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形成论文

历史形成论文（精选12篇）

历史形成论文 篇1

摘要：在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 师生以文明史观为指导, 明确教学内容和要求, 把握教材内容的联系, 归纳出分析问题的模式, 运用于教学实践中, 能帮助学生形成学习策略, 建构知识体系, 提高学习效率。本文探寻历史内容的联系, 归纳出历史问题的解决分析模式, 力求与高中历史教学的实际相结合, 提高历史教学的效率。

关键词：文明史观,历史分析模式,历史教学

要推进教育改革提升教学水平, 必须构建高效课堂, 而要构建高效课堂就必须解决谁在学历史 (主体) , 为什么学习历史 (价值) , 学什么样的历史 (内容) , 怎样学历史 (方法) 等问题。“教学主体论”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历史教育家赵亚夫在《个性·创造性:新世纪历史教育的核心》系列文章[1]中总结了多年的历史教育界研究成果, 历史教育的价值在于为个人有效的、有意义的社会生活做准备, 即培养适应社会的、具有健全人格的公民。文明史观从宏观上解决了“学什么样的历史”, 即认识人类文明的演进的问题。教育有法, 法无定法, 笔者就怎样学历史作一些思考, 试图理清历史内容的联系, 总结出分析问题的模式, 指导学生解决历史问题, 提高学习效率。

欲“学史使人明智”, 必先明智地学史。挑选最有文明价值和思维发展价值的内容, 归纳出历史学科自身倚重和占优势的分析方法。[2]把握内容间的联系, 总结出分析问题的模式, 帮助完成新课标提出的培养历史思维能力的目标, 达到授之以渔的目的, 实现高效教学目标。但在口号多于实践的高中一线教学中, 历史学科处于尴尬局面, “历史教育仅有外衣, 而缺少学科骨骼……不过是借用教育学、心理学的一些概念做部分的包装而已”。[3]如此必然出现两种误区:一是对准高考, 教师强行灌, 学生被动受, 死记硬背;二是追随“课程改革新理念”史实未落实, 却追求“过程与方法”。历史课必须强调“实”, 把“实”做在史实上, 不能套用脱离学科本身的“新理念”, 必须从历史自身中去寻求出路。历史作为一门学科, 有自身的规律, 分析史实间的纵横联系, 揭示学科特有的规律, 构建分析问题的模式, 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人类文明史基本内容的分析模式

从宏观方面来看, 文明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文明化;历史的基本内容是人类创造文明和积累文明的过程及其所获得的成果。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组成, 因此, 分析历史也必须从物质文明史、政治文明史和精神文明史着手。物质文明史包括生产、生活、流通和交通等方面;政治文明史包括政治的观念、组织、制度和行为等方面;精神文明史包括思想学术、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文明史观下的历史教学和考试的基本要求:第一是在认识历史的视角和教育价值上, 重视从现实追溯历史以及从历史联系现实;第二是在认识历史的着眼点上, 注重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文明成果;第三是在认识历史范围上重视文明史演进的三大部分。从历史学科内容和教学要求中能够找到三大参数:横向的内容范围、纵向的演进过程和阶段性特征, 以三大参数总结出分析历史问题的模式:“横向的范围”、“纵向的演进”两个参数决定模式的形式, “历史阶段性特征”决定模式的具体适用范围和使用取舍。具体而言, 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组成, 逐层分析出物质文明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经济布局构成。

二、从历史内容之间的因果联系中归纳出历史背景、原因和目的系列分析模式

1. 历史背景从国内和国际分析经济、政治和文化, 其

中经济背景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和经济格局;政治背景包括政局、制度、体制、政策、阶级、民族、外交和军事;文化背景包括思想、宗教、科技和教育。

2. 历史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原因广度包括主观 (内因) 和客观 (外因) 。主观原因指事件发起者或参与者内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因素, 客观原因指自然、社会环境、外在各方面经济、政治和思想因素, 其分析方法与背景分析方法基本相同, 只是背景侧重于静态, 原因更侧重于动态。 (2) 原因深度包括直接→主要→根本 (三者既有层次区别, 又有联系渗透) 。直接原因指最直接引发事件的偶然性因素 (导火线、借口等) , 主要原因指包括引发事件的主观、客观各方面重要因素, 根本原因指历史趋势 (生产力发展、时代要求) 和主观需要等。 (3) 运用矛盾分析法,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阶级矛盾、阶级内部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不同利益集团矛盾入手。

3. 历史条件与背景分析基本相同, 但更侧重于有利因素。

4. 目的、动机 (属主观方面的原因, 是事件发动者的主观意愿) 包括:

直接→主要→根本。直接动机指解决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或问题。主要目的指实现某一方面目标, 求得稳定和发展等。根本目的指建立或巩固统治, 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

三、从历史内容与其后以至现在的联系中, 归纳出历史影响、意义和教训等

1. 影响或意义包括国内、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和深远影响。

其中政治影响包括:格局、制度、体制、政权、政策、阶级和民族;文化影响包括思想、科技、教育、文学艺术。在得出的启示 (经验、教训) 中, 政治启示包括国情、领导、群众、武装、民主、法制、思想和策略;经济启示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客观规律和发展战略;文化启示包括批判、改造、继承和发展。

2. 判断成败及原因。

其中判断成败依据:直接目标→主要任务→根本任务是否完成;成败原因包括:主观、客观、经济、政治、军事和策略;成败根源包括:社会条件、阶级本质、进步和局限。

3. 历史评价包括:

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结合史实得出结论, 其中人物评价包括属性、事迹、影响、进步、局限和结论。事件与事态评价包括概况、性质、特点、影响 (进步/反动、正义/非义) 得出结论。

在应用时, 只有结合“历史阶段性特征”认识特殊阶段的主导和重点因素, 才能灵活处理, 把握各阶段的历史重点。

参考文献

[1]赵亚夫.个性.创造性:新世纪历史教育的核心[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1999, (9-12) , 2000, (1-2) .

[2]聂幼犁.中学历史课程研究性学习理论与目标纲要 (讨论稿) [J].历史教学, 2003, (4) .

[3]赵亚夫.历史教育理论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 (8) :学校历史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处理那些关系[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2006, (12) :6.

历史形成论文 篇2

1、現代工業革命所形成的社會化大生產是世界歷史形成的物質基礎。

社會化大生產同以往生產方式相比較具有完全不同的特性及其運作機制：

首先，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相應的社會化大市場并開闢國際市場；

其次，社會化大生產必然伴隨社會化大分工，并發展到國際分工。

再次，社會化大生產是以科學技術為基本動力的生產，而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傳播又必然增進世界的整體聯繫；

另外，近代西方的社會化大生產過程與殖民擴張也是相伴而生的。

2、地理大發現是歷史轉向世界歷史的重要因素

（1）地理大發現的直接後果，是擴大了世界交往，顛覆了傳統的世界概念；

（2）地理大發現的直接後果之二，是引起了狂熱的殖民擴張和商業革命。

☆法國米歇爾·博德的《资本主义史》介绍，1512年到1600年从美洲运往西班牙的黄金有200吨、白银有1800吨，而其他人估计是这一数字的两倍。17世纪的英国通过洗劫宫廷国库、征收苛重的田赋，实行食盐、鸦片以及槟榔等商品的高价专卖再加上征收内地贸易税等横征暴敛性措施，从印度夺取了大量的财富。为此，马克思说：“在整个18世纪期间，由印度流入英国的财富，主要不是通过比较次要的贸易弄到手的，而是通过对印度的直接搜刮，通过掠夺巨额财富然后转运英国的办法弄到手的。”

☆从15世纪中叶开始，葡萄牙人探险到非洲西海岸的几内亚湾，就开始了罪恶的黑奴贸易。到16世纪又开始把黑奴运往南美洲，且规模不断扩大。继葡萄牙之后，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也往往加入黑奴贸易，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700——1850年就有700万黑奴运到巴西，1760——1786年就有210万黑奴运往英国北美殖民地，黑奴贩运成为这些国家的巨大财源。

三、世界历史形成的原因分析

1、世界历史形成的内在原因——资本的扩张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内驱力

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就是资本决定一切，一切为了资本，整个社会运动都是围绕着资本这个轴心来旋转的，而且资本有一个内在本性就是不断地扩张，这种资本的扩张驱动，正是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内在原因。

（1）古老资本（等级资本——由住房、手工劳动工具、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组成的）不可能冲破地域的限制；

（2）商人资本开始冲破地域限制，建立起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

（3）工业资本的形成及其扩张的本性最终冲破地域和民族的限制，历史开始转向世界历

史。

资本的扩张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内在动力，而世界市场的形成则是世界历史产生的标志。

3、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原因。

四、世界历史形成的主体阶级的作用

资产阶级成为世界历史形成的主体。资产阶级在开创世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详尽的论述，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产阶级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

第二，资产阶级破除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和家庭关系，以及观念的变革。

第三，资产阶级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第三章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主旨

一、现实的是一切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前提

贯穿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条中心主线就是人的解放问题。

1、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人”的概念

现实的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这里的人“不是处于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观察的发展过程中的个人”。

2、“现实的人”是一切历史及历史活动的基点与前提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及历史与世界历史问题时，明确地提出了唯物史观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即人类一切历史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他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係。”分析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包含著這樣的思想：

首先，研究歷史，這裡指任何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就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個人存在；其次，是“單個的個體存在”而不是“群體的整體存在”。再次，正因為每個個體現實存在的現實需要，人們產生了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第四，人們正是在“能夠活著”的過程中開始了勞動，勞動構成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

二、人的解放程度是人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1、關於人的解放的本質內涵

人的解放的本質內涵的第一層涵義就是人的勞動能力的解放；其次是人的解放的本質是指人擺脫自然與社會關係的奴役與壓迫。

☆ 從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來看，人與自然關係經歷四個階段：首先是原始社會的人對自

然的依賴階段，人處於被動、從屬的地位。其次，農業社會的人對自然的適應階段；第三個階段是人對自然的掠奪性階段，人與自然的關係變得緊張；第四個階段是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文明階段，人類在發展過程中對人與自然的關係開始覺醒，并進行反思，在對自然界的改造和利用中漸趨理性，越來越自覺地調整人與自然的關係，尋求一條能使人與自然的關係趨向和諧發展的途徑。

2、關於人的解放的前提條件與社會歷史基礎

（1）人的解放的前提條件是生產力與交往的普遍發展

爲什麽生產力與交往的普遍發展是人的解放的前提條件？

首先，只有生產力與交往的普遍發展，才能把人從“狹隘的地域性個人”中解放出來。其次，只有生產力與交往的普遍發展，才能提升人的自由與解放程度。

第四，只有生產力與交往的普遍發展，人們才能充分利用世界性生產的物質成果，從

而擴大其生理的、精神的解放程度。

（2）人的解放的社會歷史基礎是共產主義社會；

（3）人的解放的主體是無產階級

3、人的解放的三個歷史階段與三種歷史形態

（1）“狹隘的地域性的個人”存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人依賴人）

（2）“偶然的個人”存在——資本主義社會；（人依賴物）

历史形成论文 篇3

【关键词】汉语名词 动词 交融模式 历史形成

沈家煊先生提出的关于汉语名词、动词关系的新主张得到整个学界广泛关注。沈先生将多年来汉语学界对词类问题的争议概括为了两个方面。其一，在胡明杨基础上将词类确定中的“二难选择”描述为“做到词有定类就类无定职，而做到类有定职就词无定类”。从跨语言的共性特征出发，汉语与印欧语之间都遵从了相同的模式，而且只有标记性的具体表现方法不同。其二，满足简约原则就会违背扩展规约，满足了扩展规约就违背了简约原则。沈先生将汉语的实词类属关系总结为包含模式，也就是说将形容词作为一个词类包含在动词中，而将动词作为一个词类包含在名词中。这一全新的分析方法帮助人们解决了很多关于现代汉语词类的难题，对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工作有着较大的启迪作用。

一、汉语词类形成的基础

《马氏文通》的出版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建立，然而语法学的产生并没有影响人们的语法表达。尤其是在词类表达方面，汉语并没有因为语法学家们研究的变动而发生任何改变。汉语表达中不关注词的类与类之间的差别是早就存在的。尽管人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中已经自然形成了很多词类标记，但是这些标记的产生都是受事物本身的影响，并不是人们的自觉语言手段。词类样态的形成受很多造词因素的影响，其大致可以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不注重词和语的区分。不同文化和不同生活习性的语言社团在造词取向方面是存在较大的差异的。例如，蒙古语中对于牲畜的关注就要比其他民族更细致，而且在词汇中也有很多与牲畜相关的词语。但是无论注重哪个方面，词都是表示事物、动作以及状态等的最小单位。只有将事物、动作以及状态分解到最小单位，才能更准确地表达某些相关的意思。汉语表达的精细化并不依赖于形态标记，因此最小单位也并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造词上也就不会过多关注词语的界限，出现给概念造词、为判断造词以及未来推理造词等多种情况，表现在语言方面，就是为词造词、为词组造词等。英语造词大多是围绕某个事物进行观察的。例如，表示睡觉就是围绕动作sleep来表示的，用slpeepiness表示睡觉这一件事情，用sleepy表示睡觉的状态，而相关的词组deep sleep（沉睡）、sleep soundly（酣睡）等则都是通过词组的形式来完成。

其次，造词过程中类的改变的无意识。同源孳乳是汉语造词的又一途径。不关注词的功能类别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孳乳造词过程中类的改变的无意识。我们的古人对词性的改变大都是无意识进行的，而且这种造词中词性的转变也反映了人们对于指称与陈述差别的自觉程度。例如，汉语中带有“戋”的词大都有“小”义，因此产生的词有线、钱、盏、浅等，而这些词的扩张大都是沿着小的词义造词的，虽然也有词性转化的新词，但是大都不是从小字本身来造，如小者、使……小等，而是从各类物体小的思路延伸出去的，从而改变了词性。

二、汉语动词的自指与转指

词类创造的无意识导致了使用上的多功能，但并不是说汉语实词的用法就无章可循。表事物的词语在表达中大都是用做谈论的话题，因为体现出了名词的特点，而表动作的词在表达中主要是用来陈述话题的，体现的是动词的特点。動词比名词在使用中更容易担任客串的角色，动作行为不仅可以理解动作本身，也可以理解为动作行为形成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个是陈述动作，一个是支撑动作，前者就形成了通常情况下人们所说的动词，而后者也受不同语言社团认识的差异的影响。汉语中对两者并没有清晰严格的区分，也许是因为受汉语观念的影响，或者因为汉族民众对于事物部分的间接性的驱动，事物的做话题和指称动作行为做话题并没有清晰的区分，而这两个方面的差异手法在单音词时代和双音化时期办法相通但是性质不同。

首先，单音词时代的自指与转指。单音词时代的动词除了加上“所”“者”等改变声调、句子结构外，在动作转指与指称动作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异，转指的都是人或者事物，而指称大都指的动作本身。转指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其一，可以产生构成性的新词；其二，在原有的动词基础上加上词缀并由此形成名词。双音化的推动因素大都是为了表达得更为精细。就动词来说，可以围绕单音动词创造双音词，并因此细化、分解每个动词的义项，承担单音动词的自指动作行为。但是也有很多动词并没有延伸出乡音的双音词。例如，表示动作的词“笑”，无论是表示动作还是表示指称，都是用一个单音档次来进行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单音动词指称动作名称的功能没有因为双音节新词的出现而消失，且两个词都可以指称动作名词，例如死、死亡。

其次，单、双音词的功能异同。单音动词在古代汉语时期有三个构成性的功用：陈述、指称、转指。表指称的自指和转指体现为一种活用用法。然而在双音化时期，转指的功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如，很多转指都加上词缀成为名词，或者成为表转指的名词，而动词本身就一直具备陈述功能。自指功能到双音节时期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单音动词并没有退出汉语的舞台，且一直发挥着自身的被活用的功能。另外，在表示动作精细化方面，汉语与英语都是在原有词的基础上找出了细化原有单词义项的新词。在自指动作行为方面，汉语与英语则存在较大的不同，英语是静态与动态同时进行，而汉语则是义项精细化和指称动作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也就是说，新造的双音词不仅代表动作行为，还代表动作行为的指称。

三、动词与名词的交融模式

动词与名词的相互交融首先表现在双音词上。双音词的存在是促使动词与名词交融的主要因素。由于原来的单音节动词与双音节词一般是围绕单音动词创造多个双音词，另外，随着人们应用的不断频繁，更是强化了动词和名词的相互交融，而几乎每个单音动词都会衍生出很多双音词。比如，随机选择60个单音动词作为考察对象，如摆、保、操、到、告、开等，而围绕着这些单音动词又会产生400多个动作双音词，这些双音词的存在则是动词、名词交融模式的主要因素。在英语表达中，会用动名词的手段来变通语言。而在汉语的表达中则主要采取两种方法：其一，用单音节动词直接做主语和宾语；其二，双音节动词做主语、宾语。双音动词可以发挥两重作用：一方面是分解和细化原有的单音动作动词，另一方面是指称动作的名称。汉语动词做主语、宾语也是有标记的，而这种标记的办法就是双音化。汉语词类发展到今天，依然在表事物、表动作、表状态的深刻差异与不关注词的类别差异两者中矛盾进行。而表动作、状态的词语在主语、宾语的位置有着语言共性的意义，从语言的共通性的角度分析，动词、形容词都可以做主语、宾语，而这种共同语言原则下依然会表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

朱德熙先生所说的汉语的动词、名词还没有完全“化为”句法的范畴，并仍是用具体范畴、使用范畴。汉语发展到今天，一方面表事物、表动作、表状态的深刻差异，另一方面则不关注词类的差别。其中，前者使得词类在发展中不断向着句法范畴的方向发展，并不断得到强化，而后者在使得语法手段的发展迟缓，而这也显示出了汉语词类发展的复杂性特点。

四、结语

综上所述，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双音节词，动词、名词功能合于一词的情况也大量存在，这也就形成了两者的交融模式。但是词类的划分并不是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动词与名词的交融模式都是用于陈述并指称某一个具体的工作或者行为，而且是在原有单音动词基础上添加一个音节，从而让其具有了可以做主语宾语、谓语的功能。另外，这些词的数量较多，而且还在不断地延伸出更多的词类，具有开放性的特点。

【参考文献】

[1]罗自群.现代汉语双音节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跨类表现[J].汉语学报，2011（02）：6-13.

[2]沈家煊.英汉否定词的分合和名动的分合[J].中国语文，2010（05）：387-399.

[3]史宁中.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命题、定义和推理（下）[J].哲学研究，2009（04）：60-67.

[4]史宁中.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命题、定义和推理（上）[J].哲学研究，2009（03）：42-50.

[5]张国宪.状态形容词的界定和语法特征描述[J].语言科学，2007（01）：3-14.

让学生形成历史概念的方法 篇4

在历史教学中,形成历史概念有着第一位的重要性,是历史教学的核心内容。历史所记载的事物涉及古今中外,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另外涉及知识面广,历史发展过程充满复杂性。在历史教学过程中,部分学生对于一些历史概念模糊不清,头脑中只有一些杂乱无章的、孤立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缺乏明晰的认知,甚至感到无从下手,摸不到头绪,直接影响了学生的能力水平。使学生牢固掌握历史概念是加强历史基础知识教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掌握的历史概念越多,就越能夯实基础知识。我们在教学中必须引导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由表象到本质,形成清晰完整的历史概念。

我们要形成历史概念,就得依靠教师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如何使学生形成历史概念,基本方法简要归纳起来可分为分析法、归纳法、比较法。

一、分析法

分析就是剖析,就是将历史事实的内容的各个方面的真相或构成历史事件的各种条件和因素进行条理化的说明。历史概念揭示了历史事物和历史人物的本质,又是通过具体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体现的。学生要掌握历史概念,就必须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有具体的了解,才能对其做出分析和评价。在分析历史现象的基础上形成概念,是人们掌握历史事物的重要前提之一。历史概念有内涵和外延之分,形成历史概念必须掌握二者之间的联系,从而抓住本质而形成历史概念。

二、归纳法

新课程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所以在涉及教法的同时应更多地关注学法指导,其中归纳法是形成历史概念的基本方法。归纳法是指从个别事实走向一般概念、结论的思维方法,运用归纳法能对教材中的知识进行系统整理,建立起立体的知识结构,形成正确的历史概念。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还能揭示历史事物前后的内在联系,培养学生的能力,学生比较容易理解记忆。

三、比较法

使用比较法是解释历史教材的一种重要方法,有助于学生明确历史概念的独特性,以避免概念混淆。所有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在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作用不尽相同,我们的历史教学要对各个历史事物有所比较,有所鉴别,以吸取历史的丰富营养,使历史真正成为人类智慧的宝库。教师要把相似的概念中最本质的特征找出来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帮助学生在历史课堂情境中把握不同历史概念的内涵,发现历史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而深化对历史概念的理解和掌握。经常对相关历史事物进行比较不仅可以复习原有的概念,更好地理解新的概念。而且加深了学生相关事物的理解,掌握了不同概念比较的思维方法,对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和学习方法有较好的导向作用。

论两岸关系形成的历史因素 篇5

摘要：

台湾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台湾海峡目前的分离状态，是中华民族的不幸，这个中国历史上内战所遗留下来的问题牵动着人们的心，一直备受关注。两岸关系形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有很多原因，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历史因素，剖析两岸关系问题的历史原因，对于今天两岸关系的缓和，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两岸关系 历史 台湾问题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的问题，完全属于中国内政。台湾问题与德国、朝鲜问题有着本质区别。后两者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系列国际歇息分裂成独立国家，以后又都被联合国接纳，而台湾则是由二战期间的国际协议规定归还中国，而且当时中国政府也恢复了对台湾行使主权，虽然海峡两岸尚未统一，但是领土与主权并未分割，仍然是一个中国。台湾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在历史因素的分析上，很重要的原因是来自外国势力的干涉阻挠。因此，分析两岸关系问题形成的历史原因，除分析国内原因外，还要考虑外国势力干涉的原因。

一、台湾问题与国民党发动的内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要求走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道路，建设一个独立统—、繁荣富裕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向全国发表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最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建设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新中国。”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致力于争取和平与民主，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与中国共产党举行重庆谈判、政治协商和停战谈判。特别是1946年1月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上的积极参与下，达成了有利于国内和平和人民民主的五项协议，为争取和平建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依仗美国的支持，置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与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于不顾，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政协协议和一切停战协议，悍然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共反人民内战。亟待休养生息的中国，再次陷入全面内战之中。

面对国民党来势凶猛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解放战争。1948年末到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规模空前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并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的失败此时已成定局。处于危局中的蒋介石，开始更多地考虑在全国失败后的退路，其中之一是撤退到台湾，以台湾作为国民党的存身之地，进而建设成“反攻大陆、复兴党国”的基地。随着战局的发展，蒋介石确定把国民党的最后落脚点放在台湾。

1949年1月，蒋介石迫于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的压力宣布下野后，开始了对台湾的苦心经营。他制定了“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的战略计划，并设想建立一个“北连青岛、长山列岛，中段联接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使其成为封锁、包围以致反攻大陆的战略基地。为了实现上述计划与设想，蒋介石作了一系列精心准备。在组织人事上，蒋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在军事部署上，将重兵集结在长江下游一带，并在金门、马祖一带设防，在定海加紧修建飞机场，以便国民党军队顺利撤退台湾。还在台北设立了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负责苏、浙、闽、粤、海南等地的军事与政治，其中尤以东南沿海岛屿的防务为重。在经济上，将在上海的中央银行大批黄金、银元和美钞运往台湾。还在台湾设立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管理台湾经济。在外交上，策划“东亚反共同盟计划”，拉拢菲律宾、南朝鲜，拼凑反共联盟。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23日，南京解放；5月17日，武汉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布成立。12月7日，国民党宣布“政府”迁至台北。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至台北。中国大陆上战事基本结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从大陆全面溃退，撤到台湾，在美国反华势力的支持下，继续维持着—个所谓“代表全中国”的反共政治架构。自此，台湾再次陷入与祖国大陆的分离状态之中。

二、两岸关系与美国政府的责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态势下，美国政府基于它的所谓全球战略及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曾经不遗余力地出钱、出枪、出人，支持国民党集团打内战。阻挠中国人民革命的事业。这是战后美国世界战略的一个组成都分。而台湾问题的产生，就是这种战略的直接产物。

（一）战后美国对华侵略及其对台政策的变化

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就以极大的兴趣倾注于东亚，尤其是中国，但限于当时的实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以“门户开放”政策与列强—道分享在中国的特权。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阵营中来，并与中国的抗日战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美国当时在东方的首要目标是打败日本，将日本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势力清除出去，同时借英法陷入欧战之机，将英法在东亚、东南亚的势力抑制到最低点，特别是防止战后苏联影响在东亚的扩大，以达到由美国来支配中国，并进而控制整个亚太地区的目的。由此，美国在1943年初制定了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大国”的对华政策。所渭“大国”政策，就是美国出于自身战略的考虑，建立以蒋介石为领导的亲美政权，让中国(以蒋介石为核心)与美苏英同为世界四大强国，以便与苏联对抗。罗斯福曾强调：“一个稳定的中国，对苏俄在远东的野心，将形成一道屏障，也可以当作一种最有价值的向心力，以限制亚洲革命暴动的影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大国”政策，美国同意战后将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战后，美国继续扶植和加强蒋介石政权，并且支持蒋介石发功了全国规模的内战。

（二）美国等外国反华势力阻挠我解决台湾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当时美国政府本来可以从中国内战的泥潭中拔出来，但是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对新中国采取孤立、遏制的政策。美国一方面大幅度改变对日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扶植日本、将日本变成它在东亚对付苏联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遏制力量，另一方面，美国国会通过援款法案，加强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经济援助。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发表声明宣布：“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他还正式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宣布：“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须等到太平洋安全恢复之后。由对日和约或由联合国决定。”美国政府这种继续干预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的错误政策，造成了台湾海峡地区的长期紧张对峙局势。台湾问题至今不能彻底解决，美国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朝鲜停战后，1954年12月。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公然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声称要对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同台湾当局采取“共同行动”。这是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插手台湾问题的又一重大步骤。

1958年7月，美国怂恿国民党部队加强对中国大陆的骚扰。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马祖。美国匆忙从地中海调海军来支援美国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次日重申美国武力“保护”台湾的所谓“责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9月4日扬言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马等中国沿海岛屿。他们甚至以原子武器相威胁。周恩来9月6日就此发表声明，重申解放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主权，任何外国不得干涉，并强调美国如不顾中国的再三警告、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之后，美国政府搬出所谓的“停火”方案。杜勒斯于9月30日表示，如果中国愿意在台湾海峡地区停火，美国可以劝蒋军撤出金、马。其意图是要在台湾海峡划一条永久停火线，以便实现其“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这—方案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拒绝，也不为蒋介石所接受。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也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根据国际法原则，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理所当然地应由中华人同共和国政府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周恩来即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指出所谓“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要求开除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并向联合国发出了中国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等机构代表的通知。但是美国政府先是以所谓新中国政府是用革命手段“非法成立的”和“不巩固的”为借口，继则诬中国为朝鲜战争中的“侵略者”，再则以所谓中国“蔑视”联合国和不遵守其反华决议为口实，不断对联合国进行威胁和恐吓，操纵表决机器，竭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致使这一席位长期被台湾当局所窃据。

历史证明，台湾问题本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关系始终受到复杂的历史和国际因素的影响。国民党发动内战使得两岸关系陷入危机，而美国的从中作梗更使得两岸关系如履薄冰，以至于两岸关系已经影响到国际关系。但是，展望两岸的未来，和平统一是前景，而这纯属我国的内部事务，不应该有外人插手。实现和平统一，应该立足于两岸中国人的努力，应在“九二共识”的基本原则下从民族感情、经济、政治等方面大力培育发展台湾公众的中国情结。

参考文献

历史形成论文 篇6

【关键词】 研学问题 课堂教学 历史学科特色

【中图分类号】G633.51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让学生“静坐”在各自的位置上，步调一致地听讲或练习。新课程改革要求课堂教学既要实现四维的教学目标，又要呵护学生长久的学习愿望，还要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应对升学考试的能力和素质。如何提高课堂的有效度成为大家共同的关注点，为此，2012年3月，我区提出了“研学后教”的教学理念，推动新一轮的教学改革的车轮。

为了走出“研学后教”理念指导下的历史课堂特色来，笔者进行了一些思考与尝试。笔者认为，要让历史课堂有自己的特色，让学生有兴趣学历史，关键是我们研学案中的研学问题。研学问题是否具有历史味道，是历史课堂教学能否形成学科特色的关键性因素。那么，什么是历史学科研学问题的历史味道？怎样去设计研学问题才能产生“历史味”呢？下面就近几年笔者在课堂教学实践中运用的一些质量相对比较好的研学问题加以说明。

首先，研学问题是否有利于学生形成历史知识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历史知识建构？

我们应该清楚，学生“认识的获得必须用一个将结构主义（Structur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紧密地连结起来的理论来说明，也就是说，每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发生就是从一个较初级的结构转化为一个不那么初级的（或较复杂的）结构”。【1】也就是说，学生的认知是在原有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再建构，再形成新的知识结构的过程。什么是知识结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所谓知识结构就是指“学科知识的内部联系和规律”。而作为历史学科，其学科知识的内部联系和规律，学生是否通过“满堂放”就能解决了？答案是否定的。的确，学生是学习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结构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作为历史教师，我们在编写研学案时必须考虑一个问题：我们的研学问题是否有利于学生认识历史学科知识的内部联系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新的历史知识结构？

“香港蕞尔一岛耳，固中国海滨之弃地也。丛莽恶石，盗所薮，兽所窟，和议既成，乃割畀英，始辟草莱，招徕民庶，数年间遂成市落。设官置吏，百事共举，彬彬然称治焉。遭值中国多故，避居者视为世外桃源。商出其市，贾安其境，财力之盛，几甲粤东。呜呼，地之盛衰何常，在人为之耳。故观其地之兴，即知其政治之善，因其政治之善，即想见其地官吏之贤。”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送政务司丹拿返国序》

王韬，著名的洋务政论家、中国新闻业之父。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清同治元年（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十三经译为英文。1867冬-1868年春漫游法英等国。因此他对西方现代文明了解比较深。

问题1：香港岛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割让给英国的？

问题2：英国人在香港是通过什么手段让香港的经济发展起来的？

问题3：王韬认为香港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他的观点是否与当时的洋务派的主张一致？

问题4：通过这则材料，你能说一说造成世界近代西方先進，东方落后的根本因素是什么？

这是笔者在复习八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时所用的其中一个研学问题。首先，笔者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情境：著名的洋务政论家王韬的著作的思想主张和其生平。因为是复习课，学生已对西方的侵略和中国的抗争以及中国近代化的探索有所认识，因此在复习课时根据创设的情景提出问题1和问题3，这是对旧有历史知识结构的回炉，而问题2和问题4的提出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建构新的认知结构。

其次，研学问题是否有利于学生学会思想，生成智慧？“读史使人明智”。历史课堂要让学生在“读史”的同时，懂得用思辨的眼睛和思想活跃的大脑去审视、思索，并从中感悟和生成一种具有历史深度的思维和眼光，以此关注现实。因此，历史教学还应当教学生从历史之中“学会思想”，生成智慧。

在课堂“百家争鸣”这个环节【我们历史新授课“学思四环建构模式”中的一个环节】中，笔者提出问题：“请观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的场景细节，你能看到北宋时的人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吗？”并指导学生分组观察《清明上河图》的细节，如算盘、商品广告、人物服饰、人物性别、建筑类别、交通工具等，然后各组分别表述，进一步了解和感受一下宋朝城市经济的繁荣。各小组当谈到感受时都对北宋的繁荣表示了赞叹。然而接着笔者抛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此繁荣的北宋王朝，为什么会亡国呢？张择端创作这幅画的目的纯粹是要反映北宋汴京的繁华吗？”学生陷入了沉思。笔者提醒学生注意研学案中张择端的简介：【张择端 北宋画家。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游学汴京（今开封），后习绘画，徽宗时在翰林图画院任职。善画风俗画，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等。】“徽宗时在翰林图画院任职，这是否能给我们什么启示没有？”此时有几个学生提出：“宋徽宗是亡国之君，他跟儿子钦宗都做了金国的俘虏。”“张择端是徽宗时期的人。”“张择端是否想通过这画想提醒宋徽宗点什么？”“想提醒什么呢？”笔者问。可是没有学生能准确回答。教师最后小结：张择端作为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北宋繁荣背后的隐忧，借这幅画提醒统治者要“居安思危”，结果北宋最后真的被金国所亡，宋徽宗也被俘。

其三，研学问题不一定是教师全部自己预设的，它可以是课堂生成的，有时这样的研学问题才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老师，毛主席是否因为觉得‘大权旁落才发动文化大革命呢？”这是我13学年下学期，在9班上课时，一位对历史课非常感兴趣的学生提出的问题，问题有点“反动”，但引爆了课堂。课后我在想：帮助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发散求活，变角求新，探幽求奇，创新求异，学生才会有与众不同的体验，有自出机抒的发现，有独树一帜的见解，教学才会生机蓬勃。

前几天偶尔打开电脑中的“教学日志”，其中一个教学情节记录再次引起我的思考：

2010年10月27日周三上午的第一节课，我跟平常一样来到了初一（10）班的课室。说真的，只有在课堂面对学生上课，我才会感受到作为一名教师的价值（否则我早就转行了），每当走进教室我就会有一股激情，今天也不例外。今天上的课是七年级历史上册第9课《中华文化的勃兴（二）》，跟往常一样，学生听得很入神，也能在听课的过程中很好地概括孔子、老子的思想和百家争鸣各家的思想。然而在课堂的后段却发生一段小插曲：

“今天的课即将结束，同学们有什么疑问需要提出的吗？”我一边问一边细心地观察着每个学生的反应。此时我发现第4组坐最后的许*斌同学欲言又止，我便问道：“*斌，你有问题提出吗？”“老师，您不觉得孔子的教育方法有问题吗？”他有点胆怯的说。据我所知提这样一个“幼稚”问题的第一个学生不是他，而是我。记得在1990年我读初一时就曾提出过这个问题，结果是被历史老师以“扰乱课堂罪”批斗了一个下午，当时我心中就恨老师不给我“百家争鸣”的机会。我突然间有一种与*斌产生共鸣的感觉，于是问他：“为什么？”“孔子弟子三千，成才（成名）的才72人，您不觉得他的教育方法有问题吗？”刹那间学生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我。“今天我们讲的课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是中国西周以后大分裂、大动荡的一个时期，礼崩乐坏的时期，也是思想大解放时期，各门各派纷纷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我很欣赏*斌同学能够学以致用，有根有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正是百家争鸣的精髓。但是，就*斌同学提出的依据，我请他，包括在座的同学思考一下，若这72人都是‘出将入相的人物，我们是否还怀疑孔子的教育水平呢？”此时下课铃打破了同学们的沉思。而这一堂课却在我心中产生了剧烈的震荡：

农村孩子是有能力接受教师的现代化教育思想和教学手段进行授课的，而问题在于我是否具备这一素质。作为一名中下生的*斌同学，他能提出這样一个问题并不简单，我认为其至少具有以下几种能力：1、课堂的专注力，因为当时对“孔子弟子三千，成名72人”我只是轻言一句。2、论从史出的思维力和概括力。3、对权威的质疑力，学生不仅对我这老师提出质疑，而且还对孔老夫子提出了质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巴尔扎克说：“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都毫无异议是问号。”因此，在历史教学实践中，我们要以“问题”作为驱动教学的根本因素，有层次地提出问题，多角度地启发学生思维。然后，学生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围绕着问题，互相启发，相互补充，寻求答案。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给学生提供了展现自己见解的机会，拓宽了学生的思维空间，提高了学生自主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态度和合作能力。

开展研学问题的研究是实施“研学后教”内容研究的核心，也是“研学后教”的本质要求。教师要把学科的重点内容和难点知识设计成适合学生学习的研学问题，或根据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共同疑惑生成可供探究的研学问题，即通过合作探究活动建构出有意义和价值的答案的研学问题。研学问题一定是要有价值的问题，要能凸显“研学味”，不仅要引发学生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感，还要引发他们对研究的热情与兴趣；不仅能培养学生解决研学问题的能力，还要能培养他们发现和创造性解决研学问题的能力。这才是历史课堂的真正“味道”。

参考文献：

历史形成论文 篇7

远古人群受生产力条件低下的限制, 把同大自然斗争中的种种失败归因于天地、鬼神的作祟, 因此变产生了对他们讨好、献媚的心理, 对它们顶礼膜拜, 希望通过它们的庇护消灾逐难, 满足对生存的基本需求, 因此说这种自发性的原始宗教都是以谋求功利为出发点的。产生于中原文化背景的“儒、释、道”三大宗教在中原政权四面伸张的时候如期的形成了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渗透, 其中尤以道教的影响为最大。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产生历史久远, 它的符咒、法术、斋醮等与民间信仰本来就有亲缘关系, 较其它宗教更具亲和力;另外它除了较完备的神学和哲学思想体系外, 还是一个融文学、艺术、医学、养生学以及朴素的自然科学和法学理论思维于一身的多种文化集合体, 易于被接受。在此情况下, 在它的四面扩张中对少数民族本位文化留的烙印便随处可见, “依饭”仪式也不例外。我们先看“依饭”经文中的一段话:“……拜请本殿三元张、赵、李天师, 梅茅殿上教篆上元唐将军、训练中元葛将军、渡鲧下元周将军。梅山法主度法九郎、本殿师公、本生师傅, 请我太祖师吴仁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字眼“三元”、“天师”、“梅茅”、以及“梅山法主度法九郎"等, 如果清楚了这些字眼的来龙去脉我们就会发现“依饭”仪式受道教的影响是多么深刻。

“依饭节”仪式与道教的渊源

天师道天师道亦称五斗米道, 被认为是道教的最早流派, 由东汉献帝时四川巴蜀张道陵 (张陵) 所创, 后传其子张衡、孙张鲁。早期天师道信仰天、地、水“三官”, 又称“三元”, 在起传播过程中对西南少数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李膺《益州记》载, 张陵入鹄呜山, 自称天师……到光和元年 (1 7 8年) , 遣使告日:‘正月七日, 天师升玄都。’米民之山僚, 遂因妄传。”[“米民”指五斗米教, “僚”则主要是今属壮侗语族的壮、布依、仡佬、毛南、仫佬等民族的先民。可见东汉末年天师道已经对仫佬先民产生了影响。西晋时期, 天师道第四代传人张盛移居江西龙虎山, 天师道传至江南。东晋以后, 由于四川天师道和北方天师道的进一步传播, 江南天师道迅速发展, 其中教派林立, 但从其内容来说, 可分为“符鲸派”和“丹鼎派"两个派别。南宋时期, 南方的“正一派”实际上属于“符繇派”奉持, 从《正一经》, 他们宣扬鬼神崇拜, 认为画符绦和念咒语可以“驱魔降妖、祈福消灾", 可以在家讨妻生子, 也不必戒荤腥之事, 这种迷信活动和当时的下层民众的某些精神需求相符合, 所以传播很广。

从仫佬族“依饭"节的师公来看, 受符篆派的影响比较大。天师道第四代传人张盛迁到龙虎山之后奉张陵为“正一天师”, 龙虎山成了符鲧派的大本营, 在“依饭”中师公所穿的法衣上有前龙后虎的字样, 恐怕就是龙虎山道派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经文中提到的“三元张、赵、李”中的张天师指的便是张道陵, 而赵、李天师分别是指赵玄坛和李耳。“赵玄坛, 俗称‘赵公元帅’, 是财神, 相传他又名赵公明, 秦时得道钟南山, 据说他能驱雷驭神, 除瘟消灾, 因此, 人们迎祥纳福时都要请他。李耳, 字伯阳, 春秋时期思想家, 道家创始人, 被道教尊为‘太上老君’供奉”。 (3) 从以上天师道的流传过程可以看出它对“依饭"节产生了最初的并且是深远的影响。

梅山教与“三元”据仫佬族师公说他们是梅山教弟子, “三元唐、葛、周”是他们拜奉的最高神, “依饭”经文本上亦有“三元弟子”的字样, 这说明“依饭节"跟梅山教派又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有关学者考证, 梅山教最先在湖南的梅山地区发端, 是梅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梅山”一名出自汉代。公元前2 0 2年吴芮手下大将梅绢入长沙国, 在今安化县梅城安家并世代在此定居, “梅山"因而得名。有史载, “梅绢随吴芮入国长沙, 以益阳梅林为家, 遂世有其他。自汉至五代, 皆称梅山焉。”[。汉代以后, 梅山地域不断扩大, 但仍然以安化为中心。新化古为梅山蛮地, 不与中国通, 历史上称这里的居民为武陵蛮、荆州蛮、湘洲蛮、莫瑶等。古梅山是瑶族的发祥地, 梅山教因为是在这里孕育、发展的。唐宋两朝对梅山峒蛮采取征剿和招抚政策, 受此影响, 处于自愿或被动地这里居民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 其以巫术、图腾崇拜为特征的原始宗教信仰逐渐吸收佛、道的内容发展成为新的宗教形式一梅山教, 道教信奉的神“三元”也随之被借用过来。不过此时的“三元"并非是主神, 而是以斩妖降魔的武将身份出现, 梅山教的教主、祖师神则是以“翻坛倒立张五郎”。三元唐、葛、周的名讳早在《上清灵宝大法》中已有记载, 其卷39日:“上元道化唐真君, 中元护正葛真君, 下元定志周真君” (4) 。宋、元以后其形象也逐渐明朗化。据中山大学博士倪彩霞考证“三元作为梅山教的最高神应该是在瑶族进入广西以后的事情”[。宋熙宁五年宋朝对梅山用兵, 梅山峒蛮开始向临近的两广地区迁移。《瑶族简史》:“宋至元代, 湖南瑶族大量向两广边境迁徙, 这一时期瑶族遍布湖南辰州、沅州、靖州、桂阳、郴州、和两广边境的连州、贺州、韶州。” (5) 瑶族的一支山子瑶在迁徙到广西后也把它的梅山教带到了这里。山子瑶师公是早期天师道的执行者, 师公崇奉早期天师道的三元三官大帝为最高神。他们为弟子度戒时发给弟子的是“上元印”, 尊张天师为祖师, 又尊梅山法主大圣九郎为教主。梅山教的进入广谣后为了适应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宗教信仰, “三元”逐渐取代了“翻坛倒立张五郎”和梅山法主大圣九郎成了主要的神祗, 并对广西境内的各个民族 (京族除外) 产生的非常深刻影响, 因为这些民族的师公都自称是梅山教弟子, 尊奉“三元”为祖师神。“依饭"经文中提到的“三元”、“天师”、“梅茅”、以及“梅山法主度法九郎”与其十分神似, 只不过“大圣九郎”变成了“度法九郎”, 这不过是在梅山教向各个民族的流传中发生的变异, 例如“三元"的身份也有所变化, 有的指唐文明、葛文度、周文刚, 有的则是唐文才、葛文寿、周文异, 这是一个民族在接受一种文化后对其产生的再加工和再创造。

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依饭”仪式的形成跟早期天师道和后期传入的梅山教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由于早期天师道的对其产生的影响早, 所以最早把“三元张、赵、李”做为祖师神, 但梅山教传入后, 又把“唐、葛、周”加入进来, 形成一个综合的偶像, 所以“三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当然“依饭”仪式中也含有佛教和儒教的基因, 当这些共同的因素传入仫佬山乡后经历了历史的沉淀, 慢慢与仫佬人民的原始信仰糅合在一起, 最终促成了“依饭节”的形成。

摘要：宗教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长河里沉淀了丰厚的人类发展信息, 记录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变迁。各种各样的宗教派别在具备一定的完型后都以相对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它的宗旨。仫佬族“依饭节”仪式的形成有其发生的历史根源, 在经历“儒、释、道”三大宗教的洗礼后同其原始的民族信仰相结合逐渐发展成一种自发性的宗教, 成为仫佬族人民表达他们信仰的基本方式。

关键词：依饭节,天师教,梅山教

参考文献

[1]袁征田青.梅山教对梅山民歌的影响[J]梅山文萃第二卷, 2001.7

[2]倪彩霞.师公戏与“三元”祖师考[J].宗教学研究, 2003.1

盘瓠神话的历史原型与形成因素 篇8

有关盘瓠神话最早的文献记载可追溯到东汉人应劭的《风俗通义》。宋人罗泌《路史·发挥二》称:“应劭书遂以高辛氏之犬名曰盘瓠, 妻帝之女, 乃生六男六女, 自相夫妻, 是为南蛮。”现存应劭《风俗通义》未见记载, 可能在流传过程中有所散佚。根据罗泌所言, 应劭原书应该对盘瓠神话有过记载。

三国时魏人鱼豢在《魏略》中也记载了盘瓠神话。之后, 东晋人郭璞在《山海经·北经》的注中提到盘瓠神话:

昔盘瓠杀戎王, 高辛以美女妻之, 不可以训, 乃浮之会稽东海中, 得地三百里封之, 生男为狗, 生女为美人, 是为犬封之国。

郭璞在《玄中记》中又写道:

昔高辛氏犬戎为乱, 帝言曰, 有讨之者妻以美女, 封三百户。帝之狗名曰盘瓠, 亡三月而杀犬戎, 以其首来。帝以女妻之于会稽东南, 得海中土三百里而封, 生男为狗, 生女为美人, 封为狗民国。

晋代的干宝对盘瓠神话也有记载, 他在《晋纪》中写道:

武陵、长沙、庐江郡夷, 盘瓠之后也, 杂处五溪之内。盘瓠凭山之险阻, 每每常为害。糅杂鱼肉, 叩槽而号, 以祭盘瓠, 俗称“赤髀横裙”, 即其子孙。

在《搜神记》中, 他对盘瓠神话又作了详细记载:

高辛氏, 有老妇人居于王宫, 得耳疾历时。医为挑治, 出顶虫, 大如茧。妇人去后, 置以瓠蓠, 覆之以盘, 俄尔顶虫乃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 遂畜之。时戎吴强盛, 数侵边境。遣将征讨, 不能擒胜。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吴将军首者, 赠金千斤, 封邑万户, 又赐以少女。后盘瓠衔得一头, 将造王阙。王诊视之, 即是戎吴。为之奈何?群臣皆曰:“盘瓠是畜, 不可官秩, 又不可妻。虽有功, 无施也。”少女闻之, 启王曰:“大王既以我许天下矣。盘瓠衔首而来, 为国除害, 此天命使然, 岂狗之智力哉。王者重言, 伯者重信, 不可以女子微躯, 而负明约于天下, 国之祸也。”王惧而从之。令少女从盘瓠。盘瓠将女上南山, 草木茂盛, 无人行迹。于是女解去衣裳, 为仆竖之结, 著独力之衣, 随盘瓠升山入谷, 止于石室之中。王悲思之, 遣往视觅, 天辄风雨, 岭震云晦, 往者莫至。盖经三年, 产六男六女。盘瓠死后, 自相配偶, 因为夫妇。织绩木皮, 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 裁制皆有尾形, 后母归, 以语王, 王遣使迎诸男女, 天不复雨。衣服褊裢, 言语侏离, 饮食蹲踞, 好山恶都。王顺其意, 赐以名山广泽, 号曰蛮夷。蛮夷者, 外痴内黠, 安土重旧, 以其受异气于天命, 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贾贩, 无关繻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 皆赐印绶;冠用獭皮, 取其游食于水。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用糁杂鱼肉, 叩槽而号, 以祭盘瓠, 其俗至今。故世称“赤髀横裙, 盘瓠子孙”。

南朝宋人范晔在《后汉书》卷八六《南蛮列传》所记载的盘瓠神话, 可谓集大成之作。他对应劭以来的诸家学说进行了整理, 并删去了其中盘瓠得名由来的一段话:“妇人盛瓠中, 复之以盘, 俄顷化为犬, 因名盘瓠。”因为这段话是从三国时的鱼豢开始加上的, 但明显是人为编造, 并不可信。范晔将盘瓠神话列入正史———被后人称为前四史之一的《后汉书》,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范晔之后直到清朝的一千多年间, 盘瓠神话不断被著录于史书之中。

二、盘瓠神话的历史原型

盘瓠神话看似荒诞, 其实有着真实的历史原型。要揭开盘瓠神话的神秘面纱, 我们需要从盘瓠神话的族属、起源地、主要人物以及相关历史记载等多方面来考察。

关于盘瓠神话, 学术界研究认为:“盘瓠神话仅为苗瑶语族所独有, 苗瑶语族是盘瓠神话的始创者和保存者, 迄今为止, 除了苗瑶畲三族以外, 还没有在任何其他民族发现有盘瓠崇拜和盘瓠神话存在。”[1] (P124)

关于盘瓠的敌人, 说法不一。东晋的郭璞在《玄中记》中认为盘瓠的敌人是“犬戎”, 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干宝在《搜神记》中却记为“戎吴”。尽管记录不统一, 但起码说明盘瓠的敌人可能是一种“戎”。中国史书历来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说法, 所以在多数人看来, “戎”肯定指的是西部民族。其实不然, 南蛮中也有被称为“戎”的部落。清代学者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四裔》中, 就将“戎”分为七种, 其中之一就有“戎蛮”。“戎蛮”之所以加“蛮”字, 说明它不是西戎, 而是南蛮。根据《左传》第六卷记载, 桓公十三年 (公元前744年) 杜预注:“卢戎, 南蛮。”

既然盘瓠神话仅为苗瑶语族所独有, 而苗瑶语族各民族最早生活在荆楚一带, 所以盘瓠的敌人很可能就是其附近的卢戎, 而不是与之距离很远的西戎。

与盘瓠神话所反映的战争相类似的是历史上的楚与卢戎之战。根据《左传》卷七记载, 庄公十三年 (公元前699年) :楚师“尽行”伐卢戎, “罗与卢戎两军之, 大败之”。在这场战争中, 楚方倾全国之兵力, 但当时卢戎十分强大, 又有罗的援助 (罗也是当时的南蛮之一) , 楚曾遭惨败, 但最后楚还是赢了这场战争, 而且把卢戎变成了自己的附属国。公元前611年, 楚还派卢戎国的大夫蕺黎去征讨庸 (庸国也是南蛮之一) , 即《左传》卷二十记载:“楚使蕺黎侵庸。”但楚是如何消灭卢戎的, 史书并没有详细记载, 很可能楚王是得到了盘瓠的帮助而战胜卢戎的。

另外, 盘瓠的敌人在神话中一说是辛王, 一说是平王 (评王) 。这种说法不一的情况可能是由于两字极为相似, 故在古书的传抄过程中笔误所致;更加可能的原因是, 当时楚与卢戎发生战争, 而楚是周的附属国, 所以卢戎与楚的战争就是与周的战争。楚的先祖是高辛, 所以神话附着在他身上很自然;而当时战争时正值周平王在位, 而周平王又是楚王的主人, 所以神话将盘瓠的主人说成是平王也在情理之中。

盘瓠因助战有功而受封, 这就使他的部落与当时的统治者周/楚有了特殊关系, 他的子民也可以免交税赋 (“莫徭”名称由此而来) , 这样他们逐渐与原来的苗蛮集团相脱离, 逐渐成为独立的民族。可以说盘瓠助战受封的历史事件, 对于以犬为图腾的盘瓠部落来说影响极大, 这一历史事件也很快在部落中得以广泛流传。

三、盘瓠神话形成的关键因素

盘瓠杀敌立功, 受封并与公主成婚的历史传说, 在流传过程中, 盘瓠的形象逐渐从一个人演变成一条狗从而形成盘瓠神话, 其间图腾标志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图腾是原始信仰之一, 其认为人与某种动物、植物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血缘关系。每一个氏族都以图腾为他们的保护神、徽号和象征, 并以图腾的形象来标志自己, 以与他人相区别。正如乔纳森·卡佛在《北美腹地三年巡游纪行》中所写:“一个族类具有某中特殊的标志, 以区分于另一类;同样, 每一个部落也有其自己的徽号, 人们就用这个徽号来称呼它。例如, 鹫部、豹部、虎部、野牛部等。……无论哪一个族类, 他们都是用这种方法来标志自己, 他们当中最低能的人也记得住自己的世系, 并根据所属的家族来标志自身。”[2] (P152)

图腾, 是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 是氏族的标志。人类最初的思维是从与自己最密切、最亲近的劳动对象———动植物开始的。最初这种思维只是将动植物与人等同起来。渐渐地人类从对动植物的敬畏观念中产生了灵魂观念, 于是产生了对动植物的图腾崇拜。盘瓠的后人 (主要是瑶、畲等族) 把犬作为自己崇拜的偶像, 是与其地理环境、生产力发展状况有密切联系的。这两个民族的先民长期居住深山老林, 过着捕猎为主的生活, 犬不仅是两族人民捕猎的忠实的劳动能手, 而且是不可缺少的防御卫士。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 处于原始社会时代的瑶、畲先民对犬有着很强的依赖性, 这可能是犬成为瑶、畲部落某些氏族名称的原由, 也是盘瓠神话产生的社会根源。就是当代, 犬在人们的狩猎生活中仍然起着别的动物不可替代的作用。犬正是由于这种功能和习性, 博得了人的尊重和喜爱。一般地说, 原始人群的审美感是与审美对象的实用、崇高、有力等联系在一起的, 带有十分明显的功利性。由于犬实用有力、嗅觉灵敏、奔跑迅速, 在瑶、畲先民的心目中, 它又是忠义、勇敢的代表, 用其作为民族精灵的化身, 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状态。盘瓠的形象体现了忠诚、老实、坚守信义、勤劳勇敢、团结友好的可贵品格。基于此, 瑶、畲先民便把盘瓠 (犬) 视作自己民族的始祖, 加以崇拜和供奉, 这便是盘瓠神话产生的思想根源。

总之, 盘瓠助战受封的历史传说之所以能演变成神话, 图腾标志起到了关键作用。盘瓠这个人很可能生活在一个以犬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里, 他们以犬为标志, 把自己打扮成犬的样子, 在自己的居住地雕刻有犬图腾柱, 并时刻以犬自称, 同时人们也以犬来称呼他们, 因此才有这样的记载:“高辛之犬名曰盘瓠, 妻帝之女, 乃生六男六女, 自相夫妻, 是为南蛮。”

摘要：有关盘瓠神话最早的文献记载可追溯到东汉人应劭的《风俗通义》, 后南朝宋人范晔将盘瓠神话列入正史, 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对盘瓠神话的族属、起源地、主要人物以及相关历史记载等多方面来考察, 得出盘瓠神话的历史原型应是历史上的楚与卢戎之战。盘瓠助战受封的历史传说之所以能演变成神话, 图腾标志起到了关键作用。

关键词：盘瓠神话,历史原型,形成因素

参考文献

[1]吴晓东.苗族图腾与神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永兴县方言形成的历史背景 篇9

西汉高祖五年 (前202) , 始置便县, 以穿过境内的便江而得名, 属荆州桂阳郡。东汉、三国、西晋、东晋时期永兴均隶属荆州桂阳郡。南北朝宋永初元年 (420) 便县并入郴县, 属湘州桂阳郡。陈永定三年 (559) 复置便县, 隶属湘州桂阳郡。隋开皇九年 (589) 便县再次并入郴县。唐开元十三年 (725) 分郴县北置安陵县, 属江南道桂阳郡。唐天宝元年 (742年) 改安陵县为高亭县, 属江南西道郴州桂阳郡。宋熙宁六年 (1073) 改高亭县为永兴县, 隶属荆湖南路郴州军。元朝属湖广行中书省湖南道宣慰司郴州路。明朝属湖广行省郴州路、郴州府、郴州直隶州。清朝雍正二年 (1724) 属湖南省衡永郴道、郴州直隶州。民国元年 (1912) 永兴属湖南省衡永郴桂道。新中国成立后, 永兴隶属郴县专区、湘南行政区, 1977年后隶属郴州地区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永兴县与郴县的关系尤为密切。其一, 永兴县所隶属的州郡治所长期设在郴县。永兴从西汉始置, 基本上隶属桂阳郡、郴州郡 (军、路) , 其治所基本上设在郴县。新始建国元年 (9) 王莽改桂阳郡曰南平郡, 郡治设在南平亭即今耒阳县;唐乾元元年 (758) 至光化元年 (898) 设在平阳县 (今桂阳县) 这两个时期除外。后晋时治所设在敦化是因当时改郴县名为敦化;元代治所设在郴阳是因当时改郴县为郴阳。其二, 永兴县在历史上也曾两次并入郴县然后又分别从郴县中析置出来。一次是南朝宋永初元年 (420) 并入郴县, 陈永定三年 (559) 复置便县;第二次是开皇九年 (589) 再次并入郴县, 唐开元十三年 (725) 分郴县北置安陵县即今永兴县。郴县在地理位置上北部与永兴县南部接壤, 治所作为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在很多方面会对其辖区产生重大的影响, 语言也不例外, 更何况永兴县还有过两次并入郴县长达近三百年的历史。郴县的中心今郴州市位于郴县中部, 郴州市自秦代开始到明代它一直都是郴县地, 是郴县的治所所在地, 也是历代郡、军、路、府、直隶州、督察区、专 (地区) 的治所。今郴州市、郴县属北方话的西南官话片, 这种西南官话对永兴方言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便江以西的乡镇 (碧塘乡、湘阴渡镇、油市乡、高亭乡、马田镇、包括城关镇) 多与郴县接壤或邻近, 这种官话的影响则更为突出, 而便江以东的乡镇距郴县的距离较远却在地理上近江西, 在永兴当地人的语感, 便江东西的方言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1]。

二、历史上重大的人口迁移情况

1. 湖南人口迁移情况。

(1) 宋以前迁入湖南的人口主要来自北方中原。东汉末年中原战乱, 当地居民为避刀兵之灾, 大量难民流入荆州, 其中有不少进入湖南。西晋“永嘉” (307—312) 之后, 山西、河南一带的流民1万多人涌入湖南庭湖西部。东晋、南朝时期, 湖南比中原安定, 北方人民也大量南迁, 其中一部分人也迁入湖南。据郴州市志记载当时北方人谷氏就迁入郴县西部浩塘松源坑家。唐朝中叶安史之乱, 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自至德后, 中原多故, 襄 (今湖北襄樊一带) 邓 (今河南南阳一带) 百姓, 两京 (长安、洛阳) 衣冠尽投江湘, 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 可见唐中叶北方人曾大量迁入湖南。上述这几次大规模由北而南的人口大迁移, 势必对湘语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北方官话也必然会在湘语中留下历史的痕迹, 那么地处湘南的郴州永兴的方言也必定会受到这种大量北方移民所带来的官话的影响[2]。 (2) 宋以后迁入湖南的人口主要来自东方江西。据谭其骧的研究, 江西人大批迁入湖南是自宋开始一直到清代, 明代达到了鼎盛迁入期, 清代数量也是居高不下。明初, 因元末战争破坏, 湖南土旷人稀, 江西人大量迁入, 据谭其骧先生统计, 仅宝庆、靖州、湘阴等府州县就有474族。这是有史以来江西迁入湖南人口最多的一次。清初, 湖南经受多年的绵延战火, 人民四散逃亡, 以致当时土著老民, 百不存一。战事平息后, 清政府从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等地再次大规模移民入湘。与此同时, 湖南人口也大量迁移到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地, 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江西填湖广, 湖广填四川”。时至今日, 湖南人仍称江西人为“江西老表”。宋以后所出现的这种大量的江西移民, 其所带来的赣语对湖南包括郴州永兴方言的影响则是必然的[3]。

2. 郴州人口迁入情况。

江西人迁入郴州的比例, 宋代为52%;元代为56%;明代为21%;清代为13%。这说明在宋代大量江西人迁入湖南的大背景下, 江西人也大量迁入郴州;元代, 郴州地区江西人口迁入的比例达到了历年最高点56%;明代是有史以来江西人口迁入湖南最多的朝代, 然而迁入郴州地区的江西人比例为21%, 更大比例的是来自本省外地人口的迁入;清代“江西填湖广, 湖广填四川”, 江西人再次大规模入湘, 而郴州地区则是大批的广东人口的迁入。地处湘南的郴州人口迁入情况不同于湖南省的情况, 明清两代虽有历史上最大一批江西人迁入湖南省, 然而他们迁到湘南一带的人口却在逐渐减少, 这一分析结果与葛剑雄先生的结论也可互相映证, 他在《简明中国移民史》一书中指出:“元代及明代迁入湘南 (作者指的湘南含永兴、桂东、宜章、汝城、嘉禾、蓝山) 的移民, 仅6.4%为江西移民。这说明湘南地区在明初接收移民不多, 规模较湘北为小。”[4]

3. 永兴人口的迁入情况。

江西人在大量迁入郴州的大时代背景下, 江西人也不断迁入永兴县, 永兴县志记载宋以来的人口迁入情况如下。

宋代, 中原战乱, 当时迁入永兴定居的有曾、刘、陈三姓人氏。靖康 (1126—1127) 年间, 江西南丰曾巩后裔曾延通携家南移, 由武昌、长沙、迁居耒阳石湾。绍兴年间 (1131—1162) , 其次子仲翊迁徙到境内。刘氏先祖刘富道, 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人, 宋名臣刘式的后裔, 南渡后居金陵乡之凫塘, 今境内江左刘姓, 皆为其嫡裔。境内陈氏家族有两个分支:一支为宋元丰 (1078—1085) 进士陈纯夫后裔, 世居永兴;另一支先祖为陈信念, 浙江吴兴县人, 后由浙江迁永兴悬钟寨。可见宋代迁入永兴外来人口三姓之中有两姓 (曾、刘) 来自江西。

元代政治动乱, 来县定居的有邓、彭、黄三姓人氏。邓氏祖先邓兴二郎, 元末由江西饶州府景德镇安仁县适永湖洞。彭氏祖先彭若舟, 江西南昌人, 元至正十七年 (1357) 由郴州节制司迁任永兴县令, 后定居水南。黄氏祖来历不明。可见, 元代迁入永兴的外来人口三姓之中有两姓 (邓、彭) 来自江西。

明代, 迁来境内定居的有李、曹、马三姓人氏。李氏家族分两部分, 今永兴樟树乡李姓祖先李仕一郎, 明永乐年间 (1403—1424) 由江西安福县迁永兴。曹氏祖先朝议大夫曹確, 河南汝州伊阳县人, 其二十二世孙曹还溪迁永兴西门外。马氏祖先马彦章, 明洪武 (1368—1377) 初, 由安仁迁永兴。可见到明代, 外地迁入永兴的三姓中有一姓 (李) 自江西而来[5]。

清代, 因经商、做官、自然灾害等, 外地人口陆续迁入境内, 其中有江西人、有本省外地人 (宝庆、衡阳、湘潭) 。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 从湖南省内他地迁入的情况, 其中肯定有一部分原籍在江西。这里有一永兴县马田镇马田村刘氏家谱资料, 可以作为佐证。

刘氏祖始, 一世祖刘式, 原名克几, 字叔度, 系籍江西临江府清江县荻斜村。仕宋太宗朝 (976—998) , 官工部尚书。三世祖 (刘式之孙) 孟二郎, 初举孝廉不就, 游历于衡山之南遂家焉。七世祖小三郎, 由衡山迁耒阳城关。八世祖小三郎长子正十一郎, 住耒阳城关, 十二世祖富远有五子, 第五子为钟仁, 钟仁三子:文绶、文维、文惠。文绶、文维徙居耒阳小水铺, 文惠于明成化末 (1485) 迁居永兴县马田, 当时年仅30岁。此后其子孙在此繁衍生息。由上可以推算出三世祖 (孟二郎) 迁居衡山之南大概在公元11世纪;再则据载小三郎长子正十一郎第五子福五郎生卒年为1326—1415年, 故小三郎由衡山徙耒阳城关的时间就当在南宋末。[6]这一家族的迁移轨迹就是:北宋前期居江西→北宋中叶迁衡阳→南宋末居耒阳→明成化末迁居永兴县马田镇至今。刘氏祖先从江西迁出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江西迁出后在衡阳居住百余年, 尔后又在耒阳200余年。至今迁至永兴又已有500余年的历史, 那么刘氏后裔所操的方言势必会留下江西赣语的影子, 会留下中转站湘语的影子。

湘语作为一种汉语方言是湖南语言的代表, 永兴无疑会受到湖南强势方言———湘语的影响;永兴方言的官话色彩则与永兴历史上与郴县的特殊关系以及北方中原移民的南下有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永兴方言所体现的明显的赣语特征则与历史上长期大量的江西人自东而西的迁移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

[1]湖南省公安厅.湖南汉语方音字汇[M].长沙:岳麓书社, 1993.

[2]永兴县志编纂委员会.永兴县志[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4.

[3]李永明, 鲍厚星.湖南省方言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1.

[4]葛剑雄.简明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5]鲍厚星, 陈立中, 彭泽润.二十世纪湖南方言研究概述[J].方言, 2000 (1) .

历史形成论文 篇10

选择这样的经济体制, 绝不是偶然的, 是当时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使然。事实上, 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初期, 尤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曾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它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责任不分, 条块分割, 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 权力过于集中, 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 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 社会主义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大锅饭”的代名词, 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觉察到了计划经济的不足和致命弱点, 并对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是, 由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分别看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 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积极探索和改革, 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市场调节的力度和作用, 不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总的框架。之后由于极“左”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并成为主流, 对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模式的探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继续前进和实质性的发展。也就是说, 自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十余年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和理论的不断创新,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然而这一转变过程充满了矛盾和曲折, 在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中华大地上显得异常艰辛。

1978年l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以此为标志, 中国进人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 在实践上为发展商品经济、遵循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实践的发展要求在理论上实现创新, 以更好地推进改革的深入发展。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在思考用什么办法才能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力时, 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他多次指出, 我们原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过去我们一直搞计划经济, 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把经济搞得太死, 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 实践证明, 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 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好东西, 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在思考这个问题时, 邓小平就开始将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基本社会制度分开, 而只是作为组织经济活动的手段。1979年, 他指出, 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肯定是不正确的, 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 社会主义应当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才能发展生产力, 加快经济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伴随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开始是突破完全排除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观念。1981年,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这个提法得到了十二大的肯定。虽然这一提法仍然坚持计划经济总体框架不变, 但它允许市场调节存在和发挥作用, 这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辟了道路。

1984年l0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 明确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一理论突破, 认为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新的解释, 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新的运行机制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后来, 又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事实上, 改革实践在不断提升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 在实践中越来越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1987年邓小平再次强调, 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 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利, 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习苏联的, 搞计划经济, 后来又讲计划为主, 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以总设计师的关注和表态为直接动力, 改革的航船破冰前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已呼之欲出。

2O世纪80年代后期, 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市场调节的比重事实上已超过了被长期视为正统的计划调节。这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中都是一件大事。值得指出的是, 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而突出的成就, 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的矛盾和困难。国际上发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重大变化, 国内由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并行引发的腐败和混乱激起了广大群众和学生的强烈不满。如何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使之在改革中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迫切需要实现理论上的新突破。

在这样的背景下, 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基础上, 于影响深远的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述, 从根本上突破了陈旧观念和思想束缚, 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 1992年6月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 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随后, 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实现了又一次重大突破, 推动了改革实践的深入发展。

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江泽民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并在党的十四大上得到确认。此后,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经过2O世纪90年代的不断深化改革和建设, 20世纪末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 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

2007年, 党的十七大根据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实现的经济发展目标, 提出了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要取得重大进展的要求, 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 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之后, 党的历次重要会议都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新的部署和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在中国大地扎根发芽、遍地开花。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它既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特征, 更具有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江泽民也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并非‘画蛇添足’, 而恰恰相反, 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 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

历史形成论文 篇11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历史必然性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31-1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也不是谁恩赐的，而是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坚持党的领导，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历史的必然。在两会召开之际，有必要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此，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大历史任务。这两大任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首先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创造条件。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大的国情。在中国，谁能够带领人民完成这两项历史任务，谁能够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谁能够担当起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重任，谁才是中国人民的领导者。

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身上。这是由工人阶级自身特点和优点所决定的。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是历史考验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人民的正确选择。她能否肩负起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还需要经受历史的考验。

（一）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先进性决定了她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担当起领导重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她不是工人阶级的一般群众性组织，而是由工人阶级中最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这就保证了她能够成为中国最进步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生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忠实代表；从她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并自觉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是组织性、纪律性高度统一的整体，具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是一支坚强的战斗集体。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这些先进性使得她能够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担当起领导重任，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不断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曲折复杂、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在二十八年的革命斗争中，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大曲折，中国共产党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最终推翻了国民党发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

（三）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民的利益和意志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最终是人民选择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就把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每一个关乎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历史关头，她都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历史大势，率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创造出彪炳千秋的历史伟业，因此，中国人民信任她、支持她、选择了她。

三、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但并不是说它是一劳永逸的。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重任，是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殷切期望。党能否肩负起这一重任，能否巩固其领导地位，关键取决于党能否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抓住机遇，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执政能力建设，改善党的领导，永葆党的先进性，不断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新的胜利，继续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信任和支持。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客观历史现实所决定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没有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的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党内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但以此为借口来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错误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人民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2.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8.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1983：267-268.

作者简介：余历（1986-），男，汉族，广东深圳人，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历史形成论文 篇12

(1) “和”“同”之辩的音乐审美观。“和”是促进事物不断发展的对立因素的统一。凡是好的事物发展, 都是能够求“和”, “和”是音乐美学内涵的把握, 会对整个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起到重要的作用, 甚至对现代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同”则是形同事物的简单相加。“和同之辩”在于肯定了美好事物的发展, 必定是在相异然而“相成”“相济”对立面的协调统一中完成的。事物的生成发展, 正是在不同东西的组织、配合中才能获得继续发展的动力。也即所谓的“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相异、相对立面的协调统一是肯定美好事物的发展, 这也决定了以“和”为美的古代美学思想, 寻求从相互对立因素的协调统一角度去认识事物的美。

(2) 单穆公、伶州鸠在音乐审美中出现“和”。单穆公、伶州鸠是将音乐谐和美的实现同听觉感知、声学基础、工艺制作、乐律学制度这些互为关联的因素联系在一起, 并给以认识、分析, 从而构成音乐审美谐和观的独特体系, 这同时也是单穆公、伶州鸠的音乐审美观念。这一时期“和”在音乐审美观中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从单纯的只是听觉效应变为相对立的协调统一。单穆公、伶州鸠音乐审美贯穿于“声和—心和—人和—政和”的思维模式。单穆公是以听觉、视觉这两种最富审美感应力的感觉器官为例, 论述耳目所感与心智、行为、政绩的关系, 说明只有“听”和“视正”, 才能使心智“思虑纯固”, 施德于民, 以致“重民心”而“作无不济, 求无不获”, 真正达到行乐的快乐。伶州鸠是以“政”“乐”“和”“平”来论述“乐从和”的必要性。他以听觉审美与社会学、心理学的认识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先秦音乐美学理论在对音乐谐和之美的认识中, 在音乐声之“和”直至神人、政民之“和”之间, 保持了足够的理论张力。

(3) 孔子的“和”音乐审美态度。孔子的音乐审美主张“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与哲学思想上主张“和而不同”, 伦理学思想上主张“礼之用, 和为贵”“中和且平”, 以及品评人物时的“过犹不及”思想都是一致的。孔子在艺术审美与人生实践中讲的“和”是一致的, 具有“中和”的性质。他要求音乐的情感表现要有所节制, 适度不过分, 使音乐审美的内在情感体验与外在表现都保持在“中和”的状态。这是对前人音乐谐和论的继承和总结。

二、魏晋至唐的音乐审美意识

阮籍《乐论》以“和”“乐”为美的审美意识, 集中体现音乐美学思想中糅合儒道, 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理论特点。要求音乐审美必须以愉悦快乐的情感体验为其特征, 竭力排斥音乐活动中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一方面以“和”作为乐的顺乎自然的本质属性, 视“顺天地之体, 成万物之性”作为行乐的目的, 要求以协和阴阳的音声律吕去适万物之“情气”。另一方面, 在当时的音乐生活中, 仍然继承了儒家乐教思想。阮籍音乐美学思想核心是以“和”为美, 以“乐”为情, 是为儒家音乐思想礼乐教化所服务。

三、明末清初琴乐“和”的审美思想

明末清初著名琴家徐上瀛在著作《溪山琴况》中运用到了“和”的音乐审美观, 并且“和”在琴乐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首先, 吸取历史上“和”在音乐审美中的多方面观念, 使人心归于“和”的认识。其次, 从音乐听觉心理的角度谈到琴音之“和”。因为古琴作为弹弦乐器, 演奏前必须“正调品弦”, 对其定弦提出在音准上以“和”感应。“和”况中论证最多的是从琴乐演奏中“弦”“指”“音”“意”的相互关系来谈“和”演奏技巧以及内心的审美, 借以说明“和”在琴乐演奏与审美中的不同层次与内涵。

《琴况》的“和”况中对“和”之内涵的阐发,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 还包括它在音乐审美中提出的“中和”音乐观, 其“中和”音乐审美观既包括它对音乐运动形式美听觉审美上的要求, 也包括对其理想中符合其音乐美标准的“中和”音乐观的推崇。

结语:我国历史上“和”的音乐审美观念根据时代的不同、派别的不同有着不同的理解, 同时也使“和”在音乐审美观念中不断深化。我国音乐美学重实践的传统不仅表现在对乐音相谐关系以及自然谐和律制等方面的微观把握, 也同时反映在音乐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道德伦理的联系上。

摘要：“和”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出现的又一重要的审美范畴, 同时对整个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和”为“和谐之声”, 是音乐音响形态之间的和谐、音乐行为之间的和谐、音乐哲学层面的和谐。

关键词：审美,和,音乐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