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贸易安全

国家贸易安全（共10篇）

国家贸易安全 篇1

引言

2007年, 金融危机爆发, 2009年, 欧债危机爆发, 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 如何从金融风险预警危机?1997年, 泰国金融危机引发了东南亚的金融危机, 东亚五国的货币大幅度贬值[1]。泰国、日本、韩国本币贬值, 实现了经济的反弹, 印度尼西亚本币贬值, 出现了社会动荡和经济持续衰退。而中国采取人民币保持稳定, 并没有发生危机。这就提出两个问题, 什么情况下汇率调整, 会触发经济危机?什么情况下, 调整汇率没有风险?

汇率体现着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 这种价值确定的不合理就会有国际经济波动刺激危机发生。实际上, 汇率变动情况与贸易商品价格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种联系被称为汇率转价 (Pass-Through) [2~3]。在国际经济体系中, 汇率转价联系着各国经济, 汇率转价不合理就可能破坏原来的经济体系。因此汇率转价的合理性, 也就成为金融危机的一个判据。Feenstra, Kendall (1997) [4]发现不合理的市场定价导致不完全汇率转价是影响购买力平价的重要因素。Taylor (2000) [5]认为, 在世界性竞争压力提高、物价指数保持在低位的经济环境中, 出口企业将难以将汇率的变化完全传递到出口价格上。Charles Engel (2005) [6]从名义价格粘性方面阐述了汇率转价程度的差异。这些机制显示, 通过汇率转价 (Pass-Through) , 我们可能发现危机触发的判据。

一、理论框架

由于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 汇率转价理论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模型, 在这篇文章中的研究是基于Tange (1997) [8]的转价模型。王铮、龚轶 (1999) [9], 王铮、张焕波等 (2005) [10]将此模型应用到当时人民币汇率的分析, 分析了人民币的走势和经济安全性。本文利用模型中提出的两个特征α, β, 来分析多国汇率走势与经济安全性。

Tange (1997) 的方法中, 考虑汇率r与商品价格p (t) 存在下列关系:

这里pa (t) 为t期外币表示的出口价格, px (t) 是t期由成本决定的以本币表示的出口价格, r是由外币的本币价值定义的汇率, α为汇率弹性。为了数值处理的方便, 指标分析主要利用关系式 (2) , 这不会影响对α的估计。同时用成本c (t) 代替国内价格, 这有助于分析国内经济系统受国际汇率的影响, 从而判断国内经济系统的安全性。

通过方程 (1) 我们可以看出, 在直接标价法下, 如果以美元为标准, 在r>1的情况下, 如果α小于1, 按成本价计算的产品经过贸易转价, 实际上低于汇率给定的价格, 因此α<1, 本币应该贬值。相反, 如果α>1, 说明本国的汇率定的过低, 本币需要升值;在直接标价法下汇率r小于1时, α的判据作用相反。

实际的汇率是分阶段变化的, 市场是有惯性的, 汇率变化r应该是最近几期汇率变化率的某种加权平均。Tange (1997) 应用一个汇率作用滞后的多期分配多项式将转价方程表示如下:

其中, a0为常数, a1为外币表示的某行业出口价格的成本弹性, c (t) 为t时期产品成本, αk为第t-k期的汇率弹性的滞后系数, k为滞后长度, n为惯性保持的时间。类似的, 国内价格与成本的关系应该满足新的转价方程:

理论上, 汇率变动不会引起本国价格变动, 除非生产过程原料主要依赖进口, 所以当β=0, 汇率变动不会引起国内价格体系变动, 因此β=0就成为了汇率风险的判据。同理用一个汇率作用滞后的多期分配多项式将转价方程 (4) 表达为:

其中, pd (t) 为时期本币表示的国内价格, d0为常数, d1为某行业国内价格的成本弹性, βk为汇率弹性。

总之, 国际贸易转价系数∑α, 可以反应汇率偏离均衡汇率的程度, 而国内贸易转价系数∑β, 反映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受汇率变动影响的程度。在实际计算中, 计算所有商品的α和与β工作量太多, 我们可以监测主要商品的α与β, 并做加权计算作为判据。这里的权重系数以各行业的销售额或出口额所占比重计算。

二、实证研究

(一) 数据来源

本文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和英国的情况展开了实证研究, 检验基于转价理论提出的经济安全性指标的可行性。之所以选择这六个国家, 是因为泰国、印尼、韩国和日本是在东南亚危机中受影响较大的国家, 而当时人民币的汇率却保持坚挺。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汇率状况也相对稳定。

本文中国的数据来自《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司官方统计网站 (http://unstats.un.org) 。韩国的数据来自韩国银行的官方网站, 日本数据来自日本国家统计办公室的官方网站, 英国数据来自欧洲中央银行的官方网站。由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开始蔓延到世界多个国家, 而中国经济并没有发生过大波动, 所以, 除中国外的五国都取自2008年的数据, 中国取自2010年的数据。对于在模型中的n取2, 即考虑2年的汇率滞后影响。由于分析的是经济发展问题, 这种以年为单位的数据基础是在许多发展问题分析中的惯例。

根据方程 (2) 和 (4) , 我们对这六个国家的汇率转价程度进行了不同时间段的估计, 估计采用的是最小二乘法, 值得注意的是, 在直接标价法下, 英镑相对美元的汇率是小于1的, 而其他五国的货币汇率都是大于1的。在王铮、龚轶等 (1999) 的文章中已经对中国就1988—1996年的汇率转价情况做过计算, 王铮、张焕波 (2005) 的文章中已经对韩国、日本在1988—1996年的汇率转价情况做过计算, 在这里就直接引用以上三部分结果。在对中国、韩国、日本和英国的汇率转价程度中本文选取了五个行业的工业产品, 分别是食品、纺织品、燃料、机电产品和化学产品, 由于泰国出口以农产品和自然资源为主, 因此本文选取了大米、石油、玉米、天然橡胶四个产品, 同泰国类似的情况, 印度尼西亚选取了天然橡胶、石油、棕榈油、玉米、可可豆。由于模拟得到的数据结果较多, 此处仅给出各个国家的国际贸易转价系数∑α和国内贸易转价系数∑β。

(二) 实证检验

表1中给出泰、印尼、韩、日和英的∑α和∑β值。

如表1结果所示, 首先看∑α值, 可以看出泰、印尼、韩和日的该值在后一阶段都比前一阶段更接近1。前一阶段这四个国家的值都明显小于1, 说明他们当时都面临着货币贬值压力, 而且东南亚危机期间, 这四个国家面对国内动荡的经济秩序, 确实采取了货币贬值策略, 而且贬值后经济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相应的回暖。这也与后阶段∑α值更接近于1的情况相符合。而英国的两个∑α值都保持在1附近, 与其未收到东南亚危机的影响情况相符。证实了模型的合理性。相应的分析∑β值, 在1988—1996年阶段, 泰国、印尼和韩国的∑β值都明显偏离0, 这意味着汇率变动会引起这些国家国内经济剧烈动荡, 而1997—2008年, 该值都更接近0, 情况有所好转。日本和英国的两阶段该值都维持在0左右, 说明其经济较稳定。这说明日英两国国内产品定价基本上不受汇率的一些, 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是强大的。事实上, 1997日本进行了汇率调整, 但是没有发生国内经济危机, 而英国并未受危机影响, 经济保持平稳。

综上五个国家的数据结果与实际情况的比较分析看来, 此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因此, 我们可以使用此模型来分析中国汇率的合理程度。

三、人民币的汇率分析

王铮、龚轶 (1999) , 王铮、张焕波等 (2005) 分析了人民币的汇率问题, 他们分别得到1988—1996年, 1997—2003年的∑α, ∑β为0.921, 0.545;1.928, 0.286。因此, 1997年面对东亚经济危机, 由于中国人民币的∑α接近1, 明显好于泰国、印度尼西亚、日本的情况, 同时1997年的∑β等于0.545, 明显偏离0, 如果人民币贬值, 必然导致国内物价系统混乱。事实证明, 中国政府1997年没有追随东亚国家、没有屈服国际压力, 没有实施人民币贬值是正确的。2004年, 人民币又一次面临汇率变动问题, 计算表明此时中国人民币的参数∑α明显大于1而参数∑β从0.545已经降到0.286, 人民币应该升值, 而且升值并没有造成过大的国内影响。事实上中国从2005年人民币一路升值, 没有出现线性理论预测的经济下滑, 而是进入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针对目前的中国发展问题, 我们计算了1997—2010年的情况, 表2给出了中国三个阶段的结果做了汇总,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汇率越来越合理, 经济越来越稳健的过程:

结果发现, 1997—2010年, 参数∑α为1.093, 参数∑β为0.142。这就是说, 人民币升值越来越接近合理的汇率了。由于∑α非常接近1, 所以今后一段时间人民币不再具有单调升值的趋势, 人民币的汇率将进入一个波动阶段。另一方面, 由于∑β接近0, 已经比1997年之前的0.545已经改善了很多了。由此看来, 人民币适当升值会稳定中国经济。

总结

本文的数据结果证实了∑α, ∑β作为确定汇率合理性、防范国内经济危机的一组指标是合理的。而当前人民币汇率已经比较合理, 中国产品价格只是略微低于购买力平价决定的价格, 从长期来说, 低于购买力平价决定的价格不利于中国资本的累积, 所以还有小幅度的升值空间。另一方面, 汇率变动会对中国国内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是情况也比之前改善很多。

参考文献

[1]Andrew Berg and Catherine Pattillo.What Caused the Asian Crises:An Early Warning System Approach[J].Economic Notes, v01.28, No.3, November, 1999.285-334.

[2]Ohno K.Export princing behavior of manufacturing:A.U.S.-Japan comparison[J].IMF Staff Papers, 1989;36 (3) :551-579.

[3]Khosla A.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and export pricing from the Japanese economy[J].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1991;5:41-59.

[4]Feenstra, Robert C., Jon D.Kendall.Pass-through of Exchange Rates and Purchasing Power Parit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7, 43.237-261.

[5]Taylor, John B.Low Inflation, Pass-Through, and the Pricing Power of Firm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4.2000.pp.1389-1408.

[6]Charles Engel, 2005, Equivalence Results for Optimal Pass-Through, Optimal Indexing to Exchange Rate and Optimal Choice of Currency for Export Pricing.NBER working paper, No.11209.

[7]Tange T.Exchange rates and export price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J].Journal for policy Modeling, 1997;10 (2) :195-206.

[8]王铮, 龚轶, 等.从贸易转价理论看人民币汇率问题[J].管理科学学报, 1999, (3) :85-91.

[9]王铮, 张焕波.汇率变动与经济危机:人民币汇率问题分析[J].经济科学, 2005, (5) :72-79.

中美洲国家香蕉贸易情况 篇2

1 中美洲国家香蕉贸易概况

厄尔尼诺现象对香蕉生产带来的影响仍然无法预估。去年，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影响了厄瓜多尔的香蕉生产。目前，厄瓜多尔的香蕉生产仍然保持正常。另外，非洲国家和中国可自己种植香蕉。

香蕉过量供应、香蕉价格不断下降不可避免的给香蕉生产商带来了损失。许多香蕉出口到了东欧、南欧和中东国家。中美洲国家如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香蕉总量不断上升。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厄尔尼诺现象不算严重。但是，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虫害较为严重。这些国家会采取相关措施来控制虫害。

2015年前8个月，中美洲国家香蕉出口量为350万t，出口额为140万美元。世界最大的香蕉出口国是危地马拉，其香蕉出口量为160万t，其次是哥斯达黎加，其香蕉出口量为130万t，洪都拉斯香蕉出口量为405 000 t，巴拿马香蕉出口量为135 000 t，尼加拉瓜香蕉出口量为8 660 t，萨尔瓦多香蕉出口量为1 274 t。

2 2016年厄瓜多尔香蕉价格可能下降

2016年，厄瓜多尔香蕉价格可能下降0.1美元，达到每箱6.55美元。厄瓜多尔出口了约3.1亿箱香蕉。厄瓜多尔香蕉出口量巨大，目前，厄瓜多尔仍然是欧洲主要的香蕉供应国。其他国家也在同欧洲发展香蕉贸易，但是他们成为香蕉市场的主力军仍需要一段时间。

受天气影响，中国今年的香蕉市场情况不乐观。厄瓜多尔同哥斯达黎加、菲律宾的香蕉贸易竞争日趋激烈，这些国家都会向土耳其、伊朗出口香蕉。厄瓜多尔香蕉价格偏贵。

香蕉运输受距离影响较大。此外，受政治动乱影响，厄瓜多尔出口到中东国家的香蕉总量在减少。为了开拓新市场，增强本国香蕉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厄瓜多尔必须采取措施提高香蕉生产力和稳定香蕉价格。在这其中，厄瓜多尔农业部的作用至关重要。

摩洛哥、突尼斯、新西兰、日本、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中国的香蕉贸易商称，一些厄瓜多尔香蕉出现了黑叶斑病，这种病害严重影响了厄瓜多尔的香蕉生产。尤其是厄瓜多尔Los Rios地区，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这里的香蕉种植面积为4万hm2。受厄尔尼诺天气影响，厄瓜多尔香蕉产量减少了20%。

3 哥斯达黎加同俄罗斯的贸易前景良好

目前，中美洲国家同俄罗斯的贸易前景良好，二等级香蕉售价为每箱11.50美元，二等级香蕉长度比一等级香蕉长度短。哥斯达黎加的香蕉种植条件和运输条件都有待提高。哥斯达黎加香蕉船运到俄罗斯需要18 d，运往哈萨克斯坦需要22 d。

4 秘鲁出口到美国的香蕉总量增加

秘鲁香蕉主要种植在皮乌拉地区，这一地区的香蕉种植面积达7 000 hm2。其中大部分都是有机香蕉。Tumbes地区的香蕉种植面积达4 000 hm2。皮乌拉地区的香蕉种植者属于合作社，而其他地区的香蕉种植者都为散户。香蕉种植业是秘鲁的主要产业。其中70%-80%的香蕉都出口到北美洲国家。

5 多米尼加有望种植有机香蕉

多米尼加近日在大力发展香蕉贸易，尤其是有机香蕉的种植。多米尼加种植约30万t有机香蕉。多米尼加香蕉种植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南部地区也有香蕉园。多米尼加共有1 985户香蕉种植户，大约67%的种植户都在尝试种植有机香蕉。欧盟为多米尼加有机香蕉的种植户发放补助金。多米尼加的香蕉主要销往欧洲国家，其他的销往日本、美国和加勒比海国家。

（汪汇源摘译自www.freshplaza.com，2015-11-23）

国家贸易安全 篇3

各国应该支持自由贸易几乎是经济学家的共识。但现实中大家更多看到的是政治家对自由贸易的担忧, 这种担忧主要集中在贸易对失业的影响上, 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主要批评者就认为其协议的签订会造成国内的失业。特别是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 美国制造业的工人都将失业归咎于与中国的自由贸易, 美国制造业联名要求提高对中国出口商品关税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例如中国2008年12月取消钢材出口关税就遭到了美国钢铁行业的抗议, 主要原因在于, 美国钢铁行业认为, 中国相对更低的生产成本, 特别是廉价的劳动力, 使中国产品在与国外竞争时更具优势, 导致美国国内生产减少, 失业增加。发展中国家大都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手工产品为主, 因此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另外, 经济学家也经常忽视贸易对失业的影响。因为总体来说, 失业率是宏观层面的, 与宏观经济的整体波动密切相关, 而贸易是微观层面的, 它考察的是经济资源在不同国家的分配。因此, 主流的观点是, 贸易对于总失业并没有很大的影响, 在很多著作之中, 贸易模型都是完全就业的。

近年来, 随着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理论的发展, 出现了很多微观理论基础的失业模型,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搜寻和匹配模型和有效工资模型 (搜寻和匹配模型参见Pissaridies (1984) , Davidson (1987, 1988) 。有效工资模型, 参见Akerlof et al (1986) ) 。此后, 贸易与失业的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入。Matusz (1996) 结合垄断竞争模型和效率工资模型说明贸易导致了实际工资的增加, 从而就业上升;同样, Felbermayr et al (2011) 利用搜寻模型发现贸易开放降低了总失业。另一方面, Janiak (2006) 、Helpman et al (2010) 则认为贸易会增加一国失业。而Davidson et al (1999) 的比较优势模型则说明贸易对失业的影响取决于各国资本、劳动的禀赋。同时, 学界也在强调经验研究的重要性。正如Davidson和Matusz (2004) 指出, 贸易是否影响失业是一个“经验问题”, 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模型说明贸易和失业的确切关系。比较有代表的经验研究是Dutt et al (2007) 和Felbermayr et al (2011) , Dutt利用横截面数据研究贸易开放对失业的影响, 支持了李嘉图模型的结论, 认为贸易开放减少了总失业;而Felbermayr利用面板和横截面数据的回归也得出, 在长期中, 贸易的开发导致失业率的减少。另外, 一些实证研究具体到了行业层面, 例如Greenaway et al (1999) 和Hasan et al (2012) 。

对比Dutt et al (2007) 和Hasan et al (2012) 建立在李嘉图模型上的实证研究, 本文的经验预期建立在Davidson et al (1999) 模型的基础上。基于Davidson (1999) 模型所具有的H-O的特点, 本文所做工作的主要特色体现在结合各国劳动资本禀赋的差异, 来考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是否增加了发达国家的失业, 而此前Dutt (2007) 和Felbermayr (2011) 的实证研究则并没有考虑各国的禀赋差异。

本文随后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主要解释Davidson et al (1999) 模型的基本框架, 其中失业是由搜寻机制产生。Davidson et al (1999) 模型的基本机制是, 部门要素周转率的不同, 会导致不同部门对要素的吸引力不同, 这样, 对要素的补偿在不同部门是有差异的, 这引起产品价格的不同, 从而决定不同国家的贸易模式。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 基于理论模型得到经验预期后, 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34个成员国作为发达国家, 考察他们与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开放程度。其中因变量是各国失业率的大小。由于失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为了防止在回归时遗漏重要的变量, 影响失业率的其他变量也应考虑进来作为控制变量, 包括实际GDP增长率、公会密度、失业保护等等。为了避免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 本文也进行了滞后变量的回归。然后, 针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边贸易的不同成分, 研究高、低、中端制造业贸易对发达国家失业率水平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

假设时间是连续的。现在考虑一个两个国家、两个部门、两个要素, 即一个2×2×2的模型。两个国家是本国 (Home) 和外国 (Foreign) , 并且它们的生产技术相同, 下文带星号的变量均表示外国, 每个国家有两个部门X、Y。生产要素是劳动 (L) 和资本 (K) , 假设它们可以在两部门之间自由流动, 但不能流动到国外, 每一时刻工人可能是雇佣的也可能是失业的, 资本可能是运转的也可能是闲置的。生产一单位的X或Y要使用一单位的L和一单位的K, 因此失业工人和闲置资本需要在经济中寻找配对从而就业。令Ish代表在部门h中搜寻配对的i类型的要素, Ieh代表在h部门中被雇佣的i要素的数量 (i=L, K;h=X, Y) 。因此Ih=Ish+Ieh代表在每一时刻属于部门h的i要素的总量。I=Ix+Iy是经济中i要素的总量。

假设在不同部门寻找配对的难易程度不同, 用ehi表示部门h中的i要素找到配对的可能性。Davidson et al (1999) 的模型中假设:

其中Eh>0, 表示部门h中就业的概率, 代表了h部门工作搜寻的技术;sh=Lsh/Lsh+Ksh表示部门h中失业劳动力占失业总要素的比例。

令Vish表示在部门h搜寻配对的i要素的一生的期望效用, Vieh表示在部门h已经配对的i要素的一生的期望效用。部门h中已经配对的L和K有一定的概率拆散, 用bh这一概率与Eh对应, 它代表了工作解散的“技术”。在每一时刻失业的要素在下一时刻可能继续失业也可能被雇佣, 而已经被雇佣的要素也面临失业的风险, 由此得到以下两个方程:

在上式中αhi表示要素i在部门h中所挣得的收入的份额, Pk表示商品h的价格, ρ是贴现率。收入份额αhi由纳什合作博弈解决定, 于是得到

因此可以得出在自给自足情况下两个均衡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 解散的配对数等于新创造的配对数:

第二个条件是, 因为要素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 所以在不同部门找工作一生的期望效用应该是相同的:

这个条件等价于:

其中P=Px/Py

由 (9) 式可以推导出sx=sy, 令sx=sy=s

因为sx=sy=s, 所以, 即自给自足条件下, 均衡价格仅仅取决于E与b。

现在, 假设本国是一个资本相对充足的大国, 外国是一个劳动力相对充足的小国, 并且工作解散技术 (bh) 在两个国家相同, 但在部门之间不同, 且大国拥有更有效的工作搜寻技术 (Eh) , 也就是说bx=bx*>by=by*, Ex=Ey=E>E*=Ex*=Ey*。另外, 假设小国在贸易之后仅专业化生产有优势的产品, 而大国仍是多样化生产, 所以大国的相对价格不变。

可以得到, 如果Ex=Ey, 那么μx叟μy等价于bx>by, 其中μh=Lsh/ (Lsh+H) 是部门h中的失业率, 那么由上面的假设我们知道X是高失业率的部门。

结合 (10) 式和上面的假设, 在自给自足条件下, 可得:

也就是说大国在X生产上有比较优势, 大国会出口X, 而小国专业化生产Y。因此大国生产的X/Y增加。

由以上的推导可得如下命题:一个资本充足的大国和一个相对劳动充足的小国之间的贸易会增加大国的总失业率。

发达国家整体来说都是资本相对充足的, 例如,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大多数国家符合世界银行发达国家的标准, 且资本的相对存量都远远超过或十分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本文随后将验证) 。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是劳动充足的。因此, 结合上述命题, 得到的经验预期是,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越开放, 发达国家的总失业率水平会越高。

三、实证研究

1、变量描述

本文选取OECD34个成员国1995—2008年的年度数据。

(1) 资本充足程度。本文假设OECD成员国均是高收入的, 为了说明OECD成员国的资本相对充足程度, 首先搜集全世界167个国家2000年劳动力和资本的存量, 计算它们资本和劳动力的比率。如果该比率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 就可以认为这个国家是资本相对充足的。在这167个国家中, 我们发现卢森堡、日本和瑞士是资本最充足的国家, 美国的资本充足程度也很高, 排在第7位, 它们都是OECD的成员国。而OECD的34个国家资本劳动力比率有31个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其余3个国家是爱沙尼亚、波兰、土耳其, 但它们的比率都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所以可以认为OECD的所有成员国家都是高收入且资本充足的。于是根据上述命题, OECD作为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代表, 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越开放, 面临的失业水平会越高。

(2) 失业率。回归的因变量是失业率, 即失业人数占劳动力的比率, 正如Felbermayr et al (2011) 指出, OCED这样的国际机构的失业率数据并不存在很大的质量问题 (相反OECD外的一些国家失业率数据可能不准确) , 因此, 可以忽略失业率数据的问题导致结果不准确。失业率数据的来源是OECD statistics, 包含34个成员国1995—2008年的数据。

(4) 控制变量。由于失业率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而不只是贸易因素, 如果做回归时遗漏了其他重要的相关变量就会导致模型估计偏误。在经济周期的快速增长阶段, 失业率很小, 而经济衰退总伴随着失业率增加, 总体来说, 各国失业率与宏观经济波动密切相关。从近20年的数据可以发现, 失业率与GDP增长率有明显的反向变动关系, 所以本文将各国每年的GDP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考虑进来。

另外, 劳动市场制度对失业的影响也不可忽视。Nickell et al (2005) 指出, 劳动市场制度的演变解释了失业率很大程度的变化, Dutt et al (2007) 和Felbermayr et al (2011) 的分析考察了不同的劳动市场制度变量, Kim (2011) 更是指出贸易对失业的影响取决于劳动市场制度的宽松程度。OECD提供了一系列反映劳动市场制度的变量, 例如工资扭曲程度、工会密度、就业保护立法指数等。本文采用工会密度和就业保护立法指数这两个指标。经济理论表明, 一个国家的工会力量越强, 所造成的结构性失业也必然更严重, 工会对失业率的影响用工会密度这个指标来衡量, 其中工会密度是指有工资收入的工会成员占有工资收入的总就业者的比率,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OECD的数据库。Botero et al (2004) 指出, 每个国家都有一套复杂的体系来保证工人的就业, 就业保护的方式多种多样, 有立法、机构的监管甚至是习俗等等, 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工人的基本利益, 保证他们最低的生活水平, OECD的就业保护立法指数衡量了各国就业保护的情况。就业保护立法指数是一个国家对公司解雇和雇佣合同签订的管制的严格程度的综合指标。就业保障的相关立法无疑会影响失业情况, 例如经济学家公认, 最低工资法会增加一个国家的失业率。所以我们也考察这一变量。

由于回归的个体是OECD不同的成员国, 而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经济规模、发展情况等, 因此本文借鉴Dutt et al (2007) 的做法, 将GDP/劳动力作为回归变量, 控制不同国家的经济规模, 其中实际GDP的数据来源是OECD数据库, 而劳动力的数据来源于UNCTADstat。

表1列出了实证研究中上述所有变量, 并说明了这些变量数据的来源。

2、直观观察

图1反应了OECD国家整体失业率与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的关系。每个样本点代表一个国家, 横纵坐标值反映1995—2008年的平均失业 (%) 和开放程度 (%) 。从图1中直观上可以发现贸易开放度与失业率负相关, 即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贸易越开放, 发达国家的平均失业水平越少。

3、回归结果分析

(1) 面板数据回归。首先, 对1995—2008年OECD34个成员国的面板数据进行混合估计, 其中考虑了相关的控制变量, 结果见表2的 (1) 列。模型作为一个整体是显著的, 并且回归的变量解释了失业率21%左右的变化。从控制变量估计系数来看, 两个衡量劳动市场制度的变量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失业产生影响, 就业保护水平与一个国家失业显著的正相关, 也就是说, 对工人的工作提供越多的保障措施, 工人所面临的失业越高;工会密度对失业的影响同样也是显著为正的。回归结果还显示, 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开放度与失业率呈显著的负相关, 系数是-0.01, 也就是说, 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越开放, 失业率越小, 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流量占GDP的比例每增加1%, 发达国家失业率减少0.01%。这与模型的理论预期并不相符。

面板数据的混合估计忽略了各个国家的差异性, 考虑到个体效应, 我们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估计方法重新估计, 从估计结果表2的 (2) 列可以发现, 结果与面板数据的混合估计有所不同, 控制变量的系数大多不再显著。另外, 开放度的系数也不显著, 但符号仍是负的, 大小约为-0.006。固定效应的估计与混合估计结论相同, 即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越开放, 失业率越小。

(注:回归中包含一个常数, 此处没有说明;括号中是回归的标准误, *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2) 滞后变量回归。面板数据回归结果不理想引起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可以想象, 一个发达国家的失业率越高, 就面临越大的压力去加大贸易保护,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 因此失业率越高, 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双边贸易量也就越少, 即反向因果的问题。也就是说, 作为解释变量的贸易开放度可能具有内生性, 一种避免这种问题的方法便是采取滞后变量进行回归。本文的做法是, 用1998—2008年的失业率数据对滞后一期的贸易流量回归 (采用其它滞后期数, 例如两期、三期, 与滞后一期的结果没有显著不同, 因此本文考虑滞后一期的结果, 保证了数据量最大) 。

类似的, 分别采用面板数据的混合估计和固定效应估计两种方法。从面板数据的混合估计结果表3的 (1) 列可以发现, 所有反映劳动市场制度的变量的系数均是显著的。特别的, 开放度的系数显著为负, 约为-0.01, 同样说明了OECD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越开放, 失业率越小, 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流量占GDP的比例每增加1%, 发达国家失业率减少0.01%。

(注:回归中包含一个常数, 此处没有说明, 括号中是回归的标准误, *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面板数据固定效应的估计 (此时假定个体效应为固定效应) 结果见表3的 (2) 列。模型整体是显著的, 且自变量解释了失业率78%左右的变化。开放度的系数仍是显著为负, 但绝对值增加, 为-0.015。

因此, 滞后变量回归结果说明,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贸易越开放, 发达国家的失业水平越低。

(3) 低端制造业贸易对失业率影响。前面的回归结论均说明,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并不会增加发达国家的失业水平, 相反,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贸易越开放, 发达国家失业率水平越小。这和本文具有H-O特点的模型的经验预期并不相同。究其原因, 或许是由于实证所用的数据与模型的假设并不完全相符。发展中国家可能并不满足小国的假设, 例如中国, 又或许大国工作搜寻的技术不一定更有效率。

但具体考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边贸易的不同成分:低端制造业、中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 可以发现低端制造业贸易和高端制造业贸易对发达国家失业率具有不同的影响。特别是,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低端制造业的贸易水平越高, 发达国家失业率越高。

首先, 直观上考察OECD每个成员国的数据。取1995—2008年的平均值, 求出每个国家这一时间段的失业率和低端制造业产品进出口的平均水平, 观察二者是否相关。图2反映了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其中横轴表示失业率大小 (%) , 纵轴表示一国与发展中国家双边贸易流量中低端制造业产品的比例 (即中低端制造业产品的比率) , 用ML表示 (%) 。图中每个样本点都表示了OECD的一个成员国。从图中能够发现, ML (BX+BM中低端制造业产品的比率) 越高的国家, 往往有更高的失业率。

其次, 对34个国家1995—2008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利用相同的控制变量, 研究高、中、低端制造业贸易对失业率是否有影响。回归的混合面板估计结果见表4的 (1) (3) (5) 列, 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见表4的 (2) (4) (6) 列。回归结果表明, ML的系数显著为正, 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低端制造业的贸易会增加发达国家失业率水平;MH的系数为负, 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高端制造业的贸易会减少本国的失业, 并且系ML数大小明显高于MH系数绝对大小。可见高、低端制造业贸易对发达国家失业率的影响是明显不同的, 低端制造业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的比重越大, 发达国家的失业率越高, 而高端制造业对失业率的影响相反。

(注:回归中包含一个常数, 此处没有说明, 括号中是回归的标准误, *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四、总结

本文建立了一个失业与贸易的模型, 其中失业是由搜寻机制产生的。根据模型得到的理论预期是,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会增加发达国家的失业水平。但利用OECD成员国的面板数据回归的结果与模型的预期并不相符。在控制工会密度、就业保护立法指数等的情况下, 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发现,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越开放, 发达国家的失业水平越低。考虑到作为解释变量的贸易开放度具有内生性的问题, 本文也进行了滞后变量的回归, 但结果并不受影响。回归结果与理论预期的不一致, 很可能是由于采用的数据与理论的假设并不完全相符。发展中国家可能并不满足小国的假设, 例如中国, 又或许大国工作搜寻的技术不一定更有效率。

鉴于发展中国家贸易中低端制造业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分别从低端制造业、中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三个层面, 考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边贸易的不同成分对失业率的影响。研究发现,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中, 低端制造业占的比重越大, 发达国家的失业率越高。

摘要：本文基于一个贸易和失业的模型, 研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是否对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产生影响。通过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发现,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水平越开放, 失业水平越低, 在控制了工会密度、就业保护立法指数等变量的情况下, 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基于解释变量内生性下的滞后变量回归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另外, 针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边贸易的不同成分, 分别从高、中、低端制造业贸易层面研究发现,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中, 低端制造业产品占的比重越大, 发达国家面临的失业率越高。

国家贸易安全 篇4

世贸组织基于规则的争端解决机制

WTO争端解决机制通过解决成员之间的贸易摩擦来维护国际经济秩序。该机制的有效性已经被广泛证明。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许多政府企图通过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使其经济免受危机侵害。WTO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处理相应的案件，防止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在面临贸易骤减局面时，成员国往往诉诸争端解决机制，而非进行单方面报复或通过双边协商来解决。亚洲国家，诸如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都积极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来提出诉讼或为本国的措施进行辩护。这些亚洲主要国家的此类举措对该地区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该地区其他国家是否会使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仍有待观察。

除了积极参与争端解决机制，亚洲国家还积极参与有关磋商争端解决机制谅解审查（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Review）。中国、日本、印度和韩国主张通过进一步明确争端解决的程序权利，澄清程序中的模糊地带，进而提高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并改善WTO争端解决机制。这反映了亚洲国家在努力影响争端解决程序，并力求将其提升为一个更为公正、有效的机制。

自贸协定基于仲裁方式的争端解决

过去20年，世界各国通过自贸协定扩大市场准入及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开放。在亚洲，很多FTA也因此得以签署。这些FTA通常含有争端解决条款。虽然协定中的争端解决程序借鉴了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但大多数亚洲FTA的争端解决程序，本质都属于第三方仲裁。虽然独立仲裁人做出的决议对有关各方都具有约束力，但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及其对规则的解释都可以取代仲裁人的决议。因此，它不同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特性，其仲裁的实施主要基于争端当事方的善意。正因如此，FTA中的争端解决通常没有永久的监控或监管机构去严格监督对裁定的执行。

保密性是亚洲FTA争端解决程序的另一个特征。除非当事人要求，对公布申诉方和应诉方提交的文件没有强制性要求。虽然根据一些亚洲FTA的争端解决程序支持更高水平的透明度，并接受法庭之友陈述（Amicus Curiae Brief），但这种倾向更常见于亚洲国家与欧盟或美国的FTA。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洲地区之外的一些发达国家推动了亚洲自贸协定争端解决程序的进一步开放（《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就是一例）。

尽管亚洲FTA的争端解决程序具有灵活性和保密性，但未见亚洲各国显示出对其进行积极利用的倾向。这与亚洲各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热情截然相反。例如，东盟（ASEAN）在 2004年创建了一个高级争端解决机制（Advanced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它在机构上与WTO争端解决机制基本相同，但迄今未有案件提交该机制。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亚洲国家普遍受一种被动的法律文化所支配：人们不愿通过诉诸法律程序来解决冲突。对于国家间的冲突，亚洲国家之间更倾向通过外交谈判解决贸易争端，而避免使用国家间的FTA提供的争端解决程序。

两种机制：竞争或并存？

WTO提供了一个基于规则的高效争端解决机制，从而使各国能够调动多边政治资源来解决争端。与此同时，亚洲国家间的FTA争端解决机制类似于仲裁，更多地以外交磋商和政治谈判为手段，从而为各国解决与区域贸易伙伴的争端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这两种争端解决模式并存，在一定程度上使亚洲国家可以更灵活地处理与区域贸易伙伴间的冲突。尽管两者互相补充，但FTA争端解决机制由于刚性不足，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影响。由于WTO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许多亚洲国家的FTA都力图在现有的WTO协定上有所突破。那么，就有可能某些争端所涉及的问题被相关亚洲FTA所规定，但不在WTO协定的范围内。例如，“超WTO问题”（WTO-Plus，包括贸易便利化、贸易和投资、贸易和竞争政策以及政府采购透明化等）曾被纳入到世贸组织的新加坡回合谈判之中，但后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反对，在西雅图回合谈判中被排除在考虑之外。“超WTO”问题近年已被写入日本—印尼自贸协定、韩国—新加坡自贸协定等一些亚洲自贸协定之中。能否有效处理此类问题是亚洲国家间的FTA争端解决机制将面临的考验。

一般来说，亚洲的FTA侧重于削减关税和市场准入，并将此作为加强区域贸易体系的主要目标，但这些并不足以扩大该区域的贸易体系。建立一个高效、公正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实现亚洲区域贸易体系制度化的关键。争端解决机制根据FTA的原则，对特定贸易措施作出解释，为各国政府制定相關的贸易政策提供了参考。争端解决机制对于不合法措施的纠正，可以确保FTA的实施，进而有利于各缔约方。此外，对于跨国公司，争端机制针对具体案例给出的法律意见和裁定为其在制定贸易或投资计划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这对于不断扩大、日趋形成的亚洲地区生产网络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世贸组织法律咨询中心（ACWL）似可作为解决亚洲贸易争端的出路

面对建立更为有效、解决争端机制的需求，许多亚洲国家的FTA参考WTO争端解决机制，建立了争端解决程序。随着亚洲国家参加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增多，这对加深争端解决法律架构的理解及促进对其的利用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另一方面，亚洲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经济体，它们在通过WTO解决机制进行起诉或辩护方面，面临人力、财力资源的制约。ACWL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亚洲国家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泰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这还不够，亚洲的中小国家还很少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保护本国的利益。正在处于谈判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在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同时，应该考虑为亚洲地区的贸易体系提供更多的制度支持。具体地说，可以在亚洲地区设立类似于ACWL的法律中心，为亚洲国家或私人企业提供有关FTA的专业咨询。此外，该中心可以协助亚洲国家在WTO框架下提起诉讼或进行辩护，并为其利用FTA中的争端解决机制提供帮助。该机构的建立，既可以帮助亚洲各国有效地利用区域贸易框架下的FTA规则，又可以提升亚洲国家在WTO多边贸易体系中的表现，其影响必将深远。

广西对东盟国家贸易战略研究 篇5

广西位于中国和东盟的汇合部, 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相连, 沿江、沿海、沿边, 地理位置独特, 交通优势明显, 是我国唯一与东盟既有陆地接壤, 又有海上通道, 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把广西推向了与东盟进行全面经济合作的前沿地带, 广西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桥头堡, 获得了扩大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的最好机遇。广西与东盟国家间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 对于促进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推动东南亚经济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1 广西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的现状

广西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一般以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为主、进出口商品以低附加值商品为主、民营企业为贸易主体, 工业国际分工和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过度依赖越桂贸易。

1.1 东盟国家在广西双边贸易的地位日益重要

广西与东盟国家双边经贸合作的不断拓展与逐渐加深, 使得东盟国家在广西对外贸易格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广西与东盟国家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各自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 自1998年以来, 东盟已成为了广西第一大外贸伙伴。目前, 东盟对广西外贸的健康、持续发展越来越具有决定性作用, 并且未来双边必将继续提升各自在对方贸易地位, 其相互影响作用将更大。

1.2 广西与东盟国家存在不合理的工业国际分工

广西与东盟国家出口商品比较雷同, 工业的产业结构处于同一层次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这种相似的产业结构和相似的经济发展阶段, 致使广西的对外对内贸易竞争力在自由贸易区内没有很大优势。在广西的出口工业商品中, 初级产品及加工程度低的产品占据了较大份额。广西向东盟国家出口的主要商品是冶金产品、陶瓷、玻璃、化纤服装、农用物资、中成药等工业品, 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与档次不高。其中, 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的出口工业商品, 多数是啤酒、自行车、布匹、鞋类、及电池等低附加值的产品。

1.3 广西与东盟国家贸易商品结构不尽合理

由于广西的水能、农林、矿产、海洋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很丰富, 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对技术含量要求不高的组装机电产品等是具有比较出口优势的产品。东盟国家比较丰富的是石油、矿产、天然气资源, 而橡胶、棕榈油、热带水果、甘蔗、木薯等经济作物资源尤其丰富。因此广西与东盟国家在自然资源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互补性。但是, 这种低程度的互补, 是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互补, 是比较原始、低级的国际分工。从贸易商品结构上来说, 是广西向东盟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并进口资源型商品, 导致了双方贸易量的增加受到限制, 对各自产业结构的调整、深化和优化不利。从长远看更加会影响双边贸易水平的提高。

1.4 广西与越南贸易比重过大

由于广西与越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地理特点、历史原因以及人民的交易习惯等因素影响, 越南是广西在东盟国家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90~2010年期间, 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有近80%发生在桂越之间。但是, 这种过度集中的桂越贸易会对广西外贸的健康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譬如越南国内政治经或经济形势的突然变化, 将会严重影响广西的对外贸易。同时, 广西与东盟其它国家的贸易额仅占20%左右, 说明广西同其他东盟国家的双边贸易潜力很大, 应深入挖掘。

2 贸易战略选择的原则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 一国或地区在选择贸易战略时, 应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类型、结构、水平等几个因素。

第一, 经济发展类型。按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互关系, 经济发展的类型可划分为内需型、外需型和平衡型三种。当经济发展达一般水平, 工业化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时, 国内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这时国内市场需求和国际市场需求会共同、等量地刺激经济的发展, 进出口总额大致相等,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种经济是平衡型的经济, 其发展的动力是国际市场需求和国内市场需求的联合推动, 处于平衡型经济的国家一般都采取平衡发展战略, 同时重视出口和进口, 建立平衡发展的开放经济是其首要目标。

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是国内市场需求, 但是中国对外贸易在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发展, 建立在具有一定规模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上的出口贸易增长迅速, 减弱了一定程度的中国经济的内需强度, 因此, 中国经济应属于一般内需型经济。

第二, 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指一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和该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一般说来,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 其工业化程度处于较高级阶段, 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亦较高。这些国家在对外贸易中, 主要出口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主要进口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反, 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 会处于较低级阶段的工业化水平, 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较低。从经济发展水平看, 中国特别是广西经济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 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都较低。

第三, 经济发展结构。可以从三次产业的相对比重、重工业与轻工业的相对比重和产业结构所处的阶段来分析一国的经济发展结构。据此方法, 我们可以把经济发展结构划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 分别采用进口替代战略、平衡发展战略和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战略。从经济发展结构看, 中国是农业国, 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提高, 和迅速发展的第三产业, 导致三次产业的构成己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第四, 国内资源和要素禀赋状况。从国内和广西的资源和要素禀赋状况看, 自然资源总量大、人均量少, 劳动力充裕, 成本低廉, 但资金匾乏, 技术不发达。国内资源和要素禀赋状况是影响一国贸易战略的基础性因素。只有充分考虑国内资源和要素禀赋状况, 才能明确本国的优势和劣势, 从而选择适宜的贸易发展战略。一般而言, 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比较丰富的国家, 往往最初实行进口替代战略, 然后逐步转为平衡发展战略, 然后再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而对于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相对稀缺的国家来说, 在经济发展初期, 其初始战略采用进口替代战略, 但在基本完成进口产品替代之后, 一般都迅速转为实行出口导向战略。

3 广西与东盟国家贸易战略对策

与广西的经济发展状态相适应, 广西贸易只能选择平衡发展战略,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贸易发展的动态利益, 更快地通过贸易发展战略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提高出口商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 应选择国际竞争力导向战略。

3.1 调整对东盟国家的贸易结构

3.1.1 通过加快产业结构凋整和升级, 迅速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调整三次产业结构, 要不断迅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同时实现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鼓励支持提高工业内部结构水平, 特别要支持制造业提高内部结构水平。为使服务业比重增加、结构齐备, 应多元化发展服务业和优化功能。同时, 为创造更好的进入国际市场的条件, 应积极鼓励创汇农业和服务业及国际旅游业的发展。

工业应实行双重发展战略, 在主要工业部门采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增长方式, 在普通工业部门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增长方式。重新理清出口商品结构高级化的思路, 使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相结合。实施科技兴国战略, 加大科技投入, 尽快培植广西出口产业和产品的动态比较优势, 由交易大省走向交易强省, 以便在未来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争取较为有利的地位。

3.1.2 继续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 增加高科技含量进、出口商品的比重

目前广西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同世界经济结构变动的内在要求不相适应。为扩大广西商品在国际市场中的占有率, 必须加快升级外贸商品结构, 提高外贸的国际竞争力。加快传统的资金密集型机电产业的发展的同时, 培育国际竞争力强的主导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以便为出口更多的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为使出口商品由初加工向深加工转变, 并提高其附加值, 要尽快提高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层次, 特别是要迅速提高加工贸易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 以增强其结构优化的带动作用。

3.1.3 重点发展服务贸易, 优化对东盟国家贸易整体结构

广西对东盟国家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起步较晚, 发展相对落后, 因此要以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为契机, 加快发展服务贸易, 扩大服务贸易的规模, 提高服务贸易的比重, 尽快忧化我区对东盟贸易的整体结构。一方面, 进一步扩大劳动密集型服务的出口;另一方面, 适当保护重点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促进其尽快发展, 但要求其渐进地对外开放。

3.2 调整对东盟国家贸易的方式结构

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 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向出口加工区转移, 并对在出口加工区内经营的企业进出口产品予以保税, 并放开加工贸易的产品范围, 简化手续。加强对加工贸易自身的监管外, 和产业政策引导, 以促使加工贸易由初加工向深加工、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由以进口原材料为主向以国产原材料为主的方向发展。提高加工贸易的质量和水平, 实现加工贸易的战略目标。

3.3 调整对东盟国家贸易的模式结构

目前, 我区对东盟国家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品, 过分强调发挥我区劳动力和资源丰富的优势, 过分侧重与产业结构的互补性的贸易格局, 必须积极培育产业内贸易, 以改善贸易模式结构。为发展规模经济, 必须强化各个产业和企业的专业合作与跨国合作。扩大产品差异, 促进贸易结构升级, 促进产业内贸易。为促进传统优势产业自我发展和提高必须开放市场。加快企业制度改造;优化产业组织结构, 提高企业在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 最终形成以规模经济为基础参与国际市场的产业内贸易竞争。

摘要：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广西扩大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的最好机遇。东盟国家在广西双边贸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但是广西与东盟国家不合理的工业国际分工、贸易商品结构, 以及广西与越南贸易的比重过大。因此应充分考虑区内资源和要素禀赋状况、经济发展类型、结构、水平等因素, 调整对东盟国家的贸易结构, 加快产业结构凋整和升级, 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 增加高科技含量进、出口商品的比重, 重点发展服务贸易, 优化对东盟贸易整体结构;同时调整对东盟国家贸易的方式结构和模式结构。

关键词：广西,东盟,双边贸易,战略

参考文献

[1]李继宏.广西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黑龙江对外经贸, 2010 (2) .

国家贸易安全 篇6

国际贸易一般被理解为能够使双方共同获益, 即两个国家通过互相销售商品、劳务达到“双赢”。这种流行的西方贸易理论从不同方面都证实了国际贸易的自由能促使利益的产生。由此可见, 自由贸易应该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向。但是, 现实与此相反, 贸易的保护逐渐取代自由贸易成为了国际贸易政策的主流。自由贸易成为了国际贸易中一个特殊时期的偶然现象, 贸易保护才是国际贸易政策的稳定方向。

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 一般来说各方都能接受的解释是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这种理论从理论意义和实际上解释了这种现象。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虽然验证了自由贸易的局限性, 但是由于贸易保护政策并不仅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 这种理论对贸易保护政策在国际贸易中的盛行仍然没有明确的解释。贸易保护政策的热潮是由发达国家兴起的。但是, 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是两面性的。这些国家一方面倡导自由贸易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另一方面, 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中采取主动手段。

由于世界各国实行贸易政策的根本是国家的经济利益, 在自由贸易中这些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处于劣势, 经济利益并没有得到提升, 从而导致了自由贸易政策在除发达国家之外的国家中运用的实际意义不大。

二、西方贸易理论和马克思贸易理论的意义

(一) 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概述

西方的贸易理论中指出, 国际贸易的获利主要分为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两部分。贸易理论的分析主体是整个世界, 而从实际出发则是分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通过研究可出得出结论, 自由贸易可以促使国家和个人共同达到利益最大化。然而, 自由贸易获得的利益如何在各国甚至国家和个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方向。

在西方贸易理论中, 国家利益是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国家利益是西方贸易理论的主体, 贸易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在自由贸易的进程中实现国家利益, 所有的贸易活动都不能偏移这一最终目标。否则, 国家就会对贸易行为采取强制性手段, 从而确保国家的利益。

(二)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概述

在马克思的经济著作中并没有对国际经济贸易完整的论述, 有关论述是人们从其所有著作中分析得来的。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是从整个资产阶级出发, 把国际分工现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得出资产阶级社会运动的规律。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始终把国家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 并且对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两种贸易政策持有中立的看法。马克思认为, 自由贸易在一定特殊时期内对国家经济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但是经过这一阶段, 自由贸易政策会对国家经济发展形成阻碍。同时, 适度的自由贸易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改善某些国家的闭关自守现象, 使世界资源进行合理的优化配置。

三、西方贸易理论与马克思贸易理论的差别和联系

(一) 西方贸易理论与马克思贸易理论的差别

马克思认为, 对国际贸易的分析要基于资产阶级的社会阶级关系来进行。而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注重的是跨越民族的经济交往, 把重点定位于世界各国或各个地区之间进行的贸易往来, 并没有深入考察国际贸易发展与资本逐级生产水平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对国家利益的分析是动态的, 是与国际分工体系发展紧密相连的。马克思认为, 国际分工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出现的形式, 国家利益在国际贸易中的分配是由劳动的比例所确定的。而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则是把国家利益作为一种静态的贸易产物, 把社会阶级制度及生产水平看作是一成不变的。这样的分析方式, 显然违背了资本主义生产水平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是把社会属性作为主体进行的, 国家利益是社会属性中的一部分。因此,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确立了国家利益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位置。而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强调把自然属性作为研究的主体, 对于一些贸易中的细节进行具体剖析。

(二) 西方贸易理论与马克思贸易理论的联系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和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国家利益方面都没有准确的表述, 但在其理论中都暗含着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两种理论所描述的国家利益都是指某个国家的经济效益。但是实际上国家利益还包含着国家政治、外交等复杂的国际问题;马克思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把一个单一的阶级作为研究对象并等同于国家利益。

国际贸易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种理论从不同的阶级出发, 运用了不同的论证方法对国际贸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对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和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对比分析有以下意义:首先, 借鉴西方国际贸易理论, 对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科学性进行深入全面的了解。但是在比较的过程中, 可以发现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同样有一些值得借鉴的地方。这些有益的结论对于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面对国际贸易迅速发展, 必须紧密结合马克思贸易理论的重要思想, 以共同获益为原则, 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摘要：西方贸易理论和马克思贸易理论都是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指导思想。西方贸易理论支持自由贸易会给国际贸易带来巨大的利益, 然而贸易保护才是世界各国的主流贸易策略。这种现象说明了西方贸易理论必然存在着某种漏洞。

关键词：国家利益,国际贸易理论,马克思贸易理论

参考文献

[1]刘厚俊, 袁志田.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J].当代经济研究, 2008, 13 (18) :225-232.

[2]张志敏, 何爱平.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比较研究[J].经济纵横, 2013, 8 (10) :122-129.

[3]王兴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发展马克思贸易理论的几点思考[J].海派经济学, 2010, 10 (30) :11-18.

[4]于剑.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分析》一文的商榷和补充[J].社会科学, 2008, 12 (27) :125-136.

国家贸易安全 篇7

1 绿色贸易壁垒概念

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活动中, 进口国常以保护本国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和人类的健康为由制定一系列的限制性法规, 直接或是间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限制, 甚至禁止贸易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而设置的贸易壁垒。这种贸易壁垒对发达国家是比较有利的, 绿色壁垒是传统贸易关税壁垒和非贸易关税壁垒在无法满足现实社会需求的情况下出现的。绿色贸易壁垒事实上是发达国家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利益, 而以环境为名限制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工具。绿色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特别是绿色贸易壁垒中的一些苛刻条件是不能被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发展中国家要想更好的保证自己的权益, 就应该针对绿色贸易壁垒中一些不合理的条件, 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2 绿色贸易壁垒的成因及表现形式

2.1 绿色贸易壁垒的成因

绿色贸易壁垒作为新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和相应运动的结合体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随着全球环境的变化, 特别是工业的迅速发展, 给环境带来一定的压力。在这种环境下, 人们开始关注环境、保护地球, 绿色壁垒是顺应可持续发展潮流起来的;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食品、能源及无污染产品越来越重视, 特别是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程度升高、, 人们对环境重视程度更高, 一些国家先后制定相应的环境保护标准和执行措施。在这种情况下, 各种新绿色壁垒形成;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各国综合实力的提高及国家利益的差异, 客观上为绿色壁垒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对环境的要求和标准相对也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受经济及相关技术条件的影响, 不能很好地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 这一客观条件也是绿色贸易壁垒形成的又一限制因素。正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差别, 特别是在传统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逐渐弱化的情况下, 发达国家要想使自身的利益得以实现, 就要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绿色贸易壁垒是最好的方式, 发达国家利用绿色壁垒可以在自身不具优势的领域采取这一措施, 来保护自身利益。发达国家在自身优势较强的领域设置环境和技术壁垒, 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倡导绿色贸易, 实际上是设置发展中国家无法达到的标准。虽然维护了自身利益, 却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诸多不便。

2.2 绿色贸易壁垒表现形式

绿色贸易壁垒是在相关的国际协议、法规、公约、制度等内容中分离出来的与国家标准及环境保护措施分离的环境保护措施。就目前来看, 国际上使用的贸易壁垒主要有绿色关税、绿色市场准入、绿色检疫、绿色反倾销、绿色反补贴、环境贸易制裁、强制性绿色标志及强制要求ISO14000认证等。但是其中的环境条款、ISO14000标准、国际公约、绿色标志等条款并不是绿色贸易壁垒中的内容, 而是发达国家为了实现自身利益, 借用条款中的内容给发展中国家设置的贸易障碍。

3 应对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限制性因素

3.1 法治水平尚不完善

我国虽然制订了一些环境方面的立法, 在使用过程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是随着国际环境的日趋恶劣, 现有的法律法规显然已无法满足现代化环境趋势, 一些问题逐渐显露出来。还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虽然改革开放后, 我国在原有环境法律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环保法规, 但是在环境保护上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 与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比较相差甚远。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容易受利益驱使, 环境恶化现象和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的现象。此外, 一些发达国家或是一些新兴的发达国家在本国开设工厂, 政府会收取高额的环境保护费用, 他们为了避免高额的环保费用及环境保护相关内容的束缚, 以出口的方式或是投资的渠道来我国建厂。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的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剧, 贸易地位也容易受到相应的影响, 其中农副产品最为突出。

3.2 环境保护立法体系不完善

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体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建立起来, 立法体系中内容很多有着较强的政治色彩, 很难与市场经济接轨, 也很难满足扩大对外贸易的力度, 特别是对新兴起的贸易壁垒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就目前现状来看, 我国环境立法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关标准尚未实现, 对自然资源保护法方面的规定也不是很多。此外, 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内容也不够完善, 环境保护法只能在一些原则上进行规定, 而不能将环境方面的内容全部融到环境立法中。虽然我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保障体系, 但在实施的过程中, 并不能和所有领域的法律规则相适应。再加上这些法律缺乏相应法规的体现, 不能与实际细节相协调, 常会出现可操作性差、执行差现象。环境立法标准过低现象也是绿色贸易壁垒中常见的问题, 我国在有毒、有害物指标上并没有做出明确的指标, 再加上对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厂家收取的费用较低, 一些发达国家抓住了我国收费标准低这个空子, 将污染严重的厂子建在我国, 这就使得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环境法规是具有较强的技术性的, 但是就目前来看, 我国的技化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技术检测技术方面还不能与绿色贸易防线的要求相适应。如果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的产品进行技术检验, 对我国而言是较为不利的。

3.3 环境保护意识相对贫乏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民众的环保意识虽然交改革开放之前有所提高, 但是在经济发展中, 仍以消耗自然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进行生产、生活。

虽然环境方面的一些专家反复强调, 绿色贸易壁垒是制约我国对外贸易的关键性因素, 但是还有当一部分民众、企业经营者仍不注重环境方面的问题, 仍以自己利益为主。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发达国家就会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 向我国输出产品或是在我国开设一些污染指数高的工厂。不仅环境问题得不到解决, 反而会加剧环境问题。要想应对绿色贸易壁垒方面的问题, 还需要加强环境保护意识。

3.4 环保资金相对匮乏

在绿色贸易壁垒中, 发达国家对环境标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想达到国际环境标准, 就要提高产品质量, 制定相应的生产制度, 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 同时也会提高生产成本, 我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 在资金运作方面还是有限制的。在自己的制约下, 我国就很难达到国际环境标准, 也就无法更好的面对绿色环境壁垒。

4 完善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的法律对策

4.1 建立特色社会主义绿色贸易壁垒法律体系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在制定绿色贸易壁垒法律体系的时候, 要以社会主义制度和我国市场经济现状为依据。在制定环境保护组织法规的时候, 必须明确行政执法的主体及对象;在制定相应的环境监督法规的时候, 要对相应的监督主体、程序、及措施进行详细的规定, 以保证监督体制的完整, 使监督体制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制定绿色贸易壁垒体系的时候, 必须对国际法进行分析, 以便更好的协调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关系, 使国内法更加丰富, 更好的与国际法律接轨;要对那些污染严重的外企进行限制, 特别是对那些有一定污染但必须引进的外企项目进行限定, 要求其必须按照本国的相应标准进行生产。此外, 我国还要制定相应技术法律、法规, 限制那些不符合我国环境和卫生标准的外国产品流入我国。

4.2 提高法治水平

要对我国的立法进行不断的完善, 提高立法质量、层次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只有这样, 才能使我国的法治水平得以提高。由于我国环境方面的立法无法满足现代化环境的需要, 特别是绿色贸易壁垒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 就要对相应的技术、经验进行分析, 并根据国内的发展环境法律发展现状适当的借鉴国外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将环保的法律精神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效的集合在一起。在质量法中, 就应该明确相应的环境责任和义务, 以增进民众对绿色产品的意识;为了更好的应对绿色贸易壁垒中存在的问题, 就应该不断的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生物安全法》及《清洁生产法》等相关法律, 并将绿色贸易壁垒中的内容与我国的实际状况结合起来, 防止发达国家将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我国, 加剧我国环境污染。此外, 我国应该加快速度建立绿色壁垒形式方面的立法。就国际形势来看, 国际社会上一些法律规定是存在一定争议的, 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建立绿色壁垒形式方面的立法, 使我国环境立法得以完善。

4.3 加强对环境立法工作的认证宣传

加强对环境立法方面的工作进行宣传是十分有必要的, 我国在绿色贸易壁垒中常因为技术标准无法达到国际标准为出现相应问题。因此, 要加强对环境立法工作的认证和宣传, 使企业和大众都有绿色环保意识, 提高企业绿色意识, 使其在兼顾效益的同时, 也要兼顾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以减少生产服务中不良环境的影响, 并鼓励企业想国际技术标准靠拢, 以减少绿色贸易壁垒问题。

4.4 加强与国际合作

我国要加强与国际合作, 国际上的一些条约、协议及标准对我国应对绿色贸易壁垒是有一定作用的。只有对相关内容进行深入的分析, 并对国际上通用的法律进行研究, 才能了解国际法中的相关原则, 一旦遇到相关问题, 才能运用相关的原则解决现实出现的问题。此外, 对国际法进行深入的了解,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国际上的精神, 对协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也会对贸易合作国采取相应标准限制, 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同时也可以为我国制定应对绿色贸易壁垒法律措施提供相应的依据。

5 结语

绿色贸易壁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但却促进了我国经济向更好的方向发展。面对激烈的国际化竞争, 发达国家贸易壁垒的限制, 我国只有与国际合作, 对国际条约、原则等相关内容进行分析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完善国内环境立法, 才能更好地处理贸易国的绿色壁垒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海燕.我国贸易与环境中有关绿色壁垒的法律问题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 2007.

[2]董思茗.绿色壁垒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及对策[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0.

[3]廖松.绿色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其对策分析[J].安徽农学通报 (上半月刊) , 2010 (13) .

国家贸易安全 篇8

2008年中国出口1.43万亿美元, 再次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在中国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出口的同时, 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发达国家, 尤其是欧美国家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作为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①, 欧美国家凭借其科技、管理、环保等方面的优势, 使得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制约我国产品出口的第一大贸易壁垒, 给我国的出口贸易带来巨大损失。

据国家商务部统计:加人WTO以来, 我国所遭遇的贸易壁垒中, 80%属于技术性贸易壁垒, 这其中近3/4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来自欧美。另据国家质检总局2008年发布的《中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年度报告》称:2007年, 我国34.6%的出口企业遭遇了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 40%的出口产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造成的直接损失达494.59亿美元。

欧美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便意识到TBT的严重性。早在1969年欧共体就通过了《消除商品贸易中技术壁垒的一般纲领》, 美国随之向GATT建议拟定“关于贸易中技术壁垒的协定”。近年来, 随着TBT成为贸易壁垒中的重要主成部分, 欧美国家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超越TBT, 从而确保本国的贸易利益和产业利益。研究欧美国家应对TBT的实践, 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我国政府、行业和企业如何应对、如何构筑我国的TBT防御体系等问题,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欧美国家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践

1.在各个层次建立并完善TBT动态预警机制, 加强对国外TBT的动态系统报告, 寻求适时对策。

在美国, 联邦政府在TBT预警机制中的主要作用是:警源的收集、分析、预警报告的发布、紧急反应措施的制定等;对重点产业领域进行重点监控, 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对贸易伙伴的贸易政策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变化进行实时动态监控, 并发布年度评估报告, 施加无形影响。

同样, 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集团, 欧盟逐步建立并完善了TBT预警机制。只不过它的调查重点更加突出体现在系统调查美国对欧盟贸易设置的TBT, 并及时发布在欧盟委员会的网站上, 每年还会发布详细的年度报告, 对全年的情况进行分析。

行业协会虽就性质而言不是政府机构, 但欧美国家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在应对TBT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行业协会向政府提供行业发展信息、反映行业发展需要、维护行业利益、并参与经济政策和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制定。行业协会层面的TBT预警机制主要包括:提供详尽及时的信息、发布统计数据和评估报告;通过在外国的派出机构对外国市场动态和TBT的变化进行调查和监控;当有可能遭遇进口国指控时, 在事前发出警示;当指控已经立案生效时, 则组织企业集体应诉。

在企业层面, 欧美国家的大企业在应对TBT预警方面每年都投入大笔资金, 或者安排专人负责对公司的目标市场进行监控, 或者委托专门的咨询公司, 为他们提供度身定制的TBT市场分析服务。

总之, 在欧美国家的TBT预警机制中, 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积极参与、协调合作、互有职责、共同受益, 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

2.充分利用多边贸易体制, 利用WTO/TBT和WTO/SPS等协议。

实践表明, 在应对TBT的实践中, 欧美国家很善于运用WTO/TBT、WTO/SPS等协议争取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获悉贸易伙伴的贸易障碍和与WTO规则不一致的地方;利用贸易政策审议机制, 通过对贸易伙伴的贸易政策进行审议, 获得贸易伙伴贸易政策变动的情况, 并能够与贸易伙伴进行磋商;利用WTO各协议下的通知、监督和磋商机制, 了解各贸易伙伴所关注的焦点和重点以及贸易政策如技术性贸易措施变动的情况, 并做出相应的反应。

在使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有关TBT争端方面, 自1995年至2005年, 在援引WTO/TBT、WTO/SPS协议的41件争端中, 由美国提起的申诉为9件、欧盟5件, 二者合计提起申诉14件, 占34.1%。在这41件争端中美国作为被诉方的有5件、欧盟11件, 二者将近占40%②。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欧美国家在运用多边体制框架应对TBT的积极性与进攻性。

3.重视双边与区域合作和协调机制, 促进市场准入。

为减少重复检验带来的成本增加, 欧美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签订各种互认协议, 使得发达经济体之间得到协调和统一, 有力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至2006年, 在世贸组织成员通报的60件相互认可协议及其相互认可谅解备忘录中, 欧美国家占有绝对的比重。

例如, 美国与欧盟1998年12月开始生效的《相互认可协议》涵盖的年贸易额约为400亿欧元, 主要涉及通讯设备、电磁兼容性、电器安全、娱乐器械、药品制造和医疗设备六个方面。根据欧盟的估计, 该协议的实施每年能节省约2亿欧元的费用, 进而使美国与欧盟厂商、贸易商及消费者受益。

4.制定标准化发展战略, 提高出口商品竞争力。

1998年3月至2000年9月, 美国标准学会 (ANSI) 和美国标准技术研究院 (NIST) 合作, 制定了美国标准化发展战略。欧洲标准化委员会 (CEN) 和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 (CENELEC) 于1998年10月相继发布了“CEN2010年战略”和“CENELEC2010年战略”, 确立了21世纪头10年间的标准化发展战略。

除此之外, 美国还向其主要出口国派出标准化方面的专家, 调查研究驻在国的标准化、技术法规等方面的情况。例如, 美国派专家常驻布鲁塞尔, 专门收集欧洲标准化和认证工作的情况。

欧美标准化战略有三个共同特点:1、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努力使与本国产业相关的技术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2、注重建立区域标准化联盟, 如欧盟强大的欧洲标准化体系, 形成协调一致的国际标准提案, 以增强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影响力;3、将技术性贸易壁垒与知识产权相结合。

二、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启示

以上有关主要欧美家应对TBT的实践表明,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设置、破解与跨越实质上是各国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的体现与较量。由此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1.建立并完善多层次的TBT预警机制, 并实时跟踪研究, 争取主动。

我们应建立并完善政府、行业和企业多层次的TBT预警机制, 各方统一协调、多渠道搜集贸易伙伴的TBT信息, 尤其对重点行业、重要出口产品、主要出口市场面临的TBT重点监控, 及时对有可能发生的贸易争端提出预警和对策建议, 并定期发布各种分析报告。同时, 绝大多数TBT措施从制定、采纳和执行都要经历一段时间, 可以说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还要实时跟踪报告和研究, 及时掌握相关动态, 采取相应措施, 赢得应对TBT的主动权。

2.完善数据库信息建设, 加强信息之间的自由流动。

信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而日显其重要价值, TBT大战首先是信息大战。我们成功应对TBT的关键在于能否获得并利用相关的信息, 而这不仅有赖于TBT预警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还有赖于重视相关基本要素的投入和数据库的建设, 强化信息的沟通和自由流动。

3.重视双边与区域合作和协调机制, 便利贸易。

除了灵活利用多边贸易体制维护本国的利益外, 我们还应特别重视双边、区域合作和协调机制, 实现贸易便利化。以最典型的相互认可协议为例。相互认可协议使本国厂商能够在生产所在地获得认证而无需支付高额的离岸认证费用, 从而能够直接将产品从产地运往最终销售点, 实现一种产品, 一次认证, 从而大幅减少贸易障碍, 加快产品投放市场的速度, 提高产品竞争力。

4.全面认识和充分利用WTO/TBT、WTO/SPS等协议, 维护本国利益。

尽管WTO/TBT、WTO/SPS等协议的实际执行情况并不令人满意, 但我们应该既看到WTO为减少技术性贸易壁垒所作的努力, 了解WTO所能真正发挥的作用;又要洞察WTO在减少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的局限性, 抛弃一些幻想, 从而做到有理、有据、有节, 为我所用。通过积极争取并利用一切所能获得的外部资源, 从根本上增强超越能力。

5.实施标准化战略, 构建完善的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 确保科学持续发展。

目前, 国内已越来越认识到实施标准化战略, 构建完善的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的重要性。然而, 我国制定标准化战略与构建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时, 应从保护的视角转向发展的视角。与此相对应, 对所遭遇的国外TBT, 也应从批评走向学习与积极应对。利用技术进步的成果不断完善我国的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 满足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生态环境等的需要, 进而实现对外经济的持续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1]鲍晓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经济效应和政策选择—于发展中国家视角的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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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敬水, 龚江洪.论行业协会在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中的作用与对策[J].科技管理研究, 2006, (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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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苏, 李景.美国标准体系及战略分析[J].中国标准化, 2006, (9) .

[6]江虹.欧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比较研究及我国的对策[J].国际商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 2006, (5) .

国家贸易安全 篇9

本期我们特别邀请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中心理事长、瀚闻资讯董事长童友俊为我们详解“一路一带”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情况，作为本刊系列专题报道的开篇。

201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描绘了贯穿亚欧大陆，一头连接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连接发达欧洲经济圈，且涵盖中间广大腹地的“一带一路”战略路线图。

针对以上“一带一路”沿线64个主要国家，基于中国海关总署提供的我国对外贸易大数据，本文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情况进行分析。

一、中国主要贸易出口国家及产品种类

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64国家出口额总计6370亿美元，同比增长12%。占我国2014年出口贸易总额的27%，增速超过我国总出口贸易增速（6.1%）。2010年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国家贸易出口大幅增长，2012年之后增幅减缓，但增速也均维持在10%以上，远高于我国总体出口贸易增长速度。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东北亚的俄罗斯和南亚的印度等地区。机电类产品出口所占比重最高（33%）。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额超过100亿美元的国家和主要产品种类如表1-1。

近三年来，我国主要产品年出口额基本保持稳步增长，其中对越南和伊朗出口增长幅度较大，分别比2013年增长31.17%和72.26%。2014年，我国出口额大于100亿美元的17个国家占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国家总出口额83.11%。

二、中国主要贸易进口国家及产品种类

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64国家进口贸易额总计4834亿美元，同比增长2.6%。占我国2014年进口贸易总额的25%，增速超过我国总进口贸易增速（0.4%）。2010年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国家贸易进口大幅增长，2012年增幅开始减缓，但增速也均维持在2%以上，远高于我国总体进口贸易增长速度。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主要集中在中东、东北亚的俄罗斯和东南亚地等地区。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沥青物质的进口量最大，占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进口额的42.58%。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额超过100亿美元的国家和主要产品种类如表2-1。

近三年来，我国主要产品年进口出现下滑，其中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两个最主要进口国家进口额分别比2013年下降7.49%和9.25%。2014年，我国进口额大于100亿美元的15个国家占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国家总进口额84.84%。

三、中国主要贸易方式与贸易主体

1、出口情况

（1）主要贸易方式

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方式主要包括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边境小额贸易、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国家间、国际组织无偿援助和赠送的物资、租赁贸易、出料加工贸易、其他境外捐赠物资和补偿贸易。其中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三种方式占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出口额的87.56%。

（2）主要贸易主体

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主体包括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集体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其中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出口额占到总出口额的85.7%。

（3）主要贸易主体采用的贸易方式

私营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商户以一般贸易出口为主，分别占其出口总额的77%、60%、88%和95%。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企业中，进料加工贸易比重较大，分别占其出口总额的55%和44%。

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国有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占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两种贸易方式总出口额的99.64%，其中私营企业占37.70%，外商独资企业占27.03%，国有企业占21.33%，中外合资企业占13.58%。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出口贸易分别占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国有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出口总额的3.17%、7.04%、7.23%和5.80%。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贸易方式中，出口企业主要为国有企业和部分私营企业，2014年，国有企业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贸易额占全国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贸易额的93%，私营企业占6%。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贸易额占国有企业出口贸易总额的11%。

（4）主要出口产品种类的贸易方式

我国绝大多数主要出口产品（TOP10）的贸易方式为一般贸易，除精密仪器及设备和矿物燃料、矿物油产品外，一般贸易所占份额均超过50%。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精密仪器及设备以及上述物品的零件、附件出口易以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为主（47.87%），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沥青物质和矿物蜡产品出口以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方式为主（54.43%），此外，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出口也占有较大比重（24.44%）。

（5）主要出口产品种类的贸易主体

出口额在100亿美元以上的14个产品种类中，私营企业在9个产品种类中所占比重超过50%。其中，在家具和寝具、针织服装及附件、非针织服装及附件、鞋靴、护腿和陶瓷产品出口中占到83%以上。外商独资企业在电机、电气、机械器具及零件和精密仪器及设备产品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30%。国有企业在钢铁、钢铁制品、车辆及其零件以及矿物燃料、矿物油等资源型产品出口比重较高，尤其在矿物燃料、矿物油产品出口中国有企业占到6成。

（6）主要出口国家的贸易方式

我国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中，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为越南、印度、俄罗斯联邦、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泰国、伊朗、菲律宾，其中一般贸易出口总额占向前十国出口总额的63.81%，进料加工贸易额占比为18.06%，边境小额贸易出口额占比为5.69%。

前十国中，除了越南和新加坡出口贸易中一般贸易方式的贸易额占比小于50%以外，其余国家该比例均大于60%，其中伊朗该比例高达86.25%。向新加坡出口贸易中，进料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向新加坡总出口额的37.9%，十国中排名第一；伊朗该比例为5.22%，占比最小，其余国家排名基本保持在10%-20%之间，集中在15%左右。而在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下，向越南和俄罗斯出口额占该贸易方式下前十国总出口额的99.9%，其中越南占近73.47%，俄罗斯占近26.53%，且在向两国出口贸易中，边境小额贸易占向越南、俄罗斯总出口贸易额的比重分别为22.42%和9.61%。

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方式下，出口额占到向新加坡总出口额（除去主要贸易方式贸易额）的48.26%，菲律宾该比例为36.67%，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该比例超过了40%，分别为42.94%和45.90%。

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贸易方式下，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口额占总出口额（除去主要贸易方式贸易额）的80.65%，另外，印度、越南、俄罗斯、泰国该比例都在60%以上。

向伊朗的出口，在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贸易方式下，出口额占到向伊朗总出口额的47.53%，印度尼西亚为31.88%，其他国家在此贸易方式下的出口额占比基本保持在12%以下，印度（20.78%）除外。

（7）主要出口国家的贸易主体

我国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中，排名前十的国家的出口主体包括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集体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其中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前十国中出口贸易额占总出口贸易额的85.67%，其中私营企业出口贸易额占比最高，为 53.13%。

向印度、新加坡、泰国出口贸易中，私营企业出口贸易额占总出口贸易额的比例分别为47.28%、35.74%、44.66%，除此之外，其他国家该比例均超过50%，伊朗最高，为69.95%。前十国出口贸易中，外商独资企业出口额占比最高的是新加坡，占向新加坡出口总额的31.69%，泰国占到26.38%，马来西亚该比例为26.06%。

国有企业作为贸易主体在出口贸易中占13.16%，向印度尼西亚的出口中，国有企业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18.60%；伊朗该比例也相对较高，为17.07%；向越南、印度、新加坡、菲律宾等国的出口贸易中，国有企业出口的贸易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均超过了13.16%的总水平。

2、进口情况

（1）主要贸易方式

我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方式中，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等四种方式进口额占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进口额的92.01%；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两种贸易方式在进口中的比例达到16.43%，较出口高出两倍多；边境小额贸易进口仅占1.96%，远低于出口（6%）。

（2）主要贸易主体

同出口一样，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是较为主要的三种贸易主体，其进口额占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进口额的86.41%。

（3）主要贸易主体采用的贸易方式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一般贸易进口为主，分别占其进口总额的81%、74%、57%、68%和62%。外商独资企业，进料加工贸易比重较大，占其进口总额的38%；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两种贸易方式进口额占外商独资企业进口额26%。中外合资企业一般贸易进口额占50%，进料加工进口额占24.3%。

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在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方式下的进口额占该贸易方式总进口额的98.41%，其中国有企业占比为57.06%，外商独资企业占到 19.68%，中外合资企业占到17.77%，私营企业占到3.9%。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口贸易额占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进口总额的比例分别为7.76%、0.98%、5.41%和8.69%。

边境小额贸易进口企业主要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总占比达到99.16%。

（4）主要进口产品种类的贸易方式

我国绝大多数主要进口产品（TOP10）的贸易方式为一般贸易，除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和天然或养殖珍珠、贵金属等产品外，一般贸易所占份额基本超过50%。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贵金属等进口贸易以进料加工贸易为主，占比75.83%。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的进口贸易在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贸易方式下的进口额分别达到23.72%、38.63%和29.15%。木及木制品、木炭产品贸易方式除一般贸易外边境小额贸易也占有相当比重（35.51%）。

（5）主要进口产品种类的贸易主体

进口额在50亿美元以上的13个产品种类中，国有企业在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沥青物质、矿物蜡产品中进口占比高达79.49%。此外，在矿砂、矿渣及矿灰产品中，国有企业进口占比最高位41.11%。私营企业在木及木制品、木炭进口中占比为77.59%，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贵金属、包贵金属及其制品等的进口中占58.55%。同时，塑料及其制品、矿砂、矿渣及矿灰和铜及其制品等产品的进口贸易中，私营企业的进口额占比都接近50%。外商独资企业，进口额占比较高的产品领域主要集中在电气设备及零件、核反应堆、机械设备及零件和光学类精密仪器和设备类产品中，其中电气设备类产品占 60.09%。

（6）主要进口国家的贸易方式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额排名前十的国家中，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占60.85%；进料加工贸易占13.54%；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贸易进口占17.44%，比出口保税贸易占比高出两倍多。

进口贸易前十国中，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印尼、阿曼、伊拉克一般贸易进口额占从各国进口贸易额的比例均超过65%。进料加工是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四个国家重要贸易方式之一，占从各国的进口贸易总额23%-30%。此外，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的进口占从马拉西亚总进口额的38.09%，菲律宾的26.44%，新加坡的20.12%。

（7）主要进口国家的贸易主体

进口贸易主体以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为主，四类贸易主体的进口额占贸易前十国总进口额的98.28%。国有企业的进口贸易额占比远高于出口贸易额占比（进口：42.39%、出口：13.16%）。私营企业的进口贸易额占比则减少为21.28%，减少了2倍多；同时，外商独资企业在进口贸易当中的贸易额占比相比出口贸易的排名虽然降低，但是比例却增加到了21.92%。

就具体国家而言，国有企业进口额在从伊拉克的进口总额中的占比高达89.47%；阿曼其次，国有企业进口额占比为79.20%；进口贸易前十国中，国有企业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伊朗进口的贸易额占从各国总进口额的比例均超过了50%，分别为58.29%，67.71%和78.15%。

从泰国的进口贸易中，私营企业的进口贸易额占从泰国总进口额的37.02%；印尼占34.37%，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占比也较高，分别为29.01%和28.73%。

外商独资企业在从各国的进口贸易中，也占有相对较高的比例，尤其在从马来西亚的进口贸易中，占马来西亚总进口额的48.8%，将近一半；从新加坡、菲律宾的进口贸易额中，外商独资企业的进口贸易额占比也超过了40%，分别为41.81%和42.55%。从与泰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可以看出，外商独资企业进口额占比（35.42%）要高于出口额占比（26.38%）。

国家贸易安全 篇10

2003—2012年, 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额从309. 26亿美元上升为2042.74亿美元; 对东盟国家的进口额从473.27亿美元增加到1958.68亿美元。2012年, 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额占中国外贸出口总额的9.97%, 中国从东盟的进口额占中国外贸进口总额的11.32%, 进出口所占的比重为10. 35% , 如图1、图2所示。

数据来源: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数据库。

数据来源: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另一方面, 中国对东盟的贸易总体上呈现逆差的状况, 这表明东盟是中国的重要进口合作伙伴。剔除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从2003年到2011年,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逆差规模始终保持在稳定的水平, 年均逆差额达到168. 97亿美元。2012年首次出现了中国对东盟贸易顺差的情况, 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从东盟的进口减少, 而出口依然保持良好的增长。

2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竞争性分析

本文选择计算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 RCA指数) 来衡量中国东盟成员国间的贸易竞争性。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 RCA指数) 计算了一国某一产业在该国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与世界贸易中该产业所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份额之比, 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 RCAkit表示第t年i国出口k类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X表示出口额, t表示时间, i表示国家, k表示产品; 则Xkit表示第t年i国k产品的出口额, Xit表示第t年i国总出口贸易额; Xkwt表示第t年世界k产品的出口额, Xwt表示第t年世界总出口贸易额。一般认为, 如果RCA指数大于2. 5, 则表明该国该产业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 如果RCA介于2.5 ~1.25之间, 则表明该国该产业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如果RCA介于1.25 ~0.8之间, 则表明该国该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如果RCA小于0. 8, 则表明该国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或者说该国该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劣势。

根据上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计算公式, 经过计算得到中国和东盟六国的竞争力指数 ( RCA) , 如表1所示。

2. 1 初级产品方面

从表1中可以看出, 中国在初级产品各类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几乎都小于0.8, 并且呈现出下降态势, 正在逐年递减, 这无疑表明我国在初级产品出口方面不具备竞争优势, 甚至处于竞争劣势地位。而对于东盟六国, 初级产品正是除去新加坡之外的另五国的出口贸易主要竞争优势所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的第4类商品 ( 动物和植物油, 油脂和蜡) 的RCA指数均大于2.5, 表明该五国在这类商品上拥有极强的竞争优势。虽然该竞争优势呈现出了弱化趋势, 但是短时间内不会被过度削减。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2014 年3 月12 日。

2. 2 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

在劳动密集型商品上, 中国的第6类和第8类产品RCA指数均在1. 1至2. 3之间, 具有较强竞争优势; 对于东盟六国除去越南情况特殊外, 其余五国的情况比较相似, 第6类产品RCA指数均小于中国, 其中仅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第6类产品RCA指数在1左右具有一定竞争优势, 其他四国第6类产品的RCA指数均小于0.8, 处于劣势地位。而第8类产品中, 越南近些年的竞争优势逐步凸显, 与中国不相伯仲, RCA指数基本上处于2.5左右, 其他五国的第8类产品则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或具有竞争劣势。

由于在第6类产品中, 中国RCA大于1, 而东盟国家均小于1, 所以中国相比东盟各国在该类产品中最具国际竞争力, 中国的第6类产品价格要低于世界平均价格, 而东盟国家价格都要高于世界平均价格, 因此自由贸易区启动后, 贸易创造效应将会很明显。在第8类产品中, 越南的RCA大于2, 与中国形成竞争, 所以贸易创造效应不会产生。其他东盟国家 ( 除去新加坡) 的第8类产品RCA小于1, 则可能产生较大的贸易创造效应。

2. 3 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

在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上, 中国与东盟五国 ( 除去新加坡) 普遍处于竞争劣势地位, 第5、9类产品RCA指数基本小于0.8, 菲律宾第9类产品RCA指数略有不同, 2010年和2011年均大于2.5, 而2012年小于0.8。第7类产品中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处于相同水平, RCA指数在1左右徘徊, 印度尼西亚则小于0.8。

3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分析

本节采用贸易互补性指数来衡量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进出口吻合程度, 即贸易互补性。i国出口与j国进口之间的贸易互补指数可表达为:

其中RCAmjk在前文已经阐述, Mjk是j国进口k商品的数量, Mj为该国全部商品的进口数量。RCAmjk越大说明j国在商品k上比较明显。如果国家i在商品k上比较优势明显, 而国家j在商品k上比较劣势明显, 则在商品k的贸易上i国出口与j国进口呈现互补性。

从表2可以得出: 中国出口、东盟国家进口方面,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初级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很弱, TCI指数均小于1。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贫乏, 比如铁矿、天然橡胶等初级产品的人均拥有量更是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 而随着经济发展, 中国对此类初级产品的需求却在逐年增加。与此同时, 所列的东盟六国除新加坡之外都在森林、矿藏和热带作物等自然资源上具有大量藏量, 是名副其实的出口大国, 进口市场很小。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此外, 从表3可以得出: 中国进口、东盟国家出口方面, 贸易互补性较强的产品主要集中在第2、3、4、7类产品上, 另外在第9类产品上与新加坡和菲律宾有较好的贸易互补性。第2、3、4类初级产品是东盟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其在全球的竞争力较强, 而中国对于这三类初级产品的需求量很大。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4 结 论

通过测算、分析RCA指数和TCI指数, 得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既存在贸易竞争又存在贸易互补, 与不同国家间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后, 贸易效应在不同产业中的不同, 即在某些产业中存在贸易转移效应, 在某些产业中存在贸易创造效应。贸易效应的存在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产生了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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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汉林, 涂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下中国的静态贸易效应——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 2007 (5) .

[3]杜群阳, 宋玉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FDI效应[J].国际贸易问题, 2004 (3) .

[4]蔡宏波.我国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流量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引力模型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 201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