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之光（通用7篇）
八月之光 篇1
互文性, 又译为“文本间性”“文本互涉”, 字面意思指文本之间互相指涉、互相映射的性质。互文性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概念 (本文主要讨论文学文本的互文现象) 最早是由法国文学批评家亚·克里斯蒂娃1960年代依据巴赫金的“对话性”和“复调”理论提出的。她宣称:“‘文学词语’是文本界面的交汇, 它是一个面, 而非一个点 (拥有固定的意义) 。它是几种话语之间的对话:作者的话语、读者的话语、作品中人物的话语以及当代和以前的文化文本……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 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1]
“互文性”指文本间发生的内在性联系, 这种深层内在联系表现在作品、作者和读者等层面。就作者而言, 任何文学创作都不能与文学和文化传统割裂开来, 作家的文学素养越深厚程度, 作品的互文性越突出。就读者阅读的层面分析, 读者个人阅历、文化修养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影响甚至决定着文本的阐释。因此, 如若文本与读者的某些情感、经历等相似, 便构成互文性, 进而引发读者的共鸣并邀请读者参与到文本意义的无限建构中, 在里法特尔看来, “读者对作品的延续构成了互文性的一个重要的层面。”[2]
文本之间相互指涉和映射, 使文本产生异质性和对话性, 研究新文本与原文本的“同中之异”是互文性研究的价值所在。互文性文本之间的互相影响、否定和颠覆使得文本意义变得不确定, 使作者在传统文本中的主体创作地位面临挑战, 而各种不同的声音和意识形成的多元主体互相阐释﹑互补甚至对抗, 因而文本的意义取决于读者的主观能动解读。正所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总之, 互文性理论认为任何文本都处于一张由其他文本、文化所构成的系统的中心, 并形成相互参照、彼此关联和开放式的对话关系之中, “互文性让我们懂得并分析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即文学织就的、永久的、与它自身的对话关系,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 而是文学发展的主题”。[2]
一.文本间的指涉———乔和《圣经》中耶稣原型的对比
威廉·福克纳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富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 在小说写作技巧的创新与改革方面令同时代的作家望其项背。他生于素有“圣经地带”之称的美国南方, 在基督教文化的浸润下成长, 思想和创作受到其潜移默化影响, 作品对《圣经》有大量的指涉。他曾说:“基督教的传说是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像他那样的“南方乡下孩子的背景中的一部分”, “我在其中长大, 消化它, 不知不觉地吸收它。它就在我身上, 这与我究竟对它相信多少毫无关系。”[3]然而, 他对基督教文化向来抱以批判地继承的态度。仔细分析福克纳的作品中对基督教原型的借用和指涉, 读者不难发现, 他的写作并不以宣扬基督教教义为目的, 基督教文化只是他小说根植的文化土壤。他的所有作品中, 从未以上帝为中心。如他自己强调的, 他的创作目是“写人”, 刻画人物及洞察人物微妙的内心世界是他写作的原动力, “我主要是对人类自己感兴趣, 对与他自己, 与他周围的人, 与他所处的时代和地方, 与他的环境处在矛盾冲突之中的人感兴趣[3]。所以他的思想核心不是神道主义, 而是人道主义。他在作品中大量指涉《圣经》典故, 创造了一些人物与《圣经》人物特别是与耶稣形象形成影射, 都是服务于这个目的。他说, 《圣经》原型只是“木匠”手中像“斧头”那样的“工具”, 是用来塑造人物, 表现他同自己和社会的矛盾冲突, 并对其进行道德评判这个目的服务的。所以, 他说:“无论任何时候, 只要我的想象和那种模式 (指基督教的象征模式) 的框架发生冲时……我相信总是那种模式不得不退让。”[3]他在创作中大量影射基督教人物原型与典故, 与《圣经》形成文本间指涉, 赋予了文本跨时空的历史厚重感, 而这种指涉仿佛只是冰山一角, 引人洞究深埋其下的主题———对人性的探讨和对种族主义的批判。
在《八月之光》中有大量的对基督教文化和典故的影射, 尤其值得一提的福克纳以耶稣基督为原型塑造了核心人物乔·克里斯默斯, 一个倒置﹑遭流放的耶稣。
乔与耶稣有许多对应之处:圣诞节的早晨一个被当做私生子的婴儿被遗弃在孤儿院的门前, 他被养父克依琴抚养;而耶稣也是童真女玛利亚感悟神旨怀孕所生的儿子, 由约瑟夫抚养成人。乔·克里斯默斯的名字的缩写与耶稣基督相同。这个名字包含了对耶稣的双重戏拟。基督即弥赛亚———犹太人所期盼的拯救者;乔即约瑟夫的昵称, 是耶稣在名义上的父亲的名字。因此乔·克里斯默斯这个名字影射了耶稣基督身份的双重性———人性和神性:耶稣既是神所派来的拯救者, 又是人的儿子。他必须承担起肩负着上帝拯救人类的重担, 是人和神﹑罪恶和圣洁之间的使者。而克里斯默斯的悲剧原因也是他身份的双重性:外表上他看起来是一个白人 (遭到黑人的诅咒) , 可他深信自己的身体里流淌着黑人的血液 (遭到上帝的诅咒) 。因身份的不确定, 他遭到了黑人和白人社会的排斥, 内心漂泊在孤独的荒原, 一生都在苦苦寻求身份的认定。这注定了他悲剧性的命运。乔为寻找自己的身份而四处流浪漂泊, 耶稣为了得到别人对他是“上帝之子”的承认而四处为人治病布道, 这种戏拟和反讽, 戏剧化的揭露了在加尔文主义统治下的种族主义对人性的戕害, 突出了对种族主义的批判这一主题。
除此之外, 小说情节设置多处与《圣经》吻合, 以耶稣为原型塑造了一个现实社会中深受种族主义迫害的倒置的“耶稣”形象。圣母玛利亚是在伯利恒的马厩里生下了耶稣, 而乔对于马厩似乎有着别样的眷恋:乔选择把私自买来的衣服放在马厩的隐秘处, 因为那里让他感觉到安全。另外《八月之光》主要描述了乔最后三年在杰弗逊镇的生活与遭遇, 巧合的是, 《圣经·新约》四福音书主要记录耶稣最后三年的生活与言行。另外, 乔33岁来到杰弗逊镇,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恰是33岁。乔和耶稣都遭到了亲信的背叛, 甚至叛变者的名字卢卡斯与犹太的英文拼写也酷似。乔在被捕前继母为其洗脚, 而耶稣被捕之前也曾有一位妇女为其洗脚, 一个信徒用香油为其洁身。乔和耶稣同样不被他所生活的时代所容忍。乔选择在星期五之后结束逃亡, 主动回到杰弗逊镇承担一些的酷刑, 而星期五正是耶稣的受难日。乔·克里斯默斯遭私刑残酷处死, 而耶稣也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难而死。巧合的是乔身上有五处枪伤, 耶稣身上也恰好是五处伤。
总之, 从人物塑造分析《八月之光》都体现了和圣经的互文性。这种互文不是全盘接纳, 而是根据小说主题的需要, 或继承或改写, 在福克纳的大部分作品中体现了这一特征。
有人曾做过如下的评论:“福克纳如此有效地包容和戏剧化了基本的基督教观念, 以至于他能公正地被认为是我们时代最深刻的基督教作家之一。在他的作品的每一处都有基督教的原型前提, 每一处都有灵与肉的冲突。”[4]《八月之光》中, 小说人物以耶稣基督为原型, 《圣经》中那个仁慈博爱的耶稣在小说中被倒置﹑遭流放, 给读者以跨越时空的历史厚重感, 形成文学审美和道德评判的强烈反差与冲击, 使得美国南方加尔文主义和清教主义支持下的种族主义对人性的摧残和迫害更加触目惊心, 激励着人们“人类独有的真理性, 真感情, 真精神”[5]的探求。
二.文内互文性———复调叙事
“复调”小说理论是俄罗斯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提出的, 他认为:陀氏创立了一种新的小说模式—————“复调小说”, 一种新的体裁, 其特点是它包含不受作者自己权威性控制的, 相对自由、独立的多种声音。复调小说着力于刻画那些有着同等价值的各种不同的独立意识, 以及各自形成的相对独立的世界, “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 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中, 而相互间不发生融合。”[6]它们之间形成了对话与对位的关系。《八月之光》即讲述了5个几乎独立的故事, 读者很容易辨别出各个故事的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对话性, 各主人公之间、主人公与作者的平等对话关系。这种大型对话, 似乎是各种声音的狂欢。“狂欢”这一概念, 当代美国学者伊哈布·哈桑曾指出:“狂欢, 这个词自然是巴赫金的创造, 它丰富地涵盖了不确定性、支离破碎性、非原则性、无我性。”[7]狂欢这种缺乏统帅和权威性的叙述特征在福克纳的《八月之光》中表现为多种叙述声音的并行不悖﹑相互影响, 各叙述者的意识和叙述者之间呈现出对话关系, 各种意识和声音互补﹑交锋, 呈现出万花筒似的多元文本结构和扑朔迷离的文本意义, 体现出文内互文性的关系。这种文内指涉邀请读者参与到文本意义建构中, 而读者自身的阅历﹑文化素养﹑所处的社会环境等因素对文本的解读影响重大。
对话性是复调理论的核心和精髓, 也是复调小说所具有的最显著特征之一。而《八月之光》从形式到内容充分体现出全面对话性。首先对话精神贯穿小说结构, 形成结构上的“大型对话”, 即故事线索、人物组合原则的“对位性”;其次, 是小说中的“微型对话”, 这体现在作品中人物对话和人物内心独白中的“双声语”中。
1.文本结构的大型对话
小说并置了五个独立的故事, 故事情节并无逻辑关联, 在主题和旋律方面的相同和不同形成了对话和对位关系。乔、莉娜、乔安娜、拜伦和海托华的故事世界都以“追寻”为共同的主题, 但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反差。福克纳尽力并置同时存在的各种矛盾和斗争, 给读者呈现的是一个多元的小说世界, 作家和读者对小说人物和世界的探究主要集中在同一空间的存在里, 而不是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中。这种在同一个时间框架内描述人物各自独立的世界和故事的手法, 给读者呈现的仿佛是万花筒的横切面, 缔造了小说结构和人物关系上的“大型对话”, 使小说显著的共时性特征, 给读者对现实世界有五彩斑斓、万象纵生感官体验。钱中文先生把这种横向的艺术描写称作共时艺术, 它揭示了小说艺术时空关系上的新变化。[6]
2.微对话:人物的内心对话
《八月之光》小说语言细腻地刻画了人物内心的矛盾斗争。巴赫金把这些小说人物的语言描述为“双声性”的。小说的语言形成了“微型对话”, 即人物的内心对话。巴赫金做了如下阐释, “对话还向内部深入, 渗进小说的每种语言中, 把它变成双声语, 渗进人物的每一手势中, 每一面部表情的变化中, 使人物变得出语激动, 若断若续”[6]。由“双声语”组成的微型对话的特点是:话语有双重指向性, 它不仅像普通话语一样有具体的内容所指, 而且还对另一个人的话语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微型对话”依赖于人与人的对话关系、人的自我意识的双重性, 体现在作品中人物对话和内心独白的“双声语”中。
《八月之光》第四章完全由拜伦和海托华的对话构成, 他们之间的对话明显具有“双声”的特点。故事发展的情节、人物的性格和人物之间的关系通过人物间的对话呈现给读者。对话体中每一方的对语都对对方的语言进行预想﹑揣测。每一方的对语都与对方语言有着对话关系, 或同意或反对, 或肯定或补充, 或问或答。如当海托华提问到, “可是, 她正在寻找他, 而你帮她找到了他。你做的事不正符合她的愿望吗?这不正是她从亚拉巴马州一路来寻找的吗?”[8]这些话语的第一层意思是具体内容所指, 即海托华想知道拜伦是否如了莉娜所愿;而另一层意思则是海托华对提问做了自己否定。这便是基于人物对话基础上的“微型对话”。
人物的内心独白也存在着“微型对话”。这种自言自语的“双声语”, 被称作对话式的内心独白。乔安娜·伯顿是作品中有着分裂人格的典型复调人物之一, 这主要体现在她和克里斯莫斯的关系中。最初她试图和他保持距离;然而却无可救药地陷入一种疯狂的两性关系中。她即感到罪恶, 又沉溺于情感的漩涡难以自拔, 内心在斗争中煎熬。她喊道, “我还不准备祈祷呢……现在可别逼我一定要祈祷, 亲爱的上帝, 让我遭受诅咒的时间长一些, 再长一些……还不到时候, 亲爱的上帝。还不到时候, 亲爱的上帝。”[8]这里乔安娜的内心独白即为对话式的, 对话的双方为上帝和她的另一个自我。她在向上帝忏悔的同时, 又为自己辩护, 两种声音此消彼长, 不相伯仲。
《八月之光》与《圣经》形成历时层面的互文, 通过对圣经原型的模仿和转改写, 深化了主题, 给读者以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沉淀的审美享受。“重写神话绝不是对神话故事的简单重复, 它还叙述故事自己的故事, 这也是互文性的功能之一:在激活一段典故之余, 还让故事在人类的记忆中得到延续。对故事作一些修改, 这恰恰保证了神话故事得以留存和延续”。[2]《八月之光》的文内互文性体现在它的复调叙事上。它堪称一部经典的复调小说。小说中的语言、人物、结构等元素无不体现出了复调小说的特征。无处不在的复调特征赋予《八月之光》开放性、多元性、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小说的意义取决于读者对文本的解构。复调小说通过对话性的本质, 将纷繁复杂的宏观世界以及人物内心矛盾斗争的微观世界惟妙惟肖的呈现给读者, 引发读者对人性和各种社会矛盾的深入思考。《八月之光》是福克纳小说艺术思考和创作革新的典范, “与一般通俗小说不同的是, 《八月之光》所表现的文化意蕴、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对人性的揭露以及它对现实主题的关注使作品本身变得既有深刻的思想又是一部具有强烈艺术性的作品”[9]。
注释
1[1]Julia Kristev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TheKristeva Reader, ed.TorilMoi, Oxford:BasilBlackwell1986.
2[2]蒂费纳·萨莫瓦约著.互文性研究[M].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3[3]F·格温, J·布洛顿纳.福克纳在弗吉尼亚大学讲演录, 1957-1958[Z].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 1959.
4[4]四十年间评论集[C].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1981.
5[5]建刚, 宋喜.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获奖演说全集 (1901-1991) (金一伟编译) [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3.
6[6]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7[7][美]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折[A].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M].广西:漓江出版社, 1991.[8威廉·福克纳.八月之光[M].蓝人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8[9]江智利.论克里斯默斯在《八月之光》中的文化与文学功能[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7 (5) .
八月之光 篇2
关键词：八月之光 福克纳 生态女性主义
作为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人物，福克纳始终关注家乡的生态发展、关心南方女性的生活环境和人文环境，并在作品里表达了自己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在《八月之光》中，通过从外表描写、情感经历、命运结局等方面将两位女性人物进行对比，读者得以解读福克纳的女性生态主义思想。
一.外表描写的对比
生态女性主义相信女性与自然有极大的亲近性，妇女生来就与自然有着亲切感，总是希望与自然和谐相处，女性可以自然化，自然也可以被女性化。因此自然被视为一个养育万物的母亲，妇女则常常被比作孕育生命的大自然。
小说伊始，映入读者眼帘的是行走在路上的莉娜·格罗夫：穿着没有式样的褪色的蓝布衫、戴着褪色的蓝遮阳帽，赤着脚，没有穿袜子，手里拿着扇子和行李包，扇子沿边整整齐齐地镶了一圈同帽子和衣裙一样的蓝布。虽然由于怀孕身子笨重，但即使经过了四周的长途跋涉，始终神态安详，“一张年轻快活的面孔，诚挚友好而又机灵。”（福克纳，2008：7）莉娜的形象简单、朴实，这个来自乡村的姑娘，生活经历简单，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没有见识过现代社会的文明，更没有被现代工业文明侵染。在寻找“丈夫”的路途上，她总是乐观自信，带着一种内心澄明的安详与平静，就如她的外表，使人觉得凝重踏实。她的形象仿佛是大自然的化身，负荷的身孕象征着大自然潜在的篷勃生机；沉静的神态象征着大自然宽厚淳朴的胸怀和女性的坚韧品质；朴素的衣着象征着大自然提供给人类的原始资源，虽然简朴却足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
树林的深处，一座孤零零的老房子里，住着乔安娜·伯顿---一个中年未婚女人。她与莉娜的相似之处在于，两人都是未婚并怀有身孕。但在福克纳笔下，乔安娜的外表与莉娜截然不同。乔安娜穿着“长衣裙，遮阳帽，那式样就连有些黑人妇女也不愿穿戴”，（福克纳，2008：58）与莉娜一样，乔安娜衣着也很朴素，但“看上去像是为男人缝的，为一个不修边幅的男人”。（福克纳，2008：184）她虽然只有四十多岁，但即使在情人乔的眼里，也已经显出老态，灰白的头发“梳向后面，胡乱地打成个结，丑陋不堪，像病树枝干上长的树瘤”。（福克纳，2008：184）与人交谈时，她的面孔平静严肃，“差不多像个男人”，（福克纳，2008：173）在乔安娜身上，读者不能感受到一个即将成为母亲的女性的温柔气质，只能看到一个具有男人般性格的妇女，一生都生活在家庭悲剧导致的精神创伤中，连外貌都男性化了。
福克纳对莉娜和乔安娜的外表描写，体现了作家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美好景象的向往。莉娜的外表具有女性的特征，无论是外貌或是衣着都与自然融为一体，当她独自行走在路上，就像受到大地母亲保护的孩子，处处得到人们善意的帮助。而乔安娜则与环境格格不入，由于受到白人至上思想的影响，她始终认为自己是黑人的拯救者，并具有强烈的控制欲和占有欲；在父权制的家庭里，她的女性特征受到压抑，使得她的外貌逐渐丧失女性的气质，这种变化，是父权制的产物，违背了自然规律，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福克纳对乔安娜的外表描写为她的命运悲剧埋下了伏笔。
二.情感经历的对比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即父权制世界观。它具有三个重要特征：二元思维方式、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逻辑。性别压迫和生态危机都源于此。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源远流长，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工作就是要让人们认清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从而更有效地根除统治妇女和自然的各种可能性，将妇女解放与自然解放联系起来。（王颖，张玉颖，2010：16）
莉娜从小生活在偏僻的小乡村，父母双亡，她寄居在哥哥家，终日劳作，操持家务，她的生活环境与发展中的工业文明几乎没有交集。但她没有放弃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当遇上容貌清秀能说会道的卢卡斯·伯奇时，单纯的莉娜付出了真情，怀有身孕之后，又不远千里来杰弗森寻找自己的未婚夫。她坚信“小孩出世的时候一家人应该守在一起，”希望上帝 “会让我们团聚的。”（福克纳，2008：14）当伯奇再次抛弃莉娜逃离时，莉娜没有埋怨，而是坦然接受了残酷的现实，只说了句“现在我又只好动身了。”福克纳为莉娜选取了一个相对发展中的美国社会而言较为原始的人类生存状态，以此来观照现实社会，在这种几乎被文明社会遗忘的人类原初生活环境里，莉娜保存了人类初始的天性，以其纯真的自然人性对照了文明社会中长大的乔安娜的复杂扭曲的性格。莉娜感染了杰弗森小镇里许多异化的心灵：阿姆斯特德夫妇、拜伦、牧师海托华，等等，在她自然人性光辉的照耀下，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阂关系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人们的人性正在复苏，人类的真善美正在回归。（刘国枝、李佳莲，2005：33）
福克纳对莉娜的讴歌颂扬，彻底颠覆了男性至尊的神话，是对女性文化精神的回归的呼唤。
如果说，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内容是解构中心、解构主流价值观的解构意识，那么，福克纳的作品对于处于边缘位置的被父权制社会所压制的女性的特殊关注，同样贯穿着这种强烈的颠覆、解构意识。（张艳.p125）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内战之后的飞速发展的美国南部，“二元论”对立思想占主导地位，自然同女性一样处于被统治的“他者”“边缘”“失语”地位，承受了沉重的压力。
乔安娜的外表和性格来源于其家族几代人的经历。伯顿家族来自美国北部的新英格兰，她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帮助过解放了的黑奴，还娶了皮肤黝黑的女性为妻，因此伯顿家被当地人视为北方佬、外地人和仇敌。内战之后的美国南部还有许多支持奴隶制的人，乔安娜的祖父和哥哥被支持蓄奴隶制的沙多里斯上校枪杀了，十四年后，乔安娜才出生，但这场悲剧带来的恶果延续了几十年，影响了乔安娜的一生。乔安娜的祖父和父亲虽然支持废奴制，但他们从心底里瞧不起黑人，坚信黑人生来卑贱，上帝要惩罚他们的罪恶，因而让他们成为白人的奴隶。同时，伯顿家族也是狂热的清教徒，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宗教信仰，让他们相信白人是奉上帝之命来拯救黑人的，祖父甚至将林肯帮助黑人比作摩西帮助以色列的子孙。因此不难理解这家人一方面帮助黑奴，另一方面又称黑人是“低贱的黑鬼”（福克纳，2008：165）。祖父和父亲将这种矛盾纠结的思想灌输到乔安娜脑海里，使得她在感情和观念上严重扭曲，觉得黑人“不是人而是物，是生活中的一个影子”。（福克纳，2008：169）
伯顿家族信奉的白人至上的观念，与生态女性主义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生态关系是背道而驰的。清教徒的宗教信仰导致了乔安娜长期压抑自己的情感，压制自己内心的激情与渴望，不知道怎样与旁人正常交往。她歧视黑人，以拯救者自居，与乔·克里斯莫斯相识后表现出强烈的控制欲。白天，她面容沉静，与人交谈时神态严肃；夜里，她却沉沦在祖先所在的地狱里，生活在罪恶之中，狂热追求那些象征性的替代语，要求从乔和自己的嘴里讲出来，而且百听不厌。社会生态的失衡导致乔安娜精神层面的异化，使她的内在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都陷入矛盾之中，由于始终无法和谐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打算用极端的手段终结自己和乔的生命。
三.命运结局的对比
《八月之光》中充满原始性的琳娜并不意味着无知与无价值，相反，这是福克纳反观自己所处西方现代文明的参照系，对琳娜原始生存状态的咏赞体现了南方文明所遭遇的困境，反衬了作者对南方社会现实的不满，小说中有意造成的种种对比则显示了作者对南方社会父权制的抨击与批判。
波奇再次逃走后，莉娜只好继续上路，只是这次她不再是孤单一人了，陪伴她的有刚出生的婴孩，还有对她一见钟情的拜伦。而且，“迄今为止，她一路顺利，沿途的人们都待她挺好。”（福克纳，2008：340）
乔安娜打算“拯救”乔，企图让乔接受自己的宗教思想，承认自己是黑人，却违背了乔本人的意愿。计划失败后，她又打算杀死乔，达到“拯救”他的目的，结果却惨死在乔的刀下，连象征着她的家族传统的老房子也在大火中被烧毁了。
莉娜与乔安娜的不同命运结局，表明了作者反对宗教偏见和种族偏见，主张改变人统治自然、人统治人的思想，表达了作者批判男权的文化价值观，赞美女性本质，希望建立一个遵循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原则的社会的愿望。
参考文献
1.李秀清.《呼啸山庄》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湖北第二社会学院学报，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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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颖，张玉颖.女性·自然·和谐---解读《紫色》和《浮现》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J].科技信息，2010（5）
4.许静.19世纪上半叶美国惟一神教探析[J].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5期.85-89
5.张艳.福克纳小说的生态后现代主义解读[J].理论学刊.2012（2）.p125
6.福克纳.八月之光[M].蓝仁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指导性项目论文。项目：福克纳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编号：15G076。
八月之光 篇3
关键词：种族主义,模糊身份,困惑处境,弘扬人性
威廉·福克纳是美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之一。作为20世纪一位文坛巨匠, 福克纳一生创作了多部小说, 其中绝大部分是在美国南方处于历史性变革这一背景下创作的。他一生勤奋笔耕, 从1926年至1962年共出版19部长篇小说和75篇短篇小说, 其作品通常被视为20世纪美国南方小说的高峰, 一直为世人传诵, 并获得了高度的评价。
《八月之光》自1932年在美国问世后, 立即引起了评论界的轰动。福克纳在小说中就敏感而复杂的种族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美国的历史, 特别是南方历史, 是一部黑人抗争种族主义的血泪史。种族歧视由来已久, 随着经济大萧条及随之引发的全国大规模失业的出现, 种族迫害和歧视变的愈加猖獗。
小说中, 种族主义的话题主要围绕着乔种族身份的僵局展开。从他出生时种族身份的模糊不明开始, 在他被初恋情人背弃后得到发展, 在他杀死了情人伯顿小姐后达到高潮, 在他被实施私刑的死亡中进入尾声。
种族问题作为一个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长期以来都是美国南方最为敏感、最无法摆脱的现实。南北战争后, 被失望与痛苦吞噬的南方下层白人在思想上仍然不承认黑人的平等权利, 在经济上则对黑人的崛起感到非常恐惧。正是基于这种观点, 海因斯、格雷姆才会如此残暴地迫害可能带有黑人血统的乔。小说突出表现了乔痛苦的生活以及心路历程, 他既不知道自己是谁, 又不能于周围的人相安共处, 这都是由于他模糊的, 无法确定的身份造成的。乔的一生拼命地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身份。
种族主义的创伤是乔最大的创伤。从童年到成人, 他受尽了来自家人、情人、工友们等各个方面的种族摧残和蹂躏。他的祖父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 他枪杀了乔的父亲, 做了孤儿院的看门人, 终日用仇视的目光盯着乔, 在祖父的教唆下其他的孩子也辱骂他是个“黑鬼。”当他心爱的波比发现他没有多少钱的时候, 立刻原形毕露, 丑态百出, 还辱骂他是个“黑鬼”、“狗娘养的”, 并抛弃了他。后来, 他的情人乔安娜也是明显地视他为黑人。
福克纳给主人公取的名字本身就暗示了一种被遗弃的命运。乔这个字就像汉语中的张三李四一样没有特点。“Christmas”这个姓氏是因为他在平安夜被遗弃在孤儿院门前而得名。这样的名字滑稽地证明了他不仅没有父母, 没有姓氏, 也暗示了他的不确定身份。他就像一张白纸, 任何人都可以为他涂画出一个他们认为合理的身份。五岁时, 孤儿院里的营养师骂他: “小黑杂种!” (福克纳, 109) 。同时,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别的孩子骂作黑鬼。所以, 从小乔就不跟其他的孩子们一起玩, 就好像是承认了他们的判断一样。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个客体, 到处都是评判他的人。他的生活就是个碎片异化。他不停的厌恶自己, 不但不容于黑人中, 也不容于白人中。他对于做一个黑人感到羞愧并毕生寻求惩罚以解脱自己的罪恶感。
在流浪途中, 他很主动地承认自己是黑人。甚至包括在跟女性发生关系之前, 他都要澄清自己是个黑鬼。“半夜三更溜去黑暗的可疑的栖身场所同女人睡觉, 有钱给她们钱, 没钱也照样睡, 睡后便声称自己是黑人。就这样, 他居然混了一段时间, 那是他在南方的时候。这既简单又方便。通常他最多不过挨女人的顿臭骂……” (福克纳, 201) 而人多数女人因为认清他是黑人之后, 就远离了他。
乔与女人的关系也迫使他必须面对自己种族身份的模糊性, 迫使他愈加拼命地甚至变态地定位自己。在每一次性经历之后, 他总要疯狂地确认自己的独立性。就好像这种和女人的亲近引起了他被吞没的危险,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在哪里停止, 而陷入了混乱状态。
于是以后的流浪日子里, 他虽然以黑人自居。但是在他的心里却始终对黑人有强烈的抵触。“他同黑人一起吃饭睡觉, 却谈不到一块儿说不好就斗殴。” (福克纳, 202) 。他后来杀死乔安娜也是因为他无法忍受她的逼迫。
乔没有社会归属感。他辗转于美国的北方和南方的城市, 他回避白人, 同黑人斗殴, 他的种种矛盾思想和偏执行为都是在种族主义阴影下的困惑表现。从这种意义上说, 他是种族主义的牺牲品。
最后, 乔被阉割时, 作者这样描写他: “躺在地板上的人没有动弹。他就那样躺在那儿, 睁着双眼, 目光中除了残存的意识外一片茫然, 嘴边隐现着什么东西, 像是一条影子” ( Faulkner, Light in August 439) 。 这影子是他缺少一个具体实在的身份的象征。那最后隐现于乔嘴边的影子或许暗示, 即将死去的乔仍在探寻自己的身份。他最后一丝残存的意识或许又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问道:“可究竟谁能告诉我, 我到底是不是个黑人?”或许答案就像一条若隐若现、似有却无的灰白鬼魅之影, 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乔痛苦而短暂的一生, 却始终没有给他或者读者一个确切的答案。
他的一生是苦苦求索的一生。他的身世成为了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他漂泊的行踪和自虐的气质, 他和女人亲近后又有意疏远的怪癖, 甚至连他最后的暴力都是他努力逃避自身模糊, 拼命追求身份的表现。
乔的行为让我们领略到了南方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 他代表着南方。他的困惑, 他的模糊身份以及他徒劳的寻求形象地展现了现代人的真实生活。福克纳说:“乔的悲剧在于他不知道他是谁, 而且永远也不会知道。”
福克纳通过乔身份未明的苦境对种族制度进行了犀利的讽刺和控诉。对现代人而言, 信仰充满爱的上帝, 消除种族偏见, 摆脱种族主义的枷锁, 融入社会, 弘扬人性才是走向幸福的光辉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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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文俊.福克纳评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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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之光 篇4
莉娜·格罗夫的故事非常简单:失去双亲的她跟随兄嫂生活, 后来受了卢卡斯·伯奇的引诱和欺骗而怀上了身孕。腹中胎儿一天天长大, 莉娜只身一人来到杰弗生镇寻找孩子的父亲, 却在锯木厂偶遇性格温和、地位低微的单身汉拜伦·邦奇。邦奇对她一见钟情、关爱有加, 帮她找到住处, 并在她临产时帮忙请医生和助产士。莉娜到达杰弗生镇时正赶上乔安娜·伯顿被乔·克里斯默斯谋杀。乔安娜是新英格兰废奴主义者的后裔, 在杰弗生镇出生, 独自一人生活。案发之前的克里斯默斯被认为是白人;案发之后, 却被搭档乔·布朗 (化名叫卢卡斯·伯奇) 指控为黑人。人们立刻认定他就是黑人, 他被追踪并于一周后在摩兹镇被捕。当他被带回杰弗生镇的时候, 他再次逃脱, 并闯进了海托华牧师的家中。最后, 克里斯默斯被以珀西·格雷姆为首的暴徒枪杀并阉割。与此同时, 莉娜临盆, 海托华作了助产士。伯奇/布朗一见到她就马上翻窗逃跑后, 她再次上路;不过这一次, 她的身边多了一个忠实的追随者──拜伦·邦奇。
小说情节发展的重头戏是关于克里斯默斯的, 他的故事最为连贯、详细、富有戏剧性, 而且篇幅最长, 占了全书7个章节。一出生就因莫须有的黑人血统而遭遗弃, 尚在襁褓中的他被外祖父海因斯博士偷带到孟菲斯, 在圣诞节前一天晚上被悄悄放在一家孤儿院的门口, 因此这个身世不明的孩子被取名为克里斯默斯 (Christmas, 即圣诞节) 。他的一生都在痛苦地挣扎:他的父亲“可能”有黑人血统。真伪无从稽考, 但他清楚地知道, 这个社会要求一个人的行为要么是白人, 要么是黑人, 二者必居其一。克里斯默斯的外表完全像白人, 周遭社会也乐于接受他的白人身份, 但某种冲动总是驱使他宣布自己是黑人;和黑人在一起时, 他又坚持自己是白人。他的灵魂不得安宁, 在黑人和白人中间摇摆不定, 只有在一次又一次、而且经常是他自己故意挑起的暴力冲突中证明自己的存在, 这样的暴力冲突伴随着他的一生。
这些冲突中很多都像在进行着某种仪式, 尤其是在继父麦克依琴鞭打他时。克里斯默斯恨麦克依琴, 但是他可以忍受这样的惩罚, 并视其为理所当然, 因为惩罚就意味着他作为一个人的自我得到了认可。克里斯默斯对于女人的恨, 以及后来慢慢演变成的厌恶, 主要是因为, 在他看来, 女人的仁慈与多情使原本清晰的犯错与惩罚的模式变得模糊, 这点让他愤懑不已。这种扭曲的心理主要源于他童年在孤儿院的经历:当他无意中撞到了女营养师的奸情, 当他认为自己做了错事将受到惩罚时, 她却拿给他一个美元贿赂他。麦克依琴太太委琐的仁慈又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观点:她对他的关心被他看作是为了征服他。最后, 在克里斯默斯与乔安娜暗中交往时, 甚至在她神魂颠倒地同他度“蜜月”的日子里, 她始终认定他是黑人, 她深深自责, 认为自己被判了加尔文派上帝。当他们肉体的关系走到尽头时, 她坚持让克里斯默斯去上黑人学校, 永远地接受自己的黑人身份, 和她一起实现帮助黑人、提升白人的家族梦想。这是他决不能同意的, 因此他们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她未能实现先毙了他再结果自己性命的打算, 反死在他的剃刀之下。
饶有讽刺意味的是, 克里斯默斯不能接受自己的黑人身份而杀死了乔安娜, 却直接导致社会最终把他归类为“黑人凶手”, 并按照南方社会处置“黑人凶手”的常规追捕他、处置他, 他冲破命运桎梏的努力也彻底宣告失败。小说中反复将克里斯默斯与圆圈的意象联系在一起, 最明显的就是在第14章末尾处, 即他乘坐黑人马车到摩兹镇自首时的情景:
放眼一看, 他看见炊烟低低地升在空中。就在拐角那边。这仿佛是那条延伸了三十年的街道, 他再一次踏上了。这是一条铺石街道, 行走应当很快。这条路已经绕了一个圆圈, 但他仍套在里面。虽然在过去的七天里, 他没有走过铺砌的路面, 却走得比他三十年所走的更远。可是他仍在这个圈内。“然而七天里我比三十年来走的地方更远, ”他想, “可我从未走出这个圈子。我从未突破这个圈, 我自己造就的永远无法改变的圈。”他坐在座位上静静地思索, 他面前的挡泥板上摆着那双皮鞋, 带有黑人气味的黑皮鞋:黑色潮水在他脚踝上留下的明确而无法抹去的印记正往他腿部移动, 随着死亡到来的步伐, 从他双脚直往上升。 (福克纳228)
克里斯默斯想要的只是平静和安宁──早些时候, 当他感受到黎明宜人的空气时, 他暗暗地感到惊讶, 心想:“这便是我想要获得的一切……这就是我三十年来想得到的一切。看来整整三十年我所要求的并不太多” (福克纳223) ──但是, 这种安宁却是他的过往和他周围的环境所不容的。他只能永无休止地在这可怕的圆圈中奔命, 却决非令人憎恶的恶棍。正如福克纳煞费苦心强调的那样, 克里斯默斯是个苦命人, 是血统、成长环境, 乃至整个社会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综上, 克里斯默斯不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正面人物, 而是现实环境下无助的悲剧角色, 遭受毁灭却又无能为力。小说尾声处出现的关于复活、忍耐和新生的主题主要体现在莉娜这一形象上。莉娜的故事不仅是小说的开端和结尾, 好似给克里斯默斯的故事加了边框, 而且莉娜的沉着冷静、一直向前也与克里斯默斯的浑浑噩噩、原地打转形成了鲜明对照。莉娜健康、端庄、有生育能力, 又有些近乎傻气, 是福克纳塑造的众多的“大地母亲”形象之一。
莉娜孩子的诞生是小说正面元素的主要部分, 作为重生的意象, 福克纳明显利用它来平衡克里斯默斯的死亡阴霾。这一点, 又因海因斯太太即克里斯默斯的外祖母混淆了这个新生儿和她襁褓中时的小外孙而更加明确。这个孩子的诞生从某种程度上又和乔安娜的死亡联系在一起, 因为这个小生命就出生在她的大“黑屋子”后面的棚子里, 海托华牧师也不禁感叹:“可怜的不曾生育的女人。要是再活上一个星期, 幸运就会回到这片土地。幸运和生命就会回到这些贫瘠荒芜的田土” (福克纳273) 。而海托华也一直沉溺于希望以自己的名字来替孩子命名, 它的出生让他重新感到了生命的激动, 唤醒了他对于自然世界的美丽和富饶的深切感受。至于拜伦, 他俨然成为孩子的“父亲”, 它的出生标志着他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生活的结束。
当然, 从某种程度上讲, 莉娜是一个喜剧角色, 特别是在小说接近末尾处, 透过卡车司机的视角, 福克纳让我们看到了那一抹八月之光中的莉娜。对于文章的标题, 在早期的批评文章中, 曾有人提出过一种解释, “认为light in August是一个针对莉娜身孕的乡村俗语, 原指怀孕的母牛到八月产仔后体重就变轻了” (福克纳5) 。按照这种解释, “light”是形容词“轻”而非名词“光”的意思。1957年福克纳在弗吉尼亚大学讲演时, 有人问到这个问题, 福克纳明确地这样答道:
在密西西比州, 八月中旬会有几天突然出现秋天即至的迹象:天气凉爽, 天空里弥漫着柔和透明的光线, 仿佛它不是来自当天而是从古老的往昔降临, 甚至可能有从希腊、从奥林匹克山某处来的农牧神、森林神和其他神祗。这种天气只持续一两天便消失了。但在我生长的县内每年八月都会出现。这就是那标题的涵义。对我说来, 它是一个令人怡悦和唤起遐想的标题, 因为它使我回忆起那段时间, 领略到那比我们的基督教文明更古老的透明光泽。 (格温199)
因此, 这个标题同时带有贯穿全书的光明和黑暗的象征意义, 这种道德的光辉最后使克里斯默斯冲破了禁锢了他一辈子的怪圈, 也使海托华牧师获得了重生。海托华的思想让我们清楚地知道, 莉娜的故事并不是克里斯默斯故事的喜剧性的调味剂:“善良的人们安静地生活, 为可爱的大地繁殖后代, 从从容容地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母亲和女儿。”莉娜和她的孩子代表着小说中自然和生命的品质──富饶、忍耐、信任和简单地享受生活, 所有这些都反衬了小说中其他人物形象:海因斯博士、麦克依琴、乔安娜、格雷姆, 以及重生前的海托华牧师。通过展现这些优秀品质, 福克纳深刻批判了南方新教教义的精神匮乏和教条主义的不近人情。海托华冲破自我禁锢、重获新生的故事也体现了福克纳思想认识的极大进步。
除了拜伦·邦奇以外, 海托华牧师也是小说中没有明显个性的形象, 而他的生活又因克里斯默斯和莉娜的到来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克里斯默斯和莉娜先后来到了杰弗生镇, 前者带来了死亡, 后者带来了生命。关于海托华生平的介绍被作者安排在了小说倒数第二章, 紧挨着尾声莉娜和拜伦的部分。在前面章节中, 福克纳多次透过海托华的声音来评述;此处, 作者触及了小说的主旨。海托华沉湎于过去, 他的生命完全停止在他祖父被枪杀在马背上那一刹那, 多少有些唯美主义者逃避现实的色彩。他没有情感, 疏离妻子、害她自杀, 疏离会众, 却拒绝离开这个占据了他整个心灵的地方, 他孤身一人, 与世隔绝。拜伦试图说服他去为莉娜接生, 替克里斯默斯说话, 这些都违背了他的处事哲学, 使他退缩。然而, 他最终还是帮莉娜接了生, 而且确实在最后关头试图救克里斯默斯的命, 尽管为时已晚;海托华也因此认识到该为自己以往的一切行为负责;认识到他的朋友、会众, 以及他认识的每个人都是一体的, 相互依赖, 休戚相关, 都互相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认识上的飞跃, 这种思想上的升华在福克纳以前的作品中是没有的” (肖351) 。
很明显, 福克纳在《八月之光》中采用了多角度的叙事策略, 创造了对照的艺术效果。小说中有多条故事主线, 莉娜的故事和克里斯默斯、海托华、乔安娜、格雷姆等人的故事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以利于我们对这些人物和他们的命运进行思考、分析和判断。无论是莉娜的故事同克里斯默斯等人的故事相反衬, 还是克里斯默斯等人各自故事之间的相对照, 都使我们更能深刻地认识到克里斯默斯等人的悲剧主要是由于人与社会的矛盾、人与自身的冲突造成的, 而这当中清教主义、种族主义以及过去时代的沉重负担都是左右人的思想和命运的重要因素和造成这些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不断转换角度, 我们会发现这些故事间的反衬和对照, 或者说它们之间的“对话” (肖357) , 就能不断地产生新的意义, 从而更加深入地解读福克纳的这部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
[1]F·格温:福克纳在弗吉尼亚大学演讲录 (1957-1958) [M].里士满: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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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之光 篇5
参考文献
[1]生安锋;现代社会中人格的分裂与模糊——试析《八月之光》中的双重人格[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S1期.
[2]胡艺珊;在难题中, 在“人”的困惑与不安中——对《八月之光》中“人”的问题的存在主义解读[J];潍坊学院学报;2005年01期.
八月之光 篇6
每个人都想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这是自然而然的。要做到这一点, 便需在社会上建构自己的身份。多数人试图建构一个舒适、容易被人接受且能与他人和谐相处的自我。在此过程中, 一个人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各种转变: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是出于自愿还是被逼无奈, 其目的是让自己被周围的环境所接受。这种想要融入自己心仪的群体的渴望是转变身份的主因。
种族特征是最为显明的身体特征, 因此在人类历史上, 隔离一直都以种族差别为依据, 种族他性被等同于文化他性, 被认为不值得重视, 某些种族由此而被贬低、排挤和异化。身份的构成很复杂, 有性别、种族等要素, 也有个人的心里状态和自我形象等。不幸的是, 界定个体身份时, 种族特征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一面。《八月之光》和《人性的污秽》都关涉种族僭越以及身份的建构和转变。本文将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分析以上问题。
根据镜像理论, 意识的确立发生在婴儿前语言期的神秘瞬间, 即“镜像阶段”。婴儿生来没有“自我”意识, 一开始看镜子, 他并不知道镜子里的人是自己, 直到“镜像阶段”, 婴儿才会首次认识到自我。从此, 婴儿就确立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对立, 认识到“他人是谁”, 意识到“自己是谁”。“镜像不只在婴儿时期发挥作用, 作为“他者”, 它对自我的塑造功能贯穿于人生的始终。……由于自我本质上的内在空虚性, 它需要外在的他者不断充实和确认自己。……比如母亲的关注, 父亲的权威, 家庭中的角色, 社会中的地位, 语言中的“我”, 都可以起到塑造自我的作用”。[1]23换句话说, “自我的建构离不开自身也离不开自我的对应物, 即来自于镜中自我的影像;自我通过与这个影像的认同而实现。……自我并不是自己的主宰;人们苦苦寻找自我, 而当找到它时, 它却外在于我们, 总是作为一个他者而存在”。[2]24
二、无意识僭越
《八月之光》的主人公乔是一位非裔美国人, 却常常被误以为是白人, 尽管自从该小说出版已过去80 多年了, 但白皮肤似乎依然是理想身份所最为不可或缺的。故事开始时, 乔是个安静的小伙子, 在小镇上的一个刨木厂干活, 他一到刨木厂便引起了工人们的注意和好奇心。他们发现乔的肤色较深, 且脾气怪怪的。但当时大家都没有说破, 而是心照不宣地“让他僭越过关”。倒是对他的名字议论纷纷。
但乔 · 克里斯默斯真的“僭越”了吗?或者说别人让他成功僭越了吗?再或说是不是他只是不愿被归于某一类?然而, 以上均非事实。乔其实是一个充满愤怒的人, 他不断地将自己的攻击性投射到别人身上。对身边的人来说, 他是一个谜;对自己来说, 他是一个更大的迷:因为他对自己的种族传统和真实身份一无所知, 也不愿意去建构一个自己认同的身份。这一点让人颇为不解, 因为在那个种族主义肆虐的时代, 拥有一张白皮肤对于一个30 来岁的黑人游子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 在主人公所处的南方尤其如此。但乔却总是行事粗野, 似乎乐于破坏对自己社会身份的确定。他的做法实际上符合拉康的镜像理论。在这里, 无论是从种族、宗教、国籍或者名族上来说, 乔的形象都无法确定, 这就导致了他形象的碎片化和异化。他的镜像早在童年时期就已经被击成碎片, 而同时击碎的还有他的身份, 因此, 他从一开始就没能建构一个完整的、一致的身份, 而成年后的身份重构更是无从谈起。
此外, 乔的身份的辩证性也被扭曲了。因为自我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有意义, 而乔从未和周围的人建立过有意义的、健康的关系, 所以他没有建构身份所需要参照的“镜像”。假若他与童年时期遇到的人成功地建立过关系, 也许他早就学会了如何表达自己, 让别人和社会听到他的声音。而现实却是, 别人在主动去和乔建立关系:那位饮食家试图与乔交流, 但乔却无法表达自己, 无法进行哪怕最简单的交流。
与自我以及自我身份有关的问题很难界定, 对于乔这种对自身种族传统一无所知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所以他没有进行有意义的僭越, 是因为他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是黑人, 那有何来僭越成白人之说呢?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这事发生后他病了……他病了整整两年。有时他会记起曾经为了和白种男人打架或被打而故意欺骗或者挑逗他们;现在他又揍那些管他叫白人的黑鬼”。[3]150
很显然, 不知道自己是谁要比被归类更痛苦。我们对拉康关于能指和所指的比喻稍作修改便可以很好地解释乔的困境。我们用“白人”和“黑人”分别替换卫生间门口的标识“男士”和“女士”, 那么科尔曼会选择“白人”这道门, 但乔呢?他将立于两扇门前, 不知该去向何处。即使乔最终真的进入某一扇门, 也会感到格格不入。
三、有意识僭越
与乔不同, 《人性的污秽》中的主人公科尔曼确在努力的寻求身份建构。他的长相中黑人和白人的特征兼而有之, 这给他带来了麻烦:“因为是黑人, 被赶出了诺福克妓院;因为是白人被赶出了雅典娜学院”。[4]14与乔相比, 科尔曼的身份构成更复杂:他从黑人僭越为白人, 而后又僭越成犹太人。科尔曼就像是一颗有着多层皮的洋葱:在葱心, 他是黑色, 他的父母和祖先都是黑色。然而由于他的肤色——即葱的表层——比较浅, 他便冒充白人。后来他又自称是犹太人, 这相当于给这个洋葱又加了一层——超白的一层。“‘如果没有人问, ’医生说, ‘你就别提。你既不是这, 也不是那。你是西尔基 · 西尔克。这就够了。”“你有那样的相貌, 你和我在一起, 他会以为你是医生的一个徒弟, 他会以为你是犹太人。”[4]88
自此开始, 科尔曼都在和“我们”作斗争, 这个“我们”就是他的家人和霍华德大学, 他这样做是为了获得自由:“他自童年起所向往的就是自由:不当黑人, 甚至也不当白人——就当他自己, 自由自在”。[4]108因此, 他的僭越与其说与种族有关, 倒不如说是和自由有关。但问题是, 当他不得不掩盖自己真实身份的时候, 又怎能真正获得自由呢?确切地说, 他只是在根据从社会中获得的“反射镜象”在建构自己的身份。每个人 (除了他的家人) 都以为他是白人, 所以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身份, 也享受到了因此而来的满足可快乐。但问题还是出现了:他因为称两位逃课生为“spooks”而被指控为种族主义者。不幸的是, spooks有种族歧视的涵义;更讽刺的是, 一个黑人被指控对自己的种族有种族偏见。
此外, 科尔曼的“反射镜象”是“识别错误”的结果, 也就是说, 社会所看到的是他的虚假的一面 (以为他是白人) , 而他又在竭力认同这一“被误读”的形象, 从而造成了一连串误读的恶性循环。
同乔一样, 科尔曼因无法与他人建立稳定健康的关系, 而丧失了其身份的辩证性。他无法承认并接受自己是黑人, 而冒充白人, 所以无法建立以接受、信任为基础的真实、健康的关系。比如, 他对斯蒂娜不真诚, 心中满是疑虑;对艾利他动了心但因为她是黑人而抛弃了她;他娶了犹太人艾丽思, 但她却并不知道——且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的丈夫是黑人。
四、 结语
乔并没有真正僭越,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他拒周围的人与千里之外, 拒绝被贴上标签, 无法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他被孤立, 因此在社会的反射面看到的是扭曲的自我形象。反之, 科尔曼的僭越是主动的。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家族史和种族身份, 但与家族其他人之间肤色的差别并没有让他无所适从, 相反, 他借助白皮肤的便利, 像变色龙一样, 融入了周围的环境, 主动建构自己所期望的身份。
摘要：本文拟对《八月之光》和《人性的污秽》中主人公的种族僭越现象做以对比研究, 分析两位主人公选择僭越的方式、原因以及由此导致的结局。尽管两部作品相隔数十年之久, 且两位主人公有诸多不同, 但他们的结局却惊人地相似, 都因种族的模糊性而经受了身份危机。
关键词：僭越,身份,拉康,自我形象
参考文献
[1]周小仪.拉康的早期思想和“镜像理论”[J].国外文学, 1996年03期.
[2]刘文.拉康的镜像理论与自我的建构[J].学术交流, 2006年07期.
[3]威廉姆·福克纳.蓝仁哲.八月之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八月之光 篇7
该文试图从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处境论的角度出发,探讨小说主人公克里斯莫斯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1 暗无光明的人生
福克纳笔下的克里斯莫斯是文学评论界公认的悲剧性人物。刚刚出生就因为身上可能存在的黑人血统,被外祖父扔在孤儿院门口。在孤儿院不仅遭到孩子们的欺辱,外祖父的监视,还因偶然撞见营养师偷情而遭营养师的排挤,五岁就被虔诚的清教徒夫妇收养。由于无法忍受养父严格的请教戒规的束缚,尤其无法容忍养父对他生活的种种干涉,他杀死了自己的养父。从此他的生活便踏上了漫无边际的旅程,失去了别人的监视与看管,更变得孤独无助。在长达十五年的流浪生活中,他当过劳工、勘探工、甚至还贩卖过私酒、也与无数女人鬼混过。这十五年对他来说是荒淫堕落的十五年。他身上可能存在的黑人血统使得他漫无目的地追寻了十五年。他无法容忍别人叫他黑鬼,也无法忍受别人拿他当穷白人来看待。这十五年萦绕在他脑海里最大的疑惑就是自己到底属于哪一个种族。他无奈、愤怒直至到了疯狂的地步,因此他做了很多坏事,想要彻底地毁灭自己而得到解脱。最终,他杀死了自己的情人乔安娜而受到惩罚,流浪生活才得以告终。这个悲剧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矛盾性与恶劣性并不是种族主义者们所断定的黑种人的劣根性,而是一个无法确定自己身份的人,内心无奈和无助所体现出来的外在表现。“他影子一样漂游不定的行踪和自虐的气质,他外表的冷漠与意志力,他与女人亲近后又有意的疏远,甚至连他最后的凶杀暴力,其实都是他努力逃避自身的模糊,拼命追求身份的表现。”[5]97
2 处境中的人生
作为具有社会性的人永远不可能单独地存在于世界上,因此也必然会受到社会、历史、环境及他人的影响。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在他的自由哲学理论中,把作为社会性的人所不可避免的所有因素归结为人的“处境”。他的自由哲学中,“处境”以五种不同的方式显现:我的位置、我的过去、我的周围、我的邻人、我的死亡。一个人的人生和“处境”有着很大的联系。我们总是在“处境”中选择,但是“处境”不会成为选择的限制或障碍。利用“处境”或被“处境”利用造就了人生的喜剧或悲剧。人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是由自身选择的结果。下面笔者以萨特的“处境论”的几个方面来解析克里斯莫斯人生悲剧的必然性。
2.1 我的位置
萨特的自由哲学里,人的位置是指人的住所及人所处的地点。人的住所和位置看似无从改变,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条件。小说里的克里斯莫斯一生都是行动着的,漂泊度日居无定所。前五岁在孤儿院的日子,虽然有饭吃有床睡,似乎衣食无忧。但由于外祖父的存在,孤儿院的孩子们在外祖父的教唆下喊他黑鬼。尽管当时的年龄还不明白“黑”与“白”的界限。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黑鬼”的称呼表明他与其他人有所不同。因此形成了孤僻的性格,宁愿躲在衣橱里偷吃牙膏也不愿和其他孩子玩(除了一个名叫艾丽斯的女孩)。
孤儿院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住所,这对他来说也只是个暂时居住的地方。不知道会不会像艾丽斯那样突然从这个地方消失。他幼小的心灵里对于位置没有任何的概念。因此当外祖父深夜将他送走时,他一点都不惊慌,一点都不感到突然。
在克里斯莫斯被麦克依琴夫妇收养后,那个充满浓烈清教氛围的家就成了他人生的第二个住所。在养母的悉心照料下,生活也算得上衣食无忧,偶尔还可以从养母那里得到一些零花钱。在养父严格清规戒律的管教下,他形成了刚毅坚强的性格。在养父母家他完成了小孩到成人的蜕变,但是他内心的孤寂犹如一道厚实的壁垒,将他与养父母隔在两个世界里。他不满养父对他的呵斥责骂,更不满养母对他充满同情爱怜的关心。在他心里,他认为养父母是想对他的人生进行改造与占据。因此他内心愈加冷漠,充满了愤慨,愤慨爆发最终杀死了自己的养父。
为了逃避罪责,他接下来的长达十五年的生活更是流离失所。他走南闯北,干过各种工作,同各种不同肤色的女人鬼混。这十五年的生活,无论是客观所存在的住所,还是心理位置都是漂移不定的。尽管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他与乔安娜相识并成为情人,他也并没能把乔安娜为他提供的小木屋当成固定的住所。在心理上更是觉得处于乔安娜的控制中。为了挣脱乔安娜的控制,他再次杀人,落入法网,得到了应有的处罚,结束了漂移不定的人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克里斯莫斯没能摆脱“处境”对他的阻碍。“我的位置”致使他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无法选择自己的位置,无论是客观的位置,或是心理的位置,他都处于一种驱逐的状态。他无法选择继续呆在孤儿院,不愿选择跟着麦克伊琴夫妇过古板安定的生活,更不愿选择乔安娜为他安排的生活。他将自己驱逐的毫无位置,让“处境”做了他的主人。
2.2 我的邻人
人生活在一个受到邻人亦即他人纠缠的世界中。正如萨特所言,他人就是地狱。“他人成为我这里把世界窃去的存在者,使以我为中心的世界分裂”[6]106。因为有他人的存在,对我的存在产生了威胁,人与人之间便产生了冲突与混乱。
克里斯莫斯悲惨的身世造就了他孤僻冷漠的性格,这种性格致使他与周围他人的关系基本处于冷漠和不信任的状态中。纵观他一生的人际关系,他所信任的人只有他在孤儿院时像妈妈一样照顾他的艾丽斯。艾丽斯消失后这种关系就不存在了。他与养父母麦克伊琴夫妇的关系,仅是被动的接受,心里始终含有抵触情绪。麦克伊琴想将他的姓该随麦克伊琴,而他“充耳不闻…甚至没有心思对自己说我不姓麦克伊琴,克里斯莫斯才是我的姓。”[7]97。麦克伊琴以严格的清规戒律来教育他,他虽然被动接受,但随着年龄的增大,也开始反抗。他拒绝背诵《教义问答手册》,甚至将它放在马厩的地面,以此来表达他的不满和对上帝的藐视。他任由养父用鞭子抽打,脸上也没有丝毫的颤动。他将养父送给他的小母牛偷偷卖掉,买了一套新衣服去哄饭店的女招待。与女招待鬼混被养父发现后,他恼羞成怒,用椅子砸死了养父。他与养父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打骂与反抗之上,他始终没将自己融入到这个家庭中,将养父对他的养育之恩看做是对他自由的限制与占有,愤恨与不满逐渐积累,故能恩将仇报。他与养母的关系更是冷漠。虽然养母待他如同亲生儿子一般,为他打水洗脚,替他挡鞭子,帮他撒谎,背着养父给他钱,偷偷给他做饭,但他从不领情。他内心的想法无比扭曲变态,他认为养母的“温情善意…(会使他)永远成为它的牺牲品,他憎恨它胜过憎恨男人冷峻无情的公正。”[7]113
女招待博比和乔安娜也是克里斯莫斯人生中的重要人物。克里斯莫斯对博比的喜欢在最初是懵懂的少年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因此最初他对博比充满了爱恋与信任,信任到将自己可能存在的黑人血统也告诉了她。当博比得知这个穷小子又没钱还是个黑人时,便毫不将他放在眼里。克里斯莫斯也渐渐得知博比是个暗娼。他对她的关系从爱恋转为玩弄。乔安娜是克里斯莫斯在杀死养父逃避罪责时偶遇的情人,为他提供住所和食物。但克里斯莫斯一直只拿她作为肉体上的依靠。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克里斯莫斯因无法忍受乔安娜对他的占有与控制,尤其是让他接受他的黑人身份,最终紧张的关系破裂,克里斯莫斯杀死了乔安娜。
除了以上主要人物,其他人物,如海因斯和克里斯莫斯之间只是监视与被监视的关系。克里斯莫斯在逃亡过程中所遇到的同事或与他鬼混的女人,与他都只是利用与占有的关系。克里斯莫斯将他一生中的他人都看作是想控制与占有他自由的人。他将自己封闭起来,不主动去与他人建立信任友好关系(除了博比对他的欺骗),也不接受他人对他的友好与善意,因此它的人生充满了冷漠与无情。“我的邻人”这个“处境”最终成了限制他自由的因素。
2.3 我的过去
是指每个人拥有的已经成为改变不了的东西,也即历史过去不可补救,是构成我的性质的重要因素。我的未来选择要以我的过去为基础。“它(过去)是我们不从它出发就不能做出新决定的东西。”[7]636正是因为过去不可补救,才造就了克里斯莫斯一生的阴影。他的过去判定他可能存在黑人血统,因此他永远生活在这个疑团中,一生都在追逐自己的黑白身份,终生都没有结果。他的过去让它无人疼爱成为孤儿,继而他始终生活在不需要他人关爱的生活中,与他人为敌,冷漠孤僻,恩将仇报。他永远生活在过去中,过去没有成为他选择新生活的起点而是终点,成为限制他选择行动的又一“处境”。
2.4 我的周围
这是指我周围的物,亦即工具。它们的存在依靠我的自由选择。根据我的自由选择它们支持或反对我。在分析“我的周围”这个“处境”因素对克里斯莫斯人生的影响中,笔者将“我的周围”的概念宽泛化,理解为所存在的除个人以外的所有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社会因素,思想体制及人文环境。小说的背景放在美国的南方。十九世纪后半叶及二十世纪初,美国经历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所带来的冲击动摇了南方以种植园为主的经济模式。内战中南方的失败摧毁了南方人过去的荣耀。传统世界的消失使得南方人无所适从,他们愤恨、焦虑、无奈,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克里斯莫斯所体现出的精神状态是整个南方社会的精神状态。如学者们所评论福克纳所创造的“约克纳帕塌法世界中的大多数主要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旧南方的遗老遗少或是南北战争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孤魂野鬼。”[8]50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南方人拒绝现代力量,但抵抗不了现代力量的威力。感慨自己的悲惨人生却找不到出路。除此之外,清教主义思想对人们的毒害根深蒂固。清教思想对黑人的排斥及偏执扭曲了南方人的人性。南北战争虽然废除了黑人奴隶制,但黑人的自由与平等却遥不可及。这些外在的客观因素,也是造成克里斯莫斯人生悲剧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2.5 我的死亡
死亡是对一切选择的否定。它是作为限制的“处境”,但是它把人生改造成另一种命运。死亡既是人生的终结也是另一种命运的开始。“我的死亡”是对主人公克里斯莫斯人生影响最复杂的因素。他既对主人公的人生产生限制,也带来了希望,是绝望中的最后一丝希望。
死,对克里斯莫斯来说是必然的结果。他先后杀死了自己的养父和情人。前一次逃脱了罪责,让他延续了十五年的对身份追逐的生活。后一次杀人放火引起了社区人们的公愤最终将他处以私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死亡的结果无可避免,给他的人生带来了限制。然而,如果读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可以发现,克里斯莫斯自己主动选择了死亡。如果按照前一次的方法,他说不准还可以侥幸活上十五年。但是在逃亡一个星期后,他静下心来,发现自己生活的三十多年毫无意义。他明白自己永远无法找到自己的身份,再也不想继续追逐下去,选择平静地去迎接死亡。他自动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当人们抓住他时,他并没有否认自己是克里斯莫斯。他对死亡的主动承认与接收使“我的死亡”这个“处境”因素成为对他人生有利的因素。死亡代表他否定了自己毫无意义的追逐,代表他主动承担了杀人的罪责。从存在主义角度来看他对自己一生的选择和行动承担了应有的责任。他以死亡这种方式选择了另一种命运,不能平静安宁地生活但可平静安详的死去,是绝望中的希望。
3 结束语
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存在先于本质是最核心的。人的自由选择与行动被赋予了相当高的价值。同时萨特也认为人的自由不是任意的,自由可能受到“处境”的限制,但是“处境”不能阻止人的自由选择。从这个角度讲,人在“处境”中是绝对自由的。自由赋予“处境”以意义,“处境”只有在人的选择中才会呈现其具有阻碍或帮助的现实意义。人是自由选择的绝对主人,因此人虽然处在“处境”之中,却命定地具有超越性,人的存在是超越“处境”的存在。可能存在的黑人血液,漂泊不定的生活(我的位置),他人对我的看法(我的邻人),对身份毫无结果的追逐(我的过去),社会历史因素对我的影响(我的周围),这些外在的因素虽然会极大地限制和阻碍克里斯莫斯的人生,但并不能控制他意识上的自由选择。不可以决定是否有黑人血液,但可以选择过黑人或白人的生活;不可以决定成为孤儿的命运,但可以选择与养父母幸福地生活;不可以控制他人对他的排斥,但可以选择接受友好、付出真诚。正因为他放弃了自由选择,无法战胜自己的内心,所以让“处境”作了他的主人,导致了人生悲剧。唯有选择死亡的方式,以主动和坦然的态度迎接死亡,才让他的人生得到了最后一丝希望。克里斯莫斯的悲剧人生足以警示世人,要以阳光健康的态度面对现实,努力奋斗,创造人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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