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之争

思想之争（精选12篇）

思想之争 篇1

一、背景概要

西汉昭帝始元六年 (前81) 的“盐铁会议”, 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国是会议, 会议争论焦点乃是当时盐铁、酒榷、均输政策之废留。而当初政策之形成, 原因也颇为复杂:既有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 又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自汉兴至武帝即位七十年间, 王朝呈整体向上的蓬勃发展趋势。但其间外患内弊, 亦有不少, 各种社会矛盾, 也随之发展。到了武帝时期, 国家殷富, 但是动干戈于四方, 内外骚扰, 功不补患, 给后继者遗留了很多政治难题。至盐铁会议时, 相关政策、思想之争论十分激烈。

会议辩论内容繁富、高潮迭起。既关乎现行政策之废留, 同时也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社会现实方面的问题, 也有王霸、夷夏、本末以及义利等诸多思想观点上的交锋;其中尤其以围绕经济政策展开的“义利之辩”为重。

二、义利辩难

义利关系之论, 源流甚远。《易·文言》曰:“利者, 义之和也。”《墨子·经上》:“义, 利也。”“义”“利”之间本无严重之对立。而到孟子, 始唱“义利之辩”。孟子谏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由此义利判然而不合。汉董仲舒继踵孟子之, 提出:“正其谊 (与“义”同) 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千载而下, “义利之辩”也成为中国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盐铁会议之初, 文学即对曰:窃闻治人之道, 防淫佚之原, 广道德之端, 抑末利而开仁义, 毋示以利, 然后教化可兴, 而风俗可移也。 (本议第一, 下引《盐铁论》篇名皆如此注)

贤良文学大倡道德与教化, 以尚义黜利之论贯穿于辩论始终, 以讽刺公卿、针砭时弊。大夫公卿之流, 则以为世易事异, 反讥儒者以古非今、不知时务。前者议论高尚, 但不乏空泛之忧;后者讲求实际, 亦难服儒者之心。辩论之始, 便以“义利”之辩争定下难以调和之基调。桓宽对此评价极为中肯:“余睹盐铁之义, 观乎公卿文学贤良之论, 意指殊路, 各有所处。或上仁义, 或务权利。” (杂论第六十) 可以看出, “义利之辩 (论) ”确是盐铁会议思想之争的重心所在。其中, 围绕“义利”之争也经行了奢俭、贫富问题之讨论, 反映当时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试想西汉初期, “接秦之弊, 丈夫从军旅, 老弱转粮饷, 作业剧而财匮, 自天子不能具钧驷, 而将相或乘牛车, 齐民无藏盖” (《史记·平准书》) , 欲奢亦难。则问题不在奢俭, 必在贫富悬殊。以民生为虑者, 多尚俭朴。何者?不知稼穑之难治, 则不可以言俭;不知器物之难得, 则不可以言朴。惟日见贫富悬殊、民生凋敝而困虑于心者, 方能疾呼黜奢尚俭之论。社会矛盾与贫富悬殊, 固然有其长期积累的因素, 不排除个人的勤俭与否和才智差距。然而, 最主要因素却在于政治是否清明与社会是否公平。若政治清明而社会公平, 则财富上的差别不足以引起强大的心理反差。问题解决之关键在于帝王官家能否自我约束利欲、循义而动。但历史上, 又有哪个拥有强大力量的统治阶层, 会长久而有效地自我约束呢?

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一统王朝, 发展到一定地步, 无不经历这种痛苦!民之所苦, 往往不苦于温饱不继之时, 而苦于贫富悬殊之际;人心不平, 险于丘壑。从“义利”关系上看, 贫富者, 利也;均平者, 义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正是这一现实的无奈写照。理想与现实之间, 道义与利欲之间, 总是存在很大的距离。这也正是“义利之辩”激烈原因之所在。

三、政策困境

从现实层面看, 义利之辩主要围绕盐铁官营政策之废留, 这也是“盐铁会议”辩论的中心。同时也涉及军事与经济关系问题, 尤其是对外战争与盐铁官营政策之间, 关系十分紧密。汉兴之初, 匈奴尚处于鼎盛时期, 至文景时期一直以防御性战略为主, 以和亲来缓解匈奴的进攻态势。随着汉王朝国力渐盛, 到了武帝时期, 方能对匈奴进行大规模的反击。武帝伐匈奴持续39年, 其间又平东瓯、南越, 通“西南夷”, 动用了国家的全部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为适应大规模的战争, 政府实行盐铁官营政策, 以增加财政收入, 同时也是为了实现重农抑商的目标。但最终带来的是整个帝国的扰动和疲惫, 社会矛盾越发尖锐。武帝晚年也曾反省自己的失误, 并逐渐调整政策, 尤其是军事上的收缩。而一些相应的战时经济措施, 却多数保留了下来, 越发阻碍社会发展。

军事和经济关系之讨论, 在会议辩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 贤良、文学与大夫之伦也截然不同。论及伐胡, 双方皆不讳言利。大夫认为伐胡之利甚大, 不仅可以攘匈奴绝外患, 亦可开广边地, 甚至可以解决内地人多地狭的问题。则汉兴至武帝时, 人口增长数量必定很大。关键却在于, 大夫将战争视为一种“利益经营”, 由此引起贤良、文学的极大不满。文学以为, 战争的受益者往往只是少数权高位重者, 反对将战争视为升官发财的途径, 而主张怀柔和亲、以德来远。然而, 从汉兴至武帝七十年间, 虽以和亲努力缓和汉胡关系, 但匈奴“反复无信, 百约百叛” (和亲第四十八) , 由此也对边地百姓造成了很大伤害。这一事实使文学的和亲怀柔之论显得苍白无力。

对外关系直接影响到帝国的社会经济。未伐胡越之时, “非遇水旱之灾, 民则人给家足, 都鄙廪庾皆满, 而府库馀货财” (《史记·平准书》) 。但此时国虽富而不强, 匈奴屡次入侵骚扰, 常遗汉家之忧。武帝即位之初, 富于春秋, 血气方刚, 而国家殷富, 则发兵击讨, 似顺理成章。然而, 经济后果非常严重。“是后, 外事四夷, 内兴功利, 役费并兴, 而民去本。” (《汉书·食货志上》) “师旅数发, 戎马不足, 牸牝入阵, 故驹犊生于战地。六畜不育于家, 五谷不殖于野, 民不足于糟糠, 何橘柚之所厌?” (未通第十五) 边事不宁, 必然耗费巨大、内外骚扰。耗费大, 则言利之臣兴;多骚扰, 则峻法酷吏起。当时, “征发烦数, 百姓贫耗, 穷民犯法, 酷吏击断, 奸轨不胜, 御史招进张汤、赵禹之属, 修定法令, 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 (《汉书·刑法志》) 。国家已入多事之秋。

武帝死后, 遗留问题正待“盐铁会议”来解决。由此讨论到经济政策, 而对立却越发明显。当时主持财政的正是大夫桑弘羊, 他出身商人家庭, 经办盐铁财政起家, 主张“富在术数, 不在劳身;利在势居, 不在力耕” (通有第三) 。以这种经商思想来治理国家, 也很容易导致嗜利之风的泛滥。这也是贤良、文学所极为不满的。因为盐铁官营, 其利势必归于官家, 难免与民争利。官家原本就是权利之所在。若边患渐息, 仍以官经商, 则“损有余, 补不足, 富者愈富, 贫者愈贫矣” (轻重第十四) , 亦不免于“与百姓争荐草, 与商贾争市利” (园池第十三) 。同时官营方式往往僵化, 又缺乏效率, 不利于社会生产与生活。

同时, 作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府, 皇帝及其重臣势必对国家上上下下的各种事情都要负起总责。什么事都要归于天子官家来管, 则成本之大, 耗费之多, 是自然之事。可是更多时候, 我们看到的却是统治者毫无节制地耗费民力物力。像武帝甚至为了几匹好马, 就不远万里, 兴师伐大宛。如《史记·平准书》中所载:武帝时, 伐胡、救灾、柔远、大兴工程, 使得财政入不敷出。为了解决政府的资金困难, 同时抑制商人, 采取了包括盐铁官营在内的各种手段。又如出“告缗令”, 对财产进行严格的抽税, 加上官员的盘剥勒索, 几乎令中产以上的商人破产殆尽。这一切也造成了政策上的困境, 孰是孰非, 何去何从, 真难以作出最终的判断。

四、思想之争

可以看出, 贤良、文学主要以儒家理想对抗大夫之伦的法家政策。虽然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使儒家学说在形式上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在现实政治层面, 法家思想仍然对国策起重要作用。甚至到了宣帝, 他还大声斥责太子过于好儒:“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汉书·元帝纪》) 但毋庸置疑, 经过“盐铁会议”可以看出, 儒家思想对现实政策的影响力已经愈发地凸显出来, 到西汉后期实际成为社会思想之主流。

从立场上讲, 贤良、文学汲汲于为民谋利, 而大夫之流, 则以皇权、官府为重。由此, 也可以看出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主张是很不一样的。贤良、文学多是从各郡国选拔上来参加会议的, 具有一定的民众基础和底层背景, 对民间疾苦感受较深。而大夫之流, 长期服务于皇帝, 供职于官府, 其衣食来源与利益所在都拜皇权所赐, 所受约束与熏陶也自然与贤良、文学大有不同。这也导致他们在现实政策上的观点差异。当时的辩论也形成了一种“官—民”二元的利益斗争结构, 这更增加了辩论的复杂性。双方利益的矛盾结构越发僵化, 王朝内在的分裂已经凸显, 这都为思想之争奠定了不可调和的经济基础。盐铁会议的成果是“罢郡国榷沽、关内盐铁” (盐铁取下第四十一) , 政府采取了折中但不彻底的办法来缓和内在矛盾。贤良、文学欲以义导利, 约束统治阶层, 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可以看出, 这一结果势必有碍于统治阶层私欲之满足。虽然后来政府也有过更进一步的措施, 最终结局却是罢而后复。这似乎不难意料, 亦在情理之中。统治阶层就像害了毒瘾, 已经无法自拔:宣、元、成、哀、平五世, 无所变改。元帝时尝罢盐、铁官, 三年而复之 (《汉书·食货志下》) 。

摘要：西汉昭帝时期“盐铁会议”是针对当时盐铁官营政策废留的重要会议。而辩论并不局限于现实政策, 更多地是通过思想之争来进行的, 其中尤以“义利之辩”为重。

关键词：义利之辩,盐铁官营,思想之争

参考文献

[1]桓宽.盐铁论[M].上海书店影印《诸子集成》第八册, 1986.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95.

思想之争 篇2

这世界充满了纷争，人们能为此提供成千上万个不同的例子。信奉纷争女神的人大有人在。就拿水、火、土、风四种来说吧，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构成宇宙的“四行说”，会使你将惊奇地看到这些元素无时不处在一种既和谐又对立的矛盾统一体中。除了这四种元素永不停息在冲突、争斗外，恐怕世界上再没有比它们更能体现这一特征了。

在很久以前，有一人家养了许多的猫和狗，由于有种种规定的约束，猫狗安份守己已经不再打架。主人令其各司其责，谁胆敢闹事，就喝斥加鞭挞。皆因如此，这些生畜礼貌相待，如同亲戚般共同生活。生活是如此愉快，几近手足之情，周围的邻居也都唏嘘感动。但不幸的是，这种生活最终遭到了破坏。由于主人偏心眼，把一盆带骨头的汤额外地赏给了其中的一只，使得其它的把此视为一种歧视行为而暴躁不已。史学家把此事归在了对一只下崽母狗实行特殊优待的`条目中。

不管何如，争执失和把饭厅和厨房都变成了充满火药味的场所，猫狗各为一方。主人草草地处理了这事，所有的猫均不服气，整个社区也甚为关注。猫的律师说一定要对照以前的有关规定，于是猫倾窝寻找，但仍是白费功夫。原来猫的律师把规定藏在一个角落里，可老鼠却把这些条文咬得支离破碎。于是猫迁怒于老鼠，这下众鼠可倒了血霉。猫儿们发誓：逮住耗子决不轻饶。房主觉得事情的结局真是妙不可言。

从“君万之争”到“宝万之争” 篇3

“王石与万科：中国式创始人控制公司治理模式之痛”，这是我六年前写过的一篇文章的题目。

王石于1984年创建万科前身（科仪中心），后于1988年完成公司的股份制改造，组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把原上级主管公司、理论上持股100%的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变成了万科股份公司持股30%的第一大股东。2000年8月，王石给万科找到新婆家华润时，作为万科第一大股东的深特发持股比例已经下降到了8.11%。深特发所持8.11%的万科国有法人股转让给华润后，华润集团及其关联公司总计持有万科15.08%的股份，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万科的“单一优势股东”。

选择背靠华润之后，万科的公司治理模式的演变方向就从2000年以前的股权逐步分散下的创始人控制模式转变为股权重新集中的单一优势股东模式了。而且，仅仅单一优势股东地位似乎还不能让王石感到踏实。2000年12月，万科提出向华润定向增发4.5亿股B股、占万科原股本比例高达70%的方案，由于遭到A股市场投资者的强烈反对而放弃。如果当时这一定向增发方案得以实施，也就不会有今天这么热闹的“宝万之争”了。

靠不住的单一优势股东模式

1994年的“君万之争”使王石没有将万科的股权分散之路走到底，并且让王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2006年，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教父级人物的王石还说，“那几日惊心动魄的较量仍让我深深意识到股权分散可能带来的危险”（《道路与梦想》第220页）。更有意思的是，21年后的2015年，远比君安更为凶猛的宝能又出现在了王石和万科的面前，宣告王石在吸取“君万之争”教训后，重构单一优势股东模式的策略失效了。

在《王石与万科：中国式创始人控制公司治理模式之痛》一文结尾我曾写到，“王石选择背靠策略性大股东，而不愿意把万科的根基—股东基础，完全建构在资本市场上。我们不能确定这是因为王石自身的眼界和管理能力有限，还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对公司成长的支撑能力有限，甚或是整个中国公司治理体系的缺陷。”今天看来，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都存在。

2000年时，中国资本市场是相对小并且凝固的，今天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都远非2000年时可比。王石选择华润做策略性大股东，以持股15%左右的单一优势股东保证了万科十五年的稳定。但是现在，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和资金规模，恶意并购者的资金调动能力，中小股东权利意识的觉醒等等，已经使15%甚至是20%左右的单一优势持股难以保障公司控制权的稳定了。2012年的格力董事会换届选举和2015年的康佳董事会换届选举，持股20%多的第一大股东都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意志。

从“君万之争”到“宝万之争”：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

“君万之争”和“宝万之争”，都属于公司控制权市场范畴，都可归为公司控制权之争，但是二者的源起和性质很不同。

1994年的“君万之争”中，君安证券是因为1993年承销万科4500万B股砸在自己手中1000多万股，成本（12元）高于市价（9元），对公司管理层产生不满，联合其他几家股东发起了内容包括改组万科董事会的股东倡议书。

君安联合的股东包括了当时万科的第一大股东深特发下属的新一代企业有限公司，以及拥有董事席位的中创和海南证券等公司。王石游说中创高层阻止了中创股权代表人参与君安的联盟，游说海南证券以及另一个重要股东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保持中立，并争取到了深特发总经理的支持，将其下属机构新一代企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万科股权的股东表决权授权给王石。与此同时，王石团队查出君安联盟中主要操刀人有事先巨额购入万科股票的行为，并以此为据，在深交所坚决不同意万科股票连续第4天停牌时，紧急请示中国证监会批准第4天继续停牌。在连续停牌无利可图、主要股东撤销给君安的委托以及中国证监会有关人员的介入和调停下，君安放弃了对万科控制权的争夺。鉴于当时君安持有3.43%的万科股权，万科给了君安一个董事席位。

“君万之争”本质上属于股东委托代理权争夺，与2010年的“国美之争”性质类似。2015年的“宝万之争”则是一场典型的敌意并购。股东委托代理权争夺主要靠游说能力，公司管理层通常具有优势，除非其业绩实在太差。敌意并购是真刀真枪的战斗，是资本说话，公司管理层并没有太多优势。君安是被迫成为了万科的股东，宝能则是主动要做万科的股东，并且是要做第一大股东。从“君万之争”到“宝万之争”，经过21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公司控制权市场终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宝万之争”的公司治理含义

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敌意并购是公司控制权市场发展的最高阶段。所谓“敌意并购”是就被收购公司管理层的态度而言的。公司管理层不欢迎敌意并购，并往往会采取一些抵制行为。对公司股东来说，敌意并购是件幸福的事情。这就像有人来竞争小区物业管理，对现任物业公司是个坏事，对小区业主则是个好事。

网上披露出来的王石在万科北京办公室的谈话表明，宝能收购万科股份，最初并非敌意。宝能希望王石能够接受自己做万科的第一大股东，但是王石不接受，王石认为以宝能现在的信用和管理能力，不配做万科的第一大股东。王石自己主动选择站在了宝能收购行为的对立面，把这场收购变成了敌意并购。

宝能方面则是，王石和公司管理层要是欢迎更好，不欢迎也没有关系，他们更看重的是万科公司本身。在明确知道了公司管理层的抵制态度之后，宝能继续收购万科股份，并于2015年8月26日，持股15.04%，超过华润，成为了万科的第一大股东。在华润增持到15.29%（截至11月20日）夺回第一大股东地位之后，宝能更是大举收购，并且持股比例大大超过了华润，达到了24.26%（截至12月18日）。宝能不仅是不顾万科管理层的抵制态度，进行敌意收购，而且是不怕与国有大集团华润展开一场并购战，铁了心地要把万科纳入旗下。万科股票于12月18日下午开市前因重大资产重组停盘，战斗从二级市场转到了一级市场，从公开方式转为了非公开方式。

我们且不管这背后都有什么样的力量在争斗，以及最后的结局会怎样，仅就目前来说，敌意并购能够发展到如此程度，是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是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一种进步。

精英意识与市场的力量

没有股份制改革和股权分散，王石可能就成就不了他的万科事业。但是在遭遇了一次股东委托代理权争夺之后，王石就开始惧怕股权分散，选择了走股权集中、背靠所谓策略性大股东的回头路。这在当年的那种市场状况下，也许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可是在随后的15年中，王石似乎很安于他的这种平衡木上的状态。“平衡木上的王石”是我前述文章中一个小节的标题。现在很明显，无论王石技艺如何高超，走在平衡木上总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中国人的思维总是偏好集中，以为集中起来才安全。其实，集中是更危险的，越是分散的才越安全。当年，范德比尔特家族控制美国铁路，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强令其将所持铁路公司股票转售给公众，高度分散的公众持有才是最安全的。在公司股权结构选择上，惧怕分散，实际就是一种精英意识在作怪。不得不说，王石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精英意识。他看不起宝能，认为是“突然冒起来的人物，大家根本不知道是谁，名不见经传的突然就爆发起来，迅速地成长”。市场的力量就是来自“无名之辈”，比尔·盖茨最怕的挑战是“有人在车库里进行全新的发明”。

万科没有继续推进股权分散，有审批制的中国资本市场上一直存在着严格的公司再融资限制这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当事人的认识问题。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分散速度就远远快于主板上市公司。创业板上市公司主要来自市场，他们相信并且也只能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发展和壮大。

如果万科当年不是走了股权集中的回头路，而是继续推进股权分散，现在会怎样？万科会早就被人收购了，王石也早就被人赶走了吗？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典型特征是，利用政府关系和国有资源起步，在市场中把企业做大。赶走他们的力量主要来自政府和国有股东，如褚时健和倪润峰等。市场力量都把他们当宝。

退一步讲，股权分散的公司，只要不是业绩实在太差，像万科这样优秀的公司，完全有机会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引入一些市场化的合同治理机制，来抵御敌意并购，保护公司管理层的职位稳定和利益。万科靠上了华润之后，就没有在这方面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如，按投票权不同进行的分类股份，按任期不同进行的分类董事，公司股东权益保障计划（俗称的“毒药丸”），经理人控制权变更条款（俗称的“金降落伞”）等等。

万科如果不是走回头路，本来最有机会实行的一种制度是单一股东及代理他人行使的最高投票权比例限制条款。比如，2000年时，万科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已经下降到了仅有的8.11%，可以通过公司章程设定公司股东大会上，单一股东及代理他人所能拥有的投票权最高不能超过9%。然后再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下降，逐步把公司章程中单一股东及代理他人的最高投票权比例限制降低，可以直至3%（如雀巢公司）、2%甚至1%。中国桂林一家内部员工持股的公司，为了避免社会资本通过代理人进入，通过公司章程设定单一股东及代理他人最高可以拥有的投票权比例为2%。

中国现行公司法第43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实际为按投票权进行的分类股份以及未通过公司章程限制单一股东及代理他人所能拥有的最大投票权比例提供了依据。

思想之争 篇4

关键词：目标导向,过程导向,理论纷争,理论融合

企业的价值创造始于物质技术投入和智力资本投入, 并通过一系列运作 (如生产、研发、财管、营销、资本运作等) 而实现。那么驱动企业价值创造的引擎是目标牵引, 还是过程管理?在企业整个价值创造过程中, 是坚持目标导向还是过程导向, 抑或兼而有之?在管理思想史上存在“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与“质量管理之父”爱德华兹·戴明及其各自追随者之间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战。

1 纷争的由来

德鲁克在他1954年写成的管理学奠基之作《管理的实践》中提出目标管理思想。他从福特汽车公司濒临倒闭的案例中得出结论, “指导和控制管理者行为的应该是绩效目标而非他的老板”, “ (目标管理) 能让追求共同福祉成为每位管理者的目标, 以更加严格、精确和有效的内部控制取代外部控制”。

在德鲁克看来, 管理是否有效, 关键在于由谁来管理。那么该由谁来管理呢?由人来管理的话, 谁又来管理管理者呢?所以不能由人 (主体) 来管理, 而应该由事 (客体) 来管理。传统管理依赖外部控制和指引, 靠施加惩罚性的方法来鞭策员工。在这种环境下, 员工机械地工作, 逃避责任, 没有主动性。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德鲁克提出, 由客体而不是由主体来管理, 才可能出效率。所谓由客体来管理, 就是把主观的要求客观化, 把主观愿望化为客观目标, 然后由这个客观目标来管理。这种管理就称为目标管理 (MBO, 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这是一种振聋发聩、颠覆传统的观点。其追随者巴布库克教授指出, “目标管理这一概念具有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日心说’般的突破性效应:德鲁克注重管理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对行为的监控, 这是一个重大贡献, 因为它把管理的整个重点从工作努力即输入, 转移到生产率, 即输出上来”。

爱德华兹·戴明则对目标导向的管理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戴明认为, 德鲁克的目标管理与他所倡导的全面质量管理在理念上是相抵触的:全面质量管理强调必须注重对全过程的管理和控制;目标管理强调业绩和成果, 不注重工具, 不强调达成结果所采取的手段。设置目标无异于画地为牢, 为实现目标管理, 必须进行绩效考评、排名, 强化控制管理。绩效考评到的有价值信息会被对惩罚的恐惧平衡掉, 由于人们存在这种恐惧, 人们会系统地对考评系统暗中破坏, 引起测量准确性的下降并因此而损害考评指标的有效性。

他打了一个比喻说, 如果企业是一个为实现目标组织起来的系统, 就像一辆汽车, 它的发动机和传动系统决定了它的速度, 要想提高极限速度, 只有改进系统, 而奖惩驾驶员只会损坏汽车, 这就是为什么要放弃目标管理和绩效考评的原因。前福特公司总裁唐纳德·彼得森指出, 强调目标的实现也正是MBO的一个缺陷, 因为达到目标就会得到好处, 因而员工会制定容易实现的目标但却加以粉饰使其看来很难实现。戴明的追随者斯科尔特斯教授指出, “目标管理法多少只能算是‘心想事成’的梦想清单, 无异于儿时圣诞节前或生日时的祝愿。”阿克雅甚至称目标管理是在现实世界中搞垮公司的管理方式的代名词, 是对美国管理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

2 纷争的解码

应当说国内很早就引介了德鲁克的思想, 也有很多企业在扎扎实实地实践德鲁克的管理思想。戴明的思想引起国内广泛兴趣是近几年的事情。目前有很多文章从理论和实践多个角度对二者思想的分歧加以比较分析。在这一点上, 是无可厚非的。正如管理史学家斯图尔特·克雷纳在对管理思想与实践的批判性回顾中所指出的那样, 管理只有永恒的问题, 没有终结的答案。但是目前出现一种倾向, 即放大二者的思想分歧程度, 甚至要达到水火不容地步。例如, 有学者受到阿克雅观点的影响, 指出德鲁克的目标管理将会对中国管理产生误导, 中国需要扎扎实实的戴明的实践精神, 而非德鲁克虚无缥缈的空洞说教。实际上, 这是对二者思想分歧极大地误读。

2.1 二者最终目的是一致的

我们回顾一下企业价值创造的整个链条可以发现, 企业价值 (股东价值增加值) 与其驱动器之间存在因果协同关系。如图1所示, 驱动企业价值增值的表层指标是价格水平、产品组合的安排、生产线的使用率、产品销售与帐款回笼情况等;深层指标包括产品知名度、产品概念的吸引力及独特性、生产与销售的配合、品牌实现溢价的能力、品种优化减少生产复杂性的进展、渠道伙伴的选择、分销商政策及管理系统等;更深层的驱动力量来自于员工的行为动机、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组织公民行为 (即合作精神与利他行为) 、自我效能感 (即对成功的信心) 等等。从末端股东价值增加值 (如EPS、ROE等财务绩效指标、或者股票价格等市场绩效指标) 回溯, 越往前的价值驱动指标越可能需要用非财务指标表征, 而这些指标越难精确考核。同时这些价值驱动器 (及其指标) 之间存在关联勾稽、交互影响以及协同关系, 如企业R&D工作和营销、财务管理职能之间就存在交互影响。所以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和结果是不可以分割的。孤立地关注结果或静态地看待过程, 割裂二者的联系都是不科学的。这也注定了企业从总部→分部或战略业务单元 (SBU) →职能运作层目标体系的层层分解不可能做到完美, 无摩擦, 总是存在经济学所谓的组织交易成本。

德鲁克目标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基于对传统科层制弊端的批判。即在职能制组织中, 部门易于产生“隧道视野”, 关注部门利益, 而使企业难以聚焦在经营绩效上。目标管理强调重视管理行为的结果, 通过目标导向, 平抑和克服科层制带来的横向组织摩擦, 集聚团队力量, 协调各方活动, 才能更好地为目标顾客服务。戴明强调, 要不断改进产品和系统 (质量建立在整个系统之中) , 以有竞争力 (低成本) 的质量 (超过顾客期望的产品和服务质量) 取胜。目的是通过严格过程控制 (针对质量体系和工作流程, 而非针对人的) , 降低质量差错带来的无谓损耗 (成本支出) 。同时, 他要求把质量管理纳入企业战略范畴, “是过程而非最终产品 (等到检查员拿到产品, 为时已晚) 才是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 应该把质量问题从工厂的地板上移到每位高层管理者的办公桌上”。

因此, 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思想还是戴明的全面质量管理思想, 二者最终指向的都是如何提升组织绩效, 降低组织运作成本, 更好地为顾客服务, 这一点是相同, 只是关注的路径略有差异。前者着眼于在机制上降低组织协调成本, 后者侧重于在功能上降低有形成本消耗。

至于戴明学派指责德鲁克的目标管理会导致不适当地把绩效差异完全归结于员工个人而不去考虑评价方法本身, 应该说绩效评价问题恰恰是组织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学者卡斯科甚至把它称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阿吉里斯的脚后跟” (即最薄弱环节, 隐喻企业局部细节问题处理不妥则可能导致全局的崩溃) 。而导致这个难题的根源就在于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复杂关系。

2.2 实现目的路径的基础是一致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实事上, 二者思想差异并没有象很多人所认为的那么大。他们都想从管理中剔除“监督式管理”, 建立一种非独裁的、能够充分发挥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工作环境和管理方式。

德鲁克的目标管理建立在有责任心和自我管理基础上, 反对过程监督本身 (因为充斥对员工的不信任) , 主张自我管理, 让个人充分发挥特长, 凝聚共同的愿景和一致的努力方向, 调和个人目标和共同福祉。而戴明在其质量管理14条中也强调普及员工有效教育和自我完善计划, 异曲同工。戴明提出, 必须废除针对员工的数字定额和管理人员的数字化目标, 清除剥夺员工工作自豪感的障碍, 通过严格结果控制赢得不了员工的人心。要把重大的责任从数量上转到质量上, 要使员工都能感到他们的技艺和本领受到尊重;要在领导层内建立一种结构, 推动全体员工都来参加经营管理的改革。

因此, 我们认为, 最有效的管理方法是寻求二者思想的交汇点。首先是应用戴明全面质量管理的原则来改善目标管理过程。

2.3 运用全面质量管理思想改善目标管理

质量改进思想不仅针对设计、生产等一线部门, 而且应该扩展到所有部门, 让工作质量改进活动成为日常工作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 运用精细化思想着力解决目标管理中目标设置和绩效考核两大难题。

GE公司的做法值得借鉴。前CEO杰克·韦尔奇自称GE的成功得益于忠实践行德鲁克的思想, 同时汲取了戴明质量管理思想的精髓, 通过6西格马管理将过程转化为利润。我们通过GE目标体系的设置就可以体会到它是如何实现德鲁克思想和戴明思想的完美结合。公司定期召开一个为期3天的研讨会, 地点设在会议中心或饭店。管理人员负责从公司上上下下各阶层中挑选出40～100名员工, 组成研讨团。会议开始第一天, 由一位经理拟定一个大体的活动日程, 然后便自行退出。下一步是将参加研讨的员工分成5～7个小组, 每组由一名会议协调员带领。每组选定一个日程, 然后开始为期一天半的研讨。内容包括现有部门的价值驱动因素内部讨论和跨部门的研讨两个方面。在第3天, 原先那位经理重新回到研讨会, 听取每组代表的发言。在听完建议后, 这位经理只能做出3种选择, 即:当场同意, 当场否决, 或进一步询问情况。通过这种参与式的目标设置, 每个员工都在积极挖掘、释放自身的潜在能量, 以百倍的热情努力地做好工作, 实现既定目标。

2.4 引入目标管理思想推进全面质量管理

同时在全面质量管理引入目标管理思想。麦肯锡咨询公司对167家日本、欧洲和美国的企业进行跟踪调查, 以考察质量对企业经营成败的影响。调查结果表明, 质量管理水平及其对应的质量绩效水平最高等级的特点是渗透了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思想。如高层管理者设定了极其严格的质量目标, 如:“零缺陷”, 质量问题不可或缺地被列入高层管理者的议事日程;每一个职能部门和层次都制定了各自具体的质量目标, 如果这些目标实现的话, 产品即可达到“零缺陷”质量。

目前国内很多制造企业在自发学习丰田的TPS (丰田生产系统) 甚至TTPS (Total TPS) , 但是无法达到丰田的境界, 这里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忽略了丰田特有的质量管理中的目标导向艺术。实践丰田生产体系的卓越之处在于对生产过程中的人、设备、技术、物流和操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的规范、测量和指导, 但TPS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包含在作业规范中的计划目标和精细测量, 还涉及到把任务的改善目标交给工人。本身丰田的质量流程中涉及大量市场需求和客户数据, 他们要求员工在倾听客户声音的同时, “领会实际情况下的实际职责”。正如学者马克杜菲尔指出那样, 这种有机结合给丰田带来的好处是, 丰田可以比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更早地发现问题, 更快地解决问题。因此, 丰田精细化的测量和指导, 不仅没有窒息企业的创造力, 反而促进了组织学习和知识转移, 这才是实践丰田生产系统的真谛。

3 纷争的启示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这两种管理理念的对立, 强迫自己二者选一, 否则会陷入了二元对立的窠臼。中国企业管理者应该认真研究本企业员工构成、文化理念、技术结构, 研究企业所处的环境和发展阶段的特征, 寻求目标管理和过程管理的最佳平衡点。在实施计划管理时, 要运用质量管理的理念科学分析企业内外部环境, 确立企业发展目标, 并进行层层分解, 落实到位;同时, 在过程管理中弱化控制, 充分发挥目标的牵引作用, 根据具体部门和任务特征, 设置有挑战性的目标, 并通过参与和授权, 激发员工责任心和创造潜能。要实现这一点, 还需要企业组织机制的保障, 即完善的绩效考评和激励机制, 开放包容的企业文化, 来推动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

参考文献

[1].[美]彼得.德鲁克.管理的实践[M].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2].[美]迪恩.R.斯彼德.绩效考评革命———反思考评方式[M].东方出版社, 2007

[3].[美]加里.P.莱瑟姆, 肯尼斯.N.韦克斯利.《绩效考评———致力于提高企事业组织的综合实力》 (第二版)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4].[美]威廉.爱德华.戴明著, 苏伟伦主编.戴明管理思想核心读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5].Murphy, Kevin R.and Jeanette N.Cleveland.Un-derstanding Performance Appraisal:Social, Organizational and.Goal-Based Perspectives[M].Thousand Oaks, CA:Sage.1995

狮虎之争 篇5

我背着一个轻巧又便捷的书包象一只快乐的“小鸟”张开双臂，穿梭在上学的路上。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赶忙按了一下书包上的红色按扭，书包里“砰”的一声，张开了一把大伞，遮住了我，也遮住了书包，大家再也不要为了穿雨衣和忘带伞的烦恼。两只手也能腾出来。到了班级，再按一个红色按扭，雨伞稳稳当当地收回了书包里。又再一次减少了脱雨衣和收雨伞呢!

“叮铃铃”上课了，我按了一下蓝色按扭，书包已启动语音播报程序：“第一节是语文课”，同时书包里弹出了语文书、语文每课一练、笔盒等学习用品。当老师上课时，我按了一下黄色按扭，书包已进入录音程序。它能原原本本地录下老师上课的内容，方便回去后复习。也让那些不爱做笔记的“懒虫”有了偷懒的机会。

作业做完后，在我整理书包，准备第二天的课本时，我只要对着书包说：“星期二,上什么课?”它就会准确无误地播报第二天的课程。当你把书放进书包时，它会说：“已准备完毕!”或者会说：“小主人，音乐书还未放进去呀!”你知道吗?为什么书包会知道你落下了什么书呢?原来呀，书包里装了芯片和课本识别功能，它才能准确无误地识别每一本书。

差点忘了告诉你们，为什么书包会那么轻巧，便捷呢?原因就在于书包里有一个真空压缩气囊，就像我们家用的真空压缩袋。它不但体积小，而且还很能装东西。书包背在身上也不觉得重。

上海外滩“地王”之争 篇6

2010年2月初，上海黄浦江沿岸的外滩国际金融服务中心项目（8-1地块）以92.2亿元的成交价创下上海“地王”，至今无出其右。上海证大击败复地、中华企业、新黄浦等对手，揽下此地块。

8-1地块位于上海市政府规划建设的外滩国际金融服务中心上，占地面积仅为4.5万平方米，可谓寸土寸金。拿下地王的民企上海证大演绎了地产版的“蛇吞象”故事。土地款的价格，是截至2009年6月30日上海证大总资产的1.2倍，现金余额的19倍。上海证大掌门人，是出身“五道口”（即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戴志康，他自信可以利用金融杠杆撬动“地王”项目。

不被业内看好的上海证大此后逐渐陷入困境。按照上海市土地出让管理规定，土地款在竞拍半年之内付清。但不久，房地产调控走向纵深，银根缩紧，房地产市场急转直下。金融业出身的戴志康游走各种融资渠道，为“地王”后续募资。

戴志康首先找来的，是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和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2010年4月，上海证大公告宣布，与复地集团、杭州绿城置业及上海磐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四方股权比例分别为50%、30%、10%和10%。四方分别向合资公司提供贷款10亿元、25.72亿元、8.58亿元和1.873亿元。但也仅够支付土地款大部。土地回收、易主的传闻还是时有传出。

上海证大2011年中期报告显示，上半年，上海证大实现营业收入约13.2268亿港币，同比下降53%，负债率一路走高，流动负债总额为157.27亿港元。在公开场合，戴志康依然表示自己募集几十个亿不是难事，却也坦言8-1項目日生利息数百万元，对项目推进的速度和效率要求很高。

双雄争霸上海滩

上海证大以金融杠杆撬动“地方”的初衷失灵，此前坚称对8-1项目“不可能失去的控股权”的戴志康屈于现实。上海证大寻求相对宽裕的股东复星国际纾困，2011年11月，将项目公司上海证大外滩国际金融服务中心置业有限公司转让给上海海之门房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后者成为新的项目公司，而持股比例上，已变化为复星国际50%、上海证大35%、绿城中国10%及磐石公司5%。出让自己和磐石公司手中共计20%股份，证大拱手献出大股东的地位。

2011年12月下旬，已经退为二股东的上海证大和三股东绿城集团都被传欲转让该项目股份。传闻在不久之后得到证实。12月29日，SOHO中国宣布，已分别和上海证大、绿城中国旗下子公司签署协议，以40亿元现金接手上海外滩8-1地块50%股权。若交易完成，SOHO中国将吃下8-1项目50%的股份，和复星国际平分“地王”，这对潘石屹来说绝对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作为目前房地产行业寒流中当仁不让的“金主”，在此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SOHO中国在上海一口气收购了六个项目，斥资逾120亿元。潘石屹曾向记者表示，上海繁华地段的“半成品”是其主要目标，对8-1项目“关注并有兴趣”。

由于这块地是上海第一次采用预申请的方式，双标竞拍，郭广昌此举被解读为“双保险”护航“地王”，以确保万无一失。郭广昌更是全程参与了竞拍。接近复星管理层的人士告诉记者，“地王”竞拍落槌的第二天，郭广昌就召集高层人员召开了紧急会议，痛斥竞拍失手，郭广昌认为“地王”项目应该由复星主导来做。

随着揽得“地王”的证大陷入资金困境，复星顺理成章地曲线入主8-1项目，逐渐增资，摇身变成控股50%的大股东。复星12月30日发表公告称，对于SOHO中国、绿城中国的有关安排感到惊讶。复星认为，在上海证大建议转让外滩地块项目中，复星公司拥有优先认购权，并称若该等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将采取一切手段维权。

作为回应，上海证大当日发布澄清公告称，资产处置给SOHO中国附属公司并不构成直接转让上海海之门房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并不违反任何适用的优先购买权。并称公司的资产处置已遵守所有适用法律和法规。上海证大还指出，公司已考虑了其他有接触的意向买家所给予的商业条件，其中包括复星。公司认为，该处置符合股东最大利益。

而SOHO中国方面则表示，上海证大已针对此事发布公告，SOHO中国不便多作评论，已达成的购买协议不会受到影响。复星给予媒体的书面回复明确表示反对股权转让安排。并称，虽然双方有过一些接触，“但在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公开宣布这个转让安排，试图造成既成事实，对复星极不尊重，我们有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

围绕着8-1地王项目的股权之争，SOHO中国与复星国际新一轮博弈开始。而身处漩涡中心的上海证大，更是难以置身事外。

续探“达娃之争” 篇7

而反观其对手娃哈哈, 尽管在国外遭遇达能的诉讼中“节节败退”, 但其毕竟占据了中国本土的主场之利, 无论在人脉以及资源调动上都远非达能可及。更为关键的是, 作为一家老牌的跨国企业, 达能显然已忘却了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名言, 那就是:“卓越的公司, 排在第一位的不是你支付报酬的多少, 而是你将报酬支付给何人。如果你有适合的雇员, 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他们会为创造一个伟大的公司而努力。他们会高效率地完成工作, 不会因为报酬少而折腰, 这就好比他们的呼吸不受控制一样。”

是的, 与达能相比, 即便违背了“现代商业伦理”, 但是, 娃哈哈至少还有数以万计的铁杆员工的追随者。因此, 受董事长范易谋强力影响、全力投掷诸法律武器的达能众多股东注定要“猜中了开头, 却没有猜中结局”。

放低身价的达能更需要娃哈哈谨慎应对。从1月15日范易谋寥寥两三百字的“公式化”请辞报告来看, 与其说这是达能率先抛出的“橄榄枝”, 还不如说这是学会运用“中国规则”之后达能的“先发制人”。如果说上一次是宗庆后首先发难、大倒苦水后造成了一波热潮的话, 那么, 这一次, 达能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娃哈哈如消极应对, 那么, 迟早有一日要体会到所谓“出来混, 迟早要还”的真切意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即便娃哈哈对达能的全新态度“报之以李”, 双方关于合资公司的控股权之争仍将是白热化的。习惯了“控制”娃哈哈、“架空”达能管理层的宗庆后这一次既然在“撕破脸”后等到了对方让步的时机, 必然会一鼓作气, 甚至“毕其功于一役”, 全力争取娃哈哈的完整归属。而娃哈哈的意义对于达能而言, 更是不容小觑。达能一旦放手, 意味着继去年与光明“分手”、“苦恋”蒙牛而不得后的再次失败, 其中国之路也将走到尽头。

因此, 在双方重建盟约已经不太可能的情况下, 宗庆后回购娃哈哈的报价或将成为双方最终是否好聚好散的决定性力量。宗庆后是否会在违背“商业伦理”后给予达能一定的“精神损失”, 达能是否还将是“咬定青山不放松”而坚决不接受已现颓势的事实?仍需要拭目以待。■

头名之争 篇8

由于国产品牌进入中央空调领域的时间普遍较短, 缺乏核心的技术优势, 长期以来, 市场份额主要被外资品牌占据, 当国产品牌逐步在家用空调领域击退外资品牌后, 中央空调就成了他们争抢的另一个目标。

美的中央空调事业部总裁田明力明确表示, 要超越大金, 成为国内中央空调占有率第一的品牌。格力早有称霸中央空调的野心。早在2009年, 格力董事长朱江洪就表示, 要把中央空调市场从外资手中夺回来。

4月7日, 美的亮相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E2馆。借展会之契机, 美的变频离心热泵产品、壁挂式热水机、冷回收热水机、空气能热水机产品及minicool商用空调全球首发。而在一馆之隔的E3馆, 格力电器以“系统解决一步到位”的主题展出了新型高效离心式冷水机组、模块化直流变频热回收多联热水机、组合柜空调、机房专用空调等创新产品与技术。

笔者认为, 尽管格力和美的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但是特灵、江森自控约克、开利、麦克维尔几大欧美制冷巨头, 大金、日立两大日系品牌对市场的影响根深蒂固。外资品牌阵营在很多领域地位仍然强大, 两大巨头虽然以难分仲伯的业绩甩开了其他国产品牌, 但是他们和外资品牌的较量仍然是长期的。当前的国内中央空调市场绝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国产品牌已像在家用空调领域中一样, 逐渐夺回了曾经丧失的‘阵地’。”

儒墨之争 篇9

墨子，是第一个公开批判孔子和儒家的人。墨家，也是孔子和儒家的第一个公开的反对派。为什么说是第一个呢?因为道家的庄子和法家的韩非，都在墨子之后，年代不能确定的只有老子。但无论老子其人生在何时，《老子》一书却肯定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孔子，也没有与儒家发生正面冲突。所以，公开批判孔子和儒家，墨子和墨家是第一个。

墨子和墨家的批判，十分猛烈犀利。李零先生说墨子是“成心抬杠，处处跟孔子拧着来”(《人往低处走》)，很对，而且还可以加一句：得理不饶人。《墨子》一书记录的两家辩论，每次都是儒家落了下风。这也并不奇怪。就算有一次墨家输了，他们也不会记录在案。这就不像《论语》。《论语》这本书，还是比较忠于历史、忠于事实的。他人的讥讽，学生的不满，孔子的狼狈，都如实照录，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墨子》则不同，只有胜，没有败。《墨子》之后，各家各派的著作，也都大体上只有“过五关斩六将”，没有“走麦城”。这大约因为孔子的门徒，还有一点“君子风度”和“史家风范”，即便用了“春秋笔法”，终归不会篡改事实。再说那时儒家还没有对手，胜不胜败不败的，也无所谓。墨子的时代，争鸣已经开始。各家各派，都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也都要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就不能稍有示弱了。所以，对于这些记录，我们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全当做历史看，就会有问题。

不过墨家的这些记录，倒也有趣，从中也可以看出儒墨两家争论的焦点，以及他们争论的方法。比方说，据《墨子·耕柱》，儒家的巫马子曾经与墨子辩论。巫马子是谁?有人说就是孔子的学生巫马施(字子旗)，也有人说是巫马施的后人，这个也搞不清楚，且不去管他。《耕柱》说：巫马子对墨子讲，先生做那些“义事”，人见了不相助，鬼见了不保佑，先生还做个没完，有病吧?墨子反问：假设先生手下有两个助理。一个看见先生才做事，看不见就不做。另一个呢?看见先生也做事，看不见也做。请问，先生器重哪一个?巫马子说，当然是器重无论我看不看得见，都做事的那一个。墨子说，这就是了，先生也器重有病的。

还可以再举例。据《墨子·公孟》，有一次，公孟子和墨子辩论。公孟子，就是公明子仪，曾子的学生。古代孟和明相通，所以公孟子就是公明子。公明子仪对墨子说，一个君子，应该像钟一样。钟，你敲它，它就响;不敲，就不响。君子也是。你问，他就说;不问，就不说。墨子说，是啊是啊!现在没人敲，你这口“钟”怎么响了?意思也很清楚：我并没有问你，你怎么说话了?你们儒家，岂不是出尔反尔、自相矛盾吗?

看来，墨子总是能从儒家学说中找到漏洞，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儒家的砖头砸儒家的脚。仍据《墨子·耕柱》，有一次，子夏的学生和墨子辩论。子夏，就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卜商，也是儒家的“文化传人”。子夏的学生问墨子：君子之间也有争斗吗?墨子说，没有。子夏的学生说，猪狗之间尚且争斗，士人之间怎么会没有争斗?墨子说：好可悲啊!某些人，说起话来，总是言必称商汤王、周文王;做起事来，却和猪啊狗啊相比。好可悲啊!

关于“核心”之争 篇10

第一,从大流通的概念来讲,流通业包括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四个方面。我在《中国流通》、《中国流通经济学概论》以及不少文章中都表述过我的观点,即流通业是以商流为核心,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为支撑的产业形态。

第二,流通业与物流业不能划等号,但互为依存。从一个产业来讲,流通产业与物流产业有不少重叠的内涵,就像物流业与交通运输业、旅游业与餐饮业有重叠一样。流通产业与物流产业重叠的部分主要是商贸物流业,商贸物流业既是流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物流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流通业与物流业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可以说,其中不少功能互为补充,互为前提,互相促进,谁也离不开谁。

第三,讲流通,讲物流,必然是无国界的全世界流通,全世界物流。国际上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知识产权贸易,大多涉及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为此,国际组织制定了一系列规范,促进互联互通的贸易便利化与提高全球供应链绩效指数。

讲了这三个概念,再回过头来讨论关于流通业核心的争论。我的观点是,在流通业中商流是核心,但当前流通运行中物流是主要瓶颈、主要矛盾。为什么这样讲呢?

第一,在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的目的是实现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这种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从生产者向消费者的转移,实现途径是商流。所以马克思把商流作为流通的本质与基础,称为“惊险的跳跃”。2014年10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主要是商流。

第二,商品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运动的过程中,商流是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形态的流通,完成商品所有权的转移;物流是商品实物形态的流通,完成商品在空间与时间的位移;信息流是商品社会形态的流通,实现商品信息的社会化、透明化、数据化;资金流是商品货币形态的流通,使实物流、服务流向资金流转移。在这四流中,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在商品的运动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而物流是唯一可以没有的,如房产交易、期货交易、知识产权交易等等。

第三,商流是国家回收货币的重要手段,商流是生产与消费的调节器,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流通业的基础性与先导性主要体现在商流上。

第四,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商品短缺是常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供大于求是常态。因此,在商流中,商品价格即CPI成了关注焦点,而影响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除了供求关系、货币政策以外,物流成本过高是主要因素。正如2012年8月3日国务院《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意见》中指出的那样,“我国流通产业仍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网络布局不合理,城乡发展不均衡,集中度偏低,信息化、标准化程度不高,效率低、成本高的问题日益突出”。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重点企业物流统计调查,目前流通业中批发与零售的物流费用率达到7.8%,而发达国家不高于5%。目前阿里巴巴、京东商城、苏宁易购、1号店等电商巨头竞争的焦点不是线上的电商平台,而是供应链菅理,特别是线下的物流,谁的供应链最优化,谁在物流上运作好,服务周到,谁就能赢得市场。

国家“试验新区”之争 篇11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四大经济区域的协调发展提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

与此同时，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后的国家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争夺，成为了今春两会的一个热点。

来自湖北的38名全国政协委员和42名全国人大代表分别递交提案和议案，吁请国家在武汉设立国家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中部地区体制机制创新积累经验；湖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提出建议，将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设立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担当引领中部崛起的重任；来自辽宁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给大会一份名为“关于请求国家支持沈阳沈西工业走廊开发建设的建议”，核心内容是请国家批准这一区域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来自海南特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则干脆吁请国务院将海南列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此前，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通过不同方式运作，希望成为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四大区域板块同时发力对“试验区”的争夺，其中的悬疑来自结果的判断，也来自“争夺”动作背后隐藏的地方与地方、地方与中央的政策博弈。

“试验区”的战略价值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许多专家看来就是“新特区”，其意义可以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相比。但是，与老特区的本质区别在于，“新特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的背景下建立，因而，完善这种经济模式又需新的试验探索。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一年后，国务院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专家们普遍认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提出和建设，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深化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担负着探索建设和谐社会、创新区域发展模式、提升区域竞争力的使命。尤其滨海新区的设置，着眼点在于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总体布局出发，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鉴于对此的认识，目前高调加入争夺战的省份大多以带动区域发展的姿态表述理由：

武汉市市长李宪生认为，武汉在全国经济发展大格局中具有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承接梯度转移的枢纽作用，在武汉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将极大增强体制优势，为湖北真正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制度保证。

湖南省政协主席胡彪在向当地媒体陈述湖南“争特”理由时说，在长、株、潭三市进行综合配套试验，有利于打破区域体制机制性障碍，对中部地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的先导、示范作用。

来自沈阳的人大代表则认为，开发建设沈阳沈西工业走廊，是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进而建成我国经济新的重要增长区域的标志性骨干工程。

沿海地区的“申新”则更强调自身的区位优势。海南的政协委员则在提案中称，随着新一轮改革进程的推进，需要通过制度创新，煥发经济特区的体制优势。提案认为，海南作为岛屿省份，既具有地理单元的独立性，又是位于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主要通道，是中国通往其他大洲与国家的重要出海口，其地理位置和区域优势明显。

广州则认为，在全国开发区原有优惠政策开始逐步淡化的形势下，加大体制改革创新力度推动发展，成为当前面临的必然选择。第三个新区如果能落户广州则是一个好契机。

同处岭南的广西也将目光聚集到综合改革试验区。作为面向东盟的门户，广西希望在中国与东盟“10+1”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推出北部湾地区作为祖国南陲的改革试点。

争夺利益何在

地方“申新”的热情缘于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的示范作用，毕竟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经济效益的增长和经济模式改革的助推效应极大，对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争夺实质是对经济“特权”的争夺。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仅去年一年这里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64.29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4.7%。而基础设施建设则创历史规模最高纪录，全年开工建设了64项工程。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凌云说，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受政治、资源、环境、社会矛盾等多种条件约束的新时期，这就要求我们探讨新的发展路径、新的增长模式、新的改革模式以及新型的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 正是为了在新的条件下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展开试验探索。

各地争相抬高设立“新特区”的呼声，一方面是大张旗鼓为区域发展造势，另一方面，更是看到了其巨大的政策含金量。许多专家都认为，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的经验表明，一旦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金融、土地、税收、财政等政策上将有很多优惠。

赵凌云认为，这种新时期下的探索的政策含金量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金融政策方面，试验区将拥有更大的金融制度改革的自主权，促进金融市场的完善，推动形成区域金融中心。

二是土地方面，地方政府将拥有新的政策空间，特别是在实现区域整体规划、连片开发方面，将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从而实现自己的“大手笔”。

三是拥有一些配套的财政与税收政策，例如设立保税区，有助于吸引更多外资，保持城市竞争力，同时还可得到税收、银行贷款等方面的支持。中央财政在一定时期内对试验区还会予以专项补助，例如中央财政对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建设5年内每年给予10亿元专项补助。

四是实现“大通关”，突破城市发展的局限，为整个区域发展提供融合的动力。滨海新区就承载着“一圈（环渤海）一线（陇海线）”融合发展的强大区域带动功能。

此外，政府架构上的一些改变也可以在新区展开。比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机构设置不必完全和中央的机构设置相对接，试点地区可以减少行政层级的设置，简化审批程序等。另外，试验区的存在也使中央各部门的改革积极性有了施展的空间。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不仅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已经挂牌，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在浦东实行跨国公司外汇管理方式9条试点措施，而且人事部在浦东实行了公务员聘任制，监察部在浦东也实行了电子行政效能监察的试点。

赵凌云说，综合这些优惠政策，其最大的吸引力是以“试验”的名义向地方让渡了中央的部分职权，使地方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谁将主导新经济版图

基于改革释放出的信号，学界对“试验区”的看法掺杂着复杂的感情。以市场经济是由资源在市场中自动实现优化配置的经济为认识的基本出发点，它的理想状态源于自下而上的内生活力，而非主观推动，一些专家在解剖区域经济利益争夺的同时，探究各地申报 “新区”背后隐藏的政治潜台词。

赵凌云认为，地方争夺新区试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仍处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资源配置权限主要掌握在中央手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配置过程。另一方面，各地用改革促进发展、用改革谋划发展的积极性，也释放出自下而上发出的改革声音。一种转变是从过去单纯地从中央要政策、要项目到向中央要整体的发展环境，希望通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放松管制，营造一些宽松的综合环境，更多地发挥地方自主性。这也透露了地方近几年经济飞速发展后的一种政策需要。

他同意，在我国市场经济远未完善的今天，推进试验区式的市场探索是有效率的选择，现阶段区域发展只能由点到面，过去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看来，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还得把“石头”搬开，但节奏不能一刀切，得先在小范围试验中摸索经验。

不过，赵凌云认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自主权是相当大的，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利益偏差，所以设试验新区要十分谨慎，是要以谋划区域协调发展的整体布局为战略考虑的，不可分布过多，也不可设置过快。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江国华则从另一个层面透视了地方对“试验区”的争夺。他说，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离不开科学的宏观调控，但宏观调控不能喧宾夺主。在深圳特区试验近30年，我们已然确定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的时候，还用行政赋予小区域以经济特权，不符合市场经济中的普惠制原则，甚至可能加剧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

江国华认为，优惠政策会给小区域带来一定的效益，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统一规划。我国已进入后WTO时代，新区、特区、开发区的示范作用越来越弱，资本也越来越理性，不是挖个池子就能流进水来。目前，我国四大区域经济板块的战略部署框架已经确定，各地应着眼于将现有的区域发展政策用好用活。不少“申新”的地方本身就有国家级的经济开发区，没有必要在大圈圈里又划诸多小圈圈。

更多的专家都认为，政策的支持有多种方式，国家对中部崛起、西部开发的政策支持，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和有帮助的，但更大的支持还在于激发中西部地区内生的发展动力，内在的动力和外在的动力相结合，才能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谋划一体化的区域经济新版图。

微信收费之争 篇12

当人们还在微博上分享消息时, 微信的时代已经扑面而来了。微信是腾讯于2011年1月21日推出的一款为智能手机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一个应用程序。微信可以通过网络快速发送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 并且支持多人群聊, 用户可以通过微信与好友进行形式上更加丰富的类似于传统短信、彩信等方式的联系。微信自问世到2012年3月底, 用户破1亿, 耗时433天。微信用户到2012年9月17日破2亿, 耗时缩短至不到6个月。截至2013年1月23日, 微信用户达3亿, 这样的用户规模已经相当于中国电信第二大运营商, 而这一时间也进一步缩短至5个月以内, 而且现在仍在加速普及中。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 微博、微信等OTT (是指互联网公司越过运营商, 发展基于开放互联网的各种视频及数据服务业务) 业务得到空前发展, 技术的不断进步让人们的沟通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微信的强大功能让手机变成了对讲机, 而语音短信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文字短信, 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用语音的方式和对方联络, 而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这让传统电信运营商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IT业界人士一致认为, 因为微信形式上更方便, 费用更低廉, 举个简单例子吧, 一条短信70个字需要0.1元, 但1KB流量的收费才0.003元却可以支持500个字的文本信息, 两者存在巨大价格差距, 这一通讯模式严重冲击传统电信运营商的盈利模式。近日, 关于“微信收费”的话题持续发酵, 一方是持续翻倍增长的3亿多用户, 一方是传统业务增长连续下滑的运营商。

微信软件本身完全免费, 现阶段使用任何功能都不收取费用, OTT企业和用户认为使用微信时产生的上网流量费已经由网络运营商收取, 再次针对微信的收费有重复收费之嫌。而电信运营商指出微信“实时在线”的特征需要始终占用通信网中的信令通道, 而信令的设计初衷是运营商对于用户业务管理协调, 而微信时刻占用信令通道, 将可能引发网络拥堵, 甚至影响语音等基础通信业务的正常运作。而运营商为了缓解网络压力, 又不得不对网络加大投资, 进行扩容。如果运营商任之发展, 未来不但这类业务的服务质量得不到保证, 连网上其他用户的基本通信权利都可能得不到保证。在这种情况下, 运营商会认为“花费巨资的基建没有收到回报”。

他山之石

总结国外电信运营商过去数年对待OTT互联网企业的经验, 或可为中国提供镜鉴。但如何将OTT纳入电信监管范畴之中, 这在全球范围内均无答案。由于部分发达国家的3G网络建设比中国早近十年, 他们的电信运营商与互联网企业已经就类微信的OTT业务是否应该收费形成了各自的一套逻辑和理念。尽管由于自身的市场地位不同、竞争战略不同, 而采取了不同的竞争或者合作的市场策略, 但综合来看, 全球运营商的做法基本经历了从完全阻断到选择性阻断的发展过程。

随着移动互联网在美国的兴起, 先后涌现了KiK、WhatsApp、iMessage以及Google Voice、Skype、Viber、Rabtel等一大批移动互联网通话应用, 由于美国电信市场属于竞争激烈的自由市场, 运营商并不收费。运营商扮演的角色已经从传统的通讯服务提供商转型为网络服务提供商, 传统通讯功能向网络转移已经成为了大势所趋, 只有顺应潮流, 才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存活发展。

2012年2月西班牙Telefonica、英国沃达丰 (Vodafone) 、法国Orange、意大利电信及德国电信在内的欧洲五大电信巨头面对OTT业务时, 决定联合推出自有即时手机短信系统“Joyn”, 以此正式向即时通信应用宣战。Joyn服务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用户在通话时以私密安全的方式通过交换图片或视频来丰富短信和语音通话, 而不论对方使用的是什么网络或移动设备。

在韩国, 移动运营商面临着比我国微信更加可怕的OTT服务竞争对手——KakaoTalk。KakaoTalk被称为韩国版微信, 韩国全国总人口只有5 000万, 而KakaoTalk本土用户有3 500万。KakaoTalk用户每天发送的信息量是韩国三大运营商用户每天发送信息量的3倍。韩国针对OTT服务的相关措施仍处在构想和讨论阶段, 也没有具体的措施出台。

让我们把目光再次放回国内, 虽然内地三家运营商对微信收费的争议尚未有定论, 但在香港地区, 运营商电讯盈科PCCW mobile已与腾讯达成合作, 自2013年2月1日起, PCCW用户只要每月支付8港币的费用, 就能够享受微信数据组合优惠包——不限制流量, 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传送都不受限制。这实际上是双方的一次有意向的合作。

互利共赢

在此次“微信要不要收费”的争论中, OTT业务对电信运营商的冲击核心是其免费的模式, 因此, 在面对业务替代竞争时, 运营商也开始依靠自身的优势, 更多地通过价格杠杆来提高自己的业务吸引力, 同时以资费为由限制用户使用竞争性OTT应用, 但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 以微信为代表的OTT服务是未来发展的潮流, 运营商不应该逆潮流而动, 同时用户也会“用脚投票” (指资本、人才、技术流向能够提供更加优越的公共服务的行政区域) 。向腾讯收费固然可以弥补运营商短期的收入损失, 但从长远来看, 却是将更多的用户推向腾讯等互联网服务商或者说虚拟运营商的怀抱。这种趋势并不会因为微信收费而发生太大的变化, 因为微信服务比传统的短信服务有着更好的沟通效率、更社交化的沟通途径, 这种产品、服务本身的竞争力才是赢得用户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