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用水总量

2024-12-18

生产用水总量（共4篇）

生产用水总量篇1

工业用水总量是指工业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总的水量。改革开放后, 中国工业生产快速发展, 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用水量量不断提高。相关数据显示, 我国工业生产用水量在2013年末达到6 170万吨, 比上年增长3.7%。研究国内生产总值与工业生产用水量之间的关系, 对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数据

2000—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与生产用水总量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2000年的5.7倍, 同期生产用水总量增长较快。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3

二、线性关系分析

相关分析能够计算出一个确定性系数, 它可以显示变量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在进行分析时把两个变量看成是平等的, 不直接区分自变量和因变量, 而是根据两个变量的数值计算确定性系数。一个变量通常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但一般只有一个因素起关键性作用。这时若因变量于自变量在平面坐标系上标出, 就可得出一系列点, 若点的分布呈现出直线型模式, 便可采用一元线性回归预测。两个变量在平面坐标系上所构成点的分布统称为散点图[1]在互为因果关系的基础上, 确定性系数也只有一个, 相关系数有正有负, 表示变量之间的相关的方向。运用Eviews软件, 对中国2000—2013年生产生产用水总量 (Y) 和国内生产总值 (X) 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以能源消费总量为被解释变量, 以国内生产总值为解释变量, 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从散点图可以看出, 生产生产用水总量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线性关系。

三、建模

为进一步分析生产用水总量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线性关系, 运用eviews6.0软件对2000—2013年生产用水总量和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回归分析, 进而构建模型, 结果如图2所示。

从图2中可以看出, 模型的确定性系数R2=0.90, 这说明该样本回归直线的解释能力达到了90%, 即在生产用水总量总变差中, 解释变量国内生产总值解释部分占90%。可见, 所构建模型的拟合度还是较好的。在给定a=0.05水平下, prob.=0.0000, prob.值远小于0.05, 说明解释变量国内生产总值在95%的置信下对被解释变量生产用水总量有显著影响, 即通过了显著性检验[2]。

经过eviews软件估计后所建模型如下:

式中, Y为生产用水总量, x为国内生产总值。

结语

计算结果表明,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与工业生产用水总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生产过程中用水量的增长。随着经济发展, 工业化中前期用水总量呈上升趋势。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 当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 工业生产用水量便开始下降。

参考文献

[1]http://baike.baidu.com/view/207806.

[2]赵海英, 张明旭.化肥施用量对中国粮食产量的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 2013, (35) :71-72.

用水总量与经济发展关系探讨篇2

一些学者探讨了用水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贾绍凤等[1]认为,工业用水与经济增长的演变模式可以用库兹涅茨曲线来表示。发达国家的数据显示,当人均GDP达到3 700 ~ 17 000美元时,工业用水量会从上升转为下降趋势。刘渝等[2]研究发现,我国农业用水量最初随着人均GDP和人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增长而增加,当人均GDP和人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分别达到665元和243元时,农业用水量开始逐渐下降,基本符合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王璇[3]基于我国1997—2010年的经济数据,分析人均工业用水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探索我国东中、西各地区的工业用水量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形态与阈值点,结果发现我国各地区的人均工业用水量随着人均GDP变化的曲线形态为倒U+U形,但中、西部地区倒U形部分不是很明显。东、中、西部地区人均工业用水量进入下降区间对应的人均GDP分别为22 222元/人、9 343元/人和10 980元/人。由于不同的学者选择的样本、实证的时间各不相同,得到的结果尤其是倒U形曲线进入下降区间的转折点位置也不同,但大多证实用水量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进入下降区间。

由于以上文献多基于较早的数据进行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形势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GDP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更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发展模式的转变。笔者基于传统用水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模型大多只考虑用水总量和人均GDP两个因素的情况,试图引入其他变量,根据2004— 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发展中其他诸多因素对用水总量的影响,验证近10年来我国各地区用水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 库兹涅茨理论假说

20世纪60年代,库兹涅茨提出一种假说: 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一开始随着经济增长逐渐加大; 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收入差距逐渐缩小[4]。在平面上若以人均收入为横坐标, 收入差异为纵坐标,这一假说便呈现为一条倒U型的曲线,通常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等[5]最先将库兹涅茨曲线应用到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中,他们基于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污染物排放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大多数样本的环境污染指标和人均收入间也呈倒U形的曲线关系,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状况先随经济发展而恶化,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得到逐步改善,据此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 。

研究EKC时,大多采用环境质量数据为因变量,人均收入为自变量建立拟合方程。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简化的计量经济模型为

式中: y为污染物排放量; x为人均GDP; β0、β1、β2为模型参数; ε 为随机误差。在平面上,若以人均GDP为横坐标、人均污染物排放量为纵坐标建立坐标系, 可得到一条倒U形的曲线,即EKC。

EKC的提出,引发了人们对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关系探讨的热潮,大多围绕在实证分析方面。学者们发现,对于不同国家或地区以及不同的污染物而言,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完全符合倒U形的曲线关系,还可能出现单调上升或三次方形等多种曲线形态[6,7,8]。这主要因为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因此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市场作用机制等都不同,导致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也不同。

水资源是影响环境质量诸多因素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水资源利用对农业、工业、社会发展等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借鉴EKC的研究思路,分析用水总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探寻未来经济发展的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2 用水总量与经济增长间关系分析模型

2. 1 指标选取与计量模型的建立

根据我国2004—2013年的水资源面板数据,建立简化的EKC计量模型,即模型( 1) 时,主要系数多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无法准确描述我国各地区用水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用水量与人均GDP间不存在典型的倒U形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因此在模型中再加入人均GDP的三次方,同时引入其他经济变量进行回归。

根据该思路,设定每个省份( 地区) 的用水总量为因变量,人均GDP为自变量建立拟合模型。模型中人均GDP采用一次方、二次方、三次方表示。此外,由于在用水总量中,农业用水量占相对较高的比例,因此在回归模型的自变量中除了人均GDP之外,加入了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例, 以衡量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用水量的影响,记为A; 用C衡量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用水总量的影响; S衡量城镇化率对用水总量的影响。采用的回归模型为

式中: Wit为第i个省份( 地区) 第t年的用水总量; Git为第i个省份( 地区) 第t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Ait、Cit、Sit分别为第i个省份( 地区) 第t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城镇化率,为了消除异方差,均对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c为常数; εit为随机误差项; i、t分别为地区和时间。此外,模型中的经济变量均通过计算整理为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可比价,消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

2. 2 数据来源

实证数据采用2004—2013年31个省份( 自治区、直辖市) 的面板数据,共310个样本点。就样本数据量而言,面板数据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且兼有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的特点,不仅能表现出我国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各地区的差异,还可以体现出时序特性,相比较单纯的时间序列或横截面数据而言, 样本的解释能力更强,数据更具说服力。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水利年鉴》。

3 模型验证

在对简化的EKC计量模型进行回归之前,首先需要确保模型不会存在虚假回归现象。因此,首先需对模型中涉及的变量进行非平稳性检验,再对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3. 1 变量的非平稳性检验

首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同时运用第一类同根情形下的LLC检验和第二类不同根情形下的IPS检验,结果见表1( 表1中***、**、*分别表示在1% 、5%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

从表1可以看出,模型中的变量均通过了单位根检验,都是平稳的经济变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间可以建立协整方程。

3. 2 面板数据的协整关系检验

选择Pedroni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协整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模型中的协整关系存在,即各地区用水总量与人均GDP,人均GDP的二次方、三次方,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化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 3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估计

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前,首先需要根据Hausman检验确定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根据检验结果,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到各地区间农业水资源利用存在差异,未对样本数据进行F检验,而直接采用变截距模型。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中括号内为P值) 。

从表3可以看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整体拟合效果很好,人均GDP各次方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判定系数R2都达到99% 以上,DW值约为2, 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在建立的固定效应模型中,虽然各省截距项不相同,但由于库兹涅茨曲线主要分析模型被解释变量与人均GDP的一次项、二次项、三次项以及其他拟合系数的特征,各截距项的回归系数对结果的分析作用不大,因此不逐一列出分析。

据此得到我国31个省份2004—2013年用水总量与人均GDP等各经济变量间的拟合方程为

观察模型( 3) 的回归结果: 人均GDP的一次项系数均为负值,二次项系数均为正值,三次项系数均为负值,且各次项系数全部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平面上以人均GDP为横坐标、用水总量为纵坐标构建坐标系,得到一条U +倒U形的曲线,如图1所示。由图1不难看出,各地区用水总量与人均GDP间呈现先下降后增长再下降的发展态势。

分析图1,当人均GDP低于4 850元( 以2004年为基期计算的不变价) 时,经济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随着农业用水效率的提升,用水总量逐渐减少; 接着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尤其是耗水量大的产业迅速发展,用水量转而上升,在上升过程中,虽然也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带来的用水量下降的动力,但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前,这股力量并不能战胜传统需水量大的工业与农业对水资源的消耗,因此用水总量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增加; 随着产业结构的深入调整与升级,新型产业不断淘汰落后产业,最终进入经济发展的健康状态,用水量转而进入下降区间。

3. 4 模型结果讨论

a. 我国31个地区2004—2013年的用水总量与人均GDP之间虽不满足典型的倒U形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但表现为U+倒U形的曲线; 人均GDP在一定范围内时,用水总量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加,当人均GDP达到特定值时,用水总量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减少。由图1可见,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对应的人均GDP分别为4 850元和48 104元,该数值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有些差异,说明用水量库兹涅茨曲线计量模型结果具有较强的地域性、时间性。由于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用水量趋于减少的转折点不尽相同。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当地区人均GDP在4 850 ~ 48 104元之间时,用水总量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加,当人均GDP达到48 104元时,用水总量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逐渐减少,呈现良性发展的态势。以2013年的数据为例,只有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10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的人均GDP在48 104元以上,其他21个地区的人均GDP在4 850 ~ 48 104元之间,水资源形势不容乐观。

人均GDP 4 850元和48 104元是通过实证研究得到的两个重要参数,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 最好能将其取成整数,以方便管理。考虑建立模型中的人均GDP等经济变量均已通过计算整理为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可比价,因此消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 加之第一产业是用水量最多的部门,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省域经济结构不断调整,2015年《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发布,2014年多数省份第一产业比重逐步降低 ( 比例最高的为海南省, 24% )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尤其是东部沿海省份的第三产业更是超过了50% ,未来还会逐渐升高,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达到了80% 。因此,未来越来越多的省份将进入倒U部分,呈现良性发展的态势。为了普及实证结果,将人均GDP实证结果分别取为5 000和50 000元,即当地区人均GDP在5 000 ~ 50 000元之间时,用水总量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加,当人均GDP达到50 000元时,用水总量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逐渐减少,进入良性发展的区间。

b. 模型中除了人均GDP这个变量之外,还加入了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地区GDP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3个变量,分别衡量各地区农业发展规模、居民消费水平、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对用水总量的影响。从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第一产业的发展规模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对用水总量产生了正向影响,即各地区第一产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越高、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用水总量都会增加,这是较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一方面,在用水总量中,第一产业用水占绝大部分比重,因此随着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的提升,在农业用水效率未显著提升的情况下, 用水总量必然会上升; 另一方面,鉴于我国目前大部分地区的人均GDP仍处在用水量库兹涅茨曲线上升的发展阶段,因此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这一范围内的上升也会使用水总量增加。实证结果证实用水总量与城镇化率之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城镇化率的提高有利于改善水资源紧张的局面,说明随着各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使得需水量小的新兴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例不断提升。经济的转型是减少用水需求、改善未来用水状况的有效途径。

c. 大部分省份还没有进入用水量库兹涅茨曲线下降阶段的转折点,即人均GDP达48 104元,说明现阶段这些省份的用水总量仍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贾绍凤等[1]指出,发达国家用水量的下降一般都伴随着农业和重工业的缩减。结合中国现状, 2013年,我国大部分地区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已低于15% ,全国层面上来看,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标志着中国经济正式迈入“服务化” 时代。从本文的实证结果来看,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进入了用水量库兹涅茨曲线的下降阶段。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一方面,第一产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会越来越低,另一方面, 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发展比重会越来越高于耗水量大的第二产业。此外,随着节水科技的发展,环境保护要求的提升,未来大部分地区用水总量也会逐渐进入用水量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形阶段。

4 结语

通过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发现我国各地区用水总量与人均GDP的模拟结果不符合典型的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而是呈U + 倒U形。当地区人均GDP在4850 ~ 48104元之间时,用水总量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加,当人均GDP达到48 104元时,用水总量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逐渐减少,至2013年,只有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等10个省份( 自治区、直辖市) 用水总量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降低。此外,模型结果还表明,用水总量随着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以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一定范围内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上升而减少。

分析我国用水量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与拐点, 并不是被动地等待这些拐点的到来,而是要认识到用水量的下降并不会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水平的上升而自动变化。经济发展是影响用水量变化的关键因素,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内,技术水平、经济体制、水资源政策、环境投资、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水资源使用量和用水效率。政策制定者必须通过完善政策以在经济增长和水资源保护之间进行权衡,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之后,用水量开始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逐渐降低,这是因为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本身就是缓解水资源紧张的压力、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

为了更加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我国的水资源, 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向节能型、健康型、高级化方向发展,大力发展以第三产业为代表的节水型产业。2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立和健全水价制度,进一步发展水权交易, 通过经济激励和价格约束充分调动水资源利用主体的节水意识,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单位GDP产值的用水量。3制定节水战略,加大节水宣传教育,营造节水氛围,创建全民节水型社会。4增加废水的利用率,通过技术投入和污水治理,使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控制和再次利用,推广循环技术,实现污水资源化。

摘要：选取我国2004—2013年的用水量、经济增长数据,通过分析用水量与人均GDP间的关系,探讨我国各地区用水总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用水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符合典型的倒U形库兹涅茨曲线特征;通过修正曲线模型,分析得到我国用水总量与人均GDP之间呈U+倒U形的曲线。为剖析我国用水总量与经济增长的演变规律,在模型中引入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镇化率等反应经济发展的指标,衡量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水平对用水量的影响,为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提供事实依据。

生产用水总量篇3

1 推行用水定额管理与总量控制的主要做法

1.1 立足实情, 实行总量控制定额管理

2005年, 昌吉州实施灌溉用水定额调查测算工作, 以主要作物为基本对象、灌区现状年均灌溉用水量为基础、灌溉用水指标为控制条件, 通过地分区、整编、分析、计算, 确定了各灌区综合灌溉用水定额和分区灌溉用水定额。2007年, 县、市相继出台了《灌区农业灌溉用水定额实施方案》, 通过当地人民政府发布实施。2013年, 县、市对二轮土地承包内和承包外面积进行复核, 制定以水定地方案, 为昌吉州建立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了保障。

1.2 明确范围, 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

各灌区依据水资源配置方案, 结合年度各轮次配水计划, 严格控制计划内用水指标, 以农村第2轮土地承包范围为界限, 对承包范围之内耕地的用水, 在定额内执行自治州核定的现行农业灌溉用水水价, 超过用水定额部分按照现行农业灌溉用水水价标准的1.5倍执行。对承包范围之外的耕地 (包括私人农场、非农企业) 执行计划外供水价格, 充分发挥水价在节约用水和水市场调节中的杠杆作用。

1.3 优化配置, 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

水管单位根据第2轮土地承包面积和种植面积, 按照用水定额核定灌溉需水量, 签订供、用水协议, 由用水户协会 (或村组) 配水到户和计量到户。如木垒县白杨河灌区为井河混灌区, 所辖5眼机井提水量与地表水进行统一管理, 每年与机井所有者签订统调管理协议, 向机井所有者按每眼机井1万元支付管理费, 共计5万元。机井的管理、水量提取、统一调配及机井的正常运行维护等均由水管单位负责管理, 统调水价为0.078元/m3。昌吉市三屯河流域管理处在灌区乡镇自建水源地, 自2000年实行地表水和自建地下水井统一管理、统一计价、统一调配, 根据河水和井水的预计引提量核算出预算价, 实行“两水三统”价格为0.089 04元/m3。

1.4 自主创新, 适时转变农民用水户协会发展方式

近年来, 昌吉州部分灌区村组 (农协会) 农户采取农户自愿“联户”的方式, 进行联片灌溉, 实现相互联动、相互监督、共同受益, 达到了节约用水的目的。玛纳斯县塔西河灌区塔西河村农民用水户协会参与高效节水工程建设管理, 通过“一事一议”民主推选负责人, 负责滴灌首部管理, 管理人员报酬由农户平摊。实行“六统一”, 即统一平整土地、统一安装节水设施、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灌水、统一耕作, 实现规模连户种植, 灌溉用水定额由7 800 m3/hm2下降至5 700 m3/hm2, 平均节水2 100 m3/hm2、增产300 kg/hm2、增收2 400元/hm2, 达到了省工、省时、节水、增产、增收的效益。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2轮承包土地面积的确认口径不统一, 为农业用水实施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带来一定难度。农村小型水利产权制度改革后, 昌吉州机电井为集体和个人所有, 其中个人所有的机电井难以调度, 这些机电井长期不计水资源费和折旧, 仅缴纳提水电费和一定管理费, 导致井水、河水在提用水费用上的差异。井水、河水采取不同的管理和定价方式, 起不到有效遏制地下水超采的作用, 也对井水与河水混灌区两水统配、实施用水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带来一定影响。

3 建议

建议对于第2轮土地面积的确认统一口径, 从州级政府层面出台相关政策标准, 以农经部门账面数为基本依据。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机电井智能用水卡管理制度, 加大对井水与河水混灌区实行“两水三统”, 即井水与河水统一管理、统一价格、统一调配。建议以农民用水户协会为主导, 积极探索研究“两水三统”的适宜管理模式, 积极推广应用木垒县白杨河乡、奇台县碧流河乡东戈壁村和其他县市一些有益的做法, 加快推进昌吉州“两水三统”, 为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奠定基础。坚持以水定地, 以价格杠杆和最严格的措施有效遏制乱开荒、乱打井和超定额、超计划用水, 加快实施退地还水, 不断促进水资源合理配置、优化用水结构, 逐步实现高效用水。

明确农业用水初始水权, 建立以用水户协会为主的农业用水自主交易平台[3,4]。保护农业基本用水权益, 以县、市已发布的农业综合灌溉用水定额为标准, 以第2轮承包土地为基数, 确定乡村 (协会) 、农户农业用水基本总量, 保证农民享有初始水权的基本权益[5]。同时, 在明确农业用水初始水权的基础上, 规范和鼓励用水户进行灌溉用水的合理交易, 农户定额内用水节约归己, 并且允许以较好的水价通过灌区交易平台开展水量交易, 从而提高农户自觉节水的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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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重阳, 李红, 苑电波, 等.我国节水高效农业发展问题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 2006 (21) :202-203.

[3]袁华斌, 李景保.湖南农业干旱灾害特征与水资源高效利用途径[J].江西农业学报, 2006 (5) :155-156, 178.

[4]王景绍, 周官松.里石门水库灌区农业用水定额管理模式探讨[J].浙江水利科技, 2012 (4) :78-79, 82.

中国煤炭生产总量控制问题研究篇4

近年来随着我国煤炭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的不断攀升, 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安全生产问题、产能过剩问题、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问题以及能源结构优化调整等问题开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 无论是考虑到我国煤炭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还是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碳减排挑战, 都要求我们必须对国内的煤炭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实施控制。煤炭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能否得到合理、有效的控制, 将对“十二五”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能源结构优化调整产生重大影响, 也是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以及建立现代能源产业体系的关键环节。因此, 国家能源局已经在公开场合多次明确提出, “必须要对我国的煤炭生产总量实施控制, 设置煤炭产量的‘天花板’, 并科学的规划煤炭产能。”

二、煤炭生产总量控制目标

(一)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需求总规模

研究国内煤炭生产总量控制问题, 首先必须对未来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和支撑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进行一个宏观的判断和把握。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 依据有关专家的观点, 这一阶段将持续到2020年。从发达国家经历这一时期的特点来看, 这一阶段将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能源刚性需求且能源消费总量不断攀升这样一个特点。因此, 综合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和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发展规划, 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对未来10年国内经济发展分为“十二五”和“十三五”两个发展阶段并分别设置了低、中、高3种经济增长情景, 见表1。

有了宏观经济的判断, 结合能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弹性关系, 依据弹性系数法可以测算出2015年我国在低、中、高3种不同经济增长情景下能源需求总规模将分别达到40亿吨、41.2亿吨和42.4亿吨标煤, 而到2020年这一规模将分别达到47.9亿吨、50.8亿吨和53.9亿吨标煤。

(二) 能源消费结构演变趋势及煤炭需求量

对未来能源消费结构演变趋势的判断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煤炭需求量的预测和煤炭生产总量控制目标的确定, 而能源消费结构的演变存在两种趋势, 一种国家不采取宏观干预政策, 另一种国家采取宏观干预政策。因此, 本文在研究未来能源消费结构时分别对无能源规划约束和能源规划约束条件两种情形进行了分析。

1. 无能源规划约束条件下能源消费结构演变趋势。

应用马尔科夫链预测法, 根据1995-2009年能源消费结构比例历史数据, 可以测算出未来无约束条件下能源消费结构变化情况, 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 在无能源规划约束下, 未来10年, 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在2015年和2020年将分别下降到68.1%和66.9%, 非化石能源发电所占比例将分别上升到10.1%和12.6%, 能源消费结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优化, 但与我国建立现代能源产业体系, 实现非化石清洁能源发电到2015年和2020年分别占能源消费比重11.4%和15%的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此外, 根据我们的测算, 如果按照无能源规划约束条件下能源消费结构这一演变趋势, 到2020年我国将无法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的碳减排承诺, 更不用说实现45%的减排目标。

2. 能源规划约束条件下能源消费结构演变趋势。

通过对无能源规划约束下能源消费结构变化趋势的分析, 要确保国内煤炭生产总量能够切实得到有效控制以及实践对国际社会承诺的碳减排目标, 必须要把实现我国“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的到2015年和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要分别达到11.4%和15%的目标作为未来能源产业发展的硬性约束条件。依据这一规划约束条件, 基于修正马尔科夫模型, 可以测算出能源规划约束条件下未来能源消费结构变化趋势, 见表3。

此外, 通过对能源规划约束条件下这一能源结构变化趋势下二氧化碳排放情况的计算, 我们测算出在能源规划约束下的能源结构演变驱使下, 我国基本能够确保实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的碳减排目标, 而要实现降低45%的目标, 则存在较大难度。

(三) 未来10年我国煤炭进口贸易形势

随着国内煤炭价格市场化机制的完善, 在限制资源型产品出口税收政策的引领下, 从2009年开始, 我国逐渐从煤炭净出口国转变为煤炭净进口国, 继2009年实现煤炭净进口1亿吨后, 2010年又实现煤炭净进口1.4亿吨。

从目前的形势来判断,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 对煤炭需求形成的缺口将不断扩大, 未来通过国际煤炭市场来满足国内的煤炭缺口可能是我国将来唯一可行的办法, 但同时我们又要提高警惕, 控制进口风险。虽然我国是煤炭资源大国, 煤炭储量仅次于美国, 位列世界第二, 但由于我国的煤炭生产主要是用于满足国内需求, 因此在国际煤炭市场并不具有定价权。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实施煤炭生产总量控制, 一方面必须要从国际煤炭市场尽可能多的进口煤炭来满足国内的煤炭需求, 另一方面又不能一味依赖国际煤炭市场。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 我们从国际煤炭市场进口煤炭越多, 就意味着对外依存度越高, 就越容易引发国际煤炭市场价格上涨, 影响到进口的同时, 也会对国内的煤炭供给产生不利影响, 现实中石油和铁矿石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因此, 在确保煤炭进口的同时, 必须要设置一个煤炭安全进口警戒线。

1. 我国主要煤炭进口国地域分布。

受运输条件和运输成本的影响, 地域条件是决定国际煤炭贸易国选择的一个首要因素,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国的煤炭进口国应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的煤炭出口国以及和我国领土接壤的邻国。根据我国历年海关的数据统计, 我国的煤炭进口国也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印尼、越南、朝鲜和北方邻国蒙古、俄罗斯, 这其中澳大利亚、印尼、越南是我国传统的三大煤炭进口国, 但越南受国内煤炭资源储量 (1.5亿吨, 采储比4年) 的限制, 很快将逐渐退出我国主要煤炭进口国行列。相反, 蒙古和俄罗斯两国都拥有极其丰富的煤炭资源, 加上地域上的优势, 特别是蒙古国想要向东亚、东南亚国家出口煤炭, 我国将是必经之路, 未来随着铁路运输条件的逐步改善, 蒙古和俄罗斯将逐渐成为我国未来重要的煤炭进口国家。此外, 根据海关统计数据, 近年来从加拿大、美国、南非以及哥伦比亚进口煤炭逐渐成为我国煤炭进口的新亮点, 但我们分析这主要是由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所引起的短暂现象, 加上长距离运输及较高的海运成本, 从长远来看, 这些国家未来对我国的煤炭进口贡献不会太大, 或者说从这些地区进口煤炭的增长空间不大。因此, 未来10年我国的煤炭进口国将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蒙古、俄罗斯以及朝鲜。

2. 煤炭进口安全警戒线。

煤炭剩余可支配量是反映一个国家煤炭出口能力或者说潜在出口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通过对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蒙古、俄罗斯以及朝鲜5国未来国内煤炭剩余可支配量的分析, 笔者认为未来这5国在2015年和2020年国内煤炭出口总规模将分别达到8亿吨和10亿吨左右。但考虑到俄罗斯的煤炭出口主要集中在欧洲等国, 每年大约需要向欧洲地区出口近1亿吨煤炭。根据印度煤炭部的相关估计, 预计2011年印度煤炭进口量将达到8500万吨, 2017年进口量将达到2亿吨, 加上日本、韩国等传统煤炭进口国每年在亚洲煤炭市场大约需要进口煤炭近3.5亿吨煤炭, 到2015年、2020年我国从国际煤炭市场可获得的煤炭进口安全警戒线应分别控制在2.5亿吨和3.5亿吨。

(四) 总量控制目标

根据前文对不同经济增长情景设置下未来10年我国能源结构演变趋势及煤炭需求预测的分析, 测算出2015年和2020年我国的煤炭消费需求总量在低、中、高三种经济增长情形下分别为36.8亿吨和41亿吨、37.9亿吨和43.5亿吨、39亿吨和46.1亿吨。同时考虑到届时煤炭出口、电力企业库存以及国家应急储备等因素, 在国际煤炭进口补充的前提下, 届时国内煤炭需求总量规模在不同经济增长情形下将分别为35.2亿吨和38.5亿吨、36.3亿吨和41亿吨、37.4亿吨和43.6亿吨。此外, 考虑到不同经济发展情形下控制目标之间存在较大的差额, 不利于确定总量控制目标以及指导总量控制工作。因此, 在对经济发展形势和总量控制目标实施效果综合衡量之后, 笔者认为中等经济发展情形下的总量控制目标更加切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情, 也更能反映煤炭生产总量控制的意义和价值。

三、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煤炭生产总量控制目标及影响因素能源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和煤炭进出口贸易形势的综合分析, 我们认为要想切实达到控制产能、降低国内煤炭消耗速度, 既实现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调整和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碳减排, 又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国家应在以下10个方面加强举措。

1.从战略的高度, 提高对煤炭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控制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自觉性的认识, 加大宣传力度, 增强民众节能意识。

2.加紧对14个大型煤炭基地和基地内大中型煤炭企业区域煤炭资源状况、生态承载力和安全生产条件进行评估, 确定合理生产能力, 尽早研究制定总量控制目标下产能分配方案。

3.加强总量控制下的相关财政、税收、监管及政策保障体系的研究和制定, 使各类规划能够落到实处。

4.继续深化煤矿整顿关闭政策, 推进煤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兼并和重组, 提高产业集中度, 建立以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为主体、中小型煤矿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 为从源头上做好煤炭生产总量控制提供保障。

5.加快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高耗煤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限制、甚至禁止高耗能产品的出口, 减少对煤炭的过度需求, 确保煤炭需求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6.继续完善资源出口税收政策, 限制煤炭等资源型产品出口, 在合理警戒线范围内鼓励进口。

7.加快煤炭战略储备建设, 提高煤炭供应应急能力。

8.在核电发展受到一定限制的情况下, 要在原规划基础上加大对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兴能源和替代能源的发展力度, 并加快《核电安全规划》出台步伐, 必要时提出时间表, 确保在核安全发展的前提下, 核电能够尽早得到发展。

9.尽快启动国内太阳能光伏应用市场, 解决价格成本过高以及光伏发电并网消纳难等问题, 切实发挥新能源的替代作用。

10.加快发展天然气产业, 提升海上天然气勘探和开发程度, 加大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力度, 确保煤炭总量控制后, 天然气能够得到有效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