在名著的阅读过程中，学生可以自己发现问题，并通过自己的思考、结合生活经历和感悟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由此得到思维的锻炼和提高，有利于学生创新型思维的培养。在阅读名著的过程中，以学生自主的投入学习代替老师过多的讲读，可以增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使他们充分享受到自主学习的乐趣，并于其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学生由被动接受变主动探索，这样就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提高语文教学效率。二.巧妙运用恰当的教学策略

“名著导读”这一教学栏目的设置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教师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但在教学过程中，一些教师对学生的阅读放任自流，导致阅读效率的低下和资源、时间的浪费；另一些教师则以讲代读，使得学生没有足够的自我阅读时间，无益于学生自身素质的提高。在“名著导读”教学中，教师应该主要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使学生真正享受到阅读的快乐，并于其中提升自我、受益无穷。1.恰当自然的导入

进行“名著导读”教学时，教师恰当自然的导入对学生的学习有重要作用。教师可以由课文自然导入，在平时的教学中注意拓展联系，引入名著；也可以组织学生推荐会，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阅读经历向其他学生推荐名著，并设置流动图书馆，让学生把自己喜爱的名著带到学校与大家分享，共同提高；还可以借助多媒体对学生的影响引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比如在四大名著的热播期引导学生进行相应小说的阅读，这样使学生对所阅读的名著保持浓厚的兴趣，有利于学生积极参与到“名著导读”的教学中。

在学生阅读名著前，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制定合理的阅读计划和进度表，告诉学生名著的阅读切不可急功近利，也不可“三天打鱼，两天三网”，而要持之以恒，根据阅读计划按时完成。此外，教师要选择恰当的导入时间，较长的假期使学生有足够的时间阅读名著，教师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做恰当的引导。2.阅读与交流相结合 学生阅读名著过程中，则要注意引导学生把阅读与交流相结合。教师要定期举行阅读交流会，让学生把自己在这段时间内的阅读心得体会和大家分享，在精神火花的碰撞中得到思维的提升。教师要设专门的阶段小结课，针对学生个人写的小结报告，包括本阶段的阅读内容、阅读体会和阅读中遇到的问题等进行高屋建瓴的指点。同时，教师要根据学生制定的阅读计划，督促学生按时完成阅读任务，对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表扬，从而激励大家认真阅读。当然，在阅读中学生遇到不懂的问题，教师应该予以解答，帮助学生顺利完成阅读。3.阅读与实践相结合

阅读经典名著还可以与实践运用相结合，来观察阅读取得的实际效果，同时分享阅读带来的快乐。比如开展征文比赛和研究性学习活动，可是使学生把自己对名著的思考记录下来，加深理解和应用；而根据名著中的内容进行诗歌朗诵和戏剧表演，可以使学生获得阅读的乐趣，加深对名著的喜爱，有利于语文教学效率的提高。4.注重导读之教学原则

在“名著导读”教学的进行中，除了上述教学策略的运用外，为了收到良好的阅读效果，教师还应注重遵循一定的教学原则，更好地提升教学效率。

另一，趣味性原则。兴趣是最好的导师，如果学生对所学内容有浓厚的兴趣，教学将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进行“名著导读”教学中，教师要创设合理而有趣的情境来激发学生对名著阅读的兴趣，从而积极投入到阅读中去。比如在进行《莎士比亚戏剧》的阅读教学时，可以先放一段《哈姆雷特》的戏剧视频，点燃学生的兴趣，使学生更愿意投入到阅读中去；而在阅读《三国演义》之前，教师可以先提问：“大家心目中的曹操是什么样的人物”，让大家畅所欲言，根据自己的了解说出心目中曹操的形象，然后开始阅读，这样就使学生充满好奇心，引起了学生探索的兴趣，同时锻炼了学生的辨析能力和思考力。

第二、适宜性原则。每个学生的阅读习惯、阅读基础、阅读能力有所不同，教师应该让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阅读计划，而不能以统一标准要求所有学生。在对学生的阅读结果进行评价时，要采取多元评价的手段，不只看重结果，更应该看重过程。此外，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化阅读，使学生用自己的认识和经历去理解和感悟作品，培养学生的独立精神和创新精神。

第三、合作性原则。在“名著导读”教学中，引导学生把自我学习和合作学习相结合，在交流与合作中提升自己的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个人的见解难免不够全面，在每个学生自主阅读、勤奋思考的前提下，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互相交流与评价，使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畅谈自己的感悟，吸取别人思想的长处，补充自己认识的不足，获得共同进步。

智慧城市不能“没文化” 篇6

《瞭望东方周刊》近日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上海交大斐讯智慧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刘士林。他在国内首先提出了“人文型智慧城市”这一概念，并认为在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也应体现“中国智慧”。

不健康的根源是忽视了人文建设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要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突出强调人文主题？

刘士林：规划和建设智慧城市，首先要问问：花很多钱，投入很多心血和精力，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城市的本质？

我的理解，就是要提供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城市生活方式。这需要物质基础和社会保障，但绝不局限于此。它比物质的、社会的还要“多一些”，这多出来的就是文化和价值。突出强调人文，是要确保智慧城市建设，不脱离和偏离城市的“主题”和“灵魂”。

近年来，城市信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逐年增大、信息技术研发成果层出不穷、智慧产业公司遍地开花，但并没有使城市运转“智慧”起来，不知道花了那么多钱，都干什么去了，这是大家的普遍感受。

《瞭望东方周刊》：问题出在哪儿？你觉得人文研究够解决城市发展的问题吗？

刘士林：主要是理念和战略出了问题。把智慧城市建设等同于技术、资金和管理，忽视了“技术”与“人文”、“城市信息化”与“城市有机整体”的协调共生，背弃了“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城市本质，这是当下智慧城市建设“看上去很美”而“获得感比较差”的根源。

人文研究主要解决“城市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我们提出“人文型智慧城市”，是要进一步探讨“智慧城市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大方向，也是战略性目标，把这个先搞清楚，才能谈科技、市场、资金、机制等。否则，我们就会导致一种新的二律背反——先进技术和市场越发达，城市本身却更加不智慧。

智慧城市可分为三类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人文型智慧城市的内涵是什么？

刘士林：“人文型智慧城市”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也是为协调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这两大国家战略而进行的设计。

在理论研究中，我们是从哲学的角度，从“智慧是什么”开始追问。简单说来，“智慧”分为“真的智慧”、“善的智慧”、“美的智慧”，分别讲述“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在学科上对应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学科体系，在哲学上对应于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和“精神生产”三种生产方式，在现实世界中呈现为“科技智慧”“管理智慧”“人文智慧”三大应用形态，目标是满足“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三方面基本需要。

有了这个理论基础，就可以把智慧城市分为三类：一是以数字科技为中心的科技型智慧城市。二是以管理服务为中心的管理型智慧城市。三是以人文科学为基础的人文型智慧城市。

目前的问题是，科技型占主流，管理型备受重视，而人文型才刚刚提出。正是由于后者的缺失，当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既脱离了市民日常信息消费和使用需要，智慧城市建设也容易偏离城市发展的本质和目标。

理想的智慧城市，是以城市为主体形态、以城市信息化工程为基本实践手段而展开的城市化进程，同时也是以“真善美”为内在生产观念、以“科技智慧”“管理智慧”“人文智慧”为主要生产方式而推进的城市信息化建设过程。人文型是智慧城市建设必须补上的一课。

尚无好的人文型智慧城市案例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你认为人文型智慧城市是智慧城市的最高目标，对吗？

刘士林：当然。对城市而言，文化是城市的本质，文化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最高形态。《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有两个重要提法，一是“注重人文城市建设”，二是“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人文型智慧城市就是这两大战略的结合点。

对智慧城市而言，主要是要以“文化输血”而重获“灵魂”。地理信息系统、遥感、三维仿真等技术再发达，数字城市、数字政府、数字交通等建得再先进，如果不能和市民，和城市信息“汪洋大海”中具体的“求助者”结合起来，那就既不可能降低城市运行的巨大压力，也不可能真正提升城市生活的便捷性，最终达到“科技让城市更智慧”的目的。

一句话，没有文化，就不可能有智慧;没有人文型智慧城市，也不会有真正的智慧城市。所以说，人文型智慧城市是智慧城市的最高目标。

《瞭望东方周刊》：有没有你认为比较好的人文型智慧城市的案例？

刘士林：基本没有，不管国内还是国际，包括我国信息化水平最高的长三角，也只是一些局部可圈可点，如地理、公交、餐饮、安防、环保等，但都没有超出“科技型”和“管理型”的框架。

科学智慧要与文化智慧融合 篇7

面临国际化的竞争, 我们的企业如何走出去?我认为, 这是所有企业家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这对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要, 企业走出去, 一定要靠企业的文化。文化是企业发展的软实力, 企业要建设有自己特色的企业文化。过去, 我们传统的思维方法认为, 经济和文化是“两张皮”。现在, 我们要千方百计把它们融合起来。对企业来讲, 这一直是个难题。

企业用文化推动经营, 不仅要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提升员工的素质, 从制度上约束他、激励他, 而且要把文化融合在经济领域。一个企业光有科学智慧还不行, 还要有文化智慧, 科学智慧需要把商业智慧和文化智慧融合在一起。过去, 我们把科学跟文化分隔开, 经济跟文化分隔开。但是现在, 企业在埋头开发新技术的时候, 一定要重视文化怎么与新科技、新产品进行结合。

现在许多企业面临着“走出去”的局面, 我们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地“走出去”了, 包括本届奥运会上也有很多很多国家在使用着中国的产品。但是, 这些产品虽然是中国制造的, 核心技术却是外国的, 这对我们来说是可悲的。目前, 世界上有中国自主品牌的商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还不太多, 无论是日用品、消费品, 还是机械制造业或贴牌生产的, 我们只是出卖廉价的劳动力。即使我们“走出去”, 收购人家的企业, 人家也会用核心技术制约我们, 还有许多企业不懂得当地的法律, 碰钉子、吃亏的事情也不少。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的地方, 就是和谐与竞争,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西方的市场经济竞争强调的是森林法则, 即弱肉强食, 斗得你死我活, 利弊共存。其实, 动物王国也有一个合作的原则, 老虎如果把森林里的其它动物都吃掉, 那么它也就不存在了。

最近我看到一则消息, 有家企业到某个国家创业, 他们首先在创业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教堂, 因为当地的员工要做礼拜。我认为, 这就是重视西方文化的表现, 这里面也有一个中西方文化融合的问题。我们的确要了解人家, 熟悉人家的法律环境、文化、生活习惯等等, 你不能只考虑我们中国的员工, 还要把外国的员工团结在一起, 要适合他国的国情, 并且努力去融合。

我们的企业还要有一个社会责任意识, 更要重视社会文化, 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要卖给社会。什么叫汽车文化?一年一次的展销, 上面站着一个美女, 这就叫汽车文化?这太低级了, 汽车文化的重点在于售后服务。营销文化最终是要体现在产品上, 体现在服务上, 体现在员工的精神上。因此, 我们要拓宽视野, 共同努力, 创造新的企业文化。

智慧管理 文化育人 篇8

怎样进行班级文化建设呢, 在具体实施中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创建良好、和谐的物质文化

这是打造班级文化的前提。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 “无论是种植花草树木, 还是悬挂图片标语, 或是利用墙报, 我们都将从审美的高度深入规划, 以便挖掘其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 并最终连学校的墙壁也在说话”。教室的物质文化就像房子的装修一样, 能反映主人的品味, 也能对其他人产生影响。良好、和谐的物质文化能对学生产生积极地暗示作用, 学生在这样的教室里就会被这种文化熏陶、感染, 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班主任应该组织学生认真设计, 对教室进行精心的布置。例如:除了认真办好黑板报外, 可以创建“时光之窗”专栏, 记录学生在学校参加运动会、艺术节等活动的精彩瞬间;创建“星光璀璨”专栏, 记录下考试成绩优异和进步明显的同学;创建“班级荣誉墙”、“个人荣誉墙”, 记录班级、个人取得的荣誉;贴出一些励志的标语、名人名言, 激励同学们的学习动力。通过创建物质文化, 使教室里的每一面墙, 每一个角落都有教育内容, 都有教育作用。

二、落实科学、民主的制度文化

这是打造班级文化的保障。首先, 要有成文的制度和不成文的制度。对于成文的制度, 我们不把它叫做“班规”, 而叫“我们的约定”, 经同学们协商一致后制定, 可以把它贴在教室内。不成文的制度是指班级的传统、舆论、风气、习惯等, 即不成文的、约定俗成的非常规管理。它常常是根据班主任、教师、学生的具体情况而定的, 是隐性的, 但是也影响着成文制度的管理程度和效果。例如, 我班有一个不成文的“奖励制度”:如果获得我班“单科状元”称号, 我会通过“短信报喜”的方式给家长发短信;如果考入年级前100名, 可以记录在“星光璀璨”专栏;如果得到了学校的“三好学生”称号, 可以记录在“个人荣誉墙”专栏, 并由我颁发奖品。

有了制度, 在落实的时候可以采用“自主管理制”和“加分减分制”。在“自主管理制”中, 可以建立班级岗位责任制, 例如, 设置“门窗管理员”、“多媒体设备管理员”等, 让每个学生成为班级管理的参与者。在班级卫生方面, 可采用“卫生责任承包制”, 学生自己选择承包某一个区域或某一项工作, 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加分减分制”是指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作业情况、成绩、参加活动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加分减分, 在期中、期末在全班通报, 对成绩优异的同学进行奖励, 这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提升高雅、奋进的精神文化

这是班级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在班级精神文明建设中要特别注重培养班级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归属感、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班级精神文化对人的感染力是巨大的, 它使置身于其中的每一个学生都感到一种无形力量和高尚精神的存在, 有意或无意地影响、支配着学生的行为, 陶冶着学生的情操。

例如, 学习成绩不理想的同学可能会有自卑心理, 难以融入班级, 但如果让他们在球类比赛、艺术节等活动中向班上同学展示他所擅长的领域, 让同学们看到他的另一面, 就有助于同学们对他形成新的认识, 也能培养他对班级的亲近感。

又如, 参加学校比赛时, 在学生取得优异成绩时, 班主任及时的鼓励或学生成绩不理想时班主任及时的安慰, 都能增强班级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 这些时候都是提升班级精神文化的好时机。

用中国智慧打赢文化战略 篇9

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强盛不仅要依靠经济、军事的强大和政治、体制的稳定, 更要有独立自主、发展壮大的民族文化作为坚实的基础和支撑民族精神的脊梁, 如此才能确保可持续的发展和长期的繁荣稳定。

理性看待西方文化

如果说从上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是因落后而挨打之后的变革国强之举, 那么在近百年之后的今天, 中国早已丢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 但我们对文化的态度, 我们的民族自尊心, 对民族传统的自信心, 与爱国主义倾向, 并没有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增强。面对很难的国际环境和社会变革与经济大潮的冲击, 一方面我们的传统文化岌岌可危, “拯救国粹”、“挽救民族文化”等等呼声此起彼伏, 一方面是价值观念的模糊和崇洋拜物心态的高涨, 很多文化人、学者甚至媒体和官员, 丧失了立足于自身文化的评价标准, 或惟西方的标准为标准, 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 或是片面、狭隘地理解和误会传统文化。

从中国当前的文化现状来看,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经济逐渐与国际接轨以后, “被国际化”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些人追逐的目标, 忽视了文化经济的本质差别。加之“多元并存”, 中国文艺评论家和舆论媒体说好话的多, 不批评或不敢批评即使他们不满意的文化现象。

就拿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来说, 有学者指出“第一代作家是用精神写作, 于是有了建国初的文学繁荣, 第二代作家是用情感写作, 于是有了歌颂共产主义美好理想和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 第三代作家是用经历写作, 于是有了伤痕文学, 第四代作家是用身体写作, 于是有了当代文学”, 这个说法虽不十分准确, 但揭示出的现象却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反思。

为此有必要就中国文化当前的文化现状进行分析, 找出其发展根源, 明示其危害后果。这其中表现最为活跃和最有影响性的, 就是所谓“中国当代艺术”潮流最具典型性。

就以所谓“中国当代艺术”为例, 从这一现象不难看出我们所面临巨大的文化挑战和危机。所谓“中国当代艺术”, 确切地说, 从作品的内容到形式, 并非指中国在这个时代里的所有艺术, 而是特指一种国际化了的“美国式艺术”。这是一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轴心国家经过精心策划、实施的文化战略武器, 他们的老对手苏联最终败下阵来,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解体, 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冷战”时代表面上宣告结束, 但事实上冷战思维并没有终结, 只是冷战的外延变得更加广泛和多样, 在此情形下, 中国那些急于“被国际化”并获得承认的艺术家不可避免地成为被选中的样板, 成为所谓“中国当代艺术”的替身。

美国文化战略的制定

二战结束以后, 美国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建立在战争废墟上的世界强国, 为了抗衡和牵制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阵营, 争得世界霸主地位, “反共主义”是美国主流社会的共识, 甚至成为了美国的“国家意识”和基本国策。由于战后欧洲一片萧条, 经济衰败, 社会动荡, 苏联的势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巨大。这无疑也是对美国为首“自由西方”的威胁, 为此, 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7年3月在国会发表讲话, 呼吁美国必须支持“自由的民族”, 以反抗极端主义, 冷战正式开始。6月, 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出台。7月, 中央情报局宣告成立。两年后的1949年, 苏联的原子弹爆炸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 引发了美国的“红色恐慌”, 掀起麦卡锡主义的反共狂潮, 并在1950年升级为朝鲜战争。其后双方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冷战。

从一开始, 美国就意识到冷战的主体是“文化战”。事实上, 成立中央情报局其本旨就是为了“文化冷战”。1947年底, 中情局成立伊始, 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发出一份NSC-4A指令, 授权中情局实施“秘密心理战”。由此在没有设立文化部的美国政府机构里, “中情局”同时具有“文化部”职能, “艺术成为准军事资产”, “文化名流成为宣传工具”, 用继任者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话说就是:“冷战的目的不是占领他国领土或以武力征服他国……我们是试图以和平手段使全世界都相信真理。为了普及这个真理, 我们使用的方法通常称为‘心理战’。所谓‘心理战’就是争取人的思想, 争取人的意志的一场战争。”

在此背景下, 一个由中情局特工乔斯尔森直接指挥, 中情局负责人布雷顿主管, 代号为“QKOPERA”的文化冷战傀儡组织——“文化自由大会”于1950年在柏林成立。随后又在35个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 各分支机构又发展出无数个外围组织,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隶属于美国中情局的“文化联合国”。同时马歇尔计划动用了2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其文化宣传和“心理战”, 这对于当时贫穷的欧洲是何等大的诱惑!不仅如此, 还有一大批实力雄厚的基金会为中情局提供资金和掩护, 除了像洛克菲勒、福特、卡内基等这类大家族基金外, 中情局还设立了许多空壳基金会, 使得基金看不出来源却又源源不断地流向各个地方。这样一个文化战争机器就开足马力运作起来了。

他们像在二战时期争夺科学家一样, 拉拢、争取文化名流, 组织各类艺术交流、展览, 设立各类授奖, 出版发行各类图书、刊物……如中情局创始人之一的乔治坎南所说的:“最大限度的提高宣传和政治战的技巧”, 实施一种“文化毒化”行动。这样的文化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 文学、音乐、绘画、电影、建筑……无一幸免, 直到今天。

“美国的文化战略”实施举措

美国要成为超级大国, 不仅仅需要在军事、经济上主导世界, 更要在文化上确立文化大国的地位, 控制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这是美国非常明确的文化战略思想。但面对欧洲深厚、强大的文化历史背景, 由外来移民组成、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为了争夺“世界文化艺术中心”这把交椅, 出路只有一条, 那就是彻底颠覆、否定已有数千年历史的欧洲文化传统, 树立只有美国式的艺术才是最先进、最国际的, 才可以是当代艺术的“标杆”。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 美国中情局、所属各类组织机构、基金会、博物馆、画商、评论家, 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不遗余力地推行着这个战略计划。如著名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它虽说是一个民间私人博物馆, 但它的管理者、董事成员以及它为美国文化冷战立下的汗马功劳却非普通大众可以想象, 就拿它的前后继任成员的背景来看就可窥一斑。

纳尔逊·洛克菲勒, 中情局长杜勒斯的密友、纽约州长、美国副总统……1939—1958年间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董事长。

戴维·洛克菲勒, 美国外交协会理事长杜勒斯的老友、总统密友和资助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副董事长, 后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董事长直到1993年。

托姆·布雷顿, 战略情报官员、中情局局长助手、文化自由大会总管……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执行秘书。

约翰·惠忒里, 战略情报局成员、中情局副局长杰可逊的合伙人、心理战略委员会成员,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长期托管人。

威廉·伯登, 中情局设在法国菲尔德基金会总裁……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品委员会主席、1956年任馆长。

威廉·福布莱尔, 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院……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国际委员会成员。

波克·麦克雷伊, 美前驻拉美情报机构资深成员、美外交部驻巴黎马歇尔计划文化科官员, 1951年起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国际展览计划主管。

由此可以看出,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艺术机构, 它与美国在其他国家地区设立、资助并控制的许多组织机构一样, 从来就是美国的文化战略武器, 肩负传播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政治重任, 时至今日, 洛克菲勒基金会设立的“亚洲文化委员会” (ACC) 和其所属“亚洲协会”仍在资助、鼓励大批的中国学者、艺术家去美国“交流”, 在中国搞“美国式”的“中国当代艺术”。

1985年就有美国某基金会出资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美国“波普艺术大师”劳申博格的作品展, 一时间神州大地刮起一阵所谓“85新思潮”的旋风, 并由此拉开了“中国当代艺术”文艺思潮的序幕。

如果说这种思潮是当时国门乍开的中国面对美国当代艺术的一种正常反应, 那么随后美国、德国、瑞士等西方国家的大使馆、文化官员和基金会等, 在中国致力发掘、扶助搞美国式“当代艺术”的艺术家、评论家和官方代理人的工作, 将不断涌现的与美国当代艺术沆瀣一气的中国“政治波普”“泼皮现实主义”“行为艺术”等进行大肆追捧, 再到近年来投机资本的介入, 收藏机构、投资交易机构和媒体的捧炒, 以美式当代艺术占绝对主导的各类“双年展”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 全国范围遍地开花, “中国当代艺术”终于从地下变为主流, 取得官方化、合法化和国际化的地位, 形成美国艺术形式和意识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占领的重要举措, 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开始控制整个文化发展方向之时, 就不能不说这是一场用心险恶的计谋。

亟须修正的“当代艺术”

那些中国“当代艺术家”都在做什么呢?通过那些被外国利益集团指认的“中国当代艺术”的作品来看, 其间充满的是色情、暴力和死亡的信息, 是对国家、政权和执政党的恶意挖苦, 是对中华民族和文化传统的讽刺与恶搞, 一时间吃死尸, 脱衣露体, 嬉皮笑脸, 丑陋怪诞、女生暴露自己的生殖器, 各种低俗下流丑陋非道德的东西的打着“当代艺术”的旗号出现于中国社会, 他们放弃了作为一个中国人、艺术家的基本良知和道德底线。

由西方一手扶起来的“中国当代艺术”, 其根本目的就是要破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颠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随着与西方在意识形态上有巨大差别的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不断提高, 西方开始加紧对中国进行“文化殖民”政策, 扶持和控制“中国当代艺术”, 显然是对“红色中国”的有意消解。当代艺术的“中国热”开始与苏联解体的1990年代也绝非偶然。邓小平同志向全国人民发出的警告:“要防止‘和平演变’”!而这也正是西方利益集团的政治图谋。为此, 我们应该保持高度的警觉和足够的重视。

在全球化概念滥觞的今日, 各国家民族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民族特性, 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 这本是文化多元化的繁荣。但在以美国等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控制下, 当代艺术表面上五花八门, 其实“性质”完全相同, 在思想艺术和文化上否定“中国性”。曾经在成都举办的一个当代艺术展上, 就有“艺术明星”公然叫嚣“要以颠覆传统来捍卫传统”!颠覆意味着消亡, 既已消亡, 何来捍卫与继承?

这种割断历史, 自我否定, 一方面暴露出中国“当代艺术家”深深的文化自卑感, 另一方面也证明了美国的文化奴役政策, 用美国“观念艺术”祖师约瑟夫科苏斯的话可以一语道破:“因为我们没有一种真正的国族个性, 我们将现代主义本身作为我们的文化。我们以出口我们的主义, 改变形成了其他文化, 并赋予这种混乱以一种‘普世性’外观, 因为我们的文化没有唯一的地理渊源, 我们倾向于将自身定位于一种时间的位置——这个世纪, 而不是定位于大地的某个地方。我们出口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化——麦当劳、可口可乐、希尔顿酒店等。由于各国民族文化纷纷退却让给我们地盘, 它们最终失去了对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的机制性的控制, 由此变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附于我们。”这无疑是美国文化冷战思想最赤裸的表白, 也是所谓“中国当代艺术”本质的真实写照。

以所谓“中国当代艺术”为代表的文化潮流, 却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当美国艺术冠以“当代艺术”这个概念, 并以之为手术刀切掉“历史”, 彻底断送欧洲艺术传统, 自己得以“横空出世”之时, “美国艺术”也就等同于“当代艺术”, 也就成为了“国际艺术”。

正如美国在1950年7月10日发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中所提出的“最有效的宣传”就是“宣传对象按照你所指的方向走, 而他却以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美国的文化冷战是何等的老谋深算!那些深中荼毒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也正是以这种“文化自觉”投向了西方的怀抱。

许多冠以“中国当代艺术”产品并非是为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服务, 并非是建立在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历史的基础之上, 更不是艺术家真挚和热情的创造, 而是为了迎合西方的口味和政治需要, 这种所谓的“中国当代艺术”的真身不在中国, 也不属于中国, 更不属于中国的文化, 它的文化归属是以美国为轴心的西方世界, 是一剂旨在麻痹、摧残、控制、奴役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

加强国家文化战略建设

文化传统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来说, 都是其血脉根本。我们既反对彻底消解、颠覆传统文化, 也不赞成对传统文化的狭隘保守, 坚持和发展传统文化并不是闭关锁国, 固步自封, 而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 兼收并蓄, 海纳百川, 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并存、平等对话。

感悟数学文化 追求数学智慧 篇10

预设是教学的基本要求, 教师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教学素养, 有针对性地处理好教材, 对教材内容进行选择、补充或加工, 合理利用和开发教材中的隐性资源, 达到渗透数学文化的目的。例如, 《分数的意义》的教学, 有两种预设:

预设一:教师屏幕出图或请学生打开课本, 问:看了这幅图, 你知道了分数的哪些知识?

生:分数是在分物体得不到整数结果时产生的。

生:我国古代用算筹表示分数, 当印度人发明了数字和阿拉伯人发明了分数线后, 分数就变成现在的表示方法了。

这一教学环节的设计, 教师没有从数学史的高度引领学生感悟其中的文化内涵。我们可对上述教学片段作如下设计:

预设二:教师屏幕出图或请学生打开课本, 问:看了这幅图, 你又知道了分数的哪些知识?

生:分数是在分物体得不到整数结果时产生的。

师:对, 而现在分数应用的范围和作用比古代大多了。

【评:介绍知识的产生背景, 而不囿于背景, 现代分数的应用已不停留在分物体时的需要, 让学生明白数学是发展的, 数学的作用是广泛的。】

生:我国古代用算筹表示分数, 当印度人发明了数字和阿拉伯人发明了分数线后, 分数就变成现在的表示方法了。

师:有了数学家精益求精的精神, 分数的表示方法愈来愈简洁, 今后我们还会学到用符号表示所有的分数呢。

【评:教师的寥寥数语, 让学生感受数学的简洁之美及数学的符号化思想。】

一样的教学素材, 后者有了教师的引领, 学生可从教师的言语中感受数学文化的价值。教学中通过对数学史、数学名题等的介绍, 实施数学文化的渗透, 这种渗透应自然、清淡, 自然如流水行云, 清淡如星光点缀。例如, 在教学《圆的周长》时, 教师可介绍数学著作《周髀算经》;在教学《圆柱、圆锥的体积》时, 可介绍阿基米德测皇冠体积的故事;在教学《简便计算》时, 可向学生介绍数学家高斯上小学时发现的“高斯求和公式”……这些内容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还能使学生感受到数学文化的价值, 帮助学生树立献身科学真理的理想。我们要在解读数学知识的同时, 解读历史、解读人类文明。有人说, 数学枯燥乏味, 我想他只是看到了数学的严谨。华罗庚说过:“就数学本身而言, 是壮丽多彩, 千姿百态, 引人入胜的……”

二、在精彩生成中彰显数学文化

《克与千克》这一课:从课程的导入到建模, 通过用手掂一掂2分的硬币与2 袋 (1 千克) 的食盐的重量, 体验出1 克有多重, 1 千克有多重, 并体验出克与千克的进率。认识了各种各样的秤, 特别提出了———天平, 这是一种比较精确的仪器, 它可以秤出1 克这么细小物体的重量。

“老师, 如果我想知道1 只蚂蚁有多重, 能用天平称出来吗?”

“用我们的天平, 不可以称出这1 只蚂蚁的重量, 但是我有办法称出来。有没有哪个同学也可以想出个好办法, 怎么样称出一只蚂蚁的重量?”

顿时, 课堂炸开了锅, 大家好奇又热烈地讨论着。

“我先拿来一大群的蚂蚁, 称出它们的重量, 然后用这个重量去除以它们的总只数, 这样就可以得出一只蚂蚁的重量了。”

此后学生又相互提出了一系列相似的问题:一根头发的重量, 一粒沙子的重量, 一粒盐的重量———方法雷同。

透过朴实无华的教学实录, 我们发现, 短短的教学时空里, 学生不仅对“用总重量去除以总份数得到每份数”这一问题获得了清晰、深刻的认识, 更由此引申开去, 在对话和思辨中获得了对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思考, 对直觉猜测与实践验证复杂统一性的深刻体会, 对思维全面性和深刻性的丰富体验等。学生的思维始终处于积极活跃的状态, 他们尽享因数学思考而带给他们的思维的确定性、变通性、灵活性、辩证性。数学的真理感、数学思考的内在美、数学丰富的思维方式等, 正是在这样一种润物无声的对话和思辨过程中悄悄滋润着学生心灵, 化作学生思考的力量源泉。

三、在学科融合中体验数学文化

数学和文学是相通的。王维诗云:“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明月对清泉, 都是自然景物, 没有变;形容词“明”对“清”, 名词“月”对“泉”, 词性不变;其余各词均如此。变化中的不变性质, 在数学中也存在:

在教学二年级下学期《找规律》时, 曾出现了这样的规律, 在这个图中每行每列中都有1、2、3、4、5, 横看竖看都有规律, 甚至于斜看都有它自己的规律。

在让学生找寻结束后, 我不由地想起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多么形象地概括这个图中的规律啊!我不由地吟诵起来, 班上有几个课外知识丰富的孩子也一起吟诵, 这时我们的课堂是那么的和谐, 那么的富有诗情画意, 谁还会说我们的数学没有诗意, 我们的数学课堂是单调的呢!

从生活智慧到文化传统 篇11

关键词：民间游戏；生活智慧；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6）02-0085-07

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刻起，父母的音容笑貌成为自己快乐的营养源和催化剂，爷爷奶奶口口相传、爸爸妈妈手把手传递的游戏歌谣和游戏活动，成为儿时快乐成长的主要元素；儿时伙伴无拘无束地在游戏中的协助、竞争生动有趣，这些游戏中展现出来的亲切感总是与朗朗的笑声和浓浓的乡情融在一起。不论是斗百草、放风筝、骑竹马、荡秋千、捉迷藏、斗蟋蟀，还是跳房、老鹰捉小鸡、拔河、赛龙舟、摔跤、下土棋等，几乎每个炎黄子孙都会津津有味地说出许多许多。这些传统民间游戏产生于民间，流行于民间，深受民间百姓的喜爱，成为他们儿时快乐生活的源泉，伴随着他们成长，丰富他们的生活，并且沉淀成温暖生活的幸福记忆。

民间游戏是民众的生存方式，是他们生活中的智慧表达，这些生活智慧不断在行为实践中升华，由此构成了民众生活的基本类型，民间游戏中的一系列惯制逐渐成为文化传统，丰富着民众的生活。

一、作为传统的“民间游戏”

人类对游戏的痴迷吸引了古往今来众多学者对其深入研究，并就游戏的定义及其特点提出了许多看法。柏拉图认为游戏开始于一切动物的幼者“不能使身体静止或不出声”而“试图运动和发出声音”的活动。亚里士多德認为游戏是劳动之后的休息和娱乐消遣，游戏本身并不是游戏者的目的。康德认为游戏是与劳动相对立的自由活动，在康德眼中，游戏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游戏是指一切内在目的的心意活动；狭义的游戏是指以情感体验为内在目的的鉴赏活动。弗洛伊德的游戏“替代”论与康德的理论相反，他认为游戏的对立面不是谋求外物的劳动，而是人谋求并利用外物以满足自身愿望的现实活动。游戏“是人借助想象来满足自身愿望的虚拟活动”。席勒认为游戏是“剩余生命的刺激”[1]229。有的学者认为游戏是某种“模拟本能”的释放，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放松自己的需要。拉扎勒斯认为，游戏或者娱乐可以恢复人们在生活中损失的能量，起到恢复体力的作用。20世纪早期的哲学家帕特里克发展了拉扎勒斯的“松弛说”理论，认为游戏源于娱乐的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霍尔和吉利克认为儿童游戏是在复演史前人类祖先到现代人的进化过程。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关于文化的游戏成分的研究》中提出：“游戏是在某一固定时空中进行的自愿活动或事业，依照自觉接受并完全遵从的规则，有其自身的目标，并伴以紧张、愉悦的感受和‘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2]这个概念从文化—历史学的角度对游戏下了个定义，它囊括了所有动物、人类儿童和成人的游戏活动，较为准确地揭示了游戏的特点和游戏自身的价值。

在全球化与城镇化的背景下，民间游戏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内各学科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中国众学者对民间游戏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较国外学者的理论更贴近中国民间游戏的概况。但是，因为各学者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目的存在差别，所得出的民间游戏的结论也各有偏重。杨荫深、崔乐泉认为游艺就是游戏的艺术，是各种游戏或娱乐活动的总称，是人们以娱怀取乐、消闲遣性为主要目的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3]。蔡丰明认为，从本质上说，游戏是人们出于为了满足生理上的运动欲的需要而产生的本能性活动，它是没有什么特定的功利性的[4]。李屏提出游戏是自愿进行的、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活动[5]2。郭泮溪在《中国民间游戏与竞技》中提出民间游戏是指流传于广大民众生活中的嬉戏娱乐活动，俗称“玩耍”[6]。

当代汉语词典对游戏的解释代表了人们对游戏的认识，如《现代汉语大词典》中的“游戏”词条的解释：1.游乐嬉戏、玩耍；2.犹戏谑，也指不郑重、不严肃；3.文娱活动的一种，分智力游戏（如拼七巧板、猜灯谜、玩魔方）、活动性游戏（如捉迷藏、抛手绢、跳橡皮筋）等几种[7]。这种解释较全面地列出了游戏的现象，并没有从本质上来界定游戏的属性。

游戏，在中国古代常常称为“游嬉”“戏”，也有称“嬉”或“游”。《礼记·学记》中曰“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即学习时要努力修学，休息时就尽情游戏。崔学古在《幼训》中指出游戏对儿童发展的作用：“优而游之，使自得之，自然慧性日开，生机日活。”即在游戏中进行的儿童教育，必须顺应儿童的自然发展规律。

民间游戏作为游戏中以“人”为核心的活动，是指流传在民间社会，由广大民众创作、传承的生活文化和文化传统，是民众在特定的时空中，通过或轻松或紧张的活动和相应的规则形成的彼此之间的游乐嬉戏活动。

民间游戏作为民俗事象，是由普通民众生活经历、经验和智慧创造的民间文化集体活动形式；民间游戏作为传统，由于朝代的更迭、政治经济环境和风俗习惯的改变，民间游戏受到各个朝代民众生活方式和时代文化的影响，先前的传统民间游戏的细节不断完善，花样不断翻新，并且不断融入时代新的内容。同时，每个朝代均会产生新的游戏，尽管这些游戏流传在民间，有的游戏并不复杂，但是却体现了民众在生活中的大智慧、大情怀。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同种类的民间游戏的发展轨迹记录了不同阶段民众生存状况、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是民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时代精神最直观、最鲜活的外在体现。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游戏是一种文化的文本或者符号，在他看来巴厘岛斗鸡游戏虽然表面上是金钱的输赢，但是斗鸡的深层意义却在于获取象征性的地位。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民间游戏仅仅看作为一种玩乐、玩耍的活动，而应该将民间游戏视作地方文化传统，并且立足于“地方性知识”理解民间游戏。

二、民间游戏起源与文化传统类型

我国绚丽多彩的民间游戏活动，其产生的历史时期有的很早，有的比较晚近；形成时期有的有清晰的记录，有的则比较模糊；形成的动因有的源于生产，有的源于生活，有的源于宗教，有的源于战争，有的源于娱乐等各有不同。

民间游戏起源较为复杂，它关涉到两个层面的意思：民间游戏作为民众生活和民间传统文化类型的起源相当古老；某一种或某一个民间游戏的起源，往往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民众生活和文化传统之中。无论哪一种民间游戏的起源都难以说清楚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综合中国民间游戏的诸多现象，生产活动、宗教祭祀、巫术活动、社会习俗、军事活动等既是中国民间游戏来源的主要渠道，也是构成中国民间传统游戏的基本主题。

（一）生产活动

西方文化人类学家冯特指出：“游戏是劳动的产儿，没有一种形式的游戏不是以某种严肃的工作做原型的。不用说，这个工作在时间上是先于游戏的，因为生活的需要迫使人去劳动，而人在劳动中逐渐把自己的力量的实际使用看作一种快乐。”[8]我们看到，冯特注意到了游戏与劳动生产之间的内在关系。人类为了生存，必须进行生产劳动，这种生产劳动的初衷是为了人类的延续，然而，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劳动效率的提高，劳动力就有了剩余，此时，人类不需要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劳动当中，除可以拥有较多的时间休息，甚至可以进行一定的“娱乐”活动，于是他们将原有的生产劳动形式转化为娱乐游戏活动，最初的游戏便诞生了。

这种游戏起源论与德国诗人及哲学家席勒关于游戏起源于人类剩余精力的假说[1]229相似，他认为生物的精力除了维持正常的生活之外，如果还有剩余或过剩的精力就必须通过一定的途径消耗它，而游戏就是消耗剩余精力的形式之一，剩余精力越多，游戏的种类和游戏的时间也就越多。

民间游戏起源于生产活动具有合理性，从目前民间流行的游戏来看，有些民间游戏确实与生产劳动之间存在联系。如“竹马”游戏与游牧民族生产生活中骑马狩猎、骑马迁徙的生活场景之间的联系，“荡秋千”游戏与山地民族采集野果、躲避野兽袭击等生活的联系。我国湖南、广西等地瑶族有一种“独木滑水”的竞技活动。比赛时，参加者每人脚下踩一根长约两三丈长的原木，手持一根竹竿，顺着急湍流水滑行。比赛结果以不搁浅、不触礁、人不落水，谁最先到达终点者为胜。这一游戏记录了远古先民渔猎生活时的情景。再如赛牦牛、赛骆驼、斗牛、斗羊、斗鸡等民间游戏与家畜家禽的驯化和畜牧业的产生与发展有某种渊源关系。流行于我国江南地区的“摇快船”与蚕桑农事活动有联系。养蚕时，河道里行船，历来有让运桑叶船先通过的习俗。一旦缺少桑叶，人们往往外出行数十里买桑叶赶着往回运，这就要求摇船的速度越快越好。在这种行船劳动中逐渐演变成名为“摇快船”的娱乐活动。《嘉兴府志》记载：“清明……有摇快船之戏。”每年农历三月之初，在嘉兴河塘上，人们兴高采烈地进行划船比赛。赛船上分别插上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划船手们身穿色彩鲜艳的服装，协同摇橹划桨，使船身迅速前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当时摇船运送桑叶时的景象。

游戏起源于生产活动假说为我们提供解读游戏的视角。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劳动产品的制度是维系部落、族群的基本准则。从生产集体化的角度讲，生产活动之余的游戏便具有群体性的特色，虽然民间游戏中也有个人游戏，但所占比重很少。

民间游戏是群体性的行为，其活动倾向于形成自己特有的社会团体和参与人群，尤其在熟人社会里，由彼此之间熟悉规则、具有共同传统知识基础的人在一起“游戏”，这样才能够实现娱乐、快乐和协作、竞争的功能，从这个角度上说，民间游戏是小范围内的生活艺术和交流艺术。当然，民众的生产劳动因为年龄、性别、职业的不同，相应地民间游戏也出现了差异，这些不同的人群玩着某些游戏，反过来，这些游戏又起到凝聚某类人群的力量。

（二）宗教祭祀

人类精神文化的最早状态，可能与原始宗教之间存在各种形式的联系。如歌、舞的起源与原始宗教的祭祀仪式的关系就是典型例子。有学者提出冀州民间的“蚩尤戏”属于角力竞技类活动的游戏，起源于牛图腾崇拜的变异形式[5]29。我国传统“踢毽子”游戏起源于古代傩舞的观点[9]。

游戏起源于宗教活动的观点与美国心理学家霍尔与吉利克提出的“游戏源于儿童复演祖先活动”的观点相似：“儿童是动物与成年人之间的进化锁链的环节，在儿童期中人类的历史得到了复演。即儿童游戏反映了从史前的人类祖先到现代人的进化过程，游戏活动是祖先最早活动的再现，是复演祖先的动作和活动。”[5]22以“爆竹”为例，爆竹在最初被发明时，是为了驱疫、逐祟。《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一日……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这里记录用燃竹发爆的办法以辟山臊恶鬼算得上燃放炮竹的原始意义。不知从何时起，喜庆之日模仿“庭前爆竹”的习俗，放起爆竹来，从而在“爆竹”驱疫逐祟的功能之上，添加了庆贺的意思。一般认为，宋代出现的烟花，是在爆竹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节令性玩具，现在中国民间流行的“甩炮”“摔炮”等游戏，成为新年期间儿童喜欢的娱乐游戏。宋代以后盛行的泥娃娃“磨喝乐”，就是佛教造像转化为民间玩具，“木棒娃”是由道教耳报神演变而来。此外， 由祭月活动派生出来的兔儿爷也是源自宗教的民间玩具。维吾尔人历史上信仰的宗教也深刻地影响了民间游戏，“皮热”“萨玛”“火焰”等宗教信仰习俗仪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转换为民间游戏竞技活动流传至今。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教祭祀活动中的道具、活动过程均成为民间游戏起源的重要途径。

民间游戏源于宗教祭祀，不仅体现在古老宗教的复演，也包含了道教和佛教以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祭祀、传经布道活动中，这些源于宗教祭祀的民間游戏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保留了宗教的特性，但是更多地将宗教中的娱乐成分、宗教中的人与人彼此交往关系的活动进行了发展、丰富和世俗性的生活化，从而体现出以宗教起源为中心的游戏的活态传承的特点。也就是说，民间游戏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变化、不断革新和不断创造，将宗教的传统祭祀及其宗教器具演化成民间游戏活动及其道具，使传统民间游戏既具有传统文化底蕴，又具有时代特色，从而确保了民间游戏的生命活力经久不衰。

浅析春节文化的智慧内涵 篇12

一.春节的来历及其意蕴解读

我国的春节, 起源于祭告天地之日元旦。元旦一词最早出自南朝梁人萧子云的《介雅》诗:“四气新元旦, 万寿初今朝”。元旦之“元”, 指开始, 是第一的意思, “旦”, 象形字, “日”, 代表太阳, “一”, 代表地平线。“旦”即太阳从地平线冉冉升起, 象征一日的开始。人们把“元”和“旦”两字结合起来, 引申为新年开始的一天。

历史上, 元旦的日期历代不尽相同。秦朝以农历十月初一为元旦, 汉武帝刘彻时期, 规定正月初一为元旦, 一直沿至清末。民国元年, 我国将正月初一之元旦年节定为春节, 将阳历二月二日称为元旦, 实际是阳历新年节。一九四九年, 新中国仍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 将阳历元月一日定为元旦。可见, 元旦作为春节, 日期的变动调整, 体现了中华民族善于继承勇于变革的可贵品质。春节, 是中华先祖求新奋进的一个文化符号, 是中华民族满载美好未来憧憬、开启希望的节日。

二.扫尘祀灶及其文化意义

扫尘, 是迎接春节的重要民俗, 起源于古代人驱除病疫的一种宗教仪式, 后来演变为年终的卫生大扫除。这一习俗, 在宋朝已经形成。从腊月二十四开始到除夕, 人们清扫屋宇, 除去旧年的尘埃, 喜迎春节。俗谚云:“腊月二十四, 掸尘扫房子。”民间有些地方在送灶神前扫尘, 说灶神画尘记人间之事, 欲以此禀报天帝, 为抹除灶神记录, 在送灶神前, 将烟尘掸去;有的地方在送灶神后扫除, 说灶神上天, 家中清扫毫无顾忌。天津宝坻在送灶前扫尘, 扫除前, 先祷告道:“土地奶奶躲躲, 扫了房子供果。”扫尘之风俗, 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爱好清洁、讲究卫生、追求健康的可贵品质。

祀灶之后, 诸神返抵天界, 直至新年才返回人间。从小年到除夕是神灵缺位的日子, 这段时间民俗称为“乱岁”, 民间婚嫁不须择日即可举行, 百无禁忌, 名曰“赶乱”。可见, 中华春节文化认同“天”, 强调顺应天时, 遵循大自然规律, 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天和人类社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天与人是同一的, 不仅有物质的自然的接连, 还有精神上的互通。

三.拜年文娱及其智慧内质

拜年送贺喜, 是年节期间广泛流行的习俗。初一天刚亮, 全家穿上新衣, 子女给长辈拜年, 相互拜年。之后, 左邻右舍、家族老少, 相互串门拜年。人们拜年, 就是希望当下及未来拥有和享有幸福的生活。

悬春联, 是我国人民过年节的传统习俗。清代《燕京岁时记》曰:“春联者, 即桃符也。”古时, 在大年初一, 人们把桃符钉在门的两侧, 以辟邪降幅, 作为“除旧更新”的象征。蜀后主孟昶有一年过年节, 在桃符上写了“新年纳余庆, 佳节号长春”两句联语, 这就是我国最早的一幅春联。悬春联, 是人们以示寄托对新的一年的美好愿望, 追求美满生活的期盼。

放爆竹, 舞狮是春节期间重要的娱乐活动。爆竹也称爆仗、鞭炮, 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爆竹燃烧, 发出劈啪的炸声, 以此驱鬼除邪, 除旧迎新。燃放爆竹使节日活动更加绚丽多彩。过年, 我国人民广泛开展传统的舞狮活动。大年初一清早, 就有大锣大鼓伴奏的狮子舞挨家挨户拜年贺喜。有趣的是舞狮者每到一户时, 都要到中堂、普房、厨房及猪栏等处一边舞、一边唱, 歌颂一番, 以图吉祥如意。人们爱以舞狮来助兴, 希望狮子那威武、勇猛的形象驱魔辟邪, 带来和平安宁的好日子。

春节文化是中华民族独创的一种文明, 其演进几千年来一脉相承,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影响着普通百姓生产生活过程, 关乎人民群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创造, 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文化应用价值。

摘要：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是中华儿女求新奋进的一个文化符号。扫尘祭灶体现了炎黄子孙爱好清洁、追求健康的可贵品质, 拜年文娱寄托了华夏儿女对新的一年的美好愿望, 祈望未来拥有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