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届二中全会

七届二中全会（精选12篇）

七届二中全会 篇1

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多年来, 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晰, 党的建设也由思想、组织、作风三个方面扩展到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建设五个方面。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个标志性的会议, 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 对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由此也在党的建设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一、思想建设层面的贡献:防止骄傲自满

西柏坡时期特别是三大战役胜利之后, 建设新中国的问题逐渐提到议事日程, 建设怎样的新中国、如何建设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人此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 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党建设好;而要把党建设好, 就不能重犯因取得胜利而骄傲的历史性错误。为此, 在延安整风时期, 他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并在延安高干会议上所作的《学习与时局》的演讲中作了这样深刻的总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四次大的骄傲, 每次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1927年, 我们犯的是陈独秀路线的错误, 导致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1930年, 我们犯的是李立三路线的错误, 同样使革命遭到损失;第三次是1931年, 我们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 致使革命力量损失了90%左右;第四次是1938年, 我们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 使一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损失。这四次错误无一例外是因骄傲而起, 因此, 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对这几次骄傲和由此而导致的几次错误, 要引为鉴戒, 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5年1月10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特别强调:你们有自己的长处, 功劳也很大, 如果不注意, 就容易引起骄傲。一旦骄傲起来, 不虚心、不努力、不尊重群众, 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同年, 在党的“七大”开幕式上, 毛泽东针对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形势, 又着重向全党同志发出号召:“我们应该谦虚, 谨慎, 戒骄, 戒躁, 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在现时, 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 在将来, 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 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 只要我们一致努力, 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当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探讨过“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自这次谈话后, 毛泽东就没有停止过对如何防止骄傲情绪、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

正是有了这样的思考, 有了这样的危机意识,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预测到党内不但会有骄傲情绪增长, 还会有以功臣自居的情绪, 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 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为了防止由于骄傲而导致革命事业受损甚至遭受失败,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同志把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警惕居功自傲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问题专门提出来, 以引起全党高度重视。

防止“四种情绪”的提出, 是一种危机意识的体现。居安思危是一种不断激励自我、奋发向上、永不止步走向更高境界的习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前就已经有了这种意识和思想。因此,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因为胜利, 人民感谢我们, 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用武力征服不了我们, 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 虽然没有被拿枪的敌人征服, 也不愧“英雄”这一称号, 但却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 在糖弹面前败下阵来。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 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是向全党敲响的警钟。

为了保持谦虚谨慎, 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 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 专门作了“不作寿, 不送礼, 少敬酒, 少拍掌, 不以人名作地名, 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的规定。这六条规定看似简单, 实则是党的领导人在作风方面从高度自律到自觉的生动体现, 它不但是中国共产党不搞个人崇拜、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 而且为防止干部腐化、预防个人崇拜设置了一道屏障, 体现的是一种危机意识, 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直面“四个考验”, 防范“四个危险”, 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 最终向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二、组织建设层面的贡献:维护团结和统一

团结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和强大敌人的重要条件, 也是新形势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要求。所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信心百倍地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 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作风、方针和政策。西柏坡时期, 中国革命胜利在即, 更需要把大多数人团结在党的周围,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新中国。为此, 在依靠力量上,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在此基础上, 团结其他劳动群众, 争取知识分子, 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一边, 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 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 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的策略方针。作为贯彻这一策略方针的具体措施, 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 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 确定了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政权的组织形式应该采用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及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这些政策, 鲜明地体现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多党合作、团结统一精神。时至今日, 团结统一仍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定, 是实现中国梦的坚强后盾。“中国梦”是几百年来中国人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 因此, 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在共同理想信念的召唤下, 继续巩固各族人民大团结, 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 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 才能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三、作风建设层面的贡献:坚持“两个务必”

针对党内可能出现的“四种情绪”,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这一工作作风为取得全国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种优良作风和宝贵财富, 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东方民族优秀人格的化身, 而且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化, 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治国理政之道。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人云:“忧劳兴国、逸豫亡身”,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事实证明,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巨大精神支柱和推动力量, 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一生保持生活简朴、勤俭节约的良好作风, 成为全党全军及全国人民的榜样。早在井冈山时期, 毛泽东就与普通士兵一样, 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 住的是简陋平房, 吃的是糙米和青菜, 每天伙食只有五分钱。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后, 虽然物质条件、生存条件大为改观, 但艰苦奋斗的良好作风并没有变。在西柏坡时期, 毛泽东仍然衣着朴素, 脚上穿着破旧的布鞋。身边工作人员多次劝他换双新鞋, 都被他婉言拒绝, 并意味深长地说, 艰苦朴素, 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我不带头, 怎么能教育别人呢?毛泽东之所以一双布鞋从延安穿到西柏坡仍然舍不得扔, 刘少奇之所以将一个简陋的文件箱从延安带到西柏坡再带进中南海, 周恩来之所以一个茶缸跟随他转战南北, 茶缸盖坏了仍然不肯更换, 原因就在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时刻不忘中国共产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传家宝, 尽管条件好了, 也不能丢掉这一看家本领。他们深知, 只有保持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本色, 才能抵制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才不会被“糖衣炮弹”打败, 才能经受住执政的考验, 才不会成为第二个李自成。毛泽东正视了这一现实,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并把进京比作赶考。可以说, 毛泽东是我党积极倡导和推广艰苦奋斗精神的光辉典范, “两个务必”的思想从新中国成立后直到现在, 仍然在强化全党艰苦奋斗意识、发扬艰苦奋斗作风、振奋艰苦创业精神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成为我们党团结人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变革社会、实现目标的重要法宝。

四、精神建设层面的贡献:树立执政自信

人无精神不立, 党无精神不强。伟大的党培育伟大的精神, 伟大的精神滋养伟大的党。对于任何一个政党来讲, 能否勇于直面问题并及时有效解决问题, 是衡量一个政党自信和能力的重要标尺。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 在即将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关健时期, 敢于直面问题, 迎接挑战, 本身体现的就是一种精神, 也是一种自信。这种自信缘于对形势的正确分析和估计;缘于英勇无畏的奋斗决心和勇气;缘于高超的领导艺术。早在194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 我们党就对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基本国情进行了初步分析。三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 筹备建立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摆在了全党面前。为此, 在中国共产党进京前夕,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对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基本国情作了具体分析, 在此基础上勾画出了新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确定了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方向, 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这次会议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体现的是一个党的自信。这种自信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是全新的, 因为它是一种执政自信, 因此, 这种执政自信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不但能领导农村工作, 而且能领导城市工作;不但善于破坏旧世界, 而且善于建设新世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 我们同样离不开这种自信。

摘要：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个标志性的会议, 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 对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由此也在党的建设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关键词：会议,党建,贡献

七届二中全会 篇2

XX年是在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伟大年份。我们步入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战略部署的第一年，还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实现中华民族百年奥运梦想。在这个重要年份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意义重大，使命光荣。会议将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报告；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选举和决定国家机构新一届领导成员等，这些都是世人瞩目的重要议题。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必将对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产生重要影响。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法制建设有新进步，文化建设有新局面，社会建设有新进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在这一进程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肩负神圣的历史使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坚持依法按程序办事，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为推进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力推动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法律制度保障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首要责任。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真履行立法职责，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完善经济领域立法，加强社会领域立法，推进科学立法、**立法，制定和修改一批重要法律，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有力地推动和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五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把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监督重点，综合运用各种监督方式，推动了一批事关经济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得到解决，有力地维护了国家法制的尊严，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维护。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轨道。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五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坚持中进一步完善，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进一步扩大，**选举、**决策、**管理、**监督进一步加强。实践充分表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代表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

十七届三中全会从解构到多元 篇3

为此，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上又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

这是欢愉与伤痛混杂的年份。2008年的中国大事频繁：南方大雪围城、汶川地震以及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

经济上，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沿海外贸企业纷纷倒闭，大量农民工失业回乡。国家出台“4万亿”这一史无前例的刺激举措使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终于以大国的身份崛起于世人眼前。

2008年03月

“村村通”启动

在工信部主导下，一项包含中国农村公路、电力、生活和饮用水、电话网、有线电视网、互联网等建设的国家系统工程正式启动。

相关行业的国企成为支援中国农村建设的主力。

2008年04月

央企“走出去”

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下行，央企开始走出去抄底。

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海外资产最大的47家央企，海外资产总规模3.8万亿元，海外收入达4万亿元。47家央企海外资产总量占到全国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海外总资产的85%，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绝对主力。

2010年03月

退出楼市

为了遏制楼市过热，面对央企国企频造“地王”引发各界质疑如潮，2010年3月18日，国资委宣布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退出房地产业。

2010年08月

兼并重组

《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颁布，让人们日益感觉到在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这个大前提下强调优势集中、鼓励合理流动，国企改革将实现产业有序梯度转移。新一轮的改革与发展呼之欲出。

2013年04月

500强

2013年，中国大陆登上财富500强的89家企业中央企有45家，国有控股企业33家，央企和国企的总数占到上榜总量的92%。“500强”已然不是那个曾经只能遥望的图腾。

十七届三中全会破解农村发展瓶颈 篇4

一、坚定不移地推动土地改革

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十七届三中全会及其《决定》对土地问题的制度创新,不仅从根本上优化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制度环境,也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全会提出:“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从长期不变到长久不变,将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利于保障农民在土地收益、土地流转、土地征用等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是真正基于保证农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的保障。并以此肯定了我国在农村改革三十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农村改革的方向和基本路线毫不动摇。

全会及《决定》强调,要严格规范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强调农民在土地流转的主体性地位。据统计,农民在整个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收益,只占整个土地流转收益的3%~12%之间。所以,当农民拥有长久不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耕地才能成为农民拥有的“财产权”,农民才能在同等的交易平台上运用市场化的方式,参与到土地流转中去,从而真正做到城乡统筹、同质同地同价,充分保护农民的利益。也正因为如此,才能更好地坚守住18亿亩耕地这根红线,保障我国的农业安全。

全会和《决定》明确提出,今后政府征地范围将进一步缩小,仅限于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根据之前的资料,截至2007年底,80%的农用地被征用后转做房地产开发、高速公路修建等建设用地。为此,《决定》强调要改革征地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从严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全会强调给予农民合理补偿,并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当然,我们要看到《物权法》中尚未对“公共利益”的范围进行明确,这次《决定》所做的也只是一个破题性的工作,具体措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

同时,全会和《决定》也为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留下了更大的探索空间。可以说,随着新时期农村形势的发展,现行土地承包制已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主要是把土地等生产要素分散在一家一户,制约了土地规模经营,影响对土地加大投入的积极性。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没有规模经营,农业生产效率就很难提高。

国家提出在承包经营权不变的情况下加快土地流转,是对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所做出的调整和完善,从而合理科学地配置土地资源。《决定》要求,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可以说,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产权分解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经营权和使用权,让农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经济组织掌握土地经营权,土地租佃者享有土地使用权,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集约和规模经营,也有利于维护农民合法的土地财产权益,有利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是新的历史时期农民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的实现条件。

全会和《决定》强调要强力推动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这也为农村宅基地管理提供了重大的探索指导。宅基地是农民的重要财产,应当保护和实现农民对宅基地的应有权益,这对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搞活农村金融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应该说,在现行条件下,宅基地及其上面建造的住宅既无法流转,又不能抵押,制约了农民土地权益的实现,不仅不利于农民致富和农村经济发展,成为农村金融发展的桎梏;而且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严重阻碍城镇化进程。在《决定》中,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开发经营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项目,并强调保护其合法权益,这对农村宅基地改革和农村集体土地开发利用具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意义。

从这种意义上说,坚定不移地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就是解放农民、解放农村生产力,为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奠定了制度基础。

二、千方百计破解农村建设资金难题

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第二个瓶颈就是农村资金缺乏的问题,农村公共事业的完善、现代农业的发展等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众所周知,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还不够完善,公共财政支农力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基于对“三农”这一根本制约性因素的准确把握,全会及《决定》提出了破解资金瓶颈的根本措施。

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众所周知,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城乡居民享受的社会福利差距也在加大,包括交通基础设施、交通工具、教育水平、医疗卫生、养老保险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尽管近年来政府在财政上给予农村很大支持,加大对农村投入,但城乡差距依然很大。这次全会上提出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用更大的财政投入解决农民基础生活需求、提高农村教科文卫水平,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就等于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使得他们可以腾出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身于新农村的建设。

全会明确指示,要“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意味着我国将从农业投入、农业补贴、农产品价格等多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不断强化对农业这一国民经济基础和战略产业的支持和保护。农业支持保护是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对农业采取了支持和保护措施,尤其是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补贴农业。因而,我们要努力建立符合国情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各种措施要相互配套,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支持措施的覆盖面要广,要涵盖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尤其是事关国计民生的粮食安全生产领域。

全会还提出,为保证财政对农村投入要把财政支持的做法制度化,保证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也就是说财政承诺对农村支出一年比一年多,从总量到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有了一个制度性的安排,不管财政收入产生什么样的波动,对农业的支出要能够保证。应该说,这也给广大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随着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步伐的不断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崭新格局将不再遥远。相信在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中,8亿农民将分享到更多改革发展成果。

全会强调,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关键在党。要求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弘扬求真务实、公道正派、艰苦奋斗的作风,以维护农民权益为重点,围绕党的农村政策落实情况加强监督检查,切实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涉农违纪违法案件。同时,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治理机制,实现政务公开,依法保障农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这些措施的实践,为财政支农资金的顺利到位和合理使用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

全会及《决定》提出,要“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其着眼点就是为农村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决定》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强调要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金融机构对农业金融的积极性,财政对农业金融的税收减免和费用补偿,使金融机构对农贷款收益得到保证。同时,财政对农民的直接支持和对金融机构的间接支持将改善农村外部环境,农民拿到贷款将更多地直接从事经营活动,从而增强农民的还款能力,在一定程度降低金融机构对农贷款的风险,进而刺激金融机构更加积极的开展对农贷款业务,从而形成一个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良性循环。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千方百计破解农村资金问题有利于发展农民、发展农村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变革农村社会利益格局。

三、始终不渝促进农民增收

十七届三中全会敏锐地指出:当前“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我国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收入实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农民增收的步伐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农业收入依然受到自然灾害、农资价格、市场风险等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经济效益相对低下,农户增收空间较小;农村经济缺少产业支撑,农民的收入来源存在着不确定性。为此,全会和《决定》也做了积极的部署。

(一)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农民增收的首要渠道就是要从农业内部挖掘潜力,要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从土地要收入;要积极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并积极扩大农业对外开放,从国际国内市场要收入。要充分发挥农业资源比较优势,促进优势农产品向优势区域集中,从而形成规模经济效益。

(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过去10年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财产从1997年的23.61元增至2006年的100.5元,但同期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则为244.01元,差距较大。因而,全会着力于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决定》鼓励的加快土地流转等一系列体制改革就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手段,允许农民以转包、租赁、土地使用权入股等土地流转方式来获得财产性收入,这也是完善土地承包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收益权的重要内容。

(三)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

一方面,要引导城市企业和居民对农业和农村的帮扶力度,创新体制机制去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和谐,从而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另一方面,也要鼓励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使农民能够享受到农产品加工、销售等二三产业附加值,通过自力更生来增加自身的收入。

(四)培育新型农民,增强农民就业的竞争力,增加非农收入。

全会和《决定》中强调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通过教育提升能力,通过医疗卫生提升身体素质,通过社会保障解决后顾之忧,从而拓展农民非农就业意愿和能力。与此同时,要认真落实国家促进就业的各项政策措施,积极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鼓励政策,并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自谋职业与自主创业;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规范企业劳动用工行为,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而最大限度拓宽农民非农就业的渠道和途径,从而实现农民非农收入的增加。

把握全会及《决定》的精神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解放和发展农民、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农民增收、富裕农民,这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没有农民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全面小康。

坚信,十七届三中全会必将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并将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坚信,有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鼎力支持,有广大农民群众的辛勤劳动,我们的农村改革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摘要：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农村改革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期。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论断,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现阶段我国农村发展瓶颈,着力解决农村土地、资金和农民增收问题,吹响了我国农村改革再深化的号角。

七届二中全会 篇5

七年制实验区初二一班第三小组

组长：杨雁馨 课题组长：韩佳育 记录员：郭佳钰 安全员：高吕方昭

导师：董晶

目录

一．摘要 二．关键词 三．绪论

1.选题缘由 2.文献综述

四．正文

1.“两个务必”内涵 2.“两个务必”历史背景 3.“两个务必”针对问题 4.“两个务必”现实意义

五．结论

（1）活动总结（2）主要结论

六．参考资料

一．摘要

二．关键词

两个务必 内涵 历史背景 现实意义 针对问题

三．绪论

1.选题缘由

2.文献综述

四．正文

1.“两个务必”内涵

2.“两个务必”历史背景

三大战役的胜利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指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的战役。

辽沈战役是第一场战役。辽沈战役主要是解放东北地区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从9月12日发起，东北野战军先后分路奔袭北宁路。最后成功的解放了东北的部分地区。

淮海战役是第二场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主要解放了华东和中原的广大地区。

平津战役是最后一场战役。主要是在北京、天津进行的平津战役在1948年11月29日发起。天津被解放不久，北平没有进行战争就直接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从此胜利结束。

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主力部队被歼灭，从而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获得胜利的巩固基础。3.“两个务必”针对问题（1）预见

延安窑洞对---跳出周期率

1945年7月1日，毛泽东为加强国共合作，邀请了黄炎培

1、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一共六位国民政府参政员赴延安访问。期间，毛主席邀请了黄炎培到自己住的窑洞里做客，两位伟人整整谈了一下午。

期间，已经年过六旬的黄炎培直言问毛泽东：“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縨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2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黄炎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他以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为改革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传统教育，建设中国的职业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历史周期律”是指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在中国，极端的贫富悬殊是历史周期律的推手。毛泽东听后，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后对毛泽东表示拜服，并在延安归来这本书里也提到了对毛泽东的敬佩。

通过毛泽东的这番话，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了共产党也有可能会跳进“周期律”，并且已经找到了适当的解决办法---民主，他也说要让人民监督政府，以保持政府不会松懈，不会人亡政息。而毛泽东这是的想法也为两个务必的提出做了铺垫。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的著名作品之一。1944年发表，全文接近16000字，后来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也亦有转载。这篇文章主要描写了三个悲剧人物 明朝亡国之君明思宗朱由检（崇祯）、起义军首领李自成、其中的李自成的遭遇的确是可以警醒我们的。文章中明确的指出，起义军首领李自成攻下北京后，“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最后在通山县九宫山遭地主武装杀害。目的在以借由李自成的失败，要求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记取历史教训，不能重蹈李自成覆辙。

这篇文章里很清楚的讲述了李自成从当上农民起义军首领开始，一直到他攻下北京逼得崇祯帝自杀，当上了皇帝。这时的李自成和他的手下们都很骄傲得意，只顾忙着筹办登基大典，开科选举，招募文官武官等闲杂事务，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清帝国的野心，还有关外的清兵已经近在了肘腋，只派了几千士兵驻守关外。最终，清兵入关，把李自成赶下了台，占领了李自成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李自成最后也在逃亡过程中被杀，时年只有36岁。李自成的故事是个悲剧，告诉我们千万不能骄傲自负。

而毛主席在看到郭沫若先生的这篇文章之后十分欣赏，把这篇文章作为整风文件来警醒党内。可以说毛泽东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很重视党内不能骄傲自大了。（2）具体问题 骄躁显露

从共产党的历史可以看出，骄躁的思想作风的产生及它的危害，从党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始了。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时，党内部分人员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贪图享乐且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已经显露出来了，这一切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在西柏坡时期，在党内、军内因为胜利即将来临，还有马上就要执政了，以及队伍的急剧的扩大等，导致了一些错误的思想以及情绪逐渐地暴露了出来。比如说，当时官僚主义已经开始了滋长。官僚主义在历史上就对共产党党造成了很大危害，其主要特点是脱离了群众，不关心群众的利益以及疾苦，饱食终日，只想当官做老爷，过好日子。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也再次萌生了。党内有很多人缺乏纪律性和严肃性，自由主义很严重，贪图安逸。骄傲自满情绪的日益严重，使有些同志以为革命成功了，不想再受苦受累，准备享清福，不再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而错误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由于工业化的历史很短短，工业化程度很低，所以无产阶级人数少，力量弱。有句话把这个问题解释得很明白：“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所以当时无产阶级必须和农民、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结成革命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无法避免地影响到党内来。中国历来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当时的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这种农业自然经济形态，积累了许多像小富即安、得过且过、封闭保守、贪图安逸等不好的小农意识。共产党内有许多的党员出身于农民，而党又长期战斗并且一直生活在农村，小农意识肯定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并影响到共产党党内。反腐反贪

刘少奇当时就十分清醒地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

在当时解放了的地方，的确出现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错误的行为倾向。比如说出现了凭借自己的地位和职权勒索而强征、吞没或盗卖公物，以及贪污受贿等一些腐败现象。经毛主席亲自处理的重大的贪污腐败案就有四件（解放前）：分别是谢步生案、左祥云案、黄克功案、肖玉壁案。他们都被直接枪毙，虽然有很多人都提出念他们旧功并且将功补过，留他们性命，但是毛泽东对治理贪污腐败很重视，于是十分愤怒而又惋惜地同意了对他们处以死刑。4.“两个务必”现实意义

自“两个务必”提出后，历来的国家领导人每次前往西柏坡都会重申“两个务必”及其重要性、中心思想，倡导党内遵守“两个务必”，并以“两个务必”作为对党员的要求。

五．结论

1.活动总结

为加强七年制同学团队凝聚力，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丰富大家的课余文化生活，并使学生之间更加团结、和谐，在7月7日下午，老师带着我们七年制全体学生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此次活动的目的是学习西柏坡精神，弘扬两个务必，也使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彼此。在西柏坡纪念馆里，在这里关于西柏坡革命的事迹应有尽有，让我们从不同方面了解了西柏坡，而共产党在我们心中的形象也更加高大了。我们的眼界大开，知识也更加丰富了，对我们西柏坡也了解得更多了。在参观的期间，组员相处十分融洽，交谈得十分开心，对彼此的了解也更多。总之，这次的参观西柏坡纪念馆活动，使得校领导的活动目的实现了，所以这是成功的。我们学生之间的关系也有了质的飞跃。我们相信以后我们的合作也会更加顺利的，很感谢校领导组织的这次参观西柏坡纪念馆活动。2.主要结论

“两个务必”形成于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它内涵丰富，意义深远，是党的建设中的重要的理论成果。三大战役的成功，以及革命的成功，让党内变得有些骄傲、自大、浮躁。如果这时毛泽东主席没有及时地提出“两个务必”，及时的警示众人，共产党重蹈国民党和李自成的覆辙也是很有可能的。而“两个务必”对共产党的发展的影响也很大，党内多年以来一直很重视“两个务必”。“两个务必”提出后这六十多年以来，多位国家领导人像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等都前往西柏坡，参观并且进行演讲，大力提倡并发扬了“两个务必”。

六．参考资料

“两个务必”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西柏坡建设网

七届二中全会 篇6

关键词: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党内民主建设;新探索

收稿日期:2009-12-01

作者简介:秦慧杰(1961-),女,黑龙江北安人,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黑龙江省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干部制度改革。

一、现阶段提速党内民主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执政党内部民主化程度不断加强,被学术媒体总结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突出成就。尤其是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民主”一词出现60余次,报告特别明确提出,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路径。2009年“七一”前夕,胡锦涛突出强调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更是因世情、国情和党情之变,全面提速党内民主建设。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世情上,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但国际战略竞争和矛盾也在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近年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等基本趋势在深入发展,其特征是:世界经济受到重大冲击,如何发展的问题更加突出;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转化,世界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主要大国对外战略出现重大调整,相互合作与竞争更加明显;国际思想文化领域出现重大动向,软实力之争更加激烈。国际金融危机使现行国际政治秩序、经济治理结构、文化价值观念、金融体系乃至于人类发展模式受到严重冲击,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愿望增强。在这个大背景下,世界各国已经开始着手为“后金融危机时代”谋篇布局,积极争夺“四大战略制高权”:“以金融体系为突破口的国际秩序变革制高权,以无核世界为标志的国际安全战略变革制高权,以气候变化和绿色经济为标志的经济发展制高权和以发展模式多样化为趋势的全球发展模式制高权”。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发展也带来深刻影响,在这个特殊阶段,我国发展外部有利条件进一步增多,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增多;我国整体战略环境进一步改善,但西方国家仍未放弃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我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能力进一步增强,但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我国对周边事务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但周边地区政治安全形势更加复杂;我国软实力影响进一步上升,但面临国际舆论环境更加复杂。这个特殊阶段机遇稍纵即逝,挑战更为多元,两者的转化也更为迅捷。可以说,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对我国发展和党的执政环境产生重大影响,要求我们不断提高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使党的建设更加符合世界发展趋势,更加顺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我们需要化危为机,危中求机,经济转型、企业升级创新等还需要全面推进,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在检验党的执政能力,无疑,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中国深入改革的迫切需要。

国情上,中国当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少,特别是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所以执政党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作决策、定政策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和承受能力,妥善协调和处理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关系,切实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因此要不断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发展观干事创业的水平,注意增强新形势下依法办事能力和应急管理、舆论引导、新兴媒体运用、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等方面能力。作为执政党要对目前的状况进行分析总结,提出相应的对策,把中国的改革事业才能推向新的境界。因此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是完成党的目标宗旨的需要。

党情上,其一,从党的组织状况来看,党员数量上,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来,与其它执政党相比较,是一个党员数量众多而又发展最大的党,从1949年执政时的440多万党员,发展为今日拥有近7600万党员、370多万个基层组织的大党。面对这样庞大的党员队伍,如何管理、建设好这样一只队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十七大提出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论断,这在中共历次党代会报告中是首次出现。标志着党内运转机制从高度集中向民主化转变的开端,从其中可见,党内民主建设的迫切性不可小视。其二,从党的思想状况来看,诚如《决定》的第一部分,提出的“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包括“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这样思想上的问题,也包括“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样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可见,《决定》中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所作出的部署,正是基于党自身建设发展的要求。其三,更深刻的变化是:中共已从一个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的党,变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一个受外部封锁和计划经济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变为一个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计划经济下,政党变质表现为特权;市场经济下,政党变质表现为腐败。中共今天要破解拒腐防变的难题,也必须建立民主的党内运作机制。

总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今日之执政已不同于昨日之革命,今日之改革开放已不同于昨日之闭关锁国,今日之市场经济已不同于昨日之计划经济,今日之外部考验也不同于昨日之外部考验,新形势必然有新考验,新考验比过去的“拉出去,打进来”,比过去的“金钱”、“美女”更厉害。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清这“四个考验”的长期性、复杂性、严峻性,并经受住考验。因此,“改革过去以高度集中为基本特点的党建机制,逐步转向以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制度化为基本特征的制度治党的党建机制,已经势在必行。”

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凡是党朝气蓬勃、坚强有力之时,中国的事情就办得好,民富国强,蒸蒸日上;凡是党出问题、走弯路之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民穷国弱,危机四伏。“关键在党”,是事实,也是道理。民族复兴关键在党,祖国强盛关键在党,人民幸福关键在党,对此人们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了。发展党内民主,事关党的生存和发展,事关党和国家政治全局,也事关中国前途命运。

二、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党内民主建设的新探索

一是重申“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论断。党的十六大曾对“党的生命”做出定义,那就是“党内民主”。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再度强调这一纲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必须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根本,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广泛凝聚全党意愿和主张,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将党内民主上升至“党的生命”的高度,无疑是执政党面对当今各种问题挑战,进一步深刻认识到民主的价值以及党员与群众的诉求后,作出的重大创新性表述。在注重创新的同时,党的纲领同样有对既往方针的继承。“必须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可以视为“民主之后要集中”的更清晰、更具有前提性的表述。

二是践行“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方针。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能力,培养造就大批优秀年轻干部,健全干部管理机制。”严把用人关,严格监督干部入口与提拔,严防一言堂式升迁,不仅对避免个人与领导腐败有着极为现实的意义,对于杜绝小圈子腐败、卖官腐败、局部权权相护、利益攻守同盟同样十分关键。

中共十七大后,中共党内民主建设的进展引人注目,初步确立了党内民主的制度框架,党内选举的民主性、公共性明显加强,党的代表大会作用不断增强,党务公开和党内监督也有实质进展。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为全面推行这项制度提供更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深化党内选举改革,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方式,等等。南京市在363个城市社区党委换届中采取了“公推直选”办法,这也是中共执政60年来首次在城市大范围进行党内直选试验,投票率超过90%。“公推直选”,就是让更多群众和全体党员参与公开选拔程序,“海推”产生提名人选,民主推荐出候选人初步人选,直选产生最终班子成员。这是一种平等民主的竞争择优机制,凭这种竞争机制选人,可达到“选拔一人,发现一批,激活一片”之效,赢得的是全体党员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影响的是整个社会的民主方向。

三是提出“扩大选人用人民主”的“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主体清晰、程序科学、责任明确的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正确分析和运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结果,增强科学性和真实性。鼓励多种渠道推荐干部,广开举贤荐能之路,拓宽党政干部选拔来源。健全干部考察制度,完善考察标准,落实领导干部任用延伸考察办法,增强考察准确性。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突出岗位特点,注重能力实绩。完善差额选拔干部办法,推行差额推荐、考察、酝酿。扩大干部工作信息公开,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和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制度。坚持党管人才,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增强人才资源配置机制活力,完善人才培养、吸引、使用、评价、激励办法,以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统筹抓好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问题。

四是提出扩大民主监督,加强反腐倡廉力度。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党的事业愈发展,党的建设愈深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就愈要抓得紧而又紧”。 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以加强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监督为重点,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都要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严格执行和不断完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函询、质询、罢免或撤换等制度,地方党委常委会要把廉政勤政、选人用人等方面工作作为向全委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推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廉政承诺制、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健全巡视工作领导机制,选好配强巡视干部,完善巡视程序和方式,提高巡视成效。完善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健全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监督的制度。完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加强对财政资金和重大投资项目审计。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

五是提出“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以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及时公布党内信息,畅通党内信息上下互通渠道。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办好党报党刊和党建网站。拓宽党员意见表达渠道,建立健全党内事务听证咨询、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等制度。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环境。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方面的作用。加强民主集中制教育,提高党员民主素质,引导党员正确行使权利、认真履行义务。

六是提出“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改善党代表大会代表结构,提高基层一线代表比例,增强代表广泛性。扩大党代表大会代表对提名推荐候选人的参与,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

建立各级党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落实和完善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建立健全代表参与重大决策、参加重要干部推荐和民主评议、列席党委有关会议、联系党员群众等制度和办法,做好代表联络工作,保障代表充分行使各项权利,充分反映党员意见和建议。继续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完善党内选举办法,改进和规范选举程序和投票方式,改进候选人介绍办法。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选举人依照规定自主行使选举权。严格控制选任制领导干部任期内职务变动,维护选举结果严肃性。

七是提出“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党的各级委员会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决定重大事项。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完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推行和完善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健全和规范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制度。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加强党委决策咨询工作,做好重大问题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广泛听取党员、群众、基层干部意见和建议,发挥咨询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社会听证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落实重大决策报告制度,健全决策失误纠错改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提高运用民主方法形成共识、开展工作本领,注意听取不同意见,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

七届二中全会 篇7

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专业服务机构, 捷盟咨询组织员工及时认真地学习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感受颇深。我们围绕“文化兴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通过学习, 有三点体会:

一是文化强国成为国家战略

我们国家的GD P成为全球第二, 但我们还远不是经济强国, 离文化强国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正如温家宝总理讲过的“国家的影响力, 取决于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 但归根结底取决于文化实力。文化的影响力更深刻、更具渗透性”。文化是提升生产力的关键。捷盟咨询在为企业提供企业文化服务的过程中, 在与国有、民营、外资等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负责人思想交流的过程中, 已深刻感受到“企业文化是企业竞争力的源泉”, 许多企业遇到生产力提升的瓶颈归根到底就是文化问题。所以我们最能理解文化作为国家战略是多么正确的选择。尤其在我们当下, 如果文化不提升、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不强大, 我们经济上的“调结构、转方式”就没有方向与动力, 就无法成为经济强国。

纵观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任何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背后都有深厚的文化支撑, 技术的进步与制度的先进性, 都是文化土壤上长出的智慧之果。如我们祖先创造了先进的农耕文化, 让中国在近代以前一直领先于世界经济;经历文艺复兴而崛起的西方国家, 抓住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 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强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 肇始于思想和文化的解放, 带动了制度的变革, 促进了科技的进步, 让中国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 使我们在众多领域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 从而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文化能兴国。时代在变, 文化要发展, 文化要繁荣, 这是中国成为文化强国的无愧于历史的战略性选择。

二是文化安全问题

国防安全、经济安全、生产安全等等, 人们耳熟能详, 但文化安全的提法, 在这么高级别的文件中提出, 可能是第一次。为什么文化会有风险?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 它是思想的引领、是人们行为、态度的“发源地”。文化安全, 简单理解就是确保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继续传承, 确保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民的主流价值观, 就是要意识到防止不良外部文化的侵袭。

文化自强, 文化才能安全。《决议》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即是文化自强的要求。文化安全是放在世界坐标的时空上来讲的:西方某些国家利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的高效传播性和难以干扰性, 对别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有意渗透, 他们惯使双重标准, 歪曲、扩大分歧与矛盾, 挑起冲突, 严重威胁别国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定。中华文化是经过几千年沉淀的, 民族文化的独立性、特色不能丢、不能被西化, 这是一种文化的安全。就像一个人, 机体健康不易受风寒、内心强大不易被压垮, 拥有智慧不易受诱惑, 因此而安全。国家、社会、民族的文化安全, 最主要的靠自强, 要有自己不可动摇的文化根基, 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要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遗憾的是当今社会, 有知识有技术的人多了, 有文化的人少了;会挣钱的人多了, 能坚守道德底线、能坚持做人原则的人少了。因此, 中国公民人文精神的培养迫在眼前。文化需要传播与力行。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用更简练的、易理解、易记忆且好传播的方式进一步凝练, 让每一个公民接受。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调整政策, 改革体制与发展方式, 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与敢讲真话、诚实守约的社会氛围, 让每个公民真实受到这种价值观的益处, 那么, 就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自觉践行和热爱。胡锦涛指出, “民生连着民心, 民心凝聚民力”、“要切实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文化被民众接经济力量, 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和道德的力量。一个民族如果忘记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 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因此, 要解决好继承与创新、融合与发展的关系。要在继承中创新, 创新中发展。要向传统中学习诚信精神, 切实解决目前的社会诚信问题, 要自觉建设诚信文化, 塑造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契约精神。

以上是我学习后的三点认识。作为长期从事企业文化建设咨询服务人员, 我觉得责任更重了, 工作意义更大了。捷盟咨询有个观点: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影响修正社会文化。在社会公民中, 企业人数占据绝大比例, 如果企业建设了先进的文化, 企业人自然会把这先进的文化传递给社会。今天党和国家更重视文化建设, 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事业空间。企业文化的生长, 离不开社会文化的阳光与空气。全社会重视文化建设, 文化自觉的效果对于企业来讲是大好事, 企业建设优秀文化不再是“金鸡独立式”, 先进价值观的导入将从各级党政组织、个体开始示范, 上行而下效;将从制度、政策层面积极调整、配合, 建立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企业因此获得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营养。

感受精神, 鼓励斗志, 愿为文化兴国尽绵薄力量。

受了, 文化自然就安全了。文化安全了, 国家就安定了, 生产力就会进一步发展, 国家竞争力就会更为强大, 文明的目标就不远了。

三是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只有继承才能更好地发展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 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过去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各时期有不同态度, 今天的认识, 意义非凡。我们认为这也是理性的选择。我们曾经积累过灿烂的农耕文明, 也积累过许多光辉的人性价值, 但这些有待我们去重新认识、主动继承与发展。有一句话说得好,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因此, 我们需要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文化, 坚持具备中华民族本土文化价值观, 把文化作为确定民族身份、找寻自我价值的手段和力量之源。“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华文化的活力之源在于承袭古代文化而不拘泥, 学习传统文化而不照搬。

我们到底要向中国传统文化学什么?学儒、学释、学法、学道……正所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这就是要有一种宽容、包容的心态, 要有一种“以我为主, 博采众长, 融合提炼, 自成一家”的大国文化风范。温家宝总理说过, “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 不仅需要强大的

七届二中全会 篇8

一直以来, 反腐倡廉都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话题, 因为腐败不仅严重影响我党的光辉形象, 更会严重制约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而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 客观上形成了腐败高发的态势。也因此此次全会提出:坚决反对腐败, 是党必须需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 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 更有效地预防腐败, 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一、健全国企党建工作机制

伴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 近年来, 国有企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企业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管理跨度不断加大, 企业人员流动也呈现出明显加快的趋势。新情况、新形势, 给国企党建工作带来了新问题和新挑战。

以“结合中心抓党建, 抓好党建促发展”为指导思想, 构建统一、规范的工作体系, 完善责、权、利相协调的工作机制, 将生产经营工作与党建工作有机结合、融为一体, 做到同规划、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健全思想政治工作保证机制。要把生产、管理中的难点、重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和抓手, 建立活动方式根据变化创新、工作领域沿着工地拓展、思想教育结合实际展开、服务保证作用紧贴中心发挥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 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生产经营全过程, 将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引领到增强企业凝聚力, 推动企业发展的实践中去。

健全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机制。参与国企重大问题决策, 是党章赋予党组织的重要职责, 是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有效途径, 也是国企党组织提高管理水平、增强发展能力、防止决策失误的有效形式。要进一步健全“大事集体决策, 党政共同负责”的领导体制, 进一步完善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机制, 规范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 确保国企重大问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降低决策风险和失误, 提升企业管理能力、发展能力。

二、创新国企党建工作内容和载体

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 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等不断调整, 以及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冲击, 党员队伍中宗旨意识淡化、党性观念不强、先进性弱化等问题逐渐凸现。如果不加重视, 必将动摇和影响国企党组织政治核心地位, 影响国企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影响力, 影响国企改革和发展。这就需要国企党组织适应企业内外部环境新变化, 更新思想观念, 丰富工作内容, 改进方式方法, 与时俱进, 根据时代特点, 结合企业实际, 创新党建工作载体, 加大对领导干部教育管理力度。

要不断创新工作载体, 提升党建工作水平。没有活动, 党的组织就没有生命力, 活动形式缺乏吸引力, 活动就难以开展和富有成效。因此, 在传统活动形式和载体的基础上, 要不断创新党建形式和载体, 凝聚党员、激励党员, 组织广大党员积极投身到企业改革发展实践中去。创新工作载体, 提升党建工作水平, 突出抓手就是要构建“六大载体”, 即“业余党校”载体、“创岗建区”载体、“技术党课”载体、“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载体、“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党组织”载体、“现代网络教育”载体。一方面, 要充分利用、挖掘和发挥原有载体的功能和作用, 提高载体效能。要以“业余党校”为载体, 着力提高党员和职工群众的思想政治素质, 以“创岗建区”为载体, 积极为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创造条件、提供舞台, 以“技术党课”为载体, 不断提高党员技术业务素质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本领。

七届二中全会 篇9

会议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李毅中部长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会议上的讲话》、《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的通知》等。与会人员围绕通信管理工作大局, 交流了学习体会, 一致认为十七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王钢要求全局干部深入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深刻领会精神实质, 结合全省通信管理工作实际, 重点从以下七个方面抓好贯彻落实。

一是要将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局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抓紧抓好。要制订详细的学习计划, 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准确把握五中全会精神, 将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十二五”规划中关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等论述, 把握发展机遇, 明确通信业的发展方向和今后通信管理工作的任务。

二是要认真总结行业“十一五”发展的经验, 科学谋划“十二五”。在总结经验基础上, 深入分析行业面临的形势, 围绕中心工作, 突出科学发展的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 进一步提高指导行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科学编制《四川省通信业“十二五”规划》。突出四个特点:要具有超前意识;要体现“两型社会”的要求;要准确定位, 将我省建设成为西部通信枢纽和西部信息高地;要做好与部省有关规划的衔接工作。

三是要继续大力推进共建共享工作, 在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 加大地铁、高铁、公路、大型场馆等重点场所的共建共享力度, 做好考核工作, 完成共建共享考核办法修订工作, 并建设全省共建共享资源管理系统, 力争使全省共建共享“数量上有提高、范围上有拓展、模式上有创新”, 把共建共享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 形成长效机制, 建立起完备的共建共享体系。

四是要加快3G发展, 大力推进三网融合。以无线城市建设为契机, 加快3G发展, 大力推进成都—台湾两岸产业合作无线城市试点工作;进一步细化三网融合试点实施方案, 积极探索三网融合条件下的建设、服务、监管模式, 建立高效的网络安全和文化安全管理体系;建立资源共享、竞合有序的市场运行机制、服务和技术创新体系;加强与广电等部门的合作, 促进网络和业务资源的优化配置, 力争把绵阳建成全国三网融合示范基地。

五是要确保完成省委省政府民生工程农村通信相关任务, 加快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在年底前实现全省村村通电话, 乡乡能上网, 向省委省政府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也为全国“村通工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六是要继续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工作。认真开展全省应急指挥调度平台的建设工作, 继续做好藏区维稳等通信保障工作, 进一步提高全省应急通信保障能力, 应对汶川地震灾区地质灾害的应急通信保障工作要形成常态。

七届二中全会 篇10

王正喜局长强调,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即将完成“十一五”规划, 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是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遵循的行动纲领。全系统必须把学习贯彻落实这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来抓, 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 牢牢把握全国“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主线和我省转型跨越发展的战略部署,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上来, 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再上新台阶。

王正喜局长就全系统学习贯彻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提出三点意见:

一是深刻学习领会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对这样一次重要会议的学习, 作为自身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来对待。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按照袁纯清书记“领导干部要有世界眼光”的要求, 通过反反复复、认认真真学习, 深刻领会全会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 准确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发展形势, 把握科学发展的主题, 把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 把握我国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机关党委要结合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动, 将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近期各级党组织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 认真组织好全体党员学习。

二是将贯彻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与服务全省转型跨越发展结合起来。省委7月29日召开的全省领导干部大会提出, 我省“十二五”时期要以转型发展为主线, 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发展。质监部门服务全省转型发展, 就是要按照十七届五中全会的部署要求, 以促进全省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为努力方向, 进一步找准和明确质监工作服务全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结合点和着力点, 充分发挥质量、名牌和标准、计量、认证认可等技术基础工作的战略性、支撑性作用, 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发展。

七届二中全会 篇11

第一，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努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第二，大力繁荣广播影视节目，重点抓好迎接十八大影视剧的创作生产。

第三，大力强化广播影视公共服务，重点在有线电视网络未通达的农村地区大力实施直播卫星公共服务工程，使广大农民免费收听收看到40多套音质图像清晰的广播电视节目，2015年全面完成2亿户农村家庭入户任务。到2015年底前建立健全统一联动、反应快捷、覆盖广泛、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信息采集播出、传输覆盖和接收系统，实现应急广播全国覆盖和稳定运行。

第四，以推进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组建工作为重点，深化产业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到2012年底实现一省一网，同时组建国家级广播电视网络公司，逐步实现全国有线电视网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统一管理。

第五，加快科技创新，加快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覆盖网络建设和用户发展，积极推进3D电视频道开播。

第六，加快网络视听新媒体建设，培育一批创作生产的骨干企业，不断推出体现一流水准、代表中国形象的网络视听节目产品，努力打造国内外知名的视听新媒体内容品牌，让网络视听新媒体成为壮大主流舆论、播放精品力作的重要阵地。

第七，加快走出去步伐,提升广播影视国际传播能力。以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国际采编播网络。

第八，全面加强广播影视管理工作，重点加强宣传管理、播出机构管理、广告管理，继续深入开展抵制低俗之风行动。

（李蕾文，摘自《光明日报》2011年12月1日）

七届二中全会 篇1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具有深远意义。

笔者理解, 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 面对国内各种思想理念多元化, 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 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 如何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中国文化,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在当前关键时期, 摆在所有中国人民面前的严峻课题。

可喜的是, 《决定》从8个方面分析了当前文化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包括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 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 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等, 提出了“文化强国”的战略, 明确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要方针和重要举措, 再一次表明了中华民族高度的文化自觉和饱满的文化自信。

正如《决定》指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 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 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 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 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这一重要论述, 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建设中的灵魂作用。

其实, 文化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 是指一个国家、民族或组织的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从精神成果的特有属性和内在规律来看, 任何文化都包括虚体部分和实体部分, 虚体部分就是文化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等, 实体部分则是承载文化精神价值、价值观念的物质基础和传播形态及载体。前者是文化之“魂”, 是文化思想性的根本体现, 是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力量源泉, 是一个民族、国家或者具体组织的精神家园, 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后者是文化之“体”, 是文化实现教育功能、以文化人的重要途径, 是文化生产力的重要依托, 决定着文化精神价值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魂”与“体”相互依存、相辅相成, 统一于精神生产和文化建设的实践中。

“灵魂附体”才是关键。只有安“魂”立“体”、健“体”强“魂”, 才不会让文化建设“空洞无物, 失去思想性和生命力”。离开了“魂”, “体”就失去了精神价值的支撑, 就会空洞无物, 甚至偏离正确的方向;离开了“体”, “魂”就无所依附, 难以传播, 文化的精神价值就难以实现, 就难以发挥教育引领的作用。

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从微观组织层面, 就是要立足中国大量组织历经30余年改革开放、规范管理的基础上做好文化管理工作, 将中国大量组织的管理由规范化制度管理阶段提升到文化管理阶段。

谈到“魂”和“体”, 我突然想到两段有关组织文化管理的论述, 一是IBM前董事长小托马斯·沃森先生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我坚信, 任何一个组织为了谋求生存和获取成功, 都必须拥有一套健全可靠的理念信念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自己的各种策略和各项行动方案。我认为, 在获取成功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 始终恪守这些信念。”与此类似, 还有WANO (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 谈到安全文化的一段话:“组织中各级别的人员都将核工厂的安全作为首要优先的。他们的决策和行动都以这个优先权为基础, 并跟踪确认核安全相关事项是否受到了应有的关注。个人的工作环境、态度和行为, 组织的政策和程序都鼓励这样的安全文化”。这些论述都在反复强调组织文化管理当中的“灵魂附体”的关键性。

其中, 健全可靠的理念信念体系或者安全文化就是魂。相对而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 抓不住这个“魂”,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会偏离正确方向。但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不管是在国家文化建设层面, 还是在具体的组织文化管理层面, 对于我们到底要倡导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两点:

1、需要清晰化, 而不是模棱两可。比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底包括什么内容, 需要准确的说清楚。对于具体的组织或者企业而言, 更需要用高度凝练的表述, 清晰、简单、核心突出地阐明我们所倡导的价值观和理念。

2、需要遵循民意, 比如, 民众强调民主、强调以人为本, 社会和组织就应该倡导这样的文化。总而言之, 当组织面对管理的各个方面时, 都会有价值观的判别问题。但我们一定要牢记, 价值观体系一定要系统、简明扼要、符合民意、实用实效。否则, 很难在“体”中得以体现。

我们可能注意到, 即使是我们政府资助的、在其它国家不断放映的国家形象片, 效果也不是很好, 其中主要原因是没有蕴含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遍适应性的价值观。相反, 很多人喜欢一些美国电影, 原因何在?因为里面经常传达出很明确的价值观, 善战胜恶, 美德终究会有报偿等, 某种意义上更具有普遍适应性的价值观, 这才是文化软实力的生命所在。

一旦拥有了自己公司的“规则”或价值观, 那才是刚刚完成了1%的工作, 另外99%的工作就是:努力让这些价值观在员工身上得到生动的体现。这是一个“重复”和一贯坚持价值观和文化的过程, 也是最为艰难的过程。这就必须涉及“灵魂附体”中的“体”的问题。

谈到“体”, 《人民日报》相关文章指出:当代中国文化之“体”有多种形态, 包括国民教育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体系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如小说、电影、戏曲、动漫等) 。个人认为, 上述这些“体”重要, 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 最为重要的, 在于执政党、各级官员带头怎么去做, 在于我们的体制和机制向哪个方向引导, 在于各级政府到底营造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氛围, 这是“体”的核心。《决定》要求“在全党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 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 ”做到这一点, 非常关键。

从大量民众关注新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的行为 (从他上任时被人拍到拖家带口坐经济舱, 并身背双肩包, 排队用优惠券买咖啡, 到全家人挤旅行车去大使馆等“平民秀”行为) 等来看, 各级官员、政府的行为很关键, 因为民众不但关心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官员说了什么, 他们更加关注、更加看重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官员在做些什么!其实骆家辉宣扬的不是美国价值观, 是我们丢失的曾经的美德。发展文化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作保障, 但是如果“体”仅仅是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文化产业, 而不涉及深层次的体制、机制, 离开各级政府、官员的带头作用,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依旧会纸上谈兵、空中楼阁, 很难取得实效。

对应到组织管理层面, 要确保“魂”发挥重要作用, 真正做到以德治企, 用文化管理企业, 组织行为的方方面面落实“魂”的精神非常之关键, 而不仅仅在于我们要求普通员工怎么去做。这些组织行为包括:我们的组织架构、我们的机制、制度和流程、我们各级领导者的言行、我们考核及激励的重点文化能否发挥作用、文化管理是否成功, 不是看我们的文化活动搞得多么热闹、多么具有吸引力, 而要看我们的文化是否有助于组织更好地创造价值, 员工更加热爱公司、热爱上班。

文化就像磁场, 它影响到组织中的一切, 把组织中的一切都排列起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摆脱文化场的影响。如果我们通过组织行为改变了文化场, 也就改变了其中的所有人、所有的事物。

总之,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必须从微观组织层面有效落实文化管理, 必须正确处理文化“魂”与“体”的辩证关系, 在推进文化改革发展、文化管理的过程中, 明确清晰化组织的“魂”, 始终牢牢抓住文化的“魂”, 创新和用好各种文化的“体”, 尤其是组织行为层面的“体”, 使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做到强“魂”健“体”, “灵魂附体”。如此, 文化强国的战略就能实现, 文化管理促进组织管理提升的理想就会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