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发展

2024-11-15

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发展(共8篇)

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发展 篇1

2010年5月

理论学刊

M ay.2010 第5期 总第195期

Theory Journa l

No.5Ser.No.195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发展

冯国芳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人文社科部,上海201620

〔摘 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针对当代中国发展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客观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在指导思想、核心内容、价值目标、方法和机制等方面发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A8

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005-0016-04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发展中的国际国内实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为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创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理论基础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指导着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的主体性。所谓主体性,是指人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所表现出的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交往是个人主体意识形成的重要条件,交往形成集体意识,交往促进人和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网络普遍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的现代社会,我们所说的主体并不是孤立个体的张扬,更不是个性的膨胀,而是主体与主体相互联系中表现出来的集体意识,从而促进人和社会的

发展。坚持主体性,正是坚持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即以人民群众为本,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既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全面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坚持把“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思想和“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结合起来,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观念,指导着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发挥其渗透性。所谓渗透性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也应当渗透到日常的经济、社会生活和各项管理工作过程中去,渗透到专业课教学、社会实践和国民教育全过程中去。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结合着经济社会工作一道做深做细,才能收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是通过自己的工作为各行各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提供思想保证,为各行各业完成建设任务提供精神动力,它的工作必然要紧密结合各行各业的工作,联系各个领域的实际,渗透到各行各业的工作过程中去,否则便无法为各行各业提供精神动力和方向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的事业。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求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其意识形态性的发挥。在新的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肩负着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首要任务,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要求,构建宣传思想工作的科学体系,提高党领导宣传思想工作的水平和能力,才能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不断巩固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是指它的政治性、阶级性,也就是说它明确地属于一个阶级,并为这个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其作用在于维护一个特定社

会的统治阶级的统治。”[1]在当代中国,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就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科学发展观就是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出,“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需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需要。”[2]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规律说,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

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思想政治教育创设核心内容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是该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文明的精神实质和显著标志,是其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也是社会决策的动机和目的之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和谐文化的全过程并体现到各项工作之中,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亿万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加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教育也要围绕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进行;进行社会公德、家庭道德、个人品德教育也同样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指导;责任教育、纪律教育、法律教育一样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来展开。

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要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教育,从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通过树立共同理想教育来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通过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

教育,让人们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通过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使人们在内心深处打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人们判断功能的有无、价值优劣的选择、行为指导的规范要靠思想政治教育,人生态度的正确与否,人生信仰的坚定程度也要靠思想政治教育,人们道德品质的培养、责任意识和法纪观念等都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而引领思想政治教育方向的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3]

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定位价值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通过在一定时期内一定条件下所进行的有目的的活动所要达到的要求,或者说是指受教育者在思想和行动上要达到的预期目的。具体地讲,就是在某一时期内某种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严密组织系统的思想教育和管理、理论宣传和鼓动工作等全部实际活动,使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并推动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方面所要达到的一定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目标还是邓小平提出的。1985年3月邓小平提出“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4](P110。从此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就确定为“四有”目标,江泽民在谈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时仍然沿用了这一目标。1993年3月,江泽民在谈到加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时指出:“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要锲而不舍地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工作,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5](P118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

基本目标是针对我国当前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矛盾凸显,由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总体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在坚持“四有”新人的基础上有了发展。从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我们可以看出,“更加积极主动

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6],已经成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这也就

是说,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紧密围绕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化功能、引导功能、服务功能和管理功能,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围绕这一目标制定了一些具体任务,如:“广泛深入地宣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准确地宣传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各项方针政策”,“着力营造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良好氛围”,“促进全社会牢固树立和真正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引导干部群众增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高度重视和精心组织推进改革过程中的宣传舆论工作”。

具体目标是针对我国未来发展需要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由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新一代”思想。其内容是“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理想远大、信念坚定”,讲的是信念问题。“品德高尚、意志顽强”讲的是品德问题。“视野开阔、知识丰富”讲的是学识问题。“开拓进取、艰苦创业”讲的是解放思想大胆开拓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空前的伟业,没有现行的经验可鉴,需要开拓;推进改革开放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情况,需要探索。在这种情况下,墨守成规是干不成事的。胡总书记把开拓进取视作“新一代”的新要求是高瞻远瞩的。这是因为,惟有解放思想坚持推进改革才能解决问题,推动社会进步。“四个新一代”思想是人的全面发展观的具体化,也是“四有新人”思想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进一步展现。

四、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原则:为思想政治教育增添新的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指进行思想教育时,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在塑造人们灵魂、丰富人们精神生活和调动人们积极性,实现培养目标的过程中所应用的各种手段、办法和程序的总和。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为了推动伟大事业的发展

总是创造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如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典型示范的方法等,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也需要与时俱进。在和谐社会构建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贯彻“以人为本”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进行了创新。2003年12月,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指出,要“紧密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和生产生活实际,善于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搞好宣传教育”[2]。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他又首次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3]为新形势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增添了新的方式方法。

领导示范推动全党思想政治教育。从2002年12月开始,中央政治局在胡锦涛主持下进行集体学习,内容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全党的学习。中央党校举行的干部培训班、地方党政机关开展的中心组学习,有力的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

组织宣讲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面对面、互动式的宣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形式。在进行先进性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中,中央多次组织宣讲团,奔赴各地宣讲中央的重大决策和重大部署。各地也依托讲师团等单位的理论骨干组成宣讲团,围绕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开展宣讲活动,在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及时掌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路线方针政策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舆论引导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引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中宣部理论局从2003年开始组织编写出版《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理论热点18题》、《2005:理论热点面对面》、《理论热点面对面・2006》、《2007:理论热点面对面》、《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理论热点面对面・2009》等通俗理论读物,深受读者欢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开始理论版块,通过编者和读者的互动,把艰深的道理通俗化;电视媒体开设理论专题片、专家访谈、热点解读等栏目,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很受人们关注;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文明网、中国法制网等纷纷开设理论频道,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网民参与学习讨论。

五、发挥文化宣传教育综合优势:为思想政治教育创设良好机制

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正确解决发展中遇到的矛盾,不仅要靠市场经济机制的调节来实现,而且需要健全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调节功能,做好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和沟通协调工作以及社会心理的调适工作,使思想

政治教育成为化解各种矛盾的有力工具,从而确保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得到尊重,合理的诉求得到满足,正常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多次强调要健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机制保障。随着中央精神贯彻执行,全国各行各业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建设呈现良好局面。

荣誉激励机制形成良好教育氛围。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重视教育和引导,更要激发受教育者的内在动力,激发全社会人员的自我教育、发挥全社会人员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002年开始的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栏目,已经连续举办了七年,形成了特色和机制。人们从“感动中国”栏目得到的不仅仅是感动,更重要的是受到了思想和心灵的洗礼。2007年开始的全国道德模范评选,两年举行一次,形成了自身的风格。全国各地广泛开展道德模范下基层巡讲、网上巡讲、“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兴起了学习道德模范、崇尚道德模范、争当道德模范的新热潮。广大干部群众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性、主动性进一步提高,全社会支持参与道德建设的热情高涨,公民道德建设取得了新的丰硕成果。

宏观管理机制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高尚思想道德的培养,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不仅要靠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还要靠科学规范的管理;思想政治教育、道德规范的威力和作用只有在管理和制度的约束下才会完全发挥出来。思想政治教育落实到科学管理过程中,科学管理上升为思想政治教育,二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统一发挥作用,从而更好地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为加强党员先进性教育,2006年6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四个保持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文件,从目标、责任和原则等方面

提供政治和组织保证。为加强反腐倡廉教育,《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等文件在全社会贯彻执行。为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央制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件,随后为贯彻落实16号文件,《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社科〔2008〕5号等文件也相继发布实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宏观管理机制形成。

实践管理机制产生理想结果。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化与外化关系原理的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内化为受教育者的动机和意识,然后由受教育者将这些意识转化为正确的实践并产生理想的行为结果。所以,胡锦涛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改进理论灌输,另一方面要创新实践机制,使群众能够在实践中熏陶思想情感、充实精神生活、提高道德境界、增长知识才干。近几年,中央出台文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如《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意见》,提出从2008年9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明确学习实践活动自上而下分三批进行,每批时间半年左右。《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组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的意见》(教社科〔2007〕3号,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从总体规划上做了明确规定,提出了可操作的制度依据。2007年以来中宣部、教育部已经组织了多批骨干教师研修,通过自学原著和文件、专题报告、专题研讨、专题交流、社会考察和研修总结等形式,努力培养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师德高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适应新世纪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骨干教师队伍。实践证明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培训已经逐步纳入经常化、制度化轨道。

参考文献: [1]石书臣.论思想政治教育中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 的统一[J].探索,2003,(3.[2]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03-12-08.[3]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人民日报,2007-10-25.[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6]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N].人民日报,2006-10-19.作者简介:冯国芳(1965— ,男,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人文社科部副教授。责任编辑:宋协娜 91

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发展 篇2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今天差不多一百多年了,它在发展历程中,曲折坎坷,曾经取得过辉煌成就,也遭受过挫折失败。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是人类的思想创举,在它的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也跟着发扬光大,前后历时几十年,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在新中国社会建设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知识和中国社会实际国情相结合,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法治的研究探索并实践执行,同时也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坚实基础。中国当时也制定出台了不少法律条例来巩固革命成果,其中以建国初期的宪法大法最为著名。这一阶段对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问题有所涉及,有一定的政治空间局限性,所以很大程度上,法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工具。另外也为今后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探索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社会经验,奠定了后期的理论积累与实践基础。

随着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们社会生活的进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并得到了广泛研究。随着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开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局面,中国由此进入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总结中国法制建设经验实践的基础上,邓小平针对时局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理论,即坚持法治民主和法制建设。明确指出要完善社会各项立法,制定出完备的法律法规条例,确保广大群众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也纠正了一些错误的法律思想,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力求打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第三个发展阶段,就是后来社会发展,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中,改法制为法治,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了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根本准则,并记入中国宪法。到了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经过改革开放和建设实践,已经适应时代社会法治的需要,充分展示马思主义法律思想强大的内涵及生命力。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表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来源于社会经济并服务于社会经济

法律从属于社会形态,不是绝对的独立,而是相对的独立。从表面上来看,赋予法律的决定力量来源于它所确认和保护的社会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简要概括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另外也在社会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内容。具有双重性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一方面包括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容,另一方面又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基础。

(二)从广义方面来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原则、服务大局、坚持党的领导共五个方面

1.依法治国是我国法制社会的基本方针,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核心,也是我国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方式方法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等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正常进行,实现民主的法制化社会化。通过法律对公民权利的行使,对社会进行监督与限制,保障人民权利不受侵害。

社会主义法治,是指以依法办事为核心,以社会民主为前提,以权利制约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秩序状态和社会活动方式。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有关依法治国的理论理念,是各项立法依据的主导思想,是中国独特的法律文化和历史传统文化的演变。法治理念是法律制定的来源,有什么样的法治思想一定有什么样的法律制度。依法治国的理念还包含着人民民主,树立法律权威,法制完整,权利制约等内容。

2.社会主义法治强调以人为本,并将其作为价值根基和精神实质,指导法律制度的价值选择

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观念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并倡导人的人身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从根本上展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的不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要求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建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结合,另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包含的五个方面,也已经把保障人权作为内在的衡量尺度。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以民为本,维护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本质要求是执法为民,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这需要我们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保障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制定各项立法。

3.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目标是公平正义,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倡的“公平正义”,就是利用法治来平衡处理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妥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人民与其他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关系,从而实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指社会成员能够遵守法律的规定,公平行使自身权利,履行应担的社会义务,并享受权利承担责任的同时受到法律保护。从这个方面来说,执法为民和公平正义都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素:社会法治理念实质内容是执法为民,法治理念的价值体现是公平正义,执法为民是对公平正义的实质约束,公平正义是对执法为民的社会实践保证。公平正义的具体内容可以理解为公平对待每一个人,反对特权主义、霸权主义,禁止民族歧视不平等待遇等等。另外,及时高效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正义,做到降低成本,节约资源消耗提高效率等。公平正义同样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4.服务大局就是要把握整体局势,紧紧围绕大局,保障社会主义全面的建设,这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

社会主义法律本身就是人民意志的反映体现,因此依法办事就是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就是服务社会大众,服务整体大局。服务大局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责任,另外,它也是针对中国社会法治正处于转型期,同时面临复杂情况而对社会法治建设特别强调的要求。坚持各决策战略都要以大局为重,具体行为要落实到各单位部门,从全局出发,紧跟社会潮流各方面建设的整体发展方向。

5.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做到:坚持党的思想领导,坚持党的政治领导,还有组织领导。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是我们的最根本指导,中国法治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领导旗帜,坚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立足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社会发展现状,积极吸收古今中外的各种法律优秀成果,完善中国自己独特的司法体系,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选择顺应社会历史发展,促进了社会事业的进步发展。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内在精神和灵魂。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系到依法治国根本方略的落实,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盛衰,关系到人民利益和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行依法治国,才能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才能保证民主的法制化,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社会事务,人民真正当家做主。

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过程中,我们始终要站在中国社会实际国情基础上,针对我国法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选择针对性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做指导,结合具体问题分析研究,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才能发展有效的科学解决方法。而且我们还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毕竟是产生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状的思考,未来社会的规划设计,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西方社会生活有关联。因此,我们不能全部照搬抄袭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要探讨适应中国社会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创新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

摘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新进展,是法学范畴内的分析。解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产生的社会法治理念的背景;另外也解读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试着分析中西方文化相互结合发展而形成的独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法治,法制,依法治国

参考文献

[1]罗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切实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J].求是,2006(12):3-101.

[2]张福森.社会主义法制理论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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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72-107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篇3

关键词:小康社会;依法治国;改革

“四个全面”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方略和与时俱进的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对于“四个全面”理论的来龙去脉,理论界存在不同的声音,但无论如何,研究“四个全面”的形成与确立的脉络,我们都必须要结合历史、现实以及未来国家发展的实际,实现基于历史的过去、现在、将来的有机统一,才能够进一步地推断“四个全面”的形成脉络,弄懂“四个全面”的基本内涵,从而深刻理解并准确地抓住其核心与根本,继而增强对“四个全面”的贯彻实施的有效性和自觉性。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成的历史脉络

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中国发展的第一梦想。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十八大确立了“两个百年计划”的奋斗目标。其一就是在建党一百周年(2020年),全面实现惠及十几亿人民群众的小康社会的建设,其二则是在建国一百周年(2049年),全面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际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源头并不是来自于党的十八大,其目标的形成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演变: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就最先提出了“小康概念”,并提出“全面奔小康”的时代任务。进入新世纪后,中共领导根据小康建设发展实情情况,进一步明确了“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任务,十六大也正式确立了这一目标。虽然在整体内涵上与十八大提出的目标有所区隔,但如果没有这些历史脉络的推进和发展,那么如今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目标不会如此的清晰,其发展也不会如此的顺遂。

二、全面深化社会改革形成的历史脉络

改革与创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华化的必然,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改革一直是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核心所在。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充分调动民族积极性的“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而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进入新世纪后,党的十六大进一步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时代任务,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深化改革的系统部署战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目标的引导下,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深化农村改革的目标以及部署战略。

经过多年的铺垫发展,中共中央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总结了相关的改革经验,基于国情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党的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进一步明确全面深化社会改革的决策,并确立了改革的指导思想、时代人物、改革原则和相关部署战略。

三、全面依法治国形成的历史脉络

“依法治国”是现代化社会的基本治国方针,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意识到了法制建设的重要性,第一部宪法的颁布和实施,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法制环境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的深刻教训,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并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目标要求,邓小平也指出了对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法律的建设部署,同时还提出了加强司法建设和监察机关建设的配套建设部署。十二大对法律的修订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说明和部署,依法治国方略是十四大以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进入21世纪后,十六大再次强调了“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十七大则提出了“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举措,既是对建国以来法制建设的深化巩固,同时又是一个基于国家发展实情的决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升华,它不仅明确了法治是治国的基本,更进一步的深化法治发挥的管理作用。

四、全面从严治党形成的历史脉络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从长期执政党建设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原则。自建党以来,从严治党、不断地完善党纪党规和加强监督党的思想工作从未停止,也在党的建设和壮大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制定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颁布了新党章,提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治党方针。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党建的重要性,因此,他在对党和国家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作的政治交代中就强调了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从严治党的迫切性。党的第十四大首次将“从严治党”写入党章,并在十五大上强调“党要管党”。十六大更明确强调了“反腐”的重要性。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十八大深入考察了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贪腐危险”,进一步深化和确定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布局,并提出了“政治清明”的治党期许。

【参考文献】

[1]任立亚.“四个全面”是辩证统一的战略思维[J].前线,2015,(5).

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发展 篇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已整整30 年了。这30 年,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30 年,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并取得新发展和新突破的30 年。30 年来,党和人民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过程中,以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了艰苦的理论创新,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创立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体现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重要著作和一系列讲话中,也体现在这一时期党的重要文献中。这一理论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也有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贡献

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和新突破有哪些呢? 下面拟用比较分析方法作一概要叙述。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

苏联是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在1936 年宣布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谈到当时苏联社会阶级关系时指出:“在苏联已经没有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等阶级了。在苏联只有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不仅不彼此敌对,相反地,是互相友爱的。”“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以及这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线正在消除,而从前的阶级特殊性也在消失”;“这些社会集团间的经济矛盾在缩小”,“政治矛盾也在缩小”。当联共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时,斯大林又夸大了斗争形势,混淆了矛盾的性质,把与他意见不一致的领导人统统看作是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机关派遣的“间谋、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到1952 年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虽然承认了还有不适应的方面,但仍不彻底。他认为“‘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1]。

在我国,1956 年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毛泽东和党中央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论,分析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矛盾,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1956 年9 月27 日党的八大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还首次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学说,他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但是,在这之后不久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决议的正确结论。他在1957 年10 月19 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在此后长达20 年的时间内,毛泽东把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要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有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于是,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状况,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作了正确判断和理论概括。1979 年6 月18 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在我国,“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也已经不再存在”[2],“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矛盾”。报告重申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强调必须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无论处理哪一类矛盾,都必须充分依靠人民群众,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则进一步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82 年9 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分析了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存在的原因和我党处理阶级斗争问题的方针,提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专政职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处理当前我国带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的重要思想。

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马克思在探索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时,曾经对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作过论述。他在1875 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即过渡时期。他还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阶段。1917 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五章中,重申了马克思的观点,并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后来,他又认为,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要经历最初阶段(即过渡时期)、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他还把每个大阶段划分为若干小阶段,在他的著作中曾使用过“社会主义的最初级形式”、“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巩固的胜利的社会主义社会”等概念。但是,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出现过两方面失误:一是把社会主义看得很短暂,不分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如苏联1936 年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 度,1939 年苏共十八大就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二是对本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估计偏高。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提出要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 要在1980 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与此同时,当时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党的文件中修改了过去的判断,提出“最近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

在我国,毛泽东在1953 年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原定社会主义改造大体需要15 年,但后来只经过4 年就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 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 ⋯⋯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过了一年,在大跃进过程中,他认为:“在所有制方面,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并认为将很快进入共产主义。1959~1960 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纠正了急于求成的错误认识,指出: 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但由于他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坚持贯彻到底, 加上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在政策上和实际工作中犯了急躁冒进、超越阶段的错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对我国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主要内容的现阶段国情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80 年4 月,邓小平同国外朋友谈话时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后来,在1981年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中以及党的十二大报告、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中,都明确指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7 年10 月25日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基本特征、起迄时间、基本路线、指导方针作了全面阐述,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作出了“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等初步概括。根据基本国情,党制定了“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1997 年9 月12 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重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

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 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其实际运用过程中,“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曾经指出:“一切民族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他在1923 年写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毛泽东在1954 年4 月《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 不能盲目地学, 不能一切照抄, 机械搬运”。他还说:“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后来,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虽然也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实际上是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社会主义缺乏生机和活力,影响了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刻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经过30 年的探索,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点越来越清晰,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此作了科学概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又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作了高度概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他还具体阐述了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自主创新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城镇化道路、政治发展道路、文化发展道路以及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国防建设道路等,构成了完整的体系。

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的理论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曾作过原则性的设想,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条:消灭私有制,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消费品的分配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在作了各项必要的扣除以后),即不用货币结算的按劳分配;消灭了商品、货币,实行直接的产品调拨和分配;消灭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实行有计划的调节;消灭了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国家的对内职能主要是保卫劳动和分配的平等权利等。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一段时间内,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和马恩差不多,后来,他和斯大林修正和发展了马恩的某些设想,认识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一个长时期内要采取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商品、货币不会很快取消,而要保留很长时间;按劳分配将取消劳动券形式,通过货币来实现;阶级和阶级斗争不会立即消灭,而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仅在过渡时期是必要的,而且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存在,并保留其政治职能。后来出现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曾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不同特色的社会主义反映了在不同社会环境下革命人民的共同要求。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性仍然是我们的理论基点。

我国在建国后的头30 年时间里,党虽然在宣传社会主义,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但事实上正如邓小平多次谈到的,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当时把社会主义仅仅理解为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平均”,要实现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然热衷于变革生产关系,同时这种变革又是通过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来实现,因而在实践中发生了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重新认识。党的十二大报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从8 个方面作了全面论述,为人们在实践中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拓展了新视野。但邓小平独具慧眼,他从什么不是社会主义来反衬什么是社会主义,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

1992 年春天,邓小平在巡视南方谈话中科学精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科学概括,既包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问题,又包括了以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问题,廓清了一系列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认识,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视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五、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虽然没有作出十分明确的回答,但他们的一些论述包含了改革的思想。恩格斯曾经预言:“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写的文章《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论述到改革问题,他认为在整个革命全部胜利的进程中,为了解决新的任务,在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逐渐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法,“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而不要采取革命的行动。在这里,“改良”、“改善”、“改造”就是改革的意思。1922~1923 年,在被称为列宁“晚年政治遗嘱”的8 篇文章和书信中,列宁提出要改组工农检查院,要革新和改善苏维埃机关,要“削减机关”,提高国家机关的人员素质,提高工作效率等。毛泽东在20 世纪50 年代就提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解决。但是,后来毛泽东仍然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动力,他的一些正确思想并没有付诸实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首先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他认为“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后来, 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场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一场革命性变革”等等。改革是要对原有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不是细微末节的修补,即改革过去那套僵化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使生产力获得解放。改革是全面的,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文化体制和其他体制。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就体制而言,不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变革,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改革中要遵循以下一些原则:(1)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2)不能用搞运动的方法,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不断推进改革;(3)大胆试,不争论,既勇于探索,又细心谨慎;(4)必须立足本国,同时吸取其他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由于明确了改革的性质、目的、内容和原则,因此我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

六、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列宁也说过:“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它完全国际化。”[4]他强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把苏维埃优越的社会制度同资本主义进步的东西结合起来,“苏维埃政权+ 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 += 总和= 社会主义”,这是列宁全面开放的公式。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并指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但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虽然同一些国家保持着经济文化往来,但规模并不大,而且存在种种顾虑和限制,因而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差距仍很大。

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邓小平最先提出来的。早在1975 年, 他就提出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出口的政策。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他又提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年春天在巡视南方的谈话中,他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还用历史经验说明对外开放的必要,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邓小平不仅全面阐述了对外开放的意义,而且对对外开放的对象、地域、内容、方针等作了一系列具体阐述。关于对外开放的对象,邓小平指出不是只对世界上某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开放,而是对全世界开放,全面的开放。关于对外开放的方针、原则,邓小平认为,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不能忽视国家机器的作用;必须立足自力更生,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必须“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做到排污不排外,防止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

七、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

关于经济建设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到继承者历来十分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写的许多著作中,都十分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苏维埃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十分强调经济建设,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他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从总体而言,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有两方面的失误: 一是在1957 年以后长达20 年的时间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经济建设;二是违背了经济客观规律,急于求成,盲目发动了“大跃进”,对生产力造成了破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端正党的思路路线的同时,也端正了党的政治路线,作出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后来,他又明确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如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抓好农业、能源、交通和教育科技等战略重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既坚持邓小平的经济建设思想,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方针,强调要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速度和效益,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事关全局的重大系。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特别强调,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落实到经济建设中,就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等等。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对生产和消费实行计划调节,消灭商品、货币。列宁后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仍要发展商业,保留商品、货币,但很强调生产的计划性,强调统计和监督。斯大林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有商品,但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 ⋯⋯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5]。毛泽东也说过,社会主义仍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要尊重价格规律。可是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财政统收统支、人员统包统分、物资统分统配,政府对企业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使地方基层和群众缺乏自主权,使社会主义缺少生机和活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探索。从实践上来看,1979 年起开始农村改革,建立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 年开始城市改革,先是放权让利,接着实行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1992 年邓小平巡视南方谈话发表后,改革进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新阶段;1994 年开展了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计划和投资体制、外汇和外贸体制、物价和流通体制五大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了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1995 年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改革实践要求理论突破,理论上创新又指导着改革实践发展。30 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理论成果是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早在1979 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评价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87 年10 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后来邓小平又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在1992 年巡视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是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著名论断,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特有东西的思想束缚。此后,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解决了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发展了邓小平的思想,提出了新的所有制度结构理论和分配理论。他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含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 年1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首次提出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

八、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

马克思早就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工人革命的第一步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列宁则进一步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他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是新型民主,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其实质是人民群众对国家的管理,要依据本国国情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要用制度化的方式、公开性的原则、多样化的渠道开展对国家的监督;政权机关民主化的程度在于加强改革的力度;民主建设如果没有法制作保证等于零;无政府主义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大敌;党内生活民主化是建立和发展新型民主的前提和关键;不断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执政党建设的组织保证和伟大工程。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强调: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要按照人民民主原则进行政权建设;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没有民主集中制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要贯彻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反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但是,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破坏,教训十分深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总结了建国以后在民主法制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邓小平反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重要的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因而它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与法制建设相结合,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化、制度化,做到有法有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党本身也应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江泽民围绕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也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在我党历史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科学概念;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提出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依法治国,并强调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指出“实现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根本途径是社会的进步、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胡锦涛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86 年9 月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党的十三大报告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概括为“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邓小平在1986 年11月指出:“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 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党的十三大报告则概括为“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实行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精简机构,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建立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切实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和原则,邓小平提出:第一,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定而谨慎、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第二,要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第三,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第四,要以政治稳定为前提。江泽民与胡锦涛则反复强调,改革政治体制,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着重加强制度建设。

九、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社会主义要重视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要发展文化教育和艺术事业,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列宁多次强调要发展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的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消灭文盲。要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发扬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毛泽东指出,新中国既要有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也要有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要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逐步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要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树立共产主义想、道德和纪律,要建立互助合作友爱的人际关系等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邓小平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他的多篇著作和历次重要讲话中都深刻阐明了“两个文明要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六中全会先后作出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决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主要内容、根本任务和指导方针等问题从理论上和政策上作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指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健康素质。江泽民、胡锦涛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全面小康奋斗目标的重要战略思想和组成部分,提出了新的创新思想和战略要求。强调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

十、总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除了以上的理论外,我们党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以及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理论和政策等, 这里不一一细述。当然,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全面小康奋斗目标的实践 中, 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不断探索。实践在发展, 理论也必将随之发展。随着时代、实践、科学的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将会有新的飞跃。

参考文献:

我国爱国主义的新发展 篇5

摘要:

随着建国六十周年的到来,新中国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六十年,而支撑这个庞大的“国

家”不断发展的除了有一个优秀的领导集体外,更重要的是全国13亿同胞的爱国主

义情怀。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壮大,在壮大中不断发展。在新形

势下展现出了新的姿态,成了“新爱国主义”。它的新在于理性,在于自发,在于包

容,用新的方式传播,传承和发扬。

关键词: 理性

自反

包容

新方式 新爱国主义

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爱国主义也不例外,在中国不断的发展中,在与世界不断的融合中,我国的爱国主义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爱国主义这词由来已久,它的基础是对民族和国家的关注,最后经过民族意识的洗礼所形成的一种成熟的表现形式。列宁说过“爱国主义是指人们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所以作为一个公民,国家的一份子,爱国是一个人要做到的最基本的要求。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37年开始的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不断的在战火中将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提升,如今新中国的成立也将迎来60华诞,如今的爱国主义也在这60年的风风雨雨中不断的发展,得到了“新爱国主义”。

一.理性爱国

爱国热潮一波接着一波,国民的爱国热情特别是青年的爱国热情更是高涨。2005年由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使原本平静的日子起了波澜,无数人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形成了大规模的大陆反日游行,有些人冲击日本的领事馆闹事,有些人砸烂日产物品,抵制日货„„不可否认此时的中国人民是愤怒的,是爱国的。但是观其爱国的方式却缺少了很多理性的东西。

爱国并不只需一腔热血,也需要理智。先说这示威游行:的确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游行是庞大的,震撼人心的,但是沉浸在爱国情怀中的人们似乎很欠缺理性的思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游行示威法》,只有申报并经过公安机关批准的游行才是合法的游行,但据我所知,在这次反日热潮中,基本上都是自发的,似乎没有哪个城市按程序做,这说明整个游行活动都是非法的。而这种非法的行为虽然起到了“示威”的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并且这也是一种藐视国家法律的不爱国的行为。再说冲击日本领事馆事件,日本领事馆是日本外交人员办公的地方,民众的冲击显然是一种不理智,冲动的做法,反而给日本留下了“恶人先告状”的借口。接着又是一连串的抵制日货,砸日产商品,无论是路边的日产汽车,还是打着日式料理招牌的餐馆,都是一片狼藉,可是狼藉过后“爱国”的人可曾想过他们毁坏的很多同样也是我们中国人用钱买来的东西,坏的还是中国人的东西,损失的大部分是中国人的私人物品。

所以说我们需要理性的爱国,而“理性”也是我们“新爱国主义”中必不可少的一位元素。只有“理性爱国”才能做到正确的爱国。

二.自发爱国

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发展 篇6

1.19世纪晚期欧美的工人运动

(1)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

(2)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和组织相继建立

(3)开展有组织的斗争,采取合法斗争方法

(4)取得政治权利,开展经济斗争

2.第二国际的建立

(1)第一国际成立的标志

(2)关于“五一”节

①1886年关国芝加哥工人大罢工

②1889年第二国际巴黎大会决议

③1890年的“五一”节

3.第二国际的活动

(1)组织形式与活动方式

(2)第二国际的历史作用

(3)关于“修正主义”

(4)产生的社会和历史根源

(5)如何实事求是地认识

二、列宁主义的诞生

1.列宁主义诞生的社会和历史根源

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发展 篇7

一、科学发展观要求抑制生产能力过剩, 实现生产要

素的合理配置, 推动生产力又好又快发展, 丰富了“发展生产力”的科学内涵

从“生产力”这一概念的角度来看, “发展生产力”这一短语的基本含义就是扩大社会生产能力和提高劳动效率。但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 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同, 这既使“发展生产力”的具体含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明显的差别, 也使着其含义更加具体和丰富。

1.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初期, 通过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能力是发展生产力的主要含义。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是在经历了被西方列强百年掠夺之后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的。新中国成立时, 我国的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足20%, 而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形式要求我们必须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独立的工业经济体系, 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建立过程, 主要是依靠增加投资以扩大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工业化实现的过程, 主要并首先是扩大社会生产能力的过程, 这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

2. 在改革传统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改革旧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 提高劳动效率是发展生产力的核心内容。

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 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加快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尽早摆脱国家的贫穷落后状况、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等, 所必须采取的能够集中国家的有限资源以保证工业化建设需要的有效措施。随着国家基础工业体系建设的基本完成, 尤其是国际和国内形势从紧张到缓和的转变, 原有的以广大人民群众高度的政治热情为重要实施前提、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倾向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 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首先是资源配置方式、生产组织管理方式的根本改变, 这些改革的直接目的就是提高现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因此, 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直接目的的角度来看, 发展生产力的核心内容是打破“大锅饭”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 提高劳动效率。

3. 从增强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我国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的需要的角度来看, 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内容是发展先进生产力。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完全置身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潮之中。这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也使着我国的生产技术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更加突出。发展先进生产力以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 并以此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就成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内容。

4. 科学发展观赋予“发展生产力”以新的科学含义:抑制生产能力过剩, 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推动生产力又好又快发展。

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社会历史条件是我国社会生产能力的巨大变化:我国基本建成小康社会之前的那种社会生产能力严重不足、产品普遍短缺的状况已经根本改变, 我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工厂”, 我国的出口产品占国内生产总值已将近三分之一。这一变化所带来的新的生产力发展问题是, 我国的大部分产业门类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当前我国的生产力不发达的问题, 主要不是生产能力不足、产品短缺, 而是生产技术落后、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因此,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生产力又好又快发展, 一方面, 必须要积极推动生产技术的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另一方面, 必须通过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 抑制生产能力过剩状况的进一步发展, 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程中, 这是第一次把“抑制生产能力过剩”作为了发展生产力的一项常态的重要内容。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 抑制生产能力过剩以防止进一步的经济危机, 这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历史必要性的根本之所在和社会主义历史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要性, 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不够快、生产的产品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相反, 恰恰是因为资本主义已经使生产力发展到了其自身不能控制的程度, 导致周期性的“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 造成生产要素的巨大浪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明, “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 再也容纳部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避免资本主义周期性的“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 首先要抑制生产能力过剩状况的蔓延和深度发展。马克思正是由此进一步得出了以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科学结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特殊性, 决定了生产能力不足、产品普遍短缺的历史阶段仅仅是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历史过程中一个相对比较短暂的阶段。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角度来看, 抑制生产能力过剩将越来越成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所面临的长期的、常态的艰巨历史任务。

二、科学发展观对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怎样发展生

产力提出了新的实践要求, 完善了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理论的理论体系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根本要求是可持续发展。这直接表明, 科学发展观是在继承和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理论思想的基础上, 特别强调发展的方式和发展的过程必须坚持和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等。发展生产力历来就是我们党的发展观中最重要的发展对象之一。因此,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理论, 既突出了发展生产力重要意义, 又强调了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或实现生产力的过程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原则, 发展有利于改善民生、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这不仅在理论结构方面, 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理论体系, 更重要的是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怎样发展生产力、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

1. 在怎样发展生产力方面, 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就要让社会主义

社会生产力的实现过程, 成为促进劳动者全面发展的过程, 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先进性的根本体现。

生产力的实现过程就是劳动者的劳动过程, 就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 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生产力的实现过程或者说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区别。在奴隶社会里, 奴隶被作为会说话的“工具”,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被当作了“机器的一部分”。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傅立叶,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深刻揭露, 把资本主义称之为“复活了的奴隶制”。马克思关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正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异化”问题的深刻分析基础之上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异化”的深刻揭露, 得出的结论是, 要根本改变这种“异化的劳动”所造成的劳动者的片面畸形发展, 实现劳动者的全面发展, 必须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统一。当代西方国家所谓的“人性化”管理, 实际上仅仅是强调要把劳动者作为“人”来对待, 这丝毫没有根本改变劳动者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地位, “劳动异化”状况并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是以劳动者已经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生产首先是以满足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虽然在劳动依然是谋生的手段、尤其是在劳动力依然是一种商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要完全消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异化现象是不可能的, 但是, 我们必须通过创新以人为本的企业生产的组织管理方式,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好广大劳动者的利益, 体现出我国工人是国家主人的社会政治地位, 体现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实现过程的历史先进性。落实科学发展观, 就必须对那些严重损害劳动者身心健康的“黑砖窑”、“黑煤窑”予以坚决的取缔, 对合法的“血汗工厂”的发展进行严格的控制和规范。

2. 在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方面, 科学发展观强调要着力发展有利于改善民生、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 是当代世界各国的共识, 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短缺的大国, 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受传统发展观的影响, 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重视不够, 发展过程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的等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 党中央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提出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方针,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提高到了关系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高度。这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指明了方向。

科学发展观对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创新性发展, 是把有利于把改善民生作为了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的重要内容, 把可持续发展战略打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印记。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下和对外开放是长期的基本国策的历史背景下, 因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必然存在着一些仅仅是着眼于资本增值要求的建设项目。这样的生产力即便是生产技术先进、劳动效率高、不破坏环境, 也不一定就是能够改善民生的生产力, 例如, 那些合法存在的“血汗工厂”。科学发展观特别强调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这既是在我国已经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和投资主体多元化条件下, 对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生产力的合理布局的新要求, 也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的新诠释。

科学发展观关于怎样发展生产力和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理论, 不仅完善了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体系, 更重要的是为在实践中克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群众利益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三、科学发展观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目标, 深化了关于发展生产力的目的的理论, 为正确处理生产效率与分配公平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劳动者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在实现这一最终目标的漫长历史过程中, 每一个具体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矛盾和具体任务都不会相同。这决定了在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中, 发展生产力的直接的主要目的都会存在明显的区别。我国六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后, 强调发展生产力的直接目的, 首先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首要目的是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综合国力等, 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并以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把发展生产力同党的先进性建设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联系在了一起, 强调党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必须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

科学发展观在继承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意义的理论思想基础上, 强调要以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把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发展生产力的直接目标, 这一方面深化了发展生产力的现实实践意义, 另一方面, 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认识和处理生产效率与分配公平的关系, 实现发展生产力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克服我国原有经济体制所存在的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倾向,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 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 一方面, 原有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倾向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一部分地区、一部人先富起来已经成为现实;另一方面, 生产效率优先实际上变成了目前企业分配中管理者利益优先的政策依据, 这是造成劳动在分配中的所占比例偏低、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渐突出的重要原因。在生产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的背景下, 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公平就成了科学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首先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正是顺应我国国情的这种新变化,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纲领性文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特别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决定》指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创造机会公平, 整顿分配秩序, 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这表明科学发展观是一种立足公平、保证效率的发展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把发展生产力同分配公平、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等有机统一起来。历史实践表明, 脱离生产效率的分配公平会导致贫穷的“平均主义”, 对公平重视不够会产生两极分化, 只有实现生产效率与分配公平的协调统一, 才能实现科学发展, 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历史优越性, 正如列宁所说: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 以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

综上所述, 科学发展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通过抑制产能过剩和创新以人为本的生产组织管理方式, 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使生产力的实现过程成为促进劳动者全面发展的过程, 实现有利于改善民生和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又好又快的发展, 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使广大劳动者过上幸福生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278页,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2]《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63页,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3]《列宁选集》, 第3卷, 546页,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发展 篇8

【关键词】艺术院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128(2010)12-0022-03

为探索艺术人才培养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提高艺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科研水平,2010年10月15日至16日,全国艺术院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讨会在中国戏曲学院举行。来自全国28所艺术院校的近60名代表共聚一堂,对新形势下加强艺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讨论。 

1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云南艺术学院的红帆教授作了《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历程原因探析》的发言。她分析了建国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历程的历史根源、现实原因和理论根源,并总结了这段曲折历程的经验教训。其他艺术院校的参会代表们也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等问题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2 中国传统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借鉴

中国戏曲学院前院长——戏曲表演理论家赵景勃教授作了《以戏化人,把思想工作落到实处》的主题发言。他认为戏曲本身是文化,既然可以以人化人,也可以以戏化人。首先,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戏曲不仅育化着台下的观众,也在育化着台上的演员。研究戏曲对人的育化规律,可以提高我们德育工作的工作效率。其次,德育课应该深入专业领域。很多思想政治课的教师深入到班级当班主任,在和学生的接触中获得了第一手鲜活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的讲思想政治课,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引导了学生的健康成长。在德育上,应该强调一句戏曲谚语:功保戏,德保人。第三,倡导教师的表率作用。教师的教风、教态能够深深的渗透到学生的心里,所以我们提倡教师要爱学生,以身教示人,以情真感化人,用自己的美好心灵塑造后者的心灵,真正做到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最后,还应该营造一个整体的德育环境。思想教育工作不是单一的,应该从整体上营造良好的育人教育。他提出了建设“四国”的校园文化,即国学、国戏、国艺、国术。应该通过创造一个氛围,使学生去吸取,努力形成国学育理,国戏育今,国艺养性,国术健身的校园文化。赵景勃教授的报告揭示了戏曲对人的育化作用。 

中国戏曲学院基础部梁建明主任就中国戏曲学院建设具有戏曲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情况作了发言。近年来在学院党委的关心下,戏曲学院思政课教学中注意与专业课教学相结合,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认真抓好实践教学,不断推进课程改革,取得了一些成绩,成为学院本科教学评估和党建评估中的一大工作亮点。中国戏曲学院基础部的吉蓓、周丽娟、武晓立、薛中君等教师则结合自己所教课程,就艺术院校思政课教学的特点谈了自己在教学过程中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戏曲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成功经验。

3 艺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特殊性

西安美术学院的沈宝莲教授作了《关于在艺术院校构建全方位的德育模式》的发言。她认为加强艺术类大学生德育工作十分重要,这是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提高我国软实力的迫切需要。她认为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比仅仅上完一本教材更重要,德育不仅仅是思政课教师的责任,专业课教师也应参与。吉林艺术学院

基础部李松吉主任在题为《艺术院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的发言中分析了艺术院校学生的特点以及思政课教学吸引力差的原因,并提出了思政课教学与考试的改革措施。星海音乐学院思政部主任陈平教授在《不同专业学生学习思政课的人文基础与学习效果之差异比较》的发言中指出,鉴于艺术院校中不同专业的学生人文基础的差异,应该在艺术院校的思政课教学中大力推行因材施教,从而加强教学针对性,提高实效性。

4 各艺术院校在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积累的经验

中国戏曲学院党委副书记李世英教授向与会代表介绍了中国戏曲学院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具体情况。中国戏曲学院努力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实施了课程方案落实、机构队伍落实、保障措施落实的“三落实”政策,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在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针对性与实效性方面,注重“三结合”,即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教材内容与国内外发生的热点即社会时事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学生思想实际相结合,有力地促进了大学生政治思想素质地全面、健康发展。

鲁迅美术学院思政部的姜朝晖主任介绍了本校挖掘学校自身深厚的革命历史积淀开展思政课教学的成功做法。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副院长张晓峰教授介绍了本校思政课教学方面的特色。一是开展专题式教学,二是着力于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三是重视科研项目和学位点建设。北京服装学院社科部的董瑞侠主任就怎样提高思政课的实效性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并介绍了该校的做法。北京服装学院结合思政课老师的职业特点,制订了“双六素质标准”,推行了“科学与艺术素质培养工程”和“百千万工程”,制定了课堂教学的“十字”标准。南京艺术学院思政教学部的严亚珍主任介绍了该校近年来推进思政教学改革的情况。一是积极推进思政课多媒体教学和精品课程建设;二是利用节假日组织思政教师外出开展与思政课教学相关的调研活动;三是在教学中积极开展特色活动,丰富了第二课堂,如哲理漫画比赛、中国近现代史知识竞赛、国庆爱国主义征文,校园情景剧比赛等。这些活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北京城市学院的杨筱寂老师介绍了该校在思政课教学中采取的一些措施:(1)实施问题式教学;(2)打通各门思政课课程,把四门课中相关内容整合到一个专题中,开展专题教学;(3)把思政课的实践环节和专业课实践结合起来。此外,与会的湖北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等艺术院校的代表也分别介绍了各自学校的思政课教学改革情况。

5 艺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学校中的地位

广西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邓军教授认为,要提升艺术类院校思政课在学校中的地位,首先需要学校党委的重视和各部门的支持;其次,思政课教师要尽量争取本课程的地位;再次,思政课教师要做到教学、科研两手抓,有为才能有位。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在艺术人才的培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艺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研究其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为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一定要贴近当下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正视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热点与难点,关注新世纪大学生的所思所想,找准思想政治教育与艺术人才成长的结合点,在满足艺术人才成长的基础上,重视并实现思想政治理论的价值。

此次会议收到了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30余篇,广西艺术学院向会议提交了邓军教授主编的《艺术类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一书,北京电影学院向会议提交了叶远厚教授担任执行主编的2本教辅书:《大学生修养读本》、《大学生思想教育读本》,受到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 

此次会议邀请了国内思政理论方面的两位知名专家作了专题报告。清华大学吴倬教授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反思》的主题报告。报告高屋建瓴,从研究价值观问题的重要意义入手,进而分析了价值观及其特点以及价值观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并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与功能。北京大学陈占安教授作了《关于进一步推动高校思政课建设的几点思考》的主题报告。陈教授认为应从以下4个方面入手推动高校思政课的建设:(1)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不断增强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使命感;(2)进一步把握教材内容,努力跟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最新修改;(3)进一步抓好科学研究,坚定走出以学科建设支撑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路来;(4)进一步改进教学方法,正确处理思想政治理论课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他还介绍了北京大学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普遍采取的8个做法。这两场学术报告对大家启发很大,既有思想政治理论方面的深刻解读,又涉及到思政课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对于艺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将发挥重要指导作用。 

中国戏曲学院党委副书记李世英教授代表主办方致闭幕词,李世英副书记在闭幕词中对会议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对会议进行的富有成效的学术活动和热烈讨论给予了肯定,他希望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和教师密切联系,积极探讨提高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方法,促进艺术院校思政课教学和科研水平不断提高。10月16日下午,在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后,全国艺术院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讨会胜利闭幕。下届会议将于2011年在广西艺术学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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