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务所规模（通用9篇）
事务所规模 篇1
一、引言
审计定价一直以来都是审计市场热点研究的问题之一,审计定价的决定因素也是实务界、注册会计师协会和物价监管部门最为关注的问题。审计定价也称审计收费,是指审计服务供需双方就注册会计师所提供的审计服务所达成一致意见的价格。审计服务的定价,不仅反映了审计市场上审计服务的供需关系,还影响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以及审计工作质量,所以审计服务的定价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外对于审计定价的研究已逐渐成为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国内对于审计定价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目前大量的研究成果也已经涌现。目前国内的学者对于审计定价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四个方面:审计定价的决定因素;盈余管理、审计风险与审计定价;低价揽客、审计任期与审计定价;事务所规模、品牌与审计定价(张奇峰、张鸣、戴佳君,2006)。但是对于这四类问题的交叉性影响并没有研究者进行专门研究,同时其研究的经验数据也并没有很长的跨度。鉴于此,本文特整理了从2001年至2010十年间的经验数据并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同时按事务所规模进行了细分来探究事务所规模对于审计的初始定价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客户规模对于审计定价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Simunic(1980)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客户规模是审计定价过程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De Angelo(1981)研究了“低价揽客”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后果。认为特定客户的未来准租金诱导了“低价揽客”行为的发生,但是“低价揽客”只是审计师在市场中的竞争策略,其本身并不能影响审计质量。与De Angelo(1981)观点不同的Dye(1991)则认为,De Angelo(1981)模型中的定价折扣并不是由交易成本所引起的,这种折扣应该归因于她对于审计师具备设定未来费用的全部议价能力的假设。认为如果客户具有全部的议价能力,这将会使得审计师只能索取不高于可避免成本的审计费用。在这种情况下,既不存在未来准租金,也不存在定价折扣。当审计师没有从客户收取准租金时,审计师被外部相关者视为最独立的;而此时如果准租金的信息恰好被公开披露时,投资者则可以根据披露出来的审计费用中推断出准租金是否存在并得出了审计的初始定价折扣是由于准租金信息的不可观察性所导致的,而不是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所导致的。关于事务所规模对于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表明审计业务的收费标准在国际大型事务所与非大型事务所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并且国际大型事务所的收费存在“溢价”的表现。由于其向客户提供高质量审计的声誉而收取的溢价;由于在市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导致的溢价(Simon,1995;Blokdijk et al,2006;Chen et al,2008;Desai et al,2012)。特别是Chen,Su和Xu(2008)利用中国特有的审计市场上二元结构的优势,比较了国际五大会计事务所在法定竞争市场上和竞争性较弱的补充审计市场上的定价行为的差异,发现国际五大在竞争性较弱的市场上拥有更为显著的额外费用。
(二)国内文献
王振林(2002)借鉴了Simunic(1980)的模型分析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发现公司的规模、被投资公司数量等变量对审计收费具有显著影响,是客户的审计风险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很小且解释能力低。刘斌、叶建中、廖莹毅(2003)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规模、经营业务的复杂程度、以及上市公司所在地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主要因素,而其他则不具有重要影响。伍利娜(2003)则围绕2000年和2001年审计收费以及两年变动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分析。结果表明,公司规模、事务所规模、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处于保值区间对审计收费具有显著影响,而公司处于配股区间对审计收费无影响。余玉苗、刘颖斐(2003)通过建立审计收费的需求决定模型和供给模型,分析了审计服务的需求双方如何确定审计收费。在后续相关的研究中发现,审计定价行为一方面体现着注册会计师预期在审计过程中投入的人力资源水平,另一方面也体现着注册会计师因潜在的民事赔偿责任而要求的风险补偿。韩洪灵、陈汉文(2007)利用2002年至2004年我国审计市场的数据对初始审计的定价行为与特征进行了考察,结果支持了中国证监会关于审计费用的强制性公开披露政策,准租金和低价折扣引起的潜在的审计独立性问题会随着审计费用的公开披露而得到消除或减轻。林川、曹国华、邱邦翰和毕家豫(2011)发现CEO控制权与成长性因素分别对审计定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由于处于成长初期的中国上市公司较多。CEO控制权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并不依赖于成长性因素。张旺峰、张兆国和杨清香(2011)还发现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的整体质量,从而显著地降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收费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1)初始定价与事务所规模。De Angelo(1981)认为,初始审计定价折扣是现任审计师预期能获取未来准租金的一种理性的竞争性反应,是审计师为获取以后的竞争优势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交易成本的存在时产生初始审计定价折扣的原因,它使得现任审计师具有成本优势,从而可以将未来的审计费用定于可避免的成本之上以赚取准租金。而在连续的审计期间内,审计师不用再耗费启动成本,客户更换审计师又面临着交易成本,因此现任审计师可以稳定地获取准租金收入。如果审计市场认为是竞争性的,那么事务所竞争性的竞价可以赢得未来的准租金,这就导致了初始审计的定价折扣。认为初始审计的定价折扣是沉没成本,并不必然会对未来期间的审计独立性产生影响。而Simon和Francis(1988)引用沉没成本的心理学分析指出,沉没成本也会影响独立性。低价折扣增强了审计师延长任期的动机,直到审计费用折扣弥补回来,审计师的“独立精神”才会恢复。对于审计定价的研究的目标是帮助优化审计市场结构,促进良好的竞争氛围的形成。国外的研究(Simunic,1980;De Angelo,1981等)通常按照事务所的规模或品牌将事务所划分为四大与非四大两类。认为由于审计质量是难以观察的,惟有用审计师规模、审计师的品牌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量,才是最合适的方法。因此,普遍认为“四大”提供的审计服务比非四大的质量更高。同时,在差异化服务的市场里,由于大型事务所在人力资源、客户资源、行业专场等方面具有规模经济,在同等条件下更具有竞争优势。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在审计的初始定价过程中,“低价揽客”的现象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不存在
(2)审计定价与客户规模。Simunic(1980)研究发现,客户规模对于审计定价差异的解释能力达到了57%。这充分说明了客户规模越大,其分支机构多,业务范围广泛,交易性质复杂,法律规章纷繁,或有事项众多,从而要求注册会计师具有更高的专业水平,并执行更多的相关程序,并且审计风险会更高,审计定价也会相应的提高。基于此,提出第二个假设:
H2:在整个审计收费的定价过程中,客户的规模越大,审计收费越高
注:Q1表示25分位数,Q3表示75分位数。运用Winsor命令对表中连续性控制变量Stock-Return、Resid_SD、Size、ROA、Leverage、Current-Ratio、Receivables、Inventory的两端各按1%进行了极端值处理
注:本表的相关系数是用Stata软件的pwcorr命令生成的。“***”代表1%的显著性水平;“**”代表5%的显著性水平;“*”代表10%的显著性水平
注:“***”代表1%的显著性水平,“**”代表5%的显著性水平,“*”代表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代表P值;已按照公司进行了Cluster处理
(二)模型建立及变量定义
本文以Wang,Wong和Xia(2008)的模型为基准,并参照国内已有的关于我国审计定价的一般性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建立模型。(1)为了检验事务所规模对于审计的初始定价之间的影响,通过将表明事务所是否为首次接受审计业务的哑变量(Initial)、表明事务所规模大小的哑变量(N3)对审计收费(Ln Fee)进行回归。同时,需要控制有关客户本身和财务方面特征的相关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是基于Francis and Wilson(1988)和De Fond et al.(1999)的分析模型,表明这些有关客户本身和财务方面特征的相关变量与审计意见是相关的。包含了残差标准差(Resid_SD)、公司上市年限是否超过3年(Age)、客户资产的自然对数(Size)用来捕捉公司规模和公司业绩的影响。存货的比重(Inventory)、应收账款的比重(Receivable)、资产回报率(ROA)、公司近三年内是否有亏损(Loss)、资产负债率(Lev)和流动比率(Current)被包含用来控制公司的财务风险。特别加入有关审计师特征的变量。将事务所区分为国际四大(Big4)、国内五大(Domestic5)和非大型事务所三类。最后,包括了年度(Year)和客户的行业哑变量(Industry),包括制造业、金融服务服务行业、房地产行业等。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如下表(1)所示。(2)对于国际四大的审计定价差异,特将国际四大细分为安永(EY)、德勤(DTT)、普华永道(PWC)和毕马威,在将此作为哑变量加入上述模型,分为两部分进行检验其初始审计定价和完整的审计定价的影响。上述模型中各变量定义如下表(2)所示。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国家于2001年出台政策要求上市公司对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的审计费用等情况进行披露,因此,本文选取了2001年至2010年十年期间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观测并进行了样本筛选(1)剔除了未披露年度报表审计费用的观察值;(2)剔除需要进行境内外双重审计或补充审计的公司(如AB,AH股公司)中未将境内外费用分开的观察值;(3)剔除了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4)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公司,主要是行业I类的公司,因其内审情况、财务特征比较独特。这样,共得到15376个年度观测值,其中来自国际四大的575个,国内五大的2225个,其他事务所的12576个。样本观察值的年度分布如下表(2)所示。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见表(3)。从表(3)看,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Ln Fee)的均值是13.108,中位数是13.017。初始审计(Initial)的均值是0.171,中位数是0。客户排名(N3)的均值是0.051,中位数是0。国际四大(Big4)的均值是0.036,中位数是0。国内五大(Domestic5)的均值是0.138,中位数是0。损失(Loss)的均值是0.246,中位数是0。股票回报率(Stock Return)的均值是0.336,中位数是-0.047。残差项标准差(Resid_SD)的均值是0.029,中位数是0.017。客户规模(SIZE)的均值是21.303,中位数是21.188。总资产报酬率(ROA)的均值是0.024,中位数是0.033。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是0.519,中位数是0.489。流动比率(Current)的均值是1.776,中位数是1.283。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重(Receivables)的均值是0.113,中位数是0.088。存货占总资产比重(Inventory)的均值是0.160,中位数是0.126。上市公司上市年限大于等于三年(Age)的均值是0.802,中位数是1。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变量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见表(4)。从表(4)看,事务所规模与审计定价正相关,客户规模与审计定价正相关,其他变量与审计定价都显著相关,其中股票回报率、客户规模、总资产报酬率、资产负债率、存货占总资产比重及上市公司年限与审计定价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余的流动比率、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重与审计定价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注:“***”代表1%的显著性水平,“**”代表5%的显著性水平,“*”代表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代表P值;已按照公司进行了Cluster处理。
(三)回归分析
当以审计的初始定价作为因变量时,如表(5)所示,在全样本组中,Initial的系数为-0.0444,P值是0.003,具有特别显著的影响,说明在事务所中普遍存在“低价揽客”的现象。以审计定价作为因变量时,如表(6)所示,在全样本组中,Initial*N3的系数为0.098595,P值为0.115,处于边际显著的状态,说明在事务所中普遍存在对于大客户审计收费更高的现象。进一步,我们将全样本分为国际四大、国内五大、其他三个样本组,以此检验事务所规模对于审计定价的影响。当以审计的初始定价作为因变量时,如表(5)所示,在国际四大样本组,Initial的系数为-0.01544,P值为0.829,系数不具有显著影响,而在国内五大样本组中,Initial的系数为-0.06527,P值为0.068,具有比较显著的负相关影响;在其他事务所样本组中,Initial的系数为-0.03863,P值为0.019,显著为负,说明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不存在“低价揽客”的现象,但是在国内五大和其他事务所中存在较为显著的“低价揽客”的现象。以整个审计定价作为因变量时,如表(6)所示,在国际四大的样本组中,Initial*N3的系数为-0.00078,P值为0.996,不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而在国内五大样本组中,Initial*N3的系数为0.354565,P值为0.01,具有特别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其他样本组中,Initial*N3的系数为0.119983,P值为0.143,具有边际显著性,说明在后期审计收费定价过程中,国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对于规模越大的客户审计收费更高的现象十分显著,在其他事务所中边际显著,但是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不存在这种收费更高的现象。这些证据都分别支持了本文的在审计的初始定价过程中,“低价揽客”的现象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不存在,主要是存在于国内的事务所中的假设H1和在审计的定价过程中,客户的规模越大,审计收费越高的假设H2。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了事务所规模和客户规模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结果发现事务所规模与审计的初始定价负相关,在进一步的分组回归分析中,初始审计的定价过程中,在国内五大及其他事务所中存在显著的“低价揽客”的现象,但是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则不存在,部分支持了De Angelo(1981)的发现。本文也检验了客户规模对后期审计收费定价的影响。发现在我国,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中对于大型客户,都存在审计收费偏高的现象。尤其是在国内前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中,这种收高价的现象更为显著。
本文的贡献在于:(1)本文发现国际四大事务所不存在“低价揽客”的现象,这与现有相关文献De Angelo(1981)和实证发现与韩洪灵和陈汉文(2006)的结论不一致。(2)首次发现了所有事务所对于大客户都存在审计收费偏高的现象。(3)研究有助于加深监管机构、主管部门和实务界对我国事务所审计收费行为的理解。
事务所规模 篇2
而另一个男生小江在拿到了“四大”中的“二大”――德勤和毕马威的OFFER后，决定选择后者，在解释自己的选择时，他用了一个有趣而无伤大雅的借口――离自己家比较近。
一个多月后的1月，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安永、德勤、普华永道渐渐开始进行应届毕业生招聘的收尾工作。
这一年，“四大”悉数增加了自己对应届毕业生的招聘力度，根据“四大”的数字，每一家都达到了1500人。
以毕马威为例，其在上海招聘应届毕业生200人，次年400人，到20增加到480人，而今年则是500人。而以全国的数字来看，今年总数在1500人左右。
“四大”急剧扩张增加人手，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区的业务迅猛增加，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处于中坚层的员工流动率不小，因此人手的缺乏就成了各家的痛处。
流动率居高不下
1月3日，浦东香格里拉酒店。500名应届毕业生全部着正装，参加毕马威欢迎会。
“我们最年轻的合伙人，是1976年出生的。”从一名新进员工，到经理，再到合伙人，这名合伙人只用了9年时间。这被毕马威的内部员工作为一个值得骄傲的案例向他们未来的同事宣传。
但是能做到合伙人这样的位置，要付出的辛苦可想而知。“跳槽”以寻求新的职业生涯、减轻压力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有数据显示，较之制造业，会计师事务所的流动率要高出一截，20%的流动率并不鲜见。不少进入“四大”的新人，在第一年都会经历一轮自动离职的考验。在外界压力大，速成了些许经验后，很多新人就开始筹谋跳槽。
而到了工作3~5年后，“四大”的员工们又一次面临选择，改变自己的职业生涯是他们的最迫切的希望。
“这一阶段，员工选择离开公司，但不会愿意在行业内部跳槽。”毕马威人力资源高级经理郁时明的经验如是。
他承认，有3~5年工作经验的员工的流动率较之其他工作年限的员工的确偏高，而这一层面的员工恰恰是公司的中流砥柱，如何留住这一层面的员工对于公司而言是极大的挑战。
招什么样的人？
“四大”对于数字、成本并不陌生，但在“四大”，人力资源经理们对于招聘成本总是三缄其口。
毕马威在应届生中的招聘，其录用率仅达到5%，这意味着其在上海招聘500人，就要从1万名学生中进行筛选，再加上随后的在职培训，其成本之高可想而知，但“四大”关注的显然不仅仅是成本，而是是不是真的能够招到合适的人员，
相比这些应届毕业生，“四大”在有经验的应聘者中获取的人才数量就没有那么多了，普华永道此前的数据显示，其对有经验的应聘者的录用数字仅仅相当于应届学生的三分之一。
而会计师事务所也找到了另外一个“秘诀”，那就是，没有专业背景的应届毕业生，也能够成为合格的员工。他们往往将学习能力、诚信以及团队意识作为最主要的考察内容。
媛媛记得，在案例讨论环节，团队里表现最出挑的最终却没有进入下一轮面试。事实上，其原因就在于，案例讨论更多的是对团队意识的考验，是对那些缺乏团队精神的成员的淘汰过程。
对于会计师事务所而言，每年的培训是重头戏之一，那些像一张白纸一样的应届学生，其可塑性强，接受团队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的速度快。
“四大”留人怎么做？
在毕马威的欢迎会会场的后部，三三两两分散着毕马威的高管们。数据显示，一名高级经理的每小时咨询费用约为300美元，而这些高管们却愿意花费宝贵的时间，与新进员工在一起呆上几个小时甚至一天，原因何在？
这不仅仅显示了“四大”对于“新鲜血液”的重视，更透露出另外一个关键的信息，这些曾经以压力大、冷漠闻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正在逐渐变得有人情味。
比如毕马威已针对员工推出一个名为My Life的计划，其目的在于协助员工兼顾工作、社会、家庭、健康和娱乐等各方面的需要，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取得平衡。
德勤则每月举办一次Happy Friday，这个活动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请专人为员工做讲座，二是帮助员工庆祝生日。
普华永道的 “We Care”委员会的重点是缓解员工的工作压力和紧张情绪，其中包括安排经常性的体育锻炼和健身活动，鼓励对员工进行心理关怀，上级在工作之外给员工相应的奖励，对遇到困难的员工伸出援手等。
在安永，弹性工作制度正在变为现实，这也极大地帮助了员工平衡工作与生活。在每隔一年一次的“town hall meeting”中，普通员工与高层领导可以直接对话，他们涉及的话题包括茶水间的食品不够、打印机不好用这样的细节，员工的实际需求能够很快得到满足。
事务所规模 篇3
关键词：事务所规模；事务所轮换；审计质量；审计意见
一、引言
（一）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DeAngelo（1981）认为事务所的规模对审计质量有着重要的担保作用，基于“深口袋”理论，事务所规模越大，其可作为担保的资产价值越大，审计失败的损失也就越大，因此大规模的事务所有动力提高审计质量。并且，规模比较大的事务所不会因为某一客户的流失而损失过多的“准租金”，可见相对于小所，大所更有能力抑制独立性的损失。
（二）事务所轮换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1.支持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轮换的人士认为事务所轮换将大大促进审计质量的提高。研究主要集中在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关系方面，表明审计质量将随着审计任期的延长而下降。
2.持反对观点的人士认为，事务所轮换缩短了审计任期将增加审计失败的风险。 Petty&Cuganesan（1996）指出，事务所轮换缩短了审计任期将有可能减少事务所对审计投资的动力，阻碍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的提高，由此将增大审计失败风险。刘辉雄（2003）认为，由于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实施事务所轮换的条件，因此即使推行该制度也不能达到提高审计质量的目的。总之，目前关于事务所轮换效果所做的研究结果尚未有力地显示出这一制度的优越性。
（三）审计质量的内涵
当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现象严重、粉饰报表的行为屡见不鲜，然而见诸报端的却屈指可数，并非这些注册会计师专业水平不高，难以发现报表重大错误、舞弊行为，而主要是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普遍不够强，即便可以发现错报、漏报，由于受制于各种内、外在压力的影响也不敢披露。因此，审计质量和盈余管理有一定的相关性。
本文通过对山西省的25家上市公司2004～2012年间选聘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否轮换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进行分析以研究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事务所轮换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二、研究结果分析
（一）上市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选择的分析
1.2004年，除潞安环能（601699）、大秦铁路（601006）、大同煤业（601001）3家没有2004年的数据外，山西省的上市公司有14家选择了山西天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占山西省22家上市公司的64%。随着2005年山西天元会计师事务所终止营业，山西省的上市公司改聘其他事务所。
2.2005～2012年，除大秦铁路（601006）从2006～2012年选择的是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太原刚玉（000795）选择的是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兰花科创（600123）选择的是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ST 狮头（600539）选择的是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外，其余21家上市公司均选择了全国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占上市公司的比例为84%。其中选择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有10家，占48%。而在2005～2012年间，山西省的上市公司没有任何一家选择山西省内的会计师事务所。
（二）会计师事务所的轮换情况分析
2004～2012年间有5上市公司变更过会计师事务所，占20%。（变更不包括因合并引起的事务所名称的变更）。变更的原因如：会计师事务所终止经营、外部监管部门的要求、与原会计师事务所签订的合同到期而改聘其他事务所等中性原因。
（三）审计质量的测度性指标
关于盈余管理的概念会计学界存在诸多不同意见。一般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审计质量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
三、本文研究结果
本文通过对2004～2012年山西省25家上市公司审计意见的类型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当代东方（000673）和ST天龙（600234）这两家上市公司自2004～2012年以来均被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我们将单独对其分析。而潞安环能（601699）、大秦铁路（601006）、大同煤业（601001）3家没有2004、2005年的数据，因此我们对其余的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进行了汇总，得出以下结论。
1.从上市公司2004～2012年的年报审计意见的统计结果可知，标准无保留意见占绝大比例。从有无保留加说明段、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和否定意见的角度来考察，无保留加说明段的非标准保留意见所占的比例较大，而保留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分别出现过一次。总体而言，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呈下降趋势。我们从非标准审计报告的分析研究中发现，这些无保留加说明事项段的原因大部分是由于未决诉讼、对外担保等引起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而这些事项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发生经营失败还需要时间来证明。存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不大。
2.我们也可看到，2007～2009年间的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有上升的趋势，随后呈下降趋势，2009年以后标准保留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趋于零。我们结合审计报告分析其原因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上市公司关联方间的债权债务增加，使得其偿债能力下降引起的。还有就是由于政府政策的变动，上市公司原来的经营业务不符合政策的要求，需要进行整改和重组，而目前还没有结果。
3.同时，我们还分析了当代东方（000673）和ST天龙（600234）这两家上市公司，我们发现自2004～2012年间它们一直都被出具的是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当代东方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原因是由于应收控股集团的账款无法及时收回，提取了大量的坏账准备，而导致了亏损。同时还有大量的短期借款及应计利息需要偿还，还有未决诉讼需要处理，因此其持续经营能力值得怀疑。ST天龙是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重点关注的上市公司，截止2012年其累计亏损达46822.99万元，股东权益为-8555.94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为-12723.29万元；逾期借款及利息为32873.41万元；投资性房地产32152.93万元及固定资产267.23万元处于被法院查封状态。这些情况表明其存在重大的持续经营能力问题。
总之，从上述研究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山西省的上市公司在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时就充分考虑到事务所的声誉及规模，他们倾向于选择全国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是因为相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和规模越大，其提高的审计质量越高，这样可以减少自身的经营风险，同时获得投资者等财务报告使用者更多的信任。2.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和轮换并不显著影响审计质量。从5家变更过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中我们发现，轮换事务所前后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说明山西省的上市公司轮换事务所并不存在购买审计意见等原因，同时也间接证明大规模的事务所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和较低的客户依赖性，能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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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规模 篇4
林宗辉和戚务君 (2007) 对勤业会计师事务所与众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案研究后也发现, 两家事务所在合并后审计质量均获得显著提升。由此可见, 现有研究对于事务所合并是否会导致审计质量的提升, 结论并不一致。
从现有文献来看, 我国大陆学者对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的研究多数为描述性或对策性研究, 仅有少数学者直接或间接地对事务所合并的动因与后果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 余玉苗和詹俊 (2000) 分析了我国第一次事务所合并的特点、动因以及影响;李胜刚 (2002) 从经济利益、法律责任和行业监管等方面阐述了事务所合并对审计独立性的促进作用;李眺 (2003) 则从产业组织的角度, 分析了审计市场的合并、产业专用化和价格竞争等竞争行为对审计质量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并认为合并和产业专用化投资有助于事务所降低成本;刘成立 (2008) 在对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文献进行回顾后指出, 我国政策主导型的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并没有真正提高审计质量;马妍 (2008) 、苏正准和陈幼霞 (2008) 则分析了外资所合并本土所对我国本土事务所的冲击。然而, 上述文章均未进行实证检验。近年来, 我国大陆也开始有少数学者利用案例分析、经验研究等方法对事务所合并的后果进行探讨。如王英姿和陈信元 (2004) 分析了安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前后上市公司客户构成变化;吴溪 (2006) 对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前后客户群特征和质量控制特征及其变化进行了分析;蒋力等 (2009) 对我国内资所合并前后以及内资所与外资所合并前后审计收费的变化检验后发现, 内资事务所在与外资事务所合并之后其审计收费要显著高于合并之前, 认为内资所与国际“四大”的合并产生了品牌溢价效果。
总结以上学者的研究, 结合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所出现问题, 我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偏于强制性的合并政策下与审计质量存在负相关关系。下面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动因具体分析, 并结合我国合并后会计师事务所出现审计质量问题进行分析, 进而对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与审计质量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进行论述。
一审计市场上事务所合并动机
审计市场上事务所合并的动机在于以下三点:
(1) 客户业务的全球化要求事务所相应的建立起全球业务网络;审计行业作为一个强调执业经验且人力资本高度密集的行业, 决定了事务所依靠内部增长来扩大规模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和其他事务所合并则是一个迅速提升服务提供能力最快捷的方法。
(2) 客户经营的日益复杂性要求事务所拥有更多领域的专家才能;除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合并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在于获得一些特殊行业的专家才能。通过合并, 事务所可以拥有跨行业的专家才能, 更好地为多元化经营的大客户提供服务。
(3) 合并有利于事务所获得更大的规模效益;合并能够增加员工数量以便更有效的为客户提供服务, 并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分配人力资源。充足的资本也使得事务所可以在人员培训上投入更多的资源, 而这则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必要手段。此外, 业务量的扩大、规模经济的实现也有助于事务所提高经营效率以弥补由于竞争加剧带来边际利润的下降。
二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审计质量严重不足—典型案例分析
审计在我国业界有沦为一门似是而非的艺术, 而不是一门寻求事实真相的科学的危险。
2001年的银广夏公司案例被称为中国版的“安然事件”, 它最深刻地揭示出我国审计师通常持有的怨天尤人的心态, 如被处罚的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将审计失败归因于被审计单位没有诚信, 还辩称由于独立审计准则没有引入风险导向审计, 致使签字注册会计师履行了必要的审计程序却没有发现银广夏管理层的舞弊行为。
2002年湖北幸福实业公司审计案例, 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审计所承载的非正常使命和在技术之外的借口。幸福实业对一审胜诉而终审败诉的1.7亿元担保贷款预计负债的会计处理, 在财政部文件明确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的情况下, 仍作为重大会计差错追溯调整到2001年年报, 以确保2002年年报为盈利, 而湖北大信会计师事务所还辩称“从事实的基本面出发, 从有利于经济发展出发, 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 股份公司对该担保败诉事项按重大会计差错处理是不违规的, 因而出具了带解释性的无保留意见。发展稳定终于会计规范的背后, 揭示的深层次问题是:我国目前承担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总体是由原隶属财政、审计或其他政府部门的事务所脱钩改制而来, 他们受当地政府左右的程度较高, 本地所在审计本地上市公司时, 其独立性更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干预。
2003年深圳市明伦集团公司审计案例中, 深圳市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在拿到公司资料的第二天, 就做出了一份总资产27亿元、净资产12亿元的2002年度资产审计报告;由于收购上市公司需要有连续两年的财务审计报告, 又补充了一份2001年度的假审计报告, 为明伦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周益明进行合同诈骗, 收购上市明星电力并挪用资金铺平了道路。公安机关披露,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两年出具的虚假审计报告竟然多达5000多份。
我们考察了安永、大华以及普华永道、安达信华强的合并情况。合并后的事务所均在2002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开始以新事务所的名义签发审计报告。如果合并后事务所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其效率的提升和审计质量的增加, 那么, 普华永道和安永大华在2002~2004年间的市场扩张应该高于未参加合并的其他三家事务所。反之, 则说明事务所在完成合并后, 其经营效率和审计质量一般都会下降。
我们对五家事务所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 结果如下表所示:
数据来源:据事务所业务收入百强 (2002~2004)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 5家事务所在3年间的市场份额变动情况并不一致。普华永道基本保持稳定, 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安永华明市场份额大幅提升, 安永大华则是年年下降。同为“四大”, 表现为何不同?特别是安永华明和安永大华, 同为安永全球在国内的合作所, 市场表现却大相径庭。不难发现, 未表现规模经济的两家事务所均在2002年进行过合并。合并给事务所带来的X非效率以及内部管理问题可能是导致这种规模不经济和审计质量下降的直接原因, 并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事务所规模扩张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安永大华由于是国内所与国际“四大”相结合的产物, 组织架构、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更大, 规模不经济和审计质量下降的现象也格外明显。
三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负相关性
政策倡导的这种合并有一些盲目性, 形式上合并了, 规模上扩大了, 合并纯粹是资格保卫战, 通过合并保住执行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资格, 借以扩大事务所规模, 抢占市场份额, 而不是提高审计质量。
政府强制性推动的事务所合并使得事务所规模扩大给审计质量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事务所完全没有时间进行相关研究, 合并后也没有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合并的目的只有一个, 达到事务所执行相关业务的资格条件。这导致大多数事务所的合并只是数量上的叠加, 而没有质量上的整合, 形似整体、实为散沙, 从而得出结论:我国政府强制性推动的事务所合并使得事务所规模扩大与审计质量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 即我国政府强制性推动的事务所合并使得事务所规模扩大却并没有使审计质量提高, 反而引起了更严重的审计质量问题。
摘要：2000年, 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经历了一场大规模合并, 就我国大陆地区而言, 近年来, 注册会计师行业也出现了数次合并浪潮, 尤其是2007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极力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以来, 本土事务所之间的合并案更是此起彼伏。合并是会计师事务所实现规模扩张的重要途径。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不仅意味着参与合并的事务所规模的扩大, 而且会对审计市场生态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 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的动因以及相应的后果是不同的, 本文将对现有关于事务所合并动因及后果的文献进行回顾、对我国有关案例进行分析, 以论证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与审计质量两者之间的负相关性。
关键词：事务所规模,动因,审计质量,相关性,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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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规模 篇5
一、国外实证研究述评
(一)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意见类型
此类研究又可进一步分为两个类别:其一, 非标意见在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所占的比重 (Warren, 1975;Shank和Murdock, 1978;Warren, 1980;Chow和Rice, 1982;Francis和Krishan, 1999;Lennox, 1999) ;其二, 审计意见类型在预测客户公司破产方面的准确度 (Carello、Hermanson和Huss, 1997;Geiger, 2006) 。Lennox (1999) 发现“六大”在英国的报告具有很高的准确性;Weber和Willenborg (2003) 发现“六大”和全国性大型事务所在IPO审计时的预测能力 (未来股票报酬率的高低和日后退市的概率) 比小型事务所更高;Geiger (2006) 发现大规模事务所在持续经营审计方面具有更高的准确度。大规模事务所发表非标意见的比重更加高, 在审计时更加谨慎, 其审计报告亦更加准确。
(二)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可操控性应计项目
Healy和Whalen (1999) 指出, “当公司和其他合作者的合约依赖于会计结果时, 管理者就有动机去操纵盈余, 即‘盈余管理 (Earnings Management) ’”, Schipper (1989) 将“盈余管理”定义为“为了获得个人私利而对财务报告进行有目的地干涉”。一般用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项目 (Discretionary Accruals) ”来度量“盈余管理”。从理论上讲, 财务报告应当如实反映客户公司的真实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不容操控, 因此, 可操控性应计项目被用来度量审计质量的高低 (De Fond和Jiambalvo, 1993;Becker等, 1998;Francis、Maydew和Sparks, 1999;Francis和Krishnan, 1999;Nelson等, 2002;Krishnan, 2003) 。Becker等 (1998) 的研究发现, 非“六大”的客户所报告的收益增长的可操控性应计项目高于“六大”的客户所报告的水平, 此外, 非“六大”的客户所报告的可操控性应计项目的绝对值也明显高于“六大”的客户所报告的水平;Francis和Krishnan (1999) 发现, “六大”的客户在报告可操控性应计项目时表现得更加保守;Nelson等 (2002) 发现, “六大”更能发觉客户进行“盈余管理”的企图, 并要求其进行准确的调整;Krishnan (2003) 发现, “六大”的客户报告更低水平的可操控性应计项目。
(三)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收费
从某种程度上, 审计质量的高低可以通过审计费用的高低予以反映, 故很多研究探讨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 (Francis, 1984;Francis和Stokes, 1986;Palmrose, 1986;Rubin, 1988;Simon和Francis, 1988;Ward、Elder和Kattelus, 1994;Craswell、Francis和Taylor, 1995;De Fond, 2002;Ferguson, 2003;Vander Banwhede等, 2003) 。大量的研究发现, “八大” (抑或“六大”、“五大”、“四大”) 获取了系统性的审计收费溢价。根据经济学中的产品差异理论 (Klein和Leffler, 1981;Shapiro, 1983) , 在竞争型市场上, 其获取审计收费溢价的事实说明, 其具有产品质量声誉。Craswell、Francis和Taylor (1995) 认为, 虽然所有会计师事务所都必须遵守最低标准的执业准则, 但“八大”更注重对其专业技能进行投资, 并且具有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以维护其声誉的动机。较高的审计费用表明事务所付出了更多的审计努力或是事务所具有更高的专业水平, 因此审计质量更高。Palmrose (1986) 用审计时间表明“八大”提供更高的质量的审计服务, 其研究发现, “八大”花费更多的审计时间和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 “八大”要求更高的审计费用并不是因为市场垄断, 而是由于它们是高质量的审计者, 对于小客户, “八大”比非“八大”有更多的审计费用溢价, 而对大客户的审计收费则没有明显的差别。Francis (1984) 、Francis和Stokes (1986) 以及Francis和Simon (1987)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Craswell等 (1995) 认为, “八大”在专门技术培训方面比非“八大”进行更多的投资, 故而向客户索要更高的审计费用。
(四)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盈利反应系数
盈利反应系数 (Earning Response Coefficient, ERC) 是用来衡量某一股票的超额市场回报相对于该股票发行公司所报告的盈利中的非预期因素的反应程度。自Teoh和Wong于1993年首次采用该方法以来, 众多相关研究纷纷问世 (Krishnan和Yang, 1999;Hackenbrack和Hongan, 2002;Balsam, 2003) , 均发现大规模事务所所审计的客户的盈利反应系数更高。
(五)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IPO折价
这个方面的研究可进一步细分为四类:其一, 首次公开发行的折价问题 (Titman和Trueman, 1986;Simunc和Stein, 1987;Balvers、Mc Donald和Miller, 1988;Beatty, 1989;Hogan, 1997;Willenborg, 1999;Copley和Douthett, 2002;Pitman和Fortin, 2004) ;其二, 上市公司的自留份额 (Clarkson和Simunic, 1994) , 其理论根据为, “上市公司留存的股份越多, 证明审计质量越高, 但是, 为了分散自己的风险, 也可能通过高质量的审计, 使得留存的比率比较低, 故二者呈现出负向相关的关系”, 在加拿大和美国市场上这两个现象都存在;其三, 承销投行所收取的费用 (Menon和Williams, 1991) , 为了抵补较高的风险, 承销投行有必要使得自己的收费高一些, “六大”审计的客户风险相对较小, 故而它们收取的保费要低一些, 因此, 二者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 更进一步的研究是, 美国的五大顶级券商 (除了美林) 都要求其保荐的客户只选用“六大” (Balvers、Mc Donald和Miller, 1988) ;其四, 股票上市首日交易量的大小 (Jang和Lin, 1993) , 审计质量越高, 则公司的透明度亦越高, 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亦越低, 故而在上市首日抛售股票的数量越小。
(六)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融资成本
融资成本包括债务融资成本和股权融资成本, Pittman和Fortin (2004) 的研究发现, 对于刚上市的公司而言, “六大”能够降低其债务融资成本, 而随着上市时间的增长, 公司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会逐步减轻, 由此会减弱“六大”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Mansi、Maxwell和Miller (1988) 亦发现, “六大”能够显著降低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大量的研究 (Beatty和Ritter, 1986;Titman和Trueman, 1986;Beatty, 1989;Menon和Williams, 1991;Felthom等, 1991;Firth和Smith, 1992;Holland和Horton, 1993;Jang和Lin, 1993;Michaely和Shaw, 1995) 一致表明, 通过选择大规模的具有良好声誉的事务所, 上市公司可以向市场传递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号, 减少信息不对称, 降低初始发行股票的折价倍数, 从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因为对于这些初始发行股票的公司而言, 由于投资者拥有的关于这些公司的信息较少, 不了解它们的发展前景, 发行者与投资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因此为了降低发行过程中的资本成本, 它们有动机向市场传递关于其自身发展状况的信号, 以降低初始发行的折价率。选择声誉较高的事务所便是一种良好的信号传递途径。同时, 由于声誉较高的事务所为了保护自身声誉并且避免诉讼成本, 有动机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并对企业进行严格的监督 (Dye, 1993) 。
(七)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法律诉讼、财务报告重述和行政处罚
针对事务所规模与诉讼的关系的研究 (Pierre和Anderson, 1984;Palmrose, 1988;Ferozet等, 1991) , Anderson (1984) 发现, 尽管“八大”因为“深口袋”而具有更高的被诉可能, 但“八大”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比非“八大”更少发生法律诉讼;Ferozet等 (1991) 发现, 在控制住客户的规模后, 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诉讼率低于小型事务所;Clarkson和Simunic (1994) 以及Simunic和Stein (1996) 也得出了上述结论。由“八大”审计的客户比由非“八大”审计的客户更少发生报表错弊和违规现象 (De Fond和Jiambalvo, 1991) , 故其客户发生财务报告重述的概率更低。Ferozet等 (1991) 发现, 大规模事务所遭受美国证监会的处罚次数比较少。
(八)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评级公司的评比等级
(Ritter, 2005) 认为事务所的规模越大, 则其审计的客户的财务信息质量越高, 则信用评级公司对财务报告的质量所给的评级越高;事务所规模与盈利的可持续性 (Brown等, 2008) , 事务所的规模越大, 则其客户的盈利的可持续性越强;事务所规模与分析师的盈利预测误差 (Davidson和Neu, 1993) , 一般而言, 管理层为了迎合分析师的预期, 会对盈利进行操控, 使得二者相差无几, 若审计质量比较高, 则可以如实报告企业的业绩, 使得二者的差距比较大;事务所规模与财险公司的拨备 (Petroni和Beasley, 1996) , 事务所规模越大, 则保险公司所提的拨备越低;事务所规模与工作底稿 (Deis和Giroux, 1992;Copley、Doucet和Gaver, 1994;Deis和Giroux, 1996) , 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工作底稿质量较高;事务所规模与通用会计准则 (Krishnan和Schauer, 1999) , 事务所规模越大, 则越遵守通用会计准则;事务所规模与风险管理水平 (Cushing和Loebbecke, 1986;Tuntiwongpiboon和Dugan, 1994) , 大规模事务所更加注意审计方法的运用和选择, 故而具有更高的审计质量;事务所规模与行业专长水平 (Shockley和Holt, 1983) , 大规模事务所更注重培育行业专长, 故而发现问题的能力更强, 具有更高的审计质量;事务所规模与辞聘 (Bockus和Gigler, 1998) , 大规模事务所更易对客户辞聘, 说明其审计质量高;事务所规模与股票买卖价差 (Schauer, 2002) , 事务所的规模越大, 则股票买卖价差越大。
(九) 述评
以上经验证据均表明, 由于大规模事务所具有更多的与特定客户相联系的准租、更高的声誉和更多的财富, 其在机会主义行事时将会遭受更多的损失。因此, 大规模事务所将会自愿地对其专业技能进行更多的投资, 并保持更高的独立性水平, 即大规模事务所能够代表更高的审计质量。这意味着, 审计市场存在着产品质量差异, 而这种差异来自于市场对不同审计质量的需求, 总体而言, “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这一结论得到了绝大多数研究结果的支持, 并在审计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另外, 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如业绩好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更低, 同时这些公司又更可能选择“四大”, 一些研究 (Hogan, 1997;Ireland和Lennox, 2002;Weber和Willenborg, 2003) 在控制住内生性问题之后, 仍然支持“大规模事务所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的结论。
二、国内实证研究述评
我国划分事务所类型的常用方式有两种:其一是二分法, De Fond等 (1999) 和李树华 (2000) 根据客户资产来度量事务所的规模, 将事务所划分为“十大”和非“十大”两种类型, 此后, 李爽和吴溪 (2004) 亦采用了类似的划分方法;其二是三分法, 王振林 (2002) 按照客户的数目将我国事务所划分为“五大合作所”、“国内十大所”和一般事务所三类。胡旭阳 (2002) 从首次公开发行 (IPO) 的角度出发, 发现“四大”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具有声誉溢价;章永奎和刘峰 (2002) 以1998年被出具非标意见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并选择了控制配对样本, 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来估计企业的盈余管理, 研究发现事务所有识别盈余管理的能力, 而且不同规模的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有差别, 大规模事务所识别盈余管理并出具较严厉审计意见的能力显著强于小规模事务所;漆江娜等 (2004) 发现“四大”的审计费用较高, 同时, “四大”的客户每单位资产的可操控性应计项目较低;陈关亭和兰凌 (2004) 从审计费用和操控性应计项目的角度出发, 研究发现, “四大”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Chuntao Li等 (2004) 发现“四大”的审计费用较高, 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较高;王鹏和王咏梅 (2006) 从市场反应的角度出发, 发现市场更认可“四大”的审计质量;蔡春等 (2005) 发现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的操控性应计项目显著较低;原红旗和李海建 (2003) 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出资方式以及规模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 在控制住样本公司的财务特征后, 发现“十大”与非“十大”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无明显区别, 得出“审计意见与上述因素不显著相关”的结论, 同时分析了大小事务所的客户的差异, 发现不同类型事务所的客户除了公司资产规模存在明显差异外, 在其他方面却不存在着差异;刘明辉 (2003) 从审计意见的角度出发, 发现“四大”的审计质量并不优于非“四大”;刘峰等 (2005) 发现, “四大”的客户并没有报告更少的可操控性应计项目, 将此解释为“‘四大’在中国市场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近乎于零, 因此没有动力去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陈信元等 (2006) 亦从该角度出发, 同样未发现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更高。
注:“?”表示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不明确, N/A表示尚无人用该指标去代表审计质量。
三、研究评述
从以上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研究来看, 国外的实证研究从不同的角度验证了度验证了“四大” (抑或“八大”、“六大”和“五大”) 提供了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研究方法和结论相对成熟, 并且不断从新的角度去研究审计质量问题, 虽然也有一些相反的结论, 但是绝大部分的研究都支持“事务所的规模与审计质量呈正向关系”的结论。对于中国市场而言, 由于研究的角度、方法以及样本选取等的不同, 得到的结论也不一致, 审计质量研究基本上不考虑内生性问题、行业专长问题、非审计服务和法律环境问题, 另外, 在审计质量的度量方面, 基本上是照搬国外的研究指标, 未能做到因地制宜, 且指标过于单一, 创新性不足, 乏善可陈, (表1) 给出了国内外关于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研究的对比。
综上所述, 我国学者关于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是否高于小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还存在争议。这可能是样本选择的年度不同、样本量不同和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等原因造成的, 亦说明该问题的研究是远远没有结束的, 值得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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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规模 篇6
关键词：会计师事务所,事务所规模,法制环境,审计质量
一、引言
De Angelo(1981)认为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是高质量审计的根本保障,为事务所“规模—质量”关系这一经典研究开启序幕。但自2002年以来不断发生的财务丑闻使得许多国际知名大公司、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陷入其中,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是否与高质量的审计密切相关引发人们的重新思考。与此同时,有关结构通过调查发现,国际大所在我国审计市场上提供的审计质量并不显著高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案件被不断曝光,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质量的保障程度有多大?国内事务所的审计质量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当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关系的同时,我国开始了由政府推动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浪潮,促进“做大做强、做精做专为主”为目标的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化进程,中注协通过的《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规划(2011-2015 年)》进一步明确了把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战略,据统计,经过两次规模化浪潮的推进,国内形成了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国内“十大”的业务规模已占39.22%,市场认同度与国际四大的差异也不断缩小。这表明国内大所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已有动机提高审计质量,当从与国际四大的对比考虑,似乎间接证明了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常敏感。诸多研究表明完善的法律保护、违规惩处力度是高质量审计质量的保障途径,欧美国家完善的法制环境为高质量审计供给提供了制度基础,相比而言,我国审计诉讼风险环境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法律环境在促进事务所“规模-质量”关系中的应有作用。在此背景下,我国当前由政府主导(非市场推动) 的事务所规模扩张战略很可能不能有效的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因此,要充分利用事务所“规模-质量”的正相关效应还必须做好法制环境这一前提,本文立足与诉讼风险、投资者保护的视角,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和中注协发布的《2014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为研究样本,考察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关系,以及诉讼风险、投资者保护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进一步丰富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质量”间关系的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事务所审计“规模———质量”相关性研究有不同的结论,既不能简单的概括为正相关,也不能简单的概况为负相关,一些因素,尤其是法制环境很可能导致结论出现差异。不少学者基于代理成本、声誉机制、“深口袋”理论阐述了事务所规模影响审计质量的机理,并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证明事务所规模会促使事务所自发的保持高质量的审计。但基于法律风险、投资者保护以及外部资源依赖的角度,很多学者如Khurana(2004)、Francis(2004)等认为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更多的出于诉讼风险的“倒逼”而非“自愿”。在资本市场环境高度发展,形成相对完善的法律环境、审计市场高度集中的欧美相比,我国审计法制环境相对落后,诉讼风险威慑力低、对投资者的保护机制缺失,由此导致审计质量普遍较低。Shleifer(1997)、Basu(1998) 的研究表明更高的诉讼风险及投资者保护机制有助于促使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刘峰(2002)认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并没有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执业风险低,会计师事务所选择提供较低的审计质量而节省执业成本。刘峰(2007) 进一步证实了我国资本市场法律风险过低导致审计质量不高,而事务所针对较低的审计风险而降低审计质量,并分析了三个关键因素:选择政府合作既有利于争取客户又能适当规避监管;政府赋予了国际大所得特殊待遇;对出现的问题不进行公开披露与处罚。可见,审计师的审计执业活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法制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同水平的发展环境中,会计事务所会主动选择审计质量水平。冯延超(2010)、翟华云(2011)对我国事务所的研究表明,出于降低审计风险和诉讼风险的动机,国内大所会主动提升审计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国际大所与国内大所审计质量为何为显著差异。从我国实际看,审计处罚仅限于行政处罚(罚款、吊销执照)而没有针对事务所的民事诉讼,会计事务所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很低,诉讼风险低、法律执行力度差,使得我国法制环境不能发挥应有的治理效应。若会计事务所执行独立中介的职能,法律执行部门对被审计公司舞弊责任的追究并不能及时到位,甚至不追究会计事务所的责任,必然导致降低了高质量审计的供给动机。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建立在合理的审计市场结构、有效的审计监管、完善的法制环境等一系列前提之上。虽然我国审计市场面临的法制环境并不完善,但由于政府机构有权监督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并能够针对审计舞弊给予严厉惩罚,因此,我国审计市场仍然存在类似美国监管效应的机制,影响法律风险的因素包括诉讼概率和风险水平两个方面,其中,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提高了会计事务所违规的诉讼概率,而诉讼处罚影响着风险水平。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假设1: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事务所规模越大,提供的审计质量越高
假设2:从违规成本角度考虑,诉讼风险能促使事务所提高审计质量,且事务所规模越大,这种效果更显著
假设3: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考虑,投资者保护法律体制越完善,事务所提供的审计质量越高,且事务所规模越大,这种效果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了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财务异常值、极端值的公司;数据缺失的公司;同时发行B股或H股的公司。经过上述筛选共获得206家样本公司。上市公司出现民事诉讼或受到证监会的违规处罚等数据、审计意见类型、相关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会计师事务所受到行政处罚的数据来自证监会、上市公司网站等,行业划分按照2001年《上市公司行业类指引》划分。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审计质量(AQ)。审计质量难以直接计量,在以往的研究中多以被审计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来代替,具体研究中采用可操控迎接利润DA作为替代变量,本文以夏立军(2002) 确定的截面数据分行业分年度估计的修正的Jones模型估计上市公司会计盈余质量,并以此衡量上市公司审计质量。
其中,TAt表示t年的总经营应计项目,At-1表示第t-1年末的总资产,△REVt表示第t年与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之差,△RECt表示第t年与第t-1年应收账款净额之差,PPEt表示第t年的固定资产原值。
(2)解释变量。会计师事务所规模(AS):本文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2014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选取综合评价前10的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见表1。诉讼风险(LR):虚拟变量,如果会计师事务所或其所属注册会计师被有关部门行政处罚或被起诉,该值取1,否则取值0,来衡量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诉讼风险。投资者保护(Law):本文用樊纲等(2011)编制的“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Law)来衡量我国法制环境对投资者保护程度。
(3)控制变量结合现有研究文献,影响公司盈余质量的因素还包括公司资产负债率、公司股权结构、资产负债率、是否亏损、股权结构等,因此,本文选择了相应的控制变量来控制这些因素对公司可操控应计利润的影响,同时,控制了行业及年度的影响。变量定义见表2。
(三)模型构建
构建模型1,检验事务所规模、诉讼风险、投资者保护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
构建模型2,检验诉讼风险对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关系的调整作用,构建模型3检验投资者保护对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关系的调整作用。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3是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DA最小值为0.0441,最大值为3.1462,结合四分位数,盈余管理在我国上市公司具有普遍性。Big10的1/2分位数为0,3/4分位数为1,均值为0.3234,表明样本公司中有32.34%的上市公司是Big10的客户,按照贝恩对市场结构的分类,我国审计市场仍然属于竞争型,即市场竞争仍然激烈,市场集中程度不高。诉讼风险均值为0.0361,会计师事务所受到行政处罚或受到起诉的比例为3.61%,诉讼概率较低。法制环境指数均值为7.6428,最高值12.3647,最低值2.6841,不同地区之间的法治水平差异较大。
(二)相关性分析
为检验本文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问题见表4,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对模型中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若变量间相关系数绝对值小于0.5,则认为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变量之间Pearson相关系数均小于1,自变量之间、自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问题。Big10与DA显著负相关,表明会计师事务所规律对盈余管理具有抑制作用,能够提升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LR与DA的相关性不显著,但Law与DA显著负相关,地区法治水平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显著正相关,有利于促使会计师事务所提升审计质量。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需要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
注:*** 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三)回归分析
利用SPSS17.0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回归统计,统计结果见表5。模型1的回归统计结果表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盈余管理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能够显著提高审计质量,假设1得到检验。诉讼风险与盈余管理正相关但不显著,对此我们认为诉讼风险并没有促使会计师事务所提高审计质量,相反,为规避诉讼风险,甚至会与被审计单位合谋进行掩饰。投资者保护水平与盈余管理在1%水平上负相关,有关投资者保护的法律环境越完善,投资者越能对被审计单位、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监督,从而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其降低盈余管理,提高审计质量。模型2进一步分析了诉讼风险对会计师事务所与审计质量关系的调节作用。回归分析表明(LR*Big10)与盈余管理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即诉讼风险没有强化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诉讼风险(主要包括民事诉讼和政府的行政性处罚)没有促使会计师事务所改善神经质量。模型3检验投资者保护对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投资者保护水平能强化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随着投资者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以及法制环境的改善,来自于投资者的监督强化了会计师事务所的高质量审计供给,相对于规模较小的事务所,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更倾向于提高审计质量。
注:*** 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统计值。
(四)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采用审计收费(Fee)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标准,审计收费越高,审计质量越高,回归统计结果表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正相关,诉讼风险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对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关系无显著影响,投资者保护水平与审计质量正相关,且能够强化会计师事务所与审计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采用Kothari等(2005)业绩控制模型计算的可操纵应计利润替代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可操纵应计利润,回归统计结果无显著差异。剔除样本中规模等主要联系变量最大最小1%的观察值,然后进行回归统计,结论未受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实证检验了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其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并检验诉讼风险、投资者保护水平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显著正相关,即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相比于小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更倾向于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无论是出于维持会计师事务所声誉,还是获得更多“准租金”的考虑,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都有更强的动机提供高质量的审计。(2)会计师事务所被诉讼或行政处罚的概率与审计质量总体上相关性不显著,而且诉讼风险与审计质量呈现负相关关系,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诉讼风险不仅没有促使会计师事务所提高审计质量,反而有可能降低其提供的审计质量。诉讼风险对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目前的民事诉讼和行政处罚对会计师事务所改善审计质量基本无效力。(3)投资者保护水平与审计质量显著正相关,随着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高,来自于投资人的监督压力促使会计师事务所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但是,投资者保护并没有体现出其对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正向相关性的强化作用,即相对于小规模的会计师事务,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并没有因为投资者保护而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这表明我国目前的投资者保护水平较低,尚未形成对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威慑效应。
(二)建议
事务所规模 篇7
1 文献回顾
关于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Mautz和Sharaf (1961) 认为, 尽管长审计任期并不直接损害审计质量, 但与审计客户建立长期联系会不知不觉地逐渐损害审计人员的诚实公正, 引致对独立性的重大威胁。Johnson, Khurana和Reynolds (2002) 认为, 与中等长度任期相比, 短任期下财务报告质量更低, 长任期下财务报告质量并未下降, 说明审计任期延长并没有损害审计质量。Jeff P.Boone, Inder K.Khurana和K.K.Raman (2005) 首次检验了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 结果发现, 就投资者而言, 二者在前期是正相关关系, 而在后期则是负相关关系。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的关系会受到第三方面因素的影响。董南雁、张俊瑞 (2007) 研究发现, 在以公司治理质量高低为标准区分样本时, 审计师任期与审计质量的关系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当公司治理质量较低时, 审计师任期与审计质量呈倒U型关系, 转折点在5年附近;当公司治理质量较高时, 审计质量随审计任期的延长而提高。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签字注册会计师专业胜任能力的变化符合学习曲线效应, 在任期的前期明显呈上升趋势, 而后期则逐渐平缓;而随着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的延长, 审计独立性将逐渐下降。审计质量随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延长而发生的变化特征取决于决定审计质量的这两方面因素中作用力度更大的一方, 而哪方面作用力度更大则取决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
在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 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对专业胜任能力的影响上。签字注册会计师专业胜任能力随任期延长的变化符合学习曲线效应, 在前期上升, 而后期则逐渐平稳。由此可提出假设1。
假设1:在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中, 审计质量随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的延长呈学习曲线状变化。
在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 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上。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独立性随任期的延长而下降。由此可提出假设2。
假设2:在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中, 审计质量随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的延长而下降。
3 研究设计
本文以2004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 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发布的所有年度报告重述公告为依据, 选取重述内容所属年度为2003-2010年, 且重述内容涉及财务报告的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 筛选后可得最终样本共计711个。
模型一:
模型二:
为检验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中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OP表示审计意见类型。TENURE表示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SIZE表示被审计单位规模。ROA表示被审计单位业绩, 等于总资产收益率。GROWTH等于本年营业收入除以上年营业收入。LEV为资产负债率。ST表示被审计单位是否在重述内容所属年度。BIG表示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为国际四大或国内六大之一。BIG×TENURE为是否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与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的交叉项。
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检验初步证实了, 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抑制了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延长对审计独立性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中, 审计质量随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的延长而下降。
5 结论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会影响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抑制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延长对审计独立性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中, 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上, 审计质量随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的延长而下降。
参考文献
[1]董南雁, 张俊瑞.中国证券市场审计任期与盈余质量关系的实证检验[J].南开管理评论, 2007, 10 (4) :43-51.
[2]E Johnson, Inder K Khurana, J K Reynolds.Audit Firm Tenure and The Quality of Financial Reports[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2, 19 (4) :637-660.
事务所规模 篇8
一、完善和健全审计市场结构
影响和决定审计市场结构的因素主要包括:市场集中度、事务所规模、法律法规、市场份额、审计市场进入退出壁垒、审计师的行业专长等。完善和健全审计市场结构是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化发展的前提或基础。
(一) 培育高集中度的寡占型审计市场。
垄断型和过度竞争型的市场都不是我国审计市场发展所需要的, 前者不利于公平竞争、审计质量提高, 也不能满足消费需要, 后者则不利于提高审计效率、规模经济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寡占型市场结构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 降低成本;缩小上市公司选择事务所的空间, 提高对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从1980年开始到现在的30多年间,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先后经历了恢复重建、规范发展、市场化发展和国际化发展四个阶段, 在数量、质量、规模、人员、经验等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在规模化发展上也呈现了以下特征:出现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有限公司、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等几个大所;证券、期货从业资格门槛的不断提高促进了事务所的新一轮合并, 目前业务收入达到1亿元的事务所超过30家。这些为高集中度的寡占型市场奠定了基础。
(二)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应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手段, 引导或推动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化发展, 进而形成高集中度的寡占型审计市场。结合我国当前情况主要有:第一, 推动完善和出台独立审计准则、《注册会计师法》等相关法律规范, 明晰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职能定位、执业行为、质量标准等, 还要规定从业人员的标准和素质, 提高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的最低资本金要求等, 为行业发展提供坚实的、长期而标准的法律保障。第二, 继续研究、推动与协调落实《证券法》、《合伙企业法》、《公司法》、《破产法》等有关上市公司审计、合伙企业审计验证、公司法定审计、破产清算管理人等制度安排。加强和推动我国审计准则与国际准则的接轨, 完善会计制度, 不断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的业务水平。第三, 加大行政、刑事责任处罚力度, 提高违规成本, 弥补民事责任赔偿机制的空白, 增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风险, 约束会计师事务所的经营行为, 引导其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三) 从监管层面为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提供便利。
对于我国审计市场而言, 合并有助于扩大会计师事务所规模, 打破市场分割, 形成寡占结构, 这是形成有效市场结构的最快捷途径。合并是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相互选择的一种市场行为, 监管机构应将精力放在为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创造便利条件上, 对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不再要求报送各地财政部门, 同时对合并后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不做具体要求。按市场机制操作, 即确保注册会计师在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上, 自主选择合适的合并及重组对象, 而决不能实行政府强制。
(四) 提高市场主体的准入标准。
一是机构准入标准, 会计师事务所是一个专业机构而非有资本就能准入的, 提高行业的进入门槛, 有利于为会计师事务所树立真正的专业形象。同时, 市场准入资格的提高, 也向社会公众传递审计产品质量高, 审计意见值得信任的信号。另外, 提高审计市场主体的准入资格加大了会计师事务所的成本, 减小了会计师事务所的降价空间, 保证了审计的最低成本和审计产品的最低质量。除了从法律法规层面进行设计 (例如提高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的最低资本金) 外, 在实际审批、执行或监管中要严格进行要求。二是从业人员准入。注册会计师的资格认证政策决定了一个时期内注册会计师的人数, 也决定了会计师事务所行业的竞争程度。为优化人才竞争状况, 政府或有关行业主管机构可通过对合格分数线的掌握以及提高注册会计师考试的难度, 通过提高标准、严格要求的考试制度, 加大进入会计师事务所门槛的难度, 使选拔出的注册会计师适应改革开放和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
(五) 鼓励和引导多元化、专业化以及跨区域发展。
多元化应是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市场定位的重要选择, 也是其为改善国内审计市场结构、分散经营风险并发挥示范效应的重要体现。多元化服务, 就是要形成执业特色, 与主要竞争对手在服务对象上各有侧重, 形成专门化分工;要调整知识结构, 吸引和培养不同领域的专家型人才。在专业化方面, 要形成一部分有经营特色的会计师事务所和一批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由区域市场向更广泛的市场发展, 消除审计活动的地域性尤其是证券审计市场的地域性, 可以避免来自当地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当地企业的种种牵制, 有利于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 形成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六) 不同规模的市场主体合理配置, 有序竞争。
即大中小型不同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要有合理的数量配置、行业和区域配置关系, 同时要有合理的竞争关系。在不同客户类型的市场上, 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方式、工作绩效和市场定位都不相同。大所的规模优势主要体现在大客户, 中小所的市场定位要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专业服务。在大客户市场上, 地理位置分散、客户规模大、业务处理复杂, 不是中小所的目标客户。在小客户市场上, 代理成本较低, 客户业务也相对简单, 不存在对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要求。也就是说市场需求的多层次性要求大中小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会计师事务所在数量上要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 在业务运作中共同存在并形成合理的竞争关系。再进一步, 我国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要以中小型企业审计和相关专业服务为主导, 走适度专业化和多元化的道路。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要以大型企业审计和综合服务为主导, 走适度专业化、综合化和国际化的道路。大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是相辅相成和互为补充的, 在鼓励大所走规模化发展道路的同时, 小所也要根据自身便捷、灵活的特性, 开展多样化的服务。
二、规模化发展的原则或价值取向
(一) 执业标准统一。
执业标准是会计师事务所按照相关具体审计质量控制准则与审计准则的要求所制定的, 是在执行审计业务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标准。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 制定和实施的执业标准也许并不完全一致, 这就将导致其所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存在着差异。通过合并方式组成的会计师事务所集团是由不同的单个会计师事务所通过签署有关协议组建而成, 由于各自的执业水平与执业经验的不同, 加之执业标准的不统一, 使得所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两者一旦合并而组成一个统一的事务所集团, 其为客户所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应保持同质性, 这样才有利于会计师事务所集团品牌和声誉的建立。做到质量控制、执业标准和人员培训的三统一, 而执业标准的统一是基础。
(二) 成本效益兼顾。
规模经济会使企业平均成本随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增加而下降。会计师事务所的日常经营活动中, 会产生内部风险控制成本、管理成本、客户服务的成本、员工的培训成本等各项成本开支, 公司规模化扩展达到一定程度后, 应该时刻注意通过有效的管理, 使这些成本占业务收入的比例降低, 最终实现规模经济, 从而保证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化发展能够产生高效益。
(三) 防范规模化风险。
规模化风险是指会计师事务新建、合并或重组等形式的规模扩大过程中, 存在的遭受经济、名誉等风险或损失的可能性。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化是一个复杂的组织运用和人员、文化的整合过程, 其涉及因素的多元性、过程的复杂性, 使规模化的实施与规模化经营的过程充满了风险。从规模化战略的制定、实施到规模化后的经营管理及重整, 其间所伴随的诸多不确定因素, 给会计师事务所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因此, 在风险控制中推进规模化发展, 一方面, 要对规模化实施前期的风险进行分析, 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和对合并方的情况与自身实力了解不充分, 或因法律、政治、文化等原因, 而导致规模化失败。另一方面, 要对规模化过程中的风险进行分析。尤其是通过合并、集团化等方式进行规模化的过程中, 不同人员、组织、业务以及文化的相互重整, 往往因合伙人思维方式、经营理念、不同组织形成的历史渊源、组织文化差异性等原因, 使会计师事务所成长阶段的重整失败, 例如出现执业质量下降, 成本居高不下, 管理失控, 以及组织灵活性变差, 成本增长速度超过收入的增长速度等, 表现出规模的不经济和规模化的不合理。
三、在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中抓好五个方面的有效整合
(一) 自上而下抓好组织机构的合并与重组。
组织机构是整合的基础。首先要整合董事会 (合伙人管理委员会) 。合并后的董事会应考虑其组成结构的合理性。董事会的组成, 应保持合理结构和合理规模, 除了保持知识结构的合理性也要保持地区结构的合理性。董事会应在保留其法人治理性质前提下, 同时以执行合伙人会议的形式来出现, 在执行和经营总负责的层面上, 促进合伙理念的磨合, 在资本纽带上标注上人合的前提, 两方面共重, 以解决公司制和合伙制之间的矛盾, 融合会计师事务所历史环境与发展特性之间的空隙。董事会按其总、分所的经营业绩、区域发展战略与资合比例来调整人员组成, 充分体现跨地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运作特征, 为实现区域统筹发展打下基础。
(二) 有效进行经营战略的重构和企业文化的重建。
一方面, 在统一经营理念基础上, 要针对经营环境中的机会和威胁, 结合自身优势与劣势, 提出会计师事务所可以实现的新的经营战略。另一方面, 实现不同企业文化的共通融合。企业间的文化整合与并购重组是相伴而生的, 并购企业文化的冲突往往导致核心员工、关键高层管理人员及客户资源的流失, 严重的会导致并购的彻底失败。因此, 要建立以诚信理念为核心的先进文化, 将诚信理念作为核心不仅是一个文化理念, 也应当是行业文化建设的一个方向;坚持正确的文化整合原则, 在文化整合的过程中要坚持动态创新、优势互补、加强协作和亲情沟通的原则;会计师事务所可根据自己的特点合理选择文化整合的模式;掌握文化整合的操作程序, 文化整合要根据其特点、内容、模式不断实现创新, 动员一切资源, 为改变企业文化, 必须有训练、指示、实例、教导、强化以及对新作风予以支持的配套制度。
(三) 有效整合与使用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会计师事务所最重要的资源。合并使会计师事务所人力资源呈现出人事、组织、政策和规章等方面的变革, 员工可能面临职位调动、工作内容的改变、裁撤及适应新的企业文化等, 可能对其身心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解决人力资源问题必将对会计师事务所提出新的人力资源整合诉求, 建立一套以人为本、覆盖人才的选、育、用、留的科学人力资源开发机制显得极其重要。必须建立制度化、规范化、公正化、科学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从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组织来讲, 人力资源管理应在互补增值, 激励与约束对称, 以人为本, 使用与培养并重, 稳定与动态管理相结合的管理理念指导下, 遵循竞争上岗, 择优聘用, 尾数淘汰的原则来进行。合并后的会计师事务所除了遵循上述的基本原则之外, 还要强调技能考评、项目调配、专业定级及知识培训等方面的统一性。
(四) 建立统一的审计质量标准。
审计质量是由独立性与专业胜任能力共同决定的。第一, 要培养相同的执业理念。由于区域间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各分支机构的服务领域、服务对象、发展速度等都存在差异, 这些差异导致了执业理念上的差异。统一执业理念, 正体现了全面质量控制方法中的事前控制原则。第二, 要建立统一的专业标准。应当发挥人力资源的规模优势, 建立专业的质量标准研究部门, 博取各家之长, 建立统一的专业标准, 并在实践中从人力和业务资源的规模化优势中汲取执业经验, 并不断加以完善, 从而在知识管理方面形成良性的循环, 获得知识 (技能、执业理念) 上的增值效应。第三, 要建立合理的内部互查制度、专家委员会制度、科学授权制度、技术援助制度和技术交流制度等, 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
(五) 科学进行客户资源的整合。
事务所规模 篇9
本文认为, 独立审计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 其治理效应体现在:独立审计可以降低代理成本。审计质量越高, 被审计公司的股权代理成本越低, 因此被审计公司股权代理成本的大小能够反映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高低。
一、理论分析与假设的提出
1. 审计质量的决定因素:
诉讼风险还是声誉?我国审计市场是新兴市场, 市场的有效性较差, 法律制度也不健全, 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风险比较低 (刘峰、许菲, 2002) , 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 声誉理论与“深口袋”理论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声誉理论认为大所会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以建立和维持会计师事务所声誉, 而“深口袋”理论认为低诉讼风险决定了会计师事务所不会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那么, 究竟是诉讼风险还是声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刘峰、许菲 (2002) 的分析表明, 我国审计市场上, 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风险、特别是民事赔偿责任风险近乎于零。刘峰、周福源 (2007) 认为, 一些制度环境因素, 特别是法律风险等因素, 是审计质量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国际“四大”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监督风险和法律风险都比较低, 国际“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上的审计质量并不系统地高于国内所, 其检验结果证实了这一观点。Francis和Wang (2008) 也认为, 国际“四大”的行为随不同的制度环境而改变, 在对投资者保护程度低的国家, 监管风险与诉讼风险较小, “四大”并没有保持高质量的动力。
本文认为, 在我国声誉机制是失灵的, 而低诉讼风险决定了大会计师事务所并没有保持较高审计质量的动力, 由此决定了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是背离的。
2. 独立审计质量与股权代理成本。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 独立审计是一种外部治理机制, 可以起到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在公司层面上, Jensen和Meckling (1976) (简称“JM”) 以股权代理成本来衡量股东和企业经营者之间利益冲突的大小。JM将股权代理成本归纳为监督成本、担保成本与剩余损失三类, 其中, 委托人的监督成本和代理人的担保成本是制定和实施委托代理合同的实际成本, 而剩余损失则是在合同最优但又不完全被遵守和执行时的机会成本, 在一定条件下加大对代理人的监督和约束, 可适当降低剩余效率的损失。监督和约束成本通常是可以控制的, 可有计划地进行安排和调整;而企业的剩余损失是无法控制的, 也无法对其进行安排和调整, 如果一个公司破产, 它的剩余损失就是无穷大, 所以以可控的监督约束成本去替代无法控制、也难以观察的企业剩余损失是必要的。按照JM的分析, 独立审计能够降低股权代理成本。显然, 审计质量越高, 对企业管理层的监控力量越强, 从而更能抑制经理的道德风险, 企业的在职消费和效率损失越低, 故企业股权代理成本越低代理效率越高。
3. 假设的提出。基于以上论述,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接受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 其股权代理成本并不比其他上市公司更低。
假设2:接受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 其代理效率并不比其他上市公司更高。
假设3:接受本土“八大”审计的上市公司, 其股权代理成本并不比其他上市公司更低。
假设4:接受本土“八大”审计的上市公司, 其代理效率并不比其他上市公司更高。
二、研究设计
1. 股权代理成本的计量。
股权代理成本的度量并不容易。Ang、Cole和Lin (2000) 在研究小公司的股权代理成本时采用了“经营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指标, 将经营费用界定为总费用减去产品销售成本、利息费用和经理报酬后的余额。该费用基本相当于我国企业的管理费用 (扣除经理报酬) 和销售费用之和。曾庆生、陈信元 (2006) 采用相对管理费用, 即管理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度量上市公司内部人的代理成本。因为与销售费用相比, 管理费用在财务会计上指“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所发生的费用”, 是所有经营性收支项目中内涵最模糊、外延最广的项目。正因为“管理费用”可以“兼容并蓄”, 所以该项目往往成为经营者在职消费的“避风港”。因此, 管理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度量了公司经营者的代理成本。
本文将相对管理费用作为股权代理成本的观察变量, 将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效率的观察变量 (李寿喜, 2007) , 考察公司股权代理成本、代理效率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之间的关系。相对管理费用是管理费用除以年销售收入之商, 是计量股权代理成本的变量。考虑到管理费用中包括审计费用, 本文将审计费用从管理费用中扣除后, 再与年销售收入相除。资产周转率是年销售收入除以总资产之商, 反映了公司管理层的代理效率。
2. 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2年至2004年四年的深沪两市所有A股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并执行了以下筛选程序: (1) 剔除了金融行业上市公司, 因为这些公司具有行业特殊性; (2) 剔除了ST、PT、退市的公司, 因为这些公司的财务数据异常。最后, 我们共获得了3 457个样本数, 其中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分别为1 109、1 131、1 217个样本。
3.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上市公司数据中, 审计费用数据取自香港理工大学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CSMAR数据库查询系统;本文的财务数据、审计意见及审计事务所的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根据色诺芬公司提供的公司治理数据库, 获得了公司股东的相关数据。
4. 模型的设计。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 独立审计是一种外部治理机制, 是内部治理机制的替代 (Fanand Wong, 2005) 。因此, 在考察独立审计与股权代理成本、代理效率的关系时, 应控制其他公司治理结构要素的影响。公司治理机制包括外部治理机制与内部治理机制, 这两种机制分别起到监督、约束和激励代理人的作用, 从而缓解代理冲突和降低股权代理成本。据此, 我们应控制其他外部治理机制与内部治理机制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根据徐晓东、陈小悦 (2003) 的研究, 公司治理变量包括:董事长兼任执行总裁 (CEOdire) 、CEO变更 (CEOturn) 、第一大股东变更 (Lachange) ;公司激励机制主要包括CEO持股比例 (CEOperce) 、董事长持股比例 (DIREperc) 。
考虑股权结构、股权性质对代理成本、代理效率的影响, 本文也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类别 (TYPE)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Larghold) 、国家股比例 (Statep) 、流通A股比例 (Tradap) 、流通外资股比例 (Tradfp) 作为控制变量。
另外, 还需控制的变量包括:剥离和置换 (Arse) 、收购和兼并 (Aram) 、公司员工人数 (Lnworker) 、销售额 (Lnsales) 、上市时间 (Age) 、资产负债率 (Ratedeas) 、行业 (Industry) (曾庆生、陈信元, 2006) 等。
为避免模型过于冗长, 本研究将以上所有变量均纳入回归模型进行多元回归, 剔出了与因变量关系不显著的自变量后, 最终留下的变量如表1所示:
本文参照前人研究成果, 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1) 股权代理成本模型。模型一:Expratio=α+β1BIGFOUR+β2BADA+∑δk公司治理结构要素变量+∑δm股权结构与股权性质变量+∑δn债权人监督变量+∑δp其他控制变量iv+εi。
(2) 代理效率模型。模型二:Turnasse=α+β1BIGFOUR+β2BADA+∑δk公司治理结构要素变量+∑δm股权结构与股权性质变量+∑δn债权人监督变量+∑δp其他控制变量v+εi。
三、检验结果
1. 描述性统计。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次页表2。
2. 变量间相关性分析。
(1) 单变量分析。表3是单变量分析结果, 可以看出, 被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 其相对管理费用略低, 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被本土“八大”审计的公司, 其相对管理费用与非本土“八大”没有显著差别;国际“四大”与本土“八大”客户的资产周转率均显著 (p<0.01) 较高。单变量分析初步显示“大所”的审计质量略高。
(2) 变量相关系数矩阵。由表4可知, 本土“八大”与相对管理费用的关系不显著, 国际“四大”与相对管理费用的关系在Spearman's相关分析与Pearson相关分析中的结果不一致。资产周转率与国际“四大”、本土“八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 显示“大所”客户的代理效率略高。另外, 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不超过0.6, 说明不会引起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注:1为“大所”, 0为“非大所”,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下同) 。
3.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1)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股权代理成本的关系。对相对管理费用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见表5左半部分) 表明, 在控制了公司治理结构其他要素、股权结构与股权性质、债权人监督以及公司规模、行业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后, 国际“四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相对管理费用正相关, 说明“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 其相对管理费用显著高于非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 假设1得到证实。本土“八大”与相对管理费用不相关, 说明本土“八大”审计的上市公司股权代理成本并不比非“八大”低, 假设3也得到支持。
考虑到被出具非清洁审计意见公司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可能存在瑕疵, 本文过滤掉被出具非清洁审计意见的样本, 再次进行了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见表5模型3。从模型3的结果可见, 国际“四大”仍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相对管理费用正相关, 本土“八大”也仍然与相对管理费用不相关。这说明本文的检验结果是稳定的。
(2)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代理效率的关系。对资产周转率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见表5右半部分) 表明, 在控制了公司治理结构其他要素、股权结构与股权性质、债权人监督以及公司规模、长期投资率、存货周转率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后, 国际“四大”与资产周转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 说明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效率反而更低, 假设2得到证实;本土“八大”与资产周转率不相关, 说明本土“八大”审计的上市公司效率并不更高, 假设4也得到支持。
与股权代理成本模型相同, 本文过滤掉被出具非清洁审计意见的样本, 再次进行了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见表5模型6。从模型6的结果可知, 国际“四大”仍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资产周转率负相关, 本土“八大”也仍然与资产周转率不相关, 这说明本文检验结果是稳定的。
六个模型的R2值、F值显示模型的拟合较好, 自变量之间的VIF值均不超过2 (未列出) , 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3) 敏感性分析。考虑到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被计入“管理费用”科目中, 为了消除审计费用的影响, 本文将审计费用从管理费用中剔除, 再以剔除审计费用后的相对管理费用作为因变量, 进行了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未列出) 。回归结果显示, 即使剔除了审计费用, 国际“四大”仍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相对管理费用正相关, 本土“八大”仍然与相对管理费用不相关;同样, 过滤掉被出具非清洁审计意见的样本后, 回归分析结果仍然与前面一致。这表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1. 研究结论。
检验结果表明, 国际“四大”与相对管理费用正相关, 即使剔除了审计费用, 国际“四大”仍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相对管理费用正相关;同样, 国际“四大”仍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资产周转率负相关。可见, 在我国国际“四大”客户的股权代理成本较高, 这表明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甚至比非国际“四大”更低。此外, 本土“八大”与相对管理费用、资产周转率都不相关, 说明本土“八大”也不能更有效地降低公司代理成本或提高公司效率。这表明声誉机制在我国审计市场是失灵的, 而“深口袋”理论可以解释我国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背离的现象, 低诉讼风险是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背离的原因。
2. 政策建议。
由于低诉讼风险是大所审计质量低下的原因, 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
(1) 从整体上提高注册会计师面临的法律风险水平。为了提高审计质量, 应该改变现有的法律风险等因素, 加大包括国际“四大”在内的所有审计师的法律风险。具体措施包括举证责任的修正、赔偿风险的提高以及诉讼条件的放宽等 (刘峰、许菲, 2002) 。从审计师的角度来看, 在给定相对严格的执业环境和较高的法律风险的前提下, 高审计质量会降低其可能承受的法律风险。同样, 如果审计师预见法律风险高, 他的理性行为应当是提高审计质量, 以尽可能降低其所面临的法律风险。
(2) 取消“四大”的超国民待遇。本文赞同刘峰、周福源 (2007) 的观点, 即由于国际“四大”并没有更显著地降低中国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 因此强制审计市场向国际“四大”倾斜并允许其收取高额审计费用是不恰当的。政府对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应一视同仁, 避免给予“四大”超国民待遇, 禁止银行等对国内事务所的歧视, 所有事务所均推行政府指导价格。
(3) 政府应加强监管。投资者保护理论认为, 当契约对投资者的保护不足时, 更需要监管的主动执法与法庭的被动执法相结合 (张烨, 2004) 。如要求经营者及时公告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理由、会计师事务所与公司之间在会计准则应用、财务信息披露、审计范围、审计收费等重要事项上存在的意见分歧等, 以防止注册会计师被经营者操纵, 并提醒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摘要：本文通过被审计公司的股权代理成本来度量审计质量, 检验“大所”与“非大所”客户的股权代理成本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明, “大所”客户的股权代理成本并不比“非大所”的低, 证明“大所”并没有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即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相背离。
关键词：诉讼风险,审计质量,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股权代理成本
参考文献
[1].蔡春, 鲜文铎.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相关性的检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的经验证据.会计研究, 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