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精选12篇）

太平天国 篇1

自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后, 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入侵愈演愈烈, 中国的民族与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各阶级都对国家的出路感到迷茫, 不断进行着探索, 并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先后出现了农民的太平天国运动, 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 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以及辛亥革命。这些运动, 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但是这一次次的探索与失败为寻找国家的出路提供了借鉴, 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必须走的道路。而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无疑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翻开常州历史的那一页, 我们既能看到农民战争自身的弱点, 也看到了这场运动为历史为社会所提供的新东西。

在攻占常州之时, 太平军血腥屠城, 烧杀掳掠, 采用各种残酷的手段消灭抵抗者, 如割舌、剖腹、抽肠、肢解、腰斩、枭首等。老弱妇幼除被杀死者之外, 很多以各种方式自尽, 仰药、投水、上吊、自戕, 凄云惨雾, 弥漫全城, 犹如恐怖地狱。《团练纪实》:赵起, 字于冈, 道光二十年举人, 咸丰三年, 起年六十余矣, 与团练事。七年, 大兵复镇江, 叙劳保教谕, 加中书衔。十年, 贼逼常州, 官僚皆逃。或劝起出避, 起指所居园池曰:“此吾全家葬所也”。四月六日, 城陷, 起视其家妇女三十三人皆投池中死。己危坐待贼, 贼至欲加刃, 起以头撞石死。子曾寅, 有拳勇, 夺贼刀, 连杀数人, 为贼众斫死……据《毗陵庄氏族谱》记载, 仅城内庄氏殉难者中男性有94人, 女性有101人。窥一斑见全豹, 从中可见当年常州绅民蒙难的情景。常州这场战役, 杀戮之惨, 比之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城乡死亡数十万人, 许多名门望族, 因此一蹶不振。在这种情况下, 马克思对太平天国得出“除了改朝换代以外, 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的全部使命, 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 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的论断, 也就不足为奇了。

农民阶级的劣根性、使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滋生了自由散漫、腐化堕落、狭隘自私的心理行为。思想的蜕变使太平天国政权后期封建化尤为严重。陈坤书, 广西桂平县人, 参加金田起义, 后踞常州, 乃用钱买王爵。时朝中正要采取强本弱枝的政策, 以防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这几个大将的兵权过重, 因封陈坤书为护王。癸开十三年秋, 天京、苏州、杭州都被敌进攻, 而苏州尤为危急。陈坤书军队近在常州, 李秀成于九月十六日、二十日两次下紧急命令调他出兵。陈坤书都不听命。他早已潜通敌人, 图谋叛变, 按兵不动, 等待苏州陷落, 就献常州投降敌人。

当然, 太平天国的许多历史功绩是无法否定的, 是客观存在的。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 太平天国的旗帜尤为鲜明。太平军占领江苏南部后, 李秀成命陈坤书兄弟守卫常州, 在常的四年, 护王创建了良好的政治经济体制, 让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一回主人。一千八百六十四年, 中外反动武装联合进攻常州, 护王舍命坚守, 抗击敌人达四个月之久, 决不投降。英国人呤俐在自传《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曾经写道:“护王在全部战役中, 身先士卒, 激励将士, 奋勇抗战, 他率领几个军官和三四十个士兵, 在自己的王府前面做最后的死战, 排山倒海的敌人把他击倒在地, 可是在他倒下去之前, 许多敌人已死在他那柄大刀之下。我曾经与这位英勇坚强的首领相识, 是我一生之中的光荣。”这位英勇坚强的首领, 只带领七八千的战士, 却与十倍的敌人展开拼杀, 部下一个个在身边死去, 他心如刀绞, 悲愤不已, 犹鏖战良久, 最终力竭被擒。他没有奴颜婢膝, 反而大声斥责李鸿章:“要是没有洋鬼子 (戈登的洋枪队) 协助, 你们全部清妖也不能从我手中攻下这座城市, 我欲保常州, 以为金陵犄角, 奈事不成, 只有尽忠”。城破的当天 (五月十一日) , 即给无情的敌人残酷地处死了, 清廷随之在常州疯狂地屠杀, 原来繁华的运河两岸, 顿时变成焦土, 城中只有几百人活了下来。对比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退让的奴颜媚骨,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是击搏云天的雄鹰, 清朝统治者是觅食粪土的坤鸡。太平天国领袖们不畏强暴, 敢与同侵略者英勇抗争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实际上, 中国之所以没有像印度那样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坚持反侵略斗争的结果。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 但这次战争的影响是巨大的。太平天国运动, 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而且勇敢地抗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 它激励着中国人民再接再厉地向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英勇顽强的冲击, 从而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石, 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

太平天国 篇2

主观原因： 一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虽然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但在当时，是空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但中国依然是封建社会。

二是战略上的失误。例如，金田起义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徘徊在紫荆山周围，缺乏进取；起义之后，没有尽一切可能争取知识分子，不能把反孔和争取知识分子统一起来；定都天京后，孤军北伐。

客观原因：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不曾遇到过的新情况。1861年，慈禧太后授权曾国藩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这样，对付太平军的前线清军，全部归曾国藩统一指挥。曾国藩派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仅供天津；派李鸿章率领淮军伙同英国人戈登指挥的“常胜军”，进攻苏州，常州：派左宗棠率领湘军的一部，进攻浙江。英法侵略者均值中外混合的反动武装，协助左宗棠。

此外，天国法令相当森严，刑律残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和人道宗旨。

总之，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但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太平天国反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因此得不到当时国内主流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层日益腐化，他们贪图享乐，大兴土木建造宫室，并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早年由南王冯云山制订），愈来愈脱离民众。加上太平天国强制推行一些违背民意的措施，例如在首都天京强制男女分开居住（1855年起放宽），凡此种种皆不得民心。

主要领导人争权夺利，尤其是天京事变，最后引致领导集团的分裂。洪秀全晚年用人唯亲，不太信任外人，政事混乱，人心更加涣散。后期不肯放弃天京，不肯转移至外国列强不能深入的内陆地区发展。

太平天国未能争取外国支持，后期清军却得到洋人支援，形势此消彼长。当时西方国家主流思想认为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如洪秀全为上帝儿子等思想违背教义，实为异端。太平天国又不承认清朝与外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加上禁止鸦片入口，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因此英、法两国跟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后即支援清军对付太平天国。

李秀成进攻上海不成功，导致战局更为不利。

太平天国怎么征粮 篇3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为了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颁布了著名的政治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平均分配土地的主张，这符合当时百姓的愿望。尽管这一理想的思想没有实行，但是也反映出了当时的一些经济状况。

便民由单，是太平天国时期的田凭，也叫征粮凭证。这样的一种政策在太平天国前期的施政当中没有出现过。当然，其后期还有诸如路凭、船凭、荡凭、店凭等一类的征收赋税的凭证。而田凭是忠王李秀成创始颁发的，主要集中在他的管辖地界和江浙地区。这样的一种征粮凭证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法律效力，这不仅体现了李秀成务实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风，同时也体现了他的创新思维。

这张太平天国时期的“便民由单”实物，原文如下：

仁和前军后营，师帅陆为：

给发粮单，便民完纳。事照得本年应征漕米，系是天庚正供。该粮户务须拣选干净好米，按期照数赴仓完纳，如有低色丑米粞谷充漕，严行究办。切切此单。

四都四图惠字第一百一十六号

一户本年应完漕米五斗四升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癸开 十三年四月给

派定十一日完纳

太平天国自起义后，以《周礼》中“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为编制，并且分设伍长、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军帅各一人。军队番号是以前后左右的顺序编排，便民由单中的“前军”，“后营”就是这种军队编制的反映。而便民由单中“师帅陆为”，并不是军事长官，而是太平天国为管理地方而设置的地方政权系统，也叫民务官。仿照军队的编制，也有伍长、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军帅各级。这样一种全民皆兵的管理方式，一方面有利于太平天国农民军战斗力的提高，另一方面有利于政府更好地管理地方政务。

由单中谈及漕米，可以让人想到漕运。漕运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就是利用河道和海道调运粮食。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将征收的粮食经水路运往京城或由朝廷指定的地方。漕粮运输的目的是供朝廷、百官、军饷的支出。 对于当时的清王朝来说，漕粮是其重要的粮食生命线，同时也成为太平军的生命线。从这一便民由单上可以看到，漕运漕米是太平军重要的粮食命脉来源，成为太平军与清王朝作战的粮食补给线。对于当时的清王朝来说，若要消灭太平军，只要夺取忠王李秀成在江南的粮食根据地，太平军失去后方的粮食补给，就将无法持续作战。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一度处于崩溃的边缘。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割地赔款，另一方面是南方漕运被太平天国的破坏，失去漕粮的补给。

1850年到1851年太平军起事之初，清朝统治者从各省调兵防堵围剿，先后筹拨广西、湖南、广东三省军需，以及湖北、江西、贵州三省防堵，共计用银1800多万两。战后三年，由户部国库拨给和各省截留筹解的军饷已耗银2963万两。1853年以后，随着战区不断扩大，各种财政收入不到旧额的十分之四、五。1857年仅户部拨款之银就达6500余万两。这样的一种状况迫使清政府采取推广捐例、大量发行纸币、举借外债和采取厘金的措施。另外，清政府还加征漕粮税。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危机，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其中包括导致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如马克思所说：“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气、工业和政治结构。”当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只知道怎样来处理民族与君主问题，而不知道怎样掌握民权与民主问题。所以说，太平天国运动即使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起义成功了，也不过又是一个封建王朝。

太平天国人才选拔制度 篇4

太平天国首先是废除历代科举出身限制, 规定凡参加科考者不问出身贵贱。封建社会办事的出发点是一切按等级尊卑行事, 科举考试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唐代法律根本不允许商人及其子弟参加科考, 宋代仍明确规定“身是工商杂类及曾为僧道者并不得取”[1]184。及至清代, 法律也明确规定, “凡出身‘不正’, 如门子、长随、番役、小马、皂隶、马快、步快、禁卒、仵作、弓兵之子, 倡、优、奴隶、乐户、丐户、疍户、吹手等, 都不准应试”[2]1286。太平天国对这些出身极严的限制, 一律废除, 明确规定, 凡太平天国管辖范围内的民众, 不论出身, 都可自愿参加科考, 没有以上限制。这是自科举考试产生以来, 破天荒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才选拔方式, 是科举考试入试资格的一场革命。

太平天国通过科举考试, 使一些杰出的庶民子弟可以取得与过去秀才、举人等士绅相同的身份, 并可以进一步取得国家统治集团中政治精英身份, 从而使自己的“社会身份”发生了改变。是实现其理想与抱负的一条途径。不仅如此, 太平天国选拔人才的另一个伟大的创新是女子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这一规定结束了此前历朝历代科考只有男人一统天下的格局, 开创了在科考面前“男女平等”的局面, 这是历朝历代从未有过的大事。按照太平天国实施的政策, 不仅有女军、女官, 广大的女同志与男同志一样共同参与分田, 共同参加集体劳动, 从女子同样享有受教育权利和男女婚姻自主等内容上看, 同男子一样平等地参加科举考试也符合太平天国选拔治国人才需要的实际。至于甲寅四年 (1854) 以后不再举行“女试”, 罗尔钢先生的研究表明, 主要是因为这年天京城内粮食严重短缺, 很多妇女离开天京, 读书的女子太少, 受到条件限制, 不能举行“女试”。

太平天国选拔人才创举还表现在不论本地流寓, 一律准予参加考试。按照以往科举考试科条规定, 凡参加科举考试者必须到本人户籍所在地登记注册, 然后参加这种“属地”性质的考试。否则, 如果不是本地人, 则不准登记注册参加科举考试。按照太平天国的考试政策规定, 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一律准予参加考试。这是开科举考试关于户籍规定的历史之先河, 即使在考试制度发达的今天的高考, 也不准许不受户籍限制地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哪怕是户口已经转移到报考地点的“高考移民”, 也是受到法律禁止的。在当时的条件下, 太平天国的科举选拔人才制度之所以这样规定, 我认为有以下原因:一是太平天国初定南京, 在政治 (军事) 、经济、社会管理等方面, 迫切需要具有一定才能的治国之才, 虽然彼时天京城外清军的炮声未止, 但太平天国领导人要求治国的求贤若渴之迫切愿望, 通过考试的这一方面准确表达出来。二是从太平天国的行政区域划分来看, 从其定都天京到其最后失败, 共设有天京省、苏福省、安徽省、湖北省、江西省、湖南省、广西省、福建省、山东省、河南省等行政区域单位[2]1394, 但是根据其间双方实际斗争情况, 尽管上述各省的部分地区也不是自始至终都归太平天国行政管辖的。这样, 其行政区划就具有不稳定性或随时缩小的特点, 也决定了其占领地区的人口数量不稳定, 甚至人才外流的现实, 因为占领区可能也是敌我双方拉锯战的地区。太平天国初创时期为达到揽才治国之需, 便出台了不唯户籍论的选才政策。从定都天京之日起, 就未停止与清廷的战争, 其辖区的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军事管制性质, 决定了其行政区划的一切管理工作与军事行动分不开, 使辖区内的户籍作用显著降低。

在科举考试内容上, 不本“四书、五经”。在科考题目上, 必须与“天父天兄皇上帝”或者“上帝教”等内容有关, 这样既无新意、也无深刻的考试内容, 核心就是用“上帝教”的内容统一人们的思想, 团结社会有识之士为天国尽心尽力。否则, 如果出题来自孔孟等“四书、五经”的内容, 则属于违反法律, 应承担法律责任。

在科举考试的制度上, 太平天国开国之初, 没有统一的考试制度, 除了在天京有天试外, 还有东王、北王和冀王生日的东试、北试和冀试[2]1289, 以上这些考试都分别可以录取状元、榜眼、探花等。及至天京事变, 冀王出走, 三王考试制度废止, 等以后新的考试条例颁布后, 由于天京陷落而没有实施。

按照太平天国考试条例的规定, 在考试程度上由低级向高级分为:乡试、县试、郡试、省试以及最高级的天试。天试相当于清代的会试、殿试、朝考的考试合而为一。清代的殿试分一、二、三甲, 二、三甲的进士再考一次朝考, 也就是参加翰林院考试, 学习三年再授予官职。太平天国为了现实的选拔人才的需要, 对以上内容加以简化。

所有参加天试的考生, “佐将验明执照, 给予文凭, 并在公项内按路途远近给予盘费”[2]1294。也就是说, 参加天试的考生均由国家资助有关费用。太平天国天试考试成绩分成一、二、三甲, 元甲三名, 称为状元、榜眼、探花, 文武称法相同。文二甲第一名称为传胪 (清为二三甲第一名称为传胪) , 以下若干名称为国士 (等同于清的翰林) , 三甲第一名称为会元, 以下若干名称为达士 (相当于清的进士) 。武二甲若干名称为威士, 三甲若干名称为壮士。

在考试规章制度建设上, 考生没有资格限制, 凡辖区人民皆可参加考试。考场规定极严, 参加考试的考生考前食宿、考中食宿都有明确规定。诏命选派理卷官员二人按编字号进行, 并钦派巡查员10人监察考场秩序。考场外有军队巡查, 防守严密。考生试卷的填写管理极其严格。考生的答卷字数、格式、避讳字、卷面清晰度、名称标识等规定详细。考试科目以最低一级的乡试到最高一级的天试都有规定。从考试题目与考试内容上, 多取自太平天国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天命真圣主诏旨等, 核心是要阐述“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诗文体裁上, 仍用八股文体, 诗仍用旧式贴体, 论策等也不出旧式范围。

这说明, 太平天国的科考在内容与形式上仍未超过前代甚至当代 (清) 的考试水平, 甚至有的内容如天试等还低于清代的考试水平。主要是因为这种考试的形式与内容符合当时政权选才的需要, 适合当时的选才需求, 之所以照搬当时清的有关内容也是因为这种方式尚未过时, 同时也囿于管理制度的建设水平与人才匮乏等原因, 无法突破、超越前人的水平。

从不定期的选拔人才上看, 太平天国的另一种方式是招贤取士。在招贤的形式上, 主要有两种:军队所到之处即下令招贤和科举考试同时进行。招贤的总目标是“文才”与“武略”。选择人才不拘一格, 凡有一技之长, 皆在招纳范畴之内, “或木匠, 或瓦匠, 或铜铁匠, 或吹鼓手, 你有哪长, 我便用你哪长”[2]1314。凡军队到达一地, 立即出告示, 颁布求贤令, 招纳急需人才。具体为天文、星象、算学、习知地理山川形势要塞, 谙熟孙子兵法、阵法者, 熟悉风土民情利弊者, 熟悉古今治国之策略者, 善书记笔札者, 民间豪杰擅长武艺者, 以及绿林好汉弃邪归正, 江湖游士, 懂得医学者。只要拥有一才一艺都可利用。可见, 招贤是为了治国、行军打仗之急需, 同时其直接的军事目的大于未来治国目的, 比如医术人才。这也反映出当时各类人才匮乏的现实。

现代选举制度要解决的是人才出口与更换问题, 而中国古代与近代的科举则要解决人才的入口问题, 更加注重选人。太平天国的人才选举制度体现了那个时期作为一个政权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特点。虽然在选拔人才的方式、方法上有一些新意与创举, 在一些内容上仍是对清代科举的一些复制, 但是毕竟人才选拔方式反映了其在治国与治军上的客观要求, 凡才必用的选材标准即使是在现代国家仍不失为毫无过时之举。所以, 用历史的观点考察太平天国的人才选拔制度的特点, 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摘要：太平天国人才选拔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进行。科举考试, 是定期选拔治国人才的主要方式, 招贤则是不定期选拔应用型技术人才的方式。在其人才选拔过程中, 体现出了超乎历朝历代的改革内容, 具有在那个时代所具有的先进成分。

关键词：太平天国,人才选拔,内容,意义

参考文献

[1]新京报.科举百年[M].北京:同心出版社, 2006.

太平天国兴亡史 篇5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社会背景

十九世纪中叶，清王朝和整个封建经济制度都已经十分腐朽。鸦片战争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结合体。鸦片战争后，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前，外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廉价商品虽然向中国渗透，开始破坏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中国开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却遭到中国自然经济的顽强抵制。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中国进行疯狂的掠夺，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社会，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转为社会主要矛盾。因此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肩负了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鸦片战争中，两广、湖南等地区受骚扰和危害最深，从这三省征调兵力和粮饷最多，战后又就地裁遣兵勇，遂使这些地区的无业游民和散兵游勇急剧增多，社会严重动荡不安，这种情况恰好成为洪秀全等人开展反清武装起义的有利条件。

金田起义前洪秀全的革命活动

洪秀全走上革命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摸索前进；洪秀全三次参加科举考试皆名落孙山，他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广大贫苦农民的疾苦有着较深的了解，其生活的两广地区又是天地会武装抗清的活跃地区，这些情况对洪秀全的思想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二、从《劝世良言》中找到思想武器；洪秀全接受了《劝世良言》所宣传的基督教的“独一真神唯上帝”的观点，作为向一切腐朽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强大的封建势力做斗争的武器。

三、与冯云山去广西宣传拜上帝，发动群众，制造革命舆论。国家社会的动荡，人民生活的困苦，个人发展道路的坎坷，使洪秀全的革命思想逐步形成和发展；日益广泛的群众性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蓬勃发展的武装起义，又把他推向革命领导者的地位。洪秀全政治和经济上平等的思想，是中国农民在长期的反抗斗争中的继承和发展。

从金田起义到建都天京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以后，冯云山、洪秀全先后来到桂平紫荆山区，建立拜上帝会。不久，拜上帝会组织遍及浔州、林州各县和广东信宜、高州等地。武装起义条件逐渐成熟。道光三十年六月(1850年7月)，洪秀全发布团营令，各地拜上帝会众一万多人云集金田，准备起义，并于平南思旺和金田附近的彩村江两次大败清军，声势大振。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金田村庄严宣告起义，建号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先锋队占领了起义以来的第一座城市——永安，并在永安做了五项工作：

一、政权建设方面，洪秀全发布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永安封王标志着太平天国的革命政权得到加强。

二、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肃奸工作，初步纯洁了队伍。

三、颁行天历，其重大意义在于它在政治上宣告与反动统治彻底决裂。

四、在经济上沉重打击地主阶级。

五、刻印书籍，加强对革命队伍的教育。太平军在永安驻扎了六个月零六天后，因火药、粮草耗尽而弃城突围。在进攻两湖的过程中，太平军进行了一场怎样进一步前进的争论，这场争论有两点重

要性：

1、把革命引向大发展的道路；

2、确定了进军南京的路线。到达南京时，南京城内革命群众积极展开斗争，配合太平军攻城。天王洪秀全于1853年3月29日进入南京城，并改南京为天京，正式在此建都。

太平军的北伐和西征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实现推翻清政府的斗争目标，于1853年5月8日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军2万余人,挺进华北，出师北伐。北伐军由浦口出发，经皖北入河南、五月底从豫西汜水口渡过黄河，八月底挺进直隶境内。九月底迫近天津城郊，攻城受挫，扎营于静海独流镇一带坚守待援。清军四面围剿，北伐军节节败退。1855年3月连镇失守，林凤祥被俘，后在北京慷慨就义。5月，李开芳被杀，至此，太平军历时2年多的北伐失败。

太平天国在北伐的同时也开始了大规模的西征，战略目标是夺取武汉、九江、安庆等军事重镇，以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1853年5月19日，即北伐军出发几天之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又派出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和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领战船千余艘、步军二三万人，由天京溯长江西征。西征军首先占领安徽和州，继经太平、池州，于6月10日占领长江北岸重镇安庆。8月西征军分为进攻皖北和进攻湖北两路。之后太平军与曾国藩建立的湘军进行多次战役，及至1856年占领江西7府1州50余县，取得了辉煌成绩。1856年4月，太平军击溃了清军江北大营，5月攻破江南大营，至此解除了两大阵营对天京的威胁，形成了太平天国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

1853年冬，洪秀全颁布了太平天国革命的总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是洪秀全根据《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中所阐述的平等思想而提出来的，它不仅是一个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纲领，而且牵涉到政治、思想、文化和生活等各个方面。在此之前，在中国农民革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系统的纲领文件，它的诞生标志着太平天国把中国农民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政治上，全国人民都按照军事体系组织起来，反对封建统治，主张发展生产。《天朝田亩制度》把“杀敌”和“耕田”结合起来，体现了洪秀全思想的高度，他始终没有忘记杀敌，没有忘记农业的生产发展，农民革命的斗争目标在这个纲领里是十分明确的。他们实行推举乡官的选官制度，军帅以下各级官员叫做乡官，都是由下面保举的，被保举之人在前期多是出身贫困，忠诚于革命的积极分子，他们掌握基层政权，对革命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经济上，《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重新平均分配土地的具体办法，但是他们又宣传“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损害了平分土地后的农民所有制。实际上《天朝田亩制度》通过在分配制度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否定了按人口平分土地和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制度，它主张消灭一切私有。

文化教育方面做出了三项改革：

一、废除了私塾和书院制度，实行政教合一，由两司马兼任老师；

二、教学内容废除了四书、五经等孔孟经书，改为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

三、二十五家的童子都去读书（包括女童在内），做到了幼童教育的普及。以孔孟为代表的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是封建统治者奴役、压迫农民的精神枷锁，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对以孔孟为主的，包括诸子百家佛教等思想文化进一步作了冲击。《天朝田亩制度》从内容上讲，就包含了对封建“政权”、“族权”、“神权”的批判，也就是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旧思想的批判和否定。批判封建思想文化中的糟粕是有必要的，但采取如此简单粗暴的方式显然是不明智的，这也反映了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同时也没有达到批判旧思想文化的目的。从客观评价历史的角度出发，太平天国反对传统的思想文化虽然有严重的错误和局限性，但在当时对打破人民群众的精神枷锁，解放人民群众的思想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太平天国还改革科举制度，广开才路，这种招贤政策使他们自身吸收了各方面的有真才学识之士，这些人才在以后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与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相适应，太平天国在文风上也发动了一场改革，文风的改革是把文化知识从地主阶级的垄断中解放出来的一场改革，从另一方面表现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深刻性。

内部斗争的激化——天京事变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清王朝对于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风暴极端仇视，他们除了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之外，总是千方百计地妄图从内部瓦解革命运动。天京事变，在客观上适应了敌人从内部瓦解革命的需要；在主观上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封建思想的大暴露，是农民政权受封建思想腐蚀的恶果。

天王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时，命其他四王归东王杨秀清节制。自从南王冯云山及西王萧朝贵相继战死后，权力更加集中在东王杨秀清一人身上。在太平天国前期，实权由军师掌握，天王虽然地位在各王之上，然而在制度上是一个虚君，实际权力在正军师东王杨秀清手上。另外重要的是，洪秀全在承认“天父下凡”附身杨秀清后，杨秀清不时假托“天父下凡”发令，连洪秀全也要听从他的命令。在定都天京后，东王与其他诸王的关系越来越差，然而由于东王权大，众人往往敢怒而不敢言。1856年，杨秀清利用“天父下凡”之名，逼迫天王洪秀全准他“万岁”的称号，洪秀全表面答应，却暗自筹划对付杨秀清的计策，北王韦昌辉闻讯后从江西前线赶回，在燕王秦日纲的配合下击杀杨秀清及其全家老少，并持续搜杀一个多月，死者约有2万多人。在湖北前线的石达开闻变后赶回天京劝阻韦昌辉，韦昌辉不但不听，反要杀死石达开，石达开逃走之后，韦昌辉将其留在天京的家人全部杀死，此举逼得石达开在安庆起兵。之后洪秀全在天京军民的支持下捕杀韦昌辉及其同伙200多人，平息了长达两个多月的**。

韦昌辉被镇压之后，石达开回到天京，一段时间内掌握了军政大权，但是由于洪秀全对其的猜忌，导致石达开率部出走，从此走上了流寇主义的道路。1863年6月，石达开率军抢渡大渡河失败被俘，后在成都被凌迟处死。

天京事变中，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出走败亡，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洪仁玕来到天京和《资政新篇》的提出

洪仁玕到天京不久后就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包括《资政新篇》、《立法制喧谕》等一系列文件，力求改革内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之后《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文件颁布。政治上，洪仁玕特别强调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分散主义。在加强中央政权的集中和统一时，还应加强地方政权的建设。还有，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把太平天国建设成一个“兵强国富”的资本主义式的新国家，是《资政新篇》的另一主要内容。在思想文化方面，其坚持太平天国反对封建旧文化的同时，又提倡向西方学习。经济上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工业，而且还提出要兴办学校、开设医院等公共设

施。外交上主张与外国自由通商、文化交流和平等往来，但不允许干涉本国内政。《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政治纲领，它与《天朝田亩制度》不同的是，它要求建立的国家已经不是农民的平等的理想王国，而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蓝图的新国家，它集中反映了洪仁玕等农民革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向西方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要求。

但是《资政新篇》中没有明确提到如何解决土地问题，没有提到如何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迫切需求，没有明确提出土地政策，严重脱离了革命斗争的实际。还有一点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问题。不解决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不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新国家是不可能的。

太平天国革命推动历史前进

太平天国革命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农民的革命传统，高举反封建反侵略的旗帜，把旧式农民战争推向新的高峰，从思想、政治、经济等方面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其推动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场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削弱了地址阶级的统治；一是太平天国革命为我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打下了一块重要的奠基石。太平天国十余年的革命风暴给清王朝以沉重地打击，革命失败后人民群众继续坚持斗争，结果使战后清王朝的统治一直呈现出极不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也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奠定了有力的基础条件。

参考书目：《太平天国兴亡史》 茅家琦 方之光 童光华 著

太平天国中的“洋兄弟” 篇6

“洋兄弟”加入太平天国军

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称参加太平军的外国友人为“洋兄弟”，据史料记载，太平天国中的外籍军人有数百人，忠王李秀成手下的“洋人”志愿军就有２００人左右。这些人来自欧洲、美洲、澳洲、非洲。来自欧美有姓有名，有事迹可考的就有１３人，其中英国５人、美国４人，法国２人，意大利１人，希腊１人，有６人在战斗中牺牲。外国人的参与，使得太平军把各种洋枪、洋炮都用上了战场，十分壮观。在众多的外国军人中，英国人呤利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呤利１８４０年２月３日出生于伦敦一个普通家庭。１３岁就在船上当学徒，１７岁通过考试成为二副。１８５９年夏，他乘“埃缪”号船来香港，在香港英军司令部当一名海军下级军官。呤利到香港后，接触了不少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兴趣。

１８６０年，太平天国在天京（今南京）外围打垮了清朝江南大营，乘胜攻克常州、苏州和浙江的嘉兴，接着向上海进军。这一重大胜利，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呤利此时已辞去在海军中的职务，在中国商人的一艘小轮船上当大副，船长也是一个辞去军职不久的同僚。这艘轮船经常航行到上海附近的太平天国统治区收买蚕丝。１８６０年秋，呤利偕夫人玛丽驾驶轮船带了约４万两银子向太平天国统治区驶去。一进入太平天国辖境，呤利看见防守的军士们彬彬有礼，严整肃穆。生气勃勃的革命军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呤利在采购生丝期间，在苏州拜见了当时名震一时的忠王李秀成。李秀成热情地接待了呤利，并让他住在王府里，享受最友好的款待。在与呤利会谈时，李秀成介绍了太平天国的情况，抨击了英国政府的干涉政策。在离开苏州之前，呤利已经非常钦慕太平天国革命，并向李秀成表示愿意加入太平军。李秀成颁发给他一个通行证。凭此证，他可以在太平天国辖区内自由往来。呤利投效太平天国后，就到上海和其他清朝统治区为太平天国采购军火和粮食。当时欧洲军火是可以在通商口岸买到的，但英国却严禁供给太平天国。１８６１年夏，呤利亲自到上海，找到许多拥有欧式大木船、宁波船的欧洲人，向他们宣传太平天国的宗旨，激发起他们对太平天国的同情，鼓动他们用行动来支持太平天国革命。回到镇江，他将船从运河开到扬州仙女庙收购粮食，运到太平天国根据地。

“洋兄弟”作战勇敢

呤利是一名军人，他在军事上很有一套。曾在太平军中带领炮队出征，但他更多的时间是为太平天国训练军队。１８６２年，他在天京训练士兵炮术，操演一种中西结合的阵法。把自己所知道的铸造炮弹、制造引信和炮位瞄准等知识教给太平军。１８６３年５月，天京雨花台要塞失守，天王急诏向皖北进军的忠王李秀成回救，李秀成率军赶回浦口。这时候，呤利正奉命协助守卫九湫洲要塞，利用炮台上的大炮为武器，他把在天京的欧美商人组成一支志愿兵队伍，他在自己的大木船上装备了两门精良的旋转炮。接到李秀成前来支援的报告后，呤利立刻把他所率领的船只开过去，为渡江的军队作掩护。九伏洲要塞是保卫天京和浦口两岸交通的关键，清军水师为了控制长江交通，断绝太平天国供济，集结成千的炮船与太平军展开恶战。呤利与保守炮台的将士们奋起迎击，使对方伤亡惨重。由于战争太激烈，九伏洲要塞失陷，呤利的夫人玛丽和战友埃尔中弹牺牲，他自己也受重伤昏了过去。

勇擒敌船，呤利有勇有谋

１８６３年９月，伤愈后的呤利奉命潜伏到上海捕获敌人的战船。１１月１４日，他探听到一条消息，清军一艘叫“飞而复来”的轮船从苏州附近开过来，停泊在上海以西的一个教练营附近，当天要驶往前线。他决定夺取这艘轮船。通过探子得到消息，船上只有两个值班的欧洲人和少数清兵。此时，呤利身边只有６个人：英国人怀特、翻译阿林及其他４名广东人。下午１时，呤利带领６人在码头雇小船向轮船驶去。小船驶近轮船，他和怀特从船头走到船尾，发现船上有１０多个清兵、一个马尼拉人、两个欧洲人。他和怀特一直走到船上的军官面前，自称是某家报馆的记者，要求搭船前往昆山采访。此时，两艘载满清军的小船向他们驶来，呤利马上向阿林发出后退的暗号。两艘小船的船长和其他人员上了战船。呤利又向船长请求搭船去昆山，船长同意了。

开船时间是深夜，呤利决定把船夺过来。但他觉得，仅凭他们几个人的力量肯定不行。于是他和怀特上岸，许以丰厚的报酬寻找帮手。最后找到５个欧洲人。呤利把人马分成两队，各乘一艘小船，他自带一队，另一队由怀特带领。两艘小船驶到“飞而复来”号船旁。呤利命令立刻上船，他的一队由船头右舷登船，另一队则由左舷登船。呤利一下子钩住轮船的船帮，携着刀枪冲了过去，把几个站岗的清兵和一个在甲板上的马尼拉人抓住，不到一刻钟工夫，就控制了全船。接着，呤利出示了太平天国的委任状，证明这是军事行动而不是强盗行为。呤利夺船时，一个马尼拉军官跳下水游上岸，向清朝军营报告。清朝官员立即通知英军，英军马上派军舰来追，最后还是没有追上。呤利进入太平天国辖域。受到太平军的奖赏。这艘船，船头架有一门３２磅旋转炮，船尾架有一门性能良好的１２磅榴弹炮，船中军火弹药极为充足。太平天国把它定为“太平”号，由呤利统领。太平军俘获这艘轮船，打乱了清军进攻苏州的部署，在保卫无锡战役中，“太平”号发挥了巨大威力。

１８６３年１１月底，呤利和他的战友怀特取道嘉兴去上海。这时清军大量布置密探，侦察呤利的行动。呤利等抵沪不久，其亲密战友怀特就被英国领事拘捕入狱，以暗助“逆匪”的罪名监禁３年。怀特入狱后几天，死在地牢里。呤利此时也无法活动，同时积劳成疾，医生劝他转地疗养。

著书怀念太平天国将士

１８６４年，呤利回到英国。他决定把自己在太平天国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告诉人们发生在东方的这段真实的历史。１８６６年２月３日，呤利的书完成，书名是《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太平天国时期的妇女政策 篇7

洪秀全最初提出男女平等思想,是受基督教读物《劝世良言》的启发。它宣扬只有上帝是唯一真神,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每个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从而为洪秀全提供了灵感。因此,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这就肯定了男女之间平等的地位,第一次从政治上给了中国妇女与男子同样的人格和权益。

首先,太平天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支女子军队。这是中国历史上妇女首次在军事上与男女平权,同时也是太平天国男女平等的重要表现。洪秀全从1843年创立拜上帝教起,广泛发动农村妇女参加起义。在起义初期,太平军有妇女单独组成的女军,与男军一起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前线,遵从天王洪秀全“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的旨令,奋勇作战,男女同职同官。攻克南京以后东征时,女军仍充前锋,女将苏三娘率领赤脚女军首先攀登占领镇江城。天朝举行第一次考试时,有史以来特为妇女参加考试设立女科,拔取了女状元、女进士等,把妇女地位推上顶峰。

其次,太平天国赋予了妇女经济上同男子一样的义务和权利。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在军中设有圣库,即圣库制。圣库制规定,金银财物一概不许私藏,一律缴归圣库,全军衣食均由圣库开支,男营和女营一样对待。这种军中的共产主义制度太平军一直奉行不曾改变。显而易见,太平军初期的分配制度中,妇女所尽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同男子是一样的。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了革命的基本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在这一革命纲领中,太平天国将妇女的经济地位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将田分九等,“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可以说,《天朝田亩制度》赋予了妇女在经济上与男子同等的地位,这使妇女有了保障其社会地位所依赖的物质基础,进而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从而可以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目的,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愿望,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另外一个体现了从身体上、人格上解放妇女的伟大创举是太平天国的婚姻制度。《天朝天亩制度》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了压迫妇女的封建买卖婚姻制度。除此之外,在其他法令告示中,禁娼妓,禁纳妾,提倡一夫一妻制。

二、耽于女色十一年

可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洪秀全认为半壁江山到手,大局已定,就要关门当太平天子,要把同打江山的妇女转为供他淫乐了。洪秀全早就迷恋后妃成群的帝王宫廷生活。金田起义的时候,他已经有美妃十五人;一年后在广西永安围城战中,洪秀全就有了三十六个女人。打出广西以后,到了湖南道州,又接纳何贡生‘进献’的美女四人;占领武昌以后,洪秀全一次选妃,就选了民间女子‘有殊色者六十人’。在攻克南京前十七天,洪秀全就在芜湖江面的‘龙舟’上突然颁发一道严分男女界限的诏令:女理内事,外事非宜所闻,限制身边的妇女与外界联系。攻克南京以后,跟随天王的妇女都要用纱巾蒙面,一进入天王府,就被禁锢起来,与外界完全隔绝了。而且洪秀全毫不掩饰喜新厌旧的情绪:“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一眼看见心火起,薄福娘娘该打死!”他为那些可怜的薄福娘娘们规定了几项杖责戒律:“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还有一项特别奇怪的规定:“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后宫妇女失掉了所有人格尊严,一言一行随时都有招致责罚的可能。由于天王宣布过:“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所以妇女们受到责罚时,即使冤枉也不得辩解,只许认错领打,否则便会受到加罪处罚,若不认错并且顶撞了天王,要受五马分尸的酷刑。铁血社总之,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历史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是中国历代农民革命的最高峰。它反对传统的妇女观和传统的妇女政策,倡导男女平等,提倡妇女解放是其反封建的重要内容及时代创新。可以说,太平天国开妇女解放运动之先河的历史意义不容低估。但是,由于缺乏更进一步的理论指导,太平天国在妇女观念和政策方面往往既倡导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又保留了相当多的男性特权。我们只有了解太平天国妇女活动的历史背景、妇女政策,才能比较准确地评价太平天国对妇女解放的历史贡献。

摘要：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处在弱势和依附地位。太平天国率先提出男女平等的主张,并实施了一系列革命创举。洪秀全对妇女运动从提倡到摧残的思想变化与太平天国的命运有很大关系。

关键词：洪秀全,妇女政策,男女平等,摧残

参考文献

[1]涤浮道人金陵杂记[A]太平天国〈四〉

[2]罗尔纲太平天国开“女科”事探讨[J]学术月刊,1984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原因浅析 篇8

关键词：太平天国,失败,原因

1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

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从客观上分析主要是由于太平天国它所要对付的敌人不但有掌握全国政权的清朝统治者, 而且还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因此, 太平天国的失败不但是自己指挥的错误而且是湘军、淮军等清朝武装与“洋枪队”的西方武装共同绞杀了太平天国。

1854年, 北伐军和西征军在两个战场的失败标志着太平天国军事上全盛时期的结束, 之后进入了与清廷对峙的阶段。1854年2月汉族地主武装湘军的建立缓和了满族贵族与汉族地主之间的矛盾, 并且汉族地主曾国藩投靠清廷为清朝带去了众多革命人士, 这些人本是参加太平军的但是现在却投奔了反革命阵营成为了太平军的敌人。曾国藩所训练的湘军将士、士兵都是经过严格的挑选、训练, 武器装备又得到外国侵略者的支持, 尤其是它派生的淮军几乎全是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这些对太平军来说都是相当不利的。

更重要的是, 1860年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了《北京条约》, 外国侵略者就是通过这个条约从清政府手中勒索了更多的特权和利益, 开始撕下以前同太平军“中立”的招牌, 正式和中国封建势力勾结。此后, 帝国主义一方面在武器装备上更加支援清军或直接进行武装镇压, 另一方面也给清朝统治阶级以财政上、经济上的支持。洪仁玕曾说:“如洋人不助敌军, 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太平天国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被中外联合绞杀的革命。

2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

2.1 领导集团内讧

洪秀全在政治上是天王, 但是杨秀清在宗教神权上自诩“上帝”。定都天京后, 杨秀清时常假托“天父下凡”来要挟洪秀全, 甚至让洪秀全到东王府封其为“万岁”, 最终洪秀全不能容忍杨秀清的夺权活动, 秘密招北王韦昌辉诛杀杨秀清。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及其部下2万余人, 翼王石达开制止韦昌辉滥杀, 但是韦昌辉不但不听反而将石达开的家属满门抄斩。石达开逃出天京到达安庆后立即起兵靖难。洪秀全深感韦昌辉滥杀又下诏诛杀韦昌辉, 石达开才得以重回天京。

经过这场天京事变后, 洪秀全对几大主力猜忌严重, 并且处处排挤和打击石达开, 石达开忍无可忍率十万精锐部队出走天京。当时的一位文人汪士铎说, 这是太平军的自毁长城。当时还有民谣曰:“天父杀天兄, 江山打不通, 长毛非正主, 依旧让咸丰。”天京叛乱使得天平天国元气大伤, 而领导集团的内讧更是严重的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涣散了士兵的气势, 这是太平天国失败的最重要原因。

2.2 领导集团严重腐败

自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便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天王府, 天王府原以两江总督署为基础, 后向外扩展十里, 征用民工万余人, 拆毁房屋数万件, 甚至将明朝故宫拆了建筑天王府。建好后的天王府金碧辉煌似九重天庭, 宫中珍宝无数主要是在外征战的将士一直不断将奇珍异宝送入天王府, 府中的浴盆、夜壶等都是用黄金打造。不但天王府是这般富丽堂皇, 其余的五王府也均是腐败不堪, 而杨秀清的东王府甚至可以媲美天王府, 所藏珍宝也超过了天王府。大兴土木的腐败之风在天平天国时期一直存在, 天平天国兵败后李鸿章进入苏州看到李秀成的忠王府都惊叹:“忠王府琼楼玉宇, 曲栏洞房, 真如神仙窟宅。”

洪秀全制定的等级制度森严也是前所未见。制度明确规定“贵贱宜分上下, 制度必判尊严”, 君臣上下之间的称呼、服饰、马屁等都有严格的规定, 违令者要收到严重的惩罚。官员朝见洪秀全时必须下跪且呼万岁, 见到王爵也要下跪呼千岁。洪秀全出行时乘64人抬大轿, 东王乘48人大轿, 连基层小官两司马也乘4人抬轿, 紫禁城的皇上也达不到。洪秀全出行有盛大的仪仗队, 所有官员都比回避且跪到旁呼万岁, 倘若有步行者杀无赦。

2.3 宗教思想对人才选拔的严重影响

太平天国领袖和将领绝大多数出身贫苦, 文盲和半文盲居多。洪秀全等少数知识分子也是才疏学浅难于驾驭时局和治理国家, 洪秀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便开始招揽人才进行频繁的科举考试, 录取比例极高, 中试者直接授以官职。太平天国的考试形式在许多方面与清朝大致相同, 但是内容还包括了基督教的主旨和对太平军领袖的颂词, 而且太平天国的考试者背景无需考虑, 也就是说考试的社会基础比较广泛, 于是不少下层落魄的知识分子参加了太平天国运动, 但是整体素质依旧不高。相比之下真正具备卓越学识和才智的经世派知识分子依旧投向了清王朝。

除了阶级属性之外, 知识分子不远投奔太平天国的原因还有:第一, 憎恶太平天国强制推行拜上帝教, 反孔非儒, 排斥佛道, 禁止崇拜祖先, 因而多数儒生不愿与太平天国合作。而湘军、淮军正是借此宣传、号召与吸纳了大批儒生加入军营来捍卫“圣道”。儒家思想是千百年来国家的根基, 是统治者最为推崇的思想, 洪秀全一味的崇拜宗教而大肆反对儒家思想, 这样就完全违背了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根本。第二, 太平天国平均思想和政策触犯了出身富农的知识分子, 为保卫身家性命和剥削利益, 颇多儒生投笔从戎, 组织地主武装与太平天国为敌。第三, 太平天国领袖和一般将领不够重视知识和人才, 提拔官员种资历、人际关系和军工, 知识分子一般充任书手, 待遇虽优于士卒, 但不被信任。太平天国缺乏一流人才, 湘军却聚集一批知识分子精英。相形之下, 这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2.4 土地问题未彻底解决

太平天国虽然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但是却未能公开颁行, 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没有解决土地问题, 其基本并没有根本改变, 仍然处于社会底层。在太平天国统治下, 农民负担仍然沉重, 佃农交租, 还要承担徭役, 提供战勤, 自耕农则交粮纳税, 还要为战争出钱出力。天平天国后期财政拮据, 军粮紧缺, 难以供应庞大的军队和官吏, 只得取之于民, 按户摊派苛捐杂税, 甚至强征强索。

农民不堪重负, 认为太平天国与清朝没有什么明显区别, 都是残酷掠夺农民的政权, 而且很多太平军纪律败坏, 烧杀抢掠给人们带来了恶劣的影响。事实表明, 太平天国并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反而遭到地主阶级的反对。地主势力受到冲击, 但他们在农村的地位却未根本动摇。至于绅士们则组织团练与流亡的清朝地方政权结合一体, 骚扰和蚕食太平天国的占领区, 并配合清军作战。与清朝相比, 太平天国所占领的统治区秩序印内线作战而更加的混乱和动荡。

2.5 军事指挥一误再误

定都天京后, 天平军分派兵力进行北伐和西征, 孤军北伐使得太平军陷入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最后全军覆没, 还给太平天国带来了严重的打击。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 按照当初天京军事会议的计划本应开始第二次西征从而解除长江上游对天京的威胁, 但是李秀成却执意攻上海, 从而拖延了3个月, 这给曾国藩的湘军提供了充分的准备时间, 之后李秀成在西征的过程中未能帮助陈玉成解安庆之围使得安庆陷落, 陈玉成牺牲, 西线太平军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天京第3次被清军包围, 李秀成奉命渡江北征来企图分散湘军以解天京之围, 但是曾国藩窥破太平军的战略死死咬住天京不放, 李秀成不得已回援在回师途中遭遇湘军伏击死亡惨重, 这次的徒劳而反使得天京城内的士兵不到一万五千人, 而此时京中已严重缺粮, 清军破城只是时间问题, 后李秀成建议“让城先走”但是洪秀全拒绝了这个建议, 最终太平天国覆灭。

3 总结

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是多方面的, 领导者的过分骄傲自大, 建立政权后只为享乐, 政治腐败, 斗争夺权, 不关心人民大众疾苦;推行宗教迷信, 导致了思想的混乱, 破坏了文化的传承;军事上不按实际情况出发, 导致战事及治理上的失败。这些原因都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最后失败。

参考文献

[1]崔之清等.天国悲歌——天平天国兴旺实录[M].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王冬云.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探讨[J].池州师专学报, 2003 (2) .

[3]赵文婷.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探析[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5 (4)

太平天国时期的宜兴文人 篇9

关键词：太平天国战争,宜兴,文人团练,抗争,伤亡

宜兴是太湖西岸的历史名城,其地东滨太湖,南接浙江,西倚群山,北邻运河,为江南巨邑。由于经济的繁荣和文教事业的发达,宜兴文化底蕴深厚,“治化醰粹,俊雅蔚兴”[1]580,邑中子弟向以读书进学为荣,自古人才辈出,科举鼎盛,庞大的文人集团对宜兴地域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千百年来形成了独特的人文精神。宜兴历史上曾用过荆邑、阳羡、义兴等名,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定名宜兴,清雍正四年(1726),分宜兴为宜兴、荆溪二县,同属常州府。

一、太平天国对宜兴的攻占和地方文人的抗争

咸丰十年(1860)三月,太平军用“围魏救赵”之计,二破清军江南大营,随后乘胜进取苏南,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相继攻占无锡、常州、宜兴等地。江南大营覆灭,苏杭根据地的开辟,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鼎盛时期。宜兴为皖浙要地,“亘万岭于西南,绕五湖于东北,水陆冲隘,势所必争”[2]112,占领了宜兴,对苏南乃至整个战局都极为关键,这里曾是双方攻守较为激烈的地区之一。

在太平军进攻期间,宜兴官军守备一直较为薄弱,江苏巡抚薛焕写道“惟宜荆、镇江两处兵太单薄,此时无兵可调,徒深焦急耳!”[3]211而且在太平军频繁过境和猛烈冲击下,宜兴原守军难以抵御,纷纷采取自保措施。三月,通永镇总兵刘季三奉调防宜,四月五日,他听闻常州失守,大为惊恐,下令拔营撤出宜兴。四月十二日,太平军进攻宜兴城时,荆溪知县田涛、守备洪长庆打着前住迎击的名义,出城后一去不返。宜兴知县周守典被俘,但后伪装成医生逃脱。原守军无力作战,致使宜兴一县生灵涂炭,宜兴文人担当起维护地方事务的重任,他们积极兴办团练,成为军事上钳制太平军的重要力量。

1. 许鸣雝团练。

许鸣雝,字栖梧,岁贡生“,志圣贤之业,身体力行,勤学善诲”[2]235,主掌宗政,抚驭族人,恩威并济。咸丰十年二月,广德失陷,宜邑大震,族人争相谋徙,鸣雝整理衣冠,拜家庙,散发家中积蓄,有劝其行者,答道:“予忝宗正,不能倡义拒贼,而忍与之俱耶?”[4]9族人多返而从之。鸣雝集族众千人于祠前,提出应敌之策,“邑西之地,南带茗岭,北控滆湖,乐成、爵玷两桥,其要隘也,诚得一旅守之,使贼不敢东下,其济上可以捍吾邑,下可以保吾宗,不济犹愈于经沟渎。”[4]9族人咸服之。遂具条约,明号令,置守具,设局徐舍镇,附近诸村,按户出丁,集数百人,以行分两队,一守爵玷,一守乐成,鸣雝居中策应,昼夜防御,丝毫不敢松懈。

三月二十五日,太平军由溧阳进攻宜兴西北函亭、神安诸乡,长驱直下,次日抵达县城西门,刘季三“立督队出城逆击,战数十合,氿中炮船,又以大炮轰击,贼乃溃退”[5]40。许鸣雝率义团复击之,连获胜仗,当夜又纵火出奇兵,太平军大骇,遁回溧阳。当时人人相贺,但鸣雝认识到形势的严峻,认为太平军既在溧阳,势必觊觎宜兴,“幸有小捷,是以获全否者?皆鱼肉耳。”[4]10遂与族众益细心筹备守御,并团结芳庄、蒋墅等地义团为声援,声势甚壮。后太平军大队前去进攻江南大营,鸣雝率团勇阻溪扼守,屡获小捷。

太平军攻下江南大营后,四月初三日,分数道进攻爵玷、乐成两桥,鸣雝率义团抵御,族众莫不争先抵抗,自辰至酉,太平军死伤相继,后义团火药告竭,太平军遂夺桥而上,义团“执旗者皆士人,贼至,不肯退,数十人皆歼焉”[2]113,两桥失守,死者数百人。鸣雝顿足道:“事败矣,鸣雝倡为此议,上不能报国,下不能亢宗,徒委肉挡饿虎耳,夫复何颜?”[4]10遂投河自尽,被甥史某救起。后鸣雝入城,向官军求援,时值常州告警将陷,两县令恐太平军由北道入宜,有兵分力弱之忧,不应。初六日,鸣雝作书告诸戚友,自明必死状,自尽于帐中。

2. 储炳焕团练。

储炳焕,字子英,弱冠入邑庠,学政周石芳曾赞其“汝古学深邃,校览时诧为未易才,……人如其文,异时当以志节显”[6]145,咸丰十年春,炳焕与族人储鹓臣等谋设团练局,“制器械,集资脯设局,稽诘户派一丁,局分五所,一所宅中,郭四所,夜守昼望,一闻惊,互相应”[6]556。三月二十五日,太平军突袭丰义,炳焕邀众反击,曰:“无论贼猝至不及避,纵避之,我能往,寇亦能往,何如竭力一战,战而捷,可保旦夕。”[6]149族众倍受鼓舞,斩杀太平军数十人,族众不伤一人,太平军溃退。炳焕彻夜巡警,并遣人赴郡告急,总督何桂清飞檄总兵刘季三、提督曾秉忠援剿,刘以城守辞不应,曾率舟师徜徉西氿中。

二十八日,太平军再犯丰义,炳焕偕鹓臣等率众拒之,令仲弟器成做前锋,己督阵挥众力战,鹓臣“举旗仗剑,挥喊向前”[6]557,义团斩杀太平军多人。丰义镇道路四通八达,太平军出其不意,前期已派一队,绕道武进之湟里埠潜袭丰义,从义团身后乘虚掩入,前后夹击,义团遂惊溃,鹓臣与器成俱陷阵死,义团同时殉难者数百人。储炳焕见太平军焚烧胪欢祠寝楼,持剑向前,族人劝其不可,炳焕曰:“吾身为戎首,使少壮死行阵,老弱殉里闾,吾忍自免乎?”[6]148太平军得知其为义团首领后,以富贵诱降之,炳焕怒曰:逆贼,吾恨不杀汝,岂从汝!太平军亦怒,乱刀砍之,后散去,炳焕渐苏,族人负之还家,炳焕头额肩臂重叠伤,不久太平军又至,炳焕骂不绝口,遂被反缚乱斫以死,时年五十有九。

太平军攻下广德后,不久即弃去,独欲得宜兴,断湖熟道,出震泽,以扰旁邑,苏杭即不难下,故乘陷溧阳之后,尽力以攻宜兴,期于必拔,而被困累月,主要靠义团之力。“熊罴之将、螭虎之旅尤闻风而先遁,城亡与亡反在无职守之士民”[2]234,而如许鸣雝、储炳焕等,以一儒生感朝廷一日之知,乃思报国卫族,与之相抗,后期力不能敌,亦从容就义,不肯苟延一日。咸丰十年四月十二日,太平军辅王杨辅清率军数万自常州攻宜,十三日中午,到达三里桥,居民纷纷夺南门而逃,宜荆官署人员均逃散,太平军占领宜兴。

文人群体在地方上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战乱时期文人的地方作用更为突出,他们的广泛参与成为太平天国据守江南不可忽视的潜在与现实威胁。孔飞力就曾指出:“在许多这样的地区,太平军已经成功地把清代的地方行政长官赶出有城墙的城市,但却不能摧毁农村名流的地方团练集团,它们在官方的庇护下继续在乡村进行斗争。”[7]208太平军攻占宜兴期间,在设局分巡、守卫乡闾等方面,宜兴文人皆全力投入,甚至每次与太平军交战,几乎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有时甚至是独当一面,在没有官军的情况下,屡屡挫败甚至重创太平军,给太平军在宜兴的活动造成了极大钳制。

二、宜兴文人损失的具体情况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宜兴人民伤亡严重,曹树基估算宜兴所在常州府的人口损失率高达69%[8]。“两邑罹祸尤酷,水死、火死、梃死、刃死、兔触死、雉经死、鸩毒死、殍死、疠死者,厌肉于野,流血于川,积庐于岳,裒骨于原,他他藉藉,不可胜数。”[2]85其中文人死伤尤其惨重。

1. 阵亡文人。

面对太平天国运动这一突发的社会大动乱,许多文人选择站在起义军的对立面,招募团勇、挺身对抗,甚至赤膊上阵,处身战中,而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在战斗中阵亡。

2. 被害文人。

战争期间,被害文人俯拾皆是,他们或以口舌、笔墨痛诋太平军而遇害,或因城陷不屈、坚守阵地而被杀。

3. 殉难文人。

鉴于太平军的“残暴”,一些文人在心理上对太平军产生了恐惧,加之受封建忠孝节义思想的影响,他们纷纷选择殉难。诸生路英南,城陷后,避地乡间,绝食死。监生舒士杉,太平军入侵官林后,投河死。廪生蒋鳞翔,避地西畬里,绝食死。诸生杨佩箴,授徒乡里,绝食死。

太平军对知识分子十分重视,往往想让他们归顺并为自己服务,但不少文人宁愿选择自杀。庠生吴勋,太平军招之不从,械絷百日,逃亡后不食死。诸生储丽仁,城陷后,居岳家桥,“伪卿官有与相识者,闻其病饿,遗馈米肉”[2]317,丽仁峻拒之,不食死。诸生裴晋,避难裴塔里,“以不肯傭书伪署饿死”[2]315。

三、地方文人损失严重的原因

1. 地方文人抵抗强烈,且起带头作用。

在封建时代,文人集团是唯一享有教育和文化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是农耕时代精神文明得以延缓、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的重要角色。同时,他们凭借自己对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垄断,成为控制乡土社会的实际权威和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因而这个阶层对于任何威胁自己权威的异己力量都会产生一种敌意。

太平军攻占宜兴后,焚烧民房庄屋,搜刮绅民商肆,建立乡官政权作为基层控制网络系统,这一系列行为极大地冲击和破坏了传统旧秩序,危及了文人阶层的切身利益。宜兴文人对太平天国政权所表现出来的仇视心态及抗拒行为,从根本上说是出于对自身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的维护使然。他们深恐其权益遭到僭越和打击,于是抵抗太平军更加不遗余力,宜兴文人对太平天国集体性的相仇和抗拒,是宜兴太平军政权覆灭的重要原因。

2. 地方文人不认同太平天国倡导的文化。

太平天国据守江南以后,企图以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拜上帝教慑服江南民众,“捣毁孔庙,焚烧儒家书,出布告凡读孔、孟及诸子百家书者立斩”[11]739。身负传统文化沉疴、卫道理念浓重的宜兴文人在文化观念上与太平天国是格格不入的,难免将拜上帝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加以鄙视和排斥。文人阶层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眷念,使他们无法实现对太平天国的文化适应与认同。从郡庠生任杓的被害情形可以看出当时一些文人思想信念之坚定:“贼至,坏门入,索银,公指架上粲书曰:吾所有者,此耳。贼鞭之,使跪,曰:‘我大清一生员也,可为贼辱乎!’贼怒,遂杀之。”[12]2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鉴于知识人才奇缺,也采取了一些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措施,力图争取一批中下层知识分子归附太平天国,但他们简单、粗暴的做法挫伤了文人的感情。监生任荣阶,“素知医,粤贼求使治病,不可,遂见杀”[2]272。廪贡生崔鉴瀛,性耿介,“贼酋慕其名,欲聘为记室,鉴瀛曰:‘丈夫宁饿死耳,安能屈节为贼用!’”[13]84

3. 清政府和地方上对文人的生死更加重视。

清政府大力弘扬与太平军对抗中效力的文人,凡是对太平军奋力作战的都重新奖以功名,同时,为死难文人建祠、修忠义录,以慰亡灵,激励后来者。同治元年八月,李鸿章奏请江苏仿照皖省设立忠义局后,多次采访阵亡殉难官绅,“有力战阵亡,有城陷被害,有骂贼不屈,有守义捐生,均属大节懔然,可嘉可悯,未便任其湮没,相应分缮简明清单,吁恳天恩,俯准交部分别旌恤,以褒忠节。”[14]74

宜兴克复后,于县城南大街设昭忠祠,祭祀两邑殉难绅民,蜀山忠义祠祭祀东南乡殉难绅民,杨巷忠义祠祭祀以西乡殉难绅民。许鸣雝“礼部议许建专祠,并宣付国史馆立传,吏部议照知府阵亡例赠云骑尉,世袭三代后,恩骑尉罔替”[4]8,储炳焕“采访者列名,上闻,得旨褒卹,赠荫如例,入祀昭忠祠”[6]156。地方文人的斗争事迹上报朝廷后,一般都得到了相应的功名与褒奖。

地方文人作为一个具有多方面社会功能和独特社会地位的特殊社会群体,在地方区域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承平时期,他们在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国家政权的稳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战争时期,在最高权力的争夺过程中,他们的立场选择虽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深刻影响着地方社会和国家政局走向。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面对乱局,当然也有不少既感无奈、亦觉无助的文人明哲保身,避乱乡野或迁往他乡。但绝大多数的地方文人都站在起义军的对立面,或倡办团练、挺身对抗;或捐资济饷,出谋划策,他们在对抗太平军的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浅析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篇10

一、客观原因

太平天国的失败, 从客观上分析, 主要由于太平天国发生在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时代, 它所要对付的敌人, 不但有掌握全国政权、作为封建势力中心的清朝统治者, 而且还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因此, 其所遇到的敌人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可以说, 是湘军、淮军等清朝武装与“洋枪队”等西方武装共同绞杀了太平天国。

二、主观原因

太平天国的失败, 从主观上分析, 是由于农民革命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农民阶级具有两重性:一方面, 他们是劳动者, 受剥削受压迫, 具有反对剥削反对压迫, 要求平等自由的愿望, 因此, 其具有革命性;另一方面, 他们又是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 具有落后性、保守性、自私性和狭隘性, 无法克服自身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弱点,

第一, 思想上, 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理论做指导, 无法摆脱宗教迷信和封建思想的束缚。洪秀全用以发动太平天国的唯一指导思想是他自己创立的拜上帝教。上帝的神话从此便与天王府七日不熄的大火, 一起化作了灰烬。洪秀全在酝酿起义的时候, 以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平均思想作为发动群众反封建的武器。在其宣传拜上帝的小册子中说:“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天下多男子, 尽为兄弟之辈, 天下多女子, 尽为姊妹之群”, 要建立“天下一家, 共享太平”的公平正直的人间天国, 但这一切在洪秀全作了天王之后却被忘得干干净净, 代之而起的是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三纲五常的封建思想。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虽然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 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但其本身固有的农民阶级局限性也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暴露无遗。在其内部, 尤其是高层领导集团中, 争权夺利、竞相腐化之风迅速蔓延, 无情地侵蚀着太平天国的躯体。早在永安时, 太平天国的封王建制便已呈封建政权的雏形;建都天京后, 其内部的等级愈加森严, 尊卑愈加分明。从官制上看, 自天王洪秀全到基层两司马, 其间分为16个等级, 无论朝仪、称谓、冠服、旗帜、仪仗、文体, 无不“贵贱宜分上下, 制度必判尊卑”。森严的等级制与“朕即天下”的皇权制度, 既是封建专制政体的基本结构, 又是太平天国培植腐败的温床和土壤。攻占南京城后, 太平天国领导便开始大兴土木, 贪图享乐, 生活完全腐化堕落。史载, 天王府四周“几及十里”, 建筑宏伟, “雕琢工丽, 饰以黄金, 绘以五彩, 庭柱用朱漆雕龙, 鸱吻用鎏金, 门窗用绸缎裱糊, 墙壁用泥金彩画, 取大理石铺地”, 光耀射目。而杨秀清的东王府亦周围六七里, “穷极工巧, 以耀同俦”。在洪、杨等人影响和“小天堂”享乐思想的驱动下, 太平军诸王及其将领们也都大兴土木, 上自武汉, 下至苏杭, 王府宫殿, 相望道次。这种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 连李鸿章等人都不禁感叹道:“然奢纵不伦至于此极, 似古之叛逆亦未必尽如是也!”[2]

第二, 在政治上, 提不出正确的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太平天国虽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但前者是不能实现的空想, 后者则根本没有实施。《资政新篇》虽然被颁布, 但从洪秀全到太平天国将士、百姓, 很少再有人问津, 刚推出就被打入冷宫, 说明这个先进的方案超越了“停滞社会”的认同, 难以实行。

第三, 组织上, 无法克服宗派主义倾向, 不能长期保持内部团结。太平天国前期, 三大主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 都是通过家族、亲友、部属等关系结成自己的小集团, 各自控制一部分军队。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太平军的壮大, 各集团的势力也随之加强, 天京内讧就是各集团之间的相互残杀。天京内讧后, 洪秀全不能正确地吸取教训, 却像历史上许多封建君主一样, 不信外臣, 只相信自己的家族、亲戚, 滋长了任人唯亲的恶劣倾向, 形成洪氏集团把持朝政的现象, 致使上下离心离德。同时, 由于洪秀全生活腐化不理朝政, 故皇权亦日趋衰微。

第四, 军事上也犯了一系列错误, 这些错误是由于太平天国领导人缺乏战略远见造成的, 其中, 攻打南京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进入南京, 预伏了太平天国的悲剧。在攻占武汉之后,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就北上攻取北京还是东下攻取南京进行讨论, 北上的主张几度提出又几度被否决了, 最终攻取南京的意见占了上风。那时候太平天国领导人连石头城的外貌都没有见过, 但江南富庶繁华、金陵城高池深, 可以做“帝王之家”, 则耳闻已久, 心向神往。“富裕之地, 帝王之家”对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吸引力太大了, 在这里小农安逸保守的意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定都天京, 给太平天国事业上带来了巨大的转折。首先, 对满清王朝在政治、军事上的攻势变成了守势。攻取南京是太平天国的一个重大胜利, 但也由此使太平天国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牵制了太平天国的兵力, 此后太平天国的首要任务便是守卫南京。这样就迫使太平天国收敛起金田起义以来的席卷之势, 于是奔腾湍急的农民战争巨流一下子汇成了一片以南京为中心的浅滩。同时, 由于南京是六朝古都, 金粉倚罗之地, 因此助长了太平天国内部贪图安逸享乐、追求荣华富贵的意识, 随之而来的是人间天国的封建化。

三、结论

太平天国还只是一次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在封建社会中, 农民阶级受着严重的剥削, 要求解放而且敢于用武装斗争来争取解放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但是, 农民阶级毕竟是小生产者、小私有者, 他们不可能制定明确的革命纲领并用这个纲领来团结所有的革命群众, 也不可能长期地维持革命纪律, 借以集中自己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 同时他们缺乏用科学的方法总结革命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指导革命实践的能力。因此,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了。它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和兴亡得失, 尽管可以任人评说, 但其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惨痛教训, 却永远值得后人警醒。

摘要：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总体来讲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其中最根本的还是主观原因——由于农民革命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太平天国运动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惨痛教训, 永远值得后人警醒。

关键词：太平天国,洪秀全,客观原因,主观原因

参考文献

[1]雷颐, 天国悲剧[J], 南风窗, 2003, (10) 。

[2]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3]陈海燕, 东方社会发展道路[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太平天国的第一桶金 篇11

过去的一百多年中，革命逐步在中国获得了天然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在这种大背景下，观众更习惯于仰视革命叙述的政治化和浪漫化。但种种宏大的精神巨塔，无不是需要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也正因为如此，那些看似闪耀、充满烟火气息的革命场面，背后总有着漫长的、一分一厘的艰苦计较。

事实上，革命堪称是个复杂的技术活。如何筹备，如何组织，如何动员， 如何控制……所有的细节都最终决定着革命的成败。尤其是前期的资金筹集，更成为制约革命走向的瓶颈。

一种主张，一个主义，在被具体化的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是如何物质化的问题。从云端、从历史的远处看到的革命，与从根基、从近处看到的革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图景。

1848年的头几个月，对于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的“拜上帝会”会众来说，是一段至为艰难的日子：前一年的10月26日，会中二号人物、日常事务主持者冯云山，被乡绅王作新以“谋逆”告发到官府后抓走，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声称“去广州找门路”后滞留不返，留下一个外有团练紧逼，内则群龙无首的摊子，会众惶惶不安、人心浮动。

3月3日，会中骨干再次聚会商讨，但依然毫无头绪，众人处于焦虑之时，年轻的“烧炭佬”杨秀清忽然一阵乱抖，然后手作剑戟状指着众人厉声自称“天父”，并说“该有百日磨难，这是对会众诚心的考验”，要求各地会众同心协力，共渡难关。然后又一阵乱抖，杨秀清“昏倒”在地，片刻后睁开眼，仿佛大梦初醒。

原本游离于核心决策层边缘的杨秀清，因为能代“天父”传言，一下子成了会众们的主心骨，又因洪、冯缺席，他便成了“拜上帝会”的实际主事者。

尽管暂时稳定了人心，但会众们仍然面临着如何救人的迫切难题。最直接而有效的解决办法，无疑是花钱打通官府关节，将人赎回。可问题是，“拜上帝会”成立5年来，从来没有公共活动资金。

于是，杨秀清带头砍柴烧炭卖钱，同时发动教众四处筹款，终于积攒资金成功贿赂官府，换来了冯云山的“查无谋逆实据”，也让“拜上帝会”摆脱了一场树倒猢狲散的空前危机，而发动烧炭工们“科炭”，从此开始成为营救被捕教众的不二法门。

所谓“科炭”，即是发动烧炭工们每卖出一百斤炭就抽出一部分炭钱积贮起来，集腋成裘，成为公共基金，以应对随时可能会发生的此类事件。

1849年夏天，“拜上帝会”贵县赐谷的会众王为政、吉能胜又被官府抓走，首脑之一的萧朝贵当即赶赴赐谷，四处号召“科炭救护”：“总要兄弟齐心，有一升米，都要分半升救政、胜二人也。”（《天兄圣旨》）

然而，由于杨秀清等“烧炭佬”都是贫苦农民，自身尚且饥寒交迫、常年衣食无着，能自愿捐钱营救同会兄弟已殊为难得。忠诚度毋庸置疑之外，他们对于公共财政所能做的贡献，实在有限。

而且，最初的“科炭”仅局限于营救，并没有成为“拜上帝会”的固定公共财政模式——可能是筹不到足够的银两，也可能是买不通官府，王、吉二人入狱不久就被严刑致死，“科炭”活动也就随之中断。但不到一个月，又有两位会众被抓走，于是又重开“科炭”。

实际上，到1849年前后，随着“拜上帝会”规模渐大，所需活动资金也越来越多：营救一些被抓的“拜上帝会”会众要钱，吃喝要钱，刊印小册子要钱，帮助生活贫困的教徒要钱，救助从紫荆山四周乡村流落此地的受苦者也要钱，制造或购买自保的简陋武器也要钱，建造急备谷仓以防当地灾荒瘟疫也要钱……

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已是迫切之事。

“上帝所愿”

杨秀清们将目光投向了会众中的富裕者。

在严厉责备某些会众信仰不坚、吝啬小气、不愿捐钱救人的同时，“拜上帝会”也开始鼓励某些富裕会众捐巨资救人，声称“这乃是上帝所愿”。

这时会中富裕者已为数不少：金田村有百亩稻田、好几家店铺当铺的小地主韦昌辉，金田几十里外平南县田跨三县、富甲一方的大地主胡以晃，以及贵县以侠气闻名的石达开。

“拜上帝会”劝说这些客家大小地主加盟、乃至捐献家产，几乎都不费什么力气——他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与其拥有的财富不成比例。以韦昌辉为例，虽然家有薄财，甚至“出入衙门，包揽词讼”，但还是一直被土著大族蓝家、谢家压制。

爱名声的韦昌辉花钱捐了个国子监生，并在家门前高悬“成均进士”（监生的雅称）匾额，藉以炫耀乡里。蓝家却买通县里差役，乘黑夜将韦家匾额上的“成均”二字铲去，然后向县衙告发韦家冒充进士。结果，韦家父子被抓到团防局，罚去300两银子。

远比韦昌辉富有的胡以晃，社会地位却大体相似，同样是当地土著大族的欺凌对象。他骑马路经土豪卓家门口时，被强行拉下马推到牛圈里，卡住颈脖，用镰刀剃了半边头发，再加一顿毒打。

到1849年秋天，“拜上帝会”影响已经越出紫荆山、勾连周边数州县，并且与地方团练的武装冲突日渐升级。这些后来为人所熟知的太平天国高层，领导组织会众之外，又主动出钱出粮，在后勤支援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1849年底，石达开率贵县“拜上帝会”会众与当地团练大规模对峙，石家子弟石福隆、石贤隆、石镇交等倾尽家中存粮准备撤退时，石达开和另一大户黄玉绣又主动出粮“在后顶起”，使得“拜上帝会”终于在当地完全压制了团练。

直到1851年金田起义之前，富裕会众毫无保留的粮米资金支援，都一直是“拜上帝会”公共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850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小头目罗能安带来巨量粮谷，令洪秀全很是欣喜之余，惊讶地问道：“如何得多粮草？”罗回答称，是会众李得胜的富裕表亲一口气捐献了粮谷二千石。

1850年2月，胡以晃更提议变卖家中所有田产，将所得及其他财产悉数捐给“拜上帝会”，以竟“天父天兄之伟业”。

胡以晃的提议，除了契合“拜上帝会”“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太平天国诏书》）的“人间天国”理想外，也是洪秀全、杨秀清等正在筹划的现实考量。

物物归上主

1850年初，“拜上帝会”已经在桂平县金田村集聚了各地或贫或富、但都有强烈改变现状愿望的会众2万多人，总团营大体完成，与官府的全面武装对抗已经在所难免。

另一方面，团营时“多有父母妻子伯叔兄弟举家齐来”（《天情道理书》）：韦昌辉举家随营，韦氏亲族也有千人参加；紫荆山的会众青壮老弱一体参加，还有贵县土客械斗中失败的大批客家人，也携家带口来到了金田。

这样一支包括妇孺老弱在内的庞杂队伍，如果不能统筹解决衣食问题、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必定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

洪、杨的设想是将所有会众的个人财产集聚到一起，建立一个庞大的常设公共财政体系，他们将这个体系称之为“圣库”，并规定“一切缴获交归圣库”。

所谓“圣库”，也即是“天父上帝之库”。按照“拜上帝教”教义，既然一切财物都是“上帝”所赐予，自然就应该“物物归上主”，也即归入“圣库”，实现“共有共享”。换而言之，这也是所有会众的“公库”。

“处处饱暖、人人无私”的小天堂已经在招手，于是，此前当地修庙都只捐4钱银子的韦昌辉家族，以及胡以晃、石达开等少数富有者，变卖了田产、房屋，然后和其他所有会众一样，将财产尽数捐献了出来。

然后，韦昌辉、石达开成了太平天国威名赫赫的北王、翼王，而他们都在杨秀清节制之下。此时的东王杨秀清，乃是太平天国除洪秀全之外的二号人物，并且事实上操控着太平天国的军政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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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洪秀全的“人间天国”大业，终于有了一笔不菲的启动资金，更重要的是，曾经的赤贫者如杨秀清、萧朝贵和富裕者如韦昌辉、石达开，此时都没有了私财，完全“平等”了。

因而，圣库为太平天国招徕了许多投奔者，“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增加，而人人亦准备随时可弃家集合”。 （《太平天国起义记》）

尤为重要的是，“圣库”确保了两年后金田举事时所需大量物资的及时到位。自总团营后，韦昌辉家便成了打造各种兵器的作坊，依靠“圣库”资金，铁器木炭等材料源源不断购进，送入韦家，变成了会众们手中的刀枪。

但仅靠少数富有者捐献的资金，终归有限，在1851年太平天国大旗高扬、杀出金田、杀出桂平、杀出广西，直至席卷南中国而去时，洪秀全们需要获得更多的资金、粮米及各种物质支持。在用有限的启动资金造出刀枪后，接着便要靠它们向敌人强行索取了。

“搜妖”

太平军杀出金田后，首先和清军鏖战于桂平、武宣、象州、平南各地。自诩“粮饷足、火器精”的清军屡战屡败，它的大量火器与粮食，便都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1851年，清军都统巴清德在与太平军作战时败遁，“锅帐炮位，粮食辎重，尽行抛弃”，悉为太平军所有。（《盾鼻随闻录》）

毋庸置疑，“圣库”制度下“人无私财、人均贫富”的事实，令初兴的太平军士气高昂、军纪严明。并且，较之清军的无能被动，此时的太平军战术灵活，屡屡凭借“地利熟”的优势，奇袭甚至深入敌后夺取清军后勤物资。而清军不仅野战屡屡落败，连州县城池也座座失陷，这些城池的库藏，尽数进入了太平天国“圣库”之中。

此间，杨秀清负责统筹全局，曾读过书、“小有才”的韦昌辉则除了统兵打仗之外，还负责整个后勤供给系统，“转战大江南北，虽身罹疾病，犹令御者扶拥上马，亲自督战”，作用之大，以致于在太平军出广西之前，清军首脑向荣及赛尚阿一直认为“韦昌辉是金田大哥”。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出广西、北上长江中下游。以底层农民及天地会会众为主体的太平军将士们，带着强烈的“改天换地”愿望，在短短一两年间席卷了南中国14省，清军仍是望风披靡，“遍地金银粮米，任其载运”。

1852年底，太平军占领岳州，得到清初吴三桂旧存大批炮位，另外又缴获公私船只五千余艘；次年初又攻克武昌，截获清户部刚从南方各省张罗来的饷银127万余两，又接收湖北省库储银约100万两……一路打到南京，沿线清军防守不及的所有州县仓储，也都尽数落入太平军之手。

缴获清政府库存之外，太平军的另一种筹饷方式，是强制向民间征发。怀有强烈仇富情结、平均主义情结的太平军，最初在广西征战时，便曾强令“富者出资”。这在清政府的官方文书中，被形容为“富家巨室，必掘地三尺、搜括靡遗”。《浔州府志》又称太平军每攻下一城，即“遍索官幕、绅商、富户……择肥而食”。（《张大司马奏稿》）

太平军攻下岳阳后，单从富户汪某一家，即“得存谷八千石，地窖内掘出银四千串，以及其它什物无数”；在武昌则“令户有珍珠金玉者，悉出以佐军”。

然后，他们每“三五成群，见高门大楼，闯然而入”。仅在历任云贵、湖广总督等官职的程香采家，即令家丁抬出“元宝银六十万两、锭件、金珠、衣饰无算。”

这一轮轮强行劫掠，导致武昌“城中公私积蓄纤毫俱罄，一切荡然”。而太平军所获钱粮财物之丰富，从过后不久往南京运送时征用民船数千艘、蔽江而下的盛况，便可以想见。

尤其是太平军攻下南京后，还做了一次全面的“搜妖”行动，官僚之家的财物即“妖产”，全数查抄充公，甚至对普通市民也规定私藏金银“即是变妖”，也就是背叛太平天国，“定斩不留”。

“进贡”与“责贡”

与此同时，杨秀清传谕天京城中百姓向圣库“自愿”进贡物资，并将官方认定的已进贡物品清单贴在门墙上，这样就“不入其家，否则搜出银十两、金一两者杀”。进贡之后，则私人持银不得超过五两。

把民间的“进贡”行动转化为“责贡”,是太平军征发财物的另一重要手段。在武昌，太平军对市民的“进贡”，根据不同对象做出不同对待，对那些被认为是出乎拥戴真诚的一般居民，贡献“一盘米，一百钱”即发给贡单，予以保护，而那些被认为是“虚情假意”的官绅，就没那么好运气了：一经搜出所埋藏的金银，满门抄斩。这样一来，一些官绅、富户慑于权威,便有被“劝”——其实是连哄带威胁——贡黄金多至数百两者。

此间，太平军“圣库”的壮大速度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据浙江巡抚何日清向朝廷禀报称，仅太平军攻下南京一城，所得白银已“不下数千万两”，而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民间。

因此，有学者认为，太平军这时向民间实行征发所得，有可能比取自清政权各地地方府库所藏的还要多。（《太平天国的财政收入及其得失》）

与这种劫掠、责贡形成强烈反差的，则是平民眼中太平军初兴时良好的军纪。1855年，翼王石达开进军江西：所到之处“有敢于踏进民家者，左脚踏入即斩左脚，右脚踏入即斩右脚”，于是 “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

个中缘由，恰恰在于这种劫掠的制度性、系统性，“一切缴获归圣库”意味着不许士兵有个人财富，也就排除了士兵争蓄私财的可能性，取而代之的，则是太平军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有秩序的劫掠，但其对民间财富的破坏，远胜个别士兵的私自劫掠行为。

但这种行为很快就逾越最初划定的“劫富、搜妖”红线。

最初，太平军每到一处征发时，总是先找到这个村庄里的穷人，或是富户的佃户，确认谁家富、谁家是“官幕家眷”，之后，便逐家逐户搜查，粮米之类不易收藏的物品，每每尽数征去，就是“瓦沟所藏之金，水塘沉没之银”，也总被发掘出来，“百不失一”，而拒绝交出财物的人会被杀死以示惩处。这种“打先锋”，太平军每到一地都会实行一次，数日即止，因此“农无失业，所残性命亦不多”。

但随着太平天国中后期纲纪废弛，人心渐渐驳杂，到1860年代时，“打先锋”已经不再局限于富户。富户“窖金地下，尽被掘获”的同时，往往也同时“搜括四乡”，连贫家也“无有免者”。如在浙江丽水，太平军“搬运粮食络绎不绝，富者仓廪皆罄，贫者亦升斗无余。”并且，这种行为不再是数日而止，而往往是“逐月”。

这种官方劫掠行为突破自行划定的底线时，执行者的公心和私心也便随之模糊，而这也正是“圣库”连同整个“人间天国”走向崩塌的开始。

凡人私心

早在金田起义时，曾有三合会首领8人愿率部加入太平军，洪秀全即派拜上帝会兄弟16人分往这8支部队传教。16人中有15人恪守会规，各将所受赠金悉数缴纳圣库，独有1人私藏赠金而不报。此人品行不端，早就屡犯会规，至此又被证明私匿赠金，洪秀全等决定按律严办，将其斩首以警效尤。

由此可见，太平军初兴时的严厉军纪，也不能完全阻止作为人情常理的私心，更何况中后期杨秀清死后朝政废弛、国势颓废。而直接以私心掘坏“人间天国”根基的，恰恰是当初颁布严律的太平天国领导层。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便自视为天下万国之主，天京被称作“小天堂”，于是大建宫室，穷极壮丽，宫中王娘女官，鲜衣华服。天王与东王等仪卫舆从，至千数百人之多，服用也趋于豪奢，而这些都来自本属全体成员共有的“圣库”。

据《金陵杂记》记载：“贼掳各处银钱货物，运回江宁城，向有专管各目主守，贼等以为归公，在逆首等自然取用不竭，分给群贼，殊有限制，名虽公而实不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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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杨带头，讲究享受与排场、挥霍公共财物的奢靡之风，便如病疫一样滋长，金盆玉盂固不用说，连“净桶夜壶俱以金造，其伪丞相等碗箸亦用金打”。领袖人物如此，各级官员人等自然上行下效，竞相猎取圣库物资。张继庚探得的情报称：1853年前九个月，太平天国“圣库”尚存八百余万金银，到1854年春便只存百万不足。

此时，洪秀全设想中“人人平等”的天国，事实上已经蜕变、崩塌，而曾经食不果腹的洪、杨，出入前呼后拥，坐六十四抬大轿或三十二抬大轿，排场不逊大清帝王。更为致命的是，权倾朝野的杨秀清，渐渐连洪秀全都已经不放在眼里，更何况手下当差的韦昌辉。但事实上，韦昌辉一直是杨秀清最得力的辅佐。

于是，屡遭折辱的韦昌辉被洪秀全“策反”，杀死杨秀清后，又爆发出惊人的野心和权欲，诱杀杨秀清直属部下近三万人，东王府血流成河。而后洪秀全又借石达开之力，将韦昌辉剁成肉块，以平息众怒。

此后，天国军事形势一落千丈，不满情绪也在天京城中渐渐蔓延，直至出现层出不穷的逃亡。人们逃亡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天国大势江河日下之外，更认为，名为公有的“圣库”，其实是“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产为之一空”的大恶。

与此同时，镇守苏、浙，皖各郡县的诸王与佐将，则逐渐把所辖地区的军权、民政与财权，统统揽在了手中。于是，这些地区的“圣库”，便成了镇守诸王、佐将的私库。

1860年，李秀成离京西征前，曾邀集合朝文武会议，劝大家“凡有金银，概行要多买米粮，切勿存留银两，买粮为首”。事实上，李秀成自己主持苏福省，除了向天京“圣库”解运银粮外，手中也掌握着大笔资财。1863年，天王和朝臣迫他捐助饷银十万两，他缴出了七万两。

反之，在敌对的湘军方面，财务与军需却因胡林翼等人不断整饬吏治，剔除中饱侵渔，使湖广粮赋增收，源源解运军前。故湘军进围安庆两载，环攻金陵3年，军需依然充足，再没有发生当年江南大营闹饷哗溃的恶性事件。

1862年10月，李秀成率十三王、兵力十数万之众应援天京，大战四十余日，终以天寒衣单、兵又无粮而不能坚持战斗，被迫撤退。这是太平天国的最后一次绝地反击。

随后，天京城被团团包围，两年后，湘军攻入天京，城内燃起了熊熊大火，“圣库”的理想初衷，连同整个“人间天国”的美丽幻景，终归于尘土。

天王与东王等仪卫舆从，至千数百人之多，服用也趋于豪奢，而这些都来自本属全体成员共有的“圣库”。

试论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 篇12

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 最主要的措施可归纳为:置女馆, 收妇女;设女官, 立女军;办女试;废奴婢, 禁娼妓;禁缠足等。

一、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实施原因

1. 宗教上。

太平天国的男女平等思想出自基督教教义的影响 (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在这里并没有否定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中包含的男女平等的思想) , 他们尽量地宣传人们之间应该平等友爱。《天条书》上曰:“天下多男人, 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 尽是姊妹之群。”简又文先生也认为:“天朝对于提高妇女, 解放妇女, 保护妇女, 确有崇高的理想, 兼有实际的措施, 推究其源则莫非出自于宗教信仰。”我对简老先生的这种看法也是同意的。

另外, 太平天国以宗教创军建国, 道德观念视为上帝戒条, 至为严格, 其对于淫乱行为深恶痛绝, 绝不能容忍或饶恕, 就拿他们实行的女馆制度来说, 隔别男女之作用虽然有消极的一面, 但它实际上可以杜防淫乱, 起到治本清源的作用。

2. 社会背景。

太平天国起义于两广, 会众多是童谣民族、西南一带的边区民族, 当时仍是以母系为中心的社会, 举凡一切精细操作皆为妇女服劳;加上社会道德观念的不同, 如“不落家”的习俗。影响太平天国严别男女政策与奸淫之禁的原因, 可能是社会风俗严禁的一面和随便的一面, 两者的成分都包含在内, 因为观念不同, 若不加约束易造成动乱。

3. 军事上。

厉行男女分营, 无异使入伍的教徒以眷属为人质, 使之不敢妄萌异心。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人有的是全家参加革命, 有的是独身入伍, 他们中的个个男子都必须奋勇作战, 大业成败都在于此。如果仍有室家之好与内顾之忧, 则纵欲、徇私、眷恋, 在所难免。这样就会消减全军的战斗力。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领导者实行“女营女馆”制度并不无道理, 这一制度的实行成为无劳动能力妇女的衣食来源。此外, 在军事战略上, 在攻占一城池后, 并不打算久留, 也不安顿后方, 只是一味向前, 只有将妇女纳入军事化组织以便行动。

二、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实施上的矛盾现象

1. 一夫一妻制的矛盾性。

一般来说, 男女地位平等, 最主要表现在一夫一妻制上, 但天朝只准一般的低级干部及平民娶一妻, 而中级以上干部按等级规定妻子的人数, 洪秀全的妻妾则不计其数。

天朝领袖和将领们普遍广选女色或保持一妻数妾是无可置疑的, 但有的人还说, 太平天国领导人中“许多因受到《新约》的影响而变得开朗起来, 已经抛弃了多妻制, 已对多妻制感到嫌恶”,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教。中国向来注重上行下效, 这样的领导不可能在天朝内部彻底地推行妇女解放政策和措施, 更不可能说他们对待妇女的道德品质有太大的进步性了。

2. 女营女馆可以说是大集中营。

本来妇女可以过基本的家庭生活, 如今连那一点自由都被剥夺, 这特别是对年轻妇女的一种摧残。

女馆妇女受到严格的监督与控制, 妇女活动没有自由。为了禁止奸淫, 防止男女授受相亲, 太平天国对女馆妇女“防守极严, 即夫妇母子不许相见讲话”。夫妇同居, 亦为犯天条当斩, 这一政策在战争时期尽管有其合理性因素, 但它违背了人性和生理规律, 对于太平天国男女来说无疑是一种摧残。人性大欲遭到了严重的控制和压抑。尽管太平天国天律中规定夫妻只准在每月晖日同宿, “余日犯者为违教, 每人只生一子, 多着亦为违教”, 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父母孩子骨肉亲人不准相见, 违者即犯天条。自古以来此种情况从未有过。一方面他们的天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 性情受到扭曲。另一方面他们却看到太平天国的领袖广选美色, 嫔妃成群, 淫奢无度, 这种现象使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反差。这种反差造成的后果是, 尽管在这方面的禁令急严, 但违者仍习以为常, 以至于斩首游街, 鸣锣示众, 仍有不畏法者。有一次, 杨秀清关闭天京城门进行大规模搜查, 结果查出“男扮女, 女扮男及孕妇各数十人, 悉杀之”。鉴于这种情况, 太平天国领袖们不得不经常派人到男馆查看, 不许藏匿妇女。又担心夜晚出来难以防范, 于是派人沿路“梭巡”。

3. 女军所担任的任务与男军相比多有限制。

集中在女馆之姐妹, 也为军事服务, 但她们所担任的职务, 与男军相比多有限制。“天朝政制像乡土官由军、师、旅师以下至大司马、伍长, 皆由人民推选, ……次种乡官皆由男子任职, 未闻妇女入选”。女军所担当的任务大多为生产、劳作性工作, 如挖沟, 背负米盐, 收割稻麦、砍柴拾柴, 抬埋死尸, 等等。“妇女入馆后日以劈竹兼挑砖负米为事不堪其苦”, 只要是个人生活所需的劳动和杂活, 以及前线太平军作战所需要的后勤杂役, 太平天国均让女军承担, 其目的一是为整个太平天国服务。二是想让她们通过生产劳动在社会中求得生存, 恢复人性本来面目, 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成员。

三、总结

关于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实施, 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性, 但由以上所说的种种矛盾可以看出洪秀全对妇女的重视只是利用妇女的力量与怀柔作用, 所谓男女地位之平等, 并非出自人道关爱。同时, 由于受社会和阶级因素的影响和束缚, 农民阶层不可能达到真正地去解放妇女、提高妇女的地位。他们推行的妇女解放政策只是表面的、形式上的,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 太平天国的妇女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摘要：本文从宗教、军事、社会等方面探讨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形成原因, 以及在其实施上的某些矛盾现象。

关键词：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矛盾现象

参考文献

[1].何军新, 《太平天国妇女政策述评》[J], 《益阳师专学报》, 2001.7

[2].罗雄飞, 《从客家传统看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矛盾性》[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1.3

[3].张文敬, 《浅议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J], 《大同高等师专学报》, 1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