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场协议的法律性质

堆场协议的法律性质（精选4篇）

堆场协议的法律性质 篇1

一、对赌协议的法律关系分析

对赌协议 (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 , 直译为估值调整机制, 是企业估值时一种附条件的调节, 就是对被投资企业的股权价值进行重新界定, 属于投资工具的一种, (1) 主要用于股权私募。在对赌协议中, 双方当事人往往以一定的企业经营目标作为对赌条件, 如果合同到期后, 企业可以达到该经营目标, 则由投资方给予继续投资等奖励, 反之, 则由企业给予投资者经济补偿。由于经营目标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且这些合同往往涉及资金数额巨大, 颇有“赌”的意味, 故俗称“对赌协议”。

对赌协议的主体包括投资方和融资方, 投资方大都是一些经验丰富, 并且实力雄厚的大型外资金融投资机构。 (2) 融资方多为一些前景良好, 正在成长中的中小企业, 性质上属私营企业。对对协议的客体是对赌协议中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 在国外, 其客体十分广泛, 包括公司上市、利润指标、财务指标、锁定管理层等等, 我国对赌协议的客体一般限于股权、期权、投资额。对赌协议一般以利润作为对赌内容, 依据利润指标的完成情况来对投资方或融资方进行一定的货币补偿或者股权调整。 (3) 对赌协议的内容依合同的具体内容而不同, 有的是双向对赌, 约定条件成就则投资方给予一定的股份奖励或者继续投资, 若条件不成就则由融资方进行补偿。融资方进行补偿的内容是最为复杂的, 有的是进行股权调整, 有的约定为直接由公司进行股权回购, 退回投资资金;还有的则约定由大股东回购股权, 总而言之就是保证投资方的利益不受经营状况恶化的影响。

二、射幸合同说

谓射幸契约者, 乃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应为之给付, 依偶然之机会, 决定其内容之契约。 (4) 射幸合同最大的特点就是结果的不确定性和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典型的射幸合同如彩票, 有可能中得百万也可能徒劳而返, 结果完全是一种机会性事件, 与个人意志没有丝毫关系。保险协议成立生效后, 如果出现合同中约定的条件, 则保险公司需要承担保险合同义务进行理赔, 但是也有可能这种情形永远都不出现, 那么保险公司就免除了赔偿义务。事实上, 即使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所赔付的价款也很难认为是投保人所支付保费的对价;横向来看, 同一种类的保险合同, 如机动车强制保险, 有的人投保后会得到巨额保险金, 有的人则得不到任何收益。所以, 无论如何, 这都不是一个权利义务对等的合同。

将对赌协议比之于射幸合同的说法不具有合理性。该说认为射幸合同具有偶然性, 而对赌协议中约定的企业经营业绩也同样是不可预期的, 故将对赌协议归为射幸合同。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 因为业绩的不确定性不能与偶然性事件相提并论, 对赌协议中的业绩应该是一个经过双方协商, 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达到的经营目标而非单纯的“巧合”。并且, 对赌协议中的权利义务也难以用不对等来进行描述, 投资方获得高额回报是面临巨大风险的, 并且资金投入本身就是一种付出, 所以它的收益是合理的。

三、期权合同说

一说认为对赌协议是一种期权合同。期权是一种在某一确定时间内按照某一固定价格购买或出售某种东西的权利。 (5) 期权合约是指由期货交易所统一制定的、规定买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或者卖出约定标的物 (包括期货合约) 的标准化合约。 (6) 期权是公司给予员工的激励政策, 员工可以在未来某一时点以当前约定的价格购买公司股票, 当然, 作为一种权利, 员工是可以放弃的。但是尽管公司的初衷是激励员工使其获利, 结果却未必尽如人意, 这种期权的价值具有不确定性, 因为股票价格本身就是不确定的。

期权价值的不确定性与对赌协议结果的不确定性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这也是期权合同说产生的理论基础, 而且, 我国对大部分赌协议都会约定股权作为标的, 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期权学说的合理性。除此之外, 对赌协议也同期权合同一样, 具有激励管理层的目的, 因为对赌协议的投资方所追求的不仅仅是收回成本, 而是在公司盈利后获得更大的收益, 这些都需要有一个高效的管理团队。所以, 笔者也赞成期权合同说, 只是有一点需要修正, 期权合同的主体是公司与员工, 而对赌协议之主体则是融资企业与投资公司。所以, 将对赌协议看作一种特殊的期权合同更为恰当。

四、附条件合同说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对赌协议是一种附条件合同。所谓附条件合同, 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一个条件, 以此条件的成就与否来决定合同效力的发生与消灭。 (7) 附条件合同中的条件具有不确定性, 而且具有未来性, 并且, 条件必须是双方约定的。由于附条件合同的这些特点与对赌协议的确非常相似, 所以就产生了附条件合同说。但是该说未能解释清楚关于合同效力的问题:附条件合同是否生效取决于条件成就与否, 但对赌协议却是自签订时就生效的, 否则投资方给付金钱的行为就失去了法理基础, 而融资方则成了不当得利。因此, 笔者不赞成将对赌协议作为附条件合同的说法。

五、结语

对赌协议作为一种股权私募的重要方式之一, 通过二次估值调整的方式分配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 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我们应当以海纳百川的心态接受它, 并且加速立法进称, 充分发挥对赌协议的融资优势。

注释

11 李梦欣.论私募股权投资中对赌协议的法律效力.

22 宣頔.我国对赌协议的运用风险与法律对策[J].现代经济信息, 2009 (22) .

33 杨占武.对赌协议的法律问题[C].2009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经济专业委员会年会论文集, 2009.

44 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M].台湾:三民书局, 2012:44.

55 [美]罗伯特·A.斯特朗.衍生产品概论[M].王振山等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2.

66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85条.

77 李少伟.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65.

堆场协议的法律性质 篇2

析

上传时间:2012-3-26 浏览次数:92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刘韶华

国家法官学院

有限责任公司中的隐名出资 [1]是指隐名出资人和他人达成合意，由隐名出资人实际出资，而将他人（显名股东）记载于公司商事登记簿、章程、股东名册等公示材料的股权结构安排。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本前提的私法自治原则本身就是成就公平价值目标的途径之一：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的主体充分意思自治的情况下所缔结的隐名出资协议，法律一般会推定是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2]就原则性地确认了此类协议的适法性。

然而，在有限公司中选择隐名出资的投资形式通常不是为了单纯被动地得到股权收益，而是意在规避法律和公司章程对于投资主体、股权转让等方面的限制，以间接持股的方式实现对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控制。为此，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合同安排来克服间接行使股东权的障碍。但是这些合同安排可能与公司法制存在一些原则上的冲突而难以达至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

一、委托代理模式的悖论

如果隐名出资人希望通过显名股东的股东地位间接行使股东权，通常会签订代理协议来约定彼此间的义务从而克服委托人权利受限的障碍，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建立持续的并且可以不断更新的“指示——执行”关系，在整个代理关系存续期间无条件地、充分地实现被代理人的意志。虽然隐名出资人被代理人的身份并不记载于公司登记簿中，但是代理制度并不禁止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代理行为；所以代理人被登记为显名股东似乎也并不违背代理制度的固有属性，应当是一种具有正当性的间接控股的隐名出资安排。然而如果进一步地深入分析，就会发现通过委托代理制度建立隐名出资关系仍然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首先，如果认定隐名出资法律关系的基础为代理关系，显名股东为代理人，隐名出资人为被代理人即实质股东，那么隐名出资人应当被认为是具有公司股东的地位；然而根据商法外观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商事登记的公示公信原则，显名股东因被记载于商事登记簿而获得公司法上的股东地位，未经登记注册的隐名出资人不具有股东身份。当事人创设代理机制是预期的法律后果遭到商事登记公示原则的阻碍而无法实现。所以，通过代理制度赋予隐名出资人以股东权因存在制度冲突而无法得到实现。正是基于此，《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也彻底摒弃了确认隐名出资人可直接替代显名股东取得股东地位的可能性，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

其次，代理关系中，被代理人对于代理人的授权应当是明晰的和确定的。就股东权的行使而言，需要在每一具体的表决事项或处分事项都得到明确的情况下才能有具体的授权。[4]而鉴于公司运作管理的复杂性，创设隐名出资的代理机制不可能事先就所有的股东权行使事项一一设定。所以，代理制度固有的机理也限制了代理作为隐名出资基础法律关系的可能性。

再次，根据代理制度，代理行为所发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被代理人承担。如果代理人的行为违背了被代理人的意愿，或者有损被代理人的利益，按照代理制度的原理被代理人可以随时撤销对代理人的授权。代理权的撤销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代理人的显名股东的身份是否存续？股东身份转让给隐名出资人还是重新确认股东权的归属？如果重新确认股东权的归属，应以登记错误为前提；而隐名出资实际上并不存在登记错误的情况。如果隐名出资人继受显名股东的股东地位，那么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规则（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优先受让权等）是否适用于此种情况？而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是代理制度本身所无法解决的。

二、合伙设计的局限性

与代理制度相比，合伙 [5]机制给与了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在安排彼此间权利义务方面更大的灵活性。使得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有更大的意思自治的空间以安排彼此间的权利义务。

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在合伙隐名出资协议中的权利义务模式基本上是这样的：隐名出资人以可以转化为公司资本的财产出资，显名股东将此财产通过公司法上的出资行为将其转化为出资份额并在公司中行使股东权，股权收益由双方共享。显名股东在公司中的身份是登记在册的股东，在合伙组织中的身份是执行合伙人。合伙组织内部形成具体的处理合伙事务的决议后，由显名股东按合伙决议的约定在公司中行使股东权。这样，隐名出资人对于公司经营管理的控制，就可以通过合伙的内部决策机制得以间接实现。所以，在以合伙机制作为隐名出资基础的法律关系中，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内部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依据的就是合伙协议。双方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共担风险，共享受益，共同经营（无论是显名直接经营形式还是隐名间接经营形式）。同时，在合伙关系存续期间，除了合伙协议对于双方权利义务概括性的约定以外，合伙人之间还可以就具体的公司经营管理问题就股权的行使方式达成决议，作为约束同为合伙人的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的依据。

然而，合伙协议的内部约束机制则同样会受到公司法理的制约而难以完全奏效。首先，合伙协议具有相对性，不能直接作用于公司治理机制之中，一旦作为执行合伙人的显名股东违反合伙协议或决议的约定时，隐名出资人只能向其追究违反协议的损害赔偿责任而不能直接否认显名股东行使股东权的效力。其次，如果隐名出资人选择终止合伙关系，也并非仅仅通过清算就能解决双方权利义务的分担问题。当合伙清算与公司法制衔接的时候，如同前述以代理作为隐名出资的基础模式一样，股东地位的归属并非基于合伙人的约定即可改变，仍受登记公示效力的制约；如果采用股权转让方式，还是会受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规则的制约而有可能使当事人预期目的不达。

三、主动的信托设计

如果隐名出资协议采由显名股东行使股东权，仅以隐名出资人作为股权受益人的内部关系模式，那么隐名出资的内部关系就是一种典型的超越合同相对性的信托设计。在这种法律关系中，隐名出资人是委托人或信托设立人，将自己的特定财产（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应当是货币或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让渡给受托人，通过受托人以此财产对公司出资将其转化为公司资本，受托人成为名义上的股东对该份出资享有股东权而成为显名股东，隐名出资人在信托文件中指定的人（通常就是隐名出资人本人）[6]作为信托的受益人，信托财产为相应的出资份额。

在隐名出资信托法律关系中，作为受托人的显名股东是被记载于公司登记簿的公示的公司股东，直接根据其所持有的出资份额行使股东权。公司法的宗旨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然而就显名股东而言，应当在行使股东权的过程中追求受益人（隐名出资人）利益的最大化，忠实地为受益人利益处理信托事务，不得将自身置于与受益人利益相冲突的地位，[7]不得利用其受托地位为其谋取秘密利益。例如作为受托人的显名股东运用其地位使自己获得有报酬的职位，或者利用其掌握的信托信息获利等，除非有合理的抗辩，都会被认为是违反受托人的忠诚义务的。

根据信托法的原理，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信托财产独立性具体表现在：信托财产与委托人的非信托财产相区别；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相区别，受托人因法定事由终止时，如受托人死亡或者受托人被依法解散、撤销、宣告破产，信托财产不属于受托人遗产或者清算财产；信托财产非因法定事由，不得强制执行；信托财产因受托人管理、处分产生的债权，不得与受托人固有财产产生的债务相互抵销；受托人管理、处分的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产生的债权债务，相互之间不得抵销。信托财产的地位独立于信托各方当事人，财产本身体现出一定人格，与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的自有财产相分离而单独管理，并且不受此三方之债权人的追及。衍生于信托财产独立性原理的信托财产的“同一性” [8]理论轻松地克服了隐名出资人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形式的出资转化为公司出资份额后信托关系的延续性问题，将因管理、处分所发生的财产形式的变异及收益也纳入到信托财产范围之内。就隐名出资法律关系而言，作为信托财产的股权独立于隐名出资人（信托委托人和信托受益人）、显名股东（受托人）的任何责任财产。隐名出资信托财产的独立性除了确保股权与受托人、受益人的固有财产分离，避免股权受到债权人追及外，而且在显名股东破产的情形下亦不得用以清偿其对债权人的债务，以保障隐名出资人的权益。

在通常的信托设计中，信托设立人让渡的财产直接成为信托财产而无需转换；而在隐名出资信托关系中，隐名出资人交付给受托人的财产通过受托人的出资行为转化为股份后，信托关系才真正建立起来，信托财产为公司出资份额，具有隔离于设立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独立性。所以，在以信托模式设计的隐名出资法律关系中，一般会具有较强的扩张性和组织性。有些英美法学者甚至认为如果信托被定性为组织法，会更易于理解信托的上述属性。[9]在大陆法的语境下，基于信托受益人可直接对信托财产主张请求权的追及效力，这种扩张性和组织性一般也会被理解为信托的对世性。

四、拟制信托的引入

如前所述，采合伙设计的隐名出资协议中，旨在保护交易安全的外观主义和公示公信原则会成为阻碍隐名出资人享受股东地位的外部屏障；而代理模式更是由于无法解决其固有原理与公司股权性质上的悖论而不具备成为隐名出资关系理论基础的正当性。对于属性不明，权利义务不明晰的隐名出资协议，更是难以实现隐名出资内部基础关系与公司法制在理论和逻辑上的融通。所以，在合法性的前提下，平衡私法自治与交易安全的价值冲突，是分析和确定隐名出资基础关系的关键之所在。而拟制信托的引入，可能是一个有效的进路。

“就委托人与受托人间的契约关系而言，信托法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套标准化的规定”。

[10]鉴于隐名出资形态的复杂性，有时引入拟制信托的理论更能有效地界定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11]拟制信托又称推定信托（Constructive Trust），是拟制法律上所有权人与依法院见解真正应享有权利者间成立信托。拟制信托是英美衡平法院根据公平原则以判决形式设立的一种信托，与委托人意思无关，这种信托根本上是基于衡平法的公平、良知的要求对当事人采取的一种救济方式。[12]拟制信托的外延很模糊，从而赋予法院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法院运用拟制信托手段对特定案件进行裁判时不会受到过多的限制。[13]传统的信托以明示信托为典型代表，以存在信托关系为前提条件，这也是推定信托要求有具体确定的财产作为条件的一个相关因素。但是推定信托与明示信托的根本不同点在于它不考虑设立人的意思，而是依赖于当时法律关系设立时的情形。因此只要存在信赖关系，就可以创立拟制信托。

拟制信托，实际上都是法院基于公平理念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和救济，同时也不乏经济上的合理性。按照经济分析法学的观点，“法院在受益人的指示不完善的情况主动适用信赖义务作为默认规则，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14]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托制度不仅仅是作用于当事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而且也可以被视为指引法官解决纠纷的裁判规范。在隐名出资法律关系中，信托关系通常都是采取契约的形式，缔结信托契约的当事人自应受合同法锁效力的约束；但就信托的性质而言，具有一定物权化倾向，并不完全受到合同相对性的拘束。所以信托契约本身就蕴含信托和合同的双重效力，只是信托原理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合同的法锁效力包容其中了。如前所述，信托模式是解决隐名出资法律关系有效作用于公司法制中的最佳模式，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非信托性质的契约安排欠缺能与公司法制有效接轨的法律形式；那么，如果认许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有效性，再另行创设一个信托框架与其相联接，便能够在内外部法律关系不相冲突的情况下较大程度地实现 [15]当事人创设隐名出资法律关系时的预期。

根据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关于隐名出资事项的相关意思表示，以法律解释的方法探求当事人双方在以下方面是否达成合意：是否对不同类别的股东权作出具体划分；是否就具体的股东权的内容的行使方式和程序作出约定；是否约定双方具体权利义务的分享承担比例等等。如果就以上事项可以推断出当事人之间合意，就可以将双方的意思表示改造为合伙协议。如果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内容与合伙的本质特征相冲突，如对隐名出资人的收益数额作出保底性的约定，可以推定双方之间为借贷而非隐名出资关系。

在非信托安排的隐名出资关系中，更多的是隐名出资人希望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协议，控制显名股东股东权的行使，间接实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显名股东只是一个隐名出资人行使股东权的工具，前面已经论述过，代理原理存在悖论；而且用合伙理论来解释双方之间的关系也过于牵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有条件地承认双方对权利义务关系约定的有效性，即显名股东应在不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前提下遵循隐名出资人的指示行使股东权，并在违约的情况下向隐名出资人承担违约责任及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当事人约定的契约责任并不总是具有有效性，隐名出资人基于内部基础关系对显名股东享有的请求权会受到公司法制的修正，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无论是合伙关系还是非合伙、非信托性质的合同关系的推定，最终目的无非是为了厘清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内部的权利义务安排。在这些关系确定之后，还需要在上述法律关系基础上再行创设一个信托关系以完成其向公司法制的转化。具体而言，就是在承认内部约定部分有效性的同时，再行在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创设一个拟制信托关系。鉴于信托原理与合同原理的冲突，可以将此信托限定在隐名出资内部关系中任一方的请求权指向公司组织结构中方产生效力。在两个法律关系叠加的情况下，在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内部，仅以其对权利义务的约定来确定彼此间权利义务；当隐名出资人藉此约定向显名股东主张基于合同约定的请求权时，如果涉及到公司经营管理权的行使，则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只能分别以信托关系中的委托人（受益人）及受托人的身份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换言之，无论基础关系是以信托设计还是其他权利义务分配模式的隐名出资形态，最终公司法制中能获得正当性的只能是显名股东作为信托受托人的信托模式。当然，在和公司法制接轨以后，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安排，才有了以外部化的形式实现的可能。

结语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在坚持公司法外观主义及公示公信原则的前提下，[16]从合同效力、物权效力的角度提出了隐名出资协议纠纷解决的一般性裁判规则，[17]为隐名出资人（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保障提供了统一的、可操作性的规范指引，在司法实务中对于贯彻商法理念、强化商法规律无疑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同时，隐名出资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应当又是具有开放性的：如果在合同法理的基础上，审慎地认许隐名出资关系的信托属性，那么无论是源于隐名出资本身的瑕疵，还是源于其他股东的出资瑕疵，基于信托的对世性原理，都可以要求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共同承担连带的资本充实责任，以保障公司交易相对人的交易安全；但是如果将隐名出资关系仅仅局限于其合同表征而忽略其信托机理，则很难透过合同相对性的屏障将不具备股东身份的隐名出资人纳入公司资本充实责任的主体范围之内，从而减弱公司资本制度对于交易安全保护机能的发挥；同样，基于信托的对世性原理，在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的情形下，也可以轻易地将滥用公司人格的责任主体延伸至隐名出资人，以充分保护公司交易相对人的利益。

综上，对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协议法律性质进行信托法解析，有助于寻找相应的裁判规则适用于既存的法律关系，发现并识别隐名出资协议作用于公司法制的边际，防范和制约法律规避行为，对公司投资人、债权人等之间的权利义务作出公平、妥善的安排，平衡各方利益，维护公司资本制度，保护交易安全；进而解决例如出资瑕疵、关联交易等继发性问题，促进公司以及与此相关的税收、境外投资、外汇管制、财务会计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注释:

[1]确定隐名出资内部关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无论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书面的协议，双方之间都存在确定的隐名出资的合意；如果双方仅就隐名出资达成合意，而没有进一步约定彼此的权利义务，仍然可以根据公司登记簿的记载情况及其他相关事实对双方合意的内容进行解释和推定。如果双方不存在隐名出资的合意，那就是错误登记而非隐名出资的问题了。

[2]《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第1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3]参见《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第3款。

[4]我国《合同法》虽然认可概括性的委托授权（《合同法》第397条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但是即使是概括授权，受托人仍应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而不得超越授权范围。（《合同法》第399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

[5]这里的合伙是以隐名的股权投资为目的的合伙，并不同于合伙企业法中以设立合伙企业为目的的合伙。[6]隐名出资信托设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属自益信托，即委托人指定自己作为信托受益人的信托形式。[7]P.V.Baker and P.St.J.Langan：Snell’s Principle of Equity，Sweet&Maxwell，28th.Ed.，1982，London.[8]信托财产同一性是指在受托人将信托财产转换为其他财产，受益人的利益与受托人的义务就转移到交换后的新财产上而保持原有信托关系的延续性。参见［美］乌戈.马太：《比较法律经济学》，沈宗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其实，大陆法系物权法中物上代位性及物权追及力原理也有异曲同工之效，只是二者理论构建的基础和方法有所不同罢了。

[9]Sitkoff，Robert H.，“An Agency Costs Theory of Trust Law”（2004），NYU Working Paper No.CLB-06-028.Available at SSRN：http：//ssrn.com/abstract=1291616.[10]王文宇：《信托法原理与商业信托法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7页。

[11]英美法本身对于不同类型的信托的定义就存在不同的理解，尤其对默示信托的界定存在较大的分歧。参见张天民：《失去衡平法的信托——信托观念的扩张与〈信托法〉的机遇和挑战》，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2页。

[12]H.G.Hanbury&R.H.Maudsley，Modern Equity，11th E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P.370.[13]See Cael-Zeiss Stiftung v.Herbert Smith（No.2）［1969］2Ch.276.[14]Smith，D.Gordon，“The Critical Resource Theory of Fiduciary Duty”，Vanderbilt Law Review，Vol.55，p.1428.[15]因为隐名出资关系的法律规避性和信托原理对某些合同效力的制约或消解作用，契约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很难做到完全的实现，这些也都是在利益分析和价值衡量下的必然取舍，也是为了跟公司法制更好的实现衔接。

[16]《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第3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7]详见《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第1款、第26条、第27条。

堆场协议的法律性质 篇3

1.1 医师多点执业的背景及实施现状

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药卫生需求,城乡和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更加突显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国务院于2009年4月正式公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根据其中“稳步推动医务人员的合理流动,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的纵向和横向交流,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的要求,卫生部于同年9月份发布了《卫生部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一》),作为医改的重要举措之一,医师多点执业一度成为传媒和大众关注的焦点。

然而,经过几年的试点推行工作,这项破冰之举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1]。以浙江省为例,自2012年2月1日实施以来共计3925人注册多点执业,但经省卫生计生委统计梳理后仅余2756人,而且,其中绝大多数的多点执业医师仅是到各大中医堂馆坐诊的中医师。其他试点地区的情况也基本如此,这显然与推行该政策时所追求的全方位的医师多点执业迥然有异。为此,浙江省于2015年3月又出台了新的实施办法,在制度构建方面也做出了新的突破,例如,将多点执业的门槛从副主任医师放宽至执业医师、取消了办理多点执业应当获得第一执业机构的同意这一前置条件、甚至开始探索医师的自由职业。尽管如此,医师多点执业的推行仍然面临重重阻碍。

1.2 医师多点执业推行的法律困境

1.2.1 医师多点执业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我国一直以来奉行“定点执业”的原则,根据《执业医师法》和《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医师执业应按注册的地点、类型和范围来进行,医师擅自改变行医地点而未做变更登记的,将有可能被认定为非法行医[2]。尽管卫生部发布了一系列支持医师多点执业的行政命令,各地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也相继出台了本地域的“医师多点执业实施办法”,但是从法律位阶来看,其仅属于行政规章,尚无法从法律位阶的效力层面为医师进行多点执业提供合法的身份。

1.2.2 医师与第二、三执业机构的法律关系定性模糊

在各地出台的“医师多点执业实施办法”中,皆不约而同地规定了医师应当与第二、三执业机构签订书面聘用协议,并应当对发生医疗纠纷后双方的责任分担做出约定。但这种约定仅仅是医师与第二、三执业机构之间的内部约定,从合同相对性的适用原则来看,它并不对第三人产生法律适用的效果。发生医疗纠纷时,究竟由哪一方对患者承担责任、适用何种法律规定,实际上取决于“医师与第二、三执业机构聘用关系的性质”这一先决条件。但是,对于二者之间究竟属于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承揽关系、雇佣关系还是委托关系,至今仍没用明确的法律规定或者权威的法律适用解释。由此便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法律风险,即在医疗纠纷发生后,医师与第二、三执业机构之间对法律责任的承担相互推诿[3]。毋庸置疑,这既不利于患者的维权和医患关系的稳定发展,也在无形中增加了多点执业医师的诉累和政策推行的阻力。

1.2.3 医疗风险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不明确

医师多点执业涉及数个医疗机构、患者、医师等多方参与主体,然而在多数试点地区的“医师多点执业实施办法”中,往往没有强制性地规定第二、三执业机构必须为其聘用的医师购买医疗责任保险。换言之,在缺乏“风险社会化”分担机制的情形下,医疗风险法律责任需要由医师和涉事方的医疗机构之间进行内部消化。但是,由于医师与第二、三执业机构聘用关系的法律性质尚无定论,因而医疗风险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也不甚明确,多点执业医师及其数个执业机构皆有可能卷入法律纠纷当中[4]。由此,推行多点执业政策对于第一执业机构的影响不仅限于核心竞争力的流失和医疗技术秘密泄露等风险,其很有可能被无端卷入脱离于自己监管场域的医疗纠纷当中。这就直接导致了第一执业机构对多点执业的积极性不高,也使医师多点执业的推行举步维艰[5]。因此,明确医师与第二、三执业机构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医疗风险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对于推动多点执业政策的施行至关重要。

当然,医师多点执业推行的法律困境并不限于上述的内容,固有医疗法律关系的变动往往因为多点执业因素的植入而“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当多点执业医师存在职务发明和职务作品时,如何对其归属进行科学地认定;在并轨阶段的医疗、养老保险制度下,如何维护多点执业医师的社保权益;第一执业机构如何防范因为多点执业而引发的故意转介患者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等等,不一而足。

目前,各地的“医师多点执业的实施办法”多由各省卫生行政部门自行制定,政策执行机构过多,且难免带有些许“各自为政”的色彩,受限于各地的经济发展和价值观念差异等屏障,多点执业的地域沟通困难,进而导致各地的规范冲突日趋突显出来,暂时尚难以出台全国统一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正因如此,倡导通过合同对多点执业进行规制已经成为推行多点执业必由之路。多点执业聘用协议可以全面地创设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权利和义务,它以多点执业医疗行为为蓝本,是后者在私法上的抽象,具有可计算的特征,是具有私法一般品性的工具理性行为,较之于非协商性的随意性操作,更能增进缔约人的福祉。医师多点执业的推行时值新医改和民法典制定的前夜,在此问题上我们应当将私人自治精神一以贯之。多点执业聘用协议的上述品性形塑了私法的局限,也成就了私法的荣光。各省的“医师多点执业实施办法”中明确要求医师应当与第二、三执业机构签订书面的聘用协议,国家卫计委于2014年发布的《关于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中也指出,“拟多点执业的医师应当与第一执业地点医院签订聘用合同,与拟多点执业的其他医疗机构分别签订多点执业协议,约定医师在该医疗机构的工作期限、工作任务、医疗责任、时间安排、考核方式、薪酬、保险、福利、待遇等。”从宏观上解读该政策的目的,其是为了解放医生的劳动价值,打破现有医疗资源的相对垄断局面,进而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的合理流动。从微观的角度视之,多点执业的推行就是医师与各个执业机构建立合同关系的过程,私法自治原则理当在这一舞台上长袖善舞。因此,本文意在厘清医师与各个医疗机构之间聘用协议的性质,以明确争议发生时的法律适用及对外责任承担的主体,在此基础之上,确定聘用协议的内容,进而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有效防范相应的法律风险。以合同的必要条款和任意条款的形式为当事人缔约做出强制性和指导性规范,不仅可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与医疗改革和医疗服务社会公益的属性高度契合。

2 医师多点执业聘用协议的法律性质分析

2.1 医师多点执业聘用协议的法律性质分歧

医师与第一执业机构之间构成法定劳动关系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对于灵活性较强的多点执业究竟构成何种法律关系,卫生法学界却存在广泛的争议。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对于多点执业医师与第二、三执业机构之间聘用协议的定性存有以下几种观点:

2.1.1 承揽协议

承揽协议是指承揽人按照定做人的要求交付工作成果,并由定做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法律关系形式。其特点是以交付工作成果为目的,承揽人自行承担完成工作过程中的风险责任。由于医师“走穴”行为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使得人们容易将医师与第二、三执业机构之间的聘用协议认定为由医院介绍患者、医师交付“工作成果”的承揽协议。

2.1.2 雇佣协议

雇佣协议是指受雇人于一定或不定期限内向雇佣人提供劳务,由雇佣人支付相应报酬而形成的合同形式。雇佣协议的成立对合同订立的形式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雇员只可能是自然人,而不能是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雇员利用雇主提供的生产资料进行社会劳动,双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隶属关系与人身依附关系。通说认为,劳动关系乃是雇佣关系中的一种,且医师多点执业大体上符合雇佣关系的特点,因而在实践中医师与第二、三执业机构的聘用协议也可能被认定为雇佣协议。[6]

2.1.3委托协议

委托协议是指基于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置委托人委托的事务的合同关系。委托协议中仅以代理方的行为结果作为支付报酬的标准,代理方自由选择自己的行动,有权独立地处理委托事务,但并不作为委托人业务组成的一部分。因医师多点执业的工作时间、地点具有灵活性,故而可能被视为是一种院方的业务委托行为,由医师根据院方的委托提供相关医疗服务。

2.1.4 劳动协议

劳动协议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依法确立劳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的协议。为了规范用工行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劳动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主要受《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特殊法律的调整,也补充适用其他民事法律规范。劳动关系的订立主体是劳动者和符合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一种稳定的劳动关系,且具有人身上的隶属性。劳动者除获得劳动报酬外还享有法律规定的其他福利待遇。所谓的医师多点执业不只是“多点”,更重要的是达到真正的“执业”,如此才符合医疗改革的最终目标。因此有学者认为,医师多点执业的聘用协议应当是劳动关系协议[7]。

2.2 医师多点执业聘用协议应当认定为劳动协议

劳动关系是指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产生的,由劳动者提供劳动力,用人单位给付劳动报酬的的社会关系。我国法学界普遍认同,劳动关系从本质上来看源生于雇佣关系,但与高度私人自治的雇佣关系相比,劳动关系的“社会法”属性更强,其所体现出的商品交易性质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由上可知,当事人之间是否具有从属关系是二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医师与第二、三执业机构的聘用关系中,缔约的主体是符合法定资格要件的医师和医疗机构(即用人单位),医师在第二、三执业地点工作时需遵守该医疗机构的管理规定,接受相应的考核,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隶属关系。而且,多点执业医师的工作内容也在受聘单位的业务范围之内,因此可以说,医师与受聘单位之间应当被认定为劳动关系。与之相应,医师多点执业聘用协议的法律性质也应当认定为劳动协议。这一法律定位不仅符合客观事实,也能为多点执业医师施以更全面的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关怀,进而调动其从事多点执业的工作积极性。在发生医疗纠纷时,也便于确认对外责任的承担主体,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多点执业医师在第一执业机构外的收入往往处于税收监测的灰色地带,将该协议定性为劳动协议也便于税务部门对多点执业医师的收入进行更加全面的税收监管[8]。

依照《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劳动关系具有单一性,因此,医生与各个执业机构之间并非同等的劳动关系,而是有主次之分的。卫计委在《意见》中指出,医师进行多点执业应当在征得第一执业地点的书面同意并且保证其本职工作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进行。由此可见,现有政策上更倾向于认为,医师与第二、三执业机构之间属于劳动关系中的“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关系”。但是,《劳动合同法》对非全日制用工的合同内容并没有做出具体、强制性的规定,这就为今后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对医师多点执业聘用协议的内容做出具体的规定留有了一定的空间。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合同法》本身对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协议的订立形式并无特殊的要求,但鉴于现在以合同约束为主而规制医师多点执业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未来的立法产品应当特别规定该聘用协议必须以书面的形式订立,而不适用于《劳动合同法》的宽松性规范。

3 医师多点执业聘用协议的内容

3.1 医师多点执业聘用协议的必备条款

必要条款是指根据合同的性质和当事人的特别约定而必须具备的条款,其内容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发生遗漏时将导致聘用协议的无效。因此,各地区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结合医师多点执业劳动关系的具体特征,慎重加以列举和限定。笔者认为其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3.1.1 当事人的基本信息条款

该项内容主要包括医疗机构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多点执业医师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以及其从事多点执业资质的相关证明。

3.1.2 工作时间和工作期限条款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非全日制用工中的劳动者一方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非全日制用工允许劳动者与多个用人单位成立劳动关系,但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定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因此,多点执业医师应当首先与多个执业机构进行充分协商,对其第二、三执业机构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期限达成共识,并将上述约定明确列为医师多点执业聘用协议的核心条款。

3.1.3 工作内容条款

工作内容本是由用人单位根据需要而与劳动者自由约定的,但由于医疗服务的提供不仅需要依靠医生自身的经验技术,还需要有相应的医疗器械和团队予以配合,故而,多点执业聘用协议应当对医师的工作内容有所限制,即工作内容不仅应当与医师执业注册的范围一致,也应当与第二、三执业机构所能提供的硬件设施、医疗团队所能支持的诊疗水准相一致。

3.1.4 工伤保险条款

由于医生的人事档案管理、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以及职业技能培训等工作多已由第一执业机构承担,多点执业聘用协议故而不必对此做出重复的约定。然而,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出台的《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用人单位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建立劳动关系的非全日制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有关规定,为劳动者投保工伤保险属于非全日制用工单位的强制性义务,因此,第二、三执业机构应当单独为其聘用的执业医师购买工伤保险,以保障其在第二、三执业机构执业发生工伤时而第一执业机构的工伤保险无法涵盖的情况下,得到相应的劳动保障待遇[9]。同时,医师多点执业之后仍全额享有第一执业机构的福利待遇难免有些显失公平,笔者建议第二、三执业机构应当适时地根据实际情况按比例承担一部分费用。

3.1.5 工作地点条款

《通知一》规定医师多点执业的地点原则上应当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之内,这是为了保证医师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对各个执业地点的患者进行及时的救治。为了能更好地实现此立法初衷,笔者建议各地区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进一步对医师各个执业地点之间的交通时间距离加以限制,例如限制在三小时的汽车车程范围之内。

3.1.6 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条款

医疗服务的特点决定了从事医疗服务的人员将面临的职业暴漏、感染等风险往往高于其他劳动行业,为了更好的保护多点执业医师的劳动权益,该项内容理应作为聘用协议的必要条款。尽管以合同规制医师多点执业在主体上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尽量不作差序化处理,反对预设需要特殊照顾的目标团体,但在弱者保护的大氅之下,倾斜性地保护弱势主体已是普世的私法现象”[10]。

3.1.7 工作报酬及支付方式条款

多点执业聘用协议应当明确约定医师的劳动报酬及支付方式,这样既可以保护医师的合法权益,促使宏观坏境从“以药养医”向“以技养医”转变,而且也便于税务部门对多点执业医师的收入进行有效的税收监管,防止偷税漏税的发生。

3.2 医师多点执业聘用协议的任意条款

任意条款规定的内容本属当事人之间意思自治的范畴,立法不应过多地干预,但由于其中的多项内容无论是在政策推行还是在维护各方利益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虽不便作为必要条款而“强制划一”———这一做法反而可能使有些聘用合同归于无效,不仅对纠纷的及时解决无所建树,而且侵害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自由———但仍应以任意条款的形式加以列举,为缔约方做出善意提示,以供其缔约时加以有效取舍,体现出立法的倡导功能、预见效应和指引作用。

《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任意条款包括试用期、培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除了汲取这五项前期立法成果积淀的任意条款内容之外,笔者根据医师多点执业聘用协议在履行的过程中双方容易出现的一些法律纠纷,提出以下几点补充建议:

3.2.1 医疗责任保险条款

在执业地点增多(尤其是多点执业的“名分”尚未被合法确认)的情形下,医师多点执业必然意味着承担更多的法律风险。医师多点执业聘用协议若是有医疗责任保险的约定条款,便可以实现医疗风险的社会化分担,有效降低医师的执业风险,同时也可提高各方主体参与多点执业的积极性[11]。

3.2.2 不正当竞争防范条款

在多点执业推进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医生会为了牟取私人经济利益而在几个执业机构之间非法转介患者,或者在执业过程中将一个医疗机构受法律保护的技术秘密或管理经验泄露给其他执业机构的情况发生。这些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将导致既有医疗秩序混乱,严重侵害患者和医疗机构的利益,从而应当引起参与主体的足够关注。

3.2.3 职务发明创造及职务作品的归属条款

医疗服务项目的同质性致使各医疗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也具有同质性,这使得职务发明创造及职务作品归属的认定所牵涉的利益已不限于缔约双方,还波及医师与其执业的所有医疗机构。因此,该利益的最终归属最好由当事人在缔约之初就有所预见并对之进行充分的协商,以免于纠纷发生后陷入多方争抢的困局。

3.2.4 违约责任条款

无论多点执业聘用协议的哪一方当事人违约,都会给另一方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尤其是聘用机构。正如前文所述,多点执业的工作内容不仅应当与医师执业注册的范围一致,也应当与第二、三执业机构所能提供的硬件设施支持的诊疗水准相一致。因此,为了更好的发挥多点执业医师的价值,带动本单位医疗水平的提高,第二、三执业机构必将会相应地升级改造技术设备并引进相应领域的其他专业人才以组成新的医疗团队,医师于此时违约必会给第二、三执业机构带来巨额经济损失,合同条款的预置对于减少违约事件有良好的震慑作用,也为违约后的责任承担摩厉以须。

3.2.5 医疗损害责任分担条款

由于实践中医师与第二、三执业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尚未定性,故而对外责任承担主体不明,为防止医师与医疗机构相互推诿责任,各地实施办法多规定该条为必备条款。但是将医师与第二、三执业机构之间的聘用关系定性为劳动关系,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多点执业所引发的医疗损害责任应当由医疗机构按照其过错程度对外承担责任,故而其应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但是,当事人仍然可以就医疗损害责任的内部分担及解决方法做出约定,以行之有效地自励自束,增强参与主体的行为预期,减少多点执业推行环节的随意性。

随着医师多点执业的推行,近期还出现了“医生工作室”、“医生集团”等新型的医师执业形式,为多点执业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助益力量。实现医师的自由执业是医疗改革的必然趋势,但医改初期应当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下、步步为营地进行改革。尤其在医师多点执业实施的相关配套制度尚未改革、完善和制定的情形下,医师多点执业的合同规制是推行该政策的最佳选择,而且它不仅仅囿于本文所论的内容,其他的利益相关方也应当以合同的形式对损益分担做出约定,以降低自身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让医师多点执业渐呈方兴未艾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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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易军.私人自治与私法品性[J].法学研究,2012,(3):83.

堆场协议的法律性质 篇4

2007年11月1日, 甘肃世恒、海富公司、迪亚公司共同签订了一份《甘肃众星铸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后变更为“甘肃世桓”) 增资协议书》 (以下简称“《增资协议书》”) , 约定:甘肃世桓注册资本为384万美元, 迪亚公司占投资的100%。各方同意海富公司以现金2 000万元人民币对甘肃世桓进行增资, 占甘肃世桓增资后注册资本的3.85%。《增资协议书》还作了一项特别约定:甘肃世桓2008年净利润不低于3 000万元人民币, 如果2008年实际净利润完不成3 000万元, 海富公司有权要求甘肃世桓予以补偿, 如果甘肃世桓未能履行补偿义务, 海富公司有权要求迪亚公司履行补偿义务, 补偿金额= (1-2008年实际净利润/3 000万元) *本次投资金额。然而在协议履行过程中, 甘肃世桓2008年的实际净利润仅为26 858.13元, 远未达到约定的业绩目标, 海富公司遂将甘肃世桓、迪亚公司诉至人民法院, 要求支付补偿款1 998万余元。

一审法院认为, 《增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但其中关于未达到约定业绩目标情况下海富公司有权要求甘肃世桓补偿的约定, 违反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关于企业利润根据合营各方注册资本的比例进行分配的规定, 同时也损害了公司利益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 (五) 项的规定, 该条由甘肃世桓对海富公司承担补偿责任的约定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该约定无效, 海富公司要求甘肃世桓承担补偿责任失去前提依据。一审法院就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则认为, 关于在甘肃世桓2008年无法完成业绩目标情况下海富公司有权要求甘肃世桓及迪亚公司以一定方式予以补偿的约定违反了投资领域风险共担的原则, 使海富公司作为投资者不论甘肃世桓经营业绩如何, 均能取得约定收益而不承担任何风险。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二项之规定, 认定《增资协议书》的这一约定无效。对于海富公司的投资款, 二审法院判令除已计入甘肃世桓注册资本的114.771万元外的其余部分由甘肃世桓、迪亚公司加记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返还海富公司。

经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后, 部分肯定了一审、二审法院的观点, 认为关于甘肃世桓在未达到业绩目标情况下对海富公司进行补偿的约定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 应当认定为无效;同时, 最高院认为《增资协议书》中迪亚公司对于海富公司进行补偿的承诺并不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是有效的。据此, 最高院撤销二审法院判决, 判令迪亚公司向海富公司支付协议补偿款并驳回海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纵观本案整个审理过程, 争议的焦点始终是《增资协议书》中关于未达到约定业绩目标时的补偿条款的有效性问题, 而这一条款正是下文将要展开论述的对赌协议。本案是中国首个关于对赌协议效力的司法判例, 三级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其性质及效力的认定大相径庭, 这也反映出中国司法实践中对其认识的争议程度。因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对赌协议的性质和效力进行深入探析和反思。

二、性质解析:对赌协议实为附生效条件合同

上文已经提到, 本案的争议焦点始终为对赌协议的有效性问题。从司法裁判的角度对其效力进行评判, 前提显然是要对其法律性质进行分析。

对赌协议是投融资双方的一种契约安排, 是双方权利义务分配时的博弈, 所以对赌协议是一种合同行为。但对赌协议并不属于中国《合同法》及《保险法》中明确规定的16类有名合同之一, 中国现行法律中并无关于对赌协议的明确规定。笔者通过形式和目的两方面的分析, 认为对赌协议的实质是基于投融资双方意思自治基础的一种附生效条件合同。

对赌协议在形式设计上与附生效条件合同一致。附生效条件合同的核心应当是在合同中特别约定一定的条件, 并以该条件的生效与否来决定合同的最终生效与否, 这与抽象后的对赌协议的结构完全吻合———投融资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一定的条件, 如果约定的条件出现, 由投资方行使估值调整权利, 以弥补高估企业自身价值的损失;如果约定的条件未出现, 则由融资方行使该种权利, 以补偿企业价值被低估的损失 (虽然在私募股权投融资实践中双向对赌更为普遍, 但也不能排除单向对赌, 如上述“甘肃世桓案”即为单向对赌, 这并不构成认定其为对赌协议的障碍) 。

从目的上来讲, 两者也是吻合的。设置附生效条件合同的初衷在于:合同签订后的未来情况发展与订约时的预期可能会发生矛盾, 从而出现不可预知的风险, 并涉及到合同中风险分配的问题, 因此需要通过法律对合同效力的限制来分配此种风险。正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对赌协议被律师设计出来以克服上述困难———将交易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不确定性时间暂时搁置, 留待该不确定性消失后, 双方再重新结算。也正是通过此种安排, 使得交易的效率和成功率大为提高。

三、理性回归:对赌协议效力的法律分析

1. 是否违反了“利润共享”的原则。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本案所涉对赌协议违反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关于“企业利润根据合营各方注册资本的比例进行分配”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但甘肃世桓、迪亚公司、海富公司之间关于未达业绩目标后的补偿约定, 显然并非针对利润分配, 其实质是对海富公司投资入股价格的后期调整, 其根本功能是通过这一后期调整的约定和许诺, 使海富公司能够在前期接受甘肃世桓建立在自己对未来预期上的股权定价。

当然, 该争议点一般仅涉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在私募股权融资中的对赌行为,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有着合营各方根据注册资本比例分配企业利润的强制性规定, 但在《公司法》第35条却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由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 第167条约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利润。

2. 是否违反了“风险共担”的原则。

二审法院的判决使得海富公司能够收回其股权投资的全部溢价部分, 仅就结果而言, 对于私募股权投资中的投资方极为有利, 更接近其于对赌协议中想要实现的结果。但是, 二审法院以“名为投资、实为借贷”作为判决依据, 着实让人担忧, 因为按照二审法院的逻辑, 对赌协议生来就带着“罪恶”———“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合同无效 (大前提) , 对赌协议属于“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合同 (小前提) , 所以对赌协议无效 (结论) 。

我们姑且先不论此处的大前提是否完全正确, 二审法院一句简单的投融资双方关于未达业绩目标的补偿约定违反风险共担原则即完成对此处小前提的证成, 显然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投资方真的就未承担任何风险?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投资者无法真实地确认其所购买股权的真正价值, 投资风险对其来说完全不可控———若目标企业在经过一定期限的生产经营后未能达到投资方估算的业绩指标, 也就意味着投资者在当初进行股权投资时高估了目标企业的企业价值, 超额支付了购买股权的对价, 这对投资者而言将是巨大的损失, 尤其是本案中的海富公司, 其在购买甘肃世桓股权时, 已经支付了数十倍的溢价款, 若无融资方提供相应对价 (即未达业绩目标情况下的补偿) ,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投资方凭什么承担如此风险?

而且在出现对赌协议约定条件时, 目标企业往往已经失去良好的经营能力, 甚至面临破产。此时, 投资者能否按照对赌协议的约定得到相应的补偿, 也是一个未知数, 更别提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付出的其他投资成本和机会成本了。

可见, 对赌协议中的投融资双方在权利义务上是对等的, 本案中的海富公司承担了支付股权溢价款的义务, 享有得到融资方补偿的权利;相对的, 融资方获得使用溢价款的权利, 理应承担在未达业绩目标时补偿海富公司的义务。双方并未违反风险共担的原则。

3. 对赌协议的双方应为投资者与目标企业的原股东, 不应包括目标公司本身。

最高院的判决要点为我们指明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判断方向, 司法层面上基本认可对赌协议的合法性, 但出于保护目标公司其他股东及债权人利益的考量, 对赌应仅限于投资方与控制目标公司进行融资的控股股东 (一般为公司的管理层, 本案中即作为甘肃世桓控股股东的迪亚公司) 之间。如按照本案中的对赌协议约定, 对赌失败后由目标企业向投资者进行补偿, 则一方面会弱化和规避股东对公司承担的有限责任;另一方面有可能被视为公司向股东返还出资的一种方式, 构成股东权利的滥用, 严重损害公司及债权人的利益。

四、启示

意思自治是民法基本原则。在意思自治的指导下, 当事人已经为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做出了最好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坚持意思自治, 就是尊重当事人的利益就是尊重市场法则。本案一、二审判决尤其是二审判决, 将投融资双方的约定强行解释为借贷合同, 违反意思自治的原则来解释合同, 不但容易造成个案不公正, 还将造成交易主体对市场经济的不信任。

当然, 要求意思自治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对所有的对赌协议统一贴上“合法”标签, 对赌协议制度设计本身并不存在合法或非法的基因, 而是应当具体到每一份对赌协议进行分析其效力问题。最高院的态度或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 那就是合理设计对赌协议中投融资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且将对赌的范围严格限定在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原股东之间。

摘要：历经三级人民法院审理, 号称对赌协议第一案的“甘肃世桓案”终于尘埃落定, 而关于对赌协议效力的讨论却未就此“止步”, 因为其是否合法有效直接关系到中国资本市场中投融资双方的交易方式选择, 甚至将影响到中国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战略的实施。以该案为切入点, 逐一厘清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及效力。

关键词：附生效条件合同,风险共担,意思自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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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燕凤.对赌协议的合法性探析——以海富投资与甘肃世桓无效案为视角[J].莆田学院学报, 2013, (6)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