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人撤销权论文

债权人撤销权论文（共5篇）

债权人撤销权论文 篇1

一、债权人撤销权的概述

(一) 债权人撤销权的含义

根据撤销权的历史渊源和我国的法律规定, 债权人撤销权, 是指债务人实施了处分其财产的行为, 并且这一处分行为有损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可能性, 这时候债权人可以向法院请求撤销债务人的处分行为的权利。它是罗马法时代的著名法学家保罗所创, 为当时的解决债务纠纷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并对稳固罗马的社会秩序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债权人撤销权的含义除了从历史渊源中可以推断出来以外, 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也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的撤销权制度是援引于国外而建立起来的, 其理论精髓都是为了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不受非法侵害, 维护市场交易秩序正常进行。

(二) 债权人撤销权对我国的影响

清朝末年, 《大清民律草案》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立法体例的基础上, 制定了关于撤销权制度的几个条文。但是, 由于这一制度基本上是模仿国外的立法体例, 因此不符合当时的国情, 导致实用价值不大。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其《民法典》同样也规定了撤销权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 使得中国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成为大陆法系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同时也使得中国对这一制度的研究与大陆法系撤销权制度的研究接轨。

我国《合同法》颁布之前, 债权人为了逃避债务, 转移财产、隐匿财产的现象时有发生, 但是当时没有规定债权人撤销权, 这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给当时的社会经济秩序造成较为严重的破坏, 扰乱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合同法》出台后, 第74、75条对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做出了规定, 这对充分保护债权人的权益, 稳定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二、债权人撤销权构成要件分析

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要件问题是整个撤销权制度的核心, 研究这一问题的本质, 对于整个撤销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重大的意义。

(一) 客观要件

债权人撤销权的客观要件是整个制度的基础, 只有首先具备客观构成要件, 才能进一步谈论其他构成要件。

1. 债权已经成立且合法有效。

国家对于合法的债权进行保护, 对于非法的债权不保护。最常见的就是赌债, 我国《刑法》对赌博进行了严厉限制, 规定其所生的债务当然是非法之债, 债权人当然不受法律保护, 也就没有撤销权。

2. 明确的债权必须建立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

比如效力待定合同的债权效力待定, 因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务关系尚不明确, 债务人做出处分行为时是否影响债权的行使则不能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法律不能赋予此债权人撤销权, 这是从法律的平等价值角度考虑得出的结论。

3. 债务人财产的减少与债务人的作为有因果关系。

首先这主要是指, 债务人的行为导致其财产不合理的减少而对债权人实施的侵害行为, 它不关注债权人的财产应增加而未增加的情形, 只关注债务人的财产不应减少而减少的情况。其次债务人的财产有减少的势头, 这种势头的出现和债务人的作为有很大的因果关系。

4. 债权人的债权没法实现与债务人的行为有因果关系。

如果债务人实施了减少财产的行为, 但其剩余财产足够满足债权人的债权, 则其处分财产的行为不得撤销。因此, 本条可以成为判断债权人撤销权是否成立的标准。

(二) 主观要件

这里要区分两种情况, 即无偿的债务处分行为和有偿的债务处分行为, 这两种情况的处理结果是不一样的。

1. 无偿的债务处分行为。

第三人从债务人处获取利益时没有付出代价, 此时最大的受害方是债权人, 债权人撤销债务人的处分行为并不会导致第三人受到任何经济利益上的损失, 所以此时无须考虑债务人和第三人的主观意思而直接行使撤销权。

2. 有偿的债务处分行为。

只要债务人处分财产时有损害债权的意思存在, 并且第三人为恶意, 那么债权人就有权行使撤销权。这时候最大的受害者是债权人, 如果法律不对这债权人进行保护, 其合法利益将无法得到救济。

(三) 主客观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 有的情形需要两个要件同时具备, 有的情况则不需要。

1. 撤销权的客观要件决定着主观要件。

如果客观要件中的处分行为是无偿的, 依据平等公平原则, 相对第三人来说, 这时候损失最大的是债权人, 这决定了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不需要考虑第三方接受财产时是否明知, 即撤销权的主观要件。在有偿的债务处分行为下, 债权人和第三人的损失程度理论上是相等的, 要找出最大的受害者, 就需要寻找一个判断标准, 即主观构成要件。如果第三人在接受财产时明知债务人的处分行为是不当的, 仍然支付对价而取得。此时第三人有知法犯法的趋势, 债权人的债权有可能无法兑现, 法律应对其予以保护。

2. 债权人撤销权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不能相互替代。

如果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只考虑一方面而舍弃另一方面, 就会导致片面的法律思维, 不利于确定谁是第一受害者, 从而使得法律执行发生偏差。

三、我国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

(一) 我国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撤销权制度底子较薄弱, 发展较缓慢, 法律有关规定很有限, 无法满足解决债务纠纷的需要。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想出各种手段和方法, 这给债权人债权的实现造成了新威胁, 已有的撤销权法规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另外, 法律对于撤销权的性质没有明确的规定, 导致司法适用上出现模棱两可的状况, 损害了债权人权益。

首先, 在立法方面, 要加强有关撤销权法律的修改。从有利于调节经济纠纷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发展的角度, 增强撤销权法律条文的可操作性与前瞻性, 在保护债权人权益的基础上, 删减过时的条款, 增加具有时代特性的法律规定。

其次, 在司法方面, 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律规定在实践中的价值只有通过司法的不断运用才能体现出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形下, 有关撤销权的债务纠纷会越来越多, 司法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只有在公正原则的指导下, 将撤销权的法律运用到具体实践中, 债权人的利益才能获得切实的保护。

(二) 我国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发展

我国现在正处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期, 必然免不了一些债权债务纠纷的出现, 债权人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因此其利益应受到重点保护, 否则将会打击社会主体参与经济的积极性, 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秩序的稳定。撤销权制度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来的, 它必然要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完善。由此可见, 撤销权制度在我国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总之, 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作为庞大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 对于经济发展和交易秩序的稳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我国相关法规还不能适应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是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燃料”, 撤销权制度必将不断完善。

摘要：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 商业信誉对债务人的约束力越来越弱。最典型的就是采取各种手段逃避债务的行为, 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既得利益, 对市场交易秩序造成恶劣的影响。因此, 当商业信誉不再发挥作用时, 债权人撤销权对于商业信誉引起的债务纠纷就发挥起应有的作用。文章以撤销权的构成要件为主线, 分析我国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存在的不足, 最后提出完善的建议并对撤销权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作简要论述。

关键词：债权人,撤销权,撤销权制度

参考文献

[1]贾桂英.论债权人的撤销权的性质总论[D].中国政法大学, 2011.

[2]赵澎.论债权人的撤销权[D].河北经贸大学, 2011.

[3]熊英, 罗时贵.债法原理与实证分析[M].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4]韩世远.债权人撤销权研究比较法研究[J].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3期.

债权人撤销权论文 篇2

发布时间：2006-10-25 09:00:

41裁判要旨

撤销权制度的设立旨在保全或恢复债务人的财产，从而保障实现债权人的债权，但是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必须符合法定要件，如果债务人的转让行为没有对债权人造成损害，那么债权人就不能行使撤销权。

案情

2001年4月2日，香港怡安亚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安公司）与北京华利永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利公司）、四川阳光奥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公司）签订一份《合作权益转让协议书》，约定怡安公司将其在珠海经济特区明星大厦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华利公司、阳光公司，转让价格为人民币750万元，约定华利公司、阳光公司必须在怡安公司办理移交手续后一次性交付转让款人民币750万元，且还需承担明星大厦施工单位等债务。2001年5月17日,珠海市引进外资办公室以珠特引外资字（2001）212号文，同意怡安公司将其权益转让到上述两公司名下，10月8日，怡安公司与该两公司办理了移交手续后，但是两公司一直拖欠股权转让款750万元未付，也未履行支付中铁第十九工程局珠海工程总公司工程款的义务，2002年4月，怡安公司以此起诉到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年12月6日，怡安公司与华利公司、阳光公司在诉讼中达成（2002）珠法经初字第08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双方的上述股权转让的债权债务关系。2002年6月2日，华利公司、阳光公司分别与关长弓、张蕾、甘肃森威投资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分别将明星大厦的股权转让给了关长弓、张蕾、甘肃森威投资公司，其中阳光公司将其在明星大厦有限公司的80%合法股权以价格800万元转让给甘肃森威投资公司；华利公司将其明星大厦有限公司的10%合法股权以价格100万元转让给张蕾；华利公司将其珠海经济特区明星大厦有限公司的10%合法股权以价格100万元转让给关长弓，并在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载明明星大厦有限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张蕾、关长弓、甘肃森威投资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1000万元。怡安公司认为，华利公司、阳光公司在明知已被其起诉的情形下，恶意转移明星大厦之股权，将明星大厦的股权转让给了关长弓、张蕾、甘肃森威投资公司，而且之后还隐瞒以上事实与怡安公司在法院达成调解，并且也未按调解书支付股权转让权款，因此华利公司、阳光公司将明星大厦的股权转让给张蕾、关长弓、甘肃森威投资公司的行为损害了怡安公司的合法权益，遂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阳光公司、甘肃森威投资公司、华利公司、张蕾、关长弓于2002年6月2日签订的转让明星大厦有限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裁决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涉港撤销权纠纷，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本案适用的法律，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款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规定，本案争议的合同签订地与履行地均在中国内地，中国内地法与本案有最密切联系，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国内地法。依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和第七十五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怡安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后来在二审审理期间申请撤回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准许，一审判决现已生效。1

评析

本案系涉港撤销权纠纷，所适用的法律为中国内地法，因此本案应当依据我国内地法关于撤销权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怡安公司主张行使撤销权是否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所谓撤销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为的危害债权的行为，可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可请求因债务人的行为而获得利益的第三人返还财产，恢复债务人财产的原状。撤销权作为债的保全制度，其功能在于保全或恢复债务人的财产，从而保障实现自身的债权。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了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限。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规定了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必须符合以下法定条件：1.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有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2.债务人实施了一定的处分财产的行为，包括实施了处分财产的积极行为（无偿转让或明显低价）或者实施了放弃债权的消极行为；3.债务人的行为必须有害于债权；4.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5.撤销权应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

根据（2002）珠法经初字第08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债权债务关系，表明怡安公司与华利公司和阳光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符合关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前提条件。

华利公司、阳光公司于2002年6月2日分别与甘肃森威投资有限公司、关长弓、张蕾签订了三份《股权转让协议》，这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与前一手的《合作权益转让协议书》中的对价750万元相比，上述股权转让价格总计为1000万元，高于前一手的股权转让价750万元，并非以明显低价转让，甘肃森威投资有限公司、关长弓、张蕾取得明星大厦有限公司的股权均付出了相应的对价，并非无偿或明显低价，华利公司、阳光公司转让股权的行为并未对怡安公司的债权造成损害，因此怡安公司主张华利公司、阳光公司系恶意低价转让股权给他人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华利公司、阳光公司一直拖欠了怡安公司的股权转让款，而且他们之间的债权债务是针对明星大厦的股权转让而产生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怡安公司债权的实现只能通过明星大厦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来实现，华利公司、阳光公司完全可以以其他财产来偿还怡安公司的债务，怡安公司可以请求法院对民事调解书予以强制执行，实现其债权。因此怡安公司不能行使撤销权。

本案案号为[2004]珠中法民四初字第58号

债权人撤销权论文 篇3

关键词：债权人；债务人；撤销权；举证责任

一、对债务人危害债权人的形式不作限制性规定

现实生活中多出现的问题，对债务人危害债权人的形式不作限制性规定。针对列举式规定的不足，有学者提出，对《合同法》第74条的法律适用可以采取目的性扩张解释，即凡是债务人所实施的有害于债权并且适于撤销的行为，不论是放弃到期债权，不论是债权行为，还是物权行为，债权人均得予以撤销。 此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扩张撤销的是现实中债务人实施的各种危害债权的行为，这样就可避免因列举式规定而使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在适用上缺乏灵活性。

二、债务人的恶意抵押行为

债务人恶意抵押是否可以撤销，《合同法》并没有规定。《合同法》通过列举的方式并未将此列为可撤销的行为之一，似乎不可撤销。但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4]44号关于《担保法》的司法解释，第六十九条对此作出了以下规定，债务人有多个普通债权人的，在清偿债务时，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该债权人，因此丧失了履行其它债务的能力，损害其它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受损害的其它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抵押行为。此规定实质即为债权人撤销权在担保法上的扩张适用，其功能与目的，行使的方法与手段与债权人撤销权是相同的。

三、举证责任倒置

所谓举证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加以证明的责任。即通常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举证责任有两种含义：一是谁主张，就由谁提供证据对自己的主张加以证明，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二是，指不尽举证责任的一方应承担举证不能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即结果意义上的法律后果。撤销权之诉主要的目的是撤销债务人滥用财产处分权的行为，因此撤销权成立的要件应由债权人举证。不论债务人的行为系无偿行为或有偿行为，均须具备撤销权成立之客观要件。故关于客观要件之事实，如债权人对债务人存在有效的债权，债务人实施了一定的处分财产的行为，债务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这些应由债权人举证。债权人举证的困难之处就是原告是否要对债务人、相对人、受益人或受让人的主观恶意负举证责任，一般认为对于无偿行为，债权人只要证明债务人之行為有害于债权，无须证明债务人的主观恶意。

当然举证责任倒置，是否会导致对债权人过度保护？这也是我国当前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所以要协调好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债权人、受益人或受让人之间合理的分担举证责任，才能更好地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首先须要对什么是恶意做一界定。在民法上恶意与善意是一个对子，恶意是指知道某种事实，如日本学者对恶意的解释是：“指知道某种事实，是善意的对称。

四、 设立撤销权人的优先受偿权

为了提高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该制度的功效，应当在理论上、立法上及司法实践中确立撤销权人的优先受偿权。

主张优先受偿或公平受偿是从不同的平等观出发的结果。按照优先受偿的观点，对于那些孜孜于调查债务人支付能力并适时努力保护债权的债权人，其在法律上所处的地位当然应优越于怠于保护自己债权的债权人，因此理应优先受偿。可见优先主义是从程序法角度来揭示债权人之间公平的涵义，是程序平等观的体现，强调的是机会公平。按照公平受偿的主张，所有债权人，除有法定或约定的优先权外，其债权一律平等，因此理应公平受偿。这是从实体法角度来揭示债权人之间公平的内涵，强调是结果公平。

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具有优先受偿性对每一个债权人是平等和公平的。

我们常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处理民事法律关系中，平等原则是我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意味着民事主体的地位平等。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相对方。法律赋予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撤销权，对此只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使撤销权所具备的。主观、客观要件，债权人均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每个债权人都可行使法律赋予的行使撤销权的权利，而不论是债务人所欠债务的多寡，也不论是债务人所欠债务的先后顺序，不论是何种身份，职业地位的悬殊，均可提起诉讼。债权人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的机会是均等的，法律对此并没有作出什么特殊例外的规定，谁行使权利，谁就应该得到应得的利益，如果某一债权人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必然会付出一定的时间、精力，支付一定的诉讼费，也许还会有一定的经济上的损失，最后取回的财产和利益与其他的债权人共同分享的话，显然对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不公平，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内心不会平衡，债权人之间观望、推诿难的避免。

之所以法律赋予每一个债权人诉讼机会均等，而且很公平，如果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对取回的财产或利益具有优先受偿性的话，那么每一个债权人都会争先恐后地去行使法律给予的诉讼机会，而不会持怠于行使撤销权的态度，反而会积极主动地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使债务人难存侥幸之心，无法逃避其应清偿的债务，同时保证了每一个债权人的债权都有机会实现。“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法的重要原则之一，我们司法部门应当尊重每一个公民的这项选择权利，债权人不向法院提起行使撤销权的诉讼，司法部门不能强迫债权人提起这方面的诉讼，也不能主动要求债权人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更不能代替债权人行使撤销权诉讼，债权人主张自己的权利提起撤销权诉讼。法律应当保护已提起撤销权诉讼的债权人的利益，激励债权人行使撤销。“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得优先受偿”，从而有利启动撤销权制度的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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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惠超；论债权人撤销权[J]；天津商学院学报；2001年06期

[3]付国华；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律适用[J]；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01期

作者简介：

曾冠皓（1990.10～），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债权人撤销权论文 篇4

抵销是指当事人双方相互负有同种类的给付, 将两项债务相互冲抵, 使其相互在对等额内消灭。抵销债务, 也就是抵销债权, 为抵销的债权即主张抵销的债务人的债权, 称为动方债权、主动债权或能动债权;被抵销的债权即债权人的债权, 称为受方债权或被动债权、反对债权[1]。从对债权标的是否为同一种类可将抵销的分为法定抵销与约定抵销, 《合同法》第99条规定为法定抵销, 第100条为约定抵销。因为约定抵销权是在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情况下行使, 具有很强合意性, 故抵销权应仅指法定抵销情形。我妻荣认为, 抵销权是指“作为对立的同种债权的当事人抱有依将来的抵销能够得到清算之合理期待的人的地位”。民法承认抵销的理由是为了排除互负债务的当事人在各自请求履行上的不方便和不公平而设定的, 同时, 抵销发挥了债权的担保作用[2]。

在罗马法时期, 债权是连接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法锁, 无论哪一端改变, 都认为债权失去同一性而不承认债权让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将债权作为一种财产看待, 债权人的更改、诉权的让与、以催收为目的的自己的委任等制度被广泛应用, 从而动摇了债权为法锁的观念。债权让与是指债权转移, 也就是债权主体变更, 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债权让与, 是指债权人的债权由第三人承受, 即第三人参与债的关系而成为新的债权人。这种意义上的债权移转既包括因法律规定或裁判而发生的债权转移, 也包括因当事人间的合意而发生的债权移转。狭义的债权让与, 是指基于法律行为而发生的债权移转, 而不包括依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发生的债权移转。基于法律行为而发生的债权让与多依合同的方式为之, 因而, 狭义的债权让与, 一般是指在不改变债的内容的前提下, 债权人通过与第三人的协议将其债权转让给第三人。

债权让与情形下的债务人抵销权行使涉及债权让与与抵销权两大制度的衔接, 该问题的实质是对债务人利益保护问题。我国仅有《合同法》第83条与《破产法》第40条对该问题有直接规定, 但两个法条的规定不足以厘清如此复杂的问题, 实务中掌握标准不一, 法律规定也不明确, 在此情况下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就显得更为必要和紧迫了。

《合同法》第83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让与通知时, 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 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主动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 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从甲处借款负50万元债务的乙, 对甲取得20万元的销售价款债权, 乙的债权先于甲的债权到期, 此时甲将对乙的债权让与丙, 并通知乙。乙的主动债权的取得时间对其抵销权的行驶有何影响?若让与通知到达乙时, 主动债权与被动债权均未届清偿期, 乙的抵销权行使又有何障碍?若甲仅让与20万元债权于丙, 乙应向谁主张抵销?债权让与中债务人行使抵销权的条件、主动债权未届清偿期情形下的抵销、债权部分让与形态的债务人抵销为本文的重点研究问题。

二、债务人行使抵销权的条件

1. 需于让与通知时获得主动债权

对于主动债权的取得时间, 《合同法》第83条规定必须在债务人接到让与通知时取得, 若是在让与通知后取得主动债权, 就不存在抵销的问题了, 因为此时债权已经转移至受让人手中, 债务人对让与人所具有的债权在法律上属于完全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 不具有对其债权实现的担保作用。如果债务人的主动债权是在让与通知后取得的, 则债务人的权益并不受不当影响, 也就不能作为主动债权进行抵销。

债务人在让与通知时取得对让与人的债权是债务人行使抵销权的基本前提。纵观其他国家立法例, 在这一问题上各国立法例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 《瑞士债法典》第1966条规定:“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时已经存在的债务人有权对抗债权转让人的抗辩事由, 可以对抗债权受让人。”法国自其颁布以来的特别法立法经验、判例和学说的精华以及大陆法系诸国的先进经验集大成的学者法《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1966条规定: (1) 债务人可对受让人提出他可对让与人提出的、在他知道让与情事时可利用的一切抗辩; (2) 如果他对让与人享有某一当时还不能要求履行的债权, 如果其债权不晚于被让与的债权到期, 他可诉诸抵销。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404条也做了类似规定。

若对主动债权的取得时间不做限制, 则可能使债权让与流于形式。《合同法》第83条规定是为了保护债务人的利益而做的特别规定, 而这种情况下债务人抵销权的行使会危急到受让人债权的实现, 而受让人受让债权能否实现, 是债权让与制度的核心[3]。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债权人破产时, 若不对主动债权取得时间加以限制, 就会造成债务人低价从债权人的债权人处取得债权并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同时使得受让人和债权人处于不利益地位。而这是与民法的公平原则背道而驰的, 故我国《破产法》第40条对此行为做了规定。

2. 债务人的债权应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

抵销权是依照一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就能发生法律关系变动的能权, 是形成权, 因形成权是依据当事人一方意思表示即可使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动, 故对这一权利的行使是具有严格限制的。抵销权是作为一种债权效力被承认的, 债务人对其债权人取得取得同种债权时, 两债权相互担保和信赖, 先届清偿期的债权应先得到实现, 若该债权人放弃法律赋予的期限利益, 则其可以与后到清偿期的债权在相同额度内相互冲抵, 这样一来就避免了债务分别履行的繁琐, 二来避免了后届清偿期债权的债务人因财产状况恶化不易收回债权的风险, 抵销权正是以方便和公平为目的的制度。而该制度实现的关键在于, 先届清偿期债权人放弃期限利益, 先届清偿期的债权被称为主动债权。

若债务人的债权晚于转让债权到期, 债务人无期限利益可放弃, 在最终的债务清偿中处于被动地位, 当然也就不能主张抵销了。例如, 债务人于收到让与通知前与让与人签订租赁合同, 取得租金债权, 该租金债权的清偿期在被让与债权的清偿期之后, 债务人便不得以该租金债权抵销受让人受让的债权。因为债务人取得对于让与人的债权较已经让与的债权在清偿期方面过迟[4]。抵销权由主动债权的债权人享有是抵销权制度存在的重要基础, 而债权转让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受让人债权的实现, 债权转让中的抵销权行使更应严格遵守抵销权制度的一般规定。

三、债权部分让与形态下的抵销权行使

合同法第83条规定“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这里的“可以”的含义为何。若是债权全部让与的情况下, 对该法条理解不存在问题, 其意思应是可以在向受让人主张抵销或者向受让人清偿之间选择, 因为此时债权已经全部转让给了受让人。但如果是在债权部分让与的情况下, 就会出现歧义。如上例中, 甲将20万元债权让与给丙, 并通知乙, 此时甲丙均对乙具有债权, 此时“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就可能导致“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也可以向债权人主张抵销”的理解了。

澳大利亚1957年的判例认为应适用平衡安排规则, 对受让人和让与人的债权按比例进行抵销[5]。德国判例认为, 即使让与人所剩余的债权超过债务人主动债权的数额, 受让人也不得主张债务人应对让与人的剩余债权为抵销, 因为受让人就让与人所剩余的债权无处分权[6]。而英美法系等多数国家则认为债务人有权在两个债权中进行选择, 自由决定对哪个债权进行抵销。选择说也是目前主流学说, 他们的理由在于, 抵销权是形成权, 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 受让人无权否认债务人的抵销行为[3]。但该学者的解释过于牵强, 他只解释德国判例的合理性, 并没有为选择说提供法理支撑。笔者认为, 平衡安排原则因履行上的不经济容易给当事人增加负担, 选择说的合理性在于债务人有权对其合理期待予以放弃。我妻荣就很明确的指出, 抵销制度保护的不仅限于现在可抵销的人的地位, 还应包括能预见到因将来抵销而清算的人的地位。银行以在自己银行存款作为抵押向存款人融资就是典型的案例, 如果存款的债权的清偿期比借贷债权的清偿期要晚时, 银行无需在将来的借贷债权的清偿期到来时采取执行等手段, 而可以等待存款债权的清偿期到来而期待清算, 这种期待从抵销制度的目的而言具有受到保护的合理性。就债权部分让与而言, 债务人可选择抵销的法理在于债务人放弃了其债权与原债权人债权对在届清偿期后在相等额度内冲抵的期待。

然而, 在笔者看来, 选择说并非最佳的解决方案。假设甲是一个频临破产的公司, 若乙选择向受让人丙抵销, 那么丙不能从乙处实现债权, 丙需再次从甲处受让债权, 而甲对乙的剩余30万元债权则为甲的破产债权, 由甲的债权人平等受偿, 这样可能会使丙遭受不利益。债权让与制度的核心是受让人所受让的债权能否最终实现。但债权让与会使得债务人处于不利地位, 债权的自由转让必须在不损害债务人现有利益前提下进行, 债务人不应因债权的让与而增加自己的负担或丧失应有的权利, 对债务人的保护和促进债权的自由流转是债权让与制度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8]。债权让与涉及让与人与债务人之间以及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两个法律关系, 而债权让与中抵销权的行使不涉及债权人利益, 而不利后果却由债务人或受让人承担, 似有不合理之处。债务人不能因与自己无关的债权转让而影响到自己的权利, 让与债权原本发生与让与人与债务人之间, 债权的发生是基于一定的交易背景所产生, 包含着一定的信赖利益与人际关系。社会是由社会人组成的, 不可能凭空在陌生人之间产生法律关系, 债权债务在原产生双方之间予以实现是最理想的状态, 也即中国古语中的“解铃还须系铃人”。

如果在债权让与后一段时间债权人与受让人才履行通知义务, 此时债权人已经进入破产程序, 债务人对债权人所享有的债权已经转为破产债权, 债务人抵销权行使不能。此时, 债务人应直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理由在于, 通知义务是债权人与受让人的义务, 原则上应于让与时作出, 不履行该义务是债权人与受让人的过错, 即使不承认受让人通知的效力, 那么受让人也有权利请求债权人履行通知义务。当发生债务人对债权人抵销不能的不利后果时, 该不利后果应由过错方承担, 因债权人已进入破产程序, 故应由受让人承担该后果, 此时直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笔者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 应赋予受让人一种类似“先诉抗辩权”的权能, 即债务人主张抵销时, 应先向让与人主张, 若让与人因进入破产程序等导致抵销不能时, 再向受让人主张。如果受让人在抵销前向债务人主张债权, 则债务人应在与让与人抵销之后再行向受让人清偿, 如果让与人处未让与的债权不足以抵销, 剩余部分可向受让人主张, 未抵销部分应向受让人清偿。如上例中, 甲将对乙的40万元债权转让给丙, 丙向乙主张实现债权时, 乙可以先抵销与甲的10万元债权, 再与丙抵销10万元, 剩余30万元应向丙清偿。因为抵销是形成权, 只需要债务人发出抵销的意思表示即可达成, 对债务人也未增加履行上的困难。这样, 就平衡了受让人与债务人的利益。

四、主动债权未届清偿期的抵销权行使问题

若主动债权与被动债权均未届清偿期, 此时能否主张抵销?我国有学者认为, 根据《合同法》规定, 债权让与中债务人的抵销还要求主动债权在让与通知到达时已届清偿期[9]。目前大多数国家立法以让与通知时间点作为平衡债务人与受让人利益的基准点, 但对这一问题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主张, 一种观点是法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态度, 他们认为在通知债务人之前, 抵销权必须实际上可行使, 即主动债权和被动债权必须于通知前同时均届清偿期, 其立法目的在于防止破产程序的抵销扩大至对包括债权受让人在内的一些介入人的抵销。另一种观点是英美法系、德国法及其他国家规定, 他们认为:如果两个相对债权都产生于债务人知道债权让与之前, 债务人不应失去其所应有的任何抵销权, 至于债权让与后抵销权才能实际行驶, 这并不重要[5]。

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 因为债权转让是与债务人无关联的的法律关系, 在互负债务的情况下, 债务人具有期待着自己债务的清偿期到来时用自己债权与之在等额上抵销, 或者对于可得主张抵销具有利益, 这种利益若因与债务人无关的事由而被剥夺, 有悖于公平理念[10]。考查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 也多承认此种情况下债务人的抵销权。《瑞士债法典》第169条规定:“如果反诉债权在转让债权之后才到期, 即使该债权在此时尚未到期, 债务人也有权以之对债权人抵销。”

仔细研究我国《合同法》第83条可发现, 我国立法与瑞士立法采取了同样的立法理由。该条规定的全文是“债务人接到债权让与通知时, 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 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 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从语法上分析, 该条规定不能得出“债权让与中债务人的抵销还要求主动债权在让与通知到达时已届清偿期”的结论。该规定的主句为“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而“债务人接到债权让与通知时”为时间状语, 修饰“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中的动词“享有”, 而不是修饰“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这一宾语从句。由此分析可知, “主动债权在让与通知到达时已届清偿期”并非债务人行使抵销权的要件。部分学者认为:“确认债务人的抵销权, 也是为了充分保护债务人的利益, 但债务人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必须要对原债权人享有债权且该债权必须是到期的债权”[11], 该观点是对法条的误解, 原因在于其没有认真分析该法条语法结构。

从法理上来讲, 要求主动债权已届清偿期也是极不合理的。非债权让与状态下抵销权的行使必须要求主动债权已届清偿期是无需赘述的, 但债权让与情形下的抵销权行使不同于一般抵销权的行使, 因为这种情况下, 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发生变动, 其情形比一般抵销更为复杂。债权的流转是近代以来债权物权化大潮的一个节点, 债权是相对权, 具有隐秘性和私人性的特征,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 债权让与就是债权人的“违约”行为。若一味要求债权让与形态下的抵销权行使必须严格遵循一般抵销权行使条件, 则会使得主动债权未届清偿期的债务人因为债权人的行为而丧失了抵销权, 明显是对民法公平原则的违反。

在债务人与让与人互负债务, 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主动债权情况下, 让与通知到达时, 不管债务人的主动债权是否已届清偿期, 只要其清偿期不迟于被动债权, 即可向债权人主张[12]。这是因为债务人主动放弃期限利益, 以将来所有之抵销权提前行使。这样, 可以较好兼顾债务人和受让人利益, 实践上也具有合理性。

对于主动债权经过诉讼时效变为自然债务的抵销问题, 笔者认为自然债务不能作为主动债权予以抵销, 但可以作为被动债权抵销。在债务人的主动债权未经过诉讼时效之前可以作为主动债权向受让人或者债权部分让与情形下向债权人主张。因为抵销权是一种形成权, 抵销权的除斥期间应是主动债权可通过诉权予以实现的期间。当主动债权与被动债权都经过诉讼时效时, 当然谁都可以主张“抵销”, 这里的“抵销”不是一种法定抵销权, 而转变为一种“约定抵销”。

五、结论

债权让与中债务人抵销权的行使, 必须同时遵守抵销权和债权让与的一般规定。未届清偿期的主动债权只要其清偿期早于或与被动债权同时期, 即可主张抵销, 这是与一般的抵销制度不同之处, 我国《合同法》第83条的表述不是很明确, 但通过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的即可得出明确结论。

债权让与情形下的债务人抵销权的行使必须保护债务人的利益, 但同时须兼顾受让人的利益, 既不能使受让人受让债权无法实现而使债权转让流于形式, 也不能由债务人遭受与自己无关法律行为所导致的不利后果。对受让人和债务人利益的兼顾, 不仅是民法公平原则的体现, 更是债权让与和抵销权制度的内在要求。从总体上讲, 不管向谁主张抵销, 债务人只可能存在履行手段上的困难, 而不会实体利益受损。而受让人的债权若被抵销的话, 可能会使债权让与没有任何意义, 当债务人利益与受让人利益冲突时, 应先从公平原则出发平衡二者利益。债权部分让与的情形下的抵销权行使, 应由债务人先行向让与人主张, 让与人未转让债权不足以抵销时, 不足部分再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当债权人因进入破产程序等导致抵销不能时, 可直接向受让人主张。

所以, 建议相关部门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合同法》第83条予以明确, 对债权部分让与和主动债权是否必须届清偿期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以统一实践中的标准。

摘要：债务人在让与通知时取得对让与人的债权是债务人行使抵销权的基本前提, 若对主动债权的取得时间不做限制, 就可能使债权让与流于形式。债权让与的核心价值是保障受让人债权的实现, 而抵销权制度的存在价值是为了保护债务人的利益, 债权让与制度下的债务人抵销权的行使是债务人与受让人利益保护的平衡。债权部分让与是将部分债权进行让与, 若在受让人受让债权后还未行使的情况下, 债务人向其主张抵销, 就会使得受让人向让与人主张瑕疵担保责任, 增加了交易成本。债权部分让与情形下, 债务人主张抵销时应先向让与人主张抵销, 在抵销不能时, 再行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关键词：债权让与,债务人抵销权,主动债权

参考文献

[1]王利明, 《民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7月版, 第350页。

[2]我妻荣著, 王燚译, 债权总论,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年版, 第263-285页。

[3]申建平, 论债权让与中债务人之抵销权, 法学, 2007年第5期, 第85页。

[4]史尚宽:《民法债编总论》, 陈荣隆修订,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445页。

[5]张学安:《银行跨国业务中的抵消问题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97页。

[6]史尚宽:《债法总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第732页。

[7]崔建远:《合同法》, 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第220页。

[8]韩世远:《合同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第567页。

[9]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版, 第536页。

债权人撤销债务人之继承权 篇5

关键词：债的保全;撤销权;放弃继承权

一、债权人可否撤销债务人之继承权问题的提出

（一）立法矛盾。根据我国《合同法》第73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务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为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12条，具体列举了几项《合同法》73条所规定的“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其中就包括基于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由此可见《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体认定继承权是债权人不可撤销的权利。但是，最高院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意见第46条规定：“继承人因放弃继承，致其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由此可见，债务人为逃避债务而放弃继承权的行为，债权人依法可撤销。

（二）理论争议。在债法理论上，身份之行为，例如婚姻、离婚、子女收养、终止收养关系、非婚生子女之认领、继承之抛弃或成人等，因此间接地对于债务人财产发生不利益之影响，债权人不得撤销之。这一主张原因主要是遗产尚未构成债务人的财产，不宜列入债权人撤销权的势力范围。虽然继承权以财产为标的，但并未减少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放弃继承权是简介减少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的行为，减少了债务人的预期收入，且次收入可用于清偿债务。

从继承权的内容来看，它们是按照法律的直接规定或者合法有效的遗嘱的指定而取得被继承人的遗产，因而属于财产权，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但是放弃继承权之意思表示的做出，不得影响继承人履行法定义务。债务人清偿债务，是继承人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这一点毋庸置疑。而放弃继承权的意思表示，会减少债务人预期可偿还债务的责任财产，会影响继承人履行法定义务。

（三）继承权性质。财产继承权是以特定人身关系为前提所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一定的人身关系是确定继承权的依据，没有这一前提不会产生继承权关系。但是，与死者不具特定人身关系的自然人，可以作为受遗赠人，或者取得适当遗产，但均非以继承人的资格进行继承。由此可见，虽然继承权作为一种以特定人身关系为前提所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但仍存在非继承人可享有遗产的情况。因此，虽然债权人与被继承人不具特定人身关系，但债权法中将继承权认定为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使债务人不得享有撤销债务人放弃继承权的行为的权利，是不合理的。

二、债权人可撤销债务人之继承权的原因

（一）权利义务相对性。随着法律的社会化和法律价值取向的不断变化，权利本位逐渐成为法律价值的主导。在此大背景下的继承权就是权利为主，义务为次的一项权利，继承权内容多以权利的形式呈现。继承人有放弃继承的权利，但权利与义务是相对的，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利。放弃继承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同样受制于法律规定的限制，即在特定条件下行使的放弃继承行为可被撤销。因此，放弃债权行为应具有法定可撤销的条件。

（二）放弃继承权的恶意性。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条件中，若债务人与第三方受益人间的行为时无偿的，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除客观条件外还需具主观条件，即债务人有恶意为之，撤销权才能成立。毋庸置疑的是放弃继承权是无偿行为，且是一种对已处于债务人控制之下的权利的放弃，因为从继承伊始，债务人就已享有遗产的所有权。那么争论的关键就在于债务人放弃继承是否算主观恶意。虽然现实生活不发善意放弃继承权的行为，同时作为债务人和继承人而放弃继承权的情况就却为之甚少。对于债务人放弃继承的行为，笔者认为是对债权人债权的再次侵害。即有履行清偿义务的条件却不履行，使本应得到清偿的债权人的债权再次不能得到救济。因此，此类放弃继承权之行为实属恶意，应当满足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主观条件，若同时具客观条件，则此放弃继承行为可撤销。

（三）放弃之继承权最终归属的不确定性。若债务人放弃继承遗产，则遗产的最终继承权的归属具有不确定性。债权人所享有的债权，在法定条件下有优先获得清偿的权利。而在现实情况中，有下一顺位继承人继承遗产的情况最多见。以此为例，下一顺位继承人往往与债务人有密切联系。可能是近亲属或其他亲属，或有利害关系之人。被放弃的遗产有能被债务人所实际利用的可能。被放弃之遗产最终归属的不确定性，也是债权人利益得不到保障的不确定性。债权人在债务人放弃继承权之前，该部分遗产有清偿债务的义务。

综上所述，为保障债权人债权的有效实现，防止逃避债务的行为，债权人应当具有撤销权，来撤销债务人放弃继承权的行为。

三、放弃继承权后的撤销权救济构想

（一）有顺位继承人且为债务人近亲属的情况。债务人放弃继承权后，依法有下一顺位继承人且下一顺位继承人为债务人之近亲属的，债权人应享有请求均等分配遗产的权利，请求范围以债务标的为限。如上所述，下一顺位继承人由于与债务人之间的近亲属关系，使遗产有极大可能性仍可由债务人支配。为避免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这部分情况，应给予债权人该请求权。这一救济措施也是由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实际所影响。介于我国近亲属一起居住生活的习惯，以及尽管不一起生活居住，近亲属间却仍保持密切的生活或工作中的联系这一事实情况。尽管债务人放弃继承权，遗产所有权尽管不属于债务人，但遗产使用仍是围绕债务人生活所展开。

（二）有顺位继承人且不为债务人近亲属的情况。债务人放弃继承权后，依法有下一顺位继承人且下一顺位继承人不是债务人之近亲属的。若最终遗产被债务人近亲属以外的人继承的，债权人应无权撤销，但有监督该遗产使用的权利。非债务人近亲属继承了遗产，债权人仍应当具有防止债务人怠于履行清偿义务的监督权。当然，该监督权的具体行使具有难度，但介于最终继承人与债务人的关系，这只是形式意义上的一项权利，而非实际意义上的权利。而且该权利是债权人的撤销权弱化后的结果，其效力不能和原始债权人所享有的撤销权相比。

（三）无顺位继承人的情况。债务人放弃继承权后，依法没有下一顺位继承人的，债权人应有权请求债务人承认继承。若最终遗产被遗赠，则债务人应有请求债务人承认继承遗产的权利，财产继承额以债务额为限。该请求权，是撤销权的间接表达和延伸，遗赠不是一向义务而清偿债务是一项义务。若债务人放弃继承，在明知遗产会被遗赠的情况下以放弃继承方式逃避义务，应当予以制止。债务人怠于行使继承权且被继承人意愿无法实现，即遗产得不到有效继承，债权人行使该权利技能保障被继承人意思表示的实现，又能保障自己的债务得以回收。

总结：债的保全是债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是保证债的适当履行的救济手段。鉴于社会实践中往往会发生债务人放弃继承权而逃避清偿债务义务的行为，给予债权人权利，以撤销债务人之放弃继承权的行为，能防止债权不能实现与未然。只有债权人有权撤销放弃继承的行为，才符合债的保全制度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1] 史尚宽：《债法总论·中》，自行出版，195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