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资料论文

口述历史资料论文（精选12篇）

口述历史资料论文 篇1

口述史学, 由美国人乔·古尔德于1942年提出。使用口述方法从事历史研究由来已久。西方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东方则有司马迁的《史记》。现代口述史学一般以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口述历史研究室为开端。

严格意义的口述历史概念:有录音记录 (包括手记、照片、实物、录像等) ;有完善的就历史发展有意义的事件或人物的研究计划;有训练有素的访谈者;按学术规范的整理、分类和保存, 主要依据此进行的学术研究。与以往的口述资料相比较, 口述历史更强调技术手段的提高与学术规范的严谨, 特别是关于录音机使用的争论。口述历史强调在采访前, 必须对以往历史记载及回忆进行全面的了解、分析, 采访依据严格的学术规范, 建立完整的档案, 强调对历史发展解释的完整性。

唐德刚在其《文学与口述历史》中对口述历史的撰写规律交待得很清楚, “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 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 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

做口述历史需注意以下几点:

一、口述对象的选择

选择在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作为访谈对象作口述历史, 是比较合适的。尤其是唐德刚所选的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等都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政治人物, 世人皆知。本书的成功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选取的口述者的地位特殊、经历曲折, 而且对中国近代史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翻开中国的当代史, 张学良先后两度在历史关键时刻, 在国家统一和抗日救亡的大是大非问题上, 做出正确和果断的决定, 力挽狂澜。

二、口述前期准备工作

再对口述对象进行访谈前, 应该对其进行一定的背景了解。比如他的生平事迹, 他的著作、日记, 如果有自传, 那是再好不过了。在此过程中, 形成对访谈对象的大致印象, 并记录在准备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整理成访谈记录。如唐德刚在确定胡适为研究对象后:“我计划的第一步是把胡氏有关他的自传著作《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 历年日记以及其他零星散文排个队, 并择要整编一番;第二步我再以访问方式来填补这些著作的空白做出个详细的胡适年 (日) 谱。”相比于《胡适口述自传》而言, 笔者认为《张学良口述历史》在这方面所做的准备不足, 不过考虑到当时唐德刚和张学良均年事已高, 时间仓促, 加上张学良并不像胡适受过良好的史学训练, 故情有可原。

三、谈话过程与技巧

做口述史, 谈话前的环境评估, 明确谈话人的权利与责任;进入谈话时把握主题;谈话时的必要提示和要求澄清;多提叙述性问题, 少提判断性问题;掌握时间进度;总结与征集材料。唐德刚在为李宗仁写口述史的时候, 正值李宗仁“赋闲”, 唐德刚所准备的访谈内容, 又正好符合李宗仁的口味, 两人一拍即合, 据说他们有一天一直聊到深夜, 这种氛围的营造, 往往有利于被访谈者敞开心扉, 这样有可能获得具有价值且世人罕见的史料。

四、资料后期的保存与使用规则

在谈话后要整理和保存录音的文字整理、必要的追踪访问, 要把资料归档并要注意材料的保存与使用规则, 最后才是研究与出版。

口述材料不仅有一般史料的特点, 还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记录有被访者的记忆与失忆情况, 有利于进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观察。第二、在准备上, 包括采访前后两个环节, 材料的目的性更为明确。第三、在考订上, 有助于区分历史史实与个人创造。

在历史研究的材料中, 档案文献资料居主要位置, 除去其为过去历史的记录, 以及历史的不可重复性之外, 还具有不受后续事件影响的稳定性。但档案文献有时也可能是不完全、不正确、甚至造假欺瞒, 最为典型的是官方档案, 世界各国政府都普遍存在文件造假。报刊资料也有类似的现象。日记、信件、自传等材料, 也有可能由于作者的偏见或者有意识的制造, 出现错误和模糊, 特别是精英人物若考虑到日后有可能出版, 在写作时就会有意识将自己塑造成为典范。

除了对历史名人的口述史的研究, 我们也注意到今天口述史逐渐向“平民化”转型, 意味着当代史学已经脱离高不可攀的研究, 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间视角发掘史实, 同时“口述史”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为史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大门, 也为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提供了新途径。

参考文献

[1][美]唐德刚.史学与文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3.

[2][美]唐德刚.胡适杂忆[M].华文出版社, 1990:206.

口述历史资料论文 篇2

俗话说“读史可以明智，读史可以明兴亡，读史可以知更替。”我认为历史就像一面镜子，透过它，我可以了解到许多事情，且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从小我就对历史很好奇，但一直没有去问个清楚，直到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我慢吞吞地吃着饭，一口一口嚼的津津有味。妈妈看着我吃东西的样子，竟有几分羡慕，她回忆起以前的日子便娓娓道来。

她是家中的老二，有一个姐姐，四个妹妹和唯一一个家中的宝贝——弟弟。大家都偏爱弟弟，什么好吃的都让给他吃，当然，因为家里孩子多，家中又贫穷，说是好吃的，也只是一碗带点米的粥。

家里十分小，到处都有幽黑的角落，那角落看起来脏兮兮的，所以没什么人会靠近，但若是不小心走进了，你便会看到灰溜溜的蜘蛛网随着风颤了那么几下沾满灰尘的角落里甚至透出了几分阴森。

她也还记得自己那瘦弱的最小的妹妹——被送走的时候，我妈妈当时靠在门口，听着那父母的谈话“现在还有那么多孩子要养，实在养不过来呀，这该如何是好呀？”沉默一会，“要不……把孩子送人了吧……”到第二天清晨，她听到的只是小妹妹不舍的哭声，越来越远……再然后，她第一次吃到了一碗稍微多一些米的粥，但是，她害怕，害怕下一个被送走的会是她自己。不过，之后再也没有人被送走了。

一天，她去上学，太阳射下第一缕阳光时她就起床开始干活了。那时，为了夺取父母的欢心，为了不被送走，她干活干得特别卖力，接着拿着一根小番薯边吃边想学习的内容边奔向学校。下午放学归来，她又帮着父母干活，夕阳那金灿灿的余晖洒在了她那小巧而轻盈的身躯上，她轻拭额前的汗珠，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吃饭。当她气喘吁吁地坐在饭桌前时，她是多么希望有一碗盛着许多米的粥上面浮着一层薄薄的猪油、碎肉和菜末。她，看到了桌前的那碗粥，心中洋溢着欣喜、渴望和幸福。她捧起碗，用另一只手抓住那有着残缺的口的勺子在碗里搅动、捞着，她的手是那么的酸痛，但她执着地打捞着——一粒米都没有，她抿了抿干皱的唇抽搐着，颤抖着，她酸涩的泪沁进了那粥里。

口述历史——有关记忆与忘却 篇3

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例，这一从单干变为集体的过程对所有农户都是一次革命性的转变，它是财产所有权的转变，也是劳动生产方式和收入分配方式的转变。然而这一转变过程给经历者留下的记忆却有着较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访谈中，婆姨们当被问及关于政治动员、土地转移和家庭财产计价等相关问题时，很难像男性村民那样给予明确的讲述。在就重大历史变迁和公共事物向这些女性亲历者发问时，我们面对的仿佛是历史迷雾后面无从明确表述的感受与记忆。在现实生活中，集体化对乡村女性而言最大的改变就是她们从户内走向户外、从家庭私领域进入村社集体、从“转锅台”到“下地劳动”。这一活动空间的重大转变当然不可能不留下印迹，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里却是一种“无事件境”（方慧容，一九九七年）：大量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无序地混杂在一起，没有清晰的时间界限和逻辑关系，也似乎看不出与重大历史过程的意义关联。然而正是在对这类日常生活细微末节的讲述中，农村女性所经历的集体化过程和属于她们的历史渐渐浮出地表。女性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和表述只有当这些经历与她们有切身的关联时才会显现出来。具体而言，这段历史是通过她们对身体病痛的记忆、对养育孩子的记忆和对食物的记忆而得以再现的。

农业合作化带来女性活动空间和劳动方式的巨大转变。从以户内活动为主的家庭劳动转变为户外集体劳动，对女性而言，并非仅仅是劳动方式的转换，事实上也是劳动量的增加。集体化以后，妇女除与男子一样必须按时出工劳动、获得工分外，传统性别分工的角色并未改变或由他人分担：做饭、洗衣、照顾孩子、缝制衣服和鞋子等等工作依然全部由女性承担。而在承担田间劳动的繁重程度上妇女也不亚于男子，尽管在整个合作化到人民公社时期，女性的工分标准始终低于男性。这样一种生存状态的变化是通过女性的身体被感知和记忆的，她们至今仍在清楚地描述自己身体的疲倦和病痛，什么病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么落下的，女性特有的生理状况和生育过程带来的不便和痛苦等等。另一种女性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关于孩子的养育：婆姨们每日下地劳动使她们无法正常地喂养和照料年幼的孩子，这是合作化以后女性遭遇的另一种苦难。尤其是家中若没有可以不出工的老人或是已经可以照看弟妹的孩子，母亲就只能把幼儿拴在炕上，待出工回来才能给嗷嗷待哺的孩子喂奶。而母亲对于孩子的牵挂心痛绝不亚于身体病痛带来的痛苦，这种感受和回忆直到今天仍然让讲述者泪流满面。食物是女性讲述的又一重要内容，骥村女性关于食物的记忆实际上是饥饿与食物匮乏的记忆，当然挨饿的经历不限于女性，所有经历了食物短缺时期的村民都会清楚而生动地表述饥饿的记忆。但妇女由于其传统性别分工规定的为全家准备食物的角色，对于食物的感受更为深切。她们对饥饿的感受和对此感受的回忆并不限于自身，而关于挨饿的讲述也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女性关于日常生活和生命历程的回忆和讲述与研究者通常更为关心的“重要事件”的宏大叙事相当不同。它们并非混沌模糊，而是十分清晰、具体而鲜活，历历在目，仿佛发生在昨天。

从骥村的婆姨们关于集体化的记忆中我们多少可以体味和理解一些女性记忆的特点。研究者通常认为由于女性一直被排除在社区公共事物（包括政治领域和仪式信仰领域）以外，因而她们对大的历史事件的记忆常常处于一种散漫混沌状态，没有确定的时间脉络和清晰的逻辑关系，而且是非常个体化的和身体化的，与宏大的历史过程有着相当的距离。这种结论固然不无道理，但却过于简单了。骥村的婆姨们并非不能讲述那段亲历的历史，只是不能用通常被正式认可的话语讲述。而实际上，她们是在用身体、用生命感受那段历史并记忆和表达那段历史，她们绝非隔离于那个特殊的历史过程，而是与之血肉交融，情感相系，因为毕竟那个过程造就和从根本上改变了她们的生存状态。因此女性琐细卑微的生活史、生命史的讲述完全可以和大历史的宏大叙事建立起联系。

女性口述历史展现出来的另一个特点是对苦难的叙述中也不时透露出欢乐的情绪。从骥村婆姨们对合作化以后集体劳动与生活的回忆和叙述中，我们不难体味到浓重的苦涩：食物的经常性短缺，日用品的极度匮乏，身体的疲劳和病痛，没人照看的孩子的可怜，因事故而失去亲人的悲哀，在集体的统一管理中的不自由，等等等等。她们在讲述中常常出现的哽咽流泪也构成这种苦难表达的一部分，而整个“拉话”的过程中除了上述对苦难的回忆引致的哭泣流泪外，也不时有同样发自内心的笑语欢声。她们对苦难的诉说和情感痛苦的表现是我们不难预料的，但讲述中不时出现的振奋和愉悦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这种情绪主要出现在对集体劳动和政治活动的氛围进行回忆和讲述的时候。

从婆姨们的叙述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她们在那些艰苦年代中的精神世界：与身体的疲惫、病痛相比较而存在的精神振奋和欢娱；与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相对的精神生活的充实。集体劳动中热闹、“红火”的气氛和相互激励使她们多少能够“苦中作乐”，“一起说了笑了，可红火了”，还有“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而教唱歌、识字班、吃“大灶饭”和检查卫生等活动，也都是将妇女组织起来的集体化治理措施，对婆姨们来说，教和学的内容可能当时就没有掌握，或者过后也不再记得，但是这种集体活动形式本身却可以为她们带来新鲜感，那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生活的全新的体验，而这种新鲜感受亦是精神世界的充实感和愉悦的来源。

亲身经历了集体化过程的婆姨们的叙述使我们得知，从家庭劳动者到集体劳动者，从家庭私领域进入村社集体，婆姨女子们承担的劳动量更大，付出的辛苦更多，感受的苦难也更深重；而与此同时，她们的精神生活却前所未有地充实和丰富，甚至不无振奋和愉悦。对于这种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的对比我们不难想到涂尔干关于宗教的社会性的论述：宗教是表达集体实在的集体表现；宗教和仪式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在此意义上时间和空间也都起源于社会，具有集体的性质。在宗教仪典中，每个心灵都被卷进了同样的旋涡。中国农村集体化时期的农业劳作虽然并不是宗教活动，但常常是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运作的，与政治仪式多相通之处，更可理解为仪式化的“运动经济”。由此我们不难解释在这种政治的、集体的、仪式化的活动中个体所能感受到的精神的兴奋与共鸣。这种被涂尔干表述为“集体欢腾（collectiveeffervescence）”的仪式是集体认同和愉悦的来源，也是集体记忆产生、保持和不断更新的重要机制。

“集体欢腾”的概念可以对上述问题提供部分的解释，但它毕竟是一种对人类精神活动共性的一般概括，相对笼统和简单。在访谈中不时困扰我们的问题依然需要回答：在极为艰难的生存状态下，“红火”、“高兴”从何而来？在当前的讲述中，是时光的作用渐渐冲淡了记忆中的苦味？还是村民们对当今社会不公正的感受和今昔对比改变甚或美化了对苦难经历的记忆？抑或农民固有的安时处顺、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惯习在起作用？骥村的婆姨们在集体化的实践过程中所感受和记忆的内容应当有着更为复杂和微妙的缘由及其日常生活的逻辑，对此我们还需从她们自身的讲述中寻求答案。

婆姨们对“吃不上穿不上为甚还高兴”的回答大致有这样几种：“一搭里动弹，人多，就是红火。”集体劳动提供了聚在一起的场合，与传统农业社会中以个体农户作为生产单位相比，这种在劳动中的集合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不同感受，对于妇女尤其如此。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氛围中走出来的女性，在每日的集体劳动和集体政治活动中会有一种欢聚的感受，同龄人之间，同性之间乃至异性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尽管是在劳动强度和身体疲劳也同时增加的前提下。集体的活动对于女性而言有如“革命的庙会”（革命的节庆），它能够带来节日的气氛和开放的感受。

“全都一样样介，普遍都生活不好嘛，穿不上都穿不上，吃不上都吃不上，孬好都平等。”从这种对“高兴由何而来”的讲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古老的作为农民文化传统的共同体意识和“大同”理想。更耐人寻味的是，作为集体化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农民的“大同”理想成功地接合，在重新建构农村社会的同时也重构了农民的心灵。农业集体化过程正是这一大同理想的社会主义实践；而“统一”、“平等”也成为那一时期艰难生活中的精神支持力量，这种力量对于女性而言尤其重要。

“前人受苦，后人就享福了，这叫先苦后甜。”在骥村部分村民的讲述中，从“单干”到“集体”再到“分田单干”的过程有些出人意料地“顺理成章”，这一过程似乎不是一种改正错误的制度安排的逆向转变，而是类似前因后果关系的“先苦后甜”。一场给无数普通人带来灾难的大规模社会试验在村民的分析与解释中具有了一种合理的逻辑，这是让人感到惊诧的。即使在主流话语中，“改革开放”、“包产到户”也是针对不合理、不正确的制度和政策而进行的转变，但村民却自己把原本不通的道理想通了、讲通了。“先苦后甜”成为先付出辛苦再得到收获的合理过程，它亦成为一种精神支撑力量使人们能够承受巨大的苦难，能够讲述被后人视为不堪回首的过去时光。

从村民们的讲述中可以得知，对“农业社”时期艰苦生活中的“红火”、“高兴”的怀念还与对当今社会的感受、认知密切相关。当年的“大伙都一样样介”与当今社会的分化特别是分化过程中的社会不公正形成比较，从而使过去的“苦”、“乐”参半中的“乐”得以突显。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都会有意无意地对“集体”和“单干”两个时代进行比较，虽然他们都能相当“客观地”评说各自的利弊，但仍不难感到当下一种普遍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来自于农民日渐意识到自己成为被剥夺、被欺骗、被歧视的对象。他们对于过去的怀念并非由于集体主义的优越，并非他们更喜欢大家一样贫困的生活，而是因为有现实社会中的劣势地位作为参照。物质生活改善而社会生活恶化，因日益边缘化而产生对当年集体生活的怀念，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冲淡对于过去的苦难记忆。

骥村的女性生活史告诉我们，集体化的个体经历是痛苦的，但集体化过程同时也是女性走出传统性别角色的途径，因而这一过程在她们经历痛苦的同时也能够带来新鲜乃至快乐的感受和记忆。农业合作化中女性的走出家庭参加集体劳动并非真正地从所谓“私领域”进入“公领域”，这一过程其实是从一种被支配状态进入另一种被支配状态，是从家庭与宗族的附属品成为集体与国家的工具的过程。但是这种转变却具有一种“妇女解放”的幻象。这种没有“解放”的实现却有“解放”的感觉的原因在于她们所接受的“革命=解放”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她们在工具化的过程中却得到“解放”的感觉，而外人常常难以理解的精神振奋和欢娱正是来自于这种幻象和感觉。婆姨们今天的回忆和叙述具体地显示着由符号暴力（symbolicpower）所建立的支配治理关系——农业合作化，在生产劳动和生活的集体化过程中完成了心灵集体化的过程，在重构乡村社会结构的同时也重构了农民的心灵。

在对口述历史的研究中，人们究竟记住了什么，又忘却了什么？底层记忆和表述与大的社会历史变迁、与支配和治理有着怎样的联系？是有待于认真探寻和思考的问题。

集体化对于乡村社会和农民心灵的重构过程使我们想到奥威尔（GeorgeOrwell）笔下的“大洋国”。他在著名的《一九八四》中描述了一个全体人民处于完全监视之下、自由与思想成为绝迹珍品的国度。电幕、思想警察、集体活动等无所不在的权力控制，使得屈从与无意识被训练成一种全民心态。而其中尤其让人不寒而栗和印象深刻的有两点：一是集体活动几乎占满个人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人的生活永远处在他人的眼光之下，永远没有个人的独处，甚至性爱也不再是个人的私事；另一种权力技术就是记忆的剥夺和历史重构——各种历史记录被有意识、有步骤地忘却、篡改和消灭，“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于是谎言就变成了真话”。正如党的一句口号所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通过改变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源泉。

奥威尔所描述的是一种统治达到极致的状态，人们不难从中得知，忘记过去，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对一个民族而言，都将是一种灾难，对一种文化来说都将是毁灭性的。一个健忘的民族是可悲的，是没有未来的。我们每每感叹不该忘记的却被轻而易举地忘记，切身经历过的应该刻骨铭心的记忆也会发生变异。那些全民族经历过的艰难时世，大饥荒，甚至过去未久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些人的记忆和叙述中变了样，而在一些后来者的印象和想像中面目全非。巴金老先生提议建立的“文革博物馆”即使在现实中不能成立，难道不应该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记忆和传承中永存吗？在对记忆的研究中我们还需思索，是什么让我们遗忘？又是什么让我们的记忆发生扭曲？对苦难和罪恶的集体记忆是保持良知和社会正义的必要前提，而这也是收集和保存底层社会口述历史的意义所在。

几处疏漏

佚名

拜读二○○三年第八期《读书》杂志崔之元先生之作《布什原则西方人文传统保守主义》有几处史料疏漏，应该指出：一、文中提及了罗马帝国开国将军恺撒所著《高卢战记》，将“日耳曼部落”错译为“德意志部落”。在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并不存在“德意志部落”。“德意志”一词是在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时代才第一次诞生。

二、恺撒攻击高卢人，首战之敌并非高卢人，而是日耳曼大将阿里奥维图斯。此战的直接起因并非“先发制人原则”，而是高卢人民不堪阿里奥维图斯之沉重统治，派信使企求恺撒出兵，将阿里奥维图斯驱赶回莱茵河以东。

三、崔先生所引西塞罗格言，用以支撑“先发制人”的对外政策，是个失误，因为西塞罗此言乃是在阐述内政时所说，其意非在外交。和加图一样，西塞罗为罗马共和派的代表人物，恺撒高卢练兵用意实在罗马本国，对此，西塞罗并非看不清楚。两人之政治冲突从恺撒功成之后，西塞罗即遭杀害，不难见出分晓。

藏族口述历史记忆浅析 篇4

关键词：藏族,口述历史,记忆,价值

口述历史记忆的精髓在于“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藏族口述历史承载着藏民族的集体记忆,通过藏族口述历史记忆不仅可以追溯族群的起源及其历史流变,并且可以诠释当前社会群体各阶层的认同与区分。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书面文化的强势占据以及各种新兴媒介的大众文化面前,藏族口承文化面临着断层失传的危境。例如,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简称《格萨尔》),一直以来都是依靠民间说唱艺人以口述形式进行传承,但是随着老艺人的相继辞世以及现代化造成的对传统文化语境的消解“,人亡歌息”的局面已经出现。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发掘和保护亟待引起重视,而由此产生的使命感和紧迫性则建立在我们对藏族口述历史记忆内涵的理解以及对其价值的科学审视上。

一、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产生及发展

从藏族历史文化发展来看,口述历史记忆的产生及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根源“:三种教法”。最早的藏族口承文化可追溯到上古时期,以“仲”“、德乌”和“苯”三种教法为主要代表。这三种教法最大的特点便是以“口述”形式为主要传承方式,它们被认为是古代藏族智慧的集中表达。按照西方学者罗姆菲尔德和丢恩的观点:口头传承的中心概念是智慧,在古代藏族观念中,拥有口述能力则被认为是“智慧”的象征[1]108。其中,“仲”,即寓言、神话和故事,主要以口述的形式讲述赞普的世系以及为君之道,并广泛流传于民间“;德乌”,意为“谜语、隐语”或“预言”,常被视作一种开启智慧之门的口承技艺[2]86“;苯”,含有“吟唱”“、吟诵”“、祈请”或“默诵”咒语之意[3]104。“仲”“、德乌”和“苯”可分别由故事师、谜语师和苯教师来传授故事寓言、谜语、隐语和神谕王命,其传承形式一律为口传。“三种教法”不仅体现了远古时期藏民族的原始宗教观和自然观,而且长期以来被视作藏族统治者护持国政的三大支柱[4]152,同时也是藏族口承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根源。

2.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延伸。继上古时期藏族“三种教法”之后,勤劳智慧的藏族人民继承并发展了口述传统,藏族口述历史记忆得到进一步延伸。随着“仲”和“德乌”在民间不断流传发展,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民歌、谜歌、诗歌、格言、谚语和民间故事等,推动了藏族民间口承文化的发展,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堪称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它将藏族口述传统推向了另一个巅峰[5]75。《格萨尔》是对“仲”的继承和发展,世代以来以民间艺人的口述为主要表达方式,通过口述的方式,使藏族宏伟的历史画面得以重现。不同于正统藏族贵族和统治阶级的主流文化,《格萨尔》存在的基础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底层民众,这种口述历史镌刻的是藏族底层民众的文化印记,表达的是来自藏族普通民众的心声,而这正是和现代口述历史强调的“弱势群体“”边缘化群体”的普通大众历史相契合,因此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和内涵。

3.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丰富和发展。在对传统口述历史记忆进行不断沿袭的过程中,现代藏族口述历史记忆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主要包括各种神话、传说、歌谣、民间故事、史诗和戏剧作品等,按照文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口头叙事,包括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二是民间诗歌、谚语、谜语等;三是综合性的叙事、抒情、歌舞,具有较多口述性质的是民间说唱和藏戏等[6]41。这些口述历史记忆以生动的口述语言记录了藏族不同历史阶段、居住地区、社会阶层的政治动向、经济生活、思想境界、风土人情、民族关系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西藏社会的现实,如反映藏汉政治文化交流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反映藏族机智和勇敢的民间故事《巧抗酥油差》以及揭露黑暗农奴制度下不合理婚恋制度的《茶和盐的故事》等[7]5。

现代口述历史赋予了藏族口述历史记忆更为深刻的内涵表达,它不仅是对口述传统文化的继承,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它更侧重于搜集藏族普通民众对历史的记忆,通过记录西藏历史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从而展现更为丰富的藏族历史。如美国著名藏学家梅·戈尔斯坦所著的《喇嘛王国的覆灭》,在成书过程中就相当重视对口述资料的搜集和使用,不仅对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进行了口述访谈,而且大量征引拉萨街头口传的政治民谣入史,使其成为西方研究西藏现代史的权威性著作[8]1。而杨恩洪的《藏族妇女口述史》则主要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收集并记录了西藏妇女在解放前后的地位变迁、参政和就业情况等历史记忆,打破了一直以来藏族历史研究中“女性的沉默”,使藏族口述历史记忆融入了女性的声音[9]4。

综上可见,藏族一直以来都有着优良的口述传统,这些口述历史记忆不仅向我们展现了藏族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同时也是广大藏族人民心声和诉求的表达,通过这些口述历史记忆,可以帮助我们倾听来自雪域高原的声音。

二、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价值

1.凭证价值。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作为凭证,而口述历史记忆是获取口述史料的主要来源。梁启超在谈到治史方法时曾言“: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在文字记录以外者,此项史料之性质,可略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实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10]68说明在历史研究中“口碑”史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作为口述凭证的藏族口述历史记忆有助于弥补正史的不足,为藏学研究提供更为鲜活和真实的历史资料,打破历史叙述的一元性和垄断性,多维度地展现藏族历史渊源和社会发展变迁的轨迹。进入21世纪,学者们对传统历史研究中的“文献史料观”产生了质疑和反思,正如王明珂所言“: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以文字记录保存的‘史料’,只是这些‘过去事实’中很小的一部分。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与虚构的‘过去’。因此一篇文字史料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正确地说,它们是在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11]139这种文字记录所代表的“主观性”及“阶级性”逐渐被历史学家所摒弃,史学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口述资料的发掘。而一直以来西藏历史研究多以贵族、统治阶级的历史研究为主流,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多是“上层社会历史”和“精英历史”,不识文字者被剥夺了历史话语权“,历史的过程”变成了“书写的过程”;而藏族口述历史记忆更多的是代表了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声音,如普通牧民、老人、妇女等,它为我们呈现的则是一部更为广泛的“草根历史”,从而更能体现藏族社会历史的真实性。因此,通过藏族口述历史记忆,可以使我们脱离历史文献的束缚,得以接触藏族更为多元的、边缘化的历史记忆。

2.文化价值。美国文化学家爱尔乌德在其《文化进化论》一书里写道“:文化是由传递而普遍遗留下去的,并且渐次连接于语言媒介的团体传说中。因此,文化在团体中,是一种累积的东西,而文化之对于个人则是一种和同伴交互影响后,所获得或学习的思想行动的习惯。”[12]11可见,文化不仅是一个族群共同体的必然结果,而且对于个体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而文化生存特点之一便是“传承”,口述历史记忆正好体现了这一点。对于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文化价值可以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以及维护文化多样性两个维度来进行审视。一方面,藏族口述历史记忆有利于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正式通过建立“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作品”的决议,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规定了“口述表达”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应得到保护;2004年中国成为缔约国,并于2005年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规定“口头传说”“、口述传统”为“非遗”保护的对象[13]124。而“口头传承”是西藏口承文化延续的最重要的方式,藏族口承文化是藏族活态文化的体现,具有口述历史性质的《格萨尔》、藏戏已经被列入西藏非遗保护的名录之列。另一方面,藏族口述历史记忆有助于维护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性,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看,各少数民族形成了千姿百态、独具个性的民族文化,使人类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发展特征。藏族口述历史是藏族社会集体记忆的表达,承载的是藏族文化的精髓,彰显着藏族的民族精神和个性,这种特性充实并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格局的文化状态。此外,通过对藏民族口述历史记忆的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藏族与其他民族文化交融历史与生存状态,从而对民族心理、性格和精神的文化要素以及文化理念、文化传承的历史作出更为客观真实的分析。

3.民族身份认同价值。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语境下,民族文化出现了一种身份的焦虑,即:因文化交融而带来文化的趋同性,从而导致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消失。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族虚无化的生存状态,藏族经受着族群共同体认同的危机。藏族口述历史记忆是藏族文化的主要承载方式,有利于维护民族身份认同。首先,从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特点来看,口述历史记忆是藏民族心理及文化的表达,不同于传统的书面表达,通过口述的方式可以更为清晰地呈现这些内在的、隐性的、深藏的或潜意识的民族精神因子;其次,藏族口述历史记忆作为藏族历史和文化的承载体,是藏族族群独特个性的表征。藏族口述历史记录的是藏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在与其他文化交融的过程中有利于自觉维护藏族的文化根性;再次,民族身份认同实质上是一个“理解”的过程,口述历史记忆正是通过“口述”这一动态过程使得族群在理解当中去追溯和探寻民族族源,通过口述的过程来维系民族根基性的情感,从而确定民族的身份。在藏族社会发展中,口述历史记忆在塑造民族身份的伟大工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藏族族源神话《猕猴与岩罗刹女繁衍人类》、《姐弟成亲》诉说了藏族的来历,而《格萨尔》长期以来都被视作藏族人民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史诗所传达的自强不息和英雄主义,以及“真”“、善”“、美”的理念不断重塑着藏族人民的形象。由此可见,藏族口述历史记忆可以增强藏民族族群内部的凝聚力,有利于形成藏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民族心理,在维护民族身份认同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口述历史资料论文 篇5

我的团长我的团

——聆听新一军老军人口述历史

口述：郭成锦撰文：郭樱妍

前段时间，听亲人提起一部热播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讲的是中国远征军在西南抗战的悲壮历史，后来一细说，才发现这个故事背景的部队番号，正是我过去所在的国民革命军新一军（即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我是该军第50师第149团第二营的军医，今年已经87岁，亲身经历了新一军从缅甸回国后接受日本投降并辗转调驻东北加入辽沈战役的时期，如果有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我可以讲一讲自己的经历，希望能有一点参考的作用。

我生于1925年，7岁开始读书，后来是广西金田中学第一届毕业生，三年初中毕业后出门找工作，到了桂林投奔亲戚的“钟连科鞋店”帮忙卖鞋，做了一年多没有给工资，同在桂林的中学同学，容县的曾昭全叫我一起考军医，另外，桂平同族的郭德洁，是李宗仁的夫人，当时在族里很有威望，她也叫我们族人要多读书。我考虑之后认为当军医可以掌握一门技术，也解决了生活的困难，就和同学一起报名，进入了军政部陆军军医学校桂林分校预备团医科第十四期速成班，那一年是1944年，我18岁。

后来军医学校搬到贵州安顺，学校改名为国防军医学院，我们也随军前往学习全科医学。1945年10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新一军50师149团在桂林的军部留守处报到。没多久部队接到通知要马上跟车去广州沙面（军部设置处，各国大使馆都在那里）。到广州后，军长孙立人安排我们尽快上岗，孙军长当时驻守广东，后来调到台湾，我没有见过他本人。后来继任的潘裕昆军长我是见过的。

1945年底，我到深圳后直接进入149团二营卫生队工作，任少尉。46年部队在深圳过年，同时接受日本军投降。当时在街上走路遇见日本军人，他们一看到我们穿中国军装的人，都很恭恭敬敬地脱帽致敬，作为中国军人，我们当时是很自豪的。

1946年2月，部队通知我们要从水路去占领日本，我们从深圳罗湖先到了香港，登上战舰，在海上航行七天七夜，突然传令说不去日本了，改去东北。于

是我们先到秦皇岛登陆，坐火车出关到东北，从辽宁新立屯一路北上，公主岭-铁岭-开源-四平街„„

后来内战开始，我们继续北上长春、德惠，进行了几场激战之后，在松花江进行三方调停。我所在的149团第二营营长张永龄，由于立过战功，升任为团长，本团也被授予“中正团”称号，受命守住德惠，其余部队大举南下。

当时战争非常残酷，也很危险，我因为是团里卫生队的军医（中尉军衔），主要负责张永龄团长的医疗和救护，时常跟在他身边，吃喝也在一起。遇到有一次，在激烈的战斗中，团长的肚皮被一颗子弹穿破，鲜血直涌，都能看到肠子了，我要给他包扎，他说“不用包扎，轻伤不下火线！”，捂着肚子继续投入战斗。

1948年11月国民军战败，沈阳解放，我们部队缴械解散了。随后，解放军组织国军旧部进教导团，对我们做思想工作，希望我们有一技之长的人尤其是军医能够留下。当时对待旧部，主要有两种处理，根据各人自愿，选择加入解放军随军继续战斗，或选择自己回原籍。对于军医，尤其是跟随过军部长官的军医，他们是很重视的。对方的负责人曾经三次找我谈话要我留下，经过几年的战争生涯，我一心只想快点回老家和家人团聚，不想再随军了，就告诉他我家里有老小必须回去照顾，宁愿一路讨饭也要回到广西，他们看我心意很坚决也没有为难我，给了我通关凭证和路费补助，于是我就回到了老家，此后一直从事医生的职业。

回想往事，当年的英伟少年已经变为白发老人，大部分战友都已经离世，活着的也已经80多岁。亲人后来在网上查过，听说潘军长已经离世，张永龄团长和卫生队长陈以修前几年还健在，还有其他的老战友多年来都没有音信，我心里是很想见一见他们的，无奈腿脚不方便，也许能得到他们的一点消息，也算是很好的安慰了！

历史背景：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是中国驻印军主力“天下第一军”。1940年重组之后由孙立人将军任指挥。1941年底进入缅甸抗日作战，4年间取得辉煌战绩。1946年新一军加入辽沈内战，著名的战斗有“四平保卫战”、“德惠守卫战”，与解放军双方激战后各有输赢但均损失惨重，但总体来说是一支具有超强战斗力的中国军队。

编者按：

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口述历史教学法 篇6

一、初中历史教学的现状

1.以传统教学模式为主

如今，初中历史教学还是停留在教师为主体的传统教学模式上，填鸭式教学占据主导地位。历史教学不延伸到课外，只是一种教师在课堂上对相关史实进行阐述，课后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的教学模式，考试时只是考书本上的知识。这一套传统的教学评估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对于历史的知识掌握度差，而且也非常容易忘记。

2.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

以传统教学模式为主的教学法，使学生对于历史科目的学习停留在为了考试的层面上，大多数学生对于历史知识的掌握仅限于教科书，不会去看教科书以外的有关历史的书籍，导致掌握的历史知识非常有限，而这也反映出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可想而知，拿历史当作科目来学，为了考试而学，课堂上的气氛一定是紧张沉重的，而这正是一种错误的学习方式，真正的学习应该是愉快而又活泼的。

二、口述历史教学法的特色

1.符合新课标的教学理念

新课标以“学生主体，体验过程，生活经验，合作探究”为教学理念，强调学生“在做中学”的教学模式。口述历史正是这样一种教学法，由教师指导学生动手去搜集史料，并且进行相关的整理与自己的思考，让学生在调查采访的过程中，成为历史课程的主体，体验调查过程的快乐，把教学模式延伸到课堂外，也使学生的交际能力得到锻炼。

2.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口述历史法是一种新颖而有意义的教学法，学生对这种教学方法，通常都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和好感，好过教师单方面的知识传授和死记硬背。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知不觉地学习了历史知识，锻炼了能力。一方面，会让学生非常有成就感，另一方面，也会使知识记得更牢。

3.知识与能力并重

口述历史法锻炼的是学生的全方位学习能力，不仅是知识的掌握，更多的是学习方法与能力的提升。在口述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设置相关问题，如何与长辈接触交流，如何提问题，如何记录问题，如何整理记录的问题答案，以及如何运用自己的思考来评价采访的内容等，这些都是知识与能力的并重。

三、口述历史教学法的具体应用

1.准备阶段

口述历史法的准备阶段主要就是对学生们进行相关的培训。包括访谈技巧、小组合作、寻找访谈人物、设置问题、联络被采访对象等几个方面。准备阶段是口述历史法的关键一环，调查阶段能否成功，取决于这个阶段所付出的努力，所以教师一定要指导好学生如何去做这些工作。可以先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内部有明确的分工，教师可以分别把各个小组内部负责相同事情的学生召集到一起，给予专项培训。比如一个小组找出一名负责采访的同学，而教师可以针对这几个采访的同学给予专门指导，这会比讲解给全班同学更有效果。

口述历史法寻找史料的阶段可以定位在这些人群与机构上：博物馆、古建筑中居住的老人、史学家、史学老教授等，由于学生接触的人群有限，加上一些地区史学资料的有限，所以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被采访对象，全班选择三到四个即可，但是要以获得真正有价值的史料为准，否则不计算在被采访对象之内。

访谈技巧适合讲给采访小记者，而设置问题、联络被采访对象以及寻找人物则是小组内部讨论的重点问题，这一部分先由教师进行统一指导，再由小组讨论，最后确定一个方案，提交给教师，教师通过后即可实施，不足之处，教师应该给予指正。由于初中学生年龄尚小，在外出时，可由教师带队，但具体实施项目则主要由学生来完成，教师只是负责引导。

2.调查阶段

调查阶段其实就是具体实施，按照计划原样实施就行，可是实际中也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采访时应该携带的工具和访谈时的礼貌问题，都应该由教师指导。采访时应该由两至三名同学在场，一个负责提问题，另外的同学负责录音和拍照，这样可以保证现场不出任何状况。如有必要，教师也应该在现场配合学生的工作，准备工具则包括笔、纸、录音笔、相机等；而访谈的礼貌问题则是关系到被访谈者对采访者的印象的问题，也是会使被访谈者决定是否要将重要的内容告知采访者的重要问题。在访谈时，采访者应该亲切、大方、保持微笑，语气谦逊，衣着合体，拍照时不要开闪光灯，室内灯光要亮，以免影响被采访者的思路。在采访结束时，应该表达谢意，并且询问被访谈者的常用联系方式，以便在整理采访稿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得到正确的答复。

3.整理阶段

整理阶段是学生整理被采访者口述历史史料的阶段，可以由小组内部事先安排好的学生来整理，也可以由采访者来亲自整理，因为采访者参与了采访的全过程，对于被采访者说了些什么都有着一定的印象，可能会节省一些力气与时间。整理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首先应将录音笔中的口述资料整理成文字，并进行符合史实的调整，然后检查错别字与遗漏的地方；其次要取好标题，形成word文档，打印出来再次进行修改，并交给老师进行审阅，以问答的形式呈现。标题要注意尽量要覆盖访谈所有的内容，即对访谈内容进行高度概括，做到精炼而有深度。

4.评估阶段

再论口述历史档案价值 篇7

关键词：口述历史档案,真实性,价值

口述档案自20 世纪80 年代引进到我国以来, 争议声一直不断。承认它是档案者有之, 质疑者也大有人在。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 对口述历史档案这一资源的认识也是如此。有人不认可口述档案的价值, 他们判定口述档案只是一种辅助档案利用的重要参考资料, 并不具备档案的本质属性。有人从历史、文化等角度来挖掘和肯定口述档案的价值。笔者从叙事、历史、现实、情感等维度来展开讨论, 或许为认识口述历史档案价值提供新的视角。“口述档案关注了个体的记忆、经历、体验和感受, 平民性是其显著特点, 同时也具有叙事性、多元性和规划性的特点。”[1]51正是因为口述历史档案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口述历史档案具有自身独有的价值。

一、口述历史档案叙事的生动、真实价值

社会学者认为, 社会记忆以两种方式保存和流传:一种是保留在档案部门的“静态的、绝对的社会记忆”;一种是被人们传述的“动态的、相对的社会记忆”。从社会记忆维度来考察, 不论是书面档案, 还是口述历史档案, 其本质都属于原始性社会记忆范畴。既然口述历史档案是人类社会记忆的一种载体, 那么它就应该具有相应的真实性。档案的真实性通常我们将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 它反映着文件形成过程及形式的真实。档案信息在反映历史活动的客观过程方面是真实的;另一方面表现为档案内容的真实, 尽管有的档案文本内容记载与客观事实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距离, 甚至有的与事实完全相悖, 但是它仍然反映了档案形成者的认识和意图, 客观地实录着档案形成者的活动, 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状态。

应该说, 口述历史档案是基于当事人的回忆由采访者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而形成。当事人对历史上亲历、亲见、亲闻的事, 随着时间的长久, 其记忆难免会出现疏失、模糊和错位。同时, 当事人可能受某种制约而有意避开敏感的问题, 或出于个人利害关系而有意夸大成绩而回避不足, 或出于环境压力而文过饰非, 歪曲事实。口述历史档案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加入当事者主观的立场、认识和观点, 造成当事人所述内容有的不是十分准确。如何规避这些局限性呢?有学者提出某一专题或事件访谈一个群体, 通过众人的回忆, 可以弥补个别的失忆现象。尽管这个群体中的个体间的口述存在差异、矛盾甚至冲突, 这些不同的叙述却会产生抵消效应, 从而可以提供较为接近历史真相的叙述。

尽管口述历史档案不是直接与事件发生的过程同步产生的, 它是事后对受访者的回忆实录, 但是从它所记载的内容而言, 均是当事人亲历亲见或亲闻, 具有真实性。从它的产生过程而言, 口述历史档案的制作, 是对当事人陈述的现场记录, 也是采访这一事实的客观记录。这样看, 它是口述历史档案制作者行为的客观记录, 具有真实性。从它的记录载体而言, 它是主要是通过录音、录像、纸张等多种载体来存储的, 不易被篡改。总而言之, 口述历史档案是一定主体为保存社会记忆对当事人采访而形成的, 其内容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历史事实, 其真实可靠性毋庸置疑。

二、口述历史档案对历史的还原、补充价值

口述历史档案叙述主体的范围涉及了市民、工人、农民以至于官员等社会上的各个阶层, 因而可以说, 它延伸到了历史的新领域, 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和补充了历史的空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口述历史档案改变了过去重视政治史、精英史的传统, 转而集中精力关注于普通民众史、少数民族史、城市史、社会生活史, 妇女史、村史等历史视角。与以往单调枯燥的传统档案相比, 口述历史档案呈现出了一个生动而鲜活的历史原貌。有报道称台发表政治受难者口述历史弥补官方档案不足, 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相信让政治受难者获得抚慰的方式, 不是掩盖历史, 而是真实呈现历史。”[2]透过政治受难当事人狱中亲历、亲见、亲闻的实际生活经历, 还原了当时历史的真实情况, 同时也揭秘了这段历史政治灾难不为人知的艰辛和痛苦。

口述历史档案使史学的研究呈向下的趋势。口述历史档案赋予了普通大众“说话”的权利, 让历史构建带有平民性。那些曾经在史学上被遗漏的重要事件、重要情节也因此在平民口述中得到了深度挖掘和重现。值得注意的是, 口述历史档案的收集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急迫的浩大工程。它的迫切性表现在:一方面, 那些亲历过历史重大事件的老人们基本都年事已高, 他们的记忆在无声无息地模糊和消退。老人们在以无法预知的速度逝去, 如果这些“活档案”离开了, 势必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另一方面, 全国规模的口述历史档案收集工作尚未建立起来, 一般的格局还是以社会公益力量为主体, 缺乏规划性和整体性。因此, 口述历史档案的收集工作需要集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从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多方面积极全面地开展起来。崔永元是口述历史档案的坚强捍卫者, 他在北京建立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电影传奇馆, 存储着4000 位老人们珍贵的回忆录, 这样活的“记忆数据库”展示出了历史的生动性、具体性与连续性。

三、口述历史档案对现实的参考、证据价值

档案属于未渗透过水的资料, 为人们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信息方面的支持。口述历史档案既然是档案家族的新成员之一, 它同样具备了现实的参考价值。概括说来, 口述历史档案的参考价值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 对论证同一人物或事件而言, 口述历史档案具有相对于正史而言的参考价值。如在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中提到, 关于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政策问题, 张学良后期解释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与蒋介石无关”。这与官方档案所表述的蒋介石主张不抵抗政策相矛盾, 此时, 口述历史档案就为史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多层面的参考资料。第二, 对发展当今文化而言, 口述历史档案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针对政治、文化领域的优秀实践者的口述访谈而整理出来的口述历史档案, 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经验、教训、实例等方面的参考。如周夏编著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 采访到的是那些在电影史上曾经有过巨大影响力的人物, 他们客观陈述的口述史实、工作经历的梳理以及人生经验的畅谈, 为新一代电影人的开拓进取提供了些许的参考。

口述历史档案有着毫无疑问的证据价值。从记录内容上看, 口述历史档案是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 是客观行为和真切事实的历史记录。它的真实性保证了其证据价值。从法律规定上看, 口述历史档案属于判定客观事实真实性与合理性的视听资料类证据。它的合法性确定了其证据价值。但是, 要辩证地看待口述历史档案的证据价值。一方面, 要肯定口述历史档案证据价值。口述历史档案在现实运用中, 已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如在揭露日军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罪行诉讼案中, 由于时隔太久, 许多当事人已不在人世, 那么留下来的录音、录像等口述历史档案, 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证据作用, 既捍卫了民族的尊严, 又可获得经济赔偿。另一方面, 要认清口述档案证据价值的局限性。口述历史档案或多或少加入了主观因素, 它的真实性存在相对性, 因而并非所有的口述历史档案都能作为证据使用。口述历史档案证据性价值的实现受口述者社会品格高低、实践活动范围大小, 口述历史档案价值证明力大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 证据价值大小与影响因素成正比关系。如张学良的口述记录, 对研究中国现代史就具有极高的证据价值, 在历史研究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四、口述历史档案对情感的寄托、归属价值

口述历史档案不是与历史同步生成的, 而是当事人对亲历、亲闻、亲见的历史事件的回忆实录。在口述采访过程中, 由于受到采访者设定的问题以及当时的立场、态度、情绪等因素的影响, 口述历史档案难以剔除当事人主观的看法、观点和判断, 因此, 可以说口述历史档案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因素, 具有某方面的情感价值。

口述历史档案的情感价值表现在:第一, 对情感的寄托价值。口述历史档案是当事人亲历过事件过程的真实再现, 是珍贵的历史片段的凝固和定格, 寄托着当事人发自内心的对于历史事件、人物的难以释怀的感情。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栏目中有一期提到, 一位曾在二战中担任美国空军志愿队队员的老人, 漂洋过海来到当年短暂停留过的空军作战基地四川, 为的是寻回人生中最辉煌的战斗经历和最凄美的爱情回忆。触景生情之时, 老人也几度哽咽。此时的口述历史档案饱含着老人对那段往事的刻骨铭心之情, 是一种深切的情感寄托。第二, 对情感的归属价值。口述历史档案, 以平民的视角为切入点来回顾和重现历史, 积累和沉淀了深厚的大众情感, 也是民族情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杭州市萧山区档案局内部编印的 《口述档案—————王建欢萧然记忆文集》, 其内容是萧山最基层百姓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 这些民间记忆以萧山方言为记录方式, 真实而又质朴地反映了对地域文化的热爱[3]42。

维护口述历史档案的情感价值, 一要保证口述历史档案所记载的内容能真实客观地反映事件本身;二要口述历史档案的采访者与当事人之间保持适度的谈话深度和融洽气氛, 能恰到好处地表达情感;三要做好口述历史档案宣传工作, 唤起人们对历史的情感共鸣。

参考文献

[1]潘玉民.口述档案资源建设探略[J].图书情报研究, 2010 (1) .

[2]http://www.chinanews.com/tw/2011/12-23/3553828.shtml.

口述历史法律问题研究综述 篇8

从2003 年起,我国出现了对口述历史法律问题的专门研究,相关论文有10 余篇。代表性的论文有郑松辉的《图书馆口述历史工作著作权保护初探》(2010)、徐亚文等《口述历史与法律》(2012)、尹培丽的《口述资料及其著作权问题探究》(2011)、薛鹤婵《口述档案的知识产权研究》(2009)、王倩《谈口述档案著作权问题的特殊性》(2011)、蒋冠等《口述档案的法律证据作用》(2007)、余汝信《口述录音不可强求》(2005)、廖经庭《口述历史的伦理与法律问题———从温哈雄事件谈起》(2004)、王雯君 《口述历史的法律与伦理议题》(2004)等。这些论文分别从著作权、隐私权、口述档案著作权、证据、名誉权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在一些论文集及著作中,也探讨了口述历史的相关法律问题。2003 年,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知识产权研究(第十四卷)》中董瑜芳发表《试论口述历史中的版权问题》,认为口述历史著作权归属应分不同情况进行区别对待,并对授权委托书的必备条款进行了讨论。2005 年,周新国主编的《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左玉河发表的《口述史研究的规范化问题》对口述资料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讨论。2007 年,当代上海研究所主编的《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来自海峡两岸的探讨》中,胡志伟发表《海峡两岸口述历史的今昔及其牵涉的若干道德、法律问题》,王炎发表《口述历史工作中的法律与道德问题》,从死者名誉权、著作权两个方面对口述历史的法律问题进行了阐述。此外,杨祥银2004 年编著的《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第2 章口述史学基本方法中对口述历史法律和道德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

总之,我国口述历史法律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口述历史著作权问题;二是口述历史名誉权、隐私权问题;三是公开利用与出版问题。

一、口述历史著作权问题

1.口述历史归属问题。口述历史著作权归属与界定是口述史学一个复杂问题,直接影响着口述历史的整理、传播、利用和出版等。

(1)受访者与访谈者的著作权分配。受访者与访谈者之间的著作权分配问题,学界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口述作品著作权归受访者或者访谈者单独所有。如许雪姬认为,口述访谈的版权一般的解释是如果因受访者主动请人采访,且由受访者自己陈述,主访者只是被动谛听依实记录,则版权应属受访者[1]。董瑜芳认为,若受访者对作品的形成作了实质性的贡献,访谈方的作为并无实质性的贡献,就应认定受访者为作品的作者[2]。徐亚文等认为,如果后期整理者改变、删节了许多被访问者的原话,访问者对采访的内容进行了较多的加工和整理,采访者经过后期整理的作品仅仅是运用前者作为材料的独立作品,独立享有著作权[3]115。程中原认为,口述史料或经整理的口述著作,知识产权首先属于口述者[4]。另一种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观点则认为,口述历史是采访者与讲述者对话、合作的产物。董瑜芳认为,如果受访者不能独立叙述出作品的全部内容,而是由访谈者对其加以引导,且引导具有实质性的智力创作,访谈方的提问对作品的内容有较大影响,因而访谈方都对作品的形成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应对该作品共同享有著作权[2]。冯建华认为,人物访谈作品是访者与被访者共同智慧活动的成果,著作权应看作合作作品由受访者和被访者共同所有[5]。尹培丽[6]、王军[7]、郑松辉[8]107等,也持相同的观点。

(2)实施口述历史机构的著作权主张。对于实施口述历史项目的机构而言,访谈人若受雇于机构,则所开展的口述历史形成的产品属于职务作品范畴。尹培丽认为,部分叙述式口述资料属于职务作品,其成立条件是符合著作权法所规定的职务作品的范畴。访谈式的口述作品,如果访谈为访谈人的职务行为,则著作权归访谈人的受雇单位和受访者共同所有,访谈者仅享有署名权[6]。学者们对于档案馆开展口述历史项目的著作权归属问题也进行了讨论。王倩认为,口述档案可能是法人作品,也可能是职务作品。如果口述档案由档案馆主持,代表档案馆意志,由档案馆承担法律责任而制作,那就是法人作品,档案馆享有完整的著作权[9]。当然,档案馆还可以同口述者合作制作口述档案,也可受托制作,还可以与第三人合作创作,也可委托第三人创作,这时候的著作权就另当别论。

2. 口述历史的授权问题。法律授权书是著作权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著作权关系的一种正式声明。按照一般口述历史项目的设计,口述史学中的法律授权书包括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转让合同与赠与合同。从目前来看,我国大陆地区并没有统一的授权标准,通常根据项目的计划采取口头约定或者书面约定的方式。刘冰认为,法律并没有规定采访者或口述者谁具有口述史料或口述历史文本的使用权、所有权和著作权。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版权归属的情况下,最好在口述工作开展之初与受访者签订正式书面协议,避免纠纷。”[10]曹辛穗探讨了在项目实施时由项目主办者与受访人签订一份/ 某某项目口述史访谈协议书的内容,包括:口述记录的整理步骤与权限、受访者对整理后文稿的确认与签字、文稿发表或被引用时的署名、受访者对口述文稿的使用权利等条款。”[11]

在授权书的设计方面,不同的项目或机构采用了符合各自考量重点的方式,授权书所涉及的条款一般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口述历史的著作权分配与转让;二是口述历史利用的知情同意;三是口述历史公开利用的限制等。如四川省某课题组就侧重对于口述历史著作权的转让与公开利用方面的规定。“本人目前由×××访谈的所有权,永久地赠予×××课题组。本人转让在访谈中享有或可能享有的合法名分和著作权,以及在任何著作权中的权益,它们在中国现有和今后的法律规范下都可以被保证有效。本人转让的著作权包括独享复制权、发行权、筹划衍生产品、公共表演与展示权及全部的更新和扩展权。”[10]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的授权协议内容则倾向于对双方的权责与知情同意方面的规定。如“:本研究会委派专业研究人员与受访人共同拟订口述计划,受访人根据计划口述自己所亲历的往事或所见所闻……”[12]我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则对访问稿的保管、公开获取、访谈作品的出版、受访人的捐赠材料的管理等口述历史的访问方法、访问作业程序进行了规定。如在访谈稿公开与出版方面“,提出公开发表之内容和时间由本所与应访者商定。商定公开者,受访者应让渡著作权予本所,并由本所公开出版,赠送受访者壹百份,应访者不得自行出版或另行出版。”[13]

二、口述历史名誉权、隐私权问题

口述历史作品的内容源自口述者的记忆,这些记忆的真实性经常被学界所讨论。但是,口述者的记忆由于受时间、阅历、心情、年龄等方面原因的影响,记忆的内容与当时真实的情形难免存在偏差。对于与自己有利或不利的情形还可能对事实进行歪曲,这些言谈当中就可能涉及个人名誉权和隐私权的问题。如何界定和规避口述历史存在的名誉及隐私权问题?学界开展了讨论。

1.名誉权、隐私权及相关概念的界定。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名誉权是指公民或法人保持并维护自己名誉的权利。隐私权与名誉权二者都属于人格权。在某些情况下会产生竞合,因为个人隐私一旦被非法披露,不但会引起受害人内心的精神痛苦,还会招致社会的各种评价,产生名誉的损害[14]。隐私权与名誉权二者的区别在于权利主体不同、权利客体不同、权利行使方式不同、侵权方式不同、侵权结果不同以及法律救济方式不同。

我国在隐私权方面的立法比较分散,《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条文中都有涉及。关于言论自由涉及侵犯隐私权的标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0 条第1 款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操行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李先波认为“,言论自由侵犯隐私权的标准包含有两个要素:第一,以口头、书面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第二,这种行为会造成一定影响……”[15]

2.口述历史工作中所涉及的隐私权、名誉权问题。

(1)个人隐私透露问题。王炎认为,口述历史极有可能造成对第三者隐私权的侵犯。1访谈者或者项目负责人在公开口述历史时透露了受访者个人隐私。2未经受访者同意而暗中录音[16]。对于是否公开透露受访者的个人隐私,以及口述历史过程中如何避免隐私侵权。杨祥银认为,目前口述历史学界比较流行的做法是隐去涉及私生活的当事人的身份特征,使口述不具有特定指向[17]。王雯君认为,匿名时,身份掩盖必须做得彻底,否则掩盖名字仍然能通过文中脉络解开这人的真实面目[18]。王建中认为,匿名性是为了保护受访者。我们可以在学术领域中选出几位公正人士审查这些访问纪录的真实性,这些审查者也需遵守不公开受访者资料的基本原则,以保护受访者的隐私权[19]。对于录音与录像的知情同意问题,余汝信认为,同意录音则录音,不同意只好笔录,千万不可偷录[20]。

(2)名誉权问题。口述历史活动是一项交互式活动,涉及第三者,对第三者的主观评价有可能会涉及他人的名誉、隐私或者恶意诽谤,最终可能导致受害者提起诉讼。廖经庭认为“,受访者对某人进行言语上的攻击时,需考虑这样是否会侵犯别人的隐私权。”[21]王炎认为“,口述历史主观评价渗透着极强的个人好恶,可能出于某种因素差异而造成故意或过失性诽谤。”[16]张晓认为,“1将不愿公开的口述资料保存起来,以备将来之用;2在征得主述人同意的情况下可更换人名或地点,保持基本史实不变。在口述资料的使用上,充分尊重主述人意见,访谈者不得擅自使用,更不得同意他人随意使用……”[22]徐亚文等认为,1在研究之前采访人应与被采访人明确作品侵权责任的归属;2必须详细了解被采访者的背景资料;3在采访过程中要适当平稳被采访者的情绪;4要发表的采访内容若涉及第三人的私生活,应当事先征得第三人或其亲属的同意;5保留涉及第三人隐私的内容[3]114。

关于死者的名誉权,在我国《民法》中有若干体现。198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161 条规定,“公民死后,其名誉权受到侵害,使其配偶、父母、子女或者其他有关人员受到损害的,受害人可以提起诉讼。”199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张新宝认为,为了维护公民名誉权与言论出版自由之间的平衡,应当区分公众人物与一般公民,对于公众人物名誉权、隐私权的保护应当适当弱化,而向一般公民倾斜[23]。廖经庭认为,比较可行的做法可能必须将这部分的访谈纪录保存适度的时间后,再予以开放[21]。台湾地区也对死人的名誉权加以了法律保护。

三、口述历史的公开利用与出版问题

1.公开利用问题。保管机构或收藏机构对口述历史的公开利用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第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第三,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第四,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1)口述历史产品的传播问题。《档案法实施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于寄存在国家档案馆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或者应当保密的口述档案,口述者或第三人将其向国家档案馆之外的单位或个人出卖、转让或赠送的,应得到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且不得将这类口述档案出卖转让或者赠送给外国组织与个人。《档案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未经档案馆和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允许,不得发表和公布。

(2)受访者知情权与公开限制。张敏认为,采访协议需清楚地说明采访资料的版权归属和利用条件。对于书面协议,可以制作采访记录开放表。受访者可选择禁止开放含有敏感信息的部分采访记录,或禁止在约定的若干年之前开放全部采访记录[24]。杨祥银认为,保密问题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没有获得被采访人的同意或授权,直接将采访记录公开,被采访人有权起诉侵权者。”[25]

(3)网络发布声明。对网络发布的主张与免责声明也是在公开利用中值得注意的问题。香港的教育学院教育与承传口述历史计划网站的版权及免责声明显示:“本网站所载的口述历史资料,包括访问录音/ 录像片段、文字本及相片等,均受《版权条例》保护。本网站恕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复制、转载及下载,若要引述本网站内容,则必须注明出处为‘香港教育学院教育与承传口述历史计划’……”

(4)法律凭证使用。口述历史的利用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作为法律证据使用的问题。蒋冠[26]、何家弘[27]等对于口述档案是否属于我国《民法》中规定的九种证据之一,以及可否作为法律证据使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肯定了口述历史的凭证和证据作用,认为口述档案可以作为法律证据使用,并支持作为一种独立证据系列,从而确立了口述档案证据的法律地位。

2.口述历史的出版问题。口述历史的出版涉及著作权法的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等方面的权利。许雪姬认为,口述历史不一定非要出版,因为若不经考证而引发法律问题,则有太多后遗症[1]20。王炎认为,学界通常把口述纪录的版权归予访谈者与受访者共同所有,口述纪录产生法律上的争论时,应由版权所有者、访谈者与受访者共同解决[16]。王颖认为,口述历史的出版和使用应有明确的书面协议,如果含有限期公开协议条款的,则在协议年限内,非经受访者同意不得公开调阅、引用和出版[28]。

访谈作品出版涉及的内容中,如何处理受访者所谈及的不利于某人的言论?若因为出版的访谈纪录出现了不利于他人的言论,最后引起了第三人的诉讼,责任该由谁承担?这也是在出版时应考虑的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

美国口述历史学家约翰纽·恩斯科范德尔认为“,预防性法律总不如诉讼来得费时与昂贵”。虽然我国目前关于口述历史法律方面的诉讼并不多见,但是为了避免以后出现侵权,进行预防性的准备是非常必要的。本文所提到的关于口述历史可能出现的许多法律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如口述历史法律授权的口头约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应?口述历史访谈方进行了偷录,是否涉及到侵权?侵犯的是何种权利?恶意诽谤与一般诽谤的界定?口述历史保管者的权利和相关法律责任问题有哪些?如果口述档案双方签订了采访协议,规定了受访方或者保管方开放的时间表,但是受访方或保管方并没有严格执行,提前将口述资料进行了公开,是否要承担责任?如果公开并非提供方自愿,而是出于司法调查的目的,需要提供方提供相关口述档案材料,而引起部分范围内的公开,这种情况下提供方是否需要承担相关的违约责任?如果公开范围仅限于学习、研究使用,提供方是否可以援引《著作权法》或《档案法》所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的范围而免责等问题。本文所述的口述历史相关的法律问题并不完全,有许多法律问题由于法律方面的空白以及每个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暂时也没有办法一一解答。同时,口述历史还涉及收集、整理、网络传播下的法律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关注。

口述历史资料论文 篇9

人类社会在有文献传播之前, 一切的历史都是口述史, 而进入文明社会之后, 口述史却只被当作正史的附庸和陪衬存在。何以口述史的地位一直得不到“主流”史学家的充分认可?“文字史”是否一定比口述史真实?笔者以为, 真正的历史并不仅仅存在于传统的文本中, 还存在于更真实、更具体、更生动的历史场景中, 存在于每个经历者心中。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 将历史研究的视角从上层精英转向底层民众, 去重新寻访那些被人们遗忘的历史, 保存那些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 这是口述史的价值与意义所在。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兴起, 口述史的视角开始转变, 从上层转向下层, 它适应了整个历史研究的大趋势, 同时又推动了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大众取向的口述史研究, 通过对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口述, 多方面多角度地展现了历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口述史的价值就在于其丰富的可能性, 它摆脱了传统史学的政治借鉴和训诫功能, 而是将历史的关怀注入一种更具社会意识、更民主、更广泛的社会脉络中。

口述史作为一种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 它是对个体或某个特殊群体的回忆和生活经历的记录。通过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 口述史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对历史进行阐释。作为一种表述历史的方式, 口述史首先追求和保证的就是叙述内容的真实。然而, 如何保证口述内容的真实与可靠呢?这也是口述史遭遇传统史学家非议和质疑的关键所在。被访者的口述作为一种历史文献, 其叙述有可能还原历史真相, 也有可能与真相背道而驰。对此, 笔者以为, 历史的真正本质就在其丰富性和多样性, 即便历史的记载是完全真实可靠的, 但是, 却可能失去了其生命力。口述史不仅可以极大地补充历史的残缺, 丰富史料的收集, 而且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更为生动和丰富的描述。

口述史的出现赋予历史研究以崭新的维度, 它使得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体验都能作为特定的历史材料被加以利用。当一个社会成熟到人民大众都必须进入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主人时, 历史研究才具有了真正的价值。口述史是对传统历史研究中学术精英式垄断的挑战, 它使得普通大众也成为了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者, 在历史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口述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历史研究重心的转移, 使得历史研究的范围变得广阔和丰富起来, 并开始聚焦于历史学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随着口述史研究的发展, 教育史学界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口述史研究。

口述历史资料论文 篇10

关键词：口述历史,凤凰卫视,叙事

当前, 历史类的电视节目 (不包括电视剧) 在各大电视台大量播出, 像《百家讲坛》《国宝档案》《鉴宝》等节目, 大多特色鲜明收视广泛。通常, 电视台在制作这样的节目时候, 一般采用通俗讲述的方式进行, 在节目的表现形式上, 注重悬念的设置, 故事性的叙事手法, 情景再现和搬演的运用, 镜头语言的电影化等, 总之会采用多种的视听手段来吸引受众, 把历史事件或者说历史人物用“电视奇观”的形式来表现出来。

然而, 在历史题材节目模式化风行的当前, 在众多的同类节目当中有一档节目不得不提, 这就是2005年凤凰卫视开播的《口述历史》。因为节目形式不流俗, 外加其所选取的历史事件和采访到的人物, 是很多大陆电视台不敢也不能碰触到的禁区, 因此, 虽然《口述历史》没有大陆电视台节目制作精良的外在形式, 但还是保证了一大批忠实的观众, 获得了学界和业界的好评。

凤凰卫视作为成立于香港特区的电视台, 从成立之初, 就表明其商业性, 直言是商业电视台, 以盈利为目的, 这与处于中国大陆的电视台在体制上有很大的差别。而《口述历史》作为凤凰卫视制作的一档历史类的电视节目, 从开播到现在, 其节目的表现形式一直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一般是以对一位亲历者的采访作为节目的主体, 很少提问者的反打镜头, 灯光表现形式和镜头的景别都较为固定, 不去刻意设置节点的悬念和故事, 一般是按照历时的线索展开栏目, 同时也是用顺序的方法来结构节目, 中间穿插配合主持人的叙述和历史影像资料, 节目的整体形式更是一种平铺直叙, 较少采用复杂的电视手段来达到吸引受众的目的, 这与内地的同类电视节目形成了很大反差, 更像是一种用电视手段进行的一种历史记录, 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从这个角度上看, 《口述历史》节目更显得珍贵, 值得研究。以下, 本文将从叙事学角度对这档栏目进行分析。

方式实现, 理论上可以达到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理想效果。

“悍”则是指新媒体环境下多电影结构体系对整个电影行业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数据显示, 我国网民数量已经突破3亿, 即便按照最低的网络观影比例35%计算, 规模也是不可小觑的。

3.情感表达更为突出

新媒体时代, 除了追求电影硬件内容制作方面的趋势外, 还应该充分利用新环境和新技术去讲述一个情节更为饱满, 故事更为真挚、情感更为突出的结构体系。这就更容易为观众带来诸如《老男孩》《泡芙小姐》之类的微电影的情感冲击, 引起观众共鸣。

总结

电影历来都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新媒体时代下的技术革新和传播环境革新对我国电影的存在形态、生产方式以及传播形态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使得电影具有更强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感染

叙事学的研究认为, 任何叙事作品都包括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即一个故事和一个故事叙述者, 而叙事者与故事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叙事角度。

学者罗钢认为, 最基本的叙事角度有以下三种, 一、第一人称叙事角度。它的基本特征是, 叙述者存在于虚构的小说世界中。……人物的世界与叙述者的世界完全是统一的。二、作者叙事角度。它的基本特征是, 叙述者外在于人物的世界, 叙述者的世界存在于一个与小说人物世界不同的层面。三、人物叙事角度。在这种叙事情境中, 叙述者由一个反映者所取代, 这个反映者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 ……读者乃是通过这个反映者性格的眼光看待小说的其它人物和事件, 既然无人承担叙述者的角色, 所以场面好像是直接在读者眼前展开1。

这里叙事文本主要指的是虚构的小说, 但其实只要存在叙述的文本, 都存在着叙事角度的问题。在口述历史类的栏目中, 谈话主要围绕一个事件或人物来进行探讨, 而且是以一方为主, 口述者的叙事角度成为对话中的主要角度, 而提问者只是从一个侧面来提示口述人者的叙述进行下去, 形成了讲述人的视角。一般的口述人都是所叙述事件的亲历者, 因此他们的视角也可以看作第一人称的视角, 这个角度由于参与了事件的过程, 与事件里的世界是统一的。另一方面, 此类节目还要有其他的纪录短片、主持人的出镜穿插其中, 这两个部分实际上一样的, 都代表了节目作者对事件的叙述, 由于节目作者并不是事件的亲历者, 所以相对于所讲述的事件来说, 又成了作者的叙事角度, 这种角度是独立于叙述者讲述的事件之外的。两种叙事角度的交叉就构成了此类节目的叙事视角。

通过分析叙事角度, 可以看清节目的整体架构, 明白编导是通过何种方式来架构一档节目的, 这对深入分析节目的深层涵义有很大帮助。而通过分析叙事方式, 我们可以了解到两种叙事线索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通过这种不同叙事角度的交叉叙事, 最后呈现的整体文本的效果是什么、起到了什么作用。

叙事方式其实是在探讨谁在叙述的问题, “要么在读者面前站着一位具有独立个性的叙述者, 要么他隐藏在故事中人物的事件的背后, 使读者几乎无法感知他的存在”2, 这两种答案实际上代表了叙事的两种方式, 也就是现代小说理论里的“讲述”和“展示”。

二者加以比较, 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三点区别。第一, 就其余所描述对象的距离而言, 前者的距离比后者更大, 后者比前力。但是过度依赖技术手段, 容易造成内容、情节、感悟等内在特质的迷失, 削弱电影所能够带来的观赏意义。当代我国电影制作和传播的发展必须立足现实, 适当使用新媒体环境下的技术力量、传播力量、渠道力量等将电影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呈现在观众面前。

参考文献:

[1]姜燕.新媒体对新世纪十年中国电影制作的影响[J].现代传播,

[2]韦笛.简论新媒体电影的发展及其影响[J].青年作家 (下半月中外文艺版) , 2010 (5)

[3]汪黎黎.新媒体电影初探[J].新闻爱好者 (上半月) , 2011 (9)

[4]刘艾.新媒体时代下的新影像——浅析数字技术对电影与观众的影响[J].大众文艺, 2012 (6)

者更为直接。第二, 就其所传达的叙事信息而言, 前者较后者为少, 因为前者更简练, 后者的描写更展开, 更详尽, 更细致入微。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前者有一个叙述者面对读者, 作为传达信息的中介存在于文本中。而在后者, 叙述者却不介入或很少介入叙事, 尽可能不留下讲述的痕迹”3。

可以借用这两个角度来具体分析一下《口述历史》中的叙事方式。在《口述历史》中, 可以明显看出有三个不同的部分, 一个是主持人演播室出镜口播, 一个是配有解说词的短片, 一个就是口述人的讲述, 如果把节目看作一个叙事文本来进行叙事方式的分析的话, 那么可以把主持人出境口播和短片看作一个叙事视角。主持人的口播和短片的解说词起到引出话题、持续话题、提出线索、继续叙事的作用, 这两部分背后所隐藏的叙述者实际上是脱离所述事件的, 也就是说叙述的主体并不与所叙述的事件或人物发生任何关系, 这里的叙述者是虚拟的, 同时虚拟的叙述者又是全知的, 它可以从任何视角切入对故事的叙述而不必“有所顾虑”, 如果将其与“讲述”的叙事方式相比较, 两者无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可以把这两个部分看作是“讲述”的叙事方式。这样, 口述人的口述很明显的就是另外一个叙述视角了, 一般选定的口述人多是历史事件或人物的亲历者, 如果把事件看作一个叙事文本, 他们就是“故事”中的人物了, 他们讲述的是他们处于其中的故事。这种叙述的特点是信息量大, 故事细节多, 但是叙述者并不试图让受众要相信他们所讲述的, 而只是尽力提供自己所看到, 展示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种种片段。口述者的讲述也并不会形成有一定结构的叙事文本, 他们只要提供了他们所了解的、所看到的、所经历的, 已经完成作为一种特定叙事方式的职能了, 这种叙事方式同样与“展示”的叙事方式是相符合的。

通过这样的分析, 可以暂时做这样的结论:由主持人和短片所组成的叙事线索是全知视角的“叙述者性格”的叙述方式, 口述人组成的叙事线索则是限制视角的“反映者性格”的叙述方式。作为叙述者性格总是作为“上帝之声”在发音, 其对故事整体复杂的结构有一种天然的掌握, 并在叙事难以为继的时候出来解释事情的前因后果, 从而引导节目的叙述能进展下去, 在其设定中, 受众似乎也会无条件相信其所述的。而限制视角的“反映者性格”叙述方式, 掌握的仅仅是自己所感知的片段, 他们没有“责任”对整个叙事文本的进展负责, 口述人要做的就是告知, 并且不用解释, 他们只是作为叙事的一个环节来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 叙述者似乎应该占据着主体地位, 而反映者仅仅是相当于叙述者的“听众”来回应叙述者, 然而, 在《口述历史》中, 却并不是这样的。占据全知视角的叙述者——主持人和短片——并没有起到一种主体地位, 它们的作用仅仅是穿插起口述人的叙述、简单的背景诠释、转场等功用, 而作为全知视角的叙述者的解释作用则根本没有显现, 在这里, 叙述者的解释就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论, 而叙述者却放弃了这样的职能, 转而交给了口述者。口述者的叙述在时间上占据着节目的主体, 作为一个主要叙述因素来推进节目的发展, 口述人不但完成了对事件的大部分叙述, 而且在访谈者问题的推动下, 口述人起着推动情节、解释事件的作用, 从而起到了“叙述”的作用。在这里, 本来是作为“讲述”部分起到叙述功能的主持和解说, 更多地放弃了叙述的职责而变为“展示”, 而作为展示部分的口述者则起到了叙述者的功能。

这种处理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第一, 淡化叙事处理, 让受众的注意焦点落在历史事件和人物上, 落在口述人所叙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具体片段上, 从而使叙事结构造成的故事性减弱, 把奇观性的展示讲到了最低, 这样, 受众所重点关注的可能就是历史事件本身了;第二, 凸显口述人的作用, 将其讲述作为推动节目进行的主要元素, 口述人在这个节目的结构中占到了主导地位, 节目的主要时间都交给了口述人的讲述, 口述人的讲述实际上成了建构节目的框架, 通过这个框架, 编导来给主持人设计台词, 给短片设计解说词, 给画面设计合适的镜头语言, 都是为了让口述人成为观者关注的中心。实际上, 受众对口述人的关注也是对历史事件或人物本身的关注。这样, 《口述历史》的叙事结构, 是通过淡化叙述来凸显历史事件和人物, 通过降低故事性来引发受众对事件和人物本身的思考, 通过小人物——相对于其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来说——的亲身经历来重新结构历史的不同侧面, 将历史的生动片段直接交给广大受众来评阅, 而作为节目作者本身并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与传统电视上历史类节目的宏大叙事有很大不同;宏大叙事往往将关注点放在大人物的视角上, 通过全知型的叙事来结构全片, 历史见证人只是作为证明其观点的一个例证罢了。《口述历史》对历史细节的还原、对解读历史的视角的转向, 实际上是历史话语的转变, 不是大人物的宏大叙事, 而是通过小人物对历史片段、侧面的展现, 来逐渐拼接成完整历史“全貌”。

参考文献

[1].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163.

口述历史档案的信息化管理探析 篇11

关键词：口述历史档案；信息化；管理

一、口述历史档案信息化的必要性

近年来，人们对于口述历史档案的认识不断深化，国内外学者对于口述历史档案的研究也逐渐形成档案管理学科的热点，如何科学地认识、开展口述历史档案的管理工作，同时成为档案界的难点和重点。

口述历史档案不同于现存的以实物为载体的档案资料，它有其特殊的存在形态，与现存档案不仅不矛盾，反而与之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相互补充。一方面，口述历史档案是对现存档案的补充，口述历史档案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自然、社会、人文等领域，反映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口述历史档案的主要载体形式为声音、录像，既具有真相，又有画面和感染力，能够完整、多角度地反映和呈现社会记忆的原貌，成为现存社会档案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口述历史档案是对现存档案进行批判和证明。鉴于此，将口述历史档案进行信息化处理，制作成便于保存的电子化信息资料，有利于珍贵史料的保存，同时也是对我国文化延续的一种保护。

然而，口述历史档案的采集工作非常烦琐，涉及各个领域、多个学科，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要制订一个标准，使口述历史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特别是在当前的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口述历史档案管理工作也应在此时顺应时代潮流，将口述历史档案进行科学的信息化管理。

二、口述历史档案的现状

1.口述历史档案信息化管理意识薄弱。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是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口述历史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取得了一定进步和成绩，但由于受传统思维影响，一些档案从业者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对口述档案的信息化管理仍停留在传统的思维模式中，对口述档案信息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系统的认识和理性的思考。目前对于口述档案的了解以及口述档案重要性的认识尚浅，对口述档案的开发利用大多数还停留在一般的收集、整理等浅层次的开发上，大量有价值的史料未能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在对口述档案的保护和利用上，由于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缺乏统筹协调机制，个人缺乏口述档案的开发利用意识，导致对口述档案的开发、保护与利用工作滞后，严重阻碍了口述档案的开发利用进程。此外，档案界关于口述档案的概括还不够精准，容易造成认识上的偏差。比如，有的人认为口述档案不具有档案的本质属性，缺乏原始记录性，只能作为一种参考资料保存；有的人虽然肯定口述档案有开发利用的价值，但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仍存质疑。由于政治、战争等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经历者等重要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过世，使得抢救保存这些当事人的口述档案变得十分困难。

2.口述历史档案信息化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口述档案信息的采集、整理、保管需要通过专业的信息化设备来完成，这就对口述档案采集、整理的设备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在口述档案信息化管理的过程中，设备、硬件、软件系统、技术等方面的配套，仍然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同时还需大量资金支持维护与更新。目前各地档案馆经费相比于其他部门相对较少，缺乏专业的硬件设施，很多地方都没有划拨专项资金进行口述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由于硬件和软件条件的缺失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口述档案的收集效果，成为制约口述历史档案信息化发展的主要因素。除此之外，由于设施不齐全造成口述历史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技术相对落后，导致口述历史档案信息的安全防护性能较低，对整个口述历史档案信息造成威胁。

3.口述历史档案信息化管理体制不健全。现在我国口述档案信息资源缺乏统一的保管部门和必要的法律规范，使得大量具有历史价值的口述档案散落在各地，不能形成有效的统一利用。尽管各地档案馆已经建立和完善了与档案信息管理工作相关的规章制度，但是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对规章制度的操作性不强、监管不严等原因，形成了管理体制不健全的局面，进而影响到口述历史档案信息化管理。

三、实现口述历史档案信息化管理的途径

1.强化口述历史档案信息化管理的认识。口述历史档案的形成源自人们日常的对话、交流等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活动，这些行为最平常不过，却能在话语间对以往所发生的事情进行相互转告，进而被记录、整理成为公众信息并最终形成可供参考的历史依据、历史档案。然而，由于一些有价值的口述信息的发出者与接收者数量、表达能力等因素导致未能最终形成文字信息被传承。要实现口述历史档案管理信息化，首先，应当转变人们对口述历史档案的认识，提高对口述信息价值的辨识度并加以区分、保护。其次，应转变口述历史档案信息化工作的思路，提高历史档案整体工作的效率，要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的思想和观念，通过开展大量的实践工作与传统的口述方式进行划分，深入了解新时期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群体的影响，将口述历史档案的信息化作为历史档案管理职能改革的重点。最后，要解放思想，充分利用当前科学化档案管理方法和模式。我国口述历史档案的范围广、信息量大、内容多，要克服这些困难，只有转变以往历史档案工作的方法、途径，树立科学的工作态度，并且建立科学的口述历史档案路径和体系。总之，应从思想上认识到口述档案信息化的重要性，从新的角度探索历史档案工作中的创新之处，实现历史档案信息的完整性，提升历史信息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价值。

2.加大口述档案信息化设施建设的投入。档案管理人员应加强口述历史档案的分类工作，将具有专业性的口述历史档案统一归档，按时间或者系统类别进行区分标注。与此同时，在按时间分类的细则下面，还可将档案按照会议资料、历史文字资料、历史人物个人资料等类别进行分别归档。如此一来，便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专业性档案的利用效率；细化口述历史档案的分类，做到每类齐全合理。在文书档案的基础上适当地增加声像档案、专门档案以及实物档案，根据不同的需求制作专题编研、开发专题口述档案数据库等，进而优化馆藏结构，提高口述历史档案信息的利用效率。此外，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基本设备，配备先进的录音、摄像等工具，保证口述历史档案信息的快速收集和提取，加强口述历史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使口述档案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历史档案信息得以有效储存利用。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安排好各环节工作，正确处理好各方面关系，进一步加强口述历史档案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历史档案的服务领域，提高档案信息的使用效率，保证档案事业发展的整体性、均衡性和连续性。

3.健全口述历史档案信息化管理制度。在档案管理工作中，行政管理部门应以相关的规范制度为依据，并作为提高档案行政效率的必要条件。健全口述历史档案管理的规范制度，为整个历史档案工作提供组织保证。在确定了“口述历史档案”采集标准的基础上，再制订“口述历史档案接收范围”“口述历史档案鉴定标准”“口述历史档案的保管期限”“口述历史档案开发与不开放的范围”“口述历史档案机读目录数据转换格式”“口述历史档案目录采集方案”等具体实施细则。此外，建立领导机制，加大建设力度。把加强口述历史档案的职业道德建设列入议事日程；建立教育机制，增强建设保证。对各级档案从业人员进行在职培训，组织参加有关培训研讨班，或外出参观学习，不断提高其政治、业务素质；建立考核标准，定量定性评分。

参考文献：

[1]吕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中的口述档案[J].甘肃社会科学，2008（3）：180-182.

[2]潘玉民.认识与行动：再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建设[J].档案学通讯，2012（1）：102-103.

[3]樊琳.口述史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J].档案与建设，2007（3）：22-24.

[4]熊月之.口述史的价值[J].史林，2000（3）：1-7.

口述历史资料论文 篇12

在广大教师的心目中, 林先生无疑是一位非常出名的成功人士:全国劳模、首届全国十佳师德标兵, 是教育界的楷模;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桃李满天下, 是心理学界的泰斗。林先生何以能达此等境界的为师之道?不妨让我们认真研读先生的这本口述史, 它不仅能启示我们许多为师之理, 还能教导我们许多人生真谛。

一、以“真”为本

有幸聆听了先生的几次报告, 每每震撼于先生在报告中流露的为人处世的真挚情怀!读这本口述史时, 先生透着光亮、铿锵有力的声音犹如在耳畔, 娓娓道来, 情真意切。

口述史中所述的无论是先生儿时的回忆, 还是青年时求学创业的经历, 还是现今为人师表的事迹, 无一不表现出先生为人治学的“真”性情——与己, 不违真心, 坦荡透亮为人;与人, 推心置腹, 真诚真心待人;与业, 求真求实, 严谨勤奋立业。

讲真话, 干实事, 可谓是先生70年来的真实写照。“文化大革命”期间, 先生所敬重的一位教师被打为“叛徒”, 要求先生配合调查, 先生宁愿被软禁三天, 也不愿说违心的话。先生因为在日记中写了这么一句话:“为什么国外有心理学派, 唯独中国没有?”被确定为教育系的“白专”尖子, 成了众矢之的的野心家。大学毕业鉴定上列了三条严重的缺点:第一, 阶级斗争观念薄弱;第二, 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主要是指教师) 划不清界限;第三, 企图成名成家, 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在当时, 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的先生竟然坦然接受这些“罪名”, 说:“对这三条缺点, 我并不否认, 但是优点太少, 感到非常遗憾。”

先生大学毕业后, 在基础教育第一线干了13年。在北京雅宝路中学教书期间, 还一度被任命为校办工厂厂长。一门心思扑在教育事业上的先生是怎么干的呢?他说:“我当时怎么认识校办工厂呢?我认为校办工厂是学校社会实践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该抓什么?第一, 我应该抓生产劳动教育, 以增强到校办工厂劳动的那些学生的劳动观念, 培养他们正确的劳动态度、良好的劳动习惯, 让他们获得一定的生产劳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第二, 我将这种校办工厂的办学, 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 培养学生的品德, 增强学生的体质, 发展学生的某一种技能或业余爱好的教育手段。第三, 我要对学生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第四, 办校办工厂能够勤工俭学, 适当增加学校收入。”先生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校办工厂的教育事业之中。缺经费, 人手紧, 先生就自己天天去跑相关的工厂求原料, 自己动手搬运材料……凭着艰苦奋斗, 校办工厂的产值硬是直线上升了。

先生也在中学主持过教育、教学工作。在当时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先生着眼于学生的将来而毅然狠抓教学, 关注“问题学生”的转化, 致力于教师教学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并于1984年率先提出“教师参加教育改革方面的科研是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途径”。

岁月的艰难方能彰显一个人的品性。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先生尚能如此秉持自己的“真”本性, 以一颗诚挚的心坦荡荡地为人处世, 真性情里透着一身正气、正派与正直, 这是先生对人世、对生活、对事业怎样的一种大爱呀!

二、以“勤”立业

先生在谈创造性的人格时, 着重提出“勤奋即天才”的观点。先生说, “豁达”和“勤奋”是人生发展和创造性人才成长的两个风火轮, 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 终身做人做事的规范。先生还说, “笨鸟先飞”这句古话很有道理, 一个人的成就关键要靠勤奋刻苦。

“文化大革命”期间, 尽管心理学被打成“伪科学”, 但先生在课余却悄悄地收集“问题学生”的材料, 潜心于教育心理学以及认知 (智力) 培养的实验研究。《遗传与环境在儿童智力发展上的作用》《遗传与环境在儿童性格发展上的作用》《儿童青少年运算能力的发展与培养——兼论智力结构》等诸多影响重大的学术论文都是先生在那一时期积淀而后成文的研究成果。

1978年, 已过而立之年的先生重返北京师范大学读研, 一年之内掌握了一门外语——英语, 并考出了良好的成绩。口述史中也提到一段先生连骑自行车都在背英语单词, 结果路上撞人的趣事。1980年5月先生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开始了大学教师的生涯。先生在日记里对自己提出四条要求:以崇尚学术为基础, 以培养杰出人才为前提, 以疏远名利为行为准则, 以创新业绩为目标。一晃30余年过去了, 先生勤勉治学, 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先生说, 一位大学教师, 要在大学里站住脚, 在学生中间赢得声望, 主要靠两点:第一要教好课;第二要搞好科学研究。上课, 他潜心备课, 至今年过古稀仍是如此;讲课, 全身心地投入, 激情高昂, 不遗余力。先生还记得1981年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和地理学的77级和78级学生为感谢他的辛勤耕耘, 每每上课时为他准备一个热水瓶和一个茶杯, 以表感谢与敬意。

先生所选择的学术之路, 也是当时一般大学教师不敢轻易踏上的辛苦之路。凭借13年一线教育教学的经历, 先生深知中小学是进行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决心走一条理论联系实际的路子, 深入基础教育第一线, 探索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中国化的问题。要这么干, 先生就得时时下校蹲点, 访谈教师、学生, 去跑有关的实验室……全然没了大学教师的这份安逸、舒适。并且, 由于科研经费非常有限, 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之路不仅要靠勤奋创业, 还需要艰苦朴素。先生乃至他的团队成员都是能省一分钱则省一分钱, 能自己动手则绝不找别人代劳, 自己干不了的也尽量学着干, 如此地奋斗于中国心理学派的开创之路。

如今, 年已70有余的先生仍勤奋耕耘于教坛, 仍兢兢业业地致力于教育科研, 仍孜孜不倦地教导学生。一个人的心中若没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胸中若没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 何以能如此呕心沥血于自己的工作岗位?!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先生说:“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我这老骥愿竭尽所能, 承担更多、更繁重的任务, 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三、以“爱”育人

能有缘投于林先生门下, 做一名林先生学生的人, 都由衷地说自己“真的是三生有幸”。因为, 林先生是爱生如命!

先生说:“我的幸福在于‘培养出超越自己, 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 学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财富。”先生不仅在学业上甘为人梯, 精心哺育学生, 在生活上也给予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先生的一位高徒回忆, 2004年暑假时, 这位高徒因惦记着国际心理学大会, 结婚不到一周就返校做参会的准备工作了, 本以为能得到先生的表扬, 没想到先生严厉地批评了他。高徒新婚的妻子为此感激不已, 说林先生这样教育她的丈夫, 他们小夫妻俩一定能恩恩爱爱、白头偕老。

先生的心里时刻牵挂着学生, 对学生严慈相济, 严在当严处, 爱在细微中。先生的学生说:“林老师不是我父亲, 但胜似父亲。”《中国教育报》曾派人专门到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座谈会, 了解先生的学生出国留学后为何都归来而不是留在国外工作了, 然后以《他像一块磁铁》一文报道了先生厚重的师爱感召学生报效祖国的感人事迹。

读这本口述史时, 我们还可知晓, 先生对学生的满腔之爱, 不仅仅给了高等学府的高才生。20世纪70年代先生在中学时教过的一位学生说:“林老师曾经冒着丢职的危险保护了我, 让我终生难忘。”原来这位学生在“学农劳动”期间, 拿着一个竹竿玩耍, 结果把毛主席的相框碰碎了, 贫下中农要把他打成“反革命分子”。林先生当时当着贫下中农的面, 吩咐学生干部把他“押”回去处理, 走到半道上, 就把他放了, 让他回家待着, 等“学农”结束后再悄悄去上学。当时这位学生的父亲已经被打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挨斗挨批, 母亲没有工作。如果他当时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家里的弟弟妹妹们可怎么办。学生一辈子感激不尽, 先生却已忘了此事。后来学生说起, 先生也只是平和地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为人之师, 就得保护和爱护学生, 哪怕自己作出很大的牺牲。”

先生说, 师爱是师德的核心, 师爱不同于父爱、母爱、情爱。这种爱来自于教师的职责, 是一种只讲付出不讲回报的、无私的、广泛的爱。

先生对学生倾注的满腔之爱, 就是这种大爱!不囿于个人情怀, 而是着眼于中国心理学派的建设、中国心理学学术梯队的搭建, 先生深切地热爱着学生!先生的独子说:“父亲把热爱学生看作是他事业的核心, 一直倡导对学生进行‘感情投资’, 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培养学生中。母亲曾笑他说:‘你应该把家搬到单位里去, 好为你的学生‘当牛做马。’”

有这样的先生在, 悉心派出留学的学生怎能不回国工作?!也难怪先生的学生们在专题报道《林崇德和他的学生们》 (《光明日报》, 2011年03月31日) 中说:“遇到一位好老师能改变人的一生!”

治学, 顶天立地;育人, 高徒遍布。先生跌宕多姿的一生、豁达宽厚的胸襟、登峰造极的成就, 非我等儿辈之笔墨可尽。当你手捧这本口述史, 相信收获的感悟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收获将平和你的心态、激励你的人生, 使你终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