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大会

哥本哈根大会（通用4篇）

哥本哈根大会 篇1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这场被称为自二战结束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次国际性会议，已于当地时间2009年12月19日闭幕，虽然大会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协议，但在超过85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的博弈中，历时长达13天的会议中，暗潮涌动，精彩纷呈。

最扑朔迷离的泄密

原本气氛凝重的气候大会, 却以一场扑朔迷离的电子邮件泄密案开场。

存放在西伯利亚城市托木斯克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服务器上的3500多封电子邮件被神秘黑客捕获，并在哥本哈根大会前曝光。邮件显示，气候专家合谋操控科学数据，隐瞒对气候变化“不利的”研究。

不管邮件泄密背后究竟是俄罗斯情报部门操纵，还是环保黑客的“杰作”，这场始料不及的“阴谋论”着实让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拉金德拉·帕乔里费了不少口舌，在大会开幕仪式上，他足足花了5分钟，用带有浓重的印度味的英语解释“气候门”事件。

最慷慨的硬件设施

4500台笔记本电脑、清一色的联想IBM，免费供记者使用，还有几十台电脑装有话筒、摄像头和Skype软件，供记者打视频电话。由展览中心改造成的巨大公共空间，全部留给会场交流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舒适的沙发、温暖的灯光和环保主题强烈的布局，无处不让人感到主办方的慷慨大方和良苦用心。

火药味最浓的交锋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一直被置于聚光灯的焦点中。由于各自所代表的阵营的利益不同，中美在会场上也展开了正面交锋。

会议第三天，美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托德·斯特恩刚刚走下飞机就召开新闻发布会，把枪口对准中国，“公共资金，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绝不会流向中国”。他否认发达国家应该为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累积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埋单”，要求中国采取更大力度的减排目标。

对此，中国毫不示弱。中国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于庆泰大使当天下午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反驳，中国从来没想成为气候援助的受益国，反倒是发达国家应深刻地自我反省一下，为什么17年过去了，却仍不兑现其在公约中的资金承诺?第二天，“深刻地自我反省”一词成了西方媒体引用最多的语句之一。

最火爆的新闻发布会

在贝拉会议中心，最能真切感受“气候变暖”的地方是中国新闻与交流中心，人头攒动，热岛效应急剧上升。

中国代表团每天都在这里举行各种研讨会、吹风会和新闻发布会，房间虽然不小，但仍无法应对蜂拥而至的中外记者。离新闻发布会还有半个多小时，记者赶到时，却连脚也插不进去。屋外，还站着十几个焦急的中外记者，一位性急的外国摄像记者索性把摄像机举起来，借着高度从房间外拍摄起来。第二天，细心的新闻组在房间外的大屏幕电视上同步转播发布会的信号，终于使“人多地少”的矛盾稍稍缓解。

最“抠门”的会议招待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可能是记者参与过的诸多国际性会议中最“抠门”的一个，不仅没有礼品袋、公文包、纪念品，会场内所有的食物都得自掏腰包购买。想想几个月前的意大利八国峰会，还是在地震灾区召开，但丰盛的自助大餐、红酒、咖啡、甜点，随便吃喝。

在眼下无节制消费甚至浪费而导致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这样的“抠门”却得到了所有记者和与会人士的支持。

哥本哈根大会 篇2

你们好！

我是中国的一名小学生。这几天来，我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各国代表正聚集在丹麦首都根本哈根召开全球气候大会，商讨着关于气候的变化问题。对此，我想说：

近年来，全球气温不断上升，，热浪滚滚，袭击全世界。由于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又发生了严重的雪灾。这些灾害发生的罪魁祸首，还是人类。

地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它拥有美丽的.高山，蔚蓝的大海、广袤的森林和清澈的湖泊。可是，近1来，人类因工业发展而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甲烷、氯氟化碳、臭氧等有害气体，这些气体使我们的地球不再美丽，不堪重负。森林消失了，江河干涸了，海洋中满是有毒的污染物，大气层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臭氧洞，酸雨、沙尘暴等自然灾害现象不时地发生、、、这些灾难，正在对人类，对地球造成巨大的威胁。望着因气候变化发生的这一切，我们大声呼喊：救救我们！救救地球！

人们也意识到了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于是在哥本哈根，关系着地球未来命运的世界气候大会正紧张地进行着，各个国家都提出了关于改善气候变化的建议，人们都在关注气候大会，关注地球的命运、、、可喜的是，不久前，各国代表签订了《京都议定书》，大会圆满落幕。这是人类在拯救地球，改善气候的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它象征着不久的将来，地球将获得新生！

尊敬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代表们，请你们在大会结束后，不要忘记《京都议定书》的要求，严格遵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不仅自己遵守，还要发动别的国家遵守，让全世界人类手拉手，肩并肩，共同对抗气候变化，共建和谐，美好的地球家园！

祝

身体健康！

哥本哈根大会 篇3

我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主要看到两个问题:一是谁来提供像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这样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二是一项涉及到众多主体的公共政策能不能做出, 如何做出。

在公共经济学中, “政府提供公共产品, 市场提供私人产品”是标准的教科书理论。姑且搁置种种争讼, 假定政府的职能就是提供公共产品, 那么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公共产品谁来提供?有没有一个超越于各国之上的世界政府可以做这件事?回答当然是没有。虽然联合国马马虎虎也算是一个世界性组织, 但其松散联盟性质决定了在涉及各国切身利益的问题时, 其发挥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君不见此次气候大会上常见各国领导人激烈交锋, 而不见潘基文的身影, 以至于有的国家很不满意地将其称作“狡猾的鳗鱼”) 。因此, 由于没有一个世界政府, 这次世界气候大会就变成了192个国家的吵架大会。

这192个国家出于各自的利益又分成了三个集团, 一是以美国、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 二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集团, 三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小岛国集团。由于小岛国集团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 是以“受伤者”的形象出现的 (可不能小看“受伤者”, 相当于我们常说的弱势群体, 往往占据道德制高点, 是其余两方要力争的对象) 。因此, 最激烈的争论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双方争论的焦点有三个:一是如何防止气候进一步变暖;二是相关资金、技术问题如何解决;三是如何监督各方减排的实施情况。其实另外还有一个被回避的问题:谁应对气候变化负责。但这个问题太过敏感和刺激, 所以被主办方有意从问题清单上屏蔽了 (不过发展中国家仍常常拿这个来说事) 。

双方都有自己偏好的协议文本, 其中《丹麦协议文本》是偏向于发达国家的, 主要内容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 而发展中国家则坚持延续《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内容, 因为后者明确要求发达国家的减排量。减排量之所以如此关键, 是因为它与各国内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方式直接相关, 更多的减排意味着消耗更少的能源和更少的产出, 也即意味着更低的经济与生活水平, 对政治家而言, 就可能意味着更低的政治支持。

关于资金问题就更敏感了。美国一上来就宣称其援助资金不会流向中国, 中国则反驳说美国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最大推手, 理应为此买单。美国等承认在其工业发展过程中, 确实破坏了气候与环境, 负有一定历史责任, 但坚持“人们不应为当时不知道后果的行为承担责任”, 反过来将了新兴经济体一军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比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更恶劣) 。美国等还认为在减排问题上, 还要有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透明机制, 中国等则坚持国内自主减排, 拒绝与任何条件挂钩。

对于观察者而言, 国际政治的好处在于各方都很直接、很火爆, 少了许多对当事人的心理揣摩以及可能发生的错误。于是就有了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在连续三次莫名其妙被拒入场后说“我不高兴!”、“我很不高兴!!”、“我非常不高兴!!!”这样在国内政治中极难一见的直率表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尽管各方都在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但每一方都知道谈判的最终达成需要妥协, 于是又都在心里设定了自己最低的底线。所以别看吵得厉害,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这只是表演, 只是前奏。到会议临近结束、各国领导人将要出场时, 真正的大戏才开始。

协议必须达成。所有领导人都明白如果这次哥本哈根大会什么协议也没达成, 是难以向全世界人民交差的, 特别是那些在谈判中跳得最高的国家, 一旦协议失败, 就会被视为不顾别人生死和全人类未来、自私自利、眼光短小的“坏人”。因此, 就有了大会结束前各国领导人之间的连续密集会唔, 有了奥巴马与基础四国的彻夜讨论。减排量说不好, 行, 先放到一边;资金议不下来, 好, 先放到一边;关键在于找共同点。

这就是最后出台的《哥本哈根协议》, 只有两条核心内容, 一是各方承认并接受地球升温不应超过两度 (比工业化以前) , 二是先提供100亿的初期资金。而会前纷纷坚持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量化表达在这个协议中一点影子也见不到。至于透明机制, 新兴国家最终做出了有限度的让步。

这就是公共政策如何做出的生动阐释。第一, 每一项政策都有赢家和输家;第二, 各种利益集团穿梭其中;第三, 固守底线, 坚持核心利益;第四, 要有必要的妥协;第五, 求同存异, 协议必须达成;第六, 输家下次还有机会。

这样吵吵闹闹的场景似曾相识。其实, 这就是所谓的公共选择、所谓民主的表现形式之一。有人很不喜欢, 认为它不够优美、不够文雅。可惜公共论坛从来就不是庄严神圣的殿堂, 从来就是人们带着自己的利益而来, 为自己的利益相互争吵的地方, 但吵归吵, 一旦达成协议, 则各方均表示认账。所谓“事先没有人知道结果, 事后也没有人能改变结果”, 比起一个集团的利益压倒所有人的利益而言, 这的确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哥本哈根大会当然与国内政治有别, 但也可以说是没有世界政府情况下就气候变化这一公共产品而进行的另一种民主决策与讨论。

哥本哈根大会 篇4

1. 气候变化的背景

以全球变暖为主要标志的气候变化被认为是对人类最具威胁的全球环境问题,它不仅威胁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也会对于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形成严峻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过去,二氧化碳排放被作为燃烧过程的副产品来对待,自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京都会议后,二氧化碳排放日益成为国际焦点,世界各国都开展了气候变化相关研究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试图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去碳化”[2]。需要注意的是,气候变暖是全球性问题,致使气候变暖的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的排放也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区域,因此各国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来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一行为是必要的且刻不容缓。

2. 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之气候谈判

由于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就着手研究并解决这一问题。随着“全球化”这一概念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含义,扭转全球变暖趋势,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可供生存、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就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1992年各国政府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又称UNFCCC)。UNFCCC自缔约之日起,已经有全球的185个国家参与,并成功地举行了8次由各缔约国参加的缔约方大会。然而公约中各缔约方并没有就气候变化问题综合治理制定具体可行的措施。1995年在柏林举行的第一次缔约方会议中,发达国家承诺将在200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然而经过缔约方最终审评认定,这一承诺不足以实现公约中所预期达到的目标。为了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预期水平,需要世界各国做出更加细化并具有强制力的承诺。于是引发了新一轮关于加强发达国家义务及承诺的谈判。历经八届会议,在1997年,终于形成了关于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成文法案。在第三届缔约方大会上对这一法案内容的研讨、磋商成为大会的主要议题。当本届大会结束时,该公约已经初具雏形,并以当届大会举办地京都命名,始称《京都议定书》。

该议定书中规定工业化国家将在2008~2012年间,使他们的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5%。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为达到限排目标,对于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来说,2008~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8%。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3~4%,而所排放的CO2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所以美国大幅度减排二氧化碳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美国曾于1998年签署了议定书,但遗憾的是,2001年布什政府却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美国的退出对公约的执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由于原则上确认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主要责任到为发达国家规定具体量化的减排目标较为困难,气候变化谈判举步维艰。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承担限排或减排义务问题,始终是谈判的主要议题之一。2005年2月16日,历经7年正式谈判,议定书终于正式生效。但是,美国至今仍拒绝签署这一协议。

根据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13次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巴厘路线图》的规定,2009年末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15次会议将努力通过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以代替2012年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于2009年12月7~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来自192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召开峰会,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各方对该会议给予了极大的期望和热情,令人失望的是,由于各利益集团均以自身利益为谈判的基本出发点,各不相让致使各方的诉求产生极大的矛盾,矛盾愈来愈尖锐化且无法调和,使被寄予厚望的哥本哈根会议最终只是形成了一份没有法律效力亦未提及将协议转化为最终有法律约束力协定的时限的“哥本哈根协议”。

3. 哥本哈根会议的博弈

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其与会国(192个国家)就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利益特征的几大阵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各自为政,以英国、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盟集团、中国和77国集团(发展中国家的集团)。

哥本哈根会议已经结束,虽然结果令人失望,但是回忆整个会议召开的12天,可谓是以会议为戏台,各利益主角你方唱罢我方登台,更有甚者还差点演起了“全武行”,状况一度十分紧张。从整个会议来看,各方的相互作用与谈判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场小博弈构成的气候谈判大博弈,赢家是谁结果尚未清晰。人们又将希望与目光投向了来年即将召开的墨西哥第16次缔约方会议。本文拟应用博弈论模型研究国际气候谈判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与结盟关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二、博弈分析

1.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智猪博弈

智猪博弈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的一边有个按钮,控制着食物的供应,按一下按钮就会有10个单位的猪食进槽,但是谁按谁就要负担2个单位的成本。若大猪先到,大猪吃掉9个单位,小猪只能吃到1个单位,扣除2个单位的成本,支付水平分别为9和-1;若同时到达,大猪吃7个单位,小猪吃3个单位,扣除2个单位的成本,支付水平分别为5和1;若小猪先到,大猪吃6个单位,小猪吃4个单位,扣除成本,支付水平分别为4和4。图1列出对应大猪小猪的不同战略组合的支付水平:

在智猪博弈中,只有一个纳什均衡结果:大猪按钮,小猪等待,这是一个“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的均衡。它揭示的是大国提供公共物品,而小国搭便车的情景。这是一个收益分配不均的典型案例:小国什么都不做,却能获得与大国同样多的收益。在哥本哈根会议中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二氧化碳减排的责任与义务的分配和时间表方面形成了一个智猪博弈的格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的差距,发达国家是大猪,发展中国家是小猪。在这场气候谈判博弈中有4种策略可供选择:

(1)发展中国家(小猪)积极投入资金、人力、物力等,积极采取行动控制该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是本国的经济发展会因此受到限制而减缓,发达国家(大猪)选择等待,即采取不减排或者消极怠慢的减排态度,其经济平稳发展,由于采取“不作为减排”态度使其在减排方面的投资为0或者较少因此减排成本很小。这种策略对发展中国家(小猪)来说收益是负的,因此在现实中,这种博弈结果不大可能出现。

(2)发达国家(大猪)致力于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样会影响其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小猪)快速发展经济不为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做出贡献。这种策略下的收益分配是:发达国家为防止全球变暖买单,发展中国家“搭便车”;大家都获得了收益,可是只有发达国家为此做出了牺牲。

(3)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致力于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共同为环境保护贡献力量。这样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达成一致,可是发达国家收益多,发展中国家收益少。

(4)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时选择置世界环境于不顾,都依据个人理性最大化原则,竭力利用公共环境来发展本国的经济,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此时两者经济的绝对值都增加了,但是环境收益都降低了。

在智猪博弈中,对小猪而言,等待总是优于行动。同样在哥本哈根会议的各方谈判中,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处于弱势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理性策略正是和该博弈中的小猪一样,选择等待——等待发达国家率先履行减排责任。而理性的发达国家是知道理性的发展中国家的策略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处于优势的发达国家就不得不为减排多尽一份力。这种策略看起来似乎对发达国家有些不公平,但是考虑到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和发展水平以及各国对全球变暖的贡献如温室气体的历史排放情况等,这种策略无疑是最优的选择。

2. 发达国家的消极减排——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描述的是两个合伙犯罪的人被地方检察官隔离审判的故事。每个罪犯都知道如果两个人都不坦白的话,地方检察官只有很有限的证据判他们很轻的罪行,每个人只能判1年监禁。如果每个人都坦白的话,他们每个人将被判5年的刑期。这种可能的情况似乎是两个人都有不坦白的激励机制,除非聪明的检察官许诺,如果一个人坦白而另外一个人抗拒的话,坦白的罪犯将不予起诉,同伴因为抗拒而予以10年刑期的严惩。囚徒困境图式如图2:

在这些情形下,无论对方选择坦白还是抵赖,行为者的主导战略都是坦白。但是如果双方都选择坦白,那么最终的收益是(-5,-5),该结果对于双方都不是最好的,比双方都选择抵赖策略所得的支付(-1,-1)要差。此外,(-5,-5)是纳什均衡,因为这样的结果已经是最差的了,所以双方都没有背叛这个结果的动机。囚徒困境表明,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参与者具有某些共同利益但是他们不能达到帕雷托最优的结果。这种困境被哈丁描述为“公用地的悲剧”——个体理性行为会导致集体非理性行为的发生[3]。囚徒博弈中不合作的根源在于没有正确处理好自我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

美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廉价能源基础之上的。美国政府认为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奥巴马政府的计划是在2020年时,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这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这个目标比欧盟差得远,甚至低于《京都议定书》给它规定的第一承诺期(2008~2012年)7%的目标。在减排问题上,奥巴马政府比前任政府积极了一些,不过同样拒绝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力主各国自主减排,并坚持主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参与强制减排。美国也是迄今唯一一个游离于议定书之外的发达国家。

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争执是囚徒困境博弈的典型例子,行为选择和博弈结果如下图3所示:

图3显示了哥本哈根会议的各方谈判陷入囚徒困境的主要原因。如果美国和发展中国家都采取合作的战略,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承诺减排并且美国遵守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份额,那么双方都能获得3个单位的收益。然而,实施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份额的成本很高,且减排行动的实施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参与者双方都有背离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份额以获得更多收益的动机,这样使京都议定书的机制无法实现,更给哥本哈根会议的谈判氛围带来了阴霾。例如,美国单方面大大削减其在以前京都议定书中曾经承诺过的减排份额使它的收益结果4个单位而不是3个单位。当获悉发展中国家拒绝承担减排义务,作为理性行为个体的美国必然选择消极减排以获得2个单位的收益而不是1个单位的收益。也就是说,相互合作很难实现,因为双方都有欺骗对手的动机。该博弈的结果是美国选择不遵守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减排份额,发展中国家选择不参加减排义务规定的相关行动的实施,双方所得到的支付均为2个单位。

3. 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博弈——捕鹿博弈

在捕鹿博弈中,每个猎手都面临着以下4种策略选择:第一,都合作,绝不背叛,捕到鹿后大家美餐一顿;第二,采用不合作手段,在其他人捕鹿时自己去捉兔子,个人受益最大化;第三,所有的人都去捉兔子;第四,在他人捉兔时,自己仍然守住捕鹿的位子。吃饱10天。显然,两个人合作猎鹿的好处比各自打兔子的好处要大得多,但是要求两个猎人的能力和贡献相等。捕鹿博弈是一种合作性的博弈过程,一方的战略选择取决于其他人如何选择,它具有两个纳什均衡的混合战略(相互合作)选择,但是只有在同时捕鹿时产生纳什均衡结果能使双方都满意。存在合作的共同利益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合作就一定能成功,如果一个猎人的能力强、贡献大,他就会要求得到较大的一份,这可能会让另一个猎人觉得利益受损而不愿意合作,因此双方合作是否成功的关键在于谈判的成效。图4列出了捕鹿博弈中对应不同战略组合的支付水平:

早在哥本哈根会议开始之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组织——77国集团,就已经展示出破裂的迹象。一些77国集团成员国在内部会谈中表示,新兴经济体也应该承担一些承诺,并且审查自己的行为。这种声音使得“中国+77国集团”的发展中国家统一战线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一情形正是中了那些发达国家希望通过“各个击破”实现对发展中国家逐步进行强制减排的目的。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因此成为了“众矢之的”。在中国不承诺减排责任仅遵守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自愿承担减排义务(即非强制性减排)的情况下,如果以77国集团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同意该行为并与中国的行为保持一致,则中国与77国集团各得(4,4)的支付;如果中国与77国集团都承担减排责任(即强制减排),则双方的支付结果为(2,2);若一方承担减排义务另一方承担减排责任的话,两者的支付分别为0和2。该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结果出现——(强制减排,强制减排)、(非强制减排、非强制减排),前者是次优的纳什均衡,后者是最优的纳什均衡。

捕鹿博弈合作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确保博弈双方者的承诺和行为是可信的。在哥本哈根会议的谈判中,该博弈的最优策略是发展中国家内部不要起内讧,要统一口径,坚持实行非强制性减排,不给那些试图瓦解发展中国家统一阵营的发达国家以可乘之机。

4. 排放权分配谈判——性别博弈

性别博弈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某男某女恋爱,他们打算一起过周末,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看足球,要么看芭蕾演出。男的偏爱足球,女的偏爱芭蕾,但他们更宁愿在一起。当他们共同看足球,男的享受程度为2,女方的享受程度为1;当他们共同看芭蕾,女方的享受程度为2,男方的享受程度为1;当男的看足球,女的看芭蕾,他们的享受程度均为0;当男的看芭蕾女的看足球,他们的享受程度也均为0。这里存在两个纳什均衡,即:(足球,足球)或者(芭蕾,芭蕾),图6列出对应不同战略组合的支付水平:

在性别战博弈中最重要的是对最终受益如何分配的问题,正如Krasner所说:性别战博弈具有重要的分配性含义,分配性问题有时会使合作性的解决方案很难达成,虽然博弈双方认为有协议总比没有协议好,但是在具体采取什么样的协议问题仍会存在争端[4]。

排放份额的分配问题是有效的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核心,它关系到分配什么、分配给谁、以什么样的方式分配[5]。发达国家间对于什么样的分配是公平的以及如何实施也存在着重大分歧。排放份额分配的不仅仅是减排任务,它实际上也是全球公共资源的分配。由于排放份额影响一国将来的发展空间和国际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的利益,因此它与一国的经济利益紧密相连。

对于排放份额,已经在京都议定书上制定了具有广泛认可基础和法律效力的规定,但是美国拒绝签订京都议定书对世界各国做出了坏的榜样,使京都议定书目标的执行状况并不是很理想。本次哥本哈根会议,发展中国家要求在遵守京都议定书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磋商谈判,并做出一定的让步——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承担量化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无需承担这种义务。但是在哥本哈根会议前,为了显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诚意与决心,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宣布要采取行动自愿减排为减缓气候变化做贡献,如中国承诺到202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该减排目标远高于美国白宫所提出的“17%”的减排承诺;在中国做出碳减排承诺后,印度承诺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比2005年下降20%~25%;俄罗斯承诺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至~25%;巴西计划到2020年在预期基础上减排36.1%~38.9%;印度尼西亚表示力争到2020年在预期基础上减排26%;韩国宣布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4%。南非表示将于未来10年、即2020年在正常水平的基础上削减34%的排放量,而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峰值——42%,随后在有效趋于平稳后开始下降,同时还声明在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协定以及国际社会给予支持的条件下,南非才能兑现这个减排承诺。

发达国家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早在2007年,欧盟就提出,争取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并表示愿与其他发达国家一道将中期减排目标提高到30%。然而,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科学估计,发达国家的中期减排目标应该达到25%~40%,才能避免全球变暖至危险水平,显然,欧盟的承诺距此目标尚有差距;澳大利亚承诺到2020年在2000年基础上减排5%~25%(后一个数字是有条件承诺),但这个目标已被议会两次否决;加拿大承诺到2020年在2006年基础上减排20%,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新西兰承诺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10%~20%(后一个数字是有条件承诺);美国方面,奥巴马政府的计划是,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这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这个目标比欧盟差得远,甚至低于《京都议定书》给它规定的第一承诺期(2008年至2012年)的7%。

有关计算表明:发达国家的无条件中期减排承诺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8%,而有条件承诺仅相当于减排12%。这两个数字比《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对发达国家提出的5.2%减排要求并不高出多少,而远远低于IPCC报告所指明的25%~40%。由此可见,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承诺得远远不够。

正如性别战博弈中所表现的那样,男女朋友只有自愿牺牲一方的利益才能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纳什均衡。在无政府状态下达成一个有效减排机制的唯一途径就是寻求部分妥协。这样可能会使协议的有效性降低,但是总体来讲,有协议总比没协议好。

三、结语

气候变化问题涉及人类社会诸如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历次会议,包括哥本哈根会议均说明了由于直接关系到各国的切身利益,国际气候谈判面临着很多障碍性因素。

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未来的话题,现实已经证明了愈来愈频繁的自然灾害与气候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气候变化问题已经逼近人类面前,人类已经到了该做出抉择的时候。但是由于减排对经济发展的冲击是现实的,而且在全球气候领域的合作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因此它容易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

本文应用博弈论模型针对哥本哈根会议中各国的气候谈判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与结盟关系进行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其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谈判博弈属于智猪博弈,考虑到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和发展水平以及各国对全球变暖的贡献如温室气体的历史排放情况等,发达国家(大猪)率先实现减排承诺是该博弈最优选择;其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采取消极减排态度,此时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博弈属于囚徒困境,该博弈的结果是美国选择不遵守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减排份额,发展中国家选择不参加减排义务规定的相关行动的实施,双方的最终结果均未达到最优水平;其三,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博弈属于捕鹿博弈,该博弈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确保博弈双方者的承诺和行为是可信的。在哥本哈根会议的谈判中,该博弈的最优策略是发展中国家内部要统一口径,坚持实行非强制性减排;其四,排放权分配谈判博弈属于性别博弈,该博弈显示在无政府状态下达成一个有效的减排机制的唯一途径就是寻求部分妥协。这样可能会使协议的有效性降低,但是总体来讲,有协议总比没协议好。

在这些博弈中,发展中国家应该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发达国家间要确立一个公平的减排任务。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经济实力、信息拥有量均处于超级大国的地位,这些国家的参与对防止全球变暖的国际合作并切实履行在京都议定书上规定的减排份额承诺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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