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扶贫

农村扶贫（精选12篇）

农村扶贫 篇1

目前, 国际上对于农村扶贫模式基本上分为三种类型:“发展极”模式, 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锁定重点扶贫目标并给予政府扶持, 鼓励扶贫目标积极发展”;“满足基本需求”模式, 由美国经济学家斯特雷坦提出的“直接向贫困人口提供生活教育设施, 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和生产率”;“社会保障方案”模式, 即直接对贫困人口进行发放社会补助的形式。三类模式的扶贫对中国农村扶贫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笔者将在对这三类扶贫模式研究的基础上, 概述国外农村扶贫的发展状况, 并对中国“精准扶贫”工作进展状况与机制创新进行探讨。

1 国外三类扶贫模式概述

1.1 农村扶贫的特点

1) “发展极”模式基本上是在不发达农村地区资源贫乏状况下和非均衡经济发展规律下, 由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聚集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 能够对周围产生吸进和辐射作用, 推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

2) “满足基本需求”模式基本上是“从把经济增长作为通过就业和再分配衡量发展的主要标准到基本需求的演进, 从抽象目标到具体目标, 重视手段到重新认识结果, 以及从双重否定 (即减少失业) 到肯定 (满足基本需求) 的演进”。

3) “社会保障方案”模式基本上是通过财政手段实行国民收入再分配方案, 政府对贫困人口直接提供营养、基本的卫生和教育保障及其他生活补助, 以满足贫困人口的家庭生活需要。

1.2 国外农村扶贫三类模式的作用

1) “发展极”模式主要通过极化或扩散效应带动周围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并以经济增长方式促使贫困人口自下而上的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缓解区域性贫困状况。

2) “满足基本需求”模式主要是对农村贫困人口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食物、水和卫生设施、健康服务、初级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以及住房等。

3) “社会保障方案”模式, 主要是对改变收入差异和种族经济差异的政策;为妇女提供平等就业和收入机会及经济地位方面的政策;为保持老年人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政策。

2 国外农村扶贫的进展状况

2.1 巴西采用“发展极”扶贫模式

采用“发展极”模式的除以巴西扶贫为代表的国家外, 还有墨西哥、智利、巴基斯坦、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等国。笔者以巴西为例, 巴西贫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与统治, 区域发展不平衡, 教育水平低下, 收入的分配不公, 盲目追求经济飞速增长等。巴西扶贫主要采取反贫困计划, 并制定一系列政策, 主要包括:建立专门开发机构指导, 组织、实施落后地区开发计划形成自上而下的国家干预体系;制定推行各种落后地区开发计划;实行各项鼓励政策, 促进“发展极”建设。同时采取农村土地改革, 北部农业发展计划和全国一体化计划, 迁都巴西利亚, 最低保证计划等一系列政策[1]。

2.2 印度采用“满足基本需求”扶贫模式

采用“满足基本需求”扶贫模式的代表国家为印度。印度贫困原因有以下几点:20世纪90年代以前印度的贫困程度在不断下降, 90年代以后贫困程度又有所加剧;农村贫困程度受农业欠收制约;贫困程度受到非组织部门就业机会的制约;贫困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贫困人数的绝对量在不断增加等。印度扶贫主要采取反贫困计划, 并制定一系列政策, 主要包括:投资重点由工业转向农业, 推行“绿色革命”, 通过引进、培育和推广高产农作物提高粮食产量, 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同时实施多项计划帮助贫困地区发展初等教育、成人教育、农村医疗、农村道路、农村供水、农村电力等社会经济基础设施, 以缓解印度贫困的程度[2]。

2.3 美国采用“社会保障方案”扶贫模式

采用“社会保障方案”模式的代表国家为美国。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 因此贫困面较少。“社会保障方案”模式作为一种福利制度成为经济发达国家主要反贫困措施。反贫困具体做法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民众评判”。表现为: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渠道通畅, 扶贫减困有稳定的资金来源, 贫困救助体系较健全, 各类扶贫减困项目可以得到较好的实施[3]。

3 中国农村扶贫的演变及“精准扶贫”工作的实施

我国的扶贫工作经历了5个阶段:1) 1978—1985年间我国扶贫工作用以工代赈取代传统的直接救济的扶贫政策。2) 1986—1993年间实施给予贫困人口专项扶贫基金, 鼓励贫困人口开发置业。3) 1994—2000年间实施信贷扶贫政策, 鼓励贫困人口创业, 同时要兼顾生态环境。4) 2001—2010年间实施了减税、增贴的举措直接给予贫困人口减负并增加补贴, 并筹措资金开展合作医疗工作。5) 2011—2020年间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公布实施, 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重点之一———建立“精准扶贫”创新机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5年1月份在云南考察时指出:“要以更加明确的目标, 更加有力的举措, 更加有效的行动, 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都要提高精准度, 扶到点上、根上, 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紧接着2015年6月份, 习总书记在贵州省调研时, 又强调说:“要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 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同时又特别强调: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 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和地方政府的有力举措下, “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

3.1 我国“精准扶贫”的含义

“精准扶贫”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国外的扶贫模式, 而是在“精准”上的实施。其主要内容:“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 实施对扶贫户的动态管理和扶贫效果的精准考核”。“精准识别”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将低于贫困线的家庭识别出来, 找准导致这些家庭贫困的原因, 因户、因人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 消除贫困的关键因素和消除脱贫的关键障碍。“动态管理”对所有识别出的贫困家庭建立档案, 其主要内容包括:贫困家庭主要成员基本信息, 致贫原因和帮扶措施的详细信息, 根据贫困状况的变化情况, 建立脱贫标准, 将已经脱贫的家庭调整出来, 保证“精准扶贫”的有效性。“精准考核”是对“精准扶贫”效果的考核, 现阶段农村扶贫工作有明确分工, 中央政府负责区域发展和片区开发, 地方政府负责“精准扶贫”工作。精准考核的目的是督促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如何做好“精准扶贫”工作[4]。

3.2 创新“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3月5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运用“互联网+”技术, 这有利于“精准扶贫”工作的科学化、技术化、系统化、精准化。“精准扶贫”要借助互联网技术可以做到四个精准:1) 精准定位。利用互联网+的数据分析系统对贫困家庭精准定位, 可以做到不错一户, 不丢一户的效果。2) 精准管理。利用互联网+技术为贫困家庭建立电子档案, 实现对贫困家庭的信息精细准确。3) 精准帮扶。利用互联网+技术的数据分析系统, 分析贫困家庭的贫困状况, 因人而异做出适合帮扶的解决办法, 避免帮扶工作的统一模式。4) 精准考核。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扶贫绩效考核数据系统, 对扶贫工作的干部进行考核, 对扶贫工作效果进行考核, 把扶贫的全过程做到精准定位;此外, 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扶贫电子档案, 对被扶贫家庭实行长期回访与长久的陪伴, 使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健康持久发展。

3.3“精准扶贫”重在地方政府有力举措

现阶段农村扶贫工作有明确分工, 地方政府负责“精准扶贫”具体工作。河北省人民政府利用“互联网+扶贫”在扶贫领域与企业集团开展深入合作。2015年11月3日双方共同签署了“互联网+扶贫”备忘录;河北省省委书记赵克志与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共同商定在“互联网+扶贫”领域, 充分发挥阿里巴巴集团在互联网领域的立体化产业发展优势和影响力, 开展深入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 建立高效、融合、安全的社会扶贫网络信息平台, 构建与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安全、信用认证、支付、物流、网络、人才等服务体系, 深化应用“互联网+扶贫”。具体内容包括:推动贫困地区“一村一店”建设;同时鼓励并支持有条件的个人在阿里巴巴平台 (包括淘宝、天猫、1688、速卖通、阿里巴巴国际站等) 开设网店或使用服务, 帮助贫困村“一村一店”建设, 将贫困村网店及特色农产品通过打标的形式在淘宝网上进行展示, 引导社会公众选择购买。培育河北省本地化电子商务服务体系, 发展“千县万村+特色馆”立体扶贫。在河北省贫困地区选择2~3个试点县, 由阿里巴巴集团协助地方政府组建地方互联网商协会, 输出电子商务产业园的模式和经验, 引进电子商务培训机构, 帮助当地电子商务加快发展;同时又选定1~2个贫困县, 每县选定1个行政村, 作为“淘宝村”试点。同时, 集团在河北省贫困地区支持完善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建设, 开展县服务中心及村服务站建设, 并且在农产品电子商务、电商培训等多领域展开合作。通过互联网展示农产品, 推动农副畜产品、民俗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产品网上销售, 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增收脱贫。

3.4“互联网+扶贫”是“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推手

“精准扶贫”工作引入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及阿里巴巴集团的先进经验, 依托互联网强大支撑, 使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物流等使“精准扶贫”工作可以做到精准定位、精准管理、精准考核, 提高“精准扶贫”工作效率。在“精准扶贫”工作中还应借鉴国外扶贫中的经验教训, 避免走弯路、旧路。切实做到“精准扶贫”、绿色扶贫、永久脱贫。

4 结语

我国的扶贫目标已经确定,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 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的扶贫思路已经非常明确, 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各级政府的有力举措, 借鉴国外扶贫减困方面的成功经验, 一定可以确保贫困人口2020年如期脱贫的任务早日完成。

摘要：笔者探讨了国外农村扶贫的三类主要模式, 及这三类扶贫模式的基本特点、作用和效果。同时对我国“精准扶贫”的主要内容及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开展扶贫工作, 做到科学化、技术化、系统化、精准化的管理的创新模式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国外,中国,“精准扶贫”,方式创新,“互联网+”,地方政府,举措

参考文献

[1]王俊文.国外反贫困经验对我国当代反贫困的若干启示:以发展中国家巴西为例[J].农业考古, 2009 (3) :209-213.

[2]杨文武.印度的贫困与反贫困研究[J].南亚研究季刊, 1997 (3) :58-68.

[3]王卓.中国贫困人口研究[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4]汪三贵, 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 2015 (5) :147-150.

农村扶贫 篇2

通过入户走访，征求意见，让我得知群众对干部在“四风”方面的整体评价是好的。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在偏僻的农村角落，我们干部的身影少了，干部的脚印少了，群众见干部的机会少了，干部对群众的感情变淡了。一番谈话，让我们从群众身上，真切的体会到了群众对我们基层干部的感情和期盼，是那么真，那么纯，他们是多么希望我们的干部能常到他们家门口来，哪怕只是坐坐儿，聊聊啊!

走访座谈结束后，我的心情异常沉重，折身来到八道关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召集村支两委班子成员，把相关的访谈情况及时反馈给村干部，并对他们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对今天老百姓反映的修路问题。我支持由镇、村两级共同出资，立即启动近3公里的断头路修建工程，切实解决百姓出行难的问题，要把这项工作作为检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效抓好。二是要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要把村支两委建设成为一支稳定、团结、自信、亲民、有战斗力的团队;要注重制度建设，真正以制度管人、管事、管钱，让每个干部都有位、有责、有为;做到论功行赏，奖罚分明，公开公平公正。三是要狠抓工作落实。对上级安排部署的各项工作，要以高效、高质的要求完成好，不推诿、不拖拉、不懈怠;对老百姓反映的实际问题，能解决的要及时解决，不要久拖不决。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做好解释并千方百计想法子解决，不能一味推、等、靠。

下午，我们一行又来到得胜最边远的文峪河村，这个村是由原5个村合并而成。原三里村是这里最远的村落。在三里陈帮林家中，我和附近群众亲切的交谈，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征求他们对干部的意见建议。当得知五保陈圆银住房积水时，当场安排村干部立即修缮解决，确保五保老人有温暖的居住环境。

数字下乡与农村精准扶贫 篇3

21世纪以来，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与农村、农民的互动中，国家从“汲取型”向“给予型”转变，在此过程中，提升信息管理能力就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关键。《数字下乡：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技术治理》一文，以国家扶贫开发为例，剖析了精准扶贫中的数字技术及其对治理转型的意义。扶贫开发三十年来，扶贫单位不断缩小，形成了精准扶贫的治理策略，但从中央到基层，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数字技术的目的即在于解决这种不对称。然而，数字技术的生产体制存在许多漏洞，一方面数字下乡未能突破基层干部的信息垄断，另一方面，数字的系统化未能保证数字信息与真实的治理过程完全同步，并且在考核压力下，基层干部往往为了完成脱贫指标，通过“统计加估计”的方式收集数据，并进行“有逻辑地”修调。同时，信息向上传递的漫长过程也为数据失真埋下伏笔。于是致使数字下乡实际上并未实现真正的数字在地化，扶贫数据未能触及深层的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生活生产过程，而是悬浮于乡村社会治理和乡村的集体与私人生活之上，数字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并无现实的决策价值。因而作者指出，在现行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决策者与执行者间的信息不对称并未得到真正解决，如何真正使数字技术服务于精细化的基层治理仍有待思考，否则徒具形式而缺乏实际意义的数字不仅无法增进治理绩效，反而会造成社会治理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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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扶贫 篇4

1 我国西部地区农村贫困概况与农村扶贫开发历程

1.1 西部地区农村贫困概况

西部地区包括云、贵、川、渝、陕、甘、宁、青、新疆、内蒙、西藏、桂12省区市,是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集中分布区域。2002年1月,国务院在全国确定了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简称国贫县),西部11省市区(西藏除外)就有375个,占全国的63.34%。目前,西部农村地区的贫困发生面积较大、贫困发生率仍较高。2000—2007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3209万人减少到1479万人,贫困发生率由3.5%下降到1.6%,西部农村贫困发生率也由7.3%下降为3.5%,但仍然分别高出东部和中部3.3个和2.2个百分点;2007年西部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的66.87%,比2006年上升了12.17个百分点。2007年,西部国贫县(国家贫困县或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简称)农村贫困人口732万人,占全国国贫县农村贫困人口的69.65%,比2006年上升了0.14个百分点;西部国贫县贫困发生率为6.6%,比全国水平高1.6个百分点[1]。2003-2007年间,西部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占全国的比重由49.0%上升到66.87%,年均上升4.47个百分点。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呈现向西部集中趋势。

1.2 我国西部地区农村扶贫开发历程

西部农村反贫困,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都是救济式扶贫,1978年以后,以经济体制改革和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扶贫开发为特征的反贫困,经历了四个阶段。

1979-1985年农村经济改革推动减贫阶段。1982年党中央、国务院将全国连片最为贫困的甘肃定西、河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作为“三西”专项建设列入国家计划。

1986-1993年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扶贫开发战略的实施阶段;1994-2000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阶段。根据中央提出的“对口帮扶”的号召,东部与西部对口扶贫模式由产生到不断完善,有效地推进西部农村反贫困进程。这一时期贫困向一些自然条件恶劣的西部和中部地区集中的趋势更加凸现,如西南石山区、西北黄土高原区、秦巴山区、青藏高原区等。

在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简称《纲要》)的实施以来的新时期,国家进一步加大了西部农村扶贫力度:(1)增加西部国贫县数。“八七”期间,西部(西藏除外)国贫县为351个,新时期增加到375个。(2)持续增加扶贫投入。进入20世纪以来,中央投向西部农村的财政扶贫资金从2001年的62.6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85亿元。2001年以来,西部得到的财政扶贫资金占全国的比重一直维持在60%左右。(3)加大社会帮扶力度。进入新阶段后,国务院部署新一轮中央国家机关定点扶贫工作,参与单位增加到272个,受帮扶的国贫县达481个,其中282个是西部国贫县,占总数的80.3%。(4)制定扶贫开发规划。目前,全国14.9万个扶贫工作重点村制定和实施了脱贫致富规划,西部有74222个特困村被列入规划,占总数的50%。(5)推进科技扶贫。国务院扶贫办与财政部联合设立了科技扶贫专项基金,对部分重点贫困县每县安排资金500万元,改革科技扶贫运行机制,加快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探索贫困地区运用科技解决温饱、发展经济的新路子。目前,全国有163个试点县,其中西部有88个,占总数的54%。(6)加强西部地区干部培训。国务院扶贫办与中央组织部和财政部联合制定了“十.五”期间全国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干部培训规划,力争使中央确定的592个国贫县和各地确定的扶贫重点县参与扶贫的各类干部得到培训,其中由中央直接组织的培训达1万人。(7)东西部协作扶贫。近年来,东部沿海15个省市(计划单列市)对口帮扶西部11个省区市。“十.五”期间,西部年均通过定点扶贫和东西对口扶贫获得40亿元和15亿元的扶贫资金。2007年,东部向西部提供5.47亿元财政援助和1.21亿元社会捐款,双方有4091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东部为西部培训干部4181人次,派出专业技术人员738人次,培训专业技术人员5.3万人次;西部贫困地区向东部省市有组织输出劳动力53万人,合作开展劳务培训8.1万人次。

2 我国西部地区农村扶贫开发模式分析

西部农村扶贫取得巨大成就的首要条件是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的强力推动,而当地人们灵活应用和创新扶贫模式是其关键。1980年以前,西部主要采取的是直接救济方式;1980年以后,为适应改革需要,开始由单纯的直接救济扶贫向“造血”式和地区经济综合开发方式转变,西部贫困地区民众开创出如下扶贫模式:

2.1 大规模区域性扶贫开发模式

中国政府的扶贫政策实施始于西部。20世纪80年代初,基于农村贫困人口呈区域性集中连片分布的特征,我国在西部开展了大规模区域性扶贫开发工作。1983年,国务院开始实施为期10年的“三西”农业建设计划,每年拨专款2亿元,对甘肃的“两西”地区(定西和河西走廊)、宁夏的西海固地区进行大规模区域综合性扶贫开发。1992年,国务院决定将“三西”计划延长10年,每年投资2亿元,并将实施范围扩展到甘肃南部10个县,共计57个县,其中国贫县37个。1986年以后,该模式在西北、西南及全国推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该模式的优点在于“以项目为中心,政府主导,扶贫要素投入力度大,能够在贫困地区集中力量建设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等项目,发展支柱产业,解决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奠定基础”。以甘肃为例,1983-2000年,国家在甘肃投入“三西”专项资金33.18亿元,其中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等方面的资金达21.78亿元,占65.64%,兴修了1597项水利工程,解决了339.3万人的饮水问题,新增有效灌溉面积22.67hm2。1982-2002年,全省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1200万人减少到176.89万人,贫困发生率由74.5%下降到10%。该模式的不足之处是:扶贫对象瞄准性低;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容易造成追求政绩的短期行为,忽视贫困农户的主体性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强化其对政府和基层行政组织的依赖性。

2.2 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模式

进入21世纪,我国贫困人口分布已由区域性大面积分布变为小范围相对集中于贫困村,扶贫基本瞄准单位由贫困县转向贫困村。为此,甘肃省徽县麻安村从2001年开始,借鉴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的经验,将参与式扶贫和整村推进相结合,开创出“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模式,其核心内容是以村民的广泛参与为基础,由贫困户全程参与项目的选择、实施、管理和监督,政府以政策引导和技术支持为主,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以村为单位综合规划,力求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教育、文化、卫生和社区文明共同发展,达到脱贫致富目标。经过参与式整村推进项目的实施,到2005年底,麻安村贫困面由83%下降到37%,人均现金收人由650元提高到1200元,达到了项目预定的阶段性目标[2]。该模式得到《纲要》的肯定,在全国推广应用。截至2008年底,在西部3.5万个贫困村实施了整村推进扶贫规划。该模式在实践中存在整村推进的目标要求与资金投入保障的矛盾突出、资金和项目规模小和无力解决区域性贫困等问题。

2.3 山区综合开发扶贫模式

在我国,山地虽是地理上的“隆起区”,却是经济上的“低洼区”,占国土面积70%的山区,其地区生产总值只占GDP的3%。我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有10个分布在山区[3]。山区综合开发扶贫指的是根据某一特定山区地域的自然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围绕特色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和有效利用,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山区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扶贫模式[4]。据测算,我国西部平均海拔高于1000m的区域和丘陵加山地区域占其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82.7%和72.9%,远高于东部(5.9%和62.3%)和中部(29.4%和55.8%)[5]。2007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中,山区占53.9%,丘陵占25.1%;在国贫县农村贫困人口中,山区占74.9%。我国西部农村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分布在山区,因此,该模式对于西部扶贫具有重要意义。

在西部,贫困山区拥有大量的荒山、荒地和充足的光、热、水资源,丰富的森林资源、矿产资源和动植物资源。山区综合开发扶贫就是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条件下,综合开发这些资源,实现贫困山民脱贫致富。1996年,我国在30个省区市确定114个山区开展了以“改土、治水、植树、修路、办电”为基本内容的综合开发工作,大力推进山地资源综合开发和山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2.4 生态建设扶贫模式

生态建设扶贫模式是指,通过加快贫困地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带动扶贫开发、生态建设,实现人口、经济、生态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脱贫致富。作为我国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发源地,西部是我国最重要的生态屏障。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分布与生态脆弱区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在西部实施生态建设扶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模式率先由贵州岩溶山区——毕节地区开创出来。长期以来,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经济贫困是困扰毕节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难题,为使毕节走出人口——生态——贫困恶性循环怪圈,探索贫困岩溶山区人口、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之路。1988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其通过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为在岩溶山区扶贫探索了一条成功的路子。

2.5 特色产业开发扶贫模式

特色产业开发扶贫模式,是指在一个乡、村或聚落范围内,依据地方特色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建立农产品基地,逐步形成“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体系,持续带动贫困农民快速致富。在实践中,该模式已经形成了“公司+农户”、“市场+中介+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多种组织形式。该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克服单个农户小规模经营导致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有利于集中连片地帮助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取得稳定长期的脱贫效果。这种模式在实施中需要注意技术、市场信息、营销等问题的解决。西部成功实施该模式的例子很多,如重庆酉阳县贫困山区农农户通过“公司+农户”模式与重庆华立药业公司合作开发青蒿素,走出了一条贫困山区以科技为支撑的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成功之路。

2.6 乡村旅游开发扶贫模式

乡村旅游开发扶贫是指贫困地区以当地旅游资源为依托,借助各种力量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从而实现贫困居民脱贫致富,促进乡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一种模式。该扶贫模式在实践中需要激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并协调好政府、旅游产业组织及居民的利益关系。西部农村贫困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如喀斯特地貌、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独特自然景观、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情等。旅游开发扶贫是一条符合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可行道路。自2000年来,西部已涌现出很多旅游扶贫的成功例子。如地处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多依河地区以油菜花旅游节为突破口,整合优良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现已发展成为为云南7个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景区之一[6]。

2.7 移民搬迁扶贫模式

移民搬迁扶贫模式是指将环境脆弱的不宜开发地区、环境保护区等地域内的贫困人口搬迁到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异地开发扶贫。西部的贵州的“四山”和“两江”地区、川南石山区、滇西北与滇东北地区、甘肃“两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等都属自然资源贫乏、生态极度脆弱的自然障碍地区。在这些地区,无论开发式扶贫还是救济式扶贫都难以解决贫困问题,而开展异地移民开发的效果较好。比如,甘肃在“两西”建设中,在水土条件较好的河西走廊以及中部沿黄地区,投入大量扶贫资金建设水利工程,增加灌溉面积,将干旱山区40余万特困人口移民搬迁到这里,实现了“一年搬迁,两年定居,三年解决温饱,四、五年稳定脱贫”的目标。

2.8 对口扶贫模式

1996年,我国政府作出了东西部合作的战略决策,沿海发达地区的6省、3直辖市和4计划单列市对口帮扶西部10个贫困省区。这是动员全社会扶贫,逐步缩小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东部与西部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一项战略举措。对口帮扶首先有利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帮扶,贫困地区顺利地得到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急需的资金、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有利于增加贫困农户的就业机会和劳务收入。对口帮扶也是东部省市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与西部合作,可以拓展其发展空间。

对口帮扶模式实施的主体是外地政府、非政府组织,受体是农村贫困农户。据统计,东西对口帮扶10年(1996-2006年)来,东部共向西部贫困地区捐资44.4亿元,援建学校2462所,安排劳务输出150万人,人才培训34万人次。西部贫困地区共获得劳务收入82.7亿元,引进先进技术1351项。该模式的长处在于,从统筹区域发展角度,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该模式的不足之处,是主要依靠政治热情和行政计划手段,带有明显的计划性、任务性,缺乏科学性和持久性。

除以上扶贫模式外,西部农村扶贫中还摸索开发出以工代赈、小额信贷、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国际项目扶贫等扶贫模式。西部农村贫困地区选择扶贫模式时,应该首先分析当地贫困的根本原因,其次考察当地的资源优势,然后通过比较分析和综合考虑来确定其扶贫模式,亦可将几种模式结合实施。例如,那些没有明显特色资源优势的贫困村,可以考虑通过实施参与式整村推进系统工程来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某些具有特色资源优势的贫困村,可以实施特色产业开发扶贫或乡村旅游开发扶贫等模式。而小额信贷和劳动力转移等模式则是一种有效补充,在实施过程中可以和前几种扶贫模式结合实施。

3 西部地区农村扶贫绩效分析

中国政府实施大规模扶贫计划开始于西部地区,扶贫政策也日趋向西部地区倾斜。经过30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西部农村贫困地区通过开创和采取适合当地的扶贫模式进行扶贫开发,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的长足发展,带动了广大农村贫困户的脱贫致富。

3.1 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减少

从表1可看出,1978-2007年,我国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已从10897.5万减少到989万,下降90.92%,年均减少341.67万人。西部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41.92%下降到2007年的3.5%,减少了38.42%,比全国和东中部地区减少量分别高出9.42%和21.86%。西部地区对全国贫困人口脱贫的贡献率是38.30%,比东部地区高出16个百分点,略低于中部地区的39.37%[7]。西部地区低收入以下贫困人口从2001年的5535.3万人减少到2008年的2648.8万人。1978-2006年,西部各省区市的贫困发生率均大幅降低。2006年,广西、宁夏和重庆的贫困发生率低于全国贫困发生率。但是,1993-2007年,西部农村年均减贫率为10.1%,低于全国(11.02%)、东部(17.61%)、东北(10.38%)和中部(12.5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扶贫监测报告(1999~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2009.

3.2 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加

西部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国贫县。经过长期的扶贫开发,西部国贫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固定资产总量都保持稳定增速,恩格尔系数下降。2007年,全国592个国贫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278元,实际增长11.5%,高出全国农村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国贫县农民收入连续五年增幅超出6%。西部国贫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1年的1197.6元增加到2008年的2482.4元,增长107.3%,比全国国贫县的增幅高2.9个百分点[8]。

由表2可看出,2007年,西部的渝、桂和川的国贫县年人均纯收入分别比全国水平(2278元)高出304.3元、151.1元和117元。2007年,西部的甘肃、内蒙、宁夏、青海、四川、新疆和云南的国贫县户均生产性固定资产高于全国水平。中国贫困县农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97年的62.09%下降到了2007年的50.75%,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2007年,内蒙、宁夏、陕西的国贫县农民的恩格尔系数低于全国水平,已初步进入小康水平。

3.3 贫困深度不断减弱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带动下和向西部倾斜扶贫政策的支持下,西部地区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不断减弱。1986年,西部地区贫困深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46倍,其中宁夏达到25.47%,比全国水平高出17个百分点。但是,2006年,西部地区的贫困深度降低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98倍,贫困深度指数大于1%的省份有贵州、青海和新疆,广西、重庆和宁夏的贫困深度已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农村的贫困强度也不断下降,2006年,西部地区的平均贫困强度指数为0.4%,其中3个省区的贫困强度指数低于全国水平[7]。

3.4 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得到改善

在西部农村扶贫过程中,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绩。20世纪80年代,西部农村通电率为60%;2006年,行政村通电率达到96.0%,低于全国水平3.6个百分点。西部在20世纪70年代的通路率为40%;2006年,行政村通路率达到91.2%,比全国水平低6.6个百分点,西部自然村通路比例是78.0%,接近全国水平。20世纪90年代,西部农村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达70%以上。“十.五”期间,国家在西部实施了农村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等项目与农村广播电视“西新工程”和电影放映“2131”工程。政府加大对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水、电、邮、路、线(广播、电视)、电话和因特网等工程的投入力度,拓展了贫困农民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改善贫困农民生产生活环境,降低发病率和儿童死亡率,提高人均寿命。西部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改善,为贫困农民提供了更加平等的发展机会,为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政府还加大了西部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投资力度。截至2005年底,中央累计投入西部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护林建设和京津风沙源治理五大生态建设工程的投资1220亿元,水土流失、三峡库区、滇池水污染、塔里木河等治理工程450亿元,基础设施建设310亿元;使公路网向西部所有县城延伸,99%的西部乡镇实现通电,解决了3660多万人饮水安全问题。政府对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不具备基本生存条件地区的122万贫困人口实行了生态移民。

3.5 贫困地区教育水平和农村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

经过扶贫开发,我国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办学条件得到改善,以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为核心的“两基”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也广泛开展,有效地提高了贫困农户的素质。

(1)实施农村教育两大工程,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普及和巩固。一是实施西部“两基”攻坚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2004年起,国家安排每年国债资金15亿元实施该工程。2005年兴建了973个项目,建设规模236万m2,其中85%的资金安排给西部省区。二是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为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做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农村教育加快发展的战略决策,于2003-2007年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和方式,把先进的教育理念、方法和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西部农村贫困地区。2003-2004年和2005年分别安排国债资金12亿元和10亿元实施该项工程。

(2)西部农村贫困地区教育不断发展,劳动力素质有较大提高。2007年全国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7.0年和7.1年,比2006年分别提高了0.2年和0.1年;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的分别为15.8%和16.2%,比2006年分别提高2.0和1.4个百分点。2007年我国西部地区(西藏除外)国贫县有小学63008所、小学专职教师633451人、小学在校生1367.4万人,分别占全国国贫县的59.14%、56.94%和59.05%,分别占全国的18.44%、11.34%和12.77%;西部(西藏除外)国贫县有普通中学7756所、中学专职教师369573人、中学在校生786.6万人,分别占全国国贫县的52.97%、46.39%和53.04%,分别占全国的10.11%、7.62%和9.31%。这些数据表明,我国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水平和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不断提升。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1)西部在农村扶贫开发中,贫困地区民众开创出许多适合其具体情况的扶贫模式。这些扶贫模式有针对贫困山区的扶贫模式,如山区综合开发模式、“三集中”模式,还有一些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扶贫模式,如参与式整村推进、特色产业开发、乡村旅游开发、以工代赈、小额信贷、移民搬迁和对口帮扶等扶贫模式。

(2)西部农村扶贫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绩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扶贫开发,西部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农村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得到改善,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也不断提高。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国消除贫困,为维护民族团结、民族共同繁荣、社会安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3)西部农村扶贫模式开拓创新及其推广应用是西部农村扶贫取得良好绩效的前提和保证。西部农村扶贫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众多适合当地具体情况的扶贫模式的开创、应用分不开的。

4.2 政策建议

(1)开展扶贫模式创新。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过去开发出来适应传统社会下农村贫困地区人们脱贫致富的扶贫模式,不一定能适应处于转型中和转型后社会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人们的脱贫。因此,必须从现代市场体系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利益集团协调机制创立和契约精神维护的视角[9],开拓创新出新的适应当今中国转型社会型态和国际社会型态发展演变趋势的扶贫模式。

(2)打破农村扶贫制度性陷阱是西部农村扶贫工作的关键环节。目前,中国西部许多农村扶贫陷入制度性陷阱。打破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的可行政策组合是:开展农村扶贫制度创新、鼓励非政府扶贫组织参与农村扶贫开发、构建“市场+政府+民主协商”准市场化农村扶贫资源配置机制、开展教育扶贫和文化扶贫进而建立农村扶贫科学管理与运行机制,推进我国农村反贫困事业可持续发展[10]。

(3)西部农村扶贫的根本任务是消除制度贫困。对于处于社会改革与转型期的中国,贫困是由于导致贫困的“制度”,这种制度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消费等因素共同形成一种具有循环累积性的“联动机制”,最终使农民既缺乏能力,又缺乏权利,陷入制度性贫困状态。打破这种制度性“贫困锁定”的政策组合是:(1)消除抑制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制度安排,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把传统农业改造成包括生态农业、服务业和农村金融在内的现代大农业,在完善农地承包制和重建合作经济的基础上扩展农产品市场并延伸农产品价值链,大力发展非农产业。(2)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西部贫困农民的教育、农技和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制,实现农村和城市的正常分工分化而不是收入分化,使更多农民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好处[11]。

我国西部农村扶贫过程中开创出许多扶贫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绩效。当然,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扶贫还任重道远。总结和探讨西部农村扶贫模式与绩效的目的在于正确认识西部农村扶贫实情,为今后的扶贫工作找准立足点,为农村扶贫新目标、新任务的提出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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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淑云.论山地经济的发展前景及途径[J].山地学报,2002,2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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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桂新.中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68.

[6]何玲姬,李庆雷,明庆忠.旅游扶贫与社区协同发展模式研究——以云南罗平多依河景区为例[J].热带地理,2007,28(4):376.

[7]李周,乔召旗.西部农村减缓贫困的进展[J].中国农村观察,2009,15(1):910.

[8]刘鸿燕.西部地区形成“大扶贫”格局[N].农民日报,20091211.

[9]North,D.C.,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10]徐孝勇,赖景生,寸家菊.我国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与制度创新[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9,30(2):187188.

农村扶贫经典故事 篇5

村支书__指着隔壁林下经济发展园里多只珍珠鸡和贵妃鸡，自豪地介绍说：“这是村里今年引进的养殖新品种，这种鸡肉所含的硒元素是普通鸡的30倍，一只鸡8个月出栏，最低能卖150元，鸡蛋2.5元1颗还供不应求呢。”

__是__区远近闻名的“有想法”的村支书。担任村支书十多年，他先后创办了活畜交易市场，创建了农业合作社，建立了黑猪养殖基地……只要是能带动村民脱贫致富的产业，他二话不说先带头做起来。

“农村要脱贫，就得靠产业!”这是王支书多年的经验之谈。

这些年，__村党支部按户定位，带领全村1千多户村民发展种养殖等7大产业，村集体经济收入逐年增加。全村集体经济纯收入24万元，20预计能突破60万元。产业健康发展成为该村脱贫致富的坚强后盾。

年精准扶贫工作实施后，__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只有4户。除此外，还有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低收入家庭有33户，高龄或残疾等无收入来源的有11户，在全村户籍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但是__和村两委班子在脱贫攻坚之初就达成共识：“贫困户和低收入户在我们村都是帮扶对象，脱贫致富的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他们依据村里的产业基础，确定了“种养加一条龙，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扶贫措施，以“支部+企业+农户+基地”的模式发展猪产业，带领贫困户、低收入家庭和无收入来源家庭按照符合自身特点的方式因户施策，迅速展开一轮脱贫攻坚大战。

62岁的村民王三才早年得了青光眼，现在基本是个盲人，老伴又患有关节炎，行走都困难，老两口一年种地仅有1、2万元收入，光吃药就全花光了，是因病致贫的典型。

__和支部班子在走访中详细了解情况后，根据王三才家实际，制定了让老两口发展养殖业的脱贫策略。

2021年，村支部免费给了王三才家6头猪、1头草驴和30只肉鸡，当年仅卖猪肉一项收入就超过3万元，实现当年扶贫、当年脱贫的目标。与王三才家情况类似的另外3户贫困户，也用相同的策略稳稳地脱了贫。

脱了贫的王三才时刻记着王支书，逢人就念叨王支书的好：“没有王支书和村支部的真心帮扶，我住不上这敞亮的新砖房，更不会有一年2、3万的收入。我要继续跟着王支书好好干，不仅要脱贫，还要致富哩!”

养猪让村里的贫困户都脱了贫，对33户低收入家庭该咋帮?王支书和村支部制定了种养殖结合的帮扶办法。

这些低收入家庭中，有养殖能力的有17户，村支部鼓励他们养黑猪、白猪赚钱，由合作社提供技术指导和新品种引进，如果卖不出去由合作社帮销，同时保证养殖户利润。有种植能力的16户家庭，帮助他们发展种植业，种植的甜菜由合作社统一收购给养殖厂作饲料;种植的小米、绿豆、荞麦等绿色小杂粮，由合作社统一包装后在线上、线下销售。

2021年，该村低收入家庭养殖户人均纯收入突破1.1万元，种植户户均增收5000元，人均纯收入达到1.5万元。

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帮扶有多种方法，但对高龄或残疾等无收入来源人群的帮扶是最伤脑筋的。不过，这也难不倒王支书。村支部免费给这部分人群每户5只猪，由村里的养殖厂托管喂养，每年卖猪的收入全部给了这些人，一年纯收入1万多元不成问题。

这样，依托对不同贫困群体的特点对症施策，从2021年至今，__村这三部分主要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对于脱贫后如何巩固成果，王支书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不会对已经脱贫的户子放手不管，还会‘骑上马送一程’。”

现在，处于巩固期的贫困户和低收入家庭依然享受着村里的帮扶政策，他们在村支部带领下努力发展产业，收入越来越高。这么多年带领村民发展，王支书对脱贫攻坚有独到见解：“和企业对接包销农产品，同时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是壮大村集体经济和脱贫致富的有效方法。”

这与__区政府近几年推行的“百企帮百村”活动不谋而合。由村里搭建平台，让农民和企业直接对接购销农产品，不仅解决了农产品销路问题，还让企业买到放心的农家绿色食品，真正实现了农企利益联结。而由村里创办的“一道烩菜带动一个产业”的__镇“杀猪烩菜节”更是成为该村发展三产的典范。目前已成功举办3届，每年吸引周边上万群众前来体验，不仅促销了猪肉，带动了农家乐，还带动了小杂粮和粉条等加工食品的销售，又是个一举多得的妙招。

如今，全村村民和贫困户在王支书和村支部带领下日子越过越好，但王支书觉得脱贫是个持久工程，脱贫致富的脚步一天也不能停。

从屏山实践看农村扶贫开发模式 篇6

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锦屏镇位于屏山老县城所在地，金沙江下游北岸。幅员面积91.37平方公里，辖21个村（社区），人口2.3699万人。全镇贫困人口2756人，贫困发生率11.6%，其中重点贫困村5个，属于二半山区贫困典型。近年来，该镇坚持以“基础扶贫、产业脱贫、造血奔小康”为思路，以产业扶贫为根本，以“四联”串起贫困群众脱贫增收产业链。2014年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7669元、增幅 30.7%，实现减贫人口104户415 人。

锦屏镇辖下锦屏村，幅员面积2.93平方公里，全村辖5个村民小组，农户274户，总人口1250人。1996年以前，锦屏村还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村，不通公路、干旱缺水，种植水稻、玉米、小麦是全村群众的主要经济来源，生活水平十分低下，是全县的重点贫困村之一;集翠村，位于锦屏村西北面，2008年以前，该村是全县的贫困村之一，产业结构主要是粮猪结构，种植水稻、玉米等经济作物，经济效益差，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2000元;万涡村，位于锦屏村东南，全村幅员面积4.73平方公里，辖6个村民小组，农户285户，总人口1203人，是全县的贫困村之一，2014年，贫困户81户269人，贫困发生率22.36%，农民人均纯收入仅5864元。

锦屏镇锦屏村、集翠村、万涡村因地缘相连、人文相系、产业相同，在国家新一轮扶贫攻坚的大背景下，从2008年起，锦屏村党支部先后与集翠村党支部、万涡村党支部建立联合总支部，先富带后进、富裕带贫困，共同探索出了“组织联建聚力引路子、大户带动帮扶结对子、‘四统三分’管理创牌子、专合营销服务卖果子、一三产融合找票子”“三村‘双联’”发展的“锦屏模式”，闯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特色道路。

联建聚力引路子

锦屏、集翠两村于2008年联建党总支，推广茶果套种生态模式，迅速带动了产业发展;2014年，锦屏、集翠与贫困村万涡村联建党总支，深化拓展联动发展。从2008年起，在地缘相连、产业相同的锦屏、集翠，建立了联合党总支，引导农户推广茶果套种生态模式，迅速带动了产业发展。目前，梨李亩产值8000元，茶叶亩产值6000元，亩综合产值在14000元以上。从2014年起，先富起来的锦屏、集翠与地缘相连的重点贫困村万涡村，建立了锦屏集翠万涡联合党总支，提出了“组织联建结对、分类因户施策、基础先行铺路、产业务工找钱、教育卫生斩穷根”的思路，从行路难、产业难等问题着手，加快了万涡村脱贫步伐。

大户帮扶结对子

宜宾市锦屏镇以“贫困村党建行动”为契机，实行组织联建聚力量。

一是村村联建。锦屏村、集翠村采取强强联建党总支，逐步形成“党组织联建引路、明白人带动致富、专合社营销服务、一三产互动提速”的“锦屏模式”。锦屏村、万涡村，采取强弱建联合党总支，提出了“组织联建结对、分类因户施策、基础先行铺路、产业务工找钱、教育卫生斩穷根”的思路，从饮水难、行路难、产业难等急需解决的问题着手，提升了脱贫能力。

二是上下联建。借助帮扶单位优势，帮扶单位按照县领导3户、科级干部2户、一般干部1户的标准分别与5个重点村 315 户贫困户签订帮扶协议，分别组建了驻村工作组，帮助制定“三图两表”，达到“谁是穷人，贫困原因、脱贫措施、脱贫时间，由谁帮扶一目了然”的效果。

三是户户联建。从两个富裕村中分别筛选10户产业大户，对口帮扶20户贫困户，加快增收致富。依托风清气正的淳朴民风，积极引导鼓励大户“凡人善举”，充分利用地缘相邻、村民之间互为亲戚、相互信任的优势，每个村采取10户产业大户对口帮扶20户贫困户，在不同季节上门免费帮助指导培训技术。及时对致富带头人的技术经验、管理模式进行提炼，利用村民大会、茶余饭后、红白喜事等场合向帮扶对象进行指导，形成了“扶贫向上、济困为荣”的良好氛围。

“四统三分”创牌子

茶果套种模式推广后，规模小、市场拓展难，产量少、不能满足大客户需要，管理难、急需技术支持等问题先后出现，为此该镇在多次讨论后形成了技术联结的共识。

一是建设标准化基地。以往传统种植的茶叶都是在农户自家的园中打畦栽种，存在规模小、易退化、管理难等问题。为弥补不足、实行标准化种植，积极争取上级扶持，不断加大对茶园生产基地投入力度，打通通村水泥路和园区生产路，完善供水管道、水池，建立标准化的核心示范区。

二是推行“四统三分”模式。统一技术标准，推广茶园机采、机剪、机耕等现代技术;统一管理标准，安装杀虫灯410套、喷雾器50台、修剪机、采茶机20台;统一加工标准，引进杀青机、提香机、揉捻机等茶叶机具;统一质量标准，联合申请并通过省绿色食品基地认证，成为无公害茶叶标准化生产科技示范园。同时，要求村民实现分户管理、分户采摘、分户销售，摸出了一条共同致富路子。

三是总结提炼推广成熟技术经验。对致富带头人的技术经验（如李子病虫害防治、疏果方式，茶叶采摘技巧、加工方式等）、管理模式（如茶果套种经验、果园施肥等）进行提炼，在村民大会、茶余饭后、红白喜事等机会上向帮扶对象进行技术指导。

专合营销卖果子

针对产品布点散、品牌杂、质量参差不齐、相互竞争压价的现象，组建专合社、引进龙头企业开拓市场。

一是农专联盟。组建两个省级示范合作社，依托“农超对接”，与茶（果）农签订收购最低保护价合同，防止恶性竞争。针对产品布点散、品牌杂、质量参差不齐、相互竞争压价等现象，统一对茶果病虫害进行防治，并对茶果修枝整形、施肥、清园打扫等进行全程监控。

二是专专联盟。先富村的专合社具有指定的对口超市、批发市场、零售店等，注册了若干商标。在市场销售方面，后富村专合社贴上具有村中特色的商标，拓宽了销售渠道，同时先富村扩大了市场规模和市场知名度。

三是专企联盟。积极引导企业与农户通过合作社健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联系台湾知名公司利用异花授粉，提升茶果花粉品质，采取花粉收集装置收集花粉，出售给相关花粉企业，再次增收。全面推行“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引导企业与农户通过合作社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对合作社和农户实行利润返还，并通过市场约束、法律约束、管理约束机制来实现利益分配，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民三者逐步成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增强了带动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的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逐步健全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

一三产融合找票子

“扶贫难，发展产业最难”，力争在保证村民“不失地”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利用有限土地，取得最大收益。

一是茶果套种由变单一种植转变为立体种植。锦屏村曾是一个收入来源单一、靠天吃饭的贫困村。在多次外出学习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茶果套种的生态配置产业，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态环境、提高了土壤肥力，更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二是发展乡村旅游变单一经济为一体化经济。库区蓄水后，锦屏山从过去不挨江、不挨道、不挨镇的“三不挨”地带，一夜之间成为了库区交通要道的必经之地。瞄准库区旅游开发契机，以万亩生态茶叶基地为依托，以“土、野、乐、趣”为特色，形成了以梨花节、采茶节、品果节为支撑，集自然景观、农业观光和休闲旅游为一体的休闲度假村。

三是跨区域发展万亩不知火产业园，变种植农业为观光农业。以金沙湾旅游项目为中心，在凌家岩脚下的六一五、青年、光辉等7个村跨村组发展万亩不知火观光园，整合移民后扶等涉农项目资金1000余万元，完成标准化种植3000亩。不知火柑橘单价6元/斤，亩产值达2万多元，产品远销东南沿海，供不应求。

在向家坝电站正式蓄水发电以来，锦屏山下的金沙江呈现出了金沙碧海的壮丽景象，锦屏山也成为了饱览库区景色、追忆屏山历史的最佳天然观景台，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为此，锦屏村提出了打造库区旅游产业、建设屏山生态农业的发展理念，全速打造生态旅游产业，为村级经济竖起了又一根坚实的支柱。

农村精准扶贫新模式探析 篇7

1 发展社会协助扶助, 鼓励社会参与

对于协助互助扶贫而言, 首先需要与社会进行协作, 特别是来源于社会各界的扶助, 扶助方式可以分为多种, 除爱心捐款、旧衣物书籍捐赠, 还有社会各类扶贫基金会的建立及社会扶贫项目的成立。例如, 政府强化与相关建筑部门协作, 强化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即包含教育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以及生活基础设施等) ;与相关院校进行合作, 为部分优秀贫困学生提供减免大部分学杂费的教育机会;同时, 可以让学生入校通过“勤工俭学”赚取其余就读费用;与一些爱心医疗机构合作, 定期免费为贫困人群进行爱心检查, 同时可以给予一定的基础医疗帮助。此外, 可以通过与一些企业进行合作, 定期派遣专业技术人员或者相关专家“下乡”提供技术教育及技术帮扶, 提升整体贫困人口的技术水平, 落实分析自身优势, 结合市场需求, 落实自主创业的帮扶工作[1]。

2 扶植特色产业发展, 促进全民合作

此外, 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扶植地区的特色产业, 以保证资源的整合结合, 主要可以通过5个方面入手。首先, 政策的精准扶持, 如推行某个产业的同时也出台扶植关系产业的政策, 诸如某些地区适合种植业, 如水稻种植、杂粮杂豆种植、蔬菜种植等;同时, 可以衍生出诸多的关系产业, 如食品加工产业、养殖产业等, 从而保证产业链的形成, 而政府部门的作用除了推行有效政策, 还应当引导贫困户自己携手合作, 团结互助, 促进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其次, 项目促进。项目促进主要是将传统农业开发项目与一些政府项目进行密切联系, 包含国土资源、水利工程, 畜牧养殖等产业, 同时促进资金投入, 进而为发展特色产业项目, 增加农民收入做出贡献;然后是金融及技术支持, 如利用金融保险业, 对特色产业提供相应的保险方法, 解除投资户的后顾之忧;联合银行金融产业, 对贫困户划拨相应的贷款, 从而解决投资者投入资金不足的问题。再次, 鼓励数量产业品牌效应, 如“泰来大米”就是具有显著品牌效应的产品, 而且其也是具有国家地理标志的一种产品, 而这类产品的产生业对齐齐哈尔市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具有巨大的补充效果。此外, 还有“素食猫”“齐嫩湖畔”等特殊产品标识, 都具有明显的效应。最后, 可以通过合作社、民企联合、订单农业、特色基地、粮食银行及家庭农场等经营组织的建立, 以聚合和调动更多的小型投资户主体, 特别是引导更多贫困户加入其中。例如, 实现从而实现有“小群体”向“大龙头”, “弱势”向强势的方向发展, 也能让特色产业呈现出紧密化、规模化以及集约化的发展趋势, 最终保证脱贫的效果。

3 密切联系大型企业, 转移劳动力

转移劳动力, 保证就业扶贫可以有效提升贫困农户的生活质量, 但这往往需要基于他们具有一定的技术和能力, 而这些就需要政府部门通过密切联系大型企业达到相应的效果。如通过档案卡的形式记录各个贫困户的劳动力情况, 然后根据他们的意愿, 由大型企业出相应的技术人员开展技术培训;同时, 保证劳动力分散输送, 避免单一地区劳动力过多或者过少的问题, 而且政府部门还可以推注相应的定点扶贫方法, 即以多元化帮扶工作作为导向, 除去传统帮扶工作中的“输送物质、输送财务”;同时, 还应当输送有效的信息和技术, 同时定期派遣人员深入了解贫困户的具体需求, 进而制定针对性的脱贫致富计划, 进而帮助他们尽快脱贫[2]。

4 落实精准扶贫体制, 强化针对性

要保证扶贫的精准性, 最重要的是“扶真贫”, 而这些都需要政府部门首先对地区农村低收入贫困户的资料进行完全调查;同时, 查出贫困原因, 然后切实结合目前环境, 进而建立起精准扶贫的有效体系, 以强化扶贫的目标性和针对性。例如, 在以上基础上建立贫困户动态辨识管理体系, 即对所有农村低收入家庭通过建档立案的方式以完成信息的备案收入, 同时定期对这些家庭的贫困情境进行摸底统计, 对于已经脱贫的家庭要及时取消认证;另外可以调动党员干部的职能, 强化他们的社会责任, 从而实行“一帮一”精准扶贫工作, 对贫困户的贫困原因进行分析;同时, 提供技术、人员和资金等多方面的扶植, 保证扶助的有效性;强化项目利益联合体系, 如通过落实一些政府政策, 保证脱贫奔小康财政奖励的准确发放, 调动贫困户的积极性。另外, 对于个别贫困户创业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 则应当加快完善信贷体系;同时, 可以利用政府内部的财政结余、奖补资金, 投入到地方的农业设施建设、厂房建设等主要经济建设中, 然后才以发包或租赁等多元化方式, 让投入的资金得到回笼, 也推动了当地贫困户的有效脱贫。

5 结语

减小贫富差距, 帮助更多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一直都是我国致力达到的重要战略目标。而对于扶贫工作而言, 除了需要保证工作的准确性, 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发展性, 而且应当强化贫困户与贫困户之间的互助、政府对贫困户的补助、社会各界对贫困户的扶助, 还有一些其他社会力量的资助, 最终将扶贫工作高效、精准、有效地进行下去, 为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做出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王亚林.以金融创新推进精准化金融扶贫——对宕昌县召藏村扶贫互助资金改革试点的调查与思考[J].甘肃金融, 2015, 8 (8) :42-45.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回顾与展望 篇8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生产、消除贫困的工作。但严格意义上的减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提出并逐步明确的。中国以政府主导实施的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专项扶贫开发计划,不仅对经济体制转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城的加快、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村社会服务发展水平的提高起到重要促进作用,而且着力解决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基本素质低、生产生活条件差和增收门路少的问题,推动了其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的不断提高,有效促进了村民自治进程。扶贫开发在促进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等方面仍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中国的成功减贫也加速了世界减贫的进程,为世界消除贫困作出了贡献。

具体而言,中国农村扶贫成效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显著下降,一些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整体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8年的4007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4.2%。在沂蒙山区、井冈山区、大别山区、闽西南地区等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整体解决了温饱问题;历史上素有“苦瘠甲天下”之称的甘肃定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贫困状况有所缓解,贫困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2、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较快。国家扶贫重点县的通讯设备发展较快,在监测的国家扶贫重点县中,2007年通电话的行政村占全部行政村的比例达到94.2%,比全国县市的平均水平低2.2个百分点;固定电话用户达到2702万户,移动电话用户达到4374万户,电话普及率提高到每百人30部。截止到2007年,行政村通电率达到98.3%,有97.8%的行政村可以接收到电视节目。贫困地区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办学条件明显改善,适龄儿童辍学率下降到2007年的5.6%。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覆盖率迅速提高到81.7%,农民有病能及时就医比例提高到89.4%。此外,推广了一大批农业实用技术,农民科学种田的水平明显提高,群众的文化生活得到改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3、不断完善扶贫方式,逐步实现了对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广覆盖。以2008年开始实行新的扶贫标准为转折,标志着中国扶贫开发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扶贫工作实际上形成了开发式扶贫与救济式扶贫两轮驱动的新格局,并主要由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转向对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低收入人口全面提供扶持和帮助。

4、中国的扶贫开发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一方面,三十多年来中国减贫人口数量占全球的比重超过70%,成为全球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中国的成功减贫加速了世界减贫的进程,扭转了过去50多年世界贫困人口持续上升的趋势,为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国也是全球减贫事业的实践者,积极参与着国际扶贫行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有着深刻的背景和不可或缺的条件。而贯穿始终的是思想解放、体制变革、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等带来的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为大规模减贫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特别是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也清醒地看到,市场并不能自动惠及左右人群,单纯的经济增长和普惠性政策措施并不能解决所有贫困问题,因而组织实施了针对贫困人口的专项扶贫开发计划,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开发道路。

总结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1、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和政府承诺是实现减贫的根本保证。中国将促进减贫作为国家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以人为本,努力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为所有社会成员所分享。先后多次就减缓贫困向国际社会作出承诺,并制定减贫计划,集中力量付诸行动。

2、坚持以发展消除贫困、以减贫促进发展的理念。政府始终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任务,努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为实现大规模减贫提供了基本前提。同时,立足于培养和提高贫困地区和人口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坚持“开发式扶贫”,引导和帮助贫困人口直接参与贫困活动,使之成为反贫困的主体力量,稳定了减贫成果,增强了减贫的可持续性。

3、政府提供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保障。资产分配相对平等、发展权利均衡分享、经济效益不断提高是减贫的重要拉动因素,需要制度保障;改善穷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穷人的发展能力是减贫的关键切入点,需要综合性的发展政策和专门的减贫计划来保障。

4、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在政府积极干预的同时,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加入扶贫济困的行列。同时,需要尊重贫困群众的经营自主权,把政府的意志、社会的关爱与贫困群众的意愿相结合,确保减贫项目与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相吻合。

5、广泛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一方面,总结提炼国内各地成功的扶贫经验和模式,在此基础上开展大规模培训加以推广;另一方面,通过国际合作和交流,引进新的理念和方法,并实现国际经验的本土化。

6、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的基本模式。所谓政府主导,就是坚持把扶贫开发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将与扶贫开发相关的组织机构、发展规划和政策项目等纳入政府议事日程。所谓社会参与,就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动员和组织包括东部沿海省份、各级党政机关在内的各方面社会力量参与贫困地区的开发建设。所谓自力更生,就是鼓励和支持贫困群众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转变思想观念,赋予其参与权,促进其能力建设等。所谓开发扶贫,就是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努力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从农田水利、种养殖业、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方面着手,增加收入,提高贫困地区和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所谓全面发展,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方位治理贫困,把自然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结合起来,把贫困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结合起来,在生育服务、社会保障、生态保护等方面对贫困人口加以扶持。

二、中国农村扶贫事业面临的挑战

在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环境下,彻底消除贫困问题既有机遇,也面临挑战。进入新世纪以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特征、新问题,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实施城乡统筹发展、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战略。这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和目标任务,既为中国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明确了方向,带来了机遇,提供了新的环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中国的减贫也面临着许多不容回避的挑战。

(一)贫困现象依然严重,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要实现全面发展任重道远

1、贫困人口规模庞大。

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人数仍然比较多,是世界上贫困人口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印度。有专家认为,因为中国采用较为严格的贫困标准,不仅低于国际标准,而且相对于中国人口迅速提高的收入水平也比较低。而中国人口基数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困标准的提高面临着诸多难题,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等制度还有待建立和完善。

2、贫困脆弱性仍普遍存在。

在一个计算年里,脆弱性贫困人口的数目比实际贫困人口的数目多一倍左右。三年中至少有一年总人口的近1/3属于贫困之列,而贫困的严重性很大一部分是风险所致。相对高比例的暂时性贫困并不意味着贫困的严重性会降低或者相对容易解决,社会政策需要更多地关注风险降低和风险管理。

3、贫困家庭规模大,

劳动力负担重且素质差。目前,绝对贫困和低收入家庭人口分别为5.3人和5.1人,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1人的水平。劳动负担人口1.6人,高于全国平均数1.4人的水平。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中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为6.5年和6.8年,分别比全国水平低0.5年和1.2年。劳动力文盲率为16.8%和14.4%,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9个和7.6个百分点。

(二)致贫因素多样,主要扶贫措施效果受到影响,扶贫开发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增加

1、经济增长对减贫的影响在减弱。

有关数据显示,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能使贫困率下降2个百分点;而在“十五”期间,贫困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已经下降到1左右。

2、减贫面临着更大的资源环境条件的约束,消除剩余的贫困人口成本更大、困难更多。

随着贫困率的下降,余下的贫困人口在地理上更为分散,需要移民的比例上升;与此同时,受贫困区域经济资源环境的约束,大规模异地搬迁已难以进行。

3、传统农业对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作用有所下降。

中国的农业发展出现了阶段性变化,即由原来的农产品短缺过度到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再到须提高农产品质量。这一变化意味着在目前农业经营规模不变的前提下,对从解决温饱问题向稳定温饱并逐渐脱贫致富转变中的中国贫困人口来说,带来了影响。

4、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重组和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也给农民就业带来了新挑战。

一方面,城市失业率上升,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且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日益非正规化,引起了大家对城市职工福利的担忧;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始终是减少贫困的一个重要渠道,但城市大量人口的存在使得农民工及其家庭如何融入也成为了不得不考虑的难题。

5、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协调。

一方面,全国整体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为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地区和产业的增长不均衡,国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持续上升,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以及经济组织之间的收入差距日趋扩大。

(三)扶贫政策实施体系需要完善,减贫效率亟待提高

1、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综合消除贫困的基础依然薄弱。

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并没有充分发挥缓解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矛盾的作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医疗问题依然严峻,居民生活的保障程度依然较低。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的供给与需求不对称。

2、自然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贫困地区与贫困群体发展的能力与机会受到限制。

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主要表现在:环境污染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生态退化形势不容乐观、自然资源逐渐减少且分布不平衡的状况日益突出。这些问题加剧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对贫困人群改善生产生活环境、调整生产结构、扩大收入来源、提高收入水平造成了不利影响,且成为了“返贫现象和新增贫困”的原因之一。

3、资源筹集和力量整合机制需要进一步改进。

目前,中国实施社会发展与减贫政策项目的资源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投入、社会捐助、居民个人负担、外资合作投入等多个渠道。由于中央投入相对不足、地方财政困难、居民个人收入有限,再加上各项扶贫资源不能有效整合,致使一些社会发展减贫政策项目的实施因资源投入不足、结构失调、覆盖范围有限、扶持力度不足而降低了减贫效率。

4、政策项目实施管理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

包括实施管理的主体与层级多、规划制定与审批不科学、不同政策与项目之间不协调、财政事权不统一、权责利不清晰等问题,致使一些政策项目进展缓慢、交叉重复、效率低下,降低了可持续性。

5、监管评估机制需要进一步健全。

由于尚未形成行政体系监察、社会公共监督和受益人群参与这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导致部分扶贫资源投入与扶贫目标规划相偏离。

三、对中国农村扶贫事业的展望

扶贫开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体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和重要内容。展望未来,中国扶贫开发的总体思路是:继续创造有利于扶贫开发的良好宏观环境,进一步完善开发式扶贫工作机制,按照大扶贫观念创新扶贫开发的途径与方式,加强扶贫理论研究,完善扶贫开发统计检测机制。

(一)继续创造有利于扶贫开发的良好宏观环境

1、深化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益,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完善财税体系,深化金融改革,努力构建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

2、优化结构,推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进一步调整第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稳步推进工业化进程,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不断升级,扩大就业,加快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优化经济增长结构。

3、均衡城乡发展,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和救助救济体系。

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落实“两免一补”政策,解决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健全覆盖城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才结构。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落实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健全县、乡、村三级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农村卫生资源配置。加快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工作;建立和推广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制度;完善乡村社会救济体系,扩大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面,抓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妥善安排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

4、加强治理,实现经济与自然和谐发展。

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巩固和发展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成果,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石漠化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加快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二)进一步完善开发式扶贫工作机制

1、坚持瞄准贫困群体,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继续完善建档立卡的工作方式,切实瞄准扶贫开发的工作对象,因户制宜实施帮扶。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给予相应的救济、救助;对大部分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多种形式的开发扶贫措施,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对生活负担沉重的贫困家庭,在给予适当补助,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着力培养其自我发展的能力;对遭受自然灾害冲击的贫困人口,给予及时救济,并为其灾后重建与发展提供帮助。

2、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不动摇,抓好重点工作。

一是因地制宜地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按照扶贫开发规划,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改善生活设施、发展社会事业、完善基层民主形式等方面,分期分批地推进重点贫困村整村推进计划的实施。二是推动产业化扶贫,带动农民稳定增收。按照产业化发展的方向,连片规划建设,形成有特色的区域性主导产业;引导和鼓励具有市场开拓能力的大中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到贫困地区建立原料生产基地,形成“公司+农户”、“农民经济组织+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加强贫困地区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进一步搞活流通。三是加大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财政扶贫资金;加强劳务输出服务,沟通劳动力输入地和输出地的联系,及时提供市场就业信息,做到培训有针对、就业有保障、收入有提高、权益有保障。此外,要继续努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

3、坚持改革创新,完善扶贫资金管理和使用机制。

进一步修订、完善《国家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健全、规范资金管理制度;继续大力推行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完善报账制,探索创新项目管理机制;加强扶贫资金的审计,防止和杜绝挤占挪用扶贫资金;开展扶贫资金项目绩效考评,建立奖惩激励机制,改革和完善扶贫资金分配方式;探索创新扶贫信贷资金的使用机制,推行扶贫贷款贴息方式改革。

4、坚持分级负责,进一步完善责任体系。

继续坚持“省负总责、县抓落实、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方针,完善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到省、任务到省、资金到省、权利到省”的权责体系。

(三)按照大扶贫观念创新扶贫开发的途径与方式

1、创新扶贫资源和力量整合机制。在坚持“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各负其责、各计其功”原则的基础上,整合各方资源,协调各方职责。促进中央投入、地方配套、社会捐助、贫困社区和群众投入的有机结合;促进区域开发、社区建设、农户经营改善、贫困人口资本素质提高等不同项目的协调规划;促进各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加强沟通、信息公开、相互协作,从而集中力量、整合资源、确保重点。

2、结合国家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与政策措施,统筹安排整村推进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切实做到缺什么补什么,更好地改善贫困地区和人群的生产生活条件,优化生产结构,提高发展能力。

3、结合国家在农村教育卫生领域的新政策,相应调整教育扶贫、卫生扶贫的规划,切实降低因病、因教育支出返贫、致贫现象发生的比率。

4、结合国家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技术培训和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的战略,强化资源整合力度,完善实施机制,改进服务方式,提高劳动力转移培训扶贫开发的效率。

5、结合国家在实施农业生产补贴和加强农业基本建设领域的相关政策,大力推进产业化扶贫开发,为贫困人群创造更多更好的增收项目。

6、利用贫困地区农民因生活保障程度逐步提高而有能力扩大投资与消费的机遇,提高扶贫开发的效率,为彻底转变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局面奠定基础。

7、结合国家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的相关战略,切实推进各类移民搬迁,使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得以适度缓解。

8、结合国家农村科技发展战略规划的实施,适时调整科技扶贫工作规划,为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提供实用的生产技术和就业技能。

(四)加强扶贫理论研究,完善扶贫开发统计检测机制

在理论研究方面,应关注经济增长对脱贫的作用是否在减弱,是否存在有效途径进一步促进贫困人口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以扶贫工作重点县和整村推进为标志的瞄准贫困地区的政策的效果如何,是否有更有效的瞄准贫困地区的政策;农村公共财政政策特别是农村教育、农村低保等制度对扶贫的影响程度如何,财政专项扶贫政策如何瞄准贫困人群等都需要审视和思考。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扶贫体制的完善,而且关系到专项财政扶贫的政策方向。

农村扶贫 篇9

一、送戏送电影下乡, 实施文化低保惠民工程

在建设文化强省、文化梅州, 创建文化先进县 (市) ,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好形势下, 兴宁镇村的文化机体虽已建立, 有的已做出了显著成效, 成为梅州首批文化先进镇, 但大部分而言, 在文艺队伍建设和活动开展上, 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比, 显得滞后, 尤其边远山区镇村的村民, 程度不同的仍存在“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文化饥渴”, 有“文化扶贫”的热切愿望。近年, 该市文化主管部门, 调整思路, 把群众文化的组织辅导、公益性文化活动, 在继续抓好附城、平原镇村工作的同时, 克服“大树掩死草”, 只看城区和周边镇村热热闹闹的歌舞升平, 忽略边远山区“只有鸡犬相闻”、冷冷清清的沉闷农家文化生活, 把施政的重点, 向山区农村倾斜, 着力打造文化低保惠民工程, 实现公益文化全覆盖。他们以“文化大戏千村行”为载体, 把优秀的文艺作品送给山区群众, 市山歌剧团每年送戏下乡100场以上, 市电影公司积极实施“2131”工程, 2010年送电影下乡1400多场, 2011年数字放映1850场, 观众达213万人次。组织和指导城乡20多个业余文艺团队, 长期活动在基层。这些说地方土话, 唱家乡口音, 把浓郁的乡土韵味, 送进村民百姓心间, 体现了文化低保的基本要求, 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文化格局。笔者认为, 为边远山区文化建设多输血促造血, 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 使之在思想上与改革、发展、创新的大环境接轨, 行动上融入经济绿色崛起搏击行列, 文化生活上, 共享健康向上的文化大餐, 这是建设和谐社会、幸福镇村的时代需要, 是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命。

二、培训基层文艺骨干, 共建共享新农村文化生活

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山区群众经济生活要脱贫, 精神文化生活也要脱贫。脱贫不能单纯等、靠、要, 更需帮扶他们乐于参与, 便于参与, 扎根基层的长期共建共享的文艺队伍。由于历史的原因, 山区农村, 视野较窄, 缺少与外界学习与交流, 镇村的文化站干部, 多是文化元素起点较低, 从其他部门调入的新手, 懂文艺, 要独立自主进行组织辅导工作确有困难, 极大地制约着业务的开展, 几年前, 17个镇中一级站只有1个, 二级站也才5个。据此, 该市主管部门, 除每年举办两期文化站干部综合培训外, 充分发挥局文艺股室、文化馆干部的职能作用, 并请本市的山歌师、戏剧、小品、歌舞行家给他们讲学、示范、技能培训, 把文化扶贫落实到扶助、传智、基训的层面上, 从理性上弄清群众文化的地位、作用;从开展活动的技能上, 从举手投足到创作编演“一条龙”传授到站到人;从具体活动内容上, 就地取材, 把群众最为喜爱、最快掌握的山歌曲艺板腔, 民间歌舞, 地方小戏小品传授给他们, 再由他们去指导社区村民开展活动。据统计资料显示, 该市每年培训班有200多人参加, 还向城乡500多老、中、青、少年龄段的业余舞蹈爱好者, 排练了国家评定该市“民间文艺杯花舞之乡”的非物质文化保护项目“杯花舞”。山区大坪镇, 濒临失传的“马灯舞”经过帮扶挖掘、整理, 打造成群众常看常新的县 (市) 级非保项目。坭坡镇的几位业余作者, 指导他们从写作入门开始, 到小戏、小品的精品制作, 三年出了好成果, 分别获得省、梅州群众创作评比一、二、三等奖。有位青年女作者, 连续三年在省获奖, 单位给她加薪晋级, 还当上了梅州市党代表。近年来, 向农村山区倾斜的文化帮扶举措, 17个镇、43个村建了文化小广场, 农家书屋覆盖面达40&以上。

解决文化饥渴, 开展文化扶贫, 城乡文化活动, 从不平衡到较平衡, 从普及到不断提高, 广大村民的思想文化素质, 出现了“三多三少”的可喜情景:创文明村、文明户的多了, 闹矛盾, 乱说是非的人少了;读书看报, 唱山歌, 跳健身舞的人多了, 有小钱来去的赌博少了;讲科学种养创财富争致富的多了, 种再见田, 靠天吃饭的懒人少了。这就说明, 文化地位和作用的凸显, 创造和谐小康社会的凝聚力、创造力, 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三、再学习再培训, 争创自身才智新优势

在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形势下, 山区县 (市) 文化干部, 尤其肩负组织辅导重任的文化馆干部, 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再学习, 再培训的课题。“落后就要挨打”, 不补充更新知识, 不掌握更多新文化艺术元素, 就无法跟进时代步伐。笔者在兴宁文化部门发现, 他们这几年在着急发愁, 文化体制改革中自身如何生存发展的出路。文化行政、事业经费, 国家虽有拨款, 而具体到干部个人, 却存在靠边、被淘汰的危机。他们在争创先进文化县 (市) 的目标下, 迎着挑战, 自立自强, 在创造自身优势方面, 以只争朝夕的精神, 在如下几个环节上, 强壮机体能力:一是文化干部践行“四个一点”。懂一点各艺术门类的创作、展示知识、技能, 馆内干部能者为师, 互教互学, 每周2—3个下午开课讲理论知识和练习唱歌、跳舞, 排练小节目, 包括掌握一点台前幕后的化妆、服装道具, 灯光、音响的安装、操控能力;练习一点高难度的表演技能, 引进优秀节目, 唱、做、念、舞, 从模仿到创新, 比如, 排演了六声部无伴奏山歌组唱《新绣荷包两面红》, 经刻苦磨练获得了省、梅州大奖;走出去拿一点, 到省、梅州参加业务培训班, 观摩汇演、调演、展示活动, 参加学术研讨;听一点各县、市、区馆站的先进经验, 取长补短、为我所用。通过这四个一点, 有的非艺术学院中专毕业的干部, 认知自己还处在“墙上芦苇根底浅”阶段, 必须急起直追;业务基础较好的干部, 拓开了视野, 认识山外有山, 要吐故纳新, 锦上添花。馆领导班子除与辅导干部们一起摸爬滚打外, 还得做到两跑:多跑一点财神庙和财力雄厚的单位, 放下面子, 甘做“会哭的孩子多乳吃”, 拉点计划外资助, 改善馆内设施和业务经费不足;多一点与各有关单位沟通交流, 和他们交朋友, 倾听他们对公共文化辅导工作的需求, 改善自己的服务, 多为他们提供精神产品, 协助他们排演, 把机关文化生活, 企业文化阵地打造成节假日有演出, 工余有文娱的休闲乐园。

实践探索证明, 山区县 (市) 的基层文化建设, 需要一批有事业心、责任感的专业人才, 发扬兴宁人的“刻苦耐劳, 艰苦创业”“勇于开拓, 冒险犯难”和“崇尚科技, 革新创造”的客家精神。只要感情投入, 多学多干, 付出艰辛、细致、持久的努力, 脱贫以后山乡文艺春天定会万紫千红, 绚丽多姿。

中国农村扶贫资金管理问题研究 篇10

一、农村扶贫资金投入及成效分析

基于中国政治制度和贫困发生的独特性, 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实行了有别于印度满足基本需要的反贫困战略模式、巴西非均衡工业发展极战略模式、韩国人力资本投资战略模式、欧美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战略模式的行政主导型的政府反贫困治理模式, [1]为此, 政府投入了大量扶贫资金, 产生了显著的反贫困效果, 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1.扶贫资金投入的成本——收益分析。

自1986年中国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农村扶贫开发行动以来,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和措施, 筹集、动员和分配了巨额资金进行扶贫开发活动。从扶贫资金投入的构成来看, 贴息贷款、以工代赈和财政扶贫资金是中国政府扶贫投入的主体构成部分, 政府行政主导型逐年增加的巨额扶贫投入促使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贫困发生率是国际上广泛应用的一个度量贫困的核心指标之一。[2][3]从“报告”看出, 在中国政府逐年大规模增加扶贫资金投入的推动下,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取得了明显成效。首先,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继续下降, 贫困发生率大大降低, 农民收入稳步提高。扶贫资金投入从1986年的42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266亿元,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则由1986年底的13100万减少到2005年底的2365万、2006年的2148万, [4]20年间减少了贫困人口10952万;贫困发生率由1986年的15.5%降低到2005年的2.5%、2006年的2.3%;低收入贫困人口则从2000年底的6213万减少到2005年底的4067万、2006年的3550万, 6年间减少了2663万。在农村贫困人口成规模减少的同时, 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1年的1277元增加到2005年的1723元, 年均递增幅度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次, 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各项社会事业有了长足进步。农村贫困地区的农田水利、交通、通讯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2005年, 重点县行政村中, 73.2%有了卫生室、74.6%有了合格卫生员、71.2%有了合格接生员, 比2001年分别提高了53.3, 8.2和20.8个百分点, 是增长幅度最大的阶段。重点县农村劳动力中, 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例由2001年的41.3%增加到52.2%;文盲、半文盲比重由16.1%下降到12.7%。中国扶贫开发取得的伟大成就, 在解决了大多数贫困群体的温饱等民生问题的同时, 更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为缓解区域、城乡差距扩大趋势, 为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5]二是脱贫成本逐年增加。利用PADCB指数的倒数衡量单位贫困人口的脱贫成本, 则单位贫困人口的脱贫成本由1987年的467元、1997年的2411元增加到2005年的10873元。

二、农村扶贫资金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农村扶贫资金的管理涉及到投入、分配、使用、监管、评估等各个环节, 在这样一个关联性极强的资金管理链中, 只要其中的一个或几个环节出现问题则必然会影响到扶贫资金管理的全局, 进而影响扶贫开发的成效。

1.不足的投入总量与失衡的分配结构。

中国农村的扶贫事业要依靠资金的投入, 而中国农村扶贫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中央政府。2005年各项扶贫资金总额达到320亿元, 按当年6432万农村贫困人口计算, 人均仅为497.5元, 据近几年对西部若干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情况来看, 要比较稳定地解决一个贫困人口的温饱, 至少需要投入2500~3500元, 依此估算, 2005年扶贫资金投入缺口达1288亿~1931亿元, 即使按照人均1500元的中线脱贫标准, 资金缺口也达645亿元。在当前中国农村存在绝对数量高达6000万贫困人口的情况下, 扶贫资金总量投入严重不足、资金缺口的巨大压力是显然的。同时, 由于贫困地区的基础条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发展中一直面临着脱贫人口“返贫”问题的困挠, 这就需要扶贫资金必须持续投入, 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资金总量不足的矛盾。从扶贫资金的分配构成来看, 中央扶贫贴息贷款、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中央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是其主体构成。“十五”期间, 扶贫资金的投放规模达到1315亿元, 其中:中央扶贫贴息贷款累计发放额达413亿元, 占31.4%;中央财政扶贫资金202亿元, 占资金总额的15.3%;以工代赈资金212亿元, 占16.1%;发放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149亿元, 占11.3%, 中央扶贫贴息贷款比例过大。从扶贫资金投向分配的变动趋势来看, 虽然各项资金投入总量都增加, 但中央扶贫贴息贷款比例仍是扶贫资金投入的第一大构成。总量投入供不应求、资金分配结构失衡使得扶贫资金既面临着总量上的问题, 又面临着结构上的困境, 这在相当程度上必然会影响扶贫资金的减贫效率。

2.条块状管理体制与繁琐的投放程序。

基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结构特征, 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分负相应的扶贫职能, 中央有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管扶贫的议事协调、国家发改委地方司管以工代赈扶贫资金、国家财政部农业司管财政扶贫资金、中国农业银行管信贷扶贫资金、国家民政部门管救助扶贫等, 地方从省到县基本上都设立相应的机构。这种多头林立的扶贫资金管理体制必然带来的问题是:扶贫开发中条块分割、机构重叠、政出多门、相互制肘导致扶贫资金使用责权分离、各行其事、互不匹配, 其结果是导致扶贫资金减贫效益的低下。扶贫开发条块状的管理体制使得横向同级部门机构与职权重叠, 纵向直属部门层级过多, 因此贫困地区在申请扶贫资金时遇到的首要难题就是审批环节多, 扶贫资金投放程序过于繁琐。现行扶贫项目审批权限过分集中, 县上编制的项目计划要层层上报到市、省甚至国家计委审批立项, 金融部门在批准的项目中选择放贷, 而金融部门的企业化经营必然导致扶贫资金投入程序繁琐, 主要扶贫项目都要报省上审批, 从而增加了扶贫资金项目的审批程序。即使审批手续完备, 扶贫资金在下拨使用过程中被过多的中间环节消耗, 有的还被一些单位和部门挤占挪用。

3.扭曲的投放体制与分散的投入方式。

信贷扶贫资金是通过扶贫开发办系统和中国农业银行双渠道分配、传递和管理的, 实行的是“双轨制”管理, 职能部门扶贫开发办管扶贫项目立项、项目规划、资金指标, 中国农业银行管理资金发放和资金到期回收。由于体制的障碍, 职能部门往往缺乏有效管理回收再贷扶贫资金的手段, 资金难以保证投入到急需扶持、扶贫效益显著的项目。另一方面, 在企业化经营的前提下, 作为发放扶贫贷款的金融部门, 为保证资金投放安全性与效率性, 项目贷款担保条件严格, 贫困户一般不能为自身提供贷款担保, 必然导致扶贫贷款的到户率极低。同时, 这种资金管理及运行上存在的“双轨制”问题, 致使信贷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很低。扶贫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和管理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扶贫资金使用分散, 扶贫资金中的中央专项扶贫贷款, 省 (自治区) 专项扶贫贷款、以工代赈资金、以粮代赈资金、财政支持不发达地区资金等, 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资金管理体制下, 分属不同部门管理。一些部门缺乏全局观念, 从自身利益出发, 各自为政, 项目不能相互衔接, 资金不能密切配合。

4.缺位的监管体制与极低的减贫效率。

中国扶贫资金管理体制从中央到地方纵向层级过多、横向机构庞大、审批环节多、审批手段繁杂, 本意是要加强扶贫资金的监督和管理, 却由于多头管理致使没有一个部门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统一检查监督, 致使责、权、利严重脱节;即便是出台了《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等相关的扶贫资金使用监管法规, 却因为涉贫机构数量过多、构成过于复杂、权责过于分散, 而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失衡的分配结构、条块状管理体制、繁琐的投放程序、扭曲的投放体制、分散的投入方式, 再加上缺位的监管体制, 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扶贫资金极低的减贫效率。扶贫资金的“漏出”表明相当数量的扶贫资金没有用于扶贫, 或者说扶贫资金的受益者不是贫困人口而是能享受到工业利润的非贫困人口。同时, 许多扶贫项目选择粗糙、论证马虎, 不是由于投资过大、周期过长导致投资效益较差, 就是由于配套资金短缺、技术水平过低或经营管理不善导致资金呆滞沉淀, 扶贫资金的浪费现象严重。

三、农村扶贫资金管理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推进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战略, 必须切实扭转目前扶贫开发工作中因条块分割、机构重叠、职能重复、政出多门、相互掣肘而导致扶贫资金责权分离, 各行其事, 互不匹配, 使用效率不高的局面;切实扭转国家、地方和部门扶贫资金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所导致的资金使用分散、项目配置不切实际、重点不突出、到户率低的弊端, 大幅度地提高扶贫资金的配置效率。

1.重组扶贫行政机构、集中扶贫资金管理。

中央政府应考虑成立国家开发署或扶贫总署, 贫困面大的地方政府成立相应的政府职能机构, 通过重组现行的横向和纵向扶贫机构、调整部门职权、进而集中统一管理扶贫信贷资金、以工代赈资金、财政发展资金, 通过全新并集中的管理机制来统筹扶贫资金, 以努力提高扶贫资金使用的整体效益是扶贫资金管理体制调整的首要举措。在国家层面, 可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银行、民政部、民委等所属部门的扶贫开发职能及其相应扶贫资金统一划归重组成立的国家开发署或扶贫总署, 赋予其扶贫决策和资金配置双重职权, 统一行使扶贫职能、集中管理扶贫资金。在贫困面较大的省、区、市由相应的政府扶贫职能部门按照相对集中、统一规划、统筹安排、配套使用的原则, 对来自中央和部门的扶贫资金、信贷资金、以工代赈资金、社会捐赠资金及国际援助资金等, 统一调剂、调配和分配。同时, 根据贫困地区的特殊情况, 应将扶贫责任分解落实到县, 资金管理、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 除重大项目由省扶贫机构审批立项外, 贫困地区市、地、州、县对于下达扶贫资金拥有相应的统筹调度和审批权限, 并大幅度简化贷款手续和立项手续, 缩短扶贫资金的投放时间, 通过项目集中规划、资金统一投放, 以减少各部门各渠道扶贫资金使用的工作矛盾, 强化扶贫部门的攻坚手段, 并充分发挥扶贫资金的规模效益。

2.调整资金分配结构、改革贴息结算方式。

鉴于中央扶贫贴息贷款面临着放不出、得不到、收不回、投向非扶贫领域、效益差以及贫困地区金融环境欠佳等诸多的问题, [6]今后应逐步减少中央扶贫贴息贷款的份额, 或转为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和中央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 或转为小额信贷;相应地, 在减少中央扶贫贴息贷款的份额的同时, 增加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中央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和小额信贷的比例。为提高扶贫贴息贷款和小额信贷的减贫效益, 对于逐步减少的中央扶贫贴息贷款和逐步增加的小额信贷相应地改革贴息结算方式。一方面, 实行贴息跟着贷款走, 使扶贫项目和贷款贫困户充分享受扶贫政策的实惠, 取消1000元以下贫困户贷款担保和抵押规定, 严格要求金融部门种养业贷款用足5年时间, 不得提前收贷。对愈期扶贫贷款回收工作好的贫困县可以在新增扶贫专项贴息贷款上给予倾斜。对于使用扶贫资金而不承担扶贫任务或扶贫资金未到期加息的, 财政不予贴息, 贴息部分打入扶贫基金。另一方面, 增加小额信贷规模, 向最贫困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提供小额、低息的信贷援助, 向他们提供经济机会以启动他们自主发展生产的能力, 弥补中国信贷扶贫体制的缺陷、真正落实扶贫资金到户。

3.探索新型投放方式、明确资金投放重点。

实践证明, 通过扶贫经济实体组织经济开发可以实现经济开发与扶贫到户的有机结合。在建立完善扶贫职能部门在贫困地区市、地、州、县的资金配置分支机构的基础上, 可以采取“扶贫经济实体+贫困户”的资金投放方式, 即通过扶贫经济实体从资金管理部门统一承贷承还扶贫专项资金, 承包扶贫开发项目, 组织贫困户连片开发, 建立商品生产基地, 实行适度规模的专业化生产, 外联市场, 内联农户, 为贫困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系列化服务, 彻底改变扶贫资金分散、简单到户的办法, 真正做到扶贫项目覆盖到户、技术服务到户, 效益落实到户、解决温饱到户。在扶贫资金的投放地域上, 扶贫资金的投放重点就是贫困人口最集中、贫困程度最严重的地区, 从全国来看, 2007年的1497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14.81万个贫困村。因此, 要集中资金增加对这些地方的投入, 中央所有的扶贫资金, 都要严格按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年) 》的要求, 重点用于14.8万个贫困村的投入, 各地 (市) 、州、县、乡 (镇) 、村也要根据各自的特点确定重点投放地区, 把握投放方向, 增加对特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在扶贫资金的投放对象上, 要切实把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作为扶贫开发的战略重点, 并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将85%以上的扶贫资金投放到贫困村的特困户上, 通过贫困人口在生产中直接获利的种植业、养殖业及相关加工业等效益好、能还贷的扶贫开发项目, 满足最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同时, 通过援助贫困地区修建基本农田和基础水利设施, 从而缓解其绝对贫困状况。

4.完善资金监管体系、强化扶贫项目管理。

在扶贫资金逐年增加而总量存在较大缺口的现实面前, 为提高扶贫资金的减贫效益, 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对扶贫资金使用的监管体系。一方面要尽快完善扶贫资金使用监管的法律法规, 尽快出台《国家扶贫法》, 做到有法可依, 实现扶贫资金由政策监管——制度监管——法制监管的过渡;另一方面, 要依法实施监管, 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扶贫投入总量约束的条件下, 必须强化扶贫项目管理, 各类扶贫资金要相互配套, 集中使用, 提高整体效益。贫困地区根据扶贫开发纲要, 建立商品生产基地, 发展支柱产业, 扶贫信贷资金就要重点支持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扶贫经济实体, 扶持贫困户, 进行产业开发;以工代赈资金要围绕产业开发, 商品生产基地建设修筑公路、解决人畜饮水问题;财政扶贫资金则要重点用于相关的社会效益好的配套设施;中央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要切实投放到生态地区的生态工程;小额信贷资金要进村入户, 切实解决农户的生产与生活。水利、农业、科技、卫生等部门也要积极参与、相互配合。贫困地区各市、地、州、县农村资源开发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强化项目管理。在项目开发中要引入竞争机制, 通过严格的项目管理办法, 有效地防止项目投资决策失误、开发成本过高、管理不善造成项目效益不佳或资金呆滞沉淀, 加速资金回收和周转, 最大限度地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 赵曦.中国西部农村反贫战略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2) (印度)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3) (美) 马丁.瑞沃林.贫困的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J].调研世界, 2007, (04) .

(5) 余闻.减贫步伐为何越来越缓[N].学习时报, 2006-03-10.

农村精准扶贫的现状及对策探究 篇11

关键字：农村；精准扶贫；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61-01

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迅猛发展，但是个别农村仍处于经济落后的状态，所以我国目前正大力开展农村扶贫工作，但是由于地方政府不够重视，导致了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不顺利，群众满意程度低，因此我们要对以上问题做出改进措施，提高精准扶贫效果和群众满意程度。

一、精准扶贫的四个重点

（一）精准扶贫的重点工作原则。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时应严格遵守工作原则，这能体现我国政府严格治理的理念，也是体现社会发展核心的一种方式。在开展扶贫工作时要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精准扶贫、保持生态、因地制宜等基本原则。

（二）精准扶贫的重点考核标准。精准扶贫工作是一项较为综合的扶持工程，因此，精准扶贫工作更加需要综合管理的理念和标准。在开展扶贫工作时要做到尊重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调动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扶贫工作。

（三）精准扶贫的重点对象。要想真正做好扶贫工作，首先就要找到真正精准的扶贫对象。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可以通过群众评议，入户调查等方式，真正识别出贫困人员，保证贫困户的公正性。找准扶贫对象是开展扶贫工作的首要内容。

（四）精准扶贫的重点内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底线，因此，在扶贫工作中要抓住重点，真正做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做到利为民所谋。

二、精准扶贫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精准扶贫的重点工作原则问题。我国个别地方政府对扶贫工作的原则贯彻不够，不能按照基本原则做好精准扶贫工作，个别地方贫困评价标准较为随意，不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评价考核标准做不到透明化，致使群众怨声载道。

（二）精准扶贫的重点考核标准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提高业绩，出现了贫困数字虽然减少，但是群众却极少参与的虚假情况，政府领导对扶贫资金有绝对的掌控权而人民群众却少有决定权，这就导致了我国扶贫工作不能真正做到减少贫困户。

（三）精准扶贫的重点对象问题。地方政府对贫困户的考察不够彻底，会出现少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问题，更有甚者，个别地方政府完全不考察实际民情，贫困户的评价标准也依据领导人的个人喜好定夺，产生了真正的贫困户不能够得到国家资金资助的问题。

（四）精准扶贫的重点内容问题。个别地方政府在开展扶贫工作时，不能够抓住重点，不懂如何真正改善贫困户的生活条件，只是盲目地开展各项工作，导致了虽然贫困户得到了资金援助，但却没有实际改善生活水平的问题。

三、精准扶贫问题的改进措施

（一）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时，坚持把农村，乡下，小城镇作为扶贫工作的主体，政府及相关部门分级负责扶贫工作的开展，使扶贫工作有序化。

（二）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认的原则。当地有关部门可以开展评议会，让群众自主投票，公平公正的选出贫困户，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做到扶贫程序完全公开化、透明化，将扶贫工作落实到实处。

（三）扶贫资金要做到进出有据，增加监督审查机制，随时掌握扶贫资金动态，随时让群众了解资金走向，政府也要做到清正廉洁，不得随意挪用扶贫资金，真正做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

（四）建立长久有效的扶贫机制，开展扶贫工作时，要依据当地实际条件情况因地制宜，解决扶贫时千篇一律的方法，积极创造有效的扶贫政策

（五）政府应该加大扶贫工作的宣传力度，让广大群众也积极参与到扶贫工作中，对扶贫结果进行公示公告，确保结果公正、群众公认、规则公平。

（六）建立健全农村基本设施，政府可以通过修路，建设自来水管道等方式，解决农村引用水不足，交通闭塞等问题。

（七）政府要做到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形势，特别要了解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基本特征，做到对症下药，把扶贫工作真正落实到个人。

（八）政府要积极鼓励贫困地区人民就业创业，增加农村人口就业率，通过小额信贷、金融支持等方式鼓励人民群众创业，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九）制定相应的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的政策。对贫困户子女上学、住宿、交通等生活方面进行相应的减免措施，鼓励当地大学生自主创业，增加人才回流的机会。

（十）发展当地养殖业和种植业，结合当地气候条件，土壤类型，以及市场需求，发展相应的农业类型，使农业与市场需求相结合，让农民增加固定收入。

四、开展精准扶贫的意义

我国开展精准扶贫，有利于人民提高生活水平，提升幸福指数，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贡献。可以使贫困地区摆脱发展落后的穷困面貌。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对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总结：开展精准扶贫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在开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只要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那么就会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石志刚，崔旺来. 基于精准扶贫视角的平凉农村脱贫致富对策建议[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6（11）

[2]鲁春艳. 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难点及对策建议[J]. 农业经济. 2016（07）

[3]公衍勇. 关于精准扶贫的研究综述[J].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2015（03）

[4]汪三贵，郭子豪. 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 贵州社会科学. 2015（05）

[5]翁伯琦，仇秀丽，张艳芳. 实施生态循环农业与山区精准扶贫联动发展的技术对策思考[J]. 农业科技管理. 2016（03）

农村扶贫项目投资决策探讨 篇12

1、决策目标需重新定位

当前我国开展农村扶贫投资决策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大部分农村人民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并使农村地区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自身发展。我国政府实施的项目投资决策过于注重短期经济效益,出现了以“短、平、快”为主要投资目的的项目投资决策,另外当地政府在工作安排、资金分配等相关过程中过分偏重解决当前农村地区人口温饱问题这一短期利益,很少顾及到项目投资的长远目标以及发展后劲。实现这种短期投资效益往往不太注重保质保量,并且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返贫率,最终导致难以对当地的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无法孕育以及生成全新的产业结构。

2、决策主体多元化

在我国,对农村开展项目投资大部分都是政府行为。但是从最近几年的农村项目投资情况可以看出,大部分的投资主体都已经出现了转变,由先前的较为单一的政府投资逐渐转变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投资,比如“希望工程”、“文化扶贫”等等,不同的扶贫项目投资其决策主体也是不同的。

3、扶贫对策层出不穷

实施农村项目投资决策最为关键的就是采取和投资项目相匹配的对策以及应对策略,选择能够快速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投资项目,加大力度完善当地农村项目投资结构,以项目投资作为发展农村地区经济最主要的方式。所以,针对项目投资而言,投资的客体就需要考虑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投资以及采用何种措施进行投资,还包括投资方式以及具体的投资项目。目前我国针对农村地区项目投资在决策以及措施方面的方式各有不同,形式上也各不相同,比如科技扶贫还有文化扶贫等不同的扶贫方式。虽然我国已经实行了各种扶贫方式,但是这些方式以及扶贫对策基本上都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所有的扶贫对策都是相似的,模仿程度太高,极易造成在项目投资以及生产过程中出现重复投资的情况,还有可能出现项目投资过度竞争以及资源浪费的情况。

4、决策环境影响投资效果

决策环境主要指的是对农村扶贫项目建设整个活动过程当中造成影响的各种外部条件,主要包含了经济基础及政策、市场及人力资源、社会文化等。但是,即使处于相同的投资环境也同样有可能做出不一样的投资决策。决策环境不仅对项目投资有着比较大的影响。而且对项目投资决策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农村扶贫项目投资主要是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的,这些地方往往比较贫困落后,并且生产力也是极不发达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是极其不完备的,主要的经济增长力来源于农业发展。

二、农村扶贫项目投资决策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及困难

1、各地脱贫进度不均衡

从最近几年我国扶贫项目进展可以看出,大部分的扶贫项目都集中在东部沿海较为发达的地区,而一些较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总是处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境况。比如贵州省2013年农村地区人均收入只有3202元,而东部沿海城市如江苏农村地区人均收入却达到了8732元。尤其是在一些极度贫困地区,比如我国西南以及西北等地,贫困情况依然引人堪忧。

2、扶贫投资力度不够

虽然我国每年在农村扶贫方面的项目投资总额都在增加,但是和国民总体生产总值相比而言,只占了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这和要解决当前农村地区人民温饱问题的预期还有着较大的差距。由于地方财政相对紧缺,作用于农村扶贫的资金也是比较紧张的,导致我国大部分的农村扶贫力度不够大,未能取得良好效果。

3、富县和富民的矛盾愈发明显

由于贫困县人口比较多,而且扶贫任务相对艰难,贫困县自身在经济发展以及政策扶持方面也相对较弱,再加上贫困县也没有比较好的、稳定的经济基础,所以,整体来看,贫困县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困难,自身发展实力太差,无法在短期时间内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无法避免我国贫困农户还有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出现的各方面的矛盾。我国中央财政拨款并不是直接打入农户账户,而是把资金打入地方农业银行,然后再根据当地政府的农村地区项目投资决策再进行资金分配,之后再将这部分贷款分发给农户。但是在现实操作中,往往因贫困人数远远高于拨款对象总人数,使得很大一部分贫困农户无法获得财政扶贫拨款。

三、关于完善农村扶贫项目投资决策的建议

1、投资决策科学化

由专业的科学家以及学者,还有经验较为丰富的领导人员进行指导,经过众多科学验证,最终选出最优秀的一套投资方案,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二者有效统一以及最优化。掌握更多现代较为科学的方法,并且掌握以及使用各种预测方法,还有技术评价指标以及可行性分析等一系列的分析办法。另外,还应该结合在决策所有过程当中的各种心理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做到对投资决策各个方面都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一是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向相对贫困村宣讲政策,加强指导,确保项目符合相关要求;二是积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相对贫困村对接,引导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三是严格把关,确保申报的项目符合当地总体规划,并具真实性和可操作性;四是关注特殊群体,区(市)县扶贫办要积极配合当地残联、妇联等部门,做好相对贫困村残疾人和贫困妇女项目申报的指导工作,优先安排,重点扶持。

2、提升决策者的科学投资决策意识

在进行扶贫项目投资决策之前,首先应该对整个投资项目的具体建设周期以及生产特点,还有具体的运行环境做出全面考察。因此,决策者应该不断加强对自身综合素质方面的教育,特别是针对投资决策理论、投资方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的学习都应该跟上时代步伐,培训应该紧跟时代发展脉搏,全面提升决策者的科学决策观念和意识。

3、使用科学的评价指标以及决策方法

国家对农村地区进行项目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当地居民的温饱问题,以期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地方居民脱贫致富。因此,在农村地区实行项目投资决策这一过程中还应该特别注意实现经济效益,毕竟提升地方经济效益是最为有效的解决农村人口脱贫问题的办法。贫困地区有限的资源以及资金、劳力以及土地等等,应该尽量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用科学的办法进行决策以及实现项目各项评价指标,这是使投资项目各项经济效益达标的最基本保障。因此,在进行扶贫项目投资决策的过程中,应该使用较多的数量化方法、系统分析法以及可行性研究法对此进行多方面的判断和研究。鉴于大部分的扶贫资金都是来源于贷款,所以在对投资项目进行财务分析的时候应该尽量用动态分析作为具体的分析方法,并且以静态分析作为辅助性的分析方法。

4、重视项目投资评估,把握投资质量关

中央扶贫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扶贫工作一定要“以解决温饱作为扶贫工作的重心,以贫困村作为扶贫作战的主战场,以贫困户作为扶贫对象,目的在于改变贫困地区的生活条件以及提升贫困县农业生产发展”。对于贫困村以及贫困户而言,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摆脱贫困,实现致富。因此,需要发展真正对这些贫困户有益的并且是能够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扶贫项目投资决策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不应该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应该更多考虑到未来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为当地贫困农户带来更多经济效益。对于每一个项目投资决策都应该做到认认真真、稳扎稳打,尤其是要做好全面评估。在对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各种有利因素以及不利因素,并且采用更加规范、更加科学的参数做出比较,真正保证整个项目评估能够落到实处。

5、因地制宜,兼顾利益

实现扶贫项目投资决策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当地贫困户的生活水平以及当地贫困地区的经济水平,因此,在实施项目投资决策之前一定要对当地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尤其是在地区特点以及资源优势,还有人口状况以及遴选扶贫方式等方面应该做出全面深入的剖析。而对于决策人员而言更加应该做到因地制宜,视具体情况而定。在对项目进行评估的时候,一定要兼顾到各方利益,比如社会利益、经济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等等,并且还应该结合当地发展的实际经济情况做好长远打算,防止出现暂时脱贫或长期返贫的情况。

6、加强市场调研

在进行项目投资决策之前一定要做好市场分析以及调研,对于影响市场销售的相关因素,如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以及产品销售能力,还有市场购买能力等都应该做出全面的调查以及分析,并且采用更加科学的办法以及手段对投资项目进行评估。做到以市场发展为导向,并且全面推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真正实现农户脱贫。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