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

《考古中国》（精选12篇）

《考古中国》 篇1

迄今为止, 在中国考古中发现的最早一件与蚕相关的实物资料, 是1977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2次发掘中所出土的牙雕小蛊。在这件牙雕小蛊的外壁, 雕刻着一圈编织纹和蚕纹图案。从蚕纹图像观察, 首尾上翘, 腹背向上弯起, 整个体态呈明显的弓形, 表现了活泼激烈的动态形象。从生物学知识可以知道, 河姆渡蚕纹具有野蚕的诸种特征, 还不是家蚕。野蚕的主要特征, 除具有暗色斑等形体特征外, 还具有行进活泼, 动作激烈, 腹背弓起幅度大等运动特征。河姆渡蚕纹与野蚕的这些特征恰相符合, 表明是野蚕形象的刻画。值得注意的是, 发掘中还同出土一批纺织工具, 有木卷布棍、骨机刀和木经轴, 均为织机的部件, 表明已有织机。将野蚕纹与编织纹和织机等因素联系起来看, 7000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 可能已经开始利用野生蚕茧作为纺织原料。不过, 即令如此, 由于还不懂得将野蚕驯化为家蚕, 所以它还停留在利用家蚕缫丝织绸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丝绸起源时代之前, 正如在中国家蚕种传入西方以前, 西方曾利用野蚕茧得到丝一样。

另外几件与野蚕有关的考古实物资料分别发现于山西夏县西阴村和河北正定杨庄, 两个出土点的层位均属仰韶文化地层, 距今约五六千年。1928年, 李济在西阴村遗址内发现了一个半割的茧壳, 切割的部分“极平直”, 有着整齐的切割边缘。曾有学者据此以为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已有了养蚕业, 但夏鼐认为这个发现本身是靠不住的, 更不能根据这个靠不住的“孤证”来断定仰韶文化已有养蚕业, 当然也就谈不上与丝绸的起源有关。即使这件半割的蚕茧的出土地层可靠, 也不是为了用蚕茧缫丝, 因为一经割开, 它即成为废品, 所以有学者认为是取蛹供食用。至于河北正定杨庄仰韶文化地层内出土的两件陶蚕蛹, 只能说明人们对蚕蛹本身所具有的一种崇拜观念, 而与利用蚕茧缫丝织绸谈不上有什么关系, 自然也与丝绸的起源无关。可见, 仰韶文化时期还没有进人丝绸的起源时代。

考古学上能够取得充分证据并加以确切断定的中国丝绸的起源时代, 是龙山时代。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的第2次发掘中, 出土了一批盛在竹筐中的丝织品, 有绢片、丝带和丝线等。经鉴定, 原料是家蚕丝, 绢片为平纹组织, 经纬密度为48根/cm, 丝带为带子组合, 观察为10股, 每股单丝3根, 共计单纱30根编织而成。据研究, 绢片的经纬密度显示出, 必然已有了比较完备的织机, 从丝线绞捻组合、单丝纤维平整光洁以及条纹等方面观察, 绢织物无疑是先缫后织的。钱山漾遗址属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 其年代与龙山文化大致相当, 属于中国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根据对钱山漾遗址中与丝织品同一层位同探坑内的稻谷标本所做的碳14测定结果, 绝对年代距今4715±100年, 为公元前2750±100年。这表明, 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 就是中国丝绸的起源时代。所谓龙山时代, 是考古学上关于史前文化分期的概念, 大约相当于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一段时期。在这个时期,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的考古学文化都有明显的进步, 具有相似的发展水平, 并且相互之间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因而被统称为龙山时代。

那么, 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与古史上的黄帝时代是什么关系呢?以下分析表明, 所谓黄帝时代, 其实相当于龙山时代的较早时期。对此, 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证。

首先, 从考古学上看, 在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 有一个铜石并用时代, 它的早期相当于仰韶文化的晚期, 而它的晚期大体上与龙山时代相当。从古史上看,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 以石为兵”, “至黄帝之时, 以玉为兵”, “禹穴之时, 以铜为兵”, 所说以石、玉、铜为兵的三个时期, 分别与考古学上的石器、铜石并用和青铜三个时代相吻合, 表明“以玉为兵”的黄帝时代, 大约就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不过, 这个“以玉为兵”的时代, 只是指铜石并用时代的晚期, 却并不包括其早期。因为, 所谓“以玉为兵”, 反映的是一个特殊的.“玉器时代”, 它在中国考古学上并不具有普遍性, 仅仅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和长城以北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时代特点。“黄帝之时, 以玉为兵”出自《越绝书》, 而《越绝书》所记载的正是长江下游吴越之地的历史及其古史传说, 可见这个记载表现的是东南地区的古史, 它与良渚文化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是完全吻合的。作为东南地区史前考古上的这个玉器时代, 如前所述, 恰恰与龙山时代即铜石并用时代的晚期相当, 而与仰韶时代的晚期并不同时。于此可见, 古史上的黄帝时代, 就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

其次, 龙山时代上下数百年, 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黄帝时代究竟处于这个时代的哪一阶段呢?我们知道, 在古史传说中, 黄帝、昌意、乾荒、颛顼之后分化为几大支系, 其中的鲧、禹一系便是夏王朝的先公。对应于考古学, 二里头文化 (夏文化) 之前的是中原龙山文化, 则鲧的时代应为龙山时代的晚期。据《世本》记载:“鲧作城。”恰恰在龙山时代的晚湖,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及辽河流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城堡, 与《世本》的记载正相吻合, 这不是偶然的, 它表明了古史传说包含真实可信的历史内容, 不容轻易否定, 同时也表明了鲧的时代确实是龙山时代晚期这一事实。既然如此, 那么早于鲧在世数百年的黄帝, 其所处时代必然就是龙山时代的早期。

最后, 从古史上看, 黄帝时代是中国史前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 不但社会分化加剧, 战争加剧, 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重组加剧, 日益出现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诸因素, 而且在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上还产生了许多新的发明创造, 如《世本·作篇》记载的“作市”、“作兵器”、“作煮盐”、“始穿井”、“作旃”、“作冕旒”、“作占日”、“作占月”、“作占星气”、“造律吕”、“作甲子”、“作算数”、“作调历”、“作书”、“作图”、“作衣裳”, 以及其他诸多发明创造, 丝绸亦是其中的重大发明创造之一。考古学上, 恰恰是在龙山时代的较早时期, 各地文化出现了若干明显的变化, 这些变化与古史传说中黄帝时代的若干特征基本能够相互对应, 如丝绸的起源就在这个时期, 冶铜以作兵器乐器也始于这个时期, 这个时期铜器的较多发现以及制铜技术的进步, 与古史所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的传说有着内在联系, 而战争的加剧和各地文化的普遍进步以及相互之间交流的扩大等, 也可以从这一时期各考古区系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和相互影响中得到确切证明, 社会分化的加剧则是这一时期考古学上常见的确定不移的事实。由此可见, 黄帝时代便是龙山时代的较早时期, 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考古中国》 篇2

一直以来，受我的初中历史老师的影响，我对中国的历史就有着特别的兴趣。但是，我的家乡在重庆，虽然我出生在重庆、生长在重庆，却对重庆的历史不太了解。进入大学，身边的同学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经常问我一些关于重庆的历史和重庆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每每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便哑口无言。因此，为了使自己再次遇到类似的问题时不再觉得尴尬和开阔自己的视野，在今年的选修课上，我选择了中国三峡考古文化课。

在这门选修课上，学到了许多不曾了解的知识。在第一节课上，老师要选课代表，我在内心挣扎了良久，自从进入大学，我就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于是带着几分不安和惶恐，我坚决的举起了右手，最后成了本课的课代表之一。这是我进入大学的第一个职务，我很高兴自己选了这门课程，给了自己一个锻炼的机会。在这门选修课上，不仅开阔了自己的文化领域、增强了自己的文化底蕴，还通过这门课结识了一些新朋友，选择这门课，使我获益匪浅！

在课上，老师介绍了三峡的地理位置：三峡位于北纬28°00′至32°12′，东经106°54′之间，总面积达到了5.67万平方公里，三峡有高三峻岭，有低山峡谷，地势形态各异，其中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69%，丘陵面积占总面积的27%，平原、坪坝、盆地占总面积的4%。其中高山海拔在500米到1500米之间。多样的地势条件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总量多达60多种。

说到三峡，顾名思义就会想到它是由三个峡谷组成，由西至东

分别为：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峡谷长约90公里，宽谷月长103公里。三峡气候是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的气候孕育了多种多样的生命，其中兽类就有80多种，爬行类有27种，鸟类更是多达300多种。三峡地区，总人口有1780.22万人，人口密度250人每平方公里，但耕地只有153万公顷，人均耕地只有0.09公顷。三峡地区主要的农作物有：玉米、红苕、小麦、蚕豆。目前三峡地区的主要概括就是工业十分的落后，资源量很大，但是开发难度也大。

学习了此门课程，我了解到考古的定义，即：考古就是人们为了认识人类发生、发展有目的的进行科学发现。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祥瑞志》记载：“建元元年（公园479年）十月，涪陵郡郔民田健所住岩间„„获古钟一枚，又有一器名淳于，郔人以为为神物奉视之。”我想，这大概就是关于三峡考古的最早的记载了吧！上世纪20、30年代，美国学者格尔阶·纳尔逊和美国传教士埃德加发现了巫峡大溪、跳石、碑石等，以及一些植物标本。这大概就是近代三峡考古文化的开端。1959年至1975年间发现了巫峡大溪遗址；1972年、1980年、1983年发现了涪陵小田溪巴人墓群；20世纪80年代发现了宜昌中堡岛、杨家湾、柳林溪等遗址。至今发现的地下文物埋藏总量面积多达3000余万平方公里。这不得不说是华夏文明的重大闪光点！

学习了本门选修课程，了解到三峡文化的丰富多彩，同时也了解到三峡考古工作的艰难性，考古研究者们，为中国考古史事业的发展不辞劳苦的工作在考古现场。这打动了我，所以我想了解更多的有关于三峡的知识，于是我通过网络查到了许多的知识，让我明白了考

古工作的艰巨性和危险性。

通过上网查询，我观看了上海大学00级历史系三峡考古纪实的一些生活片段。这是由杨群教授、宁镇疆副教授带队，远赴重庆万州区武隆陵镇寨子村进行抢救性发掘考古工作。通过观看视频，我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住在农民家里，几个大学生挤在一间屋子里，睡的床就是用木板现铺的。本就不宽敞的房间，再挤上几个高个头的男生，使这间屋子显得更加的拥挤。吃也是和农民一起的，视频中他们吃的基本上都是素食，但是并没有看见他们脸上出现一丝丝的埋怨。屋子的周围是被大山环绕着的，交通显得是那样的不方便。但是正是这样艰苦的环境，才可以体现出他们对考古工作的热爱和不怕吃苦的精神。也使我懂得了，博物馆里面的那些文物是多么的珍贵，不仅在于它的历史价值，还在于它是我们考古队员历尽千辛万苦才发掘出来的。所以，我们有责任保护好那些文物。

通过查询资料，我还发现在1999年，考古队在丰都高家镇、烟墩堡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将三峡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向前推进了5万至10万年；在丰都玉溪遗址首次发现了巴蜀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距今7000年左右，并在三峡地区找到约5000年前形成的聚落遗址80多处，初步建立起三峡地区原始文化序列的基本框架；考古学家还发现，广泛分布于湘、鄂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遗存也存在于忠县哨棚嘴文化遗址中，表明先民早就在峡江地区打通一条文化走廊，三峡库区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交融的重要通道。这些考古成果的发现，为完善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

序列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证明三峡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以及更早期就已经成为了长江中游的一条重要文化走廊，对研究长江中上游地区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地位具有重大价值。

考古学的中国梦 篇3

对于考古学的建设来说，似乎需要有一种和平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可是在这七十多年中，至少有三十年以上是在战争与社会动乱的状态下度过的。所以，只要我们想到八十年代初英国的丹尼尔在论述全球考古学史时所说二次大战后中国出现了一个“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就不能不对曾为中国考古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一批前辈学者，例如我国考古学的总奠基人李济、我国考古地层学的奠基人梁思永、田野发掘方法中国化的重要规范者石璋如、新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筹划和组织者夏鼐诸位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其中，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并且自五十年代后期起，不断对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建设作出全局性意义的指导，所以当他走完一生之路后，千百名弟子尊称他为“一代宗师”。

秉琦师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贡献，主要结集在以下三本书中。第一本是一九八四年六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反映了他最初四十年在发展考古类型学方面的成就。第二本是一九九四年九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华人·中国人·龙的传人——考古寻根记》，主要反映了他在以后十年期间为寻找中国古史发展的轨道和模式所作的新探索。第三本就是一九九七年六月香港商务印书馆初版、现由北京三联书店重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考古学论述选集》收录了一九四一——一九八三年写的二十三篇著述，反映了秉琦师如何把由北欧学者创立的考古类型学加以中国化和如何进一步发展的过程。

考古类型学是受生物分类学的启发而产生的，主要研究考古学遗存外部形态的演变过程，所以又被称作形态学或分类学。欧洲从十五世纪后期开始，出现了收藏罗马古物的热潮，逐渐形成了古物学；十八世纪扩大到收藏希腊古物，进而又扩大到古典世界以外。十九世纪初，丹麦注意收藏北欧古物，为了探求古物的年代和族属，从韦代尔—西蒙森和汤姆逊开始，对古物的形态和装饰进行分类研究。最明显的差别自然是质地，于是，提出了工具和武器经历了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时代说。这种意见很快就在瑞典、德国等国得到承认，从此，类型学研究在北欧就成为一种学术传统，终于出现了一位大师蒙德留斯。他在一九○三年出版的《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明诸时期》的首章中，系统叙述类型学理论，并把此章叫做“方法论”，标志着考古类型学理论已经成熟。

在我国，一九三○年梁思永先生首先对山西夏县西阴村的仰韶陶片，进行形态分类，把口缘、底部、柄或把手等部位，依其形态差别，给以不同符号，用一种多层符号来标记陶器形态之别；但这样的符号，并不能表现出器物的形态演化顺序。当时发掘到的西阴村仰韶陶片，并未复原出什么完整器形，仅仅面对着一大堆碎陶片，当然难以找到合理的形态分类法。可是十多年后李济先生在进行殷墟铜器和陶器的形态分类时，尽管见到的是一大批完整器，但仍用着类似的多层符号记录法。李济和梁思永先生都是赴哈佛留学归来的，他们所以使用这种方法，也许来自师承。但这种方法没有寻找出器物的演化顺序，所以，这种最初的尝试，并未成功。

秉琦师在四十年代整理陕西宝鸡斗鸡台沟东区等地的陶器时，则找出了同一种器物(如鬲)的不同演化轨道，因而先区分为不同的类(即型别)，再在同一类内寻找演化顺序，依次编号，由此而使用两层符号(即型、式)来表示器物的演化顺序。五十年代以来我国一系列类型学研究的实践，证明了这种方法是合理的。秉琦师并未出国留学，但蒙德留斯的“方法论”于一九三五年在我国就出现了两种译本(郑师许、胡肇春和滕固的)，秉琦师一定看到，而且直到五十年代还曾多次阅读，可见他是把北欧学者创立的考古类型学理论，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从而奠定了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一九五九年时，他在《洛阳中州路》一书中，又把二百六十座东周墓分为大、中、小三型和七个期别，即将每一座墓当作一个整体来分型、分式，不仅找到了演化顺序，还看出了墓主身份的差别。如果说，类型学本是为了寻找考古学遗存形态变化过程而出现的，现在则上升到了可以探索人们社会关系的高度。这是类型学的一大进步。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中州路》全书中的资料介绍部分，并未按秉琦师心目中的方法来分类，所以在此书出版前的半年多，他曾在办公室中手持一大叠中州路器物卡片遗憾地对我说：“真是没有办法。”此书中真正表达秉琦师想法的，是由他亲自撰写的“结语”部分。

秉琦师对考古类型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在一九六五年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中表达出来的。此时，他又找到了对考古学的文化要划分区域类型、再按类型划分期别、依期别来分析社会面貌的方法。这就揭示出了考古类型学具有为寻找文化前进轨道和社会发展规律作好基础准备的能力。这个评论，我在一九八三年写作《考古学论述选集》的“编后记”，时已经提了出来。但现在还必须说明，秉琦师早在一九五一年调查西安沣西的古文化遗存后，已经有了一点仰韶文化应该划分(区域)类型的想法，而自五十年代末以来，便一直把半坡和庙底沟视为仰韶文化中两个并列的类型，从未动摇过。可是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我国的绝大多数考古学者，包括我自己，都把这两个类型静态地当作仰韶文化前、后两阶段的遗存，因而在当年写的“编后记”中，对此问题故意含糊其辞，回避明确说法。我是要到九十年代初，看到了山西垣曲古城镇东关等地仰韶文化的材料后，才确信并列类型之说，懂得了原来以为证明半坡在前、庙底沟在后的一些地层关系，只是因为庙底沟类型后来曾将其分布范围扩展很大，把以前曾是半坡类型的活动区都包括在内，才出现了早期半坡在下、晚期庙底沟在上的地层。

全国考古学界对于半坡、庙底沟相互关系的模糊认识，在三十多年内始终占有主要地位，秉琦师是唯一的清醒者。现在回想，他当年坚持自己意见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根据器物形态演化的原理，在没有外力影响下，半坡类型的杯口尖底瓶，不可能变成庙底沟类型的双唇尖底瓶；半坡类型彩陶的鱼纹、宽带纹等，也不会变为庙底沟类型的鸟纹和圆点弧线勾叶纹，等等。这一事例充分表现出秉琦师对类型学原理的把握是如何严格，也再一次说明真理有时确是在少数人手里。

秉琦师对发展考古类型学的思考，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也未停止。所以当文化革命结束后不久，他就在一九八一年发表了《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这篇重要文章，对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及部分青铜文化，作了全局性的归纳和区域类型的划分，引起了我国新石器研究的极大变化。此文发表后首先产生的影响是，迅速冲垮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文化的大一统思想。从二十年代以来陆续找到的仰韶、龙山、良渚、红山等文化，由于分布地区不同，当它们刚被发现后，很自然地被认为是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但当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发掘了华县元君庙、泉护村和洛阳王湾等地的遗址后，因为大家不仅普遍误认为半坡和庙底沟是仰韶文化前、后阶段的遗存，还因见到嵩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是从当地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遂出现了一股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大一统思潮，以为马家窑、半山、马厂、红山，乃至新发现的大汶口和大溪等彩陶发达的文化，都是从仰韶文化蔓衍出去的地方变体；山东的龙山文化，甚至江南的良渚文化和甘青的齐家文化，也被认为是中原龙山文化的地方变体。这种思潮随着各地的新发现和研究的深入，后来已慢慢退缩，但直到八十年代初还是有相当的影响。我记得当此文发表后一个多月时，在王府大街的考古所中，夏作铭先生因刚从国外回来才看了这篇文章，就到秉琦师的办公室里，对秉琦师还有安志敏先生和我说：“你(秉琦师)的文章很有意思，和你(安志敏先生)的看法不一样——你是讲大一统的。可惜这篇文章没有附图，别人不容易看懂。”另据一九八三年冬我在哈佛大学接触到情况，这种大一统的思想，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当时也有相当影响。只要知道这种背景，便能明白正因此文冲破了三十年来大一统思想的樊篱，并相当准确地把我国境内主要的新石器文化(含部分青铜文化)划为六个大区和概括为面向海洋和面向内陆两大片，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建立起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

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价值，当然还是在于正式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考古类型学的自身能力，本是只为确定各考古学文化的时、空位置及其相互关系；有关考古学文化中所见社会面貌的研究，则是依靠其他理论概念和方法来进行的。研究古文化的全部面貌及其进步过程和法则，的确需要许多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但区系类型理论的出现，就使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关系能转化为一个历史的框架，从而为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连接建立起一个桥梁，使考古学材料可按其历史的位置来研究其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情况。这样，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建立就可以得到一个可靠的基础。

《考古寻根记》收录了一九七九——一九九四年的六十篇论述。

秉琦师倡导的考古类型学方法，自五十年代后期起接受者便逐渐增加，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当这种变化发生后，秉琦师除了继续对燕山南北和长城地带、西北大地湾文化、黄河中游的晋文化、以蜀文化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环太湖区域、环渤海湾等地区的古文化指出在区系类型研究中应该注意的要点外，已把精力转向探讨古文明进程的另一些规律性问题。在近十年时间内，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文明起源及其进步轨道的新概念，把中国考古学向更高的层次推进。

要讨论文明起源问题，似乎先要明确文化、文明、城市、国家等等基本概念，而这在国际范围内又是意见众多、争论不休的老难题。秉琦师则最不喜欢从概念到概念，却常常是单刀直入地从实际现象中抽象出规律性的认识。他在思考过程中，还喜欢和别人交换想法，补充自己的认识。例如当八十年代中期黄河中下游已确定了许多龙山阶段的古城时，他就思索城市发生问题。那时我曾对他说，像西亚耶利哥那种已有石围墙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西方学者有时用“镇”(town)来表示。后来他在规定“古城”这一概念时，就说这是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

正在此时，辽西地区相继发现了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绥中到秦皇岛的秦代离宫建筑群。他由此得到许多启示，开始提出了辽西地区文明起源过程的想法，认为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指高于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三个阶段，是文明起源的逻辑的、历史的过程。如果孤立思考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可以产生很多不同说法；但一当放在文明发生的轨道上来考虑其位置，则会被赋予一种特定的、新的含义。

当他最初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时，曾把“古国”一直讲到战国时期的燕文化。但后来则认为出现了“坛”、“庙”、“冢”的红山后期，已进入“古国”阶段。至公元前二○○○年以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从赤峰大甸子墓地的分析和英金河沿岸城堡群作链式排列状况看，一种统辖了多个“古国”而独霸一方的“方国”当已存在，辽西地区已到了国家形态的第二阶段。秦始皇兼并天下后在绥中到秦皇岛留下的两组大型宫殿遗址，象征着秦帝国的国门，标志着此地同整个秦代一样，进入到了“帝国”阶段。这就是他新提出的国家形态发展三部曲的基本脉络。

仅仅二、三年后，他又在《国家起源与民族传统(提纲)》和《<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序》中表达了“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是国家形成三模式的理论。所谓“原生型”，是指像辽西的原始文化，基于本身产生的社会分工、分化而进入古国以及方国阶段，是中华大地上最早发生的文明，所以曾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所谓“次生型”，是指中原地区因在原始文化晚期就融入了来自多方的因素，又因四千年前的洪水与治水事业，强化了国家管理公共事业的职能，八方文化汇集中原，这里产生的文明就比更早出现的北方原生型文明起点更高，基础要广。中原的夏、商、周、秦，各有自身的开国史，其中的秦则完整地经历了自襄公的古国，经缪公的方国而至始皇帝的帝国这种国家形态发展的三部曲。所谓“续生型”，是指北方草原民族的建国模式。东汉帝国解体后，从五胡经辽、金、元至清那些北方民族，各自发生的古国、方国、帝国的过程，并非全由本身文明因素的自然积累，而是在本身文化原有传统的基础上，又因为汉族文明的影响和依靠历史的借鉴，走上了国家形态曾有飞跃发展阶段的捷径。

在这期间，他的另一重要思考是如何重建中国的远古时代。

这当是秉琦师青年时期就已产生的愿望。“五四”以后，科学、民主呼声高涨，西方新思潮迅速传播，知识界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要求重新审视历史，打破三皇五帝的传统史学体系，成为时代的要求。于是，我国自身的考古学发生了；古史研究中的古史辨派出现了；传说时代的研究开始了；人类学也传人进来。秉琦师于一九三四年在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后即进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考古组，此后毕生从事考古工作而未转移爱好。他青年时代正处在史学新思潮蓬勃兴起的环境中，从而有了搞清楚司马迁以前的历史、重建中国史前史的理想。自二十年代以来，为重建史前史，考古学一直奋斗不止；史学和人类学也作过许多尝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重建”应有具体内容，必须把考古学的材料、古史中的有关传说、人类学的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而当时的条件与“重建”的目标距离很远，所以在很长时间内，这种愿望一直是学者们的一个梦。直到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李济先生两次在台北所作重建中国上古史问题的演讲中，仍然只是讲了研究的范畴、材料的来源、思考与写作的原则这些笼统的内容(见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

但现在情况已经大变。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已大致建立了起来；考古学文化与传说时代对应起来的研究，开始有了一点成果；考古学也正在努力扩大自己的研究范畴和方法。秉琦师自己对国家产生典型道路的三历程、国家形态发展的三部曲和国家形成的三模式的理论探索，正包涵着史学和人类学的一定内容。秉琦师显然已经看到了这种新形势，所以在八十年代后期就应老同学白寿彝先生之约，承担了由他筹划并主持编纂的《中国通史》第二卷的主编工作，并在九十年代初正式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口号，希望年轻时代就已发生的梦，能够在不远的未来予以实现。此时，他对如何把考古学概念同历史学概念对应起来还作了一番思考，曾对我说：“石器时代距今遥远，有许多具体考古学材料，还有些古史传说材料，可以叫做远古时代；夏商周三代则可称上古时代；以后的，可像通常所说那样，叫做古代、中古。”由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就是叫做“远古时代”。

要把考古学同历史学、人类学真正结合成一体，可能还要经历相当时间；但把这三个学科结合起来“重建中国远古时代”，在下一世纪中一定能做得很好。

回顾秉琦师六十三年的考古生涯，他一直为考古学的进步而不停顿地思考，几乎没有间歇。这也就使他长期抽不出时间来系统叙述自己的主要研究心得。一九九五年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万雄先生特邀秉琦师于一九九六年前往深圳进行写作。在一个月内，他静静地回忆毕生经历，系统地讲述全部研究过程和成果。随行的学生郭大顺同志自始至终地作记录，并穷数月之力，整理出《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初稿，按照秉琦师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本我的大众化的著作，把我一生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明报月刊》一九九七年七期)。实现考古学的科学化和大众化，是秉琦师的理想。他在生命的最后年代，归纳了一辈子进行考古学研究所得认识，用简单而形象的语言，系统地表达出来，终于给大家留下了一本能供考古学界、史学界、人类学界，甚至是更为广泛的民众都愿意阅读并能得到很多启示的著作，无疑为本世纪的考古学文库，增添了一本传世之作。

此后不久，在一九九六年的十一月中旬，香港《明报月刊》主编古兆申先生又对秉琦师作了一次专访，一九九七年一月中旬，秉琦师分四次作了回答，并由邵望平整理成《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苏秉琦谈考古学的中国梦》一文(《明报月刊》一九九七年七期)。这正是秉琦师最后年代思考的精髓。这个“访谈录”的内容，颇似《中国文明起源》的浓缩，而有些地方又展开了一些，如关于文明的要素，便明白地说不宜把城市、文字、青铜器说成是三要素，也不要把稻谷、蚕丝、玉器说成是中国的文明因素，更不必划出一个玉器时代。他说，文明“是数种文明因素交错存在、互相作用的综合体。……很难说进入文明时代在物质文化方面有什么统一的标准，或者说有相同的物化形式”。在“访谈录”完成过程中，秉琦师曾于一九九七年三月中旬把我叫去，让我作些修改，说了一些想法，反复要我加强表达考古学研究对启示今人的作用，并且一定要把我在他八十五寿辰时写的祝寿之辞加进去，即：“历史已逝，考古学使她复活。为消失的生命重返人间而启示当今时代的，将永为师表。”我一直深以为憾的是，当时工作繁忙，交稿时间又紧，未能做好这一点；不过我已经极为明白他此时是把寻找中华古文明的民族灵魂和精神支柱，作为思考的重心。我自己由于在一九九二年时，曾经思考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和人类历史的起点问题，已领悟到“古今一体”是人类社会的本质性能，所以完全理解到他正在寻找的古今文化的内在联系，触及到了考古学最根本的价值，深入到了考古学生命之树的根系。秉琦师的研究境界，又开始了再一次的升华。

可惜生命的规律，停止了他的思考，一个半月后，六月三十日子时，秉琦师告别人世，引起了我国考古界的空前哀伤。但大家也还是懂得，他的理想自己只能实现一部分，一定要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能逐步达到。但无论如何秉琦师已把中国考古学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下个世纪的考古学者将在新的起点上前进，定会使中国考古学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七日凌晨于北京

简评《中国音乐考古学》 篇4

真正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应始于“五·四”, 鼻祖刘复在介绍西洋科技并用于研究国学尤其是乐律学方面做了重大贡献。他的《天坛所藏编钟编磬音律之鉴定》是中国音乐考古学脱胎于旧学、并逐步成形的起端和界碑。他是该学科的先驱和奠基人。此后, 杨荫浏在音乐史方面的收集和著述, 黄翔鹏对曾侯乙编钟等乐器的研究, 李纯一的上古出土乐器的考古类型学研究的面世, 直到《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出版发行, 以及王子初在此基础上撰写的《中国音乐考古学》, 至此中国音乐考古学理论体系才和大家直面对视。

作为新兴的学科, 其在理论、实践上都有很多不足, 需要不断充实完善。王子初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填补了中国音乐考古领域系统理论的许多不足, 对这学科的成熟与完善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不仅是一本理论性著作, 且有着明显的实用教育教学目的, 是学习和研究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基础知识读物。以下是笔者对该书的一些看法和感触。

一、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

音乐考古学涵盖范围非常广泛, 涉及到考古、历史、音乐、物理、化学等诸多学科, 对研究人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都要求很高。王子初先生凭其深厚的学术功底, 以科学的方法, 严谨的态度, 深入浅出, 在撰写《中国音乐考古学》的过程中, 定位准确, 目的鲜明。以清晰的行文线索, 合理的结构体系安排, 通俗易懂的文字, 对音乐考古学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使想接触并深入认识这门学科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

该书第一章就对音乐考古学的定位、研究意义、研究对象、研究时空范围以及这门学科的形成发展、涉及的相关学科作了重点的介绍, 使人们对该学科有了大体的了解。从第二章到第八章, 作者以时间为线索分为史前时期、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七个时段, 以各时期乐器的种类加以著述。该书以音乐考古为依托, 纵横结合, 把每个时期出土的文物列举出来, 以历史发展为轴承, 各时期的音乐形态为依据, 将历史跟实物对应起来, 来突显每个时期的特定音乐现象, 通过不同时期考古文物的相互对照, 使读者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脉络了然于胸, 对各个时期的音乐状态印象深刻, 条理清晰不易混淆。

如:青铜乐器的起源, 阅读后我们可知道, 最先可能是由陶玲、陶钟发展而来的。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和冶铸工艺的高超, 人们开始用铜来制作铃和钟, 铜作的铃和钟在声质上更明亮, 音乐性能更优良。“礼乐文化”的出现使乐器成为王权制度的一种展现。作为统治阶级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人们对乐器的形制、音响、规模, 有了更高的要求, 于是, 形制更大的铙、镈开始出现了。至西周“礼乐制度”的推行, “乐悬制度”的出现, 钟磬类大型编悬乐器应运而生。人们对乐器的音乐性能也更加注重, 出现甬钟、纽钟。直到曾侯乙编钟的出现, 这类青铜乐器不论是规模、形制、还是音乐性能都达到了巅峰, 是中国古代文明与智慧的结晶, 辉煌的乐律学理论在此得到完美的体现。由此我们看到, 音乐考古不仅是对音乐文物的考证, 作者通过对历史背景、演变过程的分析, 再加上对文物细节的刻画, 使我们对该乐器的出现及所处时代的关系有了更深的领会和了解, 增进了我们对音乐史的了解, 是学习音乐史的一种很好的辅助手段。

第九章, 著者阐述了音乐考古学的各类研究方法, 包括田野考古方法、断代方法、测音方法、音乐文物的命名法及音乐文物分类方法等等, 使得全书的教育目的跃然纸上, 让初学者对中国音乐考古在研究方面的基础性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 极具学习意义和实用价值。最后一章是著者近年来在音乐考古学方面的几篇专论, 为后辈学子以借鉴和参引。

二、图文并茂, 生动形象

《中国音乐考古学》是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基础上撰著的, 拥有大量的第一手新资料, 使文章的论述更有说服力和可信度, 体现了作者著书的客观实践性。书中作者并不是单纯的对文物进行描述, 而是附以黑白的图片展示, 运用绘制的线描图和系列表格图来进行阐述, 图文并茂的解说使我们对乐器及规模有了更加形象直接的了解。

以錞于为例, 古来有不少的记载, 如《周礼·地官·鼓人》的:“以金錞和鼓。”郑玄注:“錞, 錞于也。圆如碓头, 大上小下, 乐作鸣之, 与鼓相合。”据此, 我们仅知道錞于是一种乐器, 对其形象却没有具体的概念。由于缺少实物出土, 而錞于的形制复杂又非片言只语能描述清楚, 因此其形象一直争议不断。宋代著名文学家苏东坡在其《东坡志林》中也曰:“记者能道其 (錞于) 尺寸之详如此, 而拙于谴词, 使古器形制不可复得其髣髴, 甚可恨也。”而王子初先生不仅对錞于的形制、性质、流行年代及地域进行详细的介绍, 更附了许多出土文物的图片给予对照, 使錞于的形象跃然纸上, 直观的展现于读者面前, 相信读过此书的人, 不会再有诸如东坡先生这样的感叹了。

又如, 作者在谈到曾侯乙编钟时, 还附上曾侯乙墓室中器物的分布图及原貌图, 让我们有幸目睹这一世界第八大奇迹, 也对周代的礼乐制度有一个形象的认识。三面分布的编排正好符合《周礼》中所说“三面, 其形曲”的轩悬之制。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 是研究周代礼乐制度一个不可多得的实例。

三、“二重证据法”贯穿始终

“二重证据法”是上世纪20年代, 王国维先生根据甲骨文的释读成果提出的古史研究方法, 即用文献资料与考古文物相结合的方法, 来考证客观的历史实在。它比单一的古文献考释更具超越性。文献的记载有它自身的局限性。首先, 人类的音乐活动远在文字出现前就发生了, 导致很多音乐史实得不到记载;其次, 由于受到社会政治条件的制约, 许多音乐史难免被遗漏或被迫筛掉;第三, 在撰史的文人中, 既懂乐律又有音乐实践的简直是凤毛麟角, 因此很多音乐都被片面或歪曲的记录了下来;第四, 古代重“道”轻“器”的观念, 使音乐技术理论得不到重视, 被记录下来的寥寥无几。因此, 仅依据文献来考察音乐的发展历史是存在很多欠缺的, 这就需要通过文物与文献相互参照, 来对客观的历史现实作出正确的判断。

王子初的《中国音乐考古学》正是采取了“二重证据法”并把它贯穿始终, 以有力的实物作为证明, 力求在浩如烟海的文字资料和众说纷纭的音乐历史事件中, 复原历史的最原貌。其优点是:第一, 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如, 以往人们对箜篌的了解, 主要是来源于佛教洞窟壁画或历代乐舞俑、砖雕石刻等一些形象资料, 直到1996年新疆且末县箜篌的出土, 人们才得以见到真正的实物, 证实箜篌的真实存在。第二, 文物对文献记载的查漏补缺。曾侯乙编钟的出土, 展现了我国先秦音乐文化的超高发展水平, 其3755字的铭文更是一部壮丽的乐律学理论, 它的出现, 填补我国先秦乐律学理论的空白。第三, 对众说纷纭的学术问题

北川羌族情歌的歌词艺术

杨梅 (绵阳师范学院音乐与表演艺术学院教师四川绵阳621000)

摘要:北川羌族情歌的歌词反映了羌族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 深刻隽永, 本文将从北川羌族情歌歌词的结构形式、修辞手法和方言使用三个方面来分析其歌词的艺术特点。

关键词:北川羌族情歌;歌词特点;修辞

中图分类号:J607

“5.12”大地震对北川等羌族聚居区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巨大创伤。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 各方各界都伸出援手、出谋划策。地震后, 许多音乐院校及相关单位都成立了保护、研究羌族文化艺术的研究中心, 对抢救、保护和传承羌族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川地处汉族与羌藏族的结合部, 是汉化程度较高的羌族聚居区, 表现在羌族情歌上便是歌词的写作手法, 显示出较强的汉学功底。北川羌族情歌分羌语情歌和汉语情歌两种形式。羌语情歌歌词较多保留了羌族语言的特点, 汉语情歌歌词则是羌汉文化交流的产物, 显示出羌族人民较强的学习借鉴能力。北川羌族情歌里没有某些现代流行歌曲中的情歌那样无病呻吟的内容, 抒发感情往往与生产生活相联系, 可谓艺术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其歌词常借景比兴, 借景、借物抒情, 歌唱内容健康、积极、开朗, 情绪轻松自然。以下将从歌词的结构形式、修辞手法和方言使用三个方面来分析北川羌族情歌歌词的艺术特点:

(一) 结构形式分析

北川羌族情歌句式的使用较灵活多样, 特别是在用羌语演唱的情歌中, 句式变化无太多规律可循, 完全是根据演唱者演唱该句内容多寡而定。不过用汉语演唱的情歌句式一般较有规律, 可分为规整句式和非规整句式。

规整句式即“整句”, 又称骈句, 是相对散句而言的句子结构形式。它指结构相同或相似, 字数大体相等、排列整齐的一组句子。此类句式大体包括五言句式和七言句式。

五言句式, 即每句字数采用五字构成的句式。北川羌族情歌采用的五言句式主要有五言二句式、五言三句式 (见词例1《绣福包》[1] (P.286) 第1-3段) 、五言四句式等类型, 此句式在北川羌族情歌中占有相当比重, 歌词大多简洁明了, 常用于叙事。

给予最客观真实的解答。当人们还在为“一钟一音”或“一钟双音”争论不休的时候, 迄今规模最大的曾侯乙编钟出土了, 它钟上的铭文清楚的写了“一钟双音”, 而实际演奏也是“一钟双音”, 在客观事实面前, 人们的争论戈然而止。曾侯乙编钟再次显示了音乐考古学的力量。

音乐考古学以“器”出发, 将其置于大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脉络中, 挖掘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音乐背后的人类音乐生活及其文明程度, 并探求其不同时期的审美标准与文化诉求。它改变了以往传统研究方法重“道”轻“器”的研究理念, 而将“器”提升到了一个重要的高度, 使“道”与“器”相互依托。

四、总结

通读《中国音乐考古学》, 我们不得不被王子初先生渊博的学识所折服, 面对纷繁复杂的古代音乐现象, 要把它清楚有序的整理并浓缩在一本书中, 这不仅要对整个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发展了然于胸而且还要融会贯通, 以一种宏观的眼光去看待和把握, 对浩瀚的音乐资料拿捏得当, 筛选自如。王子初在考古实物的基础上, 运用文献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地质学、工艺美术图像学等交叉学科进行著述, 运用图像、数据、表格等一系列定量分析、历史的系统归纳、逆向的研究方法, 且行文生动, 赋予文学化的动人辞藻, 给现代中国音乐史学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提

词例1:

绣福包 (片段)

腊月梅花开, 情哥带信来, 要个福包戴。

你要福包戴, 咋不自己来, 然何带信来?

说是那门说1, 福包说不脱, 给他绣一个。

七言句式, 即每句字数采用七字构成的句式。此句式在羌族情歌中使用最广泛, 最常见的是七言四句式, 用于情歌对唱, 可延伸至多段体。另外还有七言五句式 (如《不为幺妹我不来》见词例2) 、七言六句式、七言七句式等。

词例2:

不为幺妹我不来

久不唱歌唱不来, 久不走路起青苔。

不为幺妹我不来, 溜溜路儿跤跤绊, 早晓绊跤我不来。

非规整句式, 即长短句式。指结构不同, 长短不齐的一组句子, 在句法上造成一种错落有致的语言美。长短句式在北川羌族情歌实际运用中, 大致有五五七五句式 (如《十送》片段, 见词例3) 、六七七七句式、六七五七句式、六六六四句式、六七七七句式、七七七九句式、五五七七句式等, 其中最常见的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是五五七五句式, 每段四句中, 一、二、四句各五个字, 第三句是七个字, 如下例所示:

词例3:

十送 (片段)

送郎一根帕, 是奴自己扎。

手脚粗笨你莫骂, 请你要收下。

第二种是六七七七句式, 每段四句中, 第一句为六个字, 后三句为七个字, 如下例所示:

词例4:

你要唱, 我才来

你要唱, 我才来, 我在山上才下来。

壶壶里头装菜籽, 慢悠慢悠倒出来。

你在唱, 我在听, 隔山隔岭听不清。

翻过梁子听清了, 一声还你几十声。

此外, 北川羌族情歌中还有将几种不同句式在一首歌曲中混供了可贵的研究专著。然, 受理论基础和学科本身条件的制约, 该书难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作者也意识到了其中的局限, 他在此书的前言中写道:“本书以叙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音乐文物为主要叙述方式”, 一方面, 之所以没有定名为《音乐文物学基础》而定为《中国音乐考古学》,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该书研究文物的目的, 在于研究中国的音乐历史及其规律, 而不仅仅在于探究这些琳琅满目的音乐文物自身特质及其艺术、经济价值”;另一方面, “采用以各个历史时期块面所见音乐文物分类叙述的写法, 也是由于当前中国音乐考古学这一门新学科自身的局限。”因此, 在他的新著《音乐考古》中对体例进行了调整, 以弥补《中国音乐考古学》之不足。总之, 《中国音乐考古学》作为一本较为系统、全面的关于中国音乐考古学理论化学术成果, 它对正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音乐考古学而言, 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促使中国的音乐考古学朝着日益充实的方向发展。

摘要：《中国音乐考古学》是王子初先生在音乐考古理论方面的一部力作, 他在深入考察和掌握音乐文物的基础上, 本着明确的实用教材的编写目的, 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纷繁复杂的考古理论进行诠释, 是第一部体系化的音乐考古学科基础理论著作, 学习音乐考古学的一本不可多得的教材, 同时也是中国音乐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

关键词：《中国音乐考古学》,音乐考古,王子初

参考文献

[1] (宋) 洪迈.客斋随笔·续笔[M].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

[2]陈四海.“二重证据法”演绎下的音乐研究——评王子初先生的《中国音乐考古学》[J].黄钟, 2005, (2) :136.

谈学习中国考古学通论的认识 篇5

老师：耿纪朋学生：李瑶学号：201201010220

一直以来，我对考古相关方面的知识比较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只有通过了解考古发掘的文物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比单纯的看历史书更让人印象深刻，于是我经常看科教频道发掘古墓的节目。我还喜欢看盗墓小说。

在过去的时间里，我读了《盗墓笔记》 《鬼吹灯》 等优秀的盗墓小说。《盗墓笔记》里最具神秘色彩的当属“长白山云顶天宫这个故事”。这部小说最真实最合理的就是对青铜器的描写，很多题材都来自于三星堆。鬼吹灯贯穿的主线则是风水秘术。

不过，小说毕竟是小说，小说里很多故事情节都是虚构的，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更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写出这些优秀的作品，毋庸置疑，作者需要对历史知识了如指掌，所以我对他们是很欣赏的。

在众多皇帝陵墓中，我最感兴趣的的陵墓当然是请始皇陵和成吉思汗陵墓。目前发掘的兵马俑都是陪葬坑，由于机关﹑毒液体水银等诸多因素，并没有对主墓进行发掘。而成吉思汗陵到现在只发现了衣冠冢，真正的成吉思汗陵并没有被找到，为了不让后人打扰成吉思汗，元人实行秘葬，以至现在对成吉思汗陵的猜测总说纷纭，连成吉思汗的后人也不知道成吉思汗的归葬之地在哪里。

“中国考古01”号带你水下寻宝 篇6

哈哈，我知道你们对我不大熟悉，没关系，先做下自我介绍——

我的出生，长相和本领

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水下考古更需这样。在2014年以前，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常常是租用渔船或其他船只进行水下作业，很不方便，工作效率也十分低。为了给水下考古工作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中国国家文物局出资近一亿元委托有关部门设计建造了我国第一艘专业水下考古船，那就是我——“中国考古01”号。

我长什么样？可帅了！不是自吹，大家看看照片就知道了。

我块头小，当然比不了那些万吨巨轮、导弹驱逐舰什么的，可我是个“小帅哥”那是无疑的。你们看，我洁白的身躯漂亮不漂亮？我共有三层，其中设有出水文物保护实验室、潜水工作室、食品间、厨房、餐厅等，还有近20个房间用于住宿，且每个房间都配有独立的卫生间以方便船员的生活起居。

我的整个船体集成了多种科考设备，包括门字吊、救助艇、空气隔离舱和减压舱、柴油发电机、小型冷藏集装箱等。配备的各种考古仪器可对水下遗存进行测绘记录、摄影摄像、遗址清理等工作。我那灵巧的液压折臂吊可以像手臂一样伸出船舷3米左右，挖掘、打捞水下3吨以内的物体，特别是我那可容纳6人

作业、时速20海里的潜水器，考古人员可乘坐它潜入水中寻宝。这里，我要特别和同学们说说空气隔离舱和减压舱的作用：水下文物由于长期受海水重压，隔绝空气，出水以后，有些可能很快就会被氧化、损坏，因此必须将它们放入空气隔离舱保护起来：减压舱则可以帮助潜水员缓解水下压力造成的血压舒张，对保证他们的健康至关重要。你们看，我的本事大不大？这些，都是普通渔船无法胜任的。哈哈，术业有专攻嘛！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不仅是中国的水下考古第一船，很可能还是世界水下考古的第一艘专用船舶呢！

我是2013年4月11日正式开工建造的，仅仅8个多月我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2014年1月24日，我在重庆市唐家沱正式下水试航。

晒晒我的工作经历

2014年9月4日，伴随一声汽笛长鸣，我在青岛首航，自此开启了我海洋水下考古的职业生涯。

当月，我接到命令，赴辽宁丹东海域调查

沉船遗迹。经过一个月的探测，基本确定编号为“丹东1号”的遗址为中日甲午海战中邓世昌指挥的致远舰。

2014年10月，我马不停蹄地转战河北唐山东坑坨海域开展调查，确定了两艘古沉船位置。其中，“东坑坨1号”沉船是我国目前发现保存最完整的清晚期至民国时期的铜皮木船，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任务完成，我驶回青岛母港进行修整。

2015年4月，我奉命赴南海参加西沙群岛2015年度水下考古工作。4月12日下午在文昌清澜港举行隆重的启动仪式后，我载着由25名队员组成的西沙群岛水下考古工作队，乘风破浪驶向目标海域。

同学们，在新的一年里，我还将执行新的水下考古任务。等着听我的好消息吧！

拆——中国城市的空间考古学记录 篇7

被“围”字围合的“拆”字是中国城市目前最为盛行的公共书法艺术之一, 另一种顽强地与之争夺话语/空间权的, 是所谓的“办证”艺术。“拆”由民间无名书法家以临时性颜料 (往往是白粉) 醒目地刷写于旧壁:“办证”则是由民间匿名书法家以尽量恒久性的颜料暧昧地疾书于新墙。“拆”是一种百试不爽的、具有绞杀力的空间克星, 它一旦与墙附为一体, 就瞬间终结了古老墙壁的生命;“办证”则是都市幽灵, 其在都市空间的运作方式是书写——涂抹——再书写——再涂抹——直至再再书写。“拆”与“办证”都是滥觞于当下中国都市空间的表话语, 它们既充满多义性, 又都被各自的需求与制造的潜规则操纵着。关于“拆”字的论辩眼下充斥坊间, 但似乎只有“改造”和“保护”两极话语, 笔者听得烦了, 干脆买了台数码相机, 试着在“拆”所划定的界限里寻找新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 我买的索尼S828具有更改镜头方向功能, 也就是当遇到蓝色围栏钢板时, 它可以像潜望镜一样拍到我无法看到的“拆”的场面。

1. 近景——北京煤市街 (细节的魅力)

煤市街在前门外, 与大栅栏商业街交叉, 破败得不成样子, 一听说要拆就没有犹豫, 从隆冬拍到盛夏, 前后5次, 每次都有“故事”, 甚至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A.第一次去就赶上大片民居被移平的浩大壮观场面, 那时刚从地铁出来, 向街里只走了几步, 看到近代的几座银行建筑猛然从原有的旧街语境中突兀了出来, 接着就出现了大片大片满是碎砖的空地, 只有一座两层的老楼还摇摇欲坠地立在瓦砾间, 旁边就停着一辆午休的铲车;第二次去时已是楼去地空;第三次地面上覆盖了一层窗纱。现在, 那里已经是“北京城建道桥公司煤市待改造工程煤市街项目经理部”的地盘了, 平整的院落和两层的临时办公楼。

B.第一次在煤市街附近搜寻时, 在几条小胡的交汇点, 一个西域老汉在肮脏的环境里温馨地加工着他的面食, 挨着他住的是一个半身不遂的老人, 与他们形成对景的是一座很特别的“角楼” (二层的有着精细的木雕装饰的小楼) ;第二次去时摊子已无, 只有半身不遂的老人和他的屋子还在, 笼罩在四周的灰尘中, 有人在拍角楼, 那一侧还没动;第三次去时已是人去屋空;第四次只剩下角楼;第五次看到的是蒙着黑纱 (防尘遮阳布) 的遍地瓦砾。

但是我很快就放弃了用图像去讲述关于拆迁的煽情故事的企图, 因为在煤市街五次漫游中, 我最感兴趣的, 还是原本破旧的、毫不起眼的街巷随着拆的过程所显现出来的细节和结构的真相。

对我来讲, 煤市街就是一个城市空间的考古学现场——不是福柯或文化研究意义上的虚拟的、作为文本分析的现场, 它就是真正的空间考古现场!

从第一次去现场, 我就震惊于随着人去屋空, 街巷和旧屋所呈现的废墟之美。在屋顶和墙壁逐渐被揭开后, 那些被“揭开”的木结构更是突显出它的空间演化逻辑。在这里, 忙乱的街道呈现了它的空间考古学价值, 在煤市街默默无闻的街巷间隐藏若从宫廷建筑尺度的抬梁式构架、穿斗式构架, 到现代的桁架结构的木结构的一个个典型案例:用材的规模, 也清晰地显示出对不同结构体系的力学和美学理解, 没有半点含糊。如果不是拆, 这些在中庸均质的“表皮”下潜藏的建基于不同文化体系的结构话语之间的“较劲”, 是难为人知的。就是“表皮”其实也充满着趣味, 只不过它们被埋没得太深, 或者被遮挡得太久。煤市街深处的一些生产空间的改造加建空间, 是在有限的空间、结构条件下的充满现代意味的设计杰作, 也是没有建筑师的设计的经典案例。前门外大街东西两面阔大的城区原是北京的外城, 它与内城的规矩的方格状的城市肌理不同, 保持了一种随意的、自然生成的特征。

混杂的无序空间与结构秩序正是这一带的本质, 从建都时它就早作为与内城空间的补充、对比和调和而存在的, 它混杂而不混无序, 无序中潜藏着明晰的空间演变秩序。

2. 中景——天津南市 (敞开的建筑)

在天津, 我感兴趣的是殖民建筑之拆, 当然拍到了许多:包括天津第一家地产公司的总部, 有着欧洲电影里常见的带铁栅栏的电话间已经贴有保护的标志和简介牌, 看到它的时候, 已经人去楼空, 门窗不知去向。但是我的真正收获却不是在这一区域。这次, 正是骑着自行车, 我才很偶然发现了南市建物大街一带的令人震惊的衰落, 它虽然地处闹市边缘, 却几平定格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 像王兵的《铁西区》中的沈阳。正着迷间, 一个居民说:去那边看看吧, 那里正在拆文物!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一拐, 就到了和平路, 这里可是天津最繁华的商业区, 劝业场、百货大楼都在这条街上。终于看清, 她所说的文物建筑是人民剧场, 一些有节制的抗议书张贴在剧院的大门上, 门上挂着一条红布幛子, 云“热烈庆祝人民剧场落成105周年”, 上面还有一行小字:“感谢党和政府关怀, 感谢建设者、设计师、艺术家、各界人士、各部门厚爱, 保护文物, 繁荣演出”。显然, 这是一幅具有话语考古学价值的条幅, 其主流/表话语与黑色/潜话语完美融合, 捧/杀之间见张力和功力。这面墙 (曾是剧场唯一面街的立面) 上最触目的, 是用白粉刷上的“文物”二字——与流行的“拆”字是一种书写模式, 意涵却正相反, 其中肯定潜隐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人民剧场在天津的地位约略相当于北京的首都剧场, 但又并不完全相同, 因为它并不是天津人艺的专有剧场, 在地理位置上也相距甚远——天津人艺在市区东南, 人民剧场则蜗居于老城的北角。曾看过几次戏和电影, 最起码对剧场没留下什么印象。眼下它真的岌岌可危了, 周边的建筑都已经清场。拍人民剧场并不令人激动, 它的正立面的设计太“平凡”了, 与我们七八十年代在全国任何一座城市里看到的剧院没有什么不同。剧院两边被夷平的荒地已被栅栏围了起来, 正是借着自行车的高度和漫游的半径, 我发现了突显于被清理出来的考古现场上人民剧场的侧面令人震撼的巨大体量。当剧院脱离了它原有的拥塞语境后, 它的巨型的、具有纪念性尺度的体量才得以突显, 这完全颠覆了我几十年来对这个剧院的印象:大厅、观众厅和舞台空间的逻辑关系清晰, 结合自然, 尤其是大厅的设计, 体量和窗的错落是功能与美感的完美结合。剧场建筑因为都挤在繁华的闹市, 一般只能凭着考究的正立面吸引人流, 与闹市区常见的公共建筑不同, 剧场建筑的体量巨大而封闭, 具有静穆的纪念性尺度与表情, 可以说正是“拆”使人民剧院的建筑魅力突显了出来。

3. 远景——上海周家嘴 (街道布景)

发现周家嘴完全是偶然的偶然:一个朋友在上实的项目里做了一个展览, 名字叫“间·隔”, 是试图通过建筑师与艺术家的强行捆绑形成较劲或破界的作品。住在周家嘴的一个饭店, 对那一带完全陌生, 看着遍地怪异的新楼, 以为是望京一样的新区。一个下午有意脱离组织, 在附近闲逛, 就发现了这么一处幽灵般的街道残迹。最初吸引我的是一条旧式的商业街, 临街店铺很冷清。紧跟着是一大片瓦砾, 其间有几座老民居的残迹。试探着深入进去, 就看到了一条“街”, 从瓦砾堆通向一片新落成的豪宅, 四周的建筑物所存无几, 街道布景一般“在”的, 远处已经林立的豪宅俯视着它。小街所依附的建筑已经基本上消失了, 它只能靠断续的立面和遍地的瓦砾围塑出昔日的轮廓——令人惊奇的是它的轮廓依然被清理得那么清晰, 甚至路面也被清扫得一尘不染。这就形成一个奇观, 建筑虽然残缺了, 难以形成一条街的格局, 但街的氛围还在, 街的细节都在, 街的尊严尚在。

小街的顽强存在, 是在周家嘴豪宅遍布的空间里展示的一个后现代或新都市主义的语境的作品, 它比任何所谓当代艺术的展览都更鲜活生动、更面对当下, 当然, 也更惨烈和无奈——从照片中就可以看明白, 如果不是有几个钉子户的硬撑, 街早就消失了。

这条无形的小街像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考古现场, 文物早已尽失, 但挖掘的过程依然复杂而严谨, 周遭充斥着布景 (建筑残迹) 和记忆 (瓦砾) 。

4. 愿景——除旧布新 (可见的乌托邦)

试析艺术考古与一般考古的关系 篇8

一、艺术考古是伴随着近代考古发展而兴起的, 其发展离不开一般考古

一般考古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 其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 包括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 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艺术考古的研究对象植根于一般考古, 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一些著名的艺术文物都来自于一般考古发掘中, 如国宝级文物汉代长信宫灯、错金银博山炉就出土于汉代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葬的考古发掘中, 青铜纵目人面像发掘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 著名的西周铜方壶是虢国墓地考古时出土的等。古代艺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 艺术考古自然倍受关注。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主要特征的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 为艺术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艺术考古对一般考古研究人类文化方面提供更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一般考古通过对古人类遗物、遗迹的研究来表达当时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水平, 揭示物质现象及其隐藏在其后的人与物、人类社会的复杂关系, 甚至是人的精神活动等等, 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人对美的追求和对美的创造。所以对出土艺术文物体系化的研究与其文化意义上的研究远远大于其欣赏层面的价值。艺术考古其实也是在探索人类文明起源于发展, 人类文明性质与特征。如新石器时期出土的人头型彩陶瓶是既具实用性又具有艺术性的古代艺术品。同时她为考古提供的信息也实极其丰富, 人头型彩陶瓶造型优美、彩绘图案精致, 这就说明新石器时期古人类已经掌握了相当高的制陶和彩绘技术;彩陶瓶的造型宛如穿着花衣的美丽少女像, 从人像的发式来看, 正是古羌族的披发样式, 圆鼓鼓的瓶身和人头像结合又像是一个孕妇的形象, 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古人类对人类繁衍生息的崇敬 (如图1) 。再如, 黑龙江省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阿城市金上京会宁府遗址, 是金源文化的摇篮, 记录着金代前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风貌, 反映着当时的历史辉煌。其中的铜坐龙精美别致, 既是龙, 又不是通常所见的龙, 是金人心目中的龙, 龙与麒麟的合二而一。这既体现出金人与中华民族的统一性——龙的传人, 又体现出金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如图2) 。

距今5000年的舞蹈文彩陶钵是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珍宝。这是首次发现的直接描绘原始先民生活场景的图画。口沿及外壁以简单的黑线条作为装饰, 内壁饰三组舞蹈图, 图案上下均饰弦纹, 组与组之间以平行竖线和叶纹作间隔。舞蹈者形象以单色平涂手法绘成, 造型简练明快。三组舞人绕盆一周形成圆圈, 脚下的平行弦纹, 像是荡漾的水波, 小小陶盆宛如平静的池塘。欢乐的人群簇拥在池边载歌载舞, 情绪欢快热烈, 场面也很壮阔。舞蹈纹彩陶盘是直接反应原始先民生活场景的艺术品, 它既表现了古人类对美的追求与创造同时为考古研究古人类社会生活和文明提供了有力间接资料。马踏飞燕, 又名铜奔马, 是东汉灵帝时期青铜器, 奔马三足腾空, 一足踏飞燕着地, 飞驰向前, 表现了骏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 从这件艺术文物的研究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大汉名族的自信。

艺术文物会影响文化的面貌与特征, 艺术考古为丰富一般考古研究中某文化遗址的精神和文化类型分析提供直接资料。大地湾的彩陶钵内, 绘有红色的独体符号, 已发现有“↑”“+”“×”“‖”等14种, 大部分属于指事符号, 有的符号可能与数字有关。据一些专家判断大地湾文化彩陶上的彩绘符号, 是继起的半坡类型彩陶上刻划符号的前奏, 这也为研究中国古文字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通过这些图案、器型、符号等的分析, 考古专家得出大地湾文化和半坡文化同属于仰韶文化不同类型的结论。这就是艺术考古在一般考古中文化类型方面的贡献。

艺术考古所采用的方法常是一般考古中的田野考察、类型学等, 其研究对象大多数也都来源与一般考古, 所以说艺术考古是伴随着近代考古发展而兴起的, 其发展离不开一般考古。但同时随着艺术考古的深入开展, 一些一般考古无法解答的问题也得到了更专业, 更透彻的分析, 从而为考古学研究人类文化、人类社会发展及人类意识形态的变化方面提供更丰富的资料。关于这两者的关系的研究已有很多资料, 但笔者从具体案例分析出发来讨论艺术考古作为一般考古的重要分支为一般考古研究人类文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两者之间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关系。怎样处理好这种关系也将成为关心艺术考古和一般考古发展的每个人值得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琳.《美术考古》.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4.3.

我的考古之旅 篇9

或者阅读,或者旅行,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走遍万水千山。本期“大脸猫带你游天下”,将要带你游历三个地方。下面,让我为你揭晓吧!

目的地一:马坝人遗址

导游:梁晨

关键词:神秘、远古、历史悠久

“爆竹声中一岁除”,真是时光飞逝,又一年过去了。历史的长河仍在不止地流淌。为了追溯人类祖先的脚步,我在春节假期期间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进行了一次考古之旅。

首先,我来到了位于广东省曲江县的马坝人遗址。刚踏进大门,一幅“人类进化示意图”就像磁铁般深深地把我吸引住了。这幅图让我知道了人类进化的过程:南方古猿阿法种——南方古猿粗壮种——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现代人。古猿人的进化过程激起了我强烈的探求欲望,他们是怎样生活和进化的呢?接着,我去参观了马坝人的居住地——狮子岩。哇!好高的山哪!我不由自主地问了问身旁的导游姐姐:“姐姐,这么高的山,我们能爬上去吗?”导游姐姐笑着说:“小妹妹,既然你没有尝试过,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听了她的话,我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沿着古朴的石阶开始了攀爬。大约过了十五分钟,我们进入了狮子岩里面的桂花洞。哇!这里面好阴森,大洞套小洞好复杂呀!“马坝人是怎么了,怎么会选择这样的山洞来居住呢?”我又问了一句。导游姐姐回答说:“小妹妹,马坝人可聪明了,他们因为害怕被野兽追杀,所以就找了一个阴暗、隐蔽又冬暖夏凉的山洞,这样一来,那些野兽就找不着他们了;就算找着了,也不敢进去。”我心想:马坝人可真勇敢,连野兽都不敢进去的山洞,他们居然敢进。我们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一个坑坑洼洼的地方,原来这是马坝人取水的地方。我一转身,果然看到了一个个取水池,隐蔽又方便。水是生命之源,由此可见古人类是多么睿智。过了一会儿,我们终于钻出了山洞。啊!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好高哇!接着,我们又继续沿着古朴的石阶走了大约二十分钟,终于来到了岩顶。放眼望去,一层层梯田、错落有致的小楼房、滔滔的曲江水,曲江县的美景尽收眼底。啊,洞里洞外两重天,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中考古试题赏析 篇10

1.(2006河北)《九章算术》是我国东汉初年编订的一部数学经典著作.在它的“方程”一章里,一次方程组是由算筹布置而成的.《九章算术》中的算筹是竖排的,为看图方便,我们把它改为横排,如图1、图2.图中各行从左到右列出的算筹数分别表示未知数x,y的系数与相应的常数项.把图1所示的算筹图用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方程组形式表述出来,就是类似地,图2所表述的算筹图我们可以表述为()

答案:(A)

2.(2007河北)我国古代的“河图”是由的方格构成,每个方格内均有数目不同的点图,每一行、每一列以及每一条对角线上的三个点图的点数之和均相等.图3给出了“河图”的部分点图,请你推算出P格所对应的点图是()答案:(C)

3.(2007湖北荆门)我国古代数学家赵爽的“勾股圆方图”是由四个全等的直角三角形与中间的一个小正方形拼成的一个大正方形(如图4所示)如果大正方形的面积是13,小正方形的面积是1,直角三角形的两直角边长分别为a、b,,那么(a+b)2的值是____.

分析:由已知,大、小正方形面积之差等于四个三角形面积,即:2ab=13-1=12,又a2+b2=13,所以(a+b)2=a2+b2+2ab=25

《考古中国》 篇11

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它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国内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环壕聚落，代表淮河下游地区距今7000～8000年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文化，填补了淮河中下游史前聚落考古和考古文化的空白。

石峁遗址是目前已知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对进一步理解“古国、方国、帝国”框架下的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阿敦乔鲁考古工作首次在新疆确认了相互关联的早期青铜时代的遗址和墓地，为探讨该区域古代社会结构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材料。

纪王崮春秋墓墓葬内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及玉器等重要遗物，对研究该地区历史和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工艺技术、墓葬制度等具有重要价值。

邺城遗址东魏北齐佛寺遗迹和佛教造像埋藏坑邺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发掘，是中国佛教考古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这里的北朝寺院布局、出土的大批佛教造像，均具重大学术、艺术和历史价值。

海龙囤遗址海龙囤始建于1257年，毁于1600年，如今周长约6千米的环囤城墙尚存，囤内面积达1.59平方千米，“老王宫”和“新王宫”是囤内两组最大的建筑群，面积均在2万平方米左右。

中国人压力全球第一

近日，一家世界知名办公方案提供商——雷格斯发布了它的最新调查结果：中国内地上班族在过去一年内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压力最大的国家。在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名职场人士中，认为压力高于去年的，中国内地占75％，中国香港地区占55％，分列第一和第四，都大大超出全球的平均值48％。其中，上海、北京分别以80％、67％排在被调查城市的前列。

何为“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通俗地讲，就是指当一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2013年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了2012年～2013年度《社会心态蓝皮书》，在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感、社会公平感、社会支持、尊重和认同、社会信任和社会情绪等方面都指出了中国的弊病所在。

我国有孤儿61.5万名

目前，我国有被认定的孤儿61.5万人。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我国国情，对孤儿采取分散与集中养育相结合的方式。目前，这些孤儿由民政部门举办的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有10.9万名，由亲属养育、其他监护人抚养和一些个人、民间机构抚养的孤儿50多万名。农历癸已蛇年只有355天

天文教育专家赵之珩介绍说，农历蛇年从2013年2月10日开始，到2014年1月30日结束，共355天。农历蛇年之后的农历马年有一个“闰九月”，这一年共有383天。农历年的长度相差近一个月，这是为什么？赵之珩解释说，现在世界通用历法有3种：阳历、阴历和阴阳历。阳历是按照太阳两次通过春分点（即两次“春分”节气之间）的时间间隔为1年，叫做“回归年”，周期为365.2422天，这就是目前世界通用的“公历”。阳历的长度是平年365天，闰年366天。与阳历年固定在365天或366天不同的是，阴历是按照月亮圆缺变化周期安排的，每个月平均为29.5306天，1年12个月，有354.3672天，比阳历的年少11天左右。为了协调阳历与阴历之间的天数，于是产生了阴阳历，即现行的农历，采用的方法是“19年7闰”法，即在19个农历年中加上7个闰年。农历闰年因为多了个闰月，因此一年有383～385天，而农历平年一般有353～355天。赵之珩表示，即将过去的农历龙年因为有了闰四月，故有384天，而即将到来的农历蛇年则是平年，有7个大月（30天）和5个小月（29天），共有355天。风力分级标准最早是中国人制定

现在天气预报都用级来表示风力，这个表示方式无疑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但是，西方人发明这种表示方法，却是吸取了中国人的研究成果。唐代有位天文学家叫李淳风，他是辅佐李氏家族取得天下的重要人物。关于他有很多神奇的传说，但他提出风力的分级是有据可查的。他所著的《乙巳占》中，将风力分为8级，主要标准是依据树枝被风吹动的状态。英国学者博弗在读了《乙巳占》这本书后，在此基础上将风力分为0到12共13等级，这个标准成为今天的国际标准。

为什么犹太人成了“高利贷”的代名词？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里面有一个人叫夏洛克，众所周知，这个人就是高利贷的代名词，同时给犹太人制造了一个不可动摇的印象，那就是“犹太人=高利贷”。在基督教中，借钱获得利息原本是一种罪恶。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在某个时期之前也一直坚守这种教义，但是到了中世纪的初期，犹太学者们开始提倡一种学说，他们认为犹太人从犹太人那里获得利息是一种罪恶，但在和基督教徒的交易中获得利息是可以的。在此之前受到各种歧视的犹太人遵照这个学说马上就实行了高利贷，恰逢十字军远征，金融市场开始迅速扩大，趁此机会犹太人一举掌握了欧洲的金融市场，结果一直持续到现在。

合成照片是战争的副产品

照片不一定总是反映真实，比如说把好几张照片拼贴在一起制作出来的合成照片，可以让从未见过面的两个人亲切握手。这种合成照片的技术在日本取得飞速的进步是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比如说，把大本营发布的报道和照片一起登在报纸上的时候，本来空中只有一架日本的轰炸机，人们可以把它拍成照片进行合成，读者在报纸上看到的是几十架飞机组成的编队击败美军之后凯旋。大本营和媒体一直就这样欺骗民众，或许是因为有过那样一段历史的缘故吧，现在日本的照片合成技术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可以说，战争有各种各样的副产品。

断头台是“人性化”的行刑方法？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执行死刑的方法，据说最残酷的是法国的断头台。把头伸到台子上，巨大而锋利的斩刀从上面落下来，犯人转瞬之间就身首异处了，实在是一种令人惊恐万状的行刑方法。但是，这个断头台是为犯人着想才设计出来的一种行刑方法。在引进断头台之前，法国执行死刑采用的是斩首的方法。但是，如果遇到一个技术很差的刽子手，不能漂漂亮亮地把头斩下来，受刑者就会遭受地狱般的痛苦。对于受刑者来说，一刀毙命要痛快得多，于是人们设计出了准确无误而且能够让受刑者瞬间身首异处的断头台。

“南澳Ⅰ号”考古进入古船内部 篇12

从5月1日开始, 天气状况有所好转, 水下考古工作得以持续开展, 工作效率有所提高。在最近的9天时间内, “南澳Ⅰ号”水下考古工作重点开始从外围和表面散落文物的采集转向沉船区域内沉船船体及船载文物的发掘。

目前, 水下考古工作队在沉船中部已经通过抽泥清理出相互平行的3组木质沉船隔舱板, 隔舱板之间间隔约为1米, 其中一块已经清理出长约4米的一段, 隔舱板之间清理出码放整齐的一摞摞瓷器等文物。成摞瓷器基本上都是侧立横放并交错码放。目前见到的文物种类主要是青花瓷大盘, 也有少量碗、钵、杯及金属凝结物, 其中青花瓷大盘和带盖青花瓷钵是有代表性的器物, 瓷胎和釉质比较厚重, 青花颜色不太鲜亮, 发灰或者发黑, 无论人物还是花草图案都比较随意, 器表施满釉, 底足粘有细砂, 即“砂足器”, 属于外销瓷中的常见类型。在交通部广州打捞局潜水员的协助下, 水下考古队分别对已清理出的沉船区域局部进行了摄影、摄像等影像资料采集、硬质探方框架 (1米×1米) 的制作和水下放置、探方发掘以及沉船局部测量绘图等工作。

5 月11日下午14时许, 海上天气骤变, 原本晴朗的天空飘起了乌云, 风力不断加大, 海面飘起了白头浪,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南澳Ⅰ号”原定的打捞计划, “南天顺”打捞船上依然一片繁忙, 一筐筐的青花瓷器不断随着吊臂缓慢上升。海底瓷器捞上打捞船后, 被迅速装上塑料篮子, 并送往冲水区域用淡水冲洗。打捞船上, 广东汕头边防支队正对出水文物和考古专家实施安全警卫, 1艘公安边防巡逻艇和2艘摩托艇负责海上警戒, 及时劝离不明船只, 以免影响打捞工作。

同时, 沉船表面及外围散落文物的采集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截至5月9日, 采集出水的完整或者可复原文物累计已达1000余件, 出水文物主要类型仍然是外销瓷器青花瓷大盘、碗、钵、杯、罐、瓶等, 此外还有釉陶罐、铁锅及铜板等。

按照计划, 今年“南澳Ⅰ号”考古发掘要做的事情, 是在90天内将船体内文物清空, 然后再进行船体打捞的准备。据介绍, 如果天遂人愿, “南澳Ⅰ号”船舱内文物有条件被大量地迅速发掘出水。从探摸的情况看, “南澳Ⅰ号”沉没时是较为平稳的沉到海底的, 船型大且完整度较好。“南澳Ⅰ号”船体今后如果出水, 将填补明朝晚期海外贸易商船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