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精选11篇）

口述历史 篇1

口述史学, 由美国人乔·古尔德于1942年提出。使用口述方法从事历史研究由来已久。西方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东方则有司马迁的《史记》。现代口述史学一般以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口述历史研究室为开端。

严格意义的口述历史概念:有录音记录 (包括手记、照片、实物、录像等) ;有完善的就历史发展有意义的事件或人物的研究计划;有训练有素的访谈者;按学术规范的整理、分类和保存, 主要依据此进行的学术研究。与以往的口述资料相比较, 口述历史更强调技术手段的提高与学术规范的严谨, 特别是关于录音机使用的争论。口述历史强调在采访前, 必须对以往历史记载及回忆进行全面的了解、分析, 采访依据严格的学术规范, 建立完整的档案, 强调对历史发展解释的完整性。

唐德刚在其《文学与口述历史》中对口述历史的撰写规律交待得很清楚, “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 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 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

做口述历史需注意以下几点:

一、口述对象的选择

选择在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作为访谈对象作口述历史, 是比较合适的。尤其是唐德刚所选的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等都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政治人物, 世人皆知。本书的成功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选取的口述者的地位特殊、经历曲折, 而且对中国近代史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翻开中国的当代史, 张学良先后两度在历史关键时刻, 在国家统一和抗日救亡的大是大非问题上, 做出正确和果断的决定, 力挽狂澜。

二、口述前期准备工作

再对口述对象进行访谈前, 应该对其进行一定的背景了解。比如他的生平事迹, 他的著作、日记, 如果有自传, 那是再好不过了。在此过程中, 形成对访谈对象的大致印象, 并记录在准备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整理成访谈记录。如唐德刚在确定胡适为研究对象后:“我计划的第一步是把胡氏有关他的自传著作《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 历年日记以及其他零星散文排个队, 并择要整编一番;第二步我再以访问方式来填补这些著作的空白做出个详细的胡适年 (日) 谱。”相比于《胡适口述自传》而言, 笔者认为《张学良口述历史》在这方面所做的准备不足, 不过考虑到当时唐德刚和张学良均年事已高, 时间仓促, 加上张学良并不像胡适受过良好的史学训练, 故情有可原。

三、谈话过程与技巧

做口述史, 谈话前的环境评估, 明确谈话人的权利与责任;进入谈话时把握主题;谈话时的必要提示和要求澄清;多提叙述性问题, 少提判断性问题;掌握时间进度;总结与征集材料。唐德刚在为李宗仁写口述史的时候, 正值李宗仁“赋闲”, 唐德刚所准备的访谈内容, 又正好符合李宗仁的口味, 两人一拍即合, 据说他们有一天一直聊到深夜, 这种氛围的营造, 往往有利于被访谈者敞开心扉, 这样有可能获得具有价值且世人罕见的史料。

四、资料后期的保存与使用规则

在谈话后要整理和保存录音的文字整理、必要的追踪访问, 要把资料归档并要注意材料的保存与使用规则, 最后才是研究与出版。

口述材料不仅有一般史料的特点, 还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记录有被访者的记忆与失忆情况, 有利于进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观察。第二、在准备上, 包括采访前后两个环节, 材料的目的性更为明确。第三、在考订上, 有助于区分历史史实与个人创造。

在历史研究的材料中, 档案文献资料居主要位置, 除去其为过去历史的记录, 以及历史的不可重复性之外, 还具有不受后续事件影响的稳定性。但档案文献有时也可能是不完全、不正确、甚至造假欺瞒, 最为典型的是官方档案, 世界各国政府都普遍存在文件造假。报刊资料也有类似的现象。日记、信件、自传等材料, 也有可能由于作者的偏见或者有意识的制造, 出现错误和模糊, 特别是精英人物若考虑到日后有可能出版, 在写作时就会有意识将自己塑造成为典范。

除了对历史名人的口述史的研究, 我们也注意到今天口述史逐渐向“平民化”转型, 意味着当代史学已经脱离高不可攀的研究, 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间视角发掘史实, 同时“口述史”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为史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大门, 也为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提供了新途径。

参考文献

[1][美]唐德刚.史学与文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3.

[2][美]唐德刚.胡适杂忆[M].华文出版社, 1990:206.

口述历史 篇2

口述历史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学界的一个热点与亮点，口述历史有助于普通民众书写历史，展示历史叙事的多元性，有助于深入认识人类思维及叙说方式的特质，中国当代口述历史抢救和创造了鲜活史料，弥补了文献历史的缺漏与局限，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可能。

【摘要】口述历史近年来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新方法，也成为媒体和图书市场上出现的新标签。但是，以问答形式出现的文章或影像都是口述历史吗？口述历史访谈与新闻采访有何异同？本文对口述历史研究与新闻传播的互动关系进行梳理，从人物关系、工作方法、职业伦理道德以及具体的提问方式、价值判断标准等方面，对新闻采访与口述历史访谈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进行比较。

一、口述历史与新闻传播的关系

国外学者认为最早的历史记录都是口述历史，但现代口述历史始于上世纪40年代，并直接受益于传播学的兴起。从物质条件上看，它依赖于现代传播技术。录音是现代口述历史研究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录音技术特别是便携式录音机的出现，现代口述历史便不存在。近年来飞速发展的数字化影音技术更让口述历史研究如虎添翼。

口述历史研究与新闻业关系密切，美国最早的口述历史学者艾伦·内文斯就曾是一名新闻工作者。1948年，艾伦·内文斯于哥伦比亚大学创立第一座口述历史档案馆，开始进行“有系统地从还活着的美国风云人物口中和文件上，套取他们最近60年来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全部记录”。这被认为是现代口述历史研究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正是由于这种渊源，口述历史在访谈方法、人物对象选择等诸多方面与新闻报道有相似之处。

口述历史研究者在访谈中直接借用新闻采访的现成经验。曾任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会长的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写了一本《大家都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其中关于“如何提出尴尬问题”等访谈技巧主要借鉴名记者的采访方法。口述历史访谈强调与受访者建立良好关系，要求访谈者尽可能倾听被访者的谈话，这些有助于提高访谈质量的基本方法和观念大都来自于新闻采访。

二、新闻采访与口述历史定义

（一）关于新闻采访 新闻采访，是为搜集新闻素材、撰写新闻稿件而进行的调查研究活动。采访是新闻的前提和基础，记者每写一篇稿件.都要首先进行采访活动。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麦尔文•曼切尔的定义，新闻采访是一个通过观察、推理和核实而进行的采集事实的过程。这些事实组织在一个新闻报道中，就可以给读者和听众一个关于某事件的完整的说明。记者的工作就是寻找隐藏在表层之下的真相。

（二）关于口述历史

20世纪40年代,具有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在美国产生,六七十年代在欧洲和其他许多国家得到广泛利用。近年来,口述史越来越被中国大陆史学界所重视。口述史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口述史学能否作为历史学一个分支学科尚待实践和研究。如果仅仅作为一种方法,口述史方法应当具备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史学家搜集史料的方法;其二,史学家利用口述史料撰写历史的方法。①如司马迁的《史记》,就 是依据大量实地考察得到的口述访谈资料与丰富的文献记载相互引证而撰写的。在古希腊时期,“历史”一词的含义就是“根据事件目击者所做的证词去推究事实真相”②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在《大家都来做口述历史》一书中说：“那些能够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是口述历史的核心。简言之，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指的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向受访者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记录下彼此的问与答。”口述史最大的特点是“拿来主义”,基本上是原汁原味地把口述内容用文字反 映出来,并冠名以“口述史”。③

三、新闻采访与口述历史的异同

（一）相同点

二者都为探求“真相”，都以调查方式工作，口述历史访谈与新闻记者采访相似，也是向对象进行采访，然后把采访所得的材料进行整理。有以下的相似点

1、事件、人物与访谈对象

口述的叙述对象是人物和事件。口述历史访谈也相应地分为以人为主和以事件为主两大类。以人为主者，或是个人叙述一生或一段经历者，对于访谈中这一对人物，口述历史界称之为“访谈者”和“受访者”，新闻界称之为“采访者”和“被 ①②梁景和，王胜《关于口述史的思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里特尔.历史学概念辞典(W.Ritter,Dictionary of Concepts inHistory)[Z].纽约,1986.③梁景和，王胜《关于口述史的思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采访对象”。名词不同，角色却极为相似：一个设计问题、提出问题，一个回答问题；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口述历史访谈与新闻采访都严重依赖采访对象的话语，但口述历史的依赖程度显然更大，因为新闻记者在对方不开口的情况下还可以观察采访。

2、目的相同——寻求真相

真实是口述历史的价值所在。口述历史要求的真实，不仅仅是口述访谈录音整理的“真实”，更重要的是受访者所口述的“历史内容”的真实。后者显然远比前者更重要。因此，整理访谈录音无论再“真实”、再“原汁原味”，也无法保证口述“历史内容”的真实；口述历史的真实与否，主要取决于受访者口述“历史内容”的真实与否，而不完全决定于整理者是否忠实于访谈录音。要求受访者所讲的一切都符合“客观事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口述者无意作伪造假，而是抱着实话实说的真诚，但因为其当时的见闻条件、历时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必然失真、以及不可能不加进的主观因素等，对历史事件的忆述也不可能符合已逝的客观真实。有人说：“口述中包含各种不真实成分，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二者都以忠实记录为最高标准，都认为正在书写历史或记录历史，都试图颠覆人们已经形成的固有认识，向读者揭示一个原本不被知晓的真相。因此，它们在获取信息的手段上有很大相似性，都采取了面对面访谈、资料搜索等方式。

口述历史的访谈者也是“发问专家”，也要事先精心准备，罗列问题提纲。他们也要取得受访者的信任，让受访者以坦诚的态度讲真话。二者都要与采访对象进行沟通，打破彼此间的陌生感。

新闻采访要对信息核实，口述历史访谈也要去伪存真。唐德刚为李宗仁做口述传记《李宗仁回忆录》时曾查阅了大量资料，证明李宗仁所说的某个细节是错误的，李宗仁看到佐证后不得不承认记忆有误。口述历史的作品并非有言必录，按照唐德刚的看法，口述访谈所获得的信息只能在最后的作品占一半或三分之一的比重。

3.职业伦理道德相似

在职业伦理道德方面，二者都要求尊重受访者、保护受访者个人隐私或其他利益不受侵害。口述历史工作者在与受访者签订的协议中明确标出哪些内容是目前不能发表的以及发表的时限，并承诺在一定情况下隐匿受访者姓名。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口述历史协会都有详细的工作手册，其中重要内容是访谈者对受访者应尽的义务。

新闻采访也遵循类似规则，如果被采访对象不愿意公布某事（对犯罪新闻的揭露性报道除外）要尊重对方的选择，在法制报道中要保护未成年人„„为了保护被采访对象可以采用匿名消息来源的形式，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水门事件”报道中将重要线人化名“深喉”，其真实身份和名字一直被保密。

（四）、新闻采访与口述历史的差异点

尽管口述历史访谈与新闻采访有诸多相似之处，但记者与口述历史工作者之间却不能划等号。口述历史有一整套规则与标准，只有符合规则的访谈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所以，大量的电视访谈类节目并非口述历史。

1、时效性方面

新闻采访关注刚刚发生的事情或者早已发生但未被了解的事情，时效性是新闻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而口述历史则相反——更关注过去的事情，访谈者要有足够耐心倾听被访者讲述几十年前的故事。

关于被访者，新闻采访更关注名人，强调受访者的“异常性”。在新闻的“数学公式”中，名人+平常事=新闻，普通人+不寻常事=新闻，但普通人+普通事=0。而口述历史不仅仅关注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更关注普通人在某一历史时期的生活命运，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中被访对象多是文革中的普通人。关注普通人是口述历史的重要特征，也是口述历史研究与以往文献研究之间的重要区别，它让没有话语权的弱者说话。笔者对伪满洲国时期作家进行访谈，他们大多因为受审查等原因长期失去发表文字的权利，是不能“发声”的弱者。

2、时间安排也不同

口述历史访谈的目的是抢救活态信息，探究历史真相，是从学术研究角度拟定问题提纲。新闻报道讲究速战速决，记者对于信息挖掘的深入程度与预先确定的报道篇幅、报道形式有直接关系。除调查性报道外，新闻采访都有很强的时间限制，提问针对性强，直接目的是为完成报道任务。而口述历史的访谈则可以从容进行，针对一个人物的访问一般是几天、几周甚至更久，访谈者的态度是多多益善。

3、采访过程的不同

记录方式不同。录音，对于口述历史访谈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而对于新闻采访来说则是可选择性的。在日常的新闻采访中，记者一般都不录音，或者录了音也没有时间整理文本。而口述历史的标志就是以录音或录像记录谈话，如果没有留下影音资料而仅仅是笔录，一般不能称为口述历史。对于访谈的原始记录，记者以个人方式保管（是否长期保存全凭自愿），而口述历史学者以档案管理的方式长期保存。在新闻采访中，记者一般不让采访对象漫谈，而口述历史访谈则让对方尽情述说。新闻采访是一问一答，记者要进行大量的追问。而口述历史以受访者讲述为主，访谈者以眼神与对方沟通、很少插话。

4、采访提纲设计不同

二者在问题设计方面也大不相同。口述历史是“过去时”的，要求受访者回忆多年以前的事情；而新闻报道是“现在时”的，要求采访对象讲述刚刚发生的事情。口述历史访谈多以人物为中心——研究受访者的“生命史”（即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者王铭铭提出的“人生史”研究），而新闻采访多以事件为中心。新闻采访的提纲针对性很强，而口述历史的采访提纲比较宽泛。

对于受访者所掌握的大量情况，新闻记者只要其中一部分，而口述历史访谈者则想要全部。

5.对信息的处理方式不同

《张学良口述历史》等 篇3

《杨虎城大传》

最近，市面上出版了两种有关杨虎城将军的传记：一本是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所写的回忆录《往事》，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杨虎城将军之孙、杨拯民之子杨瀚所写的《杨虎城大传》，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杨拯民的回忆录是在病榻上写成的，有些要说的话没来得及尽说，况且他也是我党的高级干部，在叙述过程中也要注意政策的把握。相比较之下，杨瀚的《大传》就更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他有精力去做大量的采访和调研，搜集资料和图片，因而也就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一些真知灼见的阐述，一些相关的历史事件，160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等等，也随着历史的进步被挖掘出来，因此也更深刻、更完整、更翔实地记述了杨虎城将军英雄悲壮的一生。

《感悟世界》

这是茅于轼先生2007年收获的新的经济观。他在这部书里对市场经济国家做了一个界定：个人的人生目标是享受人生。全社会、国家、全世界的目标也是享受人生。所不同的只是不但自己享受，而且帮助别人享受。这部书里听讨论的问题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关，比如：城市堵车的问题。有限资源会不会影响人类发展的问题。钱赚多了，可快乐没增加那么多，毛病出在哪里。等等。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人生的问题、世界的问题。

《故事》

有人说他是中国文人的最后世家；有人说他是西洋绅士的东方显影。他歉难同意，笑笑说了声：“最要紧的是有种，唱高调是放屁!”这就是董桥。看董桥的文章其实就是在看文人雅集的情趣，要慢慢地品个中滋味。他最近出版的《故事》，就是这样的—本书。—件古董、一幅字画、一个玩物、一纸尺牍……林林总总集成一册，每个物件都配了一张原件的图片，每张图片都能钩出一个清雅的故事来。读这样的书切忌一口气读完，把它作为茶余饭后放松心情时的消遣，一天读个两三段足矣。喜欢文人的可以从中了解一段往事，喜欢古董的可以从中学点“长眼”的本事。

《没有不可能——再造阿迪达斯》

“没有不可能(Impossible is nothing)”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阿迪达斯著名品牌的广告语。在运动品牌中，没有其他任何品牌有阿迪达斯这样的传统和辉煌。那个靓丽的三条纹标识已经渗透到今天的大众流行文化之中。你可知道，在这个辉煌的背后，曾经有过六年的时间，阿迪达斯因为设计平庸、缺乏远见而无人问津。这个曾经急剧滑坡，奄奄一息的品牌如何艰难生存、再度崛起?本书是基于对阿迪达斯员工采访的第一手资料，给你讲述了一个商业史上伟大的复兴故事。凭借新颖的理念、精明的营销和有力的领导，阿迪达斯人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和荣耀。

《昆虫征服世界》

藏族口述历史记忆浅析 篇4

关键词：藏族,口述历史,记忆,价值

口述历史记忆的精髓在于“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藏族口述历史承载着藏民族的集体记忆,通过藏族口述历史记忆不仅可以追溯族群的起源及其历史流变,并且可以诠释当前社会群体各阶层的认同与区分。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书面文化的强势占据以及各种新兴媒介的大众文化面前,藏族口承文化面临着断层失传的危境。例如,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简称《格萨尔》),一直以来都是依靠民间说唱艺人以口述形式进行传承,但是随着老艺人的相继辞世以及现代化造成的对传统文化语境的消解“,人亡歌息”的局面已经出现。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发掘和保护亟待引起重视,而由此产生的使命感和紧迫性则建立在我们对藏族口述历史记忆内涵的理解以及对其价值的科学审视上。

一、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产生及发展

从藏族历史文化发展来看,口述历史记忆的产生及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根源“:三种教法”。最早的藏族口承文化可追溯到上古时期,以“仲”“、德乌”和“苯”三种教法为主要代表。这三种教法最大的特点便是以“口述”形式为主要传承方式,它们被认为是古代藏族智慧的集中表达。按照西方学者罗姆菲尔德和丢恩的观点:口头传承的中心概念是智慧,在古代藏族观念中,拥有口述能力则被认为是“智慧”的象征[1]108。其中,“仲”,即寓言、神话和故事,主要以口述的形式讲述赞普的世系以及为君之道,并广泛流传于民间“;德乌”,意为“谜语、隐语”或“预言”,常被视作一种开启智慧之门的口承技艺[2]86“;苯”,含有“吟唱”“、吟诵”“、祈请”或“默诵”咒语之意[3]104。“仲”“、德乌”和“苯”可分别由故事师、谜语师和苯教师来传授故事寓言、谜语、隐语和神谕王命,其传承形式一律为口传。“三种教法”不仅体现了远古时期藏民族的原始宗教观和自然观,而且长期以来被视作藏族统治者护持国政的三大支柱[4]152,同时也是藏族口承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根源。

2.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延伸。继上古时期藏族“三种教法”之后,勤劳智慧的藏族人民继承并发展了口述传统,藏族口述历史记忆得到进一步延伸。随着“仲”和“德乌”在民间不断流传发展,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民歌、谜歌、诗歌、格言、谚语和民间故事等,推动了藏族民间口承文化的发展,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堪称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它将藏族口述传统推向了另一个巅峰[5]75。《格萨尔》是对“仲”的继承和发展,世代以来以民间艺人的口述为主要表达方式,通过口述的方式,使藏族宏伟的历史画面得以重现。不同于正统藏族贵族和统治阶级的主流文化,《格萨尔》存在的基础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底层民众,这种口述历史镌刻的是藏族底层民众的文化印记,表达的是来自藏族普通民众的心声,而这正是和现代口述历史强调的“弱势群体“”边缘化群体”的普通大众历史相契合,因此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和内涵。

3.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丰富和发展。在对传统口述历史记忆进行不断沿袭的过程中,现代藏族口述历史记忆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主要包括各种神话、传说、歌谣、民间故事、史诗和戏剧作品等,按照文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口头叙事,包括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二是民间诗歌、谚语、谜语等;三是综合性的叙事、抒情、歌舞,具有较多口述性质的是民间说唱和藏戏等[6]41。这些口述历史记忆以生动的口述语言记录了藏族不同历史阶段、居住地区、社会阶层的政治动向、经济生活、思想境界、风土人情、民族关系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西藏社会的现实,如反映藏汉政治文化交流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反映藏族机智和勇敢的民间故事《巧抗酥油差》以及揭露黑暗农奴制度下不合理婚恋制度的《茶和盐的故事》等[7]5。

现代口述历史赋予了藏族口述历史记忆更为深刻的内涵表达,它不仅是对口述传统文化的继承,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它更侧重于搜集藏族普通民众对历史的记忆,通过记录西藏历史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从而展现更为丰富的藏族历史。如美国著名藏学家梅·戈尔斯坦所著的《喇嘛王国的覆灭》,在成书过程中就相当重视对口述资料的搜集和使用,不仅对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进行了口述访谈,而且大量征引拉萨街头口传的政治民谣入史,使其成为西方研究西藏现代史的权威性著作[8]1。而杨恩洪的《藏族妇女口述史》则主要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收集并记录了西藏妇女在解放前后的地位变迁、参政和就业情况等历史记忆,打破了一直以来藏族历史研究中“女性的沉默”,使藏族口述历史记忆融入了女性的声音[9]4。

综上可见,藏族一直以来都有着优良的口述传统,这些口述历史记忆不仅向我们展现了藏族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同时也是广大藏族人民心声和诉求的表达,通过这些口述历史记忆,可以帮助我们倾听来自雪域高原的声音。

二、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价值

1.凭证价值。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作为凭证,而口述历史记忆是获取口述史料的主要来源。梁启超在谈到治史方法时曾言“: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在文字记录以外者,此项史料之性质,可略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实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10]68说明在历史研究中“口碑”史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作为口述凭证的藏族口述历史记忆有助于弥补正史的不足,为藏学研究提供更为鲜活和真实的历史资料,打破历史叙述的一元性和垄断性,多维度地展现藏族历史渊源和社会发展变迁的轨迹。进入21世纪,学者们对传统历史研究中的“文献史料观”产生了质疑和反思,正如王明珂所言“: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以文字记录保存的‘史料’,只是这些‘过去事实’中很小的一部分。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与虚构的‘过去’。因此一篇文字史料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正确地说,它们是在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11]139这种文字记录所代表的“主观性”及“阶级性”逐渐被历史学家所摒弃,史学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口述资料的发掘。而一直以来西藏历史研究多以贵族、统治阶级的历史研究为主流,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多是“上层社会历史”和“精英历史”,不识文字者被剥夺了历史话语权“,历史的过程”变成了“书写的过程”;而藏族口述历史记忆更多的是代表了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声音,如普通牧民、老人、妇女等,它为我们呈现的则是一部更为广泛的“草根历史”,从而更能体现藏族社会历史的真实性。因此,通过藏族口述历史记忆,可以使我们脱离历史文献的束缚,得以接触藏族更为多元的、边缘化的历史记忆。

2.文化价值。美国文化学家爱尔乌德在其《文化进化论》一书里写道“:文化是由传递而普遍遗留下去的,并且渐次连接于语言媒介的团体传说中。因此,文化在团体中,是一种累积的东西,而文化之对于个人则是一种和同伴交互影响后,所获得或学习的思想行动的习惯。”[12]11可见,文化不仅是一个族群共同体的必然结果,而且对于个体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而文化生存特点之一便是“传承”,口述历史记忆正好体现了这一点。对于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文化价值可以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以及维护文化多样性两个维度来进行审视。一方面,藏族口述历史记忆有利于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正式通过建立“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作品”的决议,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规定了“口述表达”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应得到保护;2004年中国成为缔约国,并于2005年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规定“口头传说”“、口述传统”为“非遗”保护的对象[13]124。而“口头传承”是西藏口承文化延续的最重要的方式,藏族口承文化是藏族活态文化的体现,具有口述历史性质的《格萨尔》、藏戏已经被列入西藏非遗保护的名录之列。另一方面,藏族口述历史记忆有助于维护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性,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看,各少数民族形成了千姿百态、独具个性的民族文化,使人类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发展特征。藏族口述历史是藏族社会集体记忆的表达,承载的是藏族文化的精髓,彰显着藏族的民族精神和个性,这种特性充实并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格局的文化状态。此外,通过对藏民族口述历史记忆的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藏族与其他民族文化交融历史与生存状态,从而对民族心理、性格和精神的文化要素以及文化理念、文化传承的历史作出更为客观真实的分析。

3.民族身份认同价值。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语境下,民族文化出现了一种身份的焦虑,即:因文化交融而带来文化的趋同性,从而导致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消失。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族虚无化的生存状态,藏族经受着族群共同体认同的危机。藏族口述历史记忆是藏族文化的主要承载方式,有利于维护民族身份认同。首先,从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特点来看,口述历史记忆是藏民族心理及文化的表达,不同于传统的书面表达,通过口述的方式可以更为清晰地呈现这些内在的、隐性的、深藏的或潜意识的民族精神因子;其次,藏族口述历史记忆作为藏族历史和文化的承载体,是藏族族群独特个性的表征。藏族口述历史记录的是藏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在与其他文化交融的过程中有利于自觉维护藏族的文化根性;再次,民族身份认同实质上是一个“理解”的过程,口述历史记忆正是通过“口述”这一动态过程使得族群在理解当中去追溯和探寻民族族源,通过口述的过程来维系民族根基性的情感,从而确定民族的身份。在藏族社会发展中,口述历史记忆在塑造民族身份的伟大工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藏族族源神话《猕猴与岩罗刹女繁衍人类》、《姐弟成亲》诉说了藏族的来历,而《格萨尔》长期以来都被视作藏族人民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史诗所传达的自强不息和英雄主义,以及“真”“、善”“、美”的理念不断重塑着藏族人民的形象。由此可见,藏族口述历史记忆可以增强藏民族族群内部的凝聚力,有利于形成藏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民族心理,在维护民族身份认同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琐议 篇5

文史资料是一个新时代的创举

众所周知，人民政协所特有的文史资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所首创而建立起来的，经过40多年的摸索、总结、完善、提高，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新事物之一，成为各级人民政协所独有的、我们国家的辉煌事业之一。

按照周恩来总理当年倡导文史资料的指示要求，遍布全国各地的文史资料，不仅对戊戌以来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社会变动和历史事件，以“三亲”的形式，从一个侧面进行了记录，作为正史研究的参考或补充，起到了存史的作用；而且，也因其名人、名事同时造就了一大批非常有可渎性、吸引广大读者人群的出版物，发挥了或正在发挥着资政、育人的作用。历史的进程，使文史资料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门类。所以说，文史资料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与时俱进思想的时代性和实践性的结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时代创举。

“文史资料”作为一个专用词语，为我党在建国之后所初创。事实上，对历史资料的积累，是社会上早就普遍存在着的，只不过所称词语、所用形式有所不同而已。比如“口述历史”，就是一种以“三亲”形式记录历史资料的重要方式。

对口述历史的历史追溯

口述历史，有人称其为口述技巧。把它用在史学研究与创作方面，在我国，可以追溯到太史公司马迁。他在撰写《史记》时，曾“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此后，在官修历史的原则下，升斗小民的事迹逐渐受到漠视。口述历史只能在地方州、县志中发挥作用。20世纪初，口述历史在有的国家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到50年代，即形成补充“正史”的一支重要内容和力量。比如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博士、学者陶德刚教授，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部口述史的创始人之一。这所大学成立了口述历史的专门机构，近年来出版了有关我国的多种口述历史，甚为可观。2003年，由我国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的《张学良世纪传奇》上、下两卷，就是由陶德刚访录的口述实录，备受国内外人士欢迎。

新加坡的口述历史活动，兴起于1960年。1979年底，新加坡政府设立了口述历史组，有系统地收集近代新加坡史的资料。该国还成立了一个由学术界、官方与私人组成的口述历史馆性质的机构，负责口述历史工作的谘询、指导、辅导、研究、推广等事宜。该馆的资料颇受英、美、法、澳、日本、加拿大等国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家的重视。

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国人对口述历史亦备加关注并逐渐重视。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同出一辙而形式有异，40多年来，组织迅速发展，出版成就斐然，贡献甚为突出，国内颇受欢迎，国际友人亦甚为欣赏。近些年来，有些高校和专业研究部门成立了口述历史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也陆续出版了一批口述史料的著作。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了一套“口述传记”丛书，已出版了《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几种传记。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师哲的《我的一生》，也是比较重要的口述传记作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启动了定期出版的《口述历史》丛书，每三个月出一辑，20万宇左右，第一辑已于2003年秋问世；同时还不定期出版《口述自传丛书》，已有《舒芜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和《黄药眠口述自传》问世。也有一些省、市级的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批口述历史性质的书卷。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一套《世纪老人的话》，共分严济慈、张岱年、臧克家、任继愈、张中行、季羡林、钟敬文、王大珩、贾兰坡、吴祖光十卷，均为本人口述历史。《人民政协报》的《春秋周刊》也于今年4月辟设了“口述”专栏。客观性强，价值甚高，字号较大，装帧质朴，读之兴味甚浓，颇受教益。

1987年，香港学术界在“香港学”的研究中成立了以《香港人及其生活》为主题的口述历史计划执行小组。由香港博物馆牵头，以一名全职研究员及三名兼职研究助理参与，香港大学历史系香港历史研究室主任冼玉仪博士任顾问，指导口述历史的进行。

在台湾，所谓的“中央研究院”也成立了“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编辑委员会”，不定期地出版大32开书本形式的《口述历史》，还继续出版了《口述历史丛书》，如白崇禧、戢翼翘、郭廷以等20余人，每人一册的“访问纪录”。

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之异同

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却具有异曲同工的实质，二者有着共同的优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三亲”的特点。也就是周恩来在谈文史资料工作时所要求的“一代人能把自己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东西留给后代，留给社会”。这种“亲历、亲见、亲闻”史料，不论是本人亲手撰写的，还是本人亲自口述的录音，或由别人整理的文字东西，二者是相同的。

文史资料和口述历史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特点，就是其目的都是在为历史的研究起到其他史料不可替代的资料作用。也就是说，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对于同一事件，可以有从不同角度的回忆与评价，然后通过讨论，使它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补“正史”之不足，甚至有的还可以纠正“正史”的某些错误。因为，人们在对社会历史的研究过程中认识到：单凭文件研究历史，局限性很大。有许多重要事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许多重要档案尚未完全开放，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不得随意查阅。有些“正史”经过史官、史家的修补与剪裁以及各种正规体例的限制，成书后往往只有骨架，没有血肉，难免读之乏味。而文史资料和口述历史的内容，则包含有许多历史细节，录之于书，还显得具体、细腻、生动，读起来兴味盎然。正因如此，一些读书人就很喜欢阅读此类书刊；一些史学工作者也不得不把寻找历史当事人，“抢救”和保存“三亲”资料，当成拓展史学空间、廓清历史谜团的一条可行之路。

但也应看到，由于当事人的局限性，口述历史与文史资料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诸如：由于时空的变幻，事件的原貌往往被目前的价值观所主宰，甚至扭曲；有的当事人或记忆有误，或自我拔高，或有难言之隐等；有的则依被访者个人了解事件的程度及兴趣，使其记忆有着不同程度的褪色。以上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使资料的可信度降低，有的则可能使资料的可信度存疑。至于有的人描述个人行迹，隐恶扬善，以致误导史学的判断等，只不过是极个别的现象，但也不可忽视。

对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的几点思考

当前在我国，文史资料事业已是成绩斐然，深入发展，在当代人写当代事的道路上继续迈进；口述历史资料，则是早有起步，方兴未艾，仍将继续成为史学研究的门类之一。二者都将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不可缺少的力量，在研究上述几个问题的过程中，我有如下几点思考和建议：

第一，认识需要继续捉高。“三亲”资料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教、工商、民族、宗教、社会、华侨等各个方面。事实已经证明，这些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有很多不仅弥补了文书档案之不足，充实了“正史”研究之论据，有的甚至还纠正了一些史籍上的不正确之处，为历史研究和教学部门提供了丰富、具体的内容；不仅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起到承前启后的服务作用，而且正如周恩来同志1959年在一次会议上曾五次提到过的“要起到教育青年的作用”。他鲜明地指出：“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联想到今天，党中央号召学习祖国的近现代历史，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周恩来同志的讲话有着多么深刻的意义啊!

第二，组织需要进一步加强。这里所说的加强，包括两个含义：一是从机构建设上加强。目前，不论官方机构还是社会民间机构，人事力量都较为薄弱，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在大力发展社会民间力量的同时，适当给现有的文史资料和口述历史机构增加一些编制；一是从组织管理上加强。目前，征集“三亲”史料、出版访谈纪实的图书很多，几乎各个出版社都在组织包装，同一专题重复不少，有的甚至内容互相矛盾抵触。我认为，征集采写，访谈实录，需要发挥各方面的力量进行，但正式出版图书，尤其是涉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图书，则需要由党政领导有关部门统一组织协调，分工合作，认真审定，以保证质量，严堵“政出多门”的现象发生。同时，还应出刊一个通报“三亲”史料征编工作进展情况和有指导意义的刊物，以利此项工作的开展。

第三，内容要求真求实。这一点，对于历史资料的撰写人和口述者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共党的领导历来都重视认真实行实事求是的原则。文史资料初创时，周恩来即指出：“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有些朋友的观点不一定正确，那可以共同研究，但先要把史料记载下来”。他要求“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要存真，要实事求是”。这里所强调的“存真”、“求实”原则，对撰写者和口述者来说，是指既不要溢美，也不要隐错，一定要如实记述客观事实；对历史研究工作者来说，既不要以情感对待史料，也不要以偏见分析问题，而应当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一定要尽最大之努力，为正史记述提供可靠依据，做出正确的结论，以利后人。

以上拙见，实属初探，愿抛砖引玉，与同仁共勉。

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口述历史教学法 篇6

一、初中历史教学的现状

1.以传统教学模式为主

如今, 初中历史教学还是停留在教师为主体的传统教学模式上, 填鸭式教学占据主导地位。历史教学不延伸到课外, 只是一种教师在课堂上对相关史实进行阐述, 课后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的教学模式, 考试时只是考书本上的知识。这一套传统的教学评估模式, 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对于历史的知识掌握度差, 而且也非常容易忘记。

2.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

以传统教学模式为主的教学法, 使学生对于历史科目的学习停留在为了考试的层面上, 大多数学生对于历史知识的掌握仅限于教科书, 不会去看教科书以外的有关历史的书籍, 导致掌握的历史知识非常有限, 而这也反映出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可想而知, 拿历史当作科目来学, 为了考试而学, 课堂上的气氛一定是紧张沉重的, 而这正是一种错误的学习方式, 真正的学习应该是愉快而又活泼的。

二、口述历史教学法的特色

1.符合新课标的教学理念

新课标以“学生主体, 体验过程, 生活经验, 合作探究”为教学理念, 强调学生“在做中学”的教学模式。口述历史正是这样一种教学法, 由教师指导学生动手去搜集史料, 并且进行相关的整理与自己的思考, 让学生在调查采访的过程中, 成为历史课程的主体, 体验调查过程的快乐, 把教学模式延伸到课堂外, 也使学生的交际能力得到锻炼。

2.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口述历史法是一种新颖而有意义的教学法, 学生对这种教学方法, 通常都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和好感, 好过教师单方面的知识传授和死记硬背。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不知不觉地学习了历史知识, 锻炼了能力。一方面, 会让学生非常有成就感, 另一方面, 也会使知识记得更牢。

3.知识与能力并重

口述历史法锻炼的是学生的全方位学习能力, 不仅是知识的掌握, 更多的是学习方法与能力的提升。在口述过程中, 教师指导学生设置相关问题, 如何与长辈接触交流, 如何提问题, 如何记录问题, 如何整理记录的问题答案, 以及如何运用自己的思考来评价采访的内容等, 这些都是知识与能力的并重。

三、口述历史教学法的具体应用

1.准备阶段

口述历史法的准备阶段主要就是对学生们进行相关的培训。包括访谈技巧、小组合作、寻找访谈人物、设置问题、联络被采访对象等几个方面。准备阶段是口述历史法的关键一环, 调查阶段能否成功, 取决于这个阶段所付出的努力, 所以教师一定要指导好学生如何去做这些工作。可以先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 每个小组内部有明确的分工, 教师可以分别把各个小组内部负责相同事情的学生召集到一起, 给予专项培训。比如一个小组找出一名负责采访的同学, 而教师可以针对这几个采访的同学给予专门指导, 这会比讲解给全班同学更有效果。

口述历史法寻找史料的阶段可以定位在这些人群与机构上:博物馆、古建筑中居住的老人、史学家、史学老教授等, 由于学生接触的人群有限, 加上一些地区史学资料的有限, 所以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被采访对象, 全班选择三到四个即可, 但是要以获得真正有价值的史料为准, 否则不计算在被采访对象之内。

访谈技巧适合讲给采访小记者, 而设置问题、联络被采访对象以及寻找人物则是小组内部讨论的重点问题, 这一部分先由教师进行统一指导, 再由小组讨论, 最后确定一个方案, 提交给教师, 教师通过后即可实施, 不足之处, 教师应该给予指正。由于初中学生年龄尚小, 在外出时, 可由教师带队, 但具体实施项目则主要由学生来完成, 教师只是负责引导。

2.调查阶段

调查阶段其实就是具体实施, 按照计划原样实施就行, 可是实际中也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采访时应该携带的工具和访谈时的礼貌问题, 都应该由教师指导。采访时应该由两至三名同学在场, 一个负责提问题, 另外的同学负责录音和拍照, 这样可以保证现场不出任何状况。如有必要, 教师也应该在现场配合学生的工作, 准备工具则包括笔、纸、录音笔、相机等;而访谈的礼貌问题则是关系到被访谈者对采访者的印象的问题, 也是会使被访谈者决定是否要将重要的内容告知采访者的重要问题。在访谈时, 采访者应该亲切、大方、保持微笑, 语气谦逊, 衣着合体, 拍照时不要开闪光灯, 室内灯光要亮, 以免影响被采访者的思路。在采访结束时, 应该表达谢意, 并且询问被访谈者的常用联系方式, 以便在整理采访稿遇到问题时, 能够及时得到正确的答复。

3.整理阶段

整理阶段是学生整理被采访者口述历史史料的阶段, 可以由小组内部事先安排好的学生来整理, 也可以由采访者来亲自整理, 因为采访者参与了采访的全过程, 对于被采访者说了些什么都有着一定的印象, 可能会节省一些力气与时间。整理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 首先应将录音笔中的口述资料整理成文字, 并进行符合史实的调整, 然后检查错别字与遗漏的地方;其次要取好标题, 形成word文档, 打印出来再次进行修改, 并交给老师进行审阅, 以问答的形式呈现。标题要注意尽量要覆盖访谈所有的内容, 即对访谈内容进行高度概括, 做到精炼而有深度。

4.评估阶段

再论口述历史档案价值 篇7

关键词：口述历史档案,真实性,价值

口述档案自20 世纪80 年代引进到我国以来, 争议声一直不断。承认它是档案者有之, 质疑者也大有人在。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 对口述历史档案这一资源的认识也是如此。有人不认可口述档案的价值, 他们判定口述档案只是一种辅助档案利用的重要参考资料, 并不具备档案的本质属性。有人从历史、文化等角度来挖掘和肯定口述档案的价值。笔者从叙事、历史、现实、情感等维度来展开讨论, 或许为认识口述历史档案价值提供新的视角。“口述档案关注了个体的记忆、经历、体验和感受, 平民性是其显著特点, 同时也具有叙事性、多元性和规划性的特点。”[1]51正是因为口述历史档案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口述历史档案具有自身独有的价值。

一、口述历史档案叙事的生动、真实价值

社会学者认为, 社会记忆以两种方式保存和流传:一种是保留在档案部门的“静态的、绝对的社会记忆”;一种是被人们传述的“动态的、相对的社会记忆”。从社会记忆维度来考察, 不论是书面档案, 还是口述历史档案, 其本质都属于原始性社会记忆范畴。既然口述历史档案是人类社会记忆的一种载体, 那么它就应该具有相应的真实性。档案的真实性通常我们将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 它反映着文件形成过程及形式的真实。档案信息在反映历史活动的客观过程方面是真实的;另一方面表现为档案内容的真实, 尽管有的档案文本内容记载与客观事实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距离, 甚至有的与事实完全相悖, 但是它仍然反映了档案形成者的认识和意图, 客观地实录着档案形成者的活动, 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状态。

应该说, 口述历史档案是基于当事人的回忆由采访者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而形成。当事人对历史上亲历、亲见、亲闻的事, 随着时间的长久, 其记忆难免会出现疏失、模糊和错位。同时, 当事人可能受某种制约而有意避开敏感的问题, 或出于个人利害关系而有意夸大成绩而回避不足, 或出于环境压力而文过饰非, 歪曲事实。口述历史档案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加入当事者主观的立场、认识和观点, 造成当事人所述内容有的不是十分准确。如何规避这些局限性呢?有学者提出某一专题或事件访谈一个群体, 通过众人的回忆, 可以弥补个别的失忆现象。尽管这个群体中的个体间的口述存在差异、矛盾甚至冲突, 这些不同的叙述却会产生抵消效应, 从而可以提供较为接近历史真相的叙述。

尽管口述历史档案不是直接与事件发生的过程同步产生的, 它是事后对受访者的回忆实录, 但是从它所记载的内容而言, 均是当事人亲历亲见或亲闻, 具有真实性。从它的产生过程而言, 口述历史档案的制作, 是对当事人陈述的现场记录, 也是采访这一事实的客观记录。这样看, 它是口述历史档案制作者行为的客观记录, 具有真实性。从它的记录载体而言, 它是主要是通过录音、录像、纸张等多种载体来存储的, 不易被篡改。总而言之, 口述历史档案是一定主体为保存社会记忆对当事人采访而形成的, 其内容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历史事实, 其真实可靠性毋庸置疑。

二、口述历史档案对历史的还原、补充价值

口述历史档案叙述主体的范围涉及了市民、工人、农民以至于官员等社会上的各个阶层, 因而可以说, 它延伸到了历史的新领域, 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和补充了历史的空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口述历史档案改变了过去重视政治史、精英史的传统, 转而集中精力关注于普通民众史、少数民族史、城市史、社会生活史, 妇女史、村史等历史视角。与以往单调枯燥的传统档案相比, 口述历史档案呈现出了一个生动而鲜活的历史原貌。有报道称台发表政治受难者口述历史弥补官方档案不足, 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相信让政治受难者获得抚慰的方式, 不是掩盖历史, 而是真实呈现历史。”[2]透过政治受难当事人狱中亲历、亲见、亲闻的实际生活经历, 还原了当时历史的真实情况, 同时也揭秘了这段历史政治灾难不为人知的艰辛和痛苦。

口述历史档案使史学的研究呈向下的趋势。口述历史档案赋予了普通大众“说话”的权利, 让历史构建带有平民性。那些曾经在史学上被遗漏的重要事件、重要情节也因此在平民口述中得到了深度挖掘和重现。值得注意的是, 口述历史档案的收集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急迫的浩大工程。它的迫切性表现在:一方面, 那些亲历过历史重大事件的老人们基本都年事已高, 他们的记忆在无声无息地模糊和消退。老人们在以无法预知的速度逝去, 如果这些“活档案”离开了, 势必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另一方面, 全国规模的口述历史档案收集工作尚未建立起来, 一般的格局还是以社会公益力量为主体, 缺乏规划性和整体性。因此, 口述历史档案的收集工作需要集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从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多方面积极全面地开展起来。崔永元是口述历史档案的坚强捍卫者, 他在北京建立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电影传奇馆, 存储着4000 位老人们珍贵的回忆录, 这样活的“记忆数据库”展示出了历史的生动性、具体性与连续性。

三、口述历史档案对现实的参考、证据价值

档案属于未渗透过水的资料, 为人们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信息方面的支持。口述历史档案既然是档案家族的新成员之一, 它同样具备了现实的参考价值。概括说来, 口述历史档案的参考价值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 对论证同一人物或事件而言, 口述历史档案具有相对于正史而言的参考价值。如在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中提到, 关于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政策问题, 张学良后期解释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与蒋介石无关”。这与官方档案所表述的蒋介石主张不抵抗政策相矛盾, 此时, 口述历史档案就为史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多层面的参考资料。第二, 对发展当今文化而言, 口述历史档案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针对政治、文化领域的优秀实践者的口述访谈而整理出来的口述历史档案, 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经验、教训、实例等方面的参考。如周夏编著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 采访到的是那些在电影史上曾经有过巨大影响力的人物, 他们客观陈述的口述史实、工作经历的梳理以及人生经验的畅谈, 为新一代电影人的开拓进取提供了些许的参考。

口述历史档案有着毫无疑问的证据价值。从记录内容上看, 口述历史档案是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 是客观行为和真切事实的历史记录。它的真实性保证了其证据价值。从法律规定上看, 口述历史档案属于判定客观事实真实性与合理性的视听资料类证据。它的合法性确定了其证据价值。但是, 要辩证地看待口述历史档案的证据价值。一方面, 要肯定口述历史档案证据价值。口述历史档案在现实运用中, 已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如在揭露日军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罪行诉讼案中, 由于时隔太久, 许多当事人已不在人世, 那么留下来的录音、录像等口述历史档案, 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证据作用, 既捍卫了民族的尊严, 又可获得经济赔偿。另一方面, 要认清口述档案证据价值的局限性。口述历史档案或多或少加入了主观因素, 它的真实性存在相对性, 因而并非所有的口述历史档案都能作为证据使用。口述历史档案证据性价值的实现受口述者社会品格高低、实践活动范围大小, 口述历史档案价值证明力大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 证据价值大小与影响因素成正比关系。如张学良的口述记录, 对研究中国现代史就具有极高的证据价值, 在历史研究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四、口述历史档案对情感的寄托、归属价值

口述历史档案不是与历史同步生成的, 而是当事人对亲历、亲闻、亲见的历史事件的回忆实录。在口述采访过程中, 由于受到采访者设定的问题以及当时的立场、态度、情绪等因素的影响, 口述历史档案难以剔除当事人主观的看法、观点和判断, 因此, 可以说口述历史档案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因素, 具有某方面的情感价值。

口述历史档案的情感价值表现在:第一, 对情感的寄托价值。口述历史档案是当事人亲历过事件过程的真实再现, 是珍贵的历史片段的凝固和定格, 寄托着当事人发自内心的对于历史事件、人物的难以释怀的感情。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栏目中有一期提到, 一位曾在二战中担任美国空军志愿队队员的老人, 漂洋过海来到当年短暂停留过的空军作战基地四川, 为的是寻回人生中最辉煌的战斗经历和最凄美的爱情回忆。触景生情之时, 老人也几度哽咽。此时的口述历史档案饱含着老人对那段往事的刻骨铭心之情, 是一种深切的情感寄托。第二, 对情感的归属价值。口述历史档案, 以平民的视角为切入点来回顾和重现历史, 积累和沉淀了深厚的大众情感, 也是民族情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杭州市萧山区档案局内部编印的 《口述档案—————王建欢萧然记忆文集》, 其内容是萧山最基层百姓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 这些民间记忆以萧山方言为记录方式, 真实而又质朴地反映了对地域文化的热爱[3]42。

维护口述历史档案的情感价值, 一要保证口述历史档案所记载的内容能真实客观地反映事件本身;二要口述历史档案的采访者与当事人之间保持适度的谈话深度和融洽气氛, 能恰到好处地表达情感;三要做好口述历史档案宣传工作, 唤起人们对历史的情感共鸣。

参考文献

[1]潘玉民.口述档案资源建设探略[J].图书情报研究, 2010 (1) .

[2]http://www.chinanews.com/tw/2011/12-23/3553828.shtml.

口述历史 篇8

人类社会在有文献传播之前, 一切的历史都是口述史, 而进入文明社会之后, 口述史却只被当作正史的附庸和陪衬存在。何以口述史的地位一直得不到“主流”史学家的充分认可?“文字史”是否一定比口述史真实?笔者以为, 真正的历史并不仅仅存在于传统的文本中, 还存在于更真实、更具体、更生动的历史场景中, 存在于每个经历者心中。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 将历史研究的视角从上层精英转向底层民众, 去重新寻访那些被人们遗忘的历史, 保存那些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 这是口述史的价值与意义所在。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兴起, 口述史的视角开始转变, 从上层转向下层, 它适应了整个历史研究的大趋势, 同时又推动了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大众取向的口述史研究, 通过对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口述, 多方面多角度地展现了历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口述史的价值就在于其丰富的可能性, 它摆脱了传统史学的政治借鉴和训诫功能, 而是将历史的关怀注入一种更具社会意识、更民主、更广泛的社会脉络中。

口述史作为一种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 它是对个体或某个特殊群体的回忆和生活经历的记录。通过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 口述史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对历史进行阐释。作为一种表述历史的方式, 口述史首先追求和保证的就是叙述内容的真实。然而, 如何保证口述内容的真实与可靠呢?这也是口述史遭遇传统史学家非议和质疑的关键所在。被访者的口述作为一种历史文献, 其叙述有可能还原历史真相, 也有可能与真相背道而驰。对此, 笔者以为, 历史的真正本质就在其丰富性和多样性, 即便历史的记载是完全真实可靠的, 但是, 却可能失去了其生命力。口述史不仅可以极大地补充历史的残缺, 丰富史料的收集, 而且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更为生动和丰富的描述。

口述史的出现赋予历史研究以崭新的维度, 它使得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体验都能作为特定的历史材料被加以利用。当一个社会成熟到人民大众都必须进入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主人时, 历史研究才具有了真正的价值。口述史是对传统历史研究中学术精英式垄断的挑战, 它使得普通大众也成为了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者, 在历史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口述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历史研究重心的转移, 使得历史研究的范围变得广阔和丰富起来, 并开始聚焦于历史学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随着口述史研究的发展, 教育史学界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口述史研究。

口述历史 篇9

关键词：口述历史,凤凰卫视,叙事

当前, 历史类的电视节目 (不包括电视剧) 在各大电视台大量播出, 像《百家讲坛》《国宝档案》《鉴宝》等节目, 大多特色鲜明收视广泛。通常, 电视台在制作这样的节目时候, 一般采用通俗讲述的方式进行, 在节目的表现形式上, 注重悬念的设置, 故事性的叙事手法, 情景再现和搬演的运用, 镜头语言的电影化等, 总之会采用多种的视听手段来吸引受众, 把历史事件或者说历史人物用“电视奇观”的形式来表现出来。

然而, 在历史题材节目模式化风行的当前, 在众多的同类节目当中有一档节目不得不提, 这就是2005年凤凰卫视开播的《口述历史》。因为节目形式不流俗, 外加其所选取的历史事件和采访到的人物, 是很多大陆电视台不敢也不能碰触到的禁区, 因此, 虽然《口述历史》没有大陆电视台节目制作精良的外在形式, 但还是保证了一大批忠实的观众, 获得了学界和业界的好评。

凤凰卫视作为成立于香港特区的电视台, 从成立之初, 就表明其商业性, 直言是商业电视台, 以盈利为目的, 这与处于中国大陆的电视台在体制上有很大的差别。而《口述历史》作为凤凰卫视制作的一档历史类的电视节目, 从开播到现在, 其节目的表现形式一直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一般是以对一位亲历者的采访作为节目的主体, 很少提问者的反打镜头, 灯光表现形式和镜头的景别都较为固定, 不去刻意设置节点的悬念和故事, 一般是按照历时的线索展开栏目, 同时也是用顺序的方法来结构节目, 中间穿插配合主持人的叙述和历史影像资料, 节目的整体形式更是一种平铺直叙, 较少采用复杂的电视手段来达到吸引受众的目的, 这与内地的同类电视节目形成了很大反差, 更像是一种用电视手段进行的一种历史记录, 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从这个角度上看, 《口述历史》节目更显得珍贵, 值得研究。以下, 本文将从叙事学角度对这档栏目进行分析。

方式实现, 理论上可以达到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理想效果。

“悍”则是指新媒体环境下多电影结构体系对整个电影行业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数据显示, 我国网民数量已经突破3亿, 即便按照最低的网络观影比例35%计算, 规模也是不可小觑的。

3.情感表达更为突出

新媒体时代, 除了追求电影硬件内容制作方面的趋势外, 还应该充分利用新环境和新技术去讲述一个情节更为饱满, 故事更为真挚、情感更为突出的结构体系。这就更容易为观众带来诸如《老男孩》《泡芙小姐》之类的微电影的情感冲击, 引起观众共鸣。

总结

电影历来都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新媒体时代下的技术革新和传播环境革新对我国电影的存在形态、生产方式以及传播形态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使得电影具有更强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感染

叙事学的研究认为, 任何叙事作品都包括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即一个故事和一个故事叙述者, 而叙事者与故事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叙事角度。

学者罗钢认为, 最基本的叙事角度有以下三种, 一、第一人称叙事角度。它的基本特征是, 叙述者存在于虚构的小说世界中。……人物的世界与叙述者的世界完全是统一的。二、作者叙事角度。它的基本特征是, 叙述者外在于人物的世界, 叙述者的世界存在于一个与小说人物世界不同的层面。三、人物叙事角度。在这种叙事情境中, 叙述者由一个反映者所取代, 这个反映者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 ……读者乃是通过这个反映者性格的眼光看待小说的其它人物和事件, 既然无人承担叙述者的角色, 所以场面好像是直接在读者眼前展开1。

这里叙事文本主要指的是虚构的小说, 但其实只要存在叙述的文本, 都存在着叙事角度的问题。在口述历史类的栏目中, 谈话主要围绕一个事件或人物来进行探讨, 而且是以一方为主, 口述者的叙事角度成为对话中的主要角度, 而提问者只是从一个侧面来提示口述人者的叙述进行下去, 形成了讲述人的视角。一般的口述人都是所叙述事件的亲历者, 因此他们的视角也可以看作第一人称的视角, 这个角度由于参与了事件的过程, 与事件里的世界是统一的。另一方面, 此类节目还要有其他的纪录短片、主持人的出镜穿插其中, 这两个部分实际上一样的, 都代表了节目作者对事件的叙述, 由于节目作者并不是事件的亲历者, 所以相对于所讲述的事件来说, 又成了作者的叙事角度, 这种角度是独立于叙述者讲述的事件之外的。两种叙事角度的交叉就构成了此类节目的叙事视角。

通过分析叙事角度, 可以看清节目的整体架构, 明白编导是通过何种方式来架构一档节目的, 这对深入分析节目的深层涵义有很大帮助。而通过分析叙事方式, 我们可以了解到两种叙事线索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通过这种不同叙事角度的交叉叙事, 最后呈现的整体文本的效果是什么、起到了什么作用。

叙事方式其实是在探讨谁在叙述的问题, “要么在读者面前站着一位具有独立个性的叙述者, 要么他隐藏在故事中人物的事件的背后, 使读者几乎无法感知他的存在”2, 这两种答案实际上代表了叙事的两种方式, 也就是现代小说理论里的“讲述”和“展示”。

二者加以比较, 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三点区别。第一, 就其余所描述对象的距离而言, 前者的距离比后者更大, 后者比前力。但是过度依赖技术手段, 容易造成内容、情节、感悟等内在特质的迷失, 削弱电影所能够带来的观赏意义。当代我国电影制作和传播的发展必须立足现实, 适当使用新媒体环境下的技术力量、传播力量、渠道力量等将电影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呈现在观众面前。

参考文献:

[1]姜燕.新媒体对新世纪十年中国电影制作的影响[J].现代传播,

[2]韦笛.简论新媒体电影的发展及其影响[J].青年作家 (下半月中外文艺版) , 2010 (5)

[3]汪黎黎.新媒体电影初探[J].新闻爱好者 (上半月) , 2011 (9)

[4]刘艾.新媒体时代下的新影像——浅析数字技术对电影与观众的影响[J].大众文艺, 2012 (6)

者更为直接。第二, 就其所传达的叙事信息而言, 前者较后者为少, 因为前者更简练, 后者的描写更展开, 更详尽, 更细致入微。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前者有一个叙述者面对读者, 作为传达信息的中介存在于文本中。而在后者, 叙述者却不介入或很少介入叙事, 尽可能不留下讲述的痕迹”3。

可以借用这两个角度来具体分析一下《口述历史》中的叙事方式。在《口述历史》中, 可以明显看出有三个不同的部分, 一个是主持人演播室出镜口播, 一个是配有解说词的短片, 一个就是口述人的讲述, 如果把节目看作一个叙事文本来进行叙事方式的分析的话, 那么可以把主持人出境口播和短片看作一个叙事视角。主持人的口播和短片的解说词起到引出话题、持续话题、提出线索、继续叙事的作用, 这两部分背后所隐藏的叙述者实际上是脱离所述事件的, 也就是说叙述的主体并不与所叙述的事件或人物发生任何关系, 这里的叙述者是虚拟的, 同时虚拟的叙述者又是全知的, 它可以从任何视角切入对故事的叙述而不必“有所顾虑”, 如果将其与“讲述”的叙事方式相比较, 两者无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可以把这两个部分看作是“讲述”的叙事方式。这样, 口述人的口述很明显的就是另外一个叙述视角了, 一般选定的口述人多是历史事件或人物的亲历者, 如果把事件看作一个叙事文本, 他们就是“故事”中的人物了, 他们讲述的是他们处于其中的故事。这种叙述的特点是信息量大, 故事细节多, 但是叙述者并不试图让受众要相信他们所讲述的, 而只是尽力提供自己所看到, 展示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种种片段。口述者的讲述也并不会形成有一定结构的叙事文本, 他们只要提供了他们所了解的、所看到的、所经历的, 已经完成作为一种特定叙事方式的职能了, 这种叙事方式同样与“展示”的叙事方式是相符合的。

通过这样的分析, 可以暂时做这样的结论:由主持人和短片所组成的叙事线索是全知视角的“叙述者性格”的叙述方式, 口述人组成的叙事线索则是限制视角的“反映者性格”的叙述方式。作为叙述者性格总是作为“上帝之声”在发音, 其对故事整体复杂的结构有一种天然的掌握, 并在叙事难以为继的时候出来解释事情的前因后果, 从而引导节目的叙述能进展下去, 在其设定中, 受众似乎也会无条件相信其所述的。而限制视角的“反映者性格”叙述方式, 掌握的仅仅是自己所感知的片段, 他们没有“责任”对整个叙事文本的进展负责, 口述人要做的就是告知, 并且不用解释, 他们只是作为叙事的一个环节来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 叙述者似乎应该占据着主体地位, 而反映者仅仅是相当于叙述者的“听众”来回应叙述者, 然而, 在《口述历史》中, 却并不是这样的。占据全知视角的叙述者——主持人和短片——并没有起到一种主体地位, 它们的作用仅仅是穿插起口述人的叙述、简单的背景诠释、转场等功用, 而作为全知视角的叙述者的解释作用则根本没有显现, 在这里, 叙述者的解释就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论, 而叙述者却放弃了这样的职能, 转而交给了口述者。口述者的叙述在时间上占据着节目的主体, 作为一个主要叙述因素来推进节目的发展, 口述人不但完成了对事件的大部分叙述, 而且在访谈者问题的推动下, 口述人起着推动情节、解释事件的作用, 从而起到了“叙述”的作用。在这里, 本来是作为“讲述”部分起到叙述功能的主持和解说, 更多地放弃了叙述的职责而变为“展示”, 而作为展示部分的口述者则起到了叙述者的功能。

这种处理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第一, 淡化叙事处理, 让受众的注意焦点落在历史事件和人物上, 落在口述人所叙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具体片段上, 从而使叙事结构造成的故事性减弱, 把奇观性的展示讲到了最低, 这样, 受众所重点关注的可能就是历史事件本身了;第二, 凸显口述人的作用, 将其讲述作为推动节目进行的主要元素, 口述人在这个节目的结构中占到了主导地位, 节目的主要时间都交给了口述人的讲述, 口述人的讲述实际上成了建构节目的框架, 通过这个框架, 编导来给主持人设计台词, 给短片设计解说词, 给画面设计合适的镜头语言, 都是为了让口述人成为观者关注的中心。实际上, 受众对口述人的关注也是对历史事件或人物本身的关注。这样, 《口述历史》的叙事结构, 是通过淡化叙述来凸显历史事件和人物, 通过降低故事性来引发受众对事件和人物本身的思考, 通过小人物——相对于其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来说——的亲身经历来重新结构历史的不同侧面, 将历史的生动片段直接交给广大受众来评阅, 而作为节目作者本身并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与传统电视上历史类节目的宏大叙事有很大不同;宏大叙事往往将关注点放在大人物的视角上, 通过全知型的叙事来结构全片, 历史见证人只是作为证明其观点的一个例证罢了。《口述历史》对历史细节的还原、对解读历史的视角的转向, 实际上是历史话语的转变, 不是大人物的宏大叙事, 而是通过小人物对历史片段、侧面的展现, 来逐渐拼接成完整历史“全貌”。

参考文献

[1].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163.

口述历史 篇10

他似乎在以一人之力完成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梦想，但对我们这个信仰历史的民族而言，他事实上也在为我们的未来维护着更丰富的可能。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卓有成效。在这个过程中，他获得了什么？困难是什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2010年10月25日中午。北京西南二环四星饭店鲁弘宾馆五楼标准客房。

81岁的王敏清先生是邓小平生前的保健医生，他已面对镜头做了一个上午的讲述，吃过午饭后正在休息。室内光线昏暗，局促狭小的卫生间亮着灯，已经变成工作室。首席记者刘宇的助手小杨把电脑放在凳子上查找资料，另一位制片的电脑堆在洗漱台上。

下午2点，老人起床，刚才漆黑的房间一下亮起来。背景板、摄像灯、摄像机以及散落在地的电线，构成电视访谈节目的典型拍摄现场。老人显得精神抖擞，自豪和愉快溢于言表。

作为崔永元口述历史采访组第四团队的首席记者，刘宇主要负责外交与社会文化领域。她介绍说，目前的四个小组在内容上各有侧重，每个团队记者、助理、摄像加制片共四人。“采访几乎都是这种景象，工作很辛苦，但非常有意义。”刘宇说得很认真。

理想：口述历史博物馆

口述史学（Oral History）的概念，最初由美国人乔·古尔德于1942年提出，之后被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奠基人、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内文斯教授加以运用并推广。中国大众熟悉和了解口述历史，最早应该起源于已故华裔学者唐德刚先生记录的张学良、李宗仁、胡适等人口述历史作品。近年来，以口述历史为主体的大陆出版物也日渐增多，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堪称经典。在影像表达方面，凤凰卫视陈晓楠主持的一档节目也专门以《口述历史》命名。

作为后来者，崔永元所做的口述历史散见于系列电视节目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电影传奇》《我的长征》《我的抗战》《我的祖国》。但这仅仅是这些年崔永元做口述历史很小的一部分，在其身后，是一个积累了八年之久的影像资料库。在《我的抗战》对外宣传中，崔永元称，他们已经采访了3500个人，收集口述历史影像超过了200万分钟。纪录影像也超过200万分钟，历史老照片超过了300万张。他反复强调，现在的片子都是咬着牙剪的。这意味着太多的内容难以取舍，太多的声音尚未呈现。

这一切积累，最早都源于《电影传奇》。《电影传奇》来自崔永元对电影的酷爱与梦想。从2004年到2009年的五年半时间里，它以纪录片的形式回顾了中国电影的整个发展历史，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老电影人口述与回顾。原本他们是想做一部电影艺术史，而中国独特的歷史语境，使得这些讲述变成了与广阔的社会与政治紧密相连的历史，而这诸多的政治历史中涵盖了个人的情感和思考、时代的理想与背影。

不论是崔永元还是首席记者赵一工，都意识到口述历史不仅仅是表现纪录片内容的一个手段，它更有可能独立成篇：个体可以成为历史的横截面，一个人同样也是一个传奇。如今，《电影传奇》作为节目已经完成使命，但作为崔永元的一项事业和旨趣，《电影传奇》博物馆在怀柔的新新小镇落成，只要提前预约，博物馆会安排讲解。那里不仅能看到小崔个人的电影藏品，还是看电影、喝茶、聊天的文化休闲场所，用一个时髦的词来形容，是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典型案例。

2005年崔永元发起了大型电视行动《我的长征》，他与主力团队行走长征路同时，另一只行动队在寻访老红军，并沿途开展助学、修建红军墓等公益活动。在寻访老红军的过程中，一段有关长征的口述历史真实地展开，共拍摄到103位老红军口述当年历史的影像资料。次年，他们中的一半人相继辞世。

做一个口述历史博物馆的念头，最早来自于崔永元在国外访问时的触动。2002年他访问日本NHK电视台时，对这个公共电视台保存和提取资料的能力感到惊讶，在那里，他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张学良的详尽影像记录。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他同样发现了保存中国文献和口述历史的完整资料。这两件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我参观过日本、美国、加拿大的相关机构，我们的‘口述历史库’甚至比不过人家的一个大学。”

事实上，对待历史的态度从一定意义上体现着一个国家对于现在的看法和态度。而像中国这样一个一直强调“以史为鉴”的国家，忘记又意味着怎样的损失？如果要记起，那应该记住的又是什么？

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崔永元做口述历史的影像志超出了任何一个栏目的框架，超越了对一人一事的观察；口述历史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更是初具规模的行动和他未来的事业。建立一座内容丰富而充实的口述历史博物馆，才是他最为真实的愿望。

值得说明的是，做口述历史本身并不是崔永元作为央视主持人工作的一部分。他清楚这一行动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因此也曾建议过更有经济实力的机构关注此事，但由于投入极大而收益很难，因而应者寥寥。于是，崔永元2008年注册了“清澈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开始利用社会资本进行口述历史团队建设与采访实践，用他的话说是“不花国家一分钱”。如此大规模的以影像的方式梳理中国百年历史的大事件，关注各个领域的发展与变化，关注变化中的个人命运——而这完全依赖于社会资本的独立运营。

崔永元明白，这项事业的公益性较强，指望赚钱并不现实。但由于规模性的整理和独特的史料价值，这些口述历史的影像资料已经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的关注。

行动：拼图式推进

若非《我的抗战》对外宣传的需要，崔永元并不认为这件事情有必要频繁见诸媒体，“目前更需要去踏踏实实地做，因为那些口述历史的老人随时可能离开。”

这个团队追踪的是一段怎样的历史？由谁来讲述？他表达的又是怎样的声音？

答案仿佛一个巨大的历史拼图：“关注过去一百年间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寻访当年历史事件的亲历者。”首席记者张钧说。目前，崔永元的团队以四位记者为首，形成了中国电影、中国百年战争、共和国发展史、外交与社会文化史四个口述历史采访团队。

如此大的寻访范围和影像记录，在中国还是第一次。从现实途径来说，官方组织部、统战部、民间组织比如黄埔军校同学会，以及老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介绍，是较为有效的途径，但翔实的资料需要记者们自己的了解和探访。

原《京华时报》资深法政记者郭晓明，出于对历史的巨大兴趣，于2008年6月加入崔永元团队。他说，最初的设想是做教育，因为他对民国时代教育界的名士风范甚为推崇，但由于时间久远、先人早逝，对其后代的访问已经不能精准地传达一代学人的精神魅力，于是战争进入了他的视线。战争系列包括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越自卫还击战，其时间脉络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以战争亲历者和当事人为采访对象，但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战争本身，每个受访者在不同时期的经历又独自成篇，用崔永元的话来说，“能挖的都挖干净。”目前为止，郭晓明已经完成200多位老人的访问，年龄都在85岁以上，年龄最大的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104岁老人陈锐霆，开国中将百岁老人曾思玉也接受了访问。

作为《电影传奇》的主力记者，赵一工最早介入口述历史的工作。从梳理中国第一部电影开始，他先后采访过1000多位老人。目前《电影传奇》博物馆储备了3万多分钟的采访资料，口述历史从电影艺术到政治与社会的转向，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1960年代后期出生的张钧，此前是自由撰稿人，寻访过100多位战争亲历者。“有一天小崔给了我一张纸，上面列了12个人的名字，他们都是共和国发展中重要的见证人，但作为主张与见解的异己者，已淡出历史保持沉默。”于是，张钧以共和国运动史为线索展开了工作。

刘宇毕业于英国利兹大学，同时具有世界史和新闻学双重教育背景。她最早于《我的长征》途中开始寻访老红军，后来负责共和国外交以及社会文化方面的采访，先后关注了共和国外交史、中国早期留苏人员口述史、中国核工业口述史、中国海军口述史、西南联大口述史等等。

他们不是重装部队，更像是一支轻骑兵。但这支轻骑兵完成工作的规模和数量已经令人瞩目。崔永元一直要求大家，不仅要专注于对本领域内容的完全开掘，对老人们的采访还要延伸到建国以后其经历的全部历史中。

“这就有一个矛盾，一方面老人们年事已高，需要尽快找到尽快采访，延伸到建国以后的历史讲述无疑增加了在每个人身上工作的时间，这意味着在人数总量上不会进展得像原来那么快。很多老人在接受采访不久以后就去世了。这是非常现实的矛盾。”郭晓明说。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一个寻访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行动一直在持续。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行动。

难题：历史与现实的交织

对于大部分的受访老人来说，面对镜头讲述亲身体验的重大事件都是头一回。但是否参与这一讲述，想法各有不同。张钧承认：“我们可能无法理解他们的拒绝，无法理解在经历了漫长的运动和斗争之后，他们对于历史和当下的理解是什么。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历史本身具有想表达的愿望。”

梅娘是上世纪30年代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在当时的文学界素有“南玲北梅”之称。而当张钧找到90多岁的梅娘时，老人独自深居简出，对于叙述历史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她的经历很有传奇性，也因此具有唯一性，应该说是口述历史非常合适的采访对象。”为了获得老人的认同，送花、看望、闲聊是经常的工作，“取得信任很重要。”张钧甚至联络了梅娘远在美国的女儿进行说服工作。有一天，老人终于开口，娓娓讲起20年代她所出生和成长的东北大家庭，这项工作才慢慢得以展开。在此过程中老人生病、出国反复多次，张钧经历两年多十余次的拍摄，才完成对梅娘的访问。这种情况是记者们面对的常态，出于身体与情绪原因，老人们很少能连续拍摄，因此，完成一位老人的口述历史一般至少要完整的十天时间，倘若需要拉开战线、反复沟通，时间就更加说不准了。

刘宇负责的访问以老首长和老干部居多，取得他们的信任和认同并不容易。因此在她看来，真诚是第一要素。没有国家电视台的背景，也没有重要人士的引荐，年轻的刘宇却认为，他们做的这件事情首先是能够获得受访者认同的。“与老人接触，需要的是真诚，他才会觉得你关注他理解他，从而愿意与之分享自己的人生。”在采访之后，刘宇有时还会收到老人打来的电话询问近况，这是令她非常快乐的事情。“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真诚和信任，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怎么会把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告诉你。”也正是因为获得与老人谈话的机会非常珍贵，刘宇的每一次对话都是在很大的压力下完成的，“采访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对这些高龄老人来说，二次采访几乎没有可能。”

郭晓明的体会则是“耐心”。口述历史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你问我答，而是面对老人的专注倾听。提问要少而精炼。其实，主打影像口述历史的栏目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并不罕见，但大多是主题先行，当事人的口述只为完成节目中特定内容的需要。法政记者出身的郭晓明，本能地对话题充满兴趣并极具好奇心，喜欢提问的职业习惯總在影响着他对老人的倾听。在多次采访之后，郭晓明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八旬以上的老人，中途的提问有时会打断老人自然的逻辑而使其前功尽弃。对历史往事的追溯并不体现在追问的价值上。“你面对他，要专注地面对，看着他，仔细听，偶尔记下一些东西。老人的倾诉是针对你的，你的额外动作可能会使他的眼神失去了焦点。事实上，在对话的语境中，老人拥有时间和记忆，但并不是强势一方。”

突破：倾听个体的声音

事实上，这些老人已经淡出历史舞台，生活中很少受到关注，那些战火硝烟中的历史几乎无人提及。一旦有人去打开那段历史的闸门，倾泻而出的内容往往超越了倾听者的想象。这就是历史本来的面貌。

“口述历史就是倾听，好好地听，尽量少提问题。让对方按照他的逻辑和思路顺畅地去讲，你对对方最好的激励是什么？是你的身体语言，你尽量要前倾，你要跟着他一起喜怒哀乐。”在接受其他媒体记者采访时，崔永元曾这样表达自己对口述历史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语境消解了价值预设和主题构建，从而超越了以电视播出为功利目的的采访，给了老人巨大的话语空间。“小崔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听老人讲，我们也给老人一个机会，耐心地听老人讲。每个老人都积累了一生的经验。这是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在短暂的一两个小时内无法完成的。”郭晓明说。

倘若面对新闻事件，训练有素的记者可以轻易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尽可能地呈现事实本身多个侧面。但是，面对个人口述历史应该呈现怎样的态度？虽然崔永元说把解释的权力交给观众，交给那些未来能够倾听并看到的人，但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口述历史的真实性？

张钧承认，鉴别真伪并不容易。一方面，每个人在讲述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心态。作为历史的当事人，他们很可能是唯一的事实见证者，也许会有个人的夸张和赞美，另一方面，也会出于对当下政治正确的担忧而回避若干事实。这就要求记者在工作进程中不停地补充资料，以保持在重要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对失实是否能够辨别？该如何处理？张钧解释说，从技术角度来看，采访前充分的资料阅读能够保证判断基本事实，出现歧异的时候需要适当的追问，但从态度上来讲，应当尊重老人们的陈述。“从语调、语态以及面部状态来说，有些言外之意是值得推敲的。影像的优势就在于可以把这些细节真实地记录下来。现在主要是收集资料，未来会有对这些资料的甄别和判断工作，也会加以特别的注释。”

作为对往昔历史的一种呈现，崔永元团队如此规模的拍摄口述历史，一方面会对各研究领域形成资料补充，并在资料的相互印证中完备历史的真实——这是一种学术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口述历史最重要的价值，是在个人感受中去体验和了解历史。

细节性、口述者身份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是口述历史最值得关注的价值。也是因为这些特性，口述者身上的历史密码获得了解析，历史在宏观叙事下得到了感性的补充和个体的解读，个人在集体叙事中也有了表达和发声的空间。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东野战军特纵工兵二团某连指导员的方远老人，陈述了淮海战役中这样一个细节：国民党军队用烟雾弹作掩护撤退，解放军战士的双眼被烟雾熏得睁不开，根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但为了防止目标逃离，大家就从衣服上撕下一条布条，勒住上眼皮，任由眼泪哗哗淌下来。国家历史博物馆介绍这场战役时，展示了当时解放军使用的防毒面具，但事实上这并不存在。方远老人还谈起了对冯小刚的电影《集结号》的看法，他说，电影里谷子地没有撤退是因为上级有命令，其实这是现代人的想法。那时共产党的军队坚守阵地多数是自愿，为谁打仗、为谁作战的问题，共产党的军队很清楚，因此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精神。这和国民党为了吃饭和生存而加入战斗是完全不同的。

崔永元曾笑称，如果能拍下孔子，也就没有于丹了。崔氏幽默直观地道出了口述历史的影像记录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在他和他的团队的记录中，观念不再先行，价值判断不再引领，尊重个人在历史转折中的体验与情感，以心灵书写的方式照亮历史进程中的事件及人物。重温历史，可以让人经历伟大而倍感自豪，也能让人自感渺小而心怀谦卑。相对于国家层面的宏大历史叙事来说，他们并非改写，也不是颠覆，而只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期待这座口述历史博物馆的建成，虽然中间还有很长路程要走。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

采访手记

这些历史回忆是属于个人的，在它们传布到社会之前，最先深受影响的，也必然是小崔和他的采访团队。聆听者用他们年轻的心去感受沧桑。从第一位口述者开始，穿越时光的对话就真实地发生了。

张钧说，现在也许不是最好的年代，但我庆幸自己没有生长在战争年代，不必使生离死别成为日常的生活，不必在背叛和忠诚之间做决裂一般的选择，不必时时面对人性的考验。“在这种对照中，不要对真相抱有太多的期待。”

这项工作也让郭晓明对当下和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光荣和伟大是容易在历史中沉淀下来的，但其实历史也存在相反的一面。在听老人的口述中，你才真实地体会到，除了那些高尚的词汇，也有着平淡和世俗的人生。”

口述历史 篇11

在广大教师的心目中, 林先生无疑是一位非常出名的成功人士:全国劳模、首届全国十佳师德标兵, 是教育界的楷模;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桃李满天下, 是心理学界的泰斗。林先生何以能达此等境界的为师之道?不妨让我们认真研读先生的这本口述史, 它不仅能启示我们许多为师之理, 还能教导我们许多人生真谛。

一、以“真”为本

有幸聆听了先生的几次报告, 每每震撼于先生在报告中流露的为人处世的真挚情怀!读这本口述史时, 先生透着光亮、铿锵有力的声音犹如在耳畔, 娓娓道来, 情真意切。

口述史中所述的无论是先生儿时的回忆, 还是青年时求学创业的经历, 还是现今为人师表的事迹, 无一不表现出先生为人治学的“真”性情——与己, 不违真心, 坦荡透亮为人;与人, 推心置腹, 真诚真心待人;与业, 求真求实, 严谨勤奋立业。

讲真话, 干实事, 可谓是先生70年来的真实写照。“文化大革命”期间, 先生所敬重的一位教师被打为“叛徒”, 要求先生配合调查, 先生宁愿被软禁三天, 也不愿说违心的话。先生因为在日记中写了这么一句话:“为什么国外有心理学派, 唯独中国没有?”被确定为教育系的“白专”尖子, 成了众矢之的的野心家。大学毕业鉴定上列了三条严重的缺点:第一, 阶级斗争观念薄弱;第二, 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主要是指教师) 划不清界限;第三, 企图成名成家, 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在当时, 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的先生竟然坦然接受这些“罪名”, 说:“对这三条缺点, 我并不否认, 但是优点太少, 感到非常遗憾。”

先生大学毕业后, 在基础教育第一线干了13年。在北京雅宝路中学教书期间, 还一度被任命为校办工厂厂长。一门心思扑在教育事业上的先生是怎么干的呢?他说:“我当时怎么认识校办工厂呢?我认为校办工厂是学校社会实践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该抓什么?第一, 我应该抓生产劳动教育, 以增强到校办工厂劳动的那些学生的劳动观念, 培养他们正确的劳动态度、良好的劳动习惯, 让他们获得一定的生产劳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第二, 我将这种校办工厂的办学, 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 培养学生的品德, 增强学生的体质, 发展学生的某一种技能或业余爱好的教育手段。第三, 我要对学生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第四, 办校办工厂能够勤工俭学, 适当增加学校收入。”先生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校办工厂的教育事业之中。缺经费, 人手紧, 先生就自己天天去跑相关的工厂求原料, 自己动手搬运材料……凭着艰苦奋斗, 校办工厂的产值硬是直线上升了。

先生也在中学主持过教育、教学工作。在当时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先生着眼于学生的将来而毅然狠抓教学, 关注“问题学生”的转化, 致力于教师教学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并于1984年率先提出“教师参加教育改革方面的科研是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途径”。

岁月的艰难方能彰显一个人的品性。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先生尚能如此秉持自己的“真”本性, 以一颗诚挚的心坦荡荡地为人处世, 真性情里透着一身正气、正派与正直, 这是先生对人世、对生活、对事业怎样的一种大爱呀!

二、以“勤”立业

先生在谈创造性的人格时, 着重提出“勤奋即天才”的观点。先生说, “豁达”和“勤奋”是人生发展和创造性人才成长的两个风火轮, 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 终身做人做事的规范。先生还说, “笨鸟先飞”这句古话很有道理, 一个人的成就关键要靠勤奋刻苦。

“文化大革命”期间, 尽管心理学被打成“伪科学”, 但先生在课余却悄悄地收集“问题学生”的材料, 潜心于教育心理学以及认知 (智力) 培养的实验研究。《遗传与环境在儿童智力发展上的作用》《遗传与环境在儿童性格发展上的作用》《儿童青少年运算能力的发展与培养——兼论智力结构》等诸多影响重大的学术论文都是先生在那一时期积淀而后成文的研究成果。

1978年, 已过而立之年的先生重返北京师范大学读研, 一年之内掌握了一门外语——英语, 并考出了良好的成绩。口述史中也提到一段先生连骑自行车都在背英语单词, 结果路上撞人的趣事。1980年5月先生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开始了大学教师的生涯。先生在日记里对自己提出四条要求:以崇尚学术为基础, 以培养杰出人才为前提, 以疏远名利为行为准则, 以创新业绩为目标。一晃30余年过去了, 先生勤勉治学, 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先生说, 一位大学教师, 要在大学里站住脚, 在学生中间赢得声望, 主要靠两点:第一要教好课;第二要搞好科学研究。上课, 他潜心备课, 至今年过古稀仍是如此;讲课, 全身心地投入, 激情高昂, 不遗余力。先生还记得1981年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和地理学的77级和78级学生为感谢他的辛勤耕耘, 每每上课时为他准备一个热水瓶和一个茶杯, 以表感谢与敬意。

先生所选择的学术之路, 也是当时一般大学教师不敢轻易踏上的辛苦之路。凭借13年一线教育教学的经历, 先生深知中小学是进行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决心走一条理论联系实际的路子, 深入基础教育第一线, 探索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中国化的问题。要这么干, 先生就得时时下校蹲点, 访谈教师、学生, 去跑有关的实验室……全然没了大学教师的这份安逸、舒适。并且, 由于科研经费非常有限, 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之路不仅要靠勤奋创业, 还需要艰苦朴素。先生乃至他的团队成员都是能省一分钱则省一分钱, 能自己动手则绝不找别人代劳, 自己干不了的也尽量学着干, 如此地奋斗于中国心理学派的开创之路。

如今, 年已70有余的先生仍勤奋耕耘于教坛, 仍兢兢业业地致力于教育科研, 仍孜孜不倦地教导学生。一个人的心中若没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胸中若没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 何以能如此呕心沥血于自己的工作岗位?!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先生说:“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我这老骥愿竭尽所能, 承担更多、更繁重的任务, 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三、以“爱”育人

能有缘投于林先生门下, 做一名林先生学生的人, 都由衷地说自己“真的是三生有幸”。因为, 林先生是爱生如命!

先生说:“我的幸福在于‘培养出超越自己, 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 学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财富。”先生不仅在学业上甘为人梯, 精心哺育学生, 在生活上也给予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先生的一位高徒回忆, 2004年暑假时, 这位高徒因惦记着国际心理学大会, 结婚不到一周就返校做参会的准备工作了, 本以为能得到先生的表扬, 没想到先生严厉地批评了他。高徒新婚的妻子为此感激不已, 说林先生这样教育她的丈夫, 他们小夫妻俩一定能恩恩爱爱、白头偕老。

先生的心里时刻牵挂着学生, 对学生严慈相济, 严在当严处, 爱在细微中。先生的学生说:“林老师不是我父亲, 但胜似父亲。”《中国教育报》曾派人专门到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座谈会, 了解先生的学生出国留学后为何都归来而不是留在国外工作了, 然后以《他像一块磁铁》一文报道了先生厚重的师爱感召学生报效祖国的感人事迹。

读这本口述史时, 我们还可知晓, 先生对学生的满腔之爱, 不仅仅给了高等学府的高才生。20世纪70年代先生在中学时教过的一位学生说:“林老师曾经冒着丢职的危险保护了我, 让我终生难忘。”原来这位学生在“学农劳动”期间, 拿着一个竹竿玩耍, 结果把毛主席的相框碰碎了, 贫下中农要把他打成“反革命分子”。林先生当时当着贫下中农的面, 吩咐学生干部把他“押”回去处理, 走到半道上, 就把他放了, 让他回家待着, 等“学农”结束后再悄悄去上学。当时这位学生的父亲已经被打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挨斗挨批, 母亲没有工作。如果他当时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家里的弟弟妹妹们可怎么办。学生一辈子感激不尽, 先生却已忘了此事。后来学生说起, 先生也只是平和地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为人之师, 就得保护和爱护学生, 哪怕自己作出很大的牺牲。”

先生说, 师爱是师德的核心, 师爱不同于父爱、母爱、情爱。这种爱来自于教师的职责, 是一种只讲付出不讲回报的、无私的、广泛的爱。

先生对学生倾注的满腔之爱, 就是这种大爱!不囿于个人情怀, 而是着眼于中国心理学派的建设、中国心理学学术梯队的搭建, 先生深切地热爱着学生!先生的独子说:“父亲把热爱学生看作是他事业的核心, 一直倡导对学生进行‘感情投资’, 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培养学生中。母亲曾笑他说:‘你应该把家搬到单位里去, 好为你的学生‘当牛做马。’”

有这样的先生在, 悉心派出留学的学生怎能不回国工作?!也难怪先生的学生们在专题报道《林崇德和他的学生们》 (《光明日报》, 2011年03月31日) 中说:“遇到一位好老师能改变人的一生!”

治学, 顶天立地;育人, 高徒遍布。先生跌宕多姿的一生、豁达宽厚的胸襟、登峰造极的成就, 非我等儿辈之笔墨可尽。当你手捧这本口述史, 相信收获的感悟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收获将平和你的心态、激励你的人生, 使你终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