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档案工作

2024-10-19

口述档案工作(通用9篇)

口述档案工作 篇1

近年来, 尽管档案学界对口述档案的定义、定位、价值、真实性和合法性等理解不一, 众说纷纭, 但对口述档案征集工作重要性与紧迫性的认识则空前一致。伴随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各高校修史编志风潮劲吹, 高校口述档案的征集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

一、高校口述档案征集的前期准备工作

为补充学校历史, 现在高校普遍重视口述档案的征集工作。高校口述档案的征集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需要档案部门根据高校特点, 理顺工作流程, 稳步予以推进。

1. 制订访谈计划。

口述档案征集工作的第一步, 无疑是制订访谈计划。 (1) 确定主题。 (1) 临时性或特定主题。目前, 大多高校的口述档案征集工作尚停留在完成特定任务阶段, 未形成常规的征集机制。针对这种主题制订访谈计划时, 要有明确的主题与方向, 甄选与该特定主题密切相关的人物, 制订相应访谈计划。 (2) 广泛主题。如前所述, 中国高校普遍历史不太悠久, 档案资料亦不丰富, 校史空白点随处可见。要想重现学校历史原貌, 只能向事件的亲历者或了解者征集口述档案资料, 弥补历史空白。现在多数高校已经意识到口述档案的重要性, 少数高校甚至已经建立本校相关的不特定对象的口述档案征集工作机制, 并在征集完成某一年龄段访谈对象口述档案的基础上, 逐步将访谈对象的年龄段向下推移。该工作机制对高校的档案及校史研究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值得各高校仿效。 (2) 确定访谈对象。就高校来说, 学校历任领导、院系领导、院士、学科带头人、其他了解学校重大事件的老同志、校友等都是口述档案的访谈对象。在明确主题后, 即可有针对性地甄选访谈对象, 并根据访谈对象的年龄和身体状况确定访谈顺序。一般说来, 作为过往事件亲历者、目睹者的当事人, 大多年事已高, 有的甚而记忆混乱, 听力与表达能力退化, 因此, 应抓紧时间对这些人进行采访与征集。口述档案工作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作, 必须抓紧。 (3) 制订访谈计划或提纲。访谈计划或提纲是口述访谈得以顺利进行的有力保障。高校口述档案的征集内容主要围绕高校工作展开, 有一定共性, 在制订提纲时可根据其共性拟定一份通用性提纲作为模板。访谈之前, 再根据各个口述者的个体特点拟定有特点、针对性强的内容部分。

2. 查阅资料, 了解相关背景。

访谈计划制订完满与否与访谈进行是否顺利, 一个关键因素即是事先资料准备得是否充分, 背景了解得是否足够。查阅背景资料时, 既要查阅访谈主题的背景资料, 又要查阅口述者本人的背景资料及其与该主题之间的关系。资料准备充分, 可以给与口述者被尊重的感觉, 使口述者更乐意将访谈深入下去, 从而提高口述档案质量。

3. 预约口述者。

预约口述者也是访谈准备阶段的一个必要步骤。一方面, 预约口述者是对口述者的尊重, 另外, 事先预约口述者, 对口述者简单介绍访谈目的、内容, 给口述者一定时间回忆、准备相关内容, 也是访谈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环节。

二、进行访谈

1. 访谈。

访谈者需要良好的人际交流技巧, 访谈时要能很好地与口述者进行沟通、交流。访谈过程中, 访谈者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工作方法与态度;注意措辞, 密切关注口述者的非语言信息。为引导话题深入进行, 不妨做些笔录, 并有的放矢地与口述者进行一些互动。访谈时尽量不要打断口述者, 以免打乱其思路, 进而影响到口述者的情绪与访谈效果;如果口述者讲述内容实在与访谈目的、计划离题太远, 则要技巧性地将访谈话题引回来, 围绕主题进行。如果访谈有明确主题, 而口述者对该主题未予涉及或是不够深入, 则要瞅准时机再次, 甚至多次发问。

2. 加强与校内外及媒体的交流与合作。

(1) 与校内各部门的合作。高校口述档案是一项专业性、学术性较强的工作, 访谈过程和后期整理过程最好吸收一些相关学科人员参与, 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知识, 以免出现学科常识错误。此外, 高校其他部门, 尤其史学研究机构, 往往会有口述档案存在, 要加大与其交流力度, 拓宽信息渠道, 征集其他部门收集的口述档案。 (2) 与其他高校的合作。高校间加强交流合作, 相互学习对方经验教训, 往往可以事半功倍, 少走弯路。同时, 高校之间往往存在大量交流合作, 人员校际流动更是经常, 这样, 部分高校的口述档案内容就存在着某些重合, 这些高校大可加强合作, 一来减少口述者的烦劳, 二来可从多角度展现历史面貌。 (3) 与新闻媒体合作。国内外很多新闻媒体很早即开始了口述访谈工作, 一些口述访谈节目已有多年历史, 他们的经验教训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此外, 媒体所做的一些与高校有关的口述节目, 内容丰富, 表现生动, 高校可向其征集或购买, 丰富自己馆藏。

3. 合影。

访谈前后, 要记得和口述者合影, 以增加口述档案的原始性与可信度。笔者早年初次做口述访谈时, 未与口述者进行合影, 后来口述文章发表时, 出版方要求提供当时合影, 结果非常被动。

三、口述档案的后期整理与归档

1. 口述档案的整理。

访谈结束后, 即要对口述档案进行整理。相对而言, 口述档案的后期制作可能更加复杂繁琐, 加上口述者的口音、方言等因素, 需要花费口述时间数倍, 甚至数十倍的时间进行整理。高校可以发挥学生优势, 召集一些相关专业的优秀学生来从事整理工作。整理口述档案时, 要对访谈内容进行逐字逐句地记录。所有访谈内容, 包括重复、停顿等各种声音都要严格按照原始声音记录成文字。初次整理稿要忠实于口述记录, 尽量保持口述内容原貌, 即使有误, 也要保持“活资料”的原貌。初次整理结束后, 还要进行二次加工, 仔细核实、考证口述内容。口述内容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人名、地名、时间、地点、事件、历史背景等元素, 由于年代久远, 口述者的记忆难免有讹误, 对于明显错讹之处应进行鉴别修正;口述档案中的矛盾之处, 也必须在事后进行核实。另外, 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 要采访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对历史进行还原。对其中重复、矛盾、缺漏、讹误、文理不通、前后衔接不恰之处, 要采取人证、物证、逻辑关系、时间顺序推理等方式对其内容进行反复核对、鉴别与考证。

2. 请口述者审核、签字。

因整理者知识、能力原因, 加上口述者方言、口音等因素, 整理内容难免有出入, 所以口述档案整理结束后, 一般要再联系口述者, 将整理稿交给口述者或其授权人予以审核;如果发现事实有误或不清之处, 还要反复找口述者本人核实, 必要时继续采访。要尊重口述者的意愿和隐私。口述稿整理完成后, 必须请口述者或授权人审阅后方能定稿, 音频、视频资料也需经口述者或其授权人核实, 并制作复制件赠与口述者保存。经口述者确认无误后的文稿、音频、视频材料方可作为档案材料予以归档及利用。口述档案文稿经口述者审核无误后, 要请口述者在文本上签字留底, 以示已经得到认可。如果可能, 还要和口述者签订授权协议, 讲明双方的权利义务和使用范围, 以免事后发生矛盾与争端。

3. 归档。

口述档案征集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归档以及利用。在文稿经口述者审核定稿后, 该口述档案已经完成。应以访谈主题或口述者为单位, 将相关的视频、音频、照片以及整理的初稿、口述者审核通过的最终文稿等全套口述档案资料予以归档, 妥善保存。在口述档案收集达到一定规模之后, 还要考虑建立口述档案的数据库, 更好地管理、利用口述档案。访谈前后, 还可以向口述者征集档案材料, 可以和口述档案一起归档, 也可以根据其性质另行归档。

四、高校口述档案征集工作的瓶颈与出路

近年来, 尽管高校口述档案工作已经取得了不斐成绩, 但始终存在着一些发展瓶颈, 制约着口述档案工作的进一步飞跃。

1. 缺乏法律保障机制与工作动力。

口述档案以新形式、新角度对传统档案收集工作做了颠覆, 此为其优势所在。但因口述档案主观性强, 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一直受到争议与诟病。事实上, 口述档案这种主动的征集工作, 与日常略带被动的档案收集工作有所不同, 强度与难度也大得多, 加上口述档案的技术与质量尚无统一标准和规范, 因此, 虽然大家关注口述档案的客观、真实、准确等本质属性, 但其度很难把握。同时, 由于目前的档案法规对口述档案工作无硬性指标和具体要求, 无形中造成了很多高校口述档案工作的搁置状态。

2. 保护口述者的著作权和隐私权。

著作权又称版权, 是著作人依法对科学研究、文学艺术诸方面的著述和创作等享有的权利。口述档案文稿虽是采访人整理所得, 但内容核心仍是口述者的智力劳动成果, 口述者对其享有著作权, 应尊重口述者的著作权。同时, 为鼓励更多人提供口述档案, 采访者更得严守界限, 不得侵犯口述人的著作权。此外, 口述档案中难免会涉及一些他人隐私, 对此采访者更要引起重视, 不仅自己不得侵犯, 还要采取措施防止他人侵犯。

总之, 高校口述档案作为新的特殊档案, 不仅可以丰富档案馆藏和类型, 而且可以补充、印证学校历史空白, 对高校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我们要抓紧时间, 迎难而上, 把这项工作做实做好, 为高校留下更多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杨祥银.与历史对话[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李扬新“.口述档案”争议的实质及启示[J].档案, 2000 (3) .

[3]糜栋炜.国家综合档案馆何必越俎代庖[J].北京档案, 2007 (2) .

[4]代静.试论高校“口述档案”工作的开展[J].北京档案, 2011 (3) .

口述档案编研原则与方法 篇2

口述档案是文献资料的有效补充,开展这项编研工作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口述档案是“回忆性历史”,受记忆、立场等条件限制,使口述档案具有主观性、模糊性等局限,在利用中决定了口述档案编研与传统编研相比较具有特殊性。笔者认为,开展口述档案编研应重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遵循一定的原则

1、存真求实原则

口述档案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一直是理论界争议的焦点,由于口述档案是特定的人形成的,形成中不可避免受到观察力、理解力、个人情感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它的形成过程决定了其在“记忆的真实”与“真实的历史”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在利用口述档案进行编研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存真求实原则。编者对受访者记忆的真实性与真实的历史要进行比对、区分和鉴别,把握住口述档案中可能被夸大、缩小、隐藏、虚构或扭曲的部分,力求达到回忆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正确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目。编研工作者对同一个选题的口述档案必须进行认真研究,仔细查点、鉴别和核实,对它的历史事实作出科学的结论和评定,鉴定出该口述档案内容的真实与存疑之处,选择性地使用于编研作品中。

2、突出特色原则

口述档案来源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和不同的人群,口述历史主要表现的是有明显人文个性或地方特色、有自身突出历史与文化特征的人文社会群体。民间流传的手工艺、歌谣、俚语,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地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等,都可以用口述档案的形式反映出来。随着档案馆有系统有计划地启动口述档案的征集和建设工作,馆藏口述档案的内容和范围日益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因此,口述档案编研选题就要突出特色,将本地区的口述档案按照民风民俗、事件、人物、行业、群体等进行分析,对具有地方特点的事件、地区的民风民俗、重要的行业、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特殊的人群群体等优先选题,从零散、琐碎、复杂的口述档案中选择有特色的进行编研。如,北京市崇文区是民族手工艺的聚集地,一直被誉为“手工艺之乡”,历史上能工巧匠云集,老字号、会馆、庙会、戏院汇聚,崇文区档案馆根据崇文区传统商业集中的特点,采集传统老字号口述档案,整理编辑成《话说前门》一书;征集驻区部队老将军革命经历,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整理编辑了《将军忆当年》一书,并计划对崇文区传统手工业口述档案进行采集,编辑制作录音、录像、文字等多种载体形式的编研作品,这些利用口述档案开展的编研成果的探索都突出了崇文区的传统优势和现代特点。

3、尊重受访者原则

在口述档案的开展工作中,一份口述档案往往涉及四类人:受访者、访者、保存者、利用者,在这四类人中,受访者是口述档案的作者,是口述档案的“主人”,因此,在开展口述档案的编研和其他公开利用时,一定要坚持尊重受访者的原则,要在口述档案的编研中贯彻尊重受访者的意愿和隐私的思想。在口述档案编辑、整理、加工后,要经受访者审阅修改或经本人授权审阅才能定稿;成稿后的口述档案的刊行和使用范围,要经受访者同意;口述档案的收益性使用(出版发售、影视改编等),应与受访者协商合理分享;哪些内容涉及受访者的个人隐私,不能公开需要保密,需符合和保护受访者的利益等。口述档案的编研和公开利用涉及受访者的著作权和隐私权等法律权利,要求口述档案编研应处于相关法律和道德伦理的约束之下。

二、探寻口述档案编研的一般程序与方法

由于口述档案具有的特殊性,其编研的程序和方法有其自身的特点,根据实践探索,笔者认为口述档案编研大致可采取以下的程序与方法。

1、参与口述档案采集

口述档案与文字文献相比在利用上存在很大差异,前期采集对后期内容的利用有很大影响,因此,作为系统利用口述档案的编研工作而言,应将编研工作参与的环节提前,介入口述档案征集工作中。编研工作者参与口述档案采集的过程是对口述档案受访者和口述内容进行全程了解的过程,可以使编者了解、熟悉口述档案内容,为后期编辑整理提供便利条件。在具体操作中,首先,可根据编研选题的需要对采集访谈计划提出意见和建议,从利用者的角度对口述档案的征集提供线索,对访谈计划、安排、内容提出要求;其次,在采集的参与过程中,可根据编研需要调整访谈内容的长度、侧重点,充实编研作品的内容;第三,在前期采集访谈结束后,进行编辑整理的过程中,当发现采集的内容出现疑问、矛盾、情理不通、内容含糊不清或其他情况时,可对受访者进行二次或多次采访,扩大访谈范围,使采集内容符合编研作品的需要。参与口述档案的采集,在有的基层综合档案馆,编研和接收征集工作是同一个部门的职能,操作起来比较便利,在较大的综合档案馆,编研和接收征集工作分属不同部门的,则需要档案馆对这项工作统一协调,使编研工作者能够切实介入到征集工作中去。

2、解读口述档案

早期的口述档案采集运用手工记录的方法对访谈内容进行记载,随着科技发展,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广泛使用于口述档案采集中。对我国现阶段档案馆而言,尤其是中小型档案馆,一般没有专门整理笔录口述档案的人员,口述档案管理与利用还不成熟,这种情况下,编研工作者应仔细阅览笔录内容,复听、复看录音带、录像带等资料,对不同载体形式的原始口述档案进行文字听写、笔录。不管从方便利用还是便于保管的角度,听写、笔录口述档案都是很重要的程序,在英国,英国国家口述资料档案馆将所有录音磁带上的声音(包括寒喧、重复、咳嗽等)等都严格按照原始声音转移成文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将采访录制的10多盘张学良录音带整理出来,全部记录共4800页,每页200字,共约96万字

3、口述档案的鉴别与考证

由于口述档案具有主观性、模糊性等局限,在编辑过程中,应坚持存真求实原则,对口述档案进行鉴别与考证。鉴别与考证可从两个角度进行。

(1)判断口述档案的真实性。从受访者的身份回忆时间、场合,以及他们与所述事件的关系等方面来考虑、判断受访者的立场、利益等,综合分析、判断口述档案内容的真实性,找出不符合事实的部分内容。

(2)判断口述档案内容的错漏之处。口述档案是挖掘受访者记忆中的历史,由于年深日久使受访者的记忆失误或不完全,对于明显的人名、地名、时间、地点、事件、社会大环境和历史背景等方面的错讹之处应进行鉴别修正。

口述档案的鉴别与考证可以采取人证、物证、书证、理证的方法:人证,就有疑点的内容采访其他当事人或知情人,验证该口述档案的真实度;物证,以实物资料验证、补充或修正口述档案内容;书证,以其他文字文献资料、工具书等对同一个问题的口述资料进行比对、分析,求得正确的结论;理证,以编研工作者的知识水平综合其他专家、学者的看法加以考证进行合理的推定。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对有疑问的口述档案采取几种方法综合进行考证。

4、口述档案的编辑

在完成以上程序的工作之后,口述档案进入编辑阶段,这一阶段是对口述档案信息分类、汇总、重组、补充、连缀、修剪的过程,应注意以下事项:

(1)对口述档案内容中的重复、矛盾处进行梳理。口述档案内容往往比较零乱,重复、矛盾、前后不连贯之处在所难免,要求编写中对大量重复冗杂、琐碎无谓的细节进行浓缩、提炼、剪裁,使之成为简明扼要的叙述。

(2)对口述档案缺失的重要内容进行补充。对重要的但只有零星或只言片语体现的内容,要根据考证的结果加以融汇贯通,综合成完整的描述。

(3)口述档案一次编研和深层次加工在编辑中应体现出不同。如访谈直录类一次编研作品,考证和编写的工作量相对小,除对原口述内容文理不通、字句错漏、地名、人名、历史背景等明显的疏忽处改写外,文章应最大化地保持受访者原回忆情节及语言风格。对回忆录、奇闻轶事、民间传说、传统民俗文化等进行汇集时,在考证和文字编写的工作量上要大些,要对口述档案信息进行筛选、摄取、改造、重组和提炼,对内容进行必要的串联和修改。

(4)口述档案编研应体现出通俗化的语言风格。文字表述尽量通俗化、语言化,尽量保持“活资料”的原貌,给读者以亲切感、真实感,避免不必要的修饰和华丽的词藻,以免用词不当,损伤原意,使口述档案编研失真。

(5)口述档案编研载体形式的选择。应充分利用文字、录音、录像、网络和多媒体等多种形式制作编研作品,立体地再现受访者的情感流露和语言特色,生动、直观地展示口述档案的原貌。

(6)其他材料的配合使用。应在考证和编写过程中参考其他文献资料对口述材料进行补充,充实编研内容。

5、征求受访者意见

口述档案编研作品成稿后要经过受访者或授权人过目,征求其意见,确定是否有需要补充修改的地方,以及对编者文中考证、更改之处有无异议,是否认同,并根据其意见对编研作品多次修改,最后交由受访者认可定稿。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在采集和访谈中),根据尊重受访者原则,与受访者在隐私权和著作权方面进行协议、协商。

三、口述档案编研对编研工作者的要求

目前,有的学者仍认为口述档案应该由具有较高史学研究能力的研究机构或专业人员进行采集和利用,档案馆只是保管口述档案的场所。笔者认为,我国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有专门的编研机构和人员,有长期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从事编研工作的经验,开展口述档案编研具有很好的基础和条件,实践工作中口述档案编研的自发开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但由于口述档案编研与传统档案编研存在的差异,决定了编研工作者在开展这项工作的时候应具备更高的职业素养和执著的精神,这些精神主要表现为:

1、科学精神。要求编研工作者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上,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实事求事的科学态度,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口述档案内容,科学分析口述档案特点,不掺杂个人主观臆断,不以个人好恶下结论,力求真实、客观地反映出口述历史的本来面目。

2、学习精神。口述档案反映的内容广泛,贯穿自然、社会、人文等不同领域,反映了民族、地域或社会群体的发展历程和特征,广泛的内容要求编研工作者一定要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博闻强识,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以广博的社会和文史知识适应每个不同编研专题的需要。

3、研究精神。在对内容广泛的口述档案进行编研时,具备一定的专题研究能力是很重要的,通过深入研究每个专题的内容,了解地方文化底蕴、熟悉地方人文景观,才能编出有较高利用价值的口述档案编研作品。如,同样对保存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张学良口述档案进行整理,由于整理人存在的历史熟悉程度和文字水平的差异,使两个版本的张学良口述档案的整理文稿的质量参差不齐,其中145盘录音转制成的文稿人名、地名谬误较多④,这种情况就需要整理人员对口述档案本身及相关社会、历史背景知识进行深入研究,避免出现错漏。

4、吃苦精神。在编研的过程中,参与采集、解读、鉴别与考证、编辑等各个环节都很繁琐、复杂,对编研人员的耐性、毅力和工作态度有很高的要求,编研人员应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以不怕困难、勇于吃苦的精神,刻苦专研,认真面对每一个不同的口述档案编研专题,最终使口述档案尽可能地反映历史的真实。

注 释:

①高亚萍:《口述材料的档案属性及档案在修志中的作用》,《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3月第12卷第1期。

②李小江:《口述历史与档案工作》,《中国档案》2006年第1期。

③刘维荣:《口述历史档案管理在欧美》,《浙江档案》2003年第9期。

④杨小红:《张学良口述档案研究》,《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1期。

口述档案工作 篇3

关键词:高校口述档案,采集工作,“三缺乏”,“三加强”

高校口述档案是档案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是校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目前我国各高校档案部门收藏的档案绝大部分是上级主管部门的红头文件, 或校内党政部门在其运作过程中所形成的文件, 所关注的主要是政府部门、各单位及其决策, 缺乏基层具体操作过程和普通师生的态度和反应。这样的档案是不完整的, 它不能全貌反映高校的办学历程, 不能客观地揭示高等教育的客观规律。要弥补高校传统档案管理工作的不足, 就必须重视和开展口述档案收集等工作。

一、目前高校口述档案采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三缺乏”

1. 缺乏相对稳定的采集队伍。

随着高校“口述校史”研究与利用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现, 各高校从事口述校史采集的人员越来越多, 所采集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已不仅仅局限在校史方面。目前而言, 采集者组织多样, 或由各院系、单位各自组织, 或临时聘请新闻单位人员, 或从学生中不定期招募等, 导致采集者成分构成复杂, 专业素质不齐, 采集工作功利性、行政性太强, 有悖口述档案采集客观性原则。要完成“口述档案”的收集, 采集者除了要具备一定的历史学与新闻传媒学等学科的基本素养外, 还要具备档案学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因为口述档案绝不是普通人心目中所想象的“一只笔、一盒磁带、一部摄像机就足了”那么简单。许多采集者基本没有经过专业培训, 不遵从采集的基本原则和程序, 导致采集到的东西缺乏科学性、真实性, 缺少档案价值, 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也干扰高校口述档案的正常采集工作。

2. 缺乏统一规范的采集标准。

高校档案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网络化建设是档案工作的基本要求与发展趋势, 档案的收集、整理、保存、利用都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或行业标准可供参照执行。高校口述档案的相关工作起步晚、进展慢, 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规范, 在工作中各高校、各单位、各院系往往各自为政, 标准不一。口述档案需做到客观、真实、准确, 对人员的素质能力、责任心, 后期制作、审核把关等都有严格的要求, 若无统一的标准体系, 就会导致质量难以控制, 良莠不齐。口述档案属档案的一种形式, 一旦形成, 就是学校的档案财富, 必须由学校档案部门统一管理, 任何人不得据为己有, 可现实是谁采集归谁所有, 档案馆藏“口述档案”很少或没有, 因采集者的差异, 造成不同地区、不同学科、不同目的的采集者对某一热点对象的重复采集、交叉采集, 而对大量重要的领域、重要的人物无人问津, 造成口述档案资源的浪费与流失。

3. 缺乏科学的采集方法。

由于口述档案是由口述历史的基本原理与研究方法演变而来, 是在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实际运用, 因而在口述档案的采集过程中常见的方法是新闻传媒的采访方式、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 或者二者合二为一使用。总的来说, 这两种收集方法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以新闻采访为主而形成的口述档案过多注重“点”的研究, 功利性、行政性、直观性、宣传鼓动性较强, 客观性、真实性不足, 学术研究价值不足;以田野调查法采集的口述档案, 更多注重的是“面”的研究, 如果在采集过程中过多的渲染、过多的艺术加工, 则形成的不是档案, 更多的像是调查报告、民间文学等文艺作品。如何把档案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要求融入到口述档案的收集整理之中, 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做好高校口述档案采集工作的关键在于“三加强”

1. 加强高校口述档案采集专业化队伍建设。

各类高校、各级主管领导应加强对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的重视, 一旦开展口述档案的收集工作, 就必须成立口述档案采集专业化队伍, 加强队伍建设, 加大培训的工作力度。口述档案的采集工作, 是一项学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采集者不仅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深入细致的作风, 而且要有基本的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档案学、新闻学等学科的专业知识, 掌握采集的原则、方法及技巧、技术等。因此, 应对口述档案的采集者和档案工作者进行历史学、社会学、档案学等相关学科领域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使他们掌握采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了解和熟悉档案收集、整理、归档与利用中的法律法规和各个工作环节, 确保口述档案采集工作的正常进行, 减少工作的失误, 避免口述档案资源的浪费或重复采集。

2. 加强口述档案采集标准化建设工作。

目前, 国家没有口述档案采集的国家标准, 部分省市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工作。作为高校来说, 在这方面的工作起步更晚, 工作开展得不够全面、不够彻底, 也就更谈不上采集的标准化了。为了配合国家口述档案建设, 也为了适应高校档案管理工作的需要, 各高校可以在开展口述档案采集工作中, 本着边建立、边学习、边摸索、边总结、边完善的原则, 努力探索口述档案的采集目的、采集原则、采集方法, 在实践中认真研究分析, 收集、查询国内外关于口述历史、口述档案等相关文献资料, 向历史学、社会学等方面专家学者咨询请教, 不断总结经验, 逐步提高理论水平, 以积累一定的实践经验, 形成适合自己学校实际的采集体系, 最终形成高校口述档案采集标准。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

3. 加强口述档案程序化、模式化、规范化采集工作。

利用现有的采集手段, 以声像作为主要的载体, 采集工作形成的口述档案实现声像档案与纸质档案同步保管。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1) 确定口述档案采集主题。首先, 要选取高校在办学历程中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 对办学历史进程、促进教学科研、加强内部管理等有重要影响的事件, 工作从点突破, 由点带面, 而不能见什么就调查什么;其次, 主题的选定必须考虑到口述档案的特殊性, 要有可操作性, 便于最终形成的材料归档保存;最后, 我们最好选择具有一定历史积淀的事件、人物作为调查主题。如果时间太短, 对事件的看法缺乏深度与广度, 容易流于形式。另外, 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 人们往往不敢或不愿说出真心话, 使收集到的口述档案失去了客观性、真实性, 变得毫无意义。

(2) 确定口述档案采集对象。为了客观地还原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 我们把采集对象按在采集主题中具体扮演的角色分成决策层、执行层和普通群众三个群体, 然后在这三个群体中有选择的选取作为采集对象。同时, 与采集对象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是成功的基础, 口述档案质量的高低与采集者和被采集者关系的亲近关系、信任程度成正比。

(3) 采集提纲的准备。在确定口述档案采集的主题之后, 要对历史背景与相关资料有所了解, 列出有针对性的采集提纲, 所提问题切中要害, 避免泛泛而谈。在采集过程中, 要对提纲不断完善补充。同时, 采集提纲也应根据被采集对象身份的不同而有变化。但在关键问题上我们必须要求一致, 才能了解到不同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旁观者对同一个问题的相同或不同看法, 才能还原历史。

(4) 实地开展采集。在实地采集工作中, 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漫谈与集中问答相结合。初始阶段, 应以漫谈为主, 此时被采集对象口述的往往是该历史事件或人物给他的最深刻印象, 也最能代表他的主观看法。随着采集的进行, 我们可以就某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提问, 所提问题应尽量具体。二是要集体采集与个体采集相结合。集体采集的优点是许多人在一起可以互相启发, 对历史事件的了解相对全面;缺点是当事人出于某些考虑, 特别是涉及敏感话题或具体到某些个人问题, 不愿说出历史真相。总的来说, 口述档案采集工作应以个体采集为主、集体采集为辅, 不是十分需要, 不可轻易采取集体采集的方式进行。

(5) 注解、整理与归档。采集工作结束后, 要及时对口述档案材料进行收集与整理。注释工作重点在交代清楚采集的时间、地点、采集与被采集者, 对于被采集人的出生年月、性别、籍贯、政治面貌、职业、工作简历、教学科研主要成果等都要有详细的说明;整理工作的重点在于对形成的影像资料进行科学的剪辑, 尽量集中;对于所有的影像资料要同步形成纸质的文字记录材料;归档是指在上述环节都完成后最终形成的影像和文字档案, 按照档案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整理, 放档案管理部门妥善保管, 合理利用。

参考文献

[1]张玉琴.口述历史档案采集标准化的探索.中国档案, 2006, (1) .

[2]何敏, 杨晓玲.当前口述档案征集工作的困境及对策.广东档案, 2008, (1) .

[3]李文鹏.口述档案征集工作的开展.北京档案, 2006, (2) .

口述档案工作 篇4

摘 要:文章以CNKI、万方、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对其收录的1979~2014年发表的论文从年度、作者、主题、期刊等方面对有关我国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研究的论文进行计量分析。旨在揭示该领域研究的状况、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为我国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计量分析;少数民族;口述档案

一、概念界定

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是指各少数民族在没有创造自己本民族的文字以前,通过口耳相传,并用固定语言记录下来代代相承的具有强烈民族情感和时代特征的民族口述史实。包括古老仪式歌、民歌、创世史诗、叙事长诗及传说故事等。

二、统计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涵盖的各个词形(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民族口述档案,以我国苗、彝、壮族等 55个少数民族匹配口述历史档案、口述档案、口述史料)为检索字段。以档案学作为检索学科门类并辅之以历史学科和民族学科为补充学科门类,对其收录的1979~2014年的发表在上述三个数据库中有关我国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研究的论文进行全面检索。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科学性,笔者用手工方式对检索结果加以核对筛选,除去报道介绍、年鉴及书讯等文章,剔除一稿多投及作者不详等情况,以研究性学术性较强的专业论文作为统计对象,最后共得到期刊论文69篇。

三、相关数据与结果分析

1.年度分布。某领域或专业一定时间内的论文成果可以大体反映该时间段的研究水平和进展情况。36年间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研究论文总体上呈逐年增长趋势,年均发文1.92篇。根据研究论文的增长情况可将这段时期的研究分为4个阶段。

2.作者分布

(1)作者系统分布。通过对作者系统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了解35年来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研究者分布的情况,还可据此正确认识各系统的研究能力。统计数据显示:高校教学部门作者发文数量最多,为45篇,占发文总数的65.21%。高校教学部门、档案馆与图书馆合占发文总量的86.96%,表明这高校占据着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研究的主导地位。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我国研究生公费改自费,科研立项与奖学金挂钩的奖励机制将使学生对科研的关注度增强,发文数量相应会有所增加。

(2)作者合作度及合著率分布。按计量学的观点,论文合作情况包括论文的合著率和合作度两个指标。论文的合著率指的是合著文章在总发文中所占的比例,论文合作度即在确定时域内某种或某类期刊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本次统计的69篇论文中,论文合作情况呈现两极分化,1979~2003属于独立研究阶段,我国少数民族口述档案主要是个体研究。2004年后合作水平有所提高,稳定在1.00左右。36年间年间论文的总体合作度为1.16,其中2012年是合作度历年最高为1.77,近五年合作度均稳定在1.20左右,我国口述档案研究的合作趋势虽然平稳但有待加强。

3.主题分布。主题分布直接反映了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研究的重点、热点及档案界对相关问题的关注,是了解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研究内容的重要途径。本次统计的69篇论文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价值作用、收集挖掘、开发利用、保护传承四个方面,分别发文10篇、12篇、13篇、26篇,占发文总量的89.71%,其中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两方面的研究占总发文量的57.36%。反映出各主题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四、我国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研究内容不够深。一方面,从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研究的状况来说,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概念、价值等基础理论的研究,缺乏具有全局性指导的深层次理论。另一方面,重复研究的现象同样存在,学者们虽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但研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对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所涵盖的古老仪式歌、民歌、史诗等形式的研究较为贫乏。限于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等著名史诗的研究,影响了科研的整体质量。

2.各民族覆盖面不够广。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云南、广西、贵州等地,研究中大多以人数较多的壮族、苗族、土家族,彝族为个案,譬如:《试论广西口述档案的价值》、《苗族口述历史文化信息资源的组织管理与永久保存机制研究》、《云南石林彝族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研究》等,忽视了诸如傈僳族、基诺族、怒族、高山族等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研究。

3.合作率与合作度不够高。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口述档案领域个人独立研究占主体地位,合作研究较少,合作意识不强,合作智能发挥不充分。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形成和积累属于跨学科性质的活动,不仅涉及到档案学、历史学的知识,也涉及到社会学、新闻学等领域。该领域的研究仅仅单纯依靠档案界的力量很难持续有效进行,需要研究者甚至跨学科的交流合作。

五、我国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研究的提升路径

1.注重深入开发与利用研究。注重对口述档案资源的深加工,提高其附加价值。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优势,聘请专家学者指导、参与特色民族口述档案的深层次开发利用。通过对民族口述档案资源的深入开发,把静态的、隐蔽的口述档案资源转化为直观的、动态的情报信息,并以文摘、专题研究报告、書目索引等二次文献形式,提高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利用率。

2.拓宽各民族研究覆盖面。一方面,不遗余力的深入挖掘各个少数民族自身的独特魅力,开展个性化研究;另一方面,对国家级、省级重点科研课题审批进行严格把关,从研究源头避免重复研究所造成的人、财、物的浪费,促进产生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生。

3.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就学科间而言: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鼓励跨学科合作,强化档案学、图书馆学及情报学三大学科之间的交融;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开展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理论研究,促进各地区口述档案工作。就学科内而言:广泛涉猎社会学、宗教学、考古学、艺术人类学、民俗学、美学、文学、文学及艺术等各个门类,增强研究视角的创新性和研究成果的高水准性。

参考文献:

[1] [2] 邱均平.信息计量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第一版).

建立口述档案,完善企业历史 篇5

1 口述档案的概述和价值

在《档案术语词典》中, 对口述档案是这样描述的:“为研究利用而对个人进行有计划采访的结果, 通常为录音或录音逐字记录形式”[1]。档案作为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 现已成为人类重要的历史遗产和国家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口述档案作为古老的原始记忆, 也已成为补充完善历史, 传承文化遗产重要的方法和途径。口述档案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填补历史空白以及印证、鉴别历史;2) 改善或完善馆藏结构;3) 为史学研究提供文献资料;4) 挽救国家文化遗产;5) 编写名人传记或影视改编;6) 提炼文化精神, 开展宣传教育。目前, 我国的口述档案工作与美国、新加坡等国家相比, 还有一段距离, 为此, 加强口述档案的建设, 积极进行珍贵史料“活历史”、“活档案”的抢救工作, 开展口述档案的研究, 是我们当前首要和重要的任务。

2 建立口述档案

建立口述档案包括多个过程, 具体内容有:根据各自不同的需求, 确定口述档案的主题;再根据主题, 确定采访对象;了解采访对象的相关资料;针对采访对象, 拟定采访提纲;按照采访提纲进行采访;最后对收集到口述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归档, 编制目录。

2.1 建立相关的制度

我国开展口述档案工作刚刚起步不久, 相关的法规和标准不多, 而且关于口述档案怎样保管、怎样利用的标准也不健全, 因此, 有必要对口述档案的管理和利用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尤其是对接收的口述档案的范围、文件采用的格式、保存载体、鉴定的标准、归档的内容、明确整理的方法、编目的要求、保管期限、开发利用的原则等进行详细的规范, 制定各个方面的制度或标准。这样既能保证口述档案的规范管理, 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又能大大提高使用的效率, 还能实现档案资料的共享。同时, 建立一套完善、规范的标准体系, 可以进一步促使口述档案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有序化的快速发展之路。

2.2 按需求确定建档专题

确定口述调查主题是建立口述档案的起点。首先, 可以根据各单位的需求, 选取具有一定历史意义或对企业发展有影响的事件, 分别建立不同的口述调查专题。如企业发展史口述调查专题、名人传记口述调查专题、历次火箭发射经历口述调查专题。其次, 根据口述档案的特殊性, 选定口述调查的专题要便于实施可操作, 也就是要找到与专题有关的当事人, 且当事人要有一定的行为能力、能比较真实地还原历史情景。

2.3 分专题建立口述档案

建档专题确定后, 根据各个不同的专题, 确定采访对象, 拟定采访提纲, 收集口述资料, 建立口述档案。每份口述档案的基本内容应包括:1) 原始录音材料或录像带;2) 根据录音整理的不同版本的文字稿;3) 主述人及收集人的签字、现场笔记及文字说明;4) 与专题相关的照片、介绍等资料和主述人对材料的处理意见;5) 与主述人有关背景材料及各种报道;6) 主述人发表的著作、论文等;7) 所有光盘资料;8) 该项目的工作总结。

2.4 整理资料按要求归档

根据所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和标准, 首先对收集到的口述档案, 按照不同专题进行分类。其次, 将音频、视频的资料转成文档文件时, 要求尽量尊重被访者的原意, 保留口述档案的原始性, 不要以记录者的语言去概括或删除。再者, 每份口述档案都要对采访的时间、地点、收集人及受访对象的基本情况进行详细记录, 必要时请主述人校对口述资料, 并可做适当的注解。最后, 按不同受访者为建档单位, 将每位受访者与本次访谈相关的档案资料集中归集在同一卷内, 并编制好卷内目录, 以方便使用者利用口述档案。总之, 在收集整理口述档案时, 要做到完整准确地将音频的文件处理成文档文件, 且尽量保留主述人的原意;为便于其他人利用, 应对收集的每份口述资料档案, 标注准确的采访时间、地点、现场记录以及收集人的研究目标和必要的相关说明。

3 利用口述档案, 完善企业历史

建立口述档案, 最终的目的就是在于研究利用, 用它完善历史、弥补历史空白。

3.1 查阅现有档案, 确定所缺内容

目前航天一院十八所档案室保存着包括文书档案、经营档案、航天产品档案、科技研究档案、特殊载体档案等十一个门类的档案以及内部资料。在这些上万册的档案中, 没有一本详细记录航天伺服 (十八所) 发展的历史, 有的只是某个门类档案反映该门类档案记录的历史。笔者通过查阅各门类的档案, 大致梳理出航天伺服从两个组创立、到成立伺服机构研究室、及成立十八所的脉络, 但有的档案缺少时间、有的资料缺少事件的具体内容、有的材料缺少产品研制的情况等。根据所缺材料的具体情况, 笔者确定了口述资料征集的内容和主题, 制订了采访提纲。

3.2 确定采访对象, 征集口述资料

按照征集口述调查的主题, 确定访谈对象。在确定访谈对象时, 注意采访对象要有一定的数量和不同层次, 以确保采访具有普遍性, 使采访工作顺利进行, 收集的资料质量有保障。如笔者在进行航天伺服发展史口述采访时, 把采访人员按年龄分为老、中、青年不同时期的群体, 又按产品研制分为不同型号研制人员群体, 随后在各个群体中确定若干访谈对象, 通过多人的采访, 抵消个体间的差异。在采访中有七八十岁的第一代伺服创始人, 有五六十岁的第二代伺服创业者, 有三四十岁第三代伺服继承发展者, 还有各个年代的室领导、研制的骨干人员等。每个人的工作经历, 抒写了不同的一段历史, 这些口述历史, 不断丰富了航天伺服发展历史的资料。

3.3 考证核实档案, 确保准确有效

由于, 口述档案是人们对过去一种回忆式的档案资料, 所以它不同于纸质档案或文献资料, 在利用前, 要对口述档案进行考证和核实。随着时间的久远, 当事人的记忆难免会出现疏失、模糊和错位, 因此在利用口述档案之前, 需要采取审慎的态度, 进行多方面的考证和多途径的核实。笔者对收集的口述档案, 一方面要与档案室保存的文书、航天产品、科技研究等档案以及文献资料进行一一核对;另一方面, 还要与采访不同人员收集的资料, 进行多种渠道的核实, 通过众人的回忆, 可以弥补个别人的失忆现象, 以确保口述档案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力争还原历史原貌。

3.4 链接各类档案, 弥补空白历史

得到经过考证和核实的口述档案, 依据档案室保存的档案, 按照航天伺服发展的脉络, 笔者首先编写了“十八所组织沿革”, 并绘制了各个年代组织机构图, 细化到各个工程组及时任的正副组长。这部分正是根据口述档案补充完成的, 如果没有收集到这些口述历史资料, 在已有的档案中, 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段历史。随后, 笔者以十八所组织沿革为主线, 一边查档案室各门类的档案, 一边依据口述档案, 完成了2万多字的一部六室 (十八所前身) 大事记 (1958~1995年) 。

有人说“送走一位老人, 就等于送走了一段历史”, 这句话听了让人伤感, 但现实确是这样的, 这句话同样也证明了, 口述档案在众多门类档案中, 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位置。笔者也正是依据收集到的口述档案, 将现有的档案一点一点的链接、整理、编研, 完成了“航天伺服发展历史 (1958~1995年) ”。

通过收集口述历史, 建立口述档案, 利用这些档案资源进行开发, 不仅能补充完善航天伺服发展的历史, 对编写发展史起到了推动作用, 使得航天伺服专业遗产得以保护, 同时对宣传航天伺服文化、传承和发展航天伺服精神起到了推动作用, 加快提升伺服专业发展软实力, 从而促进十八所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伟晶, 柳旭.口述档案管理方法探究[J].黑龙江档案, 2012 (1) .

[2]薛鹤禅.论口述档案发展的合理性[J].大众文艺, 2009 (19) .

[3]马俊, 古玉艳.口述档案初探[J].黑龙江档案, 2009 (6) .

[4]张玉凤.浅谈如何做好口述档案[J].黑龙江档案, 2012 (5) .

[5]闫静.口述档案:企业档案工作之新视野与新拓展[J].北京档案, 2014 (5) .

[6]王素红.口述档案-我国档案工作的新视角[J].兰台世界, 2008 (4) .

口述档案的知识产权研究 篇6

关键词:口述档案,使用权,所有权

随着口述档案在中国档案界的认知与肯定, 一些档案馆开始尝试在口述活动中收集重要的档案信息。口述活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随之而来的是口述活动带来的一些无法避免的法律问题。本文主要探讨口述档案在归属及其使用上所带有的法律问题, 如所有权、使用权。

一、所有权研究

1. 案例——《李宗仁回忆录》的版权问题。

唐德刚先生自1958年暮春至1965五年初夏, 用了将近七年时光, 在李宗仁先生热情合作之下, 写出了《李宗仁回忆录》的中、英文两稿。至于署名, 经哥伦比亚大学的提议, 李宗仁先生的同意, 用“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编纂发行”等字样。出版时列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丛书第XXX号”。而1965年李宗仁返国后, 写信给唐德刚, 让其告知哥伦比亚大学, 停止出版英文稿, 理由是:重读这份译稿, 觉其与中文底稿, 颇有出入。但是哥伦比亚大学当局并不同意李宗仁的做法, 将这批文化公案, 移送法院, 让美国的法律加以公断。结果是按照美国出版法以及国际版权协议, 这宗文献全部判为“哥伦比亚大学财产”。因为在本稿撰写过程中, 李宗仁是本稿“口述材料”的提供者, 他并不是撰稿人;而本稿的真正撰稿人, 却又是哥大的雇员, 所以哥伦比亚大学对它自己的“财产”, 有任意处理之“全权”。据此, 哥伦比亚大学根据此项法律程序, 便把全稿封存起来。

2. 分析。

我国《著作权法》第二条规定了著作权的取得——自动取得制度, “中国人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的作品, 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产生著作权, 不论发表与否”。那么基于此解释, 笔者认为口述档案的著作权自口述档案收集工作完成, 那些笔录、录音录像材料就具有了著作权的保护。而“著作权属于作者”、“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 “成为作者的条件很严格, 也很简单, 即创作作品的人;创作的含义是直接产生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 《著作权法》第十三条规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 著作权由合作者共同享有。”口述档案是作为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保存的口述凭证, 它产生于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 也就是凝结了双方的劳动结晶, 是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合作成果, 因此其成果的所有权应归二者所有。但是, 像一些传记、回忆录等, 是主人公邀请他人为自己代笔的, “受委托创作的作品, 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 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 著作权属于受托人”。那么, 我们通过案例看到哥伦比亚大学先前的协商工作, 在后来的案件审理中显得尤为重要, 约定双方的署名权, 也就在法律意义上承认了哥伦比亚大学对《回忆录》所有权的共同拥有。

上面所讲, 合作双方对口述档案共同拥有, 是因为口述者是信息来源, 没有口述者亦没有口述档案的产生, 同时由于采访者代笔、录音、录像等辛苦劳作, 才使口述者的话语留下痕迹, 访谈者的劳作亦不容抹杀。所以合作双方共同拥有著作署名权、所有权是理所当然的。但案例中, 我们看到的是三方:李宗仁、唐德刚、哥伦比亚大学, 其中唐德刚受雇于哥伦比亚大学。访谈者受雇于某一机构, 那么著作权归属又该如何呢?根据美国版权法规定:“雇用作品是雇员在其受雇范围内所制作的作品。就雇用作品而言, 雇主或者作品为其制作的其他人被认为是本法所称的作者, 除非各方在由它们签署的书面文件中明确作出另外的协议, 雇主或者作品为其制作的其他人拥有版权所包括的一切权力”。如果遵照美国版权法, 唐德刚先生身为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 他所完成的《回忆录》在版权上是属于李宗仁和哥伦比亚大学所有。而根据我国《著作权法》有关规定, 基于雇佣关系而形成的作品称为职务作品, “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 除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外, 著作权由作者享有, 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有下列情况的职务作品, 作者享有署名权, 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给予作者奖励: (1) 主要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 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 (2)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

比较中美法律, 可以知道访谈者与雇佣机构之间的著作权问题, 不同国家有不同规定, 因此, 作为口述访谈学者, 我们要借鉴经验, 以避免将来工作中出现的利益之争等法律官司。

二、使用权研究

1. 案例——里加犹太人聚居区幸存者学会和哈特恩巴赫博士的诉讼案。

里加犹太人聚居区幸存者学会和哈特恩巴赫博士之间的诉讼案成为口述档案法律问题最终在法院解决的著名个案。20世纪70年代晚期该学会雇用哈特恩巴赫博士——一位公认的大屠杀研究专家搜集和撰写里加犹太人聚居区历史, 她采访了一百多位大屠杀幸存者, 搜集了部分文字材料和纪念品。1982年双方就他们的第一部著作《里加的大屠杀:里加犹太人聚居区历史》签署了第一份书面协议, 该协议规定除了哈特恩巴赫博士获得金钱报酬外, 他还被列为作者身份并且拥有对所有档案材料的唯一使用权, 直到所有的手稿完成。另外, 协议明确规定将访谈和手稿的著作权授权给学会。1985年初, 学会的领导人对哈特恩巴赫博士试图对幸存者之间的不同叙述进行协调的做法表示不同意。学会领导人还反对哈特恩巴赫博士发表在《奥斯维辛声音》杂志上的评论论文。最终学会以哈特恩巴赫博士违背协议为由于1986年向法院起诉。学会坚持要求收回哈特恩巴赫博士对于所有磁带与纪念品的所有权并要求赔偿10万美元的损失费。同样, 哈特恩巴赫教授也以学会破坏协议为由作出反诉并且要求经济赔偿。

最后, 双方暂时达成妥协, 在没有对方的书面许可的前提下, 双方都可以出版由哈特恩巴赫搜集的手稿的任何部分或者使用访谈或材料的任何部分。双方以他们的各自所有, 保留所有的材料, 学会被要求根据最初协议规定向哈特恩巴赫支付报酬。

2. 分析。

从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首先, 该法院已经毫无疑问地承认了口述档案的著作权资格;其次, 说明在收集口述档案的时候, 和受访者签订授权协议, 讲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非常必要的, 即使是这样, 双方或者多方间关系仍然是错综复杂的, 不可避免的。所以口述档案学者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必须告知受访者口述档案工作的计划、目的和程序及其过程中双方的权益, 并且告知受访者签署法律授权书的必要性。

本案引起诉讼的原因有二:一是学会对哈特恩巴赫博士对口述材料中的叙述进行协调的做法不满意;二是未经学会同意发表评论论文。简单分析这两点, 哈特恩巴赫博士有无权利对口述材料的叙述进行改动?有无权利公开发表论文?这要从双方对口述材料的著作权问题着手。

口述档案是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合作成果, 访谈者的提问、整理与受访者的回答是不可分割的。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三条:“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 著作权由合作者共同享有……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 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独享著作权, 但同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体的著作权”。那么哈特恩巴赫博士既然列为作者, 就对这些口述档案有使用权、处分权, 又因为口述档案是二者不可分割的劳动产品, 所以当访谈者要使用口述档案研究问题或者是撰写、出版专著时, 必须获得受访者的许可使用。

《著作权法》第二十条:“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 学会作为口述者, 口述档案信息的提供者, 对口述档案的修改有权向法律提出保护。哈特恩巴赫亦为作者, 由于工作性质原因, 双方劳动成果的不可分离性, 使得合作双方任意一方无论是涉及修改, 还是发表, 都要征询对方的意见。

这是从法律角度分析整个案件, 因为不同国家对著作权的规定不同, 这也是双方达成妥协、平安无事的原因。一般来说, 计划的组织者为了自由地使用口述材料都希望受访者转让他们的著作权, 甚至有些计划一开始就向受访者支付报酬, 然后一次性获得著作权, 转不转让, 如何转让都涉及重要的经济利益。因此, 双方应当订立转让合同以明确权利义务关系才是明智之举。

参考文献

[1]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M]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5.

[2]杨祥银.与历史对话.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4 (11)

再论口述历史档案价值 篇7

关键词:口述历史档案,真实性,价值

口述档案自20 世纪80 年代引进到我国以来, 争议声一直不断。承认它是档案者有之, 质疑者也大有人在。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 对口述历史档案这一资源的认识也是如此。有人不认可口述档案的价值, 他们判定口述档案只是一种辅助档案利用的重要参考资料, 并不具备档案的本质属性。有人从历史、文化等角度来挖掘和肯定口述档案的价值。笔者从叙事、历史、现实、情感等维度来展开讨论, 或许为认识口述历史档案价值提供新的视角。“口述档案关注了个体的记忆、经历、体验和感受, 平民性是其显著特点, 同时也具有叙事性、多元性和规划性的特点。”[1]51正是因为口述历史档案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口述历史档案具有自身独有的价值。

一、口述历史档案叙事的生动、真实价值

社会学者认为, 社会记忆以两种方式保存和流传:一种是保留在档案部门的“静态的、绝对的社会记忆”;一种是被人们传述的“动态的、相对的社会记忆”。从社会记忆维度来考察, 不论是书面档案, 还是口述历史档案, 其本质都属于原始性社会记忆范畴。既然口述历史档案是人类社会记忆的一种载体, 那么它就应该具有相应的真实性。档案的真实性通常我们将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 它反映着文件形成过程及形式的真实。档案信息在反映历史活动的客观过程方面是真实的;另一方面表现为档案内容的真实, 尽管有的档案文本内容记载与客观事实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距离, 甚至有的与事实完全相悖, 但是它仍然反映了档案形成者的认识和意图, 客观地实录着档案形成者的活动, 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状态。

应该说, 口述历史档案是基于当事人的回忆由采访者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而形成。当事人对历史上亲历、亲见、亲闻的事, 随着时间的长久, 其记忆难免会出现疏失、模糊和错位。同时, 当事人可能受某种制约而有意避开敏感的问题, 或出于个人利害关系而有意夸大成绩而回避不足, 或出于环境压力而文过饰非, 歪曲事实。口述历史档案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加入当事者主观的立场、认识和观点, 造成当事人所述内容有的不是十分准确。如何规避这些局限性呢?有学者提出某一专题或事件访谈一个群体, 通过众人的回忆, 可以弥补个别的失忆现象。尽管这个群体中的个体间的口述存在差异、矛盾甚至冲突, 这些不同的叙述却会产生抵消效应, 从而可以提供较为接近历史真相的叙述。

尽管口述历史档案不是直接与事件发生的过程同步产生的, 它是事后对受访者的回忆实录, 但是从它所记载的内容而言, 均是当事人亲历亲见或亲闻, 具有真实性。从它的产生过程而言, 口述历史档案的制作, 是对当事人陈述的现场记录, 也是采访这一事实的客观记录。这样看, 它是口述历史档案制作者行为的客观记录, 具有真实性。从它的记录载体而言, 它是主要是通过录音、录像、纸张等多种载体来存储的, 不易被篡改。总而言之, 口述历史档案是一定主体为保存社会记忆对当事人采访而形成的, 其内容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历史事实, 其真实可靠性毋庸置疑。

二、口述历史档案对历史的还原、补充价值

口述历史档案叙述主体的范围涉及了市民、工人、农民以至于官员等社会上的各个阶层, 因而可以说, 它延伸到了历史的新领域, 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和补充了历史的空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口述历史档案改变了过去重视政治史、精英史的传统, 转而集中精力关注于普通民众史、少数民族史、城市史、社会生活史, 妇女史、村史等历史视角。与以往单调枯燥的传统档案相比, 口述历史档案呈现出了一个生动而鲜活的历史原貌。有报道称台发表政治受难者口述历史弥补官方档案不足, 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相信让政治受难者获得抚慰的方式, 不是掩盖历史, 而是真实呈现历史。”[2]透过政治受难当事人狱中亲历、亲见、亲闻的实际生活经历, 还原了当时历史的真实情况, 同时也揭秘了这段历史政治灾难不为人知的艰辛和痛苦。

口述历史档案使史学的研究呈向下的趋势。口述历史档案赋予了普通大众“说话”的权利, 让历史构建带有平民性。那些曾经在史学上被遗漏的重要事件、重要情节也因此在平民口述中得到了深度挖掘和重现。值得注意的是, 口述历史档案的收集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急迫的浩大工程。它的迫切性表现在:一方面, 那些亲历过历史重大事件的老人们基本都年事已高, 他们的记忆在无声无息地模糊和消退。老人们在以无法预知的速度逝去, 如果这些“活档案”离开了, 势必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另一方面, 全国规模的口述历史档案收集工作尚未建立起来, 一般的格局还是以社会公益力量为主体, 缺乏规划性和整体性。因此, 口述历史档案的收集工作需要集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从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多方面积极全面地开展起来。崔永元是口述历史档案的坚强捍卫者, 他在北京建立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电影传奇馆, 存储着4000 位老人们珍贵的回忆录, 这样活的“记忆数据库”展示出了历史的生动性、具体性与连续性。

三、口述历史档案对现实的参考、证据价值

档案属于未渗透过水的资料, 为人们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信息方面的支持。口述历史档案既然是档案家族的新成员之一, 它同样具备了现实的参考价值。概括说来, 口述历史档案的参考价值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 对论证同一人物或事件而言, 口述历史档案具有相对于正史而言的参考价值。如在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中提到, 关于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政策问题, 张学良后期解释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与蒋介石无关”。这与官方档案所表述的蒋介石主张不抵抗政策相矛盾, 此时, 口述历史档案就为史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多层面的参考资料。第二, 对发展当今文化而言, 口述历史档案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针对政治、文化领域的优秀实践者的口述访谈而整理出来的口述历史档案, 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经验、教训、实例等方面的参考。如周夏编著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 采访到的是那些在电影史上曾经有过巨大影响力的人物, 他们客观陈述的口述史实、工作经历的梳理以及人生经验的畅谈, 为新一代电影人的开拓进取提供了些许的参考。

口述历史档案有着毫无疑问的证据价值。从记录内容上看, 口述历史档案是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 是客观行为和真切事实的历史记录。它的真实性保证了其证据价值。从法律规定上看, 口述历史档案属于判定客观事实真实性与合理性的视听资料类证据。它的合法性确定了其证据价值。但是, 要辩证地看待口述历史档案的证据价值。一方面, 要肯定口述历史档案证据价值。口述历史档案在现实运用中, 已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如在揭露日军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罪行诉讼案中, 由于时隔太久, 许多当事人已不在人世, 那么留下来的录音、录像等口述历史档案, 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证据作用, 既捍卫了民族的尊严, 又可获得经济赔偿。另一方面, 要认清口述档案证据价值的局限性。口述历史档案或多或少加入了主观因素, 它的真实性存在相对性, 因而并非所有的口述历史档案都能作为证据使用。口述历史档案证据性价值的实现受口述者社会品格高低、实践活动范围大小, 口述历史档案价值证明力大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 证据价值大小与影响因素成正比关系。如张学良的口述记录, 对研究中国现代史就具有极高的证据价值, 在历史研究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四、口述历史档案对情感的寄托、归属价值

口述历史档案不是与历史同步生成的, 而是当事人对亲历、亲闻、亲见的历史事件的回忆实录。在口述采访过程中, 由于受到采访者设定的问题以及当时的立场、态度、情绪等因素的影响, 口述历史档案难以剔除当事人主观的看法、观点和判断, 因此, 可以说口述历史档案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因素, 具有某方面的情感价值。

口述历史档案的情感价值表现在:第一, 对情感的寄托价值。口述历史档案是当事人亲历过事件过程的真实再现, 是珍贵的历史片段的凝固和定格, 寄托着当事人发自内心的对于历史事件、人物的难以释怀的感情。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栏目中有一期提到, 一位曾在二战中担任美国空军志愿队队员的老人, 漂洋过海来到当年短暂停留过的空军作战基地四川, 为的是寻回人生中最辉煌的战斗经历和最凄美的爱情回忆。触景生情之时, 老人也几度哽咽。此时的口述历史档案饱含着老人对那段往事的刻骨铭心之情, 是一种深切的情感寄托。第二, 对情感的归属价值。口述历史档案, 以平民的视角为切入点来回顾和重现历史, 积累和沉淀了深厚的大众情感, 也是民族情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杭州市萧山区档案局内部编印的 《口述档案—————王建欢萧然记忆文集》, 其内容是萧山最基层百姓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 这些民间记忆以萧山方言为记录方式, 真实而又质朴地反映了对地域文化的热爱[3]42。

维护口述历史档案的情感价值, 一要保证口述历史档案所记载的内容能真实客观地反映事件本身;二要口述历史档案的采访者与当事人之间保持适度的谈话深度和融洽气氛, 能恰到好处地表达情感;三要做好口述历史档案宣传工作, 唤起人们对历史的情感共鸣。

参考文献

[1]潘玉民.口述档案资源建设探略[J].图书情报研究, 2010 (1) .

[2]http://www.chinanews.com/tw/2011/12-23/3553828.shtml.

论口述档案发展的合理性 篇8

关键词:口述档案,合理性,可靠性

口述档案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人们之所以还在犹豫, 是对口述档案的证据可靠性存在怀疑。档案的本质是资料的原始性、可靠性、真实性。其实这些问题, 对实践过的口述历史学家来说是很熟悉的, 他们既然要想利用收集采访到的资料势必面临着口述资料的可靠性、真实性这些问题。所以本文首先从口述资料的可靠性来谈起。

一、口述档案的可靠性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对口述史定义为: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口述史的定义很多, 但无非是通过口头的、有录音录像记录下来的信息。而口述档案定义为:为利用研究而对个人进行有计划采访的结果, 通常为录音或者录音的逐字记录的形式。也有定义为:记录人们语言信息的记录材料的总称。无论怎么定义, 我们暂且笼统地认为是口述史研究过程中生成的录音等材料经过整理、归档后形成的。

文字出现之前, 人们都是靠口头传送的方式记录历史的, 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口头传说在无文字社会中的精确性, 例如, 特洛伊战争本是一个口头流传的故事, 但是特洛伊城遗址的发现证实了口头传说的真实性;关于古希腊被废弃城市名单的描述, 口头流传了六百多年, 直到《伊利亚特》最早的文字版本开始流行, 这种描述的精确性得到了考古学的证明。

而文字出现之后, 仅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 史学家最初都是记注和保管档案典籍的, 他们不仅掌典本朝的文字记注, 也有前朝的典章文物, 他们把这些知识记载、积累, 并编纂, 从而形成历代史书。但是朝代的更迭, 史书的消亡是在所难免的, 所以后来也会有很多人凭着记忆和访谈写的伪史书。古代历史的记载是狭隘的, 它只是上层政治、经济、文化等意识的体现, 不能体现整个社会生活全貌, 体现社会的更多方面。近现代史学家、社会学家扩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 农民史、工人史、妇女史、家庭史等等, 都从另一个方面填充了、活化了社会历史, 而这些方面的内容是在正史中找不到的。其实说来社会调查者早就使用访谈了, 只是我们有时候常常忽略更传统的更古老的方式、方法。

现在文献是作为终极权威形态出现, 而且要面向更永久的未来。口头传说相对而言, 虽然作为最传统的历史记录方式, 在它面前显得却非常的脆弱, 不堪一击。因此, 对于文献中存在的质疑人们讨论的相对少得多, 人们常常会指出访谈中存在的主观偏见, 同时提出我们如何缩小、评价和避免这些主观偏见。其实对于这个问题, 又是人们的固有思维模式的一个错误。“文字的就是可靠的, 口头的就该被抛弃”, 这样说来, 人们的记忆是不被信任的。再者, 在历史研究中报纸的利用就是典型的例子, 对于当下某报纸的某篇文章, 我们可能因为知道作者, 从而很容易推断他的政治观点或者社会偏见, 我们对其文章和观点很容易推断某些结论, 所以史学家利用的时候会很容易产生认同;对于五十年前或者更早的报纸, 我们只能大概的猜测到当时的背景环境, 如果作者是匿名, 我们对匿名作者所讲内容几乎要全靠猜测, 因此使用起来非常小心谨慎。这看起来是史学家偏重的文献信息因为时间的不同而使人产生怀疑, 看来文献也不是可靠的。

同样, 档案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偏差。如古代档案中史官的记注, 记注主要是用于积累关于国家活动的档案, 同时也有警戒和约束统治阶级的用意, 故需要史官把秉笔直书的原则作为自己的信条。而且, 档案也是人们撰写继而保存的, 这里面的言语用词也会影响着后人的判断的。所以说档案也是带有主观偏差的。文献信息也不是完全可靠的, 无论是文字的还是口头的都是一样的, 都具有可靠性、可用性, 主要是看我们如何来收集和利用这些资料。

二、口述档案的收集

历史学家在利用口述资料, 考证其可靠性的时候都会遵循着这样一条原则:寻求其内在的一致性, 寻求其他资料来源的确证, 并对潜在的偏见保持警惕。只有这样做出来的研究才会更客观、更全面。最常使用的就是档案等文字资料与口述资料的相互认证。一般历史学家或社会调查者对收集到的资料评估都经过下面几个步骤:

首先, 访谈者要了解采访事件的历史背景, 把收集到的口述资料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 才能体会当事人的行为、思想、意识、言辞等等, 把自己也作为受访者的同行者, 一起来回忆当时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 而且使用受访者的言辞, 更能准确表达其真实的意思。

其次, 访谈者要借助其他资料来源进行交互检验。开始的时候, 访谈者可以通过查阅其他文字资料大致的了解事件的来源始末, 在头脑中对可能遇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不至于在访谈中被受访者一再的误导。即使书面资料与口头自资料之间出现相互不符的情况, 也并不意味着其中的一种描述必然要比另外一种描述可靠, 两者之间是相互质疑、相互论证的。我们不能盲目的肯定或者全部否定两种描述的有效性、可靠性, 因为无论是文字记录还是口头资料都有可能是唯一的证据, 尤其是口头资料的独一无二性。

第三, 就是访谈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既是指访谈者课题的连贯性, 也是指受访者观点的连贯性。访谈者在做课题时, 因为历经时间会很长, 受访者会很多, 需要访谈者能保持前后观点、态度、问题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否则很容易影响采访结果。而受访者也要为自己的前后言行保持一致, 不能出现前后矛盾或者推翻前面的自己的结论, 如果这样, 整个采访是毫无意义的, 其可靠性、真实性更令人怀疑。

三、口述档案的作用

历史学家收集到的口述资料, 更确切地说是最终整理出来的口述资料和他们研究利用的口述档案, 并不是盲目的, 而是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些资料是可靠的, 是值得收藏和利用的。口述档案在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 口述档案填补了历史的空白点和弥补了历史的断层。

由于我国的历史记载传统, 历史是国家的历史, 档案是国家活动的记录, 结果档案只为统治阶层服务;同时, 由于战争、自然灾害、人为破坏等因素的影响, 历史档案损失严重, 甚至形成了历史上的空白点和历史的断层。开展口述档案工作是一项与时间竞赛的抢救工作, 前辈们的记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流失的宝贵财富, 因此抢救老人记忆中的历史是刻不容缓的工作。通过受访者的口述, 我们可以了解重要事件的背景、细节, 查明一些众说纷纭的问题。

2. 口述档案生动地再现历史

与已有的文献史料不同, 口述档案是把历史平民化。从文字与统治权力结盟的那一刻起, 历史便有了“正史”和“野史”之分, 不识文字者被挤出了历史, “历史的过程”变成了“书写的过程”。官方对于普通民众的记载是有限的, 而口述档案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 并使历史和现实密切地联系起来, 增添了几分平民化色彩。历史不再是上层社会和社会精英的历史, 也是不同阶层的历史, 也是社会边缘人的历史。

参考文献

[1]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 [M],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2]熊月之.《口述史的价值》, [J], 《史林》, 2000年3期.

[3]周新国.《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9月版.

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基本问题探讨 篇9

“基本概念是一个研究课题的逻辑起点, 决定着一个研究课题的研究对象、体系结构、学术特征和发展方向。”[1]但是, 长期以来, 我国学者对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界定比较模糊, 而像《档案术语词典》、《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权威的文献及其他机构亦没有对其进行过明确的界定。直到最近几年, 才有个别学者试图对其进行定义。

黄琴、华林、侯明昌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由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口耳相传的反映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艺、哲学、伦理、宗教和民俗等方面情况, 具有保存价值的口碑历史记录。”[2]91陈子丹、周知勇认为:“各少数民族在没有创造自己本民族的文字以前, 只能用口头传说的方式去记录发生的万事万物, 并通过口耳相传, 使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得以世代承袭。这种用固定语言记录下来, 并通过言传口授, 代代相承的各少数民族史实, 就是少数民族口述档案。”[3]24黄志洪认为:“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是各少数民族用固定的语言、言传口授的方式, 代代相承德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古老仪式、音乐舞蹈、创世史诗、叙事长诗、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化遗存。”[4]32

第一种观点把口述档案的传播者囿于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观点有失偏颇, 正如其定义里所陈述的, 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是反映少数民族方方面面的情况的, 而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并不可能完全掌握其民族所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第二种和第三种观点认为用固定语言传下来的才是口述档案, 对口述档案的口述人的定义过于狭隘。鉴于此, 笔者认为, 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少数民族文化, 人们对发生过的社会实践活动, 通过对亲历、亲见、亲闻者进行的有计划的采访而整理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口述材料。

对此观点, 有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 “亲历、亲见、亲闻者” (我们也称其为口述者) 可以是某个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见证人或知情人;可以是各少数民族的民族头领、土司、毕摩、和尚、巫师、长老等;也可以是风土人情了解者或某项民族技艺习得者等。总之, 只要是其所述内容能反映该民族某个生活方面的记忆, 我们都将对其进行采访。

第二, “少数民族发生过的社会实践活动”, 包括“历时性”的和“共时性”的社会活动。即:既包括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历史的口述档案, 也包括少数民族在当下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口述档案。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 “个人社会通常都重视那些‘过去的重要的人物和事件’, 或赋予历史任务与事件新的价值, 以应对外在利益环境的变迁。”[5]57人们对当下生活空间的事物赋予新的含义的过程也是其构建未来“历史”的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下”的口述档案会变成“历史”的口述档案, 即我们今天的活动是在创造明天的历史。

第三, “进行有计划的采访”是指我们的采访不是随便进行的。要么是因为科学研究;要么是为了弥补馆藏档案的不足;要么是为了解决某一方面的难题;要么是为了保护民族传统技艺、传统文化等等, 总之是为了某个目的而进行的采访。在采访之前也要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包括采访主题的确定、访谈内容资料的搜集、受访者个人经历、家庭背景、访谈地点和时间的约定等。

第四, 对采访内容进行整理不是说采访者根据自己的意图、目的对所采访内容进行任意加工、修改;而是说采访者根据访谈录音, 把口述者所说的话逐字逐句的、一字不差的誊写下来, 其还包括口述者的动作、表情、神态等。总之, 要尽可能的在文本上反映出口述者的口述时的情境。如果口述人因年龄关系口齿不清或说话语序颠倒、逻辑不通时, 采访者在保证原意不变的情况下可对文字稿作适当修改, 但是只能以注释的形式出现, 不能打破口述者原有的语序。把访谈的录音用文字复原仅仅只是整理访问稿的第一步。由于个人经历不一样, 所以受访者所关注的重点和感兴趣的、记忆深刻的东西不一定与主体相关。因此, 访问者必须花大力气加以重组、归纳和编排。若碰到有时间、地点、人名等方面的疑问还必须查阅各种工具书查证补充或是再访问其他人, 然后才做文字的整理和修饰, 并把其作为录音稿的附稿和录音稿装订在一起。

该定义扩展了少数民族口述资料的收录范围, 只要是该少数民族的社会实践活动, 只要证实其有价值, 就应该在采访和收集之列, 而不管其是否用少数民族语言来表述。该定义还避开了对采访者的身份限制, 因为口述资料的形成可以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可以是新闻工作者、亦可以是个人、某学术团体或民间机构等。此外, 该定义也避免了对记录材料和存储介质的具体描述, 记录和存储介质仅仅是记录的工具, 对工具的选择和使用会随着社会技术的发展而不尽相同, 人们可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科技发展状况选择合适的记录手段和相应的存储介质。

二、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特点

1. 合作性。

传统的档案学研究对象大多是文献资料, 这些文献是前人记载流传于后世的, 它们只有在充当研究者的某种假设或结论的证明时才能派上用场, 否则它们就仅仅是一堆“不会说话、没有声音”的废纸。而口述档案则不同, 其是采访人和受访人共同合作的结果, 在采访的过程中, 采访人不能草率的对待口述者, 因为其是一个鲜活的、有正常心智的个体, 其有充分的自由为自己辩护。在采访中, 虽然采访者可根据自己的采访计划对口述者任意提问, 但是若受访者不配合, 故意回避或隐瞒事实, 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口述档案的质量。因此, 在访谈的过程中需要采访者和受访者积极配合、相互合作才能形成翔实、完整的口述档案。

2. 动态性。

口述档案是采访者与受访者事后追认的历史事实, 即口述档案的生成时间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发生时间是相脱离的, 其是采访者与受访者双方合作、互动的产物。在访谈中, 采访者与受访者都具有动态性, 具体表现在: (1) 对访谈者而言, 其在访谈的过程中可视具体情况对访谈计划作改变, 比如扩大访谈内容的范围、调整问题、改变提问的方式和方法等, 从而获得更多具体、完善的信息和细节。 (2) 对于受访者而言, 其记忆因受个人经历、社会环境、生活阅历、时代背景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3. 不可再生性。

由于口述档案是采访者和受访者双方相互配合、相互合作而产生的, 且其生成过程也是在二者互动的过程中得以完成。故在访谈过程中, 受访者所讲故事的情节, 所唱史诗内容、语调、情感以及口述者在口述时表情的变化、语调的急缓、手势的配合等等都是独一无二的。再加上采访的时间、地点、环境, 受访人情绪、记忆等方面的影响, 受访者的叙述和肢体语言的表现会各不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在记录时, 特别是进行摄像时, 不仅要对共时性的内容——表演者、受众、场景、现场等作忠实记录;而且还要对历时性的内容——表演者的个人经历、学习背景、家庭情况、不同场合下的表演情况等作详细的记录。

三、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价值

口述档案作为档案的一种, 其也满足档案的价值。除此之外, 口述档案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

1. 口述背后, 深层文化寓意的挖掘。

人体的动作、表情、手势等肢体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中性的, 即在不同的文化场景中其所蕴含的寓意是不同的。故而在采访的过程中, 受访者的一颦一笑、一眨眼、一皱眉或者是细微的表情变化等动作都可能包含不同的意思。因此, 如果我们不对整体的文化场景进行深入调查、认知和研究, 只把表面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 以为这样就是保护了少数民族文化, 那么就不可能获悉口述背后的真相、获悉该“文本”背后蕴含的传统根源、文化现象和理念以及文化的寓意和成因, 导致使后人产生对此文化的误读。

2. 口述文本“实地”情境的再现。

以往的档案记录的是官方的活动, 反映的是上层社会的思想和价值, 跟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事物和场景往往进入不了史学家的视野。因此, 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大多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文化、官方文化。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 因此档案不应缺少民众的声音。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回到民间、回到田野, 记录和保存普通百姓的生活;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能长期在书斋里从一个书本去到另外一个书本做文字上的重新解构的游戏, 我们必须走出书斋, 走向田野, 从田野中追根溯源找回真实的历史、找出生活的真相, 对真实的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整理。口述档案使少数民族人民有了参与历史记录的机会。通过对他们的访谈可以使我们了解该民族观察和审视历史的思维和视角是怎样的?他们是如何把本民族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的?从而全面、立体的展现出其民族发展的整体面貌和社会的发展脉络。

摘要:少数民族口述档案作为民族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记录和保存民族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本文通过对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概念、特点、价值等进行简单梳理, 以期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探讨

参考文献

[1]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1) .

[2]黄琴.亟待保护的云南民间少数民族口述档案[J].档案学通讯, 2009 (1) .

[3]陈子丹.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浅论[J].云南档案, 2004 (2) .

[4]黄志洪.口述档案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化[J].北京档案, 201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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