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考古的作用

艺术考古的作用（共5篇）

艺术考古的作用 篇1

随着中国近现代考古取得巨大的成就、艺术文物收藏的流行, 艺术考古逐渐从一般考古中分离出来, 专家们也越来越重视艺术考古的学科建设, 理清艺术考古与美术考古、环境考古、一般考古的学科关系问题, 对艺术考古的发展至关重要。笔者认为艺术考古是一般考古的一个重要分支, 她为一般考古研究人类文明和意识形态提供专业的资料, 两者之间可以说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关系。

一、艺术考古是伴随着近代考古发展而兴起的, 其发展离不开一般考古

一般考古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 其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 包括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 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艺术考古的研究对象植根于一般考古, 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一些著名的艺术文物都来自于一般考古发掘中, 如国宝级文物汉代长信宫灯、错金银博山炉就出土于汉代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葬的考古发掘中, 青铜纵目人面像发掘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 著名的西周铜方壶是虢国墓地考古时出土的等。古代艺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 艺术考古自然倍受关注。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主要特征的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 为艺术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艺术考古对一般考古研究人类文化方面提供更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一般考古通过对古人类遗物、遗迹的研究来表达当时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水平, 揭示物质现象及其隐藏在其后的人与物、人类社会的复杂关系, 甚至是人的精神活动等等, 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人对美的追求和对美的创造。所以对出土艺术文物体系化的研究与其文化意义上的研究远远大于其欣赏层面的价值。艺术考古其实也是在探索人类文明起源于发展, 人类文明性质与特征。如新石器时期出土的人头型彩陶瓶是既具实用性又具有艺术性的古代艺术品。同时她为考古提供的信息也实极其丰富, 人头型彩陶瓶造型优美、彩绘图案精致, 这就说明新石器时期古人类已经掌握了相当高的制陶和彩绘技术;彩陶瓶的造型宛如穿着花衣的美丽少女像, 从人像的发式来看, 正是古羌族的披发样式, 圆鼓鼓的瓶身和人头像结合又像是一个孕妇的形象, 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古人类对人类繁衍生息的崇敬 (如图1) 。再如, 黑龙江省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阿城市金上京会宁府遗址, 是金源文化的摇篮, 记录着金代前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风貌, 反映着当时的历史辉煌。其中的铜坐龙精美别致, 既是龙, 又不是通常所见的龙, 是金人心目中的龙, 龙与麒麟的合二而一。这既体现出金人与中华民族的统一性——龙的传人, 又体现出金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如图2) 。

距今5000年的舞蹈文彩陶钵是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珍宝。这是首次发现的直接描绘原始先民生活场景的图画。口沿及外壁以简单的黑线条作为装饰, 内壁饰三组舞蹈图, 图案上下均饰弦纹, 组与组之间以平行竖线和叶纹作间隔。舞蹈者形象以单色平涂手法绘成, 造型简练明快。三组舞人绕盆一周形成圆圈, 脚下的平行弦纹, 像是荡漾的水波, 小小陶盆宛如平静的池塘。欢乐的人群簇拥在池边载歌载舞, 情绪欢快热烈, 场面也很壮阔。舞蹈纹彩陶盘是直接反应原始先民生活场景的艺术品, 它既表现了古人类对美的追求与创造同时为考古研究古人类社会生活和文明提供了有力间接资料。马踏飞燕, 又名铜奔马, 是东汉灵帝时期青铜器, 奔马三足腾空, 一足踏飞燕着地, 飞驰向前, 表现了骏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 从这件艺术文物的研究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大汉名族的自信。

艺术文物会影响文化的面貌与特征, 艺术考古为丰富一般考古研究中某文化遗址的精神和文化类型分析提供直接资料。大地湾的彩陶钵内, 绘有红色的独体符号, 已发现有“↑”“+”“×”“‖”等14种, 大部分属于指事符号, 有的符号可能与数字有关。据一些专家判断大地湾文化彩陶上的彩绘符号, 是继起的半坡类型彩陶上刻划符号的前奏, 这也为研究中国古文字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通过这些图案、器型、符号等的分析, 考古专家得出大地湾文化和半坡文化同属于仰韶文化不同类型的结论。这就是艺术考古在一般考古中文化类型方面的贡献。

艺术考古所采用的方法常是一般考古中的田野考察、类型学等, 其研究对象大多数也都来源与一般考古, 所以说艺术考古是伴随着近代考古发展而兴起的, 其发展离不开一般考古。但同时随着艺术考古的深入开展, 一些一般考古无法解答的问题也得到了更专业, 更透彻的分析, 从而为考古学研究人类文化、人类社会发展及人类意识形态的变化方面提供更丰富的资料。关于这两者的关系的研究已有很多资料, 但笔者从具体案例分析出发来讨论艺术考古作为一般考古的重要分支为一般考古研究人类文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两者之间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关系。怎样处理好这种关系也将成为关心艺术考古和一般考古发展的每个人值得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琳.《美术考古》.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4.3.

[2]张江凯, 魏峻.《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物出版社, 2006.5.

艺术考古的作用 篇2

关键词:艺术考古;新环境;新兴学科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4—0138—02

艺术考古学是建立在艺术学与考古学基础上的,借助艺术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古建筑学、民族学、宗教学、艺术史学、民艺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将艺术理论与考古资料相结合,以阐释人类艺术真谛为己任,以探究人类文明发展脉络为目标的新兴学科。如果可能,艺术考古学会不遗余力地探讨古代美术之外的,属于艺术各门类的问题。如:音乐、舞蹈、诗歌、建筑艺术、艺术心理、古代民族艺术、各民族间各地域间艺术比较等相关古代艺术门类。

艺术和考古是两个密不可分的主题,对此领域的研究在国际上一直备受瞩目。近代以来,王国维、罗振玉略闻西方学术方法,精通传统金石学,对艺术考古有所探索。此后,王子云,童书业、郑振铎、常书鸿等凭借雄厚的国学基础亦对艺术考古做出一定贡献,然于西方所谓艺术考古终究有隔。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提出,将艺术性与人文科学、美术学与历史学、艺术史学与考古学密切结合进行研究。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问题逐渐形成了“如何将中国艺术考古学理念构建实践”的重大攻关课题。目前,中国艺术考古已成为文物美术界、考古界、博物馆等学科及相关领域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

人类历史丰富多彩,考古之学源远流长。20世纪20年代,近代考古传入中国,使得中国历史尤其是古代史研究发生根本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并未涵盖历史学科的全部方面,如艺术考古的成果就略显不足。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考古事业获得新生,经过几代人数十载的艰辛,中国考古学取得了诸多成就,理论研究已有一定积累,一些基本问题也已大体摸清,但考古学同样容易固步自封,且中国考古界擅长田野发掘,对堆积如山的文物藏品却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可谓美中不足。因此,艺术考古学的提出和强调,是很好的事。

考古与艺术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考古学是通过过去的人们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研究人们过去的生活,去尽力复原历史的一门学科[1]。过去人们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而人们的精神生活既包括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也包括艺术、审美等。作为考古资料的许多遗存,本身就是艺术珍品。例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商周时期精美的青铜礼器及其表面的各种纹饰、战国至汉代的漆画、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汉代至辽代的墓葬壁画、颇具中国特色的各时代玉雕、各时期遗留下来的丝织品上精美的图案、作为“中国”英文名称的“China”语源的瓷器等,都是我们祖先的创造,也都是古代艺术的结晶。

艺术生活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创新对艺术来说非常重要,不仅在形式上,理念上要有创新,在更深更广的实践及理论层面上更需要创新。尽管艺术与考古属于不同学科,研究方向迥异,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却是交叉兼容、密不可分的。艺术与考古,唇齿相依。艺术动情,考古明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学科的分化和细化是学科发展的趋势所在。歌德曾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2]现代人研究历史的方法不应是单一的。历史学科的涵盖非常宽广,义不容辞地包括人类社会的审美艺术活动。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学已深刻地感受到了考古学给予的学科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决定性的、关键性的。作为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非常动人的部分——艺术发展史,同样需要艺术考古学的大力介入,甚至同样发挥出决定性、关键性的作用 [3]。

考古是艺术史研究的重要支持,一个考古新发现可能就会改写一段艺术史的定论,研究古代的艺术成就对今天的艺术教育创作来说,无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美国等国家的大学里,艺术史是一门十分重要的课程,很多与文物、考古学有关的专业或系被称为艺术史系,足见艺术与考古关系之密切。在我国,相对于文物和其它考古遗存的年代、形制、内容的研究来说,对这些遗迹遗物所表现得古代艺术的研究无论是研究者人数,还是研究论著的数量都很少,这与我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以及丰富的古代艺术信息相比,这方面的研究显得尤为薄弱 [4]。也正因为如此,通过考古资料中所蕴含的大量艺术信息来研究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艺术,是一个具有光辉前景的研究领域,是一条艺术与考古相结合的新路,将为我国古代艺术研究提供契机。

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正日益加剧。在这种趋势下,作为具有一般判断能力的人,都应当警觉地认识到——“全球化”的进程实质就是地球村的缩小,信息一体化的普及与加速。“全球化”最终获得什么样的结果?这一点值得我们担忧。笔者认为,“全球化”是不同文化交流碰撞的客观结果,是不同文化良性的交融和互换,并不是一种“单一文化”或一种“单一文明化”的存在。如果“单一文化”或“单一文明化”真的出现,那么对于地球和人类来说,只能是悲剧。须知越是“全球化”,越不能放弃“本土化”,越应该注重“双文化”的融合与相益——即世界范围内现代文化与本土、民族性传统文化的交相辉映。这种“双文化性”和我们的民族精神是分不开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一种拥有悠久传统的文化或文化文明,因为处于相对的弱势,而被另一种处于相对强势的文化或文明涵盖替换,这种相对弱势的文化或文明所包含的,对人类未来发展可能具有重大作用的潜质,也会被无情地湮没、遗弃、最终被忘却。这在历史上,曾有过两河文明、埃及文明、玛雅文明等等令全人类痛心疾首的例子。

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地上地下有着丰富的文物遗存。这些文物遗存,不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还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深入地研究它们,不仅可以理解我国优秀历史文化,还可以对当代提供借鉴 [5]。艺术考古无疑具有这一功能和潜力,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也为艺术考古提供了研究资料。因此,艺术考古学也应有一种学科警醒,摆脱诠释的、赏玩的、附庸的狭窄境地,投入到更广阔、更深入、更全面的学术境界。

目前,我国正处在高速发展的新时代,只有有思路,才能有出路,只有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断超越,跟上时代的步伐。培育弘扬民族精神,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历史观念的不断积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生活方式的不断丰富,要求艺术与考古必须立足于民族优良文脉的基础上,多元化地吸收边缘学科以及优质文明的良心基础,带着鲜明的民族性,强大的感应力,单一集中地诉求准确的目标对,独特的视角,丰富的容量,深刻的内涵,在考古主体化与艺术客体化的双向沟通和理解的过程中,互识、互容、互诉和互补。

艺术是民族文化灵魂的展现,历史民族文化的辉煌展现,只有将二者完美结合,才可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开创出新天地。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逐渐深入,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尤其是在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后,在上海世博会即将召开之际,全世界的焦点更是都汇集到了中国,而几千年文明积淀而来的历史,则亟需世人不断发掘、不断研究,不断品位。艺术与考古学研究相结合是当今国际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它不仅对弥补中国艺术史研究对象的不足,还对传统艺术文化史深层次的延伸起着重要总用。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考古的研究宗旨便是这样,发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努力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力争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艺术和考古的发展,艺术考古是我们了解自身过去与未来的钥匙,对整个社会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古代艺术辉煌灿烂,许多艺术珍品被埋藏在地下,需要通过考古发掘,才能使它们重见天日。同时,通过考古鉴定赋予它们以学术及艺术价值。研究、继承并光大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推广中国艺术考古,推动中国艺术考古研究的系统化、科学化,不仅能够促进中国艺术考古在学术创新层面与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进一步交融发展,将中国美术史及考古学的深入研究创设一个多元平台,还能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创建和乐富强文明的中国对,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创建和谐社会,振兴文化事业也有着积极作用。

在我国现代考古学发端不足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对先民所创造的古代遗存,从来都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阐释,而艺术作为文化的结晶更是蕴含着更多的精神寄托,即便在没有文字出现的亘古岁月里,我们也能从诸多遗迹遗物中发现人类童年的艺术灵光,因而得出人是“艺术的动物”的本质定义。考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在当代生活日益物化的趋势中,如果对“人化的自然”这一命题细加探究,去发现古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如何去表现主观情愫,这无疑是艺术考古所驰骋的天地。

艺术考古是一门值得践行的新兴学科,它的意义深而广矣。我们应当用创新的精神拥护并支持它的发展,集历史之精华,阐艺术之妍美,扬民族之个性,积极投身到艺术考古事业中。适应国家、社会,艺术发展的需要,在关注当代艺术发展的同时,重视对中华民族深厚文化传统的发掘和研究,推动艺术与考古研究系统化、科学化,促进我国艺术考古在学术层面的创新,弘扬民族文化,振兴文化事业。虽然我国艺术考古学的研究还属于起步阶段,发展相对薄弱,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需进一步拓展,但前瞻未来,我们对艺术考古的发展是充满信心的。我们相信,健全和发展艺术考古学,构建完整的学科体系,将对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S].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2]德·爱克曼.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53.

[3]孙长初.考古新视野丛书·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4]石兴邦.简谈田野考古工作的理论与实践[J].考古与文物,1981,(3).

[5]黄厚明.中国早期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商周青铜器饕餮纹图像为例[J].民族艺术,2006,(4).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 篇3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保护作用, 而这种保护作用又具体体现在许多层面, 其中主要有以下三大层面, 我们分别进行论述。

一、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发掘作用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 首先体现在它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发掘作用上。因为发现发掘是基础与前提, 只有先发现发掘, 然后才谈得上保护。如果没有发现发掘, 保护又从何而来呢?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保护作用在发现发掘作用体现的实例, 不胜枚举。例如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址, 就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之一, 因该遗址遗物中有彩陶, 故又称“彩陶文化”遗址。又如1927年首次在北京西南房山周口店龙骨山洞穴内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 经古地磁法测定, 其绝对年龄为距今约70—23万年, 地质时代属于更新世中期。至今共发现40余个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个体。

由此可见, 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发掘, 是考古学对文化遗产保护作用的基础与前提。

二、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作用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发掘只是第一步, 而考古学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与关键, 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首先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其中主要是对文化遗址与文化遗物的保护。例如仰韶文化遗址———河南渑池仰韶村, 就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时是对文化遗产的研究, 其中主要是文化遗物———文物的系统化、科学化研究。例如殷墟, 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 为商代后期都城遗址, 商代自盘庚到帝辛 (纣) 在此建都共达273年, 是我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第一个都城, 也是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而在这里出土的大量文物, 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甲骨等, 有关专家都进行了系统化研究。尤其是其中的甲骨刻辞, 早在1899年 (清光绪二十五年) 在此首次发现, 后于1928年开始考古发掘, 先后出土多达10万余片, 上面的甲骨文为我国最早的文字, 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共计4500字左右, 已认识的有1700字。历代专家学者对甲骨文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细致的研究, 并形成了专门的学科———甲骨学, 包括甲骨文历史、甲骨文流传、著录、卜辞内容研究、龟甲兽骨种属等。其中重要著述有孙诒让的《契文举例》, 罗振玉的《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考释》等。又如1972—1974年先后两次发掘的湖南长沙东效马王堆汉墓, 对其文化遗物印章、印泥、套棺、木炭、白膏泥、男尸枯骨、帛书、帛画、彩绘、丝织品、乐器、漆器、完整女尸、竹筒等, 也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证明这些文物, 为研究西汉初期的历史与当时手工业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 提供了丰富可靠的实物资料。

当然, 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 除国家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以外, 还与国力的强弱弱有关。例如北京猿人化石共40余个, 但在1941年大部分落入美国人手中, 至今不知去向。而建国后发现发掘的文化遗迹与遗物, 则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完好的保护。

三、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并不是消极封闭、被动静止的, 而是消极开放、主动动态的。其中的重要之点, 就是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

这方面成功的例证很多。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 系著名的明清宫廷建筑与宫廷史迹, 也是古代艺术博物馆, 珍藏历代艺术品和明清历史文物多达100多万件。现在已对外开放, 供游人观赏。又如1978年出土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编钟, 经考古专家与音乐专家合作, 对全套曾侯乙墓编钟音乐进行了全面研究, 并进行了复制。由湖北博物馆、湖北艺术学院组成编钟乐团, 并和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团、交响乐团合作, 于1984年建国35周年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曾侯乙编钟音乐会, 演奏了《楚商》、《春江花月夜》、《秦王破陈禾》、《满江红》等曲目, 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向当代观众展现了2400年前的编钟等古乐器的风采。”[2]

摘要：考古学属于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 它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十分明显。本文从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发掘作用、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作用、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作用三大理论层面, 全面系统、深入细致地论述了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这一重要命题。

关键词：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发现,发掘,研究,开发,利用

参考文献

[1]辞海[M]缩印本P1495.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艺术考古的作用 篇4

该课程重点是中国美术考古范畴，对西方美术考古有部分涉及。自2010年起我院开设美术考古学院选修课已6学期，每学期2个班各20学时，每班近40名学生。从选课人数和开课情况来看，学生对其还是很感兴趣的(按院规定选课人数不足不开班)。通过与学生交流，他们选择这门课大致有3个方面原因：考古学有神秘感，很好奇;对考古故事和传奇感兴趣;受网络小说(《鬼吹灯》《盗墓笔记》等)影响。根据高职学生特点，教学中需减少枯燥理论，增加课程知识面和趣味性，调动学生兴趣。

二、课程建设思路

根据学生现有的认知和兴趣点组织课程，让学生在课上带着兴趣开阔视野、学有所获、完善知识体系是该课程的基本思路。

学生对美术考古更多是带着好奇心理，希望了解考古是什么。实际上真正系统地学习美术考古内容对于学生而言是枯燥的，需要掌握大量知识。而教学中不能简单按照美术考古的内容讲知识和理论，需要调动学生积极思考。课程重点应从文化的层面来展开，在对美术遗物和美术遗迹理解的同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学生根据材料表达自己的观点。

对学生要进行科学引导。比如要让学生弄懂盗墓和考古的差别，了解正确的考古方法。同时应全面介绍美术考古的范畴。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分别介绍来自于美术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田野考古工作流程，如：踏查、钻探、探方、整理、报告撰写等。同时可借助视频资料增强直观性，近来纪录片如《考古中国》《敦煌》《故宫》等都是很好的学习资料。给学生继续探究的方向是必要的，应列出参考书，指出学科的发展趋势和方法等。

三、课程组成及内容选取

课程教学设计应遵循降低难度，提高学习兴趣的原则，搭建美术考古学知识框架，为学生进一步探究打基础。课程内容组织为以下的结构：

1. 基础理论

(1)美术考古学知识框架。

美术考古学基本概念;

文化：军事、饮食、服饰、家居、丧葬;

观念：萨满、佛教、道教、生死观;

制度：等级制、文官制度、礼乐制度、昭穆制度。

(2)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

美术遗迹：壁画、雕塑;

美术遗物：绘画、雕塑、碑刻、工艺美术、其他。

(3)美术考古学方法：类型学、地层学、图像学、文献研究、科技考古、考古学文化、田野考古工作流程。

2. 分类研究

(1)中国古代青铜器：青铜时代、冶铸工艺、装饰工艺、装饰纹样。

(2)中国古代墓葬艺术：概念、分期、陵寝选址原则。

(3)礼仪美术。画像石：二桃杀三士、要离、孔子见老子、秋胡妻、孟轲母、泗水捞鼎、荆轲刺秦王。

(4)中国古代典籍。

3. 拓展学习

考古发掘简报解读。在内容的选取和组织方面尽量通俗易懂，减少过于艰深和枯燥的概念，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动脑思考。

四、课程评价

课程评价原则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在学习知识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引导其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研究意识。可布置三项作业内容：美术考古个案分析、青铜器型图、课堂笔记。通过这些项目加深学生印象，培养良好学习习惯，为今后进一步学习作好铺垫。

参考文献

[1] (德) 米海里司美术考古一世纪[M].郭沫若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艺术考古的作用 篇5

历史教学的三维目标是我们在教学中必须坚持的准则, 即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历史的教学就是要通过一定的方法实现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 对学生的认知、理解、感悟一步步的培养。

通过上述分析, 似乎考古学与中学历史教学相去甚远, 然而当我们以独特的角度深入思考, 就会有“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思之回味无穷。

一、考古学与历史教学三维度目标

知识与能力目标的培养就必须以信史为基础, 中学历史教学依赖于教材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教材是中学生的主要资料, 是中学教育资源的焦点, 是教育教学行为的载体与中介, 也是教师展开教学活动的基本凭据, 更是师生之间协同实施教学活动的重要工具, 思维确定章法, 理念维系做法的金科玉律。从根本上指导着我们以真为实辩真伪, 以诚为信树道德, 以史为鉴明得失、以人为本促发展。如果这种基础性的载体都不能保证其准确性, 教育的作用将大打折扣。历史教材知识的来源就得益于考古学的最新成果, 另外考古学的成果还起着甄别教材谬误的功能, 考古研究出土的墓葬、器物、竹简、藏经、壁画、帛书等文化遗存, 以如实存在的实物姿态客观地印证了各个时期产品的工艺特点、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各时期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 有力地推翻了那些没有充分证据的前提之下而胡乱捏造出来的教材的相关论点与相关史实, 从而引导教材积极、健康发展。

1956年在河南省新郑县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址。其中轰地一声、震惊世界的典型代表是一个石磨盘, 形状像一块长石板, 两头呈圆弧形, 如鞋底状, 是先民用整块的砂岩石磨制而成, 表面呈规则弧度, 四周稍凸, 中心下凹。可能是裴李岗人民刻意为之, 也可能是长期使用造成的磨损, 与其配套使用的是石磨棒, 在当时出土之时犹能使用, 真是不可思议。在遥远的7000年之前, 人类的智慧就达到能用一整块的坚硬石板琢磨出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 而更加令人费解的是这种凝聚着原始人类高端技术、高度智慧的生产工具, 为什么在裴李岗以后的文化生态层中突然神秘消失了呢?这究竟是人为还是自然因素?

我们的教学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去探讨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特点, 学生在思考中通过对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去认识此工具对人类开发的作用, 这就是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我们不禁有此一问:“我们探讨、研究的历史主体是怎样透过尘封的黄土一步步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她的存在有什么样的历史价值和现代启示?”思之, 考古学的历史还原作用, 对中学历史教学信史的提供, 对学生动脑、探讨问题、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的培养实在是举足轻重。反过来观察, 我们的教学过程与教学方法不也是蕴藏在对裴李岗文化遗址的探讨与此新石器文化的特点的思考中了嘛。

以吾之观点, 考古学对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影响较之前两者, 似乎更加的明了。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学生在获取历史知识后, 通过头脑的分析对比, 在思想深处的思维感悟, 是在学习历史之后对历史背后文化的升华, 结合历史对现代社会的理性思考。

1978年湖北省随州一驻军在扩建过程中开山炸石, 在一个小山包上出现了与周围环境大不相符的褐色土层, 曾侯乙墓在偶然的过程中显现了恢宏的战国气势。举世闻名的青铜编钟, 总计64件, 分上中下三层共八组, 悬挂于撰写着金文, 满饰彩绘花纹的铜木钟架之上, 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衬托着整个钟架, 总重量达3500千克, 无论从制作工艺, 还是整体质量上看足可称赞为我国古代青铜乐器的瑰宝。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中华民族已经摸索出了纯铜、锡石、铅矿三种成份的最佳配方, 以捕捉绝佳的音色;独揽了钟壁厚薄、钟体大小和音色高低的最佳比例, 锻造出音高相异的排列组合;设计了复杂的钟腔结构与“合瓦式”的独特钟形, 形成了奇妙的一钟双音和优美的旋律, 这种实物的感官刺激, 比文字的描述更能激发学生对中华青铜文化发达程度的情感共鸣, 让学生认识到战国时期冶炼技术的发达和音律认识的高超。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1971年长沙东郊驻军在两个小上坡上建造医院, 不巧的是经常发生塌方事件, 钻探时有呛人气体, 以火点之呈蓝色火焰, 长沙马王堆汉墓因为偶然浮现于世, 出土的女尸跨越千年之时光而身体各部位和内脏器官的外形仍相当完整, 结缔组织、肌肉组织和软骨等细微结构也保存较好, 全身润泽, 几乎与新鲜尸体相似。既不同于木乃伊, 又不同于尸腊和泥炭鞣尸, 是一具特殊类型的尸体, 是防腐学上的奇迹, 震惊世界, 思之令人叹为观止。这对学生思想的震撼应该不亚于一次地震吧, 对学生文化认同感的塑造应该可以媲美于任何的说教, 强调中华之文化有多么深不可测吧。……

二、考古学与历史教学方法的革新

从考古学的定义我们能够明了, 考古学的方法主要是田野考, 即是以实践为基础, 自己动手, 在获得成果后自己思考得出结论。在实际的田野挖掘属于历史的痕迹与历史的脉流, 在这里面蕴含的实践精神客观上推动了教学方式的改变和发展。传统的“老师教、学生听”满堂灌输的教学方式严重扼杀了学生追求历史真相的激情与冲劲, 让学生在老师的知识灌输中变得懒惰而赖于思考, 从而使得历史教学变得枯燥乏味。然而, 考古学所散发出来的“实践检验真理、实践考证理念”的精神, 则充分地拓展了学生思维。于此, 教师的课堂也变得活跃, 课堂还原于学生, 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学生思维拓宽之后, 就可以促使学生对课外知识的了解, “兴趣是人的第一老师”, 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 选择课题, 进行探究式学习, 通过学而思的过程, 增强对历史维度的把握, 深度的扩展。这样才是我们提倡的素质教育。

考古学对教师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考古学能够提供崭新的历史研究热点, 丰富人文社科透视领域, 指明历史文化创新的角度, 诸如“金文学、敦煌学、夏商周断代史、少数民族文化史、中西沟通交流史、唐宋变革论……”, 这种创新使学术领域朝气蓬勃, 对教师文化素养、人文精神的提升是不言而喻的, 在新课改观念大行其道, 倡导学术研究与教学优化双向发展的背景下格外重要。另外, 考古学能够注入新的研究史料, 发展前人历史研究, 诸如殷墟甲骨文、金文的发掘对我国信史研究提供了可靠性物质史料, 明定陵的发掘对明朝经济、文化、生产力的挖掘提供了《明史》等正史中无法提供的依据……

以信史为据才能清晰的认识历史这种特殊社会形态的形成、发展过程, 为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学提供参考, 为教师的素养内化提供材料, 为中学课堂带去欢声笑语、兴趣盎然, 考古学对今天历史课堂的作用真的是“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参考文献

[1]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谭维四, 张文彬《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