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的应对与反思

商会的应对与反思（共6篇）

商会的应对与反思 篇1

涉诉信访则是信访制度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是指案件当事人或其利害关系人因不服人民法院审判、执行过程中的行为及处理结果, 通过来信、来访的方式向法院以及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并要求予以解决的活动。涉诉信访一般都是针对具体案件提出意见, 不仅为民众提供了反映司法诉求的表达渠道, 也对人民法院工作起到了有效的社会监督, 有助于提高司法水平。但有部分信访人为了能使案件符合自己的利益诉求, 通过涉诉信访, 采取多处上方、重复上访、越级上访等方式干扰法院正常司法工作。这种现象的存在, 不仅损害了案件相对方的诉讼利益, 而且使人民法院的司法工作陷入被动的困境。

一、涉诉信访案件的特点与成因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 涌入法院的诉讼案件在数量上不断攀升, 在类型上趋于多元。由于案件基数的增加, 涉诉信访也是层出不穷, 并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 涉诉信访的案件涵盖了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所有领域, 即民事、刑事、行政及执行案件。

其中以反映执行不力为主, 然后依次是民事、刑事及行政案件。从数据分布也体现了现今执行问题成为法院工作的一大难点, 稍有不慎即成为了信访人反映的对象。

(二) 涉诉信访人一般情况下情绪较为稳定, 经接待法官就反映情况解释说明后能主动息诉罢访。

但存在部分人员有较大对立情绪, 固执己见, 对于法官做出的释法工作不能接受, 甚至进一步怀疑法院、法官与对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其诉讼利益。

(三) 部分当事人存在过高的信访预期。

由于多数信访人对于法律、法规的解读仅倾向于对自己有利的方面, 无法把握、理解法律的内在联系与正确含义, 由此导致信访人对法院的不符合其个人理解的裁判结果难以接受, 为实现其“法律”目的坚决进行涉诉信访。

(四) 部分信访人企图通过信访的方式阻挠案件的审判、执行。

在此需要特别提出的是,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 申请执行法院裁判的信访案件占有很大比例, 即使法院穷尽了所有执行措施, 只要裁判文书中确定的权利没有全部实现, 申请人也不考虑客观条件和市场风险, 将所有责任归结为法院无能, 反复信访, 尤其是“穷对穷”执行案件, 解决难度大, 让当事人息诉罢访难度更大。

二、对涉诉信访大量存在的原因分析

具体而言, 涉诉信访的产生有如下几点原因:

(一) 体制成因

新中国成立后初, 我国国家机关的建置不够健全, 法制不完备, 如何为人民提供合适、便捷的诉求表达渠道并为其进行权利救济成为了当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信访正好解决了当时我国常规救治制度缺乏的困境, 适应了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 因此逐渐得以发展壮大。“信访制度已经与新中国同在了半个多世纪, 它发端于1950年代, 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在中国, 信访的观念也许比法治观念更深入人心。

(二) 现实背景

各类诉讼案件是涉诉信访存在的基础, 而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近几年我国的诉讼案件逐年攀升, 使各级法院不堪重负的同时, 客观上促成了量涉诉信访案件的产生:1、我国正处于由经济转型而引发的社会转型时期, 经济结构的调整, 加之利益分配不公及贫富差距加大, 各种深层次社会矛盾日益显露出来, 导致各种类型的纠纷不断发生。2、随着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步伐加快, 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显著增强, 过去那种厌讼、耻讼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通过诉讼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观念。3、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但较之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而言, 司法是公认的解决纠纷的一种常规方式, 具有终局性、权威性、普适性等优势和特点, 因此诉讼成为人们在发生纠纷后的首选解决途径而不是最终解决途径。

(三) 法院司法水平因素

衡量法院司法水平的标准主要包括裁判的质量、法院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以及执行的成果等。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绝大多数是公平、公正的, 法院工作人员大都能严格约束自己, 行使好手中的审判权力。但法院的司法工作也存在着以下不足:1、基于法官的素质以及各种法外因素的影响, 错案甚至是冤案的发生在所难免。2、由于案件执行难度的不断加大, 执行效果无法尽如人意, 执行案件积压及久拖不决在多数法院都存在, 使得当事人不得不质疑法院裁判的权威性。3、部分法官存在服务意识较差, 工作态度生硬等问题。4、司法腐败的客观存在与被夸大, 导致法院在民众中公信力降低。

(四) 信访人自身原因

许多人的法律意识提升存在局限性, 仅表现为将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甚至唯一方式。因此在诉讼程序启动后, 部分当事人不是忙着聘请律师、准备证据, 而是在期望通过“有关系、有权力”的人影响法院, 给法官施加压力, 以此获取有利的裁判, 并同时认为对方当事人也会采取与自己相似的方式。这些观念导致了当事人若无法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影响诉讼时, 即对案件已作出或将作出的裁判结果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在自古已有的“青天意识”的影响下, 期望贤明的领导人能为自己解决已有的或将可能有的“不公”, 于是涉诉信访就成了其寻求帮助的最好途径。

三、信访形式

根据2005年国务院修订的《信访条例》第二条的规定, 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 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 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 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涉诉信访作为信访行为中的一种, 涉诉信访人主要采取以下几种诉求表达形式:

(一) 信访来信

通过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等形式向人民法院以及有关部门反映审判、执行工作种的问题, 并要求给予解答。

(二) 直接来访

即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直接到受诉法院反映情况, 要求解决具体问题。此类来访一般由院领导和信访部门负责接待、答复, 然后交由相关部门办理。接待好当事人的来访, 特别是初访是使当事人罢访息诉的关键。

(三) 越级上访

即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直接到受诉法院的上级相关单位、部门反映情况, 提出具体的请求, 要求答复和解决的信访方式。如进京访, 赴省城访等。在涉诉上访中, 有的是就某一案件专门到上级机关信访, 而有的是借外出开会、学习或者打工之机, 顺便到上级机关信访。

四、涉诉信访的应对策略

当前法院的涉诉信访工作十分严峻的, 虽然涉诉信访存在着的制度性的缺陷, 但由于现今社会环境使然, 不可能在短期内取消该制度。笔者认为, 现在能做的, 是探讨如何降低涉诉信访的发生几率, 并对其进行改进, 以期适应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长远目标:

(一) 做好法律宣传工作, 使民众树立现代司法理念

清官意识、被夸大的司法腐败以及对现代司法理念的陌生都容易导致涉诉信访的产生。因此, 笔者认为, 要解决涉诉信访问题首先就要进一步加强普法工作, 侧重于对以下一些基本诉讼法律知识的宣讲, 让民众树立现代司法理念, 对法院功能以及裁判标准能有正确的理解:1、追求实体正义的同时, 应树立程序正义的理念。“在一定程序过程产生出来的确定性判决中, 权利义务才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体化或实定化。”因此, 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 是最大程度实现实体正义的保障。法院应当引导诉讼案件的当事人, 在诉讼过程中积极行使诉权的同时, 应当自觉遵守有关的程序规定。2、法院是虽为审判机关, 但所受案范围有限, 某些纠纷因具备特殊性无法进入诉讼范围。立案与否并非法院说了算, 而应以法律的具体规定为依据。3、司法公正是建立在法律事实之上。由于受到认知水平的限制, 法院仅能通过证据还原事实, 而还原的程度又受到证据的可信度、当事人举证能力以及技术水平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当事人所应当提高举证能力, 采集对己方有利的合法证据, 尽量的还原案件事实以获得有利裁判。

(二) 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减少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量

诉讼案件量的高速增长客观上促使了涉诉信访件的随之增加, 因此, 有必要完善我国现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使其在化解矛盾、解决社会冲突中起到更大作用, 以此分流进入诉讼的案件数:1、要通过宣传教育, 使民众树立更为成熟理性的纠纷解决观, 在最求依法解决冲突的同时, 能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选择合适的纠纷解决方式而非仅将希望寄托于诉讼。2、动员有关部门, 如基层自治组织、行业协会、调解、仲裁机构等, 调动其参与纠纷解决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 构建高效、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系统。3、人民法院在做好司法工作之外, 应当加强对各类非诉讼纠纷解决主体的支持和指导。积极借鉴成功的经验, 实现诉讼内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与融合, 引导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合理分流并得到及时有效解决。

(三) 规范涉诉信访工作

涉诉信访制度的改革是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变革的不仅是该制度本身, 还有其赖以存在的各种原因。但在短期内, 人民法院还是必须要做好涉诉信访工作, 充分的发挥对法院工作监督的作用:1、集中处理权限。将涉诉信访案件的受理权限集中于法院纪检组监察室。法院其他各庭室在收到信访件后应及时转交该部门处理, 防止重复投诉、重复处理的同时, 减少业务庭室的工作压力。2、注重提高信访干部综合素质。法院信访干部多是从审判岗位调任而来, 对信访业务未必熟悉, 因此, 要加强信访业务培训, 务必使其熟练掌握信访工作程序, 从认识上重视信访工作, 并在平时的信访工作, 严格规范自身言行。3、严格涉诉查办信访案件。对所有的涉诉信访件都要进行细致认真的调查核实, 对于反映失实的, 要及时做好信访人的息访工作;对于反映属实的, 在对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及时作出处理的同时, 对被反映的干部应区别情况, 给予被反映人党、政纪处分, 情节严重的, 移送检察机关处理。4、引导信访人依法解决诉求。区分涉诉信访的不同诉求, 将涉诉信访分为关于经办人工作态度的信访, 关于立案的信访, 关于审判的信访以及关于执行的信访四类, 分别设计合理的处理处理方案, 对症下药妥善解决信访问题。

参考文献

[1]周永坤.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J].暨南学报, 2006 (1) .

[2][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7.

商会的应对与反思 篇2

前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更好地发挥商会作用是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共同需要。要真正使商会成为企业联系政府、联络社会各界的桥梁、纽带，成为政府依法行政的助手，我们不仅需要掌握商会组织的发展现状，更要了解历史，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在此将中国商会制度的创立和世界主要类型的商会模式资料简要整理如下，以便于大家了解。

一、中国商会制度的创立

清末，洋务运动开展后，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直接贸易值迅速增加，社会经济的基础发生了重大的变更，新型的资本经济形式迅猛发展，新型的商人群体逐步形成。中国真正的商会制度的建立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可以说是晚清变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商会，并呼吁中国政府和商人设立商会的是著名的企业家、思想家郑观应。他认为，通过商会的形式连结官、商是一种好办法。而建立商会应该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商会制度的建立实则有赖于清政府官方的强力推动。清政府推动建立商会的目的在于：促进国家经济的振兴与加强对经济组织的管理。清政府希望通过商会向官员阐述商人权利，同时传达政府政策并使这些政策被商人所接受。

1903年，在郑观应、康有为、张謇和一些清政府官员的呼吁下，清朝在中央各部之外新设立了商部，作为统辖农工商实业的最高管理机构。商部成立后，其最早的活动就是促成商会的成立，全力推进全国各级商会的建立。1904年，根据商部的意见，清廷谕令颁布了《禀定商会简明章程》和《商会章程附则六条》。这项法律文件是中国早期商会成立的法律依据。

《禀定商会简明章程》共计26条，内容包括对商会宗旨的规定、商会的设立等。它规定：商会应通商情，保商利，有联络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同时要剔除内弊，考察外情，成为重商之脉络。

《章程》还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较次之地，设立分会，仍就省份隶属于商务总会。

《禀定商会简明章程》颁布后，第一个创立的商会是上海商务总会。在随后的几年里，商会就发展为具有800个商会和分会的全国性网络，并成立了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章程》中，商会的职能被描述为九个方面：调查商情；发展商业；振兴商穴；维持商务；辅助商政；议订商律、商税和议结对外商约；裁判商事；竞赛商品；其他商务。

从中国商会创立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早期商会从一开始便包含着民间和官方的二重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官府和商民之间的纽带和中介。就商会与官方密切关系和其成员的社会地位而言，商会又多少带有半官方机构的意味，商会领导人和部分会员都具有准官僚的社会和法律地位。所以中国的早期商会是当地工商界的主要代言机关，亦是政府对商人进行管理的重要凭借。

1928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被解散，代之而起的是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全国商会联合会，这一年成了中国商会正式加入国际商会的起点。

二、国外商会的职能、运作模式及可供借鉴的经验

世界各国的商会从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看，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模式：

第一类：大陆模式也称与政府合作型，主要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与德国。因其首先诞生在法国因而也称为法国模式。

第二类：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也称市场主导型模式或英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公共机构对民间经济团体历来较少干预。

第三类：混合模式。主要在商会发展稍晚一些的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他们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借鉴上述两种模式的长处，建立起兼有以上两种模式特点的体制。在亚洲的混合模式中，又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大陆模式特征较多的混合模式，比较典型的是日本。另一种是英美模式特征较多的混合模式，如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以及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不同类型的商会它们在组织建设、内部分工、工作机制及管理手段及运作模式上都具有不小的差异。

（一）大陆模式商会

欧洲大陆型商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依据成文的法律规定，明确商会的性质、职能和作用。

1、法国

法国是现代商会的发源地，是大陆型商会的典型代表。现在的法国商会是在19世纪初，根据拿破仑的命令，按照公法建立起来的，商会的领导人也是由政府任命的。根据法律．政府赋予商会若干行政职能，但商会必须接受政府的领导和监督。现在的法国政府虽然已不像拿破仑时代那样，对商会进行控制和干预，但基本上还保留着让商会行使某些行政职能的传统，被赋予了部分政府管理职能。

在法国，商会作为自主的法人团体，是代表工商界利益与政府合作的机构；同时商会作为非盈利的公共事业机构是与政府一起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因而商会既是非盈利性的也是非政府性质的，是介于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第三部门，商会所承担的也是非行政性公共职能。

法国有关商会的法律规定了商会有如下若干方面的职能及作用：（1）应政府要求提供关于工业和商业发展概况及问题；

（2）提出为繁荣工商业而采取措施的见解；

（3）负责其监管的公共工程施工和服务业管理；

（4）关于商业惯例规则，应征求商会的意见；

（5）商会可以同政府各部部长直接对话。商会可就其行业管理职能上的任何问题与商业部长磋商。商会每年向商业部提出海关高级事物特派员助理人选；

（6）商会可以就国家商业和工业利益与其他商会及管辖区内政府部门直接对话，并通过商会主席的斡旋，就商会职权范围内、同时又涉及到其他商会管辖区的问题达成谅解；

（7）关于在商会管辖区内是否需建立商品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劳资调解委员会、大型综合商店和批发销售厅，座征求商会的意见；

（8）关于征收商会管辖区的运输部门费用的税金，座征求商会的意见；

（9）使于特别法令或规则提出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在其管辖区进行公共工程的必要性，以及就支付这些工程征收的税金或通行税，征求商会的意见；

（10）除政府要求外，商会可以主动就下列问题主动发表看法，商业、海关和经济法规的修改意见；海关税费；相关的运输部门的费率和规划；行政部门批准设在其管辖区的自由贸易场所的费率和规则等。

法国商会同其他国家的商会一样，具有协调、服务、信息、参政等职能。商会的协调职能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协调地方商会与全国性商会的关系；

二是协调商会的成员企业之间的关系；

三是协调各类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专业性与综合性商会的关系，各地区商会的关系等；

四是协调各种商会与政府的关系；

五是协调工商业与社区的关系；

六是协调商会与政党团体之间的关系等。

法国商会还向企业提供广泛的服务，主要有：信息服务和咨询，为会员企业开展培训服务，为法国出口商品出具产地证明书，并签发和认证对外贸易文件等。工商会是除政府之外最大的教育培训基地，各工商会分别设有不同的专业和技术培训学校，重点培训专业知识人才及求职者。

法国商会除为会员企业提供上述各项服务之外，还有一项独特服务职能，就是参与兴建、管理公共设施，为广大工商业者和公众提供相应服务。他可以直接集资、投资建设一些大型项目。由于一些大型投资项目不可能私人单独投资，交由工商会负责筹集资金，进行建设。他可以代表国家管理公共设施，如马赛工商会管理着两个机场和两个港口。

同时，工商会还负责办理企业登记注册。除国家直接投资设立的企业外，其他工商业企业（不包括农业）的开业、变更、注销均需要到工商会办理手续。工商会负责登记材料的审查，若材料符合规定，则送商事法庭批准生效。

2、德国：

中文里“商会”的定义与德文不完全一样，德国把经济界会员团体分为三类：商会、行业协会、雇主协会。商会有专门的《商会法》，属于公法团体，并且企业有义务入商会，具有区域性特征。行业协会与雇主协会属于民法团体，企业家可以自由入会。商会集中到一个地方的整个经济界，不限定是何种行业。行业协会集中到本行业，地区性不那么重要。雇主协会在劳资关系之中代表“资”，它的主要任务是定期地与代表“劳”的工会商量和决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工资标准与工作条件。

在德国，商会在整个社会经济秩序中具有重要地位，这种地位是商会在150多年左右的发展历史过程中争取得来的。商会在参与立法、参与经济决策中的地位是公认的、制度化的，而不是随意性的，也是有一系列法律保障的。

因而，德国商会的代表大会也被称之为“经济界的议会”，德国工商会的会员代表大会在法律框架内所作的决定对整个地区的经济界都有效，这种决定和中国各地政府的规定差不多。代表大会的成员企业家每年最少4次来到商会参加会议，他们对本地经济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很大。

德国工商会是第一大商会团体，由81个地方工商会组成，代表全德国360多万会员企业。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如西门子、奔驰、巴斯夫都是工商会会员，各个小镇的个体啤酒馆、小卖部、个人咨询公司也是工商会会员。地方工商会还一起建立了德国工商总会。工商总会也负责管理驻80个国家的德国国外商会，包括中国德国商会。

德国的第二大商会团体是手工业商会，它包括全国54个手工业商会，有85万会员企业，即德国中小企业联合总会。（这里的“手工业”概念与中国的不同，德国对手工业者的要求很高。不同专业要求3到5年的职业培训，才能作为手工业者。）

除了两个大的商会之外，德国还有个别的“职业商会”。只有对社会有特别责任的职业有这样的商会。如：律师、医生、药剂师、工程师、建筑设计师等。这些商会比较分散，个别的会员总数不超过10万。

在德国，商会所承担的法律委托、政府委托以及自愿的任务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从咨询、鉴定、培训、中介到调解、仲裁等。具体说，商会的主要职能为：

（1）积极反映会员企业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在一些比较大的企业内部，都设有工商会的派出机构，工商会通过这些机构了解企业情况。

（2）积极支持企业发展，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如出面与银行协调，帮助企业取得低息贷款；帮助企业开辟国际市场，为企业产品出口提供服务；为企业提供各类经济信息；为新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进行可行性研究等。

（3）负责指导企业抓好工人职业技能培训。工商会对工人的职业技能培训非常重视，特别是青年工人的岗前培训。但工商会并不直接举办培训班，而是向企业提供培训要求和计划，再由企业或其他培训机构组织培训。

德国的商会是职业教育的主管机关，由它统一负责考试事务。职业培训是德国商会最重要的工作。德国的大部分老百姓可能与中国老百姓一样不知道商会是做什么的，但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商会负责安排年轻人的职业培训并进行培训考试，商会、协会经营有跨企业的培训中心，定期举办各类培训班来培训学徒、雇员以及企业主等。例如学徒培训，商会在职业培训方面安排每个学生（徒工）在企业的实习岗位，保证企业里各位师傅的辅导质量，给师傅和学生提供有关职业培训的咨询与法律引导。培训完了，商会就安排考试。各种职业的专业考试委员会由会员企业家与企业师傅组成。它们的工作非常重要，也是名誉的，委员们不收任何报酬。

（4）德国的商会也有对内、对外的中介、调解乃至仲裁功能。德国所有的商会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都设立了调解纠纷的调解处，而且有专门的《关于调解竞争纠纷的调解处法规》规定了调解处的程序等内容。部分工商会还设立有仲裁庭，以解决企业间的争议。

（5）企业自律。德国商会是经济界的自律组织，这种自律是通过多种形式来实现的，例如通过：①章程，②行业公约，③行业服务规范，④行业交易规则或惯例，⑤行业质量标准，⑥行业规范经营示范条例，⑦违反执业纪律、职业道德惩戒规则，⑧商业争议处理规则等。商会在政府部门做出有关个别企业的重要决定前，商会会提出声明发表专业意见。

德国人认为：经济界的自我管理比政府管理经济界效率更高，结果更好。因而德国有《商会法》给商会代表大会很大的权利，并明确规定：所有的企业都是商会的会员，都必须支付会费（一般的商会会费占企业收入的1‰到5‰），所以会员加入的管理比较简单。如果有人要建立企业，他必须在地方工商局登记，有限公司必须在地方法院注册。地方工商局根据《工商登记法》主动把登记资料的复印本寄给商会，地方法院根据《公司法》的管理规定，把注册资料主动寄给商会。这样，商会知道所有企业的基本情况。了解到了新企业的情况后，商会把信息录入在会员数据库。然后，商会给新企业发一封欢迎信说明企业现在也是商会会员。每年年底，当地税务局根据“商会法”和有关税收规定给商会发出所有企业的经营收入资料，商会把税收和收入信息录入在会员数据库的会费系统，最后每年要求会员企业付会费的信函由数据库系统自动发出。

德国商会的会员管理全靠会员数据库。从会员加入到会费的收取、会员代表大选、会员服务管理、培训等活动管理、信息发送，每一种会员管理工作在会员数据库里都有专门的子系统。

德国商会不受国家或地方财政部的任何补贴或赞助，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与商会的其他费用全是会员企业提供。原则上只有当它们承担政府委托的任务时，才从政府那里得到资助。

（二）市场主导型模式商会

1、美国

美国商会是以服务为宗旨自愿设立，自愿入会，活动自主、经费自理的民间团体。商会是依据民法中公司法设立的非盈利法人，其中小规模商会则以非法人化的任意团体居多，工商业者可自愿选择是否加入商会，政府一般不介入商会的活动。对商会组织的管理方面都没有专门、系统的法典，其管理制度主要是基于宪法、公司法和税法。美国的商会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遍布全国各地的专门性团体，主要服务于特定地区或行业的会员，如费城商会、半导体制造商协会等；

二是更大地域或行业范围的商会，主要吸收小型专门性商会团体作为联合会成员，如电子行业协会、全国制造商协会等；

三是全国性的经济团体，主要由大公司、财团的代表组成，如美国商会，如美国商会等。

美国商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联合会，代表了各种规模、行业和地区的3百万家企业，包括数百家协会、上千家地区商会，并在91个国家设立了100多家美国商会，其会员中既有财富500强企业，也有家庭式作坊。其96%的会员企业雇员人数少于100人。美国商会的宗旨是在美国国会、白宫、政府机构、法院、公众舆论和各国政府面前为商业和企业的利益而努力，他多年来一直扮演美国企业代言人的角色，在维护企业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通过其下属的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改革研究所、基金会、国际私营企业中心等机构实现其宗旨。

美国商会的职能主要侧重于：

1、国际业务（同美国和世界各国商界和政府合作，从事调查和提出有关美国商业的重要问题）；

2、立法业务（代表会员的利益，影响国会立法和政府政策的制定。对公众政策、法律的制定和结果发生影响）；

3、政治活动（积极参与美国的政治活动，协助民间企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从事竞选，并协助当选议员提出涉及商界利益的重要问题）；

4、司法活动（通过其下属的全国商会诉讼服务中心，在联邦法院和立法机构中，代表美国商界表达有关公众政策性的立场）；

5、企业自律。美国市场得以有序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依靠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自律作用

6、为中小企业服务。提供信息咨询、培训等服务。

7、多向协调。包括协调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行业组织内部各企业之间的三方面关系。

美国商会涉足的范围相当广，在生物技术、国防、电子商务及其技术、经济和税务政策、教育与劳动力培训、环境与能源、食品与农业、卫生保健、移民、国际贸易、劳工、法律改革、私有化和企业购并、退休与社会保障、小型企业以及运输等领域代表企业的利益，直接与政府打交道。

美国商会始终本着“谁捐款、谁受益”的原则来分配从美国政府那里争取来的利益。精通市场行情及其运作规律的老板们都不愿在利益交换中陷入被动，因此，每当美国商会负责人宣布需要会员为某一项目集资捐款时，便会有许多企业积极响应。

（三）混合型模式商会

1、日本

日本商会在发展过程中，既借鉴了大陆型商会的功能作用，也广泛吸收了市场主导型商会的特点，是中间型商会体系。他实行自由入会，但由政府监管。

日本的商会总体上可以分为综合性的和专业性两大类。综合性的商会以全国发展为目标，是由全国或地区的工商业者自愿组成的团体，如日本贸易会、日本商工会议所、经团联、日经联、同友会、全国商工会联合会、全国中小企业团体中央会等。专业性商会即行业协会类经济团体。

日本商会的职能为：

1、促进政府与企业的结合，发挥政府与企业间联系纽带的作用。

2、协调成员企业间的利害关系，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3、在成员企业间开展互利的产、供、销研究，推动所属企业的同步发展。

4、共同建立企业经营外部环境，联合筹措资金和修建共同的生产辅助设施。

5、集中搜集产、销情报，在成员企业间交换，增强企业对市场的应变能力。

6、提供培训条件，提高企业人员素质。

2、香港

集资犯罪的刑事规制:反思与应对 篇3

案件量与涉案金额逐年上升, 大案要案频发, 非法集资日益成为局部地区影响社会稳定与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突出问题。据不完全统计, 2014年非法集资发案数量、涉案金额、参与集资人数等大幅上升, 同比增长两倍左右, 均已达到历年峰值。其中, 跨省案件、大案要案数据显著髙于2013年水平, 跨省案件133起, 同比上升133.33%。参与集资人数逾千人的案件145起, 同比增长314.28%, 涉案金额超亿元的364起, 同比增长271.42%。[1]。面对非法集资日益严峻的乱局, 非法集资的入罪具有不容质疑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然在司法机关不惜动用重刑加以惩治的同时, 非法集资的犯罪率与涉案金额却呈现高速增长之势。这使得刑法自身结构性危机以及刑法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等问题暴露无遗。在这种尴尬情势下, 理性反思集资犯罪的刑法规制具有重要意义。

二、集资犯罪的立法反思

现行刑法对集资犯罪的规定愈发完善, 日益呈现出体系化特征。然与日益完善的刑法体系相比, 集资犯罪也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使得刑法自身结构性危机以及刑法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等问题暴露无遗, 根源在于失范与含混的刑法术语、滞后与错位的立法理念与扩张与过度的刑罚威慑。

(一) 刑法术语的失范与含混

罪行法定原则要求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必须清楚明确, 使人能确切了解违法行为的内容, 准确地确定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范围, 以保障该规范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会成为该规范适用的对象。[2]刑法的明确性使国民事先能够预测对何种行为规定何种刑罚, 防止刑法成为国家机关恣意侵犯国民行动自由的法律形式根据, 这有利于人权保障, 不致妨碍国民的行动自由和损害国民的安全感。随着社会的复杂化, 法定犯 (行政犯) 日益增多, 不明确的刑罚法规对国民预测可能性的侵害便愈发严重。在这个意义上说, 不明确的刑法比没有刑法更易侵犯国民自由, 因而违反法治原则。[3]概念的规范与明确是运用刑法认定与规制某种犯罪行为的前提。就非法集资的罪状表述而言, 刑法概念存在用语不规范, 含义不明确的弊病。这严重制约刑法规制集资犯罪的效果, 有损司法权威与法律尊严, 也有违法治原则。

纵览正式界定非法集资的法律文件, 与“非法集资”相近的概念还有“乱集资”、“有偿集资”。刑法无法明确界定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区别, 从而造成观念的混淆与适用的困难。首先, “乱集资”、“有偿集资”是行政法概念, 不是规范意义上的刑法概念。例如, 最早界定乱集资概念与有偿集资概念的法律文件是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7月29日制定的《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根据该文件的规定, 乱集资是有偿集资与非法集资的上位概念, 判断标准是未履行行政机关的批准程序的集资活动。以刑罚保障履行行政机关的批准程序的作法, 使刑法有违谦抑性原则之嫌。其次, 概念语焉不详, 已难满足新时期刑法对非法集资的入罪要求。如“非法集资”的内涵不明, 使实务审判机关在区分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时无所适从。根据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 非法金融活动是非法集资的上位概念,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与非法集资并列的概念。根据现行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以及实践做法,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非法集资的下位概念。罪状表达模糊与概念含混, 使学界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体、行为方式与保护法益等内容尚未形成共识, 还有继续探讨的理论空间。再如, 有偿集资与正常民间借贷的正确界定, 是民间金融活动合法化的关键。如不能正确界定有偿集资, 正常民间借贷几乎不存在合法空间, 因为所有的民间借贷都可认定为有偿集资, 都可能构成犯罪。这有违市场经济自由原则之嫌, 不利于民间资本市场的培育。最后, 刑法概念的失范与模糊可能有损司法权威与法律尊严。一宗于2010年5月28日作出再审裁定的案件,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单位向自己职工, 即本案中四原告借款的行为属于民间借贷;二审法院认为被告单位向本单位内部职工以按月利率1%支付利息为条件, 大量集资共计124万余元, 其行为符合单位向内部职工进行有偿集资的特征, 属非法集资;再审法院虽认为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 但对被告单位的行为以“有偿乱集资”称之。个中原因不得其解。[4]司法裁判的权威性离不开裁判文书用语的严肃、准确与规范。法律用语的失范与随意, 在一定程度上有损司法权威与法律尊严。

(二) 立法理念的滞后与错位

立法理念是立法模式技术、构成设计技术和刑罚配置技术的精髓, 也是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与预期目标的灵魂。金融刑事立法者秉持金融管理主义理念, 将所有金融犯罪都看作是对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 这决定了当时金融刑事立法的预期目标和刑罚配置技术。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与金融市场的日益完善, 金融管理本位主义理念主导的金融立法体制愈加滞后, 与旺盛的民间融资、投资需求之间的矛盾也愈发突出。

20世纪90年代, 我国金融市场刚刚建立, 制度保障体系还不完善, 经济运行还处于无序与混乱状态,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民间资本对正常的市场经济安全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势下, 立法者基于金融市场管理者的地位, 秉持金融抑制的思想, 将侵害或威胁国有金融利益与金融安全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通过刑罚维护市场秩序与金融垄断特权, 严格控制民间资本自由流动。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 面对初建金融市场的不规范和不完善, 这种通过刑罚规制市场秩序与维护国有金融垄断地位的手段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与金融市场的日益完善, 民间融资需求强劲, 在某些地区普遍流行。原立足于管制和维护国家金融垄断主义的刑法规制与金融市场日益开放的要求、民间金融逐步合法化的趋势背道而驰。[5]在金融管理本位主义体制下, 国家垄断金融融资权, 严格禁止民间自融资。而资金是企业赖以经营发展的基础, 是企业的生命线。畅通的资金流转和充足的资金储备更是企业良性发展的关键因素。[6]由于正规金融机构如银行为保障资金安全, 往往规定严格条件与批准程序。这使部分中小型企业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资金, 加之融资渠道狭窄, 不得不求助于形式多样、操作方便与简单快捷的民间借贷, 以高利率的资金回报作为吸引民间借贷的条件。由于较高的资金风险加上来自官方限制, 民间借贷利率不断提高, 由此产生许多经济纠纷。如果发生经济纠纷, 审判机关按照维护国有金融秩序的传统思维, 将这类纠纷一般按照集资犯罪处理。这是导致集资犯罪率在现实生活中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是民间资金投资渠道缺乏与企业融资无门之间矛盾日益突出的表现。据此可见, 立足于金融管理主义的金融刑事立法早已滞后时代需求, 无法兼顾金融效益与金融安全的价值目标, 成为阻碍民间金融活动正常进行的巨大障碍。

(三) 刑罚威慑的过度与严苛

集资犯罪的刑罚适用过度, 配置严苛再加上威慑效果有限, 长期被人们诟病。由于刑法术语的不明确, 我国刑法对集资犯罪的罪状表述既模糊又笼统, 这使得司法机关将大量灰色、中性甚至良性的民间金融行为规定为犯罪, 最终导致刑罚适用过宽。刑罚是最严厉的惩罚方式, 运用严刑峻法对集资犯罪进行压制, 效果固然一时明显, 但有可能因刑罚威慑过度, 这严重违背市场经济主体自由原则, 严重阻碍民间金融市场的培育与运行, 最终禁锢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刑罚配置严苛, 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之嫌。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刑罚必须和罪质相适应。不同的罪质, 标志着各犯罪行为侵害、威胁合法权益的锋芒所向不同, 从而表明各犯罪具有不同的社会危害程度, 进而决定刑事责任大小的不同。刑罚与罪质相适应, 是刑罚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的必然要求。[7]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集资犯罪配置的刑罚包括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六种, 刑罚后果不可谓不严厉。遗憾的是, 就各种民间集资行为而言, 至少条文规制范围内的一部分行为并不有害社会, 甚至有些行为客观上有利于经济发展。如此境况下, 对这些行为的“有效威慑”便转变为“威慑过度”———正规渠道难以获得资金, 非正规渠道之集资又雷区重重, 例如,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成为当下集资犯罪中发生率最高的罪名, 根据刑法第176条的规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面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都可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司法机关将大量灰色、中性甚至良性的吸收公众存款行为都作为犯罪处理, 导致刑罚适用过宽。严苛的刑罚配置与过宽的刑罚适用, 正是民间金融活动萎缩, 无数中小型企业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艰难的根本原因。

同时, 厉而不严的刑罚配置的刑罚配置无法有效抑制集资犯罪, 致使刑法规制失灵。立法虽将几乎任何犯罪行为引起的实然惩罚在某种意义上是或然性结果。因为司法资源的有限性, 加之司法的判案过程必然受到个案具体情况之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就个案来看, 处断结果似乎带有选择性。但从宏观上审视, 司法者并非在统一明确的“严”或“宽”的两种标准之间据局势之特定需要进行选择。宏观地看, 对此类行为的处断结果事实上带有或然性而非选择性。虽然刑法将所有面向不特定对象的民间集资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 但司法机关并未对所有“犯罪”定罪量刑, 因为昂贵的执法成本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使司法机关根本不可能惩罚所有非法集资行为, 这使刑罚无形中降低了威慑效应, 导致刑法规制的失灵。

三、集资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途径

(一) 规范与明确刑法术语

刑法内容由文字表达, 其明确性构建在普通用语的基础上, 当然刑法也不是仅由简单的日常用语意义取得其概念, 刑法在构成要件中定位、决定和评价, 离不开规范与明确的术语, 故刑法术语经常都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规范意义。同时规范与明确相关刑法术语, 也是贯彻罪行法定原则与人权保障原则的内在要求。就集资犯罪而言, 刑法术语的规范与明确有利于正确认定集资犯罪, 消除刑事立法中保护管理秩序主义色彩, 更好贯彻罪行法定原则。“有偿集资”、“乱集资”、“非法集资”等概念最早规定在行政法规文件中, 这是行政法概念而不是规范的刑法概念。就集资犯罪而言, 用行政法概念对刑事法律行为进行定义, 既可能造成司法机关认定的困难, 有违刑法明确性原则之嫌, 又可能使刑法具有浓厚的人治色彩, 造成民间合法融资行为的萎缩。因此, “有偿集资”、“乱集资”、“非法集资”等行政法概念应从刑法中剔除, 不宜再定义“有偿集资”、“乱集资”、“非法集资”等概念, 因为任何定义总是不充分的, 唯一真实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发展, 而这已不再是定义了。我国刑法并没有专门规定“非法集资罪”, 因为非法集资不是一个单独行为, 而是相关行为的统称, 故应将集资犯罪看作由具体罪名构成的一个罪群, 刑法规制的对象是具体犯罪, 这些犯罪的定义、构成要件与刑罚必须在刑法上加以明确规定。集资犯罪术语的规范与明确有利于贯彻落实罪行法定原则与人权保障原则, 有利于正确认定集资犯罪与正当民间借贷的合法界限, 防止民间借贷行为的“泛刑法化”。

(二) 转变与革新立法理念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而非公有制经济最大的现实困难是融资渠道不通, 无法通过现有正常渠道筹集发展资金。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 开放融资渠道是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耶塞克曾言:“经济刑法的范围与规模取决于经济状况。”金融刑事立法不能脱离金融发展现状, 也离不开金融刑事立法的指导和架构的。就金融刑事立法而言, 立足于维护国有金融机构垄断地位的金融管理主义理念已经过时, 金融刑事立法应以金融自由为本位、风险防范为导向、金融效益为目标、金融安全为重点的金融交易主义理念为指导。以金融交易主义理念为本位的金融刑事立法有利于改变对犯罪活动重事后惩罚而轻事前预防的刑法思维方式和实践模式, 摆脱与现代金融体制不相符的金融文化模式、金融行为模式和金融管理模式, 实现金融市场态势由行政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 也有利于现代金融监管机制作用的发挥, 最大限度地维护现代金融活动主体自由, 使金融刑事立法回归最后性与谦抑性的立法精神轨道。在立法实践上, 立法机关应在金融交易主义的立法理念的指导下, 制定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保障型法律制度。具体而言, 一是在民事法方面, 应尊重私法自治, 法不禁止即为许可, 鼓励民间金融创新;二是在行政法方面, 要逐渐破除不合理的条款限制, 变“管制”为“服务”, 不能为了地方利益任意放纵或打压民间资本;三是在刑事法方面, 应尽快出台相应的定性类法律法规, 明确需要惩处的刑事犯罪对象, 为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宜缩小打击面, 进一步彰显刑法的谦抑性。最终要充分保证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自由融资权, 消除所有制歧视与规模歧视, 维护公开、平等与有序的金融秩序, 最大程度保护投资者的正当利益,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三) 适度与实效刑罚威慑

李斯特曾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对于集资犯罪而言, 刑罚威慑的效果有限, 因为抑制犯罪不能仅凭严刑峻法, 还须靠社会的进步与制度的完善。集资犯罪的社会原因主要是金融管理体制不完善、民间投资渠道有限、金融监管机制失灵与金融约束机制不力等原因。预防与遏制集资犯罪的根本途径是完善相关金融制度, 赋予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 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 规范金融行业自律等, 而不是一味借助严酷的刑罚手段, 国家虽然垄断并支配着刑罚权的发动, 但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运用刑法规制民间金融活动, 理由是日益提高的政治民主程度为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尤其是刑罚权的发动提供了正当的政治基础。因此, 我国金融刑事立法应革除重刑主义的传统刑罚观念, 树立人道主义的现代刑罚观念, 以谦抑性原则指导金融刑事法律的立法、司法与执法, 确保集资犯罪的刑罚模式在惩治和阻遏集资犯罪的同时, 又最大程度地维持与促进良性自由的金融秩序。

刑事立法除对集资犯罪设置严密法网和严厉措施外, 还应着眼于提高刑罚威慑的有效性, “对于刑罚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 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刑罚配置的严酷性不仅难以体现国家对金融体制的法律保障, 也无法完全刑法阻遏集资犯罪的目的。单纯的民间金融活动是国家正规金融活动的有益补充, 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因此, 我国刑事立法应注重提高刑罚威慑的有效性, 精确界定集资犯罪的定罪标准, 将具有合理融资需求的民间金融活动予以非犯罪化处理, 对其治理侧重在事前进行风险控制———而非于事后以处罚威慑来禁止民间金融活动的开展, 重在惩治真正不利于社会主义金融市场的金融犯罪活动, 做到有罪必惩, 罚当其罪, 最终提高刑罚威慑的有效性, 真正实现刑罚目的。

四、结语

我国正处于国家治理的转型阶段, 也是社会深层结构性矛盾凸显的特殊时期。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 运用刑法对集资犯罪进行规制, 这是遏制集资犯罪的正当策略与理性选择。通过对刑法术语、立法理念及刑罚后果的反思与前瞻, 更好发挥刑法对集资犯罪的有效的预防和规制作用, 同时为民间金融活动的合法化预留空间, 由此化解刑法在规制集资犯罪的结构性危机, 使刑法更好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姚东.向非法集资说不[J].中国金融家, 2015 (6) :103.

[2][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M].陈忠林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24.

[3]张明楷.刑法学 (第三版)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52

[4]李皛.非法集资的界定与集资犯罪的认定[J].东方法学, 2015 (3) :146.

[5]徐昕, 黄艳好, 王万琼.集资犯罪的立法反思与对策[J].学术界, 2015 (3) :56.

[6]历丽, 陆文.谨防银行员工参与非法集资[J].青海金融, 2015 (3) :30.

中国的商会溯源与历史发展 篇4

协商汇

2015年以来，随着国家社团民非组织的放开，全国各地商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分分成立。那么大家究竟对商会组织的宗旨、形式、职能及运作模式了解多少呢？本专题将为大家系统性的介绍中国商会组织的创立起源及国外商会组织的发展特点，以供各级商会学习借鉴。

一、中国商会的溯源与发展

在西方近代商会产生之前，我国各地已有为数众多的商业行会和手工业行会。据史料记载，我国的行会组织起源很早，上可追朔至西周、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从6世纪末叶起，隋、唐、宋朝的市肆中已经有了“行”，行业组织为首者有“行头”、“行首”、“行老”之称。当时的“行”已具有商业行业和“工商业者组织”的含义。从古代到近代，商会组织的形式如下：

西周———肆

据史载，中国的行会最早出现于春秋时代的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前后。从西周开始，我国手工业已经比较发达，分工也逐渐细化。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加上城市的出现和繁荣，产生了行会的萌芽，《论语》中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里的“肆”，指的就是中国最早的行会组织。

先秦时代———行

这个时期的行会被称为“肆”，汉代称为“行列”、“市列”，隋唐代后则称为“行”。据《中国史稿》记载：大都市经营同一行业的店铺增多，就产生了同行业的封建性组织———行。行由行首或行头主持本行的事务，在行内负责贯彻有关官员和市场的规定，向政府交纳税收，办理与官府的交涉关系事项等。封建政府则利用“行”这一特别的组织和“行”头加强对各行的控制。

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行会，一方面是为了限制竞争，另一方面是为了应付官府的差遣，便于行会会员共同承担应尽的义务和分摊各会员应付的份额。从官府来看，行会便于其统治和管理手工业、商业者，可以简便地有效率地通过行会征徭役、派官差和推行各种经济政策。

明代———商帮

在明代以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是“人自为战”，尚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有“商”而无“帮”。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在商业中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兴起，传统“抑商”政念的转变，商人队伍的壮大，商业竞争的激烈，以致在商业战线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喧闹局面。最明显的是，在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不少商人群体———商帮，他们是驰骋于商界的一支支劲旅，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品贸易。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最后阶段的开始。

它的活动在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商业史中，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在明清300余年中，都是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商人群体。一个商帮，是一方经济势力的代表。他们的活动，除与整个社会有一定联系以外，更主要的是影响一个地区的方方面面。

明清朝代———行会

行会在宋代有了一个较大发展。进入明清朝代，行会则因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领域，开始分别以行帮、帮会、会馆和会所等不同名目和组织形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这个时期各类行会的作用大致如下：

(一)通过制订行规行纪，用对会员强制的办法，限制行业内部的竞争，同时抵制来自外部的竞争。

(二)举办周济同业人员的贫穷、疾病、养老、送老等福利事业。

(三)承接并应酬官府的要求，保证本业人员所能承担的最低限度的征役，努力抵制官府的过分剥削和欺压。

二、中国近代商会的发展

中国真正的商会制度的建立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可以说是晚清变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商会，并呼吁中国政府和商人设立商会的是著名的企业家、思想家郑观应。他认为，通过商会的形式连结官、商是一种好办法。而建立商会应该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商会制度的建立实则有赖于清政府官方的强力推动。清政府推动建立商会的目的在于：促进国家经济的振兴与加强对经济组织的管理。清政府希望通过商会向官员阐述商人权利，同时传达政府政策并使这些政策被商人所接受。

1903年，在郑观应、康有为、张謇和一些清政府官员的呼吁下，清朝在中央各部之外新设立了商部，作为统辖农工商实业的最高管理机构。商部成立后，其最早的活动就是促成商会的成立，全力推进全国各级商会的建立。1904年，根据商部的意见，清廷谕令颁布了《禀定商会简明章程》和《商会章程附则六条》。这项法律文件是中国早期商会成立的法律依据。

《禀定商会简明章程》共计26条，内容包括对商会宗旨的规定、商会的设立等。它规定：商会应通商情，保商利，有联络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同时要剔除内弊，考察外情，成为重商之脉络。

《章程》还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较次之地，设立分会，仍就省份隶属于商务总会。

《禀定商会简明章程》颁布后，第一个创立的商会是上海商务总会。在随后的几年里，商会就发展为具有800个商会和分会的全国性网络，并成立了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章程》中，商会的职能被描述为九个方面：调查商情；发展商业；振兴商穴；维持商务；辅助商政；议订商律、商税和议结对外商约；裁判商事；竞赛商品；其他商务。

从中国商会创立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早期商会从一开始便包含着民间和官方的二重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官府和商民之间的纽带和中介。就商会与官方密切关系和其成员的社会地位而言，商会又多少带有半官方机构的意味，商会领导人和部分会员都具有准官僚的社会和法律地位。所以中国的早期商会是当地工商界的主要代言机关，亦是政府对商人进行管理的重要凭借。

1928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被解散，代之而起的是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全国商会联合会，这一年成了中国商会正式加入国际商会的起点。

这个时期的商会表现形式为： 鸦片战争后———同业公会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中国开始创办的近代工业，为中国第一回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随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作坊和以军火工业为代表的近代企业的涌现，社会也需求与之相适应的行业组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性质的同业公会相继在清末民(国)初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20世纪初在中国各地普遍开始成为“商会”。1902年，上海出现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即后来的“上海商务总会”，辛亥革命后，经改组称为“上海总商会”。

民国时期———同业公会、商会 同业公会在中华民国时期发展得很好。中国各地区每个行业几乎都组织有同业公会，如1943年3月成立的“中国全国工业协会”，1946年成立的北平市商会，1947年依照国民政府《工商会法》，北平市商会划分出机器制造业、面粉制造业、印刷业、剥革业等17个工业公会，建立了“北平市工业公会”。1948年上海市各工业同业公会也另行成立了“上海市工业会”，至上海解放，在工业会中有86个同业公会，在商业会下有215个同业公会。解放初期的同业公会在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以及促进公私合营、抗美援朝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三、新中国商会

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共中央及领导人就着手对旧商会进行改造，并商议成立新商会等重大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会见原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时就表示，准备成立工商联组织。同年8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提出“工商业以合并成立工商业联合会”的制度构想。随后，许多市、县在新中国诞生后纷纷接收、改组旧商会和旧工业会，成立工商联。

1952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并由中央统战部发出的《关于改组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明确了工商联及同业公会改组的方针和原则，确立了工商联的组成、性质、组织机构和任务，这是新中国诞生后，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工商联的方针政策方面所发布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同年8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47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并于8月6日公布施行。

1953年10月，全国成立了1955个各级工商联，同时，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也正式宣告成立。到1954年底，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005个，占全国行政区划总数的86．6％。1955年底，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032个，占全国行政区划总数的88％。1956年10月，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116个，其中县工商联1928个，占全国2110个县份的91．4％。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工商联组织的发展曾一度受到影响。1957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同意发布《关于继续发挥工商业联合会的作用的意见》。文件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工商联仍然需要存在，并且需要进一步发挥它的积极而有效的作用。”此后，工商联按照《意见》精神调整、巩固和发展，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县和县以上工商联仍有2070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工商联名存实亡，其组织瘫痪达10年之久。

解放后———工商联合会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政务院的指引下，各地相继成立了工商联合会，并着手整顿旧的同业公会，将同业公会作为团体会员参加工商联，但是工商联的各项工作都是通过这些同业公会贯彻执行的。1953年，同业公会改为工商联领导下的专业组织。这时的这种专业组织与原来的行会或同业公会相比就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改变后的这种专业组织不再或基本不再具有代表本行业企业利益和要求的义务，而是逐渐形成代表工商联与这个行业进行联系的渠道；二是这种变化使参加工商联的同业公会只是以个人身份直接加入工商联，而不再作为团体会员开展活动。1956年公私合营后，到1958年前后，作为私营工商企业的民间联合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会演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商联组织逐步得到了恢复。1988年11月30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第1条首次规定，“中国工商业联合会是中国工商业界组织的人民团体，民间的对内对外商会”，赋予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以中国民间商会的法律地位。1991年上半年，有921个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已经恢复建立了工商联组织。到1997年底，全国县及县以上工商联组织已发展到2925个，并建立了14076个乡镇分会或乡镇商会，形成了以行政区为基本单位、深入到基层的庞大组织网络。

1979年以后，随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承担的工作范围继续扩展，不断增设新的机构，增加工作人员，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他城市增设了分会和支会。1986年5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经过长期的筹备和吸收一大批企业会员、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的基础上，召开了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章程》，选举了新的委员会。1988年6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组建了中国国际商会，各地方分会、支会也相继组建了“中国国际商会”。从1988年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开始建立行业分会，以促进有关行业的进出口贸易，增进国内外同行业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1994年5月，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第28届国际大会通过决议，正式接纳中国人会。1994年11月，国际商会第168次理事会正式通过决议，同意中国加入国际商会并组建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1995年1月1日，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包括中国国际商会在内的171家工商组织、经贸团体及企业作为创始会员，中国国际商会作为主席单位，该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国际商会，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目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已同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界建立了广泛的经贸联系，与160多个对口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同一些国家的商会建立了联合商会；同时，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还在1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驻外代表处。在国内，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49个地方分会、600多个支会和县级国际商会，还在机械、电子、轻工、纺织、农业、汽车、石化、商业、冶金、航空、航天、化工、建材、通用产业、供销合作、建设、粮食、外企等部门建立了18个行业分会，全国会员企业近7万家。

1978年之后，随着我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启动，在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企业与企业之间特别是同行业之间的协调作用开始受到国家和企业的重视。以1978年成立的上海包装技术协会、食品工业协会为标志，一种新的由同一行业的工商业企业组织起来的行业协会，逐渐步入了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舞台。1983年成立的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是一家全国性的行业协会。1986年以后，由于政府权力的进一步下放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需要，大部分具有行政和行业管理职能的公司、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或被撤销，或被改组，或被合并，由被撤销、改组或合并的行政性公司与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转化而来的行业协会相继成立，截至1987年，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就达到71家。(23)在随后的几年里，原有的国务院属下的纺织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等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也相继进行了改组，一部分作为行业主管局合并到后来新设立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现在的商务部），一部分组建为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一部分即为新的全国性行业协会。1993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发挥其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当前要着重发展会计师、审计师和律师事务所，公证和仲裁机构，计量和质量检验认证机构，信息咨询机构，资产和资信评估机构等。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作用。中介组织要依法通过资格认定，依据市场规则，建立自律性运行机制，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行业协会的市场调控作用被中央决策层所重视，行业协会的改革与建设也已提上了日程。1997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达了《关于选择若干城市进行行业协会试点的方案》，正式启动了我国行业协会的改革，行业协会由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至1999年4月，工商领域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已达420余家。

商会的应对与反思 篇5

一、乡镇商会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有作为

(一) 有助于搭建民营企业与政府沟通的新桥梁

乡镇商会在政府宏观调控管理和行业微观管理之间, 充当着桥梁的角色。它是政府的帮手, 是政府工作的支持者, 它服务于政府, 服务于企业, 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中介作用。乡镇商会通过会员的联系网络, 积极宣传、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同时, 乡镇商会还积极协助乡镇党委、政府加强对会员的管理、教育, 努力为会员、企业、农村经济服务。乡镇商会还积极反映社情民意, 使党委、政府在第一时间内掌握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有的放矢地为企业做好服务。

(二) 激发民营经济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新活力

1、商会可以有效降低民营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成本。

用市场化的手段参与农村的产业开发与建设, 是民营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形式。投身新农村建设过程存在着风险和交易成本。商会具有这方面的职能和作用, 它可以把分散的资源和单个民营企业组织起来, 整合成为资源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 规范民营企业内部的竞争关系, 协调民营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 增加民营企业之间以及企业政府之间边界的透明度, 一方面帮助深入企业了解、征求意见, 当好企业通向政府的“传声筒”, 另一方面充分借助政府力量, 为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活动争取到各个层面、更广范围的联动与配合, 为企业降低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

2、商会的行业自律功能有助于建立

民营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中有序的市场秩序。新农村建设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 需要依法整顿和规范农产品市场和农村商品市场秩序, 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要解决不正当竞争的问题, 光靠政府的外部管理不行, 还需要行业内部的自我约束———自律。而开展行业自律活动是商会自我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乡镇商会可以通过制订行规行约, 组织行检行评, 调解企业间纠纷等形式, 维护市场秩序, 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合理性和适度性。由于商会是非公经济人士自己的组织, 开展自我教育活动容易为大家所接受。

(三) 有助于构建农户进入市场新机制

“培育和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和商会, 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要组织形式。”加强乡镇商会建设是提升农业产业化重要举措, 它有助于构建农户进入市场新机制。

首先, 乡镇商会是沟通、联系市场与农民的纽带。乡镇商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沟通和联系市场与农民的纽带, 可提升农民组织化参与市场竞争的程度, 防止市场风险, 能够较好地保护农民利益, 推动农业市场化、产业化发展。乡镇商会可以较好地解决为农民提供产前信息服务、产中技术服务、产后销售服务的问题;商会组织利用在资金、技术、信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 通过合同、契约的方式, 把农民组织起来, 充当市场与农户之间的中介, 为农户提供准确的市场信息, 及时调整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 改变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不利局面, 对市场的波动能够产生有效的制衡与约束, 减少农民进入市场的风险, 使农产品在品种、质量上适应市场要求, 在价格上具有综合竞争优势, 有效地加快农业生产专业化、集约化的进程, 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雏形。

其次, 商会搭建了客商与农户沟通的平台。商会代表农户与客商签订合同, 减少了农户与客商直接打交道的交易费用。商会以产销作为联结纽带, 实施纵向一体化经营, 以公司引导农户进入市场经营, 可以大大节约农户经营的信息费用, 降低交易的成本, 增强经营计划的稳定性和指导性, 降低市场竞争风险, 实现市场交易成本的节约。许多乡镇商会还筹资在当地兴建农产品交易市场, 大大方便了客商和农户。

(四) 为乡镇政府抓好新农村经济工作提供了平台

首先, 乡镇商会具有经济能人优势, 可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绝大多数乡镇商会会长是由农民企业家担任的, 这些能人、专业大户往往能够率先推广适合本地条件的新品种、新技术, 并将成功经验推广到会员, 从而形成一户带十户、十户带一村、一村带一片的传播效应。

其次, 乡镇商会具有地缘优势, 可因地制宜地引领当地经济发展。商会聚集了各方面的经济能手和人才, 能以农村和农民为依托, 利用地缘和土地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探索适应当地经济发展新趋势的多种经营模式,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商会担当着农村经济顾问的作用, 通过商会, 乡镇政府可以更好地抓好农村经济工作。

再次, 乡镇商会还具有商缘优势, 可以商招商, 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广西各市县近几年来就通过加强基层商会建设, 成功地吸引了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进驻。

二、广西乡镇商会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经验

(一) 成功探索了农村集约化经营的多种有益模式

1、企业+村干部+农户模式。

玉林市兴业县石南镇商会根据村委干部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 对有能力发挥合作关系的农户比较了解情况, 请村干部通过村委充当饲料代销商, 把饲料出售或赊给养殖专业户;赊销户将禽畜养大并出售后, 再将饲料款交回饲料厂。这样, 村委代销越多, 获得代销手续费越高。通过这种形式, 解决了不少养殖户因扩大生产规模而缺乏资金的问题, 形成了企业、村委及农户共赢的局面。

2、商会+基地+农户+市场模式。

北流市大里镇商会充分发挥北流市燕华淀粉厂的优势, 积极参与农业结构调整, 带领农民走农业产业化发展之路, 2001年以来, 镇商会引进“南特188”木薯苗圃免费供给农民种植, 并与农民签订合同, 实行保价收购。镇商会还邀请农技专家给农民上技术课, 极大地调动了当地农民种植木薯的积极性。

3、工业园区模式。

武鸣县太平镇商会根据当地木薯多的特点, 引导、帮助会员企业打造“太平淀粉工业园区”, 以“工厂+基地”的模式, 推动全镇木薯种植面积由过去的2370亩扩大为3500亩, 9个淀粉企业年产淀粉达3.5万吨, 产值6300万元, 交税280万元, 解决就业767人。

4、“企业+农户+基地”模式。

环江县香猪、菜牛行业商会根据市场需求情况, 组织各加工企业着手基地建设, 与群众签订保价收购、卫生防疫合同及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协议, 稳定货源, 逐步形成了“企业+农户+基地”的发展模式, 调动了群众的养殖积极性, 并坚定了发展香猪、菜牛产业的信心。

(二) 依托“光彩事业”, 开展开发性扶贫

广西各商会组织广大会员, 依托“光彩事业”这一重要载体, 到贫困地区大力开展开发性扶贫, 取得了显著成效, 也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大成功实践经验。

长期以来制约农村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为了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 广西各商会积极创造条件组织会员和当地农民群众进行技术培训。乡镇商会比较注重发展乡镇内以解决农民就业为主的企业和产业, 使农村富余劳力的就地“消化”, 实现“出门不离家, 离土不离乡”, 既增加了收入, 又解决了进城务工带来的一系列麻烦问题。据不完全统计, 近年来广西通过各乡镇商会组织会员企业安排农民工就业70多万人, 培训农民工260万多人。

(三) 以商招商, 发展特色经济

在农村乡镇, 如果由当地政府出面招商引资, 有时很难见成效, 乡镇商会发挥会员联系面广的优势, 以商招商, 往往比政府招商更具吸引力。如横县校椅镇商会把商会办成投资者之家。经商会联系推介, 几年来共引进项目12个, 总投资额达19630万元。

(四) 面向社会, 推动公益事业

乡镇商会的会员大多数是当地人, 在商会的引导下, 许多人都积极参与扶贫济困、捐资助学等社会公益事业, 树立了商会的良好形象, “乡风文明”是新农村建设的思想基础, 广西各乡镇商会在促进乡风文明方面也颇有贡献, 它们以开展各种文娱宣传活动为载体, 大力弘扬先进文化, 倡导新的社会风尚。

三、加强乡镇商会建设, 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模式的思考

(一) 唱响主旋律, 提高乡镇商会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在各乡镇商会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关政策要求, 对商会领导班子进行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 引导他们深刻认识乡镇商会在服务新农村建设中的独特优势, 激发他们的热情, 把今后商会的中心工作定位为“以农为主”, 更好地做好服务工作。

(二) 携手共进, 形成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合力

首先, 对各乡镇商会进行整合。在乡镇商会的设置方面, 可以打破现在的乡镇区划。对于那些成立商会条件不成熟的乡镇, 可由附近乡镇商会负责开展各项工作;可以在行政区划比较近的几个乡镇联合成立一个大的乡镇商会, 这样更利于形成乡镇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也可以根据乡镇的产业结构特点, 由有相同或相近主导产业的几个乡镇成立乡镇行业商会, 对乡镇产业发展进行更为专业、更有效的指导。

其次, 各部门做好分工合作, 形成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合力。要充分发挥政府各部门、工商联、个协、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 促进各部门相互“联通”, 相互提供市场、信息、技术、融资、人才、法律等全方位的服务, 最大限度地拓展服务领域。

(三) 发挥涉农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 加快新农村建设的产业化步伐

将龙头企业作为当地新农村产业化的主导。新农村建设的主攻重点是拉长产业链, 实行龙头企业带动。各乡镇商会在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方向时, 要以所在乡镇的龙头企业作为当地农村产业化的主导。乡镇商会的会长可由龙头企业的负责人担任。龙头企业的负责人, 一般是在政治上进步、经济上有实力、社会上有影响、有一定组织领导能力的人, 他们更能从市场经济规律的需要出发, 合理利用当地特色资源, 发展特色经济。由他们担任乡镇商会的会长, 更能把广大非公人士团结在商会周围, 更能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地经济。

(四) 搞活乡镇商会机制, 更好地发挥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首先, 乡镇商会章程中关于会长的任期可以灵活处理。各乡镇商会的组织形式、班子人员构成等基本是参照工商联的章程的。在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 商会作用的发挥受到了工商联章程的制约。在县市一级工商联, 五年的会长任期是合适的。但广大的乡镇情况不一样, 一般乡镇企业在做大之后, 主要业务就会扩展到城市, 所以有些会长任期未满就离开了当地, 无法有效地领导商会开展工作;还有一种情况是, 有些会长自身的企业在五年之内就破产了, 也无法对当地的新农村建设起到有益的带动作用。所以建议乡镇商会的会长任期可改为三年一期或两年一期, 如果做得好可以连任。这样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情况及时、灵活地进行调整。

商会的应对与反思 篇6

一、清时期陕商会馆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以家族联引为特色的经商潮, 使陕西商人奔走于祖国各地, 或为引商, 或为坐贾。为了推进他们的商贾事业, 他们将家族关系延伸为乡土关系, 在各地建筑陕西会馆, 或与山西商人携手共建山陕会馆。据统计, “陕商和山西商人在全国各地设立的会馆多达274处, 遍布祖国大城小镇”。

会馆是传统商人因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进行社会整合的制度创新, 会馆的产生是明清时代社会发展变化和历史变迁的产物。明清时期的陕商会馆随着社会的转型, 出现了向市场转化的趋势, 具有了新的“馆市合一”的特征。在这种趋势下, 凡是和市场经济因素接轨, 走向“馆市合一”的工商会馆, 由于做到了与时俱进, 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 继续存活下来, 成为商会的前身, 当时叫“活人会馆”。这就为商会的应运而生提供了条件。

山陕会馆建立后, 由于山陕商人在全国的经营, 使得山陕会馆在地区分布上呈现出网络化结构特征。在会馆兴建的同时, 还确立了各项规章制度, 制订了严格的会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正是明清时期陕商会馆丰富的市场管理功能, 为后来陕西商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陕西近代商会的产生及其特点

近代以来, 国门洞开后的中国商人, 面临列强资本输出与产品倾销, 尤其是清光绪年间, 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海关, 洋货大量深入内地的恶劣局面, 使商人由此面临着致命的打击。陕商当然也不例外。随着商帮的解体, 会馆的功能势必衰弱。在这种情况下, 商人们联合所有工商界力量抵抗帝国主义在华势力, 这就使近代陕西商会的应运而生成为不可避免。

陕西商会成立于全国兴办商会的热潮中。清末民初, 由于工商业的逐步发展, 工商户随之增多, 因市场竞争, 各商户互相倾轧的现象愈演愈烈, 这些问题的发生, 更需要一个总的组织机构来调节纠纷和处理问题。当时清政府颁布了一些实行“新政”的政令, 其中包括成立商会。接着, 各大商埠和工商业城镇也相继设立了商会,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陕西于1908年成立了商务总会, ”从此商人阶级开始有了各行各业联合的共同组织。

陕西商务总会成立后, 各地分会也相继成立。1937年,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发展, 先后在解放区均建立了新的商会。而且, 后来为了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 在一些镇也成立了商会。这就使当时的陕西商会呈现出省、市 (县) 、镇的三级市场网络状分布, 陕西省商会的系统建制是比较健全的。

从陕西商会的内部建制看, 又呈现出自身的特点。第一, 同业公会是商会的核心基层组织。如:1949年西安市80个同业公会和6个独立行号, 均为西安市商会会员。第二, 陕西商会的组织形式和名称不断随着商会内部发展的需要和政府治权的变化而逐步演变。商会的发展与政府以及当时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第三, 陕西商会的负责人大都是经过任期满后选举产生的, 而商会的负责人大多是企业经理, 这就充分体现了商会的“众商之会”的特性。可见, 此时的商会已经不是以地缘为纽带组成的陕西商帮商人的组织, 而成为了包容工商各业的新式商人阶级团体。第四, 商会内部组织逐渐健全, 人数也不断增多。总之, 商会逐渐打破了官商隔阂的现象, 把分散经营的商人逐渐集结起来, 对维护商人利益, 发展商品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近代陕西商会的活动及其作用

商会是工商界及工商业者的组织。虽然受着封建势力的控制, 也不能摆脱官僚资本的操纵, 但其组织成员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更替, 其功能也逐渐朝着更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方面转化。它对于陕西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将近代陕西商会的主要活动和作用叙述如下:

其一, 保护商民利益, 评议公断商民纠纷。这是陕西近代商会的一个主要功能, 这是对会馆商务仲裁和制裁不正当竞争功能的继承和发展。商会代表商民向当局反映意见要求, 甚至抗拒政府的无穷勒索。1936年“双十二事变”时, 工厂商号由外埠购运的货品材料等在火车站堆积, 多而凌乱。事变解决后, 火车站临时组成“货物起卸委员会”, 西安市商会曾组织人员参加, 对商人货物经过核实无误后, 由商会发给证明才能提取。避免了差错与损失, 也保护了商民的利益。这就提高了商会在商民中的威信, 有力地保护了商民的利益, 有助于调动商民的积极性, 从而对陕西近代商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其二, 振兴实业, 发展经济。“1934年陕西商民筹办裕秦纱厂, 陕西长安县商会给予支持和协助, 除发动商民入股外, 商会本身还对该厂投资10万元, 商会会长王怡然担任该厂董事长, 具体负责筹建工作。”商会的上述活动对当时陕西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其三, 抵制洋货, 保护国货。“五四运动前, 西安市场日货充斥。五四运动时, 西安学生积极响应开展了爱国运动和抵制日货, 在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 商会也和学生联合会发出通电, 表示与全国一致抵制日货。”此外, 陕西商会还对各地举办的商品展览会不断组织商民参加。“1915年美国在旧金山所开的巴拿马运河竣工博览会, 陕西商务总会筹备了特产、药材等参加了展出和贸易”, 商会在宣传国货、抵制洋货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最后, 举办公益慈善事业, 对陕西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保障作用。抗日战争开始时, 西安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 当时商会主席张玉山担任抗敌后援会募捐组的负责人, 在商会的号召下, 工商界捐钱物, 异常踊跃为抗日战争做出了积极贡献。从抗日战争开始, 仅定边县商务会捐献款项就达数万元 (银元) 在边区政府“保护工商业者”的政策指导下, 自愿互利, 组织同业公会, 发展工商业, 缴纳税款, 支援边区建设。商会的活动促进了边区商品流通和经济繁荣。可见, 即使在困难时期和战争时期, 商会仍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综上所述, 陕西近代商会的设立是陕西传统商业向近代商业转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商会是继明清时期陕商会馆之后的又一重要商业组织, 它既是对会馆的继承, 又具有超越会馆的时代新特征, 是对会馆的一个发展。并成为了陕西近代商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为陕西近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

摘要：明清时期的陕商会馆是近代陕西商会的前身。近代陕西商会的成立, 是对会馆的继承和发展, 标志着陕西近代资产阶级商业团体的出现, 它对陕西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以及近代陕西的社会变革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陕商会馆,陕西商会,近代

参考文献

[1]李刚.陕西商人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2]李刚.明清工商会馆“馆市合一”模式初论——以山陕会馆为例[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4, (1) .

[3]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商业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4]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