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观

国家安全观（共12篇）

国家安全观 篇1

今年的全国审计工作会议首次指出,审计一定要关注国家安全,只有关注国家安全,国家审计才能有高度、才能上层次、才能获得长远的发展。这是在科学分析审计工作发展阶段,深入研究审计工作客观发展规律基础上,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向十三亿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全国审计工作者推动审计事业科学发展的神圣使命。

一、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审计的职责所在

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毫无疑问,国防、外交是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和重要途径,但未涵盖国家安全所需要的充分条件和全部途径,保障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健康发展,还需要建立健全立法、执法和监督体制并有效发挥其作用。现代国家审计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主法治的产物,是推动民主法治的工具,是经济和社会运行的一个“免疫系统”。审计工作作为国家的“免疫系统”,有责任更早地感受风险,有责任更准确地发现问题,有责任提出调动国家资源和能力去解决问题、抵御“病害”的建议,有责任在永不停留地抵御一时、一事、单个“病害”的同时,促进其健全机能、改进机制、筑牢防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将立法的目的规定为:“为了加强国家的审计监督,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它不仅直接把国家审计的服务对象界定为“国家”,而且是针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体制改革要“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要使“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政治体制改革要“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要求,旨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促进构建和谐社会,揭露和防止来自国家“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及存在和产生于”内部的混乱和疾患”。回顾审计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西周的宰夫检查监督百官执掌的财政财务收支,“考其出入而定刑赏”,还是秦汉时期上计制度重在稽查考核官吏,将官吏财经方面的政绩和经济责任的审查作为主要内容,或是唐代比部审计中央各行政机构及地方各级政权行政效率和财务,尽管不同历史阶段审计内容不完全相同,但是国家审计均服务于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和再分配,取得财政收入并用于各项支出,以保证国家能够使所占有财产的使用符合统治者或公共权力机构的意图,实现国家的统治职能和社会职能。

二、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审计的发展所需

国家安全概念虽然其内涵简单,但是外延广泛。它是维持主权国家存在和保障其根本利益的各种要素的总和,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所谓国家根本利益不仅包括国家政权的存在和领土完整,而且由于国家经济秩序稳定、金融与货币安全、贸易与投资安全等经济安全要素、环境与生态保护、重大犯罪的防范与控制等等,都是影响国家根本利益的因素,因而都属于国家安全的范畴。审计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为满足某种客观的社会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对审计的客观需要是审计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受托责任关系外延的变化和发展,导致了审计类型和审计内容的发展变化,不论审计类型和审计内容如何变化,审计的本质都是对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的检查和评价。政府管理国家事务,实质上也是履行受托责任。国家安全是政府责任的首要环节,是民主民生的根本保障,国家审计关注国家治理,关注政府责任,眼光就不能离开国家安全;国家安全的内涵将随着政府责任和政府能力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扩充,基于政府责任和国家安全的国家审计事业也必将长期发展和壮大。

三、维护国家安全是国际审计界共同关注的内容

研究考察世界各国审计法规和审计实践不难看出,以下三个方面是各国国家审计机关共同特点之所在:

(一)公共性。

公共资金、公共账户、公共机构是国家审计的基本对象,如日本《会计检查院审计法》规定,会计检查院应经常对公共账户进行审计和监督,确保其准确并指出错误;英国《国家审计法》规定,主计审计长可以对“任何政府部门、管理机构和其他团体”进行检查。

(二)全面性。

德国《联邦预算法》不仅规定“审计包括是否按照规定和经济性原则管理和使用资金”,甚至要求“对从预算资金中得到的贷款以及对联邦提供的各种担保,联邦审计院可审计有关参与方是否采取了充分的防范措施,来避免出现不利于联邦的情况,或者是否具备享受联邦资助的条件”。德国联邦审计院还可以指出关系到政治决策前提条件或影响的审计结果,如果通过审计认识到现行法律将产生或可能产生立法机关所不希望的影响则可以建议修改法律。

(三)绩效性。

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审计为世界各国国家审计机关所关注,而且日益受到重视。澳大利亚《1997审计长法案》以专门章节规定审计长对代理机构、联邦授权机构及其下属单位、联邦公司和下属单位进行绩效审计。

以上三个共同特点提供的信息是,凡是涉及公共即国家资源和利益的客体都是审计机关的审计范围;审计机关需要回答的是国家资源“用到了哪里、用得怎样”;审计机关不仅要发现问题而且要致力问题的解决。归结到一点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保障。

四、履行监督职责突出建设功能

生物学告诉我们,免疫系统为机体执行保护、清除和修补三大功能,人体内有一个免疫系统,它是人体抵御病原菌侵犯最重要的保卫系统。免疫系统具有高度的辨别力,能精确识别自己和非己物质,以维持机体的相对稳定性;同时还能接受、传递、扩大、储存和记忆有关免疫的信息,针对免疫信息发生正和负的应答并不断调整其应答性。将国家审计机关定位于“免疫系统”是从国家“机体”组织内部对审计本质和功能的揭示,也是对国家审计机关发挥维护国家安全作用的全新诠释。

(一)国家审计机关维护国家安全必须以履行经济监督职能为基础,正确处理监督与服务的关系。

强调审计工作服务于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服务于节约型社会和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服务于民主法治和廉政建设,服务于深化改革开放,绝对不能脱离履行监督职能,没有监督就没有审计,没有高水平的监督不可能有高质量的服务,没有对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的揭露不可能发挥免疫系统“保卫机体安全”的作用。

(二)国家审计机关维护国家安全需要充分发挥建设性作用。

国家审计的建设性,决定了审计工作的生命力,也决定了审计工作能在更大程度上为国家和被审计单位创造价值。揭露问题是建设性作用的体现,因为只有发现问题才可能对受损的“机体器官和组织”进行“修补”,才能对“新陈代谢后的废物”予以“清除”。然而,仅此远远不够,需要在此基础上发挥“保护”作用,使国家“机体”免于“病菌、细菌、污染物质及疾病的攻击”。为此,需要树立政策意识、风险意识、开放意识三个意识。

政策意识是工作目标,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具体体现。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等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法令、条例、制度、办法的总称,是国家整体利益和安全的保障。国家审计发挥建设性作用,应当致力于政策措施贯彻落实的监督检查,揭露政策措施执行过程中缺位、越位、不到位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政策措施的完善。

风险意识是思维方式,要加强审计发现问题的“点”“面”结合、苗头性与趋势性结合、个性与共性结合的相关性分析,关注财政、金融、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民生、环境安全以及某一领域对其他领域安全的影响。

开放意识是工作方法,要以开放的视角扩充知识提高技能,以开放的姿态加强协调和沟通,以开放的途径发挥审计成果的作用。

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审计机关使命所在,大势所趋,任重而道远。进一步加强“人、法、技”建设,更加努力地锻造一支由兼具查核问题、分析研究、现代审计手段应用和精通管理能力和水平的审计人员组成的审计团队是根本。

国家安全观 篇2

2014年4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习近平用71字总结“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

提到非传统安全时，习近平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教授熊文钊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11种”安全等概念，都是第一次系统地被提出。其中透露出的信号是：统揽和协调将成为国安委的运作特点。

习近平在会上指出，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从总书记的讲话中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里的安全包括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五个大方面。

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 打造国家安全“命运共同体”

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4月9日，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文，解读国安委的由来和使命。文章指出，国安委成立，使我国拥有了应对国内外综合安全和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顶层运作机制，能够把对外的国家安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的各种力量整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维护国家安全与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有效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机统一，预示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国家安全战略思路的清晰化、科学化。

“国安委的成立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国内的安全，更多的是着眼于大国的周边，旨在打开一条新的通道。”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尧认为，国安委成立后，在对外战略中，特别是在安全领域，中国可能显得更为积极主动，提供更多国际公共安全产品，树立一个负责任的新型大国形象。“设立这么一个常设机构后，未来中国提供国际公共安全产品的效率和能力都会有所提高，反应速度也会加快。”他还指出，国安委成立后，中国有可能在周边地区设立一个地区国际安全体制，对控制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非常有益。“在内政方面，国安委也更加符合一个政府高效运转的需要。”马尧说。

国安委与网信小组职能交叉

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马尧称，在当下复杂的安全形势中，单靠外交部或者军队都无能为力，多样的安全威胁必须用多样的手段应对；而多样的手段需要一个领导机制从中进行统筹协调，提高效率、明确责任，“复杂的安全形势逼着我们不得不采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种形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表示，国安委的职能不是具体的办事机构，而是在应对国家安全威胁方面，做顶层的战略设计和统筹指挥。“国安委解决任何问题，绝不会从单方面来考虑问题，否则就失去了意义。”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教授熊文钊指出，“11种安全”中包含了“信息安全”，在这方面，国安委和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职能有所交叉。他认为，两个小组都由习近平任组长，但各自侧重不同，“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内涵，涉及别的领域，包括广播电影电视等信息传播渠道的管理，还有个人隐私信息和商业利益等。国安委可能更多负责涉及对外、国际环境的信息安全问题。”

推动国防建设协调发展

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是筑牢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这一宏大工程，涉及多方利益，尤其需要坚强的国家意志强力推进。”《学习时报》上述文章指出，从现实看，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被赋予统筹两大建设、推进融合发展的职能，军民融合中各自为政、管理分散、职能重叠的问题十分突出，重大问题都是一事一议一定，一些跨部门、跨领域、跨系统的军民融合重大事项缺乏有力协调和管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对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作了总体制度设计。落实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扎实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一长期的系统工程建设，都离不开国家最高安全层面上统筹协调。

食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 篇3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建议，要进一步加强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常委会成员首次建议把食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媒体继续深挖揭露食品安全问题。这一提法昨日引来各界广泛关注，网上网下一片叫好。亦有多位专家加入叫好阵营，称加大立法的进程对促进民众对食品安全认识有重大的作用，可以让市场上形成一股食品安全风气。

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完成对7省市食品安全执法检查,称群众对食品安全担忧加深

据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于2011年3月至5月开展了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工作。检查组重点对江苏、湖北、四川、内蒙古、吉林、上海、陕西7个省(区、市)进行了检查，并委托其他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食品安全法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这次执法检查是自2009年6月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的第二次执法检查，主要目的是督促各级政府进一步落实好该法的各项规定，推动法律实施中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的解决。检查的重点是第一次执法检查报告中以及常委会审议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整改落实情况。

检查组总体上认为，目前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制初步建立，食品安全综合治理取得积极成效，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预警能力有所加强，配套法规和标准体系建设取得进展。但报告也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食品安全问题重视不够，对食品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监管不到位。

报告批评，少数地方政府和部门出于对维护稳定的错误认识，以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指标等原因，对食品安全事件不能及时严肃查处，对违法犯罪行为不能有力打击，个别监管部门和人员甚至玩忽职守，致使有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有机可乘并铤而走险，肆意制售不安全食品并流向市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表示，当前的食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少数食品生产经营者不讲诚信道德，目无法纪，唯利是图，加之有些地方和部门重视不够，监管措施不到位，致使一些领域和地方的食品安全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近期，“瘦肉精”、“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事件的集中暴露，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加剧了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

建议进一步加大违法惩处力度,首次提议将食品安全上升至国家层面

对于检查发现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建议，要进一步加强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并首次提出，将食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的立法建议。

报告指出，目前，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成本太低，给违法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机和侥幸心理。检查中，各地普遍要求，要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强化法律的威慑力，对蓄意制售有害食品的企业和从业人员要依法从严惩处。

目前，国务院有关部门及司法部门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建议持续保持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搞好行政惩处与司法惩处的衔接，采取多种措施提高违法行为的成本。近期的食品安全事件也暴露出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未严格执行法定职责，对违法行为失职渎职，甚至徇私舞弊。要加大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及其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力度，对监管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也要加大惩处力度。

报告特别建议，全社会都要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督。各级政府设立统一的举报投诉电话，建立举报奖励机制，方便和鼓励群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同时，鼓励新闻媒体的监督，及时揭露食品安全事件。

常委会组成人员还提出建议，如进一步提高对食品安全重要性的认识，把食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亚于金融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加大对违反食品安全行为的惩处力度，以法治的方式维护公民的“食品安全权”。

观点

专家为人大“国家安全”建议叫好,国家层面立法可改变风气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加大立法的进程对促进民众对食品安全认识有重大的作用，可以让市场上形成一股食品安全风气。”中山大学食品与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长刘昕表示，由国家层面出台食品安全体系的规划这个建议非常好，人大代表的意志代表的是对食品安全发展的信心。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郑风田教授也认为，把“食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从人大的高度上加大宣传力度并纳入严格考核，可以通过资源配备、社会规范上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刘昕指出，中国是农业大国，每天生产食品100万吨，食品安全仅仅政府的“堵”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靠“疏”，是让市民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引导民众觉醒到食品危害的严重性，让违规食品企业无作为，继而没有市场。

他表示，食品安全监管要规范，充分地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没有规范就没有效仿的蓝本，只有做好总体规划才能获得更灿烂的明天。国外很多企业都有安全认证中心，但中国没有真正拥有一个可以对外公布的食品安全检测的认证点，这是个过程，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慢慢地推动国家食品安全大环境。

郑风田也认为，现在各政府部门遇到食品安全就互相推诿，之前也没有一个法律层面的规划“还有部门提出建一个问题企业的媒体曝光"黑名单"，现在也提出建立一个餐厅"黑名单"，但这作用都不大，关键还是要加大惩罚力度。”

国家安全观 篇4

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国家经济安全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一国经济安全法律体系是关于国家经济安全运行的标准, 是政府对国家经济风险进行控制的手段之一, 是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互利、互惠、互补的范围, 是制止恶意并购、建立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等的法律法规的集合。构建国家安全法律体系, 既能有效规范外资在我国的投资并购行为, 以使相关监管有法可依;又强化了我国行政监管的透明化和规范性, 实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 进而增强外商的投资信心。

有效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和安全, 一直是我国外商投资并购领域中最为热议的话题之一。从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的“外资威胁论”, 到全国工商联在2006年“两会”上提交的《关于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建议》的提案, 到商务部搁置“凯雷”并购“徐工”案的审批长达一年多之久, 再到商务部研究员“中国处于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的表态, 以及伴随商务部《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国内企业的规定》、反垄断法出台, 直至2011年2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 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维护正式走上了有法可依之路。

国家经济安全, 是指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一国保持其经济存在和发展所需资源有效供给、经济体系独立稳定运行、整体经济福利不受恶意侵害和非不可抗力损害的状态和能力, 是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处于不受根本威胁的状态。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正是各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 鼓励兼并重组的投资政策本身旨在通过实行开放式保护、促进国际产业转移, 进而最终实现提升一国产业竞争力的目标 (市场因素是企业兼并重组的主要动力和依据, 应积极发挥主导作用) ;另一方面, 国家通过对重点产业进行规制、对敏感行业进行保护, 有效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 这也是各国以及国际的通行做法。基于成员国国家安全的考虑, 《世贸组织总协议》第21条确定了安全例外原则。美国曾多年利用这一例外禁止石油进口。在1982年福克兰群岛冲突期间, 欧共体及其成员国、澳州、加拿大等曾以“出于非经济原因”为由对阿根廷实施进口限制。在美国, 为有效调控危及其本土安全的外资并购, 美国国会在1988年通过了“埃克森—弗罗里奥”条款, 作为1950年通过的《国防生产法》的修正条款, 该条款赋予了美国总统在特定条件下否决外资并购的权力。对于“国家安全”, “埃克森—弗罗里奥”条款并未给出明确定义。有观点认为, 藉此便于应付错综复杂的并购交易架构, 以及有效进行法律规避。也有观点主张, 此处的国家安全主要指国土或军事安全。加拿大则是通过设立净利益标准以决定是否批准一项外资并购, 即只有对加拿大有净利益的外资并购才会得到批准, 具体的考虑标准包括五个方面。尽管加拿大未明确创设国家安全审查原则, 但是它通过规定四大敏感行业并对这四大行业的外国投资予以严格限制或禁止, 实际进行了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在亚洲, 日本根据对外开放的程度, 将本国产业分为三类, 通过规定不同的外资控股比例和设置进入限制, 实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的。在欧洲, 如英国、德国和法国, 凡外国投资者因收购任何大型或经济上有重要影响的本国企业, 或实施并购涉及敏感行业的, 均须获得政府批准。

厘清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制度和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楚河汉界”

2007年8月30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反垄断法。该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对外资并购国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 涉及国家安全的, 除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 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由于外资并购我国民族企业近年来呈现出“掐尖”现象, 因此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关于国家经济主权和安全有效维护问题, 成了关注的焦点。因此, 反垄断法出台即刻被寄予厚望, 被认为将是国家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有力法律手段。然而, 只有全面、正确地理解反垄断法中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制度、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各自侧重的调整范围, 才能明确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制度在构建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网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一, 应准确理解反垄断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按照现有条款的字面措辞可理解为: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 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 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 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除依照本法规定应当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 涉及国家安全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可见, 这项规定本身就涉及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制度和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具有两个层次的涵义:一是我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 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 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依据该条款, 并非所有经营者集中均须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 而只是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外资并购属于经营者集中, 但不一定均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 因此不一定都必须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二是依据各国的实践及国际通行惯例, 凡是当外资并购可能对一个经济安全产生不利影响时, 均须接受一国的安全审查, 这也正是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意义所在。只不过在我国现阶段, 由于外资并购多发生于国际知名企业集团与国内行业领域内排名靠前的民族企业之间, 因此发生的外资并购绝大多数情形下均达到了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 属于须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的经营者集中。

第二, 尽管两种制度在现阶段的适用上多有重合, 但是在法理上予以明确区分是必要的。原因是:反垄断法中规定的经营者集中是企业自主的经济活动, 是基于市场和企业运营需要而进行的。对此依据反垄断法所进行的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 应重在对市场结构、竞争要素、维护消费者利益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权衡, 这取决于一国竞争政策的指导原则。而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则是一项为了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和安全而创设的制度, 两者既相互区别, 又互为补充, 是相互协调的关系。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 并进入了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先前行政本位、政府对经济主导过强的计划体制残余影响还不时显现。尽管我国反垄断法在执行、与现有法律资源有效整合、对新经济领域有效调控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但是颁布反垄断法本身已体现了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 是我国在重视市场运行基本规律、强化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完善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等方面不断进步的表现。因此, 值此关键阶段, 明确反垄断法中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制度和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各自的调适范畴,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系到充分尊重市场运行机制、促进我国竞争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以及竞争政策与国家其他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有效协调。国务院办公厅于2011年2月3日发布的《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 是我国在有效利用外资, 同时维护国内市场有效竞争秩序和结构, 并顾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而进行的又一次有益尝试。

明确我国经济安全网的指导原则

国家安全观 篇5

国防是一个国家生存的重要保障。

旧社会，中国人受尽了外国侵略者的欺凌，这都是因为中国国防方面不够重视，没有一支比较强大、比较有力的军事队伍所造成的。美国近几年曾发起了好多次战役，他们为什么能那么张狂，就是因为他们有一支强大的军师队伍，有各种新式的防范、攻击武器。与美国相比较，我国在军事方面还相当落后，因此，加强国防建设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不仅体现在科技上，在军事上也同样适用。一个国防建设落后的国家随时都将面临着被军事强国的攻击。且不说我国如何，世界上许多的国家都被美国、英国所困扰着，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很典型、很鲜明的例子。美国为了石油问题，曾耗费那么大的精力对付伊拉克，而伊拉克又有多少无辜的百姓在这场战斗中丧生、受伤。每当我看到电视屏幕上那一幕幕鲜血淋漓的场面和伊拉克儿童那渴望和平的目光，我都会扪心自问：如果我们国家不加强国防建设，会不会重演伊拉克悲剧？如果我们真的遭受军事强国的攻击，那我们能不能抵御他们的侵略？美国等其他国家都拥有强大的航空母舰，我们国家能不能制造？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能不能成为军事强国，让世人刮目相看？

标准关乎国家安全 篇6

法学博士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

研究院副院长

“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品牌，三流企业卖产品。”是否控制标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竞争力，这已经得到了人们的共识。事实上，是否控制标准，更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安全。

标准是对科学技术中的客观事物和经济领域中主观行为等做出的统一规定。标准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标准，一类是商业标准。

技术标准是就技术性事项在一定范围内的统一规定。技术标准包括专利标准、产品标准等。专利标准的制定者往往拥有标准中的技术要素、指标及其衍生的知识产权，通过一个专利群来支撑，运用对核心技术的控制，以形成排他性的技术垄断。尤其在市场准入方面，技术标准使标准制定者采取许可方式排斥竞争对手的进入，以达到市场垄断的目的。产品标准要求产品必须符合一定技术法规和标准的要求，否则就无法合法地销售，因此产品标准的主要作用也体现在市场准入方面，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往往无法投入市场，或者被排除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之外。

商业标准是指对社会经济交往中的活动进行评价的统一规定。商业标准通过对个人、企业、国家等主体在市场中的行为进行评估和认证，向其他相关的主体或市场披露具体信息，以协助其他主体做出合理的决策或督促被评估方改进自己的行为。常见的绩效考核、管理体系认证、信用评级，就是根据相应的标准对雇员的工作业绩、企业的管理品质、市场主体的信用做出的评估和认证活动。

标准对社会经济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为合理利用资源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条件，节省人力、物力，有利于促进科研新成果的迅速推广和利用，为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确定依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标准中蕴含着庞大的经济利益。因此，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社会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权和分配利益权力。

发达国家在标准战略上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美国在维持国内各种标准之间均衡发展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向全球推广其制定的标准；欧盟随着其统一的步伐逐步统一欧洲各国的标准，强化欧洲的影响力；日韩则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全力追赶。这些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垄断企业通过将国家标准、企业标准和国际标准揉合在一起，占据了各个领域的发言权，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标准秩序，以期主导各个领域的全球标准；而后发国家及其企业要么遵从其标准，要么出局。

在我国，由于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历史不长，对标准的重视才刚刚开始。这表现为：一方面，在很多领域我国尚未建立起相应的标准，而标准缺失导致在这些领域的经济活动极不规范，缺乏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在建立了标准的领域，也多为参照国际标准，或者直接采用国际标准，导致经济活动受制于建立这些国际标准的发达国家。在个别领域，中国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已经开始了建立自主标准的努力，但这种努力遭到了发达国家政府、国际标准组织和跨国企业的联合打压，处境艰难。

在制定标准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不仅会影响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还会对我国的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产生严重影响。

近几个月由美国蔓延开来的次债危机，其罪魁祸首就是掌握信用评级标准的评级公司。信用评级是评级公司依其制定的标准对被评对象未来债务清偿能力与可信任程度的评判。因为信息高度不对称，所以投资者严重依赖于评级公司的报告进行决策。由于标准普尔或穆迪的评级严重高估了次级贷款债券的价值，导致对投资者的误导，引发了此次危机。

这些评级机构垄断了信用评级市场，借助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力量，正以一种准规章的形式左右全球借贷市场。如果某个国家、某个企业、某种债券被其认定为“低投资级别”，那么养老基金及其他机构投资者对其投资就会受到限制，融资者为此要支付更高的利率，甚至可以导致企业破产或一国经济衰退。如，因德国不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德国企业接连被标准普尔降低信贷评级，造成其相关企业股价暴跌。而对中国，这些评级机构长期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和中国金融机构保持较差的ＢＢＢ级，却高调肯定海外投资者参股中国的银行，间接帮助投资银行低价获取中国银行股份。而我国监管部门认可的五家国内评级机构中，有四家已经或将要被外资评级机构控制。可以说，控制评级标准的评级机构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强权的新工具。

国家安全观 篇7

珍贵历史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 当代艺术精品是时代精神的文化彰显。珍贵历史文物和当代艺术精品“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 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 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因此, 维护国家收藏安全是“连结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 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 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

事实上, 国家收藏安全不仅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是国家政治安全的不可或缺内容。遗憾的是, 虽然我们很容易理解前者, 但经常有意无意地忽视后者。汉学家珍妮特·埃利奥特 (Jeannette Elliott) 和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在回顾了三千多年来中国皇家艺术收藏所经历的非同寻常的传奇历程后发现, “在中国,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皇家收藏视为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不论执掌政权的是古代的王朝还是现代的政府, 概莫能外。同样, 每一个新政权的皇帝或是领袖, 都希望把自己, 或是自己的王朝和政府与皇家收藏联系在一起, 如此一来, 就可以通过国宝与过去连为一体, 授予自己的政权暂时的合法性。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帝制时代无疑是真理, 在今天依然是真理。”由于国家收藏安全是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政治安全的国之大事, 因此, 结合国家收藏安全的历史和现状, 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来观察和思考国家收藏安全问题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一、尊重和保护收藏者的收藏权益是维护国家收藏安全的核心和基础

1. 收藏者的收藏权益是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1966年12月16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参与文化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50条规定, 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收藏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的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4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虽然从理论上讲, 收藏者的收藏权益确实是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但周坚和费亮的调研却发现, “执法部门、执法人员屡屡违反《国家文物法》保护公民合法文物流通的规定, 近年来该方面案例屡屡见诸新闻媒体, 如引起收藏界震动的发生在湖南桃源县收藏爱好者无故被拘罚的事件, 湖南汝城‘圣旨’风波等。其中桃源县相关部门提出‘在拍卖市场、文物商店以外的场所买卖古玩文物即为非法倒卖’, 当地执法部门以非法经营、倒卖珍贵文物为名, 对当地收藏爱好者进行大范围传讯、拘押并处以大额罚款, 该行为严重违反了国家《文物保护法》。”

尽管以“桃源事件”为代表的严重侵害收藏者收藏权益的恶劣事件最终都从表面上得以解决, 然而, 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而引发的执法窘境和社会问题却不得不让人深思。如果不能从立法的高度理清关于收藏者收藏权益的一系列基本法律问题,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关于加强文物市场管理的通知》对文物界定的分歧, 那么, 作为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收藏者收藏权益依然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重和有效的保护。

2. 收藏者的收藏权益事关中国国家收藏安全

从中国收藏史来看, 许多珍贵历史文物之所以能够“永存吾土, 世传有绪”, 都离不开私人收藏者的悉心保管和全力抢救。以“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清明上河图》的流转史为例。根据陈传席的考证结果进行估算, 在《清明上河图》从1106年至今共904年的流转史中, 只有大概190年 (约占五分之一) 的时间由元秘府、明内府、清内府和新中国政府收藏, 其余大概714年 (约占五分之四) 的时间都由私人收藏者收藏。从这个意义上讲, 尊重和保护收藏者的收藏权益, 培养和提高收藏者的收藏意识, 不仅是有效保护珍贵历史文物的主要途径, 而且是维护中国国家收藏安全的重要基础。因此,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 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 充分认识尊重和保护收藏者收藏权益的重要性。

二、制定和实施国家收藏安全战略是维护国家收藏安全的重点和保障

1. 确立公共收藏和私人收藏相结合的国家收藏安全战略

对于国家收藏安全战略而言, 私人收藏具有蓄水池的重要作用。因为私人收藏品的最终归宿, 除了后人继续收藏外, 无外乎出售、散失和捐献。古今收藏, 时私化公, 时公转私, 聚散无定, 相互补充, 各有短长。如果说公共收藏是“渠”的话, 那私人收藏就是重要的“源”。

举例来说, “新中国成立初期, 收藏文物的各界人士常将珍藏献给国家, 如北京张伯驹、天津周叔出、上海潘达于、合肥刘肃等, 郭沫若、郑振铎等文化要人更是将收藏的甲骨、陶器等悉数交给国家。这些慷慨捐赠, 缓解了故宫等处大量宝物被运至台湾而造成博物馆藏品不足的窘境。”又如, 周绍良曾多次致函故宫博物院, 表示愿意捐赠他收藏多年的1000余锭有干支年款的珍贵清墨。他在信中写道:“这批墨, 是一批重要文物, 全部是有年款干支的, 可以说, 自有清墨纪元干支的, 我这1000锭左右可以说是集大成, 而且也是您馆所缺的一部分, 合在一处, 最可合适。”在周绍良看来, “世界上的事聚散无定, 文物收藏也是这个样子。无论是无偿捐献还是低价转让, 只要是对学术界有用、只要是进了国家的收藏, 就是有了个好婆家’。”周绍良的态度可以说代表了相当大一批收藏者的心声。

首先, 由于政府财力的约束和公共资源的稀缺, 因此, 完全依靠公共收藏机构维护中国国家收藏安全实际上是很不可行的;其次, 由于私人收藏者对自己的收藏品通常都怀有很深的感情, 因此, 他们往往会比公共收藏机构的管理者更为尽心尽力;最后, 由于收藏品的安全会受到许多不可预料因素的影响, 因此, 珍贵历史文物的分散化收藏有助于规避集中化收藏风险。就国家收藏安全而言, 有必要将公共收藏和私人收藏相结合的收藏安全战略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 树立和倡导公私结合、私藏为国的和谐收藏理念, 建立和健全国家收藏安全评估体系, 积极扶持、引导和借助民间收藏的力量来维护中国国家收藏安全。

2. 确立强力保护中国珍贵历史文物的国家收藏安全战略

总的来看, 中国的政府主管部门无论是在新出土文物的保护方面, 还是在文物非法流失的打击方面, 都大有改进的余地。

就前者而言, 虽然中国的政府主管部门在文物保护方面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和“配合基本建设为主、主动发掘为辅”的原则, 但其实主要是抢救发掘和配合发掘。许多文物考古工作者无奈地称自己的工作“一是配合基建, 二是配合盗墓”。“近几年来, 我国的盗掘古墓葬现象呈现了迅猛之势。资料显示, 国家文物局对外公布的每年古墓葬被盗数量是数千座, 事实上, 每年新增被盗墓葬数量远不止这个数。此类案件在各地频繁发生, 暴露出我国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不足, 也折射出我国文物执法的现实困境, 更对我国文物法律法规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不仅如此, 很多盗墓犯罪分子在野蛮盗掘墓葬和洗劫随葬物品的同时, 还大肆损毁文物和破坏墓葬遗址, 给正常的文物考古工作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

就后者来说, 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马继东的调查, 1986-2002年, 厦门海关共查获和收缴各类文物近15000件;1995-2001年, 天津海关共查获和收缴各类文物8691件;1999—2005年, 大连海关共查获和收缴各类文物6704件。根据彭中天的估算, “按照深圳海关5%的抽查率, 以10年时间查获文物走私数量为计算依据, 再结合海关总署的数据进行推测, 这10年时间, 我们走私出去的文物是800万件。尽管不一定准确, 但数字一定很惊人, 这一数字超过了当年侵略者的掠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针对文物盗掘和文物走私的专项整治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从长远来看, 必须建立各级地方政府的文物保护问责制, 研究和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流通法》, 从根本上解决古墓葬的盗掘问题和文物非法流失问题。就国家收藏安全而言, 有必要将强力保护中国珍贵历史文物的收藏安全战略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 树立和倡导上下齐抓、防范到家的文物保护理念, 建立和健全国家收藏安全监测体系, 积极发动、引导和借助基层群众的力量来维护中国国家收藏安全。

3. 确立系统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精品的国家收藏安全战略

国家收藏安全所涉及的收藏品既包括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的珍贵历史文物, 也包括彰显时代精神风貌的当代艺术精品。2005年, 文化部和财政部耗资1.05亿元联合组织实施了旨在“支持和鼓励艺术家进行新作品的创作, 推出以重大历史题材为主体内容的新作品”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虽然这可以视为国家系统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精品的行为, 但问题是, 第一, 该“工程”主要以“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 题材单一;第二, 该“工程”的主要目的是“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并不是长期性和制度化的公共收藏行为。因此, 该“工程”还算不上系统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精品的国家行为。

事实上, “在很长一段时间, 国内公共美术馆基本没有顾及当代艺术的动态, 反倒被国外藏家抢了个先。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瑞士藏家乌力·希克。他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最大藏家’, 他用10余年的时间, 收藏了180多位艺术家近2000件中国当代艺术品, 几乎容纳了绘画、雕塑、装置、影像、招贴、剪纸等当代艺术的各种类型, 堪称一部‘微缩中国当代艺术史’。直至2000年上海双年展举办, 当代艺术被纳入‘官方’大展轨道后, 作品才开始逐渐被国内公共美术馆收藏。然而, 一是重要作品绝大多数已名花有主, 二是画价早已今非昔比。”

国家安全观 篇8

由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在不同文献有着不一致的表述, 因此, 要弄清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重大作用这一问题, 首先要对研究问题中所用的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内涵作一个较准确的界定。只有应用统一合理的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 分析才有意义。这种内涵的理解既要是科学客观的, 与研究问题本身所指的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是一致的, 又要尽量与大众所理解的国家经济安全的含义相贴近。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包括:一是张幼文 (1999) , 雷家骕 (2000) 认为的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生活中要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自卫力和竞争力, 要能防范来自于外部的冲击, 避免整个国民经济利益受损;二是顾海兵 (2007) , 刘秀丽 (2009) , 王素梅 (2009) , 何玉芬 (2009) , 官银 (2010) 等学者给出的内涵, 认为要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必须做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威胁, 经济能够稳定、健康、持续发展, 能抵御来自国内外的经济风险;三是叶卫平 (2009) 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经济安全, 指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战略利益处于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 主要表现为国家经济制度和经济主权没有受到严重损害, 而导致经济危机的风险也处于可控状态。同时他还认为, 国家经济安全具有三个重要特性:国家经济安全的个性大于共性, 不同国家性和历史性的情况下, 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是不一样的;从构成要素上, 战略重于非战略性, 即国家经济安全所表示的不是一般的经济状态, 而是直接关系到国家战略利益的经济状态;在我国目前开放条件下, 安全威胁的外源性多于内源性。学者们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理解基本类似, 都指出了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只有保障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利益, 才有可能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所不同的是雷家啸等学者是从经济全球化视角的角度来定义国家经济安全的, 强调了国家经济来自于外部冲击的部分;郭秀琴等学者强调了要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威胁都要考虑, 国内外经济风险都要抵御;叶卫平则重点强调了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主权也应包括在国家经济安全内, 同时因一般的区域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不涉及到主权安全问题, 所以不应该包括在国家经济安全范围内, 即国家经济安全考虑的不是一般经济安全问题, 而是涉及国家主权利益的经济安全问题。上述三种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所分析的角度不同, 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不过结合分析政府审计对国家经济安全所起的作用, 在此应这样界定和理解这一内涵: (1) 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既包括涉及国家主权利益的经济安全, 又包括一般意义上涉及到国家层面的经济安全。这一点理解在文中分析的前两种内涵中没有明确指出, 又与上述的第三种内涵相异。之所以要明确指出包括涉及国家主权利益和一般意义上涉及到国家层面的这两种情况是因为要考察政府审计在国家经济安全中所起的作用, 首先得弄清国家经济安全包括什么, 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分析, 而第三种内涵是从政治意义上去考虑的, 所以只考虑涉及到国家主权利益的。本文借鉴一般意义上大家所认知的国家经济安全, 因此在考虑政府审计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上时, 还是要加上除涉及到国家主权利益外的其他影响国家经济利益的经济安全, 即一般意义上涉及到国家层面的经济安全。 (2) 结合各学者的观点, 国家经济安全应从对内和对外两方面加以考虑, 应在考虑内源性风险的同时, 也要特别重视外源性风险, 即张幼文、雷家骕文中所指的外部冲击。 (3) 根据叶卫平文中的观点, 每个国家的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都是不一样的, 应单独考察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 另外还要注意该内涵也具有时期性, 是动态变化的, 要注意不同时期国家经济安全的重点方面。 (4) 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涵义是以我国经济能够稳定、健康、持续发展为基础的涉及到国家层面的经济安全问题。

二、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作用

我国政府审计的功能分为三个方面:预防功能, 揭露功能和抵御功能。我国政府审计机关在进行政府审计工作时, 必须在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的各个方面围绕这个根本目标, 充分发挥这三个审计功能来展开工作, 为国家经济安全工作保驾护航, 而不是替代别的部门的工作, 来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担负全部的责任。比如政府审计机关在进行财政审计时, 并不是要控制财政政策如何制定, 而是对财政政策的执行落实情况进行审计, 尽审计机关应有的经济职能, 保证财政经济安全。政府审计工作是有一定权限的, 也是有法可依的, 必须在审计法律法规的依据下, 根据其职责范围来定位对国家经济安全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一) 政府审计与金融安全

金融安全在经济安全中占据首要的位置, 政府审计对于保障金融安全无疑需要起到较大的作用。根据政府审计的三大功能, 政府审计对于我国金融机构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以及预算执行情况可以起到审计作用, 同时对于识别金融领域内部控制中的薄弱环节, 揭露该领域内的违纪违法行为, 是其他政府以及社会机构不可替代的。但政府审计是不是在金融安全的每一个方面都发挥着作用呢?根据我国2006年修订的《审计法》第十八条, 我国的政府审计目前只对中央银行, 国有银行和国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损益等进行审计, 同时《审计法》第二十一条指明, 对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的审计监督也包含在审计范围内。而对于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 如非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则不在审计范围内。因此, 对于非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中如何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需要通过政府审计之外的途径来加以解决。另以汇率安全为例, 汇率安全是金融安全中的一种, 是指国家的汇率较稳定, 波幅较小, 能较好地发挥汇率的资源配置作用, 也有助于提高宏观调控的能力, 增强货币政策的效用, 从而能避免因汇率制度抉择不当而带来的经济风险加剧, 避免给我国的经济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显然, 从汇率变动这个角度来说, 由于汇率变动是由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率等多种因素来决定, 政府审计是不可能靠提供预防、揭露, 抵御的三大审计功能来维护汇率安全问题的。但汇率安全不仅是一种金融安全, 也是一种经济安全, 政府审计在这一种经济安全问题上并不能提供解决方法。

(二) 政府审计与财政安全

财政安全是指政府合理、有效地使用财政资金, 确保整个国家的财政运行状况良好, 能控制政府债务风险, 使该风险占GDP的比重在一个合理、安全的范围之内。而政府审计确实能够通过对本级各部门 (含直属单位) 和下级政府的预算和决算以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如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 以及政府部门管理的和其他单位受政府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 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等) 进行审计监督,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财政债务风险, 揭露了“三公”经费信息和违法违纪行为, 保障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安全。也就是从财政安全角度来看, 有效的政府审计工作确实可以为财政安全提供预防、揭露、抵御的审计监督的功能。

(三) 政府审计与资源环境经济安全

资源经济安全和环境经济安全可以统称为资源环境经济安全, 是当今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资源经济安全是指资源持续、稳定、及时、足量和有效地获取的问题, 同时还包括资源运输经济安全问题等。资源经济安全所指的主要资源有土地、水源、天然林、地下矿产、动植物、大气、粮食、石油等。资源越丰富, 经济发展的空间越大。但目前我国部分资源生产率减少, 比如石油采储比急剧下降, 如果忽视这一问题, 极有可能制约我国经济发展。而环境经济安全是与资源经济安全紧密相联的, 是指发展经济要在可持续发展情况下进行。以破坏环境和损害浪费自然资源为代价的急功近利, 科技含量低, 不注重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短期行为, 必然会造成环境资源过多消耗和枯竭, 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关于政府审计如何对这两类经济安全施加影响, 目前我国还没有正式明确的法律依据, 但是审计署已经据此设立了有关资源环境方面审计的机构, 即审计署农业与资源保护审计司。目前该司已经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林业资源项目, 城市排污费项目, 河湖污染治理审计工作, 由于资源环境经济安全问题比较复杂, 环境审计业务理论和技术还在探索中, 我国这方面的政府审计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 所以政府审计工作目前可在一定程度上来保障资源经济安全和环境经济安全, 但保障程度还有待提高。

(四) 政府审计与产业经济安全

产业经济安全是指国民经济中各行业的发展得到保障, 特别是重点关键行业能够稳步健康发展, 国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得到合理调整, 粗放经营、技术落后的夕阳企业遭淘汰, 新兴产业、科技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得到大力加强, 减少了行业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 同时从外源性经济来看, 开放型经济得到稳步发展,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 提升了产业国际竞争力。我国《审计法》第二十条指出审计机关对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损益进行审计监督, 同时指出对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企业也在审计监督之列。但是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也具有重要地位的民营企业则不在政府审计范围之内。以前, 民营企业在我国处于弱小的地位,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民营企业也有可能在某一行业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 如果仅用政府审计的方式, 会形成民营企业审计的缺位, 会影响行业经济安全。也就是, 政府审计最终只能在维护国家产业经济安全的某一局部范围内发挥作用, 而国家产业经济安全的其他部分则需要由其他方式来解决, 如民间审计等。

(五) 政府审计与经济信息安全

经济信息安全是指国家经济信息是否真实可靠, 是否受到保护, 是否有着完整的信息传导和控制机制, 是否不被侵犯, 不被窃取, 其范围大到国家重要的秘密经济信息, 小到企业商业机密等, 如国外信用评级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 投行占领中国市场, 电子商务安全措施不严, 经济腐败现象严重, 经济信息数据失真等都给经济信息安全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但由于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关于信息安全审计方面的法律法规, 许多方面的经济信息安全对于政府审计来说, 无法可依, 还有的经济信息安全并不是依靠政府审计的的根本目标和三大功能能够解决的, 如国外金融机构占领中国市场的问题, 主要依靠金融监管部门来处理。也就是, 经济信息安全的维护还会涉及到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保密部门、国资委、金融监管机构等部门的工作, 政府审计不能在所有涉及到经济信息安全的环节中起作用。

(六) 政府审计与外贸经济安全

外贸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收支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即该国产品市场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具有较强的抗冲击能力, 有一定的抵御国际各种贸易风险的能力, 还有一定的国际经济谈判和合作能力。除了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涉及到外贸经济安全外, 我国的许多外贸出口企业都是民营企业, 对于他们的审计一般是聘请会计师事务所来执行。而我国自2010年5月1日起施行的《审计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审计机关进行审计或者专项审计调查时, 有权对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进行核查, 也就是政府审计机关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民营企业的审计报告进行核查。如果把我国政府审计对于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的经济安全的维护看作是直接维护, 那么政府审计对于民营企业的经济安全的维护可看作是间接维护, 因此, 总的来说, 我国的政府审计对于外贸经济安全的维护上是充分发挥作用的, 是通过直接和间接维护两种方式共同起作用。

虽然我国政府审计在面临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时发挥着重大作用, 但政府审计并不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唯一途径, 其他政府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 社会团体等也有重要的职责, 政府审计应是一种“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审计, 政府审计是在一定的职责范围内对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起作用的, 职责范围是由根本目标和三大功能决定的。其根本目标要求政府审计必须在审计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审计范围内发挥作用, 其三大功能要求政府审计是靠预防功能、揭露功能和抵御功能发挥作用的。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时也有涉及不到的地方, 如:一是涉及到两国经贸谈判的问题时, 因其与两国经济利益和主权利益高度相关, 显然也是属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它需要国家外交部, 商务部等部委和其他相关机构等来共同解决, 这时需签订合同, 建立国际经贸合作关系。合同签订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利益和主权利益的维护和保障, 而不是靠政府审计在其中发挥作用。二是涉及到宏观经济的问题时, 如GDP变化, 物价变化, 汇率变化, 失业率变化, 股市波动等, 政府审计的审计工作是涉及不到这些方面的, 但这些问题也与国家经济安全有关。如果从宏观经济指标的角度来看, 政府审计难以控制这些宏观经济问题显得更加明显, 如在叶卫平 (2010) 一文中所涉及到以下指标:基本经济制度安全状况的所有制结构, 分配结构。涉及到国家经济主权和安全状况中的经济方案政策的自主制定率, 重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投票权重, 重要海峡无危险通过率, 与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中的GDP负增长率, 采购经理指数, 失业率,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率等。这些指标涉及到宏观经济, 需要用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三是涉及到产业经济安全问题或外贸经济安全问题时, 因民营企业和外贸企业不在政府审计的范围之内, 但这些企业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关系, 对于它们的审计一般是靠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起作用, 因此, 政府审计在产业经济安全和外贸经济安全问题中所起的审计作用虽大, 但仍需要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的协助。

三、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路径

(一) 厘清政府审计边界, 制定相应策略

正确认识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发挥作用的地方, 明确政府审计边界, 对于政府审计职责范围内的事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好, 对于政府审计职责范围外的事, 要找到相应对策, 如对于与宏观经济政策有关而不需要进行审计的经济活动, 如GDP, 汇率, 这部分的经济安全应由其他相关部门负责, 不应由政府审计部门来负责;对于政府审计这种审计方式单独解决不了的经济安全问题, 如产业经济安全, 外贸经济安全问题, 要与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方式相结合, 这样兼顾了对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 以及民营企业的审计, 使保障经济安全落到实处;对于我国没有审计立法, 但已经开展审计工作的审计项目, 要抓紧立法, 研究切实可行的政府审计方法和步骤, 为我国经济安全保驾护航, 如资源环境经济安全就可以采用这个办法。

(二) 高层领导重视, 分工共同完成

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并不是一两个部门能单独负责的, 也不是仅靠政府审计的力量能完成的, 高层的高度重视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国家大事的组织权和执行权应该掌握在国家最高机构手中, 进行统一布置协调, 成立依托以国家审计署为主要力量, 发改委, 财政部, 金融监管部门等相关部委及其他相关机构共同参与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领导小组, 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计划, 时刻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动态, 对战略计划及时进行跟踪和调整, 做到重要责任到位、有效管理到位、具体措施到位、相关人员到位, 做到落实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工作时相关的各个部委、各个机构和工作人员的全面覆盖, 并将该工作贯穿到战略设计、战略执行、战略调整、战略反馈、战略再设计等各个环节, 反复测试, 调整并运行, 以减小国家经济安全风险, 监测和维护各种国家经济安全, 保护国家经济利益。

(三) 关注经济安全变化, 实施动态预警

国家经济安全各个时期最需要关注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必须从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的各种问题中找出主要问题, 抓大放小, 使大问题能及时解决, 比如某段时期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问题是要解决金融危机给出口企业带来的巨大影响;某段时期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问题是要解决某些产业发展的问题, 比如我国钢铁产业经济安全, 我国房地产产业经济安全。而某段时间的主要问题是要解决环境破坏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人们就需要根据不同情况, 由以国家审计署为主要力量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领导小组, 及时制定战略计划, 进行战略调控, 加强某一方面的经济安全。同时也加强国家经济安全预警。利用预警理论, 建立相应的预警指标, 可以帮助在信息畅通的情况下国家经济安全战略领导小组可以观察到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异常变动风险, 发现警兆, 并做出灵敏的反应, 以较好地帮助分析我国经济安全发展状况, 预测未来我国国家经济安全发展趋势。可以用LOGIT判别方法, 具体根据不同的国家经济安全, 如财政安全、金融安全、产业经济安全等情况, 分别和汇总设置一些敏感性与国家经济安全有关的财务和非财务预警指标, 确定适当的判别阀值, 分析预测的精度, 使模型的误判率最低, 处理好灰色地带的判断问题。利用预测指示灯由绿到红的逐步转化的信号, 起到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预测、警示、报警的作用。

(四) 采用多种审计方法, 提高审计成效

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时发挥着重大作用, 因此,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对政府审计的工作效率进行提高就显得至关重要。用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审计方法仅仅用传统的政府财务审计方法是远远不够的, 应大力提倡绩效审计, 网络化审计和跟踪审计等方法。应用绩效审计, 提高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配置能力, 使审计工作由注重经济事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向效益性转化;应用网络化审计, 利用网络信息平台, 方便快捷地进行各地区、各行业、各项目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信息查询和交流, 扩大了审计工作覆盖面, 极大地提高审计工作效率;应用跟踪审计, 对国家经济安全中发生的重大事项, 突发事项进行全过程跟踪审计, 才能有效地发挥审计部门的免疫系统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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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素梅、李兆东、陈艳娇:《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第1期。

[4]吕金忠:《政府审计的再定位:还“万能审计”为“有限审计”》, 《中国审计》2002第6期。

[5]张幼文、周建明:《经济安全:金融全球化的挑战》,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国家安全观 篇9

一、欧美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欧美债务危机是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延续,欧盟、美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债务缠身成为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的高危因素。在全球化相互依存的背景下,加入WTO以来对国际市场形成了较高依存度的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美欧作为进口中国商品的两大主要市场,财政紧缩导致购买力下降、美元进一步贬值和推高全球通胀都将对中国经济造成直接影响,欧美债务危机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金融安全风险。国际游资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不成熟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冲击,加大了我国金融风险存在的威胁。二是资源环境风险。次贷危机以后,美欧等国为缓解和转移国内矛盾和就业压力频频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我国先进制造业、战略资源等产业安全都能构成巨大的威胁。三是信息安全风险。信息是一个特殊的因素,尤其是经济信息,一旦在传递过程中出现异常,就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将会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巨大的危害。四是民生安全风险。跨国公司利用雄厚资金实力和先进技术挤占国内市场,严重威胁了我国产业安全,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产业。

二、国家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论依据和方式

( 一)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审计的职责

2011 年7 月8 日,刘家义审计长在中国审计学会第三次理事会上提出,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2010 年,审计署发布新的国家审计准则,进一步明确了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审计的目标。新准则第六条明确指出,“审计机关的主要工作目标是通过监督被审计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推进民主法治,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家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国家审计独立履行其职责,通过对被审计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审计与监督,发挥其职能作用,为国家经济安全提供有效防范和保障,维护国民经济的有序、健康和平稳发展。

( 二) 国家审计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监督者”和“防火墙”

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国家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是促进国家治理完善的监督控制的自组织系统(刘家义,2012;王会金等,2012)。作为国家治理中专司经济权力监督制约的国家审计,不仅直接对权力运行进行监督制约,还要通过对国家经济监督制约体制机制的监督审查,确保国家经济运行权力系统的稳定和有序,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目标。国家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主要依赖于两种途径,一是对经济运行的问题查处、风险预警,及时发现和调整偏离目标的行为,及时修正决策的失误; 二是对权力运行监督体制机制的问题查处、风险预警,跨越部门、行业、领域的利益羁绊,客观地反映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异动,前瞻性地反映各种倾向性、苗头性问题。

三、运用国家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措施

( 一) 重视信息安全,构建审计预警机制

在当今经济运行体系中,价格、政策、外部环境、国际形势、统计数据等众多信息引导着经济的运行,信息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政府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运行的安全。国家审计可以充分利用其对于经济安全信息的监测与评价机制,对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各种因素进行监测和预测,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判断经济安全运行的效果,提出相应的纠正措施和建议,促进宏观经济达到安全运行的预定效果,使国家审计监督与经济发展变化相结合,防患于未然。

( 二) 重视财政安全,推进并强化绩效审计

绩效审计作为组织资源运用投入、管理和产出的评价手段,以提升组织资源运用绩效为目的。国家审计通过监督检查重点财政专项资金和重大投资项目的绩效状况,能促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绩效审计的重点不仅以资金量的大小来考查,更要以财政资金项目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绩效来考查,真正搞清楚资金安排是否合适恰当。开展绩效审计可以监督政府的公共管理行为,促使政府在使用资金时不敢贸然行事,而是加强计划性,力求使“好钢用在刀刃上”,遏制腐败行为的产生,防范“形象工程”。

( 三) 重视金融安全,完善金融审计

欧美债务危机的教训警示: 国家审计对金融系统的监管,特别是金融机构资金安全的监督,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因为近几次全球和区域性经济危机均由金融市场向实体经济蔓延和扩散。结合当前影响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审计机关要对金融机构的生存能力和运行环境状况进行分析,了解其战略优势和威胁其经营目标的风险,从宏观层面识别重大金融风险,准确发现金融机构在防范风险方面存在的缺陷,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将审计资源向重点风险领域倾斜,对于高风险层次的风险因素进行全面详查,最大限度地强化金融机构的风险治理功能,及时发现风险、防范风险,发挥风险预警作用,促进金融系统安全运行。

( 四) 重视民生安全,开展专项审计

民生问题是一个国家稳定的关键所在。民生问题解决得好既可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又可以激活消费、扩大内需、促进发展。从国家的角度讲,民生审计不仅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而且保障了国家社会安全。国家审计机关应对重点部门、重点资金和重点项目进行审计和审计调查,主要包括: 一是关注预算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促进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加强对一系列财政改革制度和措施执行情况的审计监督; 二是开展对医疗、科技、环保、资源、涉农资金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重点关注项目建设中有无决策失误,导致损失浪费的情况以及资金的使用效果,确保资金合理、有效使用,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 三是加强政府债务、投融资平台公司等专项审计,通过对地方债务状况的评估和分析,对地方政府资金流向进行监督,确保资金合理使用,引导地方投融资业务的健康发展,切实防范债务风险。

( 五) 重视监督制约权力,完善经济责任审计

国家安全观 篇10

2014年8月29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工作国家秘密定密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安监总厅[2014]89号)。为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国家秘密定密管理,科学定密、规范定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制定了《安全生产工作国家秘密定密管理暂行办法》。为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国家秘密定密管理,规范定密行为,根据《国家秘密定密管理暂行规定》(国家保密局令2014年第1号),制定该办法。该办法所称定密,是指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和各省级安全监管局、省级煤矿安监局及涉及国家秘密的所属机构依法确定、变更和解除国家秘密的活动。各单位定密以及定密责任人的确定、定密授权和定密监督等工作,适用该办法。各单位定密应当坚持最小化、精准化原则,做到权责明确、依据充分、程序规范、及时准确,既确保国家秘密安全,又便利信息资源合理利用。各单位应当依法开展定密工作,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定期组织培训和检查,接受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和上级机关、单位或者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国家安全观 篇11

重要信息失泄密事件层出不穷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和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的调查报告显示，近几年针对军队的信息骚扰、窃密、扰乱等行为呈大幅度上升趋势，一些失泄密事件对我军信息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造成一定影响。尤其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借助技术优势，疯狂搜寻我军各种情报信息，网上窃密与反窃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益激烈。

其实，翻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和新闻报道，军事信息被黑客偷袭的案例屡见不鲜。

2006年，美国海军发生10万官兵信息资料网上泄密事件。据美国情报机构统计，在各国情报机构获得的情报中，有80％左右来源于公开信息，而这其中又有将近一半来自互联网，对此，美安全机构已准备向国会递交报告，建议美政府、军方、军工研究机构等部门开展“全民网络安全检查”，以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军事网络安全再一次引起人们高度关注。有关专家认为，美国海军如此庞大数量的信息泄密以及带来政府、军方、研究机构的一连串反应，无疑是一次“网络地震”。

2006年底，一个憨态可掬的“熊猫烧香”电脑病毒，在近乎一夜之间使数以百万台计算机遭到感染和破坏，一举拿下了“2006年十大计算机病毒之首”的“桂冠”。

英国一名电脑工程师在短短13个月时间内，成功入侵大洋彼岸的97套美军机密电脑系统，不仅美国陆、海、空三军的电脑系统被他全部攻陷，甚至连五角大楼和美国宇航局的电脑系统也难以幸免。为了修复被他损坏的电脑系统，美国政府花掉了70万美元。

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攻击计算机手段的不断更新，关系整个国家安全的各种信息系统所面临的挑战极其严峻。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战将是作战对手以各种信息平台和计算机网络为主战场，运用高精尖的信息技术，破坏对方的军事指挥和武器控制系统，攻击其金融、交通、商业等国民经济各部门要害系统，从而达到瘫痪经济活动、动摇行政基础，破坏社会结构，迫使其放弃抵抗的目的，如此等等，网络信息安全问题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足以引起我军的高度警觉。

军队网络安全存在两大隐患

与地方单位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类似，军队网络安全所遭受的隐患也是各式各样，应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网络“探秘”手段不断翻新，这成为网络的直接安全隐患之一。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信息搜索和过滤技术，这主要运用于在获取公开情报资料；二是信息截获技术，在网络传输链路上通过物理或逻辑的手段，对网上传输的信息进行非法截获与监听，进而得到有价值的信息；三是密码破译技术，对截获到的密文必须先破译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分析和处理，利用密码破译技术还可通过公共网络渗透与之并联的军用计算机网络，从而获取机密信息；四是智能侦察技术，这是一种针对固定计算机网络目标进行探测的智能计算机网络探测程序，它可以在计算机网络自主漫游，监视、探测目标，并通过隐蔽通信方式自动回传收集到的情报信息。

此外，一些官兵对信息安全保密工作还存在着模糊认识，这也成为网络安全防护水平的提升和安全体系建设的障碍。有的在信息传递上密级界限不清，密件明发、在非保密电话上谈论涉密问题、不分场合地点使用手机、涉密电脑上互联网、涉密计算机随意外修等等；有的在重大军事演习中大量使用无线话筒时明密语混用；还有些单位网络信息安全装置形同虚设，内部网络保密防护不力；有相当一部分官兵的信息安全知识十分缺乏，在计算机和网络的使用中，重建设、轻防护、重交流、轻保密，使信息安全保密工作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特别是由于一些单位监督执行措施不力，致使有关保密法规制度流于形式，违反保密规定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了保护军事信息安全，我军也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如《中国人民解放军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密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等。然而，立法与执法之间仍有很大差距，信息网络安全大大滞后于信息化建设，官兵安全防护意识尤其是基层官兵的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网络安全防护水平和安全体系建设亟待进一步加强。

居安思危，打胜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谈到网络安全，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邬江兴院士有这样一段论述：信息化和信息网络安全是一个辩证统一的矛盾体，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推进军队信息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首先应该把信息网络安全提高到战略层次，同步规划、同步升级、同步实施。要打好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目前，最迫切需要升级的是观念。

一是要有统筹发展的理念。在信息网络建设的过程中，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整体规划，统一标准，统一接口，统一平台，网络建、管、用同步，多管齐下。军用网络不是“军队互联网”，不能把互联网的建设思路甚至文化移植到军用网络建设和使用上来，不可能也没必要去追求“一网包打天下、一网定乾坤、一网包罗万象”的目标。采取按等级、分层次管理的模式，建立不同密级、不同功能的信息网络，根据各自的重要程度划分安全等级，制订相应的安全策略和管制方案。军用网络是内部网、工作网，是执行特殊任务的特殊网络，不是彰显个性尊重自由的场合，在建设过程中应该以需求为导向，明确目标、定义应用、界定功能、控制升级、区分密级并严格控制和掌握使用对象与人员的范畴。

二要有系统管理的意识。“三分技术，七分管理”，要坚持统筹兼顾，整体推进，实现思想、组织、技术、管理、文化各个层面的协调发展。要加强统一领导，构建科学的管理体系，对信息安全建设实施统一规划、统一设计，谋求安全保密工作的最大效益；建立完善管理机制，实现每天24小时值班，指定管理员负责设备维护更新、技术辅导和网上巡逻。

三要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信息技术的发展会解决过去的安全问题，也会带来新的安全问题，信息网络安全必须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保密人员是信息安全的重要管理者，要通过院校培养、在职培训和岗位锻炼等各种渠道，下大力培养一批政治强、业务精、科技素质高的军事信息安全保密骨干，提高保密人员的素质。此外，要充分利用当代最前沿的科技成果，加强对防敌侦察、窃听、窃视等问题的技术防范措施，重点发展防计算机网络泄密、防电磁辐射泄密等技术，逐步以高技术手段，从源头上堵塞泄密漏洞，确保军事信息的安全，同时，建设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总之，军事信息安全是一项战略性工作，我们应从解决官兵思想入手，把保密教育作为各级党委的重要工作，纳入计划，严密组织实施，营造文明网络环境，切实筑牢官兵的思想防线。

网络安全是关涉国家安全的大事 篇12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互联网影响着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强化网络治理工作,保障网络空间的清朗、稳定、和谐和安全已成为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和挑战。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从观念、技术、机制等多层次对网络安全进行了阐述,给未来我国网信和网络安全工作指明了方向。

习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指出,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要认识到网络安全是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

此次会议上,习总书记提出的五组辩证关系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网络强国观”的进一步阐释,而真正建立起网络强国首先要做到的是以安全为底线,而保证网络安全底线就要坚持以法律为规范、以技术为保障、以合作为途径、以发展为目标四个原则。

网络安全是事关我国发展全局的大问题,在国家安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意义上国家安全的治理主体一般是主权国家,主体威胁的来源、威胁的目标与威胁的效应乃至威胁的作用方式都是清晰可辨的,甚至是可控的。随着网络空间的日益扩大,“安全”与“不安全”的界限正日益变得模糊不清,安全的责任也不再专属于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等权威行为体,NGO、企业、技术专家乃至普通民众等非国家行为体都对塑造互联网稳定、繁荣互联网经济以及推进互联网自由和创新精神等方面和国家政府一样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发展是网络安全的推动力量。安全与发展,既相互促进,又相互矛盾。在发展水平低的时候,安全性一般较低。但是,正是因为发展水平低,所以从根本上限制了安全能力的提高。发展是硬道理,对信息化和互联网也是如此。只有真正发展了,才会更有能力去实现安全。“十三五”时期,中国将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拓展网络经济空间,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开放是网络空间的本质特征。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开放正是互联网最鲜明的本质特征,但是开放并不意味着无底线、无控制。中国倡导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这里既强调“安全”,又强调“开放”。从大趋势上看,网络的开放程度是与综合国力和国家发展需要紧密相连的,要有序、有层次的开放,要把握好开放的度和量。展望未来,互联网促进世界变成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人民是网络治理的重要载体。互联网是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和子集,在整个社会环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互联网更是一把双刃剑,既可成为推动发展的“催化剂”,也可称为社会动荡的“梦魇”。网络最大的使用群体是人民群众,最大的受益群体也是人民群众,所以说在网络治理问题上,人民是重要的治理载体。网络治理要依靠人民,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从中获取丰富的经验和启示,才能在治理网络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成功。同时,网络治理要为了人民,中国依法治理网络空间,从根本上是要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所以,在现阶段,要兼顾网络安全与公民权利,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又要依法构建良好的网络秩序。

处理好发展、开放、人民与网络治理的关系,是保证治理有序性的前提,而做到政府管理与社会自律相结合、立法防控与技术防控相结合、国内治理与国外合作相结合则是实现网络治理的最有效途径。

第一,政府管理与社会自律相结合。网络社会是一种多节点、多中心、虚拟化的新型社会形态,尽管单凭政府力量无法实现对网络空间的有效管理,但网络社会的治理也不能离开政府管理,所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政府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政府和社会如何形成合力。当前,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还处于上升期,政府管控是网络治理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易变性、广泛性,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无法治理好网络空间。同时,网络治理的成本之高也是政府自身难以承受的,所以政府及其行政管理人员应将传统的政府管制理念转变为社会治理理念,深刻认识到网络社会的治理是一种包括政府、网络企业、网络行业组织、网民等在内的多主体参与的多元合作共治,形成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互联网管理体系,才是实现网络社会有序治理的有效路径。

第二,立法防控与技术防控相结合。在网络社会兴起的初期阶段,由于网络相关法律的欠缺,技术成为控制网络空间的决定性要素。但是随着互联网覆盖范围的扩大,单纯依靠技术管理网络空间很可能结果适得其反,不利于互联网事业的健康发展。所以,经过长期的网络社会治理实践,人们认识到立法防控与技术防控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在网络发达国家实现了有效结合且收到了较好的治理成效。但是,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在立法防控和技术防控方面皆存在明显不足,需要借鉴网络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并基于本国国情予以完善,以此更好地发挥法律与技术的双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