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对特征（共7篇）
垂直对特征 篇1
一、引言
企业捐赠是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将一定数额的资金或财物等无偿捐赠给需要帮助的其他组织或个人的行为。近年来我国灾害频发,汶川大地震以及南方地区的特大雪灾、青海和雅安地震等,给我国造成重大损失。事件发生后,各企业纷纷参与慈善救援,随之而来企业的捐赠态度以及捐赠排行榜单成为了公众广泛关注的话题。同样是捐赠一亿元,加多宝集团被公众追捧,迎来产品销量高峰,然而万科却遭到批评。因此捐赠多少、以及何时捐赠成为了企业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影响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因素也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之一。
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企业捐赠进行了研究,如捐赠的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以及捐赠行为的经济后果和影响因素等。Preston et al.,(1997)认为企业进行慈善捐赠活动可以带来财务绩效的提升。Muller & Whiteman(2009)研究发现规模越大的企业将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期望,捐赠水平会比较高。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显著负相关,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低,捐款支出的规模越大(Adams & Hardwick,1998)。企业的资金流量对于企业的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当企业的闲置资源如现金流量越充足时,企业慈善捐赠的水平越高(Seifert et al.,2003)。一般认为盈利能力较好的企业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参与慈善活动,捐赠行为较为理性,学者朱迎春(2010)发现企业实现的净利润越大,捐赠的水平越高;而企业的资产报酬率负向影响企业慈善捐赠水平,高的资产回报率会诱导企业增加投资,减少捐赠支出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董事会人数是影响企业治理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贾明和张喆(2010)认为,企业董事会人数越多,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概率越大,而且慈善捐赠金额也会越高。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正相关,独立董事人数负向影响企业的捐款规模,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捐赠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民营企业要比国有企业表现更好(魏学强等,2010)。
在Hambrick & Mason(1984)提出高层梯队理论后,对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拓展到管理者背景特征层面上来,该理论认为高层管理团队是决定企业经营理念与战略任务的主要力量,学者们开始实证研究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关系。Campbell & Gulas(1999)的研究发现同情心强的高层管理者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孙德升和尹珏林(2014)等实证研究表明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和平均薪酬对企业捐赠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管理者的产量导向职能经验负向影响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捐赠者的年龄和学历(Schiff,1985)、管理者的政治背景特征及类型(李四海,2012)都对企业捐赠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高勇强等(2011)的研究发现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和行业身份与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显著正相关。
但是目前这些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董事长或CEO个人特征以及管理者团队人口背景特征的均值水平上,而管理者团队中垂直对人口背景特征对企业捐赠的影响被忽视。管理者团队中的垂直对特征是指上级和下属在职位层级上的差异,反映的是不同管理者在不同职位层级上的权力距离(刘永丽,2014),它对组织成员中的互动会产生重要影响。在华人社会里,由于长期受到传统君臣观念的影响,他们非常崇尚等级与权威人物,因此垂直对特征在中国特殊背景下对团队内互动的影响更为突出(Brew & David,2004)。现有的文献研究表明高管团队中的垂直对人口特征差异会对高管离职率(张龙和刘洪,2009)、财务重述行为(何威风和刘启亮,2010)、企业并购发生率(杨林和杨倩,2012)、会计稳健性(刘永丽,2014)等产生影响。慈善捐赠作为企业重要的战略决策之一,必然也会受到高管团队内部互动即垂直对特征的影响。根据我国现实情况考虑高管团队内部成员的差异性,将高管团队-董事长垂直对人口特征差异纳入研究,有助于提高对企业捐赠水平影响的解释力。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制造行业2007-2013年的捐赠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以考察高管团队-董事长在性别、年龄、学历、任期以及专业背景等人口特征上的垂直对特征差异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从新的研究视角出发,可以拓宽对企业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丰富管理者团队中垂直对特征的研究内容。现实意义在于:进一步深化管理者对企业捐赠的认识,以避免捐赠过多或捐赠不足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企业也可以通过对管理者特征的研究,评估自身捐赠水平,预测竞争对手的捐赠规模,以便于做出合理的捐赠决策,促进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垂直对特征是指上司和下属之间在职位层级上的差别,它反映的是管理者在职位层级上的权利距离。Brew & David(2004)认为成员在团队中的身份等级由职位高低决定,它影响着成员间的互动交流。这种身份等级难以在公平的环境中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产生作用,但是在崇尚等级的华人群体中影响深远。从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以及现实的情况来看,董事长对上市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往往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研究高管团队-董事长的垂直对特征对战略决策的影响,有利于增强高管团队成员的背景特征对组织结果影响的解释力。
随着高层梯队理论的不断完善,学者们将垂直对特征与管理者的人口背景特征联系起来,如性别、教育经历、年龄、任职时间等。垂直对的研究主要依据相似吸引理论,探索组织成员互动的影响后果。相似吸引理论认为差别岗位上的管理者在互动中,背景相似的人越能产生吸引。Powell & Graves(2003)认为性别在公司人才选拔中能产生显著的作用,在面试时招聘官更愿意与同性别的应聘者进行互动交流。学者叶笛和林东清(2013)认为年龄和性别等背景特征的同质性会在组织内部互动中产生相互吸引作用。基于相似吸引理论,学者Tusi & O’Reilly(1989)首先开拓了从高管团队人口特征出发去考察团队内部互动的经济后果,他们认为当上级领导的年龄高于下级,学历高于下级时,上级更容易对下级产生好感,下级也会对上级领导更加衷心。然而他们也发现不只是相似性会有正面效应,满足一定条件的差异也会带来好的影响。如较强的团队凝聚力以及较高的工作效率等。
满足什么样条件下的特征差异会产生较好后果呢?学者们将社会规范伦理与之联系起来,它的主旨是每个社会团队都有共同的社会规范,团队成员都应该遵守,违反该规范的人不但不能获得团队成员的认可,甚至会受到团队成员们的排挤(何威风,2015)。关于垂直对特征理论,学者们认为只有符合社会规范的差异(比如上司学历高于下属、上司年龄比下属更大、上司任期比下属更长)会产生积极后果。Liden et al.,(1996)研究发现当上司年龄比下属年长时,年长的上司会给予更多的资源去支持和培养有能力的年轻下属,企业会有较好的财务绩效。张龙和刘洪(2009)的研究发现当高管与总经理的年龄差异、任期和学历差异不符合社会规范时,将会提高高管人员的离职率,当高管比董事长年长时,高管更容易离职。高管团队与董事长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会正向影响财务重述行为的发生率(何威风和刘启亮,2010)。学者杨林和杨倩(2012)认为当管理者团队与董事长之间的差异不符合社会规范时,差异性越大时董事长在制定决策时越有可能出现专断行为和冒险主义倾向。他们发现高管团队与董事长在年龄以及性别上的垂直对特征差异越大,企业越容易进行并购活动。由此本文认为高管团队与董事长之间的人口背景特征差异也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
已有文献研究认为女性同胞由于天生的母性让他们比男性同胞更加富有爱心。印第安纳大学公益研究中心的研究也发现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大的捐赠倾向和更高的捐赠水平,在收入高的人群中这种现象表现的更加明显。在我国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女性在职业追求上仍然动力不足,社会对他们的期许依然认为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相夫教子,因此女性高管所占比例比较少,在收集数据中发现部分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全部由男性构成,当高管团队中存在女性时,企业可能会更加关注其责任义务,提升慈善捐赠规模。当管理者团队与公司董事长存在性别差异时,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会更高。
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当高管团队与董事长存在性别差异时,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更高。
学历不同的人在伦理道德认识上存在差别,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对道德伦理和社会责任的认识更加深刻(Chua & Wong,1999)。年龄也是影响责任意识和慈善心理的重要因素,相比而言年龄越大的人参与慈善捐赠的可能性更大,捐赠表现也更加的慷慨大方(Midlarsky & Hannah,1989)。任职期限的长短也会影响到管理者的决策判断,任期长短影响着管理者对外部环境中存在的机遇与威胁的识别能力和敏感性,从而影响着决策的准确性。一般认为任期长的管理者越能站在企业的立场考虑问题,充分认识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和后果,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由于职位层级的不同,董事长和高管团队在学历、年龄和任期上的差异会影响到企业的捐赠规模。董事长代表着股东的利益,他们的立场可能是会削弱捐赠水平,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而高管团队可能出于利己动机而利用企业的资源参与慈善活动,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获取非货币化的私人收益,如个人名誉的提升和人脉的积累等(Jensen & Meckling,1976)。当高管团队-董事长之间的垂直对特征符合社会规范(董事长的学历高于团队平均水平、年龄大于团队平均水平以及任期长于团队平均水平)时,团队成员会对董事长表现出更多的依赖与忠诚,董事长会拥有更高的威望和权力,则可能导致董事长在制定决策时的专制和独裁行为,做出减少捐赠支出等符合股东利益的决策。但当这种垂直对差异不符合社会规范时,即高管团队的平均学历高于董事长,平均年龄大于董事长,以及平均任期长于董事长时,在这种职位差异条件下高管团队不用过多的依赖于董事长,有着更大的自主决策权,则容易发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形成较高水平的捐赠以满足高管成员的自身期望。
根据以上的分析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2a:当高管团队的平均学历比董事长的学历更高时,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更高。
假设3a:当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比董事长的年龄更大时,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更高。
假设4a:当高管团队的平均任期比董事长的任期更长时,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更高。
专业背景与个人的职业方向息息相关,专业背景以及职业经验不同的人,在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意识上也会有明显区别,孙德升和尹珏林(2009)的研究发现,以产品为导向职业经验的领导者与以生产为导向职业经验的领导者的关注点不同,前者注重组织的长期绩效与发展,后者更注重生产效率,不同职业经验的人对慈善捐赠水平会产生影响,产品导向的管理者更关注与企业长期绩效相关的战略问题。不仅学历会影响到个人价值的形成,专业背景也会对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产生影响(李四海,2012)。学理工科的专业的人,因为专业特性其培养方案更加注重实验操作与科研创新。而人文社科类的专业的学生,因为专业性质可能接触到更多的民生问题和社会现象,这些学生在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长期受到熏陶和感染,相比理工科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有更强烈的人文关怀信念,其社会责任意识也更加强烈。
当高管团队与董事长在专业背景上不存在垂直对差异时,虽然可以提高捐赠决策的时效性,但不利于优化捐赠决策的质量。当高管团队与董事长在专业背景上存在差异时,不同观点的交流与碰撞更能识别外部的机遇与挑战,对所处的战略决策环境有更清晰的认识。董事长会充分考虑来自管理层的不同决策方案,权衡供应商和消费者以及公司股东等各方利益,重视捐赠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提高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
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a:当高管团队与董事长专业背景存在差异时,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会更高。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来自我国沪、深A股制造行业上市公司,选取2008-2013年间捐赠大于零的截面数据,剔除当年ST和*ST的公司,剔除高管团队信息资料披露不全且难以补充完善的数据。最终选取了1015个样本,其中国有产权的上市公司样本数643个,非国有产权的372个。本文捐赠数据来自巨潮资讯网的企业年报营业外支出中的捐赠支出,管理者特征数据以及其他控制变量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以及新浪财经等网站手工补充收集。垂直对特征数据通过EXCEL表手工整理。本文采用SPSS20进行回归分析与检验。
(二)变量定义
根据以往的研究定义和范围以及数据取得的可行性,本文将高管团队界定为: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中披露的董事会所有成员,监事会成员、以及总裁(副总裁)、财务经理(总会计师)、总工程师等各部门一级领导人。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Donation),对于慈善捐赠学者们通常采用虚拟变量0-1衡量企业捐赠意愿,实际捐赠金额衡量企业的捐赠规模(高勇强等,2011)。本文的被解释变量(Donation)采用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披露的营业外支出中捐赠支出数额来计量,剔除掉不属于公益性支出的赞助支出等数据,剔除捐赠数据为0的样本。为保证量纲的一致性,本文的捐赠数据以万元为单位。
2、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了五个人口特征,性别、年龄、学历、任期以及教育背景等,考察高管团队与董事长在这5个方面的垂直对特征差异对企业捐赠水平的影响。变量的符号和具体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3、控制变量。
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还受到自身资源禀赋与治理结构的影响,如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等。因此本文选取了6个控制变量以控制企业自身差异对捐赠水平的影响。
(三)模型设计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在参照以往学者何威风和刘启亮(2010)、孙德升和尹珏林(2014)等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设置如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1)来检验高管团队与董事长在职位层级差异下的垂直对特征对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
其中,Donation为被解释变量,用来表示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β0代表常数项,β1—β5为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代表各个垂直对人口背景特征,符号预期为正。β6—β11为各控制变量的系数,其中β6、β8、β10、β11系数的符号预期为正,β7和β9系数的符号预期为负。ε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研究结果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本文选取的1015个样本数据中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捐赠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差异较大,标准差为577.643。说明各企业受自身能力和状况的影响,捐款水平存在差异。捐赠的均值约200万元,说明战略慈善观已被企业广泛接受和认可,无论企业出于何种目的和动机,制造行业的捐赠参与积极性较大,已成为我国慈善事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性别垂直对特征的平均值为0.89,标准差为0.245,说明董事长与高管团队的性别存在差异,虽然我国大多数高管团队都是由男性组成,但也还存在一定比例的女性高管,但我国制造行业上市公司中女性高管的比例依然不足。学历垂直对特征的均值为-0.2141、最大值为2最小值为-2.625,标准差为0.7378,表明样本企业中高管的平均学历一般要低于董事长的学历,根据统计来看,一般高管的学历都是本科或硕士。年龄垂直对特征的平均值为0.31标准差为0.462,说明样本数据中高管的平均年龄要小于董事长的年龄,董事长与高管团队相比,具有更加丰富的阅历和更多的企业管理经验。任期垂直对特征均值为0.37标准差为0.45,说明高管团队的平均任期要比董事长的任期短。专业背景垂直对特征的均值为0.48说明董事长的专业背景与高管团队也存在差异,专业背景差异意味着认知上的不同也会对团队内部互动产生影响。
(二)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表3 对模型1的相关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双侧检验,从该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高管团队-董事长在性别、学历、年龄、任期以及专业背景上的垂直对特征都与企业的捐赠水平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初步可以证明我们前述假设1a-5a,但还有待进一步的回归分析验证。且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较小,从统计学的角度上分析,当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5以上时,这些变量加入回归方程就会出现多重共线性的问题。表3中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值最大约为0.4,因此该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注:***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N=1015。
(三)回归分析结果
表4是高管团队与董事长垂直对特征对企业捐赠水平的影响的回归结果,该回归方程选取了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现金净流量、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以及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兼任等六个控制变量。为可以更好考察高管团队与董事长的各个垂直对特征差异对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本文采取先将性别、学历、年龄、任期、专业背景等各个自变量分别放入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的1-5列,最后再将所有的解释变量放在同一个模型中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4的第6列。
从表4中可以看出,高管团队-董事长的性别垂直对与企业的捐赠水平在5%的水平上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说明董事长与高管团队之间存在性别差异时,企业的捐赠水平越高。与前文分析一致,假设1a得到了验证。表4的第2列显示,高管团队-董事长的学历垂直对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当高管团队的平均学历水平大于董事长时,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更高。假设2a得到验证。第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董事长-高管团队年龄垂直对特征与企业捐赠水平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大于董事长时,企业的捐赠水平会更高,假设3a得到验证。第4列显示出高管团队-董事长在任期上的垂直对特征与企业的捐赠水平基本上正相关,但是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因此本文的假设4a并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由前述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知,高管团队的任期差异较大,由于职业经验形成的对捐赠的认识和态度会存在较大差异,且垂直对特征较小,高管团队的平均任期普遍小于董事长的任期,会滋长董事长的专治倾向。在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下,董事长往往掌握着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他们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为赢得更多的股票分红会减少企业捐赠支出。所以任期垂直对特征差异对企业捐赠水平不存在显著影响。从第5列可以看出,高管团队与董事长的专业背景垂直对差异与企业捐赠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本文假设5a没有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可能的原因是,虽然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的教育背景存在差异,他们所接受的知识与关注点不同,但是随着人的不断成长以及生活阅历的丰富,人文关怀情愫会发生变化。因此董事长与高管团队之间由教育背景差异导致对捐赠态度和看法的差异会被弱化,表明高管与董事长专业背景垂直对差异对捐赠决策没有影响。
注:括号内的为t值,***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
在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规模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公司规模越大,其慈善捐赠的水平越高,这与我国的现实情形上是一致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更能提高企业的捐赠水平,两职合一的董事长其权利更大,对个人信誉和社会声望有更高的追求,因此更愿意提高捐赠水平。自由现金流量与企业的捐赠水平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当现金流充足时,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慈善活动。股权集中度和资产负债率在10%的水平上与企业捐赠水平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股权越集中、负债水平越高的企业慈善捐赠规模越小。但独立董事比例与捐赠水平相关性不显著。
总体上看,表中第6列是将所有的解释变量都加入同一个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高管团队-董事长垂直对背景特征对企业捐赠水平的影响与前面单个变量得出的回归结果基本上不存在太大的差别,结论具有一致性。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回归结论的稳定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由于2008年我国灾害频发,2008年被称之为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元年。2008年的捐赠水平普遍要大于其他年度,为避免对回归结论产生影响,本文加入了5个年度控制变量以控制特殊年份对回归结论的影响,以2008年为基准,设置5个年度哑变量,当年份为2009年时,year2009=1,其他=0;当年份为2010年时year2010=1,其他=0。剩下三个依此方法设置。本文捐赠水平指标采用的是捐赠的实际数额,以往学者衡量捐赠水平的指标通常是用捐赠取其自然对数(孙德升和尹珏林,2014);或者捐赠的相对数,用捐赠支出除以营业收入或捐赠支出/总资产来表示(李四海,2012)。本文采用捐赠支出/营业收入的相对指标来替代捐赠绝对数额衡量捐赠水平。并加入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控制变量后进行回归,研究发现回归结论与表4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六、结论与启示
企业应重视慈善捐赠带来的发展契机,在衡量慈善捐赠水平时,要结合自身资源状况避免盲目跟风的捐赠行为。还要充分重视管理者团队内部互动的垂直对特征的影响,企业通过统计管理者的人口特征信息来评估自身的捐赠水平,同时也可以对比同行业竞争对手的高管团队背景特征,预测竞争对手的捐赠规模。与竞争企业在高管团队与董事长垂直对上的差异做比较,高管团队与董事长存在性别差异,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大于董事长、平均学历高于董事长的企业有更高的捐赠水平,当这些特征不满足时,企业应当适当提高捐赠水平;与竞争企业在高管团队异质性上的差异作比较,年龄异质性、学历异质性、以及任期异质性大的团队捐赠表现会更好,异质性小的团队应当适当提高捐赠水平。避免捐赠不足带来的负面效应和危机公关。
本文的研究为企业选拔和组建合适的管理者团队提供一点参考意见,允许高管成员在学历、年龄以及任期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对于存在困难需要寻求企业捐赠扶持的单位或团体以及需要号召企业进行募捐的政府来讲,可以有针对性地向符合本文假设捐赠表现好的企业进行募捐,以提高募捐规模和效率。
垂直对特征 篇2
1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福建省尤溪县西城镇音头村57林班6大班4小班, 该区地处东经117°8′~118°6′, 北纬25°8′~26°4′, 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海拔180~ 450 m, 年平均气温15.8 ℃~19.6 ℃, 年降水量1 400~ 1 800 mm, 无霜期231~297 d。土壤为山地红壤, 土层厚度>1 m, 腐殖质层中等, 坡度18°~25°。造林前地类为杉木采伐迹地, 造林时间2002年, 造林面积6 hm2, 初植密度为2 505株/hm2;造林后按照常规营林措施进行抚育管理。
2林分生物量调查测定方法
2.1乔木层生物量测定
2012年7月进行林分生物量调查。在林分上中下坡设置20 m×20 m标准地3个, 在标准地内进行每木检尺, 实测胸径、树高等指标。根据标准地的平均树高和胸径选取标准木1株, 采用“分层切割法” 将标准木以1 m作为一个区分段, 测定各区分段树干、树皮、枝、叶的生物量鲜重, 并抽取干材、树皮、根、 枝、叶样品, 在室内105 ℃下烘干至恒重, 测算干鲜重比[6,7]。将地下树根 (含树桩) 部分全部挖出, 称重, 并取样, 树干分段取圆盘, 在室内105 ℃下烘干至恒重, 测算干鲜重比。根据标准木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的生物量推算标准地乔木层生物量及单位面积乔木层生物量。
2.2灌木草本层生物量测定
在每个标准地内按对角线设置2 m×2 m的样方3个, 记载样方中的灌木草本的种类、高度和覆盖度, 砍倒后全部实测鲜重, 并在各样方中抽取样品, 在室内105 ℃下烘干至恒重, 测算干鲜重比。并推算标准地灌木草本层生物量及单位面积灌木草本层生物量[6,7]。
2.3凋落物层生物量测定
对灌木草本调查样方的凋落物进行收集, 测定凋落物的鲜重干重, 并推算标准地凋落物层生物量及单位面积凋落物层生物量。
试验数据采用DPS v7.55软件进行比较分析。
3结果与分析
3.1闽粤栲标准木生物量的垂直分布
经调查, 11年生闽粤栲平均胸径达12.7 cm, 平均树高达10.8 m, 平均枝下高4.4 m。从闽粤栲标准木地上部分生物量的垂直分布看, 树干最大, 干重达34.12 kg, 占总生物量的47.56%, 其次为树枝, 干重为18.45 kg, 占25.71% , 最小的为树叶, 干重仅为7.85 kg, 仅占10.94%;地上部分总生物量干重达60.42 kg, 占总生物量的84.21% 。 树根的生物量干重为20.09 kg, 占总生物量的15.79%。地上部分总生物量干重与地上部分总生物量干重比值为3∶1 (表1) 。试验调查数据经方差分析及显著性检验, 闽粤栲标准木地上部分生物量垂直分布的各项指标达极显著差异水平, 相关指标及分析检验结果见表2。
3.2闽粤栲林分不同层次的生物量分配
从整个林分来看, 乔木层生物量是林分生物量的主要部分, 为363.89 t/hm2, 占林分总生物量的84.66%;灌木草本层为29.67 t/hm2, 占林分总生物量的6.91%;凋落物层生物量超过了灌木草本层, 达36.12 t/hm2, 占林分总生物量的8.41%;生物量的高低顺序依次为乔木层>凋落物层>灌木草本层 (表3) 。试验调查数据经方差分析及显著性检验, 闽粤栲林分不同层次的生物量分配的各项指标达极显著差异水平, 相关指标及分析检验结果见表4。
4小结与讨论
1) 在闽粤栲标准木生物量的垂直分布上, 树干最大, 干重达34.12 kg, 占总生物量的47.56%, 树干占各器官生物量分配率的高低顺序依次为干部>枝部> 根部>叶部。在闽粤栲林分不同层次生物量的分配上, 以乔木层生物量最高, 达363.89 t/ hm2, 占林分总生物量的84.66%, 生物量的高低顺序依次为乔木层> 凋落物层>灌木草本层;枯落物层生物量超过了灌木草本层, 大量的枯枝落叶及其分解有利于林分土壤的改良及提高林分的地力条件。
注: F0.01 (3, 8) =7.59, **表示差异极显著
注： F0.01（2, 18）＝6.01，**表示差异极显著
2) 试验地11年生闽粤栲平均胸径达12.7 cm, 平均树高达10.8 m, 平均枝下高4.4 m。说明闽粤栲的林分生产力较高, 而且是喜光树种, 对立地条件要求不严, 萌芽力强, 初期生长快, 可以作为采伐迹地更新中营造用材林、薪炭林、食用菌原料林、水源涵养林等, 以更大限度地发挥其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1－5]。
摘要：通过对11年生闽粤栲人工林生物量垂直分布特征的调查研究, 结果表明:标准木各器官的生物量以树干最大, 树叶最低, 各器官生物量高低顺序依次为干部 (47.56%) >枝部 (25.71%) >根部 (15.79%) >叶部 (10.94%) 。林分不同层次的生物量以乔木层最大, 达363.89 t/hm2, 其次为凋落物层, 达36.12 t/hm2, 灌木草本层较低, 为29.67 t/hm2;各层生物量分配率高低顺序依次为乔木层 (84.66%) >凋落物层 (8.41%) >灌木草本层 (6.91%) 。
关键词：闽粤栲,人工林,生物量
参考文献
[1]黄清麟, 李元红, 黄界水, 等.人促米槠、闽粤栲速生丰产林调查研究报告[J].福建林学院学报, 1992, 12 (1) :116-120.
[2]黄清麟, 李元红, 林雨平.闽粤栲萌芽林分结构及生产力的研究[J].福建林学院学报, 1997, 17 (2) :136-139.
[3]管大跃, 黄国泉.闽粤栲天然林生物量及预测模型研究[J].福建林业科技, 2000, 27 (2) :34-36.
[4]李少青.马尾松闽粤栲混交林生长与竞争效应[J].江西林业科技, 2007 (4) :13-15.
[5]雷先珠.宁化县闽粤栲造林效果分析[J].广东林业科技, 2009 (2) :64-68.
[6]冯仲科, 刘永霞.森林生物量测定精度分析[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2005, 27 (S2) :108-111.
[7]陈硕芃, 王韶仲, 王政权, 等.密度结构对大青山红松人工林细根生物量与根长密度的影响[J].森林工程, 2013, 29 (4) :1-7.
垂直对特征 篇3
山地由于其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条件,成为多种生物物种生存、繁衍和保存下来的种质库,山地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历来为生态学家所关注【1,2】。海拔影响山地物种分布的非生物条件如气候和土壤等,因此,是影响山地物种组成和群落结构的重要因素【3,4】。
1 云中山自然保护区自然环境概况
云中山自然保护区处于东经117°36′36″~l17°44′24″,北纬25°16′40″~25°20′40″,位于福建省安溪县西北部,福田、感德和桃舟3乡交界处,距离县城公路110 km,总面积3 915.4 hm2。
云中山是戴云山脉东南的延伸,山脉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全境多为中生代火山岩和燕山期花岗岩,地貌以中山为主,地势兀突,地形复杂,峰峦迭障,海拔最低为270 m,海拔最高处主峰太华尖达1 600 m,是安溪最高峰,大部分山地海拔400~900 m。以主峰太华山为主山脉,北部聚雨汇入晋江,是晋江源头之一,南部聚雨汇入格溪,再流入九龙江,成为九龙江源头之一。该区是安溪县西北部重要的水源涵养区。
本区处于南亚热带与中亚热带过渡地带,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早晚温差大,具有典型的多雾高温等山地气候特征。年平均气温19.9℃,1月份均温11.3℃,7月份均温28.0℃,极端最低气温-5.8℃,极端最高气温39.7℃,积温5 403.3℃,年均降雨量约1 619.2 mm,全年无霜期295 d,年平均相对湿度79%~83%。土壤以砖红壤为主,林地土层深浅不一,通常厚达80 cm以上,腐殖质层较明显,厚约10~15 cm,地表枯枝落叶层厚2~8cm,土壤呈酸性反应,同时具有明显的垂直地带性,海拔800 m以下主要是山地砖红壤,暗红壤,800~1000 m主要是黄红壤,1 000 m以上多为山地黄壤。红壤和黄红壤所占比例较大,肥力较高。
云中山自然保护区水热资源丰富,境内山高林密,沟壑幽深,生境多样,适宜各种植物生长,为安溪县现存的保存较好的常绿阔叶林。据调查,野生维管植物共152科496属939(含变种、变型)种,其中蕨类植物29科44属68种,裸子植物7科8属9种,被子植物l16科444属862种。
2 研究方法
本文的调查数据是依托2001年该自然保护区的综合考察。于2001.1.3~2001.1.18进行外业调查。根据群落类型、范围、分布面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段,设计考察样方。乔木树种样方面积10 m×10 m,灌木树种样方面积10 m×10 m,草本层样方面积为1 m×1 m。为保证调查所需的精度,每个群落至少设置5个样方。实地调查的内容包括:植物群落名称,郁闭度,地貌(海拔、坡向、坡度、坡位),土壤类型;调查记载样方中乔木、灌木物种的名称、个体数、直径、高度和盖度,草本植物的名称、个体数(或丛数)、高度和盖度。
3 植物资源
3.1 主要植被类型
常绿阔叶林是亚热带湿润地区地带性原生性植被类型。按《中国植被》的区划系统,云中山自然保护区属于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南部亚地带区域。地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林。经考察的植被类型主要有山地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常绿针阔叶混交林、常绿针叶林、竹林灌丛6个植被型,丝栗栲林(Form.Castanopsis fargesii)、钩栲+南岭栲林(Form.Castanopsis tibena+C.fordii)、青冈林(Form.Cyclobalanopsis glauca)、福建青冈林(Form Cyclobalanopsis chungii)、红楠林(Form.Machilusthunbergii)、红楠+大叶苦石栎林(Form.Machilusthunbergii+Lithocarpus paihengii)、罗浮栲林(Form.Castanopsis Fabri)、木荷林(Form.Schima superba)、阿丁枫林(Form Altinia chinensis)、华南吴茱萸林(Form.Euodia austrosinensis)、水青冈林(Form.Fagus longipetiolata)、檫树林(Form.Sassafras tzumu)、南方红豆杉+红楠林(Form.Taxus chinensis+Castanopsistibetana+Machilus thunbergii)、马尾松+枫香林(Form.Pinus massoniana+Liguidmbar formosana)、马尾松林(Form Pinus massoniana)、黄山松林(Form pinus taiwanensis)、杉木林(Form.Cunninghamia lanceolata)、毛竹林(Form.Phyllostachysheterocyclacv.Pubescens)、石竹林(Form.Phyllostachs nuda)、满山红灌丛(Form.Rhododendron mariesii)等20个群系【5】。
3.2 物种组成
3.2.1 常绿阔叶林
云中山保护区内常绿阔叶林广泛分布在1 300 m以下,主要优势种为壳斗科的丝栗栲、青冈、福建青冈、钩栲、南岭栲、红楠、大叶苦石栎、罗浮栲、木荷等。调查中发现,海拔270~500 m处群系主要类型及其特征有:(1)丝栗栲-面杆竹-华山姜+狗脊群丛。乔木层可分为2个亚层,第1层高15~17 m,平均胸径16 cm,伴生种有南岭栲、木荷、沉水樟、南酸枣、野茉莉;第2层高6~8 m,主要有建楠、鹅掌柴、木荷等。(2)青冈-鼠刺-狗脊群丛。乔木层可分为2个亚层,第1亚层高12~15 m,建群种青冈平均高度15 m,平均胸径10 cm,伴生种有南岭栲和南酸枣;第2亚层高6~8 m,主要有青冈、黄瑞木、水团花。(3)福建青冈-溪畔杜鹃-芒萁群丛。乔木层高约14m,平均胸径14 cm左右,伴生种有米槠、丝栗栲及马尾松。
海拔800~1 200 m主要群系及其特征有:(1)钩栲+南岭栲-箬叶竹-中华里白群丛。乔木层高6~11 m,平均胸径达16 cm,由钩栲和南岭栲形成共建种,二者各占乔木总数量的20%左右,伴生有罗浮栲、米槠、甜槠、榄叶石栎、椤木石楠、广东润楠。(2)红楠-百日青-日本蛇根草群丛。乔木层可分2个亚层,第1亚层高17~20 m,平均胸径30cm左右;第2亚层高12~15 m,主要有红楠和少叶黄杞,平均胸径10 cm左右。(3)红楠+大叶苦石栎-马银花-狗脊蕨群丛。乔木层可分2个亚层,第1亚层高12~15 m,由红楠和大叶苦石栎组成共建种,另伴生有两广石栎、深山含笑、福建山樱花、木荷;第2亚层高6 m左右,主要有甜槠、百日青、凤凰润楠等。(4)木荷-矩圆叶鼠刺+马银花-狗脊蕨群丛。乔木层高约13 m,主要以木荷为主,其胸径平均达20 cm,多度占立木总数的60%,伴生种为罗浮栲、大叶苦石栎、深山含笑、红楠。
海拔1 200~1 300 m主要群系及其特征有:(1)阿丁枫-矩圆叶鼠刺-里白群丛。乔木层高10 m左右,平均胸径约20 cm,建群种阿丁枫多度占立木总数的40%,伴生种有深山含笑、木荷、红楠、东南山茶、木莲等。(2)罗浮栲-羊舌树-芒萁群丛。乔木层高22 m以下,建群种罗浮栲在100 m2内有立木10株,平均高度18 m,平均胸径30 cm,伴生种有木荷、红楠、福建青冈、硬斗石栎、水青冈。3.2.2落叶阔叶林在亚热带湿润区域,落叶阔叶林不是典型的地带性植被类型,但其在亚热带地区普遍存在。该保护区内零星分布的落叶阔叶林有两个类型,一类是亚热带中山落叶阔叶林,另一类是丘陵低山落叶阔叶林。两类群落的特征均明显区别于常绿阔叶林:群落外貌黄绿色,季相变化明显。主要群丛类型及特征有:(1)华南吴茱萸-金毛狗群丛。群落样地位海拔365 m的东北向下坡,乔木层总盖度50%,层高18 m以下,上层木为华南吴茱萸;下层木高12 m以下,还分布有南岭栲、笔罗子等。(2)檫树-黄瑞木-芒萁群丛。样地海拔980 m的太华山东北中坡。乔木层盖度为50%,高不超过6m,且多由萌芽条发育而成,建群种檫树在100 m2内有立木18株,平均胸径约6 cm,尚有山苍子、交让木、野漆树、阿丁枫拟赤杨伴生其间。(3)水青冈-弯蒴杜鹃-里白群丛。样地海拔1 050 m、太华山北坡。乔木层可分为2个亚层,第1亚层高13~18 m,建群种水青冈独具优势,平均胸径为30cm;第2亚层高6~10 m,主要有红楠、青冈、椤木石楠、猴欢喜。
3.2.3 针阔混交林
针阔混交林是中亚热带次生类型,原生类型受破坏后,喜光的针叶树侵入,逐步形成针阔混交林。主要群丛类型及特征有:(1)南方红豆杉+钩栲+红楠林-箬叶竹-狗脊群丛。样地海拔1 030 m,太华山北坡,群落外貌暗绿,林冠参差不齐。乔木层高4~12 m,胸径5~30 cm,可分为2个亚层,第1亚层高8~12 m,由南方红豆杉、钩栲和红楠组成共建种,平均胸径为15 cm;第2亚层高4~7 m,分布有南方红豆杉、红楠、青冈、木荷、杨梅。(2)马尾松+枫香林-南方迷-芒群丛。样地海拔1 100 m,东北坡。群落外貌以翠绿为主,嵌有红、黄色彩,林冠较稀疏。乔木层高4~8 m,胸径5~20 cm,主要为马尾松和枫香。
3.2.4 常绿针叶林
针叶林是我国分布最广的一种植被型。在该保护区主要是暖性的常绿针叶林。主要的群丛及特征有:(1)马尾松-映山红-芒萁群丛位于太华山海拔1 300 m南坡,群落结构较简单,林冠松散、呈翠绿色。乔木层高5-8m,可分2个亚层,第1亚层由马尾松组成,高约8 m,平均胸径12 cm;第2亚层高5~6 m,分布有马尾松、木荷、枫香等。(2)黄山松群丛。样地海拔1 320 m,群落外貌整齐,总盖度70%左右。在100 m2内有立木12株,平均高1.6 m,最高2 m,平均胸径6 cm,伴生种有乌饭、黄瑞木、羊舌树等。(3)杉木-金毛狗群丛。样地海拔350 m,北坡。因其为人工杉木林,群落层次分明,总郁闭度85%左右。乔木层以杉木占绝对优势,密度为15株/100 m2,平均树高12 m,平均胸径15 cm。
3.2.5 竹林
竹林是由某种竹类构成单优势的群落,属阔叶林型植被组内一个独立的植被型。竹林的群落结构、植物种类组成、外貌和地理分布等特征都很特殊,形成一种木本状多年生常绿植物群落类型。主要的群丛有(1)毛竹-粗叶榕-乌毛蕨群丛;(2)石竹-毛冬青-苔草群丛。
3.2.6 灌丛
满山红-百山祖玉山竹群丛位于太华山顶海拔1 600 m处。外貌黄绿,植株多分枝,生长密集,顶部较平整。灌木层高达1 m,盖度65%左右,以落叶树种满山红为优势种,伴生有黄山松、华丽杜鹃、映山红、乌饭、厚叶厚皮香、石斑木等。
4 植被垂直分布特征分析
4.1 植被垂直带谱
植被从低海拔至高海拔依次可划分出灌丛带、常绿阔叶林带、针阔叶混交林带、常绿针叶林。云中山自然保护区,海拔最低处270 m,最高峰的太华尖海拔1 600 m。相对高差1 330 m。据初步考察结果,云中山植被分布的主要垂直带谱:在海拔1300 m以下广泛分布着典型山地常绿阔叶林,主要建群种有丝栗栲、青冈、福建青冈、钩栲、南岭栲、红楠、大叶苦石栎、木荷、阿丁枫、罗浮栲等;落叶阔叶林分成中山落叶阔叶林和丘陵低山落叶阔叶林两大类型,在海拔360~1 100 m内零星分布,主要以枫香、华南吴茱萸、檫树、水青冈等为建群种;马尾松与黄山松的分布界限为海拔1 300 m,黄山松分布于1 300~1 600 m,在海拔1 300 m以下分布着马尾松以及杉木林、毛竹林、石竹林;南方红豆杉及百日青的分布约局限于区内海拔900~1150 m处;中山灌丛一般出现在海拔1 400~1 600 m的山顶。
4.2 交错重叠的植被垂直带谱
山地植被垂直带的分界常出现交错镶嵌现象,某些优势建群种生态幅度大,可跨两个山地垂直带。常绿阔叶林是云中山垂直带的基带,分布幅度很广。以马尾松,杉木、竹林(毛竹林、石竹林)为主的针叶林与常绿阔叶林分布的范围十分相近,也在海拔270~1 300 m之间。虽然缺少各种植被类型在各海拔梯度的分布信息,但从云中山保护区这种常绿阔叶林和针叶林交错分布的现象,可以初步推断,由于诸如森林经营、城镇扩张等人类活动多集中于低海拔地区,使得阔叶树多年以来逐步被以杉木、松木为主的用材林、防护林等人工林所取代。一般来说,在800 m以下的山地,地带性植被的阔叶树的分布相对较少。如本区以青冈林为优势种的群落主要分布在平缓山坡。以森林经营为主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此,如杉木林,因其速生丰产,成为人工影响最为深刻的树种之一,有研究表明,武夷山山区800 m以内的低山丘陵的杉木占了其总数的90%以上,而800 m以上,则呈零星分布。马尾松林的分布除了和杉木在低海拔有相似之处外(多为人工林),它还常与阔叶树形成针阔混交林,有着更宽的海拔分布范围。而800 m以上,人类活动受到海拔高度的限制,不便的交通等因素显然提高了森林经营的成本,因此阔叶树的地带性优势地位在这一范围内得以体现。种类也更加丰富。此次调查的9个常绿阔叶林样方中有6个群落的海拔均在1000 m以上。
云中山自然保护植被随海拔高度的分布而形成的垂直带谱只是其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表现,今后应在加大力度保护的基础上,重视物种多样性的基础调查研究,更为清晰地了解主要建群种和优势种在各地形因素的分布特征,与此同时在科考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对各类型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
摘要：在野外科学考察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安溪云中山自然保护区植被资源的现状,系统介绍了该保护区主要植物群落类型及其物种组成。发现该保护区的植被类型分布呈现出一定的垂直分布特征,但其植被垂直带谱出现较为明显交错镶嵌现象,尤其常绿阔叶林和针叶林有着相同的垂直分布范围出现重叠,表明了地带性植被的优势地位正在被以人工经营的针叶林所取代。因此,以植被为主的生物多样性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当成为今后保护区研究和建设的一项重点,使其特有的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关键词：安溪,云中山自然保护区,植被垂直带谱
参考文献
[1]朱彪,陈安平,刘增力,方精云.南岭东西段植物群落物种组成及其树种多样性垂直格局的比较[J].生物多样性,2004,12(1):53-62.
[2]Dolezal,J.and Srutek,M.2002.Altitudinal changes in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mountain-temperate vegetation:a case study from the Western Carpathians.Plant Ecology,158:201-221
[3]赵淑清,方精云,宗占江等.长白山北坡植物群落组成、结构及物种多样性的垂直分布[J].生物多样性,2004,12(1):164-173.
垂直对特征 篇4
目前已有研究大多基于正常骨面型口周软组织形态的分析，即使有些研究进行了不同骨面型的研究，也主要是基于矢状向的分型。Utsuno等[6,7]研究了6～16岁、17～33岁不同矢状骨面型日本女性的面部软组织厚度，发现II类和III类患者软组织厚度存在明显差异。Kamak等[8]对土耳其成人做了相似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Kim等[9]使用头影测量研究II类与I类患者唇部软组织厚度的差异，结果发现存在明显差异，然而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对II类研究样本进行亚类分型，我们知道II类不同亚类具有不同的上前牙倾斜特征，这会对口周软组织的形态产生明显影响。此外，基于下颌平面角分型的垂直骨面型是正畸临床另一种常用的错畸形分类方式，不同垂直骨面型的面下1/3高度具有明显的差异，也会相应造成口周软组织的异常。
基于此，本研究以II类I分类成人为研究样本，按照不同垂直骨面型进行分组，使用头影测量方法研究不同组间口周软组织形态的差异，为正畸临床研究与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2～2014年在佳木斯大学口腔医院就诊的II类I分类成人患者90例(男女各半，平均年龄22.1岁)，不同垂直骨面型低角、均角、高角组各30例。纳入标准:(1)汉族，年龄18～45岁;(2)II类I分类，ANB角>4.7°，U1-NA角>28.5°，磨牙、尖牙II类关系;(3)未接受过正畸、正颌治疗。排除标准:(1)开患者;(2)唇闭合不全患者;(3)前牙重度深覆盖，>8mm患者。分组标准:按照中国人正常Steiner分析法测量均值，以GoGn-SN角均值加减1倍标准差为界限，GoGn-SN<27.3°为低角，27.3°<GoGn-SN<37.7°为均角，GoGn-SN>37.7°为高角。组间年龄、ANB角、1-NA角、GoGn-SN角测量值见表1。
(n=30)
(n=30)
1.2 研究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均采用Panoramax Auto-II型摄片机(Shimadzu Company,Japan)拍摄头颅定位侧位片。拍摄条件:患者采用自然头位，两眼平视前方，上下唇自然闭合，平静均匀呼吸，后牙轻咬于正中位。使用Onyx Ceph 2.8(Image Instruments Corporation,German)软件进行定点、测量。所有测量项目均由作者本人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完成，测量条件保持不变。同时，为保证测量的客观、准确，测量2周后，从样本中随机取10张片子再次进行测量，并检查其偏倚。
1.3 测量项目
根据研究需要选取7项颌骨测量项目，包括:(1)SNA角(蝶鞍中心-鼻根-上齿槽座角);(2)SNB角(蝶鞍中心-鼻根-下齿槽座角);(3)ANB角(上齿槽座-鼻根-下齿槽座角);(4)GoGn-SN角(下颌平面-前颅底平面角);(5)S-Go(后面高);(6)N-Me(前面高);(7)S-Go/N-Me(后前面高比)。5项牙齿测量项目，包括:(1)U1-NA角(上中切牙长轴与鼻根-上齿槽座连线交角);(2)U1-NA距(上中切牙长轴至鼻根-上齿槽座连线的垂直距离);(3)L1-NB角(下中切牙长轴与鼻根-下齿槽座连线交角);(4)L1-NB距(下中切牙长轴至鼻根-下齿槽座连线的垂直距离);(5)U1-L1角(上下中切牙长轴交角);以及11项口周软组织测量项目，包括:(1)上唇基部厚度(上齿槽座点至鼻下点距离);(2)上唇厚度(上切牙唇侧最突点至上唇突点距离);(3)下唇厚度(下切牙唇侧最突点至下唇突点距离);(4)下唇基部厚度(下齿槽座点至颏唇沟最凹点距离);(5)颏部水平厚度(颏前点至软组织颏前点距离);(6)颏部垂直厚度(颏下点至软组织颏下点距离);(7)鼻下点-H线(鼻下点至H线距离);(8)上唇突点-H线(上唇突点至H线距离);(9)下唇突点-H线(下唇突点至H线距离);(10)上唇长度(鼻下点至上唇最下点的垂直距离，与框耳平面垂直);(11)下唇长度(下唇最上点至颏唇沟最凹点的垂直距离与，框耳平面垂直)。对研究对象的头颅定位侧位片进行测量分析(图1)。
1.4 统计分析
所有测量数据输入SPSS 1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表示，正态分布采用t检验(线距和角度测量值的平均组内相关系数为0.92(0.88-0.98),Kolmogorov-Smirnov正态性检验结果显示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组间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性别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P<0.05视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垂直骨面型口周软组织形态差异
统计学分析显示，下唇基部厚度低角组明显小于高角组，下唇突点-H线低角组明显小于高角组，而下唇长度低角组也明显小于均角组和高角组(表2)。
2.2 口周软组织形态的性别差异
多数测量项目的性别间比较结果均显示男性大于女性，特别是上唇基部厚度和上唇厚度，以及下唇厚度(表3)。
注:-，无统计学差异;(1),P<0.05
注:-，无统计学差异;(1),P<0.05
3 讨论
随着时代变迁，生活条件的改善，“颜值”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问题。正畸治疗不再仅限于排齐牙齿，和谐美观的软组织外貌也成为许多患者的矫治目标。从某种程度而言，软组织更多的决定了正畸矫治的效果[10]。所谓唇齿相依，正畸医生通过改变牙齿位置主要影响面下1/3的形态，特别是口周软组织的形态。因此，对于正畸的诊断分析而言，软组织分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同骨面型口周软组织形态分析又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在中华口腔医学会组织的全国范围错畸形患病率调查中，我国错畸形患病率高达72%,II类错患病率为20%[11]。其中，II类I分类患者又占了II类错患者中的绝大多数。早在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的研究就发现垂直向异常在错畸形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12,13,14],II类I分类错不仅存在矢状向的不调，更存在垂直向的异常。因此，本研究主要聚焦于II类I分类不同垂直骨面型口周软组织的形态特征与差异。
不同垂直骨面型按照下颌平面角的大小可以分为低、均、高角3种不同的类型。根据Schudy等[13]的研究，下颌平面角代表了下颌相对颅底的旋转程度。下颌平面角越大，下颌越陡同时颏部越后缩，反之亦然。由此，即使同是II类I分类患者，由于下颌平面角不同的低、均、高角患者，其颌骨垂直向的差异也可能造成软组织形态的差异，本研究结果证实了这种猜测。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下唇基部厚度、下唇突点-H线、下唇长度存在明显组间差异。低角组下唇基部厚度(mm)(16.3±1.8)明显小于高角组(19.7±3.1)，下唇突点-H线(mm)(0.3±1.1)也明显小于高角组(2.9±1.5)，这可以解释为口周软组织对高角下颌旋转的一种代偿。Blanchette等[15]的研究表明，口周软组织通过增加厚度来掩饰短下颌升枝、高角患者的颜面部异常，使其看起来更接近正常面容。同理，这也可以解释低角短面型患者为什么下唇基底厚度较小，这也是对垂直向发育异常的一种生理性代偿。低角组下唇长度(mm)(15.4±1.9)明显小于均角组和高角组、(18.7±2.3)、(19.2±2.6)，这与下颌旋转造成低角患者面下1/3高度小于均角、高角患者是一致的。口周软组织形态测量的性别差异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测量值男性均大于女性，特别是上唇基部厚度，以及上、下唇厚度。这与以往的一些研究结果一致[9]。
受限于临床研究样本搜集的周期与难度，我们的研究可能还不能充分说明II类I分类不同垂直骨面型口周软组织的形态差异。更大的研究样本，更多的分组与组间比较(如与I类，II类II分类，III类患者之间的比较)，以及正畸治疗前后口周软组织的变化分析将是我们今后研究的方向。
4 小结
对安监员实行垂直管理的实践 篇5
1 深入调查研究, 找准症结所在
1.1 体系不清, 界线不明
生产班组的安全员既要负责基层单位的日常安全管理, 又要负责安全监督工作的开展和效果评估, 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 安全保证体系和安全监督体系职能不清, 造成工作中无所适从, 往往顾此失彼, 安全监督效能大打折扣。
1.2 职责不清, 管理混淆
该公司下属7个供电所, 1个生产运行所, 1个检修试验所, 共9个生产班组, 其中7个班组设有专职安全员, 2个班组只设兼职安全员 (由运检班长兼任) 。生产单位给安全员安排了许多具体事务性工作, 造成安全员很难有足够的精力抓好安全管理工作, 从而不能很好地行使安全监督职能, 难以及时掌握班组的安全状况, 更谈不上为所在单位的安全管理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1.3 多方掣肘, 不敢大胆监督
基层安全员受所在单位负责人任命和考核, 其收入与所在单位“大盘子”挂钩, 安全员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或者受制于所在单位负责人的行政干预, 对安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往往是“内部解决”或“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 基层单位安全工作不排除存在走形式的现象。
1.4 组织力量薄弱, 个人单兵作战
基层安全员人事关系隶属所在单位, 其安全监督工作的开展取决于直接领导的支持。在基层工作中, 安全员直接面对班组成员, 好像监督与被监督的“猫鼠游戏”, 使安全员实际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而基层单位负责人在任务与进度出现矛盾时, 不可避免地会打“擦边球”, 此时, 安全员的处境可想而知。
1.5 安全员队伍整体业务技能不高
在原有体制下, 安全员由基层单位负责人在本单位范围内选拔任命, 安全员责任重大, 但岗级比班组长低, 对优秀的安全管理人员难有吸引力。同时, 由于其岗位的特殊性和实际工作的分散性, 日常难以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 故造成基层单位安全员队伍业务素质参差不齐, 总体水平不高。
2 创新模式, 实行安监员垂直管理
2.1 建立职责清晰的管理体系
该公司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当前安全监督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革新思路, 创新方法, 制定出台了《基层单位安全监督员管理办法》。安全员由公司安监部直管, 更名为基层安监员, 安监部的编制由5人增至13人, 调整后为:主任1人, 副主任1人, 线路安全监督专责、变电安全监督专责、信息管理专责各1人, 基层安监员8人。基层安监员常驻基层单位, 由安监部统一管理和考核, 直接对主任负责, 代表公司安监部对派驻单位实施安全监督。工作中, 安全监督体系和安全保证体系从上至下完全分离, 实现安全工作“凡事有人监督”。
2.2 全面落实安全监督责任
实现安全管理的过程监督。从重视结果转变为重视过程, 基层安监员工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化对基层班组贯彻落实公司规章制度、上级安全工作要求的监督;开展生产单位安全保证体系运行情况分析、评估、诊断, 提出改进意见;参与各类工程项目的设计审查、方案论证、竣工验收等各项工作。安监员参与公司安全生产巡查大队对所驻单位的安全巡查工作, 开展问题总结和分析, 向所驻单位提出改进建议, 将巡查情况及时向安监部报告, 督促实现闭环管理。
强化作业全过程监督。把施工作业作为基层安监员安全监督重要内容, 要求安监员从现场勘察、危险点分析、施工方案会审、工作票办理、工艺工序卡编制、安全施工器具准备、班前会、施工作业、班后会等全过程加强监督, 确保安全规章制度落实;若施工单位作业点较多, 或有大型复杂施工时, 安监部则统一召集安监员对作业现场采取蹲点旁站监督, 以强化现场安全。
2.3 推行安全监督标准卡, 实施科学监督
为全面准确把握基层单位安全工作中的问题, 该公司强力推行《安全监督标准卡》。一是安监部根据省电力公司要求, 制定《安全监督标准卡》, 利用岗前培训和每周五例会组织开展《安全监督标准卡》的学习、运用、讨论、完善, 结合实际及时调整和修改标准卡, 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二是严格要求基层安监员在安全监督工作中必须使用《安全监督标准卡》, 以此作为安监员痕迹管理和考核的重要依据。三是施工负责人必须在监督卡上签字确认, 对问题的整改落实由安监员进行督导检查和考核。通过《安全监督标准卡》的运用, 有效提高了安全监督工作质量。
2.4 强化作风建设, 构建双赢格局
安全监督与被监督者似乎是一对矛盾体, 但安全保证体系和安全监督体系的实质是要求两个体系发挥合力, 共保安全。为此, 该公司安监部主动加强与各生产单位负责人的沟通, 通过定期走访、安全巡查等方式, 带领基层安监员帮助基层单位查找安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主动服务安全生产, 为安监员开展工作引路搭桥。工作中, 要求基层安监员办事公正严明, 以身作则, 带头学习安全规程制度, 遵守安全工作规定, 定期向基层单位负责人汇报, 当好助手和参谋, 取得其理解和支持;妥善处理与班组成员的关系, 注重工作方式方法, 避免误解, 化解矛盾。
2.5 强化安监员培训, 确保工作质量
垂直对特征 篇6
关键词：垂直院落,高层建筑,环境行为,环境体验
0 引言
由于土地资源日益紧张、对项目利润的追求等因素, 目前中国城市的建筑市场主要以高层建筑为主, 住宅、商业办公项目皆如此, 就昆明市而言, 高层住宅也是近年本市建设数量最多的住宅形式。从卫生学角度考虑, 该形式的住宅将通风、采光等作为设计的基本要素, 将住宅的平面功能布局结构、经济技术指标与外立面作为设计的主要考虑因素。通过对人居住行为习惯的考虑, 居室尺度的推敲计算, 住宅内部空间使用方便, 室内交通流线顺畅, 通风、采光条件良好。但是人们长期居住在水泥铸造的高层住宅中, 感到与自然环境的距离越来越远。部分以独栋式、双拼式和联排式别墅为代表的低层住宅建筑, 虽然具备优美的环境也传承了部分中国传统院落的建筑理念, 但在中国现有的土地资源条件下, 它们只能为少部分人所享受, 而非普通人所能拥有。考虑中国的基本国情, 当前及将来的几十年间, 居住于高层建筑是绝大部分国民的必须选择。
但大自然的向往是人类的天性。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追求, 对私密生活的需要, 与古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一个相对开敞、充满阳光、绿意盎然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往往能激发人们的创造力, 带来愉悦的体验。因此, 对于中国目前在建的大量建筑项目中, 应尽可能将更多的自然环境和自然元素引入到人们所居住的高层建筑中, 为居住者提供接近大自然的平台, 感受自然环境所带来的舒适体验。
本文将对当代国内带有“垂直院落”的“实验性”居住、办公高层建筑进行分析。
王澍对于钱江时代高层建筑的设计使得住宅楼内的每一位住户, 无论住在哪一层, 都能享受到前院和后院, 设计者为一半的住户设计了种植池, 池中配有滴灌系统, 以供居民种植植物。设计者希望住户能自由的选择园艺活动, 找寻回这种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消逝的生活方式, 也让住户凭通过植植物建立对院落空间场所的归属感。这也引发了我们对于公共绿地与私有院落、垂直院落与传统院落的关系的思考。
1 公共绿地与私有院落的环境体验
在中国大量住宅建设中, 居住小区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虽然人们搬进了小区的新大楼里, 但由于人们对于居住环境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地产商也逐渐意识到在住宅中营造自然环境的重要性, 通过在居住小区设置形态多样的中心绿地, 并冠以“花园”、“公园”等名词, 来说明居住小区中的公共绿地多, 居住环境如何优美。但是无论绿地名称有多动听, 视觉感官有多好, 小区的配套设施有多完善, 那毕竟是公用的绿地范围, 人们坐在公共绿地和私人院落中的感受, 是截然不同的:
第一、心理尺度差异, 在私有院落中, 住户到达私人花园仅需几步之遥, 对花园的空间归属感强。心里尺度不是可根据空间尺度丈量的, 而是人们在曰常生活中的心理感受。第二、私有院落有自身的意境, 私家院落与野外自然空间的感受不同。在私家院落中欣赏到的景色是细腻的、宁静的, 在这里, 会让人产生莫名的安全感, 让人感受到无拘无束。花儿、草儿、虫儿、微风等一切景象都能让人们产生共鸣, 让环境显得诗情画意。第三、私有院落可以“随心所欲”, 小区公共绿地, 居民如果不满意也不能自由改造, 但私家院落, 居住者有权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意愿亲自动手经营, 依据个人喜好对院落中的自然要素进行调整, 展示出符合住户生活气息的院落小景。而住户也通过对私人院落的改造, 实现自我对所向往的生活环境追求体验。现代垂直院落式住宅不单是对景观环境的追求, 更是一种住户对生活方式和个人喜好的追求实现。第四、空间尺度的改变, 致使人情淡漠。相对固定的空间和小范围的固定人群, 能激发人群之间的交往, 会使人们熟识并产生一定程度的亲切感。而对于一个人口密集的居住小区而言, 公共绿地为居住区内住户间的交往提供了一个主要的平台, 绝大部分的交往事件都发生于此。居民需要从家里走出来, 来到居住区的中心绿地内主动与人交往, 这种交往显得过于僵硬和刻意。于是随着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 居住小区内的大片绿地环境逐渐成为仅供观赏的空间。人们匆匆经过, 不愿驻足, 社区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漠。所以说现代居住区内的中心绿地对于促进住户间的人际交流是十分低效的。
2 垂直院落与传统院落的环境体验
通过二维平面与三维空间的变换, 垂直院落的空间组织结构不仅表现在水平方向上, 更多的是在垂直系方向上把不同水平面的空间场所串联为一个整体空间形态的变换 (从二维平面转换成为三维立体) 这样就为建筑带来了很多有趣的变化空间, 院落在不同方位不同高度的叠加, 使得空间的公共性与私密性分配更加合理, 空间层次与丰富性进一步提高, 构成了一幅多层次的空间景观。
虽然“垂直院落”的某些空间特性发生了些许改变, 但如果我们细细深究就会发现:院落空间的形式从二维平面转为三维立体后, 依然保留了传统院落建筑最基本的空间感受, 即:私密性、自我性、相对公共性。
2.1 私密性私有院落与公共绿地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场所的私密性。人们愿意选择怎样的聚集、休息场所, 与空间的私密性是分不开的。私密性对于居住空间尤为重要。垂直院落保留了这个显著特性, 不仅保留以自我为单位的空间的私密性和以家庭为单位的空间的私密性。也提供了家庭与家庭的交流空间, 并保证其私密性。
2.2 自我性院落的开放性带来了住户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 自然环境中的各类要素都引入到住宅中来。对于居住者来说, 院落环境所带来的舒适感主要体现在人置身于自然环境中的自我性。住宅设计有前、后院, 人们不用再走到公共绿地中, 就能有属于自我且自然环境优美的私人空间, 这种自我性能给住户带来独特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对于院落功能的赋予也更加自我性、多样性, 既可以作为保证冬暖夏凉的气候调节空间, 也可以作为客厅、餐厅、茶室等的交流空间。
2.3 公共性传统院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其家庭成员共同的交往空间。在现代建筑的垂直院落中也可以体现这一空间价值, 这样一种院落只能容纳少量的居住者, 更容易让邻里之间熟识, 从而产出亲切感, 推动人们的相互交往程度, 使住户愿意在生活之余, 走出小家的环境, 进入到较为开放的环境中来, 院落空间的存在使得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交流更加自然、密切, 实现住户不仅在空间的距离上邻近, 在心理的距离上也更为亲密。
3 垂直院落与高层办公楼的环境体验
同济大学教学科研综合楼, 由于叠加式的建筑外形, 被称为“巨型魔方”, 建筑时代感极强。建筑内部采用大空间设计、引入“空中院落”的设计理念, 中庭的楼层中分别设计了阶梯教室、球型多媒体中心、会议大厅、咖啡休息厅等9 个风格各异的“垂直院落” (院落在不同高不同方位的叠加) , 如此“异类”的建筑空间, 为使用者们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 提高空间环境的趣味性、舒适性, 让人们在这样的空间中工作不再感觉到枯燥、乏味。
传统建筑的群体布局都是以“院落”为基本单位进行组合的, 而传统建筑采用木结构建设的特点决定了传统建筑及其附属的院落只能在水平面上展开空间组合。横向和纵向组合的院落在空间水平上相互结合衍生, 以形成传统院落丰富多样的的空间组合形态, 建筑与院落的自然生长, 生成了复杂多变的街巷空间, 而街巷空间的发展演变至今, 为城市层面的建设所效仿。
在个人看来, 现代居住办公建筑与传统院落空间也应该更好的结合。将传统院落空间从水平面上沿轴线横向和纵向展开变换, 通过旋转其空间坐标, 使院落空间由水平方向转向垂直方向组合, 形成悬挂在高层建筑中的“垂直院落”。让使用者们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中, 能通过空间的变换, 感受到空间环境的魅力, 在高效工作和生活的同时, 保持身心的愉悦。正如同济大学教学科研综合楼一样, 其空出的透明玻璃空间, 起到了空中院落的作用, 通过虚实变化的立面让人感受到建筑内部院落带来的多样空间变换。在保持建筑空间性质不变的前提下, 将院落这种能够引起中国人情感共鸣的空间引入现代高层办公、居住建筑之中。
4 结语
传统建筑中的院落作为一种古代文明的遗产, 与古代的社会经济背景、当时的建造技术、社会意识形态及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工业革命的发生, 使得当今的城市人口剧增、城市规模扩大, 生态环境变化、生产方式发生改变……传统的院落式住宅已经不能与当今社会的需求相适应。这使得我们在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关系定位面前应具有更宽广的视角,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空中院落”成为人们生活、工作空间更好的选择, 也使得我们对于“院落”这一概念有了新的理解与定义。
参考文献
[1]王澍.垂直院宅—钱江时代[J].世界建筑, 2006, 3.
[2]周琦.当代中国低密度住宅设计中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性[J].建筑师, 2006.
垂直对特征 篇7
短波通信是无线电通信的一种。短波波长在10m-100m之间, 频率范围3MHz-30MHz, 基本传播途径为地波和天波。短波可经电离层反射到达接收设备, 通信距离较远, 是远程通信的主要手段。
二、高仰角天波
在短波通信中, 天波首次经电离层反射返回地面的点与发射点之间的距离称之为“跳跃区”, 通常在80km以上, 而地波能传播的距离约20-30km, 因此, 在天波返回点和地波传播极限之间有一段距离, 天波信号穿过电离层无法反射, 地波信号无法到达, 这段距离就是我们常说的短波通信盲区。为解决通信盲区的问题, 一是可以增大发射功率, 提高地波传播距离;二是可以采用高仰角天波传播。高仰角天波也被称为“近垂直入射天波传播”, 在2-12MHZ频段采用75-90度的仰角发射短波信号, 会被电离层以几乎同样的角度反射回来, 而反射回地面的信号强度在中短距离内较稳定, 可保障近区的通信。
三、垂直极化天线
垂直极化天线分为对称和不对称二种, 短波常用的对称振子是一种经典的、迄今为止使用最广泛的天线。垂直放置的半波对称振子具有平放的“面包圈”形的立体方向图, 通过其垂直和水平面方向图, 可以看出, 在振子的轴线方向上辐射为零, 最大辐射方向在水平面上, 且在水平面上各方向的辐射一样大。 (见图1)
不对称垂直天线为垂直接地天线, 完全导电地面的影响可以用单极天线的镜像来考虑。常用的单极垂直振子的长度一般大于八分之一波长。从鞭天线的方向图可以看出它在高仰角方向几乎没有辐射 (见图2) , 对电离层的入射角基本是在70°以下。这种辐射角度适合中远距离通信。由于高仰角方向几乎无辐射, 天波第一跳落地就到了一百公里之外, 一百公里以内无天波信号。
四、环形天线
环形天线是将一根金属导线绕成一定形状, 如圆形、方形、三角形等, 以导体两端作为输出端的结构。
环天线按尺寸分为小环天线和大环天线, 若圆环的半径R很小, 其周长小于波长, 一般称为小环天线。小环天线上沿线电流的的振幅和相位变化不大, 近似均匀分布。即在环面的平面上方向图是圆, 环轴所在平面上方向图是8字形, 沿环轴方向的辐射为零 (见图3) 。环天线具有接收高仰角天波能力。
五、结语
经过对天线方向图的分析, 垂直极化天线在近垂直方向没有辐射, 无法接收高仰角天波, 而环天线则具备此能力。因此, 在采用高仰角天波发射的方法解决短波通信中的盲区问题时, 应注意天线的选择。
摘要：垂直极化天线和环天线均为短波通信的常用天线。在复杂地域进行短波通信时, 为解决通信盲区问题, 可采取高仰角天波传播。短波天线对高仰角天波的接收能力决定了通信质量。本文分别对垂直极化天线和环天线进行分析, 比较其接收高仰角天波的能力。
关键词：高仰角天波,垂直极化天线,环天线
参考文献
[1]王兴亮.现代通信原理与技术.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9
[2]潘仲英.电磁波、天线与电波传播.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3]朱庆厚.无线电监测与通信侦察.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