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功能论文（精选4篇）
礼制功能论文 篇1
摘要：中国服饰的产生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服饰本身的功能也逐渐从实用过渡成为身份、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从最早的周公之礼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于官员和普通百姓着装的严格要求, 中国的服饰已经成为礼制制度的重要体现和载体, 本文从中国服饰发展过程中几个片段来论证礼制功能在服饰演变中过程中的变化和地位。
关键词：礼制,服饰,伦理
根据《史记》记载:“黄帝之前, 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 制衣服, 营殡葬, 万民故免存亡之难。”据考证, 在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 由于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的出现及养蚕业的发展, 开始出现了最早的衣服, 自黄帝开始, 服饰的功能逐渐完备, 夏商以后, 冠服制度初步建立, 西周时, 逐渐完备。周代后期, 由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特别是百家学说对服饰的完善有着一定的影响, 诸侯国间的衣冠服饰及风俗习惯上都开始有着明显的不同。并创造深衣。冠服制被纳入了“礼治”的范围, 成了礼仪的表现形式, 从此中国的衣冠服制更加详备。最初的服饰具备的功能较为简单, 御寒、遮羞是其主要的功能。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政权之后, 服饰的审美价值逐渐得以体现, 而随着国家政权的逐渐完善, 其伦理和等级功能又逐渐加强。
中国服饰的发展, 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 最初级的阶段就是实用功能为主的阶段, 《礼记·王制》称:“东方曰史, 披发文身;南方曰蛮, 雕题交趾;西方曰戎, 披发衣皮;北方曰狄, 衣羽穴居。”可以证实当时服饰的实用功能。这个阶段一直维持到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后期, 到西周建立之时, 由于周公旦的出现, 中国服饰的伦理功能及等级价值得以逐渐体现并得以加强。周公将盛行于夏、商时期的“礼”加以改善, 制定出了一套完备的礼仪规范, 称为周礼。周礼的范围也从祭祀仪式扩展到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礼仪场合。此时的“礼”已成为维护封建社会宗法血缘和伦理制度的一系列社会行为规范。西周这一套规范的礼制, 被儒家圣人孔子视为理想的制度形态。孔子在周游列国时, 极力强调“克己复礼”, 他主张的礼就是周礼。
服饰由实用性转向伦理功能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礼服制度的形成。周代是中国服饰制度逐步完善的时期。服饰制度最大的功用就是划分出社会的各个阶层, 保持统治者的权威性和特殊性, 也可以说是一种统治理念的体现。服饰的等级之别十分显著, 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贵贱之别, 望而知之”。受礼制严格约束的社会风尚, 渗透了严格的等级尊卑观念, 在中国服饰的发展过程中, 由于历代政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 礼制功能也有着不同的体现。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对伦理功能的强调比以前宽松一些, 尤其是对妇女的束缚相对较少, 因此女性之美也相应地呈现出了雍荣华贵、富丽堂皇的景象。唐代女子以丰腴的体态为美, 加上高耸的发髻, 曳地的长裙, 飘扬的披帛, 显得华丽大方, 充分体现了女性美的“盛唐气象”。唐代女性的打扮是中国历代女性中最为大胆和性感的。唐代女性着装极其自由, 宽袖窄袖、华服胡服、女装男装, 皆从其便。因此当时女子还盛行胡服打扮, 翻领窄袖长袍, 腰系皮带, 上挂各种金属饰件, 内穿条纹窄腿长裤, 这是典型的胡服, 而圆领窄袖长袍, 腰系皮带及金属饰件, 内穿窄腿长裤, 则是胡服的男装。
而到了明代, 不管是对于官员还是百姓, 国家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礼制功能被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位。文武官员服饰主要有朝服、祭服、公服、常服、赐服等。麒麟袍为官吏的朝服。这种服装所采用的质料和纹样, 按规定, 都有一定制度。《明史·舆服志》称:正德十三年, “赐群臣大红贮丝罗纱各一。其服色, 一品斗牛, 二品飞鱼, 三品蟒, 四五品麒麟, 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级皆与焉;唯部曹五品下不与。”并且明太祖朱元璋对农民与商人的服饰也有严格的不同规定。农夫的衣服可以用绸、纱、绢、布来做, 商人只能用绢、布, 而不得衣绸、纱之服, 到明武宗时, 增加一条禁令, 商人与贱民仆役、倡优不许穿用貂皮大衣, 它并不涉及农民, 显然农民有这个权利。各个朝代服饰制度表明, 各种身份的人, 百官、士人、农民、工匠、商人、士卒、隶役、倡优都有特定的衣服及其装饰品。
古代中国是个封建伦理道德格外发达的国家, 儒家的纲常礼教思想对人的束缚和限制特别严格, 服饰作为社会风尚的表现, 也深深地烙上了礼制文化的印痕。具体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为中国冠服制度的建立, 包括服饰形制、色彩、配饰等物质层面上的内容;二为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等精神层面的内容。
古代中国对于祭祀和红白喜事等活动场所的着衣装束也有相应的规定。祭祀天地, 在宗庙要着冕服;朝会之时着朝服;从戎要着军服;遭遇凶事时, 只能穿戴象征凶事的服饰;喜逢嘉事时, 相应只能穿戴嘉事的服饰。五礼的服饰从款式到色彩在诸多方面都有差别, 即使是同属一个礼类的服饰, 也会因为社会角色、地位的不同而彼此有一定的差别。人们在穿戴这些服饰时, 绝不能越礼犯忌, 否则“出礼即入刑”, “出礼”会受到“刑”的制裁。从唐代开始, 色彩纳入了礼制服装的范畴。而服饰上的图案则代表着长幼尊卑的概念, 最早通过纹饰和图案来弥补服饰简单的形制, 以区别等级之不足的, 当属装饰于冕服之上的十二纹章。此外, 从始于晚唐而盛于明、清的补子也是区别官衔的另一重要标志。可见, 因为礼仪要求不同的人相互之间需要做出标志等级的伦理区分, 这使得具有标志、区别便利的色彩、图案、饰佩等较多出现在了中国古代服饰中。
总而言之, 通过中国服饰的发展历程, 可以看出, 随着古代国家机器的逐步完善, 再加上儒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汉董仲舒和宋程朱理学对于儒家文化的历次改造, 中国的服饰不仅仅具备实用和审美的功能, 更多的情况下, 是古代礼制制度的载体, 呈现出来的是等级鲜明的礼制法典。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2]鸿宗.服饰[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3]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
[4]诸葛恺, 等.中国服饰文化的历程——文明的轮回[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2.
礼制功能论文 篇2
自秦始皇陵开始，寝殿成为帝陵的主要祭祀性建筑，它实际上就是商周时代的享堂。秦始皇陵寝殿平面仍为方形。西汉时代帝陵寝殿建筑平面由过去的方形变为长方形。这种平面形制的变化。似与仿照皇帝生前宫室有关。寝殿既为帝陵正殿，就要仿照皇宫大朝的前殿，汉代皇宫前殿建筑平面一般为长方形。
陵墓的祭祀性建筑，战国时代以前一般筑于墓上，秦东陵和秦始皇陵已将其移于墓侧，但仍在陵园之内。约从汉景帝阳陵开始，这类建筑建于陵园之外，东汉帝陵仍袭此制，并在陵前增加了石殿之类的建筑。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连年战乱，为避免盗掘，帝王陵墓流行“潜埋”方式，不立寝殿，不造园邑，
北魏冯太后的永固陵前建祠庙性质的永固石室，开始恢复秦汉陵寝制度，并作为陵墓的礼制建筑。
唐代诸帝陵一般于陵园之内，南门之北营筑献殿，亦称“寝殿”，这是陵园中的主要礼制建筑，是用于祭祀典礼的大殿。在陵园以南西侧，即陵区西南部修筑了下宫，亦称“寝宫”，“下宫”因位于山陵之下而得名。这是陵区宫人、官吏等守陵人居住的地方，也是供奉陵墓主人灵魂日常起居饮食之所。
北宋帝陵礼制建筑基本承袭唐制，其上宫即唐之献殿、汉之寝宫。宋代下官位于帝陵西北，这是依据当时的堪舆术选定的方位。南宋帝陵礼制建筑的上官和下官布局一改前制，安排在同一轴线之上。
《左传》外交活动体现的礼制 篇3
一、诸侯外交活动对“吉礼”的遵循
“吉礼”为五礼之冠, 主要是对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典礼。《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
在《左传·襄公九年》中, 晋为了报复郑亲近楚的行为, 率各诸侯军队前往郑国, 包围郑都, 并命诸侯军队做好长期围郑的准备。郑人决定求和, 各诸侯国同意郑人求和。在双方会盟中, 晋以多国大兵为后盾, 要挟郑“无条件”“唯晋是听”。面对这种高压行径, 郑人怒斥晋人:“天祸郑国, 使介居于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 而乱以要之, 使其鬼神不获歆其堙祀……”这是控诉大国争霸的罪恶, 他们使郑国夹在两个大国中间, 无端兵连祸接, 大国不对我们友好, 而以战乱逼迫我们结盟, 使我们的鬼神享受不到祭祀, 让我们的人民痛苦万端而又无从申诉。并提出郑只能“惟有礼于强, 可以庇民者是从”。此举令晋人颇感意外, 但又无理可言, 因为他们既对郑国无礼又不能庇佑郑人, 因此只能蛮横地要挟郑人改誓词, 但遭郑人反驳“昭大神要言焉, 若可改也, 大国亦可叛也”。当时人们敬天崇神, 在盟会上对天神的庄严誓词是不可更改的, 否则就是违礼, 如果违礼则国家就失去威信。郑人正是利用这点, 机智地向晋抗争, 把无条件投降说成了有条件服从, 从而维护了自己国家的尊严。
在《左传·僖公四年》“召陵之盟”中, 齐想称霸中原, 与楚展开斗争。齐率领诸侯国军队进入楚境, 楚王派使臣去质问, 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 寡人处南海, 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 女实征之, 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 东至于海, 西至于河, 南至于穆陵, 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 王祭不共, 无以缩酒, 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 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 寡君之罪也, 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 君其问诸水滨!”楚使臣代表楚王责问齐楚两国风马牛不相及, 您为何要“涉吾地?”管仲首先郑重指出, 早在太公时代, 遵照周室命令, 齐国在五侯九伯、东西南北的范围内都有权征讨, 因此伐楚是合法的。然后列举楚国两大罪状:一是不向周王进贡“包茅”, 严重影响周王祭祀, 二是周昭王南征而未能返回, 因此齐联军此来问罪名正言顺。因为祭祀在当时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影响周王的祭祀, 罪名很大, 楚使则很干脆地承认这一条, 并承诺“敢不共给”。
二、诸侯外交活动对“宾礼”的遵循
宾礼是接待宾客之礼。《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宾礼亲邦国。”这是讲天子与诸侯国以及诸侯国之间的往来交际之礼。宾礼包括“聘, 朝, 会, 盟”。诸侯派遣使者看望慰问周王叫“聘”;春季朝见周王叫“朝”;周王不定期地会合诸侯叫“会”;诸侯间发生了不和睦之事, 周天子为解决此事而会合诸侯国叫“盟”。“聘, 朝, 会, 盟”制度也被大国诸侯作为争霸斗争的一种手段而延续下来, 他们凭借强权, 举行以他们为主的“聘, 朝, 会, 盟”, 令弱小诸侯依附于他们。
在《左传·襄公二十二年》“郑人朝晋”中, 因郑国是四面受敌之国:西北与周王室相邻, 又夹在晋楚两大强国之间。晋、楚欲称霸中原, 郑国成为晋楚必争之地。郑国一方面臣服于晋国, 另一方面又贰于楚。襄公二十二年, 晋国令郑国朝见, 指责郑国事晋不力, 郑国子产历数了几件追随晋国之事:“即位八月……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 “寡君……遂帅群臣随于执事以会岁终”, “沮梁之明年·……公孙夏从寡君以朝于君。”“间二年……四月又朝。”一方面表示服于晋国, “不朝之间, 无岁不聘, 无役不从”, 不敢“忘职”, 另一方面也指责“大国政令无常”, 致使小国“国家罢病”, “无日不惕”。表明晋、郑关系欠佳, 责任全在晋国。子产巧妙运用自己符合宾礼的事实在两大强国间周旋, 维护了郑国的利益。
三、诸侯外交活动对“凶礼”的遵循
凶礼是哀悯、吊唁、忧患之礼。《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凶礼哀邦国之忧。”即用凶礼哀悼天下各国所遭遇的忧伤。凶礼包括用丧礼哀悼某国诸侯新丧死亡, 兄弟亲戚之国要依礼为之服丧, 以志哀悼, 还要派使者前往吊唁, 赠送助丧用的钱物等;用荒礼哀悼邻国发生饥馑和疫病, 这时周王和诸侯都要减少膳食、撤掉音乐或者直接贷给饥民粮食;用吊礼来哀悼邻国遭遇水火之灾, 这时邻近之国要派使者前往吊问;用禬礼哀悼某国战败, 其同盟国要会合起来筹集资财对它进行救助;如果某国遭受侵犯和寇乱, 其邻国要遣使慰问。
在《左传·鲁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中, 晋景公、厉公时期, 晋有四大强敌, 即秦、狄、齐、楚。齐已于鲁成公二年鞌之战中战败屈服, 鲁成公十二年晋于交刚大败狄人。现在晋只有打败秦, 才能专力对付楚。恰巧鲁成公十一年, 秦背秦晋令狐之盟, 联络狄楚夹击晋国。晋国利用该借口, 借周王派代表参与的威力, 邀集中原诸侯, 于鲁成公十三年三月, 假“王命”对秦发动了强大攻势。四月, 晋厉公派吕相去秦断绝两国关系。五月, 派栾书率领晋军及齐、鲁、宋、卫、郑等八国之师伐秦, 大败秦军于麻隧。吕相的绝交辞实际上是一篇为晋伐秦大造舆论的宣战书、讨秦檄文。他历数自穆公至桓公八十年间与晋交往中的种种“罪恶”, 说到晋国皆是功劳, 言己之是, 责人之非。其中, 吕相数次谈到“文公即世”, 秦穆公不仅不来吊唁, 反而趁晋新丧之机, 侵入晋崤地, 灭掉晋的附属国滑。当时是天子死后过七个月下葬, 所有的诸侯参加葬礼。诸侯死后过五个月下葬, 同盟的诸侯参加葬礼。大夫死后三个月下葬, 官位相等的人参加葬礼。士死后一个月下葬, 姻亲参加葬礼。赶在下葬之前向死者赠送助丧礼, 下葬后神位拆除前向生者吊丧。而这里文公即世, 秦穆公不仅不来吊唁、助丧, 继续两国友好关系、安定人民, 反而趁晋新丧之机, 侵入晋崤地, 灭掉晋的附属国滑, 这实在不符合礼的法则, 也成为吕相绝秦的最有力的借口。
四、诸侯外交活动对“军礼”的遵循
《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军礼同邦国。”即用军礼协同天下各国。军礼, 包括大师之礼、大均之礼、大田之礼、大役之礼、大封之礼五种。为调动国民为正义而战的热情, 天子亲自出征时而举行的大师之礼。由于当时社会出现“出则为兵, 入则为民”兵农合一的情况, 而制定意在平均赋税的大均之礼。天子诸侯为演习军事、检阅战车, 而亲自参加四时田猎的大田之礼。为营造宫邑、堤防等而根据民力的强弱分派任务役使民众的大役之礼。由于诸侯相互侵犯, 争夺领土, 使民众流离失所。当侵略方受征讨后, 要确认原有的疆界, 聚集失散的居民在疆界封土植树的大封之礼。
在《左传·成公二年》北方的两大诸侯齐、晋为争夺霸权爆发鞌之战, 齐顷公战败逃跑, 途中被晋将军司马韩厥追上。韩厥在准备俘虏齐顷公之前, 为示君臣之礼, 面对齐顷公再拜稽首, 恭敬地捧上酒杯, 献上璧玉, 并说:“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 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 属当戎行, 无所逃隐, 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 敢告不敏, 摄官承乏。”当时人们遵守礼节, 即使是在战场或军队驻地, 敌对的双方仍按军礼行事, 并未因对方战败而降低级别或减少礼数。这里韩厥在准备俘虏齐顷公之前仍行君臣之礼是按军礼行事的表现。
五、诸侯外交活动对“嘉礼”的遵循
嘉礼是和合人际关系、沟通、联络感情的礼仪。《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嘉礼亲万民。”嘉礼是按照人心之所善者制定的礼仪, 故称嘉礼。嘉礼主要内容有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飨燕之礼。
在《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 卫侯想复君位, 于是攻臣子孙林父统治的戚地, 孙林父委托晋国趁卫侯赴盟时将他拘禁。齐侯与郑伯为救他而来说情, 晋侯设宴招待他们, 并先在宴会上赋《诗·大雅·嘉乐》, 《嘉乐》是君主宴会群臣, 群臣歌功颂德的诗。这里取其“嘉乐君子, 显显令德。宜民宜人, 受禄于天”等句, 意即称颂齐郑两国国君有好的德行, 善于安民及善于用人。实际上是晋君已知来意, 却故意说奉承之语, “顾左右而言他”。于是国景子代齐侯赋《诗·小雅·蓼萧》, 《蓼萧》是诸侯在宴会中祝颂周王的诗。这里取“既见君子, 孔燕其弟, 令兄令弟”等句, 意即晋国与郑国如同兄弟, 请晋念及兄弟之情, 答应郑的要求。而子产代郑伯赋《诗·郑风·缁衣》取“适于之馆兮, 还于授之粲兮”等句意, 希望晋看在齐侯、郑伯亲自来求情而放了卫侯。晋侯还是置之不理, 并数说卫侯有罪。国景子又赋《诗·辔之柔矣》取其中“马之刚矣, 辔之柔矣, 马亦不刚, 辔亦不柔”的句意, 劝说晋君要像用柔软的笼头来控制刚烈的马一样来怀柔诸侯, 子产则赋《诗·郑风·将种子》取其“岂敢爱之, 畏之多言, 仲可怀也, 人之多言, 亦可畏也”句意, 责备晋侯不明事理, 作为臣子的孙林父拘禁其国君, 难道不怕别人议论吗?子产用诗暗示晋人欺君, 晋侯醒悟后“乃许归卫侯”。国景子和子产在飨燕场所通过赋诗言志彬彬有礼地实现自己的外交目的, 儒雅而温和地维持了良好的外交关系。
总之, 春秋时期, 虽然诸侯国之间征战侵伐不断, 周礼受到一定的影响和破坏, 但它仍然是人们活动的行为准则, 诸侯国外交活动表现出对吉礼、宾礼、凶礼、军礼、嘉礼的尊重和遵循。《左传》记载诸侯之间的外交活动, 反映了当时社会周朝礼制没有到“礼崩乐坏”被弃之不用的程度, 其实, 礼制在当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2]李梦生.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3]傅亚庶.论《左传》中的委婉语[J].东北师大学报 (社科) , 2002 (1) .
礼制功能论文 篇4
一、研究问题的缘起
秦礼制,即秦国时期的礼乐制度。其主要包含两大方面的内容:道德行为规范与礼仪制度,后者是前者行为表现中所引申出来的制度化内容。关于商鞅变法对秦礼制演变所带来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探讨,自汉代起,就开始有史学家对此进行探讨甚至是争论。其普遍的观点是,自秦国实行商鞅变法之后“,礼”开始在秦国逐渐衰落,直至消失。这一观点被历朝历代的史学家所认同[1]25。
根据一些出土的考古文物以及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例如 《史记》里面的“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利益,采挥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朗迁济济,依古以来。”以及《通典》的“秦平天下, 收其仪礼,归之咸阳,但採其尊君抑臣,以为时用。”《通典》里面所提及的“礼”所代表的就是秦国礼制的内容,这为当时秦国礼制的存在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资料。而根据秦朝之后的一些历史文献, 亦可以发现和秦国礼制相关内容的叙述,可见秦国礼制还对后世的礼乐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从商鞅变法这一特殊历史背景出发,对秦国礼制的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分析,帮助人们疏理秦代礼乐制度的发展以及演变的过程,以澄清“商鞅变法之后秦无礼”这一问题的答案。
二、商鞅变法期间秦国礼制的演变内容
1.君主礼仪的演变内容。秦代时期的君主礼仪主要包括祭祀制度和营国制度两大方面内容。秦孝公推行商鞅变法期间,君主礼仪制度有了明显的加强和完善。
祭祀制度在秦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礼仪活动。根据相关的文献资料来看,祭祀的程序和内容相当繁琐并且复杂。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畤祭,畤是古代祭祀天地五帝的固定处所。畤祭的形式和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秦国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畤祭最早出现于周朝,最初是为了让全国的民众表达对天上神灵的爱护和尊敬。由司马贞的《索隐》记载的“畤,止也,言神灵之所依止也。……谓为坛,以祭天也。”而当发展至秦朝时期,畤祭有了明显的变化和改革。畤祭的对象趋向于天子而非神灵,还专门建立了畤祭期间君王居住的住所。直至秦始皇时期,畤祭已经演变成为一个较为系统和固定的祭祀活动[2]63。
营国制度是先秦礼制又一个主要内容,起到维系周天子与各国诸侯之间等级的作用。根据秦国时期的历史文献可知,战国时期的秦国都城总共迁移八次之多,而推行商鞅变法的时候,帝都为栎阳、咸阳两个城市。咸阳在秦朝时期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它是商鞅变法最为主要的试行城市。作为秦朝八个都城之一,咸阳的地位毫无疑问是最高的。“惠王二十七年与若(张若)城成都, 周会二十里,高七丈……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迁徙置少城内城, 营广府舍,……与咸阳同制”。可知,秦国时期的帝都咸阳的城市布局是严格遵循当时的营国制度的。
2.士礼的演变内容。商鞅变法前后,秦国的士礼制度逐渐走向衰落,其主要体现在用鼎制度。自西周时期,用鼎制度就是礼乐制度的一大方面内容,用来表示使用者的身份和所拥有的权力大小。
商鞅变法期间,士大夫的用鼎规格有了明显的限制。战国中期的士大夫所使用的鼎规格一般是铜5鼎,而战国末年时期所出土的鼎一般都是铜2鼎甚至是铜1鼎,这反映出铜鼎在当时已经失去了象征地位高低的重要意义了,这也就为士大夫的身份和地位受到了限制提供了间接的证据[3]19。
另外,根据秦国时期所出土的一些墓葬文物中,没有发现铜制的食器。要知道,在战国中期时,用鼎制度中最为主要的部分就是食器和礼器的组合,而没有了食器,铜制的礼器组合也就失去了其根本的组合意义,如果从严格意义上来定义的话,缺乏食器的礼器组合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礼器。这间接反映出了秦国士礼制度的衰落,这和商鞅变法中所推行的社会阶层改革制度是有着重要的关联。“军功爵”是商鞅变法时期的一个实行内容,立下军功,无论你是出身低微的农民百姓,甚至是来自其他诸侯国的臣子或民众,都有资格接受爵位,并进入到社会上级阶层。这彻底打破了秦朝士大夫的受爵制度,让很多的平民也得以进入到社会上级阶层为国家效劳。
三、商鞅变法对秦礼制演变的影响
秦国推行商鞅变法之后,国家的经济得到高度发展,而秦国也因此成为一个具备强大实力的诸侯国。而通过上面的阐述,不可否认的是,秦礼制也在这个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商鞅变法在其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1.瓦解血缘宗法制度。商鞅变法内容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 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样一来, 秦国的血缘统治制度就被彻底瓦解了,而“属籍”一词喻示以地缘为联系的统治制度即将拉开帷幕。这喻示秦朝的士大夫们的所有地位权力分配都必须听命于君主,而非以往的等级划分。这样一来,公卿士大夫们想要行使自己权力之前,需要先获得皇帝的任命,而他们日常生活中所需的资金来源将通过中央朝廷以俸禄的形式发放。加上后来商鞅变法中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承认土地所有权能够归于劳动民众,与此同时对封建领地制度予以摧毁, , 这在根本上重重打击了原有的血缘宗法制度,进而进一步完善了秦朝封建国家机制,为完善秦国封建专制主义行政机构打下坚实的基础[4]73。
2.开创帝制礼制。当时的秦国处于这么一个政治统治局势:因为不同社会阶层的存在,彼此相互排斥的阶层日趋复杂和分化, , 进而影响了整个国家中央的统治实力。这种貌合神离的政治局势使得秦国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形同虚设,得不到有效的施展,给中央集权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而实行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有了空前的提高。作为一个在秦国历史舞台上活跃了一百多年的发展策略,商鞅变法对君主权力的影响和作用无疑是空前绝后的。在这期间,无论是君主礼仪制度,包括祭祀制度、营国制度、陵寝制度等,还是细微至国君的更衣冠制度等, , 都得到了明显的强化。
自秦始皇统一六个国家,完成春秋大业之后,由于广受其影响, , 大多数的秦人有着较重的求胜心理和功利心,在面对一些诸如儒家思想文化这样的传统封建思想文化的时候,大多表现出排斥和漠然的态度。然而在秦始皇统一国家后,却无形中为秦国注入了来自其他六个国家的文化,并在其发展过程中,秦国的民众被东方六国的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这和当时正在推行的商鞅变法是分不开的。 。 秦国统一之后的礼乐制度改革的时候同时也融入了当时其他六个国家礼制的合理部分,因此形成一套新的秦国礼乐制度。加之当时商鞅变法里“重农抑商”政策的大力推行,经济实力的大幅度提高,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秦国中央集权的形成。从这方面上说,商鞅变法的实行,让秦朝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帝制制度[5]62。
3.礼制趋向简洁和实用。从战国中期到晚期期间,商鞅变法实行前后的秦国墓葬中出土的文献资料中显示,秦国礼制的内容和形式在商鞅变法期间有着十分明显的改变。历朝历代的国家里面,秦朝是一个凡事十分讲究实用和效率的国家。而这一点在商鞅变法的推行和收到的成效中也有所体现。战国时期,秦国礼制和其他六个诸侯国的礼制相比较,不难发现,秦国礼制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分类上都愈来愈趋向实用和简单。就拿商鞅变法里面的“军功爵”一点来说,列国在授予爵位时,需要根据其所处的社会阶层以及地位来制定,而在实行变法之后的秦国,只需要这个人立过军功,无论是出自什么身份地位,甚至是来自六国的客卿大臣或者农民,都可以有资格被君主赐予爵位。并且,为了达到最大程度上的公平,爵位的等级大小会和立军功者作出的贡献成比例。军功爵的推行,形象反映了秦礼制趋向实用简洁的演变趋势。也为后来朝代爵位授予制度开创了先河。
商鞅变法本质上是一套较为完全的发展策略, 其对于当时的国家甚至是战国时期的意义是非同一般的。通过前面对商鞅变法对秦礼制演变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一个较为系统的分析探讨,可以得知,推行商鞅变法的前后,秦国礼制是有着较为明显的变化以及发展的。商鞅变法期间,秦礼制在延续已有的合理条例的基础上,还继续探索新的礼制,使得秦国礼制不断走向合理化和系统化。而秦礼制这一演变过程,也给后来朝代礼制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变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摘要：商鞅变法在作用于秦朝的经济社会的时候,同时也对秦国礼制的发展以及演变带来了影响,史学界始终坚持商鞅变法背离秦国礼制这么一个观点。现笔者将通过参考相关的历史文献以及考古资料,探究商鞅变法给秦礼制的发展与演变带来了哪些影响。
关键词：商鞅变法,秦礼制,演变,影响
参考文献
[1]曹建敦,郭江珍.近代以来礼制起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6).
[2]王兵,张征,试论庄子学派与宋玉的亲缘关系[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1).
[3]袁刚.隋朝监察制度述论[J].北京大学学报,1999(6).
[4]张强.道德伦理的政治化与秦汉统治术[J].北京大学学报,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