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撤销之诉

可撤销之诉（精选6篇）

可撤销之诉 篇1

在现代公司中, 公司拥有独立法人格, 独立的财产并能独立承担责任, 股东只能依照法定程序通过行使表决权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并行使权利。对于股东来讲, 尤为重视其股权的完整, 但是在复杂的公司实践中, 股东的合法权益受到不同程度侵害的情况时有发生, 尤其是对于数量众多的中小股东而言, 构建完善的诉讼救济路径也是立法者为之奋斗的目标。“权利赋予和权利保护如鸟之双翼, 车之两轮, 二者同等重要。”①一个相对完备的契约可以为公司活动参与者确定行动的尺度与标准, 同时也是为今后有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确定一个解决问题的依据, 但是契约机制本身在有些情况下会失去原有的平衡作用, 因而, 必须以公司法的规定对契约不能衡平的利益做出及时干预并纠正不法行为, 尽最大可能减少和弥补受损害一方的利益损失, 因而, 建立和完善有关股东诉讼制度是股东维护其合法权益, 实现其合理预期以及保障公司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无效及可撤销之诉的相关规定

股东会和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核心以及业务核心, 其决议与股东在分配股利等问题上的利益关系联系非常密切。公司有独立的意志形成机构, 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决议方式都是将多方主体的意思进行吸收并最终形成单一的集体意志的制度, 其内容和程序都必须要严格遵守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如果在内容或程序上存在瑕疵, 就不应当认可为正当性的团体意思, 如果仅仅采用行为无效或可撤销的一般性规定, 会导致法律关系的不稳定并会对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权益造成影响, 也不符合商法维护交易安全的基本原则。各国公司立法对于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瑕疵以及救济方式也都专门进行了规定, 同时通过各种限制来缓解因滥用此种诉讼所带来的不利影响。②

我国《公司法》对于决议无效和可撤销的具体原因规定的过于笼统, 因而在具体法律适用上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实践中比较常见的股东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的主要有:违反利润分配的方法和原则, 违法处分公司财产的, 股东会对会议通知中未通知的事项做出表决的等;程序上的瑕疵主要是指召集程序上的瑕疵, 如召集的股东会的召集人不具备合法身份、不享有表决权的股东行使表决权以及决议过程的不公正等。如果股东在这类问题上想采取其他方式解决, 瑕疵决议也可以采用其他非诉的方法处理, 经全体股东同意之后, 决议程序瑕疵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对于无效的决议也可以采取撤回或追认效力的方式除去瑕疵。③在公司实践中, 公司内部各项事务种类繁多、千变万化, 决议无效及可撤销的情况也层出不穷, 而立法仅以如此简要的理由进行概括规定, 不仅不利于公司追求利益目标的实现, 也不利于维护股东权益, 更无法有效防止个别股东滥用这一规则干扰公司正常的经营计划并以此获得非法利益。

二、构建完善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无效、可撤销诉讼制度

我国《公司法》将决议无效的事由仅仅规定为:“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总体来讲这一规定不够明确细致, 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标准的不统一, 另外, 此规定将公司决议无效的事由仅局限在违反实体法方面, 程序法方面的规定还有待补充, 在实践中, 如果实践中确实出现了这类公司法决议, 确实难以区分其到底是实体违法还是程序违法, 就容易出现选择适用上的问题, 因为一旦认定为属于程序上的瑕疵, 那么作为原告方就再不能通过决议无效之诉对其权利进行救济, 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原告的部分程序利益, 因而, 立法应当将严重的程序性违法归为决议无效, 同时, 为了实现公司意思自治并保障交易的安全, 对于如何认定程序违法达到严重的程度, 应当赋予法官部分自由裁量权。

多数国家在决议无效及可撤销之诉中对于原告股东的资格譬如持股比例、持股时间、是否享有表决权等方面没有做出限制, 只要求原告具有股东资格即可, 有些国家还规定了除股东之外, 董事和监事也可以提起该种诉讼, 但是在诉讼中股东始终是最为重要的原告。为了维护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稳定性, 维持公司的正常的经营运作秩序, 应当对提起该种诉讼的股东权利做出适当合理的限制:首先, 对于那些出席股东会或董事会并且对决议投赞成票的股东, 就要取消其提起决议可撤销之诉的资格, 因为这些股东既然已投了赞成票, 没有必要给予其提起撤销决议之诉的资格;其次, 对于那些未能够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董事, 可以认定他们放弃了在会议中可以行使的相关权利, 但是也有例外, 就是会议未能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召集或表决的、没有按照要求和指定的时间进行公告的, 导致部分股东未能按时出席的, 此时该股东就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

股东提起撤销决议瑕疵之诉很有可能会对公司正常运营、预期实现的利润以及公司股票价格产生影响, 必须要建立一整套完备的防范股东滥诉的机制。为了防止个别股东为谋取不当利益而滥诉, 我国《公司法》第22条就规定, 当股东提起撤销公司决议之诉的, 应公司的请求, 法院可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 但此项规定过于笼统, 在实践中针对复杂多样的各种决议类型去规定相应的担保数额存在困难,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限制性规定或配套的司法解释, 对于保障公司和股东利益非常不利。④因而, 此项规定给决议瑕疵之诉设置了一个相对较高的门槛, 不利于该诉讼制度发挥有效作用, 从完善立法角度出发, 还应明确公司要有确切证据证明股东提起诉讼时是恶意的, 才可以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

注释

1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三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86.

2施天涛.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85.

3钱玉林.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282

4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317.

论第三人撤销之诉关键问题探析 篇2

(一)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

适格的原告应满足以下条件:第一, 应该为原案件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第二, 对第三人撤销之诉享有诉讼利益的第三人, 这种利益来源于原案判决给第三人带来的利益损害。第三, 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未能及时参加诉讼, 从而未能受到程序保障。第四, 笔者认为, 根据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产生其独特的使用环境和功能, 有必要对“第三人”扩大解释, 以便更多的与原案件有关的利害关系人运用此程序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民事诉讼法现有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不能全部包含“利害关系人”的范围, 在虚假诉讼, 恶意诉讼中, 不知情的“利害关系人”有可能既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也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所以, 遗漏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也应该纳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范围内。

(二)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被告

第三人撤销之诉中, 提起诉讼的第三人是原告, 却没有明确规定应该列谁为被告, 是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一方当事人, 还是原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若被告为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一方当事人, 另一方当事人是否应该参加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针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被告规定不明, 应当完善相关立法, 笔者认为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是原审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共同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则应该列原审案件的原告和被告双方均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被告, 如果仅有原审案件的原告和被告其中一方当事人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则列有意加害的一方当事人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被告, 另一方按原审地位列明既可。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 即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第三人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对象。应当包括法院作出的判决, 裁定, 调解书, 还有仲裁机构做出的裁决书和调解书。判决即对民事诉讼实体争议的裁判,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只有生效的判决才能实际发生实体上的法律效果, 因而规定了只有生效的判决才能成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调解书也涉及民事权益发生争议的问题, 调解书与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具有执行力, 所以调解书也有可能损害第三人合法的民事权益, 也应当作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 将生效的调解书纳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是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一大特色。尽管我国民事诉讼的裁定分为很多种, 但是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包括已经生效的裁定。对于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 因其尚未对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有确定影响, 当事人仍然可以通过上诉的途径对其进行调整, 因此不能对其作出任何评判, 也不能对其提起撤销之诉。

笔者认为, 我国应向法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学习,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应该针对终局判决, 而不是中间判决, 更不能针对判决理由。另外, 第三人撤销之诉也不能针对类似身份关系这类具有特殊性质的判决提起。其中,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中的“内容”应该指因为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错误而导致的实体错误, 不涉及到程序方面的错误。因为如果将程序问题纳入, 有可能会与再审制度混为一谈, 造成诉讼法上的重叠混乱。

三、第三人撤销之诉提起时, 原判决是否中止执行

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时, 是否终止原判决执行的相关规定不明。若权利人对已经生效的判决, 裁定, 调解书向法院申请执行的同时, 第三人又提起了撤销之诉, 那么法院此时应该如何处理?如果优先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 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将会造成对申请执行判决的权利人利益保护的滞后, 即使最后法院审理结果驳回第三人诉讼请求, 也有可能会导致权利人申请执行的财产减少或损失。另一方面, 如果第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同时不停止原案执行程序的进行, 待第三人撤销之诉审理结束时, 即使第三人的请求得到支持, 其权利也已经受到了损害, 可能还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后果。第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同时, 权利人请求法院执行生效判决, 一般情况下法院不应该停止原判决的执行。但却有必要时, 如愿诉讼标的与第三人利益不可分割的情况下, 继续执行可能会导致审理判决后损害第三人利益, 法院认为有必要的, 并且第三人提供相应的担保的, 可在第三人撤销之诉申请的范围内对第三人不利部分予以裁定停止原判决的执行。

法律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地与时俱进中改进和完善的, 以维护公民正当的合法权益为前提,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确立, 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第三人能够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 起到抑制恶意诉讼的目的。

摘要：本文从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确立的第三人撤销之诉谈起, 通过对第三人撤销之诉存在问题的系统分析, 提出规定不明确之处, 涉及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当事人, 第三人之诉的客体, 第三人撤销之诉提起时等问题。

关键词：第三人撤销之诉,当事人,中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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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志瀚.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初探[A].厦门法学评论 (总第十三辑) [C].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6.

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条件 篇3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我国为了应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而设置的第三人权益保障程序,旨在去除错误生效判决对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权益的不利影响。第三人利用此程序维护自身权益存在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该第三人并未参加原诉;二是判决对其产生了不利影响,其具有诉的利益,由此可见第三人撤销之诉兼具事前性和事后性,所以其与普通的诉讼存在差别,在提起条件上更为严苛,除了要满足《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一般起诉条件之外,还要满足特殊的起诉条件。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在第56条第3款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条件进行了限定,为了使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条件更为明确,2015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92至298条对提起条件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具体来说:

首先,提起主体的限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主体只能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并且这两类主体的提起资格受到严格的限制,即因非可归责于己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95条规定这种事由具体包括:不知道诉讼、知道诉讼申请参加但没有被允许、知道诉讼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

其次,提起事由。即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错误并损害其权益。

再次,证明条件。第三人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其非可归责于己的事由和存在提起事由。

再次,管辖法院。由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管辖。

再次,除外事由。某些特殊类型的案件的判决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法律明确规定的除外案件包括;非诉程序、婚姻关系中涉及身份关系的内容、公益诉讼。

最后,提起期间。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到损害之日的6个月内。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起诉条件的合理性分析

第三人撤销之诉具有事后性的特征,在保护案外第三人权益的同时,也应注意保护原诉当事人的权益,实践中也确实出现了滥用这一程序的现象。为第三人撤销之诉设立更为严苛的提起条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支持。但是目前这一制度的提起条件是否合理是值得思考的。这一制度是参考法国和台湾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建立的,法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条件比较宽松,只要第三人具有诉的利益并且未被代表即可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这与法国独特的判决效力理论相关,即法国学者认为既判力是对判决内容的真实推定,所有相反的证明都不能将判决的效力推翻。所以第三人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必须撤销判决;台湾地区的提起条件则比较严格,主体、提起事由等均有严格限制。从提起条件来看,我国与台湾地区的更为接近,但是设置这一制度的理由却明显不同:我国主要是为了解决实践中频繁发生的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侵害第三人权益的现象,而台湾地区则是基于程序保障理论,实现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基于我国设置这一制度的特殊背景,其提起条件的设置也必然要与我国的理论与司法实践为基础。笔者认为,判断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条件是否合理应当以这一制度的设置目的为衡量标准,即这一制度的提起条件能否实现打击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实现保护第三人权益的目的。在笔者看来,目前的提起条件并不能实现这一制度的设置目的,首先,在提起主体的范围上,仅限于有独立请求权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利益实际受到损害的一般债权人无法成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其次,证明条件的明确。法律要求有证据证明非可归责于己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以及原诉裁判存在错误,但是证据要达到何种程度立法并未规定,这也就有可能导致提起条件过于严格或者过于宽松。最后,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提起其程序之间关系的界分。台湾第三人撤销之诉在第三人不能提起其他诉讼解决争议时才能提起,而我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并未对此进行限制。所以我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三、第三人撤销之诉提起条件的完善的思考

第三人撤销之诉提起条件的完善有赖于这一制度的合理定位。这一制度不是救济第三人权益的普通诉讼,所以在第三人在可以另行起诉救济自身权益时,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因虚假诉讼而使另行起诉不能彻底救济第三人权益时,第三人才可提起第三人车撤销之诉。所以第三人撤销之诉定位为“以维护第三人权益为首要目的,兼顾纠正错误裁判与扩大诉讼容量,而向因他人之间诉讼之结果导致自身民事权益受损的第三人提供的一种特殊的事后救济渠道。”在此定位上,首先,提起主体的范围应进行扩张。类似于一般债权人的权益受到虚假诉讼事实上损害的主体可以成为适格主体。其次,在证明条件上,第三人需要提供的证据不需要达到诉讼的证明标准,只需要其提供的证据显示原诉裁判有侵害其权益的可能性即可。最后,该制度应保持谦抑性,在可以通过另行起诉解决纠纷时,除非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况,否则不允许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摘要：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条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然而目前的提起条件并不能有效实现这一制度设置的目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提起主体的范围、证明条件、该程序与相关程序之间的适用顺序三个方面。本文则是在研究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设置目的的基础上,对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进行合理的定位,建议扩张提起主体的范围;降低该程序提起阶段的证明标准;充分发挥另行起诉的作用,在适用上保持该制度的谦抑性。

关键词：第三人撤销之诉,提起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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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撤销之诉 篇4

关键词：第三人撤销之诉,价值与功能,再审制度

新民事诉讼法增加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 目的是使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的救济。该制度借鉴了大陆法系法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经验与做法, 在价值与功能定位上存在程序权保障和实体权保障两种对立的说法。由于该制度与我国已有的审判监督程序、案外人执行异议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通过对比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 能进一步认识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特点, 从而给予其准确的价值与功能定位。

一、立法现状分析

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 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 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 损害其民事权益的, 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 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 诉讼请求成立的, 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 驳回诉讼请求。”这一新增条款基本上确立了我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 进一步加强了对案外第三人的权利保护。

目前国际上大陆法系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已经相当成熟, 尤其是法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而国内近年来对构建该机制的呼声日益升高, 且生活中侵犯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层出不穷, 所以此次修改既是为了与国际民事诉讼法的发展接轨, 也是为了适应国内司法实践的需要。然而新事物的产生与发展总是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期。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确立, 无疑也正经受着各方面的考验。其中, 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的便是如何对它进行价值与功能定位。

二、国外对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功能与价值定位

第三人撤销之诉最先由法国民事诉讼法确立, 其设立目的为[1]“主要系基于判决不可损害任何未被保障听审或为利益防卫之第三人之思想”。第三人到庭参加诉讼、进行防御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 否则第三人由此遭受的损害可以通过撤销之诉进行救济。[2]由此可以看出法国民事诉讼法将第三人撤销之诉定义为一种第三人利益损害救济机制。我国台湾地区于2003年增设了第三人撤销之诉, 并增加了所谓的职权通知制度。法院必须履行相应的通知义务, 如果造成第三人没有办法出庭参加诉讼, 则该第三人可以通过撤销对其不利的裁判以获得救济。根据立法者的意图, 可将其定位为一种为第三人利益而设置的程序保障机制。由此可见, 法国更侧重于对第三人实体权利的保障, 而我国台湾地区更侧重于对第三人程序权利的保障。根据程序保障论的理念, 程序保障不仅是判决正当性的基础, 也是当事人受判决约束的前提。[3]如果第三人不被赋予参与审理影响裁判形成的机会, 而被既判力扩张不利影响, 那么判决的正当性就值得怀疑了。而由此导致的不公正将有损法律的权威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也有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学者反对将第三人撤销制度理解为与保障第三人事前程序利益相配套的事后程序保障, [4]赞同该制度的目的在于确保裁判的正确性, 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不是所谓的保障第三人的程序权, 而是基于对第三人实体权利的程序性保障。

笔者认为无论是程序权利保障还是实体权利保障, 它们都能在一定的层面上反映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特点, 且其目的是一致的——保障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但究竟哪一种说法更合理, 笔者认为这应该结合具体的实践情况来判断, 才能使学理上的讨论变得有意义。

三、国内对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价值与功能定位

作为一种为第三人合法权益而设置的特殊性救济机制, 第三人撤销之诉在法律价值和功能上与再审制度、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具有较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 因而对其价值与功能产生了较大的争议。

(一) 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审判监督程序的关系

在此次修法过程中, 最高人民法院曾建议参照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 将该规定移至审判监督程序, 作为最后一条, 并增加可以参照再审程序规定。但立法机关没有采纳。早在之前, [5]就有许多学者提出在再审程序中增加第三人再审之诉即可, 而无必要单独设置第三人撤销之诉。因为两者存在如下相似之处:1.目的相同, 即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的错误;2.效果相同, 它们都能实现对判决既判力的击破。3.性质相同, 都是对第三人权利的事后救济。4.申请期限相同, 都是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都是不变期间, 不适用延长、中止、中断的规定。

尽管如此, 笔者认为两种制度之间还是存有差异的, 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了第三人被阻挡在再审制度的大门之外。1.申请事由不同。当事人认为确认判决和裁定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审判程序方面有错误的, 可以申请再审, 但第三人只有在原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内容错误, 并损害到自身的民事权益时, 才可以起诉。笔者认为此处的“内容错误”应理解为实体错误, 不应当包括程序错误, 这是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中最主要的区别。2.对既判力的影响不同。一般认为, 第三人撤销之诉不是对既判力的全部击破, 法院撤销或改变的只是原判决中对第三人不利的部分, 该部分对第三人不产生对抗效力, 但原判决在原当事人之间继续有效。而再审则是推翻原有判决的效力, 确立一个新判决来支持申请再审人的诉讼请求。传统的学界观点是, [6]为维持裁判的安定性和法院的权威, 具有确定力的判决, 除当事人以该确定判决具有再审理由而启动审判监督再审外, 不得任意推翻。但是台湾地区“赞同说”的观点为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持, [7]民事诉讼程序固然追求裁判的安定性, 但这不是唯一的追求目标, 民事诉讼程序也重视对任何人人格权的尊重。值得一提的是, 许多国家出于种种因素考虑, 都规定了既判力相对性原则的例外。3.审理程序不同, 但是由于目前尚未明确规定第三人撤销制度的审理程序, 只能参考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有的学者认为[8]由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对于第三人来说是一个独立的新诉讼, 而对于原判决当事人来说是一种纠错程序, 所以其审理程序应当结合一般民事诉讼和再审程序的特点。笔者赞同这种说法, 因为其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价值与功能定位是正确的, 所以在审理程序上才会出现一般民事诉讼与再审程序结合适用的特点。

综上, 笔者认为新民事诉讼法虽然把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定在第五章诉讼参加人部分, 但是实际上它与审判监督程序的功能较为接近, 应把它视为与审判监督程序并列的纠错机制, 所以可以将它放入审判监督程序, 参照审判监督程序, 但同时应逐步设置本身独立的运行机制。

(二) 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与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的关系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 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 理由成立的, 裁定中止对该执行标的的执行, 理由不成立的, 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 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 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审监解释》”) , 该解释第五条规定:“在执行过程中, 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 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处理。”其中, 异议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起诉, 即案外人异议之诉。《审监解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它确认了第三人通过申请再审改变生效判决的权利, 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但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 可以在规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9]弥补了民事诉讼法对判决生效后第三人权利保护的空白, 且与诉讼中的第三人参加之诉和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异议之诉, 首尾衔接, 前后呼应, 使第三人权利保护体系更加完整。

笔者认为研究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的关系, 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价值与功能。原民事诉讼法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 存在诸多局限性。1.申请再审限定于“执行过程中”, 即提出执行异议的时间只能是在执行程序开始以后尚未终结之前。对于没有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 案外人无法依据上述规定保护自己的权利;2.必须先由法院对执行异议进行审理, 作出裁定。不仅增加了诉讼成本, 而且不能及时有效的阻止不利于案外人权益的事实发生。3.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都未就案外人如何通过再审获得救济进行详细的规定, 不具有可操作性, 使得司法实践中第三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真正的保护。

为了弥补立法的不足以及适应实践的需要, 在我国构建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1.该制度的主体为第三人, 借鉴法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 笔者认为适格原告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 必须是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 (2) 要有撤销之诉的利益; (3) 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主体范围规定的恰如其分, 既弥补了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主体范围过窄的缺陷, 又从严把握了对既有法律秩序的冲击。2.申请理由是第三人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执行异议制度适用于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主张全部或者部分权利的情形下, 将诉讼种类限制为给付之诉, 从而排除了对确认之诉和变更之诉的案外人的保护。而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没有明确限制诉讼种类, 这更利于对案外人的权利保障。3.客观上损害了第三人的民事权益。生效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内容错误确实造成了第三人民事权益受损害的后果, 且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需要由第三人进行证明, 不能简单地适用一般审查起诉条件。这可以有效的避免第三人滥用撤销权, 对于第三人滥用撤销权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规定了相应的制裁措施。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作明确的规定, 但是通过设置严格的起诉条件, 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综上笔者认为,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基础之上的一个进步, 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为他们提供更全面的事后救济途径。两者有很多相似甚至是重合之处, 但是由于执行异议制度的存在, 笔者认为即使第三人对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完全符合第五十六条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三人也只能先提出书面异议, 根据裁定再决定是否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而不能直接提起撤销之诉。

四、结语

研究一项制度必然要先确定它的价值与功能, 然后以此为导向, 整体的去把握之下的具体规定, 才能保持正确的研究方向, 才能使之发挥预设的作用。笔者认为, 我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由于和再审制度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对第三人受损的实体权利进行事后救济的保障机制。鉴于目前尚无司法解释对其作出进一步明确的规定, 也无相关案例可以拿来分析, 所以一定时期内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价值与功能的争议仍会存在。那么在新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 我们应该立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价值与功能, 适当参考审判监督程序, 以面对司法实践中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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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邱联恭.程序选择权论[M].台北:三民书局, 1992.

[8]吴兆祥, 沈莉.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与诉讼代理制度[J].人民司法, 2012.

可撤销之诉 篇5

为防止当事人通过恶意诉讼等手段损害案外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2012年我国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6条中规定了第三人撤销制度,这是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该制度,其中规定将原告第三人界定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虽然,法律赋予这两种第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但规定过于笼统,对于这两种“第三人”如何具体界定却没有明确的答案。

据此,针对上述问题,学者和实务界对新增设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中的原告适格的具体范围产生了激烈的探讨,主要产生了几种不同的观点:其中最具典型性观点有:第一种观点的持有人通过对既判力和判决相对性原则的分析论证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被告型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①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当能够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只能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该第三人需为有权利主张和防止诈害两种类型。②除此而外,很多学者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适格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比如有学者就建议应当将“第三人”的界定适当进行扩张并将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后置。③而也有其他学者认为适格的当事人只能是未参加诉讼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④

二、原告范围完善的必要性分析

判决效力的相对性原则与第三人撤销之诉在理论上是息息相关的。判决效力的相对性原则理论上不能约束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仅在判决效力扩张的情形,才会发生对当事人之外第三人的约束。本质上来说,第三人撤销之诉突破了判决既判力的约束,它一方面追求司法权威的树立以及良好法律秩序的建立,另一方面力求实现实质正义;在这两方面对立冲突时,第三人撤销之诉恰能在其冲突中寻找两者的平衡点。现阶段我国尚缺少通过既判力制度对第三人权益进行保护的模式,故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对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上还是必要的,适当地扩大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适格范围也是适合的。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在部分法院,大约90%左右的办案法官都表示曾接触到此类案件,80%的则表示该类案件呈现逐年上升的现象,并且此类案件往往涉案标的较大。⑤据统计,浙江省在短短不到的半年时间里(2010年12月至2011年4月),全省法院共受理了137件虚假诉讼案件,涉案人员高达110人,刑事犯罪以及民事制裁各占37.3%和40%。而且,自新《民事诉讼法》2013年1月1日生效实施以来,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适用,各地法院也纷纷开始受理了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出台为2012年,并且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主体资格的认定予以参考,而各地法院在立案受理时,对能够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的审查标准也莫衷一是,在司法实践中显得较为混乱、无序,尤其是案情较为复杂时,更不易把握。因此迫切需要立法机关出台相关规定,对适格原告的判断标准予以细化和明确。

三、第三人撤销之诉适格原告的重新架构

针对现有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认定存在的问题,我国法律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只是简单的将其表述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在不同法域中,我国并不是最早建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国家,在此以前,在法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均已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不同国家(地区)对于原告的适格问题各有不同。在此,笔者就法国、台湾地区关于第三人的相关规定加以分析,以期通过对比寻求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

(一)域外规定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在法国的相关规定中,立法机关将可提起第三人取消判决异议的适当原告界定为“任何于其中有利益的人”,即任何一个与受攻击判决有利益的人均可以提起异议,但关键在于该人无论以任何形式均没有进行诉讼。此种立法主要是针对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在自己的合法利益遭受侵害时赋予其在实体上的一种救济途径,有效的保障了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这一点值得我国借鉴,但在此种规定下,法官角色偏向了第三人的立场,忽略了原判决当事人的利益。与法国的规定相比,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更为严格,认为非因可归责于己之事由而未参加诉讼、就确定判决之结果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之第三人即为适格原告。台湾地区学者认为,这种设计有一举两得之效,既达到了纠纷一次性解决的程序保障,又平衡了裁判正义与安定之间的冲突关系。此种立法与法国规定有异曲同工之效,都是针对在程序上未参加诉讼与在实体上有相关关系。但台湾的立法规定中对“利害关系”的界定又存在着巨大争议。

(二)对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适格原告的构想

笔者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适格原告应当是未参加诉讼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民事诉讼法对于程序保障和纠纷一次性解决的冲突问题上采用了“诉讼参与”与“诉讼代表”来调和的方式进行。兼采二者调和的方式为受到判决既判力所及的第三人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既加强诉讼参加和告知的范围和效力,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增加诉讼机会;又借由对当事人制度的灵活运用及适格扩张,加深理论法理的适用,引进团体诉讼的概念,如果发生判决的既判力向外扩张时,需保障第三人的机会均等以及权益的主张,否则,第三人需要通过提起撤销之诉对其产生的不当影响予以纠正。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确认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提起撤销之诉来改变生效判决对其产生的不利后果,来保障其合法的民事权益,但前提是这两种第三人未获得诉讼参与的机会。依据程序保障理论的要求,代表人诉讼中,被代表人未被行使代表权责的代表人充分代表的情况下,也应当给与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资格,针对这一情形,未获得诉讼参与的机会就应包括应当参加而未参加的情形,也应包括代表人诉讼中代表人未能尽职保护多数人一方的利益,不当作为或不为某个行为的情形。所以,综上所述,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适格原告应当是未参加诉讼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这体现了法律对第三人利益的程序性保障,又没有因过度关注第三人而造成原判决当事人利益的受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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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君博.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适格问题研究——现行规范真的无法适用吗?[J].中外法学,2014(1):268.

可撤销之诉 篇6

撤销, 顾名思义, 是指取消。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 撤销权是行为人在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况下, 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中村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民事行为的权利。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撤销权属于形成权的一种。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 可撤销民事行为撤销权的产生包括以下原因: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2.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 以上合同, “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撤销权的效力可使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归于消灭。保护受损害方的合理利益。法国民法典第1304条第1款规定:“请求宣告契约无效或取消契约之诉, 应在5年内提起;有特别法律规定更短期限之所有情形, 依特别法的规定。”按照法国民法典, 当事人行使撤销权的唯一办法为通过诉讼, 而且在提出撤销权之诉时, 必须明确表明错误、胁迫、欺诈等撤销理由。德国民法典第142条规定:“可撤销的法律行为, 被撤销者, 其法律行为视为自始无效。”德国民法典第143条第1款规定:“撤销以向撤销相对人做出意思表示的方式进行。”日本民法典第121条规定:“得撤销之行为, 视为自始无效。”中国民法的规定, 与德、日两国的规定不同, 却似法国立法例的发展。按照民法通则第59条、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 我国撤销权的效力既包括撤销的效力, 也包括变更的效力。我国合同法第54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 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二、我国撤销权的行使方式

撤销权的行使, 是撤销权人的单方行为, 无须相对人的同意。这也是形成权的基本特征。有关撤销权的行使, 在德国、日本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 都仅仅要求以独立的意思表示向相对人为之。而我国民法的规定则更接近法国民法的立法例。从立法目的来看, 我国关于撤销权的行使, 则是追随的法国立法例, 即撤销权的行使应当采取请求撤销之诉或申请仲裁的方式。因为“有权请求”即意味着当事人无撤销合同的权利, 只有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才有裁决合同是否撤销的权利。

然而, 对我国撤销权之行使方式的质疑也是存在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撤销权本质上是一种私法权利, 目的在于维护当事人的私法利益。我国法律规定民事行为是否会被撤销, 法院或仲裁机构只有在审查之后才会做出决定, 而当事人是没有决定权。这一规定有利于加强国家对民事活动的监督和管理, 但是未能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2.撤销权在性质上, 属于形成权。形成权是以一方的意思表示而使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发生变动。即实现形成权无需向法院提出请求。但是依照我国民法之规定, 可撤销民事行为的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 应当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变更或者撤销其实施的民事行为的请求,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撤销权的形成权性质, 从而使其拥有了一部分请求权的特征, 没有充分考虑撤销权作为形成权的本质属性, 撤销权人无法决定能否撤销, 最终决定权无法掌握在撤销权人手中, 致使公权力过度干预私权。3.提高了撤销权人目的实现的成本, 同时提高了制度目的实现的成本。首先, 撤销权人有权利选择对其最为简便快捷的方式, 从而最大程度的实现权益。其次, 撤销诉讼或仲裁制度并不能充分保护撤销权人的利益, 相反在制度目的实现的成本上, 远远高于采取意思表示的方式行使撤销权。最后, 如果当事人对撤销权的行使产生争议, 必然会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重新确定撤销民事行为的效力, 但如果规定必须以诉讼或仲裁的方式行使撤销权, 只会额外增加当事人实现权利的成本而已。

三、我国撤销权行使方式的完善

基于撤销权的性质, 尤其基于其私权属性, 关于可撤销民事行为撤销权行使的方式, 参酌德、日等国民事立法例, 对完善我国民事立法提出建议:

1.撤销权原则上不应该限制其行使方式, 仅关涉当事人之间利益的法律行为撤销, 撤销权人仅需意思表示即可撤销民事行为, 自撤销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时生效。当事人最为清楚和明晰双方的法律行为是否存在意思表示瑕疵或利益损害, 依据尊重意思自治的原则, 应由当事人自行行使撤销权。

2.立法上可规定例外情况, 要求撤销权人必须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行使撤销权。如我国台湾地区规定暴利行为必须以诉讼方式撤销, 当事人之间利益是否平衡应该借助司法权进行判定。在这种情况下, 诉讼的目的是确认撤销权人有没有合理行使此项权利。

3.撤销权的行使如果涉及到第三人利益或者多数人利益的, 则必须通过形成之诉明确, 不能听由撤销权人仅仅凭借其独立的意思表示就撤销相关民事行为。只有如此方能防止撤销权人的滥用其权利。例如债权人撤销权、业主撤销权等关涉到诸多主体的利益的保护, 需要司法机关的直接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