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动机（精选3篇）
储蓄动机 篇1
一、预防性储蓄动机
D ev an ey等 (2 00 7) 将储蓄动机分类为:1、基本动机, 是指人的各种基本需要所引起的行为过程。2、安全动机, 为应对紧急情况而储蓄。3、保障动机, 指为了给未来生活提供保障而进行储蓄。4、爱以及社会动机, 包括:为子女以及自己的教育进行储蓄, 为组建家庭而储蓄, 为丧葬费用储蓄等。5、尊敬与奢侈动机, 包括下列行为:购买第二套住房、度假、旅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改善家庭条件等。6、最高层次动机是自我实现动机, 它源自对自我实现的需要。
预防性储蓄动机是指当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时, 风险偏好表现为风险厌恶型的消费者为避免可能出现的消费水平急剧下降而进行的储蓄。这种不确定性往往指收入与开支的不确定性。前面提到的储蓄动机分类中安全动机、保障动机、以及爱和社会动机属于预防性储蓄动机的范畴。很多学者结合我国的实际指出, 尚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了医疗、教育、养老方面的开支不确定性大增, 这是造成我国消费者预防性储蓄动机的根本原因。Carroll (1992) 提出的缓冲储备理论是预防性储蓄理论中的重要分支, 其基本内容是:如果消费者有预防性行储蓄动机, 并且如果预期未来有更高收入, 同时又是不耐心的, 会在心目中设定一个财富对持久收入的目标比率, 如果低于该目标, 预防性储蓄动机将战胜不耐心而加大储蓄, 反之, 不耐心就会占上风而使消费者选择降低储蓄。
我国学者如万广华等 (2003) 、郭英彤等 (2006) 都证实了中国消费者具有比较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二、预防性储蓄动机与内需不足
近年来内需严重不足一直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这次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发生后, 更凸显了扩大内需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生活里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国学者的研究多数都将内需不足的原因指向预防性储蓄动机, 认为正是这种动机导致了中国消费者捂紧口袋不愿意买东西, 从而抑制了消费。但是, 这种指责并不恰当。首先, 根据缓冲储备模型理论, 消费者对自己的生活水平是有要求的, 不会一味增加储蓄。储蓄与消费会在某个关键点上发生转换。但是, 这个关键点可能因人而异。一部分人节制了食品上的消费, 但是没有节制服装上的消费, 甚至可能有所增加;另一部分人可能刚好相反。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 我们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简单分析一下我国居民的实际消费情况。1999到2007年呈现的消费趋势是,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明显上升, 如果按照增加的倍数作为衡量上升速度的话, 手机、家用汽车、家用电脑、摄像机、微波炉、空调器排在前六名。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的消费者并不缺乏消费热情, 而且也具有足够的消费实力。从前景上看, 不仅家用汽车、摄像机、健身器材这样的高端商品普及率很低, 就连照相机、微波炉、以及家用电脑这样的商品也远没有达到90%以上的普及率, 因而, 可以释放出来的内需潜力巨大, 更何况普及率高的彩电、手机、电冰箱、洗衣机等都正在经历升级换代的过程, 购买新一代产品又会带来消费热潮。
其次, 一些事实表明我们对内需不足的认识有偏差。我们一直在强调想方设法刺激内需, 似乎中国消费者根本不掏钱一样。事实真的如此么?中国游客为了多买“LV”包甚至要借护照去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专卖店, 还有不少人组团去欧洲就是为了购物。即便是国内市场, 适合市场需求的商品仍然可以畅销。例如手机市场,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户数量超过6亿, 单单6月新增手机用户数就达到863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至2007年末, 我国私人轿车保有量达到1 5 2 2万辆, 比上年增长3 2.5%。
当我们探讨内需不足, 并为此愁眉不展的时候, 外边的世界却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世界不再将中国看作“世界工厂”, 而是“世界市场”。“汉语热”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意识到他们的未来离不开与中国商人和消费者。有媒体报道, 在此次金融危机对法国影响最明显的2009年初, 一些国际大品牌的专卖店门口中国游客排起长队等待购买几乎是顶级的奢侈品。
由此可见, 内需不足与预防性储蓄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但是, 若将后者作为造成内需不足的根源, 那就过于武断。
三、解决内需不足的出路
中国消费者迫切希望能够买到质量可靠、信誉好、价格合理的商品, 但是, 我国不少企业恰恰没有在这些方面努力满足消费者的愿望。因此, 应对内需不足, 特别是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散尽的时候, 中国的企业家们必须提高社会责任感、我们的政府必须设计出一个有效的机制加强和完善国内市场信用建设, 这样才不会再出现“三鹿事件”或者类似的质量安全事件, 消费者才敢于大胆地消费国产消费品。真正信誉良好、质量可靠的品牌商品仍然能够吸引更多的顾客, 只要企业能在这方面下足工夫, 预防性储蓄动机实际上意味着巨大的机遇。
由此, 在如何扩大内需的问题上, 建立更好的国内商业环境,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信用、社会责任感都是与提高实际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同等重要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Carroll, Christopher D., “The Buffer-Stock Theory of Saving: Some Macroeco-nomic Evidence, ”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 (1992)
储蓄动机 篇2
1.1 研究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国家财政领域和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 高校收费改革始于1989年。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从政策上明确了这一改革方向。中国高等教育逐渐形成了公费生与自费生并存的“双轨制”。1997年全国高校基本完成并轨和学生缴费上学的改革, 取消了自费生制, 实现统一的普遍收费上学的制度。高校收费改革自实施以来, 收费水平越来越高;居民处于子女教育目的的储蓄动机也日益增强。有关调查显示, 我国居民希望自己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了89.8%。目前, 中国高等教育收费改革主要体现在公立高等学校收费的增加和以学生学费为主要经费来源的民办高校的发展。
教育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 尤其是高等教育是每一个家庭都关心的重要问题。随着我国人均GDP的增长, 居民消费从物质消费逐渐转变为精神消费和劳务消费, 对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需求明显增长。大多数学者认为购买高等教育既是一种消费行为, 也是一种投资行为, 并且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率远远要高于长期储蓄的利率。这也是人们乐于投资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将教育看作是一种消费品, 从而利用高等教育学杂费与居民储蓄数据, 建立消费—储蓄模型进行研究。
1.2 文献综述
绝大多数的学者以消费和储蓄理论以及相关实证研究为基础, 对我国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的高储蓄、低消费现象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及研究。宋铮 (1999) 以预防性储蓄假说为理论基础研究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 并得出中国的居民存在着预防性储蓄的结论。对于中国居民储蓄快速增长的原因, 国内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为了分析影响我国人民储蓄的因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的课题组采用1978~1997年的年度数据, 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 得出居民收入与居民储蓄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施建淮、朱海婷 (2004) 运用预防性储蓄假说研究了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强度。张殊 (2005) 、潘海岚等 (2005) 和晏成步 (2011) 指出, 居民为子女上学所承担的费用远不只是上大学的开支。事实上, 从学龄前教育到小学、中学直至大学的教育, 居民都承担了相当一部分费用, 这使得很多的家庭从孩子一生下来就开始为其积攒教育费用, 推动了其储蓄倾向的上升。易行健等 (2008) 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存在很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总结而言, 在对我国居民储蓄动机的现有研究中, 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是表明预防性储蓄现象的存在, 二是分析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强度。然而, 这些研究很少有从教育的收费变化为切入点分析其对居民储蓄动机的影响。因此, 本文介绍了高校学杂费和居民处于子女教育目的的储蓄逐年上升的情况, 对分析居民储蓄动机上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
2 数据来源及高等教育收费制改革的特征事实
2.1 数据来源
教育即可以作为消费品又可以作为投资品。高等教育收费制改革后, 全国高校的平均学费以及学杂费都有一定比例的增长。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居民收入的增加,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更加注重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因此, 处于对子女教育为目的的居民储蓄也在不断的增长。为此, 本文将全国高校学杂费居民的储蓄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联系起来, 构建消费储蓄函数。根据研究需要, 本文处理的是1995~2011年度数据, 来源于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见表1) 。本文使用全国高校学杂费作为衡量高校收费制改革后教育费用的变化的指标;选取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作为衡量居民储蓄变化的指标;同时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化的指标。并对选取的变量, 利用Eviews6.0进行数据分析。
2.2 高等教育收费制改革的特征事实
2.2.1 高校学杂费逐年上升。
并轨试行后, 全国高校平均学费逐年上升, 1996年, 高校学费越过了2000元, 1997年全面并轨后, 学费一直徘徊在3000元左右。但2000年的收费标准猛涨, 普遍在1999年的基础上提高了15%左右, 有些地区高达20%, 学费超过了4000元 (具体见表2) 。尤其是, 2014年大学学费上涨是自2000年以来各省首次大规模调整高校学费标准。调整后的平均学费标准为6483元, 平均提高15.22%, 而个别工科类、医学类专业的本科学费将从3600元最高涨至6670元, 较现有的基准价上涨了85.28%。
目前, 虽然高校收费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 但公办高等教育的经费仍然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2000年至今, 国家规定收取学费的比例, 占学校年生均日常运行成本的25%。高等教育的经费来源越来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在高等教育中, 政府拨款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下降, 相应的, 学生个人及其家庭、社会团体组织和私人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不论是在投入的金额还是在投入的比例上都呈现出上涨的趋势。其中学生及其家庭所支出的比例增长较快, 尤其是高校收费改革后, 这种趋势尤为明显。高等教育改革卸掉了财政教育支出的负担, 也推动了居民的教育储蓄。
1999年高等教育改革之后, 产生了两个最直接的后果, 即教育支出占每个家庭支出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以及高校的招生比例大幅度上升。这二个比例的大幅度上升, 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影响深刻。一方面, 高等教育改革之后, 家庭支出中教育支出所占比重日益加大, 使得我国居民在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将教育需求渐渐放在了生理需求之后;另一方面, 高校扩大招生影响了人民对家庭支出的预期, 同时也增加了居民为子女的未来教育支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总的来说, 1999年的高等教育改革, 使得家庭的直接教育支出比例大幅度增加, 也使得家庭关于未来教育支出的预期发生改变。居民消费中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由1995年的9%左右上升到2002年的15%, 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由1995年的不足8%上升到2002年的12%。
2.2.2 居民出于子女教育的目的增加储蓄。
从表3中可以看出, 城乡居民储蓄率不断上升, 导致储蓄存款大幅度上升。城乡居民储蓄率的上升, 在很大程度上与居民为子女教育而储蓄有关。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都曾多次对居民储蓄目的进行过调查, 在这些调查中, 子女教育费用均被排在第一位, 超过住房与养老。例如, 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大、中和小城市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 2003年第一季度有20.2%的居民储蓄动机是“攒教育费”, 在居民储蓄动机中占第一位;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季度末的调查显示, “攒教育费”仍然是居民储蓄的首要目的, 其次分别为养老、买房装修和预防意外, 比例分别为18.9%、14.1%、11.8%和10.7%。
3 模型的构建
高等教育收费改革对居民储蓄动机的关系模型以居民储蓄量为研究对象, 从影响居民储蓄的因素出发, 引入高等教育收费中的学杂费和收入构建变量, 从而构建多元线性模型, 解释高等教育收费改革对居民储蓄动机的影响。由于教育既可以作为消费品又可以作为投资品, 因此, 本文将教育作为消费品, 从而通过上述描述, 可以构建消费函数, 具体模型如下: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主要表现为招生规模扩大和收费上涨。虽然招生规模和招生收取的学杂费在1999年之前已经开始有了一定幅度的上涨。但是, 收取学杂费在1999年全面铺开。本文主要针对高校学杂费和居民处于对子女教育为目的的储蓄上升的情况, 分析高校学杂费的上升对居民储蓄动机的影响。根据模型的需要, 选取1995~2011年全国高校教育经费中的学杂费 (FEE) , 代表教育费用的变化;选取1995~2011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 (CK) , 代表城乡居民的储蓄变化;同时也选取了1995~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CZ) 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NC) , 代表城乡居民的收入变化。为了消除模型中异方差的影响, 增加模型检验的有效性, 对FEE、CK、CZ和NC的时间序列数据作对数变换, 新变量记为:LFEE、LCX、LCZ和LNC。
4.2 模型实证检验
4.2.1 ADF检验。
为确定模型的平稳性, 运用Eviews6.0软件, 对序列LFEE、LCK、LCZ和LNC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检验结果显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存在单位根, 即原序列是非平稳的, 而其五阶差分是平稳的。
4.2.2 协整检验。
本文将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学杂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变量, 选取普通最小二乘法, 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作为回归分析的因变量。本文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从1995年至2011年, 这样可以观测到从教育收费制改革之后,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变化和高等教育费用之间的关系。各序列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对表3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到如下结果, 见表5。
表5的回归分析结果中, FEE、CZ、NC变量的系数值均为正, 说明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会显著促进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增加。并且, 回归方程的R20.9939, 说明方程的线性关系显著。同时, 根据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如下模型的回归方程:
对回归方程 (3) 的残差序列ut进行单位根检验, 结果显示零阶平稳, 说明序列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即序列存在协整关系。
4.2.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以上分析, 可以对高等教育学杂费与城乡居民存款总额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 检验结果见表7。从表7中可以看出, 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 对于LFEE不是LCK的格兰杰原因这个原假设, 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较小, 可以认为序列在LFEE和LCK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即教育的学杂费是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1999年, 以扩大招生规模和提高学杂费为主要内容的高等教育改革, 使得我国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了4倍, 居民教育支出上升了10倍, 这与同期全国低消费、高储蓄现象对比鲜明。其对我国居民的储蓄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在学术界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由此, 本文运用1995~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以高等教育改革对微观个体居民储蓄动机的影响为切入点, 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微观分析。研究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学杂费的增加以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是影响居民储蓄动机上升的重要因素, 并且, 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
教育的高消费抑制了其他方面的消费, 同时, 也是人们对教育消费的预期加大从而大大降低了其对经济的启动作用。并且, 过高的储蓄会影响居民的消费倾向, 进而成为阻碍消费增长, 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 为改变高等教育收费过高, 缩小贫富差距以及刺激消费, 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 加强普通高中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及收费行为监管。从长期看, 高等教育收费过高将会加剧贫富分化, 降低整体的消费倾向, 从而抑制消费。因此, 为了防止教育收费过高, 需要加强普通高中招生及收费行为的监管。各地要尽快出台普通高中生人均财政公用经费拨款标准, 合理制定普通高中学费标准, 为普通高中教育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第二, 清理规范教育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 是提高全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教育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本。严格落实国家对教育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管理规定, 严禁越权设立教育收费项目, 严禁违规制定收费标准, 能有效破除不利于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大力推动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 大力提高教育质量,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高质量教育需求, 让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同时, 减轻了居民的教育负担, 能够减少居民出于教育动机的储蓄, 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 刺激消费, 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宋铮.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研究[J].金融研究, 1999 (6) :46-50.
[2]施建淮, 朱海婷.中国城市居民预防性储蓄及预防性动机强度:1999—2003[J].经济研究, 2004 (10) :66-74.
[3]张殊.关注中国高等教育收费问题[J].世纪中国, 200 (57) :1-3.
[4]潘海岚, 尹慧君.高等教育高已经抑制居民消费[J].中国物价, 2005 (5) :36-39.
[5]晏成步.关于高校收费问题的实证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 2011 (19) :8-13.
储蓄动机 篇3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 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近3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 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 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对自然资源与能源过度消耗, 加重了资源环境压力, 产生了系列环境公害问题。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使得处于灾害频发区的居民产生预防性储蓄动机;不仅如此, 即使在灾害不那么频发的地区, 也容易对未来环境的不确定性产生恐慌, 从而产生预防动机。
1.1 我国自然灾害的现状
在我国, 主要的自然灾害有以下几种:气象灾害, 包括洪涝、干旱、低温灾害、冰雹、沙尘暴等;地质灾害, 主要有地震、泥石流、崩塌、滑坡、地面裂缝等;海洋灾害, 包括热带风暴 (台风) 、风暴潮、海冰、海岸侵蚀、赤潮等;环境灾害, 包括水土流失、荒漠化、植被退化和生物多样性锐减、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近年来, 南涝北旱、台风、地震以及沙尘暴等多种自然灾害给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长期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增加物质资本等外延式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这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成为导致灾害发生的重要原因。
1.2 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
一般来说, 国内储蓄可以分为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纵观1980～2008年, 我国政府储蓄约从32%下降到大约2%, 企业储蓄从37%下降到12%, 居民储蓄从31%上升到大约86%, 可以看出, 近30年来, 居民储蓄已占绝对主导地位。
研究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的主要理论, 在较长的时间内被持久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所主导。然而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经济实践, 该理论的适用性并不理想。其最大的缺点是确定性的前提假设, 而事实上, 个体消费者的未来面临许多的不确定性。因此, 预防性储蓄理论对持久收入和生命周期理论作出了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改。Deaton (1991) 等人对风险规避与预防性储蓄动机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 伴随着绝对谨慎性系数与相对谨慎性系数的上升, 使得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 将导致边际消费倾向的不断降低, 消费者为了避免受到收入波动的影响而进行更多的储蓄。
居民在储蓄和消费之间作出选择, 由于未来状态发生的不确定性, 因而可以划归为风险型决策。此时的情况是, 身为个体消费者的决策者面临着几种可能的状态和相应的后果, 且对这些状态和后果得不到充分可靠的有关未来环境的信息, 只能依据“过去的信息或经验”去预测每种状态和后果可能出现的概率, 在这种情况下, 决策者根据确定的决策函数计算出项目在不同状态下的函数值, 然后再结合概率求出相应的期望值, 此值就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平均状况的估计, 决策者可以依此期望值的大小做出决策行为。
2 预防性储蓄动机的贝叶斯决策
2.1 贝叶斯决策分析模型
假设Q为试验E的样本空间, B1、B2、…、Bn为样本空间Q的一个划分, 且P (Bi) >0 (i=1, 2, …, n) , A为E的事件, 则全概率公式:
其中:P (A|Bi) 为Bi发生的前提下A事件发生的概率。
相应地, 如果在A发生的前提下, B事件发生的概率为:
上式即为贝叶斯公式。
2.2 居民观察到灾害时对自然灾害风险概率的贝叶斯估计
本文假设居民是有限理性的, 并且不具备准确估计自然灾害发生概率的能力, 因而无法确定自己可能蒙受的损失。居民在做储蓄决策的时候, 对自己未来有可能面对的自然灾害损失有一个模糊的概率估计。首先, 个体消费者会对未来是否会发生足以影响生产生活的自然灾害有一个最初的判断, 这个判断可以认为是一个先验概率。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 居民总是认为灾害是肯定会发生的, 只是并不知道发生的具体时间。
设:d———自然灾害容易发生 (高估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 , b———自然灾害不容易发生 (低估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
Ri表示发生i次, i=0, 1, 2……n;
令P (R1/d) =Pd, P (R1/b) =Pb, 则Pb
S=Pb/Pd, 有S<1;当居民观察到灾害发生时, 对灾害是否容易发生的后验概率为:
RPn是关于n的单调递增函数, 显然有:n→∞时, RPn→1。
即随着居民观察到的灾害发生的次数的增加, 会对先验概率进行进一步修正, 对于灾害容易发生的后验概率在不断提高。也就是说, 即使居民心智健全, 仍然会不断高估灾害的发生, 也就是产生理性的恐慌心理。伴随着恐慌心理的增加, 即使是最理性的消费者, 仍然要强化预防性储蓄。思维定势、先入为主、个人偏见、传统经验等对人们的判断和决策有更重要的影响。
2.3 居民在持续没有发生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对灾害可能发生概率的贝叶斯估计
在通常的情况下, 不论是居住在哪里的居民, 绝大多数都是平安的度过每一天。即使是在灾害频发的地区, 人们也不可能总是处于灾难之中, 否则, 那个地区是不会有居民正常存在的。也就是说, 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 实际的发生概率也是足够小的, 以至于居民连续处于平淡之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后验概率是怎样的呢?
设在对自然灾害容易发生 (高估) 的情况下持续t时期内没有灾害的条件概率是P (Lt/d) , 当t=1时, 显然:P (L1/d) =1-Pd, P (L1/b) =1-Pb, 则此条件下居民对容易发生的后验概率为:
随着连续无灾害时期t的延长, Lp不断减少。Lpt是关于t的单调递减函数, 当t→∞时, 显然LPt→0。也就是说随着无灾害时期的无限延长, 居民对容易发生灾害的后验概率在不断下降, 直到接近零。
2.4 模型分析
根据实际意义, P应该远小于1/2, 在P<1/2的情况下, 分别对RPn和Lpt求次数n和时期t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 根据图形特征做示意图如下:
可以看出RPn的函数曲线有一个拐点n=Ln (P/ (1-P) ) /Lns, 这是一条前凹在拐点后凸起的曲线;LPt函数曲线是下凸的。而具体到实际的灾害问题, 居民实际上都清楚真正发生灾害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否则会处于非常的紧急状态, 例如采取提前撤离该居住区等等措施) , 也就是容易发生的先验概率P必定远小于1/2。而居民在灾害确实发生时的后验概率也实际上远小于1/2。在实际有效的区域内, 居民对灾害确实发生的敏感度是快速递增的。不管居民一开始的生活多么平静, 也不管这个平和期持续了多久, 一旦灾害发生, 居民必然会快速增加对灾害再次到来的预期;也就是说, 平和期必须是持续的, 居民才会对灾害的心理预期不断减少。
例如, 居民在一段持续的平和期后, 预测灾害可能发生的概率大约是5%, 即居民有95%的把握认为未来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 此时居民可以平静地生活, 并有一个较为稳定的预防性储蓄率;假如此时的S=0.5 (即认为在高估的情况比低估的情况灾害的危险扩大1倍) , 那么在经历了一次灾害以后, 居民对灾害可能再次发生的概率迅速上升到10%左右;而此时如果再发生一次, 这个后验概率的预测就会达到17%, 第三次后达到30%, 此时就会产生大范围的恐慌, 已经处于无法正常生活的境况之中了。
这个持续期究竟至少要达到多长时间才能使人们对灾害的发生的预测降到足够低, 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们的分析结果认为, 不管这个持续的平和期有多长, 一旦发生灾害, 人们对再一次发生灾害的心理预期会大大增强, 从而提高预防性储蓄动机。也就是说, 个体直接的行为经历对预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间接经验所产生的影响, 即当个体亲历了灾害发生, 不管媒体和官方多么强调灾害再一次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个体仍然会高估对灾害的预期, 进而做出理性的预防。在灾害频繁发生的地区, 人们总能至少在10年以内经历过一次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的自然灾害, 因而, 个体总是处于对灾害的高估预期之中。
3 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 本文认为居民在面对自然灾害时, 总是有限理性的。尽管居民并不一定是天生的风险规避者, 但是在亲历一次自然灾害以后, 总会对以后灾害再一次发生的概率有高估的倾向, 进而产生预防性储蓄动机。而灾害频繁发生的地区, 虽然灾害必然发生的客观概率并不能足以使人们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储蓄, 人们仍然对之呈现出普遍的很高的风险规避性。因此, 如果要想使居民减少预防性储蓄, 正确的切入点是将自然灾害的风险规避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到社会, 从而降低个体对未来不确定的风险预防。因此, 对于灾害频发地区建立经济补偿制度、建立健全灾害保险制度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要做到这些, 必须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和建立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茆诗松、王静龙、濮晓龙, 《高等数理统计》,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2]《中国统计年鉴2009》,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年.
[3]Deaton, A.S., 1991, “Saving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Econometrica, Vol.59, pp.1121—1148.
[4]杭斌、申春兰, 《中国农户预防性储蓄行为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经济, 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