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因素（精选6篇）
操纵因素 篇1
摘要：真实活动操纵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和实务界研究的热点话题。有效地识别和制约真实活动操纵行为,必须厘清影响决策层实施真实活动操纵行为的主要因素。本文从抑制真实活动操纵的因素、真实活动操纵向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转化的影响因素、决策层的权衡选择及真实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关系等方面,对现有真实活动操纵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梳理,以期为制约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的公司治理机制设计和改进提供启示,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真实活动操纵,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影响因素
一、引言
真实活动操纵(Real Activities Management,RAM)是近年来国外财务理论领域和实务领域关注的热点话题。真实活动操纵是决策层为通过事先有目的地设计一项(或多项)背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偏离企业正常经营模式的经济活动直接影响会计报告结果的行为。相比而言,应计项目盈余管理(Accounting-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AEM)较大程度地受会计政策弹性空间和外部监管的制约,其对企业后期会计报告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应计项目的反转及在不同期间盈余的均匀分布。然而,真实活动操纵活动与企业正常经营活动难以区分,受会计弹性和外部监管的约束比较小,由于它消耗了企业资源、偏离了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因而对企业各期现金流和后期业绩均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甚至可能会减少企业的长期价值。Graham et al.(2005)调查发现,决策层为了达到短期盈余目标,情愿选择减少研发支出、广告费和维修费等酌量性费用来影响报告盈余,尽管这些行为降低了公司的长期价值。鉴于真实活动操纵给企业、股东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内外学者围绕着真实活动操纵影响因素、如何降低或抑制真实活动操纵展开了较深入的研究。从已有文献来看,真实活动操纵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从如何减少或者抑制公司真实活动操纵和某一(或某些)治理因素的变化是否会引起决策层在真实活动操纵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之间的选择发生变化及其背后的作用机理。本文对近年来真实活动操纵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希望为会计政策制定机构和外部监管机构的未来决策提供依据。
二、抑制真实活动操纵及真实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一)抑制真实活动操纵的影响因素分析相比于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真实活动操纵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使企业和股东承担了或许更大的成本。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薪酬委员会、公司治理结构及审计师行业专业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地减轻或抑制真实活动操纵,而更高质量的审计并不能有效降低真实活动操纵水平。已有的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对决策层降低研发支出以减少报表相关费用等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Bushee(1998)认为,决策层会通过控制公司投资行为操控报表结果,即决策层为了自身利益实现而对公司长期发展有益的项目投资过低,比如研发支出、广告费用和职工培训等等。依据美国公认会计准则GAAP的规定,研发支出在费用发生的当期全部费用化,而这一规定滋生并助长了决策层的短期行为,受到了会计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严厉批评。当决策层在短期盈余目标追逐和长远研发投资两者之间权衡时,自利的本性和约束的软化促使其选择缺乏远见的短视行为,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决策层的盈余管理行为起到了监督的作用。之后,一些学者得到了类似的结论,Bange and De Bondt (1998)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认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大,公司真实活动操纵的情况更低。Roychowdhury(2006)在Bushee(1998) 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探索,认为机构投资者作为股权持有者降低了生产、销售等环节的操纵,因为具有的专业知识和从业背景的机构投资者有能力预测当前决策层决策活动的长期影响。机构投资者的存在有效抑制了决策层真实交易操纵。Cheng(2004)通过实证研究对薪酬委员会是否能有效抑制研发支出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了考察。研究得出,当CEO面临退休或报表盈余项目预期面临小额亏损,或盈余下降时,研发支出的增加或降低与CEO年薪的增加或降低呈显著正相关,说明CEO年薪计划会抑制CEO对研发支出的刻意减少。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应计项目盈余管理,那么,同样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否能同样有效约束真实活动操纵呢?一些学者证实了公司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控制决策层的真实活动操纵行为。Osma(2008)认为,独立董事作为内部治理机制对真实活动操纵具有一定抑制作用。因为具有足够专业知识和能力的独立董事能识别出决策层销减研发支出机会主义行为,并进行阻止。这些证据表明独立董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真实活动操纵行为,在公司治理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正面作用。还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公司治理并没有有效抑制真实活动操纵。Gnanakumar Visvanathan(2008)认为,公司治理对真实活动操纵的制约是非常有限的。其中,仅有董事会的独立性与真实活动操纵活动发生的频率显著负相关;而董事会的构成、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独立董事的比例和审计委员会的规模、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及审计委员会的会议频率与真实活动操纵不存在显著相关性,研究结论表明公司治理机制并不能有效地抑制真实活动操纵。因此,公司的投资者、监管者和信息使用者应该重新审视现有的治理机制在提高财务报告质量方面的可行性。2002年美国实施SOX法案以后,公众公司所面临的法律环境进一步趋严,公司面临着更高的诉讼风险;同时,公司的内外部治理水平也逐渐完善。Ge& kim(2010)研究得出,真实活动操纵情况随着公司董事会治理水平的提高完善相应地增加了,而随着接管保护的加强而降低。因为董事会的监管作用在短期时间内给公司决策层施加了一个外部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层借助真实活动操纵来维持好的业绩是较好的选择;而接管保护降低了决策层面临的外部市场压力,使其真实活动操纵的动机降低。审计服务是抑制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一种有力手段,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能有效降低公司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Becker et al.1998;Johnson et al.2002;Balsam et al.2003), 但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并不一定对真实活动操纵起到抑制作用。Chi et al.(2011) 发现当公司有强烈的动机管理盈余时,真实活动操纵水平随着审计质量的提高而逐渐增加,说明审计师不能有效识别公司是否实施了真实活动操纵。此外,高风险的行业、八大事务所审计、较长的审计师任期都与企业真实活动操纵水平呈正相关(Cohen et al.,2010)。
(二)真实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已有的研究发现,法律制度、会计准则、税法、审计等因素对应计和真实活动操纵均产生影响,这些因素的变化使得决策层在两种盈余管理之间进行权衡选择。Cohen et al(2008)基于Graham,et al(2005)提出的盈余管理三种动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决策层在2002年SOX法案颁布之前及实施之后对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与真实活动操纵选择有明显的偏好。从1987到2002年SOX颁布,再到SOX颁布之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先是稳定增长,然后显著地下降,在SOX颁布有个明显的拐点。对于真实活动操纵,情况恰恰相反,SOX法案颁布之前再到之后,真实活动操纵水平先是下降,之后却显著增加,同样在法案颁布也存在一个拐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从SOX颁布之前到之后,监管环境从较严到更严诱使了公司盈余管理方式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转向了真实活动操纵。会计准则是规范公司生成和披露会计信息的基本准则,也是公司进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重要媒介和手段。会计准则对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影响已有大量的研究,在此不再赘述。关于会计准则是否影响决策层实施真实活动操纵以及会计准则的变化是否会引起决策层在真实活动及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之间偏好发生变化同样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相关的研究结论对于会计准则的制定者和公司的外部监管者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Nelson et al(2002)研究认为,会计准则制定得越详细,决策层利用应计项操控盈余的空间越小,公司通过构造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烈。因此,会计准则的趋严,导致决策层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转向真实活动操纵。但会计准则的发展变革,特别是规则导向原则导向的转变,增大了决策层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操控的空间,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真实活动操纵行为。Ewert &Wagenhofer(2005)通过建立管理者盈余管理决策效用模型做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研究证明,会计准则只能影响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当会计准则趋严时,真实活动操纵对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具有替代作用,但真实活动操纵不能完全、只是部分地替代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税率差异通常是公司决策层实施盈余管理的媒介之一。基于税率差异的盈余管理研究主要有两个分支,其一是利润的跨期转移(纵向);其二是利润的跨地区或者是同一地区的跨公司转移(横向)。利润跨期纵向转移的研究文献主要基于美国1986年实施税收改革这一背景。这些研究包括,受最小化所得税税负动机影响的公司,通常借助跨期转移盈余使税负最小化(Dhaliwal et al.,1992);美国公司的确有通过应计制手段减少盈余的行为(Boynton et al., 1992);公司通过应计项目将净盈余从高税率会计期间调整到低税率会计期间(Guenther,1994)。税率差异盈余管理研究的第二个分支是利润的跨地区或跨公司转移。Collins et al.(1997)发现,当跨国公司在境外面临的外国税率高于本国税率时,那么该跨国公司通常会实施盈余有国外转移值国内,以降低税负。Harris(1993)也提供了支持该观点的经验证据。此外,学者们还从审计行业专业化的研究视角来探讨行业专业化审计对公司实施真实活动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影响。Wei Yu(2008)研究发现,当利用应计项目操控盈余的空间受到限制时,决策层会转向隐蔽性更强的真实活动操纵。也就是说,行业专业化审计师能够限制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但是, 如果公司有调整盈余的强烈动机,决策层自然而然会选择真实活动操纵。类似地,Chi et al.(2011)认为,随着审计质量的提高,公司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受到更大程度的约束,进而决策层转向审计师和外部监管部门不易察觉的真实活动操纵。
三、真实活动操纵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权衡与关系
(一)真实活动操纵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权衡:决策层的现实选择从公司的角度来看,真实活动操纵偏离了公司正常的经营轨迹,消耗了公司资源,增大了公司成本,给公司的未来业绩带来了潜在的负面影响;而且从长远来看,降低了公司的长期价值(Graham et al.,2005;Gunny,2005)。相对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而言,真实活动操纵的成本高得多,那为什么真实活动操纵还在企业中普遍存在(蔡春,2011),决策层情愿选择真实活动操纵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深入分析决策层实施真实活动操纵的动机及真实活动操纵成本的最终承担者。剖析真实活动操纵的性质,不难看出,决策层通过安排交易来操控会计报告,最终是为了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盈余管理只是作为向外部人掩饰其动机和行为的一种手段。实施真实活动操纵的收益由决策层获得,而相应的成本却由公司外部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承担。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决策层实施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条件不具备时,毫无疑问地会选择真实活动操纵以实现盈余目标。所以,从本质上看,公司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操纵之间选择,最终由决策层出于自身利益, 而非公司未来长远发展的考虑,在两种盈余管理方式各自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之间权衡。当公司的会计弹性和以前期间的会计选择有足够的空间和条件供决策层选择时,决策层则倾向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然而,随着会计准则的趋严,诉讼风险和外部审查的增强,决策层将倾向于隐蔽性更强、不易察觉的真实活动操纵。Black et al.(1998)基于长期资产能否重估这一视角,研究重估是否影响盈余操纵行为。研究发现,长期资产账面价值允许重估的国家利用资产销售来平滑盈余的现象,比那些禁止长期资产重估的国家显著更多。这意味着,当公司会计弹性较大时,决策层更偏好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Huang et al.(2006)发现,当公司计划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但预期收益低于基准线时,公司通常选择成本较低应计项调整来操控盈余;但如果决策层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调整应计项受到限制,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边际成本可能超过了真实活动操纵的边际成本,此时,管理当局将采用真实活动操纵。Chen(2004) 发现,当会计弹性空间较小时,决策层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自然受到了限制,公司很可能达不到管理当局的理想的盈余指标。此时,由于真实活动操纵更加隐蔽、不容易被外部监管发现,因此,决策层选择真实活动操纵的可能性更大(Demski,2004;Ewert & Wagenhofer, 2005)。Xu and Taylor(2007)发现,如果在决策层的能力范围内操控应计项仍然达不到盈余目标,那么决策层会利用股票回购来操控盈余大小。Wang & DSouza(2006)认为,当他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操控应计项受到限制时,决策层更喜欢销减研发支出来增加盈余。关于决策层对应计和真实活动操纵的选择的理论分析,Ewert & Wagenhofer(2005)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构建了一个理性的预期均衡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发现会计准则的不断趋严抑制了决策层实施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但诱发了对于公司来说成本更高的真实活动操纵。因此,会计准则的趋严并一定能降低盈余管理的总量。在后期实证检验中,一些学者对Ewert & Wagenhofer(2005)的观点提供了检验证据。Zarowin and Oswald(2005)发现,在研发支出费用化的准则规定下,英国公司趋向于通过销减研发支出操控盈余水平。然而,当准则变化规定研发支出可以资本化时,公司研发支出并没有大幅度减少,决策层而是通过提高研发支出中资本化比例来减少利润表中的研发费用。以原则为导向的会计准则和以规则为导向的会计准则所对应的会计弹性存在差异,如果会计准则的制度以原则为导向,则存在较大的会计弹性,公司更多地采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反之,则选择真实活动操纵。正如Nelson et al.(2002)所提出的,当决策层面临多种会计政策选择时,他们可以通过构造真实交易活动来实现目标。Graham et al.(2005)认为,相对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决策层偏好于构造真实活动作为盈余管理活动的工具。决策层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基于以下两点:首先,震惊世界的安然等公司的会计舞弊导致了美国SOX法案的制定和颁布,这也就意味着加强对公司会计实务的外部监管,诱发了决策层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向真实活动操纵选择偏好的转变。其次,考虑到真实活动操纵的隐蔽性,决策层承认他们更情愿选择真实活动操纵。 Koh et al.(2007)、Cohen(2008)均得到了一致的结论。综上所述,公司对真实活动操纵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选择基于决策层个人利益的考虑,在某一既定的制度背景下,对两种方式分别所对应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权衡。当经济环境和制度背景中的某一或者某些要素发生改变,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的成本将随之发生改变,决策层的选择也将发生变化。但无论选择哪种盈余管理方式,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决策层偏好实施成本较低、风险较小、不易被察觉的盈余管理方式。
(二)真实活动操纵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关系:进一步的探讨关于真实活动操纵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同样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部分学者发现,决策层会巧妙地综合运用两种盈余管理,将他们作为一套组合方式灵活使用。Barton(2001)研究表明,公司为了平缓盈余波动,会同时利用应计项和金融衍生工具操控盈余。Pincus & Rajgopal(2002)发现,石油天然气公司决策层为了平滑利润,一方面使用金融衍生工具来对冲石油价格风险,另一方面又通过非常应计项来平滑盈余。Lin et al.(2006)同样发现, 公司为了达到分析师预测,同时灵活使用两种盈余管理方式。如公司调高报告盈余可以通过调增应计项;可以通过操纵公司交易;也可以故意移动费用,将核心费用转移到特殊项目(Mc Vay,2006)。另外,还有部分学者考虑决策层实施真实活动操纵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在时间选择上是否具有一定规律,即决策层是决定同时实施真实活动操纵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还是两者按一定的先后顺序安排。Pincus and Rajgopal(2002)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证据,认为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决策层在平滑利润时,公司首先决定多大程度上使用金融衍生工具来对冲石油价格风险,而到了第四季度则通过非常应计项来平滑盈余,说明石油天然气公司在决策时考虑了两者的先后顺序。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真实活动操纵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替代关系。Zang(2007)使用异常经营现金流、异常酌量性费用、异常生产成本作为衡量真实活动操纵水平的指标,来分析决策层如何在真实活动操纵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之间权衡选择。在做检验之前进行了两项有效性测试证明真实活动操纵确实存在,第一个有效性测试说明,与其他几个季度比较,怀疑通过构造交易操纵盈余的样本在第四个季度表现出了更高的真实活动操纵水平;第二个测试主要关注真实活动操纵对未来业绩的影响,测试结果表明,被怀疑样本的业绩在实施真实活动操纵的下一年度表现为异常的负值。在有效性测试的基础上,研究结果拒绝了真实活动操纵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实施的同时性,而支持了真实活动操纵是先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真实活动操纵可以分布在全年的每一个季度,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主要安排在第四季度。在真实活动操纵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关系上,研究发现真实活动操纵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成本正相关,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与真实活动操纵呈负相关;而且,真实活动操纵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与各自的成本负相关,与盈余管理动机呈正相关。这表明真实活动操纵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决策层随着法律诉讼风险和外部监管力度的增大而相应地调整盈余管理决策。在此基础上,Zang(2012)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研究发现决策层在两类盈余管理活动中进行权衡受成本和时间选择的影响。决策层对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基于两者所对应的成本大小的比较。当会计监管趋严,会计灵活性受限,实施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成本增大,公司会转向选择真实活动操纵;而且,较低的行业竞争地位或较差的财务状况, 会更多的选择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而且,在会计年度末期,决策层会根据真实活动操纵影响的报表结果和盈余目标之间的差异,对应计项目进行微调,以便达到盈余期望结果。这进一步证明了真实活动操纵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之间存在前后顺序。
四、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真实活动操纵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真实活动操纵的研究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已有关于真实活动操纵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来看,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减少或抑制真实活动操纵的因素。机构投资者、薪酬委员会、公司治理机制及审计行业专业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地减轻或抑制真实活动操纵活动。二是,法律制度、会计弹性、外部监管力度、审计等因素的变化诱使决策层在两者之间选择的决策发生变化,从而使真实活动操纵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之间呈现为替代关系或一套组合方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决策层对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在某一既定的制度背景下,两种方式给决策层所来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和权衡。真实活动操纵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首先,从真实活动操纵的涵义或本质上看,真实活动操纵是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目前各国会计准则的设计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它们的影响,外部监管机制也没有顾全真实活动操纵对会计报告质量的影响。因此,研究真实活动操纵的影响因素可以为会计和外部监管政策的完善提供决策依据。其次,由于市场不能辨别真实活动操纵,即便是高质量的审计也不能有效地识别,因此,真实活动操纵的治理是个系统工程, 政策制定部门应结合资本市场的要求,通过多部门、多层次建立全方位、持续性的制度变革和综合协调机制,从公司治理、投资者保护等角度综合治理,以弥补现有政策框架下对真实活动操纵存在的“真空地带”。不仅如此,还应该看到,现有关于真实活动操纵影响因素的文献还不够丰富,研究内容还不够深入和系统,但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困难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契机。鉴于以上分析,为了有效地识别和治理真实活动操纵,本文提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1)真实活动操纵的行业研究。不同的行业特征、公司在行业中所处的地位是否对真实活动操纵产生影响,特别是对真实活动操纵的不同手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2)特定动机下真实活动操纵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研究。基于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结合特定的盈余管理动机,研究决策层为实现盈余期望目标所采用的不同盈余管理方式及具体的真实活动操纵手段偏好。(3)我国特殊背景下真实活动操纵影响因素的研究。根据真实活动操纵的性质,我国同样存在真实活动操纵行为,所不同的是表现的手段不一样。基于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和市场环境,结合公司行业特征和特定目标,探索决策层实施盈余管理的具体手段和决策偏好也将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操纵因素 篇2
司机室操纵台及其它操纵装置布置如图2－1～2－8所示。
图2－1操纵台中部左侧台面
l－列车运行监控记录装置：
2－扳键开关（自左至右）（1）前照灯；（2）辅照（白）灯；（3）红标志灯；（4）司机室灯；
（5）车底灯；（6）仪表照明；（7）空压机；（8）故障励磁；（9）固定发电；（10）机车联控；
（11）机车控制；
3－状态指示灯（上排自左至右）（1）差示压力；（2）接地；（3）本车卸载；（4）故障励磁；
（5）空压机；（6）电阻制动；（7）制动扩展；（8）电空电源；（9）保压；（10）紧急制动；
（11）预热故障；（12）备用
（下排自左至右）（1）水温高；（2）过流；（3）他车卸载；（4）固定发电；
（5）磁场削弱；（6）制动失风；（7）停车制动；（8）电空制动；（9）缓解；（10）空调故障；
（11）空转；（12）除尘
4－双针机车速度表；
5－电动表左侧：柴油机转速右侧：滑油压力；
6－电表左侧：控制电压；右侧：主发电流；
图2－2操纵台中部右侧台面
l－电表左侧：主发电压，右侧：牵引电动机电流；
2－电动表左侧：他车柴油机转速，右侧：电空制动电流
3－电动表左侧：燃油压力，右侧：蓄电池电流；
4－电动表左侧：水温，右侧：滑油温度；
5－机车轴承温度监测装置；
6－磁场削弱开关；7－总控锁开关；
8－扳键开关自左至右：（1）辅助发电；（2）燃油泵；（3）滑油泵；
操纵因素 篇3
1992年, 勒菲弗尔 (Andre Lefevere) 继承了英国翻译理论家赫曼斯 (Hermans) 的“操纵论”的主要观点, 认为翻译是一种对原文的改写, 而改写的本质就是操纵。他指出翻译要放在文化和社会大背景下进行, 而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层面的活动, 而且“所有的改写, 不管其目的如何, 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 (Lefevere, 1992) 。电影字幕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转换类型, 许多外界因素操纵着这个转换过程, 如赞助人与意识形态, 国内电影惯用技法以及所面对的预期观众群, 如此译者就不得不为迎合其所处时期的大众化视野观赏需求而超越了翻译转换时所遵照的“信、达、雅”和“音美、意美、形美”, 追求一种能最大程度为预期观众群所能接受的改写。本文以有代表性的英语电影字幕的翻译为实例, 着重讨论英文电影字幕翻译的操纵影响因素和以此采取的改写手段。
二、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
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Literary Fame) 一书中引入了“改写”这一概念, 认为翻译是对原文本的一种改写和折射, 并以这种模式操纵文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他指出翻译不是一种独立的过程, 存在多种侵略因素, 包括赞助人 (patronage) 、主流诗学 (dominant poetics) 、意识形态 (ideology) 等。在其中, 勒菲弗尔最强调意识形态和诗学, “赞助人感兴趣的是意识形态”而“文学家、评论者和专业人士则关心的是诗学”, 它们从根本上决定了由翻译创造出的文学作品的意象。因此,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语言转换行为而是译者在文化层面上进行的改写 (Lefevere, 1992) 。为了与目标语观众产生共鸣, 改写者不仅对原文本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编辑工作, 而且在转换过程中也自觉不自觉地对原文本进行增删、篡改以至彻底改变原作者意图, 采取完全迎合接受语读者的归化策略。在文学翻译史上, 改写现象普遍存在。例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在译介文学家莫言的作品中则采用了较多改写, 因而其翻译一向有“改动”之说。例如在译作中加入了自己的评语和注释, 对原文中部分章节的删和增, 以及对原文思想观念的扩展和改造, 从而使译作和原作出入较大。在一篇名为“论作者与译者的关系”发言中, 他表示“我的职责在于忠实地再现作者的意思, 而不一定是他写出来的词句。这两者之间有细微差别, 但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区别”。
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突破性地拓宽了翻译的意义, 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中国的翻译研究者借鉴并辩证性地解读了“改写”理论, 成果颇丰。就电影翻译而言, 呈现出多元化的翻译视角, 许多学者从功能对等理论, 关联理论或者目的论、权力操控论对电影字幕翻译进行探讨, 却鲜有人从勒菲弗尔的操纵改写理论角度研究字幕的翻译。近年来, 欧美电影市场大力进军中国, 其电影字幕的翻译呈现出复杂多变的价值取向, 因此有必要在此作一探讨。
三、英文电影字幕翻译的操纵因素
鉴于大多数目标语观众只能观看译制片或字幕版的原片, 后者则能最大限度保留原声效果而得到较多观影人的青睐。然而译者在翻译电影字幕时, 由于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并不能完全照字面意义传达原意。结合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 现对于操控字幕翻译的一些影响因素总结如下:
(一) 赞助人和意识形态的操纵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的内因 (诗学观念) 是在外因 (赞助人和意识形态) 的操纵下发挥作用的 (Lefevere, 1992) 。“一方面, 作为一定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赞助人利用他们的话语权力对于翻译过程进行直接干预” (王东风, 2003) 。面对国外电影的字幕翻译, 译者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传达原作, 因为影片引入国内是带着一定的商业性质的, 是以赚取票房为最终目的, 而字幕翻译的好坏直接对票房造成影响, 所以译者不可避免要受到译制导演等赞助人的操纵和制约, 从而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和翻译目的。归根结底, 译制导演作为电影引入的赞助人, 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迎合主流意识形态上。与传统的严肃, 循规蹈矩的主流媒介不同, 21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媒介界呈现出一种文化思潮, 各种网络流行语、娱乐化报道铺天盖地而来, 消遣式地娱乐性解读代替了以往严肃的文学模式。毫无疑问, 这种价值取向必然影响着赞助人对译者的翻译策略制控。例如《黑衣人3》正式放映时所呈现的字幕则进行了大量替换和删减, 以期迎合这种娱乐化思潮, 最终取得好票房。如此, 赞助人通过他们的权力把主流意识形态强加在译者的身上, 从而操纵整个字幕翻译过程。
(二) 国内文化语境的操纵
在赞助人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 译者决定改写原影片, 而改写的方式明显受到了国内大文化语境的影响。几乎每部英语电影中都会包含中国观众所不太熟悉的文化信息, 因此在翻译字幕时, 译者必然会遇到“异化”和“归化”的取舍。“异化”有助于引入新事物, 了解英美文化;而通过为目的语接受者普遍接受的表达策略, “归化”后的语言更地道, 更易于理解。字幕汉译中网络流行语的出现正是“归化”的体现, 也是国内文化语境操纵的必然结果。当今, 国内娱乐片日益盛行, 其中轻松、幽默、调侃的语言, 加上简洁、幽默的网络流行语, 颇受到广大目标语观众的青睐, 如“地沟油”、“坑爹”、“伤不起”、“hold不住”等。因而在改写过程中, 译者采取了归化策略, 融合了国内文化大背景下的语言特点和特有元素, 以迎合观众的口味。如《黑衣人3》中则融进了大量的流行语和古诗词, 各界见仁见智, 褒贬不一。影片利益相关者表示“这不是恶搞, 而是尝试。在最大限度忠于原片意图的情况下, 给观众带来娱乐, 是翻译得乐趣所在。”
(三) 预期观众群的操纵
一般而言, 电影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需求以获取经济利益, 因而影片制作方往往需要准确把握影片所面向的预期观众群, 再根据预期观众群的偏好和兴趣取向, 为其“量身定做”一场颇具吸引力的“听觉盛宴”。传统的译法是尽量保留并再现原意, 最大限度地追求“信”和“达”, 现今译者为迎合目标语观众的兴趣, 大胆地对原文进行添加、删减或者代替, 再现原文风格, 或者添加幽默, 尤其是添加大量目标语读者熟悉的用语, 从而吸引他们、娱乐他们。故而, 预期观众群对影片字幕的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英文电影字幕翻译的改写手段
字幕翻译不同于法律文书、科技论文等文体, 以“达” (通顺) 最重要, 影视翻译不必要求绝对忠实于原文, 为了使译文更通顺, 偶尔的变通意译也未尝不可。近年来, 随着英美影片的引入, 国内观众有了更多的取舍。下面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上的改写作一探讨:
(一) 语言层面的改写
电影语言应该是人们生活中最普通、最自然的语言, 其字幕语言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清楚明了、通俗易懂的语言才能为观众所接受。而在语言层面上, 译者对原影片的改写主要体现在大量流行语以及“名人”名字的套用上, 如下:
(1)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ime travel. (《黑衣人3》)
“你穿越剧看多了吧”
此句中“time travel”被译为“穿越剧”, 表达十分巧妙, 符合原文意图, “穿越剧”正是国内时下流行的影视剧潮流, 观众不由会心一笑, 与无声无息中将原片信息意图和流行语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2) Because you are too cute to be out here in the real world. (《马达加斯加3》)
世界这么乱, 装萌给谁看。
此句中译者把“cute”转换为“装萌”以及采用押韵句式, 将流行语的调侃味道发挥到了极致。这里译者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原文信息的前提下, 深度挖掘原意, 用贴切的时下流行语表达出来, 值得赞赏。
(3) That is one ugly, mug-ugly lady! (《马达加斯加3》)
这是麻辣凤姐吧!
这个句子直白易懂, 译者在改写时直接套用了与原文意象关联最为紧密贴切的“凤姐”这个人物, 借用名人身上的某种特质达到一种调侃的语调。在博取观众一笑的同时, 也让目标语读者在最短时间里最为直观地理解原文主旨。
在电影字幕翻译时使用流行语和“名人”代名词改写原影本, 最大限度地用幽默直观的语言和形象传达出原意。然而, 新鲜、时效的流行语却给字幕翻译提出了挑战, 有些词句当时觉得有意义, 也能为大多数人所理解, 但可能很快过时, 而翻译的字幕不会不会因为新词的出现、旧词的淘汰而随时更新。一部好的电影在被反复欣赏的过程中, 其中的流行语或许会让后来者不知所云。因此对译者来说, 在改写时, 应该避免过于生僻、不太大众化的词语和形象。
(二) 艺术层面的改写
字幕翻译不仅受到原作的影响, 同时还受到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限制, 在字幕翻译过程中除了要体现原文含义外, 还需满足目的语的语言习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需综合考虑主题发展、话语环境及情景过程等多方面因素, 准确再现原作的风格, 其中不乏在改写时使用中国的古诗词、俗语或者为充分获取目标语读者的捧腹而对原文进行整体替换。
(4) —Well, that is just not living a full life. (《黑衣人3》)
—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
(5)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Mind your own business.
各家自扫门前雪, 休管他人瓦上霜。
统观这两句, 译者在转换时, 采用了言简意赅、家喻户晓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和“各家自扫门前雪, 休管他人瓦上霜”来改写, 文采斐然, 意蕴浓厚, 在不偏离原作的情况下, 能为目标语读者接受。然而, 中国古诗词和俗语带有浓厚的文化特色, 译者在有意作此改写时, 则需考虑到文化因素的亏损问题, 又要避免文化的过度迁移导致原意的违背, 因此须谨慎使用古诗词和俗语等。
(6) —Your girl, what is her name?
—S……Steron.
—Steron?I bet Steron likes that suit of yours, uh?
—What?It is a crime to wear black suits? (《黑衣人3》)
—你的女朋友, 她叫什么名字?
—史……史泰龙。
—这是女人的名字吗?
—我喜欢男人, 你管得着吗?
在对这段对话改写时, 译者采用了为目标语观众易于理解的方式将原句加以替换, 将原文转换成了一个带有同性念意味的译文, 达到了直观幽默的效果。
五、结语
毋庸置疑, “信”、“达”是衡量任何形式翻译的基本标杆, 但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关照下的电影字幕翻译, 其在赞助人和意识形态、国内文化语境和预期观众群的影响下, 允许译者在不违背原片信息的前提下, 可以为了达到通顺简洁, 超越“忠实”而对原作进行语言和艺术风格上的再创作。在改写时, 译者对目的语流行词汇和古诗词的巧妙运用, 可以使译文锦上添花, 更好地为目的语观众所接受, 也不失为一大突破。然而, 在这个过程中, 译者必须合理掌握改写的力度, 既切忌对原文造成亏损, 也要避免对原文迁移过度, 违背原文意图, 更要严厉打击一味为着迎合观众而肆意添加、替换甚至歪曲原文的行为。
摘要：近年来, 英文电影字幕翻译日益受到重视。在部分电影中使用网络语, 并试图对原文进行增删、替换等操作, 引发了广大媒体热议。从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出发, 来探讨影响英文电影字幕中的操纵因素, 即赞助人和意识形态、国内文化语境和预期观众群的影响, 以及在语言和艺术层面上的改写手段。
关键词：英文电影字幕翻译,勒菲弗尔,操纵因素,改写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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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列车的操纵 篇4
一、长大下坡道上客车产生冲动的原因和分析；
客车运行时发生的冲动主要是车钩状态急剧变化所致。这就要求司机在运行中必须控制好车钩状态，尽可能保证车钩状态不变化，或不急剧变化。列车在下坡道线路上运行以及在下坡道车站起车时经常会出现冲动，其主要原因是司机对机车电阻制动特性不熟悉，对空电配合制动原则不了解，对列车车钩状态不能精确控制所致。
通过分析可知，列车在下坡道线路上运行时采用电阻制动控速（全列车钩都处于压缩状态），在下坡道车站停车时站外调速时如使用空气制动与电制动配合，列车速度会立即降低，而现在使用的客运机车多采用准恒速控制，在手柄恒定的情况下机车发电机电流（机车制动力）将会因运行速度下降而自动下降。而此时车辆制动、机车制动力下降将会使机车前冲，破坏车钩平衡状态而引起冲动；同样下坡道站内停车也会出现相同问题。此外列车在下坡道车站停车开车前列车缓解，会使车列前拥，车钩处压缩状态。开车时，机车牵引将会使全列车钩由压缩转变为拉伸，如操纵不当此转变将过于剧烈，即会造成冲动，而且此冲动延列车纵向逐渐变大。引起旅客的极度不适。
二、长大下坡道上客车平稳操纵原则和办法；
对于以上两种状况而引起的冲动，可以按照平稳操纵原则可制定相应的操纵办法加以避免。
1、下坡道车站、站外调速、空电配合平稳操纵法：
列车在长大下坡道上运行应使用电制动控速，如需站内停车，站外调速时，可按以下原则操纵：使用空气制动时，缓解机车单阀，使机车呈缓解状态，在制动过程中通过调整励磁电流始终保持机车电制动力不下降，保证全列压钩直至缓解。此原则可保证全制动过程中车钩均处于压缩状态，也可适当缩短制动距离，可以保证平稳和安全。
具体操作办法以SS7D、SS6B为例：
SS7D机车：当需要使用空气制动调速前SS7D机车首先逐步加大发电机电流，因SS7D机车准恒速控制灵敏，在制动过程中调整相对困难，故提前加以控制。将发电机电流缓慢增加到850A后，继续给定到理想位置（如需40km/h缓解，给定3.2-3.0位，35 km/h缓解3.0-2.6位）待电流稳定后缓解单阀，实施小减压量制动。要求在整个制动减速过程中发电机电流不低于550A，待减速到目标速度后缓解。
SS6B机车：在减压前SS6B机车无需增加发电机电流，在制动过程中，可通过控制手柄，保证发电机电流不低于450A，其他操纵办法与SS7D相同。
2、空电配合调速后，电制动控速进站停车操纵办法
列车在站外空电配合调速进站，电制动控速状态下，站内停车应遵循以下操纵原则，站内电制动控速掌握初制动速度30km/h左右，在适当地点，实施小减压量制动，此时电制保持，逐步给定手柄到最大。待速度下降，发电机电流自动退回时，根据电流下降幅度快慢，适当使用单阀增加机车制动力，保持压钩直至停车。
因SS7D、SS6B制动机性能不同，具体操纵办法有一定区别：SS7D：制动时单阀必须放置运转位，目的是使平操风缸和制动缸充风，保证大闸在中立位时单阀操纵的灵敏性，制动后，调速手柄逐步加至最大。停车前根据发电机电流下降逐步增加闸缸压力至80kpa左右直至停车。
SS6B：制动时单阀操纵按缓上制动法操纵，保证闸缸压力40kpa左右为宜，发电机电流控制300A恒定直至手柄给最大位，待发电机电流下降，逐步增加闸缸压力至100kpa直至停车。
3、下坡道列车平稳起车法
下坡道车站起车平稳操纵的原则是利用小闸，控制因坡道引起的机车前冲，保证全列车启动时车钩均呈压缩状态。在有速度的情况下，缓慢拉伸车钩，平稳加速。具体操纵办法： 方法
一、开车条件具备后，启动风机，单阀放置中立位并下压缓解至50kpa，同时鸣笛，牵
引手柄离开零位，阶段下压单阀手柄，使制动缸压力缓慢下降；同时视线余光观察运行方向侧方参照物，如观测到机车前移或听到闸瓦磨擦声，立即停止缓解保持闸缸压力，待机车前移2-3米后再逐步缓慢缓解完制动缸压力。每次缓解量不大于10kpa，制动缸压力归零后，单阀手柄放运转位，牵引手柄给定最小电流，保持3-4秒后缓慢加载起速。
方法
二、开车条件具备后，启动风机，单阀放置中立位并下压缓解至50kpa，同时鸣笛，牵引手柄缓慢加载，同时观察侧方参照物，观察到机车前移后立即停止加载，待机车前移2-3米后逐步缓解制动缸压力，每次缓解量10kpa，每次间隔2-3秒，待制动缸压力缓解归零后，再加载起速。
4、长大下坡道地段机外停车及起车平稳起车办法
列车在长大下坡道线路上机外停车，如线路坡道超过10‰，停车时可采用与站内停车相同的操纵办法。即制动前调速手柄逐渐给至最大，制动后直至停车始终保持机车动力制动，停车前根据发电机电流下降逐步增加闸缸压力至80kpa左右直至停车。起车时可利用电阻制动控制机车前冲，具体操纵办法：首先使用强泵风提高总风压力，保证风源充足，缓解机车制动。SS7D机车电制动手柄给定7.0位，SS6B机车手柄给满，缓解列车制动，全列前移，列车有速度后，SS7D加馈电流将自动缓慢退完，电流退完后即可改变至牵引公况牵引起速，SS6B机车待列车起速后缓慢退回发电机电流再牵引起速。
操纵因素 篇5
计算机技术和控制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先进的数字化技术逐步取代以往的模拟技术,人-机系统中操作人员的工作模式也由原来的以操作为主转换为以监视和决策为主,脑力工作成为主要的工作形式。大规模数字化人-机系统中运行人员需要完成的任务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任务和第二类任务。前者在本质上可被萃取表征为四项任务:监视/检测、状态评估、响应计划、响应执行。而第二类任务是主要包括浏览与访问信息,数据搜索,页面配置与管理等。在数字化人-机系统中监视、诊断和决策已成为操纵者的主要工作任务[1],虽然他们在体力方面的负荷减少了,但其所体验到的心理负荷却增加了。科学技术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改变了人的工作方式,同时也使人机系统中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分析数字化控制系统中操纵员心理负荷,以及对心理负荷产生重要影响的因子,对于提升操纵员可靠性、减少人因失误有积极意义。本文主要从系统本身的设计、操作人员间沟通方式和操纵员自身的特质探讨操纵员在操作过程中的心理负荷。
1 操纵员的心理负荷
1.1 心理负荷的定义
对心理负荷概念或理论的认同,是进行心理负荷有关研究的基础,但心理负荷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不同研究背景的人对心理负荷有不同的理解。国内的廖建桥等把心理负荷定义为衡量人的信息处理系统工作时被使用情况的一个指标,并与人的闲置未用的信息处理能力成反比[2]。Moray教授给出的定义:心理负荷是指人在工作时的信息处理速度,即决策速度和决策的困难程度[3]。而Rouse等认为,心理负荷不仅与任务有关,也与个体有关,一样的工作任务,工作者感到的心理负荷并不一样,个体能力、工作动机、工作策略、工作情绪以及工作者的状态等都可影响该工作者的心理负荷大小[3]。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虽然不同研究者对心理负荷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对其本质特征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心理负荷主要反映人机系统对人子系统的信息加工要求和情绪压力。
1.2 心理负荷与作业绩效
威肯斯提出的心理负荷理论,认为人类具有一组容量有限、性质相似且具有功用性的心理资源[2],即心理资源有限,主要表现在:注意力有限、感知能力有限、信息加工能力有限和记忆系统有限。然而心理资源是从事各种作业的基础。随着作业要求的增大,圆满完成作业所需要的资源量也相应增加。当任务难度增加或多个任务产生资源竞争而导致资源短缺时,系统的总绩效将下降。资源容量与资源需求量的差异(剩余资源)是心理负荷产生的内在机制。剩余资源的数量决定了心理负荷的大小,剩余资源越多心理负荷越小,反之,越大。作业要求、资源供应、作业绩效和剩余资源(心理负荷)各变量之间存在如图1[4]的关系。
1.3 心理负荷与人因失误
人在人机系统的操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通过心理学提出的带有普遍意义的SOR模型:刺激(S)→意识(O)→反应(R)来加以描述。该模型将人的认知响应过程分为三大部分:(1)通过感知系统接收外界信号的刺激;(2)解释和决策;(3)向外界输出动作或响应行为。
心理负荷既是效率问题,更重要的是安全问题[4]。人处于紧急状态下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且心理负荷会增加认知功能会减弱,从而容易导致认知失误的出现,具体可分为感知失误、注意分配不当、记忆失误和决策失误等[5]。过重的心理负荷会影响人的心理和生理,使操纵员不能处在正常的心理、生理状态下工作,出现忽视一般的操作程序等倾向,最后导致操作结果与预期目标出现偏差而产生失误。
2 操纵员心理负荷的影响因素
在传统的工效学中,把影响操纵员心理负荷的因素归纳为四类:(1)任务变量,包括任务目标和要求以及任务结构;(2)操纵者变量,包括操纵者资格、能力等;(3)环境变量,包括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4)作业绩效和绩效反馈。在数字化人-机系统中,影响操纵员心理负荷的因素比以住更加复杂,除了工作任务带来影响外,系统本身也对操作人员有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2.1 系统自动化水平因素
自动化是数字化系统的重要特征,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操纵员的工作方式。虽然自动化能够降低操纵员的体力负荷,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并且在多个事件同时发生时,使操纵员能更快更精确的控制事件不使事件恶化。但它也存在一些问题,自动化使操纵员对系统的运行状态意识减弱,加重了操纵员的监视负荷。为了防止这些问题造成严重的后果,以人为中心的系统自动化被提出,即配合操纵员一起完成规定任务的自动化。因而,充分了解人最擅长做什么工作,自动化功能擅长做什么工作,才能使人-系统的工作绩效达到最佳水平。[6]
适当给人和机器分配任务有助于减少人因失误的发生、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和增加操纵者的满足感,这也是自动化引入复杂工业系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自动化以前,操纵员解决事故的主要基于纸制规程(PBPs)操作,而在自动化以后,主要以电子规程(CBPs)进行操作,CBPs的方便快捷,减少了操纵员的认知工作负荷。系统设计者应关注自动化带来的影响,不恰当的自动化水平可能会诱发潜在的系统故障。自动化水平高并不是一定会降低操纵员的心理负荷,工作内容才是影响心理负荷最重要的因素。
2.2 人-机界面因素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信息显示的内容和方式与以往所采用的模拟式仪器仪表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6]。数字化环境下操纵员主要通过人机界面获取系统运行工况时的检测信息,执行相应的操作控制功能。人机界面成为了人机接口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人因失误发生最多的地方。数字化人机界面设计中,最重要的任务是恰当的组织画面,既要保证整个工艺系统显示的完整性,又要注意每一幅画面中信息量的多少。在现有的数字化控制系统中,操纵员为了获取整个系统的状态,必须通过界面管理任务进入许多单个画面以掌握所需的全部信息,并对信息进行检索、整合、记忆等,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操纵员的心理负荷。特别是在故障发生后,在繁重的工作和心理压力下,操纵员容易过滤、忽略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可能导致更严重事故发生。
上世纪末Rasmussen等人提出了一种的新的界面设计理论——生态界面设计理论(EID),它是设计复杂社会技术系统人机界面的理论框架人[7]。在该理论指导下开发出的生态显示界面与其它传统的显示界面相比,生态显示界面在监视突发事件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没有给操纵员增加任何的心理负荷。因此把EID和数字化技术相结合,对于减少操作人员心理负荷可能会有突出的贡献,但这还需以后做实证分析才会有定论。
2.3 人格特质因素
人格特质理论指出,一定的人格特质需要与对应的工作相匹配。心理学中的元分析表明:某些特定的心理特质,如情绪稳定性、责任心等,是理想的行为预测指标。西方国家研究者对人格特质与工作匹配的关系作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发现:(1)人格影响人对事物的理解;(2)人格影响人与他人的沟通方式;(3)人格影响人独特的表现形式;(4)人格影响人在处理事物上的方式[8]。因此,根据不同的人格特质,匹配不同的工作岗位,能使组织和个人双方都获得较高的满意度。
美国核学会对合格的核电站操作人员的人格特质曾提出过如下要求[9]:(1)心理警觉及情绪稳定;(2)能够准确地理解信息;(3)感觉敏锐、快速;(4)个人身体健康、动作的有效性及灵巧性能保证安全地完成操作任务。众多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复杂的工业系统中,具有情绪敏感性高或责任感强的人格特质的人心理负荷和工作压力大。在某些危险职业领域,已采用心理选拔系统来挑选人才,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针对核电领域,还没有系统的操纵员心理选拔所需要的各个维度[7]。
2.4 沟通方式因素
所谓沟通,就是组织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系统之间的信息发送与接收。大规模复杂社会系统中,人-人-系统共同工作时,一般有两种类型的沟通方式,如图2和图3[6]。
A型共同工作模式中,一些工作人员只能通过与操作人员沟通交流才能获得系统运行状态数据。旧式控制室的沟通模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系统的状态参量发生变化后,操纵员向上级报告,上级获得系统运行参数信息以后,根据文本操作规程下达指令。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操纵员的工作负荷,当系统故障警报响起后,操纵员的心理负荷可能突然从轻微递增到极点。而B型模式中,所有相关人员可以直接通过系统界面获得系统状态参数,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口头交流,减少了操纵员的心理负荷,更重要的是,在紧急状态下,防止人与人在交流过程中因疏忽、遗漏和错误理解信息而引起人因失误的出现。当前多数的控制室采用的是B型模式,当系统状态参数发生偏差时,操纵员可以直接依据计算机化的操作程序进行操作,省去了一些轻微事件须与上级口头交流的工作。
3 结束语
在复杂工业系统中,心理负荷是影响个人工作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数字化技术减低了对人的体力需求,但对人的脑力和责任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心理负荷的影响因素非常多,即有内部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因素。本文得出:(1)系统的自动化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应分清哪些任务适合人来完成哪些适合机器完成。(2)人机系统的交互界面的信息量不宜过大也不能太少,否则都会引起心理负荷的增加。(3)一定的人格特质应与一定的工作相匹配。(4)不适当的团队沟通方式会增加操作人员的生理心理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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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因素 篇6
关键词：汽车操纵装置,操纵力舒适性,综合舒适度,支持向量回归机,预测
1 引言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舒适性已经成为人们更高层次的追求,也已经成为各类产品不可或缺的品质要求。汽车操纵舒适性是影响汽车整体性能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衡量汽车品质不可或缺的指标。
对于舒适性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操纵装置的空间布局、颜色搭配等,从人的主观感受出发,通过经验来评价和改善操纵装置舒适性[1,2,3,4],但是由于操纵装置的固有属性大多与操纵者的操纵力有关,同时操纵力与舒适性评价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因此通过操纵力预测评价舒适性的大小已成为研究的重点。
何源等[5]从踏板力和行程的角度出发,分析踏板力及力变率对汽车离合器操纵舒适性的影响,利用操纵过程中异点数量、踏板力与踏板行程线性度以及力变率对操纵舒适性进行评价,但是此方法并没有得出有效的数学模型。Kolich等[6]试图利用神经网络建立相关数学模型对汽车座椅舒适性进行评价预测,但是由于经验风险最小化准则的局限,在对小样本数据的训练过程中存在较大误差,出现了过学习现象,影响了模型的泛化能力和推广能力,同时容易使训练结果陷入局部最小点,因而降低了预测的精度。
本文以汽车操纵装置操纵力为研究对象,将操纵力以及人体生理参数映射到劳动强度和感知强度两个评价指标,建立相应的操纵力舒适性评价模型,并提出一种基于支持向量回归机的舒适性预测方法,用以解决小样本、非线性和高维识别问题,提高了操纵力舒适性的预测精度。
2 支持向量回归机原理
支持向量机是建立在统计学习理论的VC维理论和结构风险最小化原理上的[7],根据有限的样本信息在模型的复杂性和学习能力之间寻求最佳折中,以期获得最好的推广能力。它分为两类,一类是用于分类问题的支持向量分类机,另一类是用于回归问题的支持向量回归机。
对于回归问题,是在给定训练样本T={(x1,y1),…,(xl,yl)}∈(Rn×Y)l,其中xi∈Rn,yi∈Y=R,i=1,…,l,据此寻找Rn上的一个实值函数g(x),以便用y=g(x)来推断出任一输入x所对应的输出值y。线性回归是寻求一个线性函数g(x)=(ω·x)+b代替实值函数g(x)作为输出函数。假设所有训练数据可以在ε-不敏感区函数的意义下无误差的用线性函数g(x)=(ω·x)+b进行拟合,引入松弛变量ξ(*)=(ξ1,ξ1*,…,ξl,ξl*)T和惩罚参数C,其参数ω的求取可以表示如下:
而非线性回归则是通过非线性变换x→φ(x)将原输入空间的回归问题映射到高维特征空间(Hilbert空间)中,然后在该Hilbert空间进行线性回归,即g(x)=ωT·φ(x)+b,取得在原空间非线性回归的效果,得到向量ω求取式为此过程可采用合适的核函数,使函数的逼近求解绕过特征空间,以简化计算。
其算法步骤如下:
(1)已知训练集T={(x1,y1),…,(xl,yl)}∈(Rn×Y)l,其中xi∈Rn,yi∈Y=R,i=1,…,l;
(2)选取适当的核函数K(x,x′)以及适当的精度ε>0和惩罚参数C>0,构造并求解凸二次规划问题
利用Lagrange函数及Kuhn-Tucker条件,求的最优解为
(3)计算b:选取位于开区间(0,C)中的a*的分量aj或者ak*。若选到的是aj,则
若选到的是则
(4)构造决策函数
3 基于SVR的操纵力舒适性评价模型
3.1 评价指标
操纵力舒适性是指人在一定的时间内施加力于操纵对象并改变其运动状态时,操纵装置在实现其基本功能并平衡各类负反馈使系统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使操纵者生理和心理感知系统达到最佳状态的性能。因此,本文从生理学和心理学角度分别选取劳动强度和感知强度作为评价指标。
(1)劳动强度
劳动强度是指作业者在生产或者动作过程中体力消耗及紧张程度[8]。劳动强度不同,单位时间人体所消耗的能量也不同。目前,国内外对劳动强度分级的能量消耗指标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相对指标,即相对代谢率RMR,另一类是绝对指标,如8h的能量消耗量和劳动强度指数等。本文的劳动强度主要考虑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情况,不考虑脑力劳动,因此,选取相对代谢率作为衡量劳动强度大小的唯一参数。本文中的劳动强度就特指相对代谢率。
其中:M为能量代谢率,包括作业代谢率、基础代谢率和安静代谢率,其中,作业代谢率可表示为操纵力F和操纵位移S的乘积;R为安静代谢率,即单位时间、单位表面积内,机体为保持各部分的平衡以及某种姿势所消耗的能量;B为基础代谢率,反映单位时间、单位表面积,人体处于基础状态下最基本的能量消耗量。
以变速杆为例,模拟变速杆的操纵过程,获取相关的操纵力样本数据,并映射到劳动强度指标,通过模糊聚类分析,划分出相应的舒适性等级以及评价值,如表1所示。
(2)感知强度
对人体心理感觉的度量常用感知强度这一指标进行定量描述。感知强度是一种随物理刺激大小变化产生心理感觉变化的测度[9]。感知强度的大小取决于刺激的强弱,因此,操纵力的大小直接影响感知强度的大小。19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史蒂文斯用数量估计法研究了刺激强度与感知大小的关系。研究发现,感知强度并不随刺激量的对数的上升而上升,而是刺激量的乘方函数(或幂函数)。假设差别阈值不小于操纵力的大小,根据史蒂文斯幂定律(Stevens’Power law),感知强度和操纵力的关系可描述为
其中,ψ:感知强度;准:变速杆操纵力;准0:操纵力的差别阈值;k:常数;n:随操纵力变化,感知强度变化的比率。
同样以变速杆为例,模拟其操纵过程,获取相关的操纵力样本数据,并映射到感知强度指标,通过模糊聚类分析,划分出相应的舒适性等级以及评价值,如表2所示。
3.2 评价模型
对于操纵力舒适性的评价问题,本文分别用劳动强度和感知强度这两个参数作为指标进行定量化描述。其中劳动强度是用来度量生理指标的,将某一劳动强度所对应的主观评价值定义为生理舒适度I1,同理,感知强度是用来度量心理指标的,将某一感知强度所对应的主观评价值定义为心理舒适度I2。
由于人体发挥操纵力的大小,取决于人操作的姿势、着力部位、力的作用方向和用力方式(根据GB/T l4775-1993),然而对于同一种操纵装置可能有多种操纵方式,因此各舒适度的计算公式定义如下:
其中,I1i为第i种操纵方式的生理舒适度,I2i为第i种操纵方式的心理舒适度,n为操纵方式的种类。
由于同一操纵力值其所对应的标准是相对和独立的,采用最小化原则,本文用综合舒适度指标I来描述操纵装置的操纵力舒适性:
其中:I1是生理舒适度值,I2是心理舒适度值。此时获得的综合舒适度指标I作为预测的输出。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4.1 实验过程
本文以变速杆为例,利用操纵装置操纵力模拟实验平台模拟变速杆的操纵过程,采集汽车行驶过程中变速杆的各种操纵力数据以及人体生理参数(身高、体重、年龄)作为预测的输入。选取58个身体健康的驾驶员参加实验,其中43个男性和15个女性,年龄在18～45岁之间(平均年龄28.6岁,标准差是2.7),平均身高是1.706m,平均体重为66.8kg。每位测试者都是进行独立实验,以减少各测试者之间的干扰。
实验之前向各位测试者介绍实验的目的、方法和要求等,使测试者大致了解实验的情况,以减少因为对实验过程不清楚而带来的实验误差。实验过程需要人工录入测试者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驾龄,操纵力、劳动强度和感知强度数据则通过实验平台软件系统自动获取,而主观舒适性评价值则根据劳动强度和感知强度的范围由测试者分别给出相对应区间的一个数值。
针对驾驶环境下操纵力的发生条件,要求测试者在坐姿条件下对人操纵变速杆时的作用力进行测量。实验测试者以最舒服的姿势分别从四个方向操纵变速杆,即左、右、前、后。这四个方向也分别表示胳膊平面运动的方向。四个方向操纵力的测量顺序是随机的,但是要对其进行分别记录相关实验数据,以区别四个胳膊的用力方式。每个方向从开始到结束的操纵过程大约持续0.2s,获取这一时间段的作用力平均值以及主观舒适性评价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整个实验过程避免让测试者看到实验数据,以免对测试者的心理产生影响。
4.2 实验数据分析
将采集的58组数据随机划分为两组,其中43组数据组成支持向量回归机的训练样本数据集,剩余的15组数据作为测试样本数据集。本文选取以σ为参数的Gauss径向基函数作为核函数:
选择C=100,ε=0.001。为了验证SVR模型的预测效果,实验还建立了径向基(RBF)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将各模型的输出结果作相对误差、均方差和相关系数比较,以评价回归学习的质量。通过对训练样本数据集的回归训练,预测结果如表3所示。
从15组测试数据的预测结果可以看出,SVR模型预测结果的相对误差绝大多数要低于RBF神经网络模型的预测结果,均方差也相对较低,相关系数要高于RBF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由此验证了用SVR模型预测操纵力舒适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从图1可以直观地看出两种模型的预测效果。
5 结论
本文通过利用支持向量回归机建模预测操纵装置操纵力舒适性,将操纵力和人体生理参数分别映射到劳动强度和感知强度两个参数,作为评价指标,有效的预测了操纵装置的操纵力舒适性。通过对实验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支持向量回归机模型的预测性能高于径向基(RBF)神经网络预测模型,为操纵力舒适性的评价预测提供了一种切实有效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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