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很忙（共9篇）
杜甫很忙 篇1
杜甫近来很忙。
中学课本里收录的蒋兆和先生所作《杜甫像》,被各种涂鸦后,上传网络,引发热议。某民间组织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杜甫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之光,我们决不允许诋毁杜甫形象。如果有人恶搞杜甫,恶意丑化杜甫形象,说明他是无知的、浅薄的、低俗的。
网络上的各式涂鸦照片,常常会让人惊讶形式之多,想象力之丰富:一图杜甫横端狙击步枪,他刚刚完成射击任务,表情“酷呆”了;一图杜甫横抱吉他,凝神远望,好像在忘情吟唱;一图杜甫被装扮成时髦青年,嘴叼香烟,胯下一匹Q版踏板小摩托……恶搞后的杜甫与那个忧国忧民、慷慨悲歌的现实主义诗人形象构成了极大的反差,令人忍俊不禁,而且不少增益改动,与原作“配合”默契,大有增一分嫌多,减一分嫌少的精准。可以想见涂鸦者之充满热情、神情专注、饶有兴味。
其实,这些涂鸦不过是网友们的游戏,和青春叛逆期孩子们的调皮与幽默。读书时期,在百无聊赖的课堂里,又有几人不曾在自己的课本上画上属于自己的涂鸦?并不像忧国忧民人士所讲,这是“恶意丑化杜甫形象”。倒是一直以来关于“中国人缺少创造性”的论述,在这里遭到了充分的驳斥。
但作为成人,作为这场网络娱乐快闪活动之外的教育从业者们,倒是该反思:孩子们到底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涂鸦”?涂鸦背后究竟隐藏着他们怎样的情绪和心理诉求?我们的文化教育传播工作还存在着哪些片面和谬误之处?能否通过教育传播方式的调整,正面满足他们的精神和心理需要,让他们被压抑的“力比多”得以升华?
我们的教育在绝大多数时刻,都是周五郑王,一板一眼。关于杜甫,课本和教参上有着鲜明的注释:忧国忧民和现实主义。却从来没有提起过杜甫“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性情,“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的怀念,与朋友所要树苗也要赋上一首绝句的浪漫。一代诗圣,被刻板地塑造成了试卷里生硬的标准答案,让尚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们观察历史人物的视角变得单一乏味,情趣寡然。
其实,这场关于杜甫的网络娱乐,并不针对于杜甫本人。在学生们的眼里,他们真正有意见的还是教育行业中的传道授业解惑之人。因为今天教育者的刻板正经把杜甫当为他们说话的工具,压得如纸一般单薄。
学生们的嬉笑怒骂,如若真能让教育者们如芒在背,知耻而后勇,那么在杜甫穿越而来1300年之后,也定当欣慰。
杜甫很忙 篇2
适逢杜甫诞辰1300周年，却以如此恶搞的形象重新活跃于人们的视野，推崇杜甫文化的人，不知是哭是笑。这场涂鸦杜甫的热潮，是又一次的网络狂欢。它以其独特的修辞手法，让大众暂时释放了在现实生活中的压抑。“杜甫很忙”的幕后推手，是人们对快感的追求。它担当了现代社会“安全阀”的功能。缘此，对待这场娱乐盛宴，任何板起脸孔的攻击对显得破坏情趣。
但是，正正是因为这种网络上表达的自由，更加反映了一些事物在人们心中的真正地位。学生们背诵大量诗歌名句，究竟是为了应试，还是出于热爱，不言自明。学子们了解杜甫，究竟是为了更好地作答试题，还是因为崇拜，不言而喻。当经典成为了灌输的案例，便失去了原有的滋味。当经典成为了应试的工具，便易成为嘲解的对象。严肃的事物不再被认真对待，经典便难以保持原有的地位。杜甫很忙，事实上长期以来语文教育的缺失之体现。
“今天上课，我们讲杜甫……杜甫是哪个年代的?生平事迹?这句诗怎么翻译?”“这则诗歌反映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台下低埋的头终于抬起，因为这可能会考。学生和老师同样无奈。因为考试，个性化的阅读体验通通被标准化。“沉郁顿挫”，整齐划一的作答，很正确，却让学生原创性的真实感受不能发挥。不是发自内心地认识杜甫，不是发自内心地感受杜甫，怎么会发自内心地尊敬与评价杜甫?“一个忧国忧民的伟大诗圣”，如果仅为考试填写的答案，只不过是一句考完就会被贬值的话而已，很容易就被遗忘和颠覆。杜甫年代、李白生平、苏东坡思想感情……苍白的字眼频繁出现在考卷之上，只会越发招致反感而已。
“杜甫很忙”不妨宽容解读 篇3
有乐观支持者甚至认为，想象力是可贵的，“现在中国最缺的就是这个”。对于这样的现象，公众不妨宽容对待，上升到“伤害民族感情”的高度，实在没有必要。没有创意与幽默感的群体，容易固步自封。言必谈五千年，对一切异想天开缺乏包容心，则很容易缺乏创新。
说起宽容，不得不提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885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尚且名花无主。一次，某大学举办超短故事比赛，要求内容涉及宗教、王室、性和秘密，难度很大。结果一女学生以12字夺得比赛冠军。全文是：“我的上帝，女王怀孕了，谁干的？”众人读了，大惊失色。谁知女王闻讯后没有怪罪，反而夸奖作者想象奇特。
一千人眼里就应该有一千个杜甫形象，而不永远都是“茅屋秋风冷雨倾，忧民虑国梦难成”的刻板形象。即便是杜甫真正实现穿越，面对这种现象，他大概也会用一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长江万古流”来打发。除了宽容学生对杜甫的另类解读外，教科书也应反思，为何古人形象多年不变，人物形象、眉眼、神情和角度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严肃、沉重，学生偶尔来点再创造，“娱乐放松一下”，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微微一笑就过去了。
（原载《新闻晚报》，2012年3月28日）
杜甫很忙 篇4
一、网络恶搞极具互动性给予受—传双方更多的传播权利
新兴网络媒体的出现在一定的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大众媒体传播中的信息传播与接收反馈不协调的状况,促进了话语权的开放。所谓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1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是专业的媒介组织通过信息的收集与加工生成定型的信息产品,随后通过媒介传播介质推向受众,信息产品在保持基本不变的状态下进行媒介的传播,受众处于被动接收的状态,然而在这种信息的传播模式下缺少一定的信息反馈。在网络媒体出现以前,信息发布权主要集中在大众传播的结构,大众传播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的,随着网络媒体的出现,尽管没有实现网络传播中传者和受众平等的传播权利,却促进了网络传播“话语权”开放程度的加深。在传统的大众传播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等,传播者与受众的身份是确定的,但是在网络传播中传者和受众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并且这种角色的界限是模糊的,在网络传播中,受传者身份的可互换性,不仅使受众成为了信息发布者和接受者,而且在角色互动的前提下实现了信息的互动,与此同时实现了受众的主体地位,并且这也造成了信息互动的随时性和即时性。
二、“去中心化”与“消权威化”的现象
在网络媒体出现以前,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信息环境最主要的营造着。所谓信息环境,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由个人或群体接触可能的信息及其传播活动的总体构成的环境。2在现实的生活中,人生活在一个充满权威和中心的社会环境当中,并且支配和影响着现实中的人,传统的大众传播加剧了这种状况,信息在传统的大众传播中存在于少数人的手中,而这些少数人就是社会的“中心”与“权威”,传统的大众传播为现实生活中的“中心化”和“权威化”提供了支配的信息环境。网络的传播的开放性与信息的共享性,使得网络空间中的普通人可以随意的发布自己的信息,同时网络传播的所具有的隐匿性使得这种信息的发布和传播更加的非理性,在传统的大众传播的主动权一般存在意见领袖手中,但是网络媒体的“零门槛”使得这种只存在于少数人手中的“发言权”回归于广泛的大众,在网络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网络媒体的出现打破了现实生活中的“中心化”与“权威化”的现象,网络恶搞正是如此,网络恶搞是属于网络非主流文化的范畴,网络媒体的发展促进了网络“草根”文化的兴起,“草根”就是现实中的普通人,而它相对的就是现实中的“精英”,在传统大众媒体影响下的社会是“精英”支配下的社会,“草根”不具有信息的发布、支配、传播的权利,但是网络却促进了“草根”文化的兴起,在网络中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发言的权利,不存在“话语权”的失衡,网络恶搞其实本质就是“草根”文化对于“精英”文化的一种颠覆与冲突。在精英与草根冲突的背后实际上也代表着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冲突。3
现代生活的节奏与方式似乎对理性有着天生的消解功能,人们追求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反对高尚和深刻、崇高低俗。4网络传播上网民平民自主意识的增强和对于娱乐性的追求,使网络恶搞的出现成为了可能。纵观整个“杜甫很忙”事件的过程,它既是对于传统文学作品的一种文化颠覆,也是网民追求恶搞娱乐性的一种方式,网络“草根”对于经典的“精英”文化的一种颠覆。并且“杜甫很忙”事件是一个集体参与的过程,其传播的过程与效果并没有受到现实“中心”与“权威”的干涉或影响,正是在网络传播主体的广泛性与伴随传播过程中的开放性、隐匿性的影响下,网络恶搞逐渐形成了一种“去中心化”和“消权威化”的现象。
三、“蝴蝶效应”加剧与“把关人”理论的弱化
“蝴蝶效应”最早出之于气象学的研究,其意义就是指 :事件发展、结果与初始条件的敏感性的一种依赖现象,初始条件极微小的偏差,可能造成结果的很大的不同。5就网络的传播效果而论,相较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蝴蝶效应”在网络事件的传播效果中表现得尤为的剧烈,特别是网络恶搞。正是由于网络传播的具有“零门槛”、开放性的特点,每个人在网络上都拥有“发言权”,每个人都有广泛平等参与的前提,再则网络具有隐匿性的特点,每个人不必考虑现实中的人物角色困扰,人们不必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网络恶搞的信息传播者可以更加自如的发布自己的想法和宣泄自己真是的感情。网络恶搞事件大多是集体参与的追求娱乐的网络传播现象,这种集体参与的形似又加剧了网络恶搞的“蝴蝶效应”,使得更多的人来参与、关注和点击。
“把关人”理论最早是由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库尔特 . 卢因提出的。在传统的大众传播中,媒体是控制信息的控制和发布的“把关人”,在信息传播的单向性渠道中,传统媒体作为“把关人”实现了信息的舆论信息的引导和控制,然而在网络传播中,网络传播的虚拟性和隐匿性使得网民形成的一种出于虚拟社区建构下的网络群体,而这种群体相对于现实中的组织表现出的是无组织无道德伦理评判的特点,网络恶搞却正是迎合和这种趋势,使网络上一些具有非常态的个人与团体进行暂时的整合,进而形成了网络恶搞的非主流文化。“把关人”的作用在网络传播中呈现出的是一种弱化的趋势,网络恶搞是网络信息在非常态下的传播扩散,网络所具有的开放性使得更多的网民可以参与恶搞的过程。网络传播实现了“话语权”由“精英”阶层向“草根”阶层的转移,加之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的角色模糊,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接受者,使得更多的认可以参与到网络恶搞当中,受众成为了广泛的传播主体。在网络恶搞中网络传播的角色、信息的交互性与发布信息、接收信息的随时性加剧了网民参与恶搞事件的热情,“把关人”所具有信息选择特权的被弱化。在“杜甫很忙”事件中,可以看出网络恶搞所存在的“把关人”弱化的一般的原因 :1、网络恶搞中传者与受众的角色的模糊。在“杜甫很忙”事件中,一些网络社区论坛在一板块提供一张原始的语文课本上的杜甫图片,让网友自由的进行图片的处理比赛,网友既可以即时上传自己的意见有可以对图片进行的处理、上传,也可以只是进行一般的网页浏览与关注。在此过程中,已经不存在传统意义上角色明朗的传播者与受众,而是一种模糊的角色界限。2、网络恶搞监管的滞后性。在网络传播中,信息是极为丰富的,如何从海量的信息中找到失范的网路恶搞信息是很难的,加之网络传播极快的速度,使得网络恶搞监管的严重滞后。并且除此之外,在“杜甫很忙”事件中,网民可以随时性的发布与接收到信息,参与事件的传播过程当中,更进一步削弱了“把关人”的作用。
四、“议程设置”的泛网民化与传播伦理的失范
1972年美国传播学家M.E. 麦库姆斯和D.L. 肖提出了“议程设置功能说”。他们认为 :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影响着人们对于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的判断。6网络传播的出现打破了有传统大众媒介垄断掌握的信息发布的渠道,进而也分化了传统大众媒介为受众设置“议程”的权利,网络传播相比传统的大众媒介所营造出来的“拟态环境”更加的不真实,可以说网络传播的发展将使传统大众媒体逐步失去对于“议程设置”的特权。在网络恶搞中,“议程设置”已经变得泛网民化,传播者与受众之间角色的模糊,网民直接参与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进而使得原来在传统大众媒体才独有的“议程设置”的“传播特权”被分化,加之在网络恶搞的过程中网民的广泛的参与,使得网络恶搞中受众的主体化体现的越来越明确,形成了一种网民自主、自由的设置“议题”的趋势。与此同时,网络恶搞的传播方式既有点对点,也有点对于面的传播模式,再次在这种传播模式下,传播的内容与信息可以在网络上实现恶搞议题快速的传播,并且还存在信息的交互,实现“全民”恶搞的现象。在“杜甫很忙”事件中,尽管有些网站或者论坛会专门开设一定的网络板块让网民来进行网络恶搞,但是已经不存在网站或者论坛设置“议程”,而是网民自由、自主的进行“议程设置”。在这种情况下,“杜甫很忙”事件的前期网民仅仅是恶搞“杜甫很忙”的图像,但是到了后期“杜甫很忙”一系列的“周边产品”相继出现。
康德说过 :“如果没有道德观念的发展,对于有修养准备的人是崇高的东西,对于无教养的人却只是可怕的。”7网络传播是把双刃剑,既有利于人们广泛的参与传播过程,促进“话语权”的平衡,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网络传播伦理的失范。网络恶搞是网络失范的集中体现,所谓失范行为就是指所有那些违反或偏离某个社会现行的社会规范的活动和行为。8在网络传播中,由于网络自身所具有的“自由空间”使网络恶搞中的参与者淡化了现实中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控制”,网络传播为现实现实社会中的缺乏“话语权”的“弱势群体”提供了在传统社会中不可能获得的传播权利,网络恶搞的参与者不必去思考在现实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义务,网络传播促进了“草根”文化的兴起,网络恶搞作为网络的非主流文化,在现实的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尽管网络传播构建的是一个“虚拟社会”,但是作为这个“虚拟社会”的本质却依然是人性社会的折射,即存在伦理规范、也深刻地影响着现实人的具体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大多数的网络恶搞事件具有全民娱乐的特点,网民在追求娱乐的同时势必会造成对一定当事人的伤害,网络传播为人们的传播自由提供了空间的解放,可以看出网络恶搞既是现实生活中网民传播言论禁锢在网络上的释放也是对于自由的张扬。但是由于个人素质和社会的综合的因素,在网络恶搞中看一看出,由于网民的个人素质和对于自由的误读造成了恶搞事件中的传播伦理的失范。
杜甫该不该很忙作文600字 篇5
他，时而弹着吉他唱一首牛仔很忙，时而手持步枪去前线应敌，时而穿着科比的.球衣去nba争夺荣誉，时而qq空间撰写《石壕吏》……或许有人问，究竟哪个人这么忙呢？
20xx年，新浪网刊登了几个中学生课余时间恶搞创作“杜甫很忙”。这一消息迅速传开后，网上便刮起一股正方反方口水战的旋风。正方认为这是愉悦身心的形式，反方认为这是对杜甫的大不敬。对此，我个人认为，反方的观点更合理。
首先，杜甫是我国古代百年不遇的旷世奇才。在他那神圣的笔下写出一篇又一篇惊世奇作：那酷似民间史书的《三吏》《三别》，那真实无暇、悦人耳目的《饮中八仙歌》，以及那千古诗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难道这样的大诗人能让我们恶搞吗？
其次，杜甫的一生，穷困潦倒，居无定所，历尽坎坷。为官期间，他面对的是冷嘲热讽，接受的是无权微官。安史之乱后，杜甫便一直漂泊西南地区，长期的贫穷足他无可奈何。“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他连一个安稳的主处都没有，“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杜甫便整日在贫苦与欺压下生活，“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即使睡觉也不安宁。但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你无法想象在一个人穷困到那种地步时，竟能把自己的困苦丢在一边，设想出大庇天下寒士的万间广厦。难道这样的大诗人能让我们恶搞吗？
第三，放远视野，这种恶搞不仅是对杜甫的不尊重，也是对中华诗词的大不敬。五千年来，除杜甫外，中国古代同样孕育出无数著名诗人及名篇：李白与《蜀道难》，白居易与《长恨歌》，苏轼与《水调歌头》等等。难道中华诗坛是随便能恶搞的吗？
杜甫很忙背后的迷失 篇6
正在筹备纪念“诗圣”诞辰1300周年活动的成都杜甫草堂方面认为，这种恶搞杜甫的涂鸦很“不雅”，呼吁网友对杜甫以及传统文化保持尊重。河南省诗歌协会会长马新朝则发表声明，“如果有人恶搞杜甫，恶意丑化杜甫形象，说明他是无知的、浅薄的、低俗的”“恶搞文化、穿越文化不能没有民族底线，不能没有精神之光”。
对于用漫画形式恶搞杜甫，网络上、媒体上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评价和反应，以至有人发问：“如无涂鸦，谁还记得杜甫诞辰1300周年？”
这样的发问，的确需要我们深思。近几年来，我们的文化学术思想界，曾经有过以“恶搞”“颠覆”先贤哲人的形象为标志的否定传统文化的潮流。现在，就算有人认为“杜甫很忙”反映的是当下年轻人的娱乐心理，有着积极的一面，我们仍然无法不把这样的“恶搞”“轻薄”文化经典人物的事件，与这种潮流的影响联系起来看待。
或许我们不能否认这样“恶搞”杜甫仅是一种娱乐、一种文艺减压，或者也可以宽容地理解为是充满想象力的创造需求。但是，借古人恶搞了，娱乐了，狂欢了，宣泄了，我们又获得了哪些关于杜甫、关于诗歌精神、关于古典人文情怀、关于历史文化传统的重新认知和记忆呢？
我们应该懂得，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从祖先那里接受来的民族精神的礼物。在这种文化中，我们的基础是由整个民族世世代代经历的经验和发明所积累起来的财富，我们是这些文化和精神财富的受益者。民族文化的因子，就像血液一样交织于我们每个生命个体之中，构成我们的“血管”系统。通过它，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直立起来，在民族文化的氛围中自由呼吸、发挥精神的创造力。尤其是文化历史上那些遥不可及的文化先贤的光芒，它们穿越千年时空，照耀当下，让我们的生命历程，因为多了传统文化的陪伴，而变得厚重和温暖……
对于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颗敬畏的心，应该用自己的方式向传统、向古典、向文化表达敬意。传统、经典，是我们精神的根，文化的根。
对于后继者来说，我们应该以舍我其谁的精神，把整个民族的文化使命放在自己背上，用身体作围栏，保护着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家园。而拥有了这样的“敬畏的心”，相信那些“恶搞”“颠覆”等诸如此类的轻忽态度、娱乐行为就会减少许多吧……
（原载《中国教育报》，2012年4月2日）
杜甫很忙 篇7
巴赫金的狂欢文化理论
狂欢, 是中世纪欧洲的一项民间节庆活动, 是人民大众以娱乐诙谐的元素构建的人类文化仪式, 也是他们对抗官方意识、传统文化的“第二种生活”。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诙谐文化形态, 第一次对其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研究的是20世纪苏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巴赫金, 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与《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两部著作中对狂欢理论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尽管在欧洲文化发展历程中, 狂欢这种公共的节庆活动正在日益衰退, 但是近些年来, 这一起源于对文学体裁研究的狂欢理论却在多门学科领域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日本哲学家北冈诚司在《巴赫金:对话与狂欢》一书中, 总结了巴赫金提出的狂欢世界感受的四个范畴, 它们分别是“脱离体制”、“脱离常规、插科打诨”、“对立的婚姻与俯就”和“粗鄙化”, 这也形成了狂欢文化的基本特征。
1.脱离体制
在中世纪欧洲的官方节日中, 无论是封建国家还是教会都不允许创造任何“第二种生活”, 他们将现有制度固定化、合法化、强制化, 不允许任何人偏离原有的社会秩序。北冈诚司认为, 不可逾越的屏障“等级制”把“人们分割在不平等的状态中”努力设置距离、阻隔, 强制他们在“畏惧、恭敬、仰慕、礼貌”中生存。而“脱离体制”是狂欢的世界感受中极为重要的因素。
2.脱离常规
巴赫金认为“脱离常规、插科打诨”是狂欢世界感受中的一个“特殊范畴”。从狂欢的场地来说, 能够提供“脱离常规、插科打诨”机会的中心舞台只能是广场。“狂欢节就其意义来说是全民性的, 无所不包的, 所有人都需加入亲昵的交际, ”而只有广场才包含有一切非官方的因素, 才具有全民性的象征意义, 是全民亲昵交际的最佳场所。
从参与狂化活动的受众来说, 狂欢节具有全民娱乐的性质。在狂欢式的生活里, 国王与小丑、主人与奴隶、父与子、上与下、中心与边缘等二元对立的身份全部消失, 基于等级制度所造成的不平等也被清除, 阻隔人们身体接触、亲昵的一切距离都不复存在。狂欢节上的参与者不是高高在上的特权阶级, 而是自发的、以民间方式组织起来的大众。巴赫金指出, 在狂欢节上人们不再是袖手旁观的观看者, 而是生活在狂欢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狂欢节消解了主体与客体的差别, 狂欢广场上的所有人都不是仅仅作为观众在观看, 而是狂欢文化的积极参与者, 必须参与到狂欢之中, 此时他们既是观众也是演员。
3.对立与俯就
巴赫金认为狂欢是在颠覆传统中产生的, 所以“对立与俯就”也是狂欢世界感受的四个范畴之一。在狂欢节上, 人们脱离体制、颠覆身份, 比如国王脱冕、小丑或奴隶加冕, 再比如狂欢者把衣服反着穿、把裤子套在头上等。狂欢正是在这种“神圣与粗俗”、“崇高与卑下”、“伟大与渺小”、“明智与愚蠢”等颠覆传统的价值体系中, 把处于正负两极的对立价值观结合起来, 从而形成了“俯就”的狂欢感受。
4.粗鄙化
狂欢节上充斥着亵渎不敬、降低格调的活动, 其中包括污言秽语、不雅的身体接触、对国王与神灵的模仿、对箴言的嘲讽戏虐等, 但是巴赫金特别强调这种充满污言秽语的话语狂欢, 他在研究拉伯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时提出了“巴黎吆喝”的作用, 他认为这种出现在狂欢广场上的粗鄙、低俗的语言, 它的特殊性在于它与严肃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不同, 与教会、宫廷、衙门、法庭等统治阶级的语言也大相径庭, 这是一种来自民间的话语狂欢。同时, 这一广场语言能够作为一种自发的力量闯入官方语言的领地, 形成与官方话语对抗的力量。
新媒体背景下的狂欢文化特征
新媒体不仅是一种新兴的信息传播工具, 更是为人们建构了新的文化传播载体。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言:和语言一样, 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 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3]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被称为“元媒介”, 那么21世纪的新媒体正在逐步取代电视, 成为新一代受众认识论的中心, 新媒体话语环境也正式形成。
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经提出“媒介即是讯息”的著名观点, 他认为:任何媒介 (即人的任何延伸) 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 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 (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 , 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在麦克卢汉看来, 任何一种新媒介的出现, 无论它传播的内容是什么, 这种新媒介在技术层面就已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某种信息。进入新媒体时代, 由于网络技术、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大众狂欢文化的媒介化特征明显, 新媒体技术层面的变化对文化层面的影响也日益加深。与传统文化相比, “杜甫很忙”作为在这种更加开放、互动性强、突出个性、传受一体化的新媒体上产生的大众文化, 更加符合巴赫金所提出的狂欢化概念, 同时由于新媒体技术的介入, 导致了狂欢文化样态发生了改变, 这对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也有所发展和补充。
1.文本选择
约翰·菲斯克发展了巴赫金“对立与俯就”的狂化世界感受, 他认为根本不存在纯粹的、本真的民间文化, 大众必然也只能从现有制度所提供的资源或商品中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一个文本要成为大众文化, 它必须同时包含宰制的力量, 以及反驳那些宰制性力量的机会, ”而大众文化就为这种反抗力量或对立意义的产生提供了手段。
“杜甫很忙”这一新媒体狂欢文化选择的可供创作的文本是高中语文课本上《登高》一诗的杜甫插图, 这一文本既是大众在现有教育体制、现有商品资源中可以轻易获得的, 又能够产生“对立与俯就”的狂欢世界感受。一方面, 诗人杜甫是中国古代人格高尚、忧国忧民的文化名人, 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古诗名句都是现行教育制度下学生们必须学习、背诵的, 语文课本本身就蕴含着宰制的力量;另一方面, 对杜甫这一形象进行涂鸦、恶搞, 无疑表现出学生们对教育枯燥的宣泄与反抗, 显示出反驳宰制的对抗力量。因此, 新媒体背景下的狂欢文化不仅体现了诙谐幽默、娱乐至死的精神, 更是展现出从属群体解构传统文化、寻求“符号民主”的快乐。
2.快速传播
在传统狂欢文化的传播过程中, “把关人”无疑能够起到一种过滤屏障的作用, 他们将不可逾越的法律制度、价值标准设置在信息通道上, 造成受众无法平等的传播、接收和分享信息, 也正是由于“把关人”的存在导致了受众无法真正享受狂欢文化所带来的快感。与传统的狂欢文化相比, 网络就如同一个巨大的狂欢广场:权威被颠覆, 传统被蔑视, 身份被消解, 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在假面下进行着一场纵情的话语狂欢。
北冈诚司认为:只要能成为形形色色人们相聚和交际的地方, 再加上对本来的情节展开的必要的意义, 这些都会“增添一种狂欢广场的意味”。在“杜甫很忙”的网络恶搞中, 微博俨然就是一个聚集了数亿参与者、围观者的狂欢广场, 分享资讯、寻找娱乐是这个广场的主流话语之一, 同时“微博让每一个‘小我’有了展示自己的舞台, 引领了大量用户原创内容的爆炸”。微博与论坛贴吧、社交网站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具有关注和转发的功能, 这不仅体现了新媒体文化的分享精神, 更是强化了微博的开放性特征, 有利于信息形成爆炸性的链式传播。微博的这种高互动性与高参与性特点为杜甫涂鸦系列图片的创造与流行提供了可能, 人们被微博广场上的表演欲和分享欲所吸引, 实际上是制造了一场关于智力、才艺以及幽默感的创意文化竞赛。
3.全民狂欢
巴赫金认为, 狂欢活动的中心场地是广场, 其受众既是观众也是演员。从古代膜拜仪式中流传下来的面具是狂欢节戏虐幽默的精髓所在, 正是通过面具, 人们才不再是现实生活中的自己, 解除了一切平时固有的身份, 才能够真正享受颠倒世界所带来的快乐。
微博传播中匿名制的存在, 就如同狂欢节上的面具一样在消解了等级、身份、地位等等现实世界里的特定因素之外, 同时允许受众身份的随意更替与变动, 突出了多样性与个性化。在微博的世界里, 受众不论身份、地位、职业、教育程度等都可以自由随便、毫无顾忌的与他人转发、互动, 从而参与到大众狂欢之中。另外, 微博这一新媒体颠覆了传统的传受模式, 微博的使用者具有传受一体化的性质, 他们不再是被动接受的客体, 而成为主动制造、传播文化的主体, 这使得人人都能成为狂欢节上的演员和观众, 也都是“杜甫很忙”这场狂欢文化的创作者和消费者。就算有人没有真正的在语文课本上进行涂鸦、没有上传恶搞图片到微博发布, 但是一个转发、一个关注, 或许就成为了这场新媒体文化的演员和制造者, 这说明微博时代的狂欢文化更加具有全民性的特点。
4.话语狂欢
由于传播信息和创造文化的媒介不同, 其表现出来的话语符号也各具特点。新媒体文化的话语符号一般以网络流行语的形式出现, 网络流行语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被网民们创造出来并且频繁使用的一种语言, 它带有很强的媒介性。与传统媒体相比, 新媒体的话语符号更加生动随意、富于个性化和创造性, 并且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比如“神马都是浮云”, “哥抽的不是烟, 是寂寞”等话语都消解了严肃文化的话语表达形式, 体现了诙谐的狂欢文化特征。
在“杜甫很忙”的网络狂欢中, 网友们不仅仿照歌曲《牛仔很忙》创造出了“杜甫很忙”的流行语, 更是伴随着“没有被涂鸦, 哪能算大家”的话语鼓动下, 人们纷纷对李白、辛弃疾、鲁迅等文化名人进行涂鸦恶搞, 产生了“李白很忙”、“辛弃疾很忙”直到最近的“雍正打虎”、“包青天很忙”等现象, 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涂鸦恶搞热潮。约翰·菲斯克认为:大众文化的语言具有双关语的性质, 这种语言的使用带来的快感表现在人们可以从相互撞击的话语中找到符合自己的语意, 从而达到自嘲的乐趣。现在“某某很忙”已经成为网友们自嘲打趣、发泄情绪的口头禅, 比如有网友抱怨道:“杜甫很忙, 我比杜甫还忙”, 也有人自嘲道:“杜甫很忙, 我很闲”, 这些都反映出人们在反抗现实压力的过程中需要寻找到情感的认同, 而网络恶搞便成为了他们情感宣泄的出口。从这一意义上说, 新媒体的话语狂化可以起到一种类似于“安全阀”的作用, 通过狂欢人们能够将不同于官方意识的意见表达出来, 而这种不满情绪一旦在嬉笑怒骂的狂欢文化中被释放出来, 实际上可能会加强正常的社会秩序。
5.符号消费
在“杜甫很忙”狂欢文化的引领下, 网友们纷纷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对语文课本上的各类文化名人进行涂鸦恶搞, 引发了一场消费古人的网络热潮, 其随后所产生的商业利益也逐渐引起了广大商家的关注, 而消费古人也成为新媒体背景下狂欢文化的又一新特点。在“杜甫很忙”这场网络狂欢中, 无论是对于受众个人, 还是对于众多商家而言, 他们消费的也只是“杜甫”这一个话语符号。正如鲍德里亚所说:在消费社会中物品的“真相”并不是指的有用价值, 即它的用途, 而在于它的指涉意义, 它只被当作符号来消费。
通过对网易房产有关“杜甫很忙”的专题网页进行内容分析, 可以认识到为什么“杜甫”能成为这场网络狂欢的符号。网易房产的这期专题以“1300年前杜甫也是房奴, 古代名人买房伤不起”为标题, 而“房奴”这一名词或许能够引起现代人对杜甫这一形象的共鸣。对于受众而言, 杜甫不仅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更是一个家道中落、仕途不顺、买不起房的“公务员”, 正如杜甫在诗中写道:“奈何迫物累, 一岁四行役”, “八月秋风高怒号, 卷我屋上三重茅”。这种忙于生计、受尽屈辱的情境与现代人忙碌紧张的生活状态非常相似, 正如网易网页上所说的“杜甫很忙, 我们也忙”, 现代人忙于工作、忙于学习、忙于买车买房、忙于赚钱养孩子……“杜甫很忙”或许能够折射出现代人在当今社会的生存境况。对于商家而言, 他们请杜甫代言、以“杜甫很忙”来促销, 不仅因为它是一个最新的网络热点话题, 更是因为杜甫曾经在潦倒困窘的情况下, 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同安如山”的殷切期望, 这反而成了现在众多房地产商的广告宣传标语, 杜甫也因此成为众多房展会的广告代言人。
正确对待新媒体文化
杜甫很忙 篇8
一、“杜甫很忙”的流行
据报道, 为了涂鸦杜甫画像, 语文课本几乎脱销。一些专家认为, “杜甫很忙”这样的网络恶搞知识年轻人释放压力的一种途径, 无需对这一现象做过于深入地解析。杜甫草堂的宣传人员发微博称“这已经丧失了对人格最起码的尊重, 何况是对这样一位被尊为‘中华民族脊梁’的伟大诗人?包容有尺度, 娱乐有底线, 世界文化名人值得世界的尊重和礼遇, ‘杜甫很忙’值得我们思考和反省……”
二、从消费主义视角看“杜甫很忙”现象
(一) 网民对符号象征意义的消费
“消费”是波德里亚建构消费社会的逻辑起点、主要基础、根本特征和基本动力。20世纪60年代波德里亚得出了由消费主导的消费型社会取代由生产所主导的生产型社会的论断。消费并不只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 而是一种符号系统化的操作活动。在这样的符号系统中, 消费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意义, 即我们只有通过消费才能够进入该符号系统, 才能被整合进社会。因为我们表面上消费的是物品, 实际上我们消费的是被物品伪装起来的符号, 或者说是物品所蕴含的社会意义。
在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环境中, 作为符号化的人物不胜枚举, 而杜甫便是一直被作为一种圣人的形象存在的典型人物之一。在解构主义盛行的后现代主义社会里, 一切物质都被重新定义。于是, 网民开始消解杜甫之前的“圣人”意义, 转而恶搞杜甫, 表现出一种对传统和精英文化的反叛。这一行为意义的象征意义很快被更多的人们所认知, 并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同时, 借助于网络传播的快捷性等特点, “杜甫很忙”成为一种传达消解传统经营文化的物质载体而迅速蹿红网络。
(二) 消费主义以一种权力话语引导消费观念和行为
据调查, “杜甫很忙”蹿红网络主要是由于网络推手的背后运作。“杜甫很忙”最先在新浪微博走红, 此后更多的媒体加入到对“杜甫很忙”的报道和讨论中。网络推手和传媒利用这种“反偶像”的方式消解圣人的神秘感, 以此来实现其消费价值。不管是以前的恶搞《西游记》还是现在的“恶搞杜甫”, 众多媒体议程设置和铺天盖地的报道形成了“消解经典与圣人意义”的舆论场和权力话语, 从而吸引更多的受众选择和认同“杜甫很忙”这一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现象, 形成一场以恶搞杜甫为乐的网络狂欢。
(三) 网络传播与消费主义
张品良在《网络文化传播, 一中后现代的状况》中写道, “网络作为媒介, 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具支配性的和主宰性的力量之一, 引领者人们的文化需求, 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 把网民一个个培养成显在或潜在的消费者, 网络成了消费主义的兜售器。”网络在消费主义社会里也会被不断物化, 为了满足信息消费的欲望需求, 刺激、反常、趣味成为其新闻选择的首要标准。
于是, 满足了媒体趣味和反常的新闻选择需求“杜甫很忙”现象, 成为媒体不断强化对报道的对象, 形成舆论强势, 由此加大了该事件的普及率和知名度。
三、消费主义视角下“杜甫很忙”网络传播的特点
(一) 娱乐化色彩浓重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 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 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 毫无怨言, 甚至无声无息, 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以此来审视网络中“杜甫很忙”的蹿红, 人们是在以一种娱乐甚至戏谑的心理动机来恶搞传统文化中的人物形象。然而, 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的积淀和底蕴, 恶搞传统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庸俗化和不尊重。娱乐和幽默固然可以, 但必须要有底线, 因为娱乐而放弃内容的严肃性, 这样的娱乐恶搞就只能成为恶俗。
(二) 传播内容低俗化
网络媒介相对于传统媒介而言, 具有更高程度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由此也使得网络媒介缺乏有效的监督。为了满足大众对于信息的消费, 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内容就有较高的直白性, 并且有着很强的“俗”的特质。这里的“俗”不仅指内容上的通俗性, 更是指在消费主义社会中, 媒介传播内容的低俗化和恶俗化。恶搞杜甫形象, 使杜甫时而骑着摩托车卖水, 时而挥起大刀卖起西瓜, 甚至是恶搞杜甫与美女拥抱, 这样的网络传播内容显然超出了社会道德伦理的界限, 是消费主义在网络信息传播中消极作用的表现之一。
(三) 媒体受利益驱动
在消费社会中, 任何物品都能被消费。于是, 网络媒体为了刺激受众消费欲望, 获得利润, 不断发布甚至亲自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具有一定符号意义价值的消费品。在“杜甫很忙”的网络传播中, 不少新闻媒体自身以此为噱头找出新闻点来吸引受众注意, 新浪网《杜甫“很忙”盘点其诗句中的壮丽美景》, 网易房产竟然发出一片名为《1300年前杜甫也是房奴古代名人买房伤不起》的新闻。总之, 媒体以戏谑的态度娱乐化中国文化经典形象以此来获得自身利益的满足。
四、消费主义下网络狂欢现象的反思
(一) 媒体自律意识和道德伦理的缺乏
在消费主义社会, 媒体常常为了追逐片面地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对此, 媒体应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利用培养理论, 生产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新闻产品, 加强媒体自身的道德建设, 避免新闻产品的低俗化和过分娱乐化, 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引导大众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向良性方向发展。
(二) 法制监管的缺失
互联网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监控不严的问题。如一些网络媒体为了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求而发布黄色、淫秽内容, 以期满足受众的偷窥心理。只有加强对网络的依法治理, 才能有效减少网络媒体的低俗化报道, 从而保证网络空间的健康和有序发展。
(三) 防止做单向度的人
杜甫很忙 篇9
近期在网络上爆红的“杜甫很忙”事件实质上是青年群体（高中生）在符号层面对霸权和支配文化的抵抗，他们以戏谑、娱乐、讽刺的方式来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编码，在一个新的语境里建构新的能指所指的关系，符号化地自我表达，从而在解构与建构中获得前所未有的话语空间。
“杜甫很忙” 符号 亚文化 协商式解读
2012年3月初，“沉寂千年”的诗圣杜甫因为微博上疯传的一组名为“杜甫的一天”的课本涂鸦图片成功穿越到公元2012年，成为网民们追捧的对象。颇具想象力的高中生们，对这位忧国忧民的诗人形象进行了现代化解读，一时间众多颇具现代感和时尚感的杜甫形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他时而端着狙击枪凝视远方，时而戴着墨镜骑电动车出门，时而又换上自行车去买菜，有时他还不甘于寂寞又跑去跟美女翩翩起舞或是坐在桌前用山寨机切切西瓜……这些经由高中生和网友们倾心创作的有关杜甫的图片被统称为“杜甫很忙”。
一、作为“神话”的构成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这首杜甫著名的《登高》出现在人教版高中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中，在该诗的右侧配有一幅杜甫侧坐望天的半身画像。而在网络上蹿红的多组“杜甫很忙”的图片正是学生以此为源图所进行的天马行空般的“再创作”。我们在语文课本中所看到的这位坐在石块上，仰头望天，愁眉紧锁的老人正是著名画家蒋兆和笔下的杜甫形象。符号学家艾科认为：在既定的社会成规下形成，能以某事物代替其他事物的，就是符号。[1]在”“杜甫像”中，杜甫就被画面中的虚拟形象所替代，因此，我们可以把这幅图片当做一个符号来研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每一个符号都是由一个所指和能指构成：能指是一个有形体或声音的存在物，是指可以用于表达的表达物本身，而所指是能指所代表的抽象概念。这两者的关系是完全任意的、非自然的，仅仅是习惯的结果——文化的约定俗成。[2]侧身坐于石头上,微微昂首,面庞瘦削,双目凝望远方,长眉、胡须以及帽子的系带随风向后飘扬的一个人物的外貌描写作为这个符号的能指，而孤寂与傲骨的诗人形象才是该符号的意义表达核心，即所指。此画之中,蒋先生以白描加皴的手法结合素描的明暗法，艺术地表现诗圣杜甫的形象，其线条刚韧劲健、转折分明，用笔大胆、粗放和自由。他一改传统绘画中塑造人物的概念化倾向，着力刻画杜甫的面部特征，瘦削的面庞加之略带忧愁的表情，少了几许浪漫主义的轻盈，多了几分现实主义的凝重与沧桑，非常契合杜甫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形象。而极为概括而又随风飘逸的衣物和略仰的动作又显示出杜甫诗句中“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般豁达的心境，中国文人骨子里的清高之气和孤傲之感油然而生。可以说，蒋兆和先生成功地运用艺术的手法使杜甫那种心系天下安危、忧国忧民的情怀跃然纸上，达到外貌与精神的高度统一。
然而，当艺术作品“杜甫像”被选入语文课本（教育系统）的那天起，这个符号的意义也随着其语境的变迁而发生了位移，被主流意识形态重新建构成了“神话”。“神话”这个概念由法国当代符号学家罗兰.巴特提出，他把渗透了意识形态的符号文本称之为“神话”[3]，强调符号文本的“内涵意义”。巴特在索绪尔“能指与所指”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符号含有两个层次的表意系统。在巴特看来，索绪尔的“能指的第一个层次，而将这个层次的符号又作为第二层表意系统的能指时，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所指”。第一层次的意义，巴特称之为“所指意义”，而第二层次是“内涵意义”。意识形态的运作正是在内涵意义的层面上发生的。[4]经过教育系统加工的杜甫符号的第一层次的表意系统（能指和所指）被抽空了意义而变成了第二层次的能指，变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官方）所认可的典范形象并被建构成了具有权威性质的经典文本，代表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规范。在这两个层次表达意义的运作过程中，杜甫画像由原来的艺术领域位移到教育领域，完成了从普通符号文本到神话符号文本的嬗变。在全新的语境中，杜甫形象也完成了人化到神化的转变，他的个性化特征被抽空演变成“高、大、全”式的中国古典式文人形象，该符号由此变成了以一种教化的手段来达到主导意识形态共识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二、作为“协商”的拼贴
符号的意义本来是多元的、变化的，可意识形态的注入却固定和冻结了所指意义的多样性，并试图让人们认可这种经过意识形态选择后的意义是“自然而然的”。然而受众并非简单的接受传播者所传递的信息，而是呈现出多种解读方式。正如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在其编码与解码理论中所指出的，解码主要有三种基本的方式：以接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特征的“占统治地位”的解释，以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反其道而行之为特征的“对抗式”解释，以及大体上按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解释，但却加之以一定修正以使之有利于反映自身立场和利益的“协商而定”的解释。[5]中国教育中长期的“大义凛然”、不容置疑的宏大叙事、道德说教造成了青少年的审美疲倦和逆反心理，从而他们更倾向于主张自己的立场和见解去解读那些教化般的经典形象。他们一方面受到既定文化的熏陶和培植，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既定文化的规范和传统，表现出一种对主流文化的“协商式”解读。而涂鸦正好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个性化解读和表达的途径，他们往往以搞笑、戏谑的方式，创造性地运用“拼贴”手段对杜甫形象进行解构，将原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强行撕裂，从而瓦解其中所蕴含的深度模式。所谓的“拼贴”是“一种即兴或改编的文化过程，客体、符号或行为由此被移植到不同的意义系统与文化背景之中，从而获得新的意味。” [6]通过这种拼贴，从而产生新的能指。在高中生的激情创作中，马、枪、墨镜、动漫、卡通、手机、电脑、李白、美女等许多与杜甫毫无关系的时尚元素被拼贴在原有的画像上，对杜甫形象进行夸张和变形，使得一向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的杜甫忽的从古代穿越到现代并着力研究当下的潮流，使得高高在上的清高文人更加贴近当下的生活，彻底消解了经典文本的神圣性。
三、作为“抵抗”的建构
根据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任意性的观点，符号意义是人为建构的，并且在理论上，谁都可以建构新的能指和所指。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平等地建构能指和所指。历史有一些特权阶级，他们拥有建构的优先权，并采取各种手段来让其他阶级认同他们的建构，以维持自身的统治。[7]因此，没有话语权的大众只能通过一些其他策略对精英话语和主导话语进行重构。在后现代潮流盛行的今天，往日被淹没在精英或主导话语中的大众往通过在模拟、戏仿和反讽的再编码中获得文化解构的快感，从而对被主流文化所控制的文化霸权进行挑战，而擅于接受新思想的青少年往往在这种文化解构中充当先锋队的作用。正如心里学家埃里克森说“在任何时期，青少年首先意味着各民族喧闹的和更为引人注目的部分。” [8]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往往以自己独特的文化方式（亚文化），通过风格化的和另类的符号对主导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建立认同。英国伯明翰学派认为青少年不仅仅是代沟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结构矛盾的产物，是青少年对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和集体经历的问题（贫穷、失业、住宅拆迁等）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是共识的破灭和抵抗霸权的结果，是对支配文化的一种抵抗。在当代的中国，高中生这一青年群体是在老师、父母的期望中成长的一代，沉重的升学压力与独立性、自主性不断增强的青春叛逆期产生了矛盾，而强行认知、记忆和分析经典文本成为这一矛盾激化的导火线。因此，他们亟待寻找一个狂欢的途径去宣泄自己的内心压力，而涂鸦正是这种压力宣泄的窗口，以娱乐的方式利用网络的平台实现一种集体的狂欢。“杜甫很忙”作为一个典型的亚文化文本，实质上就是年轻人在学习之余抱着娱乐、消遣的心态通过拼贴的手段消解主导文化所建构的崇高意义，从而极大地张扬个性并获得一种生产性的抵抗快感。然而狂欢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对杜甫符号的抵抗也并非单纯的解构和颠覆，对话与沟通才是高中生所要表达的重点。巴赫金曾说过，诙谐文化的插科打诨、嬉笑、打闹和调侃背后有着非常严肃深刻的意蕴，隐含着“微言大意”。青年群体不过是借用这种戏谑式的手法来表达他们渴望自己的声音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可，渴望父辈或老师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而不是只是关心他们的升学情况。他们向往能与父辈所代表的精英文化进行对话与沟通，而不是作为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希望在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夹缝中寻求自己的话语表达空间。
“杜甫很忙”系列涂鸦与前些年盛行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等网络恶搞现象颇为类似，从长远意义上看，它只是一场快闪式的网络狂欢，并不具有长久流行的可能性，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确是深远的。从表面上看，“杜甫很忙”只是一场顺应后现代文化潮流的娱乐个案，但实质上它是青年群体在符号层面的对霸权和支配文化的抵抗，学生在消解经典文本的崇高性的同时更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编码，从而建构代表自己立场的新的能指所指的关系，并在解构与建构中获得前所未有的话语空间，因此，这种在解构中寻求一种符合当代意义的经典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1][2]张凤铸, 胡妙德, 关玲：《中国当代广播电视文艺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页
[3][4]潘知常、林玮：《传媒批判理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242页。
[5]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7]潘知常、林玮：《传媒批判理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
[8]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9]蒋兆和名作《杜甫像》：刻画杜甫的孤寂与傲骨,
http://www.qhnews.com/newscenter/system/2012/04/01/010728502_01.shtml
10.3969/j.issn.1002-6916.2012.15.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