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下而上的加工（精选3篇）
自下而上的加工 篇1
谈及招新时的“百团大战”, 龚思颖的眼神顿时亮了起来, 声音也提高了不少。在寂静的屋子中, 高亢而清脆的说话声显得格外响亮。“我们向过路的同学发放社团资料, 用展板介绍社团举办过的活动, 希望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旁边坐的是陈怡, 两个月前, 在共赴四川为灾区孩子进行素质教育和心理辅导的“彩虹涂鸦教育计划”中, 她才认识了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活动发起者, 她的校友,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职业发展联合会会长。
今年20岁出头的龚思颖, 个子不高却透着精干。她的大嗓门和爽朗的笑声很有感染力, 时刻让人感受到一种真诚。她不时招呼熟悉和不熟悉的人, 风风火火在各色人群中间游走。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和不熟识的人打成一片, 一些人就此和她成了朋友, 而一些朋友就此得到或给予了她或多或少的帮助。
“现在很多学生社团特别是职业性、公益性团体很有能力, 关键是如何让更多的NGO和企业发现并且乐意为他们提供帮助。”龚思颖斜倚在咖啡馆沙发的扶手上说, “如果不尽快找出解决办法, 实现想法就是个大问题, 发挥作用就更谈不上了。”
“自助”的背后
当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时, 就业形势却不容乐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十五”期间 (2001年至2005年) , 中国普通高校的毕业生人数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 但就业率却在持续下降。为缓解这一问题, 政府积极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大学生就业, 民间也涌现出了不少企业志愿者和组织, 他们以各种方式推进大学生的就业。同时, 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以及国际企业本土化进程的加快, 社会责任 (CSR) 日益受到企业关注。在一些最佳雇主的评选中更首次引入“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调查维度, 侧重调查企业社会责任、公益赞助活动等因素对于雇主品牌的影响。国内, 一场自上至下帮助大学生就业的运动正在进行。而在这些外力的帮助之外, 处在风暴中心的大学生们更加清楚的看到眼下的就业形势, 不少人选择参加职业团体, 用一种“自助”的方式提升着自己的竞争力。
达到社会要求是初衷
2007年5月, 玛氏公司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一次实习生校园招聘会, 二年级的龚思颖和身边的不少朋友都参加这次活动。按照规定, 参赛者必须通过网申、笔试、面试后才能成为公司的实习生。和周围同学一样, 龚思颖竭尽全力准备这次应聘, 希望走进自己向往已久的企业。不过, 考虑到全校学生同台竞技, 她给自己设了个底线, 凭借之前积累的社会实践经验, 至少杀入面试。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 在网申这一环节中就被斩落下马, 尽管心有不甘, 却又无可奈何。然而, 当她和朋友交流后惊讶的发现, 其中竟然没有一个人通过网申, 这是怎么回事?公司暗箱操作绝无可能, 那么原因究竟为何?龚思颖寻找着答案。
一次偶然的灵光闪现, 她忽然想到, 自己和朋友缺少的能力, 并非只是丰富的社会阅历, 没有掌握网申的技巧很可能是遭遇滑铁卢的原因。那么, 即使能够进入面试我们还能走多远呢?怎样培养求职技能, 让我们更职业化一些?怎样才能了解公司招聘的规则或潜规则……一连串的问题出现在她的脑海中。此后, 龚思颖转而关注大学生职业发展, 同时留心观察企业对人才的选聘准则。2008年3月, 她组建了校内首个学生职业发展联合会, 希望集合校内外资源培养在校学生的职业能力。
同为二年级对外经贸大学的刘盈进入大学之后, 先后加入院学生会的职业发展部、Junior Achievement (青年成就中国部) 、ACC (就业竞争力协会) , 因为这样似乎可以让她最近距离的接触将要走向的社会。一年的社团生涯中, 刘盈结交了不少致力于大学生职业发展的志愿者, 其中不乏处在职场最前沿的HR、知名企业的CEO。也是在与这个群体整日打交道的过程中, 她才真正体会到了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并非学习成绩拿得出手才受对方青睐, 个人素质、沟通的能力、团队协作、实践经验、应聘心态等都是社会对人才的要求。”
想成为人裁、人豺、人材、人才还是人财?相信多数人都会选择最后一类, 能给企业创造最大的经济财富, 自己也能够享受工作带来的乐趣。然而, 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 极少有人能达到企业对这类人财的标准。另一方面, 人才市场中供需的不平衡也让处于需求方的企业在人员引进中有了更多的选择, 他们希望员工可以最大限度的达到人职匹配。然而,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 且不说企业多则五年少则三年的入职门槛, 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很有可能在专业知识范畴外由于行为举止、协作能力等某方面达不到企业的标准被拒之门外。如何在拥有良好专业知识基础上, 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 满足企业的需求成为大学生们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此时, 一些带有职业倾向的团体免费为同学们提供专业的职业培训、出国交流、实习机会等职场人可能或必备的“能力”, 正可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帮助其达到社会对人才的要求。
提高实际技能是根本
与校内其他社团相比, 以职业讲座、论坛、培训为主的职业类团体因其性质, 其特有的“互动教学”方式有效的为学生提供了职前演练的机会。
各企业宣讲时间如何安排不相互冲突?要采用怎样的宣传策略?活动的受众是哪些?如何争取到赞助?怎样邀请到知名的企业或经理人, 如何与他们沟通?针对另一社团的同类型活动要用怎样的策略应对……这些都是在一次活动举办前的策划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而看似简单的工作, 此时俨然成为商场模拟。由于情况随时会发生变化, 还要求成员们往往要研究出几套不同的应对方案。这样的实践操作无疑给活动组织者、社团成员提供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企业”运作环境, 不仅极大程度的锻炼了其应变能力, 养成最基本的待人接物应有的素质, 在与其他社团的竞争中、与学校、企业的交涉中、与队友的探讨中也会擦出“智慧”的火花, 即便是挫折和摩擦。
此外, 职业社团中还有不少将企业常见的新员工入职培训方式引入校园, 跳大绳、“背伤员”、背摔、B e s t Wishes……一个个新颖的游戏不仅带给大家竞技的刺激, 更培养了彼此相互信任、团队合作的能力。
小到组织一次社团招新、企业招聘, 大到邀请业内人士与大学生们分享就业经历和教训, 传授企业中实际的工作内容;参加模拟商业销售, 接触商业运作环境。这种职业竞争力的培养正是不少学生参加社团的初衷。
与学生、学校自办的职业协会相比, AIESEC、JA等提供国际/国内交流、实习、职业辅导的NGO组织参与人数的增长也与同学们对实际技能的渴求息息相关。刘盈的朋友黄晓丹作为一名JA的学生志愿者, 在一所学校教授小学三年级《我们的城市》。谈及授课感受, 她表示, 作为整堂课的驾驭者, 自己就像是个企划、组织协调、运作宣传集合为一身的领导者, 要规划这堂课所讲的内容, 时间安排;而后针对安排搜集资料, 做出PPT或者是自己的备课文案;还要预先想好课堂上可能发生的事情, 做好事前危机处理的准备。对此, 不仅锻炼了设计能力、形象化能力, 整合资料的水平也大有提高。参加活动的收获还不仅如此, “通过充当经济定价、销售等决策中的各类角色, 分组进行实战决策, 我们完全融入到社会中。如果大学时期就已经宏观地了解作决策需要经历的步骤和过程, 将来走上工作岗位, 我敢说大学生肯定能消除恐惧感, 缩短上手的时间。这不正使大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竞争力大大提高了吗?”
作为AIESEC的一员, 谭雅文则有感其全方位的专业化。组织实行公司化的管理模式, 包括出、入境交流部, 人力资源部, 财务部等六大部门, 规模虽小而结构完整。成员们可根据自身的喜好与特质, 就职于不同部门, 其中又以从事出入境交流工作的为大多数。“对外交流、海外实习为我们提供了绝好的锻炼机会, 不仅能逐步学到与人沟通的技巧, 英文水平也在不知不觉中大幅提高, 练就了流利口语的同时, 书面英语也在长期的e-mail交流下获得长足进步。”
期待更多支持
记者采访中对参加这类组织的同学进行了简单的剖析, 发现他们普遍具有以下特点:渴望了解社会、对企业动向非常关注、竞争意识强、工作态度积极、责任感重、执行力高, 并且都有着强烈的愿望想要在组织中得到对于职场的认识和必要能力的培养。活动中, 成员主动性普遍较高。同时, 他们也会对于社团为自己提供的平台有一定的要求, 期待可以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现自己, 能够接触更资深的职场人士、知名企业、以及更大的case, 或者要将人脉从校内拓展到校际, 乃至职场中。而其不断增高的期待值直接导致一种状况:成员会在不同的组织之间进行比较, 即便是已经在一个社团呆过一两个学期, 仍旧会不断寻找更好的机会。但如果一旦认可所在社团开展的工作, 投入程度会非常高, 整个项目从策划到组织到落实, 一直都会较为流畅的进行下去且达到满意的效果, 并且成员自身也十分享受整个过程。即便是原本性格内向的学生也会在活动中逐渐融入团队, 变得开朗起来。
如果将组织比作企业, 学生比作员工, 可以看到, 这类员工所具备的特点正是企业最期望的。当个人的需要跟组织的需要吻合时, 你会非常愉快, 组织也会因为你的愉快和你的努力而受益, 两者作用产生激励相容的效果, 进而双赢。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 同学们主动出击, 通过自办或参加职业性组织寻找机遇、提高职业技能, 较先前单纯的期待到企业实习相比, 又扩宽了一条新的“就业”渠道。然而, 其中显现出的问题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做志愿者时, 龚思颖勤勤恳恳;在自己组建协会后, 她发现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在进行“彩虹涂鸦教育计划”中, 为了能够尽快实施活动, 她所在的协会决定找一家NGO做支持。最终, 她将目光锁定国际NGO组织小母牛, 这家机构对他们的项目很有兴趣, 同时表示具体事宜还要再商榷。
为了能够说服小母牛, 龚思颖带领她的团队做了大量的功课。找到心理专家作为技术顾问, 筹集资金来保证整个活动按时实施……不过最终, 由于NGO经费控制非常严格, 审核的时间相对漫长, 经费的重任落到了他们自己的肩上。“我们曾经试图向很多家基金会申请过项目资金, 但是众多基金会对学生组织设置了壁垒, 把我们与运行经验丰富, 有着全职人员的N G O放在同一个竞争平台上, 这让我们逊色了很多, 即使我们有着再多的激情, 理念再好, 但是缺少专业的背景, 项目资金申请就基本上不可能了。”最后, 学生职业发展联合会的成员们全部自费在灾区开展了该项目。
在记者的采访中, 一些学校组织的负责人同样反映了这样的情况。校内职业性社团与NGO组织不同, 多是学生负责日常“经营”, 请嘉宾、开展活动全部由组织成员亲力亲为, 这固然对锻炼其能力有帮助, 但是难免有时心有余而力不足, 特别是在经费筹措、与NGO/企业沟通方面出现问题。另一方面, 如何保证社团可持续发展, 向外推广形成品牌效应, 被更多的企业认可也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
所以, 从学生们自建社团所采取的就业“自助”行动看, 若想真正做到与企业“零距离”的沟通, 让活动可持续发展, 达到预期效果, 还需学校、企业和社会的多方努力。
目前, 一些企业已关注到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 愿意作为孵化器为学生发展提供支持。美国博酷在线公司就是其中一家, 公司总裁卢晓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任何有心于培养自己创新精神和职业素质, 积累实际动手能力和职业关系, 有志于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为社会的发展创造价值的青年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学生们可通过申报项目获得企业相关资源的支持, 方案入选的团队将以模拟公司的方式运行, 设立若干部门, 定期向工作人员汇报项目进程, 并由企业安排各行业顶尖人士开展讲座和指导, 达到在学中做, 做中学。此外, 公司会帮助项目团队进行产品开发和销售。一旦产生利润, 每一个参与人员都可以分享。同时, 将从中拿一部份款项作为奖学金, 用于今后奖励给为项目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团体。“我们看重的是学生的产品, 而他们可以在模拟的职场工作中提前进入状态。”
在这个“全球思维, 本地行动”的年代,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让国内的不少金融巨头展开了一系列救市行动, 也让金融院校的学生调整着自己的就业期望。而在此过程中, 一些职业性组织也和“社会发展命脉”的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形成了良性互动, 开拓出新的契合点。
对龚思颖来说, 在联合会起起伏伏的过程中, 她学会坚持和承担责任的重要。“感谢我学到了成功的法宝, 将来一定会更好。”她笑着说。
自下而上的加工 篇2
杨东平：我们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教育创新
杨东平《 中国青年报 》（2015年01月15日 02 版）
今天，我国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行列，学生人数逐渐减少，教育经费逐渐增多，各级教育的供求关系已经极大地改善，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通过教育创新，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
一场实质性的教育改革，是包括社会文化价值、教育体制机制、教育内容方法等的整体转型，它是以文化更新、理论创新为先导的。但教育创新并不是人为的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改变现实，创造未来。也就是说，通过教育创新改善教育的可及性，帮助边缘群体获得教育，弥合城乡之间、阶层之间、民族之间、性别之间的教育差距；通过创新改善教育品质，克服严重的应试教育弊端，为明天培养具有创造力的合格公民。今天，特别需要重视改变应试教育所依赖的知识本位、学科中心的价值，走向学生中心、生活本位的教育，依据生活而重塑教育。
这需要重新认识教育变革的机制和路径，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新机制。为什么自下而上的教育创新是重要的呢？因为教育本质上是一个因地制宜、自下而上的生长过程。日本著名教育学者佐藤学认为，主要发生在教育内部和基层的“静悄悄的革命”，“是植根于下层的民主主义的、以学校和社区为基地而进行的革命，是支持每个学生的多元化个性的革命，是促进教师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革命。”它使学校最终成为一个学习共同体。
系统科学的研究，认为对一个具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复杂系统，自组织机制往往更具稳定性。加拿大著名的教育政策研究专家迈克·富兰通过对世界多国教育改革的追踪研究发现，不少政府强力推行的教育变革在轰轰烈烈开展之后往往无疾而终，教育改革的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因为在一个保守的体制中推进改革，没有人能够计算出这一复杂过程所有相关因素21世纪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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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的影响。因此，解决的办法不是靠政府或专家外在的强迫和控制，不是设计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而是更多地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改革。由学习型个人、学习型组织组成的学习型社会，才是推动复杂变革的真正动力。
植根于大地之上、在学校和教室之中发生的“静悄悄的革命”，是一个有机的生长过程，凝聚着整体性变革的基础性力量。这个启蒙过程越有深度和创意，未来教育的变革之路就越清晰。反过来也可以说，没有活跃的创新探索和基层实践，没有一大批具有首创精神的学习型个人和学习型组织，整体性的体制改革也往往难以奏效。
教育家和教育家精神是教育创新最重要的来源。在大致相同的制度环境中，总有一些地方、学校、教师、家长能够做出不同凡响的业绩。无论地方政府、学校、社会组织、企业促进教育创新，都取决于一个具有创新思维、勇于改革现状的个人。
在2013年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上，与会者认为学校是可能发生变革的重要载体，要特别重视校长的创新作用。澳大利亚前总理吉拉德谈到，实质性的教育变革比较容易出现在非主流的教育边缘，出现在体制外的教育。这是因为政府提供的教育只能做“不错”的事，无法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政府特别需要学习的，是对教育创新有宽容和吸收的弹性，使得体制外的创新能够被接纳、融入正规教育而得以推广。
此外，教育创新的路径，还有对外开放促进教育创新和网络促进教育创新。在信息化和互联网的时代，通过新技术改变学校教育和学习方式，是教育创新的重要内容。需要认识到，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文化。我们固然需要互联网、MOOC、智能手机和ipad，但更需要汲取自主性、开放性、个性化、互动性、非行政化、去中心化、去权威化、服务至上、公众参与、信息公开、资源共享等互联网思维，使它们融入现行学校和教学，从而产生革命性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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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教育的新视野中，教育不再只是学校的事，教学不应局限于教室。学校应当扎根于社区，促进教育的社区化、生活化，按照青少年生长的实际需要、按照生活重塑教育。家庭是孩子人格养成和个性发展最重要的场所。学校、家庭、社会共同构建一个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今天，我们身边正在出现越来越多自下而上、局部的、零散的、非制度化的自主创新和教育探索，也在出现像LIFE教育创新这样关注和聚集各种创新与探索的平台，这种微改革、微创新、微公益不仅可以帮助许多具体的个人，而且指明了互联网时代教育创新的新特征：通过每一个人的个性化学习和自主参与，促进教育范式的整体转变，最终“使变革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自下而上的加工 篇3
扬·盖尔在《人性化的城市中》提到, 更慢速的交通、长时间的户外逗留、更长时间的逗留意味着充满活力的城市。城市公共空间是为公众所使用的外部空间, 是公共行为的主要载体。受人欢迎的城市必须由经过精心设计的城市空间来加强公共生活。然而, 近年来, 公共空间的运行多为以“自上而下”模式为导向的政府包办行为, 多沦为维护城市形象和展现政绩的工具。真正具有场所精神的、为“人”设计的公共空间明显缺失。
因此, 首先应重视的是人的行为需求, 笔者将人的“环境—行为”研究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结合在一起, 以“人”为起点, 进行“自下而上”的研究, 再反馈到城市公共空间的运行中, 无疑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方法将有可能进行改进, 对已有的公共空间进行优化。
1 理论基础———“环境—行为”研究
人的行为特征可以反映出其对环境特指的要求, 符合人的行为习惯和尺度的公共空间常常带给人愉悦。“环境—行为”研究以研究环境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 最终达到设计者了解人的需求, “以人为本”地进行设计。它已逐渐成为研究当今公共空间的重要基础理论。本文将公共空间设计中的“环境—行为”理论总结如下。
1.1 领域感与私密性
领域感, 对于环境中的人来讲, 即是一种在心理上不被打扰的安全感。未经设计的空间是无意义的空间, 人们通常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营造安全感和领域感 (见图1) 。
私密性处于格式塔心理学最底层, 是人的基本需要。私密是人的一种积极选择, 其得以满足的程度能促进其他心理需求的发生。
城市公共空间中, 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领域感和相对私密性的空间, 即具限定性的积极空间的提供会增强其空间吸引力 (如图2所示) 。
1.2 活动的正负效应
著名的犯罪心理学理论“破窗效应”告诉我们, 事情的发生有连锁效应。较高质量的空间易于人们停留、观看、游玩等活动的发生, 进而引发相应的社会性活动, 促进人与人的交往, 引发正面效应。而不理想的空间质量则只能使人的活动停留在必要性的层面, 这必然导致公共活动的迅速减少, 使空间丧失活力, 引发负面效应。
1.3 边界效应
“边界效应”理论表明, 人毫不吝啬地倾向于停留在的边界区域, 可暴露自己的开敞地带是最后的选择。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在《模式语言》中总结:“如果边界不复存在, 那么空间就绝不会富有生气。”邻里们多在车库入口处、小区入口处、中心绿地边缘话家长里短;人们喜欢在广场的台阶上、绿地和树林的边缘逗留、交谈和休憩。
在公共空间的设计中, 创造多样的边界及有倚靠的空间必将诱导丰富的公共生活。如意大利锡耶纳广场周边的一圈柱子就成为了游客绝佳的驻足欣赏的场所。
1.4 步行心理学
1) 舒适。不拥挤而安全的环境能使人放松, 能鼓励人们步行并且有关注景致的想法。
2) 适宜的步行距离。环境设计要素的变化会使人“可接受的步行距离”发生相应的改变。扬·盖尔在《人性化的城市》中提到, “感知距离由实际步行距离和步行环境的质量共同决定”, 它可能小于或大于“实际距离”。“自下而上”形成的中世纪城市通过形态多变的山墙和蜿蜒曲折的街道营造丰富多变的视觉序列, 令人因心情愉悦而忘记疲惫。
3) 遵从人的行为习惯。作为设计师应该认识到, 把人的需求置于第一位的路径设计才能和人的行为之间相辅相成、和谐对话。
4) 令人感到自由的步行空间。步行空间设计首先要消除一切步行障碍, 保证步行活动的连续性。根据人类行走的经验, 高差是非常大的障碍, 与登高相比, 人们更倾向于去走长距离的平路。因此应尽量使用斜坡而非台阶, 或者是上升高度时, 采用错落的方式, 配以景观, 缓解焦虑。
在公共空间设计中, 不仅要从步行空间的功能性和自身专业知识的角度去认知问题, 更要力求与“人”交流, 结合人的步行心理需求, 营造令人舒适、景观丰富有趣、符合人的行为习惯的优质步行环境。
2“自下而上”的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的必要性
“自上而下”是指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 主要是根据人的主观作用, 人们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或统治阶级的理想模式来进行。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无疑需要规划设计、政策控制和理论研究支持, 无序的生长将导致混乱, 无法形成空间系列, 效率低下。但如果空间设计过分依赖政策文件、理论层面的结论和规划文件, 忽视动态的“人性化维度”, 则无法形成高品质公共空间, 无法创造安全、活力、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本文以“环境—行为”研究为导向分析“自下而上”的公共空间设计要点, 以期作为“自上而下”模式的补充。
3“自下而上”的城市公共空间设计要点
3.1 步行优先———可达性
“可达性”是公共空间资源布局公平原则的重要体现。城市公共空间应优先考虑大多数人的安全和交通方式。人倾向于花更多的时间选择没有机动车交通的街道和公共场所。如芝加哥为保证沿密西根湖的滨水公共空间的“可达性”, 铁路、快速路、主要步行系统均立体交叉, 确保步行系统的便捷性, 同时, 提高了滨水区域公共空间的使用效率 (见图3) 。同时, 步行空间尺度的掌握应兼顾人的“步行心理”, 应力求使人不受阻碍和推搡地自由行走, 并避免过长平直枯燥的行进路线。
3.2 提高心理凝聚力———标志性
视觉感强烈的空间设计会带给人新鲜有趣味的心理效应, 进而产生连锁反应———活动的正面效应, 吸引更多人参与到空间的体验中。为延续城市的记忆, 青岛五四广场以形象鲜明且具强烈可识别性的“五月的风”为主题雕塑, 营造了强烈的空间心理凝聚力 (见图4) 。
3.3 体现人文关怀———公共性
金经元曾提到“环境建设的‘橱窗意识’和‘家园意识’”。体现“橱窗意识”的公共空间脱离了公共生活, 自然是“自上而下”的产物, 在其运行的各阶段都缺失了公众的参与, 不具备“公共性”。为增强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性”, 可做如下努力:
1) 研究人的空间行为特征, 满足广大市民的需求和爱好。
对人的行为规律的研究是做好公共空间设计的前提。要深入研究特定地域、特定气候、特定时间条件下各类人群的行为需求和活动规律, 分析、总结和归纳人群的多样性活动需求的特点、类别和主次, 作为设计的出发点。北京西单文化休闲广场结合其在城市中的位置在对使用者进行了充分调研后, 确立了广场功能应是为过路者提供足够多样的休闲和小憩的场所, 为多层次空间限定手法的使用提供依据 (见图5) 。
2) 以人的尺度作为设计的准则, 营造充满亲切感和人情趣味的空间形式。
这种尺度包括令人感到舒适的步行距离、给人以场所感的空间比例。贴近人、小而精致的空间往往使人感到安全、舒适和富有人情味。青岛老舍公园, 因其贴近人的尺度、符合人的多样需求、可达性强等特点受到青岛市民的广泛喜爱。济南泉城广场不得不化整为零, 将广场自西向东划分为主题不同的十余部分, 同时配以符合人的尺度的景观设施, 以解决其长宽比例较大的问题。
3) 自觉提升设计中的公众参与。
第一, 可对可能的使用者的期望和要求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为打造一个优质的公共空间打下基础;第二, 可增强居民对公共空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树立维护空间的责任感。如芝加哥的埃利奥特·唐纳利青年中心公园在改造中推行了实质性的公众参与, 大大提升了空间品质, 并增强了使用的归属感。
4 结语
近年来我国和城市政府多次在重要的报告中提到提升城市“文化内涵”, 国务院在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意见中提出推广街区制, 这将为公共生活释放出更多的公共空间。这更说明, 人文活动是城市的精髓。城市公共空间为人所使用的本质决定了其设计不应是一个以“自上而下”模式主导的过程。以“环境—行为”研究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公共空间设计模式有利于营造空间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 进而激发公共空间的生机与活力, 使整个城市充满活力。
摘要：基于“环境—行为”理论, 明确了“自下而上”的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的必要性, 并结合案例, 从可达性、标志性及公共性三方面, 探讨了“自下而上”的公共空间设计要点, 以期为“自上而下”的静态设计提供理论补充。
关键词：公共空间,自下而上,环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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