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新发现

中国考古新发现（精选5篇）

中国考古新发现 篇1

郑州地处中原核心地区。 早在20 世纪50年代, 就有郑州商城发现, 70 年代之后又有裴李岗文化发现。 从一系列重要的夏商周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郑州地区一直是探索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课题的重要区域。 然而在裴李岗文化发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有关时代更早的新石器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之间的史前文化存在线索一直没有被发现。 寻找更早的史前文化, 填补旧、新石器时代之间的空白, 探索中华文明形成的源头, 是在本地区工作的考古工作者长期探索的课题。 近年来,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 在郑州地区连续开展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 发现发掘了一系列晚更新世到全新世早期的史前考古遗存, 为探讨上述课题提供了新契机。

一、李家沟遗址的发现

为了寻找比裴李岗文化更早的史前文化遗存, 填补中原地区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空白与缺环, 2009 年秋季,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发掘了新密李家沟遗址。 从2009 年8 月底到2010 年5 月, 共在李家沟遗址发掘揭露100平方米, 发现不仅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片石器与细石器遗存, 还发现其上叠压着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层, 完整地揭露出从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连续剖面。

李家沟遗址位于郑州西南的新密岳村镇, 该处地形为低山丘陵区, 海拔高约200米, 附近黄土堆积发育。 遗址坐落在属于淮河水系的椿板河左岸以马兰黄土为基座的2 级阶地堆积的上部。 发掘探方分南北两区。 其主剖面均包括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地层堆积。北区的文化层厚约3米, 从上向下共分7层。第1至3层为近代堆积;第4至6层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堆积, 发现数量较多的陶片、石制品与动物骨骼碎片等;第7层是仅含打制石器的旧石器文化层。南区的地层堆积自上而下亦可分为7层, 第1层为扰土层;第2、3层为裴李岗文化层;第4层为棕黄色砂质黏土, 未见文化遗物;第5层与北区5、6层相同, 为新石器早期文化层;第6层的发现最为丰富, 含船形、柱状等类型的细石核与细石叶等典型的细石器文化遗存;第7层为次生马兰黄土层。综合观察南北两区剖面的层位序列, 可以清楚地见本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地层关系。

李家沟的旧石器文化有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初的石片石器工业的少量石制品, 但更丰富的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的细石器遗存。 后者主要发现有船形和柱状细石器技术剥取的细石核与细石叶。 石器组合包括端刮器、边刮器、琢背刀、石镞、雕刻器等。 这些精致石器刃口锋利, 轻巧便携, 是便于长途奔袭、狩猎使用的工具组合。 这些工具所使用的原料也多是不见于本地的优质燧石, 是远距离采集运输所得。 在典型的细石器以外, 还发现仅经过简单磨制加工的石锛, 以及烧制火候较低、表面无装饰的夹粗砂陶片。

李家沟遗址新石器文化层明显增厚。 除了数量众多的文化遗物, 北区还发现有石块聚集区等遗迹。 遗迹中心由磨盘、石砧与多块扁平石块构成。间或夹杂着数量较多的烧石碎块、陶片以及动物骨骼碎片等。 带有明显人工切割痕迹的食草类动物长骨断口, 清楚显示遗迹区进行过加工动物骨骼的活动。大量烧石的存在则说明这里亦具有烧火的功能。还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200 多片陶片。陶片均为夹粗砂陶。陶片颜色有浅灰黄色、红褐色等。部分陶片的质地较坚硬, 显示其烧成火候较高。 这批陶片虽然包括多件不同陶器的口沿部分, 但器形却很单一, 均为直口筒形类器物。 新石器阶段的细石器技术明显衰落, 基本不见刻意修整的精制品。 这些发现前所未见, 很多学者将其命名为李家沟文化。

在李家沟文化之上, 还有少量裴李岗文化遗存的发现。 所以从石片石器、细石器再到李家沟文化和裴李岗文化, 这样非常难得见到的“四叠层”, 清楚地展示了郑州以及中原地区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发展的历程。

二、西施遗址的石叶遗存

石叶一直是认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与现代人行为的标志性文化遗存。 石叶技术与产品在旧大陆西侧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以至于成为这些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代名词。 然而, 在我国及东亚大陆, 除了地处西北的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有典型的石叶工业的发现, 石叶遗存在其他地区一直鲜有发现。 2010 年5 月至7 月, 由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发掘的西施遗址, 以及近年来在该遗址附近地区连续工作新发现的石叶遗存, 很清楚地改写了石叶技术在中国及东亚地区发现与分布的历史。 为认识该地区旧石器晚期文化发展, 特别是现代人行为的出现与发展等史前考古学重大课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

西施旧石器遗址位于登封市大冶镇西施村南, 嵩山东麓的低山丘陵区, 埋藏在洧水河上游左岸的2 级阶地上马兰黄土堆积中。 该遗址发掘出土石制品8500 余件, 更重要的是发现有生产石叶的加工场遗迹。 遗址堆积分为两大层:上层为表土层, 下层为马兰黄土堆积, 马兰黄土层厚达3 米, 在其下部发现厚度约20 厘米的密集的旧石器文化遗存。 地层堆积中未发现有显著的水流作用后遗留的痕迹。 石制品本身也没有明显的磨蚀痕迹, 应为原地埋藏。 遗址附近黄土堆积发育, 局部有燧石条带出露, 为当时人类生产石叶提供了原料来源。

石叶加工的主要空间位于发掘区的东北部, 石制品密集分布在南北长约6米、东西宽近4米的范围内。大部分标本在剖面上也很集中, 主要分布在上下20厘米左右的范围内。石制品种类包括石锤、石核、石片、石叶、细石叶、工具, 以及人工搬运的燧石原料等。数量更多的是石器生产的副产品, 即断、裂片、断块、残片与碎屑等。这些石制品及其分布状况, 清楚地展示出该遗址石器加工的技术特点, 完整地保留了石叶生产的操作链。出土石制品的组合, 包括石核与石片等可以拼合, 以及石制品主要堆积的厚度有限等特点, 均说明该遗址的使用时间很有限。当时人类利用附近富集的燧石原料, 集中生产石叶与石叶石核。并将适用的石叶以及石叶石核带离遗址去其他地点使用。

该遗址出土的各类石片有近千件之多, 而其中的典型石叶所占比例高达二成以上。石叶石核或石叶石核的断块两者占绝大部分。普通石核则很少见。还有数量较多的再生台面石片以及带背脊的冠状石叶的发现。成品工具数量很少, 类型包括端刮器、边刮器、雕刻器、尖状器等, 并以端刮器为主。除了大量的石叶石核与石叶, 该遗址还出土了数件细石核和一些细石叶。细石核呈柱状, 表面留有连续剥取细石叶的多个片疤。细石叶也很典型, 只是与石叶保存状况相同, 多是带厚背脊或曲度较大, 不宜继续加工用作复合工具者。

上述的典型石叶遗存, 特别是石叶生产操作链 (生产线) 的发现, 修正了原有的对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模式的认识, 即中国及东亚地区只是经历了从模式一 (石片/砾石石器) 到模式五 (细石器) 的发展。 新发现说明, 至少在地处中原核心区的郑州地区晚更新世人类同样具有生产石叶的技术与文化发展阶段。

三、老奶奶庙及MIS3 阶段的遗址群

MIS3 是深海氧同位素3 阶段的缩写。 这一阶段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7 到2.5 万年, 正是现代人出现与发展的关键阶段。 新近调查发现郑州地区数以百计的旧石器地点, 以及多处已经发掘的旧石器遗址都属于这一阶段。 这些新发现既有如2011 年以来连续发掘的二七区老奶奶庙遗址类的中心营地遗址, 也有如新郑赵庄与登封方家沟等各类临时活动地点。 这些中心遗址与临时活动地点构成多个相对独立分布的遗址群, 分布在古代河流或湖滨, 清楚地反映了MIS3 阶段郑州地区古人类的栖居形态与当时的繁荣景象。

老奶奶庙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南郊的樱桃沟景区内, 附近有贾鲁河流过。 遗址坐落在贾鲁河东岸的黄土台地上。 该遗址最主要的发现是多个文化层的连续堆积, 并有保存完好的多个火塘成组分布, 火塘周围是数量众多的石制品与动物骨骼残片。 下文化层的一个活动面可见4 处火塘呈半环状分布。 在火塘周围也明显分布有丰富的动物骨骼残片与石制品。 同时还有石制品明显聚集区, 是石器加工场所的遗迹。 历年来发掘出土的石制品已近万件, 动物骨骼及残片数万件, 这些遗物和遗迹的分布情况均说明早期人类曾较长时间居住在此遗址。

新郑赵庄遗址则记录了这一阶段人类生产石器和举行特殊活动的历史。该遗址位于郑州市区以南的新郑市赵庄村北, 潩水河东岸第三阶地。2009年10月—12月发掘, 出土5000多件石制品及少量动物化石。该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石器加工场与置放象头石堆的遗迹现象。两者位于同一活动面, 显然是同一时期活动的遗存。石英制品则主要分布于活动面的北侧, 构成一个专门加工石器的工作区。通过对附近地区石器原料的调查发现, 石英产地为遗址西部20多公里的具茨山区。来自山区的石英碎块沿潩水顺河而下, 可以冲到遗址附近形成砾石。但在遗址内很少发现有石英制品的表面保留有砾石面。这种情况说明赵庄的古代居民大多是远距离运输石料, 到赵庄遗址来加工石器。

在石器加工区的南侧, 则发现一处由紫红色石英砂岩垒砌的石堆上摆放着古棱齿象头的遗迹。 象头骨呈竖立状, 由于长期的挤压或受石块的砸击较为破碎;臼齿嚼面朝南, 保存完整。 大多数石英砂岩制品位于象头骨的下部和周围, 互相叠压, 形成堆状。 而大块的紫红色石英砂岩则明显是直接采自距遗址5公里以外的陉山基岩原生岩层, 搬运至此, 主要功能并非加工工具, 而是围成石头基座, 在上面摆置象头。

四、小结

郑州地区是当代中国及东亚大陆南北与东西交通的枢纽, 也是更新世期间早期人类迁徙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从以上列举的几项近年来郑州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可以更清楚地看出, 郑州地区的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 不仅表现在宏伟、辉煌的郑州商城与享誉中外史前考古学界的裴李岗等重要发现, 而且早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 留下了清楚的足迹与宝贵的文化遗产。李家沟遗址堆积连续、遗存丰富的剖面完整地记录了中原及邻近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历史进程, 清楚地展示了这一地区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的独特方式。西施遗址的石叶生产操作链则确切证明, 中国及东亚大陆的中部也有确切的石叶生产活动。无论是文化或技术的传播, 或是生态适应的选择, 西施石叶的发现都为探讨现代人及其行为在中原地区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证据。而老奶奶庙等一系列MIS3阶段新发现及其展示的繁荣景象则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境内远古人类发展的链条完全没有因为末次冰期的来临而中断, 而是承前启后不断发展, 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考古新发现 篇2

由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评选出的201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日揭晓。

1.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

这一发现填补了岭南地区60万年至80万年前人类活动遗迹的空白，将本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由距今13万年左右大幅提前至数十万年前。

2.河南郑州东赵遗址

发掘的3座城址中，两座是夏代的，一座是春秋战国时期的。

3.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

墓地距今约2500年，出土的钟、磬、瑟、鼓等乐器以及彩漆木雕编钟等，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较好的实物遗存。

4.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

墓地距今2000多年，是滇西地区战国至西汉时期规模和分布范围最大的墓地。

5.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

这里是成熟青瓷的起源地，代表了成熟青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6.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

这一考古发现为研究象雄文明提供了重要实证。象雄人的宗教、文字等深刻影响了吐蕃以及后来西藏社会各个方面。

7.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

墓群印证了当时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

8.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

遗址为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提供了隋代运河开凿和利用的珍贵实物证据，展示了中国古代先进的储粮技术。

9.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

该遗址发现炼铁炉10座，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辽代矿冶遗存中保存炼铁炉最多、炉体保存相对完好的冶铁场所。

10.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

这一发现对中国土司文化研究意义重大，进一步深化了对播州杨氏土司丧葬制度、世系传承和文化交流的认知。

全球护照自由度排名 ：

中国第45位

近日，金融咨询公司Arton Capital提出并发布了《护照通用度排行》的护照指数。调查显示，美国和英国护照的自由度最高，中国排在第45位。排在第一位的是美国和英国，可免签畅行147个国家。韩国、法国和德国并列第二，免签国家数为145个。排名第三的国家是意大利和瑞典。丹麦、新加坡、芬兰、日本、卢森堡和荷兰位列第四。瑞士排名第五。中国香港排在第11。此外阿根廷和以色列排在第16，巴西第17，墨西哥第22，俄罗斯第35。榜单上护照自由度最低的国家包括所罗门群岛、缅甸、南苏丹、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巴勒斯坦领土。

清华简再发研究成果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近日在京发布新一批研究成果。清华简第五辑共收录6篇战国竹书，其中5篇皆未见于传世文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介绍，这6篇竹书，除《命训》见于今本《逸周书》外，其他5篇皆未见于传世文献。这批文献的整理公布，将对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宝贵研究资料。其中，《厚父》篇为《尚书》佚篇，记录了周天子与夏代后人的对话，篇中文句曾为孟子援引，足证为战国时所见的《尚书》。《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当为战国时流行的“伊尹故事”两种。《殷高宗问于三寿》载殷高宗与三寿的对话，体现出古人对“德”“义”、“信”等概念的早期认识，表达了治国与修人的思想。

德日战争历史观为何迥异？

德国总理默克尔不久前访问日本，给安倍“上了一堂历史课”，她呼吁日本正视历史。同为二战的战败国，默克尔“敲打”安倍的底气，源于德国社会这些年在政府态度、教育、立法等多方面对纳粹的深刻反省。反观日本政府，却在不断开历史倒车，这源自两国政府、文化传统、民族性格等各方面的迥异。其一，日本人和德国人在文化传统方面差别较大。在德国，9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或新教。对德国人来说，“原罪-认罪-赎罪”是很自然的因果关系程序。公开认罪对德国人并非耻辱。而日本人国家至上、轻视个体的价值观，严重阻碍日本对二战罪责做出清醒和彻底的反省。其二，日本的民族性格中存在许多矛盾体的结合。如团队性与排他性，就像一个大家族同乘一条船，船上必须“同舟共济”，对内“和为贵、忍为高”，对外则是不同标准。这种多面性格使许多日本人对于日军在二战中的作为认知甚少。现在有不少日本人也不愿承认长辈们在二战中有那么丑陋的一面。

2020年中国网民将达到11亿人

据有关数据统计，2014年底的时候，全球的互联网用户达到30亿;现在连接到互联网上的设备有68亿台。中国是第一网民大国，2014年底的时候，中国网民已经达到6.5亿人。但在普及率上，中国现在还很低。世界前十名里面，普及率最高的是英国89.8%，接下来是德国86.2%，再接下来是美国84%，中国是45.8%。“宽带中国”战略提出，到2020年，中国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70%，中国网民数量将达到11亿人。

“汉子”原是贬义词

“汉子”一词，常代指男子汉大丈夫、英雄好汉。可是在古代，“汉子”一词却是贬义词。《北齐书·魏兰根传》载，魏恺从别的官职迁青州长史，坚辞不就。文宣帝高洋大怒，说：“何物汉子，我与官不肯就。”这里的“汉子”是北方少数民族对汉人的蔑称。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汉子”一词，在这里是贬称。到了宋代，“汉子”一词才开始用作男子的通称。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皇家宗室叫宗汉，非常厌恶别人说“汉”这个字。因此，凡是称“汉子”的一律改作“兵士”。兵士都是男丁，可见此时“汉子”已经是男子的通称了。

为何以“桑梓”指代故乡？

根据古籍记载，古人喜欢在住宅周围种植桑树和梓树。《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诗经》记载：“维桑与梓，必恭敬止。”看见家里的桑树和梓树，就会毕恭毕敬。这是为什么呢？朱熹解释，因为桑树和梓树是父母种植的，种在墙下。“桑梓父母所植”，桑叶可以养蚕，桑葚可以食用和酿酒，梓树可以做器具等，是父母留下来的宝贵财产。看见桑梓心生对父母的敬意，久而久之就用“桑梓”指代故乡。东汉时就已经用“桑梓”指代故乡，蔡文姬、张衡等人的诗歌中都有用到。

中国富人亚太最年轻：

平均33岁

《2015年度Visa富裕人群研究报告》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富裕人群的年收入约为42万元，平均年龄是33岁，为亚太地区最年轻的一群。该报告还显示，中国富裕人群也是最勤奋的，90%在休假期间会处理与工作有关的事。报告分析，52%的富人认为给孩子提供最优质的教育至关重要，51%希望孩子出国留学，比率为亚太地区最高。

【文稿】李 莉

中国考古新发现 篇3

一、“观念的历史”不能代替历史的真实

千百年来, 在国人的观念中, 阿房宫一直被视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庞大、影响最深远的古代宫殿建筑之杰作, 这种认识在国人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然而, 许多国人尚未意识到在其了解、认识秦代阿房宫的过程中, 他们在感知表象阶段由于受到了记载阿房宫的文献档案资料太少、许多国人对阿房宫的概念模糊不清、历代文人对阿房宫的渲染夸张以及千百年来国人借助文献档案了解阿房宫时没有坚持“文、史有别”的原则等因素的作用与影响, 对阿房宫形成了不真实的历史表象, 并导致其所形成的有关秦代阿房宫的历史概念或观念中, 有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地方。比如有人认为“秦代的阿房宫指的是整个咸阳地区的宫殿群”;有人认为“阿房宫不仅建成, 而且规模宏大”;有人认为阿房宫建成了, 而且被历代帝王使用到隋末唐初;有人认为“阿房宫不仅建成, 而且被项羽一把大火烧掉”等。虽然这段从感知表象到概念形成阶段就已经失真了的“观念的历史”在国人记忆中存活了很长时间, 但它终究代替不了历史的真实, 它终究经受不住科学的考古发掘的检验。“阿房宫遗址考古发现引起的风波, 使我们认识到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 是在考古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中、多学科结合新方法的不断应用中、学科理论的不断创新中, 学科自身在不断的纠正不正确、不准确的判断中发展的。作为近代科学发展出来的考古学, 使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 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都产生了全新的飞跃。”[1]考古发掘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考证历史、不断的接近史实的过程。近年来, 阿房宫考古新发现颠覆了千百年来“阿房宫”在国人心目中种种美丽的传说, 颠覆了千百年来国人对“阿房宫”认识上已形成的“观念的历史”。这种颠覆不是对阿房宫历史原貌的改变, 而是对其历史原貌的恢复。阿房宫考古新发现也启示史学工作者“历史研究要尊重历史事实, 并及时吸收新的科学研究成果, 纠正各种不全面、不准确的东西。这样才能还历史以原貌, 使观念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相一致。”[1]

二、传授与探求历史, 必须坚持“文、史有别”的原则

虽然常言道文史不分家, 但阿房宫考古新发现足以启示国人, 在传授与探求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必须注意“文”与“史”是有区别的。一是注意不能把文学作品当作历史来传授或学习。人们在获取具体历史知识过程中, 往往会产生认识上的错误, 常把文学作品形象与历史形象相混淆。史学工作者不仅要避免把文学作品当成历史来向国人传授, 同时也要帮助国人克服这种认识上的错误, 鼓励人们去追求历史的“真”。如赤壁之战中的火攻计谋, 历史上本是东吴大将黄盖提出的, 但《三国演义》和三国戏中却移花接木, 安到诸葛亮和周瑜身上, 诸葛亮还筑“七星坛”, “身披道衣, 跣足散发”, 焚香祝祷, 借来了东风;历史上的武松并未单臂擒方腊、《水浒》中的宋江也并非历史上的宋江、历史上的华佗并未给关羽刮骨疗毒等, 史学工作者应向国人逐一予以澄清, 使国人把文学虚构与历史事实区别开来, 这既恢复了历史真面目, 重现了历史真实的美, 又提高了国人辨别真假、去伪存真的能力。二是注意不能把历史描述或讲解文学化。有的诗词歌赋不仅史料价值不高, 没有证史、补史之功效, 反而夸张、扭曲以至“伪造”历史。选择它们来辅助历史的传授, 只能使历史描述与讲解文学化, 造成历史的“失真”。就以《阿房宫赋》为例, 杜牧在文中骈散结合, 夹叙夹议, 议论时笔锋犀利, 叙述时铺排夸张, 对阿房宫“纵横绵延三百多里, 遮天蔽日”和楚兵“一把大火把阿房宫烧成一片焦土”的描述给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史学工作者在描述、讲解秦代修建阿房宫及项羽西屠咸阳火烧秦宫室这段历史时, 会情不自禁地引入《阿房宫赋》的诗句, 还以为这是在补史和证史, 其不知这是在误导国人, 是在以讹传讹。这就是阿房宫考古新发现给国人提供的一个有益的启示:传授与探求历史时, 必须坚持“文、史有别”的原则。

三、考古发掘与史学研究应互为补充

考古发掘与史学研究是历史科学 (广义历史学) 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 犹如车的两轮、鸟的两翼, 二者关系紧密。考古发掘可与史学研究相辅相成, 分工合作, 共同探究人类社会的历史。考古发掘可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历史资料, 但考古发掘必须参证历史文献档案中的记载。阿房宫考古中就参证了《史记》、《水经注》、《汉书》、《长安志》、《三辅黄图》、《三辅旧事》、《雍录》等大量历史文献档案之记载, 并借鉴了史学研究的相关成果。而历史学除了为考古发掘出来的各种遗址、遗迹、遗物、遗存提供文献档案上的解释外, 还要为考古发掘涉及到的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诸问题提供文献档案资料上的佐证与说明, 从而弥补考古发掘在这些方面存在的欠缺与不足。同样, 史学研究因限于文献档案资料之欠缺与不足, 也需要依靠考古发掘出的新史料来推进研究工作。例如《史记》在记述武王伐纣这段历史时, 曾大量采用《尚书·牧誓》中之内容。但是, 《尚书·牧誓》这篇文献究竟是不是信史呢?长期以来, 我国史学界对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有些学者对其持怀疑态度。然而, 1976年3月在陕西临潼出土了我国目前所知的西周最早的青铜器“利簋” (商周时期的食器) , 从此改变了史学界对《尚书·牧誓》的怀疑态度。经考证, 这件青铜器是牧野之战刚结束时, 周武王把铜赐给其下属“利”, 由“利”铸造成的。其腹内有铭文32个, 记载了武王灭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其所载史实可与《尚书·牧誓》相印证, 为《牧誓》篇成为信史提供了实物依据。这是考古发掘推进史学研究工作的一个实例。赫赫有名的秦皇朝只统治了十余年, 仅历二世, 正史及历代文献档案对秦代历史记载相对不足, 因而考古发掘对于补订秦代史实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对阿房宫遗址的考古发掘就是对现存有关秦代阿房宫文献档案的最有力的修订。如在阿房宫的“建成与否”及“火烧与否”这两个问题上, 由于历史上记载这方面的文献档案相对缺乏, 史学研究就必须依靠考古发掘出来的新史料去探寻、去辨别这些问题的真伪。以前, 国人尚未充分认识到考古发掘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

阿房宫考古新发现启示国人:“观念的历史”不能代替历史的真实;传授与探求历史, 必须坚持“文、史有别”的原则;史学研究必须要与考古发掘相互配合, 与考古发掘互为补充。

参考文献

2012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篇4

河南栾川孙家洞旧石器遗址

河南栾川孙家洞旧石器遗址是国内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极为少见的集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石制品于一体的洞穴遗址，地质年代属于中更新世时期。出土的石制品显示了该区域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面貌，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发掘研究。动物化石种类丰富，有典型的中更新世动物种属，动物群种类丰富和保存完整程度与周口店动物群相似。该遗址出土的人类化石属于直立人阶段，经专家讨论定名为“栾川人”。

江苏泗洪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

江苏泗洪顺山集遗址于2008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发现。经上级批准，南京博物院联合泗洪县博物馆于2010年起对其进行钻探发掘。历时三年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共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发现长约1000余米的环壕、房址以及墓地等，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骨器、陶塑艺术品以及碳化稻等。经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碳-14检测，证实稻谷距今约8100至8300年。

四川金川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

川金川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青藏高原东麓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二嘎里乡二嘎里村。相关文物管理部门先后于2011年、2012年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掘面积3500平方米。整个发掘区地层可分为五层，二至五层均为新石器时代堆积。清理房址11座、灰坑225座、窑址19座，出土陶质、石质、骨质等各类小件标本逾2000件。根据出土的早期遗存来看，刘家寨遗址年代与中原地区仰韶晚期相当，大约距今5000年左右。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遗址城内面积有400多万平方米，是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2012年的发掘揭示出一座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的城门遗址，包含内外两重瓮城、砌石夯土墩台、门塾等设施，出土玉器几千件。在部分城墙上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在下层地面下还发现了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两处，每处均有24个头骨。

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

被称为“石头迷宫”的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是在新疆首次发现的早期青铜时代遗址。该遗址包括11处举行某种仪式的石堆祭祀居址、60余座石板墓、30余座石堆墓，其年代为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设计工整、复杂的新疆早期青铜时代西天山地区的中心性遗址。

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

山东定陶圣灵湖汉墓属于甲字形大型木椁墓，墓道为斜坡式，两侧带有二层台，墓坑近方形，属于地上墓坑。墓葬的核心部分是墓室，墓室近方形，边长约23米，顶部及四周用青砖垒砌封护。木椁墓室包括“黄肠题凑”、回廊外12个侧室、回廊、前室、中室、后室以及前、中、后三室的8个耳室、各室间甬道、四个门道，中室内放置有一具漆棺。整个墓室结构南北对称。

河北内丘邢窑遗址

012年，在河北内丘邢窑遗址发掘出土瓷器和窑具残片20万件（片）以上，完整和可复原的器物超过2千件，器物种类有砖、瓦、陶器、素烧器、三彩器、瓷器、铜器、铁器、骨器以及窑具等。同时，还发现了罕见的隋三彩、唐三彩瓷片以及鸳鸯筒足盘等珍贵文物遗存。

内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

内蒙古辽上京城址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紧邻现代城镇。根据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可以确认西山坡是一处辽代始建的佛家寺院遗址，位置重要、规模庞大，是当时辽上京城标志性的建筑之一。佛寺北组为朝东的长方形院落，四周有院墙，西为三座六角形佛塔建筑基址（YT1、YT2、YT3），塔前有小型建筑基址和广场。三座佛塔采用一大两小、一字排开的布局形式，是目前所知国内唯一的实例。一号建筑基址规模较大，建筑结构特殊，出土大量泥塑佛教造像。

重庆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

重庆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置身闹市之中，在2010年重庆危旧房改造时才被发现。遗址分布面积约45000平方米。至今清理汉、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各类遗迹共计261处，出土一批保存较好的陶瓷器、钱币、瓦当、磗石、坩埚单体文物9000余件，待整理标本数万件。

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

中国考古新发现 篇5

此次评选出的十项考古新发现，是从去年全国经审批的700余项考古发掘中经过层层筛选脱颖而出的佼佼者，时间跨度大，分布地域广，既有中原王都，也有边疆地区；类型丰富，除史前聚落、墓地、城址外，还出现了矿冶、水利工程、沉船等以往罕见的新类型，学术意义重大，为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全新资料和视角，堪称2015年度我国考古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考古工作新理念、新方法的精彩缩影。

1.云南江川甘棠箐旧石器遗址

云南省继元谋人遗址后发现的又一个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旷野遗址，为东亚地区古人类本地起源的学说提供了新的佐证，再次证明滇中高原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区域。发现目前世界上时代最早的木制品，充分证明了人类加工使用木器的历史悠长，对探讨木器的起源、加工技术，功能、演化发展等具有重大意义。

2.江苏兴化、东台蒋庄遗址

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现的大型良渚文化聚落，长江以北首次发现的随葬琮、璧等玉质礼器的高等级良渚文化墓地。突破了以往学术界认为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北不过长江的传统观点，对全面、深入研究良渚文明与良渚社会提供了新资料，填补了长江以北地区良渚文化考古发现的空白。

3.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

确认良渚古城外围存在一个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距今近5000年，是迄今所知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系统。初步推测该系统具有防洪、运输和灌溉等多种功能。良渚水利系统作为良渚古城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

4.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

发现三种全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首次建立起“英墩文化遗存”一“莲子湾文化遗存”一“桥山文化遗存”的基本年代框架，为构建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提供了重要的、关键的证据。出土海南首座史前墓葬，并出土人类遗骸。

5.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凤雏三号夯土基址的发现丰富了凤雏建筑群的内涵，在基址庭院中发现的立石和铺石遗迹，可能为文献中记载的“社”。殷遗民属性的“居址墓葬区”有助于思考周原遗址的族属分布与居葬形态。周原遗址内水网系统的发现与确认，为旨在探寻聚落结构的田野作业提供了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途径。

6.湖北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

我国首次发现的与矿冶遗址相关的墓地，揭示了矿冶生产的管理者和生产者的有关信息，为研究古代矿冶生产的人力分工和技术种类等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料。首次较为完整地揭示了铜绿山矿冶产业链的基本情况，为研究铜绿山矿冶生产流程和技术提供了新资料。

7.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

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具有重大的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大量的出土文物，完整的墓园结构，高等级的建筑遗迹，鲜明的墓葬特点，明确的墓地与都邑位置关系，表明墓主是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1万余件（套）文物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奢华生活。数千枚竹简和近百版木牍是简牍发现史上的又一重大发现。

8.河南洛阳汉魏洛阳城太极殿遗址

证实了文献记载曹魏新建的洛阳官是一座居北居中“建中立极”的单一官城，由此确认了中国古代由汉代多官制到隋唐以后各代居北居中单一官城形制的转变时间，由以前认为的南北朝时期提早到三国曹魏时期，这是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崭新认识。始建于曹魏时期的太极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建中立极”的官城正殿，其所确立的太极殿制度和官城形制，影响了后世中国及东亚地区上千年的官室制度以及建筑格局，开创了中国及东亚古代都城布局的一个新时代。

9.内蒙古多伦辽代贵妃家族墓葬

清理辽代大型墓葬两座（编号M1、M2）。M2许多文物与辽陈国公主墓出土遗物相似，但制作更为考究，工艺更臻完美，属辽代文物之珍。发现“故贵妃萧氏玄堂志铭”墓志一盒，有对后族萧氏姓氏来源的相关记载，墓主人为辽圣宗妃，怀疑即为辽圣宗第一位皇后。

10.辽宁“丹东一号”清代沉船（致远舰）水下考古调查

首次大规模系统开展的近现代水下考古工作，开启了中国水下考古的新篇章。历经三个年度的考古工作，在深达24米的海底找到一艘钢铁沉舰，确认为清北洋水师的致远舰，为中国近代史、甲午海战和世界舰船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并有助于推进我国领海范围内近代钢铁沉舰的文物保护工作。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