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研发投资

2024-11-05

合作研发投资（精选12篇）

合作研发投资篇1

1 引言

R&D溢出既可以是技术创新活动中一种自然和不可避免的显现,又可以认为是从事创新活动企业主动选择的结果[1]。当企业之间主动选择R&D溢出而进行合作创新时,可以根据彼此间R&D能力的互补程度而选择合作创新动机,一种动机是分享彼此间的技术外溢;另一种动机是成本共享动机。

Sakakibara M(1997)通过实证表明,当合作企业拥有互补性的资源和能力时,趋向于技术共享动机;而当企业拥有可互相替代的资源和能力时,则趋向于成本共享动机[2]。究竟趋向哪种动机,将取决于企业间R&D溢出的大小。罗炜(2001)认为这种溢出大小决定于企业之间R&D能力的差异程度β的高低,并分析了β=0和β=1两种特例下企业合作创新动机与模式[3]。柯忠义假定β在区间[0,1]变动时,讨论了企业如何选择技术共享或成本共享的合作创新模式[4]。

以上这些文献考虑的都是研发成果溢出,而忽视了另一种重要形式的溢出,即研发投资溢出。研发投资溢出在现实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如企业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实验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都存在溢出效应。方海燕假定企业间存在研发投资溢出时,讨论了企业R&D策略对其市场绩效的影响[5]。李忠讨论了分别存在研发成果溢出和投资溢出时的情形,比较了这两种溢出下企业合作创新模式和各种均衡解[6],但并没有考虑同时存在这两种溢出时企业的均衡结果及合作模式。

区别于已有的文献,本文假定两个企业之间的R&D活动既存在投资溢出,同时又存在成果溢出。此时,企业可以根据彼此间的R&D投资外溢程度θ和R&D成果外溢程度β的大小,来选择技术共享动机或成本共享动机。在此背景之下,本文讨论了θ(0≤θ≤1)和β(0≤β≤1)的变动如何影响企业的合作创新动机与模式。进一步,通过案例分析,说明企业如何选取合作创新模式。

2 模型

现假定市场中有两个进行寡头竞争的同质企业,其反需求函数为:

p=a-qi-qj (i, j=1,2; i≠j;下同)

其中a为总需求规模,p为产品价格,qi为企业i(i=1,2)的产量。假定最初这两个企业具有相同的单位成本c,显然应该满足。为简单起见,设固定成本为0。假定企业i从事过程创新来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既可以通过自身技术创新而获得创新成果xi,又可以通过合作创新从伙伴企业j获得创新成果βxj,这里β(0≤β≤1)表示企业间的研发成果的外溢效应。于是,企业i通过合作创新,其单位生产成本变为ci=c-xi-βxj。

用yi(i=1,2)表示企业i的账面研发投入,由于这两个企业之间存在研发投资外溢,于是企业i的实际研发投资为yi+θyj。其中,θ(0≤θ≤1)表示企业j的投资中可以与企业i共享的比例,即为企业间研发投资的外溢效应。假定研发投入是收益递减的,不失一般性,设企业i的创新成果xi与其实际研发投资的关系为yi+θyj=γx $_{i}^{2}$ /2。根据企业i与j具有对称性,可以得到这两个企业的创新成果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式为

$x_{i} = \sqrt{2 (y_{i} + θ y_{j}) / γ} ‚ x_{j} = \sqrt{2 (y_{j} + θ y_{i}) / γ} (1)$

其中γ(>0)表示企业的创新效率,γ越大表示创新效率越低,反之越高。于是,企业i(i=1,2)经过合作创新之后的利润为

πi=(a-qi-qj-c+xi+βxj)qi-yi (2)

其中,式(2)中的xi和xj由式(1)确定。

在市场经济国家,往往严禁企业组织在生产阶段的合作,但对研发阶段的合作则是一种鼓励的态度。因此,这里假定企业i和j在生产阶段进行产量的Cournot竞争,只在研发阶段进行合作。

企业将根据彼此间R&D活动的投资外溢水平θ和成果外溢水平β的变化,决定合作创新的动机和模式。当研发成果外溢效应β较大时,表明企业间所采取研发路径的互补程度较高,彼此趋向于获得合作者的技术外溢,因而技术共享动机相对更为强烈;当β较小时,说明彼此之间相似的、雷同的技术较多,企业的研究成果大多是重复的、无用的,此时成本共享动机相对更加强烈。若选择技术共享,则企业在各自的研发基地进行试验,在研发的过程中充分地交流信息和成果;若选择成本共享,则将所有的研发投入合在一起,在一个研发基地进行试验,以降低研发成本、提高企业创新利润。同样,当企业之间的研发投资外溢水平θ较高时,企业为了分享彼此的投资外溢,将倾向于建立分散的研发基地,共享研发的投资外溢,提高研发效率;当θ较低时,彼此可能更愿意将研发投资和在一起,以节约研发成本,提高研发产出。

因此,在区分企业合作创新的模式时,第一个划分标准是技术(technology)共享动机或成本(cost)共享动机。另一个划分标准是在研发投入方面是否协商,若不协商(noncooperative)研发投入,则以各自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若协商(cooperative),则每个企业以彼此间利润总和最大化为目标来决定创新投入。因此,依据这两个标准,将企业合作创新的模式分为四种:非合作技术共享模式(NT模式)、合作技术共享模式(CT模式)、非合作成本共享模式(NC模式)、合作成本共享模式(CC模式)。

于是,可以建立一个两段博弈模型。第一阶段为研发投入阶段,企业i(i=1,2)可以选择上述四种合作创新模式中的一种,确定各自的研发投入水平yi以获取创新成果xi;第二阶段为生产阶段,企业i在给定第一阶段的研发投入后,在产品市场上进行Cournot竞争,选择产量qi使自身的利润最大化。各方均知晓第一阶段的研发投入对第二阶段利润的影响,因此该博弈过程是一个完全信息的两阶段动态博弈,可以用逆向归纳法求解。

3 几种合作创新模式下企业的均衡解

无论企业在第一阶段采取怎样的合作创新模式,在生产阶段它们都独立地决定各自的产量,在产品市场上进行Cournot产量竞争。在式(2)基础上,令 $\frac{\partial π_{i}}{\partial q_{i}} = 0$ ,再根据企业i与j具有对称性,可以得到企业i (i=1,2)的最优产量为

$q_{i} = \frac{1}{3} [(a - c) + 2 (2 - β) x_{i} + (2 β - 1) x_{j}] (3)$

其中,上式中的xi和xj由式(1)确定。再将式(3)代入式(2),可以得到企业i(i=1,2)的利润为

πi=q $_{i}^{2}$ -yi (4)

其中,式(4)中qi由式(3)确定。

接下来,在研发阶段的各种合作创新模式下,讨论企业i (i=1,2)的均衡解。

3.1 非合作技术共享模式(NT模式)

此时每个企业在各自的研发基地进行研究,单独决定各自的研发投入和创新成果,但及时交流信息和研发成果,实现技术共享。企业i将在给定企业j研发投资yj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研发投资yi以最大化自身利润。根据式(4),令 $\frac{\partial π_{i}}{\partial y_{i}} = 0$ ,得到

$\frac{2}{9} [(a - c) + (2 - β) x_{i} + (2 β - 1) x_{j}] [(2 - β) \frac{\partial x_{i}}{\partial y_{i}} + (2 β - 1) \frac{\partial x_{j}}{\partial y_{i}}] - 1 = 0$

同时根据式(1)可以得到 $\frac{\partial x_{i}}{\partial y_{i}} = \frac{1}{γ x_{i}} ‚ \frac{\partial x_{j}}{\partial y_{i}} = \frac{θ}{γ x_{j}}$ ,将其代入上式,再考虑到企业i与j具有对称性,可得出NT模式下企业i(i=1,2)的创新成果。进一步,不难求出企业的创新投入、产量和利润,其结果分别为

$\begin{array}{l} x_{i}^{Ν Τ} = \frac{2 [(2 - β) - (1 - 2 β) θ] (a - c)}{9 γ - 2 (1 + β) [(2 - β) - (1 - 2 β) θ]} ‚ \\ y_{i} = \frac{γ (x_{i}^{Ν Τ})^{2}}{2 (1 + θ)} ‚ q_{i}^{Ν Τ} = \frac{1}{3} [(a - c) + (1 + β) x_{i}^{Ν Τ}] \\ π_{i}^{Ν Τ} = \frac{1}{9} [(a - c) + (1 + β) x_{i}^{Ν Τ}]^{2} - \frac{γ (x_{i}^{Ν Τ})^{2}}{2 (1 + θ)} (5) \end{array}$

3.2 合作技术共享模式(CT模式)

在CT模式之下,两企业不仅彼此及时交流信息、共享研发成果,而且双方通过协商研发投入使利润总和πT=πi+πj最大,令 $\frac{\partial π_{Τ}}{\partial y_{i}} = 0 (i = 1, 2)$ ,得到该模式下企业i (i=1,2)的创新成果、创新投入、产量和利润分别为

$\begin{array}{l} x_{i}^{C Τ} = \frac{2 (1 + θ) (1 + β) (a - c)}{9 γ - 2 (1 + θ) (1 + β)^{2}} ‚ y_{i} = \frac{γ (x_{i}^{C Τ})^{2}}{2 (1 + θ)} ‚ q_{i}^{C Τ} = \frac{1}{3} [(a - c) + (1 + β) x_{i}^{C Τ}] \\ π_{i}^{C Τ} = \frac{1}{9} [(a - c) + (1 + β) x_{i}^{C Τ}]^{2} - \frac{γ (x^{C Τ})^{2}}{2 (1 + θ)} = \frac{γ (a - c)^{2}}{9 γ - 2 (1 + θ) (1 + β)^{2}} (6) \end{array}$

3.3 非合作成本共享模式(NC模式)与合作成本共享模式(CC模式)

在NC模式与CC模式之下,企业出于节约研发成本的考虑,将研发基地合在一处,此时企业i和j 之间的研发成果外溢效应β=0;同时研发投资外溢效应θ=0。设企业i和j的研发投入合计为y,则其合计研发成果为 $x = \sqrt{2 y / γ}$ 。根据对称性,研发投入由两家企业平分。于是,可得到企业i(i=1,2)的利润函数为 $π_{i} = (a - q_{i} - q_{j} - c + \sqrt{2 y / γ} q_{i} - y / 2$

令 $\frac{\partial π_{i}}{\partial q_{i}} = 0$ ,可得到 $q_{i} = \frac{1}{3} (a - c + \sqrt{2 y / γ}$ ,再将其代入上式得到

πi=q $_{i}^{2}$ -y/2 (7)

NC模式与CC模式的区别在于,NC模式以单个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式(7)需要满足条件 $\frac{\partial π_{i}}{\partial y} = 0$ ;CC模式以两个企业利润之和的最大化为目标,应满足条件 $\frac{\partial (π_{i} + π_{j})}{\partial y} = 0$ 。此时,不难证明这两个利润最大化的条件等价,即NC模式与CC模式具有相同的均衡解。为简便起见,只写出CC模式下企业的均衡结果,其创新成果、创新投入、产量和利润分别为

$\begin{array}{l} x^{C C} = \frac{4 (a - c)}{9 γ - 4} ‚ y = \frac{γ (x^{C C})^{2}}{2} ‚ q_{i}^{C C} = \frac{1}{3} (a - c + x^{C C}) \\ π_{i}^{C C} = \frac{1}{9} [(a - c) + x^{C C}]^{2} - \frac{γ (x^{C C})^{2}}{4} = \frac{γ (a - c)^{2}}{9 γ - 4} (8) \end{array}$

4 同时存在研发投资溢出和研发成果溢出时企业的合作创新模式

企业之间的研发投资外溢效应θ和研发成果外溢效应β都影响着其创新绩效,因而决定着其合作创新的模式。下面,在θ和β变动时,比较NT模式、CT模式、CC模式之下企业的利润,进而讨论企业的合作创新模式。

4.1 NT模式与CT模式下企业利润的比较

首先比较NT模式与CT模式下的企业利润。结合式(5)和式(6),可将NT模式与CT模式下企业i(i=1,2)的利润统一为

$π_{i} = \frac{1}{9} [(a - c) + (1 + β) x_{i}]^{2} - \frac{γ (x_{i})^{2}}{2 (1 + θ)} (9)$

当xi=x $_{i}^{Ν Τ}$ 时,式(9)表示NT模式下企业的利润;当xi=x $_{i}^{C Τ}$ 时,式(9)表示CT模式的利润。根据式(9),令 $\frac{\partial π_{i}}{\partial x_{i}} = 0$ ,得到

$x_{i}^{*} = \frac{2 (1 + θ) (1 + β) (a - c)}{9 γ - 2 (1 + θ) (1 + β)^{2}}$

其中9γ>2(1+θ)(1+β)2,于是, $\frac{\partial^{2} π_{i}}{\partial x_{i}^{2}} = \frac{2 (1 + θ) (1 + β)^{2}}{9 (1 + θ)} ＜ 0$ 。注意到,此时x*i与CT模式下的创新成果x $_{i}^{C Τ}$ 相等,因此,当xi=x $_{i}^{C Τ}$ 时,式(9)中函数值最大。于是,无论β和θ取何值,都有π $_{i}^{C Τ}$ ≥π $_{i}^{Ν Τ}$ 。因此,可得以下命题:

命题1:当0≤β≤1且0≤θ≤1时,CT模式下企业的利润始终要优于NT模式下企业的利润,即π $_{i}^{C Τ}$ ≥π $_{i}^{Ν Τ}$ (i=1,2)。

4.2 CT模式与CC模式下企业利润的比较

接着,比较CT模式与CC模式下企业的利润。根据式(6)和式(8)可知

$π_{i}^{C Τ} = \frac{γ (a - c)^{2}}{9 γ - 2 (1 + θ) (1 + β)^{2}} ‚ π_{i}^{C C} = \frac{γ (a - c)^{2}}{9 γ - 4} (10)$

显然,当(1+θ)(1+β)2,即 $β = \sqrt{2 / (1 + θ)} - 1$ 时,π $_{i}^{C Τ}$ =π $_{i}^{C C}$ 。于是可得:

命题2:当 $β = \sqrt{2 / (1 + θ)} - 1$ 时,企业在CT模式下的利润与CC模式相等,说明CC模式下的利润只是CT模式在 $β = \sqrt{2 / (1 + θ)} - 1$ 时的一种特殊情形。

4.3 β、θ变动对企业利润和合作创新模式的影响

根据命题2可知,对于任意给定的θ∈[0,1],取 $β_{0} = \sqrt{2 / (1 + θ} - 1$ ,当β=β0时,π $_{i}^{C Τ}$ =π $_{i}^{C C}$ 。又由式(10)可得 $\frac{δ π_{i}^{C Τ}}{δ β} ＞ 0$ ,说明CT模式下的利润是β的增函数;而CC模式下的利润是一个与β和θ的取值无关的常数。因此,当β>β0时,π $_{i}^{C Τ}$ >π $_{i}^{C Τ}$ ;当β<β0时,π $_{i}^{C Τ}$ <π $_{i}^{C C}$ 。

可见, $β_{0} = \sqrt{2 / (1 + θ)} - 1$ 是比较π $_{i}^{C Τ}$ 与π $_{i}^{C C}$ 大小的阈值。由于 $\frac{δ β_{0}}{δ θ} ＜ 0$ ,因此阈值β0随着θ的增大而减小。于是,可以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3:决定CT模式与CC模式下利润大小的阈值是 $β_{0} = \sqrt{2 / (1 + θ)} - 1$ ,当β>β0时,π $_{i}^{C Τ}$ >π $_{i}^{C C}$ ,企业将选择CT模式;当β<β0时,π $_{i}^{C Τ}$ <π $_{i}^{C C}$ ,企业将选择CC模式。随着θ的增大,阈值β0将减小,企业将趋向于采取CT模式。

5 案例分析

美国医药行业的研发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该行业是美国技术联盟最多的三大行业之一[7]。在合作创新的合作模式上,企业依据彼此之间的研发成果外溢程度和研发投资的外溢程度而决定合作创新模式。

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两家制药商Merk与Schering-Plough建立了协作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治疗气喘和过敏方面的新药。哮喘病的发病原因主要有过敏原因素和人体体质因素。Merk公司对患者的遗传素质、免疫疫苗、内分泌等体质因素有较深入的研究,而Schering -Plough公司在感染性过敏原、急性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代谢性疾病等方面的研究是强项。于是,这两家公司采取两条互补的技术路线,分头研发,共享研发成果。同时,对于开发新药所需的基础研究,这两家制药公司委托另一个生物技术公司研究,研究费用由这两家公司共同支付[8]。在该种合作模式下,企业间既可分享技术外溢,又可分享投资外溢,即为合作技术共享模式(CT模式)。

又如,制药公司Genome Theraputics拓展了与Schering-Plough合作伙伴关系,两家公司联合研发防止异常传染性的抗病毒药品。由于这两家公司在抗病毒药品研究方面都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彼此间技术外溢水平不高。于是,联盟要求两个研发团队走一个技术路线,共同工作[8]。这种模式即为合作成本共享模式(CC模式)。

6 结论

本文将R&D溢出当成是企业主动选择的结果,假定两个合作创新企业之间的R&D活动既存在研发投资溢出又存在研发成果溢出时,讨论了投资外溢程度θ(0≤θ≤1)和成果外溢程度β(0≤β≤1)的变动对合作创新动机和模式影响,得到了以下结论:

其一,无论β和θ取何值,CT模式下企业的利润始终要优于NT模式的利润,即π $_{i}^{C Τ}$ ≥π $_{i}^{Ν Τ}$ 。

其二,CC模式下的利润只是CT模式在 $β = \sqrt{2 / (1 + θ)} - 1$ 时的一种特殊情形。

其三,决定CT模式与CC模式下利润大小的阈值是 $β_{0} = \sqrt{2 / (1 + θ)} - 1$ ,当β>β0时,企业将选择CT模式;当β<β0时,企业将选择CC模式;当θ增大时,阈值β0随之减小,企业将趋向于采取CT模式。

参考文献

[1]COE D T,HELPMAN E.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5,39:859-887

[2]SAKAKIBARA M.Heterogeneity of firm capabilities and cooperative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motiv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18:143-164

[3]罗炜,唐元虎.企业能力差异与合作创新动机[J].预测,2001,20(3):20-22

[4]柯忠义,韩兆洲.技术互补效应与合作创新形式的选择[J].系统工程,2007,6(25):110-112

[5]方海燕,达庆利.存在研发投资溢出时的企业市场绩效分析[J].中国管理科学,2008,10(16):556-560

[6]李忠,陈继祥.存在成果溢出与投资溢出下的研发组织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2003,6(12):116-119

[7]田丽韫,钟书华.美国的企业技术联盟[J].科技管理研究,2000,5:39-43

[8]CULPAN R.Global Business and Alliance:Theory and Practice[M].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lnc,2002:195-223

合作研发投资篇2

甲方：

乙方：1.2.3.身份证号码：1.2.3.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同意就产品研发达成如下合作协议：

一、项目合作基础

项目经过甲方正式立项后，乙方利用甲方的平台资源，参与甲方进行产品研发。

二、签约时间及地点

本合作协议由上述甲乙双方于_______年_____月____日在____________________签订。

三、双方权利及义务

1．甲方提供采购、生产、研发、资金、测试仪器、辅助设备以及销售等作为乙方平台；

2．甲方拥有与乙方所共同研发出的产品的所有权（技术使用、转让及产品销售权等）；

3．乙方所研发产品的技术归甲方所有，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任何关于产品技术的信息及资料；

4．乙方负责对所研发出产品的生产，维修等技术问题的进行解决；

5．乙方享有自主把握工作时间的权利，但不能影响甲方产品的开发进度。

6．乙方的产品研发必须有研发进度计划表，且须严格按照计划进行，如有特殊情况不能按计划完成时，应事先通知甲方，得到双方确认。甲方随时可以对乙方研发进度进行检查。

四、劳动报酬的支付及利润分配

1．甲方销售有乙方参与研发的产品，乙方提成额按该产品销售额的2.5%。

2．协议期内，乙方销售公司产品，产品销售价按公司统一规定价，乙方可以提成该产品销售额的2.5%。若乙方产品销售价超过公司规定价，超出部分的50%将归乙方所有。

五、保密

为了不影响乙方日常工作安排，甲方对双方的合作关系给予保密处理。

六、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经过双方同意后协商解决，不能通过协商解决的事宜，双方同意通过法律方式进行解决。

七、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有效期为___年，从______年___月____日至_____年___月____日为止。

甲方：签字乙方：（签字）

合作研发投资篇3

11月12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两年一度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展望（2014）》报告，该报告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研发投资国。

2012年，中国研发强度（即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超过了欧洲。假如中国国内研发经费总支出超过美国，这将成为其迈向创新型国家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995年以来，中国研发支出迅速增长。2006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立了在2020年前将研发强度提升至2.5%的目标。中国增加研发支出的承诺，将有助于进一步转变其经济结构——即使近期出现的经济放缓可能会推迟其研发支出超过美国的时间。

事实上，在研发经费数据的覆盖范围与质量方面，中国与美国及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都还存在差异，尽管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进行学习。举例来说，美国研发经费排除了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与科研相关的基本设施建设支出，而基本设施建设支出在中国研发经费中占据很大比例;中国的基础研究支出排除了大部分人员经费支出，而美国的研发支出数据包括这方面的支出。

研发支出数据的质量同样存在差异。在美国，联邦政府研发经费支出数据不仅可以从美国政府管理与预算局获取，还可以从各类经费管理机构，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国防部、国家科学基金会等获得。而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根本没有相关的统计，我们仅能从研发资金的执行机构中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收集数据，并研判哪些属于政府的研发支出，而这样的数据有时只是大概的估计。因此，中美数据的简单比较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其次，中国研发支出数据可能被高估。经合组织的预测依据是购买力平价法，即基于中国货币在国内的购买力。而实际上，中国大多数科研设备、化学试剂、基础数据等均购自国际市场。

与此同时，中国的数据统计系统仍处于发展之中，因为中国经济还未达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成熟水平。长期以来，中国官方数据的可信度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话题，而讨论的主题常常和经济数据特别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有关。

其实，研发经费支出数据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研究表明，有些中国企业通过夸大研发经费支出以达到高技术企业或创新型企业的“官方”标准;地方政府也会夸大研发经费支出以满足中央政府的增长目标，并在城市与省份之间的竞争中胜出;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的领导者为了获得更好的评估业绩或是为了职位晋升，同样存在夸大研发支出的可能。

实际上，即使2020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在统计数据上超过美国，这也只能说明两国间的研发支出差距缩小了，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减少。技术进步是一个渐进且长期的知识积累过程，持续的努力是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虽然中国2013年的研发强度达到了2.08%，但美国早在1957年就已达到2.15%的水平。自那以后，美国一直保持着全球研发支出领导者的位置。

世界级的研发支出并不能确保世界级的产出，而且中国的研发资金并非全部用于研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的《中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2003年，中国仅约40%的研发项目预算用于项目研究本身。在中国当前的绩效评估体系中，科学家们都想要早日做出研究成果并且快速获得收益。研究资金的误用与滥用现象十分普遍。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启动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涵盖战略技术领域的信息通讯技术、生物技术、能源、资源与卫生项目以及军民两用、国防技术项目。中国政府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

然而，与其他已经制度化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预算体制不同，负责这类新型重大专项的官员手中拥有更大的权力来决定资金的流向。一些重大专项拨款的过程较为仓促，甚至被滥用。例如，近期的调查揭露了三位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浙江大学的陈英旭、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宁与北京邮电大学的宋茂强贪污公款的行为。

合作研发投资篇4

1.Stratix 1 0。是第一个在I n t e l14nm工艺上生产的高端产品。Patrick展示了一个Stratix 10的机械测试芯片, 是多硅片封装 (SIP) 的芯片。围绕在大芯片——FPGA周围的小芯片可以是DRAM或其他芯片。这四个小DRAM会采用HBM的RAM把它封装集成在里面, 解决对存储卡高带宽、低延时的需求。除了DRAM外, 还可以封装集成其他芯片, 诸如ADC或DAC。多芯片封装技术采用了Intel特有的嵌入式多芯片的桥接技术 (EMIB) , 可以提供更高带宽芯片间的互联和更低的延时。

2.将来要开发的新产品。例如在今年IDF (英特尔信息技术峰会) 上宣布的产品路线图 (图2) 。新产品关注两个方面:一个是产品, 即芯片的性能;第二, 工艺。

其中, Harrisville和Falcon Mesa是PSG产品的内部开发代号, 不是FPGA正式的名字。Falcon Mesa括号里的MR代表中端, HE代表是高端。可见, 在PSG下一代产品里, 中端和高端会采用同一个平台Falcon Mesa。

为什么会推出这样三个不同的产品系列?主要还是性能功耗比不同, 左下角的Harrisville可以用在互联网或者功耗体积要求比较高的场景下;最上端的Falcon Mesa是高端产品, 可以被应用在云计算, 或者其他的高性能需求的市场;中间是的中端产品可以被应用在4.5G或5G的通讯市场。

3.新的开发工具和平台。PSG希望新产品主要是从两个维度开发, 一是工具流程上提高效能, 第二是产品的性能功耗比。

第一, 纵向上, 目前提供HDL工具流程, 正在提供跨平台开发体系架构 (Open CL) , 未来是完全同意的开发套装。

第二, 横向上希望硬件平台上能够有很好的、更多的选择来做每瓦性能, 例如在“FPGA+CPU”方面, 有分立器件、封装集成和管芯 (die) 集成方案。

那么, 何时采用哪种方案?

关于分立的CPU+分立的FPGA, 现在市场上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产品/板卡。第二大块是合封的, 叫封装集成的CPU或FPGA, 这类产品已在市场有售。将来还会有集成在同一个硅片上的处理器和FPGA。

从分立到封装集成、到管芯 (die) 集成, 每瓦性能能提高多少?可以看到, 最基本的功耗会用在驱动I/O上, 距离越远, 花在驱动I/O上的功耗就会很大。目前来看, 分立大概有30%的功耗会花在驱动I/O上。如果合封在一起, 估计会减少15%。如果再进一步封装到一个硅片里, 可能还会带来额外5%功耗的降低。

但更加有意思的是, 当FPGA跟CPU, 或者其他芯片合封, 设计到同一个硅片里去, 架构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不再像以前设计的片到片的架构, 可能会变得更加灵活, 会更加适合于某一类应用, 更加贴合你的应用就会省掉更多的功耗, 50%、80%, ……可能会跟具体的应用场景密切相关。

值得说明的是, PSG会给用户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和选择, 并不是一定要去做合封。也许在某些场景, 例如批量不是很大的工业应用, 工程师更喜欢分立的方案。而大批量时, 封装集成或硅片集成更有优势。

研发投资国外研究状况及我国借鉴篇5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技术创新已是我们不能回避的课题。我国政府提出，要用15 年时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而企业正是创新的主体。因此，加强对企业层面研究开发(research & development，简称R&D，或研发)状况及其效果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外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对R&D的经济效果进行研究，定量地判断企业R&D投资是否合理，而我国对该主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一、委托代理理论对研发投资研究的影响

现代企业的典型特征是其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Berle & Means,1932)，这种分离是假设可以给公司带来更高效率的，它允许投资者分散其风险与收益，而经营者可以从事更专业化的管理。但由此却带来了现代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Jensen & Mecking,1976)，公司经营者(代理人)与投资者(委托人)的利益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使经营者在进行公司战略决策时未必以公司的长远发展为目标，从而对公司研发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学者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他们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

研发投资预期可创造无形资产，其在市场上是有价值的，但由于其自身固有的风险和产出的不可预知性，使研发项目意味着巨大的雇佣风险，代理人难以分散它。加之研发投资的周期长，对当期利润或许有负面影响，所以管理者不愿意投资于长期的有风险的研发项目。Bange，Bondt and Shrider通过对美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公司高管会着眼于年度利润目标来推进或降低研发支出，研发预算调整的幅度依赖于公司价值在股市上被高估还是低估。这一类观点认为研发活动的特征会激励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和增加代理成本，从而导致研发投资少于股东们所希望的应投资项目。

另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由研发投资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可以给公司内部人带来超常收益(Aboody and Lev，)。一般来说，公司的投资都会造成信息不对称，外部人获得的仅是关于投资效率的高度概括的、不及时的信息，而与研发相关联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大于其他投资。Kyle (1985)认为由于研发投资比有形资产投资的未来收益更具不确定性，收益变动的增加使研发公司内部人可利用其垄断权力获利。Aboody and Lev(2000)实证研究发现从事研发活动的公司，其内部人收益持续大于无研发的公司，内部人也有信息优势来改变研发预算，研发费用于是成了信息不对称和内部人收益的重要促进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内部人收益的驱动下，研发投资应高于股东希望的水平。

二、研发投资与公司价值的相关性

关于研发投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学者们看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研发投资与公司业绩正相关，如Scherer(1965)、Grabowski and Mueller(1978)以美国公司为样本，Klette()以挪威制造业公司为样本，都发现R&D与企业业绩之间是正相关的。而另一种观点认为R&D与公司业绩之间不存在这种正相关，有代表性的是冯·布朗()提出的研发投资的“加速化陷阱(Acceleration Trap)”概念，即研发项目投资额的不断增加与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和利润增长之间的非正相关关系所引起的高风险。冯·布朗通过对30家来自美国、欧洲及日本的电子电气公司的研发投入与销售收入和利润的数据研究中发现，在1978- 1990年期间，这些高科技公司的研发费用分别增长了3-5倍，但同期这30家公司的总销售额年均增长率仅为10%。即公司研发投入的增加与产品销售收入的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合作研发投资篇6

一、跨国公司在西部研发投资的现状分析

1、跨国公司研发规模增长迅速。跨国公司在西部地区研发投资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在我国西部的研发经费已达82687万元，研发项目达到463项，从事研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达到2580人，设立的研发机构已经达到近200家。跨国公司在西部的研发机构数量的具体增长情况如表1所示。

2、研发投资本地化水平偏低。研发机构的本地化水平可以用3个指标来衡量：(1)独立强度：即独立型研发机构占全部研发机构的比重。(2)边际独立倾向：即新增加的独立型的研发机构占新增加的研发机构的比重。(3)人才本土化指数：即外资研发机构中的本土人才占研发人才总数的比例。首先从独立强度来看，对跨国公司在西部设立的100多家研发机构的抽样调查统计表明，其中只有25％的研发机构为独立法人机构，采用控股或独资的形式；另外75％的研发机构为非独立法人机构，独立强度仅25％，远低于发达城市如广州的60％、上海的42％、北京的37％。其次，在边际独立倾向方面，从2005～2007年跨国公司的研发投资区位分布来看，其中长三角经济圈为42％，环渤海经济圈为22％，珠三角经济圈为18％，东北地区9％，西部地区8％，可见西部地区的边际独立倾向仅为8％，明显低于我国东部地区。最后，从人才本土化指数来看，目前西部地区的跨国公司大部分采取直接引进母公司技术人员等方式，所以人才本土化指数较低，当然，西部地区跨国公司人才本土化的趋势正在迅速的增长。

3、研发投资动机较为明显。通常情况下，跨国公司到海外进行研发投资的动机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通过技术本土化，支撑其在当地的生产经营活动，扩大市场份额；二是充分吸收和利用东道国的人才及其它技术资源；三是跟踪或获取东道国的相关技术。通过对西部地区的部分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进行研究，笔者发现跨国公司在西部研发投资的动机较为明确，最主要的是为了维持技术优势、抢占市场份额，快速占领我国西部地区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

4、研发投资方式灵活。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方式，按其资金注入方式可以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按海外研发机构的性质可以分为独资形式和合资形式两种：按海外研发机构建立的方式则有新建、跨国并构和跨国战略联盟3种形式。跨国公司在西部的研发投资，从其方式来看，具有多样化的特征：(1)建立独立的研发机构，这在美国跨国公司的研发投资中比较常见；(2)与中国的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合作建立研发机构；(3)与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建立研发机构。

二、跨国公司在西部研发投资的双重效应分析

跨国公司在西部地区的研发投资，必将对西部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研发投资对西部经济的效应又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即正面的促进效应及负面的抑制效应。

(一)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对西部地区的正面效应

跨国公司在西部研发投资产生的正面影响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1、促进资金向西部地区集聚，优化西部地区研发投资结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设立需要母公司投入大量资金予以支持，包括从研发机构的开办费用到研发活动的支出。这些研发机构带来的充裕研发资金补充了西部在研发资金上的缺口。2004年统计数据显示，西部地区的外资企业研发机构经费支出达8.27亿元，占全西部地区大中型企业研发经费总支出的51.62％。由此可见跨国公司研发投资是西部研发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跨国公司在我国西部地区研发投资带来的最新技术，研发项目选择的科学性、研发管理的规范性等都为西部优化研发投资结构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2、产生技术外溢，提高西部地区的科技水平。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在我国西部的发展必将产生创新技术的“外溢”，从而提升我国西部的科技水平。一方面，跨国公司来我国设立研发机构，直接引入了世界最先进的技术，通过产业的前后关联，提高我国西部地区配套企业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与中国企业、大学或研发机构合作设立研发机构，把他们最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研发经验带入西部地区，促进我国西部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此外，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在研发过程中与当地的科研院所和企业进行合作时，难免会有一些技术信息外溢，这些技术信息或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将大大增强西部本土的研发实力。有研究表明，在跨国公司中央实验室和其海外研发分支机构间，技术和知识是相互流动的，这种相互作用将使东道国研究与开发产业长期受益。

3、为我国西部地区留住、培养高素质的研发人才资源。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具有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良好环境。跨国公司在我国西部的研发机构以其优越的科研条件、较高的薪酬水平、富有挑战性的前沿课题等，为我国西部间接地聚集国内外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在为跨国公司服务的同时，获得各种培训及再教育的机会，学习到了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研发管理经验，并增强了市场意识，整体素质大大提高。此外，由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还与当地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建立有合作联系或联合培养高等研究人才的计划，跨国公司的介入必将大大增强这些人才培养机构的实力，提升西部的相关人才素质。

4、完善创新体制，增强西部地区的创新活力。跨国公司以各种形式在我国西部地区设立研发机构，如欧美独立式的研发机构，日韩具体业务部门或企业内部研发部门等，使得西部科研机构的发展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西部地区的科研机构改革和体制调整，从而完善我国西部的创新体系，而且必将增强西部地区的创新活力。跨国公司在我国西部的研发投资，可以完善我国西部地区的创新体系。跨国公司在我国西部设立研发机构，开发世界领先的技术和产品，势必给长期不重视研发的西部本土企业造成一定的压力，迫使他们重视技术进步和创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开发和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品牌产品。

5、吸引外商投资，加快对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研发投资是国际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科技全球化的发展，研发投资在国际资本流

动占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所以跨国公司的研发投资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近年来，我国西部利用外资的数量也急剧增加，研发投资是重要的诱因。自90年代末至今，跨国公司对我国西部研发投资主要转向制造产业、技密型产业以及需用高科技改造的传统产业，这些正是我国西部产业结构升级中提倡大力发展的产业，促进了我国西部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对西部地区的负面效应

“跨国公司不是慈善家也不是吸血鬼，而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这句话表明，跨国公司在西部的投资不是以推动西部经济发展为目的，因此，除了为其带来一定的正面推动作用外，必然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具体而言，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负面效应包括以下方面：

1、加剧了西部地区和优秀人才向跨国公司的流动。在我国西部地区，优秀科研人才是相对稀缺的，而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又通过优越的科研环境和优厚的报酬抢夺我国西部的优秀科研人才，造成我国西部优秀科研人才的大量流失，如在科技人才招募方面，大部分拥有技术优势的人员在变动工作时倾向三资企业，尤其是外商独资的研发机构。西部人才不断的向这些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聚集，必将降低我国西部本土企业研发实力，引发新一轮的人才外流问题，从而使国内的研究力量遭受损失，对国内许多单位形成了极大的冲击。

2、加大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对跨国公司的依赖程度。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成长过程中会出现技术依赖现象，不断地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而新的先进技术则严重地依赖于从发达国家进口，往往需要进口国外的先进技术来推动和完成本国的技术创新。西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推动下，确实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是，从核心技术的发展来看，目前国内的企业尚未完全摆脱对跨国企业的依赖现象，对其依赖程度没有显著的减轻。

3、加快了跨国公司对西部地区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力。国外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落户西部地区，主要是看中了西部地区的资源与市场。跨国公司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利用西部廉价的资源可以开发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而跨国公司一旦控制了其产品的资源和市场，就能获取更大的利益。

大量跨国公司进入西部地区，由于其技术上具有的垄断优势，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西部本土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一段时期内西部本土企业的弱势化是我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三、西部地区应对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对策建议

西部地区对跨国公司的研发投资，要加以积极应对、正确引导、使之更好的服务于我国西部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1、加大西部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外溢效应。为西部本土企业和科研机构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创造更多的接触机会，增强跨国公司产业研发的溢出效应。可以采用的方式有：与高等院校联合进行科研项目的申报和研究，建立同业行业协会，不定期的举办国内外企业研发人员的联谊会，开设论坛、专题研讨、专业培训等多种形式的服务，为中外研发人员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通过非正式的交往促进信息和隐性知识的交流。

2、借助外资研发机构的进入，培养本土研发人才。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进入能够为西部地区的教育机构和机制改革提供良好的契机。西部地区借助此机遇对高等院校和企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予以优化。首先，加快科技体制市场化的改革，促使研发活动真正走向市场。其次，加大对科技的投入，鼓励研发活动，提高本地区的科研开发和创新能力。再次，深化人力资源培训机制的改革，不断提升人才素质。如借鉴跨国企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快本土企业中的人力资源开发。以跨国企业的人才需求结构为依据，加强对高等院校高素质研究人员的培养模式优化，这样能为西部地区以及我国未来的教育发展和优秀人力资源的开发提供方向。

3、利用产业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高科技产业领域。政府应通过制定优惠的政策，如税收、风险投资、利率及土地使用费等方面，可吸引或鼓励跨国公司投资研发在一些重要的产业领域加大投入，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从而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产业的高技术含量，促进西部地区高新技术的发展。过去，我们一直采用普惠制的引资政策，导致外商更多地投资西部地区的“两高一资”性项目，不利于西部地区的产业优势。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教训。

合作研发投资篇7

关键词：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机制

一、上市公司研发投资的现状

我国上市公司的研发投资实力在随着国家社会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获得极大的加强。其已经成为了我国国家综合实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两方面的重要体现。科技研究与相应的开发是需要科学进步作为有效的保障的, 需要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 由政府主导, 加大科技创新的进程, 进而扩大整个研发投入。上市公司要获得良好的发展需要对投资能力进行有效的强化, 需要加大研发投资的力度, 进而保障研发投资需要获得足够的支持, 获得高水平和高速率的发展, 需要保障企业获得必要的投资支持。

投资研发和传统的融资方式存在着大的差别, 投资研发是通过对其企业研发工作的投入, 获得企业未来经济利益的回报。其风险投资是通过把资金向高风险和高收益的新产品研发领域的转移, 而不考虑资本会带来的收益风险, 带来一种对未来高额资本回报的行为。

二、上市公司研发投资的面临的约束问题

1.上市公司所需信息资料不准确

上市公司在投资研发中需要有效的信息作为基础保障, 通过企业经营管理者对相关的信息资料的分析, 得出对企业研发项目的各方面的准确预判, 因而得出严格的市场前景分析和成功几率。上市公司需要的信息资料需要具有真实性和准确性, 使得需要的信息资料准确保障能力获得大幅度的降低。当企业需要进行研发活动中, 对相应的资金供求双方所需要提供的资产等方面的评估价值进行严格的判定时, 在实际处理中是难以进行严格意义上绝对的价值判定。因而企业在对外部市场获得必要的研发项目投资支持, 使其不受大量不可控的约束制约, 进而使得研发活动密集的企业难以获得重要的影响。

2.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需要改进

上市公司的研发活动需要足够的资金投入进行整体的保障, 让上市公司能够获得一定周期内相对稳定和充足的资金供给, 使得企业获得研发活动中必要的资金支持。上市公司在经济管理的过程中, 会通过多种渠道和业务来获得大量的资金流动, 会相应的增加现金持有量。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需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同时在上市公司的研发活动中, 受到了现金持有量的不合理因素制约。研发密集程度高的上市公司在资金流动保障上存在不稳定的因素。我国上市公司在现金持有水平上需要在随着上市公司研发程度的不断加强, 要对现金持有量进行提高, 进而让企业的资金流动想着稳定的基础上进行发展。

3.融资相关信息的机密性保障不足

上市公司需要对投资相关的信息进行有效的保障才能获得研发的必要支持。其相关的行业竞争对手, 对上市公司的投资研发过程最为关注。当上市公司需要展开一个产品项目的研发, 在其对投资的资本进行收集的过程中, 会间接泄露出研发中的各项信息。其竞争对手可以通过有效的信息分析得出研发产品的方向和内容, 可能会让上市公司的未来产品面对市场竞争的风险加剧。但上市公司往往在资本收集中并不重视对研发产品的信息保护, 令一些必要的保护工作机密性不到位, 随之出现信息的泄露, 给上市公司的投资研发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约束融资行为。

4.融资约束在阶段性的投资和开发阶段不合理

在上市公司研发投资阶段, 需要对企业融资约束中的内在资本和外在资本两者的对比关系进行考虑。其相应的投资项目不同使得企业外部投资者没有办法得出有效的投资分析, 同时, 当管理层对投资行为进行主观上偏向的控制力施加时, 存在一个道德风险的因素, 使得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机制获得了一个不正确的导向影响。进而会让股东出现一个高风险的状况, 使得企业的研发投入效果降低, 进而使得其上市公司的外部融资获得了约束。

三、上市公司研发投资的对策

1.对融资渠道的合理扩展和信息对称性提高

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是偏向银行为融资主要渠道的, 整个融资渠道过多的依赖与各金融机构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其融资体系的结构存在极大的企业研发投资活动的不对称问题, 要对融资渠道进行深度的拓展, 一个相对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健全完备体系和一个对应的融资体系平台建立, 获得广阔的保障和支持力度。同时, 国家要把相应的金融机构的市场金融标准降到一个合理的范围, 鼓励整个良性的银行格局竞争环境的发生。从而让更多的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融资来源的多渠道提高获得其风险的合理规避, 因而对其信息出现不能进行的准确判断, 而对于信息对称性的提高则是解决融资约束的重要手段, 通过上市公司对信息披露的不断完善与健全, 以及与外部的投资者建立较好的信息沟通, 使外部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有较好的了解, 进而可以采取准确的信息判断, 从而较大程度的解决不对称信息问题, 提高上市公司获得良好的投资契机。

2.合理提高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

目前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需要控制在一定的数量范围内, 对于上市公司来讲必须要提高现金的持有量, 因为在上市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中现金流量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上市公司的研发活动中, 受到了现金持有行为的不合理因素制约。研发密集程度高的上市公司在资金流动保障上存在众多的影响因素。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需要在随着上市公司研发程度获得保障的前提下, 进行有效的针对性的提高。现金持有量的管理对上市公司的企业财务管理具有重要的影响, 让企业财务管理的理念得以改进。使得上市公司能够对现金流动状况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获得先进管理手段的有效控制, 进而有效的降低其波动性, 也增强相应的稳定性。

3.投资相关信息的机密性要提高

上市公司在研发过程中, 要提高整个研发资本筹集的信息保密性, 通过良好的保密机制的确立, 为上市公司的投资研发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对各环节相关的影响因素要进行严格分析, 得出对上市公司研发信息造成泄露风险的漏洞。需要对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加强保密控制, 要对可披露的信息进行严格的审查, 保障整体的审查制度是建立在一个规范性和标准性制定的基础上, 同时也要对出现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必要的重视, 使得一些不利于企业经营和竞争的信息进行有效的合理规避。把这些信息漏洞有效的规避合理解决, 获得上市公司的短期利益和长期战略的不受到损失。同时避免合作企业超出协议范围内的信息交流进行合理的限制, 进而使得研发机密性获得保障, 使得融资约束获得一定程度的缓解。

4.融资约束阶段性的投资和开发阶段的强化

在上市公司研发投资阶段, 需要对企业融资约束中的内在资本和外在资本两者的对比关系进行考虑。在内在资本上要对通过企业运行的多个角度进行优化和调整。在外部资本上要通过融资发生引起的各方面进行管理。当管理层对投资行为进行主观上偏向的控制力施加时, 对出现的道德风险的因素要严格合理的进行考虑。不能单方面进行主观判断, 一方面要积极的发挥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引导作用, 一方面投资者也可以通过公司董事会要求进行相关利益的维护,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对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以及实际的经营情况进行决策性的引导, 对于上市公司的其他委托代理机构来讲, 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机制要获得了一个相对正确的导向影响, 避免股东出现一个高风险的状况, 保障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效果获得提高, 产生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获得合理和可控的降低保障。

四、结语

我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面临着科技水平不断进步和各行业深化调整的环境中。通过加大科技研发水平, 让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有效的降低保障, 提高研发投资效果, 为上市公司的发展带来一个良性的效果保障, 进而为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获得有价值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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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发投资篇8

关键词：家族企业,研发支出,绩效压力

1 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 民营企业作为主要的企业治理形式正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家族企业作为民营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其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财务、人力和社会资本。但在其发展过程中, 其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再适应这个时代, 转型升级志在必行。创新作为一种新动能, 为企业战略升级和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研发投资作为企业进行创新主要的战略路径, 可为企业进行组织学习、创新获得长期的竞争优势。

家族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理结构, 在追求经济目标的同时, 还注重非经济目标 (社会情感财富) 的保持。学术界普遍认为家族企业对非经济目标的追求会影响企业战略, 包括研发投资、慈善捐赠等。而绩效的变化同样会带来战略的相应变化。但以往研究大多侧重于家族企业外部环境的影响, 如制度环境、社会责任水平等。

为了弥补已有文献的不足, 本文将以深沪两市A股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 试图就家族企业在面对绩效压力时进行的研发投资战略选择进行研究。本文研究贡献主要在于通过对绩效压力变化的识别, 厘清家族企业研发投资的情况, 利用实证验证社会情感财富的相关理论。希望通过本问研究得以丰富相关文献, 对家族企业转型升级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助力。

2 理论与假设

对非经济目标的追求一直以来是家族企业区别于非家族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Gomez-Mejia等 (2007) 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情感财富理论 (Sociamotional Wealth, SEW) , 第一次将该观点得以正式化。从内涵上来说, 社会情感财富指的是家族成员从企业中追求的非经济目标中所获得的情感效用。

在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中, 保存SEW对家族企业非常重要。学者们相继提出家族企业以SEW的得失作为企业决策的首要参照点。在家族企业面临潜在的SEW损失时, 往往会选择有利于保存SEW, 但会导致经营风险的战略选择。如Gomez-Mejia等 (2007) 在以西班牙南部的橄榄油作坊为研究对象时发现, 小型油作坊并不愿意加入合作社, 其原因在于虽然加入合作社有利于提高作坊的经济效益, 但会损害企业的SEW。

从理论上分析研发投资不利于SEW的保存。首先研发投资在资金上表现出极大的需求, 从而使得企业被迫引入外部投资者, 外部投资者的进入会削弱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和影响;其次研发活动作为需要专业技能的一项活动, 必然要引进具有特殊才华的非家族人员和专家, 其社会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 在处理关系过程中会变得不再那么紧密;研发投资同样不利于雇佣家族成员, 以及会改变家族企业现有的经营习惯和思维方式。基于以上分析, 研发活动不利于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保存。即在正常绩效情况下, 企业将减少研发投资行为。

而当家族企业面临生存风险时 (实际绩效低于期望绩效) , 则会将企业的生存作为决策主要参照点。Chirstman和Patel (2012) 通过研究也发现, 当企业绩效低于期望绩效时, 家族所有者会更多的考虑企业的生存问题。

当企业未实现组织期望绩效时, 企业将展开问题搜索, 以进一步精简组织、提高生产效率。而企业进行研发投资对知识、技术的积累, 以及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大有裨益。故当家族企业面临绩效压力时, 会把社会情感财富的保存放在一边, 通过进行研发投资等有效战略决策以使企业绩效得到改善。

总结上文, 本文逻辑为在家族企业在面临潜在的SEW损失时, 往往会选择有利于保存社会情感财富的战略, 而研发投资不利于SEW的保存, 故会减少研发投资。而面临绩效压力时, 会改变决策参照点, 更多考虑的是企业的生存问题, 研发投资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 故会增加研发投资。基于以上理论分析, 提出以下假设:

H1:面临绩效压力时, 家族企业随着绩效压力的变大, 越会进行研发投资。

H2:面临绩效压力时, 家族企业随着绩效压力的变大, 其进行研发投资的强度会变大。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2010-2014年所有A股民营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同时通过参考谷祺 (2006) 对家族企业的判断标准, 本文将家族企业定义为: (1) 终极控制权能追溯到自然人或家族; (2) 终极控制人必须是直接或间接是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3) 终极控制人或家族成员持股比例在10%以上。基于以上定义标准, 本文对家族企业进行筛选的流程具体为: (1) 在初始样本中, 选择“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或家族”的样本; (2) 选出家族持股比例大于或等于10%的样本; (3) 剔除金融类、保险类上市家族企业样本; (4) 剔除ST、*ST类的上市家族企业; (5) 删除数据缺失的样本。

通过以上步骤筛选后, 最终得到4338个上市家族企业样本观察值。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数据处理方面则首先使用Excel2010对原始数据进行基本整理, 然后利用Stata12.0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3.2 变量定义

本文所涉及的变量定义与设计如表1所示。

3.2.1 因变量

本文通过是否进行研发投资和研发投资强度两个变量对研发投资行为进行衡量。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数据库》下长期资产的研发支出项目。再对数据进行整理归纳, 若上市家族企业在该年的研发支出项目为0或者没披露, 则本文视其本年未进行研发投资, inv_1取值为0;否则为1。以往文献对研发强度的衡量通常采用年研发支出/年营业收入, 本文同样采用此方法。

3.2.2 自变量

内部期望绩效压力具体含义为企业未达成组织期望绩效时, 实际绩效与期望绩效之间的差距。本文借鉴Cyert和March (1963) 、Greve (2003) 的研究进行测量, 具体计算公式如 (1) 、 (2) 所示:

其中, P为企业实际绩效水平, 为公司i的第t年总资产回报率 (ROA) ;A则为企业i第t年的期望绩效, 计算公司如 (2) 所示。HA为历史期望绩效, 采用公司i第t-1年的总资产回报率来进行衡量;SA为公司i第t年除自身外其他公司的总资产回报率均值;a1为赋予的权重, 取值在0到1之间, 以0为起点, 并每0.1的幅度进行增加, 同时选取“Log-likelihood”最大值的a1, 本文仅汇报a1为0.3时的实证结果。

当P-A小于0时, 即表示没有实现上市家族企业的经营预期, 此时设置虚拟变量I1取1, 其他为0。pres表示未实现经营预期时, 实际绩效与期望绩效的差距, 该值越大表示绩效压力越大。

3.2.3 控制变量

本文主要从企业主和企业两个层面对变量进行控制。

3.3 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对研究假设的设定, 为了验证绩效压力对家族企业研发投资行为的影响, 在参考以往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构建了以下回归模型1: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4.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由表2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如下几点:首先从研发行为的平均值0.2大于中位数0这一结果可以看出, 绝大部分家族企业还是会进行研发投资, 但各企业之间差异比较大 (标准差=0.4) ;其次看到研发强度, 平均值为0.01大于中位数0, 也说明了多数家族企业的研发力度还是比较强;然后在绩效压力上, 平均值为负数, 说明了大多家族企业的实际绩效基本上都没有达到期望绩效。

由表2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到绩效压力与研发投资的两个衡量指标均为正相关, 初次验证了本文假设。企业规模和研发投资水平呈负相关, 主要原因在于家族企业大多为企业主“一把带大”, 随着企业主年龄的增长, 企业主的思想偏向于保守, 企业规模也随之变大, 故越少进行研发投资。企业主年龄与研发投资也呈负相关。

4.2 回归分析

因因篇篇幅幅限限制制, , 本本文文选选取取主主要要变变量量的的回回归结果予以展示。

由表3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绩效压力与家族企业研发行为在0.00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t=1.99, p<0.05) , 本文假设1得到支持;同时绩效压力与家族企业研发强度也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t=2.5, p<0.05) , 本文假设2得到实证支持。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以社会情感财富为支撑, 验证了家族企业在不同绩效条件下的风险感知和决策参照点的不同, 实证结果表明, 当家族企业面对绩效压力时, 其进行研发投资行为的可能性更大, 同时研发投入强度也更大。

但本文在家族企业样本的选择上, 由于学术界对家族企业的定义还比较模糊, 所以样本选择上存在一定的误差;同时在研发支出的衡量上, 本文采用财务报表中的研发支出项目, 该数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的研发投入情况, 但缺乏准确性, 今后研究可通过用专利数量等方式进行衡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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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窦军生, 张玲丽, 王宁.社会情感财富框架的理论溯源与应用前沿追踪——基于家族企业研究视角[J].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4, (12) .

合作研发投资篇9

一、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类型

学者们将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分成了不同的类型。Ronstadt (1997) 根据创新区位和海外技术创新的目标将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分为三类:主要为子公司提供技术服务的初始技术转移单位, 以海外开发新产品以服务东道国市场的本地技术单位和全球技术单位。Hewitt (1980) 将研发机构的类型分为产品适应性研发、当地原创性研发、生产适应性研发、全球创新性研发四类。Medcof (1997) 通过技术工作的性质、与开发机构合作的功能区域、与开发机构合作的地理区域三维的划分, 扣除不可能的区域。最后将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机构归结为8种类型 (本地市场支持、本地制造支持、本地开发、本地研究、国际市场支持、国际制造支持、国际化开发、国际化研究) 。UNCTAD (2005) 则根据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的性质将跨国研发中心分为适应性研发中心、创新性研发中心、全球创新性研发中心与技术跟踪型研发中心四类。日本学者Banrilt和Wakasugi (2006) 的研究将跨国公司海外研发中心分成以支持为导向的研发中心 (support-oriented R&D) 与知识吸收型研发中心 (knowledge sourcing R&D) 两类, 并认为前者的主要目的是将在母国开发的技术与本地产品、生产条件、法律法规及东道国市场的消费者偏好相适应, 同时也开发适应当地市场的产品。而后者主要从当地或全世界的研发资源中受益, 通过吸收本地的技术与雇佣当地高技术人才而获得更多的技术知识。Hakanson和Nobel (1993) , Odagiri和Yasuda (1996) 对影响跨国公司在本地以支持为导向的研发的因素进行了研究。而Granstrand O. (1999) , Kumar (2001) 的研究结果也得出了哪些因素会影响跨国公司设立以知识吸收为中心的研究中心。

二、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一) 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规模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跨国公司海外研发的区位选择决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认为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规模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影响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运用美国商务部经济统计局Benchmark survey 1966年的数据, Hewitt (1980) 、Hirschey和Caves (1981) 的研究发现, 海外研发活动与其所服务的国外市场规模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产业的研发强度与海外研发活动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Pearce (1989) 对美国1982年122家主要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区位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后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他的研究还发现海外研发活动与公司规模呈倒U型关系。Hirschey和Caves (l981) 的研究结果认为研发的规模经济阻碍了跨国公司海外研发, 而生产耐用品的行业出于适应当地市场的需要会进行更多的海外研发活动。Kuemmerle (1998) 对238家海外研发分支机构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 技术利用型研发机构一般都靠近主要市场和生产性企业, 这意味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影响技术应用型研发的重要因素。使用日本公司层面数据, Odagiri和Yasuda (1996) 发现日本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随着公司规模, 海外销售额的增长而增长, 这说明适应本地市场是日本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Shimizutani et al. (2007) 的研究将日本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分为两种类型:基础应用型研发和发展设计型研发, 并认为发展设计型研发则要求东道国具有较大的市场规模。Kumar (2001) 分析了美国与日本的数据也发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这两国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Zejan (1990) 对瑞士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活动的研究发现, 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市场潜力、人均收入和科研资源均对跨国公司在该国进行研发投资有积极影响, 而附属公司往瑞士以外市场的出口与附属公司的研发投资正相关。

从理论上, Melitz (2003) 说明了产量高的公司更倾向于向国外出口他们的产品。在某种情况下, 跨国公司的研发强度与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呈正相关关系;而在另外的情况下, 研发强度更多的与产品出口量有关。因此, 究竟是子公司在东道国更高的销售量还是更高的出口强度会导致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增加还不能确定。

(二) 东道国的技术资源因素。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东道国技术资源影响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区位选择。Fors和zejan (1996) 通过对1975~1990年149家瑞士跨国公司海外R&D活动研究, 发现只有当地产量以及东道国在某一行业的技术优势两个变量在统计上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显著相关。这说明海外研发的区位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当地生产的需要, 且跨国公司倾向于将海外研发布局在其行业领域技术相对先进的地区。Kumar (1996) 的研究发现东道国每百万人中科研人员与工程师的数量与研发经费正相关, 美国跨国公司海外研发的区位决策受东道国技术资源条件因素的影响。Odagiri和Yasuda (1996) 对254家日本制造业跨国公司的研究发现, 东道国技术强度影响日本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的增长, 日本跨国公司对美国与欧洲的研发投资是以获取新技术信息为重要目的。另外, 他的研究还发现与发达国家相比,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更多的适应性研发。Banri和Wakasugi (2007) 对日本跨国公司研发情况的实证分析也得出了东道国的技术积累程度与研发人员的密集度是跨国公司海外研发的决定因素。Miller (1993) 对北美、欧洲和亚洲的20家汽车公司的研发机构区位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这些机构的主要动机是跟踪竞争对手的工程和设计活动, 这些研发机构的工程师们的主要作用是渗入当地网络, 评估其技术发展趋势并向公司总部提供新的技术设计理念。

相反, Hakanson (1993) 通过对20家瑞士跨国公司海外150家研发分支机构进行了调查, 发现对公司主要产品或生产工艺进行适应性改造, 使之更加符合东道国的区位市场需求, 在动机比重中占到32%, 而开发利用国外技术资源的动机仅占8%,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 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不是影响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三) 知识产权等政策环境因素。

从知识产权保护角度, Kuemmerl (1997) 的研究发现, 美国跨国公司海外研发区位的选择, 除了受子公司生产规模、经营性质及东道国技术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外, 还与东道国的政策环境, 尤其是与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有很大关系。Kumar (2001) 的研究结果显示一国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并不会对跨国公司研发投资产生较大的影响, 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程度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显著相关。Banrilto和Wakasugi (2007) 的研究认为, 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与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正相关。Branstetteret et al. (2006) 发现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加强不仅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研发投资有积极的影响, 而且对美国跨国公司向子公司进行的公司内技术转移也有积极的作用。Wakasugi和Ito (2005) 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而Kumar (l995) 的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 他认为由于跨国公司不会将需要保护的技术放到海外去进行研发, 所以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决策影响不大。

(四) 母公司与海外研发机构的战略互补。

近些年, 相关文献进一步扩展了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战略布局的研究。Cantwell和Janne (1999) 的研究显示, 处于全球研发产业链最顶端的跨国公司在建立海外研发分支机构时, 更倾向于选择差异化的战略布局, 即其设立的海外研发机构的职能定位往往是服务于总部研发中心, 两者之间往往是互补关系;而处于全球研发产业链中高端的跨国公司在建立海外研发分支机构时, 则更倾向于复制其总部研发中心的职能, 两者之间往往是平行关系。而相较于亚洲跨国公司, 欧洲跨国公司所设立的海外研发分支机构的研究与开发职能更为突出 (Peerally和Cantwell, 2012) 。跨国公司通过建立海外研发分支机构, 增强了其母公司总部的研发能力, 并强化了其作为研发中心的协调职能 (Athreye和Cantwell, 2007) 。

(五) 其他影响因素。

除以上因素外, 学者们也注意到东道国工资水平、东道国与母国的文化“心理距离”以及地理距离等因素对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Hewitt (1980) 、Hirschey和Caves (1981) 等人的研究表明了在美国本土从事研发工作的职员成本与海外研发活动正相关, 这说明东道国研发人员的工资水平是影响跨国公司研发规模的重要因素。Kumar (1996, 2001) 的研究证明了研发人员的工资与研发经费负相关。Shimizutani et al. (2007) 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Athukorala和Kohpaiboon (2005) 以1990~2001东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实证检验了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置研发机构的决定因素, 得出:一国雇佣研发人员的成本是影响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置研发机构国别选择的重要变量。此外, Hakanson (1993) 的研究较先表明地理距离是瑞士跨国公司海外研发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Patel (l997) 对13国569家制造业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研究显示, 其海外研发分支机构大部分位于母国附近, 这也表明地理距离是影响跨国公司海外研发区位选择的因素。Granstrand O. (1999) 对瑞典与日本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活动进行比较研究后, 得出地理距离对瑞典跨国公司海外研发区位选择有明显影响, 而对日本公司的影响不大。Shimizutani et al. (2007) 认为其他决定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因素还包括:日本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在东道国投资的年限以及受到的补贴情况;东道国与日本的邻近程度等。Von Zedtwi和Gassmann (2002) 对81家技术密集型跨国公司在海外的1, 021个研发机构的研究显示, 市场导向的研发机构和技术导向的研发机构区位分布并不一致, 即使在同一个区位中也会位于不同的点位。

三、理论评述

总体来看, 当前已有文献对于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战略的研究有了相当充分的研究, 但对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 究竟如何融入全球研发网络尚缺乏系统的研究。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前提是必须融入到全球研发体系当中。就目前看, 在海外设立研发分支机构是多数企业提升自身创新能力的必然选择。但是, 发展中国家企业海外研发分支机构的战略定位, 与国内研发体系的互动机制, 及海外研发投资的风险评估相关研究尚缺乏非常系统的研究。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其创新能力的不足已经越来越凸显。中国企业想要进一步发展, 在国际产业链中上升到更为重要的位置, 中国想要突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必须要依靠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通过在海外设立研发分支机构, 中国企业可以很好地汲取发达国家的人力与物质资源以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尽管部分国内高科技企业在设立海外研发分支机构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已有的相关配套研究不足以为当前的发展现状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与前景规划。就目前看, 中国企业亟须相关理论用以指导其海外研发战略的实施与展开。

摘要：在研发资源全球流动加速的背景下, 首先回顾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类型划分的相关文献回顾, 进一步系统综述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研发资源,区位选择

参考文献

[1]Ronstadt R.C.International R&D:the establishment and evolu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broad by seven U.S.multinational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78.8.

[2]Hewitt G.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erformed abroad by US Manufacturing Multinationals[J].Kyklos, 1980.5.

[3]Zedtwitz M.International R&D strategies of TNC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case of China.UNCTAD, Globalization of R&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M].UN, New York, 2005.

[4]Banrilto, Wakasugi R.What factors determine the mode of overseas R&D by multinationals[J].Empirical evidence.Research Policy, 2007.2.

论企业集团化经营与企业研发投资篇10

关键词：企业集团化经营,企业研究开发费,税前扣除,财务管理

一、企业集团化经营与特点

集团化是以母公司为基础, 以产权关系为纽带, 通过合资、合作或股权投资等方式把三个及三个以上的独立企业法人联系在一起的。集团成员企业之间在研发、采购、制造、销售、管理等环节紧密联系在一起, 协同运作的方式叫集团化运作或集团化经营模式。

集团化经营的特点:

第一, 资源共享, 节省成本和费用。统一采购可以降低采购成本、集团大制造可以利用制造资源、统一技术和研发平台以研发高难度的课题、统一销售可以节约营销费用、统一结算可以节省财务费用和解决融资的难题等。

第二, 优势互补, 提升了企业的运作和管理效率。集团化运作可以将某一企业的“长板”弥补其他企业的“短板”, 使这一长项得到充分发挥, 从而带动其他成员企业提高运作和管理的效率, 如销售渠道的融通、人力资源管理经验的借鉴等。

第三, 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技术创新、营销创新以及成本和费用的降低等, 使企业及集团综合竞争能力得到提升。

二、企业集团化经营应该注意的问题

第一, 建立扁平化的管理结构。集团是经济组织, 必须讲市场竞争, 必须讲成本和效率, 不宜过多增设层次、垫高强化等级, 不宜过多地背上各种各样行政权利的负担。一切以经济效益为最终目标才有可能干得更好。扁平化的高效组织形式, 通过科学管理, 可能达到组织效能的最大化, 从而大大提高经济效益。

第二, 建立学习型组织。集团的高级管理层必须是学习型的组织, 不仅要具备有关的管理知识和经历, 还必须经常学习和研究国内外最新的管理知识和经济动态, 敏锐地发现和深刻地理解, 不断用新的思路去解决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第三, 按照分工、分权、分责的原则, 把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设。在约束机制、监督机制、责任考核、业绩考核、奖励机制比较完备的条件下, 充分地授权经营。集团掌握着更大规模的资产和更多经济资源。作为资本, 能够带来增值价值的价值, 但只能在流动中才能增值。实现资本运营, 就是通过投融资、资产重组和产权交易等手段,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使用, 实现资本盈利最大化。

三、企业研发投资

企业研究开发能力是指企业能否在掌握现有科学技术知识的基础上, 把握市场需求, 找到问题, 确定选题, 并组织人力物力, 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它是创新资源投入积累的结果。对于引进技术而言, 可以把消化吸收后的创新活动视为研究开发活动, 相应地把消化吸收后的再创新能力作为研究开发能力的衡量指标之一。

第一, 我国企业研究开发能力低, 其表现:研究开发机构不健全, 而且主要以开发活动为主, 研究活动甚少;装备和手段落后, 普遍缺乏先进的技术设备仪器和必要的辅助设施;研究开发人才不足。国外有竞争力的企业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一般占员工比例的10%-20%, 而我国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远远低于这个数;尚未建立有效的创新体系。

第二, 企业研究开发能力提升的措施包括加强研究开发机构建设计划与措施, 增强技术研究开发能力计划与措施, 加大研究开发投入力度, 创新人才队伍建设计划与措施, 创新战略和管理制度, 完善创新机制。

四、企业集团化经营与企业研发投资研究

集团经营区别于非集团经营的最大特点:业务上的关联交易和财务上的“金字塔”型财务结构。这些特点有利于实现集团的规模经营, 增进成员企业的“团队作业”, 降低营业成本和总体税负;“金字塔”层层连锁控股使其可依据同样的股权资本、不动产等取得不同的借款, 从而对其控制的资产和收益发挥很强的杠杆作用。集团经营是指以总部 (主力公司) 为中心, 发挥集团化经营优势, 共享资源和品牌, 提高整体业绩。集团总部可以完成产业组合管理、机构重组、技术转移、活动共享等下属系列公司在能力水平上很难做到的战略性任务。在集团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 财务会计工作, 根据国家及企业的具体要求, 曾经扮演过不同角色, 承担过不同的使命和责任。在传统阶段, 集团公司的财务会计主要侧重于单个公司具体会计业务核算和常规的财务管理, 相对来讲比较具体和简单。在现在, 面临全球经济一体化, 常规工作职能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应对竞争、长足发展的需要, 集团财务管理, 将会逐步形成站在集团的高度开展管理的思路和形态。除集团总部的常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外, 还包括产权管理 (管理和运用资产产权) 、战略管理 (战略导向) 、投资管理 (方向引导;规模控制;资金筹划;项目审定;方案评价;风险控制等) 、资金管理 (发挥集团优势融通资金;集团成员企业资金闲紧调度;资金监控) 、预算管理 (投资支出;资产收益) 、财务监督指导与服务等。这种简单的、基础的、具体的传统财务会计管理模式是不能适应集团发展要求的, 我们需要高级形态的财务管理来确保集团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需要集团财务的“雁行飞行”。具体来说, 可以跟随集团领导的战略思路、经营理念;可以与集团发展战略、成长步调一致;可以与集团经营模式一致 (投资型、多元化) ;可以整合集团财务资源, 发挥集团优势。

研究开发费用只要符合财政、税务机关的规定, 都可以列入费用或无形资产科目, 在所得税税前100%扣除或100%递延摊销。研究开发费的税前扣除, 是以缩小税基 (应纳税所得额) 的方式, 对所得税的间接扣除。研究开发费的数额越大, 计算所得税的基数越小, 应纳所得税额就越小。研究开发费的加计扣除, 即对已经100%税前扣除的研究开发费, 税前再扣除50% (即重复扣除50%) 。在此情况下, 企业每增加100元研发费用, 可以减少150元应纳税所得额, 如果所得税税率是25%, 可以少交37.5元所得税 (150×25%) , 其中的12.5元 (50×25%) , 相当于国家为鼓励企业技术创新而给予企业的补贴。由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可以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此类政策为世界许多国家所采用。我国企业研究开发费加计扣除的法律依据是《企业所得税法》。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规定, 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 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五条对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做了细化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第 (一) 项所称研究开发费用的加计扣除, 是指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 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 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 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 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研究开发活动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成功与失败的可能性并存。目前财务制度和税法对失败的研发项目所产生的研发费用的税前加计扣除无限制性规定。这符合技术创新、研究开发活动的客观规律。企业只要真实地实施了研究开发项目,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只要符合条件, 都可以享受税前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对已经列入“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的开发阶段的费用, 因客观条件导致最终无法形成无形资产的, 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定, 可以转为费用化支出。

在集团进行投资时, 财务能配合其他部门做好对投资产业的宏观经济分析, 并从财务专业的角度提供可行性论证、投资方案评价、投资的税务策划、资金筹划、预算管理、对被投资企业的财务管理与控制等。并且在投资过程中实施风险管理。在开展融资工作时, 在对经济环境、金融环境、国家政策法规等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集团的实际情况, 财务能够提供融资方向和融资组合方案。在日常管理中, 持续加强集团的资金管理和商业信用管理。在集团开展资本经营时, 从财务角度, 通过相关投资和融资活动, 积极参与、协助做好工作, 拓宽思维, 提供建议, 同时注意风险, 逐步建立财务预警体系。为进一步深化内部控制管理, 在可以提供财务支持和保障的同时, 希望能够防患于未然, 加强财务安全。在《企业财务通则》中, 也要求各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财务预警机制。在国内环境并没有达到美国科索委员会 (COSO) 要求的企业整体风险管理的程度时, 我们可以以财务预警作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中间形态, 在持续加强和巩固内部控制工作效果的基础上, 在适当时候逐步建立集团财务预警体系。

参考文献

合作研发投资篇11

关键词：自主创新企业；合作研发；利润分配；演化博弈；仿真

中图分类号：F27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0—009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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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的经济形势下，企业单纯依靠市场已有技术或简单的进行技术模仿已不能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是否能够通过自主创新来凝练核心技术已经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自主创新是企业通过自身努力和探索以取得技术的突破，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创新技术的商品化，获得商业利润，以达到预期目标的一种创新活动[1]，是在开放的条件下提高获取关键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能力。因此，自主创新并不是闭门造车、自我创新，自主创新不应排斥与其他企业进行技术沟通与合作。

近年来，关于自主创新企业的合作创新问题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合作创新中，有创新意愿的企业以技术契约关系为基础，进行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明确创新目标，以事先确定的方式分担创新风险，分配创新利润[2]。合作创新不仅是企业降低研发成本和风险的重要途径，更是获取外部知识的重要方式，而且合作创新还能够加快企业的市场进入速度和保持组织的灵活性[3]。因此，一些学者对如何建立有效的合作模式进行了探讨，以帮助企业寻找合作创新的有效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企业无疑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但作为我国科研创新重要阵地的高校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因此，最近关于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的讨论成为了热点话题。

虽然确定什么样的合作模式以及寻求促进合作研发的机制对自主创新企业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目标，在新产品合作研发中，所得利润如何分配却往往是各企业所关心的重点[4]。企业间的合作是否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润的分配原则。目前关于自主创新企业合作研发利润分配问题的研究尚待开展，本文将就自主创新企业纵向合作研发的利润分配问题，在考虑了企业间的补贴激励行为的基础上，建立利润分配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将利用基于多代理人的计算机仿真这一新方法对合作研发利润分配问题进行分析。

二、自主创新企业合作研发的利润分配博弈

一般情况下，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都具有较强的企业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往往对核心技术的保护意识较强，这是由于同类企业或实力相当的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关系，很难达成知识共享和资源互补意愿，因此，生产同类产品的自主创新企业间的横向合作很难实现。与之相对应的具有供需关系的两个自主创新企业间的纵向合作则更容易达成。我们考虑两个自主创新企业m和s，m负责某一新产品的总体开发设计，称为需求企业，s为新产品提供零部件的开发设计及生产，称为供货企业。为了便于分析，假设企业m和s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各自负责的开发设计部分具有专用性，即个体企业间相互独立。在合作研发一项新产品的过程中，假设由于产品构思、设计和规划等原因产生的总体开发费用即企业m的研发总投入为X，由于零部件设计、测试等原因产生的零部件开发费用即企业s的研发总投入为Y。新产品技术开发成功后，产品将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而市场需求量Q受总体开发费用和零部件开发费用的影响，且满足Cob—Douglas生产函数[5]。即：

其中，e>0，α>0，β>0均为常数，α，β分别为X，Y对市场需求的影响因子，且α+β<1。

通常情况下，需求企业为激励供货企业参与合作研发，可以通过提高进货价格和产品售后补贴两种方式实现。考虑到需求企业往往希望避免提高进货价格带来的资金短缺以及市场需求波动等风险，更倾向于产品售出以后再将部分利润以补贴形式返给供货企业，所以，本文将重点讨论售后补贴情况下的合作研发利润分配问题。假设每销售一单位新产品，m和s的边际收益分别为ρm和ρs。由于m是产品的最终产出方，在合作研发中由于对零部件的需求，所以更具有合作的主动性。为了吸引和激励供应企业s的合作，进一步假设自主创新企业m会把自身盈利的一部分作为补贴以分担s的零部件开发费用，补贴系数λ（0≤λ≤1）可以通过合作研发合同进行事先确定。因此，供货企业m和供应商s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

合作系统的总收益为：

假设自主创新企业m和s只在成本投入上进行博弈，并且同时选择策略。当双方采取不合作态度，即以个体利益最大化进行成本投入（策略D）时，m和s追求的目标分别是Π1和Π2的最大化，令：

联立求解可得：

此时对应的m和s的收益分别为：

同理，当双方都采取合作态度，即以合作系统整体利益最大化进行成本投入（策略C）时，m和s追求的目标是Π的最大化，令ΠX=0，ΠY=0，联立可求得：

将式（11）、式（12）分别带入式（2）、式（3）可求得Π*1CC和Π*2CC。

当企业m采取策略C而s采取策略D时，令ΠX=0，Π2Y=0，联立求得：

X*CD=[eα1—β（ρs+ρm）1—βββ（ρs+λρm）β]1/（1—α—β）（13）

Y*CD=[eαα（ρs+ρm）αβ1—α（ρs+λρm）1—α]1/（1—α—β）（14）

将式（13）、式（14）分别带入式（2）、式（3）可求得Π*1CD和Π*2CD。

当企业m采取策略D而s采取策略C时，令Π1X=0，ΠY=0，联立求得：

X*DC=[e（αρm）1—βββ（ρs+ρm）β]1/（1—α—β）（15）

Y*DC=[e（αρm）αβ1—α（ρs+ρm）1—α]1/（1—α—β）（16）

将式（15）、式（16）分别带入式（2）、式（3）可求得Π*1DC和Π*2DC。

因此，自主创新企业纵向合作研发利润分配博弈的收益矩阵为：

能够进行合作的自主创新企业往往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即使某一产品合作研发结束，还有新产品的合作研发。在长期的合作研发过程中，利润分配的博弈问题不是一次性博弈，而是长期的重复博弈。因此，以上表1的博弈矩阵实际上是自主创新企业合作研发利润分配的演化博弈模型。

三、基于多代理人的仿真模型

本文采用多代理人仿真方法来分析以上演化博弈模型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第一，传统的研究方法会利用复制动态模型[6]分析以上自主创新企业纵向合作研发利润分配的进化稳定策略，但是由于以上博弈模型的复杂性，导致复制动态分析推导过程过于繁琐，很难进行。基于多代理人的仿真不需要对模型进行解析分析，通过代理人间的交互规则设定，可以分析系统演化趋势和涌现特征。

第二，一般情况下，复制动态分析更适用于群体内个体理性程度比较低、学习速度较慢的情况[7]。但是，自主创新企业的理性程度很高，又由于互联网等现代技术手段的使用使得企业间相互学习速度很快，因此复制动态分析方法对这一情况显然不能充分体现，而具有最优反应动态特征的多代理人仿真方法可以弥补以上不足。

基于多代理人的仿真是自下而上的建模方法，通过代理人个体间按照某些简单规则多次交互，观察系统总体演化过程以及宏观涌现特征，克服了单纯定性分析的主观性和单纯定量分析的不直观性，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而新兴的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本文利用多代理人建模仿真方法，建立了自主创新企业纵向合作研发利润分配的演化博弈仿真模型，其模型算法如下：

第一步：初始设置。考虑具有周期边界的二维方格网络，大小为100×100。假设有两个企业群体，分别对应着需求企业群体M和供货企业群体S。两个创新企业群体的每个企业都占据方格的一个节点，两群体企业各占节点总数的50%，并且每类群体中采取C策略和采取D策略的个体也各占本群体的50%，两群体中所有企业随机分布在各个节点上。

第二步：计算个体收益。规定每个企业在整个博弈过程中都只与周边的8个邻居中属于另一群体的企业进行博弈。记每个企业博弈所得收益总和为Ui=∑j∈ΩiKij。其中，Ωi表示第i个企业的8个邻居中属于另外一个企业群体的企业集合，Kij为第i个企业与第j个企业博弈的收益。

第三步：选择博弈邻居。随机地在8个邻居中选择一个属于同种群的企业作为策略学习邻居。如果没有符合条件的邻居企业，则保持策略不变。

第四步：策略学习。由于个体总以追求更高的收益为目的，所以博弈过程中收益高的个体更容易被其他个体学习模仿。据此，本文个体策略更新规则为[8]：

其中，pij为第i个企业采取第j个企业策略的概率，Ui和Uj分别为第i个企业和第j个企业的总收益，k为噪声系数，表示由于个体的有限理性，即使收益较低的个体策略也可能以一个小的概率被其他个体学习。根据文献[8]，本文取k=0.1。

通过以上四个步骤完成一次演化学习过程。循环以上步骤，可以观察出该系统学习演化过程，以及最终涌现出的结果，从而对该系统中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

四、仿真结果与分析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是否存在能让合作研发的自主创新企业都满意的最优补贴系数，以及影响最优补贴系数的具体因素。为此，我们重点研究补贴系数与个体平均收益、成本收益比以及市场影响力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与关系，以期得到利润分配的一般性规律。本文所有的仿真模拟试验中，我们均取演化步骤为100步，取后10步结果的均值作为该次试验的结果。图中每个数值点都是5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经过多次实验，我们发现以下试验的分析结论对其他不同的参数也类似成立。

图1是取参数α=0.15，β=0.25，e=5，ρm=10，ρs=5时，自主创新群体M和S以及整个合作系统的个体平均收益受补贴系数λ影响的图像。从图1中可以看出，随着补贴系数的增加，需求群体M会拿出更多的利润对供货群体S进行补贴，因此M的个体收益不断下降，而S的个体收益不断增加，总体收益增加到某一程度后基本保持不变。另外，图1中显示当补贴系数增加到某个值时（该值与参数有关），M、S以及合作系统整体的个体平均收益基本相等，本文将该值称为系统的最优补贴系数。显然，最优补贴系数下，M和S都能获得满意收益。当补贴系数偏离最优值时，群体M和群体S个体收益差异增大。

图2是与图1相同参数下，需求群体M和供货群体S的合作率水平随补贴系数变化的图像。这里的合作率水平指的是采取合作策略的个体数占群体总数的百分比。图2显示随着补贴系数的提高，最初需求群体合作率快速上升，而供货群体合作率有所下降。当补贴系数到达最优值附近时，虽然此时M的个体收益仍在下降，但其合作率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当补贴系数较高时，两群体合作率水平都有较大提升。引起以上现象的原因可归纳为：（1）当ρm>ρs时，需求群体更具有为获得高利润而进行合作研发的动机；（2）此时S合作率的不断提高，促进了需求群体采取合作策略；（3）即使补贴系数高出最优值，M由于其较高的边际效益，仍然有利可图。如果放弃合作，即采取策略D，M仍然要依照合同对S进行补贴，其收益将更小。从图1和图2中还可以看出，当采取最优补贴系数进行补贴时，既能使合作双方都保持较高的合作率水平，又能够保证企业个体获得较高的平均收益。

合作研发投资篇12

创新是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企业是国家创新的主体。研发投资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资源保障,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中国民营企业历经30年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据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量的90%,产值约占全国GDP的65%,就业人口占全国的75%,税收贡献为50%。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民营企业产权明晰,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高,已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但因面临着创新资源的瓶颈约束,其研发投资成为社会关注重点[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比重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基于产业视角,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民营企业研发投资存在哪些具体差异?这些差异是否具有显著性?这些差异是否形成三大产业间的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某种趋势?

1文献评述

研发投资决定着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是衡量企业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制度环境、区域、产业等是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宏观因素。现有文献主要从制度因素(安同良;白俊红;廖开荣、陈爽英;李习保)[2,3,4,5]、区域层面(钟卫;魏守华;王鹏;成力为)[6,7,8,9]等探讨研发投资。有部分文献从产业层面来研究研发投资,这些文献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分别以工业、服务业或农业为实证对象,研究研发投资或创新的前因变量或结果变量。如陈仲常以工业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得出市场需求、行业竞争程度对我国工业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影响[10]。钟卫利用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分析了工业企业研发投资绩效问题[6]。吴延兵以中国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数据研究研发投资的影响因素[11]。成力为利用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对研发投资分布特征及投资强度进行分析。在以工业为研究对象以外,少量学者以服务业或农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探讨创新影响因素。如李春成、蔡平分析了服务业的创新影响因素,均认为市场竞争对于企业创新有重要影响[12,13]。姚琼和刘震坤在分析农业创新影响因素时认为,市场风险(市场竞争、市场需求等)对农业企业研发有重要影响[14]。第二类,是以产业作为控制变量探讨研发投资。如陈爽英等以中国民营企业为样本,以行业为控制变量,实证研究得出行业对研发投资有显著的正影响[1,15,16]。张璇和高蓓蓓将高新技术行业划分为信息技术类、电子类、生物医药类,研究发现公司治理对于不同类型行业的研发投资影响不同[17]。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考虑到产业会影响研发投资,但往往集中于某类产业,并未对研发投资在不同产业间差异进行比较;或者以产业为控制变量来探讨研发投资,并未深入探讨产业对于研发投资的影响。不同产业发展的基础不同,不同行业的企业对于研发投资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从产业角度出发,探讨中国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静态差异特征与动态差异趋势。

2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2.1数据来源及研究样本

本文数据源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成的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对全国民营企业的抽样调查。调查收集了2002年、2004年、2006年和2008年研发投资相关指标的数据,每一年数据收集的时间分界点统一为前一年(即2001年、2003年、2005年和2007年)的12月31日。此次关于私营企业的问卷由各地工商联和工商局共同实施,调查范围遍布我国东、中、西部,涵盖了中国大陆的31个省市自治区。此外,数据包括了制造业、电力煤气、商业餐饮、房地产、信息服务等18个行业,并涵盖了大型、中型、小型、微型等不同规模的民营企业类型。

2.2变量定义

1)企业所属产业。

本文基于产业视角,对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民营企业研发投资进行比较。本文对企业样本所属行业进行编码,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进行分组。为了研究数据获取的方便,编码和分组标准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分组则采用了中国统计局对三次产业的划分方法。

2)研发投资可能性。

本文测量研发投资可能性是指民营企业是否进行研发投资,其中进行研发投资=1,不进行研发投资=0。

3)研发投资总额。

研发投资总额是指企业研发投资金额(万元)。

4)研发投资强度。

研发投资强度由企业当期研发投资总额与当期销售额的比值表示。

2.3样本分析

本研究剔除了2002—2008年相关数据的缺失值和异常值后,得到如下样本统计分析结果。2002年、2004年、2006年、2008年民营企业样本总数分别为3 879家,2 831家,3 341家、3 361家。200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民营企业样本比例依次分别为5%、48%和47%,2004年样本比例分别为6%、45%和49%,2006年样本比例分别为6%、52%和42%,2008年样本比例分别为7%、53%和40%。

2.4研究方法

为了探讨不同产业的民营企业研发投资是否存在差异,我们首先按照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三个分组对2002年到2008年研发投资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然后用SPSS17.0对每年三个不同产业的民营企业研发投资差异显著性进行检验,并进行成对比较。最后,按照年度时间变化的标准描述不同产业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动态发展趋势,并进行原因的归纳总结。

3统计结果及分析说明

3.1不同地区民营企业研发投资可能性分析

3.1.1研发投资可能性的静态分析

在2002年—2008年的四次调研中,总体样本研发投资可能性均值围绕在0.4左右,表明大约有40%的民营企业愿意进行研发投资。其中四年总体的数据样本偏度值分别为0.34、0.44、0.37、0.35,峰度值分别为-1.89、-1.81、-1.87、-1.88,因此相对正态分布来说数据样本总体上呈现出了右偏的趋势,并且分布较为平缓。本文对不同产业的投资可能性进行了逐年分析,具体分析结果见表2。其中,200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民营企业研发投资可能性比例分别为48%、58%、24%;2004年分别为64%、55%、21%;2006年分别为66%、57%、16%;2008年分别为61%、58%、17%。

为检验在4个年份中,中国不同产业的民营企业研发投资可能性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我们将对样本做非参数检验。研发投资可能性是0-1变量,因此我们采用SPSS17.0中非参数检验中的Kruskal Wallis Test方法进行检验。通过非参数检验结果(见表3)可得,2002年、2004年、2006年和2008年数据样本中,Kruskal Wallis H统计量的卡方值分别为412.179、340.119、548.956、541.802。此外,渐进显著性均为0.000,均小于0.05,这表明不同产业在研发投资可能性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为进一步研究4年里不同产业的显著性差异主要体现在那些产业之间,或者这4年的不同产业的差异程度有多大,我们继续利用SPSS软件进行组间差异的成对比较。结果(见表4)表明,4年间,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研发投资可能性均有显著性差异。

3.1.2研发投资可能性的动态趋势分析

2002年-2008年,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民营企业研发投资可能性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见图1)。第一产业研发投资可能性稳中有增,总体上升13%,4年比例分别为48%、64%、66%和61%; 第二产业研发投资可能性比较平衡,4年比例分别为58%、55%、57%和58%;第三产业研发投资可能性震荡下降,总体下降了7%,4年比例为24%、21%、41%和17%。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从研发投资可能性的总体趋势来看,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间的研发投资倾向数值化均值基本围绕在0.6和0.57左右,研发投资可能性较为稳定,而第三产业研发投资可能性均值为0.26,且变化较大。不同产业间最明显的差距出现在2002年、2008年的第三产业与第一、第二产业之间,与我们之前研发投资可能性显著性差异检验结果基本一致。第一产业的研发投资可能性在后三个年度均高于第二与第三产业,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而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研发投资可能性的总体趋势则较为一致。

3.2不同地区民营企业研发投资总额分析

3.2.1研发投资总额的静态分析

在2002年—2008年,样本企业研发投资总额均值变化幅度较大,4年总体样本的研发投资总额值分别为64.66万元、107.79万元、41.01万元和49.51万元,此外相对正态分布来说数据样本总体上呈现出了右偏的趋势,且较为陡峭。本文对不同产业的投资总额进行了逐年分析,具体分析结果见表5。其中,200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民营企业研发总额均值分别为76.06万元、86.42万元、40.75万元;2004年分别为150.39万元、131.77万元、79.08万元;2006年分别为97.84万元、57.89万元、10、41万元;2008年分别为45.44万元、76.31万元、14.93万元。

万元

为检验在4个年份中,三大产业的民营企业研发投资总额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我们对样本做单因素检验。研发投资总额是连续变量,因此我们采用SPSS17.0参数检验中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其进行检验。通过单因素方差检验结果(见表6),2002年、2004年、2006年和2008年数据样本中,显著性概率分别为:0.00、0.10、0.00、0.62。其中2002-2006年度的显著性概率均小于或等于0.1,说明该期间,三大产业间民营企业的研发投资总额有显著差异。而2008年显著性概率大于0.01,说明该年三大产业间民营企业的研发投资总额无显著差异。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为进一步研究4年里三大产业的显著性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产业之间,我们继续利用SPSS软件进行组间差异的成对比较。根据表7,2006年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以及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研发投资总额差异显著(显著水平为10%),2002年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间研发投资总额差异显著(显著水平为1%),其他组间比较的结果差异不显著。该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2004年,2008年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间民营企业研发投资总额均值无显著差异,2004年、2008年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间民营企业研发投资总额均值无显著差异。而2006年,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间,以及2002年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间,研发投资总额均值有显著差异。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3.2.2研发投资总额的趋势分析

2002年-2008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民营企业研发投资总额发展趋势存在差异(见图2)。第一产业研发投资总额在2004年达到最高值后出现持续性下降,4年总额均值分别为76.06万元、150.39万元、97.84万元、45.44万元。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研发投资总额在2004年达到最高值后下降,但在2006年后出现反弹。其中第二产业4年的研发投资总额均值分别为86.42万元、131.77万元、57.89万元、76.31万元;第三产业四年总额均值分别40.75万元、79.08万元、10.41万元、14.93万元。

从研发投资总额的总体趋势来看,2006年以前三个经济带的研发投资总额走势基本相似,都在2004年达到顶峰后出现下降,而2006年以后却又呈现出不同的走势:第二产业的总额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这一差异性与我们之前研发投资总额显著性差异检验结果完全符合。

3.3不同地区民营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分析

3.3.1研发投资强度的静态分析

在2002年—2008年,中国三大产业间民营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均值变化幅度较大,分别为0.08、0.12、0.04和0.03,此外相对正态分布来说数据样本总体上呈现出了右偏的趋势,且非常陡峭。本文对不同产业的研发投资强度进行了逐年分析(见表8),其中,200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民营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均值分别为0.07、0.08、0.08;2004年分别为0.09、0.15、0.09;2006年分别为0.03、0.05、0.01;2008年分别为0.02、0.02、0.04

为检验在4个年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民营企业研发投资强度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本文对样本做单因素方差检验。研发投资强度是连续变量,因此我们采用SPSS17.0参数检验中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其进行检验,根据单因素方差检验结果(见表9),2002年、2004年、2006年和2008年数据样本中,显著性概率值分别为0.86、0.65、0.36, 0.76,均大于0.1, 表明这4年间三大产业间的民营企业整体在研发强度方面差异不显著。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为进一步研究4年里三大产业内的两产业间的显著性差异,我们继续利用SPSS软件进行组间差异的成对比较。根据表10,2002年间不同产业组间的显著性概率均为1.000.远远大于0.1;2004年与2008年的概率分布于2002年一样,不同产业的组间显著性概率均为1.000;2006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显著性概率也为1.000,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显著性概率为0.463,依旧远远大于0.1,不同产业组合间的投资强度差异不明显。因此,4年间不同的产业组间之间投资强度差异均不显著。

3.3.2研发投资强度的趋势分析

2002年-2008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民营企业研发投资总额发展趋势存在差异(见图3)。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研发投资强度在2004年达到最高值后出现持续性下降,4年总额均值分别为0.07、0.09、0.03、0.03以及0.08、0.15、0.05、0.02。第三产业研发投资强度在2004年达到最高值后下降,但在2006年后出现反弹,4年研发投资强度均值分别0.08、0.09、0.10以及0.04。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从研发投资强度的总体趋势来看,2006年以前三个经济带的研发投资强度走势基本相似,都在2004年达到顶峰后出现下降,而2006年以后却又呈现出不同的走势:第三产业的研发投资强度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这些明显的特征和差异性与我们之前研发投资强度显著性差异检验结果基本一致。而原因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进行阐述。

4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4.1不同产业间研发投资差异结论与原因分析

4.1.1静态差异结论及原因分析

2002年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2006年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在研发投资总额上有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当时我国加入WTO的经济环境以及国家政策有关。加入WTO,对于我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第二产业相关企业,对于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因此,在2002年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在研发总额均值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此外,在国家政策方面,“十五”规划中明确强调了农业基础地位,并且在2003年产业政策中,对于农业等相对较弱的产业实施帮扶,这一系列利好的消息可能导致2006年在研发总额上,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出现显著性差异。

4.1.2动态趋势结论及原因分析

2002年至2008年,民营企业研发投资可能性在三大产业间变化趋势的差异显著。第一产业在2002-2004年间大幅上升后,其他几年表现平稳;第二产业趋势一直相对稳定,2004年虽有小幅下降,但最终回归初始水平;相对于第一、第二产业平稳趋势,第三产业趋势波动较大,虽然2006年大幅上升,但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与不同的产业发展基础有关,相对于第三产业,第一、二产业发展更为成熟,其相关企业对于研发投资的态度更为肯定,对于研发投资对企业的重要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其研发行为更多是受市场影响;而第三产业企业近年来虽然得到快速的发展,但是其研发投资行为更多的受到政策、经济环境以及行业特性的影响,由于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虽然在2006年时第三产业研发投资可能性快速增长,但整体下降的趋势没有改变,且各年份在数值上明显低于其他产业。

民营企业研发投资总额在三大产业间的变化趋势既有相似又有差异。2002-2006年,各产业研发投资总额趋势变化一致,均为先升后降,但在2006年以后,第二、第三产业呈现上升趋势,第一产业仍然是下降趋势。这可能与当时国内宏观政策有关。2002年-2004年间,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一些有利于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政策,例如2002年国家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同时在融资方面银行也给予了相关的优惠的政策。在这一期间各产业研发总额均呈现上升趋势;但是2004年初国家出台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抑制经济过快增长。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虽然成功防止经济从局部过热扩散到整体,但是给民营企业还是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企业对于未来不确定性增加。因此,在2004-2006年期间企业投资总额上呈现下降趋势。2006-2008年,国家宏观调控作用显现,经济发展趋于稳定,虽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国际环境发生变化,对进出口行业影响较大,但是相较于国外,中国整体的经济环境良好,给中国民营企业带来信心。另外,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国家加大了对于第二、三产业的投资和扶持力度,给民营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政策方面:2005年非公有制经济“36条”出台,其中明确提出发展第三产业中的社会中介服务业、2006年1月《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2007年十七大提出的“两个平等”更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政策层面的利好消息和发展机遇。因此在这一期间,第二、三产业的研发投资规模呈现上升趋势。

民营企业投资强度在三大产业间的趋势总体相似。2002年-2006年,各产业发展趋势基本一致,且第二产业投资强度明显高于其他产业;但是2006年以后,第三产业投资强度呈现上升趋势,第一和第二产业仍旧保持下降趋势,以上表现可能与当时我国具体的国内经济环境与政策有关。2003年,我国遭遇非典,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产生巨大影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受到较大冲击,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销售收入明显减少,因此出现了2002-2004间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研发投资强度高于第一产业;2004年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调控经济发展,经济转入稳定增长阶段,各产业销售收入增加,因此2004-2006年投资强度呈现下行趋势。2006年以后,我国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相关行业对于研发投资重要性认识逐渐加强,研发投资总额明显增加,因此2006-2008年,第三产业投资强度呈现上升趋势。

4.2政策启示

基于产业视角探讨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政策启示方面,本文将主要从国家政策与市场环境进行阐述。

1)宏观政策与制度环境。

①加快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应成为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相较于发展比较成熟的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基础较为薄弱,对于研发投资重要性的认识,远远没有其他产业深刻。我国政府应大力推进第三产业发展,提高其对于研发投资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高我国三大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②加大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促进民营企业研发投资。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民营企业的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重大的影响,继续加大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从税收、融资等方面给与适度的优惠,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促进民营企业研发投资,增强企业自主研发能力。③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高民营企业自主研发积极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于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它既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制度,又是开展国际间科学技术、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基本环境和条件之一。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是把双刃剑,既保护了研发企业研发成果,同时又打击了没有研发实力、不愿意研发一味模仿的企业。但就长期而言,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势在必行,是提高我国民营企业研发积极性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必由之路。

2)市场体系与融资环境。

①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强化市场对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是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重要因素。市场因素主要分为市场需求因素以及市场竞争因素。市场需求的变化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投资,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可以使企业取得行业优势地位,并且新产品的价位相对来讲更高,企业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因此市场需求是企业研发投资的重要因素;市场竞争是企业研发投资的催化剂,市场竞争可以促进企业优胜劣汰,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为了保住市场地位,企业必须进行研发投资。通过研发投资,企业可以满足新的市场需求、保住企业市场地位、进一步拉开自己与竞争企业的差距、建立自身的竞争优势。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搭建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平台,强化市场对于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②搭建良好的融资平台,丰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融资渠道。融资环境对于我国民营企业研发有着重要的影响,研发资金缺乏是阻碍我国民营企业研发活动的重要因素。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政府资金、金融机构贷款则成为研发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是相较于国营企业,我国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一直存在着融资难的瓶颈,因此搭建良好的融资平台,丰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融资渠道,成为促进我国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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