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储蓄模型（共3篇）
投资—储蓄模型 篇1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恒等式,即储蓄—投资恒等式。这个恒等式揭示了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关系,即:经济投资规模由相关部门的储蓄额度大小决定,进行投资需要考量储蓄的规模,否则就不能实现供求均衡,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储蓄—投资恒等式在分解经济部门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投资规模由四个部门的储蓄额度决定的观点,即居民消费者、企业、政府和国外等四个部门的储蓄决定着经济投资规模。一般来说,如果储蓄是现实和可操作的,则它是显性的;如果储蓄是隐含和不易觉察的,则它就是隐性的。储蓄—投资恒等式所表达的储蓄都是显性的,而没有体现出隐性的储蓄,因此需要进行改进。
一、传统的储蓄—投资恒等式
如上所述,传统的储蓄—投资恒等式在分解经济部门的基础上,从两部门经济开始,推导出经济投资规模由消费者、企业、政府和国外等四个部门的储蓄规模所决定。
(一)两部门经济中的储蓄—投资恒等式
两部门经济是假设只有消费者和企业两个部门的经济体系,而暂时不考虑政府、进出口部门等,也不考虑企业间接税、折旧等问题。
一般来说,一个经济体系的经济发展成果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同时,我们知道,衡量国内生产总值有两种主要方法,即:支出法和收入法。在支出法中,两部门经济体系的国内生产总值等于总支出,有:GDP=Y=C+I,C表示消费,I表示投资。在收入法中,国内生产总值等于国民总收入,有:GDP=Y=C+S,C表示消费,S表示储蓄。
无论支出法还是收入法,二者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应该相等,故有:GDP=C+I=C+S,进而有:C+I=C+S,从而可以得到:
恒等式(1)是最简单的储蓄—投资恒等式,其表明:在两部门经济体系中,投资规模等于消费者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
(二)三部门经济中的储蓄—投资恒等式
在两部门经济体系中引入政府部门就成了三部门经济。在支出法中,国内生产总值等于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和政府购买支出总和,即:GDP=Y=C+I+G,G表示政府购买支出。在收入法中,国内生产总值等于消费、储蓄以及政府净收入,有:Y=C+S+T,T表示政府净收入税收,为政府全部税收收入(TO)与政府的转移支付(TR)之差,即:T=TO-TR,
如上所述,可以得到:GDP=C+I+G=C+S+T=Y1,从而可以得到:
恒等式(2)中的T-G可以看作是政府部门的储蓄,正值表示盈余,负值表示赤字。S为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之和,统称为私人储蓄。恒等式(2)表明:投资规模等于整个社会的储蓄之和(包括私人储蓄和政府储蓄)。
(三)四部门经济中的储蓄—投资恒等式
在三部门经济体系中增加国外部门(境外部门)就成了四部门经济。为了方便分析,这里只考虑国外部门的对外贸易活动,暂不考虑资本流动。在支出法中,有:GDP=C+I+G+(X-M),X表示出口,M表示进口。假设总收入不变,可以得到:C+I+G+(X-M)=C+S+T,两边约去消费(C)得到:I+G+(X-M)=S+T,进而得到:
恒等式(3)中的可以看作是外国在本国的储蓄,正值表示入超,负值表示出超。恒等式(3)表明:投资规模等于传统的四部门经济中总储蓄总和。
二、自然资源禀赋与储蓄—投资恒等式的关联性
自然资源禀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它在经济社会的储蓄投资关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自然资源禀赋是重要的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是一个范围广泛和动态变化的概念。一般来说,生产要素包括人力、企业家、土地以及资本,在现代社会中,还将技术、信息等纳入生产要素范畴。
威廉·配第将自然资源、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源作为资源的三大要素,并分析了自然资源的积极作用。赫克歇尔和俄林在分析国际贸易时,也将资源禀赋(包括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来进行分析,认为各国的资源禀赋条件不同,导致了各国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况不同,使得各国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不同,进而产生了国际贸易。因此,自然资源禀赋是开展社会生产的重要要素,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原始积累和推进发展的作用,深刻影响着投资行为和规模。
(二)自然资源禀赋的特征描述
作为生产要素的自然资源禀赋具有外部性、持久性和递减性等方面的特征,正是由于具有这些特征,才需要在投资分析中对它进行考量,否则就会不周严。
1、外部性特征
在萨缪尔森看来,外部性是指私人费用与社会费用之间或者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非一致性,其关键是指某个人或经济组织的行为活动影响了其他个人或经济组织,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收益。
自然资源禀赋符合这样的特征:私人使用自然资源进而影响其他人,其个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收益大于社会收益,但却没有因此付出更多。自然资源禀赋的外部性特征决定了它的使用将为社会带来巨大的治理成本,在制定投资政策的时候不可不加以考虑。
2、持久性特征
弗里德曼在分析消费和支出关系时提出了持久收入理论。他认为,消费支出由消费者的持久收入和当前收入共同决定,而前者起着主要作用,这启发我们衡量收入不能只考虑当前。
从短期或者中期来看,自然资源禀赋是用之不竭的,如下图所示。作为社会重要的生产要素,自然资源禀赋一方面制约着生产规模,一方面可以保障社会持久的收入,发挥原始积累和推进发展的作用,我们用Z1表示自然资源收入。因此,在考虑投资规模时,需要将自然资源禀赋一并考量。
3、递减性特征
如上所述,自然资源禀赋是社会持久生产的重要要素,在短期或者中期来看,它是保障社会持续收入的重要来源,我们可以将自然资源禀赋作为一项持续收入来考量。
但同时,随着自然资源的不断开采和消费,甚至是掠夺式开采和消费,以及伴随自然资源开采所带来的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长期来看,将会导致自然资源禀赋的降低和总量的递减,以及产生巨大的损失和治理成本。与自然资源收入相对应,我们称之为自然资源成本,用Z2表示。二者的差值就是在排除资源治理成本之后的自然资源所能带来的持续收入,也是一种储蓄。这个差值在短期或者中期是正值,在长期则有可能为正值,也有可能为负值,它是一个动态的变量。
三、对储蓄—投资恒等式的改进
从以上分析可知,自然资源禀赋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储蓄的一部分,它对我们考量投资规模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此,在此基础上,需要对传统的储蓄—投资恒等式进行改进。
(一)引入一个新部门——社会部门
自然资源禀赋作为一种储蓄,是属于经济体内部整个社会的,它由每个国家作为整个社会的代理人进行管理、使用和收益。为了与上述国家作为税收主体,以及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主体相区别,我们将管理、使用自然资源的主体称之为社会部门。这样,四部门经济就变成了五部门经济,即:消费者(居民)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国外部门和社会部门。
(二)改进储蓄—投资恒等式
引入社会部门之后,从支出的角度来看,国内生产总值就是消费支出、投资支出、政府购买支出、净出口和自然资源成本支出(同期)的总和,即:GDP=C+I+G+(X-M )+Z2;从长期收入的角度来看,国内生产总值将考虑自然资源禀赋带来的持久收入(分期),因此可以得到:GDP=C+I+G+(X-M)+Z2=C+S+T+Z1,变换形式后可以得到:
恒等式(4)就是改进后的储蓄—投资恒等式,其表明:投资规模由私人部门(包括居民消费者和企业)、政府部门、国外部门和社会部门所持有的储蓄额度决定。
(三)改进储蓄—投资恒等式的意义
如上所述,自然资源禀赋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在考量投资规模的时候,必须将其一并考量,才能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1、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形成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这种情势下,将自然资源成本纳入储蓄—投资恒等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换句话说,国内生产总值受到自然资源禀赋的约束,因此,破坏自然资源禀赋就等于降低了国内生产总值,阻碍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要可持续发展,在投资的时候,不能认为自然资源利用是没有成本支出的,不能不考虑自然资源成本而进行无节制的开发利用,否则会大大增加自然资源成本,反过来制约投资规模。
2、增加成本支出计量的稳健性
经济发展需要投资等因素来拉动,而投资规模决定于上述五个部门的储蓄规模。对于社会部门掌握的自然资源储蓄,从短期来看,由于自然资源成本很小,该项储蓄比较稳定,可以保障社会的可持久收入。但从长期来说,自然资源禀赋的巨大消耗、浪费,以及治理成本所带来的损失,导致了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治理成本,将增加经济发展的成本支出,从而影响社会投资的规模。因此,必须将自然资源禀赋要素纳入储蓄—投资恒等式,在统计国内生产总值的组成时将各生产要素的支付一并计量,才能得到客观稳健的投资成本数据。
3、动态考量和调节经济投资的需要
如前所述,自然资源禀赋是一个重要、长期和动态的生产要素,将这个动态要素引入储蓄—投资恒等式,将促进我们从动态的角度来考量社会投资和经济发展的效果,从而调节经济投资规模。比如,若自然资源成本增加过快,导致自然资源的迅速减少或者损失浪费,则需要适当调节投资的规模,从而保持自然资源禀赋和降低自然资源成本。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秩序、大规模、重复性的投资,不仅会带来通货膨胀,同样也会带来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浪费,甚至会带来巨大的成本支出损失,既有既得利益损失和代际利益损失。用今天的收益为明天的损失买单,就是没有动态考量和调节经济投资的结果,这并不是可持续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US]Richard T.Froyen著:《Macroeconomics——Theories and Poli-cies》(Eighth Edition),P24-p25,北京大学出版社;
[2][US]Robert S.Pindyck,Daniel L.Rubinfeld著:《Microeconomics》(Fourth Edition),P569-57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US]Rudiger Dornbush,Stanley Fischer,Richard Startz著:《Macro-economics》(Seventh Edition),P2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投资—储蓄模型 篇2
在宏观经济学中有著名的储蓄—投资恒等式, 指的是实际发生的投资总等于实际发生的储蓄, 但这一恒等式并不意味着人们意愿的或者说事前计划的储蓄总会等于事前计划的投资。例如在最简单的两部门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 国内生产总值总等于消费加投资, 国民总收入等于消费加储蓄, 国内生产总值又等于国民总收入, 因此得到了储蓄与投资的恒等关系。虽然从总量规模上, 事后储蓄总是等于事后投资, 但往往是具有潜在投资机会的主体缺乏自有资金, 而那些持有大量资金的主体却不一定有生产机会, 从效率和福利的角度看, 大量的储蓄并没有转化为有效的投资。
一、储蓄投资失衡的含义和主要表现
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来谈论储蓄大于投资的呢?我想我们可以在一个意义上, 可能也只应该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谈论它, 即在总供给总需求的框架内来讨论它。储蓄大于投资, 实际上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公式C+S>C+I的缩写。只是前一个不等式两边去掉了消费。这里的储蓄S也是指社会的总储蓄, 是社会总产品扣除消费后的剩余部分。当然, 此不等式在三部门、四部门模型中同样适用, 即在不等式两边加上政府的税收和支出, 进口和出口等。这个不等式表明, 社会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 有一部分产品未能实现, 因此储蓄大于投资, 也就是说出现了总需求不足。不过, 这种情况并不能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得到反映, 因为无论总供求怎样, 核算结果总是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在我国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物价, 一是国际收支。我国总供求失衡问题在2000年以前主要表现在物价上, 近几年在连续两位数高增长的背景下, 则主要表现在国际收支上。
根据国民收入基本恒等式, 可以推出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等于贸易差额, 即NX=S-I。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储蓄大于投资, 那么, 该国就会有贸易顺差;反之, 该国就会有贸易逆差。储蓄与投资不相等为内部失衡, 国际收支长期失衡为外部失衡。内部失衡是原因, 外部失衡是结果, 外部失衡又将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到内部失衡。
经济学中讲究均衡。任何失衡, 不管是储蓄过多还是投资太少, 或者是顺差还是逆差, 都不是理想的状态。因为失衡就表示资源的错配或扭曲, 所以, 任何失衡的状态尽管可以维持一时, 但从长期看都是不可持续的。我国的国际收支连续多年资本项目与经济项目的双顺差, 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 巨额外汇储备存在贬值风险, 同时国土开发强度过大, 资源和环境也难以承受。
二、我国储蓄投资转化存在的问题
(一) 低消费, 高储蓄
长期以来, 我国国内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是高储蓄、低消费。中国居民的储蓄率达到30%以上, 而国民储蓄更是达到了近50%。由高储蓄带来的是高放贷和高投资。而在国内消费不足的状况下, 高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只能通过对外出口来释放, 而出口导向政策就促进了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与此同时, 长期以来我国在资本流动方面推行奖入限出政策, 鼓励资本流入, 造成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不断增长。国内经济投资与消费的不平衡, 需要通过外部的失衡来平衡, 外部的不平衡源于内部的不平衡, 而外部不平衡需要资本的流动来平衡, 形成了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因此, 储蓄投资失衡和长期的贸易顺差等内外失衡问题实际上都是国内储蓄过多, 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失衡的反映。这两大失衡互相关联, 同时又互相促进。
(二) 储蓄投资转化渠道单一
改革开放后, 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流程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目前中国的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已经处于高度分离状态, 中国储蓄资源的绝大部分主要依靠各种金融中介和资金市场直接或间接地融通给那些投资规模较大而自有储蓄不足的其他部门。
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仍然以银行主导为主, 金融市场在资金配置过程中处于从属和次要的地位。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目前大约维持在1∶9的水平。无论从金融市场的总体规模还是对资源的配置效应来看, 都相对比较落后, 自1991年建立证券市场以来, 我国证券、股票、和保险金在整个金融资产中只占很小的比重。
从银行体系来看, 虽然我国建立了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政策性银行等多层次的结构。但总体上, 银行总资产仍然以国有大银行占主导作用。根据哈佛的SCP结构一行为一绩效理论, 市场垄断往往带来市场效率的净损失。国有银行的对象80%以上为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大部分效益不好, 很大一部分贷款银行的成为呆坏账。结果是银行出现与利润最大化企业相背离的“惜贷”, 以至于造成很高的存差。而民营企业因为规模小、信誉制度不健全等原因无法从银行以及资本市场融资, 导致储蓄投资转化的低效率。
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和发行费用也远远高于国外成熟的证券市场。我国金融机构运行的高成本已经对投资形成阻滞, 降低了投资的实现水平。
(三) 我国的储蓄投资结构性失衡
在过去的十多年, 中国储蓄投资转化的基本情况和实质一方面是我国每年付出大量的代价引进巨额外资, 但另一方面是国内持续出现储蓄剩余, 大量的储蓄资金处于闲置的状态。我国出现的国内储蓄过剩与外国资本大规模流入同时并存的现象, 在世界和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从总量上来看, 我国国内储蓄资源在多数年份都能满足本国投资的需要, 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储蓄约束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小得多。问题是, 在我国储蓄资源总体上能满足本国投资需要并略有剩余的情况下, 我国仍从国外引进大量外资, 目前我国所利用的外资规模在发展中国家稳居第一, 在全世界位居第二, 仅次于美国, 在我国利用的外资总额中, 外商直接投资和长期投资所占的比重都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一方面, 我国的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 但却将大量的外汇资源投向发达国家低风险低收益的投资领域, 如购买美国国债;另一方面, 许多地方又在以更高的回报率引进外资, 导致流动性过剩愈加严重。
我国的储蓄投资也存在着地区上, 产业上, 行业上的结构性失衡。中西部地区企业融资难, 高新技术产业融资难, 农业开发融资难, 中小企业融资难, 企业技术改造融资难, 企业技术开发融资难等各种资金缺口问题难以满足。
总之, 造成我国储蓄投资失衡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储蓄率过高, 二是由于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结构性失衡等原因导致的储蓄投资效率低下。
三、提高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对策
(一)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造成我国消费不足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由于医疗、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压力, 人们才会增加预防性需求, 把大量的钱存起来, 不敢消费, 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从两方面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一方面, 改变居民消费倾向。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完善而导致居民预期不确定, 使居民因对未来收入预期不明而加重了后顾之忧, 从而增加了居民预防性储蓄需求, 人们普遍增加储蓄以抵御各种风险和应付长期消费需求。我国储蓄率的过度增长, 会抑制合理的消费, 减弱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 限制居民的实物投资倾向。另一方面,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迫切需要。而国企改革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提高。所以, 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以提高居民的实物投资倾向和消费倾向, 同时也为提高外源转化效率提供保证。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应尽快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不仅要覆盖国有企业、集体企业, 也要覆盖乡镇企业、个体及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也应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内。积极探索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 将广大农村也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内。同时, 要在不同行业间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不同行业间社会保障的接续办法, 减少人员在不同行业间流动的摩擦和障碍。此外, 国家将增强社保基金的资金实力, 建立行之有效的基金保值增值机制和完善的运营模式和监管机制, 以保证社保基金运行的效率和安全。
(二)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我国储蓄水平很高, 并不缺乏资金, 但每年仍大量引进外资, 大量的外汇储备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外流, 使我国成为最大的FDI接受国同时又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资金净流出国。造成这种资本流动怪圈现象除了体制上原因, 也是由于我国金融体系效率低下造成的, 因此进行金融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一方面, 要大力发展非国有商业银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储蓄———投资转化中占据了垄断地位, 但其转化效率却很低。而非国有商业银行因产权明晰, 激励约束机制健全, 不受政府干预等特点, 其储蓄—投资转化效率要高得多, 这一点可以从非国有银行很低的不良资产率这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来。可是我国通过非国有银行转化储蓄量的比例太低, 这就使得我国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很难提高。因此, 如果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 促进非国有银行的发展, 扩大它们的市场占有率, 那么不仅有利于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相应的资金, 也有利于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培育, 以形成有效的竞争, 将会使我国的储蓄-投资效率得到显著提高。
实际上, 非国有银行的问题主要在于银行市场准入问题。我国目前银行业有两大类资本:一类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资本;另一类是外资, 在中国银行业市场中占有一小部分。国有资本和外资基本占据了银行市场绝对地位的格局, 不适应中国目前的市场需要。中国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金融服务缺失的问题, 非国有银行的发展无疑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要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从国际经验看, 发达国家非银行金融机构有两方面的特点:
一是商业银行系统在全部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中所占份额明显下降, 而非银行金融机构, 如: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公司、抵押银行等, 发展迅速, 资产总额急剧膨胀。二是所有非银行性金融机构资产总和明显大于商业银行系统的资产总额。而我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仍处于被压抑状态, 当前的情况是:
一方面居民的巨额储蓄及其构成已形成一个稳定的长期投资来源;另一方面,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却明显滞后, 长期投资资金融资存在障碍。所以, 要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 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必要的政策扶持, 赋予更多的资金运用自主权, 并对金融机构各自的功能定位和业务范围进行界定。要在近几年内提高产业集中度, 形成几个有实力的行业排头兵, 通过收购、兼并、重组, 尤其是强强联合等方式, 实现非银行金融业规模与资本的快速扩张。根据非银行金融业发展的国际经验, 我国资金运用可进一步拓展的领域有:房地产、对外投资、股市、实业投资和贷款。
摘要：我国的储蓄率很高, 但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却并不理想, 从本质上来说, 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内需不足导致的总供给总需求失衡, 此外转化机制也存在问题, 是由于资本市场不够发达、金融系统效率低下造成的。
关键词：储蓄,投资,消费,国际收支
参考文献
[1]闻潜消费启动与收入增长分解机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229-333
[2]王元龙外汇储备越多越好吗[J]经济学动态2006 (4)
[3]李泽广, 等中国金融体制运行与金融研究前沿问题[J]经济学动态2006 (1)
投资—储蓄模型 篇3
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利率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实证的结果也表明利率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是模糊的。Bandiera等[1]利用主成份分析,构造了8个发展中国家25年的时间序列指标,对这些国家的个人储蓄进行计量分析研究,把储蓄的利率弹性作为衡量金融自由化影响效果的一个主要参数,但实证结果没有发现利率对储蓄有正的影响的证据。Schmidt-Hebbel和Serven[2]指出,储蓄率在不同时期各个地区的变化很大,文章主要关注了储蓄率的主要决定因素———金融自由化的影响,但整体而言,金融自由化对储蓄率的影响模糊,而研究还显示金融发展对储蓄的影响为负。这一结果间接表明利率作为金融自由化的一项改革目标,没有起到提高储蓄的作用。Abiad等[3]的研究指出,金融自由化的数量效应表现为更高的储蓄和投资,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金融自由化存在明显的质量效应,即金融自由化在不必然增加储蓄和投资的情况下改善金融部门功能,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同样,Reinhart和Tokatlidis[4]利用50个国家(其中14个发达国家,36个发展中国家)1970—1998年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同样指出,提高利率作为自由化的一个结果,其对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影响是复杂的。Shrestha和Chowdhury[5]利用1970—2003年的季度数据,对尼泊尔的金融自由化进程进行研究的结果显示,实际利率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为正。
国内关于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率、储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率对储蓄的影响研究;储蓄和投资以及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相互关系研究3个方面。
汪伟[6]利用1952—2006年样本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研究了中国储蓄率、投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储蓄率、投资率之间体现出较强的当期相关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分别是投资率和储蓄率Granger原因,但反向因果关系不成立;投资率与储蓄率不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说明了投资效率不高。焦鹏[7]对中国的利率、投资、储蓄和货币供给量4个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协整和误差修正分析,结果显示:从长期看,这4个宏观经济变量存在很强的协整关系,且在短期范围内,这种关系对利率短期波动的影响是显著的。
李焰[8]对1978—1998年间我国居民储蓄行为的实证研究表明利率对储蓄率的影响不确定:从名义利率看,有微弱的负效应;从实际利率看,有不显著的正效应。我国居民储蓄的利率弹性依然很低。
何帆,唐岳华[9]采用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对中国分部门储蓄与投资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的投资与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3部门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对投资率的贡献率明显高于居民部门。研究还发现中国投资与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具备显著的短期动态调整机制。
综上,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表明利率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是模糊的。而且国内没有对实际利率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本文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本文借鉴Shrestha和Chowdhury的方法,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对我国实际存贷款利率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以下内容安排:第2部分是样本数据选择及变量定义;第3部分为模型选择及方法介绍;第4部分实证结果分析;第5部分是结论。
1 样本数据选择及变量定义
选取1995年第1季度至2009年第1季度的数据进行研究,各变量均有57个样本值。原始数据为GDP、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和各项贷款、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1~3年贷款利率和CPI数据。数据来源于锐思金融数据库。由于国家统计局先后5次制订了全国统一的工业产品不变价格和农产品不变价格,从1991年开始使用1990年不变价格。因此,文中将CPI上年同月数据折算为以1990=1的定基指数的数据,季度CPI等于季度内3个月CPI定基指数的算术平均,并以此对数据进行调整。文中表示GDP、储蓄和投资的变量均采用增长率表示,没有区分居民储蓄(投资)、企业储蓄(投资)和政府储蓄(投资),因此,使用的是总储蓄(总投资)的概念。总储蓄使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数据来衡量,总投资使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数据衡量。具体变量数据及数据处理过程,如表1所示,各变量均用百分数表示。
2 模型选择及方法介绍
借鉴Shrestha和Chowdhury的方法,利率与储蓄、投资之间的关系具体分为两个方面的关系,即利率-储蓄之间的关系以及储蓄-投资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利率-储蓄之间的关系和储蓄-投资之间的关系表示为如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从理论上,在模型(1)中,GDPR作为控制变量,来考察实际存款利率对储蓄增长率的影响;进而在模型(2)中,考察储蓄增长率和实际贷款利率对投资增长率的影响,并研究实际存款利率是否可以通过影响储蓄增长率来对投资增长率产生影响。
众所周知,在对时间序列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要对每一个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因为当时间序列非平稳时,即使2个变量相互独立,在经济上也无任何相关关系,但用传统的回归方法及显著性检验仍可能会显示出两者在统计上有较高的相关关系,即出现所谓的“虚假回归”现象。因此,在对模型及检验进行展开之前,有必要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利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检验方法对各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如表2所示(由于采用季度数据,检验中最大阶数取4)。
从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来看,各变量分别有I(0)、I(1)、I(2)过程,不能够利用上述关系直接进行传统的回归分析。
在实际中,多数经济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然而某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却有可能是平稳的。如果这样一种平稳的或I(0)的线性组合存在,这些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被认为具有协整关系。协整揭示了变量之间的一种长期稳定均衡关系。从研究方法来看,研究非平稳序列间的长期关系,比较常用的有EG(Engle-Granger)两步法和以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VAR)为基础的Johansen协整检验。EG两步法虽然对协整参数的估计量具有超一致性和强有效性,但在多变量应用上存在限制,在小样本条件下参数估计值存在有偏性。Johansen协整检验涉及大量的模型形式的设定、滞后阶数的确定、内外生变量的选择,这使得模型结论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其稳健性不高,特别对于小样本,存在着由于估计参数过多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且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上述2种方法都要求所有变量序列为一阶单整I(1)。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选择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ARDL),即ARDL协整方法。相对于传统的协整方法,ARDL具有以下特点:(1)模型可适用于解释变量为一阶单整I(1)和零阶单整I(0)的混合模型,不需预知变量间协整关系的个数。(2)基于单方程进行估计协整关系,可以在一个“一般到特殊”的框架内分析数据生成过程,在模型中加入有效的滞后阶数,在获取有效数据信息的同时减弱估计参数过多(over-parameterized)带来的问题。(3)ARDL模型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线性形式表达一个动态的误差修正模型。误差修正模型将变量的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统一起来且没有丢失长期信息。
因此,建立如下ARDL模型的误差修正模型
模型(3)、(4)中,带有求和符号的各项表示的是误差修正项;带有λ和σ的各项表示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ARDL模型需要估计(p+1)k个回归方程以确定每一变量的最佳滞后阶数,其中,p表示所选择的最大滞后阶数;k表示每一方程中的变量个数。由于采用的是季度数据,所以选择最大滞后阶数p为4。利用Eviews5.1和Microfit4.0进行统计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在确定每个变量的最佳滞后阶数时,Microfit4.0提供了3种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准则、Schwarz Bayesian Criterion(SBC)准则和Hannan-Quinn Criterion(HQC)准则。本文结合这3种准则回归结果对变量的解释程度,经过反复测试确定模型中各变量的最佳滞后阶数。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变量间长期关系的检验
在应用上述模型(3)、(4)之前首先需要检验模型中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首先,检验模型(3)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关系,检验的原假设是,变量间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即H0∶λ1=λ2=λ3=0。备择假设是,H0∶λ1≠0或λ2≠0或λ3≠0。检验λ1,λ2,λ3联合显著的统计量为F统计量。在原假设H0∶λ1=λ2=λ3=0成立时,F统计量服从一个非标准的分布,而不管DR、GDPR和DRR是I(0)还是I(1)过程。查表可知,在1%的显著水平下该F统计量临界值的范围在4.31~4.51之间。因为F(DR-GDPR,DRR)=5.699 5如表3第2行所示。超出了临界值上界,我们就能拒绝DR、GDPR和DRR之间没有长期关系的原假设,而不管它们是I(0)还是I(1)过程。
以上已经证明GDPR和DRR对DR有长期的影响。同时,我们还要考虑:DR和DRR对GDPR是否有长期的影响?DR和GDPR对DRR是否有长期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3第3、4行所示,以上两个统计量都低于临界范围的下界4.31,从而无法拒绝原假设:在ΔGDPR和ΔDRR作为因变量的方程中,加入长期变量是不显著的。同样,该结论的成立不依赖它们是I(0)还是I(1)过程。
以上结果显示DR和GDPR、DRR之间存在长期关系,GDPR、DRR对DR有长期影响。同理模型(4)中变量之间长期关系的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以上结果显示CR和DR、CRR之间存在长期关系,DR、CRR对CR有长期影响。经以上检验模型(3)、(4)变量间存在长期关系,因此,可以继续使用所构建的ARDL模型进行研究。
3.2 影响储蓄变动的结果分析
利用ARDL模型来估计模型(3)变量间的长期系数以及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 ECM)。检验结果如下:GDPR和DRR对DR的长期影响是显著为负的,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似,如表5所示。说明我国的实际利率对储蓄的影响并不像传统理论所说的那样是单一的,正向的,实际利率的提高没有导致储蓄的相应增加。同时也说明,利率的高低并不是影响居民、企业以及政府进行储蓄的关键因素,我国存款利率的调整没有发挥预期的调整流通中货币量的作用。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虽然GDPR是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的,然而ΔGDPR1、ΔGDPR2的系数是显著为正的,这意味着短期内GDP增长率的变化伴随着储蓄的变化。ΔDRR2的回归系数为0.566 7,虽在统计上不显著,但也说明在短期内存款利率的变化也会引起储蓄的变化,而储蓄的利率弹性是很低的。误差修正项ecm(-1)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说明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1.261 6)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如表6所示。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3.3 影响投资变动的结果分析
利用ARDL模型来估计模型(4)变量间的长期系数以及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ECM。
从变量间的长期关系可以看出,储蓄增长率DR对投资增长率CR的影响为正,回归系数为1.318 1,但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而实际贷款利率对投资增长率的影响为正,在统计上也是不显著的,说明在我国贷款利率的提高并没有实际降低各部门的借贷水平,不能对企业等的投资计划产生影响,如表7所示。
如表8所示,ΔDR1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ΔCRR1的系数为-32.849 9,虽然在统计上不显著,但这意味着在短期内实际贷款利率的变化也会对投资产生影响。误差修正项ecm(-1)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说明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1.021 6)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4 结论
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研究了我国实际利率与储蓄、投资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2点结论:
第一,GDP增长率和实际存款利率对储蓄增长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得出了与传统理论相反的结论,但是在短期内GDP增长率对储蓄增长率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这说明短期内GDP的增长会导致储蓄的增加,但从长期来看,GDP的增长并不是导致储蓄增加的原因。短期内实际存款利率与储蓄之间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储蓄的利率弹性依然很低。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的存款利率没有市场化,小额资金只能接受既定的存款利率,而大额资金却可以通过与资金需求方谈判而获得更高的收益。存款利率的变动完全由中央银行统一规定,而中央银行决定的利率这一金融资产价格不是市场均衡价格,它不反映金融资源的真实稀缺性,因而形成了一种僵化的不合理的利率分配结构,严重扭曲了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这也说明了我国应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的紧迫性。
第二,储蓄增长率对贷款增长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近年来我国高额的储蓄增长为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储蓄投资转化渠道也逐渐畅通。实际贷款利率与投资增长率之间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不是传统认为的负相关,说明在我国贷款利率的提高并没有实际降低各部门的借贷水平,不能对企业等的投资计划产生影响。在我国,可以在银行部门顺利取得贷款的大多为信誉良好,生产效率高的国有企业,而这些企业在贷款时对于资金成本的考虑往往较私企及中小企业要少,使得它们对贷款利率的变化不敏感。从短期来看,贷款利率的提高会使得贷款增长率有所下降。
摘要：使用1995—2009年第1季度的季度数据对我国实际利率与储蓄、投资的关系进行研究。首先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但进一步对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不是所有的变量都是平稳的,为了避免“虚假回归”,未直接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进行研究,而使用了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结果表明:实际存款利率对储蓄增长率的影响是显著为负的,储蓄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的相关关系为正,实际贷款利率与投资增长率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进一步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实际利率,储蓄,投资,ARDL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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